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九章 质疑人本主义
Chapter
Nine Questioning Humanism
一，人本主义五百年
1.
Five Hundred Years of Humanism
二，人本主义是文明的季节
2.Humanism
is a season of Civilization
三，人类中心思想
3.
Human Centered Ideology
四，人性的第三次堕落
4.
Third Fall of Human Nature
四，神话的还原十六条
4.
Sixteen Points to Reconstruct Mythology
五，二十一世纪的寓言
5.
A Parable of the 21st Century
如果说尼采是“欧洲的张载”，那么，欧洲人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劫难，显然已经不远了，因为张载之后不久，金、元的铁蹄就踏破了神州大地。欧洲什么时候沦为南宋？人本主义，这是一切近代世界一切祸乱的罪魁！人本主义为现代全球灾难火上添油，例如，哪里有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哪里就发生战争；哪里有了关于“社会正义”的宣传，哪里就建造集中营；哪里有了关于“人民解放”的许诺，哪里就充斥了阶级隔离的苦难……这都是因为，作为思想倾向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作为思想因素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指导的人本主义。人如果成为归宿，成为最高的东西，那么人间的缓冲地带就消失了。
**一，人本主义五百年***
1.
Five Hundred Years of Humanism
从哥伦布殖民美洲〔1492年〕到苏联解体〔1991年〕，是近代人本主义蚕食一切古代文明〔包括基督教文明〕的五百年。《孟子》曾经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那么在近代人本主义的五百年已经终结的现在，新的纪年会如何呢？
世纪之交，早已死去的现代奇幻文学〔Fantasy Literature〕作家托尔金〔Tolkien，John Ronald Reuel，1892─1973年〕的作品《魔戒》〔 Lord Of The Rings〕却大行其道，连续拍成大型影片，流行世界。尤其是反恐战争期间拍成的第三部完结篇《王者再临》〔The Return Of The King〕，在北美地区推出仅仅十一天便迅速突破两亿美元票房大关，比其第二部《双城奇谋》〔The Two Towers〕十二天才跨越两亿美元票房的纪录更上层楼。《魔戒》原著者托尔金是位殖民者，出生种族主义的南非，所以他虚构的世界“Arda”分为两块大陆，中间隔着大海，西方大陆叫“Valinor”，东方大陆则叫“中原”〔Middle─earth〕。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就在中原。
在托尔金这位反基督的欧洲中心论者的设计里，西方大陆“Valinor”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保持青春，而中原却是魔王索隆〔Sauron〕的地盘和血腥的战场。作者托尔金岂非重温五百年前的旧梦，透过西班牙海盗的眼镜，用幻想来满足殖民主义的最后遗愿？而就在2003年，《魔戒》在英国连锁书店业巨头〔Waterstone〕的读者票选中，竟然荣获“最能代表二十世纪的一百本书”中的第一名！欧洲文明的核心国家，其读者大众的趣味犹如回到了黑暗时代！
从全球范围看，影片《魔戒》的网站曾创下每日四百万人次浏览的记录，而其预告片每日也有一百七十万次的下载。这不禁让人感叹五百年时间，竟然让欧洲文明走向完全相反的路：从极力发掘历史真实的“文艺复兴文献学”，坠落到了极力营造子虚乌有的“奇幻文学构字术”！嗨，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嘲弄？《魔戒》现象仿佛总结了五百年来欧洲文明的反基督的倾向，例如其神话内容不仅是北欧神话的杂烩，也杂烩希腊神话、印度神话、波斯神话，难怪雅利安语族现代欧美人士及其文化学徒们会这样如痴如狂。
**二，人本主义是文明的季节***
2.Humanism
is a season of Civilization
每个文明系统都曾经有过它自己的“人本主义时代”。例如在中国，春秋战国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显例，隋唐两宋则是另一个显例。非道德化的现世精神──是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人本主义是这种意义的桥梁：既是隔断了但又连接着两个信仰时代。例如春秋战国隔断并连接着西周礼教和南北朝佛教，隋唐两宋隔断并连接着南北朝佛教和明清政教。
德国人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曾概括两个信仰时代的精神气候为“原始信仰”和“第二信仰”……在我们看来，如果两汉宗教是殷周宗教的第二信仰，明清政教则是儒佛道混合的第二信仰。原始信仰较多天然的本能，第二信仰则更为理智化。而联系着它们的人本精神和现实主义，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跑道，这人本主义的跑道仿佛是园形的。例如，启蒙运动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化，即把“贵族的东西”普及为“大众的东西”。当今欧洲人的折衷主义倾向〔尤其是文化上价值法则上的折衷倾向〕，表明了欧洲人的精神衰落。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体，当其强盛之际，总是满怀着对“异邦人”的蔑视。像先秦、秦汉或隋唐时代的中国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人；莫不是如此。
在欧洲，直接的人类中心思想和赤裸裸的人本主义，它在审美方面的突出表现是肉体崇拜、人体崇拜。古希腊的和犍陀罗的艺术〔Gandhara Art，也称希腊式佛教艺术，公元前后成形于现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南部和克什米尔一带的犍陀罗地区而得名〕就不去说了，就拿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来说，它先是假托圣灵圣母圣子以及众多圣徒的人形肉体；后来则移其全部的兴味于市民尤其是演员们或体育明星的肉体；最后它更要求直接接触甚至作贱人形肉体：不仅在审美意义上，而且在生活意义上……这一切，无非是为了那个欧洲雅利安肉体崇拜的习俗，这习俗也许是在草原上的放牧生活里养成的，所以雅利安人还酷爱和动物发生恋情……不仅古希腊人和古印度人这样，据说不少游牧民族都有这样的爱好。将裸体的人形与精神的至美，混为一谈，是性感而不是美感。虽然静态的裸体不如动态的那么色情，但裸体并非通往“美”的主要途径。如果说人在自己肉体部位如四肢、臀部、胴体中找到了“美”的源泉，而这种“发现”竟然与性感毫无关系，那不是欺人之谈吗？美术学院的教授为什么不能依据同样纯洁的道理，在牛羊骡马的身上揭示同样“深刻的美”呢？难道就因为人是“灵长类”？显然，这种文绉绉的狡辩，不能解释人肉崇拜者们的动机，更无力辩护，尽管这种解释把“教授”和“叫兽”区别了开来。应该公平地说，在这个领域里，印第安人和埃及人也比现代欧洲人更为高明：他们至少还懂得：崇奉石刻和木雕的神像，比崇拜肉做的人体，恶果还要少得多！
希腊的人本主义和现世精神毁灭了。问题不是出在马其顿的野蛮和罗马的残暴上，而是因为人不能完全依靠自己得救。谁说“心灵是无法奴役的”呢？统治现代人心灵的历史表明，“精神”也和肉体一样──处于某种形式的压抑和奴役之中，且常常比肉体更深更不自觉地落入陷阱，还认为这是什么“意志自由”的结果！文艺复兴以来日益露骨的人本主义，以前曾给欧洲人带来扩张的好处，但现在它正把整个世界和全球居民，推上悬崖，面对无底深渊。这悬崖就是“繁荣”、“发达”、“进步”，那深渊就是“环境破坏”、“生态危机”、“瘟疫蔓延”、“恐怖威胁”。相对的人类中心感觉──这是人的本能习惯；绝对的人类中心思想──这是人的意识迷误。现代世界疯狂追求权能的灾难动作表明：人类为自我中心的哲学已经付出了并将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导致道德上的惟利是图；正如股票市场证明背叛与出卖是合理的。道德上的唯物主义也就是惟利是图，导致生活上的全面唯物主义化──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真正含义！生活的全面无产阶级化，足以开辟一个残虐挂帅、物欲横流、肆无忌惮的暴力时代。
生活的全面无产阶级化，不仅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盛行于共产党国家；而且在西方生活中也具有压倒优势，所以欧洲人在许多正式场合不再穿礼服，而美国总统竟然以牛仔裤为正式服装！这意味着，全球意义的刘邦〔流氓皇帝〕，开始登上万众欢呼的戏子舞台。刘邦的成功，就是“做事没有底线”的范例；后来两千两百年的中国领袖，越没有底线的越容易成功。他们因为不受束缚而比较自如，更能发挥凶狠毒辣的力量。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雇用一批理论家，大力鼓吹“做人要有底线”，甚至要“兴无灭资”、“斗私批修”。
**三，人类中心思想***
3.
Human Centered Ideology
人本主义的三个要义：
1、怜悯人类也自我怜悯，这是各种高级宗教也同样推崇与鼓吹的。
2、努力促进人的现世的福利，把怜悯化为帮助。
3、以人类为目的，并崇拜人类自己。这方面走得较远的有尼采的“超人哲学”，但其实在尼采之前八百多年，“人而神化”的超人哲学在中国就诞生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字横渠，1020─1077年]《四句偈》〕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四句偈》极具人本主义的自我崇拜，张载这种外强中干的自我神化，紧接下来就是金元的入侵和明清两代五百年间一代比一代更为恶劣的黑暗政治，直到两个民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乱与革命。
如果说尼采是“欧洲的张载”，那么，欧洲人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劫难，显然已经不远了，因为张载之后不久，金、元的铁蹄就踏破了神州大地。欧洲什么时候沦为南宋？人本主义，这是一切近代世界一切祸乱的罪魁！人本主义为现代全球灾难火上添油，例如，哪里有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哪里就发生战争；哪里有了关于“社会正义”的宣传，哪里就建造集中营；哪里有了关于“人民解放”的许诺，哪里就充斥了阶级隔离的苦难……这都是因为，作为思想倾向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作为思想因素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指导的人本主义。人如果成为归宿，成为最高的东西，那么人间的缓冲地带就消失了。这种“成为”的实现，实际上无法通过“提高人类”、“完善人类”予以完成，而更为经常的是通过打击和消灭其他一部分人来予以完成。这是出自对于更高观念的否定、对更高事物的取消。一切高于人类和高于人生的〔如有启示的上帝或无启示的神明〕如果不再存在，人类和人生本身就会莫名其妙地失去保障。──这就是人本主义者最后将要面临的最冷酷事实之一。
上帝被诬为不实，天堂被打入地狱，来源于两种人本主义：一是暗藏的、羞答答的；一是露骨的、赤裸裸的。前一种人本主义由来已久，在多数人类的思潮中甚至包括宗教思潮中，起实际支配作用的正是这种隐身遁地的人本主义。这是由人的本能包括思维本能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极少数的超凡之士，能在认识上摆脱这一点曲见，即使如此，在行动上也不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说，人只能向往灵魂的善，却不能行善，行出来的只是肉体的恶。后一种人本主义是明目张胆的人本主义，它妄自尊大，陷各民族于国际战争，陷各阶级于国内战争，灭绝性的人本主义，最终取消了人间一切高尚和尊贵的东西，代之以冰冷僵死的物质利益。这样一种人本主义，这样一种人类中心论，不仅罪恶，且是灾难性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病症就是：所有的人都自觉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所以，人们都力图转嫁危机，用损人利己或是损人并不利己的方式，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正义”。对于缺乏更高期待如信仰上帝或热爱民族的人们来说，损人本身就意味着间接地利了己，因为铲除了更优越的参照物！试想，既然人人“生而平等”，既然“我”又是世界上最不幸、且受最不公平待遇的人──那么，不论用什么手段和借口哪怕是用损人不利己的方式，只要能改善“我”〔有时也包括“我们”即略略放大了的“我”〕的处境：就堪称“正义”。
民族战争的宣传、阶级斗争的口号，都是在这种人本主义的背景下炮制出来的心理治疗。可是它们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世界大战和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种族灭绝的惨剧，我们都曾经经历。相形之下，调和与中庸，也许不是万世不易的良方，但至少能缓冲现代世界的道德唯物主义的恶劣倾向；能折中各个利益集团，小至家庭，大至种族；中间形态有政党、国家之类。这就使得自我至上的唯物主义行动，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可以减轻。
**四，人性的第三次堕落***
4.
Third Fall of Human Nature
文明的第一次堕落──人与自然的分裂，它的寓言表现在亚当与夏娃的叙事中。
人性的第二次堕落──人与人的分裂，它的寓言表现在建造巴比伦通天塔的传说中。
人性的第三次堕落──人格的自我分裂，它的寓言表现在浮士德故事中。浮士德的祖国，日耳曼的文化，并不像欧洲人想象的那样与希伯莱的叙事相互对立，而只是表现了同一个分裂进程的不同阶段罢了。伟大的中庸之道与协和万邦的秘诀在哪里？
百科全书派的自以为是和十九世纪欧洲的妄自尊大，表明欧洲人还有一点残存的原始生命力。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他们，只是一些烂熟而脆弱的苹果了。他们突然从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1694─1778年〕式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却发现了一个更为糟糕的世界，一个“真相大白”的世界，十九世纪欧洲中心论的梦境分崩离析了。但旧残余还在作崇，这在当前的中国比在当前的欧美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欧美人士已经学会放弃欧洲中心论的现在，中国仆人们还要抱残守缺。仅仅因为这里存放着他们的利禄官爵、身家性命？所以现代中国比欧美远远落后整整一个周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说现代欧美的社会结构正在趋于涣散，那么现代中国简直还是没有整理好的一片瓦砾场，一片仅供洋马或洋杂种马，随意唐突的远东荒原！
要摆脱这种景况，中国第一步应学会现代欧洲的“多中心论”，以脱离过了时的欧洲中心论，不论这种欧洲中心论是社会主义模式还是资本主义模式，然后再明白无误地奠定自己的国本，建立新文明的价值体系。新文明的知识不是零敲碎打的营生，而要求某种系统性，某种明确但又抽象的神髓！新文明不称驳杂之物为丰富，而要求单纯和简洁。尽管我们这代人已被彻底败坏并可能殃及未来，失去了生命的喜悦，失去了恰到好处的省略，变得日益繁琐、枯燥……但我们毕竟知道，“人道主义”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完全等同于“无道”了，因此现代人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年〕等人的调教下，视“道”为“压迫”的等义词。后者甚至号召消灭“社会性的压抑”，亦即实现彻头彻尾的“无道暴民”，以便对“无道昏君”的秩序报仇雪恨。然则，“道”是不可缺如的，离开了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压抑”，还有人生吗？还有文明吗？还有一切值得珍视的高贵东西吗？
政治正确主义〔Politically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对所谓“人道精神”其实存有极大误解，甚至是有意识的误解。他们把“人道精神”与“纵容”等同起来，好像根本忘了宗教、哲学乃至高级文化，才是真正“人道精神”的体现。它们既非“无道”，亦非兽道〔如精神分析企图把人分析成为兽〕，而是适度的人道，是人的精神饱满状态的体现，即使“神道”又何尝不是“人道”的侧面？例如，宗教的神道宣扬慈爱、宽恕、待人如己，难道不是“人道精神”的证据？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是蛮族入侵造成的，不是宗教造成的。学者们杜撰了中世纪黑暗，但大规模屠杀和精神迫害却并不发生在“中世纪”，而是发生在科学昌盛的二十世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如果说“中世纪是黑暗时代”；那么二十世纪就是名符其实的地狱了。
在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度感染的中国“学术界”，虽然认识到了科学与伦理的差别，但奇怪的是，在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辐射下，人们却把这种差别用虚幻的“科学方法”掩盖起来，例如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还有些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老生常谈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见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好像这样就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批判，但是，这种把人的活动等同于“物质活动”〔例如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停滞现象〕，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拷贝？
再者，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其实是一种拙劣的“东方不变论”。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指出，“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也是非常流行的，可是认真研究起来却毫无根据，因此研究它的起因也不能引起什么人的兴趣和重视。这种论点的来历也许是因为“东方”〔这里的所谓“东方”是包括从埃及到中国的全部地方〕曾一度比西方前进许多，而现在却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因此，当我们前进时，它却是不变的。尤其是我们应该记住，对于一般的西方人来说 ，他们所熟悉的唯一有关“东方”的古代历史就是《旧约全书》里面讲的那些故事。当近代的西方旅客们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看见了阿拉伯沙漠边缘的外约旦的人民生活在今天同在《创世记》里所描写的族长们的生活一模一样的时候，这种所谓“东方不变论”就好像获得了铁证。但是这些旅客们所遇到的并不是什么“不变的东方”，而是不变的阿拉伯草原。在草原上，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监工，在这种条件之下人们适应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它对于所有敢于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不分老幼，都严格地要求一种艰苦而很少改变的生活方式。拿这个现象来作为说明“东方不变论”的证据是无知的。譬如，在西方世界的阿尔卑斯山谷里，在有些旅客不到的地方，那里居民的生活就同在亚伯拉罕时代的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一样。如果这样推理，岂不是也可以得出一个“西方不变论”来了。
事实上，“东方不变论”的实质，是欧洲中心论，而为了论证这一错误的结论，就不得不生搬硬套。例如，《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拿欧洲历史模型来硬套中国社会，而书中描述的中国恰恰位于封建社会以后的统一帝国时代，书中大谈特谈的“封建王朝”如秦汉直到明清的政治实体，其主流恰恰不是封建的、更不是王朝的，而是统一的、帝国的，其制度也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与先秦的、欧洲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盛行在这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下的，不是世袭的贵族制度，而是考试的官僚制度，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经济”！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谈论“超稳定结构”，那拜占廷帝国不也是超稳定结构了？埃及就更显然是超稳定结构了？殊不知，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命定进入其停止时期，然后死亡；但是，难道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是被“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所主宰的吗？若然，则此概念〔“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何新之有？岂不等于什么内容都没有说？
自二十世纪以来，马列主义和其他的西方中心论已经受到扬弃，西方意识已经意识、承认“西方的衰落”，并预见到西方文明正在步入其它文明早已步入的停滞、死亡。但是人们可以称西方的浮士德文明因此变得像中国社会那样“超稳定”了吗？这种荒唐就是企图“把社会科学纳入自然科学轨道”所造成的。这就是企图“用科学来解释人文现象”所造成的荒唐。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那些“表面上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却实际上随时查看官方脸色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其实，人不是物质，人的活动无法用物质活动来类比。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认识和洞察宇宙方面已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何况是面对人类自身？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人的感知能力和观察基础上的，而人自身在自我观察并基于自我观察去研究社会演进时，怎样做到尽量客观呢？因为自我保护的生命机制，肯定会要求人们的“理论为实践服务”，演变为“理论为利益服务”，这其实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谈论“社会责任”时的真正所指。
**五，神话的还原十六条***
5.
Sixteen Points to Reconstruct Mythology
1──
我们需要一种适度的“人的本位观”，使得“人高于文化”，包括高于人道主义的文化。人的本位观，不是以“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前提，因为那只能使世界沦为生态破坏的废墟。伏尔泰说：“语言的一个伟大用途就是隐瞒思想。”这是他难得诚实的自述。这表明，伏尔泰的著作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作者自己都不相信它。这样恶劣的作风，为现代人作了示范，于是在“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借口与烟幕下，肆行纵欲与野兽主义。人道主义不就是人类范畴内的野兽主义吗？野兽主义的后果就是纵欲。
在希腊化的时代里，我们在斯多噶主义、犬儒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气氛中，已经闻到了日耳曼蛮族的战斗血腥了……同样，在基督教会与蛮族酋长们的联合统治下，被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等人文主义者称为“黑暗时代”的，其实是文明的酝酿期、压抑期，所谓“中世纪”不正凝聚了以后数百年西方文明外在扩张的力量吗？
难道所谓的“人道主义”可能成为生命的归宿吗？难道纵欲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败坏，可能成为人的宿命吗？难道人尤其是有能力走向明天并将他们的精神基因与生物基因传之万代的人们，除了放纵自己、追求“解放”、“自由”、“幸福”、“遂欲”之外，就不能建立一些更积极、更难得追求的目标？难道人类就没有一点再远离一点动物世界的希望了？
“归宿”是什么？历史有“归宿”吗？
2──
欧洲奉持无神论的理性主义者们，本是希腊人的精神私生子，名义上则是从基督教会的经院哲学出来的，他们既然得不到教廷哲学的承认，被迫“揭笔而起”，彻底反传统……他们的创造性在，用人道主义的神话代替神道主义的人话，如教廷哲学对于《新旧约全书》的人性化阐释，新教徒对于耶稣的肤浅阐释，相似于和印度教徒对众神以及佛教徒对乔答摩的描写……难怪他们现在提倡“宗教的普世化”、“所有的神明都是一样的”。甚至用人体而且往往是裸体且以女性居多的崇拜取代了对神的崇拜。因此，神圣的“三位一体”到了他们手里就转换成世俗的“真”、“善”、“美”。圣父是真的，圣子是善的，圣灵是美的。当然不纯是名词的转换，还有从天上到人间的坠落〔“堕落”的道学气太浓〕进程。神道主义的人话虽然仍讲人话〔否则，就不能被人们接受〕，但还敢于承认神道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人道主义的神话却只能将速朽的人体列为混乱时代的偶像──人自己被假定为宇宙的主人和可能的再生者。危机出现了！人道主义除了以暴力为归宿即“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外，没有办法整合社会。因为人的欲望是控制不了人的欲望的，唯独暴力或犯罪〔包括“起义”──这是未成的窃国者反对已成窃国者的触犯刑律〕，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其他人的欲望。
真的源泉是什么？善的源泉是什么？美的源泉又是什么？惟有理性加上暴力的统治者，才通晓其答案，并列为科学的结论。尽管人民尤其那些啃书本的人──绝对不会明白它。
科学的力、道德的力、艺术的力，都是社会的力。而社会的力，最终还是支配人们行动、身体甚至思想和意志的力。“没有社会承认，就没有意义；何时取得社会承认，何时就取得意义。而社会承认，是握在那么一小部分人的手里。真、善、美的命运变迁，只是社会把握者们命运变迁的缩影？
3──
难道“人类”只是到了巴罗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才具备了科学发现的天才？不是。人类其实早就具有这种“求真天才”了，甚至中国历史上这类证据也比比皆是，但只有等到决心承认科学发见并奖励科学发见的社会权力出现之后，科学求真的权力才成为事实，以至于变成一个似乎独立的权力。至于道德〔善〕和艺术〔美〕方面的浮沉荣辱，也和社会权力的容忍度密切相关。
4──
北欧人的精神──不是“种族特征”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否则，维金海盗的侵袭浪潮，为什么偏偏发生在耶稣纪元后一千年左右，而不是或迟或早呢？也许是“维金民族”〔Viking〕首先发现了“美洲”〔Vinland〕，但可惜没有后续，因而变得毫无意义。结果维金民族的影响主要施加在英、法、德、俄诸国身上；而不是在美洲；他们既不是一群无根基的海盗，也不是什么“斯堪的那维亚民族的战士集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由殖民者构成的“民族”，并和上述地区的欧洲土著结合成为新的民族。
相反，倒是地中海的拉丁人，“发现”了美洲并结出了一系列硕果：他们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当然少不了开近代风气之先的意大利人。这些拉丁的矮种人，其实也是北欧人的混血儿，虽然缺乏北欧人冷峻的心，但却保持了他们的海外冒险精神，从而开创了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文明。
关键不是生理方面如高矮等特征，而是精神方面的倾向和力度。通俗的说，这是一个“意志”问题。意志不仅起源于受逼迫的处境、萌芽于反抗的冲动，而且是个血统问题，具有遗传和基因的背景。北欧人僻处海隅，对明媚的南方怀着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渴望。在过惯了安适日子的南方文弱民族看来，这种渴望既少根由，又是漫无边际的……这与蒙古人倒有几分相像。遭受蒙古之灾的东西两翼的文弱民族，对蒙古人的暴虐感到困惑不解，于是惊呼“上帝的鞭子”。其实，无论北欧海盗的疯狂，还是蒙古铁骑的残暴，都是基于深刻的渴望也就是“爱”。一种像海洋一样波澜壮阔、像草原一样茫无边际的贪婪和热望。只不过，这“爱”是以对邻人的杀戮和虐待为表现形式的。而那热望，终于化为搜寻、掠取和战争。这也是反抗：北欧人反抗斯堪的纳维亚的奇寒与贫瘠的山岩。这也是受逼迫：大戈壁的严酷无情铸造了蒙古人坚硬的心！
至于拉丁人，难道他们的扩张不是在反抗穆斯林的侵袭？正如俄国的扩张正是对蒙古征服的报复一样。似乎只有印度人例外，两千年来他们的命运几乎就是充任他人扩张的对象。中国人虽然不肖，还有过几次颇为像样的反击──朱元璋就是个例子。这方面的原由可能要到地缘政治方面去寻找。印度人扩张到印度支那与南洋诸岛，完全采用了和平的方式。而中国人向北扩张也受到了沙漠的阻隔。可见，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其地缘政治的格局，关系甚大。而一个民族的命运也多少取决于它生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中和有着怎样的邻人。若非包围着中国的沙漠和海洋，被欧洲人发明的新技术工具一笔勾销，中国至今岂不是依然沉睡在它自己的“天朝之梦”中……
5──
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的《神圣喜剧》神圣喜剧》〔the Divine Comedy，又译为《神曲》〕真是名不虚传。他从根本上充满了喜剧性质，尽管披上了“神圣”外衣。从内容上说，它是一部扩充了的《新生》。《新生》原是献给一个死去的女子的文字花圈。用中国人的观念说，是单位领导用来安慰自己的女性工作人员的。《新生》用极度的自我欣赏，歌咏了作者与一个光采夺人之女性亡灵的神交。当然作者在她生前是暗恋过她的。反观中国的女鬼传奇《聊斋志异》，也布遍大同小异的许多故事。非常美丽，十分动人，千百年来勾引着读者们的心，达到灵魂出窍的境界。但是说穿了，这只表现了文学上的“恋尸癖”。
作为一部幻想的、以心理体验的梦境为主导的新式《飨宴》，一场精神上的大吃大喝，一种以“禁欲”和“升华”为假面的冶游，一部心理纵欲史……《神曲》有三大特点：
一、古诗人维吉尔的鬼魂是炼狱的导游；
二、女亡灵俾德丽彩〔她的汉译名字倒挺好〕是天堂的导游；
三、“彼岸”被充分的人世化了，灵界变得触手可及。
不论给予这三大特点以何等评价，反正这三大特点都反映了虚伪不真实的妄想，这是拿上帝开玩笑，以天国作为人世的隐喻，结果使神圣的存在作了文学的道具。
犹太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曾经说过，但丁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与新时代的第一人──这说明犹太人到底无法理解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个旧时代是个还有信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却是一个玩世不恭时代。而马克思所歌颂的，正是玩世不恭，难怪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如此看来，《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年〕不过是“十九世纪的嬉皮士宣言”。
《神曲》的多重虚伪性，是个抹不掉的事实：
A、维吉尔导游的虚伪性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年〕是个伟大的罗马诗人。但是，他是以希腊文化的闭幕者姿态，出现在罗马史上的。“罗马文化和罗马文学”──本来就是可耻的虚构和千年的迷信，因为罗马人只有法典，军团，工程技术，而没有自己的精神作品，在这一点上，罗马人可以说是比较其他两个同样照搬别人的国家──美国和日本，更为不堪。但也因为如此，罗马人在征服和政治领域的成就，也是日本人和美国人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话说回来，把罗马人维吉尔视为古典文明的代表就是不对的，但丁先生不能因为自己是意大利人，就徇私舞弊，何况意大利人大体上已经不是罗马人的后代，而是各种奴隶、蛮族的混血产物，就像罗马尼亚人与罗马人何干？我们知道，有用拉丁语写作的“希腊化文学”以及拉丁名称的希腊神祇和希腊哲学……如果一定要说这就是“罗马文学”那也可以，但这决非经典货色，正如罗马的创造物是其法律和秩序、工程和兵团、组织和凝聚力，而非什么精神方面的玩物；所以，要提出精神代表，应该找希腊人才对，或者找波斯人也行，但决非邯郸学步的罗马人。维吉尔也不是新兴的罗马恺撒〔Caius Julius Caesar，前100[七月十三日]─前44年[三月十四日]〕所缔造的元首国家的代言人，维吉尔表现的精神疲惫，是希腊文化的疲惫；他所流露的喜悦，是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的喜悦。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Aeneid〕，可以说是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的续篇，正如《奥德赛》〔Odyssey〕一样。说维吉尔是“希腊化文学的学徒”也比说他是“罗马文学的代表”更加切合一点。但丁是基督教文化的集成者吗？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哲学的艺术图解者吗？不是。否则他就不会让一个异教徒诗人维吉尔，来充当他天路历程的第一导游了。否则，在他的作品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哲学的折衷主义和灵魂生活的轻松化，使自己沦为“新时代”即玩世不恭的世俗化第一人。
但丁是“新文化”的第一人，但这同时也是玩世不恭的第一人，所以他尾随一个久死的古代幽灵，并且是异教的幽灵。从这幽灵吸取灵感？还是自己的创造性天生不足？整个近代欧洲文化的内部冲突，在但丁上已有披露──那就是在基督教的旗号下贩卖异教的货色，典型的宗教混合主义。从但丁到尼采再到嬉皮士，一代又一代的欧美文化人，再也没有从他们对希腊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刻误解中解脱出来，他们只看到了基督教的“祭坛”性质，未能看清“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化，只是从一个祭坛〔基督教〕走向另一座祭坛〔希腊异教文化〕的历史。像奥林匹克的魔鬼祭坛所召集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竟然成为现代全球生活的重要内容！可笑！可见，世俗文人所谓的“基督教文明”者，其实指的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异教文明，人本主义文明。异教徒不能进天堂？所以作为基督徒的但丁，终于克制了他对希腊文化的景仰，阿奎那似乎胜利了。但这是一种怎样的“胜利”啊？这是女权主义的胜利。是活的精神奉献于死的祭坛。
B、俾德丽彩导游的虚伪性
骑士风度，女权主义，那本是日耳曼人的脾性所致。半日耳曼化的法国人和北意大利人也感染了此风，但这与基督教全然无关。正如中国的鲜卑人也把此风传入了隋唐宫廷，导致武则天临朝称制。但丁心目中的“导游女”，也许不同于二十世纪的“导游女”，尽管如此，导游女在天路历程中的决定作用，还是预兆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物。但丁把精神恋爱的对象，置于整个《神曲》的中心位置。不仅在精神上如此而且形式上也这样。凡读过《神曲》的人都可以发现，“前六十三章”与后“三十六章”中间的那一章──正是“卑德丽彩”的幽灵开始出现的地方。这种把一位理想化的女子奉为生活中心的态度，原是骑士文学的特色和精髓。但丁的创造性在于：他还把这偶像抬到了天上，变她为一个天女散花的加百利。这与其说接近柏拉图的“精神恋爱”的范畴，毋宁说接近中国的“意淫”观念。因为前者是泛爱，后者局限于异性──如此可以说，但丁又是一个披着袈裟的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年〕，是一个十四世纪的女权主义者。现代家庭生活的全面瓦解、离婚率猛增、私生子遍地都是都是《神曲》的功劳？这部有趣的历史是否应上溯至但丁的“女神”呢？“进步”当然有，那是从精神到生活、从自由恋爱到自由交配的“历史性进步”。
C、文学彼岸的虚伪性
但丁对地狱、炼狱、天堂的描写，显得才华横溢、妙笔生花。里面有许多庞大的异象和空灵的仙境，但并不因为庞大和空灵就成了真实的──其不真实性，不是它的超现实性，而是它的伪现实性。但丁把好些他个人所厌恶的人物放在地狱里或炼狱里受苦，这太庸俗了，简直是阶级复仇，完全是政客宣传部长的论战手段──哪里有一点“神圣”的味道？泄私愤，对于胸怀雄图的政治家尚且是个致命伤，何况对于自命不凡的艺术大师或是神明的代言人？泄私愤，尤其是以如此神圣的刻毒形式来泄私愤──有损于艺术的完整性和纯粹〔而非“纯洁”〕性。这使人们对但丁所描绘的彼岸充满了疑虑──这真的是真的吗？如果但丁描绘的一切竟然是真的，哪怕就是象征性的意义上说──那但丁岂不成了最后审判的主持者？他不是。但他用神圣的迷雾，散布了触发怀疑主义的毒素。这些华而不实的泄愤──显然也是怀疑心情的流露。如果但丁是个坚定的信徒，根本就没有必要来冒充审判者， 而应听候审判。可是他大大越位了，自扮自演起来，他和他的艺术偶像、爱情偶像，竟然成了彼岸的主宰者和时髦的走运者。《神曲》的虚伪性在此暴露无遗：它打着神圣的幌子干着报复的勾当，宗教信仰成了人欲的道具。在这种意义上，但丁难道不是二百五十年以后洗劫美洲的那些西班牙海盗的先行者？那些人不是也打着布道的幌子，肆意劫夺印第安人的财宝吗？
马基雅维利就比但丁诚实些，他较少虚饰与乔装，赤裸裸坦白自己的思想，而因此被后来居上的野心家视为洪水猛兽，但丁却因为他的严肃表演而被目为“准圣人”，这就是“历史的公道”？
有的读者就指出马基雅维利的诚实，说他的书是其智慧的精华，一点骗人的伪饰都没有，事实虽然令人讨厌但还是诚实地说出，“有点像心理学类的书”。确实，我认为可能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不该仅仅追溯佛洛伊德，而应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的自况说：“关于我的忠诚老实，应该没有疑问，因为我一直保持忠诚老实，我现在不会改变它。像我一个四十三年来一向是忠诚老实和善良的人，是不能够改变他的性质的；而且我贫穷，就是我为人忠诚老实和善良的证据。”1512年，四十三岁的马基雅维利在对自己做人格鉴定时，写了上面的话。作为一个备受訾议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承受的恶名要多于赞扬，后世任何君主或最高统治者（overlord）无论于马基雅维利有多少“戚戚之心”，或是藏着掖着渴读揣摩《君主论》，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爽快的承认：我是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主义，连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都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尽管仕途多有不顺，但是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的公众认同度还是很高的。因为他揭露了政治往往利用宗教、道德、意识形态的外衣来统治人民。作为现实主义者，奉行权力政治，无论在当时的意大利，还是在现时代的国际社会，最基本的强者即公理的准则一直未改变。正如卡尔·爱德华（Carl Edwards）所说：“如果无视权力这一政治现象中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思想。如果认为国际秩序可以建立在各国自愿联合的基础之上，也同样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每个国家都会竭力维护和加强自己的利益。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需要依靠一个权力单位。这个权利单位既要有足够的内聚力，也要有足够的实力，这样才会保持自己的上升地位，无需在弱小国家之间的斗争中被迫选择敌友。无论涉及的是什么样道德问题，都会存在无法归之于道德范畴的权力因素。”政治牵涉到的关键词不是道德，而是敌友，政治就是如何巧妙地划分敌友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
6──
“庸俗的”功利主义如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年〕相信，人人都在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人类一切思想言行莫不受制此一趋乐避苦的自然欲望〔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但是，当他继续引申说，“凡能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的便是好的，就是善；反之则是恶”的时候，就是在做判断了，就不再是描述而是武断了。如果能够增加快乐的就是善，那么善恶问题早就解决了，而所有刑事罪犯的恶也都成了善，因为他们就是专门在追求快乐的。边沁的理论，其实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后身，所以若把二者对立起来，是出于肤浅的偏见。至于十九世纪以后的机械倾向和科学至上，也是文艺复兴时代“全面发展的人”那里发展过来的。甚至“英雄崇拜”也并非启始于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而是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年〕和马基雅维利播种的。前者雕刻了大卫王，后者描写了恺撒波吉亚，作为“人道主义”的典型人物。罪不在跟班者，罪在始作俑者。卡莱尔认为，英雄精神的衰颓原因，在于缺乏宗教的虔敬感。这表明，他已感觉到文艺复兴以来宗教虔敬感的逐渐衰退，要对社会腐败现象的产生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但他还是犯下了一个人道主义的错误：他把宗教仅仅视作激发“英雄精神”的手段，目的仍是“人道”──说是“人欲”更为恰当些！
然而，为基督教以及一切革命性的宗教开辟道路的殉教者和牺牲品，决不是卡莱尔意义的“英雄”！而十字军将士也只是一些“半英雄”，因为十字军不是利用宗教作为激发英雄精神的手段，而是为了天国去死。卡莱尔式的英雄们没有信仰，是些杀人越货的机会主义者，战国时代的怪物：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323年〕庶几近之，恺撒好像合格；秦始皇是，项羽更是，刘邦则以一种最下贱的方式成了“伟大领袖”……至于战国四名君，当时声名显赫，如雷灌耳：齐国孟尝君田文〔？—前283年后〕，赵国平原君赵胜〔？─前251年〕，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前243年〕，楚国春申君黄歇〔？─前238年〕 ，事后看来那不过尔尔。马基雅维利崇拜的恺撒波吉亚，在欧洲小邦意大利也算得英雄典型，但在中国历史上，这类人面兽心的“恺撒”多如牛“毛”，以至最后可以选出一个“主席”来。
7──
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以自己的才智与“命运”终生搏战。但在他最为成熟的《第九交响乐》中，我们终于听到了和解的声音：“一切人类成兄弟”。也许，没有人比贝多芬更深地体验到，“由于爱人，才知道恨人……”，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因此他不得不爱人；但群居生活又使他伤痕累累，所以他不得不恨人。只有到他临死，群居生活即将结束，他不再需要爱人，也就不必再去恨人了。所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和解的时候来到了。这种深沉的和解之所以留着“欢乐”的尾巴，是出于无奈的苦笑。
贝多芬从他那躲藏在永恒黑暗中的“永久的恋人”那儿，吸取了自己的灵感。谢天谢地，这种灵感并非以直接的形式表现的，而是采取了迂回的、间接的，或说是扭曲的表现形式。这样，他的音乐充满了对生活、对命运、对神明的爱，从而不再受到性爱的束缚，得以步入忘我艺术的意境。这样的一生，是人本主义衰败凋零的标本。他身上人本精神一度辉煌，但大道的尽头依然矗立一块巨碑，上面透出这样的诗句：“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宋代诗人范成大[1126─1193年]有诗云：“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典出唐代诗僧王梵志[？─670年]的两首打油诗，其一云：“世无百岁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槛，鬼见拍手笑。”其二云：“城外土馒头，馅食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后来被人们简化为：“城外多少土馒头，城中尽是馒头馅。”土馒头指坟头，馒头馅指城中的人将来都会进入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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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朗西斯科·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年〕，被公认为“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撕下了阿利吉里·但丁为保持残存的羞怯，而着意披上的“神圣”面纱。他爱好古代文献，他钻研“异教”文化，这确实值得钦佩，因为这是“向愚昧宣战”。但是他不理解历史，而且也像一切不理解历史的大学者们一样，强打精神、振振有词地做出一付很懂得历史的唬人姿态。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把“人的学问”与“神的学问”对立起来了。他怎么理解不了，神的学问实际上正是一种间接的、变相的人的学问呢？！
他怎么不理解：一切成熟了的“人的学问”，迟早要被归结到“神的学问”的名义下？！他是一只睁着一只眼睛的“人文主义者”。歌颂情妇、从而把爱情与家庭的分裂当作一种时髦来加以倡导，这不能不说是彼得拉克的大功绩。对劳拉的歌颂，用”月桂树“来作比，从而使世俗的、肉欲的爱情变成光荣的象征，这无疑对他的下一世纪以及后来几百年的欧洲史的艺术繁荣，起了感官刺激的作用，因为一般化市民化艺术的基础除了感官愉悦外没有别的，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有所责难。但彼得拉克无疑还是要为后世色情文学的泛濫，分担一些责任。“人欲”如果是“好”的，那么试问：“正当的”界限应当定在哪儿？以不损害他人为界？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源有限，势必争夺。尤其是对于不可多得的美妇人。劳拉的形象那么妖媚动人，她既不是骑士文学中高不可攀的偶像，也不是但丁笔下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式的哲学象征；而是一尾软玉温香、活蹦乱跳的尤物。
彼得拉克的“人文主义”──也是现代极端民族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的“初级阶段”。可惜欧美意义的近代帝国主义精神，又是远远不足以缔造一个全球秩序，因为缺乏文化基础，因为其基础是脆弱的国家利益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惟有民族主义死去，全球秩序才得以诞生。由上述可见，人文主义精神，并不像学者们所理解的，与二十世纪的种种暴行根本相反。事实是，人文主义对古代的战国文化──从伯利克里斯的雅典到屋大维的罗马的迷惑，恰恰开创了一个疯狂兼并的战国时代。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战国时代，而一切战国时代的共同特征是：宗教的败坏和唯物主义的盛行；道德的崩解和功利主义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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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法的发展与确立，是在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手下复兴的，这并不单纯是绘画技巧的进展成果，它也是现世精神和人本主义的逻辑完成。例如早在两三万年以前的欧洲岩洞壁画中，透视法就有相当成熟的运用。相反在中国，宋元以后的绘画界，可说是经历了一个大致相反的历程：中国人从透视法的边缘滑了过去，越走越远，步入了写意画不分层次、不视距离、不重细节的抽象意境，形成所谓文人画的主流。看一看隋唐时代的壁画，尤其是它深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的样子，就会明白我的这一说法多么有道理。现实生活的重要性，从中国画家、文人心境中的逐渐隐却，是和宋代人文精神的衰竭覆灭、元蒙铁骑的进逼以及明清的伪神权统治〔“非宗教的宗教”〕的稳定，一同来临的。与此同时，透视法或接近透视法的那种技法，作为表现生活场景的有力手段，也一同抛弃了。
“欧洲的宗教画，中国的山水画，本质上具有相似的文明史意义。”我的这一提法也许耸人听闻，但却是真实的，因为欧洲的宗教画和中国的山水画，都是超越现实主义的，都要求远离尘俗的生活，使心灵进入较为超脱的境地。随着文明史的重新逆转，对现世生活和尘俗生活的兴趣稳步增长以后，透视的原理再度得到重视，因为写意的需要让位给了写实的原则，象征性让位给了真实性，意境让位给了细节。所以我们看到，达·芬奇即使在技巧上，也是一位人本主义者：他热衷于战车的发明。这从更深刻的底层，披露了欧洲人本主义者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其实是手拿刀剑的骑士，而不是中国式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10──
“生活是美好的”，所以，“竭力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吧”。──这就是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们的信念。“世俗的欲望是正当的”，所以，“超世俗的精神不是伪善便是罪恶”。──一切“人道主义”者们都作如是想。所以，他们把“人的学问”与“神的学问”对立起来。他们的后代发现了这一错误，于是便修正说：“人的身上既有神性，也有魔质……”。但这种承认为时已晚。彼得拉克还是个假冒的“历史学家”。他的伪造史学的本领，甚至深深打动了记者出身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年〕。可惜这位现代的假恺撒墨索里尼却不是世界的主人，只是一个矮小的自视甚高的民族主义鼓吹手。而世界的主人，却须有等视一切民族、平等接纳各民族优秀分子的巨大容量。说“古罗马统治时代是意大利历史中的英雄时代”，这未免太夸张也太滑稽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是一只硕大的成果，并非一粒生机勃勃的种子。而现代意大利的英雄时代，应当到东哥特和伦巴底人那儿去找寻，到北欧海盗那里去寻找，而不是去罗马的废墟里去挖掘。罗马早就完结了，认为“恢复古代的传统”，就能重行鼓起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元气，这太荒谬，几乎绝伦。消失了的传统只能再生而不可恢复，只能再创造。而再创造的结果，肯定是新的，决非旧物。“光复旧物”是极蠢的思想，是“牛毛”主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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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雇佣兵领袖的人道主义者”，这一提法也许使现代那些自命为人道主义者的风雅之徒和饱食之士大惑不解，甚至愤怒。“这是故意的曲解、恶意的诬蔑！”他们愤愤然了。然而先生们！这却是真实的。横行于意大利城邦间的雇佣兵领袖，就是这样一些人道主义者：他们不信来世，只贪图今生的快乐，不相信宗教的宽恕，只爱血腥冒险。他们视道德为陈腐，只要金灿灿的货 币，这些“新时代”的英雄，是人道主义的卫士，他们其实比二十世纪的商人的民主国家所控制的军队更为“资本主义化”，最懂得“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是一个商业辞汇，是那些精通商人之道的哲学家们，最能心领神会的，以便用自己的“价值”压榨别人的价值。后来，下层社会出身的暴君也学会了这一手，他们收买或胁迫艺术家，来为他们进行廉价宣传，让那些懂得艺术但更懂得“人道”的工匠，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并把暴君的价值上升为普遍的主义，即“神一般的价值”。
“神的价值”的高尚处，在于超现实性，即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不过这玄虚的价值是用来骗人的，自己决不能真的相信。尽管在灵魂意义上，它是人的梦想与尝试的永久源泉，正因为它不现实、超现实──它才不会给一些人造成很大优势，给另些人带来无尽苦难。说到底，谁都可以利用“神的价值”去对抗压迫自己的那些“人的价值”。其实，普遍的“人的价值”也并非实存，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也一定接近“神的价值”。而具体的“人的价值”，永远都只是某些部分、某些类型、某些集团的“价值”，而不可能与“人类”发生什么瓜葛。至少就我们所见的历史而言，就是这么一回事。
从文明史的角度说，“神的价值”衰落破败后，“人的价值”才得以“像幼芽出于干地”。人的价值使大地湿润，重新有了生气。人的价值争妍斗奇、彼此劫夺。和平的春天就这样被夏日的战斗取代了，夏日的战斗复归于寂，结出秋天灿烂果实，这是一幅暮秋的景色，这就是新圣殿的基础，这重新开始了神的价值。神的价值不是扭头不顾人的价值，相反神的价值乃是形形色色人的价值的最高折衷，它包含始终如一的人的价值，且是“成熟形态的人的价值”。从另一方面说，对人的价值专注，反倒表明人的价值正日益丧失。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不就是一个越来越漠视人的价值的时代吗？人的价值对二十世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劳动力的价值、意味着炮灰的价值、意味着人民的选票人头或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的人数这样一些“价值”。“人的价值”，早就分裂为“民族的价值”、“政党的价值”、“派系的价值”了。这一历史性分裂是由“商人阶层”宣布的。商人阶层的利益并不是民族的利益，正如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不是民族的利益一样〔“工人没有祖国”〕，它们都是国际性的。当然从另一个极端说，它们都是个体化的。阶级利益，就具有这样极其矛盾的两重性。阶段斗争是人道主义行为的热化的表现。“阶段斗争”观念的诞生，标志着人本主义露出了本来面目，“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撕下。现在，人们可以为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而互相屠宰了，屠杀时一点罪恶感和“良心的责备”都没有──因为这合乎最高尚的人本主义──为了“争取自由”。人本精神，在雇佣兵首领的身上，得到了终极性的表现。虽说，他们的行为并不合乎有关“人本主义”的规范化定义。但这又什么大的妨碍呢？
二十世纪的战国世界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诸邦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虽然用全民性的“义务兵役制”取代了雇佣兵制度，从而节省了财政开支；但人本主义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却使用并不人道的行径来开创“人民的事业”，用“千百万人头”做成“多快好省”。“好省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本主义的实践后果”。
12──
商人阶层本无道德之可言？赢利高于一切。而道德，意味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愿的克己，这与商人阶层倡导的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实属南辕北辙。道德的克己性，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A、基于“良心”的克已。
B、基于“舆论”的收敛。
而“良心”又是什么？无非是个体化了的舆论，以极为巧妙的线路攻入并占领了主观世界的征服者。良心，是个比意志更专断、更隐蔽的独裁者，是它塑造并鼓动着后者，舆论的不同维度的折射──造成了良心的千形百态。
13──
A，自由是对道德的平衡甚至反抗。自由是意志的产物也是意志的渴望与理想。而道德，从根源上说，只能是对意志的遏制、缓冲、相对消解……提倡自由，无异是为道德的对立面树碑立传、寻找教理上的依据。“自由”，就是这样一头充满悲剧色彩的食尸兽，它毁灭并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道德之尸，但却无力于创造一种新道德。新道德的缔造者即使借着自由的名义发号施令，也不过代表着一种新型强制力量的曙光。尽管，它可以自下而上地发生；还可以由里及外地发展……
B，平等是对道德之虚幻本质的摩亵读。秩序奠基于等量差。而道德又奠基于秩序。任何意义上的道德，只有依赖某种意义的等级制度──才能成立并发挥作用。提倡平等，无异是对普遍承认的道德实行斧底抽薪。我们说“爱情导致平等”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道德，从本质上说，无异于一种“魔法”、“禁忌”与“咒语”。在古代神话中──“爱情”却有着破除“魔法”的奇效，其实，不是别的，正是“爱情”所包含的那种超级平等〔或说“对等”更为恰当〕精神──解除了许多禁忌。“三女成奸”的意思，是无组织的集体性平等，乃是大奸大恶的可靠前提。
C，博爱是对道德的否定道德的功用就是抑恶扬善，褒此贬彼──以此维持着某种平衡。而“博爱”，却否定了这一功效──从而令社会陷于某种程度的颠乱，所以博爱学说都流行于无药可救的混乱时代。通俗地讲这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精神上的博爱，固然不失为精神净化的壮烈结晶，和一种神妙的俯视。但这只是少数伟大无我者的特权。与其说这是社会的凝聚剂，不如说是文化的玩赏品。一旦向人民群众展示这等秘不示人的珍品，就有使它堕落退化的巨大危险。博爱学说的流行〔尤其是实施〕──不难毁掉高级文化及其赖以滋生的距离感。这就最终为“博爱”准备了荒凉的坟墓。没有距离感〔以及对距离的表现上的愤怒情绪〕就不会有慈悲之精神的起源！道德，即使不意味着对个人权利的杀害，也意味着一种虐待。这决不是用“矫形”、“规范”一类的字眼就可轻轻带过的。个人幸福，即使不建立在反道德的基础上，起码也与道德的普遍要求暗自抵牾。这里永远都不会有由衷的、和颜悦色的“和解”；最多只能暂时的屈从与半带强制性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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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人造的东西，都可以由人来毁灭。古代的智慧在表述这道理时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又何怨哉！”如此看来，只要毁灭的对象是人造的，毁灭行动本身就算不上不可饶恕的罪……因为这种破坏不必弥补，有时甚至起到了一种清道夫作用。可是，世间有多少东西不是人造的呢？“死亡本能”于是被抬到光明灿烂的众神殿里了。“破坏”也成了一种德行，甚至是更大的德行，超过重复制造的垃圾行为。从“认识论”〔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到道德论上的唯物主义──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和进度问题。从道德〔伦理〕上唯物、唯利倾向，到行为上的极端自利〔尽管打着“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等眩目的亮丽旗号〕倾向──只有半步之差。
15──
“厮杀已经近了──你们必须卖命”，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圣人们向他们的羊群发出的战斗口号，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就这样一触而发了。
人体崇拜和唯物主义──终究要被拖上“生命”的审判台！在那儿，“上帝使者”借助“人的良知”──对腐烂了的主义清仓查库。人体崇拜使人类中心思想绝对化了，它还表现为“我们这一代是历史枢纽和文化重心”的思想，从而为不负责任地“开发”即肆意糟蹋地球资源和伤风败俗的纵欲〔例如给牛羊吃动物尸骸〕大开绿灯。直捷了当并且面目可憎的唯物主义，已经危害到人的健康生存，例如疯牛病就是对“人类智慧”的一个绝妙讽刺。受到严重腐蚀的人类生存，基础已经破坏：生物圈岌岌可危，某种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和平要求我们：建立礼教的天下统治。这是一种和平的秩序，不是建立在各种国际势力均衡力敌的脆弱平衡上，而是建立在认同感和命运共同体的归宿上。可是，当代世界的居民们及其领袖人物，依然严重匮乏这些高级的心理建设，他们依然被人本精神的营养缺乏症摆布！这是唯物主义者和生理学家们，永远也解决不了的世纪难题。这不仅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缺乏合理的怀疑和思想的回旋，这还是因为，他们崇拜自己的肉体和异性的肉体，妄图在肉体中永生，基因工程和复制人都是围绕着这些心理需要打转的。自认能够“认识一切”甚至“征服一切”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结盟，错误引导了现代人的方向，唆使人们崇尚暴力和作为暴力之化身的“知识”与“科学”；以为凭借这些带有魔力的东西，就可以“把人变做神”。
16──
莎士比亚在《暴风雪》〔The Tempest〕里借着剧中人米兰达的口说：“神啊！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这时，欧洲人还懂得在赞美人类的同时把荣耀归给神明，但是几百年以后，欧洲人企图自己成为上帝了，欧洲文明怎能不衰败呢？神之为神，因为拥有永久的神格，而不仅由于超人的手段，尽管群众只知道崇拜神的手段〔神迹〕，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神的位格。欧洲人自我崇拜已经构成某种文化精神的病症，这一病态应对现代世界的骚乱负直接责任。例如国际恐怖主义的浪潮──也是这些精神病症的反响。一方面，它本身是受到刺激而发──人体崇拜、无节制的唯物主义、堂而皇之的利己主义……
另方面，它反过来又加剧了这些病症。人体崇拜及其仪式如美容整容瘦身手术等等，不会由于自杀爆炸而消亡；消灭人本主义崇拜的，只能是精神上的震惊、生理上的恐惧，而不是单纯的身体恐怖，恐怖活动粉碎不了唯物主义和拜物教，相反，它只是再次强调并肯定了拜物教，且是出之以暴力形式。神的价值在二十世纪，已经开始复苏并通过一些极度个体化的人的价值，崭露头角。但愿它不要再成为世俗权势用来敛财和迫害的工具，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再是。
**六，二十一世纪的寓言***
6.
A Parable of the 21st Century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微微发亮了。一切都仍不清晰，懵懵懂懂。
从山那边，跌跌撞撞走过来三个人。
他们结伴而行，并非始终如一。他们来历不同，去向各异。但他们现在却一起行走。
──“自由了！”他们激动地欢呼。
他们刚刚从一座巍峨的哥特式大教堂里逃了出来。那座圣殿久已衰颓，几乎倾倒。漫长的居留也使他们厌烦，继续呆下去，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们决计出逃。
他们不愿被人看做忘恩负义之徒，那教堂在他们走投无路时收留了他们。他们也不愿被当作逃兵，因为他们毕竟在那儿生活过、希望过。于是，他们便在出逃时分，炸悼那座摇摇晃晃的庞然大物。看庞大的教堂隆然倒下，他们心里有些懊丧，但旋即又被疯狂充满。从冒烟的废墟旁走掉，心中洋溢着未来的懂惯：这场冒险，是多大的人生乐事！
阴郁的往日，往日的罪恶，象是随这庞然人物的倾倒而烟消云散了。
现在，他们坐下来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们热烈争论，有时强辩，甚至互相咆哮，龇牙咧嘴，但最后达成了一顶协议：
“我们犯了破坏罪，炸掉千万群众心中的偶像。我们成了世界的罪人，十恶不赦。现在，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成为世界法庭甚至群众私刑的猎物！
为了自救，因此，我们必须：
1，宣传我们的主义；
2，说服群众并鼓动群众效仿我们；
3，唤醒人民的兽性，让他们在陶醉中忘掉我们的罪恶。这样，我们就将从破坏的罪人，变为创造历史的圣人。
听说，在大地的另头，有许多无首的龙群。我们要去征服它、统领它、催促它们开辟一个新世界、新纪元。时间紧急，我们不能再等待！只争朝夕，现在就出发！”
他们三人在晨曦迷茫中，消失远方……
这三个人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没有姓氏，谁也不清楚他们的来历。但热爱他们的后人，为他们编了一大段传奇，为他们取了名字，一个叫“人本主义”，一个叫“启蒙主义”，一个叫“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性情和顺，面色腼腆，常有不忍之心，对一切人和人造物，都怀有怜悯、同情。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给人带来“幸福”。
“启蒙主义”，性情沉静，但急功近利。他尊崇人类，在他眼中，人是次神；甚至简直就是神！“一切神不都是人造的吗？”他想，“人在实际上，还高于一切神呢！”他认为，宇宙应以人为中心，万物应为人民服务，人是一切的标尺──而人本主义的职责，就是给人以至高无上的“荣誉”。
“科学主义”温文儒雅，好古博今，常有奇思异想，对一切都怀抱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他视人类为万物之灵，相信天造地之钟秀。他认为，他的最高职责就是赋予人生以“权力”。
天色大亮了。现在他们都能彼此看清楚了。他们贪婪地彼此打量着，带着好奇、仰慕，夹杂着疑虑和信心……他们互相估量，静默无言地盘算……
科学主义第一个开口：“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才有力量。”
“是的，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多么荣耀。”启蒙主义应道。
“我们结成了一个团体！这样幸福！”人本主义说。
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成为一个新人，一个三头六臂的新人，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
“我们平等，我们互爱，我们自由。”
他们急切兴奋地发誓。
一个新的三位一体诞生了。不是印度教的三位一体〔梵天、毗纽、湿婆〕，
而是新人的三位一体。
“我是圣父。”
人本主义说。
“我是圣灵。”
启蒙主义说。
“我是圣子。”
科学主义说。
“我是梵天。”
人本主义说。
“我是毗纽。”
启蒙主义说。
“我是湿婆。”
科学主义说。
“我们一同前进，死不分离。”他们赌咒发誓。
彼此彼此的命运使他们齐头并进。他们之间不再龇牙咧嘴互相咆哮。
他们共同感到互相依存的急迫。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是荣誉的保障。”
“团结永远指示幸福的方向。”
“团结！团结！！团结！！！”他们说。
他们经过了许多险阻。其中有胜利，也有失败。有勇往直前，也有怯阵规避。他们横越整片整片的大陆。他们从一个星球奔向另一个星球……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龙的大地，只找到一些蟒蛇。
渐渐，他们疲累了，而征程似乎无休无止，险阻越来越多。困难、劳累，使他们暴躁，于是他们干了许多残忍的事。他们想用残忍来克服自己、击败世界、征服宇宙。
有一天，人本主义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幸福。我们肯定找不到‘幸福’了。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为了找到它，我们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现在还不行，我受不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找到越来越多的痛苦，无穷无尽的苦痛。”
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急切地说服他：“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我们还可以找到光荣！”
“那有什么用？要是没有‘人的幸福’──一切权力和光荣都是空洞的！”人本主义反驳道。
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最后，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议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开除人本主义在“三位一体”里的平等权利，并立即驱逐。过后，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安全，于是，他们宣布判处人本主义以死刑──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
这样，人本主义被赶了出去，杀死了，遗弃在路旁。
剩下来的两个人又前进了，谁知，他们遇到的阻力却越来越大；或是他们越来越衰弱了！尽管他们又干了许多更为残忍的勾当，犯下许多更为骇人听闻的罪行，但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干出更多更卑鄙的事来，卑鄙得令人作呕，连他们自己也暗皱眉头。
有一天，启蒙主义终于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光荣’。我们找不到‘光荣’了。我们离‘光荣’越来越远。现在我受不了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创造更多的卑劣、无穷的下贱！”
“你怕什么，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呢！难道‘权力’不比‘光荣’好吗？没有权力，就没有光荣，有了权力，就能俘虏一切光荣！”科学主义宽慰他。
“有了‘权力’就有了‘光荣’？牺牲人格的‘权力’我不要！”
启蒙主义激烈地抗辩。
“那我就要开除你！”科学主义说。
“你无权！我和你都平等。一对一不能开除。”
“一对一怎么不能开除呢？还能判决呢！真理只有一个，科学有终审的权力。”科学主义说完，再也等不及对方同意，就把他一枪打死，扔在荒野里了。他觉得这十分过瘾开心，尤其合乎“科学至上”的精神。
现在，科学主义一个人勇敢地前进。他坚信自己就是神的继承人。他坚信这个世界有一张为他铺好的红色地毯，等待他兴高采烈地跳跃、践踏……
他不怕残忍，他不惜卑鄙，他只要权力。
他带着已有的权力，向新的权力驰骋。他运用自如，一度有希望扭转乾坤。然而渐渐地，他感到中气不足，慢慢不支了。在朦胧中他似乎感到，“幸福”和“光荣”也是一种“权力”啊……如果没有幸福与光荣，现实的权力显得那么空洞，那么不充实。
他好像有点后悔自己杀死了两个同伙的暴行。尽管那经过了“合法的、必要的审判程序”。然而，死者怎能复生？所以他不能再同情那位向往幸福的人本主义，也不能再怜悯那争取光荣的启蒙主义，他仅仅是为自己的权力而犹疑……
他精疲力竭地爬着，爬着……
天色渐渐沉暗下来……
他还在下意识地向前爬着。靠着习惯和惯性，机械地爬着。靠着对于权力的无限信念，他继续前进。
四下里一点声息都没有。他满意了。“我的权力征服了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属于我也仅仅属于我的人类──服务的，因为承认我有至上权威的人类，才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宰。”
……那是什么？
他大吃一惊！
困惑中到处张望，怀疑自己是否看花了眼。眼花缭乱吗？不是，分明不是！
──在他前面静静躺卧着，他和同志们曾经齐心协力炸掉的那个旧教堂的废墟……原来，远征了多年，他又转回来了，围绕地球一圈──他被卷入全球化的时代，好像一个被诱骗而回头的浪子。他骇然了。他痴呆了。他麻木了。──这就是英雄远征的结果？
渐渐他苏醒过来。开始嘤嘤哭泣，就像一只绝望的小鸟。权力感消失殆尽，哎，那些永劫不复的回忆。空虚。太空虚了。
“人类在哪里？我又在哪里？同志们在哪里？宇宙在哪里？……”他嚎叫者。一百个天问，百问不得其解。
他暗暗察觉出，那片废墟对他已有全然不同的意义。教堂，不再是死一般的奴役，在那寂灭无声中，似乎隐藏一丝捕捉不到的生机……这样，他的情绪由蔑视转成畏惧，在嫌恶中化出虔诚。
“我就这样没落了？”他如是自问，并暗自承认。但他死死不愿丢弃权力，不愿放弃“人类中心的科学思想”。他明白，这是他的本能，是人的源泉力量。
但现在，他对自己实现这一本能的方式，确实产生了怀疑，很深很强的怀疑。他觉得，那教堂也许是对的。他觉得，即使在那教堂深处的祭坛上，也渗透着很强很强的人本主义的灵魂。
他还有一点点力量。他多想重建那亲手炸掉了的建筑。但不要旧的，而要一个新的。一个散发着活力的教堂，一个拒绝远征，只要肃穆的新圣殿。这圣殿洋溢独特的风格，蕴藏无理的魅力──它以肃穆为远征。
但科学主义已经没有能力来行动了。他剩下一点心力，仅够思虑。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已悄然逼近。新圣殿，要留待新一代了。他们，是真正的建筑师。他们，是创造者，不是跋涉者。他们，有余暇回味自己的丰功伟绩，并把这余暇作为最美的幸福，最高的荣耀，最大的权力。
新内容，要留待新形式。旧形式已经式微、破裂。旧的精神也已死去，伴随着它的骨骸……
他停止了哀哭和希冀，归复古老的宁静、无边的肃穆……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有些微微发亮了。一切仍不清晰，懵懵懂懂的……
“天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二十一世纪！”科学主义的遗嘱如此说。
然而，他呼唤的是哪个“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