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朝圣是通向复国的道路

（一）

网文《徒步800公里壮举——西班牙圣雅各29天之旅》报道：

西班牙北部的圣雅各朝圣者之路(Camino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在西方尤其是欧洲都是热门的旅遊项目，走进任何的西班牙运动用品专卖店，必定譬有专区提供朝圣者选购旅途所需用品。这条路由来已久，开始於西元9世纪，因为西元814年7月25日在圣雅各城(Santiago de Compostela)发现耶穌十二门徒之一的圣雅各遗骸，从此这个城市就成了欧洲最著的朝圣地之一。

朝圣者(西班牙文称为peligrino)出发之前要先办理「朝圣者护照」（Credencial），才能凭证住宿朝圣者庇护所(西班牙文称为Albergue)。通行护照上会註记出发地点、朝圣者姓名、护照號码、地址等个人资料以及选择朝圣的方式（步行、骑马或骑自行车三选一）。

朝圣者利用徒步(至少100公里以上)、单车(至少200公里以上)或是骑马赶骡方式完成整个行程者，可以得到圣雅各教堂所颁发的拉丁文证书(Compostela)。拥有这张证书的人在过世之后，俗世的罪过将会被减半；若是在 A?o Santo (7/25圣雅各的生日当天为星期天的那一年被称为圣年；2010年为圣年)完成朝圣者之路，罪过将会完全被赦免。

这条初期以宗教朝圣为主的路程，但现在已经被很多人当做挑战自我极限的目标！沿途可以看到来自各国男女老少的徒步者，背包上掛着代表朝圣者的海扇贝。

谢选骏指出：我怀疑这个“圣雅各朝圣者之路(Camino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是西班牙人为了收复失地而设计出来的一个“宗教战略”。因为“因为西元814年7月25日在圣雅各城(Santiago de Compostela)发现耶穌十二门徒之一的圣雅各遗骸，从此这个城市就成了欧洲最著名的朝圣地之一。”——这个事情太巧合了，太巧合于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了！


（二）

网文《再征服运动》报道：

西班牙人为了收复失地而发起的“再征服运动”，不仅开辟了十字军东征的道路，而且打通了大航海时代的西进航线：

再征服运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Reconquista），也叫做复国运动、收复失地运动，是一场持续七百多年个壮烈历史事件。具体发生在718到1492年当中，立在欧洲西南面伊比利亚半岛北部个基督教王国，逐渐收复畀南部穆斯林侵略地区个军事运动。史学家以718年，这场运动，也塑造出葡萄牙替西班牙两个近代王国。也是回教屈指可数从伊拉征服地区畀完全赶出来个运动。

怎么理解十字军运动和西班牙复国运动？

国内一般将十字军运动认作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但十字军占领的地方却都是更早时被穆斯林攻占的基督徒的土地，据此意义而言十字军运动是收复失地。

同样是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曾属于基督徒的土地的西班牙复国运动或称再征服运动，国内一般对其持正面态度。为什么性质极为相似的历史事件，国内对其的评价却是天壤之别？仅仅是因为成王败寇吗？

英国《独立报》2010年4月2日星期五消息﹕星期三，有一个欧洲穆斯林旅行团，在参观科尔瓦多罗马天主教时，有些旅客得知这里原来是一座古老的清真寺，部份旅客在教堂中举行伊斯兰礼拜仪式。他们当场受到保安人员干涉，双方发生口角，争执多时，结果发生冲突。

天主教堂的保安处向当地公安部门打了报警电话，急忙赶来的警察，平息纠纷之后逮捕了两名穆斯林旅游者。 西班牙安全部发言人洛苏‧奥蒂斯在回答美联社记者提问时说，这两个人，因为在教堂内闹事，并且打伤了保安人员，属于依法拘留。

科尔多瓦大天主教堂，原来就是世界著名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是一座辉煌的建筑，建于公元八世纪，有1200年历史。当时，西班牙是伊斯兰国家，科尔多瓦是历史文化名城，以三大宗教和谐并存而闻名：伊斯兰、犹太教和基督教。公元1236年，费迪南德三世国王率兵攻占了这座城市，赶走了穆斯林的摩尔人守军。他命令把城内这座大清真寺改为天主教堂，从此，穆斯林一律被禁止进入做礼拜。

一千多年来，宏伟的建筑原封不动保存良好，大殿内都是红白相间的拱形梁架，一排排光洁的大理石石柱支撑屋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4年确认这座古建筑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珍贵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当代西班牙的重要旅游景点。

根据安全部发言人奥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叙述，星期三傍晚，有120名来自奥地利的穆斯林旅客，要求参观科尔多瓦天主教堂。当他们进入之后，其中有六人（一说七人），自行在教堂里做伊斯兰礼拜。当场有教堂保安人员勒令制止，他们不服从，双方发生吵闹，演变成对抗，随后叫来了附近的警察。 其中两人坚持礼拜，在受到阻止时，同保安人员推打，造成身体受伤，因此被捕。 但是，根据目击者说，当时加入礼拜行列的穆斯林有几十人，而不是六或七人，情节大有出入。

洛苏女士说，这样的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 被捕的瑞士穆斯林，是两名年青人，分别是19岁和23岁。他们将以扰乱治安罪名受到起诉，将在星期五出庭受审。 主持教堂的神父蒙索-阿霍森说，这些旅游者，对管理人员表现不礼貌，不守旅游参观的纪律。 假如同意穆斯林进入礼拜，两种信仰将发生争执，互相隔离，可以保持彼此尊重。

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会长曼苏尔-埃斯库德罗在接受西班牙《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多年来，伊斯兰组织一直坚持对这座属于穆斯林的历史建筑的强烈要求，应当同意穆斯林进入礼拜，但从不见当局有只字答复。 在西班牙，伊斯兰是合法的宗教，穆斯林人口有一百万，他们有权拥有清真寺，而科尔多瓦因为是历史名城，是传统穆斯林聚居的城市。 在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政府也曾经允许穆斯林进入礼拜，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国王家族代表团访问期间，他们得到卡洛斯国王的特许，进入礼拜。

埃斯库德罗会长说，这座天主教堂的正式名称是“Mezquita Catedral de Cordola”，意思是“科尔多瓦的清真寺天主堂”，这个名称很不合适，要求更改。 假如不更改名称，可以把其中一半改为清真寺，向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开放。 在旅游者导游手册中，这个景点简称为“科尔多瓦清真寺”，而不是天主教堂。人们期盼着来参观一座千年清真古寺，而看到的是一座被篡改的天主教堂，不伦不类。

谢选骏指出：但是会长却没有提到，穆斯林如何把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改造成了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连城市的名字都被篡改，那倒不是不伦不类，而是冠冕堂皇，至今依然如故。

（三）

网文《长见识了，原来西班牙也曾经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报道：

以前经常上维吾尔在线，在哪儿你会发现，不但在法律上少民要受到优惠，连网络都是。哪儿的有些文章，放在全国任何一个网站都是要被删除，甚至跨省的，但在人家那儿，明目张胆的立在那儿，更滑稽的时候，那个网站的创立者和管理员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每年国家还给这个网站资助，牛逼吧。

上面有篇他们的文章，看了后，我的后背都感到冷飕飕的。为什么冷飕飕的，因为他们的步骤实际上在一步步的推进和实现，而且是在国家的支持下。我虽然在内地，但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的计划在一步步的实现。那篇文章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很冷静，但却看透了上层的意思，摸透了汉人的思想，而且对国际和国内的局势分析的非常透彻，在这篇文章里，你甚至可以看到上层的七寸在哪儿。我可以断定，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一般人。

想当年，我们国家的半壁江山几乎被伊斯兰化，当时的政权可以不受道德约束，以暴易暴，以血腥手段把更大的悲剧扼杀在萌芽中。这段历史今天被刻意淡化，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按照辩证的看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做法的利弊会发生倒置，民族团结只能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一味的收买只能维系眼前的和谐。请各位同胞明鉴。

在说笑话吧，进行严重的歧视把异教徒当二等贱民只有改信伊斯兰教才能改变地位本身就是强迫改变信仰，伊斯兰教对异教徒的屠杀是一直都没停过，塞尔柱土耳其人攻入耶路撒冷就是屠杀基督徒，后来引起了十字军战争。土耳其人攻下君士坦丁堡直接在索菲亚教堂里杀躲在里面的平民，一多半居民当奴隶给卖了，直到十九世纪土耳其人还经常把希腊一些岛屿的平民整个当奴隶卖掉。希腊人改信东正教的过程倒是比较和平的，而且也是希腊人自愿的选择。

穆斯林统治东南欧那是几百年的血泪，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民族哪个都是饱受欺压，像著名的收“血税”，到基督徒家里挑小男孩直接绑走送到土耳其培养成禁卫军，然后再派去统治、镇压基督徒，几年一次，有的东南欧基督徒为了不让孩子被土耳其人挑中当“血税”，把男孩弄成残废，这是多惨的事，伊斯兰教还宽容？简直是笑话。

要彻底清除一种极端宗教信仰的影响，只有依赖于比它更极端的宗教信仰，西班牙自从复国以后一直是天主教信仰最虔诚的国家，至今如此。

网民甲评论：

在那个时期，穆斯林比欧洲确实更加文明，也更加富有，当然，当时的两个宗教相比较的话，那个时期的穆斯林对基督教还比较宽容，只是针对基督教徒征收了重税，并没有强迫他们改变信仰，更没有多少屠杀行为，而当时的基督教对于异教徒基本上就是一个杀字。而当时的基督教欧洲几乎是一片黑暗，又脏又穷，基督教更是无耻下流，譬如黑死病，大家应该知道都是鼠疫，结果基督教却说是魔鬼造成的，必须把代表魔鬼的猫全部杀死，结果猫死了，鼠疫更加肆虐，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还有各种各样的教税，令人乍舌。

奥斯曼帝国时期，希腊被奥斯曼占领，希腊也并没有被强迫要求改变宗教，而在此之前，希腊人被基督教国家硬生生的杀成了基督徒。

以上我说的只是历史，阿拉伯人也曾经显赫一时而已，每个文明都会有高潮和低潮时期，谈不上谁对谁错，欧洲人黑暗的时候，并不是欧洲人种垃圾，中国衰弱的时候，与中国人也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因素，我要说的是，在某一段时期内，阿拉伯商人几乎在全球都进行贸易的，只不过他们在两个大陆的中间，并没有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而已。

网民乙评论：

可怕的中国人，一群无神论者！我就奇怪了，无神论的中国人在科技，文明上对人类做出过什么像样的贡献吗？

目前的基督教口碑要远远好于绿教。很多欧洲人表面有宗教信仰，其实已经变的世俗化了。如果按照《圣经》生活，那么现代人会活得很痛苦。绿教则太排外，有太多清规戒律了。

短时间内迅速转变宗教成了绿教徒，你相信那时候的人都是自愿改变信仰吗？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是怎么消失的？

你知道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绿教徒持续不断的围攻了几百年吗？

绿教徒曾经杀到了法国南部去烧杀抢劫，被铁锤查理率兵击退了才消停安定下来。

塞浦路斯、克里特岛、西西里岛都曾经是绿教徒海盗的乐园跟基地。

你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吗？

谢选骏指出：综合起来看，朝圣不仅是通向复国的道路，也是有效克服虚无主义的良方，这也是“苦行”的意义所在。

谢选骏在1990年代完成的《五色海》在谈到苦行问题的时候如是说：

苦行僧们，用肉体上的折磨，来转移精神上的压制。可他们最终全都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慢性自杀或急性疯狂，而不是什么最终的解脱。事实是：皮开肉绽与饥饿困苦，虽然有助精神和情绪的平稳，但并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历史上的许多宗教、艺术大师，莫不精通此种转换之道。他们在生活的祭坛上重新找到了一个归宿──献身于某种理念的归宿。死亡触发了再生。对他们而言，苦行真是不苦，因为那里充满了内外平衡所含蕴的宁静。各个时代的托钵僧、自鞭教徒，并不是“迷信”的产儿，他们所以那样做，各有其深刻而隐蔽的生理需要。

谢选骏：地理与地缘

地理与地缘不同，地理没有改变，地缘却改变了。

改变地缘的是技术发展。所以“地理决定论”不对，但“地缘决定论”却又是对的了。

可是，看看《1990年以来中国地理学之地缘政治学研究进展》（Progress of geopolitics of Chinese geography since 1990）所描述的，中国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里，却没有一点技术对于地缘关系的影响的研究：

1 引言

社会需求是科学进步的不竭动力，任何一门学科的生长、发育和发展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支撑。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经邦济世之学，从诞生之日起其命运总是与大国间的此起彼伏和兴衰更替紧密相联。在20世纪，英国走向衰微方有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德国迎来勃兴始出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美国寻求霸权遂生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21世纪的今天，全球财富和战略资源分配格局已发生巨变，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正开始步入世界舞台中心，西方主导下的地缘政治格局正遭遇挑战，全球政治经济空间重构似乎已成一种必然。历史地看，这一波由中国崛起所牵动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和国际格局变动，必将对国内地缘战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诉求，并为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带来崭新的历史机遇。

国家地缘大思维的养成需要多学科孵育，尤其需要有国际政治学和地理学的智力支持。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既建立在地理学广阔深厚的学术土壤中，又植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思想积淀中，具有显著的学科交叉性。地理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并进而影响着政治格局的形成、发展和变动。在国际范畴内，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彼此之间的交往也必然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活动舞台，生存和发展于特定的地缘环境之中。由此，地理因素构成了国际关系存在和演进的空间基础。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可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和国家地缘战略的构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2 崛起的中国需要地缘大思维


2.1 国际格局变动要求中国修正地缘战略

大国竞争始于“庙算”，不谋万世者无以谋一时，不谋天下者无以谋一域，因此任何大国都要因应对内外挑战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和未来的选择，是定国之途、安邦之道，是民族最高生存智慧的升华与凝结。从本质看，大战略的内核是国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展开生存竞争的地缘战略。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西方战略理论认为，战略环境是制约大战略制定的首要因素，而国际体系内部的力量分布结构——国际格局又是影响战略环境的关键变量，一国在国际“权力金字塔”中的位置直接决定着该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即决定着该国的战略抉择。在当今现实世界，尽管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还将持续，但全球经济长期失衡已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旧格局中孕育着重大变革的契机。近十年来，西方在内政外交上错误百出、积重难返，而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先后通过制度变迁走上了复兴之路，亚洲在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中的枢纽地位日益凸显，一个由中国所主导的亚太地理—政治新格局已初见端倪。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新的地缘环境下评估自己面对的战略威胁、拥有的战略资源和可能的战略机遇，重新确立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家安全目标，即修正与重构自己的国家大战略。这就为中国地缘科学界提出了时代课题：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动的空间效应是什么，秩序重构过程中会产生哪些风险与挑战，未来世界会不会形成中美“双头”空间结构，这种变化将对亚太地缘战略关系产生什么影响等。准确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国内地缘政治学的持续、深入发展为条件。


2.2 面对外部遏制要求中国找准突围方向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资源稀缺条件下大国关系先天具有“零和”性，当新的大国崛起时，霸权国家通常会本能地动用战略资源对其进行围堵，从而诱发国际冲突和国际局势动荡。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把此逻辑称为“大国政治的悲剧”。早在1997年，美国学者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门罗（Ross Munro）就指出中国与美国必有一战；2005年，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更是认为中美是否必有一战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美国如何打击中国。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利用亚洲小国对中国的猜忌，以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为支轴，努力编织针对中国的战略围堵网，运用多种手段阻挠中国崛起。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显示，后发大国的最终命运不外乎有两种：要么打破围堵并完成崛起，要么被霸权国家扼杀在崛起的摇篮中。中国是个有着战略抱负的民族，伟大的民族不可能被永远地塞进狭小的空间内。崛起的中国必须打破西方的围堵，这既是本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为维护人类公平正义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在中国和平崛起大战略的总体框架内，地缘政治学者需要回答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面对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围堵，中国实施战略突围的地理方向在哪里?显然这又包括如下子课题：如何评价中国崛起的地缘条件，美国在亚太战略资源投放有什么样的空间特征，其对华围堵的薄弱环节在哪些国家，中国如何配置资源进行战略反制等。


2.3 克服民族惰性要求中国树立地缘目标

现代组织行为学在解释组织惰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时指出，由于人性的缺陷，组织的持续成功会在组织内部形成一种保持既定行为方式和消极应对环境变化的倾向，使组织成为过去辉煌的牺牲品①(①组织惰性产生的机制：一是由于不断取得成功，许多组织及其领导者会在功绩面前产生懈怠心情，由此丧失继续奋斗的愿望；二是由于不断取得成功，组织中逐渐形成了相互一致的规范、制度、文化和领导模式，不愿意打破他们认为构成成功的一切，进而形成对外部新生事物的抵制心态；三是由于不断取得成功，为组织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优越的环境条件反过来造成组织丧失进取动力，并让组织为自己的惰性行为赢得借口。)。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民族国家显然亦无法回避自身惰性的问题。19世纪末的德国完成了统一，并进入到欧洲“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在韦伯看来此时的德国在政治上并未成熟，因其国民普遍陷入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之中，从而使德意志民族丧失了政治进取心( 1895年5月，韦伯在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对统一后德意志民族中滋生的“政治市侩主义”和“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提出强烈批评，并指出“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加紧打造一个新的‘政治民族’”。)。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初步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与百年前的德国相似，今天的中国亦不能算作一个成熟的民族，因为在政治上似乎出现了一股“改革疲劳症”。突出表现在：在国家尚未实现统一、大批疆土不断遭受侵蚀之际，国内却出现了精英阶层安于现状、普通民族追求感官享受、利益分配结构趋于固化、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启动等问题。“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成熟民族总是善于建立自我警醒、自我激励机制，来防范自身意志的懈怠。对于进入战略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亟需树立一个宏大的外部战略目标来消弭大众分歧，凝聚社会共识，整合民族资源，统摄国家发展，用外部目标形成的倒逼机制促进内部变革走向深入。如上文所述，大战略在本质上还是地缘战略，因此国内学者应思考一个问题：在和平发展持续多年之后，中国应确立什么样的地缘战略目标来引导中国崛起。


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学之地缘政治学研究进展

综观中国的世界地理研究发展，可以分为“兴起—繁荣—衰落—起势”四个阶段，即建国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无知造学科”阶段、7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前的“任务带学科”阶段、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的“市场推学科”和90年代末至今的“形势促学科”阶段。相应的研究重点从世界国家或区域的科普介绍到为国家和平发展的出谋划略。然而在二战沦为法西斯扩张理论的地缘政治学，至90年代初在中国才被“解禁”，没有经历“繁荣”，就伴随着中国世界地理研究的每况愈下，接近衰亡。可喜的是，近年来在相关世界地理学者的长期坚持与努力下，地缘政治研究在21世纪引起中国地理学界的广泛重视，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基础理论与框架体系研究

随着人们对不同空间尺度诸种地缘政治关系与地缘空间格局的认识、探讨与研究的日趋深化与拓展，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引起了包括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广泛思辨。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对象与概念解析、学科起源与发展历程、学科特点与方法论及研究内容与框架体系等。一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最基本的内核是地理要素，即地理位置、国土幅员、邻国、地形与气候、资源以及距离。认识地缘政治学基本的地理要素，是正确把握、运用地缘政治学的先决条件；地理学理应成为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学科。于国政基于多年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的研究，将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纳入统一框架，提出构建地缘学一级学科的思想，并对地缘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领域及学科框架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详述探讨。


3.2 大国地缘战略与全球政治格局研究

3.2.1 大国地缘战略 苏联解体与中国的有力崛起，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为了适应冷战后新形势的需要，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先后制定了新的地缘战略。其中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限制中国，以及防止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兴。因此如何反遏制、反突围成为中国世界地理学者地缘政治考量的重心，主要集中于运用独特的空间视角来研究冷战后美国地缘战略的演进，美国对华战略的层次架构，以及从“遏制—突破”角度研究中国的应对之策等。作为中国最大邻国和最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俄罗斯的全球地缘战略变动及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是中国地理学者较为关心的话题。9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理学者深入研究了俄罗斯“东进”的背景与动机、俄罗斯东北亚地缘战略走向等。近年来，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攀升，能源问题牵动着当代政治与经济全局，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战略演变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3.2.2 热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使得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两极格局宣告结束，同时西欧和日本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多方“强权”交错的“真空”或“薄弱”地带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中亚、亚太和北极地区：作为欧亚大陆的中心，加之“9·11”事件的影响，中亚因其独特而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价值，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令人瞩目的焦点。中国地理学者在中亚地缘政治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9·11”事件后的中亚地缘政治新格局、中亚地缘政治势力的利益诉求以及中亚地缘政治的走势；还有一些学者对里海的国际法状态、西方对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阿富汗的政治军事地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中国的崛起，加上南中国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海上通道，使得“破碎地带”的亚太地区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斗争的焦点地区。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印度、东盟为代表的亚太新兴经济体继续群体性成长，在世界各大地缘经济板块之中可谓“风景这边独好”，使得亚太的国际战略地位“水涨船高”，美、日、欧都先后调整自己的地缘战略目标，加大对亚太战略资源的投入，亚太格局可谓瞬息万变。中国地理学者尤其关注亚太地区政治格局的演变及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地缘政治问题皆有涉及。研究内容涉及亚太地缘格局的特点与变迁、大国地缘战略东移的背景与原因、区域地缘环境的定量评估方法与实践等。在全球资源、能源短缺的今天，北极地区蕴藏的丰富资源已为国际社会所认识，并成为关注焦点。气候迅速变暖使得北极资源开发和航道的商业运营逐渐走向现实，“蓝色圈地运动”的步伐加快，北极地缘政治关系日趋复杂。由于北极航线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北极地缘政治格局分析与北极航道的经济论证成为中国地理学者新的研究课题，引起了一大批学者的关注。李振福等较为关注北极航线的地缘战略研究，先后采用多种定量技术方法对北极航道的地缘政治格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理论的假设前提和中国北极航线的地缘政治策略，为建立中国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3.2.3 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战略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在内部改变中国人自己的命运，还将在外部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重组国际政治的权利基础，从而影响着未来人类的基本走向。20世纪90年代初，在地缘政治学复兴之际，中国地理学者就着眼于地缘政治新形势下的中国地缘战略研究，提出中国应坚持全方位、等距离、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并应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进入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架构成为地理学者较为关心的话题，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地缘外交方略与对策、中国边界地缘线的划分与中国安全环境的空间结构等。

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的崛起必然要实现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变。然而基于中国是一个海洋地理相对不利的国家的现实和历来重陆轻海的战略思维，导致建国以来围绕海洋权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争端时而发生。基于领土争端与国家主权的海洋战略与海洋权利研究是中国地理学者从地理学角度为国家安全保障提供策略的一大视角。早在20世纪70年代，为配合外交斗争的需要，中国地理学者就从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力证南海和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科院地理所也先后完成了《世界岛国的海域测算》和《东海、黄海和南海大陆架量算》等报告文件。近几年，以钓鱼岛、南海为主的领土与边界争端问题持续发酵，围绕南海和钓鱼岛的权益博弈成为事关亚太安全格局与秩序重构的重大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可谓是西方大国及周边国家遏制中国“走出去”的两个支撑点。中国地理学者一方面以史为据力证及提供解决争端的思路，一方面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其背后的国际战略态势，提出相应对策。


3.3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与地缘经济合作研究

3.3.1 东北亚 冷战结束对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该地区正在形成一个由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四个主要的权力核心所主导的，多元化的战略新格局。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下，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有了快速发展。自9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学者对东北亚多边贸易合作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重点集中于东北亚多边经济合作的方向、投资模式与区位选择、规模与发展政策等，其中围绕图们江地区的东北亚地缘经济合作与图们江通航研究也引起了中国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图们江地区的地缘经济研究是东北师范大学的长期传统与特色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包括图们江地区的经济资源特点、国际合作开发模式、合作通航的困局与出路等。

3.3.2 中亚 作为中国与其他势力的战略缓冲区，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事关中国的切身利益，尤其是新疆地区。中国地理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中国与中亚地缘经济合作的相关问题，如赵璜通过对哈萨克斯坦经济现状及其与俄罗斯、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分析，全面阐述了中哈经贸联系的历史、现状和前景。进入21世纪，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中国与中亚的全方位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基于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区域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合作领域一度成为中国地理学者研究的热点。

3.3.3 东南亚 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问题在90年代中期就引起了中国地理学界高度的关注，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开发模式与实践策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论题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政策协调机制等。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不仅掀起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地缘经济合作的高潮，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地理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经济合作领域、合作影响及对策等问题，如谢忠考等就中国与东盟石油合作的新领域与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中国与东盟在石油贸易、油路安全以及石油设备贸易和合作勘探方面存在广阔的合作前景。这些研究详尽分析了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为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3.3.4 南亚 南亚处于欧亚大陆外缘新月形地带的中间地带，扼守亚洲和大洋洲通向欧洲和非洲的水上交通要道，靠近波斯湾产油区，直接攸关中国的“通道安全”。进入新世纪，中国和南亚地区经济都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双边政治关系友好，经济互补性强，两国企业界开展合作的积极性和热情也十分高涨。中国地理学者从西南边疆与南亚地区开展边境贸易的角度，研究云南、西藏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方向、内容与模式等。次旦桑珠在综述西藏与南亚地区往来的历史及双方经济基础后，提出了构建西藏—南亚边境贸易的对策；蔡定昆等在分析中印地缘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在中印地缘政治关系下云南与印度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这些分析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开展与南亚经济合作都是有益的参考。


3.4 全球资源地缘格局与中国资源战略研究

3.4.1 全球资源地缘格局 近年来，全球资源地缘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资源总量空间分布的变迁，还表现在资源需求、供应和贸易格局的剧烈转变，更体现在资源能源对各国政治、经济影响程度的跳跃式提升。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源的战略地位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有丝毫的降低，相反随着科学技术和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战略地位表现得更加突出。针对当前世界资源格局，中国地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如徐小杰的油气安全地缘政治学说(徐小杰把北非、中东、里海、中亚、西西伯利亚等主要石油供应地区划分为“大油气心脏地带”，把西欧、中欧地区、东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等油气消费地区划分在“内新月形油气需求地带”，认为这就是世界油气资源地缘经济版图。) 和郝丽莎等的世界石油资源圈层结构论④(④ 郝丽莎等以石油探明储量为考查指标，分析了世界石油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认为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多中心的圈层结构，其中波斯湾储油层和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储油层分别是东西半球的油极，核心地位不断强化。)。还有一些学者就世界资源分布的时空特征、世界资源地缘格局演进与大国资源战略、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和地区的形势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讨论，认为世界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储、产、销的空间失衡是导致世界石油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而沙特—里海—西伯利亚—加拿大石油轴心地带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变动更加剧了石油供需格局的脆弱性。李红强等从能源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亚地区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与驱动机制，并探讨了能源与地缘政治演变的相互作用。

3.4.2 中国资源安全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耗竭性资源的过度利用和非耗竭性资源的破坏性开采，使得中国资源安全面临着巨大考验，众多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急剧攀升。然而，在中国进口资源的过程中，却常常受到别国掣肘。部分国家甚至以资源为地缘政治争夺的武器和手段，企图遏制中国发展。显然，中国资源安全战略研究已成为一个迫切而重要的科学命题。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地理学者就世界石油格局变动下中国能源的供应与保障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论题包括以石油为主的中国能源问题与能源安全战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资源合作与竞争等方面。中国地理学者就中国能源问题与能源安全的研究相对较全面，涉及到能源的供、储、运诸多方面，广泛认为中国在能源安全领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巨大需求与自给不足的矛盾加剧资源能源进口依赖度的不断攀高；国内能源储备不足及安全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国在面对能源危机时变得更加脆弱；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能源运输通道容易受他人所制；石油产油国接连不断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使得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研究更加迫切等。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地理学者也一致认为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能源安全维护措施，如能源来源多元化、建立战略能源储备机制、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等。还有一些学者重点探讨了中国与周边地区在能源、铁矿石、农产品、森林资源等方面的合作与竞争态势。如周晓波等从能源合作的角度对中非、中俄石油合作的前景、战略意义、重点合作区域进行了探讨；张晓芳等从能源竞争的角度对中日东海油气争端的背景、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中国的能源安全都是有益的参考。

4 成就与问题

4.1 主要成就

4.1.1 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十多年来，中国地缘政治学科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都有所优化，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多层次、跨学科沟通平台的建立，更为学者捕捉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激发新颖独到的学术灵感提供了便利，学术氛围明显改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于2012年初成立“世界地理与资源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周边地缘研究中心”，云南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更是自2012年起，每年定期举办“地理学与中国全球战略高层论坛”，标志着中国地缘政治学从此由自发发展阶段进入到自觉发展阶段。

4.1.2 学术成果逐年增多 从1990年到2013年，国内学者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推出了100多部以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基本上结束了基础理论学习只能依赖外国专著的历史。据中国知网统计，从1990年到1994年的5年中，全国主要刊物中以“地缘政治”命题的文章共有124篇，以“地缘经济”命名的有37篇，而从2010年到2013年的3年内则分别达到了7392篇和476篇，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了25%。其中，1991年苏联解体、1995-1996年美日重新定义《美日安保条约》和台海危机爆发、1999年北约入侵南斯拉夫、2001-2003年美国发动中东战争等，都成为刺激中国地缘政治学科发展的里程碑式事件。在此过程中，《世界地理研究》、《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逐步成长为中国地缘政治科学研究的三大学术重镇，1990年至今三大刊物分别刊载以“地缘”命题的学术论文76篇、56篇和35篇，基本覆盖了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各个领域。

4.1.3 重大领域有所突破 过去十多年，国内地缘政治研究深化了对地缘政治空间机制的探索，积极尝试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在学术领域上，在坚持原有传统阵地（如大国地缘战略研究、国家地缘关系研究、热点地区政治格局研究、全球资源地缘格局研究等）的基础上，又开辟了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等新领地；在分析视角上，从过去片面重视微观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作用，转变为更加重视国际体系的功能；在研究方法上，从过去侧重于政治现象的空间描述，转变为重视对国际政治演进的空间机制的研究。

4.1.4 社会影响迅速提升 广大地缘政治学者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紧紧抓住关系国家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密切跟踪冷战后世界地缘政治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力加强现实性、对策性研究，为推动中国大外交事业发展发挥了思想库作用。地缘政治学者积极参加一系列国家重大决策的讨论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完成一批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的研究课题，并且每年推出大量研究报告，编发大量关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信息稿件，其中有多篇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或被有关部门采用(如杜德斌等完成的“当前涉我海洋权益争端形势及我应对思路”、“日本陷能源困境，我宜警惕其在东海挑起事端”等专家咨询意见，获教育部领导批示，并上报中办、国办。)。


4.2 主要问题

第一，理论体系尚不完整，学术共同体处于分裂状态。当前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基本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条是地理学的，一条是政治学的，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并未建成。国际关系学者通常觉得地理学总是在粗糙地介绍一些国际政治理论；而地理学学者有时发现国际关系专业的论文不着边际，难以落地生根。跨学科研究需要对各个学科基本知识和研究现状均有所把握，更需要融合两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并能使之相互应用，而这种复合型的学者并不多见。目前，冠之以“地缘政治”的文章比比皆是，但这些文章不是地理学的就是国际关系学的，能触及地缘政治深层本质的并不多，更鲜有能从学理层面进行逻辑推演的。

第二，学科定位不清晰，学科发展潜力受限。目前学界尚未就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关系达成共识。1984年苏联学者斯皮琴科的《政治和军事地理学》一书被介绍到中国不久，国内学者将政治地理学定义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国家与地区等各种类型的领土内与领土间的政治活动现象的地理分布或空间布局的一门学科”。在中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地缘政治学被划归政治学原理之下的三级学科；而在“面向21世界世纪课程教材”里，地缘政治学则成为《政治地理学》的一个专章。学科定位不清导致研究对象模糊、思维模式冲突和研究方法混乱，因此制约了地缘政治学向纵深发展。

第三，地理学的基础性学科优势名不副实，优秀成果不足。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有关“地缘”为主题的著作超过百部，有关论文近万篇，但这些成果基本上是由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完成的。不仅与其他学科相比，地理学作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的基础性学科优势已经名不副实，而且从自身来看，“地缘”在地理学领域中的研究也已濒临衰亡。作为地理学的七大期刊，自1990年以来，刊发关于“地缘”的论文比例基本在1%以下，一些期刊甚至出现长达十年零刊发的状况。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地理学界从事地缘研究的人员极少，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这种状况与地理学作为地缘政治学母体学科的地位极不相符，与中国地理学庞大的学科队伍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谢选骏指出：地理与地缘不同，地理没有改变，地缘却改变了。改变地缘的是技术发展。所以“地理决定论”不对，但“地缘决定论”却又是对的了。

举例来说，工业革命和机动船舶的技术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地缘，不仅让偏僻的岛国日本一跃成为亚洲交通枢纽，而且让中国沿海地区从原来的渔村成为经贸前线和工业基地。相反内地的运河周边却趋于衰落了。

再举例来说，此后一百多年兴起的互联网络，再次改变了中国乃是世界的地缘关系，使得许多荒僻之地成为度假胜地，使得许多价值发生重大改变。

这些都是技术决定地缘的事例，而上述“研究”，却“言不及义”，可见其落后落伍之至。

2017年6月27日

谢选骏：虚无主义是新宗教的前奏

女权与伊斯兰的关系其实十分复杂，不像常人的刻板印象那样一成不变。

（1）

《伊斯兰女性主义》（维基百科）说：

伊斯兰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种，关注著伊斯兰教的女性角色。它的目标是达成所有穆斯林的平等，不管性别是男是女，不管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伊斯兰女性主义者支持以伊斯兰的模式建立女权、性别平等与社会正义。虽然伊斯兰女性主义植基于伊斯兰教，其支持者也运用了世俗的、欧洲的或非穆斯林的女性主义模式，并且将伊斯兰女性主义视为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一环。该运动的支持者不断强调《古兰经》里的平等观念，并鼓励人们研究《古兰经》、圣训以及沙里亚法规关于建立平等正义社会的论述，以便质疑父权体制诠释下的伊斯兰教。总的来说，伊斯兰女性主义可以被归类为伊斯兰教里的解放运动。

伊斯兰学者认为伊斯兰女性主义比世俗的女性主义还要激进，并以《古兰经》的中心思想为主线。

直到最近，伊斯兰女性主义更是进一步发展。伊斯兰团体试著改革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获得大众支持，并教育穆斯林妇女学会表达自己在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伊斯兰女性主义的历史发展与它那大有可为的前景是有争议的，但我们发现《古兰经》除了一定程度地尊重妇女之外，也强调了男人的优越性。
事实上，《古兰经》也提高了妇女的权利与地位。不过《古兰经》允许女性有权向丈夫继承财产与要求尊严的规范也是一些人反对伊斯兰女性主义的理由，他们认为女性的权利已经尽善尽美了。然而，支持伊斯兰女性主义的妇女主要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因为她们的经济地位足以让她们免于社会习俗的压力。

伊斯兰女性主义者、穆斯林女性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

“伊斯兰女性主义”、“穆斯林女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等词汇之间的意义有所不同。伊斯兰女性主义者以伊斯兰教及其教导为本，希望男女在私人与公共领域各方面都达到完全的平等。此外他们也可能致力于非穆斯林的女性主义。不同的是，穆斯林女性主义者自认为自己不仅是穆斯林，也是女性主义者。但他们也可能引用非伊斯兰的概念。例如，运用世俗的国家法律或国际化的人权概念，以消除性别的不平等。伊斯兰主义者则支持政治化的伊斯兰教，那是《古兰经》与圣训所呼吁建立的政教合一制度。有些伊斯兰主义者支持公共领域的女权，但并不试图挑战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均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女性主义者未必都是女性，也有可能是男性。

伊斯兰女性主义的发展

初期的改革

西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对社会的改革在女权方面影响了婚姻、离婚以及继承权等各个层面。当时其他文化并没有这类社会改革，即使是西方国家也迟了数世纪之久。《牛津伊斯兰辞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Islam）叙述：阿拉伯妇女地位的整体改革包括了禁止杀女婴以及承认妇女的人格地位。以往新娘要把婚礼中男家给予女家的财产交给她的父亲，伊斯兰教则主张新娘自行保留，作为个人财产。就伊斯兰法而言，婚姻不再是一种“身分地位”，而是一种契约，男子要同一名女子结婚要征得她的同意。“伊斯兰教赋予妇女在父系社会中拥有财产继承权，不像从前只限于男性亲属。”德国学者席默尔（Annemarie Schimmel）说，“与前伊斯兰时期相比，女性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女性有了该有的权利，至少伊斯兰法就表面而言是这样的。妇女有权管理自己在家庭里的财产或靠自己苦干挣来的钱。”瓦特（William Montgomery Watt）表示，穆罕默德就历史而言，能够被视为女权的代表，他大大地改革了当时的社会。瓦特解释：“伊斯兰教兴起之初，妇女的地位是悲惨的──她们没有财产权，而且也只是属于男人的财产。要是她们的丈夫死了，所有的财产都归儿子所有。”然而穆罕默德却借由“规范财产权、继承权、教育与离婚等事宜，赋予了妇女基本的保障。”哈达德（Haddad）与厄斯帕希多（John Esposito）则表示，“穆罕默德让妇女在家庭生活、婚姻、教育以及经济等方面拥有权利与特权，有助于改进妇女的社会地位。”[14]

就女性权利而言，沙里亚法规之下的妇女同20世纪前期的西方法制比起来拥有的权利更多。例如，就传统的沙里亚法规诠释上，妇女有权在婚后保留自己的姓氏；有权继承或转赠财产；有权独立处理自己的财产；有权签订结婚与离婚的契约。相反地，法国已婚妇女的权利限制一直要到1965年才被解除。

中古时代

前现代时期并不存在正规的女权运动，但仍有重要人士呼吁促进妇女的权利与自主权。中古时代的神秘主义者兼哲学家伊本·阿拉比认为女性有能力达到和男人一样的精神境界。十八世纪改革家弗迪奥之女阿斯玛乌积极提升穆斯林妇女的识字率与教育程度。

十九世纪

现代伊斯兰女性主义滥觞于十九世纪晚期。埃及法学家卡希姆·艾敏（Qasim Amin）于1899年发表了颇具前瞻性的《女性解放》（Tahrir al-Mar'a）一书。他被认为是埃及女性主义之父。在此书中他批评了当时社会所盛行的某些习俗，例如一夫多妻制、蒙面纱以及帷幕制度，也就是伊斯兰教的性别隔离。他谴责这些习俗，认为这些习俗不仅和伊斯兰无关，也违反伊斯兰的精神。他的著作大大影响了伊斯兰与阿拉伯世界的女性政治运动，直到今天仍受到广泛的阅读与引用。

然而，在艾敏所处的社会里，更早从事女性主义评论的妇女却较少人知晓。埃及的女性主义取向的出版社自1892年以来不断努力引起外界的注意。埃及、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与黎巴嫩的男男女女甚至在此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阅读欧洲的女性主义杂志了。他们还四处讨论欧洲女性主义与中东女性主义的关联性。

穆斯林女性主义

现代伊斯兰女性主义的另一个面向兴起于西方社会。那些自幼生长在移民家庭的人不仅常常面对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也遭受自家伊斯兰社群的性别歧视。法国的年轻穆斯林妇女抵抗各方面的压力，从地方上的性侵犯到强制遮盖羞体都有。她们建立了名为“不作妓女，也不屈服”（Ni Putes Ni Soumises）的女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还散播到了其他国家。

借用世俗女性主义的概念

伊斯兰世界女性主义的兴起也和西方的影响有关，借由提升政经实力以赶上西方强权与商业市场的方式提倡西方的观念，例如普选权、人权与普及教育。

穆斯林属人法与伊斯兰女性主义

伊斯兰女性主义的形式各有不同，但最重要的研究与宣传工作之一是“穆斯林属人法”（或称为“穆斯林家庭法”）。穆斯林属人法主要涵盖三个项目：婚姻、离婚与信仰的试炼。

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早已公布了某种穆斯林属人法，包括沙乌地阿拉伯、阿富汗、巴基斯坦、利比亚、苏丹、塞内加尔、突尼西亚、埃及、印尼与孟加拉。穆斯林占少数但地方上已存在穆斯林属人法或考虑通过此法的国家有印度和南非。

总的来说，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反对许多国家所实施的属人法，认为它歧视女性。有些伊斯兰女性主义者主张以《古兰经》和圣行为基础，改革属人法。属人法必须大量参考穆斯林妇女的意见，如此就有可能让妇女免于歧视。有些伊斯兰女性主义者一直积极推动这种他们认为有利于妇女的法律。其他的伊斯兰女性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居住在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民主国家的，他们舍弃革新穆斯林属人法，并完全排拒这种法律。他们转而寻求其居住国的民法法规。

对大部分的伊斯兰女性主义者来说，穆斯林属人法的某些规范很令人棘手，其中包括了：一夫多妻制、离婚、孩童的监护权、夫妻财产的维持。此外，还有属人法的父权基础，那是更明显的议题。例如，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的议题。

性与伊斯兰教法学

尽管穆斯林社会中存在许多性的禁忌，但有些阿訇认为《古兰经》本身对于性的议题是持开放讨论与正面态度的。他们认为伊斯兰教是世界宗教中对性的议题最开明的。

人们对于《古兰经》关于排斥同性恋的经文一直争论不休，此经文和鲁特的故事有关（见《古兰经》经文11：69-83；29：28-35）。《古兰经》似乎指的是男同性恋。当今的诠释者与一些团体重新诠释这些经文，希望能获得较为宽松的两性关系，包括了同性恋和双性恋。但这在主流穆斯林社会中的阻力不小。

伊斯兰教服饰和伊斯兰教与服装

穆斯林妇女的另一项议题是关于服装的规定。在某些文化中，例如阿富汗与沙乌地阿拉伯，则期望妇女穿著波卡或阿巴雅；然而在突尼西亚和土耳其，公共场所禁止穿戴头巾。穆斯林女性主义者则抗拒极端的服装限制。

布尔基尼是一种穆斯林妇女专用的泳装，除了脸部、手掌与脚掌，全身都遮盖起来。

谢选骏指出：任何事物都有不同的方面，上面所说的，仅仅是一面之词，下面看看其他方面。

（2）

网文《揭露当今女权分子正在和伊斯兰势力互相勾结》说：

近年来，网上的女权势力和反女权势力的争论日趋频繁。女权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批评。相比以前女权是绝对真理容不得批评的情况，这是一种进步。一个不许人质疑的东西恰恰是最值得怀疑的。何况尼采那么狂的人都不敢说自己理论完美无缺，女权分子的理论水平不可能比尼采还高吧？

不过很遗憾，中国网上批判女权的人大多忽略了一点关键问题：20世纪90年代前的女权组织和20世纪90年代后的女权组织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这二者的的分水岭发生在1991年，也就是苏联解体。说的明白点：91年前，女权的主力军是苏联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各国左翼力量。彼时的女权是红左女权。91年后女权的支持者是liberal和伊斯兰极端势力，此时的女权是白左女权。不明白其中差别的人，就很难理解为什么80年代新保守主义右翼势力沉重打击了女权分子的气焰，今天右翼却拿女权毫无办法。

2014年时，法国右翼党派“国民阵线”公布了一份资料：超过350个欧美大中型女权组织受到沙特等中东国家资金支持，当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如今两年过去，这一数量恐怕只增不减。可能有人会奇怪： “伊斯兰教一向歧视妇女，女权怎么可能会受到伊斯兰的资金支持？”但事实就是如此。原因就很简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伊斯兰想要向东亚和欧洲全面扩张。必然要瓦解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而女权本身具有民族虚无主义的特点（波伏娃甚至公开宣扬女人不需要民族，国家和民族是束缚女性的枷锁），加上苏联解体后传统女权力量面临失去资金和舆论的支持，要么土崩瓦解，要么蜕变成白左女权。在这种情况下，女权和伊斯兰势力的勾结也就不奇怪了。

德国女权团体Femen，是在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权组织，而且在乌克兰和比利时拥有多个分部。Femen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主张接纳穆斯林难民。其在“科隆千人性侵案事件”后仍然公开为难民辩护，并打出标语：“我是女权主义者，反对伊斯兰恐惧症，欢迎难民”。至于那些被性侵伤害的女性，我们女权者是不会介意的

欧洲极端女权组织“红色卓拉”，鼓吹消灭白人和亚裔男性，世界的统治权应交给女性和穆斯林该团体创立于1077年，之后与基地组织勾结，逐渐发展成恐怖主义组织。到1996年，该组织已在欧洲制造了45起恐怖爆炸行动。2003年，红色卓拉头目艾德丽安·基尔绍莎策划了蒙特利尔大爆炸，爆炸及引发的油库火灾造成169人伤亡 。

2016年，法国激进女权主义者 Carla公开提出，应该尊重穆斯林移民的信仰，允许他们在法国保持一夫多妻习俗。吊诡的是，Carla年轻时极力宣扬不婚主义，却在35岁时和一位阿拉伯裔男子结婚。她也因此被她的支持者盛赞为“文化多元主义”的先锋。

事实证明，无论是中国还是在欧洲，女权分子的双重标准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女权主义者一边对本国民众鼓吹不婚不育和生育对女性有害论，一边对穆斯林疯狂繁殖视而不见；一边对自己的国家和男人百般抹黑，挖空心思在每一条国家政策内找出对女性“不利”的地方，一边对阿拉伯国家摧残女性的种种行径置若罔闻。在女权和伊斯兰的双重夹击下，东亚和欧洲的落日，将为期不远。

谢选骏指出：上述言论人们可能并不赞同，但是他所说的还是值得留意的，那就是对西方社会的危险，其实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所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语出《孟子·离娄上》：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翻译出来是：

孟子说：“难道可以与不仁者言谈吗？他们见死不救，取利于他人的灾难，把荒淫暴虐这些足以导致亡国败家的事情当作快乐来追求。若还可以与不仁者商议国家大事，那还会有亡国败家事发生吗？从前有个小孩歌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说沧浪河的水清彻，可以洗我的头发；沧浪河的水浑浊，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说：‘弟子们听着：水清可以洗头发，水浊只可以洗双脚了。这是咎由自取的。’所以，人首先必先有自取侮辱的行为，别人才能侮辱他；必先有你自毁其家的因素，然后才有他人毁坏他；也必定是国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然后才有别国对他国的讨伐。《太甲》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例如，欧美流行的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实际上是在开门揖盗，迎接伊斯兰教的入侵。西方人以前在危难的时候，投靠在上帝耶稣圣灵面前祈求恩典，现在却数典忘祖，岂不等于敞开大门迎接新的宗教？因为人们终究还是需要宗教的安慰。一个宗教放弃了阵地，另个宗教就趁虚而入了——虚无主义的流行，是新兴宗教的前奏。

谢选骏：三不朽与两杆子

所谓“三不朽”就是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人思想领域的一个价值命题，对于无神论者的思想和人生追求有着重要影响。

前549年，鲁国的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正卿中军将范宣子出面迎接，他问叔孙豹：“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是说的什么？”叔孙豹没有回答。范宣子接着说：“从前我士匄的祖先，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为豕韦氏，在周朝为唐杜氏，晋国主持中原盟会的时候是范氏，恐怕古人所说的不朽就是这个吧？”叔孙豹说：“以我叔孙豹所听说的，这叫做世世代代有禄位，而不是不朽。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死后，他所说的话世代流传，所谓不朽，说的就是这个吧！我听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能做到这样，虽然死了也久久不会废弃，这才叫不朽。如果是保存姓、接受氏，守护宗庙，世代不断绝祭祀，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家族，官禄大的并不能叫作不朽。”

宗庙，世代不断绝祭祀，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家族，官禄大的并不能叫作不朽。世世代代有禄位，这还不算不朽，不朽，是指人死之后他所说的话世代流传。

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这是所谓的“三不朽”了。

那么，什么人算是获得了三不朽呢？——

服虔所认为达到三不朽的人物：
立德：伏羲、神农。
立功：禹、后稷。
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杜预所认为达到三不朽的人物：
立德：黄帝、尧、舜。
立功：禹、后稷。
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孔颖达除了认可服虔和杜预的观点外，另外认为达到三不朽的人物：
立德：禹、成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
立言：老子、庄子、荀子、孟子、管仲、晏婴、杨朱、墨子、孙武、吴起、屈原、宋玉、贾逵、杨雄、司马迁、班固。

可见到了唐朝这时，三不朽已经成为两不朽了。

三不朽被减缩为两不朽，可能是因为曹丕：

曹丕《与王朗书》说：“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帝初在东宫，疫病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与大理王朗书。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馀篇，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就把三不朽，简化成为“两不朽”了。

“三立”因此被废，难怪“李立三”搞不过“毛泽东”：土匪头子毛泽东只要抓枪杆子，后来他的“好学生”林彪，才在枪杆子之外加上了一个“笔杆子”，达到了曹丕的水平。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得以害死比他更有学问的林彪呢？

因为在毛大王看来，两杆子和三不朽，这是古代的陈腐之见，因为现代人的德行和功业，都是靠言论吹嘘出来的，而言论，又是靠枪杆子逼出来的。这点道理，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彪没有参透，所以他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但是被毛泽东几次打死的邓小平却比林彪参得透，所以他说“不管黑猫白猫（病猫瞎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他说“不争论、少废话”。他哪里知道，病猫传播瘟疫，瞎猫自己中毒。

在世界各国，有了政权就可以发行钞票，就可以征得税收，就可以制造舆论了，就可以“把持德行和功业”了……甚至捏造事实。川普就说“假新闻”，他的手下就说“另类事实”。

百姓信吗？民众怎么看待这些？

百姓都信声音大的。因为“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

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谢选骏：康德剽窃基督教

康德的思想多是从基督教剽窃来的。

例如它的三大命题：

1、我可以知道什么？

2、我可以做些什么？

3、我可以期待什么？

就是从保罗书信里的“信、望、爱”剽窃的，只是把位置稍微挪了挪。

1、我可以知道什么？信

2、我可以做些什么？爱

3、我可以期待什么？望

而所谓“欲望的客体”——则是盗用了“天国”的内涵。

（一）

网文《康德与虚无主义：你为什么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说：

现代人最常见的一句口头禅是“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要解释其中的缘由，却必须从古时候说起，以为正本清源。

古典时代的哲学家一般认为，德性是高于个人权利的，个人本身并非目的，追求"至善"的德性才是人的最终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逐层推演，首先论证了幸福的三种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世俗的生活。这种幸福指向的是物欲。第二个层次是在城邦中的政治生活，这种幸福指向的是城邦成员之间的“友爱”，第三种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其所指是沉思生活，这种生活一般只有哲学家才能享有。沉思生活作为幸福的最高位阶，其寓意是明显的，只有哲学家的沉思生活才能真正追求“至善”，而追求“至善”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最好的，最有“德性”的。尽管对这个“善”是否是抽象的最高理念，还是具体存在于各种不同的事物中，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有所分歧，但“至善”是人生的目的是没有疑义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政治生活中的“德性”归纳为勇敢、荣誉、友爱、忠诚等多种具体形式。而“德性”的形成，来源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共同形成与规约的道德与宗教传统，这种道德与宗教传统在每一个古代的“封闭社会”内部，都有其各自的体系，是“天经地义”的，是“自然”而且正当的。

就个人而言，如何能实现这种真正的“德性”呢？首要的是对人的灵魂结构的分析。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人的灵魂是有不同层次的，而非铁板一块。他基于“自然”来理解人的灵魂结构，人的灵魂结构可分为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而有德性的人，必然是理性与激情能够控制欲望。

如果读者希望理解“部分”的意义，从而把柏拉图的理论搞得更清楚，他可能会将灵魂的部分和一辆汽车的部分类比，也就是说，作为使一个更大的整体运转的共同工作的各个成分，或者就像戏剧中的各个角色，由各个不同的演员扮演。柏拉图的论述以观察到灵魂中包含着冲突开始，就像弗洛伊德一样，柏拉图在冲突中发现了人的生存中最重要的事实和最能解释人格结构的现象。柏拉图称为不正义的，弗洛伊德大致称为神经错乱。柏拉图和佛洛依德都通过观察功能紊乱的灵魂以找出其运转的机制。生物学家通过解剖植物或动物来观察它的内部结构，而此类心理学家发现，在灵魂中的冲突将灵魂分裂开时，灵魂的结构表现得最明显。

柏拉图以一个假定开始，如果一个事物能够同时做出两个不同的行为，这个事物必然有不止一个部分。苏格拉底长篇论述了欲望自身是那种缺乏系统的冲动，而不是那种能够自我规约的动机。比如节食者关于是否再吃一块东西的思想斗争，守夜人保持清醒的努力，禁欲者和性欲的斗争，都表现了理智和欲望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组冲突中，理智似乎总是那最适合于关照整个人的福利部分。它不是许多冲动中的一个，而是灵魂中这样一个部分，我根据它在两个欲望中做出决定，而不是被它们击垮。在这个被简化的冲突画面中，柏拉图加进了“激情”（thumos），它不同于理智和欲望，虽然更倾向于前者。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愤怒——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是愤怒——只要我们将愤怒的意义扩展到包含像野心、竞争心以及诸如愤慨和复仇的渴望这些有道德倾向的感情，这些感情包含了判断，既是感受，也是行为的驱动力。因此，激情表现了灵魂其他各个部分的特征，它可以支持理性，因为愤怒和竞争心比起理性的命令更能促使人行动。激情和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能力，两者都已经学会一种最好的自我形式，并且对追求最好的自我的任何失败都愤怒的予以惩罚。发怒的倾向如果恰当地被训练就能成为伦理生活中一个强大的力量，用今天的话来说，伦理行为要求自我的提升。通过激情的介入，柏拉图为理性的冲动提供了一个实施好的行为的策略。一旦愤怒被驯服力量，它就可以推动个人灵魂中的道德律，因为它在强度上和欲望匹敌。如果没有理性的统治，只是欲望和欲望之间互相的冲突，往往就无出现无序失衡的状态。13世纪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叫“布丹利的驴子”，好比一头驴子在两堆完全等量的草料之间无法做出选择，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不能前进，最终会饿死，后世称之为“布丹利的驴子”。这个比喻带来了欲望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散乱而不关心整体性。理性则具备统治者的截然相反的特质，它控制激情，并联合激情对欲望进行统治，它是智慧的并且对整个灵魂深谋远虑。就像柏拉图对城邦德性的阐述，城邦的正义来自每一个人都只做唯一的工作，卫国者严守统治之责，各部分形成和谐整体。柏拉图的灵魂结构的正义性也被定义为组织良好的灵魂，理性是权威的统治者，联合激情这样的辅助力量，统治欲望。欲望虽然没被柏拉图描述为最差的，但确实是低下的被统治者。

只有在这样的“灵魂结构”之下，理性与激情才能统治欲望，指引人向追求有“德性”的生活迈进。

而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开启的现代性浪潮，正是基于对古典哲学时代这种“德性”生活的反动。个人的激情和欲望可以不受理性的控制，不考虑整体性，不指向至善，而只是由激情与欲望，或者说最大程度上是由欲望所推动。此处，康德对现代哲学的重大贡献意义凸显。康德彻底贬低了人本身之外的一切必然性领域，“自然”在康德这里被颠覆了，人本身成为目的而非手段，人的情绪欲望首先从理性中解放出来。（谢选骏指出：这就是虚无主义的肇始。）

人要求解放外在的束缚，康德式自由的第一层意涵首先是个人独立于欲望的控制，第二层意涵是通过自我来立法，即道德的自由律来限制自由。但是自我的立法到底是选择善而是恶，是选择禽兽生活还是美德生活呢？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人领域或者“私人修为”，失去了外在道德和宗教限制的“自由的个人”，最终很容易陷入虚无。霍布斯对个人自由的一般理解，一是人的欲求尽可能小的外在障碍，密尔对个人自由的界定，是个人领域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下，无论国家或者社会都无权过问私人道德。此处，古典时代追求“至善”的伦理观念被彻底颠覆了，人逐渐成为孤立的个体，欲望成为个人的主宰。正是依据这种理路，后现代的激进自由主义，更进一步要求解放一切个人的外在束缚，使个人成为光秃秃的“个人”，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社会、国家、宗教、道德都是罪恶的，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与戕害。

然而，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一个“永恒”已经被解构，“德性”生活已经不可能的时代，作为现代的产物“爱情”，却被人寄托了最大的追求“永恒”与“德性”生活的期望。正如无厘头大师周星驰在他电影中的表现——佛挡杀佛，鬼挡杀鬼，唯独爱情不死——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已经爱情的完胜告终。现代人，尤其是80后的这批中国观众，一面在现实中哀叹爱情的不靠谱，一面却又对周星驰电影中这种“我猜得到开头，猜不到结尾”的大话西游式爱情心驰神往，其中缘由而在。其实，人们正是生活在一个被除魅的世俗世界中，渴望一个尚带神圣感的幻想，这个幻想在十字军时代是耶稣基督，是圣城耶路撒冷，是圣殿骑士团，在18世纪是法国大革命的烽烟烈火，在中国，曾经是毛时代的万人称颂伟大领袖，在现代，一切宏大叙事终于通往幽深的庭院，身负重伤的爱情在周星驰电影中，肩负了最后一点神圣性的想象，苟延残喘。

反讽的是，最不强调爱情的传统社会，男女婚恋却最为稳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几乎是常态，而自由风气最浓厚的现代社会，却往往很难通过自由来获得美好而稳定的爱情。问题也许恰恰就出在，现代人是普遍自由平等的，这种状况导致两种局面，第一，现代社会的个人追求的幸福是在法律允许范围里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一个人无法要求另一个人更讲道德，个人也没有义务提升自己的道德，所以婚恋中的劈腿小三二奶是常态也就不足为奇。第二，现代人由于挣脱了一切外在的家族、道德、宗教的束缚，同时也失去了在婚恋中的相对安全位置。传统社会的男女婚恋绝对是一个公共事件，至少是家族事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之前，双方谈不上什么爱情，而是着力从家族门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当然也包括个人条件等诸多方面进行事先考量。这种事先考量追求的是一种稳定性。在现代社会，自由恋爱是非常个人化的事件，选择与考量的背后站立的，从家长与媒妁变为“自我”。一方面，失去了理性与激情统治的情绪和欲望主宰了这个“自我”。情绪与欲望是飘忽不定的，可以不断膨胀，没有界限，由这个欲望的“自我”看来，爱情当然是无法永恒的。今天你爱我，明天你不爱我，后天他爱我，再后天你爱他，便是爱情的常态。另一方面，个人的选择虽然挣脱了家族、宗教、道德的事先束缚，当爱情渐趋稳定，甚至逐步迈向婚姻时，各种外在的限制，又会在情绪与欲望的引导下，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列夫托尔斯泰说，“婚姻是一种合法的长期卖淫”，这种情形在现代比之古代有过之而不及。仅仅因为地域的远离、性格的不合、财产的不平等，又会引发一波波的婚恋危机。因此，貌似从传统婚姻下解放了的现代人，从根本上并未摆脱爱情之外的社会关系与束缚，而是将原来一部分被家族、道德、宗教代为承受的压力，全部由“自我选择”的个人承受了。或许，这也是自由的代价。

但是为什么，现代人已经失去了一切外在的他人的束缚，偏偏又渴望爱情能够体现“德性”，甚至“永恒”呢？我认为，这至少可以反证，人本身仍然没有失去对永恒确定之物的追求，但当现代个人主义盛行，家族、道德、宗教，一切伦理的外在束缚被撤离，原有的家族、社群、宗教关系分崩离析，两性关系成为最后一种可能长期稳定的伦理纽带，孤立的现代人必然把从原有社会关系中失去的家园感，全部倾注与投射在爱情之上。于是，爱情成了现代人寻找家园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往往却脆弱不堪，真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于是，自我的现代人，自由的现代人，孤立的现代人，当他们渴望爱情而不得时，而破灭时，自然会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但当他们连爱情也无法再相信，也就失去了最后一根对永恒与确定之物的信念，最终会陷入虚无。

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此种虚无的情绪下，怀疑主义本身并不让现代人彻底失望，反而可能会加重他们对爱情的执着，越是难以企及的他们越想得到。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实证主义观点，我们固然无法举出任何一个真正是‘永恒’的实例，却仍然可以举出无数‘不永恒’的反例。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之下，渴望爱情，确切的说，是渴望真挚稳定爱情的现代人，一边很拿出“爱情是永恒”的实例，一边依然渴望相信爱情，爱情便成为一种“信仰”。

但是这种被逼出来的“信仰”本身，根据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假定，也是没有根基的。康德将宇宙分作两个世界，一个属于实体性质的领域或者现象世界，可以用科学方法或理性方法来发现；另一个属于最终实在的领域或本体世界，只能通过信心、直觉和精神的确信才能领会。现代人以怀疑方法论为前提，认为属于本体世界的最终实在是不可能被认知的，或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永恒”与“确定”的存在，那么，所谓本体，也不过跟“现象”世界一样。在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流行的今天，人们心中的价值预设是：凡是不可以被实际证明者，都是不值得相信的。属于精神和信仰层面的世界尤其是无法实证的。正是在无数失败的经验事实积累中，被解放了的现代人，在被欲望所控制的自我中分裂挣扎：个人主义首先让他们失去了道德与价值感，陷入被欲望所主宰的泥沼，随之而来，怀疑主义又让他们陷入纯粹的现象世界，现象世界的不确定与虚无感又加深了他们对稳定与秩序的渴望。

于是，他们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谢选骏指出：整个康德哲学，就是对基督教的盗用，用自相矛盾的“物自体”概念取代了上帝。康德哲学的其他范畴，也从基督教神学转化而来，并无创造性可言。康德的思想多是从基督教剽窃来的。

例如它的三大命题：

1、我可以知道什么？

2、我可以做些什么？

3、我可以期待什么？

就是从保罗书信里的“信、望、爱”剽窃来的，只是把位置稍微挪了挪。

1、我可以知道什么？信

2、我可以做些什么？爱

3、我可以期待什么？望

而所谓“欲望的客体”——则是盗用了“天国”的内涵。

这不奇怪，因为一切哲学观念，其实只能是一种宗教的信仰或其伪装，这就是理性主义的悲哀。

（二）

网文《尼采置疑传统：“虚无主义”危机》说：

尼采的天才成分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敏锐地提前深刻感知并预言性地宣告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整个历史传统的深刻精神危机：“上帝死了”。无疑，“上帝之死”标示着神对人的离弃或者人对神的背弃，人的存在从此没有了“神性”的守护，人类似乎早就注定了它“弑父”的这一悲剧性命运，只不过这一最重大历史事件在当前得以罪孽深重地呈现，人们如从巨大恶梦中醒来，惊魂未定，但这不是梦，由于这一不可忍受的灾难空前的巨大现实，人们宁愿它只是“恶梦”，甚至继续做梦，沉醉！尼采的这一天才式伟大预言性宣告，终于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彻底暴露（“一战”和“二战”是其颠峰性灾难呈现）。
尼采把“上帝死了”这一历史性重大事件判定为“虚无主义”。在他看来，从以柏拉图为开端性的古希腊文化，基督教的中世纪文化，以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都是堕入了为柏拉图（苏格拉底）早已埋下的祸根所注定了的一种“宿命”——“虚无主义”。其要点就在于柏拉图对整个“存在”的三分：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或者称之为二分的“理念世界”和“表象（现象）世界”）。柏拉图像天神一样创造了完美而永恒的“理念世界”，把我们生活于其中有生灭变化的“现实世界”（“生成世界”）看作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可鄙“存在”，甚至视为“非存在”，我们的肉体也因此而获得了“罪”，因为它属于现象界，并且束缚了灵魂的飞升，而人的灵魂始终回忆和向往着真实而完美的“理念世界”。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灵魂”、“彼岸”等观念则是柏拉图“理念”哲学观念的继续，“基督教道德观把自由意志、责任、‘内疚’和‘罪’作为‘善’的先决条件，结果，我们被弄得软弱、消极颓唐。”最终柏拉图的“爱欲性”言说转变为基督教的世俗权力统治与纷争，酿成灾祸！一神教的精神和世俗主宰当然就意味着对“异端”（另类存在）的肆意迫害！只要我们回忆历史并稍作反省，这一历史之深刻疮痛就无法泯灭！柏拉图的“快乐理性”似乎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了希望，苏格拉底毅然为了哲学的“真理”而坦然赴死，他因这前所未有的死而伟大。黑格尔心目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就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和耶稣。然而，“理性逻辑的清晰性……为了希腊人的优越权而被传下来，他们的特权、他们本几的秉赋，覆盖了这个本源，覆盖了一切隐晦的、‘可怖的’……混沌的，或者酒神的东西，它要让尼采去揭盖。”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之死其实是就着自己制造的“毒药”而死的，它标示着对“肉身”的完全蔑视，是彻底的“虚无主义”，是现世“生命”的仇敌！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主义是一种肤浅的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理性乐观主义”，成为人类的麻醉剂，让人沉浸于如梦如幻的理性编织物里，停留于“现象”（虚幻的观念构成物），浑浑噩噩，忘记了对“存在”的思索，这恰恰是人类“悲剧性”的祸根！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建构了一个完美的“形而上学”体系，似乎给人类重新带来“理性”的光明，人类又一次获得生活的“意义”！然而，康德的哲学依然有着“物自体”（又一个“上帝”的身影）的最高（绝对）存在。黑格尔宏大的哲学话语及其严密的逻辑体系都被置于“绝对精神”（“宇宙理性”等）最高“范畴”的统治之下，而人被置于“存在”的最高等级序列，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最高体现，“宇宙理性”通过人的理性而实现自我意识的回复运动。古典哲学虽高扬“理性启蒙”的大旗，但基督教“上帝”的身影依然存在。在基督教世界里，万物都是上帝的造物，不过人是特殊的造物，他替“隐蔽上帝”照料着万物，人的这一独特地位在后世“主体性”哲学里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此（之）在”，存在通过“此在”而得到筹划和照料。可以说，上述哲思有着浓厚的“神性”，似乎上帝的眼睛始终关注着人世，而“人”天然就是万物的看护者，“人”的本质规定性（存在之意义）也就在上帝的这一伟大安排中，人只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存在，才能完满，这正是“人”的天命所在！从康德到黑格尔，虽仍有“上帝”的身影，但毕竟确立和加强了“人”的主体理性地位，人类理性和对上帝的信仰已有了不同的领域，基督教的“上帝”似乎不再干涉人间事务，人神似乎不再有日常生活化的关联，“上帝”隐退了，上帝只存在于我们内心的“信仰”之中。随着人类自我主体意识的更进一步发展，上帝就从人世永远地隐退了（或者说人类通过“弑父”而夺得了统治权），这一“历史性”似乎早已内蕴于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没有对宙斯言明的“预言”之中。
尼采认为，叔本华比以往哲学家说出了更多的真理。的确，“存在”根本就不存在，存在是“假相”（生成），毫无意义！人活在自我意识的深渊里，挣扎于无望的欲念里，寻求不断的但永远也不知餍足的满足，“欲壑难填”，人经历着“个性化”痛苦，“生命意志”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可见，叔本华与佛教、老庄哲学有着神似之处！但叔本华沦入了彻底放弃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深渊，远远超过了佛教的“出家”而不绝人间烟火与老庄的“出世”而超逸的情怀！尼采虽赞赏叔本华的“真诚”和对存在的悲观体验与看法，但不能满意其“自我毁灭”式的解脱之路。与之相反，尼采充分肯定了人的生存意志，并认为这正是战胜存在之无意义的根本力量。为了与“悲观主义”划清界限，尼采用“权（强）力意志”代替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它是生存之本能，它追求生命的自我维护和更加充溢的生命权力，它有着“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的意味，充满了“生存之欢乐”！而叔本华“生命意志”则仅仅是“个性化”痛苦挣扎之徒劳！
站在为尼采碎成两端的“历史”之后半部分，是幸还是不幸？或许难说清楚，不幸在于我们永远也得不到上帝的救赎了，因为“上帝已死”；而所幸也许就在于没有了上帝，人将面临更大的自由，人将在“自由”中变得更加强大而有力，犹如尼采的“超人”，这是对“人”（为几千年“虚无主义”所毒害的现代人）的超越，诞生的将是一种新的人类！或者如尼采笔下所憧憬描绘的沉醉有力地舞蹈于大地之上的酒神形象！抚今追昔，我们不得不追问人神之间的深刻裂痕，黑格尔的所谓“宇宙理性”与人的理性怎么能具有“同一”的可能性呢？无数鲜血的历史告诉人们，“上帝”似乎喝“弱者”的血而存在！“宇宙理性”深深奠基于人类历史前行的累累白骨！黑格尔哲学有着不可克服的断裂，似乎也标示着完美古典哲学的破产，又一个为理性逻辑编制着的巨大美梦！但美梦惊醒中的人类时时有惊魂的慌乱与痛苦，甚至于不能忍受存在之痛！的确，尼采深刻的体察到整个传统价值之“虚无”，以及这种“虚无”价值给人类心灵种下的“毒素”，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人类已经迷失于文明之“荒原”，永远也回不了家！关于“回家”，不由得想起20世纪初犹太人于魏玛德国的两难之境，作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的命运也是人类命运的缩影。本雅明“呼吁一种‘与上帝合一的内在动力’，他的主题是要把文学思想与宗教目的联系起来，并预言托尔斯泰（Tolstoy）和尼采(Nietzshe)才是‘新人类’的烽火。因此，他主张以‘犹太性’对抗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精英’，‘对我来说犹太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目的自身，而是思想的高贵承担者和代表者’”。诚然，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历史之悲剧的重演！由此，本雅明倡导托尔斯泰式的宗教虔诚与尼采式的高贵自由，以规避历史的悲剧性宿命。这里的启示是人类又如何自救于尼采所谓“虚无主义”之深渊呢？
第二节 海德格尔对尼采“虚无主义”之考察尼采通过“上帝死了”这一石破天惊之吼，把整个传统价值（主要是柏拉图、基督教道德“真理”价值）宣判为“虚无主义”，称数千年来，人类一直靠“自欺欺人”的方式生活在根据“自我需要”而设定的所谓“真理世界”之中，这种超感性的“真理”最终演变为敌视“生命”的“虚无”价值！人类因自己创造的所谓“真理”而走向沉沦与毁灭，“人”处在了深刻的危机中！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这一宏大评判是深入人类历史性之本质的，亦是历史性之决断，尼采由此成为“价值”哲学的真正开创者。虽然“价值”争论隐微地出现于古希腊（据海德格尔从普罗太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话语就“主体性”之共同内涵探索的思路来看），内蕴于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哲学，但用“价值”这一术语去评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开端本质性地归属于尼采，他以“权力意志”为存在之根本，以“超人”之意志摧毁传统虚无主义价值之大厦，召唤着新的人类，为未来之道路先行奠基。
据海德格尔，“虚无主义”一词源于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雅可比，后经屠格涅夫而流行，其观点是“惟有我们的感观感知中可获得的，亦即被我们亲身经验到的存在者，才是现实的和存在着的，此外一切皆虚无。因此这种观点否定了所有建立在传统、权威以及其他任何特定的有效价值基础上的东西。”此外，“虚无主义”还出现于让保罗和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但由尼采最先意识到，并于历史上支配了先前各个世纪，且将规定未来世纪的历史运动，这便是他所谓“虚无主义”的命名所指了，尼采对此的本质性解释便是“上帝死了”这一疯子般的狂语。海德格尔阐释说，“‘基督教的上帝’已经丧失了它对于存在者和对于人类的规定性的支配权力……代表着一般‘超感性领域’……代表着种种‘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它们被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一个目的、一种秩序，简而言之，‘赋予’存在者整体一种‘意义’。虚无主义是那种历史性过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虚无主义是存在者本身的历史，通过这个历史，基督教上帝的死亡缓慢地，但不可遏止地暴露出来了。”“虚无主义”即曾经支配整个传统的“最高价值”的贬黜，它丧失了根本性的奠基作用，存在之意义失去了根据。“上帝死了”正是以柏拉图为开端的“形而上学”沦为“虚无主义”的总代言，从此曾如太阳般普照整个存在的“理念世界”如海市蜃楼般消逝，人之为人的规定性缺失了，“人”这个为“形而上学”所“本质性规定”的“理性动物”似乎沦入了“反讽性”的“意义”话语游戏之深渊！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神谕再一次如魔影般笼罩了人类之自我理性意识。
海德格尔阐释说，尼采“虚无主义”有三种起源形式：首先，于一切事物中寻找一种“本无”的意义时，“虚无主义”便登场了。尼采“虚无主义”等同于无意义状态。“意义”即人的“意志”所追寻的“目的”，尼采所谓“意志”是“求意志的意志，力求保持高位和能够命令的意志。意志所畏惧的并不是虚无，而是不意愿，是对它的本己可能性的消灭。对于不意愿的空虚的畏惧——这种‘horrorvacui’[空虚之畏]——乃是‘人类意志的基本事实’”。诚如尼采所言，人类哪怕是追求虚无也不能没有追求！正是这“意义”、“目的”使意志成其为意志。海德格尔阐释说，去意愿“虚无”还是意志去“意愿”，求毁灭的意志还是意志，并未完全丧失其本质性（“去意愿”的能力）！正是由于“意志”的这种本质性向本无“意义”的存在者整体去意愿“意义”，所以整个传统文化就陷入了“虚无主义”，“意志”所追寻的是“假相”（在尼采那里，传统哲学“求真理的意志”也即是“求假相的意志”），其努力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欺骗”！最终这种“假相”、“欺骗”彻底曝光！其次，“作为心理状态，作为对存在者整体的无价值状态的‘感觉’，虚无主义‘就登场了’——‘当人们假定了在一切事件中间有一个整体性、一种系统论，甚至一种组织化’，后者是得不到实现的。”所谓“整体性”（系统化、组织化）即“最高价值”所具有的“统一性”特征，于此，“存在”才被归于一体。正如巴门尼德所谓“一切是一”。万物本为多样性存在，由于这“最高价值”的“统一性”而“统一”起来。这“最高价值”如何作用的呢？惟有通过“人”才能打通“存在”的“道路”。海德格尔说，“惟当存在者整体通过人而‘起作用’，而且人被纳入‘统一性’之中，并且可以在其中‘藏身，犹如藏身于最高价值的某个要素中’这时候，人本身对自身来说才具有一种‘价值’。所以，尼采总结说，人必须考虑到存在者的这样一种整体性和统一性，‘为的是能够相信他自身的价值’”。即是说，“存在”惟有通过海德格尔的“此在”之“筹划”才能“敞现”其意义。“上帝”的存在惟有通过“人”的存在才能被“证明”，它们是互为“本质性归属”的！这里有着“反讽性”：是“人”首先创造了“上帝”，“上帝”是人的“权力意志”的创造物，而不是相反！“上帝造人”说是人类编织的关于人自身起源的神话，从而为人类自身寻找合理性根据，把人自身“本质性”地“设置入”存在，这样“人”就有了于高天穹庐之下、森森大地之上的一种“诗意栖居”！“人”通过其“理性”获得了“归属（宿）”。再次，“虚无主义”的第三种形式，产生于人们对所谓“真实世界”之设定的怀疑中，人们发现（首先是尼采敏感而激进地发现），所谓“真实世界”（超感性世界）不过是人类理性的“臆想物”，只是出于人类生理、心理的需要！也许，人类创造“彼岸世界”是为了能忍受“此岸世界”的生活，创造“整体价值”是为了找到所谓“本质性归属”的“自我安慰”，但这无异于是“集体无意识”的沉醉酣梦！当虚幻之物代替现实存在之物而占据人类心灵的主导地位时，“人”便沉睡在了漂浮的冰山上，这是非常危险而荒诞的情境。原来，善于制造神话、童话故事而有着发达理性的人类居然处在了一个更大更“真实”的童话世界里！自尼采的“横空出世”，这个“童话世界”才从根本上被震撼！几千年来盘踞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所谓“真理”也就摇摇欲坠了。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形而上学”有五个主标题：“虚无主义”、“重估一切价值”、“权力意志”、“超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可以说，尼采对传统价值之“虚无主义”把握是其基本主题，是其整个哲学之前奏，只有先行毁灭传统虚无价值，才能创建更有利于“生命”存在的价值！尼采“虚无主义”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最高价值）的终结，同时也标示着新的开端：我们于“上帝死了”之后处于一个独特的过渡性历史阶段，我们或者束手无策，就此沉沦而毁灭；或者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决断，采取果敢之行动，在经受住“上帝之死”这个“彻底虚无主义”之考验后，人类将有可能赢得“凤凰涅槃”式的新生！历史将呈现出强大而自由的新人类，这便是尼采所谓的“超人”了。尼采的“超人”之说依然“理想”，但相对于基督教的“上帝”，已经是非常接近人类自身了。“超人”可谓是对囚笼于困境中的现代人的深切“召唤”，“我的热烈的意志，重新迫使我走向人类：如铁锤之于石块。石块中卧着一个影像，它卧在最坚硬的最丑陋的石块中。于是我以铁锤，猛然地敲碎它的囚牢，石块飞起碎片，我要完成它，因为一个影像向我移来了!”可以说，尼采之“酒神”、“超人”、“权力意志”以及“永恒轮回”都是其“一切价值之重估”及其“虚无主义”之克服！

谢选骏指出：与其说“尼采质疑传统”，还不如说“尼采回归传统”——他爬到了比希腊罗马犹太更老的传统——波斯人和印度人那里，当然，那只是他所误解的波斯人和印度人。在这种意义上说，叔本华和尼采的出现，是欧洲思想黔驴技穷的结果。叔本华和尼采的流行，是欧洲文明全面衰颓的结果。这就是谢选骏所说的：“虚无主义是欧洲文明的归宿。”

（三）

在1990年代完成的《五色海》里，谢选骏指出：

199

苏格拉底认为，智慧的对立面不是无知，而是疯狂。那么，什么是疯狂呢？他认为，人们并不把在人所不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称为疯狂的人；相反，是把那些在众所周知的事上犯错误的，人视同疯狂。正如人们把强烈的欲望叫做爱情，也把重大的智力错乱叫做疯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三卷第九章）

如果这种希腊式的静态观可以成立，历史上的许多天才就与疯狂同列了。你看他们，就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突破陈旧的规范。而促使他投入行动的，恰恰是那炽热的想象力，而不是清醒的“理解力”。

想象力的飞腾，是各种天才的共同特征。超常的欲望，出众的精力，恒定的意志，只是天才的皮相；其内核，则为想象得不凡。是想象的“主题”创造了天才的“总谱”。他有复合得恰到好处的想象力。他针对文化世界的内在弊病而发。他的存在因而具有潜在的功利价值。对自我而言，他并无直接的功利目的，但他排解了心灵的困惑，淡化了文明的困境。──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的想象，既是一种天赋，也要通过艰辛的劳动去实现。既类似游戏，又是自甘的苦役。

再拿“爱情”来说，当你问一个历经一生风暴，但已停下来等待死亡的老人：“哪一次恋爱最堪回味？”他总是举出他的初恋，如果这初恋给他带来悲惨的遭遇，他甚至也不会对之悔恨的，反而因痛苦而愈增其美呢。也许，他在初恋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美好的罗曼蒂克”，甚至遇到了比他初恋对象更纯真、善良、美丽的女人……但这一切并不能磨灭那初恋的魔影，尽管，有时是从相反的方向使他耿耿于怀……他对对女人的总评价、总态度，多是从初恋对象那儿获得的，男人对女人的最后结论，很多情况下只是“将其对初恋对象的观感推而广之”的结果……

这里同样有两个原因：

A，初恋的心最敏感、细腻；对女人因此也最少成见。因而较易获得对女人真切印象；

B，初恋者的“没有经验”，使他和女人的相互反应，足以显示他和女人的各自本性──如果他有了经验，学会了一套“交际的技术”，则女人对他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对其交际技术的反应，而不纯粹是发自他和女人相合的本性了。

──再来看一看“英雄”：

历史上英雄们的“最后的胜利”，无非是最后实现了他们的“初衷”！当他们一颗年轻的心初次跳荡幻想时，那支幻想之曲往往也就构成他一生的基调。在他一生中，也许参杂许多的变调，但这基调却不绝如缕，始终绵延……尽管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时粗时细，时出时隐，但却从未消失。

最初从他心中最初涌溢的对于世界的观感，往往就是他成熟的世界观的真正内核！在这从最初到最终的历程中，他也许改变许多，接触过繁杂的事物，甚至得过相反的结论……但过多的弯路，并没有阻碍他笔直地回到归宿、落入命运的圈套中。这归宿与出发点竟如此接近！像是黄河与长江的河源！这个最终的世界观的系统，竟和他睁眼看世界的第一观感如此契合！难怪康德要说什么先验知识。

令人惊异的巧合？也许。我们可以如此提出解释：第一眼得出的印象、心灵初次跳荡涌溢的幻想曲，都发自他的灵魂结构的深处，这结构的内在发育（再加上他生来陷入的社会情境），不难导出那最后成形的“世界观”！所以，“世界观”实在是他内在人格的有机部分……

人的理性和科学，现在也许似乎还不能对“最终胜利的是最初的”这一现象，提出合理的全面解释。我们只能询问这“最终”向“最初”的回归究竟是由于什么驱力的作用而无法提供最终的解答，但第一次出现的，往往毕竟就是宿命的。

第一次来临的，往往贯穿于整个过程中。

第一次的闪光，往往是整个结构的预兆……

人生的多数事件，都可以用上述三个“第一次”来交叉观察。



100

压制是无孔不入的。它渗透进宇宙的每个毛孔。比如，被诗人们称为“爱情”，被生物学者称为“情欲”的那种冲力──不仅是反抗压制的产物；也对人构成一种新压制。人和其余生命类型同样，为了保证种族的延续（他之存在，多亏这种本能），就得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不“自私”就不能保证个体的成活）。大自然为了使动物甘于这一重负给了它们巨大的快感──诱惑它们生育后代，以作为部分抵偿……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制！万物为维护自己的存在，就须采取抵抗平等趋向、沉沦趋势的自卫行动。正如植物伸向空明的天窝。万物为了扩张自己的存在，就须精心设计自己的抵抗，不遗余力地执行它……这，就是那些花色繁多的“需要”藉以产生的寥廓背景。即使连最细腻、最廉洁、最无“物欲”、最不关乎“技术细节”的精神需要，也是如此产生的。

101

“文化”的崇山大岳来自哪里？“文化出于需要”──这原是不错的。可“需要”又是什么呢？需要，不是空洞的口号或无谓的欲望。需要──永远，而且到处（时、空皆一）都是对压制进行抵抗的需要。一物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势在必发地要抵抗压制的摧迫。因为普遍压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大平等”（即“毁灭”）。要取消物与物间的一切差异，实现在压制面前人人（也是物物）的彻底平等。平等的真正含义，无非是化为尘埃，同等地接近地表……

文化，就发自人的生物需要。卫道士们之所以常持相反的见解，是因为文化一旦产生出来、构成一种独立的存在系统，它也就具备了自体的“需要”，一种间接的有时是朦胧的、模糊的需要。不同的文化源于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源于对抵抗压制的不同条件，不同的条件源于压制的形式、性格、时间罗网……

文化，是作为一种人造的“心理反制”和“心理抗体”而诞生的。文化的内在变化固然循其内在的途径、依其固有的命运而展开，但也是压制的伸缩流易造成的。一种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存在，就难免白行其是、与外在压制相对脱离。这只能解释为：有形无形的内在压力暂时赢得了支配作用。这表明外来压制的不足、内在压力（反压力）的过剩。而这过剩，同样会使文化丧失原有的功能、陷入内部危机，步于式微之境。

如此看来，文化的兴盛状态，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外来庇护。文化的衰退，则由于它对抵抗压制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自己高尚目的”的关切程度，胜过了抵御外来压制的兴趣。从而为了本来的工具而牺牲了文化的目的，那目的是维护生命的存在，使之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抵抗压制、投入战斗。

失落了这一目的的文化，就跌入了某种迷失状态。它自认为有着明确的方向感，实则失去了有前途的航向。到头来，它会发见自己的方向原是虚妄！文化的巨轮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各色各样的顽冥者和卫道士，一再重复了上述错误。古来，他们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某一文化气候的终结。他们沾沾自喜，自视清高──用以满足他们自别于人的文化虚荣心理……他们用动人或吓人的手段、强劲或娓娓的理由，维护他们关于“文化”的绝对观念；却遗忘了，文化的根本命脉在于发扬人的本能，犹如武器的功能在于延长人的手臂。……数典忘祖的历史悲剧，正被人们如此这般不厌其烦地上演着。

他们，想要和生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他们，想从天然的压制中找到人为的自由。

他们，想在文明的大厦上建立平等的沙滩与瓦砾场。



178

与梦幻世界相对立的实体世界，是限制人的心灵自由感受的世界：它的限制之深刻，已经到了使人认为它就是“美的源泉”的程度！

为什么人们都说，处于热恋中的人常常表现得最好？为什么爱情能使个坚强的恶棍，化为温柔的登徒子？原来，是爱情的规范力量起了作用，爱情是“他人目光”的最敏感处，人人都关切自己或他人的爱情；人人都重视“有情之人”（甚至那单恋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对这看法的反应则形形色色，另当别论）。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各种正在恋爱或想去恋爱的人们，特别注重改进自己的形象，他们耗费极大的精力在自我的“造型艺术”上。当你看见一个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正一反常态地在进行美容活动，你能想象他正打算从事什么别的勾当？同时，爱的甜蜜与痴情，可以软化一颗很硬的心（如果他还会恋爱的话），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心境，提高他的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加强的结果，是形象的改进。

另方面，失去所爱（失恋）则会促使人们暴露出自身最坏的弱点。有时，不只是暴露，而是由于自我管制的松弛而扩大了自身的弱点，是由于极度的失望、羞愧和愤怒，而趋于另一极端。由于失恋，“他人目光”的管制作用不仅被大大削弱，而且成为一种反作用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两句雅俗之语，即用来描绘这种失去顾忌的心态。

再举一个例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成了时装业的老板们用以赚取利润、推售商品的一条口号。其言外之意似乎是：人不爱美，何以为人？那么，你是人吗？是人。好。你爱美吗？当然爱美？那就请君购买我的时装吧！我的时装可以使你具有最美的风姿，使你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你还算人？

时装表演的功能，则是通过煽动人类的两性嫉妒的情绪而实现的。在一个仍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模特儿大都由女性充任。其意义在于向男子的女友或妻子施加压力：“你们能显示出我这般的风姿俏丽吗？看看您那身寒伦的衣衫！要想和我比美，就请先买件衣服，打扮一下；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就请趁早退出比美、选美的较量吧！”──时装表演的音响几乎总是拌有这样的低语。时装商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两性竞争心理，用美的压力，榨取人们口袋里的金钱。

而当人们的心理反作用力，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外在目标（反制的对象）时，他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烦恼”。



290

世俗的“爱情”，不同于诗人的美幻之境。越是在情意诚挚、表现无私的爱恋里，越是隐藏着深刻的禁忌、无法解释的抑制。要想摆脱这情场之力，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生理──心理法则上的严厉惩罚在等着渴望“挣脱”的人们。从一个陷阱里跳出来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从所有的陷阱里同时爬出来。对于井蛙来说，陷阱是连绵不断的，一个接着一个。因为人性就是最深的井，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

爱与恨是一双互通有无的孪生姐妹。她们彼此渗透、亲密无间。有时候爱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恨是一个陷阱；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此井，就入彼井。再没有一个其它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此界表达得那么充分……

释放与收缩、防卫、反运动之间，进行着一种宇宙力量的转换、交流等大规模“贸易”。这也是压制与反抗压制的一个样式。压制好比支出，受压好比收入，反制好比对支出者进行偿付：某种自愿的、加倍的偿付。

例如，婚姻就不失为这种意义上的一种贸易：人们互相之间出让自由，然后得到某种承诺或支持。通过以身相许的契约，达到互相之间最大限度的信任与依靠。不仅异性之间如此，同性之间亦然。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同性通过交换异性，取得加入氏族联盟的权利（互换姊妹），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在现代文明的较新时髦中，同性之间甚而直接同居，这被叫做“同性恋”。

婚姻是社会的规范，是对个人的自由的一种束缚。这并不限于性自由的领域，而是涉及可能与性有关的一切事务和行为领域的自由，以至包括思想的自由或对某事物进行评价的自由的领域。人从婚姻中可能得到许多的欢乐；但婚姻既不是无价之宝，也不是无偿之爱。相反，它要求把人的精力圈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里；以爱、和谐、自然的循环等高尚名义，去画地为牢。因此，婚姻中渗透的“爱的阴霾（这是从爱的光明、温馨转化而来的），对人的阳动创造力是无形的、甚至甜甜的窒息。

291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它的可怕在于，使人痛苦献身的同时，却不给人提供一个哪怕是虚幻的归宿感。牢狱般的生活日复一日，令人不知如何去承受，每个富于勇气的人都希望摆脱它。有爱情的婚姻当然较为幸福，它的幸福也和一切幸福相似，最大的价值乃是心理上的：一种甜蜜的兴奋与宁谧，充实的陶醉与永恒般的归属之感。感觉到的束缚，是痛苦的；感觉不到的束缚，则是幸福的。因此，在人的内心中，痛苦与不自由相连，幸福与自由感相连尽管二者都陷在摆脱不掉的束缚之中。自由的终极价值，是心理上、感觉上的镇定价值。人的心性，总是倾向于挣脱自觉的束缚、而去追求幸福即不自觉的束缚；因此，幸福的婚姻比不幸福的婚姻，更善于发挥它对个人的社会规范力也就是束缚的力量。所以，幸福的婚姻本身，也就更经常地受到社会的推崇与赞扬，因为它的社会功能，本来就发挥得较好；受到赞扬后就发挥得更好了。

家庭（哪怕是采取了最现代化的组合形式），就是透过最亲密的关系，进行社会教育、社会规范、社会压制的一个有效机构。家庭既是人生在世受到种种压制的第一站，又给人以温情脉脉的感受（这是就幸福的、完好的家庭而言）。它的规范力因而变得无孔不入。透过各种细微的言语、眼神、动作的“言传身教”，家庭忠实甚或夸大地（这是由于“爱”的缘故）传达了社会力量的信息。它以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输送着人们在本能上最不愿予以接受的内容。这也许正是所谓天伦之乐使人油然升起亲切之感的关键？在人生的第一站中，人渡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味的时刻；同时，也近乎无保留地承受了大社会通过家庭这个小社会所施加的力量规范。只不过是，它把强力的规范，化为细语绵绵（这最“幸福”的形式）。无怪人们常说，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更为有效也更为重要。

甚至对浪迹天涯的孤儿来说，家庭的影子也是摆脱不掉的。先天的孤儿天生地游离于家庭之外，而后天的孤儿很早就脱离了家庭。他们既没有享受到家庭特有的温暖，似乎也没有遭受到家庭特有的限制。家庭的温暖，也和一切形式的温暖一样，总要索取某些自由作为它的代价。……其实呢，孤儿的命运里包含着更大的约束。孤儿离开了家庭，但紧接着，社会便向他提供了一个个发挥着家庭功能的替代品。如寄养地、孤儿院等等。等而下之者，更有一些不健康的社会团伙和帮会组织在等着他。孤儿的命运之所以被人同情，是因为他双重的不幸：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还要受到比一般的家庭关系更为严格的代替性的管教关系的束缚。这好像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

292

家庭、家族、宗族、氏族等等血缘社会，这是最初级的社会机构，也是最早的社会集团形式。它堪称最原始的“国家”，它制订法律，执行法律，安排集体的公共生活。它的生物基础比它的文化基础更为雄厚。社会的最小单位可以说是“家庭”（“社会细胞”），而家庭又是大家族的一个部分，以原始家族为基础，各种社会团体渐次发展了起来。一个社会的最大单位则是国家或国家联盟。所以国家并不类似于霍布斯念念叨叨的“巨怪利维坦”；国家只是家庭、家族、社会集团的联合与扩大。尤其在农耕民族的生活中，更是离不开家庭。在各国的封建制度下，家族甚至成了个人与社会的中介。

在汉语中，把“国”、“家”并称，甚至构成一个紧密的词组──并不是出自巧合或误会，而是有其社会文化经验作为认识基础的。社会压力的存在，为此意识提供了依据。

事实是，在抵御共同的经济压力、政治压力、心理压力的古老斗争中，家族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其自身也正是在这一亘古不息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家族势力的不断延伸，最后促成了雏形的国家。封建主义的国家，乃是各大豪强家族互相瓜分社会的一个口号和工具……国家落入某大家族之手，它又转过来限制其他大家族的活动，将它们的扩张活动固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就是“王权”的巩固过程。

293

原始的家族（氏族）主要以自然力量为运作的对象，发展自身的系统活动；文明的家族则以国家和大社会为主要的运作对象。从这种意义说，东方世界从古以来就比西方世界较为“文明”──它较早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实体方面的巨大压力，并以抵御这一压力来为自己的形态发展、为使命感的生成定了向。

《礼记·大学》篇对此有一段基于中国家族政治的深刻理解，它认为“齐家”乃是“治国”的前提。这种社会哲学认为，没有对家族生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则不可能具有治国的才能。中国式大家族在基于血缘的生物纽带下联合起来，因此婚姻行为也就成了家族政治自我强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在超越家族的地缘政治组合中（这在工商业民族中特别多见），大家族的联姻，被社会阶级内部的“共同利益”关系或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代替了。家族对社会的垄断终于结束。这样，生物的基础完全社会化了，而亲缘关系则顺理成章地让位给文化关系了。生产者的财富与非等级的法律，从此跃升为社会进步的杠杆。而依据家族势力积敛财富的古老方式，终被淘汰。《大学》死了，《大学》的时代澌灭了。

294

在礼教时代或礼崩乐坏而遗存犹在的时代，农业式家族有些已经脱离农村住在城市里，但其组织原则都是从农村里搬过来的。为了对抗外部压力，要求其成员服从内部习惯法，即族规、家法或秘密帮会的内部纪律之类。而奉父母或帮会领袖之命的婚姻，则是服从这一内部法规的起点。随着传统大家族原有社会功能的衰竭，自由婚姻的运动兴起了，自由恋爱的思潮蔓延了，但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新的教化，而是旧功能的衰竭这一事实本身。反对它或赞成它，表面上是相异的道德准则的冲突，但在深层，却是全社会在为自己寻求一个更佳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努力。它迫切需要一种可以取代封建家族旧有功能的新的社会模式，用它的力量去推进现代的诸项事业。

近代兴起的争取婚姻自由的运动，事实上是对家族、帮会等传统势力的一个重大冲击。传统的集权和半集权的国家反对流浪的自由，因为它需要集权以维系家族势力、帮会系统以保证它们对自己的传统效忠和稳定支持。近代革命国家甚至民主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持了这一自由，是因为它们担心旧的家族势力，会成为全面的社会动员、集中权力的障碍。

295

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和多元竞争的近代民族国家彼此之间不同的战略需要，形成前者的相对封闭性和后者的相对开放性。面对开放的世界环境，加剧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就成了特别急迫的需要。君主专制的集中失败了，所以人民民主的集中就应运而生。例如，从荷兰独立战争和英国内战开始以来的各种社会变革，其结果无一不是打破了封建家族的争雄，而把全民的精力集中到更大的、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对外目标方面。在集中民族精力以便献身给一个共同目标方面，代议制民主比之任何开明的君主制度或贵族政治（如果它不甘居于代议制的配角地位的话，像英国和北欧那样），都更有效率。它唤起了全民的参与精神和以便激发其献身热情。正是这种格局（而非空幻的理想），成了近代社会运动的基本动力。

也正是在此趋势下，家族的命运与化石王朝一道式微。尽管有人不断唱着伤情的挽歌，但大劫式的“众神的末日”还是降临了。家族政治及其种种派生意识和衍生制度被战国时代的隆隆炮声狂得土崩瓦解。随着旧家族的没落，社会的横向联系加强了。其余力也促使普通的家庭被卷入一场社会化的解体运动。现代人实在是过多地从道德变革的角度去探讨家庭问题，结果是大大地失之于浅薄。

力量转换实来源于功能的转换。道德的崩溃是社会解体的伴生现象。意识形态之战的动因，是对功能和价值的判断变了。而大变化引起的大分化，则为寻求新出路的所必需的精力再凝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侧翼。家庭结构，是被战国时代的集权倾向和社会动荡（用革命的方法去适应战争时代多元竞争的压力，的压力搞得四分五裂的。任何悲叹或不满，也无法使家庭再度“团圆”。因为这只是历史力量魔幻式运动中激起的小表象而已。

是社会化的巨大压力，把许多失去传统屏障的妇女们，从家庭被赶上了街头。应该同情那些流落街头的人们，至少应该试图理解那些走南闯北自谋生路的弱女子。是因为她们固执的父亲和无能的丈夫已无力在日益增大的社会压力下负起传统式的保护她们的责任，她们才被迫走出的。娜拉的出走是由于心理的压力（或叫“诱惑”），而心理压力则是由社会压力转化而来的。诅咒女权主义的“大男子主义者”，也许只是些自觉受到伤害的弱者。他们无力在新的求偶环境中获得主动。于是，就片面谴责使自己失去原有机会的一些表面因素（如妇女的男性化）。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的压力，不是任何人为措施可以缓解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比诿过于妇女们的“出走”行为更为方便和更为轻松的呢？因为男子没有尽到自己对历史应该负有的责任，女子才去要求解放并力争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处境，尽管这种处境对她们来说并不轻松，甚至颇为苦痛。但这毕竟有助于去结束“得不到保护的被保护人”这个尴尬的处境。那是双份的难堪和加倍的压力。难怪她们要抗争，要不顾一切地去争取解放。她们也许走得很远很远──但随着战争压力（各种形式的社会革命与国家竞争造成的）的缓解，她们是否还会再走回来？这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探讨的问题。

296

旧式的家族结构由于面临它无力承受的新压力而崩解掉了。而在此之前，它却安稳地渡过了上千个没有异态压力、没有意外挑战的静止年头。以致自己的应变力降低到零度。从没有压力到压力突增，使之无法从容调节，只有急剧坍毁。这一“悲剧”向探索宇宙秘密的心灵发布启示说，过人的压力与压力不够，同样不利于一个事物的存在与健康。如果有人问我们正在思考什么，我们将告诉世界──为了一个事物的健全生成，就不仅得为它寻找合理的借口，还得为它寻找必要的压力（以抗击有害的慢性腐蚀）！

可以预见到，当世界规模的战国混乱告一结束的时候，家庭结构也会随之重新确立。家庭生活也将由之变得稳定起来，而不会像小赫胥黎在《奇妙的新世界》里所描绘的，归于彻底解体。小赫胥黎的思想，只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之一。它的前提是战国竞争的压力。而全球规模的战国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之后，家族对社会的影响力，会不会在新的外观、新的功能之下重新崛起，这是一个尚无答案的、耐人寻味的谜。

说各种家庭形式都已过时，认定家庭本身将要解体、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是战国并起时代的思想写照。古希腊文明大转折时代的思想家柏拉图，最早提出了消灭家庭共享财产（尽管他将之限定在“治国者”的圈子内）的社会理想，这不是因其“深刻”，而是由于他生当希腊古典世界的“战国时代”。但后来，全盛的罗马帝国乃至中世纪欧洲的家族政治的新浪潮，却打消了理想国内的清规戒律。新的家族政治是与罗马帝国的“世界和平”一起来到的。这不能简单的归之于“巧合”。从此以后，直到工业革命（及其大大加剧了的列强竞争的格局）兴起、（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的重来，家族政治又“复兴”了两千年之久。

谢选骏：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一钱不值

网文《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缺陷及成因》（董丰均2011年1月23日草成2月11日修改）说：

一、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缺陷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缺陷有两种，一种是错误的，另一种是空白即没有论及到的。
错误的有六点：
第一，货币的定义。马克思说“一当它（即金，本人注）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了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即货币形式，本人注）才同第三种形式（即一般等价物形式，本人注）区别开来，或者说，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资本论》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又说“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这种商品就成为货币。”（《资本论》第105页），后人就将其概括为“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吴树青任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3版《政治经济学》第50页，以下引用此书时我称之为高教本）。
第二，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说出这句话，而是后人从他的论述中概括出来的，例高教本说“不管货币形式怎样变化，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本质作用不会改变”。（见高教本第53页）
第三，把货币固定在金银身上。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资本论》第107页），他还说“为了简单起见，我在本书中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资本论》第112页）。
第四，不承认纸币是货币。马克思说“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资本论》第148页），后人就概括为“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纸币不是货币”。（罗清和、鲁志国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政治经济学》第51页）。
第五，不承认纸币具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关于“价值尺度”，马克思说“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资本论》第112页）高教本表述为“货币能够充当价值尺度，是因为货币本身也是商品，具有价值。”（高教本第53页），这样，纸币由于不是商品，没有价值，自然就不可能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
关于“贮藏手段”，高教本说“执行贮藏手段职能的货币，既不能是观念上的货币，也不能是价值符号，而必须是足值的金属货币”。（第55页）“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在于流通，因此，纸币不具备贮藏手段的功能”。（第55页）
关于“世界货币”，马克思说“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资本论》第163页），又说“在后一种职能上（即世界货币职能，本人注）始终需要实在的货币商品，真实的金和银。”（《资本论》第165页）这样，纸币就不具备世界货币的职能了。
第六，纸币的流通规律必须符合金的流通规律。马克思说“纸币流通的特珠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来说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末，即使不谈有信用扫地的危险，它在商品世界毕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资本论》第147页，语句不通，估计是翻译问题，《资本论》中译本居然有语句不通问题，真令人诧异。本人注）
空白即没有论及到的就是对信用本位货币的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完全没有研究，也没有指出货币的根本规律普遍规律，而这恰恰是现实最需要的最重要的理论。

二、为什么说马克思货币理论中上述部分是错误的和空白的

为什么说有以上的错误和空白呢？这里必须要对货币的发展史作出简要概括。
货币的发展按其本位为标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商品货币阶段，这个阶段是从货币产生到北宋时期的公元995年出现交子结束，第二阶段是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并存并相互挂钩阶段，从公元995年交子出现到1971年8月15日美元最后一个同黄金脱钩结束，第三阶段是纯信用货币阶段，从1971年8月美国放弃金本位直到今天。
货币的发展历史用图表简单表示如下：
公元995年 　 公元1971年8月15日
商品货币阶段 商品货币、信用货币并存并相互挂钩阶段 信用货币阶段
商品货币 信用货币

当然这是从世界范围大致划分的。
现在就可以来分析上述的六点错误了。
第一，关于货币的定义。定义即概念，凡概念应有内涵和外延，内涵概括的是所有外延的共同本质，外延是具有共同本质的所有对象。二者是统一的。马克思的货币定义“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内涵没有概括出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的共同本质，即没有概括出所有货币现象的共同本质，其外延没有包括信用货币，即没有涵盖所有的货币现象，这个定义仅仅是对个别商品货币的概括，如果按这个表述来判断，必然不可能承认金银充当货币以前的商品货币，如我国古代的贝壳货币，因为它没有“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退出了货币舞台，更不可能承认金银充当货币之后的今天的信用货币，因为它不是商品。如果有人问“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那今天的货币是由什么商品充当的呢？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对货币概念应该这样定义，“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是可以买到一切商品和劳务的东西，通俗地说就是钱”。因为只有这样的表述才抽象出了所有货币现象即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的共同本质，其外延才覆盖了古今中外所有的货币现象即涵盖了所有的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
第二，关于货币的本质。说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那么货币就必须是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东西怎么“等价”呢？这样就必然不可能承认信用货币，因为信用货币不是商品，既没有使用价值又没有价值，它不可能成为等价物。所以这个表述依然是错误的。正确的表述应该为“货币的本质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正因为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它才成为了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才具有货币的五大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第三，关于把货币固定在金银身上。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其实在金银充当货币之前就出现过许多货币，如我国的贝币。在金银充当货币的同时，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其它货币，如我国的铜钱、太平洋岛国上的石币。金银充当货币的时间也不太长，我国早在193５年实行法币改革后，金银就退出了货币宝座，美国在1971年8月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不再兑换黄金后，金银就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里都退出了货币宝座，金银充当货币的历史无论是相对于人类历史来讲，还是相对于古代的贝币铜钱历史来讲，相对于将来的信用货币历史来讲都是短暂的。因为这里有个货币的根本规律在起作用，那就是商品经济的状况决定货币，货币必须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货币出现，所以根本不存在金银“固定地”充当货币的情况。
第四，关于不承认纸币是货币。纸币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它至少有四种含义：第一是指现代信用货币，即1971年8月15日与黄金脱钩了的美元乃至今天全世界的货币，如人民币、欧元、日元、英镑、卢布等等，即使这些货币材料不是用的纸也统称纸币。第二，纸质的货币，如我国现在流通的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纸币等，它不包括铸币、硬币、塑料币、电子货币、记帐货币、支票等。第三，商品货币本位下的记帐转帐工具，如，我国北宋时期的交子、金本位时期的支票等。第四，商品货币本位下的流通纸质货币符号，如1944年布雷顿森林系统建立后到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系统崩溃前的美元，其含金量为1美元＝1/35盎司黄金。本文主要是从第一种含义上使用纸币概念的。但是，无论从那种意义上讲，特别是从第一种意义上讲，纸币就是货币，它具备货币的五种全部职能，只是第三、第四种由于和商品货币挂钩并混合使用，不是完整意义的货币，其货币职能有自己的特点而已。我将在第五条（即下条）的论述中进一步论证纸币（即纯信用本位货币）就是货币的观点。
第五，关于不承认纸币具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纸币即纯粹的信用货币照样是具有这三个职能的。原因首先是货币的五大职能是由货币的本质是商品的交换的媒介决定的。货币的本质决定货币的职能，货币的职能反映货币的本质，二者是统一的，不存在这几种职能由本质决定，那几种职能不由本质决定，不反映本质这种情况。一种东西只要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只要能流通，它就是货币，只要是货币，它就会具有这五种职能（由于前四种职能都是讲国内的职能，所以任何一种货币在它流通的区域都具备前四种职能，至于第五种职能即世界货币的职能，则要看情况，由于今天是多种信用货币竞争，所以不可能是所有的货币都具有世界货币的职能，只有一种乃至几种强势货币具有世界货币的职能）。其次，五种职能（主要是前四种）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即一有俱有，一损俱损，只要能流通，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一定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强势纸币还具有世界货币的职能。具有流通手段职能，一定具有支付手段职能，这是没有异议的，请进一步思考，没有价格，即没有价值尺度的职能，怎么买卖呢？即怎么流通呢。确定价格是买卖的前提，这样纸币就有了价值尺度的职能。同理，贮藏手段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的关系同样是互为前提的。设想，一个没有贮藏手段的东西，有谁接受它呢？它将不可能成为货币，只有有贮藏手段的东西人们才会接受它，它才能流通，才能成为货币。所以，货币（无论是商品货币还是信用货币）必然具有这四种职能，强势信用货币还具有世界货币职能。
不过不同本位的货币实现这五种职能的情形各有自己的特点。如信用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时最为快捷，在今天甚至是仅仅只点点键盘就可以了，而商品货币就极为不方便了。这也正是信用货币战胜商品货币最终独霸货币宝座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如信用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时表现为为各种商品标出价格，拥有货币的人可以根据价格判断得了货币的购买力即币值，执行贮藏手段时要求币值稳定，货币贬值就会导致贮藏手段职能的下降。执行世界货币职能时要求该国实力强大，外贸份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较大，本国货币可以沉淀到世界市场上，否则则可能被逐出世界货币的宝座。换言之，信用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时具有即时性、相对性的特点，而商品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时则具有永久性、绝对性的特点。
纸币具有了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当然就是货真价实、当之无愧的货币了。
第六，关于纸币的流通规律必须符合金的流通规律。如果承认前五条马克思是错误的话，这一条不需要进一步论证，因为既然信用完全把金银踢下了货币宝座，独立地戴上了货币的王冠，那它就有独立的货币数量规律而和黄金毫无关系。实际上，在纯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发行多了，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货币发行少了，导致通货紧缩。在信用货币和商品货币（金）挂钩混用的条件下，货币发行是必须保证可兑换性的，那只可能发生通货紧缩，绝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
至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空白，就不用分析了，因为他的著作中从没有论及货币的根本规律、普遍规律以及信用本位货币特有规律的内容。

三、马克思货币理论产生上述缺陷的原因

现在来分析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六大错误一大空白的两大缺陷。
首先从经济分析方法的角度来分析。马克思在研究货币的产生、本质、职能、数量规律时。过于看重货币表现商品价值的作用，而忽略了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媒介作用。而实际上这两种作用是互为前提、同时存在的，而且媒介作用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比如，他把货币的产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2、总和的和扩大的价值形式。3一般价值形式。4、货币形式。”（见《资本论》目录）四个阶段都在“价值形式”上做文章。讲货币本质时，定为“一般等价物”，又在价值形式上做文章。涉及职能时，因为纸币没有价值，所以就不承认纸币具备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仅仅代表金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正因为金有价值，所以才具备货币的全部的五大职能，又是以是否有价值作为取舍标准。在研究货币数量规律时，若纸币发行量太多，导致出现了通货膨胀，不是说货币贬值了，而是说纸币的含金量降低了。因为纸币无价值，金有价值。这样就必然导致不可能承认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前出现的货币，如我国的贝币是货币，只把它们称为一般等价物，更不可能承认纯粹的信用可以充当货币。如果着眼点换一下，如果从商品交换的媒介角度着眼，情况马上就有了根本的变化，不管有没有价值，只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就是货币，即把货币的定义、本质定位于“商品交换的媒介”，那就必然承认所谓的“一般等价物”即贝壳等是货币，必然承认信用可以充当货币，必然承认“纸币”是货币，必然承认货币数量规律同样适用于信用货币，必然要探讨信用货币的特殊规律，既然有信用货币的特殊规律，必然有商品货币、信用货币的共有规律，即货币的普遍规律和根本规律。
其次，从认识论角度来分析。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意识是客观对象在人脑中的反映。马克思的货币思想也不例外。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只可能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货币现象的反映，马克思生于1818年卒于1883年，集中反映其货币思想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他所生存的年代，正是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并存、挂钩、混用阶段，此时，纯商品货币阶段已经结束，纯信用货币阶段尚未来临，所以，马克思没有看到纯粹的信用充当货币的景象。他的货币思想只是对货币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并存挂钩混用阶段的理论概括，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全部货币现象的理论概括。这样的结论是以偏概全的，充其量是近似的正确，仅仅适用于货币发展的第二阶段，超出这一个阶段就失效了，尤其是不适用于纯信用货币阶段。马克思同其他任何人都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的局限。这是马克思货币思想产生缺陷的根本原因。

四、马克思货币理论缺陷带来的危害

错误的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和理论的空白（认识上的盲区）必然在反作用于实践时给实践造成危害。由于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地位很高，是公认的十大影响人类历史的名人之一，所以他的思想的错误和空白带来的危害就更大了，比如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如中国的大学、中专、高中的教科书直到今天还在完整的讲述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不敢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直到今天还有人主张恢复金本位，如《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斌在该书的最后结语中居然胡说“藏金于民以待天下有变，以黄金为支撑的中国元将在一片由过度债务贪婪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废墟上卓尔屹立，中华文明自有出头之日。”但最大的危害，我认为是造成了1929-1933年的人类史上最惨烈的经济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也不是战争造成的而是纯粹的人类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而这些错误的经济政策当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就是错误的货币政策。具体说来就是由于在理论上不承认纯粹的信用可以充当货币，只承认黄金才是货币，这样就不敢放弃金本位，不敢割断纸币（美元）与黄金的关系，这就必然导致要保证美元的可兑换性就不可能多发行纸币，而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则需要增发货币，这样就出现了社会总供给大大超过了有购买力的社会总需求的景象，农民的产品卖不出，无钱购买工业产品，工人的产品卖不出，无钱购买农业产品，所谓的“生产过剩”就出现了。现在可以清楚的看到所谓1929-1933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其实质就是“通货紧缩”。其直接原因就是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即在实体经济要求挣脱黄金准备金的束缚而多发行货币时，美联储为了保证美元的可兑换性而不可能多发行货币。而这个错误政策的理论根源就是马克思的黄金货币论。这里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者，美国政策应该不会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指导，但是，美国政府当时（罗期福新政之前）的金本位政策，乃至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又恢复金本位政策，都是以黄金货币论为理论基础的，换句话说当时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货币理论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吻合的，一致的，都是黄金货币论。所以，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证明了黄金货币论的破产，也就是证明了马克思货币思想的破产，反过来说，黄金货币论（无论它是马克思的还是别人的）都是导致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理论祸根。这里还要说明的是1933年初上台的罗斯福实行的一系列新政，其根本的核心就是一个：抛弃金本位，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发行货币，非常可惜的是罗斯福乃至整个理论界都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黄金货币论的错误，到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又复辟了金本位，直到今天才由我这个中国的高中政治教师第一次提出并论证清楚了“信用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信用”的观点，可惜至今尚未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

五、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合理内核必须坚持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发展是辩证的否定，是否定之中有肯定，是批判的继承，并不是全盘否定。我们对待马克思的货币思想也应该是这个态度。我们抛弃的只是其中的错误部分、过时部分，其合理内核是必然坚持的。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合理内核我认为至少有：１、商品两要素及价值规律，２、商品经济是货币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和前提，３、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４、货币有五大职能，５、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次数成反比，６、货币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等等。如果把这些抛弃了，就不是个正直诚实的学者，所以我提出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观。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不是仅有“缺陷”，而是根本一钱不值——因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毫无合理内核，所以不是“必须坚持”，而是必须抛弃。所以我说，马克思是个社会寄生虫，夸夸其谈，坐享其成，所以毫无风险投资概念，所以只知道资本家会像他一样剥削寄生，不知道资本家会破产倒闭、会坐牢自杀。马克思的货币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所以他认为政府无法决定货币的实际价值，并进而得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谬论。其实则不然，因为在任何社会，劳动价值都是由政府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所决定的。因此事实上，是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而不是相反。例如政府通过操纵税收和利率，不仅可以左右财富的分配，而且可以左右财富的生产和商品的流通，从而达到决定货币价值、造成升值贬值、改变劳动价值的目的。
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控制手段，使得劳动价值更多成为一种心理价值，也就是虚拟价值。不仅像货币，而且像股票、金银财宝、书画收藏，其价值都是可以操纵的。如果政府垮台了，货币当然就没有价值了。不仅如此，政府发动战争，也可以使得不动产暴跌。货币就是强权规定的价值，和劳动本身可以毫无关系。就像一伙强盗，给人打白条“借钱”，如果这个强盗党团有了信用，他的白条就像货币一样值钱了。就像信用卡一样，额度还可以增长，全是虚拟的、任意的。虽然事实上，所有的信用都是有限的、最终会破产的，所以都是虚拟的。但是问题来了，为何“正因为虚拟的，人们才会需要”呢？我认为这不仅因为需要交易，还另有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否则觉得“没有虚拟性质就会觉得活着没意思”。因为财富这个东西，大部分不是用来交易的，而是作为一种“身份标识”而存在的。人们把吃不完的穿不完的用不完的，就拿来显摆。

甚至写作也被用于这个目的。例如毛泽东是超级恶霸地主，拥有中国的一切，但是他却说不要所有的权力，只要保留一个“伟大的导师”，保留文霸的地位，保留通过写作来获得显摆的地位，保留发布最高指示的地位——其短短数语，让人摸不着头脑，类似川普的“推文”：“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世界首富这样的大款也要写作一点东西，这也是为了显摆，其实他写的东西不怎么样，但是可见写作的重要——他不是为了卖钱而写作的那种贱货，他是为了显摆而写作的那种贵族。在这一点上，他比马克思高贵多了，因为马克思写作是为了从恩格斯那个工人阶级的吸血鬼那里要到一些补助款，为了说服革命同志慷慨解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虽然不是贵族，但比市井无赖马克思却有贵族遗风，他就像“音乐仆役”贝多芬所需要的那种施舍银钱的恩人。

但正是这种要饭的处境，让马克思创造了他的“劳动价值论”，以为他在写字，写的字就一定值钱。其实不然。同样的写字，价值很不同，有的一字千金，有的一钱不值。哪有什么固定的“劳动价值”可言！

举例来说，领导的字写得难看，但因为他是超级名人，就可以一字千金了，后来因为斗败了，强迫退休了甚至下到监狱里了，同样的字就一钱不值了。所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当时是一钱不值的，后来他的门徒夺取了政权，他的理论就一字千金了。

这种现象不是抬举了马克思，而是打脸了马克思，否定了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建筑”，反而证明了谢选骏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例如“国家争霸促进了科学和民主，促进了技术发展”，这也是一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谢选骏：名校名牌与亡国奴性

网文《研究：白人宁为鸡首 华人喜当凤尾》说：

密西根大学研究显示，华人倾向于选择就读名校，即使当该校中下等级学生都行，而白人则较愿意在普通大学当绩优生。

最新发表在"社会心理与人格科学期刊"(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的一份研究指出，由于成长文化的影响，使白人在选择就读学校与工作时，倾向于当"小池塘里的大青蛙"，而白人比较喜爱跳入"大池塘中当小青蛙"，而这种"白人宁为鸡首，华人喜当凤尾"的调查结果，或可诠释为何华人总是热中追求"名校"与"大企业"的现象。

这份由密西根大学社会心理系博士生吴恺荻担任主研究员的"青蛙、池塘与文化：入门选择变数"(Frogs, Ponds, and Culture: Variations in Entry Decisions)报告，调查了600多名白人与华人学生，在选择就读学校时，是会选"到十大名校去当中下排名前十的学校当中下程度的学生"，还是"待在普通大学当绩优生"；此外也询问受访者，找工作时，会选择去"全球前十大公司做个螺丝钉"，还是在"一般企业成为出类拔萃的职员"。

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到名校后学业表现可能会欠佳，但58%的华人，仍倾向选择就读排名前十的学校；而白人只有29%做相同选择。 在职场选择上，将近三成的华人(27%)倾向到全球十大公司任职，有同样意愿的白人仅14%。
研究者分析，由此可见美国学生喜欢在小池中当大鱼，而华人则更加愿意做大池中的小鱼。吴恺荻29日表示，根据调查，其实不论白人华人，都意识到做"鸡首"具有一定优势，但最后做决定时，往往会受到"是否符合文化期望"而影响。她也解释，这份研究并没有暗示中国人不想做"鸡首"，只是亚洲文化比西方文化对个人选择的影响力更大。吴恺荻说，由于对"名牌"的追求，许多中国留学生无不卯足劲抢进美国顶尖大学，但依据1980年到2011年间全球100强公司总裁毕业大学分析，拥有常青藤大学学位的比例正逐渐减少。她提到，当然这并非要中国学生不应选择顶尖大学就读，而是最好先考虑自己挤入名校当"凤尾"后，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谢选骏指出：华人喜欢名牌，不是由于追求品质，而是因为喜欢攀比。从统计数字来看出来，是白人的两倍之多。喜欢攀比，造成从众心理和趋炎附势。

《服兵役换身份取消 美逾千名华人将被遣返》说（2017-06-29 09:41:05）：

据记者当地时间28日了解，因Mavni计划(注：美国陆军的“紧缺人才征兵计划)于去年被取消，导致至少2000名已经签约的华人身份无着落，将面临被遣返。

Mavni项目起始于2008年小布什政府期间。该计划主旨是招募合法的非绿卡非公民在美外籍人士入伍，被招募者需具有军队需要的重要技能，比如某领域保健专家或某语言专家等。一旦被招募，将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Mavni主要面对的是大学本科或更高学历的毕业生或某一领域特别优秀的在校学生。起初每年招募1000人，需在军队服役一年，至2014年每年扩招至5000人，而服役年限也变更为4年。

在2016年期间，奥巴马政府曾经提出DACA(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计划，即年轻的非法移民也可以被招募，引起反对。而MAVNI则于2016年9月被中止(closed indefinitely)，不再招募新人。

至于已经签约的、处于过渡期的人，遭遇了大麻烦，陷入身份尴尬的境地。

“在这些处于尴尬境地的人中，大约有我们2000左右的华人，他们已经签约，有的还卖了房子带着家属迁徙到服役区域。而MAVNI政策的改变，使得这些人既失去了之前留美的合法签证，又难以继续服兵役以获得新身份，他们被‘卡’在这里，不知何去何从。他们向国防部了解情况，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很可能面临被遣返”，特朗普亚太顾问王湉说，“他们(面临麻烦的华人群体)联系到我，希望能协助维权，我只能帮助他们向总统请愿。”

在王湉准备提交的请愿书中，提到了这些人目前面临的困境，“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新政策，使得已经签约的人获得身份的过程无限期延长”。按照之前的计划，他们服役前必须经过一个培训过程(Basic Combat Training，BCT)。这个过程完成后可以获得身份。

而新的政策在“通过”BCT之前，增加了不同部门介入审查等项目，使得看似简单的培训变成很可能最终无法完成的过程，而这些人将不能正常进入服兵役阶段，也难以获得身份。

谢选骏指出：华人喜欢追求名牌、炫耀、攀比、从众、投机、趋炎附势、见风转舵，常常造成不必要的拥挤，造成“哄抢”、“机会缺少”、“一位难求”的紧张局面。其实不是机会缺少，而是哄抬物价造成的，中国房价的疯涨，也是由于类似的心理背景。这种“一窝蜂”和“鸟兽散”的混合，也是中国朝秦暮楚、一再亡国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