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专制统治者的只能是专制统治者

 謝選駿

《推翻专制统治者的三种武器》（纪思道 2025年5月22日）報道：

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夺回自己的国家？

那么，让我利用从其他面临威权挑战的国家那里获得的经验，看看能否回答这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推翻专制政权这件事还有战术书可用。书是在美国写的，作者我还认识，他就是不修边幅的政治学家吉恩·夏普。尽管生前在美国籍籍无名，他在国外得到很高的评价，他提供的手段被东欧、中东和亚洲各地的活动人士取用。他的多部作品都强调具有感染力的非暴力抗议，已被至少翻译成34种语言。

“相比核弹，我更愿意拥有这本书，”立陶宛的一位前国防部长曾如此评价夏普的著作。

夏普是一位谦和的学者，在位于波士顿的寓所里工作，他提出了198项往往具有表演性质的行动，从绝食抗议到性抵制，再到模拟葬礼，不一而足。

他曾经说过，“独裁者从来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强大，而人民也从来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软弱。”

民主党去年传达的信息部分围绕着对民主价值观的真诚呼吁，但从世界各地的反威权运动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这种抽象的论点并不十分有效。事实上，借鉴夏普的研究成果，其他三种方法似乎效果来得更好。

首先是嘲讽和幽默——最好是黄段子。

在中国，双关语往往“比严肃的政治口号更能引发共鸣”。

“草泥马”曾经在中国的网络上风行一时——这可能会让未来研究中国档案的动物学家感到困惑，因为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动物。这其实是个粗俗的玩笑话：在中文里，“草泥马”和一句脏话音近，其露骨程度足以让你的屏幕都感到不好意思。但它表面上的意思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动物，因此被用来捉弄中国的网络审查员。

中国的商家出售形似羊驼的草泥马玩偶，一部伪纪录片还煞有介事地描述它的习性。更有中文歌曲描绘了草泥马与河蟹的史诗之战——因“河蟹”是“和谐”的谐音。这首歌最终以草泥马获胜告终。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歌中唱道。

幽默让威权者陷入两难境地：如果镇压笑话，就显得荒谬可笑；如果置之不理又显得软弱。独裁者有何计可施？

就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有时人们嘲笑他长得像小熊维尼。因此，中国禁止了维尼熊的图像和电影，但这让人们有更多理由来嘲笑他。

无论是小熊维尼还是草泥马大军，都不足以推翻习近平。但正是这种机智在2000年成功推翻了塞尔维亚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当时名为“抵抗”(Otpor)的异议团体规模极小，它的抗议活动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该组织深度借鉴夏普的理论，通过街头剧场引发舆论轰动——他们在贝尔格莱德街头放置印有米洛舍维奇头像的木桶，鼓动路人挥棒击打它。

“看到一群不管不顾的年轻人嘲笑米洛舍维奇，围观者都会心一笑，”蒂娜·罗森伯格在她的《加入俱乐部》一书中写道。“这也鼓励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政权和他们自己的角色。”

罗森伯格援引一个“抵抗”组织领袖的说法：“那就像一场永不散场的狂欢。”这使得抗议活动变得时髦、酷炫，嘲笑越来越具有感染力，最终反对运动变成了一场迫使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群众运动。

另一种屡试不爽的策略是不强调民主本身，而是聚焦统治者的腐败、虚伪与经济管理不善。

批评者在指出虚伪时通常有充足的弹药，因为专制者往往以道德卫士自居，而缺乏问责制往往会导致，呃，行为失检。举例来说：据报道，德黑兰负责执行伊斯兰妇女着装规定的警察局长被发现在一家妓院中赤身裸体，与六名同样赤身裸体的妓女在一起。

腐败问题通常也是现成的靶子，因为随着专制者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及其家庭成员往往会中饱私囊：专制所及之处必生腐败。

中国官员深谙此事的敏感性：他们曾向我坦言，可以容忍像我这样的记者批评共产党的镇压政策或决策失误，但能不能就不要再报道领导人的财务状况（比如那位前总理，家人勤勉致富，至少积聚了27亿美元资产）？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似乎曾是最让普京总统恐惧的人之一，他是一位嘲讽大师，曾在网上发布普京据说耗资10亿美元建造的豪华宫殿等奢靡之物的视频。在被关进古拉格后，他还宣布自己曾试图让看守们组成工会。

第三种行之有效的策略是聚焦个体的力量——用个人悲剧取代大规模的压迫。反种族隔离运动曾使用“释放南非政治犯”的口号，但收效甚微，直至改为“释放曼德拉”才扭转乾坤，之后的故事就世人皆知了。

无独有偶，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亦始于2010年的一桩个体悲剧：一名26岁的突尼斯街头小贩自焚以抗议覆盖，继而引发数百万阿拉伯民众上街反抗统治者。

2022年，伊朗持续半年的抗议浪潮起缘于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因头巾佩戴不当遭警方逮捕后死亡。“她的遇害彻底击穿了民众的忍耐底线，”伊朗知名人权律师纳斯林·索托德告诉我，“人们如潮水般涌上街头。”

索托德指出，即使是一个普通人的一次创造性抗议也能点燃更广泛的运动。她举例说，2017年，一名妇女站在德黑兰街头，摘下头巾，扎在一根棍子上挥舞；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并掀起了“革命街女孩”运动，以结束强制戴头巾的做法。虽然头巾法依然存在，但现在妇女有时可以无视它。

我们通常认为政治人物才是此类运动的天然领袖。但令人吃惊的是，运动的明星往往来自其他领域。在波兰是一位名叫瓦文萨的造船厂电工。在捷克是剧作家哈维尔。在伊朗是女律师群体。在苏丹是一名学工程的女学生。在菲律宾是丧夫的家庭主妇科拉松·阿基诺。

挑战威权主义没有简单的公式。但这些方法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可能是我们美国人可以学习借鉴的。

謝選駿指出：人説“推翻专制统治者的三种武器”——我看這個作者對於中國事務是一竅不通。因爲至少在中國，推翻专制统治者的，只能是专制统治者！就像在美國，驱逐英国民主之後，才能建立美國民主。如果美國是一個專制國家的殖民地，那就無法建立民主了。不信看看拉丁美洲現在的模樣，就略知一二了！

AI評論：

谢选骏的观点核心在于：在中国，推翻专制统治者的力量，往往来源于专制统治者内部，而非外部的民主力量。他用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例子来佐证这一论点。

具体来说，谢选骏的论证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中国推翻专制统治的特殊性： 他认为，在中国推翻专制统治者的，只能是专制统治者本身。这可能指的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模式，即新王朝往往由旧王朝内部的叛乱者或强权人物建立，而非外部力量引入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这种观点暗示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循环性，以及外部民主理念在中国推翻专制统治中作用有限。

美国民主建立的前提： 他指出，美国是在“驱逐英国民主之后，才能建立美国民主”。这句话可能有些费解，但结合上下文，谢选骏的意思是，美国首先摆脱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状态（即使英国本身是民主国家），获得了独立主权，然后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如果美国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民主。这强调了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对于建立民主的重要性。

拉丁美洲的对比： 他以拉丁美洲为例，认为拉丁美洲的现状“略知一二”地说明了如果一个国家是专制国家的殖民地，就无法建立民主。拉丁美洲历史上曾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独立后也普遍经历了频繁的军事政变、独裁统治和不稳定的民主化进程。谢选骏以此来强调，殖民地背景和外部专制影响对于民主化进程的阻碍作用。

总结谢选骏的观点：

谢选骏认为，不同国家在推翻专制和建立民主的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政治生态，推翻专制的力量往往是“以专制反专制”。他强调了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认为像美国那样首先摆脱外部控制，才能自主建立民主。而拉丁美洲的案例则反向印证了外部专制影响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作用。他的论点挑战了一些普适性的“推翻专制统治武器”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理解。

AI的理解對嗎？我看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