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rch 22, 2018

谢选骏:教皇国与乌托邦


(一)
教宗国(拉丁语:Civitas Ecclesiae;意大利语:Stato Pontificio、Stato della Chiesa;又译为教皇国、教皇领)是南欧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是由教宗统治的世俗领地。1861年,教宗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被并入撒丁王国,即后来的意大利王国。1870年,罗马城也被并入意大利王国,教宗国领土退缩至梵蒂冈城。教宗庇护十一世时期,时任义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在1929年与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加斯佩里签订《拉特兰条约》,罗马教廷正式承认教宗国灭亡,由梵蒂冈城国取而代之。
国名
教皇国并没有正式的国名,其常见的拉丁语(教皇国官方语言)名称是“Civitas Ecclesiae”,意即“隶属于教会的诸邦国”,所以也译为“教皇领”;教皇国在意大利语中有多种名称,例如“Lo Stato Ecclesiastico”、“Lo Stato Pontificio”、“Lo Stato della Chiesa”、“Gli Stati della Chiesa”、“Gli Stati Pontificii”。其中“Gli Stati della Chiesa”和“Gli Stati Pontifici”意为“教会的诸邦国”、“教皇的诸邦国”。此处的“邦国”为复数形式,也就是说,教皇国并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而是由许多昔日的独立或半独立城邦、小国和贵族领地构成的共同体。
起源
在基督教的早期,教会处于非法状态,直至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期方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也是在此之后,由于罗马皇帝和贵族的捐赠,基督教会的财产得以飞速增长。君士坦丁大帝将拉特兰宫赠给教会,这成为教会最早收到的一笔重大捐赠。除了房产之外,在意大利本土及罗马帝国各行省,捐赠给教会的地产和财富也不断增加。不过,教会是作为私人领主占有这些土地的,并不拥有这些赠土的主权。 公元5世纪时,西罗马帝国遭到蛮族的不断入侵,于476年被东哥特人灭亡。西罗马灭亡后,其原有领土陷入无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在罗马主教的治理下,逐渐成为意大利中部地区事实上的世俗统治者。
公元6世纪后,教皇国的雏形开始出现,但是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东罗马帝国对意大利展开一系列征服活动,破坏教皇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伦巴底人将东罗马势力逐出意大利。虽然此时的罗马主教(教皇)在名义上还要臣服于东罗马皇帝,但是罗马教会的相对独立使得罗马主教有资本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和拜占廷皇帝相抗衡,罗马主教格历高里二世甚至开除东罗马皇帝利奥三世的教籍。
至公元7世纪,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衰落,罗马教会作为意大利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再度对东罗马势力所不及的罗马城周围地区展开统治,并利用军事、外交手段(甚至包括贿赂)来抵抗伦巴底人的进攻。在罗马教会的努力下,伦巴底人停止南下,转而集中攻打亚平宁半岛北部以拉文纳城为核心的拜占廷总督辖区。728年,伦巴底国王路易特普兰德将拉丁地区的一些乡村和城镇捐献给罗马主教,这些土地(被称为“Patrimonium Petri”,即“伯多禄的遗产”)成为教皇国的立国基石。
丕平献土
751年,东罗马在意大利的领土最终全部沦丧于伦巴底人之手。罗马地区(此时已经发展为罗马公国)彻底切断和东罗马帝国的联系。教皇司提反二世通过向法兰克人领袖“矮子”丕平大献殷勤,从而解除伦巴底人的威胁。司提反采取一系列向丕平示好的行动,包括批准后者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而自立为王。司提反还封丕平为罗马贵族。作为回报,丕平率军在754年进入意大利。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平定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许多地方,然后将其作为对教会的奉献赠送给罗马教皇。在781年,丕平的儿子查理大帝宣布教皇为这些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丕平奉献的土地包括拉文纳的原东罗马总督辖区,贝内文托公国的一部分,托斯卡纳,科西嘉,伦巴底,中意大利五城(Pentapolis)地区——里米尼(Rimini)、佩萨罗(Pesaro)、法诺(Fano)、西尼加利亚(Senigallia)和安科纳(Ancona),以及其他一些城市。
丕平的献土扩大教皇的统治区域,然而也带来一个法理上的问题:既然教皇所统治的领土是由法兰克帝国所赠,那么教皇在世俗政治中是否相应地成为法兰克皇帝的封建附庸呢?

“君士坦丁献土”
为了提高教皇国的威望,以及打消丕平的继承人日后利用这一献土行为来控制教廷的可能,罗马教廷在750年至850年之间大胆伪造一份被称为“君士坦丁献土”的文献(拉丁语:Constitutum Donatio Constantini;Constitutum domini Constantini imperatoris),试图宣布教皇国所拥有的土地是在公元4世纪时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奉献给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一世的。该文献说,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尔维斯特一世通过祈祷为其治好麻风病后接受洗礼,并在受洗后的第四天就决定将帝国都城罗马捐赠给基督教会,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东罗马营建新都。该文献还断言,君士坦丁大帝不仅向罗马主教捐赠意大利中部地区,而且还捐献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领土,并授予教皇及其后任者对其进行世俗统治的权力。
法兰克帝国的分裂从另一方面解决教皇国法律地位的难题。查理大帝死后,其帝国在9世纪分裂为三部分。虽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以法兰克国王直系继承人自居的历代法国国王往往宣布自己为教廷的世俗保护者,甚至将教廷和教皇由罗马搬迁至亚维农(Avignon),但是在欧洲却不再有哪位皇帝或国王可以以法兰克帝国唯一继承者的身份对教皇国提出宗主权要求。
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时期
罗马教会和法兰克人的合作在800年达到顶峰。在此之前,像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一样,罗马教皇和罗马教会要听从东罗马皇帝。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宗教事务代表,而罗马(东罗马)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世俗事务代表。基督教会和人民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皇帝,即罗马皇帝[1]。797年君士坦丁六世被废,以及其母亲伊琳娜皇太后自立为罗马女皇(797年-802年在位),使得罗马教会有理由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堡统治者的最高权威。罗马教会宣称,罗马皇帝的名义在希腊人(即拜占廷人)中已经不存在,因此罗马教皇、所有的主教、法兰克元老院和罗马城的所有长老经过商议,决定把法兰克国王加冕为皇帝,使罗马帝国永远传承下去[2]。
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将查理一世加冕为“受上帝委托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皇帝奥古斯都陛下”(Karolus Augustus a Deo coronatus magnus Imperator Romanum),即查理曼。
罗马教会认为,将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并不是宣告西方基督教世界从此与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在他们看来,476年西罗马末帝被废黜,并不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是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归一,东罗马帝国重新成为单一的、没有分裂的罗马帝国[3]。查理曼加冕为奥古斯都和罗马皇帝,意味着罗马帝国的正统皇统从“新罗马”——君士坦丁堡重新返回罗马城。
但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的皇统并未就此中断,所以此后基督教世界出现两个并立的最高统治者,一个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在罗马。他们并不像过去的东西罗马帝国皇帝那样和平并立,而是彼此指责对方是僭越者,宣布自己是唯一真正而合法的基督教会和人民的领袖[4]。从这一点来说,利奥三世通过为查理大帝加冕,使罗马教会摆脱东罗马皇帝。
不过,虽然800年的法兰克帝国御玺上写着“罗马帝国的再生”的字样[5],但是此后由罗马教会所加冕的历代神圣罗马皇帝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是基督教会的主宰,神圣罗马皇帝也不再像东罗马皇帝那样可以插手干预教会事务。相反,教皇可以干涉世俗事务,通过将皇帝革除教籍的方式插手政务,此外,在罗马教会所拥有的中意大利地区的土地上,教皇也成为不折不扣的世俗君王。
从10世纪起,教皇国的声望因一系列事件而下降。首先,从思齐三世至若望十二世在位时期,罗马城贵族中的几个妇女通过成为教皇情妇而掌握教廷大权,她们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都被立为教皇(比如教皇思齐三世与其情妇玛尔西亚所生的儿子若望十一世和孙子若望十二世)。从903年到963年的这段时期因此被称为“淫妇政治”(Pornocracy)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教皇的政令只能在罗马城周边地区施行。其次,教皇国延续伦巴底王国的封建体系,在教皇的领地上有许多伯爵和侯爵的封建采邑,他们都是几近独立状态的领主。
到10世纪中叶,日耳曼王奥托一世征服北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约翰十二世将其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诞生(此时尚无“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名,至康拉德二世时始称“罗马帝国”,至腓特烈一世时,为了与“神圣罗马教会”的名称相抗衡,方始称“神圣罗马帝国”)。作为回报,奥托颁布“Diploma Ottonianum”(奥托法令),承诺维护教皇国的独立。虽然如此,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教皇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时不时地发生摩擦。每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想将其权力施展到意大利时,就要和教廷及教皇国发生冲突。皇帝对教皇的控制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亨利三世于1046年赴意大利,废黜反对他的教皇额我略六世。德国人克莱孟二世被选为新教皇,并为亨利三世加冕。亨利三世一直掌握对德意志境内各主教的任免权。
教廷与帝国的冲突在他在位时期达到顶峰
1073年4月21日,亚历山大二世去世,额我略七世被选为教皇,他主张教权高于皇权,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之间的冲突,在他与亨利三世的继承人亨利四世之间延续。1076年,额我略七世革除亨利四世的教籍,此后发生有名的卡诺莎之行。一直到1198年教宗诺森三世成为教皇,教皇权利达到最大化,可随意废立皇帝,成为高于皇权的象征。
霍亨斯陶芬王朝绝嗣后,神圣罗马皇帝不再随意插手教廷事务,教皇国与神圣罗马帝国进入相安无事的状态。到14世纪初,教皇国像其他意大利邦国一样,已经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文艺复兴时期
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二位教皇统治时期,教皇国的领土再度获得大幅扩充,并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但是,教皇对其大多数领地的统治仍是有名无实的,教皇国各个城邦的真正主子仍是当地的王子、贵族。直至16世纪,教皇才得以直接统治教会名义下的所有地区。
从1305年到1378年,教廷迁到法国西南的阿维尼翁,教皇成为法国国王的政治附庸。尽管如此,位于意大利的教皇国仍然是教皇名下的领地,而且阿维尼翁城及其周围地区也成了教皇国的一部分,直至法国大革命时期才重归法国。
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国并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是若干个各自以教皇为最高领主的封建城邦或小国的松散组合。有些城邦拥有自己的次一级领主,有些城邦(比如罗马)则没有。大体来讲,教皇同这些小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其他西欧国家中封建国王与自由市之间的关系。由于没有世俗君主与之竞争,教会成为这些城邦的最高权威。
至文艺复兴时期,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的众多意大利城市已经脱离其主教和神圣罗马皇帝而独立,成为较强大的城市共和国(比如佛罗伦萨、比萨、锡耶纳、米兰和热那亚),这些国家的市民基础是安分的、勤奋的工匠,在他们之上有一个富裕的、从事商业的中产阶级,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使这些共和国积累大量财富。但是,在教皇国,尤其是在罗马城里,缺乏这样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由于长期的荒废,教皇国的核心——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地区——土地不能得以利用,物产贫瘠;罗马的位置不好,不利于经商;它也没有工业,没有什么可以生产的货物,也没有市民或中产阶级。公民被分为三个等级:军人阶级(包括古代贵族的残余);僧侣阶级;以及下等阶级(主要是贫穷的平民)。第一个阶级分为若干党派,以几个大家族为其领袖。教皇是后两个阶级的领袖,但也往往是这几个大家族中的一员。直到14世纪,教皇国的内部历史仍是这些党派间彼此斗争、以及贵族阶级与僧侣阶级之间此消彼长的权力斗争的历史。
但是,古罗马共和制的残余在教皇国中仍然存在。1337年,教皇本笃十二世从罗马市民手中接受元老和大将的头衔,以及共和国执政官的称号[6]。1347年,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中,教皇公证员科拉·迪·里恩佐被任命为罗马城的保民官,他实行一些改革,抑制贵族们的过分行为。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
教皇国(绿色)在1700年的最大领土范围,包括在南意大利的飞地贝内文托和蓬泰科尔沃,以及在法国南部的沃克吕兹县和亚维农。
到18世纪末,归于教皇名下的领土疆域达到颠峰。这些土地包括拉丁姆(即今日的拉齐奥地区)、翁布里亚、马尔凯,向北囊括拉文纳、费拉拉、波隆那,直抵罗马涅地区。在南方,教皇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两块飞地,即贝内文托和蓬特科沃。在法国,教皇拥有阿维尼翁城和罗纳河以东的领土(Comtat Venaissin)。
法国大革命给罗马教廷带来极大的损失。1791年,教皇在法国的领地被法国吞并。1796年,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时,教皇国的北方领土也被法国吞并,并成为内阿尔卑斯共和国的一部分。1798年,法军长驱直入教皇国腹地,攻占罗马城,并成立罗马共和国。教皇庇护六世被俘,流放到法国。
1800年,反法同盟与法国达成和议,第二次反法同盟解散。此后法国恢复教皇国,庇护七世返回罗马。但是,1808年,法军再度进攻教皇国,并将其彻底灭亡。罗马城和教皇国的西半部被并入法国,东半部则并入以拿破仑为国王的意大利王国。
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教皇国被重建。此后的历任教皇在教皇国内推行一系列保守政策。直至庇护九世时期,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教皇国方开始着手进行一些自由化改革。
意大利民族统一战争
1848年革命中的“罗马共和国”旗帜
拿破仑战争标志着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意大利、德意志等族的民族意识被唤醒,意大利人要求民族统一的呼声日高。但是,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意大利恢复昔日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北部的伦巴底、威尼斯等地区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

庇护九世
1848年,欧洲爆发自由主义革命,其首先发起地点为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而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1848年11月15日,教皇国司法大臣佩雷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被暗杀,次日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教皇国实行社会改革、指定民主政府、以及对奥地利宣战。11月24日晚,教皇庇护九世化装为普通教士逃离罗马,前往两西西里王国避难。教廷主教卡洛·穆扎雷利(Carlo Emanuele Muzzarelli)组成留守政府,随后颁布一些自由化的新法令,教皇因此拒绝承认该政府,并在流亡地组建新政府。
为了将教皇迎回罗马,罗马市长组成一个代表团,前往教皇避难地加埃塔城堡,但教皇拒绝返回罗马。罗马城中首次出现没有政府的情况,因此市民在1849年1月21日举行首届自由选举,以组成制宪会议,年满21岁的男性都可以投票。2月8日,制宪会议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以三人执政委员会为元首,教皇仅保留宗教领袖的地位。罗马共和国的宪法宣布宗教自由,给予犹太人平等地位,废除死刑,还取消重税、新增工作职位。意大利爱国者及军人朱塞佩·加里波底组织一支名为“意大利军团”的志愿军,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武装部队。教皇向天主教国家求救,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遂联合奥地利出兵干涉。6月29日,法军进入罗马城。
法奥军队此后继续追击加里波第军团,迫使加里波第率众前往圣马力诺避难,并将其军队解散。庇护九世在1850年4月重返罗马。法国军队驻扎在罗马城中,以保护教皇。
此役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既包括撒丁王国和萨伏伊王室为核心的君主主义者,也包括众多的共和主义者——将教皇国视为意大利统一的绊脚石。法皇拿破仑三世则将教皇国作为其插手干涉意大利事务的筹码,一方面支持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一方面则继续扶植和保护教皇国政权。
1859年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后,撒丁王国从奥地利手中收复伦巴底地区,加里波第则在两西西里王国发动革命,推翻波旁家族的君主。加里波第试图在南意大利建立共和国,但是撒丁王国请求法国出兵,将意大利南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在得到法国的允许后,撒丁军队于1860年挥师南下,先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征服教皇国东部三分之二的领土,随后进入两西西里王国。当年年底,这些被征服的领土都被撒丁王国正式吞并,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正式诞生。此时教皇国仅剩下以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为中心的三分之一领土。1861年3月,意大利王国宣布罗马为新首都。但是由于法国驻军的存在,意大利无法收复罗马城。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驻扎在罗马的法国军队撤回国内。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不必再顾忌法国的威胁,将教皇国纳入意大利版图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先派特使向教皇庇护九世送去密信,并提出一个保全教廷脸面的解决方案:意大利军队以“保护教皇”的名义和平进驻罗马城。但是这个提议被教皇拒绝,因此意大利于1870年9月10日对教皇国宣战。意大利军队在9月11日越过边界,缓慢地向罗马城推进。进军速度非常缓慢,以等待外交协调解决的可能。
虽然教皇国仅拥有一支为数甚微的军队,但庇护九世还是下令进行抵抗,以造成这样的法理事实,即教皇国是被意大利以武力入侵、而非和平接管所征服的。9月19日,意军包围罗马城。1870年9月20日,经过3个小时的炮轰,意军在罗马城的奥利留城墙上轰塌一个缺口,随后进入罗马城,在阿庇亚大道上举行盛大的入城式,教皇国首都被占领造成实质上的灭亡(但于1929年签署《拉特兰条约》后,教皇才正式承认教皇国灭亡)。
此后,经过公民投票,罗马城和拉齐奥地区并入意大利,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旋即从佛罗伦萨迁到罗马。49名意大利士兵和19名教皇国士兵在这场战役中丧生。
“梵蒂冈囚徒”与拉特兰条约
在攻陷罗马城之前,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意大利王国曾经提议以台伯河为界,将河西“利奥城墙”以内的西半部罗马城保留给教皇,并允诺教廷可以在此城内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这个提议遭到庇护九世的拒绝。
罗马城被意大利吞并后,教廷在罗马城以及意大利各地的地产、宫殿、庄园纷纷被没收,连教皇的正式宫殿——奎里纳尔宫也被没收,成为意大利皇宫。庇护九世退缩至梵蒂冈城堡内,并宣布自己为“梵蒂冈之囚”,以示对意大利强行吞并教皇国的抗议。在“梵蒂冈之囚”这段时间里,教皇将自己禁锢在梵蒂冈城堡内,其活动范围最远只达圣彼得大教堂广场入口,教皇也不再巡幸其主座教堂——位于罗马城另一端的圣约翰拉特兰教堂,以及罗马郊外的行宫。
由于教皇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不过在与国际往来上是以圣座的身份和许多国家互派外交使节,并作为一个国家得到各国的承认。意大利的共和主义者如加里波第等人建议进军梵蒂冈城,完全消灭掉教皇的世俗权力,但是这个提议在意大利国内没有被占优势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接受,梵蒂冈城继续保持独立状态,而意大利也无法完全无视这一事实。庇护九世之后的历代教宗均敌视新的意大利王国,甚至不准信徒担任意大利王国的公职。
所谓“梵蒂冈之囚”时期从1870年一直延续至1929年。此时意大利统一已有59年,教廷对意大利的长期敌视和抵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1929年2月11日,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与意大利王国代表在罗马的拉特兰宫签署解决双方悬案的最终协议,即《拉特兰条约》。
根据《拉特兰条约》的规定,教廷最终承认意大利的统一以及罗马成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王国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城堡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世俗统治权力,梵蒂冈城堡成为独立的梵蒂冈城国。此外,条约还规定天主教及教会在意大利的政治地位,意大利王国对意大利统一战争期间没收的教会财产进行最终赔偿。从法理上说,延续11个世纪的教皇国在1929年2月11日这一天正式灭亡,由梵蒂冈城国取而代之。
(二)
网文《为什么乌托邦是个错误? ——重读五百年前的<乌托邦>》说:
作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我们》(1924)、《美丽新世界》(1932)、《一九八四》(1949),在国内深受欢迎,但它们批判的对象——500年前的《乌托邦》(1516)却鲜有问津。有人会说,历史已经证明了乌托邦是个错误,不用再费心思读那本旧书。那为什么乌托邦是个错误呢?有人指着书中某个段落,“在规定的午餐及晚餐时间,听到铜喇叭号声,全部居民便前来厅馆聚集用膳。各厅馆的伙食经理按时到市场聚齐,根据自己掌管的开伙人数领取食品”,如此压制人性和自由就是错误。若这般回答,那就仍然没有抓住《乌托邦》的要义。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
在重读《乌托邦》之前,必须先了解其创作的历史背景——文艺复兴运动。
1.文艺复兴的起源
昆廷·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书中回顾了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史。1085年意大利城市比萨选举产生执政官政府,12世纪末北意大利主要城市转变为独立的共和国并取得了事实独立。但根据罗马民法典,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才是他们唯一的统治者,各城市共和国仍然是帝国的附庸,因此时常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涉或入侵。为了抵抗入侵,各城市结成同盟并拉拢罗马教皇势力,暂时保住了独立。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教皇觊觎世俗统治并力图操纵各城市的内部政治。13世纪中叶,教皇英诺森四世宣称,“基督教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以教皇为其最高领袖的统一的单一体”。1302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训喻,“基督教社会中有两把剑,一把是神灵的剑,一把是世俗的剑,有必要使其中一把剑置于另一把剑之下,因此世俗的权力应该从属于神灵的权力”。
被皇帝和教皇两股势力撕扯的北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一,皇帝和教皇统治是否合法?二,城市共和政体是否有理论依据?
针对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巴托鲁斯(1314-1357)通过重新解释罗马民法典予以否定。他认为,如果法律与事实相冲突,那就必须使法律符合事实。事实上,各城市长期以来是由行使它们自己的统治权的“自由的人民”统治,可以说这些人便是国君本身,不再需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担当统治者角色。
针对教皇统治的合法性,马尔西里奥(1275-1342)在《和平的保卫者》(1324)引述了耶稣被问起“是否应向罗马政府纳税”时说的一句话,“凯撒之物要还给凯撒,上帝之物要还给上帝”(马可福音12:17)。这说明耶稣创建的教会根本不能被看作是一个职权机构,只是一个信仰者的集会,因而教会的主要执行权力不在教皇而在由所有基督教徒组成的宗教大会,并且应被限定于精神领域。
至于城市共和政体的理论依据,众人将目光投向城邦共和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著作。
2.重现的古典著作
基督教在欧洲确立统治地位后,认为只需要一本《圣经》,众多古希腊和古罗马著作被焚毁或被封禁,反而在东方得到了保留。12世纪初,亚里士多德著作阿拉伯译本通过当时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渗入欧洲,不久拉丁文译本问世,在13世纪中叶能看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道德学,伦理学(1243),政治学(1250)等著作。尽管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和政治学说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412-427)所阐释的经典基督教政治生活格格不入,例如奥古斯丁认为政治社会是拯救人类罪恶的神授秩序,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达到纯世俗目的的纯人类的创造;奥古斯丁认为现世是为来世做准备,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城邦中生活并生活得好就足以成立为理想,不需要乞灵于超出这种理想的任何更深层的宗旨。但仍然有神学家如阿奎那(1225-1274)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思想对于构建基督神学体系有所帮助,故而着力研究其作品。于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通过罗马法研究和经院哲学课程等形式渗入意大利。
另外,13世纪初文学运动和修辞学教学愈来愈致力于研究和模仿古典著作,14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彼特拉克(1304-1374)在欧洲各修道院的图书馆里系统查找他们喜欢的古典作家的更多著作,如西塞罗,塔西佗,修昔底德。初期他们只是借用古典著作的写作技巧和框架来修饰文章的辞藻,但渐渐地他们关注的重点从著作形式转向内容,以往被鄙夷的古罗马文明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面貌出现,赞扬共和国为古罗马最黄灿烂的时代,并成为西塞罗共和理想的热烈拥护者。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古罗马共和时期的著作,人文主义者如此总结共和理想。世间万物并不都是天意使然,人实际上有力量获得崇高的美德;也有责任以追求美德作为他们一生的主要宗旨;追求美德在现世中表现为实现和平及和谐的最高价值政治生活;实现最高价值政治生活的基础在于保证由人民自己来发挥“和平的保卫者”的作用,即共和才能实现最高价值政治生活。于是他们找到了城市共和政体的理论依据。
3.城市共和的兴衰
虽然找到了城市共和的理论依据,但13世纪末以来各城市共和国的独立和自由面临着威胁。以佛罗伦萨共和国为例,13世纪城市中的政界分为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齐柏林派和支持罗马教皇的盖尔非派,1269年教皇派获胜。胜利后不久,1295年政界又分为不愿受制于教皇的“白党”和希望借助教皇势力翻身的“黑党”,1301年教皇支持黑党屠杀反对派,但丁即在此次行动后被驱逐出佛罗伦萨。除了受到皇帝和教皇外部势力的影响,佛罗伦萨共和国内部也四分五裂,一方面是平民为争取其地位得到承认而奋斗,另一方面是权贵们力争维持他们的寡头政权,1378年爆发了以梳毛工为代表的下层人士反抗以布商和布厂主为代表的上层人士的梳毛工起义。此后佛罗伦萨在共和政府和僭主政府之间摇摆。1382-1433年为奥比奇家族统治,1434-1494年美蒂奇家族成为僭主,1494-1512年驱逐美蒂奇家族后成立共和国,1512-1527年美蒂奇家族重新掌权,1527-1530年短暂恢复共和,1530年美蒂奇家族重获权力,并于1532年成立了佛罗伦萨大公国。
为什么共和政体如此不堪一击?人文主义者指出内讧问题是威胁各城市共和国自由的主要危险,不同宗派与阶层之间的内斗才使得外界力量有机可趁或迫使共和政府转向僭主政府。而解决内讧的关键在于“全体人民成为统治者,原则上避免了自相残杀的斗争”。1301年佛罗伦萨执政官孔帕尼演说中曾提到,“若想最为有效地维护城市共和国传统思想——共和与自由,人民必须将个人的和宗派的利益搁置一边,并逐渐将他们个人的幸福与整个城市的幸福等同起来”。
但在实践中,他们发现很难统一个人幸福与城市幸福,因为个人过分热衷追逐私人财富,腐化堕落从而丧失了共和的品质。富人们,包括贵族,商人和其他暴发户,以国家的名义并打着国家的旗号谋取个人的利益,对公众福利漠不关心,导致共和美德无以为继。
因此,文艺复兴运动后期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统一个人幸福与城市幸福从而实现共和”。
二,《乌托邦》的回答
“如何统一个人幸福与城市幸福从而实现共和”的问题飘洋过海来到英格兰,身为伦敦市司法官的托马斯·莫尔1516年拾起了这个漂流瓶,并以《乌托邦》书中的隐喻做出回答。
《乌托邦》分为两部,前一部主要借拉斐尔·希斯拉德(莫尔根据希腊语自创的名字,可解释为“空谈的见闻家”)之口吐槽英格兰政治经济局势,国王过于追求武功,庞大的常备军费用开支巨大;朝廷大臣自以为是,不屑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贵族们眼见羊毛价格上涨,纷纷圈地驱赶农民;无地可耕作的农民,或成为游民被管禁起来,或沦为盗窃犯被执行死刑。
第二部承接上一部介绍希斯拉德提及的乌托邦岛。岛上的每个城都不愿扩张自己的地方,因为“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农业生产方面,城市人和农村人轮流耕作土地,将近收获时农业飞拉哈(类似生产队队长)通知城市官员应派遣下乡的人数,几乎在一个晴天飞快地全部收割完毕。
在城市,凡年龄体力适合于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六小时的劳动,以务农为主业,再学一门手艺,空闲时间可参加学术探讨或集体娱乐活动。每一户的户主在公有仓库觅取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所需要的物资,不付现金,无任何补偿。集体用餐,禁止喧哗。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是私产”。
政治方面,选举产生飞拉哈,再匿名投票选举总督和议事会。官员主要的和几乎唯一的职掌是务求做到没有一个闲人,大家都辛勤地干他们的本行。议事会调剂各地区的资源,以有余济不足。对外作战时,因为已经储存了大宗金银,可以只招募国外雇佣兵或者收买其他国家来保家卫国。宗教信仰上容许每人选择自己的信仰,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责罚。
总而言之,乌托邦的特色包括财产公有,义务劳动,物质丰富,按需分配,民主选举,信仰自由。莫尔认为,“任何存在私有制的地方,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因此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公平分配产品,平等承担义务”,如若取消了私有制,那么城市幸福即是个人幸福,个人幸福即是城市幸福。
三,《乌托邦》的错误之源
《乌托邦》试图通过消灭私有制来统一个人幸福与城市幸福,但却忽略了诸多问题。例如,农业生产中城市人和农村人轮流耕作土地,如何有效管理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流动时,如何协调城市工作任务的前后交接,这些问题莫尔没有考虑到。按需分配时,户主如何确定自己及家人需要的额度,是否可能产生粮食浪费的问题。“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是私产”,那么也就意味着一切财产都是无具体的主人,使用房屋时不一定会爱惜。有些问题或许可以依靠居民的高尚道德而得以解决,但有些问题却无法诉诸于人力,例如为了加强管理而增设的职能部门只会愈发臃肿。消除私有制的乌托邦岛很可能如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1945)那般,虽然农场里的动物们驱逐了农场主,但带领革命的猪又成了新的农场主。
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强制消除私有制从而强制统一个人幸福与城市幸福”。私有制的消除意味着自由市场的消除(这也是为何乌托邦里没有货币,至多以物易物),资源之间的调配完全依靠议事会这一人为因素来协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里已经证明了市场这一只无形的手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要求居民拥有极高的道德素养,一丝不苟的努力劳动才能保证公有仓库的富足,“不多拿公家一根线”的精神才有维持公有仓库的持续,生产和消费的两头都要求集体优先,即使在物质相对丰富的现在也很难实现。
因此,消灭私有制反而会增加生产管理成本,打击劳动积极性;高尚道德也无法保证公有仓库的丰富,甚至道德沦为姿态形式而无实质内容,这两点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历史上已经得到证明。
四,尾声
或许应该试着走另一条路——“个人利益基础上协商达成公共利益”,即在保护个人合法利益的同时协商公共事务,比如居民小区内路灯维修费用的合理分摊。当然,这条路在实践中也会有诸多难题,但至少承认私有制已成为大势所趋(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目前更多的精力可放在“如何在个人利益基础上形成公共利益的共识以及实践公共利益”。
历史上有诸多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描绘,例如《道德经》里的小国寡民,《礼记·礼运》中“路不拾遗与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桃花源记》的武陵桃花源,《理想国》中以集体为先的卫士和哲人王组建的城邦,但这些终究都只是理想,从现实走到理想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不只是消除私有制和提高人类道德这般简单。并且也需要时刻警醒自己所追寻的理想道路是否正确,因为在理想社会背后的并不都是天堂,也有可能是人间地狱。
(三)
谢选骏指出:教皇国的现实与乌托邦的梦想之间,多少有些关系。教皇国本来应该就是理想国家,但其实却不是。所以乌托邦的细节就被设计出来了,用来弥补教皇国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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