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7月9日星期四
谢选骏:民主政治不如廉洁政治
民主政治之所以美好,不是由于他说的美好,而是由于他能够建立相对廉洁的政治。这样就能提高一个社会的软实力,提高一个国家的对外争霸的综合国力。因此,腐败的民主政治(例如雅典)还不如专制的廉洁政治(例如斯巴达),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就是专制战胜了民主。当然,从长期来看,专制想要保持廉洁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专制政府必须通过战争来不断更新,于是寡头专政的斯巴达被国王专政的马其顿取而代之。
《印度火炮试验失败 调查:伪造检验报告把中国零件当德国货》2017年7月24日报道说:
据《印度时报》等多家印度媒体近日报道,印度国产155mm“丹奴什”榴弹炮上周进行了一次试验,但是因为炮弹击中炮口制退器,试验失败。印度中央调查局进行了调查,认为故障原因是火炮使用的滚珠轴承有质量问题。分包厂家将从中国河南采购的产品伪造检验报告说成德国货,用在了“丹奴什”火炮上。印度中央调查局已经对分包商和负责检验零件的贾巴尔普尔炮厂相关官员提起诉讼。
印度155mm“丹奴什”火炮仿制自瑞典博大众公司的FH77B式155mm火炮。1985年,印度与瑞典博大众公司签订合同,购买410门FH77B榴弹炮。总金额13亿美元。每一门火炮单价高达317万美元。后来查出博大众公司对印度议会,政府和军方行贿4620万美元。这一巨大的贿赂丑闻极大的打击了印度陆军炮兵的更新计划。导致印度近30年没有购买火炮。
而在1999年印巴之间的卡吉尔冲突中,FH77B在双方的炮战交火中表现良好。印度就准备以这种火炮为蓝本推出国产火炮。而从2014年起,印度军方就宣称“丹奴什”火炮即将服役。直到今年都还在试验中。
据印度媒体称,在2017年7月“丹奴什”火炮在靶场上进行了试验,结果炮弹击中炮口制退器。此前5月份,“丹奴什”火炮的测试也出现了同类问题。印度军方正在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建议称可以将炮口口径扩大,从而让打不出去的炮弹能够“自由”飞出炮膛。
而印度中央调查局的调查结果称,“丹奴什”火炮的故障原因是因为使用的滚珠轴承尺寸偏差过大。报道中称,原本印度准备采购德国蒂森克虏伯罗特艾德公司的滚珠轴承。但德里的一家供货子公司采购了中国的劣质产品。并且在贾巴尔普尔炮厂的相关人员配合下,伪造了德国公司的标识和质量检验证明。这样,这批轴承顺理成章的作为“德国精品”上了生产线,安装在了印度倾注心力的“国产”火炮上。
印度中央调查局相关官员称,丹努什炮的生产和制造对印度的军事力量至关重要,“滚珠轴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印度国防的极大威胁。供货公司和炮厂相关人员都被印度中央调查局告上了法庭。
在印度媒体的报道中还点出了这个提供“劣质零件”从而“严重威胁印度国防事业”的中国公司的名字。经调查是洛阳三幸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就这样,一家注册资本50万人民币的贸易公司隔着万水千山的决定了印度的“国防事业”。
不过,中国公司背的锅还没结束。对于印度炮厂所需的“德国精品”罗特艾德公司的轴承而言。离印度最近,设备最完善,从供料到加工到成品再到运输可以完成一条龙服务的最大产地是中国徐州……
现在这一合资公司下属的工厂不仅仅负责国内的轴承需要,还向罗特艾德集团的全球工厂提供产品。从原料供给起的一切工业流程徐工集团可以全部包办。从江苏船运距离也不远。
也就是说即使印度即使向德国罗特艾德总部下订单,他们最终拿到的也多半还会是他们认为“偏差过大”,“劣质山寨”的中国零件。
中国网友多持嘲笑态度:
印度造门炮都有问题,还想跟中国叫嚣。
山寨一门火炮用时8年还有问题不能服役,印度太自信。
谢选骏指出:在2007年发表的《小国时代》一书里,我就指出过,印度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伪劣民主制。
在1989年发表的《当代社会病(大学演讲稿)》中,谢选骏就说过:
古人云,“观民风则知止。”这是说,听到人民的呼声,执政者就知道该怎么做些什么了。这是在那没有宪政、代议制和新闻自由、民意测验的时代,获得民意的主要方法。那么,迄今还在僭主政体压制下的中国人民,有些什么想法?中国人民的要求并不高,一个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和他领导的依法行事的廉洁政府,足矣。所以中国民众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超过了对于僭主的憎恨;这是因为,对窃国者的憎恨,已经被对窃钩者的憎恨,掩盖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心,已经被自身前途的担心,掩盖了。
对贪官污吏的嫉妒、对奸臣酷吏的恐惧,成为中国百姓压倒一切的潜意识。在不断受害的平民看来,意识形态、国家体制、理论方针、施政重点……的区别,已经没有重要性;如果这些上层建筑纵容腐败,那么,再好的内容都不过是“官方走私贩毒犯罪团伙”所利用的手段、招牌、幌子罢了。“廉洁与否”,才是中国社会良心比较关注的衡量尺度;这种尺度,也成为政治的尺度。这样的政治就成为“好”的,相反的政治,则认为应该消除。
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但它表达了中国人的呼声。最好的政治原则是什么?是廉洁。只有廉洁,才能产生清醒的政治、高效的政治、无畏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并不是“世间最肮脏的行业”;这样的政治,不像僭主豢养的秀才所断言的,“必须靠贪污、贿赂、假公济私、裙带关系等润滑油,社会才能有效运转”。好的政治,把那些第五个现代化即贪污腐败的现代化所豢养的改革派,视为混进国家机器的砂砾,视为必须清除的败类。
什么是通向好政治的道路?廉洁的政治。什么是滑向坏政治的道路?徇私枉法的政治。对“廉洁政府”的希望,是自私自利的中国人民的共同话题、共同心愿。甚至自古以来的诗歌、传说、戏剧、政治理念,都贯穿同样的主题……中国人,很少可以成为无政府主义信徒,对共产主义也毫无兴趣……你怎能设想一个把家庭利益置于首位的民族,会真的接受“共产共妻”的学说?!他们当初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过是把它看作一种廉洁的政治,仅此而已,岂有它哉。后来他们发现,社会主义(不是纸上写的,而是手上做的),原来是腐败政治的遮羞布,于是就开始灰心丧气,政治铁打的江山就开始动摇了。
中国民众就是如此实际,不管别的民族在其它准则的支配下,如何判断万事万物,中国人内心并不会放弃自己的准则:廉洁与否是衡量好政治与坏政治的主要尺度。腐败的政治,不论用多么美丽的许诺例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均富等等包装起来,都是不可信赖的。腐败的政治,产生于腐败的执政组织,腐败的政治,只能导致民族的衰败。腐败的政治,作为“第五个现代化”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但却无法推动任何其他方面的现代化。
依靠腐败了的政治体制,对腐败的政治机构进行政革,其难度犹如以敝帚而扫顽石,岂能成功?──除非一开始就不想成功,否则决不要冀望于这种只能制造第五个现代化即贪污腐败的现代化的所谓“改革开放”!因为能够拯救中国的,必非贪污腐败的体制内改革,而是廉洁奉公的体制外革命。
我们知道,要衡量一个革命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它是否兑现了自己提出的理想、许诺(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更要看它是否创立了廉洁的、制度化的行政机构,新的机构什么时候腐化了,新的秩序什么时候就瓦解了──这个革命走向彻底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国民族事业的长远目标,是要廉洁的现代化,而不要腐败的现代化。如果被迫在“廉洁”和“现代化”之间作一个选择,那么我相信多数人民宁可选择廉洁而不选择腐败的现代化,因为后者对人民而言,不仅意味着饥饿,还意味着屈辱。贱民登上宝座、叫化子掌权,并不说明“革命已经成功”──因为这只是“换汤不换药”、“饿蚊子比饱蚊子更凶残”。例如现在的现在的“改革派”队伍里,正有不少这样的饿蚊子。
一个腐败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政治腐败与社会现代化,最终只能格格不入。退一步,现代化即使在社会腐败状态下实现了,其成果也与人民无缘,只能供给僭主党官挥霍享用,是其进一步敲骨吸髓的借口。伊朗巴利维王朝只顾推行经济发展、破坏社会正义的“白色革命”,结果在腐败中引起革命,用血腥清洗来达到政治廉洁的霍梅尼革命,其前提正是巴列维王朝这样的“腐败的现代化”。类似的事例,发生在每一个夭折了的新兴僭主国家即所谓“新权威主义的样板”,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智利。中国最终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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