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批判第七卷·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准备——元朝》报道：
中国通史元代的火器，在宋代的基础上，续有发展。蒙古人有火器，大约是在公元1211年到1215年之间，在几次对金作战和占领金中都（今北京）的过程中，掳获了金人的火药、火器和制造火器的工匠，从此开始了火器的生产和使用。如公元1218年至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兵曾使用毒火罐、火箭、火炮等；公元1232年蒙古兵围攻金南京（今开封）及公元1233年进攻蔡州时，都曾使用火器。灭金以后，又获得金人制造震天雷的技术，公元1258年蒙古兵攻报答（巴格达）时，曾使用“铁瓶”，可能就是震天雷之类的爆炸性火器。公元1274年和1281年，元兵两次征日本，均曾使用铁火炮。到十四世纪初，元人在南宋发明的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进一步制成了金属管形火器。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有元至顺三年（1332）制造的一具铜火铳，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重6.94公斤。这具铜炮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早的管形火器，它比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火铳要早约半个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叶，在全国农民大起推翻元帝国统治的战争中，金属管形火器已普遍应用，并已使用铁弹丸。如公元1335年，焦玉向朱元璋献火龙枪数十件；公元1359年，朱元璋与张士诚部战于绍兴，双方均使用火筒；公元1366年，徐达曾使用大量火铳攻打平江（今苏州）。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是兵器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从此火器开始从根本上代替冷兵器，并向近代枪炮方向发展。
火药和火器的发明对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军多次抵达西亚、波斯等地，在交战中，阿拉伯人得悉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等新型火器，进而掌握了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欧洲人则是从和阿拉伯人作战中学会制造火药和火器的。例如英、法等国是在十四世纪中叶，才开始有了关于使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恩格斯指出：“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①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谢选骏指出：恩格斯信口雌黄，把什么东西都往“经济”上乱扯，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敲骨吸髓的工厂主。恩格斯这个德国猪仔，没有脑子想一想，为什么中国发明的火器不能在中国持续发展，却在欧洲后来居上？显然，这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是因为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纠葛所致。——
《中国通史批判第七卷·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准备——元朝·石油天然气》报道：
在五代至两宋时期的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空前繁荣的基础上，元代又有新的进步。但由于这一时期战事频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的提高。
陕北延长是我国古代油苗记载最丰富的地区，元代在这里诞生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采油井。《元一统志》记载：“延长县南迎河有凿开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岁纳壹百壹拾斤。”在延长附近延川县“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岁办四百斤，入路之延丰库”。此外“石油在宜君县西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这些记载说明，陕北的延长、延川、宜君等地至少在元代就有石油井，并担负朝廷的“岁纳”任务。在此之前，人们所取的油苗，一般来源于天然油苗，而开凿油井采油，则以此为肇端。这是中国从简单采集油苗阶段进入到有意识凿井采油时期的标志，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石油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并且已掌握石油地质储藏的基本知识。这在石油开发史上是一次质的飞跃。
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石油成为蒙古军队的有力攻战武器。如蒙古兵攻打花剌子模都城兀笼格未（乌尔坚奇，keursandje），久攻不下，于是在窝阔台指挥下，利用石油放火焚烧，终于攻入城内①。在后来的战争中，蒙古兵屡用石油焚烧城池房屋，使他们得以迅速攻城掠地。另一方面，由于连年战事，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原来广布四川境内的盐井、气井这时所剩无几。如四川境内盐产地在五代和两宋时期近五十个，元代已下降到十六个，广汉（内江），陵州等盛产盐之地区，已无盐业生产②，同时四川天然气生产也趋于消亡。此外，元代的匠籍制度对手工业者，有种种限制和歧视，也成为提高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水平的障碍。①见《多桑蒙古史》。
②《四川盐法志》。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的利用，为何也是先盛而后衰，到了近代已经成为贫油大国了？我认为其背后的原因，和中国发明火器但却终于落后的原因基本一致——那就是“并非经济基础不稳，而是上层建筑限制”的原因。也就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社会官本位，任何官府的一念之差都可能导致任何事业的夭折。更何况，官僚主义本来就是反技术的。——这不是马恩狗杂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列宁斯大林就是照此而行的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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