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一带一路面临腰斩

《印军炮轰巴基斯坦！新德里为何两线挑事？》（2017-07-19 多维）报道说：

7月开始，印巴交火持续升级，巴控克什米尔多处地区遭到印军炮击

据巴基斯坦方面报道，印度军队继上周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相互开火，造成多人伤亡之后，再次于当地时间7月18日下午向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开火，并进行炮击，共造成2名平民死亡、13人受伤。由于炮击时断时续，实际伤亡人数当会继续上升。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就上周的开火行为一直争论不休，相互指摘对方为主动挑事者。究竟是谁先射出的第一发子弹？这已经不重要，毕竟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对抗已经持续几十年。尽管2003年的停火协议防止了战争的出现，但双方在控制线附近仍时常出现交火的情况。今年来冲突更是不断升级，数百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次数达历史之最。

这次印巴冲突之所以与众不同，还因为印度正与中国在洞朗地区紧张对峙。印巴冲突或许难以辨明谁是挑事者，但是中印冲突却明显是印度率先越境。那么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印度会两面开弓？同时在东西两面和中巴分别发生对峙？

本质上，这和印度为何要在中印边境挑事的原因之一是一致的。

印度在中印边境挑事的原因之一，是印度自1962年之后便持久难消的敏感心理。这番见到中方在距离自己战略重地西里古里走廊只有不到200公里之遥的洞朗地区修路，便难免忧虑，索性以军队越境来挑事，寄希望于打乱中方修路的计划。当然，也不排除有对中巴两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推进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进行抗议的含义。

但是印度另一个在中印边境挑事的理由，则是莫迪可以借此挑起国内民族主义的思绪。作为一名靠着基层民众选票上台的领导人，莫迪大可以将这种躁动的民情转化为对自己的支持，并以此来对弈同样是来自国内的其他政治压力，乃至推动自己的多方面阻力较大的改革目标。

只要这种民粹声浪是在一定可控程度之内，那便是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这庶几也是新德里政府虽然一直声称要维持和平、管控分歧，并且派国安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7月底赴华访问，但同时面对国内民粹的声音现阶段也保持默许的原因。

而印巴冲突的情况其实也是此理。甚至可以说，与巴基斯坦的相互开火，较之与中国的边境对峙，更可以激起民意的沸腾。

这一层算计，加之对“中巴经济走廊”的顾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印度可以冒着引发两线战争的危险，同时与中国及巴基斯坦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头像被印度人撕烂火烧》（2017-07-18  BBC）报道说：

7月4日，印度示威者在首都新德里焚烧中国国旗和领导人头像。

中国官方电视台CCTV周末播放了一段解放军在西藏高原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视频。中印两国在锡金段边境的对峙呈现升级的迹象。

报道称，西藏军区某旅全员全装机动至海拔5000米青藏高原就兵力快速投送、信息化装备应用、多兵种联合攻击等要素展开实兵实弹演练。

电视画面显示，中国军方动用了大炮及火箭炮进行射击等多种实弹演练。

中国媒体报道称，印中边境有大量地区是高原山地地形，因此印度陆军非常重视山地部队的建设，目前不算正在组建的第17山地打击军的情况下，印军共有10个山地师、1个独立山地旅和3个后备山地旅。其中有8个山地师分布在中印边界。其中三个山地师部署在中印边境锡金段。

与印度山地部队的步兵配备相比，中国媒体报道称，解放军具备一定优势，一是火箭筒多，二是大口径机枪多。因此"在旅属炮兵的火力上还是优势很明显的。口径大，威力大，自行化和自动化程度高"。

香港《南华早报》引用中国观察人士的话称，中国解放军秀肌肉的目的"意在警告印度"。解放军希望表明自己有能力战胜印度军队。"虽然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印军人数超过中国军队，但中国军队的运动速度、火力以及后勤保障明显具有优势"。

谢选骏指出：在东方人的习俗里，“习近平头像被印度人撕烂火烧”，这等于是宣战了。印度为何专挑此时挑衅甚至宣战？其实不是为了几十年前的边境问题，而是为了“把一带一路拦腰斩断”。只要斩断了一带一路，共产党中国就将被锁定为东亚地区国家，无法成为全球大国。而且因为中国大陆的东面仍被第一岛链锁定，中国甚至无法成为一个太平洋强权。而西向的一带一路如果又遭印度拦腰斩断，中国向西的发展道路也将堵住，无法形成欧亚非一体的格局，也就无法和美国代表的新大陆抗衡、更加无法造就“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全球化格局了。

谢选骏：中美两国资产者已成战略伙伴

网文《皮凯蒂：中国贫富悬殊水平已接近美国》（2017年7月24日法广）报道说：

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七月二十日在全球经济权威网站，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的门户网站VOX网站刊登了有关中国最近三十七年来的资本积累，私有资产的增加以及贫富悬殊加剧的研究文章，这是最近几年来相关题材的最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文章，文章的作者还包括巴黎经济学院的访问学者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中国的高级顾问李阳博士（Li Yang）以及美国伯克莱大学的学者加布里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自从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贫富不均问题越来越多受到关注。这是一个在发达国家和中国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说，在西方国家，相关的研究多如牛毛的话，由于中国的统计数字缺乏透明，对于中国的 贫富差距，至今缺乏权威性的回答。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最近公布的工作论文可以说填补了上述空白。文章利用多种官方和非官方 的数据，综合国民收入、住户调查、财产数据以及税务数据，计算出1978-2015年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情况。文章引述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GDP增长数字1978年仅占全球的3%，而到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20%。不过，文章指出，我们对这一关键时期中国的国民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演变却了解甚微。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仅仅借助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然而，这一数字往往低估了财富分配的顶端，并且往往与用于衡量宏观增长的数据来源不一致。 而这一问题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持久稳定也同样举足轻重。因此，在此次研究中，皮凯蒂等人在研究数据来源中不仅借鉴了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而且也采用了非官方包括独立研究机构的统计数字。

从文章公布的数据来源来看，不仅包括来自中国官方国民收入与财产数据以及所得税数据，而且也包括来自胡润财富排行榜以及北京大学社科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库。

这些综合的统计数字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财富的增长主要原因是私人财富的增加，个人资产同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115%上升至2015年的487%。而国民公共资产在国民财富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70%下跌至2015年的30%。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今天95%的房地产归私人所有，而这一比例在1978年仅为50%。文章分析说，中国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但却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中国是一个混合的经济体。

有关中国的贫富悬殊评估，文章解释说，中国政府从1980年就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一直到2006年才开始对外公布税务数据，使外界得以对中国的贫富差距做出系统性的研究。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数据同现实之间很可能存在一定的距离，不过，它们已经足以显示总体的发展趋势。研究显示，中国最富裕的10%的民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1978年为27%，而在2015年，这一比例却增加至41%，而与此同时，占中国人口一半人的收入同国民收入的比例从此前的27%下跌至15%。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贫富悬殊不断增加，而城市居民之间，与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同时不断拉大。

同西方国家相对比，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贫富差距程度一般低于西方国家，接近于北欧国家的水平，而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已经接近于美国。

谢选骏指出：中国一再要求和美国结成两国政府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而未果，但是，中美两国的资产者已在不知不觉之中，结成了事实上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资产者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在中国建立血汗工厂，一边吸取中国工人的精力，一边剥夺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就这样印证了我一再指出的“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的英明论断。

谢选骏：解放军会死于背后一刀

《中国军方回应中印对峙：印度不要心存侥幸撼解放军难》（2017年7月24日新华网）报道说：

国防部回应中印对峙：不要心存侥幸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17年7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时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军委办公厅军委法制局副局长陆玉大校，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周尚平少将，军委政治工作部办公厅副主任张成文大校，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今日印度媒体集团记者：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能否介绍一下，近期解放军西部战区在西藏地区开展军事演习的一些具体情况？第二个问题，请介绍一下中印在洞朗地区近期的情况。谢谢。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印度不要心存侥幸，报不切实际幻想。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中方在洞朗地区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军越线阻拦。洞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在自己领土上进行正常的修路活动，这是中国的主权行为，完全正当合法。印方公然派军队越过双方承认的边界线进入中国境内，其行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准则。

中方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边防部队已在现地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并将进一步加强针对性部署和训练。

我们强烈要求印方立即将越界的边防人员撤回边界线印方一侧，这是解决事态的前提和基础。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事关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强烈敦促印方采取切实措施改正错误、停止挑衅，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在此，我想提醒印方，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年的历史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手段不断增强，决心意志坚定不移。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谢选骏指出：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撼山易撼解放军难”的说法脱胎于“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是共产党国防部发言人如此无知吗？竟然援引这个不吉利的典故？众所周知，岳家军虽然战场无敌，结果却被“十二道金牌”火速撤回，并被误国的奸臣昏君消灭于无形。岳家军不是被敌军给撼掉的，是死于朝廷的背后一刀！现在，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却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这是什么意思？是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天真无牙呢，还是别有用心？不管他自己有意无意，那意思摆明了解放军会死于背后一刀。这真是天意如此吗？

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地考虑到：岳家军其实不是私人军队，而是南宋的官军，就像解放军也不是私人军队，而是中共的党军，既然如此，现在既然援引这个典故，有意无意地，就和习近平最近的军改挂上了钩子。因为在军改以前，有人指控江胡时代的几人帮已经把解放军变成他们的私人军队，也就是“X家军”了，那么现在突然提出“撼军难”的口号，是否意在对抗军改呢？这不是等于是把习近平的“军队反贪”，变成了岳飞的风波亭冤案了吗？

这也使我天才的头脑得以想到，古代中国的“官军”称谓其实比现代日本的“皇军”称谓，更加得体。

因为“官军”只是“官府的军队”，是人造机器，因此并不神圣，所以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皇军”就不同了，像“天蝗”一样是天照大神的狗崽，所以不允许犯错误，也不允许改正错误，一旦错了，只有集体自杀，在靖国神社这个“鬼子庙”里，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

解放军是党指挥的，而不是人民指挥的，那么，“解放军”这个“党军”到底是更接近“官军”呢，还是更接近“蝗（皇）军”呢？

网文《岳家军 （南宋将领岳飞麾下的军队）》报道：

岳家军是南宋初年由岳飞领导的抗金军队，以牛皋、董先各部义军为主干，后陆续收编杨么等农民军部众，吸收山东两河忠义社梁兴、李宝等，汇成大军。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金人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语。部队久驻鄂州（治今湖北武昌），世居汉地，南宋末年抗击金蒙的将士，很多就是岳家军子孙。

宋朝军队多以主将姓氏称某家，如韩世忠部称韩家，张俊部称张家，李和顺部称李家。
岳家军是大宋朝名将岳飞带领的军队。踏白军、游奕军、背嵬军为岳飞亲军，皆有长戟硬弩兵车数千和步兵数千。
大军组成
岳家军的十多万大军又由12支大军组成：
1、背嵬军：
背嵬军是岳家军主力中的主力。在南宋初年的各路驻屯大军中，唯有岳家军和韩家军有背嵬军的编制。“背嵬军”这个名称最先被韩家军使用。韩世忠在绍兴二年（1132）设立背嵬军作为自己的亲军。岳家军背嵬军的编制是仿照韩家军编制而来。
“背嵬”一词是党项西夏语的音译，也有的史籍上写成“背峞”。“峞”有酒瓶之意，大将的酒瓶必然是由亲信士卒背负，因此，背嵬军便引申为大将的亲军之意。背嵬士卒的选拔是极其严格的：军中进行军士技能比武的时候，将胜出的士卒登记在册。一旦旗头和押队一类的低级军官阵亡，则迅速以这些优秀士兵补充进去。这些被登记了的勇卒之间也会经过多次选拔并决出优胜者来，一旦各级将官有伤亡需要补缺，则再从这些优胜者中进行选拔。这些人都有可能进入背嵬军。但凡进入背嵬军编制的士卒便享受到与岳家军各级统制相同的尊重，犒赏也异常丰厚。
因此，这支背嵬军颇具有战斗力，每每战事胶着之时，岳家军必定投入背嵬军打开局面，每仗必胜。所以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背嵬军往往被用作为突击队或敢死队使用。
背嵬军战斗力强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背嵬军中编有8000人的一支精锐骑兵部队。我们都知道南宋初年战马紧张，南宋各支驻屯大军并不能组建有效的骑兵部队与北方敌人做野战拼杀。前文我们交待过岳飞大军在剿灭曹成时得到过广西经略安抚司战马的支持，但是战马紧缺仍旧是阻扰岳飞组建骑兵集团的最主要问题。
岳飞利用与金齐联军交战的机会，获得大量战马并组建了南宋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马军。岳飞也成为南宋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大规模以骑兵发起集团野战的将领。背嵬军八千骑兵的意义便在于此。
当然，八千骑兵之外，背嵬军还有步兵。因此，步兵骑兵相加，背嵬军大约有兵员一万五六千，甚至更多。
背嵬军作为岳飞亲军通常由岳飞直接指挥。但是，在不同时期，背嵬军也有专门的统制官，限于史料的局限，我们无法得知各个时期背嵬军的统制分别是何人。岳飞冤杀前后，背嵬军统制是傅选。
2、前军：
前军统制张宪是岳家军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他追随岳飞多年。在绍兴五年镇压杨幺结束以后，他成为岳飞的左右手。他也是岳飞冤案中最先遇害的两名将领之一。另一位是岳飞长子岳云。
前军副统制王俊。按照秦桧意图诬告岳飞的第一人，便是王俊。王俊在军中颇无人缘，从并入岳家军之后便没多少战功，因而无法因功升迁，但是王俊很会打小报告。岳家军中，王俊是难得一大恶人。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前军统制的张宪对王俊很是不满，两者关系不好。王俊在诬告岳飞之时，也将张宪顺手捎带上了。
3、右军：
右军是岳家军组建比较早的部队。右军的前身是岳飞在江淮宣抚司任统制之时，他的战友扈成所统辖的旧部。岳飞、刘经南下广德军后，扈成与他们分道扬镳而最终被戚方杀害。扈成手下统领庞荣在岳家军驻屯宜兴时期归入了岳家军的战斗序列。庞荣担任右军统制。
4、中军：
中军统制王贵，副统制郝晸。王贵与张宪一样，加入岳家军时间较早。钱彩在《说岳全传》中介绍王贵是岳飞儿时的伙伴，也是岳飞恩人王员外的孩子。这都是与历史不太符合的。王贵与张宪一样，成为岳飞的左膀右臂。他的级别较高于张宪。岳飞遇难时，王贵被秦桧抓住把柄，只有参与到秦桧集团中来。郝晸与王俊同一时期并入岳家军，都是岳家军中最不坚定者。郝晸为人嗜杀，颇好财。岳飞遇难之后，朝廷调换了包括王贵在内的大多数统制，唯有王俊、郝晸、傅选等人没有变动。这也说明了郝晸为人如何。
5、左军：左军统制牛皋。牛皋颇好饮酒，或有酗酒之嫌。牛皋也是战功卓著的将领，这在前文也做过介绍。他本人身有污点，因为短暂投靠过伪齐。
6、后军：后军统制王经。
7、踏白军：“踏白”在宋语中表示侦察之意。大军以“踏白”命名只是取其名称，而并不取其本意。踏白军统制董先。董先与牛皋一样，都是绍兴三年北伐的推动者，兵败后并入岳家军。
8、选锋军：统制李道，副统制胡清。选锋军也是采用了比较好听的名字“选锋”。下面的胜捷军和破敌军也是同一用法。
9、胜捷军：统制赵秉渊。赵秉渊是前辽将，后与岳飞在洪州饮酒斗殴，差点被岳飞打死。尽管赵秉渊要求调出岳家军。可岳飞最终以自己的大度包容了赵秉渊，赵秉渊成为岳家军统制之一，也曾为岳飞第四次北伐镇守淮宁府的干将。
10、破敌军：统制李山。
11、游奕军：统制姚政。绍兴十一年犹武纠继任。
12、水军：水军是岳飞在平定杨幺以后而建立的新军种。岳家军水军被命名为“横江军”，建立之后，横江军便一直是南宋沿江驻屯大军水军之冠。岳家军水军规模庞大，其以鄂州沿江对面的汉阳为水军驻屯之地，汉阳军军成的三分之一都被水寨占据。我们也可以想见岳家军水军规模的庞大。横江军有一小部分后被岳飞以礼物送给韩世忠和张俊以结好两位大将，因此人数有所减少。
随着大军的扩充，岳家军大军原先只有十将的编制已经完全不敷使用。因此，朝廷将岳家军军官将级官员编制扩充到了三十将。将是宋时期武官名称，“各支大军都有军、将、部、队等编制单位。军一级的统兵官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等名目。此外，还有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他们或者当统制的助手，或者在统制之下分统军马。将一级的统兵官有正将、副将、准备将等名目，总称“将官”。将官之下，有训练官、部将、队将、队官等”。因此，岳家军拥有八十四将。可谓规模庞大。随着兵员的增减，每将从刚开始统军3300人开始，逐渐下降到了每将统军1200人（绍兴九年）。
人员组成
大军规模扩充之后，给岳飞对这支大军的管理带来了很多不便之处。如果我们仔细回忆大军扩军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这支大军的人员组成大多是这么几类人：
跟随岳飞从北方来到江南的前东京留守司的士卒。但是这些老班底人数不足两千，而且长期战争中真正存活下来的就更少了；
军贼战败而并与岳家军者；
各地官军而陆续被岳飞归并者；
游寇战败而被岳家军俘虏者；
后三方面则构成了岳家军大军的主要组成。比如，杨幺战败后，岳飞精选了杨幺步卒并入本军。这使得岳飞大军扩充到10万人以上，杨幺并入岳家军有五六万人之众，远超过岳家军在剿灭杨幺前的大军数。
创立背景编辑
南宋初年，在宋金民族斗争的烽火烈焰之中，逐渐锻炼出几支抗金大军，其中最主要的有张俊的张家军，韩世忠的韩家军，岳飞的岳家军，杨沂中的杨家军，刘光世的刘家军等，尤其是岳飞所部岳家军，骁勇善战，纪律严明，控扼荆襄战略要地，成为南宋朝廷立国江南的屏障，在抗金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岳飞统率的岳家军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包容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武装集团。
创始人
岳家军的创始人是岳飞。岳飞（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著名军事家、民族英雄、抗金名将，字鹏举，谥武穆，后改谥忠武，汉族。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城东30里的菜园镇程岗村）人。岳飞20岁投军抗金。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奸臣秦桧以“莫须有”（可能有）的罪名将岳飞治罪，在临安（今杭州）风波亭中被赐死。另有说法一为临安大理寺狱中被狱卒拉肋（猛击胸肋）而死，二为“赐毒酒”而死或被吊死，时年三十九岁。而正史中对岳飞之死没有详细记载。古中国民族英雄汉人岳飞忠心报国的心神，征讨女真的事迹深受中国汉族人民的敬佩。留有《岳武穆集》。存词3首。中国民族英雄汉人岳飞的“岳家军”在征伐的女真人的战场上无一败绩。女真人恐惧地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名字由来
岳家军以朝廷拨隶为主，加上牛皋、董先等归正（曾在金或伪齐任职，后归宋）将卒，后陆续收编杨幺等部众，吸收山东两河忠义社梁兴、李宝等，汇成大军。飞申明纪律，加强训练，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金贵族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语。部队久驻鄂州（治今湖北武昌）、襄阳，世居其地，南宋末年抗击金蒙的将士，犹多其子孙。

岳家军是当时习惯的说法，并非官方名称。南宋时起义军蜂拥而起，有很多都投靠了岳飞（岳飞虽然级别不是最高的，但在民间威望很高，否则就不会直到今知名度还这么高了）。然后那些归顺岳飞的农民军队就自称为岳家军，这个称呼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认可。而且岳飞武功高强，在金兵中也颇有名声。
所以岳家军只是口头的称呼，并不是一个编制。在正式的场合是不会出现的。不过当时习惯以统帅的姓氏来称呼某军，比如张俊部可称为“张家军”，韩世忠部被称为“韩家军”等。有人误以为“岳家军”名称具有私军性质，是导致岳飞后来被杀的原因之一，这其实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望文生义。
岳飞是南宋时期抗击金国进犯的名将。他师承周侗和陈广，从小家境贫苦，边做佣工边刻苦读书，熟练师傅的十八般兵器，特别爱读兵法，常与师傅研究排兵布阵之法，20岁时参加了军队，后来很快成长为一方统帅。
岳飞一心想收复被金国占领的中原大地，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又关心爱护士兵。他领导的岳家军作战十分勇猛，从没打过败仗。岳家军采用兵车战法演化而来的战法打击了金军重装骑兵。宋军重铠手持大型盾牌的防御性士兵保护其它步兵兵种，弓弩在300米时先由一弩手试射，如果能打到敌骑兵阵内，则弩手齐射；在200米时弓手试射成功，则弓手齐射.敌军骑兵进入宋军阵中，持超长勾枪的宋军勾取金军铁骑的马足，使整个金军马阵崩溃。岳飞用此战法，十年中把“无人可敌” 的金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使岳家军仅以牺牲一万五千人，伤两万人的代价，杀死金兵约十五万人，伤不少于五万。 “兀术大恸”的可以看出女真人对岳家军是又怕又恨。
军队来源
从北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投军，到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 ）独立成军，大部分时间是在黄河以北抗金。因此组成岳家军的基础是河北人，“后护军者，本岳飞所将河北部曲”。岳家军中的一些重要将领，也是同时与岳飞参加抗金斗争的，他们成为岳家军的原从将领。
南宋初年社会动荡，政局扰攘，溃兵盗匪遍野。朝廷无力控制各支军事武装，兵将骄悍难制，“诸军动则溃，溃则盗，盗则招，招则官，反复循环，无有穷已”。各武装集团溃散、火并之事常有发生，分合无定势。岳飞素以治军纪律严明著称，他的军队一直比较稳定，许多溃散武装集团纷纷投靠岳家军，成为岳家军中的招降将领，使其队伍不断壮大。
岳家军兵强将强，成为朝廷的一支王牌劲旅，只要边防军情紧急或内地寇盗充斥，必调岳家军应付战事，并拨隶一部分当地军队归岳飞指挥。高宗甚至有时心血来潮，诏岳飞“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有些将领战事结束仍回归本司，但有相当部分兵将则因之编隶岳家军中，成为岳家军中的拨隶将领，从而也壮大了岳家军。
1135年（绍兴五年），岳家军的规模从三万多人的规模增加到十万人左右的规模。这是因为杨幺军的壮丁五、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再加上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和此后增拨的统领丘赟所部（近一千五百人）；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等部（约一万多人）；以及张浚都督府左军统制杜湛改任岳飞统辖的黄州武将知州带来的几千蔡州兵。岳家军以后也大体维持十万左右的数量直到岳飞被女真酋长金兀术、哈迷蚩和汉奸的秦桧所害。
岳家军至少有十二统制“军”：1.背嵬军；2.前军；3.右军；4.中军；5.左军；6.后军；7.游奕军；8.踏白军；9.选锋军；10.胜捷军；11.破敌军；12.水军。其中背嵬军是绝对主力，名字学自韩世忠的同名统制军；游奕是巡回的意思；踏白是武装侦察的意思；其它军名都是增长士气的军号。据绍兴九年（1139年）统计，这十二军共有22名统制、5名统领和252名将官分别率领，其中有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名。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副手，岳飞不在时可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此五人是岳家军的中坚人物。
主要战役
建炎三年（1129年），岳飞时任江淮宣抚使司右军统制，率部转战广德（今属安徽）、宜兴（今属江苏）地区 ，并于清水亭等战大败金兵，一举收复建康，又追击金兀术四战四胜。
绍兴三年（1133年），金扶植的伪齐刘豫政权派军攻占襄阳（今属湖北）等郡。次年四月，岳飞自江州（今江西九江）挥师北上，大败刘豫军，收复六郡。
五年（1135年）夏，宋廷疑杨幺勾结伪齐图谋南宋，岳飞受命击破杨幺军，彻底消除内患。
六年（1136年），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 ，举兵奇袭刘豫军 ，以部分兵力东向蔡州（今河南汝南）诱其来攻，主力自襄阳出击伊阳（今河南嵩县），收复今豫西、陕南大片失地。
十年（1140年），完颜宗弼毁约南进。岳飞遣将联络北方义军，袭扰金军后方，自率主力北上，在郾城、颍昌诸战中击败金军主力。
主要将领/原从将领
王贵，相州汤阴人，从岳飞起兵。建炎四年（1130）战宜兴，败郭吉；绍兴元年（1131）随岳飞平定虔州盗贼；绍兴二年（1132）随岳飞进军郴州、桂阳监讨曹成；绍兴三年（1133）在袁州击败高聚、张成，杀获甚众。绍兴四年（1134）从岳飞战汉上，收复襄阳、邓州；绍兴六年（1136）率兵收复伪齐卢氏县、唐州、直逼蔡州。绍兴十年（1140）从岳飞北伐，克复郑州、西京洛阳，在顺昌大败金兀术。累官承宣使，提举岳家军一行事务，中军统制。绍兴十一年（1141年）岳家军归隶枢密院，任鄂州御前诸军都统制。绍兴十二年（1142）引疾辞职，改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福建路副总管等闲职。
张宪，从微随岳飞征战，是岳飞最心爱和倚重的将领，任岳家军同提举一行事务，前军统制。绍兴二年（1132）随岳飞在郴州破曹成，与王贵、徐庆招降曹成降卒 2 万，在沅州擒获曹成部将郝政。绍兴四年（1134）岳家军收复襄阳六郡，张宪率本部攻克随州，又与董先、王万等收复邓州。绍兴十年（1140）金人败盟，张宪与金兵战颖昌、陈州、克复其城，与兀术主力战临颖县，破其众 6000 ，兀术夜遁，中原大震。绍兴十一年（1141）被诬谋反，下狱遇害，后赠宁远军承宣使。
岳云，岳飞前妻刘氏之子，12岁从张宪征战，军中呼为赢官人。岳家军南征北伐，岳云每战必从，手握两柄铁椎，重 80 斤，往往先诸将登城，数立奇功，岳飞隐而不报。绍兴四年（1134）随张宪攻随州、破邓州、平长河，功在第一，岳飞不上奏。后铨曹辨功，迁武翼郎。绍兴五年（1135）平杨幺，功又第一，都督张浚得知其事，奏上迁资，岳飞又不受。绍兴十年（1140）岳家军北伐，岳云率背嵬军战颖昌，身受百余创，甲裳尽赤，以功迁忠州防御使，带御器械。绍兴十一年（1141）与张宪同时被诬遇害 ，年仅23岁，后赠安远军承宣使。
徐庆，相州汤阴人，从岳飞起兵，为岳家军重要领将。绍兴元年（1131）平定白波寨叛兵姚达、饶青。绍兴二年（1132）与张宪、王贵讨曹成，降其众2万。绍兴三年（1133）从岳飞平虔、吉盗贼，率本部讨彭友，又赴袁州击高聚。绍兴四年（1134）参加收复襄阳六郡战役，与牛皋等攻克随州，斩守将王嵩，又与牛皋战庐州，击败金伪联军。绍兴十年（1140）随岳飞北伐，克淮宁府，与张宪取得临颖大捷。累官防御使、岳家军统制。
姚政，相州汤阴人，从岳飞起兵，建炎四年（1130）与岳飞杀建康留守司叛逃统制刘经，并有其军。绍兴三年（1133）任岳家军正将，屡战有功。绍兴九年（1139）任岳家军游奕军统制。绍兴十年（1140）岳家军北伐，与张宪赶顺昌援刘琦，战临颖获捷。绍兴十一年（1141）任鄂州御前诸军统制。
寇成，岳家军马军统制。绍兴六年（1136）与金人战虢州，抚定商、虢等京西属县。绍兴十年（1140）金人南侵，攻占临颖县；寇成与李山、徐庆、傅选随张宪在临颖东北与金人交战，取得临颖大捷。十一月金人进犯铁岭关，寇成设伏于横涧，突然出击，大获全胜。后因违犯军律，被岳飞撤职。
王经，岳家军后军统制。绍兴二年（1132）五月，岳飞与曹成战莫邪关，岳家军第五将韩顺夫与曹成将杨再兴作战失利。正值王经率本部军卒运粮到此，与前军统制张宪合击，大败曹成军，活擒杨再兴。绍兴三年（1133）随岳家军赴饶阳与张俊会师，官至正任团练使。 [1]
招降将领
傅庆，卫州窑户，原为杜充建康留守司统制戚方部属，建炎三年（1129）戚方叛逃，岳飞招抚其部众，傅庆率军归降岳飞，授岳家军前军统制。建炎四年（1130）与王贵战宜兴，大败郭吉；又随岳飞大败叛将戚方。傅庆勇敢善战，屡立功勋，但生性功自傲，屡次向岳飞勒索财物，不喜岳飞治军严格，曾谋投刘光世军，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为岳飞所杀。
庞荣，原隶建康留守司为统领。建炎四年（1130），叛将戚方杀留守司统制扈成，庞荣率众赴宜兴投岳飞，被岳飞任命为右军统制。绍兴三年（1130）随岳飞平定虔州盗贼，庞荣带兵攻打贼寨。绍兴十年（1140）随岳飞北伐，岳家军从郾城班师，庞荣率部屯驻德安府，防遏韩常、李成南侵。宣抚司罢，改任御前诸军统制。
杨再兴，原为曹成部将，绍兴二年（1132）随曹成与岳飞战莫邪关，杀岳飞之弟岳翻和第五将将官韩顺夫，后为张宪所擒，归附岳飞。绍兴六年（1136）随岳飞征战，率所部收复长水县及西京险要之地，直逼蔡州，中原响应。绍兴十年（1140）郾城之战，单骑入阵擒兀术，兀术仅以身免。与金人战临颖县，率300骑开路军与金军主力猝遇，战于小商桥，杀敌2000余人，斩万户撒八李董及千户数人，因寡不敌众战死。
梁兴，原为河北太行山忠义社首领，屡次与金兵作战，杀敌头目300 余人。绍兴六年（1136）正月，梁兴率百余人渡河归岳飞，被任命为湖北、京西宣抚司忠义军统制。绍兴十年（1140）七月，梁兴会同赵云、李进等渡河，破金兵于绛州垣曲县，又捷于沁水县，收复济源、翼城县；会合乔握坚克复赵州，岳飞班师后，梁兴仍留在河北抗金，收复怀、卫二州。绍兴十一年（1141）返回南宋，官至亲卫大夫、忠州刺史，任鄂州御前选锋军同统制。
孟邦杰，原为刘豫政权辖下权河南府尹，绍兴八年（1138）率众归降岳飞。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飞北伐，遣孟邦杰经略西京、汝、郑、陈、光、蔡诸州，以为应援。孟帮杰统制忠义军马收复南城军，杀金兵 3000 余人，夺得器械无数，又乘胜收复永安军，功劳显著。
胡清，原刘豫伪齐政权右武大夫、成州团练使，马军统制。绍兴八年（1138 年），胡清率十余将归附南宋，宋廷诏胡清等隶岳家军，任选锋军副统制。绍兴十年（1140 年）金兀术、韩常攻颖昌府，胡清与董先率所部守城，后与岳云里应外合，夹击金兵，杀其统军夏金吾、擒千户等 70 人，杀死金兵 5000 人，兀术遁走。
拨隶将领
傅选，原为江西制置大使司统制官，绍兴三年（1133）拔隶岳飞，任岳家军统制。绍兴三年（1133）正月，与徐庆往筠州平定叛兵李宗亮、张式部，歼其军。绍兴五年（1135）从岳飞平杨幺，屡败杨幺水军。绍兴六年（1136），金兀术联合伪齐刘麟大举南侵，傅选与王贵、董先将兵2万在唐州拒敌，夺马 5000 匹，降敌 3000 人，擒获敌将数人。绍兴十一年（1141）荆湖宣抚司罢，改任鄂州御前背嵬军同统制。
牛皋，汝州鲁山人，先隶京西制置使翟兴为射士，后隶东京留守杜充，以功迁荣州刺史、留守司中军统领。累迁果州团练使、和州防御使、安州观察使，除蔡、唐州、信阳军镇抚使。绍兴三年（1133）李成南侵，牛皋失镇，宋廷诏隶岳飞。任岳家军中部统领，绍兴四年（1134）破随州，复襄阳，又与金人战庐州，皆获胜捷。绍兴五年（1135）平杨幺，除武泰军承宣使，升湖北、京西宣抚司左军统制。绍兴十年（1140）岳家军北伐，牛皋出兵沛、许，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绍兴十一年（1141）宣抚司罢，改任枢密行府提举一行事务、鄂州御前左军统制。绍兴十七年（1147），被鄂州御前诸军都统制田师中毒害。
李道，相州汤阴人，早年从宗泽抗金，泽死隶襄阳镇抚使桑仲，任副都统制、知随州。累官武义郎、合门宣赞舍人．武义大夫，迁荣州团练使，授邓随镇抚使。绍兴三年（1133）李成南侵，李道移军江州，诏隶岳家军，任选锋军统制。绍兴四年（1134）随岳飞北复六郡，克唐州、襄阳诸郡，积官复州防御使、果州观察使。绍兴十一年（1141）加中侍大夫、武胜军承宣使，鄂州御前诸军统制。绍兴三十二年（1162） 与金人战光化军，以外戚功拜庆远军节度使，卒赠太尉，进封楚王。
董先，河南洛阳人，建炎中从京西制置使翟兴抗金，权任商虢镇抚使，后伪降刘豫，旋归南宋。绍兴三年（1133）因李成南侵失镇，诏隶岳飞军，任踏白军统制。绍兴四年（1134）攻京西，克邓州；绍兴六年（1136）与王贵取卢氏县，战唐州、蔡州，皆大捷。绍兴十年（1140）随岳飞北伐，从牛皋、傅选等战汉上，以功除正任承宣使；与王贵、岳云战颖昌，再克金兵。绍兴十一年（1141）宣抚司罢，先后任鄂州御前诸军统制、侍卫亲军步军统制等职，绍兴二十六年（1156）卒。
赵秉渊，原为江南西路兵号钤辖，屯兵洪州。绍兴元年（1131）岳飞移军洪州平盗，乘醉殴击赵秉渊，几乎毙命。绍兴三年（1133）岳飞奏乞为制置司属官，任胜捷军统制。绍兴五年（1135）随岳飞平杨幺。绍兴十年（1140）从岳飞北伐，闰六月张宪克陈州，命赵秉渊权知军州事。绍兴十一年（1141）后任鄂州御前诸军统制。
李山，原为江西安抚大使司统制官，绍兴三年（1133）岳飞除江西沿江制置使，奏乞李山军归隶，任为破敌军统制。李山等归岳飞后，岳家军始初具规模。绍兴十年（1140）金人败盟，李山与张宪出兵临颖东北，破金兵 6000 。绍兴十一年（1141）伪齐将李成侵庐州，李山与牛皋、徐庆救援，配合刘铺大败李成部将孔彦舟。宣抚司罢，任鄂州御前破敌军统制。
郝晸，原为湖南安抚司统制官，从荆南制置使王（王燮）讨湘寇，不禀号令。绍兴五年（1135）岳飞赴湖湘平杨幺，诏令拨隶岳家军，任中军副统制。绍兴六年（1136）与王贵、董先攻卢氏县，克之；又与伪齐西京留守司统制郭德等战邓州，生擒郭德，招降 1000 余人，获马 500 匹。绍兴十年（1140）六月随岳飞北伐，率所部赴京西援李兴，收复西京。
王俊，原为东平府雄威将，以告讦补本营副都头。靖康元年（1126）与金人战汴京，以功补成忠郎。绍兴五年（1135）任湖南安抚司统制官，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王（王燮）讨杨幺无功。岳飞平湖湘，宋廷诏王俊隶岳家军，任前军副统制。此后数年无功不迁官。绍兴十一年（1141）希朝廷旨意，诬告主将张宪谋反，是制造岳飞冤案的主要帮凶，以此升正任观察使。
李兴，原为河南府兵马钤辖，知河南府。绍兴十年（1140）伪齐将李成南侵，李兴率军抵抗，后撤至永宁白马山。岳飞奏乞李兴归隶岳家军，朝廷诏允，岳飞差李兴兼湖北、京西宣抚司左军统制。岳家军北伐，李兴率所部战河南府，又战永宁军，皆获胜捷。
军队幕僚
孙革，原为岳家军将领，绍兴四年（1134）因岳飞奏请，以承信郎、神武后军准备差遣迁右承务郎、签书襄阳府判官厅公。事后换文资左朝散郎，任岳家军干办公事。绍兴十一年（1141）宣抚司罢，奉祠居行在，后出为兴化军通判，被诬为岳飞书写咨目通书张宪谋反，除名勒停，送寻州编管。
黄纵，北宋末年进士，补从事郎。绍兴初上所著兵论，为岳飞所赏识。绍兴五年（1135）岳飞讨杨幺，辟为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赴杨钦水寨抚谕，说降杨钦，以功授昌州文学。绍兴七年（1137）提出北伐计划，联络河北，平定中原。岳飞被害后，黄纵受到牵连，屏归田里。
于鹏，原为岳家军将领。绍兴四年（1134）从岳飞战汉上，以功迁武显大夫。绍兴六年（1136） 因岳飞奏请，权知邓州，迁武功大夫、辰州刺史，兼合门宣赞舍人。绍兴八年（1138）用岳飞奏乞换文资右朝散大夫，任岳家军干办公事。绍兴十一年（1141）以右朝议大夫、直秘阁除广西路安抚司参议官，被王俊诬告替岳飞通书张宪军中谋反，除名送万安军编管。
胡闳休，开封人，北宋宣和初年为太学生，著兵书二卷。靖康初应试兵科，中优等，补承信郎。金兵围攻汴京，胡闳休分地而守；二帝北迁，从辛道宗勤王。宋室南渡，胡闳休以忠义进二官。湖湘盗起，著《致寇》、《御寇》二篇，主招讨并用，被岳飞辟为招讨司主管机宜文字，以平杨幺功进成忠郎。岳飞被诬，胡闳休杜门佯疾10年卒。

李若虚，湖北京西路宣抚司参议官。绍兴六年（1136）因岳飞奏请，除提举京西南路常平、茶盐司公事，兼权转运、提刑司公事。绍兴七年（1137）因台谏言罢监司，仍为岳飞宣抚司参议官。绍兴十年（1140）岳家军北伐，高宗派李若虚赴岳飞军前议事，于德安府见岳飞，谕上旨班师，岳飞不从。李若虚甘愿独当矫诏之罪，支持岳飞北伐，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绍兴十一年（1141）改任司农卿，随即出知宣州。岳飞死后受到牵连，绍兴十二年（1142）落秘合修撰，勒停官职，送徽州编管。
薛弼，温州永嘉人，北宋政和二年（1112）进士，任杭州教授，监左藏东库。与李纲议守京城，迁光禄寺丞，改湖南转运判官。岳飞讨杨幺，薛弼建议造木筏断其水路，以草塞其上流，破杨幺水军之所长，湖湘底定，以功迁直秘阁。绍兴六年（1136），由直徽猷阁、知荆南府除任湖北、京西宣抚司参议官。绍兴七年（1137）岳飞离军，安抚岳家军，赴庐山促岳飞复职。绍兴八年（1138）三月除户部侍郎，离开岳家军。岳飞之狱即兴，薛粥因与秦桧有旧，未受株连。后经略福州，知广州，擢敷文阁待制卒。
朱芾，古文殿修撰，湖北京西路宣抚司参谋官。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充敷文阁待制，出知镇江府。绍兴十二年（1142），右谏议大夫罗汝楫论朱芾任参谋官而不能阻止主帅岳飞之异谋，落职罢郡，责授左朝奉郎，军器少监，邵武军居住。
张节夫，河朔安阳人，豪迈尚气节。绍兴元年（1131）任湖东安抚司钱粮官，剧盗曹成侵扰湖东，安抚使向子湮遣张节夫去曹成营议事，节夫遁去。后为岳飞幕客，积功左宣教郎。绍兴九年（1139）金朝归还南宋河南地，朝廷与金议和，岳飞命张节夫撰文，指陈议和不可恃，愿率军收复中原。绍兴十一年（1141）宣抚司罢，奉词居行在，以台谏论，出为南剑州通判。绍兴十二年（1142） 勒停官职，送邻州编管。
后世评价
岳家军的建立，从1130年初杜充叛变投金起开始算起，转战于建康（现南京）一带、淮东（现江苏西部、安徽东部）、灭曹成、灭杨幺、收拾李横的残局恢复襄汉六郡，终于在1135年在湖北襄汉六郡固定驻扎下来。1140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组织，其骑兵击败了黑水靺鞨——女真的骑兵。岳飞的战略领导能力非常出色，可能是历史上汉人中首屈一指的，汉人中能与之相媲美的，只有后世明代戚继光的戚家军和李成梁李如松父子所率领的辽东铁骑。秦军、汉军虽强，但缺乏一个像岳飞一样的奠基人，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功劳很难归到一个像岳飞这样明显的人的头上。东晋的北府兵、李世民的唐军，其战力到几十年后都不行了。

谢选骏指出：当然，解放军无法与岳家军相比。因为解放军是苏联建立的汉奸部队，与岳家军的使命正好相反。

谢选骏：邓小平隔代继承终于失败了

《中共中央：孙政才涉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2017年7月24日报道说：

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今天下午发布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立案审查。

数天前，曾获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器重、有望在中共19大接班升任政治局常委的孙政才突然被免职，当时并未宣布免职原因，引起诸多猜测。

中共发布的消息仍然称孙政才为同志。在中国官方政治语境中，涉嫌严重违纪通常指贪污腐败。孙政才的前任、身为红二代而且政治前途一度看好的薄熙来目前关在北京秦城监狱。他因为贪腐罪名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接替孙政才职务的是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后者被认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信赖的地方大员。

日前，被视为习近平左右手的中办主任栗战书遭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爆料，暗示其家人敛财。一天后，该报又罕见地删除该文并郑重发布声明道歉，显示中共19大前党内高层权力博弈十分激烈。

有分析认为，平民出身的孙政才突然落马被立案审查表明，围绕19大权力布局而进行的卡位战和激烈争夺进一步升级。

孙政才，男，汉族，1963年9月生，山东荣成人，1987年5月参加工作，198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农学博士学位，研究员。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1984年 山东莱阳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学习
1984－1987年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7－1993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玉米研究室副主任（其间：1991.01－1991.07英国洛桑试验站访问学者）
1993－1994年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土肥所所长、党支部书记
1994－1995年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
1995－1997年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
（1990－1997年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农学博士学位）
1997－1998年 北京市顺义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长
1998－2002年 北京市顺义区委副书记、区长（其间：2000－2001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2－2002年 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顺义区委书记
2002－2006年 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兼市直机关工委书记
（2000－2003年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法学理论专业学习；2006.05－2006.07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6－2009年 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2009－2010年 吉林省委书记
2010－2012年 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2－2017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至2012年11月）、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至2013年1月）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2017年7月）
纽约时报：孙政才，从中共“明日之星”到政治牺牲品
北京——所有的政治迹象似乎都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今年秋天召开的大会上，孙政才会晋升到国家最高级别的职位上去。
他近期最为高调的职位是重庆市委书记，在一起腐败和谋杀丑闻之后，他被派往这个有3000多万人口的大型城市去清理当地的政府。去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公开场合与他握手，并对他管辖下的重庆予以表扬。

然而在今年的7月15日，他突然消失了。

就在孙政才公开誓言绝对效忠习近平、颂扬了习近平“高超的政治智慧”的五天内，孙政才被解除了职位，并接受调查，那以后便没有了音信，他的职业生涯终结在了称赞他的人手中。

（谢选骏指出：“他的职业生涯终结在了称赞他的人手中”这句话表达错误，应该是“他的职业生涯终结在了他称赞的人手中”。）

孙政才的突然倒台被认为是一种警告，表明习近平将用自己残酷无情的规则来进行领导人换届的政治游戏。

“孙政才是个牺牲品，这是向全党发出的信息，”时事评论作家、曾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担任政治学讲师的吴强说。“习近平已发出信号，他不被上一代领导人制定的晋升次序所约束。”

中共发布的简短公告只是说，53岁的孙政才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公告对解职未做任何解释，而且不祥的是，公告只字未提他的未来。自从被解除职位后，他的名字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一直没有出现过。

接替他人是此前担任邻省贵州省委书记的陈敏尔，陈敏尔是习近平提拔起来的人，十多年前，他曾于浙江省在习近平手下工作。
孙政才“只不过是错误的人出现在了在错误的地方”，在波士顿大学研究中国政党政治的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说。“陈敏尔看来是习近平指望的那种能干事的人之一。”

孙政才的倒台也展示了中共巡视调查小组的权力，习近平一直在通过这种巡视调查来要求官员忠诚和遵守纪律。

三位接近高级官员的人士表示，孙政才在被解职之前，已经在党内接受调查。这三位人中的两位表示，党内对孙政才被解职的解释没有明确给出具体的指控，只是说，调查人员发现他有“违纪行为”，这是一个含糊不清说法，可能意味着政治违规或腐败。由于担心讨论党内事务会让他们受到惩罚，这三人要求不具名。《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孙政才接受调查的消息。

据一份党报的编辑发给该报采编人员的内部备忘录，重庆的新闻媒体被告知停止使用孙政才主导该地区发展时用的口号。

孙政才被解职似乎破坏了习近平的前任、特别是前总书记胡锦涛建立起来的精英层提拔的等级顺序。孙政才的晋升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事情，但是，在胡锦涛退休前建立起来的等级顺序中，孙政才似乎准备好了在今年得到提升。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L. Shirk)说，“如果孙政才不但不被提升，反而实际上被打倒、被清除，这真的是一个表明不成文的领导人换届规则或规范没有得到遵守的迹象。”

谢淑丽将此举视为在不受党内其他精英成员挑战的情况下，习近平“尽可能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的一种努力。

“以前也有人被清除，腐败也一直是清除他们的借口，”她说。“但在习近平领导下，这种事情似乎更多了。”

习近平还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到这些做法，但他似乎正在采取措施，以确保政治局及其全权的常委会由对自己忠实的人主导。

在今年秋天的党代会上，政治局的25名成员中至少有11人必须退休，除非不成文的退休年龄被放宽。这11人中包括政治局七名常委中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会是最核心的权力机构。

拿掉孙政才促进了陈敏尔上升的仕途，陈敏尔长期以来一直与习近平关系密切，分析人士说。目前来看，虽然孙政才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但陈敏尔很可能会在十九大上取代孙政才进入政治局。
如果对孙政才的调查导致刑事指控的话，他会受到惩罚，如果他能设法挨过调查，他可能会得到一个不太重要的职位，或安静地退休。

今年5月，习近平还把在浙江与自己有过密切工作关系的官员蔡奇安排为北京市委书记，这份工作可能会让蔡奇进入政治局。习近平也换掉了上海的市委书记，这也是政治局层次的职位，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专家薄智跃说，他在新西兰惠灵顿经营一家咨询公司。

“在十九大召开之前，习近平希望确保他在政治局这个级别上占有尽可能多的席位，”薄智跃说。“习近平的人级别都还太低，所以他正在把他们放到能进入政治局的合适职位上。”

习近平也许会进一步改变不成文的年龄规定，让负责党内反腐和纪律工作的盟友王岐山超过目前的退休年龄上限继续留任，一些党内知情者说，通常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时，年龄达到或超过68岁的领导干部会被要求退休。王岐山现已69岁。

还有人猜测，习近平希望在2023年后继续掌权，届时他需要从已经当了两任的国家主席职位上退下来。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限制党的总书记能担任多久。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决定似乎仍很遥远。但是，习近平可能会通过推迟指定自己继任者的方式来保留自己的各种选择。

虽然尚不清楚孙政才倒台的具体原因，但党内调查人员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对他的政治可信度表示怀疑。

孙政才是2012年底被派往重庆的。那年，重庆市前任党委书记薄熙来落马，相关腐败、谋杀和刑讯逼供等丑闻的曝光震惊了重庆。调查人员发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谋杀了一名英国商人，之后，盛气凌人的政客薄熙来被解除职位并被逮捕。薄熙来因腐败和滥用权力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虽然薄熙来的倒台给孙政才带来一个巨大的政治机遇，但那似乎也是孙政才失败的一个重要部分。党的巡查人员今年2月份发布的关于重庆的措辞严厉的报告说，在孙政才领导下，重庆还未采取足够措施来消除薄熙来及其前警察局长王立军的影响。该报告的提交者是习近平在浙江期间曾在其手下工作的徐令义。
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徐令义对孙政才说，重庆有“党的领导弱化”的问题。徐令义还列举了重庆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包括对习近平的很多讲话学习得不够。“清除‘薄、王’思想遗毒不彻底。”

任何政客在消除重庆对薄熙来的怀旧感上都会遇到困难。薄熙来仍深受许多民众的欢迎，他们喜欢他对犯罪活动的大力打击。但孙政才表示了懊悔。他在今年2月份对重庆的官员说，“（巡视组）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谢选骏指出：对此消息，网民们都鸦雀无声了，各色人等都被震撼了。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邓小平的隔代继承终于失败了。重庆真是风水宝地，不仅死掉了薄熙来，还终结了“隔代指定接班人遗传的‘政治东西陵寝’制度”。因为孙政才不是一个普通的贪官，而是“二十一大”的预定接班人。有的电视访谈问我：另一个接班人胡春华会怎样？我说那还会怎么样？凡是背上了邓小平遗命的，都会悲伤的。因为邓小平既然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迟早会失败的。1989年开枪的时候，他们说“牺牲20万人换得20年稳定”，杀人事后好像邓小平是对的。但是这个20年的时间满了，邓小平的错误就被证明了。这就是上帝的伟大：满足你的遗愿，然后让支持你的人全部倒下。上帝的时间尺度很大的。

谢选骏：民主政治不如廉洁政治

民主政治之所以美好，不是由于他说的美好，而是由于他能够建立相对廉洁的政治。这样就能提高一个社会的软实力，提高一个国家的对外争霸的综合国力。因此，腐败的民主政治（例如雅典）还不如专制的廉洁政治（例如斯巴达），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就是专制战胜了民主。当然，从长期来看，专制想要保持廉洁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专制政府必须通过战争来不断更新，于是寡头专政的斯巴达被国王专政的马其顿取而代之。

《印度火炮试验失败 调查：伪造检验报告把中国零件当德国货》2017年7月24日报道说：

据《印度时报》等多家印度媒体近日报道，印度国产155mm“丹奴什”榴弹炮上周进行了一次试验，但是因为炮弹击中炮口制退器，试验失败。印度中央调查局进行了调查，认为故障原因是火炮使用的滚珠轴承有质量问题。分包厂家将从中国河南采购的产品伪造检验报告说成德国货，用在了“丹奴什”火炮上。印度中央调查局已经对分包商和负责检验零件的贾巴尔普尔炮厂相关官员提起诉讼。

印度155mm“丹奴什”火炮仿制自瑞典博大众公司的FH77B式155mm火炮。1985年，印度与瑞典博大众公司签订合同，购买410门FH77B榴弹炮。总金额13亿美元。每一门火炮单价高达317万美元。后来查出博大众公司对印度议会，政府和军方行贿4620万美元。这一巨大的贿赂丑闻极大的打击了印度陆军炮兵的更新计划。导致印度近30年没有购买火炮。

而在1999年印巴之间的卡吉尔冲突中，FH77B在双方的炮战交火中表现良好。印度就准备以这种火炮为蓝本推出国产火炮。而从2014年起，印度军方就宣称“丹奴什”火炮即将服役。直到今年都还在试验中。

据印度媒体称，在2017年7月“丹奴什”火炮在靶场上进行了试验，结果炮弹击中炮口制退器。此前5月份，“丹奴什”火炮的测试也出现了同类问题。印度军方正在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建议称可以将炮口口径扩大，从而让打不出去的炮弹能够“自由”飞出炮膛。

而印度中央调查局的调查结果称，“丹奴什”火炮的故障原因是因为使用的滚珠轴承尺寸偏差过大。报道中称，原本印度准备采购德国蒂森克虏伯罗特艾德公司的滚珠轴承。但德里的一家供货子公司采购了中国的劣质产品。并且在贾巴尔普尔炮厂的相关人员配合下，伪造了德国公司的标识和质量检验证明。这样，这批轴承顺理成章的作为“德国精品”上了生产线，安装在了印度倾注心力的“国产”火炮上。

印度中央调查局相关官员称，丹努什炮的生产和制造对印度的军事力量至关重要，“滚珠轴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印度国防的极大威胁。供货公司和炮厂相关人员都被印度中央调查局告上了法庭。

在印度媒体的报道中还点出了这个提供“劣质零件”从而“严重威胁印度国防事业”的中国公司的名字。经调查是洛阳三幸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就这样，一家注册资本50万人民币的贸易公司隔着万水千山的决定了印度的“国防事业”。

不过，中国公司背的锅还没结束。对于印度炮厂所需的“德国精品”罗特艾德公司的轴承而言。离印度最近，设备最完善，从供料到加工到成品再到运输可以完成一条龙服务的最大产地是中国徐州……

现在这一合资公司下属的工厂不仅仅负责国内的轴承需要，还向罗特艾德集团的全球工厂提供产品。从原料供给起的一切工业流程徐工集团可以全部包办。从江苏船运距离也不远。
也就是说即使印度即使向德国罗特艾德总部下订单，他们最终拿到的也多半还会是他们认为“偏差过大”，“劣质山寨”的中国零件。

中国网友多持嘲笑态度：
印度造门炮都有问题，还想跟中国叫嚣。
山寨一门火炮用时8年还有问题不能服役，印度太自信。

谢选骏指出：在2007年发表的《小国时代》一书里，我就指出过，印度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伪劣民主制。

在1989年发表的《当代社会病（大学演讲稿）》中，谢选骏就说过：

古人云，“观民风则知止。”这是说，听到人民的呼声，执政者就知道该怎么做些什么了。这是在那没有宪政、代议制和新闻自由、民意测验的时代，获得民意的主要方法。那么，迄今还在僭主政体压制下的中国人民，有些什么想法？中国人民的要求并不高，一个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和他领导的依法行事的廉洁政府，足矣。所以中国民众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超过了对于僭主的憎恨；这是因为，对窃国者的憎恨，已经被对窃钩者的憎恨，掩盖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心，已经被自身前途的担心，掩盖了。

对贪官污吏的嫉妒、对奸臣酷吏的恐惧，成为中国百姓压倒一切的潜意识。在不断受害的平民看来，意识形态、国家体制、理论方针、施政重点……的区别，已经没有重要性；如果这些上层建筑纵容腐败，那么，再好的内容都不过是“官方走私贩毒犯罪团伙”所利用的手段、招牌、幌子罢了。“廉洁与否”，才是中国社会良心比较关注的衡量尺度；这种尺度，也成为政治的尺度。这样的政治就成为“好”的，相反的政治，则认为应该消除。

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但它表达了中国人的呼声。最好的政治原则是什么？是廉洁。只有廉洁，才能产生清醒的政治、高效的政治、无畏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并不是“世间最肮脏的行业”；这样的政治，不像僭主豢养的秀才所断言的，“必须靠贪污、贿赂、假公济私、裙带关系等润滑油，社会才能有效运转”。好的政治，把那些第五个现代化即贪污腐败的现代化所豢养的改革派，视为混进国家机器的砂砾，视为必须清除的败类。

什么是通向好政治的道路？廉洁的政治。什么是滑向坏政治的道路？徇私枉法的政治。对“廉洁政府”的希望，是自私自利的中国人民的共同话题、共同心愿。甚至自古以来的诗歌、传说、戏剧、政治理念，都贯穿同样的主题……中国人，很少可以成为无政府主义信徒，对共产主义也毫无兴趣……你怎能设想一个把家庭利益置于首位的民族，会真的接受“共产共妻”的学说？！他们当初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过是把它看作一种廉洁的政治，仅此而已，岂有它哉。后来他们发现，社会主义（不是纸上写的，而是手上做的），原来是腐败政治的遮羞布，于是就开始灰心丧气，政治铁打的江山就开始动摇了。

中国民众就是如此实际，不管别的民族在其它准则的支配下，如何判断万事万物，中国人内心并不会放弃自己的准则：廉洁与否是衡量好政治与坏政治的主要尺度。腐败的政治，不论用多么美丽的许诺例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均富等等包装起来，都是不可信赖的。腐败的政治，产生于腐败的执政组织，腐败的政治，只能导致民族的衰败。腐败的政治，作为“第五个现代化”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但却无法推动任何其他方面的现代化。

依靠腐败了的政治体制，对腐败的政治机构进行政革，其难度犹如以敝帚而扫顽石，岂能成功？──除非一开始就不想成功，否则决不要冀望于这种只能制造第五个现代化即贪污腐败的现代化的所谓“改革开放”！因为能够拯救中国的，必非贪污腐败的体制内改革，而是廉洁奉公的体制外革命。

我们知道，要衡量一个革命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它是否兑现了自己提出的理想、许诺（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更要看它是否创立了廉洁的、制度化的行政机构，新的机构什么时候腐化了，新的秩序什么时候就瓦解了──这个革命走向彻底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国民族事业的长远目标，是要廉洁的现代化，而不要腐败的现代化。如果被迫在“廉洁”和“现代化”之间作一个选择，那么我相信多数人民宁可选择廉洁而不选择腐败的现代化，因为后者对人民而言，不仅意味着饥饿，还意味着屈辱。贱民登上宝座、叫化子掌权，并不说明“革命已经成功”──因为这只是“换汤不换药”、“饿蚊子比饱蚊子更凶残”。例如现在的现在的“改革派”队伍里，正有不少这样的饿蚊子。

一个腐败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政治腐败与社会现代化，最终只能格格不入。退一步，现代化即使在社会腐败状态下实现了，其成果也与人民无缘，只能供给僭主党官挥霍享用，是其进一步敲骨吸髓的借口。伊朗巴利维王朝只顾推行经济发展、破坏社会正义的“白色革命”，结果在腐败中引起革命，用血腥清洗来达到政治廉洁的霍梅尼革命，其前提正是巴列维王朝这样的“腐败的现代化”。类似的事例，发生在每一个夭折了的新兴僭主国家即所谓“新权威主义的样板”，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智利。中国最终也不能例外。

谢选骏：后纳粹主义的文明自杀

网文《分析：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说：

“文化”与“制度”优劣的错乱

如果说，欧盟在土耳其入欧“考试”上严格要求过于理想主义，那么欧洲人在另一方面的过分就更为奇怪。如今土耳其虽不能入欧，土耳其移民却已经到处都是，尤其在历史上有传统关系的德国等地，土耳其移民社区已经形成很大规模。而他们在这里享受到高度的“文化自治”和“传教自由”，甚至可以自由传播各种极端伊斯兰教派，宣传对基督徒的“圣战”，而这样的教派在土耳其本土却是被严禁的。

早在2009年，笔者赴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活动，就在柏林纽科伦土耳其移民聚居区看到过这种极端派的清真寺，它的门前赫然贴着当地政府专为保障移民维权发布的鼓励“文化多元”、保护信仰尊严的“护身符”，而传道的内容却是如何不择手段地消灭基督教！

我还得知，当地政府给移民的维权“护身符”是一套共四条：1.“无歧视：没人可以因为他的性别、出身、种族、语言、祖籍、来历、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到歧视或偏爱。”2.“平等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人、女人具有平等的权利。”3.“尊严不可侵犯：每个人都有自由展现个性的权利，只要他没有违背宪法原则或道德淮则。”4.“教养是义务：对孩子的照顾和教养是父母天然的权利，也是他们最首要的义务。”
但是，当地的一些清真寺却选择性地只贴出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只贴第1、4两条：他们可以“无歧视”地宣传对基督教进行圣战而不受干预，并把“对孩子的照顾和教养是父母天然权利”解释为家长有权强制子女信教。但对强调个人自由，尤其是强调男女平等的两条则不予理会。
我问道：这四条是可以这样“有选择地”宣传和实践的吗？没有个人自由和男女平等的体制是否可以在移民中“无歧视”地畅行？德国朋友说：他们的文化不能接受这些，我们也只能尊重。我说：这些教派的极端宣传在他们本国都不被允许，为什么这里却可以？朋友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胸怀！土耳其不是还达不到欧洲的水平嘛！
笔者难以理解这样的怪诞。如果欧洲人对如此极端的伊斯兰教派强制传教都能宽容，为什么他们却不能接纳土耳其入欧？如果土耳其入欧的门槛如此严格，为什么连土耳其本国都不能允许的“反西方”暴力宣传，在西方却可以被宽容？
尤其西方一些教会领袖，对基督教过去的不宽容“过度反省”，唯恐在“文化多元”方面不够时髦。
如英国国教最高教职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在2008年甚至说：欧洲现在穆斯林已经很多，我们应该考虑为此改革法律，“部分接受沙里亚（伊斯兰法）”！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穆斯林的信仰自由和文化当然要保障。但什么是“伊斯兰法”？那是一种严格排他的宗教戒律，犹如中世纪基督教修道院戒律一般。英国绝大多数居民是基督徒，但如果把修道院戒律当成民法，那就不是什么基督教国家的问题，而是回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神权政治去了！
同样，“沙里亚”如果作为一种“伊斯兰文化”的内容可以在现代存在，那也如现代基督教修道院戒律一样，你自愿入院苦修受戒当然可以，但岂能要求别人？如果可以把它作为国家法律，那还有什么信仰自由（包括穆斯林的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可言！
欧洲如今的一种可虑现象，就是一些欧洲人（通常被视为“左派”）从“文化多元”的“政治正确”出发，把一些神权政治取向也当做“文化”来接受，或者至少态度暧昧不敢坚决抵制。而这种取向造成的种种问题又给另一些人（通常被当做“右派”）提供了排斥“异文化”、“异教徒”乃至“异族”人的口实，从而使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排外和种族歧视、宗教文化偏见重新抬头。
为了对付这种“右派”偏见，“左派”就更强调“文化多元”，而“多元”掩盖下伊斯兰神权恐怖的威胁又使一些基督徒对穆斯林的偏见更严重。另一方面，感受到“右派”偏见压力的一些穆斯林移民认为受到歧视，就更易于接受被“左派”宽容的神权思想影响，而接受这样的影响又进一步使人们对整个穆斯林群体的偏见更严重。如此互相反馈，使得两种问题都越来越严重。
在我看来，这两种问题尽管一“左”一“右”，其实根子是一个，就是受“文化（文明）决定论”影响，把“制度”与“文化”混为一谈，特别是把神权政治、政教合一、信仰强制这类中世纪制度与伊斯兰这种文化类型混为一谈。“左派”因主张“文化多元”善待穆斯林，就对神权制度因素的威胁视而不见，“右派”又会把对神权的恐怖转化为对伊斯兰文化乃至穆斯林族群的厌恶。
这种混淆是有远因的：近几十年来，由于“后现代”倾向对普世进步价值的怀疑，从“右”边滋长着文化类型史观和“文明冲突论”；他们把普世文明的成果都当做“西方”甚至“美国”的专利而自傲，把普世性邪恶对普世文明的挑战都看成是“东方”对“西方”、伊斯兰对基督教、有色人种对白人、甚至白人中其他族裔对WASP的挑战，从而培养出一种排外思潮。由于“政治不正确”，这种思潮在知识界并非主流，但在普通人心里的影响却通过选票体现出来。
而知识界的主流、高举自我批判大旗的“左”边，则在以往西方经济繁荣和民主福利进展与苏联等“替代模式”负面信息影响下，对西方内部的社会经济批判退潮（直到皮凯蒂几年前开始改变这一点），其批判话语除了似是而非的“南北问题”外，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布迪厄，对西方本身的批判越来越转向了所谓的“文化”，如过度世俗化导致人生意义的迷失或人的“一维化”、“媒体宰制”、“品味的区隔”、“象征的暴力”、“符号权力”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以及对“他者”的“文化殖民”或“后殖民”之类。
所谓“一维化”既然成了罪过，“文化多元”自然成了无条件的好事。而在“特殊文化”名义下无条件维护一切“非西方”的东西成了部分知识界的时髦。他们其实已经失去马克思那一代左派对西方实行革命改造的信心，却转而反对西方对“他者”的影响，乃至反过来无条件欢迎“他者”的反向影响。他们把老左派对“进步”的崇拜变成了对“多元”的崇拜。
马克思相信“最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而他们相信的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至于“另一个”是否最好甚至是否相对较好就无所谓了，因为反正是不能以“西方价值观”论好坏的。他们本来对西方主流政治经济体制不感冒，过去曾经认为苏联什么的更好，现在不这么看了，变成把制度当“文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谁也别排斥谁。
更有甚者，一些“左派”对世俗化本身并无好感，因为世俗化常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而这些“批判精神”有些过剩的人并不喜欢这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状态。于是“激进的”左派反而容易与极端保守的传统尤其是“非西方”的传统发生隐约的共鸣。
前面曾提到德国纽科伦当局对土耳其移民区中极端教派圣战宣传听之任之的情形，后来又有朋友告诉我一个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当时土耳其世俗民主政府曾经支持“亲政府”的主流温和教派派人来德国土裔社区传教，以抵制极端教派的影响（土耳其本身也把这种影响视为威胁），不料德国地方政府却抵制这些主流温和教派，甚至找茬把一些温和派阿訇给赶走了。理由是这些教派过于亲土耳其政府，违反“政教分离”，他们进入土裔社区会影响土裔的“信仰自由”，而极端教派宣传圣战倒是“信仰自由”的体现！
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政教分离”并不等于宗教必须“反政府”，如果不反政府乃至“亲政府”就违反政教分离了？这样理解政教分离，也有点走火入魔了吧。据了解，当时的土耳其政府虽然与主流教派关系不错，但并非“教派政府”，也不搞“官办教会”。当局打击极端教派的圣战宣传也只是针对煽动暴力，并不影响土耳其的教派多元。
这种政教关系其实与欧洲的政教分离差不多，而与霍梅尼那种严酷的神权国家主张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当年正是西方长期保护了流亡中的霍梅尼，并对伊朗一心“西化”的世俗主义巴列维国王施加压力。巴列维确实不民主，但他的世俗威权比伊斯兰神权政治相对进步也是没有疑义的。
后来推翻他的“革命”最初是国内世俗民主派和温和穆斯林联手发难，但是西方这时却送回霍梅尼去摘桃子，他从西方回到伊朗就发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狂潮，把世俗民主派和温和穆斯林都镇压下去，并立即就对西方翻脸号召“圣战”。今天欧洲对土耳其的政策，会不会又重蹈覆辙呢？

谢选骏指出：现在事情很清楚了，纳粹主义是西方文明的衰落，但后纳粹主义的德国和欧洲甚至美国，并没有迎来一个真正意义的文明重振，相反陷入了更深的落败。从1960年代喘息稍定之后，美国立即从民权运动走向了文明的自杀。这种自杀的主要特点，就是“反基督教”，包括“世俗化”、“嬉皮士运动”、“同性恋吸毒合法化”。这一颓废所造成的精神真空，就由伊斯兰极端主义来填补了。由此可知，这不是伊斯兰社会强大，而是由于“基督教社会”放弃了基本的人伦底线。基督徒如果背叛了上帝，必将招致较之异教徒更为严酷的处罚，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就是前车之鉴。有关这一点，《圣经》上已经说的明明白白了。

谢选骏：以色列支持伊斯兰国、敌视基督教

《以色列总理国际闭门会谈忘关话筒 疯狂吐槽欧盟被直播》2017年7月21日报道说：

7月19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地区峰会上与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斯洛伐克等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他与捷克和匈牙利领导人讨论伊朗、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以及欧盟-以色列关系的对话意外地被报道会议的记者听到了。

“以色列与奥巴马（的关系）有很大问题”、“欧盟对以色列的政策是疯狂的、自杀性的”、“以色列国防军数十次在叙利亚境内打击向真主党转移武器的队伍”、“以色列可以接受‘伊斯兰国’，但不能接受伊朗”……这些看似“小报”消息的话，却来自一个“权威”信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19日举行的一场与东欧国家领导人的闭门会谈中，谈兴正浓的内塔尼亚胡忘关了身旁的麦克风，这些“吐槽”被隔壁房间的记者们尽收入耳。其中，欧盟成了内塔尼亚胡极力吐槽的对象。

“他们实在是疯了，我并不是从以色列利益的角度这么说，而是从欧洲利益的角度来说。” 内塔尼亚胡表示说，欧盟是唯一一个为发展与以色列关系而提出政治条件的国家组织。

内塔尼亚胡19日在匈牙利向与会的匈牙利总理、捷克总理、波兰首相、斯洛伐克总理表示，他们有必要推动在2008年至2009年间被冻结的欧以联合协议。

“欧盟正在疯狂地制造前提条件，阻碍其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联系，进而破坏其自身的进步。”内塔尼亚胡呼吁道，“不要破坏这个地区唯一捍卫欧洲价值和欧洲利益的‘西方国家’，阻止另一场大规模移民前往欧洲——停止攻击以色列，开始支持以色列吧！”

“我认为，欧洲必须决定是否要生存和繁荣，还是想要萎缩和消失。”内塔尼亚胡补充道，“我不是很‘政治正确’，但事实就是如此，无论是欧洲的安全未来还是经济前景。”

同时，被“出卖”的还有刚刚历史性访问以色列的印度总理莫迪。“我需要更多水，干净的水。我能在哪里得到它？拉马拉吗？”内塔尼亚胡模仿莫迪的语气说道。拉马拉是当前巴勒斯坦国的政府所在地。

对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内塔尼亚胡直言该国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间存在“很大问题”，但现在，“美国更多地介入了地区事务，（在叙利亚）实施了更多的轰炸。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情，我们认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是问题，可以接受，但无法接受伊朗。”

“今日以色列”还补充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指责伊朗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戈兰高地叙利亚一侧“建立恐怖据点”。他解释称，因此，以色列关闭了与叙利亚的边境。

对于这场闭门会谈意外被“直播”，以色列官员表示，这些言论与内塔尼亚胡过去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言论类似，并没有很“新鲜”。

在闭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内塔尼亚胡自嘲称，记者们已经有了相当全面详尽的会议通报了。内塔尼亚胡重申欧洲与以色列合作的重要性，并表示，以色列具有独特的功能：作为中东地区的“西方国家”，以色列能够使得对共同敌人极端伊斯兰武装的打击限制在地区内不外溢。

内塔尼亚胡同时宣布，维谢格拉德集团（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组织，Visegrad Group）的下一次会议将在耶路撒冷举行。

谢选骏指出：其实，以色列才是向欧洲大量输出难民的背后推手——巴勒斯坦难民如果不愿待在保留地里面，就只能前往其他地区，其中当然包括欧洲地区。那么，以色列为何认为“伊斯兰国不是问题，可以接受”呢？因为伊斯兰国只能威胁欧美的开放社会，不能威胁以色列的军事管制。以色列别的没有学会，把东欧和苏联的那一套全学会了，难怪他们和这些东欧国家（维谢格拉德集团——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组织，Visegrad Group）谈的如此投机，做的也会十分默契。以色列不是什么西方国家，只是一个“伪十字军国家”。以色列的骨子里就敌视基督教，它和那些东欧共产党的无神论社会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