谢选骏：“五四白話”純屬虛構——那是出自宋明話本、宋明語錄的傳統

《文贵良丨晚清民初汉语实践的复杂形态及其意义》（2019-04-15文艺争鸣）報道：

中国现代文学如何发生的问题，是一个充满魅惑性的问题，吸引着很多学者。本文试图将发生的问题还原到汉语实践中一窥究竟。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既要有对汉语实践的全面描述，又要有对个体汉语实践的深入挖掘。本文首先简要综述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一些路径，其次重点描述晚清民初汉语实践的复杂形态，然后简单揭示其意义，因为意义部分涉及的内容多，必须有另一篇文章来阐释。

一、

至少从192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因必须切合申报馆五十周年的纪念要求，只好从1872年讲起。这一年在文学史上并无特别事件，但胡适找到曾国藩在这一年去世一事，于是从曾国藩所代表的古文开始叙述。虽然把曾国藩的古文放大到清代最有势力的桐城派古文的演变，但1872年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文学革命”的起点。在“文”的方面，桐城派古文经曾国藩倡导而有短暂的中兴，可曾派的文人如郭嵩焘、黎庶昌、吴汝纶等人没有更好地继续发扬这个事业，于是古文进入衰微时期，之后又经过了四个小阶段：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学，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的文章，章炳麟的述学的文章，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但都没有产生出新的文学。在诗歌方面，太平天国时期的诗人金和、创造新意境的黄遵宪，开启诗歌的改变之路。在小说方面，这五十年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不是林纾的翻译小说，而是白话小说，如《七侠五义》《小五义》《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等。但这段白话文学发达史与中国传统的白话文学史有同样的缺点：白话的采用，仍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而“民国”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便是一种有意的主张。这是《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对这五十年文学新旧变化的大致勾勒。尽管胡适非常重视语言的变化，可能因距离新文学太近之故，并没有深入开掘语言变化与新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从研究方法看，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更像归纳法，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则类似演绎法。周作人先总结中国文学变迁的模式是“言志派”和“载道派”两种潮流的彼此消长。其中晚周、魏晋六朝、五代、元、明末和民国属于言志派占主要地位的时代，而两汉、唐、两宋、明和清朝属于载道派占主要地位的时期。落实在新文学的源流上，周作人总结道：“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具体说来，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观念通向新文学的“人的解放”，而清朝的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则激起新文学的反动。周作人的探究把新文学放在中国文学变迁的整体历史中考察，但忽略了新文学发生的最为切近而且独特的诸多因素。简单地归之于明末言志派的重新兴起，不能解释新文学发生的真正原因。

《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是周扬在1939-1940年间在延安鲁迅文学院授课的讲稿。周扬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理解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正式形成于“五四”以后，第一时期为1919-1921，即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是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他把新文学完全纳入民族解放事业的旗帜下，基本消除了文学自身的主体性。但他在第一章《新文学运动之历史的准备》（1894-1919）中虽然首先介绍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但用很大的篇幅介绍这个时期文学的特征与变化，其面貌与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有些相似。周扬从曾国藩开始讲桐城派古文作为封建文学的没落；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是保守派，必然失败；梁启超开创新文体，是革新派。章太炎和章士钊的文章因复古最终失败。诗歌方面，以陈三立、郑孝胥为主的宋诗派走上“涩硬”一途；而王闿运、樊增祥、易顺鼎等人沉潜于古文的模仿，也都是失败的。黄遵宪的新派诗是革新，是过渡。晚清白话小说成为“五四”白话小说的近亲。与胡适不同的是，周扬还对王国维很推崇。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于1950年脱稿，下册于1952年脱稿。他于1980年回忆当时写作史稿的心态“一个普通的文艺学徒”“沉浸于当时的欢乐气氛中”。这种“欢乐气氛”在政治上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学科上指中国新文学史被确立为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1950年5月教育部召集的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的主要内容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

所谓“新观点”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新方法”即阶级社会的分析方法。王瑶在《绪论》的《开始》这样开篇：“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接着讲述五四运动发源于反帝，继而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纲，讲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因此，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在1919年，新文学史只是中国革命史的一种表征。

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沿袭王瑶文学史的思路，即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即“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但也没有彻底忽略文学自身的发展，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一方面，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定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么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产物，则现代文学史的起点也应在1919年；另一方面，又把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新青年》上的白话文学的提倡以及实绩作为现代文学大加描述，这种矛盾性的处理显示出文学史家从政治意识形态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尴尬。

19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着眼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从文学自身的角度打破以1919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框架以及以1949年为界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区分。这个整体性也并非从1900年开始，因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侧重打破以1949年为界的意识形态的划分，而不着意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起点的确定。1988年第4期《上海文论》开辟的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栏目，侧重突出文学研究者的主体性以及文学的文学性。

近年来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是王德威、严家炎和袁进三位学者的观点。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的导论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为题，这个题目几乎被当作一种口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单纯从字面的意思看，这一口号有些空洞，因为它显示的只是时间的推移，远不如周作人提出的从明末公安派到新文学的一脉相承那么有冲击力。不过，王著《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对晚清小说“多重现代性”的思考与展示，却极具有启发性。第一，如何理解“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是否比较狭窄地理解了新文学的现代性？这个问题也可以转化成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第二，晚清小说那些“被压抑的”而驳杂丰富的现代性如何转化为“五四”新文学比较统一的现代性的表达？其内在是否有一条可以描述的通道？王著以晚清小说中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丑怪谴责小说、科幻奇谭四个类别来呈现其丰富形态，以启蒙与颓废、革命与回转、理性与滥情、模仿与谑仿来铺展被压抑的现代性的维度，以此突出“五四”新文学以启蒙、革命、理性、民主为现代性标志的狭窄。王著的分析以主题学的方式展开，形式层面的内容被吸纳进他强大而丰富的主题学分析中。主题学的分析本身有个缺陷，即太容易联系两个不同时代的点，而往往忽略其中必要的逻辑演变过程。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表征最显著的莫过于语言的转型与文体的转化。相对说来，《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对语言观念的变化、文学语言实践的纠结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体变化关注很少。王著所涉及的晚清时代仍然是文言传统强大的时代，与其说晚清的现代性被后来的“五四”新文学的叙事压抑着，还不如说晚清的现代性被那个时代强大的文言传统压抑着。

严家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三座界碑：一是黄遵宪1887年在《日本国志》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一是陈季同提出小说戏剧也是中国文学正宗的见解，三是出现了两部有现代意义的小说——陈季同的法文著作《黄衫客传奇》（1890）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1892）。(14)与严家炎观点类似的有范伯群，他从通俗文学的角度切入，大致把新文学的起点也定位在19世纪末。在严家炎的发生学体系中，虽然语言观念和白话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因为观念与白话实践的分离，又缺乏后续发展，确定为起点还是有些乏力。

袁进以传教士的《圣经》中译本为中心探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源头，其观点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一书中。《新文学的先驱》一书提出欧化白话文的“前世”问题，系统地梳理了明末到晚清传教士带来的欧化白话文的线索，从而提出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即“五四”时期新文学的欧化白话文到底是怎么来的。其结论为晚清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是“五四”新文学欧化白话文的先驱和前奏，并揭示出“五四”欧化白话文一代作家有意隐瞒传教士欧化白话文影响的集体无意识（周作人除外）。这是一本很有文学史意识的著作，运用了很多稀有的资料。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要立论晚清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与“五四”欧化白话文之间的内在关系，确定后者是前者延续发展下来的，就必须论证“五四”新文学作家如何接受这种影响的。这些作家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也包括稍后一点的郭沫若、郁达夫、冰心、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其中核心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尤其是胡适。

《新文学的先驱》一书中对梁启超、郭沫若、周作人与传教士欧化白话文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梳理，缺乏的就是胡适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1910-1917）曾经加入基督教，后退教，可以断定他读过《圣经》，可是不知他读的是英文版的，还是深文理的，浅文理的，或是其他版本的。他的《留学日记》中没有具体记载，后来他的《逼上梁山》等文讲述他建构新文学观的时候，并没有提及《圣经》的中译本对他白话文学观的影响所在。因此，在传教士的《圣经》中译本与“五四”欧化白话文之间要建立桥梁，还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其他的方案还有，比如晚清民初翻译文学如何改变中国传统文学，比如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杂志的发达如何影响文学的写作，比如西方现代大学体制的引入如何引导文学群体的诞生与文学的传播生产，比如晚清通俗文学如何让文学现代性在本土语境中诞生，凡此种种，都不失为合理的门径。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要经过一道阀门：个体的汉语实践。

二、

晚清民初作家们的汉语实践各有路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

（一）翻译与创作

晚清民初汉语实践的第一个突出现象是翻译与创作既并行发展，又交错纠缠；翻译兴盛，但又乱象丛生。晚清民初翻译者的身份多样。清政府于1876年

正式派驻大使常驻国外，派出的外交官员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重要群体。1870年代开始派出的清政府外交官员如郭嵩焘、黄遵宪和何如璋等，他们作为政府官员，又具有良好的学术修养，能把域外所见所感表达出来。不过他们大多不懂外语或略懂外语，只是读过翻译著作，听过外国人的口头说话，通过翻译人员以及亲身经历，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会运用一些外国语的词汇。整体而言，这批人不进行翻译实践，他们的汉语实践仍然是创作。

第一类以严复为代表。严复曾留学英国，精通英语，既可从事翻译实践，也可以进行创作。与严复类似，曾赴国外留学或为官，精通一门或几门外语的人有陈季同（1851-1907）、马建忠（1845-1900）等人。陈季同精通法语，曾用法语撰写多部作品，其中有小说《黄衫客传奇》。马建忠精通拉丁文、希腊文，他撰写的《马氏文通》成为中国人独立撰写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

第二类以梁启超、章太炎、吴稚晖为代表。他们三人因政治/革命问题被迫流亡海外。他们国学功底相对深厚，汉语写作相当成熟，但因在海外日久，偶有翻译或译述之作，不过仍然以汉语创作为主。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曾写过一本中国人读日文的小册子《和文汉读法》，在中国留学生中影响甚巨。他学过日语，翻译过小说《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和政治学著作《国家论》。章太炎因《苏报》案出狱后流亡日本，学过梵语、日语，为苏曼殊的《梵文典》撰写序言，提倡学习梵语；他翻译过日本岸本武太郎的《社会学》。吴稚晖曾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又因《苏报案》被迫流亡欧洲多年。他曾翻译过麦开柏的《荒古原人史》等作品。陈独秀和章士钊等人可以归为这一类型。

第三类代表是林纾。林纾作为不懂任何外语的著名翻译家，没有踏出过国门，在晚清民初的翻译界非常独特，可以单独列为一类。他的翻译实践都是与他人合译。他从合作者的口述转化成文言的书面笔译，有的直接从原作翻译，有的属于转译。因此他的翻译实践面相多重，在晚清民初中国转型时期却能风行一时，造成巨大影响，可谓文学史上的奇葩。

第四类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虽然在晚清短暂赴过日本，但是他的日语学习、英语学习以及主要翻译著作都在国内完成，可以归为在国内学会外文而进行翻译的类型。这批人还有曾朴、周桂笙、徐念慈、包天笑、陈景韩、陈蝶仙、刘半农（赴欧洲之前）、周瘦鹃等。甚至有些作家的翻译多于创作，比如包天笑，他就认为自己“鄙人从事于小说界十余寒暑矣，惟检点旧稿，翻译多而撰述少”。

第五类以鲁迅、周作人和胡适为代表，他们赴海外留学数年，精通一门或几门外语。如果单纯从学习外语角度而言，他们的前辈人物有容闳、严复、马建忠、陈季同、辜鸿铭、伍光建等；他们的同辈或稍晚一点的人物有马君武、郭沫若、郁达夫等。鲁迅、周作人和胡适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既能翻译，又能创作，并且文学事业是他们的核心事业；所以他们三位的文学实践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当然，晚清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远不止这几种类型，比如还有曾经翻译过大量作品的在华传教士群体。但即使这样，也足以呈现晚清民初翻译界人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寻求新的知识体系、价值系统、制度规范的强烈诉求。

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来描述晚清民初中国的翻译实践，姑且名之曰“乱象丛生”。翻译实践活动有译述、编译、编述、合译、重译、转译、直译等。“翻译”指把一种语言文本的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本的信息。“译述”“编译”“编述”等属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改装、增删、评述等的翻译活动，晚清民初有一大批译作都属于此种类型。“合译”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翻译，一种类型指林纾和不同合作者的翻译，懂外语者口译，林纾笔书；一种是懂外语者笔译，另一人润色修饰，如苏曼殊与陈独秀合译雨果的《惨世界》；一种是两人一起翻译。“重译”指读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如苏曼殊、马君武和胡适都曾翻译拜伦的《哀希腊》；周桂笙和林纾都曾翻译哈葛德的《迦茵小传》。“直译”强调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的翻译，如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就翻译者而言，其翻译实践常常横跨几种类型，比如林纾的翻译实践，既属于“合译”，也可属于“译述”。

晚清的翻译与创作并行发展，但并非两条平行线一样没有任何交叉点，而是像两股麻绳一样扭结在一起，情形非常复杂。当然，晚清有一批人只是用汉语创作，并不进行翻译；还有些只是翻译，并不创作或创作不多。但这两类人群不是这里关注的对象。

翻译与创作互相交错，即翻译掺入创作，创作借用翻译。翻译掺入创作的情形在晚清民初的翻译中较为普遍，严复、林纾等人的译作中也不乏此例。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考证，鲁迅的《斯巴达之魂》是“编译”加“创作”之作，他用公式表述如下“：赫萝得托斯、普鲁塔尔卡斯等→复数的欧美译作→复数的日语译作→编译+创作=鲁迅的《斯巴达之魂》。”雨果《悲惨世界》的节译本《惨社会》为苏曼殊和陈独秀合译，中间插入两人“创作虚构”的部分。比较《惨世会》与法文原作部分，译文21196字，创作58800字，译文占36.05%，创作占63.95%。因而被人称为“伪译”。创作借用翻译的情形也很常见。钟心青的《新茶花》（1907）《新茶花》模仿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标题不用说；人物设置上，女妓武林林头插茶花，以“茶花”自名；项庆如则被称为“东方亚猛君”。非常极端的例子可能是梁启超的“新民体”散文对日本德富苏峰报刊论文的“借用”。

翻译有时带动创作。林纾在合译并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前，虽有“狂生”之名，发表过《闽中新乐府》，但整体而言，其文名不盛，创作不多。自《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文名广播，译作迭出，继而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和多种短篇小说。虽然他的创作小说远远不如译作影响大，但无可否认的是翻译实践撩起了他的创作欲望。周作人以翻译并发表《侠女奴》（1904）而走上文坛，他在1918年之前，翻译明显多于创作。翻译之作有《域外小说集》（与鲁迅合译）、《匈奴骑士录》

《黄蔷薇》等多种译著。其他如刘半农1917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之前创作与翻译并行，可谓互相推动；鸳鸯蝴蝶派作家之一的周瘦鹃被范伯群认为也是靠翻译起家的。翻译与创作共振成为晚清民初普遍的汉语实践的状态。在翻译与创作之间穿梭来往，势必会考虑语句塑造的恰切性、文体类型使用的合理性。梁启超曾以佛经翻译为例说明翻译文学对本文文学的影响，主要有三，第一是“国语实质之扩大”；第二是“语法及文体之变化”；第三是“文学的情趣之发展”。

这种概括融合了他自己在翻译实践中对语言、文体和文学的把捉，因此基本适应于晚清民初的翻译实践。翻译势必会冲击固有文类的体式、固有语言形态的结构，从而推动对新的文类、新的汉语造型的领悟与追求。也许刚刚开始出现的文类与汉语造型都还处在不中不西的杂交形态，但同时也孕育了新种的可能。

（二）文言实践与白话实践

晚清民初的翻译与创作都涉及一个使用语体的问题，即采用文言语体还是白话语体。到底使用何种语体，晚清民初的作家们具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性。

晚清民初，坚持文言实践的群体特别强大，黄遵宪、严复、林纾、章太炎、王国维、周作人等人都属于这个群体，其余如刘师培、章士钊、辜鸿铭、苏曼殊等。他们中有的旗帜鲜明地反对白话文学；有的不明确反对，但也不支持。黄遵宪虽然提出过言文一致的设想，他也采用新名词。但整体而言，他一直坚持文言实践。严复有课堂讲义、林纾有白话实践、章太炎有演讲辞，他们的这些语言实践对文言实践有一定的冲击，但力量弱小。周作人在1918年之前的翻译与创作，文言实践占绝对优势。徐枕亚的《玉梨魂》《雪鸿泪史》、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伉俪福》等作品，以骈文写小说，一则采用旧体诗书入小说，一则多用骈四俪六句式行文，可谓把文言汉语实践推到了极端。

梁启超和吴稚晖与上述群体不同。他们虽然也以文言实践为主，但向白话实践倾斜，自觉追求文体的革新。梁启超翻译《十五小豪杰》时对使用文言或白话时有一种吊诡的处理：“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半。计前数回文体。每点钟仅能译千字。此次则译二千五百字。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明知体例不符。俟全书杀青时。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见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十五小豪杰》第一回的白话，是很地道的明清小说的白话。连第一回的回目“茫茫大地上一叶孤舟滚滚怒涛中几个童子”因加入“中”“上”两字而白话化了。第四回的译语，转而文白并用。根据梁启超的自述，用白话翻译速度慢，用文言翻译速度快。也许因为报刊出版有时间限制，不得不如此。但问题在于，白话翻译与文言翻译的速度之别，潜藏的是译者对文言与白话不同的操控程度，文言的词汇、句式、语调，均已了然于心，任我驱遣；而白话，却要经过从外语到文言、在从文言到白话的转换流程。这当然会减低效率。但是经过文言翻译与白话翻译这一汉语实践的反复挪用，文言与白话之差异更加明显。吴稚晖的确有语言天赋，好像很天然地倾向书面白话，他自己回忆是受到张南庄《何典》的影响，当然演讲与翻译等汉语实践也是促使他书面语言口语化的重要方式。《风水先生》（1909）写道：“风水先生大怒道：你看不起我。我路也筑过。地也掘过。厂也开过。什么都做过。形上的知道，形下的知道。不上不下的知道。我的位置啊。说来恐怕你还不晓得。是……是……是在康德达尔文之间。”这段话把口语化成书面语，神情毕肖，生动有味；又能加入西方标点，把新名词运用得很有文学性。因此，他晚清的书面白话已经具有很高的“准现代性”。

第三种，在文言实践与白话实践之间来往穿梭，最终主张白话创作，代表人物有胡适和鲁迅。胡适早年给本家姐妹们讲《聊斋》里的故事，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一方面促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一方面也促使他感知白话表达的可能。胡适撰写白话小说《真如岛》以及其他白话文，留学美国后创作旧体诗词，这种白话实践与文言实践之间的腾挪并无阻碍。他唯一感到阻碍的是用白话创作韵文。他坦言“：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当他正式开始用白话创作韵文时，“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用白话创作韵文，至少需要突破两重阻力，一重是突破已经习得的文言表达的规范，一重是韵文文体对白话的束缚。鲁迅初拟以俗语白话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但后来逐步改为以文言为主的译语。他受章太炎影响后，以很古朴的文言翻译西方小说，又用吸收了西方标点符号的“现代文言”创作小说《怀旧》。可见，鲁迅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更为恰切的语体进行翻译与创作。

（三）文学准标准语实践与文学方言实践

晚清民初，文言与书面白话属于正式的书面语言。为了与民国时期所想象的“国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普通话”区分开来，把晚清民初时期的文言和书面白话称为“书面准标准语”。文学中的“书面准标准语”简称为“文学准标准语”，与它相对应的是“文学方言”，即进入文学文本的方言。在口语的层面上，与方言相对最为准确的词语是“官话”。晚清民初，文学准标准语的实践极为普遍，这里关注的是方言如何进入文学实践的问题。

先简单理一理方言与言文一致的问题。“言文一致”被黄遵宪提出后，成为晚清民初文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后来胡适等人把言文一致作为新文学的特征标举。

章太炎的《新方言》（1908）设想了通过方言的语音寻根以求言文一致的道路。很显然，章太炎的这一设想非常“高蹈”，无法实现。胡适则从另一条道路进入，以欧洲国家的国语形成为依据，主张把中国的某一种方言提升为国语，这种方言就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官话”。周作人在《国语改造的意见》《理想的国语》等文中，提出理想的国语应该吸收方言成分。

其次关注方言进入文学作品的问题。明清白话作品以官话为主，因此书面官话属于文学准标准语，代表之作如《红楼梦》。晚清民初的白话作品除了继续沿用书面官话这一传统语体外，吴语作品和粤语作品也数量可观。

晚清民初，方言进入了小说、戏剧以及歌谣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吴语小说比较著名的有张南庄的《何典》（1878）、郭友松的《玄空经》（1884）、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1892）、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1904）、张春帆的《九尾龟》（1906-1910）、毕倚虹的《人间地狱》（1922）等。其中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1902）影响甚大。其叙事沿用明清书面官话，人物对话采用吴语，以与《红楼梦》使用的“京语”并峙。粤语小说的出现可能与《圣经》的粤语译本出现有着密切关系。邵斌儒的《俗话倾谈》（1870）、叶永言、冯智庵的《宣讲博闻录》（1895）等作品以粤语演绎基督教教义。随着《圣经》的粤语翻译，也出现了多部粤语小说《：晓初训道》（1861）、《张远两友相论》《落炉不烧》《浪子悔改》《贫人约瑟》《续天路历程土话》（1870）、《天路历程土话》

（1871）、《人灵战纪土话》（1887）、《述史浅译》（1888）、《指明天路》（1901）、《辜苏历程》（1902）等。这种小说被人称为“三及第小说”，即表达价值判断用文言，叙述客观事物用官话，对白和人物描写用方言（粤语）。粤语戏剧中的语言等级倒不是这么分明，署名“新广东武生度曲”的《黄萧养回头》题“广东戏本”，使用浅近文言、白话和粤语；而署名“曼殊室主人度曲”的《班定远平西域》（1905）对白多用粤语，也有“官话”，还掺入英语词汇和日语词汇。《新小说》里“杂歌谣”栏目里收有多首“粤讴”，第柒号刊《粤讴新解心六章》，分别为《自由钟》《自由车》《天有眼》《地无皮》《趁早乘机》

《呆佬祝寿》；第玖号刊署名“外江佬戏作”《粤讴新解四章》，分别为《学界风潮》《鸦片烟》《唔好发梦》《中秋饼》；第拾号刊署名“珠海梦余生”《粤讴新解心四章》，分别为《劝学》《开民智》《复民权》《倡女权》；第拾壹号刊署名“外江佬戏作”《新粤讴三章》，分别为《珠江月》《八股毒》《青年好》；第拾陆号刊署名“珠海梦余生”《粤讴新解心五章》，分别为《黄种病》《离巢燕》《人心死》《争气》《秋蚊》。这些粤讴常常运用新名词，贬谪时弊，抒发新理。

（四）元汉语实践

元汉语实践指的是对汉语汉字本身的实践。晚清民初的元汉语实践主要包括汉语汉字价值观的讨论、汉语拼音方案的设想、汉语语法的探讨和辞典编撰等内容。

第一，汉语汉字价值观的讨论。19世纪中期，王韬、黄遵宪等人对中国汉字汉语的价值充满自信，没有怀疑。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梁启超开始从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角度区分汉语与西语时，对汉语汉字的信心就有些动摇；他在《国文语原解》（1907）中又让这两种文字平分秋色。吴稚晖等人在《新世纪》上提出以万国新语（世界语ESPERANTO）取代汉字，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政治立场互相支持。章太炎在他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系统驳斥了这种观点。用世界语代替汉字的呼声在“五四”新文学时期重新出现，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最为坚决，鲁迅等人响应。晚清民初，汉语汉字自信心的动摇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语言理论把汉字定为象形文字、汉语定为孤立语，看作人类初级阶段的语言，实际上强调了汉字汉语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另一方面，晚清中国在与西方军事对抗中接连失利后，中国人反思失败时，把原因归之于教育落后，最后落实在汉字汉语的难学耗时上。今天看来，世界语并没有取代汉字汉语，但是汉字拉丁化、汉字拼音化、汉字简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二，汉语拼音方案的设想。从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开始，中国人自己开始制造汉字的拼音方案，至1918年前后有近二十种方案出现。从卢戆章开始的汉字切字拼音方案往往会涉及如下问题：用什么字母来拼音和拼什么样的音。

采用什么字母来拼音是汉字拼音方案的首要问题。罗常培曾经根据拼音字母的不同把这些方案分为七种类型：假名系、速记系、篆文系、草书系、象数系、音义系以及其他类型。其实主要还是在罗马字母、日本假名式字母和汉字偏旁式字母之间选择。至于速记式、草书式都不太符合一种拼音符号的要求，因为区别难度很高，不利于认读。罗马字母已经成为英语、德语、法语等欧洲语言的拼音符号，关键是是否适合汉字的问题；同样，日本假名虽然取自汉字，但作为一种拼音符号也很完整。汉字偏旁式是从日本假名获得启示，选取汉字偏旁或者进行某些改造而制成拼音符号，比较能让中国人接受，因为还没有完全脱离汉字符号的点横数竖撇捺的特征。

卢戆章于1892年创制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采用的是55个罗马式的字母。1906年他进呈朝廷的新书《中国切音字母》，字母改用简单的点画，很像日本假名。吴稚晖1895年创制的“豆芽字母”当时没有公布，也就没有任何影响。1900年王照出版的《官话合声字母》仿照日本假名，采取汉字中的某一部分作为字母，“字母”（即声母）五十，“喉音”（即韵母）十二，共六十二个字母。劳乃宣1907年出版《简字全谱》，他仿照的仍是王照的字母，只是在《京音谱》《宁音谱》《吴音谱》《闽广音谱》中声母和韵母各有增加。其余各种字母方案，影响均不甚大。1907年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创制的“纽文”“韵文”也是采用汉字偏旁式，虽然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到民国时期被读音统一会采用了十五个。因此，就拼音字母的形式看，取汉字偏旁式在晚清至民国初年，还是能被大多数中国士人所接受。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读音的时候，字母提案主要三派：偏旁式、符号式和罗马字。因为争执不下，最后采用了以章太炎的篆文式为主的“记音字母”，即后来公布的“注音符号”。

第二个问题是注什么音的问题，其中重要的是“京音”和“方音”的区别。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切的是“厦腔”；力捷三的《闽腔快字》切的是闽音。黎锦熙认为1900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问世之前，切音以闽、广音为主而限制了其传播。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注的是“京音”（即官话），劳乃宣在此基础上编成了五种音谱：京音谱、吴音谱、宁音谱、闽音谱、广音谱，可以说既照顾了“京音”的普遍性，又照顾了方音的地方性。“京音”与“方音”的争夺一直延续下来，比如1913年读音统一会中争论的真正焦点是“浊音”问题。王照等人主张以“京音”为准，而吴稚晖等江浙代表主张加入“浊音”，而“浊音”只在江苏浙江的方言中存在，双方争执十分激烈。1919年出版的《国音字典》采用的就是由读音统一会审定的“读书音”，含有入声。后经过调整《，国音常用字汇》（1932）就以北京语音为准。经过60余年的努力，《汉语拼音方案》于1958年通过，汉语终于有了一套标准的读音。

第三，汉语语法的研究。马建忠的《马氏文通》

（1898）被认为是第一本中国人撰写的汉语语法的著作。自此开始，研究汉语语法的论著陆续出现：严复的《英文汉诂》（研究英语语法，但有很多内容与汉语语法比较）（1904）、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7）、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14）、胡适的《国语文法概论》、陈承泽（1885-1922）的《国文法草创》（1922）、金兆梓（1889-1975）的《国文法之研究》（1922）、黎锦熙

（1890-1978）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易作霖的《国语文法四讲》（1924）等等。这些著作仿照印欧语言，结合汉语自身特点，建立了一整套汉语语法体系，核心内容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名词、介词、接续词、感叹词和助词九大词类划分以及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六大句子成分分类。这套语法体系基本框架是印欧语言的，但是印欧语言属于屈折语，重形态变化，而汉语属于孤立语，无形态变化或者很少形态变化，重意义和功能。马建忠在印欧语言的八大词类外列出助词、黎锦熙提出句本位语法观以及根据词语在句中位置认定词类的词语观，都是突出汉语自身语法的特征。

第四，辞典编撰。晚清民初随着出版业的发达，不同类型的辞典不断出现。有人统计从1912年至1949年的语言类、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辞典400余部，还不包括同时期的中日、中英等双语词典。这还不包括晚清出版的辞典。这些新的辞典成为元汉语实践的重要内容。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是一部双语字典，不仅是西方人认识汉字的工具，也是中国人乃至日本人学习英语以及翻译参考的工具。专门词典的出现有助于新的知识系统的集中呈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比如《新尔雅》（1903）仿照《尔雅》的体例，分十四个学科大类进行分类阐释。普通汉字字典以及汉语词典的出现对于现代汉语的形成发展非常重要，比如《国音字典》（1919）、《国音常用字汇》（1932）、《国语辞典》（1937）、《现代汉语词典》（1978）等辞典的依次出版，不断在规范着汉字的书写、字词的读音以及字词的意义。

结语

上述四类汉语实践虽足以显示晚清民初汉语实践的复杂形态，但是并没有穷尽这个时期的汉语实践，比如还有口头的汉语实践，包括公开演讲、课堂讲课甚至电台广播等；还有外语创作实践，比如清末外交官陈季同曾用法文创作出版《中国人自画像》《黄衫客传奇》等多部作品；辜鸿铭曾英译《论语》《中庸》，并撰写大量报刊英文；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曾写过不少英文演说辞，也曾创作英文诗歌创作；等等。汉语实践的复杂形态中，就实践者而言，既有政府外交官员，也有被政府追捕的改革者和革命派；既有体制内的大学教授、大学生，也有自由的报人与自由撰稿者；还有西方传教士以及帮助传教士润色中文的中国读书人；凡此等等，身份多样。就汉语造型而言，汉语与西语（包括日语）、文言与白话、方言与文学准标准语、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之间既冲突又融合，造就了这个时期文学汉语精彩纷呈的汉语造型。就文学形式而言，翻译作品与创作作品、旧体诗词与白话新诗、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古文与白话文同时存在，有时并行，有时冲突，有时交织。文学汉语实践的复杂形态实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土壤，在文学汉语多层面的冲突抵抗与交融中，中国现代文学得以发生。

谢选骏指出：人説“晚清民初汉语实践的复杂形态及其意义”；我看黃俄不懂，“五四白話”純屬虛構——那明明就是出自宋明話本、宋明語錄的傳統。

《被毙的稿件一则》（锡兵 2009-03-04）報道：

德里达说，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我说，八卦之外一无所有。

并非因为易学的神秘——刘向以后，谶纬那一套顶多只能骗骗愚夫愚妇——重点在于，自从出现“空闲”这个东西，人类社会就一直被放在八卦炉中修炼，again，andagain，andagain……

无可否认，经历过辛亥、五四、白话、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洗礼，这个词正以脱缰野狗般的迅猛姿态，于所有人的耳际目畔纵横驰骋，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随着该单词的学术性所指逐渐为娱乐性所指代替，它的影响反而扩大到越来越多领域，包括各类公共科学在内，大家不得不一本正经地讨论这个本来不是那么一本正经的现象，津津乐道同时又避之唯恐不及。本文试图以不严谨的学术态度分析各种八卦现象和八卦心理，并针对如何超越八卦给出可能不怎么有效的方案。

一、八卦的分类

名人八卦和熟人八卦

顾名思义，名人就是有名的人。人怕出名猪怕壮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作为名人，八卦几乎是一种身份象征。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名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上头条为广大死老百姓喜闻乐见。例如某某今天疯狂购物多少多少元，某某跟某某一起去哪儿哪儿下馆子撞衫了，某某疑似怀孕孩儿他爹下落不明等，不一而足。名人们不胜其扰又沾沾自喜，死老百姓看完就放说完就忘。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是名人保持人气的重要手段，让大家感觉名人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是我们的老朋友，而真正生活在一起的老朋友们的生活就没有这种待遇，除非他们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老张出车祸了，老王上礼拜离婚了，老李中双色球了（这时老李已经算名人了）……总之，普通人的生活只有经历波折之后才够格升级为八卦，且只能通过熟人之间口口相传。

有害八卦和无害八卦

八卦为人厌恶，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通常总是有害的。负面内容的八卦虽然不会伤害所有了解和传播它的人，但总会伤害它的主角们。比如艳照门的主角，90后女骂80后女的主角，当代陈世美的主角等。八卦是舆论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舆论的起源，一个负面八卦必然引起谴责性舆论。勒邦笔下的乌合之众们从不过问“这是真的吗”，他们只问“主角在哪儿”。而正面八卦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很可惜，正面内容似乎很难成为有影响的八卦，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议论较差的人和事获得的快感的确更加强烈。

有趣的是，愈是道德感缺失的社会，负面八卦引起的谴责反而逾激烈。八卦在毫无道德节制的媒介中畅通无阻，其本身的反道德性又勾起人们对道德的渴求。这种极端不平衡的供求关系只能导致单股停盘审查的悲惨结局，好在广大散户无需为此埋单，而这一点正是娱乐的精髓所在。

发古八卦和时令八卦

有商业价值的八卦几乎都是最新消息，即时令八卦。生活在当下的人们，自然更熟悉也更关注当下新闻，随时掌握最新鲜的玩意儿总是最刺激的，时尚会让人显得更年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八卦更新换代的频率如此之快。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发古八卦的价值。

所谓发古八卦，是指虽然时间久远，仍可以给人以新鲜感的逸闻趣事。一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秘密非常吸引人，如肯尼迪遇刺真相这个跨世纪大八卦，至今牵挂着无数人的心，其他如雍正帝的继承权、梅兰芳的婚外恋等，无论数量抑或质量都不遑时令多让。

发古八卦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吓死人的大人物，档次不够不足以名垂青史的人没有资格忝列其中。即使林徽因这样的逸才，如果没有梁氏父子和徐志摩，大概也不可能如此彰显。这就是历史的残酷。

发古八卦和时令八卦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发古八卦感兴趣的人通常都是某专业领域的人才。只有在人们认识这些主角的情况下，八卦才堪称为八卦，才可能带给人喜悦。这是八卦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另一个原理是：即使认识这些主角，人们也未必对所有的八卦感兴趣。比如工科技师大多不想了解福柯的男友曾结过婚，李银河先生也未必知道爱因斯坦年薪具体是多少。

二、八卦的心理动力

为了深刻了解以上原理，我们需要知道八卦的心理学动机有哪些。

“关注”是最常见也最基本的动机。球迷愿意知道球星的转会情况，书迷爱逛作家博客，少男少女总打听暗恋对象的私生活。这种最单纯的动机在经历一系列社会环节后嬗变为无数精彩八卦，它们是我们不可能放弃与割舍的，是我们精神力量的源泉，无论对错，这个动机都无可厚非。上文提到的所有无害八卦都源于此，有些甚至蔚为大观，形成一整套学术体系，比如曾经有几个曹雪芹的死忠粉丝开创了红学索隐派，影响甚巨。

正如鸡有时会叨些沙子，人类吃饱喝足以后同样需要八卦信息辅助消化。这个动机我们姑且称为“消遣”。名人轶事、家长里短，各种无关紧要或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填补了时间。说者无意，听者无心，没人关心是否可靠，“别人的事而已”。为了让故事更精彩，往往添油加醋，几道工序下来就焕然一新成了八卦。这个传统很古老，从唐传奇到怪谈新耳袋，已发展为一门无比壮大的艺术形式。事不关己的态度使八卦影响力无限扩展，遇到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主角就容易倒霉（虽然他们已经够倒霉了），不过总的来说，这一动机生产的八卦，套用《银河系漫游指南》的条目注释，“基本上无害”。

猎奇是个很普遍有很特别的大众心理。安逸地窝在沙发里，一边喝茶/咖啡/可乐/娃哈哈，一边用眼睛冒险——好莱坞准确把握住我们那颗懦弱却又不安分的心。但电影毕竟是电影，音像效果再牛逼，门票/发票也会一再提醒各位观众：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那么，我们何不去寻找真实的巧合呢？我们发现，生活本身比故事更精彩。生活激发我们真实的情感，再也不必惺惺作态无病呻吟了。我们可以对受虐的猫咪表达怜悯，向无助的孤儿奉献同情，更多情况下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到愤慨——生活中不公道的事情太多了。和电影不同，生活中没有天生的英雄，我们都可以做英雄，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惩恶扬善，让犯了错或可能犯了错的家伙承受我们的怒火，而我们也将共同付出一定代价——那可是好大一个分母啊！

显摆——这种心理比较阴暗，缺乏娱乐精神。严格来讲，它不是八卦动机。处于显摆心理支配下的人无法从八卦本身获得满足，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周围景仰的目光和激赏的评价。八卦只是一种可行手段，以此吸引众人，最终获得成就感。然而不得不承认，显摆的人会用最高效率推广八卦。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打听各种稀奇古怪的小道消息，独立深加工，然后投放市场。他们是最敬业的八卦中转站。

三、八卦超越方案——如果你真的愿意

现在我们知道了八卦的几种存在形势，更明确了八卦的心理机制，这使我们有可能从无穷无尽的八卦海洋中分辨信息的真伪优劣，却不可能让我们下决心坚定地站在清除八卦的立场上——毕竟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带来很多快乐，甚至一些敏锐的人可以从中获得宝贵的资料——让我们下决心的，大概是那些不好的、伤害了或者很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八卦。我认为，所谓超越八卦，其实是指超越那些有害无益的八卦。就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不要尝试参与八卦的创作——你绝对不想知道，你的创作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会影响到哪些人。

严格区别玩笑和八卦。

严格区别实事求是、谎言和扯淡。最后一项通常对八卦的伤害效果有加成效应。

不要轻率地评价一个八卦，除非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完全了解事实真相。

不要利用八卦为自己牟利。你的行为即使不构成犯罪，也将违背道德，而这一点迟早让你成为下一个主角——如果成为主角让你获利更多，那就放手干好了，但你要记住：利益总伴随着代价。

谢选骏指出：人説“德里达说，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如果從文本看，而不是從胡説博士之流的八卦看，“五四白話”純屬虛構——那是出自胡適之流“新文學”的祖宗十八輩頭上的宋明話本、宋明語錄的傳統。

仲維光@ar2652006328：有兩種白話文：

一種是拉丁化白話文，它屬於西語——西方文化產物，只是使用的不是拼音符號，而是方塊形符號。

另一是中國傳統文化文字的白話文。

採取這一描述框架，可以使他在使用語言時知道應該遵守哪些規範，讓語言更準確精緻。

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白話文的看法：

https://zhongweiguang2020.blogspot.com/2024/02/blog-post_8.html

谢选骏@xxj2040：大陸的蘇聯白話與台灣的民國白話也不是一回事——現代南北朝的曙光。

谢选骏：總統辯論猶如耍猴表演

《美国大选：世界怎么看待卡玛拉·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电视辩论》（BBC 2024年9月12日）報道：

卡玛拉·哈里斯和特朗普的首次电视辩论不仅在美国国内受到密切关注，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在费城举行的直播辩论中，两位总统候选人就外交政策有过了几次紧张的交锋。

以下是BBC从北京到布达佩斯的驻外记者对辩论情况发来的报道：

《辩论中提到普京，克里姆林宫注意到了》

BBC俄罗斯编辑史蒂夫·罗森伯格（Steve Rosenberg），发自莫斯科

卡玛拉·哈里斯告诉唐纳德·特朗普，普京总统是“一个会把你当午餐吃掉的独裁者”。

在俄语中没有“把某人当午餐吃掉”这样的表达，同理，也没有把人当早餐或任何餐点吃掉的表述。但莫斯科萦绕着一种期望美国大选产生一个对俄罗斯有利结果的氛围。

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很高兴地注意到，在辩论中，特朗普回避了他是否希望乌克兰赢得战争的问题。

“我希望战争停止”，特朗普回答说。

相比之下，卡玛拉·哈里斯谈到了乌克兰的“正义防卫”并指责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盯上了欧洲的其余部分”。

随后，克里姆林宫表示了它对于辩论中所有提及普京的内容感到恼火。

“普京的名字被用作美国内部争斗的工具之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 ）对我说。

“我们不喜欢这样，希望他们不要将我们总统的名字牵扯进去。”

上周，普京宣称他支持卡玛拉·哈里斯，并赞扬她的笑声“有感染力”。

后来，一位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主持人澄清称普京的评论中有“些许讽刺意味”。

这位主持人对卡玛拉·哈里斯的政治技能不以为然，暗示她更适合主持电视烹饪节目。

我想知道：这个节目会不会是关于“独裁者”在“午餐”中吃掉美国总统候选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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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现在比特朗普执政期间变得更好还是更差

卡玛拉·哈里斯出战大选带来反转效应 她有能力击败特朗普吗？

《基辅对特朗普言论的担忧》

BBC驻欧洲记者尼克·比克（Nick Beake），发自基辅

在辩论舞台上被问及是否希望乌克兰赢得战争时，特朗普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整个回应对于在这里的人来说可能并不意外，但这加剧了他们对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会带来什么的担忧。

特朗普一直吹嘘他可以在24小时内结束冲突，这一前景令许多乌克兰人认为这将意味着与基辅达成一个非常糟糕的协议，迫使其放弃过去两年半来俄罗斯占领的大片土地。

相比之下，乌克兰人对卡玛拉·哈里斯的回应感到放心，因为她的表现呈现出她完全不会偏离美国当前坚定支持的立场。

她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已经发挥的作用，声称在全面入侵前几天，她与泽连斯基总统分享了重要信息。

随后，她称如果特朗普仍在白宫的话，他的立场对乌克兰来说是致命的。“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是总统，普京现在会坐在基辅。”

乌克兰当前的部长和高级军队在辩论后几乎完全没有公开回应。这个象征性的美国选举之战，他们不需要介入，因为他们正在忙于国内的真实战斗。

到目前为止，泽连斯基总统本人表达了他对特朗普获胜对乌克兰人意味着什么的远见，尽管说得相当委婉。

他在七月份对BBC表示，这将意味着“艰苦，但我们的人民已经习惯了这种艰苦”。

《特朗普的塔利班言论引发“阿卜杜勒迷因”》

BBC首席国际记者丽斯·杜塞特（Lyse Doucet）

2021年8月，当美国匆忙撤出它的最后一批军队、疏散了数以千计的平民、随即塔利班横扫喀布尔时，这场美国史上最长的战役结束了。

毫无意外地，这场辩论提到了这一问题，并且这个问题被避开了、否定了、扭曲了。

卡玛拉·哈里斯没有直接回答“你是否对撤军的方式负有责任？”

作为一个密切关注混乱撤军的记者，我从未听说副总统在那些最终决定的关键几周中参与决策。但是她明确表示，她同意拜登总统当时下达的撤军决定。

特朗普夸口称自己与“塔利班头目”“阿卜杜勒”进行了强硬对话，“阿卜杜勒”“仍然是塔利班头目”。

但特朗普似乎指的是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Abdul Ghani Baradar），此人与美国签署了撤军协议，但他从未领导过塔利班，并且自塔利班上台以来，这位人物一直在被边缘化。

这一提及立即引发了一波网络迷因，大量名为“阿卜杜勒”的人都参与进来，大家都在问“谁是这位阿卜杜勒？”

两位候选人都把焦点集中在与塔利班有缺陷的协议上，事实上，是特朗普团队进行了撤军计划的谈判，而拜登团队迅速实施了这个计划。

特朗普说协议很好，因为“我们在退出”。

没什么别的好说的，这场撤军变成了一场彻底的灾难，所有人都对此有责任。

《卡玛拉·哈里斯对北京意味着不确定性》

BBC驻中国记者碧嘉兰（Laura Bicker），发自北京

对于这里的领导人来说，卡玛拉·哈里斯是一个未知数，即使在辩论后依然如此。

她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任何记录，在辩论舞台上，她只是重复了她的立场，即在这场21世纪的竞争中，美国将胜出，中国会输。

副总统代表了一种中国很不喜欢的一个特性，那就是不确定性。

因此，习近平主席最近利用美国官员的访问呼吁两国超级大国之间的“稳定”，这也许是给现任副总统的一个信息。

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是，她不会偏离拜登总统缓慢而稳重的外交策略。

然而在辩论舞台上，她展开了攻击，指责特朗普“向中国出售美国芯片，以帮助其改进军队并使其现代化”。

特朗普明确表示，他计划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

这将进一步提高他此前在担任总统期间就对中国增加的关税，当时的关税政策就已经打响了2018年的贸易战，中国随后也进行了反击，许多研究表明这对双方都造成了经济损失。

在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中国不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贸易摩擦。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场辩论无助于消除特朗普代表着的他们所不喜欢的特质——那种不确定性。

但事实上，无论谁在白宫，这里几乎没有人希望美国对华政策会发生重大转变。

《中东对白宫竞选高度关注》

BBC国际记者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发自耶路撒冷

昨晚两位候选人都没有偏离他们先前陈述的立场，即使特朗普以特有的夸张表示，如果他的对手成为总统，以色列在两年内将不复存在。

在中东地区，白宫的竞选受到密切关注。

随着加沙战争的激烈进行，停火协议遥遥无期，一些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批评者怀疑以色列总理故意拖延到选举结束，希望特朗普比卡玛拉·哈里斯更同情以色列。

历史也许即将重演。

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竞选团队曾被怀疑要求伊朗不要释放在德黑兰扣留的美国人质，直到他击败吉米·卡特总统，声称里根会给伊朗更好的交易。

现在是类似的阴影笼罩吗？当然，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认为他是停火协议的主要障碍。

卡玛拉·哈里斯暗示她可能会在以色列问题上采取比拜登更强硬的立场，这一点被特朗普抓住，昨晚他说副总统“讨厌以色列”。

巴勒斯坦人对此深表怀疑，他们可能倾向于认为卡玛拉·哈里斯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早前他们对拜登政府未能阻止加沙的战争感到失望。

他们早已不信美国是中东地区诚恳的中间人，但会注意到卡玛拉·哈里斯不同于特朗普，她表示承诺建立巴勒斯坦国。

《对欧尔班的赞誉在匈牙利掀起波澜》

BBC驻中欧记者尼克·索普（Nick Thorpe），发自布达佩斯

特朗普对匈牙利总理的赞美之词不绝：“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是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他们称他为强人。他是个强硬的人。聪明”。

匈牙利亲政府媒体对此赞扬广泛报道，“匈牙利民族報”用“巨大的认可！”作为标题。

然而，批评政府的新闻门户网站“444”则引用了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Tim Walz）的话。

“他（特朗普）被问及哪位世界领导人支持他，他提到欧尔班。天哪。我们需要知道的不过如此。”

维克多·欧尔班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竞选，并将在11月再次强烈支持他。

这两位领导人今年7月12日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的家中进行了第二次会晤，此前欧尔班快速访问了基辅、莫斯科和北京。

欧尔班政府依赖的是特朗普的胜利以及他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能力。

“一切正在改变。如果特朗普回归，和平不日将至。他会在没有欧洲人的情况下达成和平，”维克多·欧尔班的政治主任巴拉兹·欧尔班（Balazs Orban）在七月份对BBC说。

谢选骏指出：人問“美国大选：世界怎么看待卡玛拉·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电视辩论”？我看世界忐忑不安地注視著這個總統辯論的活動，一方面好像耍猴表演，另方面這個耍猴表演或許要決定大家的命運！

谢选骏：选票比儿女更有价值

《晚年时，最怕的不是死，而是老来难》（错题家  2024-09-15）報道：

我外婆晚年时，最怕的不是死，而是老来难。老家有一个传统曲目就叫《老来难》，讲的是老年人如何遭儿孙的嫌弃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过我外婆的后代都敬她爱她，没让她遭罪。但其他很多老人都没这么幸运了。我们村曾经有一位老太婆瘫痪多年，很不招儿媳待见，每一天饥一顿饱一顿呆坐终日。她好像有两个女儿，也被儿媳骂得断了亲。

终于有一天，俩女儿回到娘家，烧了一大锅热水，给母亲好一顿洗刷。细节很快在全村传开：她们母亲的下体早就长疮腐烂了，烂到生了蛆。

听者伤心，闻者落泪，都骂她的儿子儿媳不是人。骂是骂，也没谁去找她儿子儿媳的麻烦。老太太被女儿们接过去过了一段时日，后来又不得不送过来，最终无声无息地死掉了。

或许是刻入基因的价值观，农村人过了五十岁，最怕的并不是死亡。穷、病、断子绝孙，还有“老来难”，哪一条都比死更加可怕。

倘若老到没法给家族提供价值，像条老狗一样尽快死掉，是人们最后的体面。

村庄里哪家死了老人，你细究死因和死状，就是在找茬。——即使有新农合医保，大部分农村老人也无福享受基本的疗养，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常年不服药的，比比皆是。大家包括老人自己都对一条祖训心照不宣且身体力行：咱的命，不值钱。

中国传统道德一直宣扬“孝”，落到民间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孝”看似在洗脑和剥削孩子，其实在哄骗他们的父母为国家多造人。

“孝”道掩盖了一个事实：新生人口首先是中央帝国的人矿，而不是父母美好晚年的后盾。

中国秦制两千多年来，一代代青壮年尚且活得艰难困苦，何况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但为了延续孝道的谎言，每个朝代都在动用刑律来拷问子女们的私德。

秦制中国有一点很荒诞，国家本由人民供养，却恬不知耻宣传国家养育了人民，“没有国哪有家？”对于老弱病残，国家当然只有恩泽没有责任。

人们就像甘蔗一样，被国家榨取完汁液，老成一堆渣，就扫入垃圾堆。谁让你年轻时没考上编呢？

人只要活得艰难，死也不会太安心。

外婆临终前最揪心的是，政府开始强制火化。她一辈子受尽了罪，谨小慎微，积福行善，敬奉各方神圣，想着说死了后可以去另一个世界享福。要是被挫骨扬灰，这一切就会全部失算。

于是她多次叮嘱我，等她死了，要是我的几个舅和表哥背弃承诺，“旭阳呀，你就背着我跑到岗上，随便挖个坑给我埋了……”

她终究如愿，被“偷偷埋了”，结束了她被各方势力——土匪、民团、中央军、日本鬼子、土改工作队、党员干部……威逼恐吓的一生。

今天下午，我被国家告知到63岁才能领退休金时，我想起了外婆，想起了乡村里，不声不响的受罪和死亡。

網民嚎叫：

寒芯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09:41:44

我外婆和奶奶生活在两个大城市，且互不认识，子女也尽孝了，但两人八十多岁后都选择绝食，且多次绝食，宁死不愿卧床，等于是自尽的，亲人也无奈。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09:39:03

中国民众消费力不足，所以经济下滑，社保金亏空，习经济思想再放大招，延迟发放养老金，于是消费力更加下降，经济更下滑，社保金更加亏空，恶性循环。烂尾帝亲自指挥下，中国遭遇百年不遇大便菊。

京西观察使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09:14:32

孝是个人行为。政府“弘扬”孝文化就是个阴谋，政府只收税却不负责养老。

24孝基本都是变态，垃圾文化。

—//——

老雷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07:03:28

孝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是绑架后代的枷锁。

男女交欢把无辜的人弄到这个世界上，凭什么要人孝顺你们？

谢选骏指出：人説“晚年时，最怕的不是死，而是老来难”——我看這是因爲説者不懂，“选票比儿女更有价值”。如果手裏沒有選票，等於就是綁匪的俘虜。如果有了選票，選民就是老爺了。

《老后破产，比预想的更近》（虎嗅APP 2024-09-16）報道：

老后破产，比预想的更近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UN）对于“老龄社会”的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被认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达到14%时，称为老龄社会；达到20%时，则进入了“超老龄社会”。

而日本，在2007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就达到了21.5%。——

二战后的婴儿潮以及随后经济高速发展期出生率的降低，让日本人口结构逐渐失衡。而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这也再度加剧了老年人口比例的攀升。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金系统压力陡增的问题开始显现。

但在过往的惯性意识里，我们认为日本即便是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但仍是一个发达国家。有积累，人均GDP高，社会福利保障完善，即使年轻人就业不景气，那些经历过黄金时代的老人想必也会活得很滋润。

然而日本NHK特别节目制作组一部名为《老后破产》的采访纪实，彻底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

现实是日本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老人，其生存状态都处于“破产边缘”。每月发放的养老金在除去日常开支后所剩无几，甚至还要背上负债，以至于不得不接受生活救济，否则日子就难以为继。

在《老后破产》的采访中，建筑公司的女老板在丧子丧夫后失去依靠，生活拮据，为了省钱，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就医；宠物店主为了照顾重病的母亲关店，母亲去世后却无法再就业，被迫卖房维持生计；还有那些中年失业者，靠着父母的养老金维持生活，最终导致两代人双双破产……

更为深层的问题是“老后破产”不单单冲击着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也在进一步蔓延到中青年的身上。

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的危机纷至沓来，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年失业的上班族难以再次进入职场……这都让青年一代，成为了潜在的“老后破产”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同的社会在宏观层面自然会存在差异，但并不影响我们从别人的故事里对世界多一点认识，也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多一手准备。

社保是老后的生存防线

日本全民加入养老保险和国民养老金制度最初的出台，大概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那个时候老人独居的情况还很少见，几代人生活在一起才是理所当然。

而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人们只要认真工作就会有所回报。也正因为如此，大家坚信只要年轻时努力拼搏，晚年的生活也必然高枕无忧。

但情况在预期的轨道上还是出现了偏离。一是高龄少子化社会迅速到来，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支出，占到了日本国民总收入的30%以上；二是日本家庭结构从三世同堂走向了小家庭化，孤身生活的老人则以百万为单位不断增加。

当时，祖孙三世同堂的比例还很高，爸爸作为全家的顶梁柱外出工作，祖父母的养老金就像“零用钱”一样。

比较今昔资料，1980年三世同堂的比例为60%，而2013年下降到10%左右。

也就是说，养老金不再是“零用钱”，而逐渐演变为主要生活收入了。如果是老夫妻两人或跟孩子一起生活，还可以以两人的年金维持，但要是孤身一人，那不得不靠一个人的养老金生活下去了。

现实与制度不相契合。明治学院大学河合克义教授说：“国民养老金制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家庭功能在发挥作用为前提制定的。”

失去家族这一前提的养老保障制度开始失效，日本“老后破产”的现象日益蔓延，直到今天问题依然严峻。

反观国内，小家庭化的迹象似乎也愈发明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父母开始独居，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基于生存压力选择了不婚不育，依靠家族式协同养老同样失效。

而进入老年后，一方面是身体素质和精力的下降所造成的赚钱能力减弱，另一方面则是医疗、护理的成本会成为必要支出。

由此可以预见的是，“养老金”大概率也同样会成为我们老后收入的唯一来源。

所以在工作的时候，务必督促企业缴纳五险一金，这可能就是绝大多数体制外普通人未来看病、养老的最后一道防线。

科学养育，量力而行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统计显示：日本40至64岁的人群中，有超过61万人长期处于“啃老”的状态，其中约有一半的人已经在家“宅”了超过七年。

成年后没有独立生存能力，需要长期依赖父母生活。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日本经济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企业出现大规模地倒闭和裁员，导致出现了“就职冰河期”。很多年轻人因此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无法在社会上生存，最终选择长期依赖父母生活。

在《老后破产》的采访中，就讲述了中年失业的子女，依赖双亲的养老金过活，给家庭带来的巨大压力，而最终老人的储蓄被消耗殆尽，两代人也就面临破产。

当下很多人或许并未意识到，一个成年后依然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孩子，在经济下行期会为家庭带来多大的负担。

三世同堂的家庭模式已经不是社会的主流，所以80后、90后这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几乎都没有了“养儿防老”的思维。但在教育目标上，尤其是新中产群体，或多或少还存在着“教育改变阶层”这样跟不上时代的幻想。

我一直觉得，很多时候社会对“优秀孩子”的定义过于片面，比如“唯分数论”的评价标准，让人很容易忽视通识教育。

或许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原来学历可以通过“金钱”来解决。未来，普通家庭的子女成年后能独立在社会上生存吃饱饭、身心健康、积极乐观、不伸手问父母要，说不定就是莫大的“福报”。

所以，从当下的发展趋势来看，生育方面要量力而行，做到科学教育。一方面是培养孩子在社会生存的能力，不要养出只会享乐、不愿吃苦的“废柴”；另一方面是给孩子树立“别用艰辛或者体面与否来衡量工作，只要能独立养活自己就很了不起”的价值观。

积累财务资本

农村老人可以享受低成本的生活，大抵也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米价、菜价让廉价的外国货越拉越低，农耕机械的燃油、肥料等反而在不断涨价，导致农民干得越多赔得越多。

2014年夏天的7月末，我们去了秋田县内陆地区的农村。一眼望去，车窗外全是绿油油的水田，远处是连绵的深绿色群山。这样的田园风光美得夺目。

“夏天确实不错，冬天就惨了。这一带，积雪能到3至5米。”给我们带路的负责人说。“秋田县内陆地区是大雪地带，一到冬天，酷寒无比，光火炉等燃料费，每月花掉3万至4万日元很平常；有的独居老人得委托除雪公司或朋友来清扫屋顶上的积雪，一次也要花几万日元。”

你也许很难相信，这就是在日本种植知名“秋田小町”品种米的地区，这片美不胜收的农田，背后却是生活成本重压下残酷的要命的“老后贫困”。

历史告诉我们，随着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这一势头不可抵挡。

生存始终绕不开金钱的话题。人的一生，就像四季。只有在春天播了种，在夏天浇了水、施了肥，到秋天才可能有些收获，到冬天才有粮吃。

当下让人真正感到焦虑和不安的，或许并不是“63岁”的问题，而是“36岁”职场年龄一道线的问题；不是阶级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而是向下跌落的通道越来越宽，稍不留意，积累了大半辈子的财富就会灰飞烟灭。

所以，万物皆有周期。要建立成熟的财务管理能力，船到桥头不总是“直”，也可能是“沉”。

在有机会赚钱的时候多赚钱，多积累财富。只有手有余粮，才能心里不慌。

除此之外，我一直不太主张普通人和门外汉试图通过金融的手段去抵抗通货膨胀。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没有“偏财运”的人，迄今为止既没有股票账户，也没屯过黄金，靠老老实实上班攒点工资。

因为不参与“赌”，所以也就不存在“输”。

不要太卖命

对于资本而言，一个人的奋斗和付出，都可以简化成一个数字。因此除了至亲以外，鲜有人会在意你是否快乐、能活到几时。

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里的细胞出现错乱的风险会越来越高，这一点是客观事实。所以当我们的身体无可避免地会走向一条下坡路，那就要意识到危险，提前保养、别让它滑得太快。

这段时间，我闲来无事翻大学时的护理学教科书，突然就意识到人一旦生病，就不用再谈什么高质量生命。

抛开经济成本、家人照顾的时间成本不说，各项治疗和护理操作，都足以让人痛苦不堪。这里姑且不说气管切开辅助呼吸这些创伤性操作，哪怕是插个尿管、胃管，也都不好受。

而不管是肝、是肾、还是胃，这些器官的慢性病进展终点都是癌。

抽烟，几乎是很多癌症公认的危险因素，其次是饮酒。保持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的作息，这话听起来老土，但真的有用。

所谓世界，你出生才能看到，你离开就会消失。

或许有一天你会发现，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很多东西不过都是人为虚构出来的，而我们却为此认真了一辈子。

網民嚎叫：

ajaja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11:35:33

中国政府现在通过各个渠道教育人民苦日子来了，要自救，不要等政府救济。热播剧凡人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开头字幕显示这个剧是北京广电局扶持项目。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09:13:13

人死了，钱没花完。人没死，钱没了。这是个哲学问题，伟大领袖不关心！

0101011 发表评论于 2024-09-16 07:18:00

中宣部开足马力号召p民多交几年养老金，为革命老干部的福利事业添砖加瓦。

谢选骏指出：人説“老后破产，比预想的更近”——我看日本的倭人都是邪惡的神道教徒，所以到中國來才會三光政策無所不爲。神道教的鬼子們，當然不會懂的耶穌基督的教導“不要爲明天憂愁”。實際上，“老后破产”的人，恰恰都是那些存了太多養老金的人，如果她他們懂得一點“清心的人有福了”的基督精神，就會永遠富足了。

谢选骏：假裝暗殺為擺拍，一槍未發吸流量

《WSJ：行刺川普嫌犯前科累累 但從俄烏戰爭找到使命感》（記者顏伶如2024-09-16）報道：

華爾街日報（WSJ）16日報導，涉嫌在佛羅里達州高爾夫球場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開槍的嫌犯58歲男子勞斯(Ryan Wesley Routh)，在北卡羅來納州前科累累，耗時數年設法從國際事件尋找人生目標，俄烏戰爭爆發終於讓他獲得使命感，自稱願意為烏克蘭而戰，甚至捨命。不過，奔走近一年之後，勞斯去年春季在基輔變得落寞。

報導指出，根據公開紀錄、社群媒體發文及記者採訪，勞斯15日落網之前，歷經好幾年不穩定，屢屢觸法，多次嘗試尋找更高層次的人生目標卻未如願。

勞斯的職場社交平台領英(LinkedIn)個人檔案中寫道，非常願意受邀加入任何為世界帶來真實改變的重要行動，「我當然有空，可以調遷到地球上任何偏遠地點，只要能夠帶來正面影響。」

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勞斯終於找到使命感。俄軍展開侵略行動當天，勞斯在社群網站連續發布希望獲得新聞媒體採訪的貼文。

勞斯在貼文中鼓勵非烏克蘭人拿起武器前往加入戰爭，並稱自己願意「戰死在烏克蘭」。貼文寫道：「我們必須把克里姆林宮燒成灰燼，終結普亭(Vladimir Putin)與俄羅斯。」

消息人士說，勞斯2022年4月抵達烏克蘭首都基輔後，嘗試與抵達當地加入戰爭的其他西方人士接洽，經常穿著印有美國國旗的T恤或戴著國旗頭巾。

勞斯2022年4月發文點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文中寫道打算在基輔成立帳篷區，以便吸引更多外籍戰士前來，「我們有辦法獲得很棒的支持與設備」。勞斯還發表攝於基輔獨立廣場(Independence Square)的照片，背後有著徵求外籍傭兵的布條。

他在2022年接受羅馬尼亞版新聞周刊(Newsweek)訪問時說：「這絕對是一場黑與白的衝突。」他表示：「這是正義與邪惡之爭。」勞斯坦承不曾在美軍服役。

兩名消息人士說，勞斯想為烏軍效力卻遭拒絕，後來改為烏克蘭「國際軍團」(International Legion)招攬外籍戰士。

在烏克蘭結識勞斯的德國人道組織義工魯茲(Chris Lutz)對華爾街日報指出：「那成了他的自我賦予使命。」魯茲說，勞斯並未獲得烏軍正式授權，身份僅類似啦啦隊，「他成了某種吉祥物(mascot)」。

報導指出，勞斯後來與「國際軍團」衝突，「國際軍團」主管不滿勞斯自稱與團體有關。

擔任非政府組織(NGO)醫療義工的美國公民羅傑斯(Johnny Rogers)說，勞斯對於無法進入俄軍而感到挫折，轉而投入武器製造與軍武進口，設法為烏克蘭的無人機製造對外交涉，並在鄰近國家奔走，希望闖下一席之地。

羅傑斯說，去年春季，勞斯在基輔顯得落寞，沒有精神，口袋空空。

《紐時憶去年採訪勞斯印象：天馬行空、不切實際》（記者顏伶如 2024-09-16）報道：

從2022年初以來主跑俄烏戰爭的紐約時報記者吉邦斯-尼夫(Thomas Gibbons-Neff)指出，去年撰寫外籍人士投身烏克蘭戰場的報導時，曾在同事介紹之下對勞斯(Ryan Wesley Routh)進行電話採訪。吉邦斯-尼夫指出，勞斯受訪時提到想要把阿富汗軍人送到烏克蘭的構想，但對於如何實現卻沒有具體計畫，聲稱可以賄賂貪官、使用偽造護照等作法，「聽起來非常可笑」。

美軍陸戰隊步兵出身的吉邦斯-尼夫指出，勞斯就像採訪過的許多俄烏戰爭義工一樣，訪問結束就沒有後續消息了，直到15日勞斯成為企圖行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兇嫌。

吉邦斯-尼夫表示，去年準備撰寫的報導內容是，哪些外籍人士想加入俄烏戰爭，卻因資格不符而遭拒絕，後來轉而透過其他方式對抗俄羅斯，包括協助烏軍取得武器設備與器材等。他表示，派駐喀布爾的同事拉希姆(Najim Rahim)說，位於伊朗的一名前任阿富汗特種部隊成員口中聽說勞斯，這名前任特種部隊成員當時正設法離開伊朗，希望到烏克蘭參戰，而勞斯則想招攬阿富汗軍人加入俄烏戰爭。

吉邦斯-尼夫表示，採訪發現勞斯的行動計畫頗有問題：原本在北卡羅來納州綠堡(Greensboro)從事建築業的勞斯坦承，由於年齡太大、缺乏軍旅背景，根本不曾在烏克蘭加入戰爭。

吉邦斯-尼夫表示，勞斯與俄烏戰爭開打最初幾個月跑到烏克蘭邊境的外籍志願者一樣，都想要把原本的人生擺在一旁，投身一個更刺激的目標，追求成名機會。

勞斯2023年3月接受吉邦斯-尼夫訪問時說：「我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支持烏克蘭人。」勞斯聲稱，整理了一份分布於伊朗、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等地、累計數百人的阿富汗人名單，希望把這些人送往烏克蘭參戰。

勞斯是在華府接受電話採訪，自稱與國會議員約好兩小時的拜會時間，將討論烏克蘭問題。吉邦斯-尼夫指出，勞斯所稱的拜會行程是否屬實，無法得知。

吉邦斯-尼夫指出，結束電話訪問後，留下印象是勞斯顯然不切實際，天馬行空。對於如何把阿富汗人送到烏克蘭，勞斯提出具體措施包括賄賂貪官、使用偽造護照，甚至出動美軍提供運輸專機，從伊拉克把願意參戰的阿富汗難民載到波蘭。

吉邦斯-尼夫指出，對於勞斯的構想只能搖頭，因為「聽起來非常可笑」，不過勞斯說話口氣卻非常認真，還說無論如何都會返回烏克蘭戰線。

《烏國際志願軍團澄清 與謀刺川普嫌犯從未有任何聯繫》（編譯羅方妤 2024-09-16）報道：

意圖槍殺川普未遂的58歲男子魯斯（Ryan Wesley Routh）去年出書，詳述自己試圖在俄烏戰爭幫助烏克蘭，還曾遠赴波蘭和烏克蘭邊境想要參戰但遭拒絕，後來轉而試圖招募更多戰士前往烏國作戰。然而，路透報導，烏克蘭國際志願軍表示，他們與魯斯從未有任何聯繫。

烏克蘭國際志願軍告訴路透：「我們想要澄清的是，魯斯從來沒有以任何身分加入過我們，也從未和我們有任何聯繫。任何說法和暗示都完全不確。」

《川普刺客自費出書 談烏俄戰爭、台灣地緣政治、神學士接管阿富汗》（編譯陳韻涵 2024-09-16）報道：

58歲男子勞斯(Ryan Wesley Routh)15日預謀在佛羅里達州的川普高爾夫球場開槍攻擊前總統川普，他2023年曾接受「紐約時報」訪問，談論美國人志願前網烏克蘭作戰的主題。本身並無軍事經驗的勞斯2023年曾自費出版291頁的電子書，詳述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內容，以及台灣、北韓等地緣政治廣泛影響。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勞斯2022年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曾在臉書(Facebook)上招募阿富汗士兵，並私下自稱為烏克蘭政府的祕密聯絡人。

另據紐時報導，勞斯曾到華府會見政治人物，呼籲加強援助烏克蘭。他本身缺乏軍事背景，遑論實戰經驗，但自詡為「希望幫上忙的美國公民」。

CNN報導，勞斯去年自費出版Kindle電子書，詳述他主張抗俄援烏，斷言這場戰爭「贏不了」(Unwinnable)、民主國家面臨的挑戰，另討論地緣政治及相關情勢對當地人民的廣泛影響，如神學士(Taliban)接管阿富汗，以及面對中國軍事威脅日益增加的台灣政局。

這本書在亞馬遜(Amazon)販售，未標明出版商，只有列名勞斯為作者，編輯為凱瑟琳·謝佛(Kathleen Shaffer)，書名暫譯為「烏克蘭打不贏的戰爭：民主致命傷、世界遺棄和全球公民：台灣、阿富汗、北韓和人類終結。」

谢选骏指出：人説“WSJ：行刺川普嫌犯前科累累 但從俄烏戰爭找到使命感”——我看此人不過一個網紅，現在終於如願以償……他一槍未發，爲何也能舉世矚目？

刘刚@LiuGang8964：美联社及各种主流媒体报道，9月15日暗杀川普事件，实际上是川普的特勤局保镖朝一位400码的Ryan Routh开枪。Ryan是共和党，手持的AK47的有效射程是328码，川普根本就不在Ryan的有效射程之内。因此，此次事件实际上是川普保镖对400码之外的路人或观众进行了一次未遂暗杀。

刘刚@LiuGang8964：斯诺登在莫斯科发推，宣称是乌克兰军方策划了对川普的暗杀。斯诺登有一点是说对了，一定是有外国间谍策划了对川普的假暗杀，但是，斯诺登嫁祸乌克兰则一定是贼喊捉贼。这分明表明是俄罗斯间谍反复反复地策划对川普的暗杀假戏，仅仅是为了栽赃陷害乌克兰，同时帮助川普提高关注度和同情分。

谢选骏指出：如果真是這樣，那麽就可以解釋這個假刺客、真網紅的離奇行爲了——

《58歲槍手曝光 拒錄口供、架好GoPro竟為錄行刺過程》（編譯盧思綸 2024-09-15）報道：

美國前總統川普15日在自家位於佛州的高球俱樂部疑似再遇暗殺事件。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15日下午2時在佛州西櫚灘（West Palm Beach）打高球疑似再度遇到槍擊案殺，特勤眼尖發現距離川普300多公尺外草叢伸出步槍，立即開火阻止，不料嫌犯逃逸。

執法人士隨後在95號州際公路上成功攔下嫌犯車輛將其逮捕，並在車上找到帶有瞄準鏡的AK-47款式步槍。

警方表示，嫌犯落網時獨自一人，情緒冷靜，但是他拒絕錄口供，也不像自認無辜的人疑問「這是怎麼回事？」

警界消息人士表示，被捕男子是58歲來自夏威夷的勞斯（Ryan Wesley Routh），58歲，他常在社群媒體上發表左派言論。

除了步槍，警方還在作案現場找到GoPro運動攝影機以及兩個背包，他已經在鐵絲圍籬上架好GoPro，準備錄下整個行刺過程，當局正釐清槍手動機。

谢选骏指出：一個刺客，怎麽可能“在鐵絲圍籬上架好GoPro，準備錄下整個行刺過程”的？首先這會暴露行動，其次這會耽誤時機，最後這回留下罪證。所以説，這明顯只是擺拍，而非暗殺；否則無論如何也要開槍拼搏一下，幹掉一個算一個，怎麽可能一槍未發逃之夭夭？

很明顯，這個家夥拿的，極其可能就是一把空空槍！沒有一顆子彈！他“假暗殺真擺拍”的目的，只是為了“舉世矚目”，不是爲了“除惡務盡”。所以警察一開槍，他就任務完成、脚底抹油！至於是誰讓他這麽幹的，或他是自己窮瘋了想找到X粉給他資助以便混過幾年再拿退休金……最後肯定又是一懸疑。

《特朗普枪击嫌疑人被指控犯有两项枪支罪，他戴着脚镣出庭》（阿丽亚娜·贝奥 2024年9月16日）報道：

嫌疑人在被指控企图刺激特朗普，面临两项与枪支有关的指控——

涉嫌暗杀特朗普未遂的嫌疑人在采访中讨论“善与恶”

瑞安·韦斯利·鲁斯（Ryan Wesley Routh）被指控周末试图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俱乐部暗杀唐纳德·特朗普，周一早上在联邦法院被指控犯有两项与枪支有关的罪名。

58 岁的 Routh 站在西普拉姆海滩联邦法院的地方法官 Ryon M. McCabe 面前，戴着镣铐，穿着深色囚服，他被指控持有枪支，而他是一名被定罪的重罪犯，并持有序列号被抹去的枪支。

就在一天前，执法官员确认鲁斯就是在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用AK-47式突击步枪瞄准前总统的男子，当时特朗普正在打高尔夫球。

在被定罪的重罪犯期间持有枪支的最低刑期为 3 年，最高刑期为 15 年。它的最高罚款为 10,000 美元。

持有序列号被抹去的枪支最高可判处 365 天监禁和 1,000 美元罚款。但是，如果发现个人删除或更改了序列号，则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和 5,000 美元罚款。

麦凯布法官已定于 9 月 23 日举行拘留听证会，并于 9 月 30 日进行传讯。

执法官员说，当特勤局特工透过栅栏发现枪托时，鲁斯躲在距离前总统仅几百码的灌木丛中。

他们开始向嫌疑人开枪，导致他乘车逃离现场。枪手在高尔夫俱乐部留下了带有瞄准镜的枪支、两个背包和一台 GoPro 相机。

当地执法官员追踪到日产 SUV Routh 逃跑了，这要归功于一名目击者拍下了车牌照片，并在 I-95 上逮捕了 Routh。他随后被拘留。

熟悉调查的人告诉《纽约时报》，执法官员发现枪支的序列号被部分划伤，这使得确定其来源变得更加困难。它被送往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

根据对州法院记录的审查，Routh 有犯罪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至少 2002 年，当时他在被拦下后被捕，据称他把手放在枪支上，然后开车离开，将自己封锁在一家企业的场所内，引发了三个小时的对峙。

谢选骏指出：很明顯，這個家夥拿的，就是一把空空槍！沒有一顆子彈！所以只是“面临两项与枪支有关的指控”！不是暗殺！有道是，假裝暗殺為擺拍，一槍未發吸流量。

谢选骏：中囶與非洲沆瀣一氣黑吃黑

《中国如何通过“不说教”和其他策略争取非洲支持》（BBC　安妮·索伊（Anne Soy）BBC非洲事务副主编 发自内罗毕 2024年9月4日）報道：

9月2日，中方举行仪式欢迎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Emmerson Mnangagwa）抵达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

在全球政治和经济动荡日益加剧之际，中国本周举行隆重而盛大的仪式，欢迎50多名非洲领导人来到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以加强中非关系。

“这迎合了他们的虚荣心。”肯尼亚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马查里亚·穆奈内（Macharia Munene）对BBC说。他指的是领导人受到的各种礼遇，包括在红毯欢迎仪式上，身着艳丽服装的舞蹈演员载歌载舞。

这些场面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以让领导人们觉得这是一次平等的会议。

包括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和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晤，并在峰会前参观了北京和其他迅速发展的中国城市。

正如穆奈内教授所说，中国的目的是向非洲领导人表明，“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我们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总部设在加纳的非中政策咨询中心（Africa-China Centre for Policy and Advisory）执行主任保罗·弗林蓬（Paul Frimpong）说，西方大国以及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国家正试图在非洲追赶中国的影响力。

“人们对非洲的潜力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围绕其展开竞争。”他对BBC说。

中国全球南方项目（China Global South Project）联合创始人科巴斯·范斯塔登（Cobus van Staden）写道，中国不遗余力地强调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展现其与非洲和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团结一致。

他补充说：“这避免了美国和欧盟持续追踪援助、附带条件和说教的沉闷气氛。”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中国已跃升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非洲五分之一的出口流向中国，其中大部分包括金属、矿产品和燃料。自2001年以来，中国出口额以美元计算翻了两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也是非洲国家制成品和机械的“最大单一进口来源国”。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平衡对中国极为有利。这是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与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中试图解决的问题。

“我们希望缩小贸易逆差，解决我们的贸易结构问题。”拉马福萨说。

在双方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中国表示愿意提高创造就业的能力，并列举了中国企业为促进南非当地就业而举办的招聘会。

另一方面，肯尼亚也在寻求更多贷款，尽管沉重的债务负担已吞噬了该国近三分之二的年收入，并且在政府寻求引入新税种来填补预算赤字后，已在最近引发了街头抗议。

鲁托希望为各种基础设施项目争取资金，包括建成连接肯尼亚海岸和邻国乌干达的标准轨铁路、修建公路和水坝、一个制药园区，以及为首都内罗毕建立一个技术化交通系统。

在将内罗毕与港口城市蒙巴萨用铁路连接起来之后，中国在四年前停止了对有争议的标准轨铁路的融资，导致铁轨铺设在奈瓦沙城外的一片田地上中断。

作为非洲多国的主要双边贷款来源国，与中国的交易经常受到审查，尤其是近年来加纳、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几个非洲国家经历了债务危机。

弗林蓬说，债务可持续性是每次主要的中非关系论坛讨论的中心议题，此次峰会也可能如此。

债务危机展现了域外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动机——非洲国家需要改善经济和财政状况，以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并建议非洲国家通过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实施结构性改革来增加当地收入，以适应这种改变。

最重要的是，正如范斯塔登博士所指出的，非洲领导人需要“摆脱这些峰会华而不实的部分，达成自己的协议、设定自己的条件，并举办自己的聚会”。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如何通过“不说教”和其他策略争取非洲支持。我看這種“不说教”其實就是“悶聲發大財的黑吃黑！

再説一遍——中囶如何通过“不说教”和其他策略争取非洲支持？這就是中囶與非洲沆瀣一氣的悶聲發大財的黑吃黑！

“后真相”打破了“权力伪造的真相”

《Post-truth|“后真相”的真相》（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6年12月7日）报道：

post-truth 后真相被《牛津英语词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被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使用post作为前缀的复合词在英语中很常见，通常指某一特定的情境或事件之后，如post-war（战后）、post-match（赛后）等。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一前缀的含义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post-national（后民族的，在1945年首次被使用）、post-racial（后种族的，在1971年首次被使用）等词汇，其中的post有了更复杂的含义，表示特定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无关轻重。

根据牛津词典统计，post-truth在2016年的使用率比前一年增长了2000%。考虑到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期间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这种暴增似乎也合乎情理。

中国也不例外。两个月前，一则“公司女员工排队吻老板”的假新闻疯传网络，突显了数字化驱动的“后真相”环境。当然，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这里有一个审查制度下的“前真相”基础。

牛津词典部总裁加斯帕·格拉斯沃(Casper Grathwohl)表示，post-truth或许将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

而在《纽约时报》12月6日的观点文章《“后真相”时代，谁来定义假新闻？》中，作者则阐述了另一种看法——对假新闻的恐慌让人愈发相信，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但后真相的真相远比字面意义上来得复杂。(But just as with fake news, the truth, if I may still use that word, about post-truth is more complex than many allow.)

假新闻古早有之，“真正的变化不在于新闻造假，而在于旧有的新闻守门人丧失了权力。它们定义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蚀”。而在牵涉到当代政治时，事实或者说真相，也只有“在某种意识形态框架之内才有意义。”

你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后真相”时代吗？

《后真相时代最大的安全威胁》（伊丽莎白·塞格尔（Elizabeth Seger）2021年3月1日）报道：

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明确了一件事：协调整个社会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

考虑一下公众对疫苗的反应。对世界来说，要战胜冠状病毒，需要大多数人同意接种冠状病毒疫苗，很少有民主政府会强制民众接种。但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仍对疫苗问题犹豫不决。如果犹豫的人群太多，我们最有希望摆脱大流行的一个途径就会受到损害。这些人的拒绝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甚至是接种者。

这一直是大流行的主要话题：在不同时期，公共卫生官员和政客试图说服人们做一些对自己和社区都有利的事情，比如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很多人这么做了，但有些人对建议比较抵触。关于疫苗和口罩的虚假信息、无效治疗以及新冠病毒起源的毫无根据的谣言，使协调公共行为变得极其困难。

这种对重大世界事件的反应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这预示着我们在21世纪可能面临其他危机，包括未来的大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要确保每个人都消息灵通变得越来越困难。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知道如何拯救世界，一个退化的、不值得信任的信息系统也能阻止挽救的进程。

英国艾伦图灵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这种变化不亚于对全球安全本身的威胁。术语“国家安全”或“网络安全”较为人所知。但是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认知安全”。因为如果没有它，社会将失去应对未来最严重风险的能力。

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安全概念，现在有一种新类型需要考虑，即“认知安全”。

如果说家庭安全保证我们财产的安全，金融安全保证钱财的安全，国家安全保证国家的安全，那么认知安全就是保证知识体系的安全。

认知安全中的认知一词（Episteme）是希腊哲学术语，意思是“知道”。因此认知安全涉及到，确保我们真正了解我们所了解的，能够识别未经支持或不真实的主张，以及我们的信息系统对识别假新闻等“认知威胁”是稳健的。

在报告中，我们探索了有助于在民主社会维护认知安全的潜在对策和研究领域。但在这篇文章中，让我们来看看加剧这一问题，并使社会越来越难以应对紧迫挑战和危机的四种主要趋势：

1. 注意力稀缺

早在13世纪远在欧洲发明印刷机之前，学者们就抱怨信息过载。1255年，居住在法国北部城市波维（Beauvais）的多明尼加·文森特（Dominican Vincent）写道：“书籍众多，时间紧缺，记忆力差”。

不过，互联网使大量难以核实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很难筛选出哪些小道消息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有限的注意力被分散过度了。

丰富的信息以及遭到限制的注意力创造出激烈的“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经济当中，政府、记者、利益集团和其他人必须争夺眼球。不幸的是，虽然有效的策略吸引了人们的情绪和信念，但这些来源并不代表是真相。

2. 过滤气泡和有限理性

注意力经济有着特别令人担忧的后果，即是形成过滤气泡。在这种气泡中，人们主要暴露在自己预先持有的信念之下，相反的观点则被过滤掉。

当面对信息过载，人们自然更愿意关注社区中志趣相投的人，而不是不熟悉的局外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形成并加入一个由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统一起来的社区。

过滤气泡的认知结果被称为“有限理性”。如果获取信息是良好推理和决策的基础，那么通过根深蒂固的过滤气泡来限制一个人对潜在相关信息的获取，反过来又会限制一个人的良好推理能力。

过滤气泡可以令不同社区与截然不同信仰相处在一起。

3.对手和轻率粗心的人

发布和获取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但缺点是，同样的技术也使人们更容易有意、无意地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行为者（个人、组织或国家）故意操纵信息，恶意误导或欺骗信息接受者，他们的错误信念被称为“对手”。对手发动“对抗性攻击”，煽动人们根据误导性或虚假信息采取行动。例如，一个政治竞选活动可能会使用深度造假的视频技术，伪造其他政治候选人的犯罪视频，以操纵选举结果，使其对自己有利。

另一方面，通过善意或偶然的方式传播错误或缺乏证据的信念的人被称为“犯错误者”。例如，一位疫苗研究人员担心副作用，不信任医疗权威，可能会在一次采访中发表善意但略有些危言耸听的评论，这些评论可能会被转载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引发一场广泛的反疫苗运动。

3.侵蚀的信任

人类进化出了决定何时信任他人的技术。比如，如果一个人被多人所相信，那么我们更有可能相信这个人，我们甚至更愿意相信自己社区的成员——这表明他们与我们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也会用肢体语言、声音语调和说话方式来判断诚实与否。这些策略可能会出错，但总的来说，它们对人类很有用。

然而现代信息技术可以破坏这些策略。例如，过滤气泡让少数人的观点更加明显，而且似乎比实际情况更被广泛相信。虽然公众更容易看到一些少数人的观点，但当有害的极端主义叙述被渲染得比实际情况主流得多时，就会出现问题。

一些技术还劫持了我们的潜意识倾向，让我们在声音模式和肢体语言中寻找诚实和不诚实的迹象。当有人撒谎时，人工生成的语音或深度造假的视频不会受到提示的困扰。

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社区的成员，而不是局外人。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对于那些愿意付出努力的人来说，丰富而均衡的媒体饮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获得。但消息灵通往往是大多数人无法轻易承担的时间和资源的特权。

因此，在应对新冠病毒等复杂挑战时（这些挑战需要及时做出决策并协调广泛的集体行动），重要的是，明智的公共卫生建议和安全疫苗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相信解决方案和提供解决方案的人。

在报告中，我们探讨了如果不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我们把其中一个最坏的情况称为“认知咿呀学语”。这意味着，未来普通民众完全丧失了辨别真实与虚构的能力。虽然信息容易获得，但人们无法判断他们看到、读到或听到的东西是否可靠。因此，当下一次大流行到来时，社会之间不可能合作。这是想法让人不寒而栗——但新冠病毒已经表明，我们比以前想象的更接近这种现实。

網文《后真相》（Post-truth）報道：

后真相（post-truth），网络流行语，外来词，用来描绘“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 [1]其中，"Post"表示的是“超越”，也就是“真相”不再那么重要。 [2]

2016年11月22日，牛津词典把"后真相"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这个词反应了2016年政治领域“高度紧张”的状态。 [1]

发展经过

牛津字典把“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之下，“后真相”一词的使用率急遽上升2000%。

“后真相”的“后”，是因为真实与否已经降低到了次要位置，不同的人群只选择相信符合他们各自偏好的信息。而随着2018 年《卫报》等媒体对剑桥分析公司大规模操控网络舆论的曝光，外部权力肆意介入传播过程并操控网民态度的事实几乎淹没了所有对社交媒体的积极期盼。8000 多万脸书用户的数据被非法获取并导入大数据模型分析，进而根据分析结果投放相应信息以控制人们的情感和行为。“后真相”概念的本意或许会获得些许启发。与“网络谣言”、“虚假信息”和“宣传操控”等话题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后真相”并不强调信息准确与否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舆论分裂和极化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他们更愿意接受的信息，并将其当做“真相”。可见，问题的关键症结不在于传播过程之中，而在于传播过程开始之前的情绪和立场。 [3]

科瓦奇等学者在《真相》一书中，提出以下六步去识别真相： [4]

第一步，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第二步，信息完整吗? 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第三步，信源是谁/什么? 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第四步，提供了什么证据? 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第五步，其他可能性的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第六步，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引申含义

后真相（post-truth）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 [1]

引用示例

英国脱欧是2016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主张脱欧的人设计了一个简单然而十分有效的口号: “夺回控制权。”英国人不分阶层和代际差异被打动，因为每个人都抱持把钱从布鲁塞尔拿回来并投入国民健康系统的想法。为了在全民公决中获胜，脱欧阵营不惜谎称英国每周要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合5.1亿美元）。虽然众多事实核查者指出该数字为虚构，依然不妨碍它被刷在活动的大巴上，四处揽票。在英国全民公决结束之际，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美国人会愚鲁到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这个前真人秀明星过于耸人听闻，过于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过于无视真相，难以想象美国人民会把他送进白宫。然而在自我标榜为“脱欧先生”之后，这位喜欢发推特的商业大亨没有令人失望：所有人，请向特朗普总统脱帽致敬！[1]

社会评价

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众多，如技术与媒体的演进、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兴起，但事实的土崩瓦解是最大的原因。事实的坍塌带来一系列后果：真相和客观性的终结、阴谋论的盛行、政治辩论乃至民主的危机。为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基于事实的政治，以发挥"反思和选择"的力量，而摒弃"机遇和暴力"的恶性循环。[1]

社会影响

2016年，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 [1]

谢选骏指出：人説“后真相”的真相；我看“后真相”打破了“权力伪造的真相”——因爲人們以前所説的“真相”，只是權力壟斷下的刻板印象。現在由於技術的發展和普及，這一壟斷被打破了，所以出現了“后真相”的真相。

谢选骏：核戰爭將加速全球政府的到來

《可怕的结论：核冲突风险正在增加》（盖蒂 2024年3月7日）報道：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由专门研究国家安全事务作家W·J·赫内根撰写的长篇文章，作为其对世界上日益增长的核战争威胁进行调查的一部分。

作者警告说，尽管与1945年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核弹相比，许多新一代武器的尺寸都很小，但其破坏力比常规武器更为致命，构成难以预测的威胁。

作者表示，新武器笼罩在乌克兰战场上，以及波斯湾、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等下一场战争可能爆发的其他地方。他指出，他的文章基于论文、研究以及对那些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人们进行的数百小时的采访，他们一生致力于研究核战争的可能性或为灾难的后果进行规划。

正如文章所证实的那样，如果对核攻击造成灾难的恐怖预测看起来令人恐惧，那么，美国和乌克兰政府已经为这种情况做好了至少两年多的准备。

乌克兰的准备工作

美国情报部门在2022年发布了一项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防御遭到侵犯，俄罗斯发动核攻击以阻止乌克兰军队前进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文章中称，为了应对最坏的情况，美国官员急忙将物资转移到欧洲，但文章没有透露其性质。

作者表示，乌克兰在城市和发电厂周围安装了数百个辐射探测器，以及美国向其发送的一千多个小型便携式监测设备。

乌克兰已确定该国近 200 家医院可供本国公民在发生核袭击时前往医院，并对数千名医生和护理人员进行了如何应对和治疗辐射暴露病例的培训，它还在全国储存了数百万片碘化钾药片，这些药物可以保护甲状腺免受与癌症相关的放射性物质的影响。

但在那之前很久——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四天——美国总统乔·拜登政府指挥了一个被称为“老虎小组”的专家和战略家小组，负责起草与应急计划和应对措施相关的新核“指导方针”。

在情报、军事和政策制定领域专家的帮助下，该团队研究了多年来制定的应急准备计划、武器暴露模型和升级情景，并努力清除长期以来被认为在反恐和网络战时代已经过时且不再有用的材料，并准备好再次使用。

赫内根透露，上述指导手册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位于白宫西翼旁边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室。

该指导手册包含拜登总统和任何未来的美国总统，在乌克兰遭受核袭击时可以采取的外交和军事选项的最新详细清单。

作者表示，这本小册子最重要的部分包括一个“令人恐惧”的结论，即现在发生核攻击的可能性比冷战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这在任何现代冲突中都是不可想象的。

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兼“老虎小组”成员（他没有透露姓名）表示：“我们花了 30 年的时间，完全成功地将精灵关在瓶子里。”

您想了解的有关战术核武器的一切……以及它们与战略核武器的区别是什么？

尽管自冷战高峰期以来，美国和俄罗斯已大幅削减核武库，但拜登政府官员表示，“核威胁目前处于最前沿。”

上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公开警告说，如果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介入，就会引发核战争，从而引起了世界对这一生存威胁的关注。

作者在文章中提供了有关乌克兰核升级危险的详细信息——据称这是首次披露——在该国冲突升级的整个过程中，这仍然是拜登政府的一个担忧。

尽管这种危险可能会让华盛顿和基辅的官员感到担忧，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几乎没有给人留下理解这一威胁的印象。

赫内根认为，这或许是因为整整一代人都是在冷战后世界长大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核战争已经成为过去。

尽管普京上周发出核威胁，但很少有人相信，俄罗斯总统有一天会醒来，决定向华盛顿和欧洲各国首都发射数百万吨的核弹头，“以报复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

西方盟友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俄罗斯将使用所谓的“战术核武器”，其破坏力较小，旨在短距离打击目标，消灭战场上的军事单位。

根据《纽约时报》的文章，战略假设是这些武器造成的伤害比摧毁城市的氢弹小得多，因此在战争中更有用。

美国估计，俄罗斯拥有多达2000枚战术核弹头的库存，其中一些弹头非常小，可以安装在炮弹中。

威慑主义

然而，任何战术核武器的爆炸都将是对威慑理论的前所未有的考验，作者称威慑理论是美国军事政策在过去70年中一直采用的理论。

该学说规定防止对手对美国或其 30 多个盟国发动核攻击，因为他们面临着遭受压倒性反击的风险。

作者接着引用了该学说中的段落，该学说认为，拥有核武器与赢得核战争无关，而是为了防止核战争爆发，这取决于核国家之间“深思熟虑的恐怖平衡”。

危险且昂贵的武器的积累已将华盛顿和莫斯科推向对抗的边缘，此后，两国关系逐渐回暖，导致两国相互削减武库。

什么是氢弹？

两个问题

如果普京向乌克兰投下核武器怎么办？如果威慑政策失败，我们如何才能降低此类攻击演变成全球灾难的风险？

赫内根表示，可能会在2022年秋季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当时对俄罗斯将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担忧是明确而切实的。

当时，乌克兰以闪电般的袭击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了哈尔科夫东北部地区的领土。乌克兰人即将突破俄罗斯在南部城市赫尔松的防御，这可能导致俄罗斯再次撤军，而这可能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军事崩溃即将到来。

赫内根：美国自 1991 年以来首次制造新型核弹头，这是一项长达数十年的核力量改革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耗资 2 万亿美元。

文章作者认为，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如果乌克兰军队能够突破俄罗斯的防御，其正在前往俄罗斯黑海舰队驻扎地克里米亚半岛的途中，此事将变成俄罗斯是否会发射战术核弹的猜测。

《纽约时报》的文章透露，拜登的助手们花费了近一周的时间不眠不休地协调高层会谈并计划最坏的情况，这是乌克兰境内小型核装置的爆炸，其威力为数千吨或更少。

作者解释说，美国政府与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内的多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外交努力，向普京解释如果发动核攻击他将付出的高昂代价。

文章最后总结称，乌克兰或加沙地带发生核爆炸将加剧冲突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如果核威慑——无论这个概念有多么缺陷——要取得成功，各国能力的透明度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更好的沟通，局势迅速升级和误判的风险将会增加。

赫内根指出，美国自 1991 年以来首次制造新型核弹头，这是一项长达数十年的核力量改革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耗资 2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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