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军事管制、边疆危机、改土归流

《今夏的北戴河令人不寒而栗——查车查证查包查手机查微信新疆西藏内蒙列重点目标》2017年8月4日报道说：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北戴河向来被誉为避暑胜地；但是今夏的北戴河，却令人不寒而栗，甚至“浑身起鸡皮疙瘩”。史无前例的安保级别，令这座美丽的海滨度假天堂，“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驻京记者对此印象深刻。

乘飞机和火车前往北戴河的所有人员，均需进行二次安检和多次抽检；如果开车或乘车前往，则需经过以下三道“屏障”。

第一道“屏障”是所有进入秦皇岛方向的高速和原省道路口，所有车辆必须接受全面检查并办理通行证；所有驾乘人员均需下车，严格登记和核对有效身份证件，并检查所有随身携带物品。

第二道“屏障”是进入北戴河方向的所有路口，由武警、特警和公安全天候值守的检查站，将仔细核对通行证和身份证，并进行二次安检。

北戴河“会议”期间秦皇岛戒备升级

第三道“屏障”是进入北戴河市区的所有路口，由武警、特警和公安全天候值守的检查站，将再次核对通行证和身份证，并进行三次安检。

经过一路反复折腾后，来到了北戴河，还有“没完没了”的事，在等着你。入住任何类型的酒店宾馆和民宅，均需实名登记，进行人脸拍照并上传公安一一核对；警车24小时不间断巡逻，随时查房，一旦发现“违规”，不仅对业者处以巨额罚款，甚至会勒令停业整顿。

记者还独家了解到，未携带有效身份证者，须立即就地补办公安证明；发现“疑点”人员，立即控制并遣返。所有执法和巡逻人员均可随时随地对任何人进行“5查”——查车、查证、查包、查手机、查微信；其中来自新疆、西藏和内蒙三地的车辆和人员，被列为“重点盘查目标和对象”。

上月中旬中南海特派小组，对北戴河进行了最后一次现场综合考察和评估，并紧急召开了“检讨会”。

漫步在北戴河街头，记者发现，破损的路面修复了，刚栽的树苗醅上了新土，甚至路灯都更换了新灯泡……工人们冒着烈日连续奋战的辛勤劳作，没有白费。

经过“整改”后的北戴河，焕然一新，一尘不染，花团锦族，凉爽宜人；“喜迎十九大”等形形色色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桥梁和道路两旁，甚至连路牙和路基也都沦为“习语录”和口号“阵地”。

不过，更“要命”的是，从农家院到酒店宾馆，从街头巷尾到绵绵沙滩，无处不在的军警、特警、武警和公安，加上数不清的监控摄像头，让你似乎彻底“赤裸裸”；历经检查和盘问“折磨”，已经“过五关”来到北戴河的游客，纷纷叫苦不迭，望“河”兴叹。

记者奉劝那些准备慕名而来的人们，还是尽快改变度假计划，至少先过了“这一阵”再来吧；至于那些跃跃欲试和整装待发的媒体同行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祝你们好运！

谢选骏指出：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大陆确实处在军事管制状态之下，军事管制不是今日开始，而是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历次政治运动以来日益加剧的一个历史进程，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六四期间完全展现。

中国陷入军事管制状态一个重要因素，是边疆危机。边疆危机不仅体现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而且体现为少数民族和各省独立，那时连毛泽东都在鼓吹湖南独立，与后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脉相承。为了对抗离心倾向，南北中国都在不遗余力，试图并吞对方——1、广州政府与北京政府；2、南京政府与苏维埃政府、满洲国政府；3、中华民国在台湾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政府。

弱势的一方寻求独立，强势的一方寻求统一——不仅两个南北中国反复纠缠斗争，就连上述三个边疆地区自己也是一样，它们一旦强势都会寻求入主中国的机会：回纥维吾尔（新疆），吐蕃（西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清、日本、苏联（内蒙）——都曾做过这种努力，有的甚至如愿以偿。

未来中国如何应对边疆危机？很可能重回历史模式：改土归流。未来的改土归流，就是取消民族自治区制度，一统行省制度，甚至让各个专区大县直属中央。

只有改土归流之后，中国才能实现一体化，一劳永逸地解决边疆危机，这样就能结束军事管制，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谢选骏：德国终于变成了新母系社会

网文《瓦格纳家族不太光彩的复杂家史》（2016-07-30 德中论坛）报道：

今年是柯西玛·瓦格纳诞辰170周年。身为著名音乐家弗兰茨·李斯特之女、理查德·瓦格纳之妻、尼采眼中“最伟大”的女性，柯西玛亲手创建的旺弗利德曾经是无数贵族王侯、艺术名流、国家元首的下榻之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柯西玛（1837-1930）波澜壮阔的一生浓缩了半部欧洲文化史。在她去世77年之后，芳龄29岁的曾孙女凯瑟琳娜首登拜罗伊特舞台。分析人士认为，颇有祖母温尼弗蕾德遗风的凯瑟琳娜很可能将是瓦格纳音乐节的第三位女掌门人。

一百多年来，“瓦格纳”这个史诗般的名字的背后跟随了一长串的绯闻、阴谋、家丑、权力倾扎、家族内讧。惊心动魄的悬念剧情远比《尼伯龙根的指环》精彩多了。破解错综复杂的关系密码，不难发现：三代女人谱写瓦格纳家族的命运篇章。

7月25日至8月28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时间。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首演剧目是凯瑟琳娜执导的三幕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身为现任艺术总监沃尔夫冈的爱女和接班人选，瓦格那家族的第三代子孙，凯瑟琳娜的首次登台献艺被称作是正式递交的求职意向书。全新演绎的《名歌手》完全有别于1924年音乐节重新开幕时吹响的国家主义的冲锋号，也为1868年首次在冯·彪罗指挥棒下响彻慕尼黑宫廷国家剧院的经典作品赋予了新的含义。遥想当年，指挥家冯·彪罗名义上的妻子——柯西玛已经为瓦格纳生了两个女儿——伊索尔德和伊娃。1869年，又一个男孩齐格弗里德诞生了，他的父亲还是瓦格纳。

这段伤风败俗的不伦之恋不仅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且导致昔日好友李斯特与瓦格纳反目为仇。1870年，柯西玛终于舍弃与彪罗的婚约，义无反顾地追随她心目中半人半神的偶像。此时柯西玛32岁，瓦格纳已经57岁了。

1871年，一直梦想拥有理想歌剧世界的瓦格纳携妻子柯西玛来到拜罗伊特，对这座气质独特、环境优雅的城市一见如故，决定要将未来的音乐王国建筑于美丽的绿丘之上。次年5月，他们为节日剧院举办了奠基仪式，并在奠基石上刻下铭言，内容大意是“我在此隐藏一个秘密/长存百年/只要基石留存/它就启示于世”。

两年之后，瓦格纳一家搬进了他们在拜罗伊特的新居——旺弗利德（Wahnfried），字面意思是：妄想和平之屋。此时家庭成员除瓦格纳夫妇之外还有5个孩子，最大的两个女儿是柯西玛与彪罗所生。瓦格纳音乐王朝从此诞生。1876年，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绿色山丘出席了第一届歌剧盛会，欣赏首场演出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自此，每年都会在这里演出瓦格纳十部乐剧。

1883年，天才音乐家瓦格纳去世，遗孀柯西玛毅然接过了他统治拜罗伊特的权杖。就在瓦格纳去世仅仅几天，科西玛便不惜一切代价地如期举行当年的节日汇演，继续演出《帕西法尔》。正是在这次汇演期间，李斯特也不幸逝世于拜罗伊特。《帕西法尔》成了瓦格纳和李斯特共同的《安魂曲》。 　　

从1886年起，柯西玛负责主持音乐节事务。她的目标就是完全复制瓦格纳在世时的演出，并且拥有对全部作品的解释权。有史学家认为，科西玛曲解了瓦格纳的音乐理念，将其梦想中的庶民狂欢演变成了一场特权阶级的豪华盛宴。但无论如何，柯西玛执掌下的拜罗伊特成为欧洲最受瞩目的社交场所。

温妮弗蕾德与齐格弗里德

为了延续家族事业，早在齐格弗里德幼年的时候，柯西玛就对家中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寄予了厚望。而齐格弗里德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写剧本、搞作曲、干指挥，忙得不亦乐乎。当然，他早年创作的那一大堆歌剧早被扔进了时代的垃圾桶里。到了1906年，柯西玛放心地把音乐节的一切都交给他。

但是，齐格弗里德的上升之路并非想象中的那么顺畅。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姐姐伊索尔德。生性叛逆的伊索尔德违背柯西玛的意愿嫁给了时任助理指挥的瑞士人白德勒。后者一直垂涎于齐格弗里德的指挥棒。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绝非对手之后，夫妇二人离开了旺弗利德。

1913年底，伴随着瓦格纳作品的版权到期，齐格弗里德决定大幅削减伊索尔德的生活补贴。盛怒之下，伊索尔德威胁要把齐格弗里德的“同性恋”秘密曝光。事情闹上了法庭，为了保住齐格弗里德的继承人地位，柯西玛出庭作证，否认伊索尔德乃瓦格纳亲生！自此，伊索尔德被彻底逐出家门。更不幸的是，白德勒另结新欢。1919年，伊索尔德因结核病孤独地死在了瑞士。柯西玛十年之后才知道这个女儿的死讯——因为没人敢在她面前提到伊索尔德的名字。

为了缓解外界的舆论压力，科西玛需要尽快给性倾向成谜的齐格弗里德物色一个结婚对象。1914年，原籍英国的17岁的温妮弗蕾德（昵称：温妮）第一次被带到拜罗伊特，齐格弗里德的水晶鞋终于找到了灰姑娘。1915年，刚到法定婚龄的温妮嫁给了瓦格纳唯一的儿子。为了扫除这段婚姻的法律障碍。齐格弗里德此前成功地把新娘变成了德国公民。夫妻俩相差 28岁，延续了上一代老夫配少妻的婚恋传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严重影响了旺弗利德的生活。1917年，温妮在满是伤兵的医院里生下了维兰德。随后的4年里，4个孩子相继出世。瓦格纳家族血脉得以延续，齐格弗里德也有了足够的底气回应那些“同性恋”传闻。他决定不再要孩子，接着寻觅他的男性密友，这让温妮弗蕾德大伤脑筋。

纳粹阴影

由于战后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拜罗伊特音乐节宣布破产。为了挽救旺弗利德，齐弗里德靠乐队指挥来获取微薄收入。1923年9月30日，前景堪忧的瓦格纳一家迎来了一位贵客。这一天，希特勒在拜罗伊特发表了演讲，并且赢得了所有人的崇拜。至今令人费解的是：到底是希特勒选择了瓦格纳来宣传他的种族主义，还是旺弗利德选择了希特勒来做他们的救世主？或许兼而有之。

1924年，在全德上下的一片欢呼声中，拜罗伊特音乐节重新开演。当《纽伦堡的名歌手》终场汉斯·萨克斯演讲之后，全场竟唱起了德国国歌。拜罗伊特终于从审美的艺术活动蜕变为国家政治活动，它比瓦格纳生前所期望的局面走得更远了。希特勒本人于1925年第一次参加了音乐节。此后，温妮也正式成为纳粹党员。

1930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份。4月1日，柯西玛去世了。同年，齐格弗里德在音乐节期间去世，温妮不仅要处理好丧事，还得为音乐节犯愁。拜罗伊特的旺弗利德又回到50年前的老样子：一个带着几个未成年孩子的年轻的寡妇再度成为音乐节的主宰。婆媳二人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柯西玛守寡47年，温妮守寡50年，但后者守寡也许有着迫不得已的原因：依照齐格弗里德的遗嘱，温妮如果再嫁，就会失去在拜罗伊特的一切。

1933年，希特勒成了总理，温妮主持下的拜罗伊特与纳粹德国越走越近。汇演得到来自第三帝国的强大支持。旺弗利德甚至成为德国外交工具的一部分。英国的西蒙与艾登1935年访问德国时，温妮作陪，有时还兼任翻译的角色。1937年，日本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宮雍仁亲王访问德国，也被希特勒邀请到这里下榻。

1940年音乐节，希特勒直接插手了拜罗伊特事务，演出不再面向公众开放，而只为那些被指定为“元首的客人”服务。第三帝国把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作为激励纳粹官兵、鼓舞士气的音乐殿堂，以进行所谓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是拜罗伊特音乐史上最荒谬也最耻辱的一页。使得瓦格纳家族在这历史的黑暗时期遭受玷污，难辞其咎。

希特勒的音乐圣殿

直到今天，提到瓦格纳，以色列人民仍然情绪激愤，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对瓦格纳怀恨尤深，因为他的音乐让人回忆起恐怖的岁月。是希特勒，亲自将瓦格纳尊为他最喜爱的作曲家；也是他，同瓦格纳在拜伊洛特的后代保持了亲密的关系。希特勒不仅常常出现在拜伊洛特“瓦格纳音乐节”，他更是瓦格纳家族的座上客。瓦格纳的儿媳维尼弗雷特（Winifred Wagner）同元首以你相称，加入纳粹党，直到1980年离世前，她从未动摇过对希特勒的崇拜与忠诚。

瓦格纳是反犹主义者

托马斯·曼早在1938年就曾说过，“在瓦格纳那里，可以看到许多希特勒的影子。”在当下的以色列，估计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一名在1850年撰写了反犹主义的《音乐中的犹太教》的音乐家，在以色列上演他的作品，何止是一场挑衅！在这篇文章中，瓦格纳指责犹太音乐家的艺术创作“俗气”、“低下”并且“不具灵魂”，他还写道，因为受到这类艺术家的影响，德国的文化越来越颓废。正是在这一层面，瓦格纳的许多歌剧直到今天都被当成纳粹屠杀的伴奏曲。面对这一历史留下的沉重负担，瓦格纳的后辈们显得束手无策，探讨这一话题时也是踌躇不决。

老电影胶片展示希特勒在拜罗伊特的“私人”情景　


在拜罗伊特重见天日的两卷电影老胶片留下一段希特勒的纯私人活动场景，记录下希特勒鲜少的一面：身着便服，悠然自得，身边围着一群他所推崇的作曲家瓦格纳的后人。
 《时代》周报作者莱姆克-马特维（Christine Lemke-Matwey）称，影片上，希特勒的眼睛“柔和、超大、亲切”。她观看了那两卷重新被发现的记录了希特勒与瓦格纳家人在一起的电影胶片。世人皆知，这名独裁者是作曲家瓦格纳后人在拜罗伊特的常客。但瓦格纳孙子沃尔夫冈拍摄的这些影片胶卷依然存在，而且还能播放，对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毫无所知。

暂不公演

沃尔夫冈·瓦格纳遗产管理人克劳斯（Sylvia Krauss）一直未放弃努力，寻找这一影片材料。2015年12月，人们真的在巴伐利亚发现了电影胶卷，并将它们交给了她。原来，这些年里，这些历史性影片胶卷一直就在拜罗伊特音乐节剧院三楼，放在老旧的阿格法（Agfa）片筒里，静静待在那里。

其中一卷，播放时间约10分钟，记录了希特勒身处望福里德（Wahnfried）别墅的情形，瓦格纳后代和瓦格纳家族友人簇拥其间。第二卷播放时间约4分钟。历史学家克劳斯表示，看到影片里的那些场面时，心里会有某种别扭的感觉，人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希特勒，不是那种国家政要的样子，而是给人以相当友好的感觉。影片上是1936年的一个夏日，大家聚在一起，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希特勒的亲信戈林（Hermann Goring）和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也在影片中现身。他们与妻子一起来此观看瓦格纳音乐节演出。影片中也有希特勒的建筑师施佩尔（Albert Speer）与瓦格纳家族成员共进晚餐的镜头。

虽然，这两卷影片今年都花了很大功夫作了数字化处理，但暂时还不会向大众开放。克劳斯对德新社解释说，由于沃尔夫冈·瓦格纳最小的妹妹拉费伦茨（Verena Lafferentz）还健在，影片就不能对外开放，以保护个人隐私。不过，研究专家们有权看到它们。

沃尔夫冈与维兰德

二战结束后，身为纳粹党员的温妮面临着清算，拜罗伊特音乐节被无限期地宣布停办。她马上成为记者的追访对象。但她依然没有掩饰她对希特勒个人魅力的崇拜。

对温妮的审判程序在1947年6月开始。法院实际拿不出多少证据证明她有罪。事实上，温妮在第三帝国期间帮助过许多人，也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其中有些人与她素不相识，可能仅仅是一个瓦格纳的爱好者。而且一直到战争开始之后，拜罗伊特的舞台上仍然活跃着许多犹太艺术家。 1948年5月，拜罗伊特又换了一个更温和的市长，他希望能尽快结束温妮的案子，让音乐节尽快开始。12月8日终审判决，实质性的惩罚是6000马克罚款。次年1月，温妮拥有了英国与德国双重国籍，宣誓“从此停止与音乐节有关的任何活动”，希望由她的两个儿子维兰德和沃尔夫冈出面重建并主持音乐节汇演。巴伐利亚州政府立即为瓦格纳家族的资金解冻，并做出了支持家族事业继续发展的决定。

1951年7月30日，由克纳佩尔茨布什指挥的《帕西法尔》驱散了笼罩在拜罗伊特上空的阴霾。此外，克纳佩尔茨布什还和卡拉扬指挥了《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演出。才华横溢的维兰德以崭新的舞台设计彻底摈弃了传统的历史主义和自然主义理念，向公众展示出一个全新的、纯净化了的瓦格纳歌剧的舞台形象。

瓦格纳音乐节的新生要归功于维兰德的艺术才能与沃尔夫冈的经营头脑。兄弟俩儿拼命洗刷温妮留下的与希特勒有染的历史污点。为了与执迷不悟的母亲彻底划清界线，维兰德甚至在一夜之间修筑了一道4米高的“柏林墙”，将旺弗利德与温妮的住所隔开。温妮于1980年3月5日去世。参加她葬礼的人中，有许多是被她从纳粹手中解救出来的人。

1966年，维兰德死于肺癌。此后，家族成员开始讨论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财产归属问题。1973年，争论已久的问题大致有了结果：节日剧院和旺弗利德（包括其中的物品）被卖给拜罗伊特市政府，作价1240万马克。这些钱被4支后代均分。瓦格纳基金会负责管理这些财产，沃尔夫冈签下终生合同。

旺弗利德被改建成瓦格纳博物馆，维兰德所做的改变(包括“柏林墙”)都被恢复成柯西码时代的样子。1976年，沃尔夫冈也下决心把太太换成比他小25岁的秘书顾德蓉。无处可去的前妻被温妮收留了两年，她的女儿伊娃在音乐节的位置也被顾德蓉取代。时至今日，沃尔夫冈已经创造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56年执掌一所歌剧院。

这个家族的故事还在继续。随着第三代传人的男性成员相继退出家族事务。下一代掌门人将在三个女人当中产生：维兰德的女儿妮克，沃尔夫冈与其妻所生的伊娃，沃尔夫冈与后妻所生的凯瑟琳娜。

以色列一如既往抵制瓦格纳

2010年成立的以色列瓦格纳协会筹划了一场瓦格纳作品专场音乐会，但最终却被取消了。假如成行，它便是一次打破一个不成文戒规的行动。在以色列，对抵制瓦格纳作品并没有明文规定。
人们已经在以色列召集了百余名音乐工作者，他们开始排练“汤豪啬”（Tannhauser）和“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并为其他著名瓦格纳歌剧配器。为这一系列活动出资的不是国家公共财政，而是私人捐款。除演出外，还计划了旨在配合该次活动的学术报告会。但公布这个系列活动时，却招致大范围的抗议和愤怒的指责。这一背景下，特拉维夫大学领导层不得已取消了演出计划。

音乐和意识形态

当今，许多著名音乐家认为，有必要将反犹主义者瓦格纳同作曲家瓦格纳区分开来。柏林国家歌剧院首席指挥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在一次接受《明镜》采访时说，音乐本身是不具意识形态的：“瓦格纳是一名反犹主义者，但他的音乐却不是。”而第一位打破这一禁忌的世界顶尖艺术家是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指挥祖宾·梅塔（Zubin Mehta），时间是1981年。一次音乐会之后，梅塔宣布，加演一段瓦格纳“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歌剧作品，他对观众说，你们可以选择离开音乐大厅，当然也可以留下。观众席里出现了愤怒的反应，人们的叫骂呼喊声伴随了梅塔乐团的演奏，直到结束。

掌声与挑衅并存

20年后，巴伦博伊姆在耶路撒冷的一次访问演出中，重复了梅塔的做法。同梅塔一样，他也在事先同观众进行了长谈并说，不能忍受的人，可以离开大厅。2011年，以色列室内乐团应邀访问了拜伊洛特，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演奏了瓦格纳的作品。是瓦格纳音乐节的总监、瓦格纳的重孙女卡塔琳娜（Katharina Wagner）对乐团发出的邀请，虽然他们的音乐会没有进入正式演出，而是作为瓦格纳音乐节的辅助部分，但他们却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演出结束时，人们起立鼓掌。指挥帕特诺斯特罗（Roberto Paternostro）说，从地狱走出的那些人，不愿同德国以及瓦格纳的音乐再有任何干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就在数月前，特拉维夫歌剧院又发生一起相关事件：歌剧院总监穆尼茨（Hanna Munitz）决定取消一段舞剧中的瓦格纳音乐。她说，只要她身在其位，就不会让这名音乐家登上以色列的歌剧舞台，她对此决心已定。

第三代女掌门人

早在2001年，瓦格纳基金会理事会就曾通过投票表决，决定将权力棒移交到沃尔夫冈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伊娃手中。现年62岁的伊娃素有“歌剧铁娘子”之称，精明强干，禀赋过人。她曾先后担任伦敦皇家乐团总指挥、巴黎巴士底歌剧院管弦乐团总指挥，现任法国普罗旺斯音乐节艺术总监。理应是当之无愧的理想人选。

然而，瓦格纳基金会的人事计划遭到了沃尔夫冈的负隅顽抗。凭着他早年签下的终身合同，这位独断专横的掌门人拒不让位。事实上，沃尔夫冈早已打好了如意算盘——不仅要让现任妻子顾德蓉继续打理家族事务，而且要将他们共同的女儿、资历尚浅的凯瑟琳娜推上前台。

值得一提的是，伊娃早在1968年就担任过拜罗伊特的总监助理，自1974年起成为父亲的亲身助理。然而，自从沃尔夫冈1976年离异，与亲密伙伴顾德蓉另组家庭之后，伊娃就毅然决然地站在了生母一边，并与父亲彻底决裂。

另一名竞争对手——维兰德之女妮克也被沃尔夫冈以同样的方式排除在外。与伊娃同年的妮克在音乐和文学方面多有造诣。撰写过书籍（例如关于其曾祖父理查德·瓦格纳），执导过著名的魏玛艺术节。在瓦格纳乐迷眼中，她有左派音乐人之嫌，曾经扬言要重新演绎瓦格纳歌剧。不仅如此，她还处处能在瓦格纳家族中嗅到“纳粹”的遗臭，对其叔父沃尔夫冈更是恨之入骨。

众所周知，现任艺术总监沃尔夫冈已是一位年近88岁的垂暮老人。有评论家认为，如果沃尔夫冈不尽快将权力棒转交到他心仪的接班人手中，事态的发展往往会出人意料。

不过，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沃尔夫冈的幼女已经长成。初出茅庐的凯瑟琳娜此次在拜罗伊特对《名歌手》的演绎虽然并未博得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甚至可以说，欢呼与嘘声齐飞，但其笃定自信的表现令人称道。 有评论人士认为：凯瑟琳娜年轻貌美、精力充沛、风趣谦和，符合曾祖父心目中的准女神形象，并与祖母温妮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纵观瓦格纳家族史，才华是祝福也是诅咒，唯凭强韧神经，两代女掌门人才能驾驭拜罗伊特命运小舟安然驶过急流险滩。

今年秋季，由24人组成的瓦格纳基金会理事会将重新就继承人问题展开讨论。虽然瓦格纳家族拥有举荐权，但手中仅只掌握4票。观察人士认为，倔老头沃尔夫冈届时很可能旧戏重演，抵制不合心意的人选。而且，同62岁的妮克和伊娃相比，风华正茂的凯瑟琳娜（29岁）至少占有年龄上的优势。 前不久，国际瓦格纳协会会长林哈特也公开表示对凯瑟琳娜的支持，认为她在本届音乐节上的表现是“目标明确的积极跨步”。

根据瓦格纳基金会章程，拜罗伊特音乐节终归是一个家族企业，不容外人插手。只有当瓦格纳家族的确后继乏人，其他竞争者才在考虑范畴之内。这条在巴伐利亚前文化长泽特迈尔眼中纯属荒谬的规定，却深谙瓦格纳乐迷的心意。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如此，拜罗伊特方可维系它磁石般的不朽魅力。

谢选骏指出：“三代女人谱写瓦格纳家族的命运篇章”也许不是孤立的，因为著名哲学家尼采也是靠着他的妹妹功成名就的。甚至著名的日耳曼主义者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也是被他的两个妻子先后塑造成人的。这些都说明，在日耳曼人的社会中，母系社会的因素非常强大。至于现在，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大娘，长得很像电影里的“希特勒姐姐”。虽然默克尔推行的政策和希特勒推行的政策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是他们的风格却有一脉相承之处，因此我把默克尔叫做“新母系社会的代表”，是希特勒“心母系社会”的“进化产物”。纳粹主义虽然说是大男子主义的，但是希特勒本人却是心母系主义的。什么是“希特勒的心母系主义”？那就是崇拜日耳曼母亲、憎恨犹太人父亲，结果就是为了“纯洁日耳曼血统”而对犹太人大开杀戒。在这政治上，默克尔的“新母系社会”与希特勒的“心母系社会”似乎相反，前者默克尔广纳中东地区的闪族男人进入德国，后者希特勒清洗已在德国的闪族男人的后代杂种——他连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也不放过，要送到集中营里予以灭绝……仅仅因为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四分之一犹太人”。但是默克尔的“新母系社会”与希特勒的“心母系社会”，在“母系社会”这一点上却是不谋而合了。实际上，德国在希特勒以前就开始向母系社会演变了，这不仅体现在瓦格纳家族的命运上，还体现在康德和贝多芬、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命运中。这些天才人物，都被德国社会的母系倾向压制得透不过气来，他们只能终身未婚，从而用他们荒谬的哲学和音乐，发出了绝望的呼喊。而“新母系社会”与“心母系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新母系社会”允许同性恋合法化，甚至超过了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的同性恋合法化，而“进化”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进化论就这样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停止了生物的进化，甚至停止了生物的繁衍。瓦格纳家族从此可以彻底解放了。

谢选骏：网络军管是南北朝时代的特征

《秒删已是过去 “一键关停”全国演练》2017年8月4日报道说：

据 VeryCloud、亿恩科技等多家云服务提供商向用户发出的公告，共产党中国公安部于8月3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站一键关停”演练，被抽查到的域名、IP将会被关停一段时间，待接到打开通知才能恢复访问。这是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国收紧舆论审查的又一措施。

这次“一键关停”演练的通告并没有出现在公安部网站上，而是由各云服务提供商直接通知用户。在开发者社区 V2EX 上，多名用户称收到了相关通知，也有用户在微博上贴出相关通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兼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习近平上台后，加强了数据监控和审查制度。十九大召开前，监控力度更是不断收紧。上周末，多家翻墙软件服务公司表示自己的程序在苹果中国的App Store 被下架。

本周，中国又发布”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意见”，其中规定，党员干部在微博、微信、网络直播、论坛社区等境内外网络平台注册帐号，应先向党组织报告。? 规定明确指出，禁止党员干部转发政治敏感信息或其他具有负面影响的信息。不信谣、不妄议。

“网络军管时代来临？”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世纪互联” 自称为中国最大的电信中立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商，它的客户中不乏西方国际大公司，包括微软、IBM、惠普和思科。微软在中国的云计算服务也由世纪互联运营。

有网民不禁要问：”网站都要做到一键关停，网络军管时代来临了？”。还有推特用户写道：”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你赖以生存的网站，身家性命都搭上的网站，因为某种不可预料的因素，突然被一键关停了。这种惶恐，每天如一把利剑悬在你的头顶，你不得不做自我审查和阉割，苟延残喘，蝇营狗苟。”

谢选骏指出：南北朝政治，是一种典型的军阀政治，“军阀建国”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古代南北朝，北朝是五胡蛮族的军事领袖建立的，自不待说；就是号称中华正统的南朝，不论宋齐梁陈多么相对文弱，其实也是军事领袖一手建立的，无一例外。现代南北朝也是如此，不论是国民党中国的南朝，还是北洋军阀和共产党中国的北朝，实质上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的军阀政治。袁世凯和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孙中山和毛泽东是党阀变成了军阀。这就是我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一书里论证的“军阀建国”原理。有人曾经反对我的上述南北朝理论，是各国历史都是军阀建国的，其实不然。就拿中国历史来说吧，除了“军阀建国”的模式，还有一种是“神汉建国”的模式。例如陈胜吴广刘邦，五斗米教的黄巾军，明教的红巾军，太平天国等等。神汉建国虽然也是要靠武力夺取天下，但是它的凝聚力却不是武力，而信仰。

现代南北朝，则是以军阀建国为主，神汉建国为辅的。当神汉遭到怀疑的时候，就进行军管；当秩序稳定的时候，就放松军管——因为军管毕竟不利于社会发展。

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可以存在，没有秩序却无法存在；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秩序都是第一位的，自由都是第二位的。所谓自由社会，就是其秩序稳定到了可以放弃军管的社会；所谓独裁社会，就是其秩序不稳到了不得不依靠军管的社会。

那么台湾呢？有人可能质疑。

其实，从南北朝的角度看，台湾是南朝最后的残山剩水，台湾虽然摆脱了军管、建立了民主，但是，台湾的体制是美国军事保护的产物，如果离开了美国的“军事戒严”，台湾民主一天也无法独立存在。在这种意义上，“解除戒严”只是台湾的内政方面的假象，而不是台湾外交上的真相。

我们现在位于南北朝晚期，离开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盛世还有很远距离。

谢选骏：余杰为刘晓波树了一个死敌

身在海外的余杰，以刘晓波的代言人自居，解释刘晓波的意思，宣传刘晓波的作用，大幅论证了“刘晓波为何宣称‘我没有敌人’”。但实际上，这是余杰自己为刘晓波树立了一个死敌，结果对身处狱中的刘晓波显然是致命的。不论余杰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其后果都是显而易见的致命的。

事情是这样的：余杰在《走向帝制——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一书的结论部分，这样写道：

表面上看，習近平大權在握，但全世界都看透了他外強中乾的本質。美國智庫發布的研究報告披露，中共的統治已進入「黃昏時代」。西方需要跟非共產黨的力量打交道，需要直接與中國民間社會對話，西方的政府和民間機構應當走出北京的「四環路」，去接觸活的、真實的中國。在此意義上，對未來中國的影響，在獄中的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比習近平重要得多。劉曉波取代習近平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國民主化啓動的那一天。
（参见本文附录之一）

……

余杰这段话不仅作为结论写在书里，而且贴在网站的售书广告里，广为散发，就像大字报一样，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是在2016年3月发生的事情。那时，余杰自己已到美国四年多了，但刘晓波却在狱中呆了将近八年——反复论证刘晓波没有敌人的余杰，就这样为刘晓波树立了一个“零和游戏”的死敌，还要刘晓波一个人在狱中启动中国民主化……结果很清楚——仅仅一年以后，刘晓波就在狱中得了肝癌，然后去世，然后海葬。如此看来，余杰不仅用自己的“取代理论”，否定了刘晓波的“没有敌人”；而且用自己的“取代理论”，把刘晓波送上了不归路。

余杰自己应该知道他如此说法的严重后果，因为他自己承认：“二零一三年秋，我完成了《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對習近平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作出諸多嚴厲的批評和悲觀的預測。在此書出版前夕，我的合作者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被中國警方誘騙到深圳逮捕。次年五月，深圳法院以「非法所得三萬元人民幣」的「走私罪」，判處七十三嵗高齡的姚文田十年重刑。”

大家想想，连七十三嵗高齡的姚文田都仅仅因为出版余杰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要被判处十年重刑，何况余杰推荐要“取代習近平”的唯一候选人刘晓波？他在狱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言而明了。

要知道，在2013年姚文田被捕判刑之后的两三年，形势一点没有缓和，而且日趋严峻，余杰还要进一步“推举”人在狱中的刘晓波为“取代習近平”的唯一候选人，岂不正好坐实了刘晓波“颠覆政权”的指控。

余杰这是脑子不够用呢？还是拿刘晓波的生命当枪使？

毕竟，人家刘晓波自己没有提出想要“取代習近平”，而余杰自己人在海外又以刘晓波的挚友和代言自居，却让狱中的刘晓波不得不被迫成为“取代習近平”的主角。除非刘晓波愿意出来发表声明予以明确反对，否则他就不得不默默承受由此引起的政治后果。而可怜的刘晓波，可能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更从何去摆脱自己的“责任”呢？

其后果是什么，大家现在都明白了。

现在刘晓波已死，余杰还不罢休，好像还怕天下人不知道他在刘晓波之死的事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余杰：刘晓波为何宣称‘我没有敌人’？ ”

（参见本文附录之二）

这真的令人震惊。

因为，刘晓波一再宣称“我没有敌人”，但余杰却为刘晓波树立了一个死敌。

附录之一：

《走向帝制》書摘 — 習近平的內政外交及習近平主義
2016/3/17 — 19:17

二零一三年秋，我完成了《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對習近平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作出諸多嚴厲的批評和悲觀的預測。在此書出版前夕，我的合作者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被中國警方誘騙到深圳逮捕。次年五月，深圳法院以「非法所得三萬元人民幣」的「走私罪」，判處七十三嵗高齡的姚文田十年重刑。
延宕幾個月之後，屢屢被出版商拒絕的《中國教父習近平》先後在香港和台灣問世。
我的結論是，習近平的治國理念可用八個字概括：集權、反腐、鎮壓、爭霸。
集權：小組治國，一夫當關
習近平以「毛澤東加普丁式的政治強人」自居，他自我加冕、朝綱獨斷。
清華大學教授、經濟學家胡鞍鋼，將胡錦濤時代政治局常委會「各管一攤」的做法概括為「集體總統制」。
親北京的海外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從制度建設上說，中共權力交班形成了比西方更優越和穩定的中國模式。第一，限任制，領導人任期兩屆共十年。第二，年齡限制，這一點是中國特有的，即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若到換屆之時，年齡為六十七嵗則可以連任，年齡為六十八嵗則必須退休。 ）第三，中國已經從強人政治到了後強人政治時代，也就是集體領導。鄭永年指出：「只要共產黨執政，這個模式就一直會存在下去，而只要有這個模式，共產黨就倒不了。」
習近平上台後的所作所為，將江澤民、胡錦濤兩朝的舊制度破壞殆盡。
習近平兼有十多個中央級的「小組」的「組長」，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等。有中國傳媒以「史上最強組長」為題，列舉這些組長的權力管轄範圍，堪稱無所不包、無所不管。
「小組治國」的模式，不是習近平的首創，而是毛澤東的發明。 「小組」是中共黨政系統中常規治理方式之外的補充，並在特定時期擁有跨部門的協調權力。
習近平執政之後，總結胡錦濤執政十年碌碌無為的教訓，除了胡個人性格軟弱的原因之外，是受制於既有的權力結構。因此，他決定創設若干新的小組，突破原有的部門劃分，以此集中權力。
在以上這些「組長」之外，習近平還兼任另一些更具機動性的「組長」。比如，習近平親任「釣魚島應變小組」組長，統轄軍隊、情報、外交及海監執法部門。該小組可以動用一切資源處理危機，其目的是，在釣魚島出現外交或軍事危機時，能迅速做出反應並制定最終決策。
與「小組治國」相配合，習近平刻意凸顯黨的總書記的權威，改變了上一屆政治局常委會「九龍治水」的局面：分管各部門的常委自然而然地是該部門的黨組書記，比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兼任國務院黨組書記，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兼任人大黨組書記，政協主席俞正聲兼任政協黨組書記。那麽，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他們都必須以黨組書記的身份向總書記彙報工作。這樣，習成了皇帝，其他六常委成了軍機大臣。換言之，股份制企業成了家族企業。
習近平在集權之後，總得做事。那麽，他究竟想幹什麽呢？
反腐：廠衛橫行，政治清洗
習近平集權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反腐運動。習近平及其助手王岐山宣稱，有人說共產黨不可能戰勝腐敗，他們就是不信邪，就是要創造出一黨壟斷權力之下的廉政圖景。
習近平主導的反腐運動，特別倚重王岐山領軍的中紀委。中紀委這個在江、胡時代百無聊賴的冷衙門，突然炙手可熱。人們但知有「習王體制」，而無「習李體制」。中國官場流行一句箴言：寧見閻王，不見老王。
習近平上台之後，被其打倒的「老虎」（一般指黨政機關的省部級以上幹部，軍隊的少將以上將領）是文革結束之後最多的；被其打掉的「蒼蠅」（基層幹部）則有數十萬之眾，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車消費等民眾非議較多的領域有所收斂，奢侈品消費應聲而落。
但是，習近平的反腐是「選擇性反腐」。其刀鋒所及的重點區塊，包括以下三大領域：首先是石油、通訊、煤炭、鐵路、傳媒（如央視）等壟斷行業和國民經濟的命脈所在，也就是民間形容為「肥得流油」的部門，其頭頭腦腦大都是反腐運動打擊的對象。其次是四川、雲南、山西、江蘇等由習近平的政敵長期把持和經營的省份。這些省份被形容為出現了「塌方式」的腐敗。如山西的十三名省委常委中，有超過一半人出事。第三是軍隊、武警、公安和國安系統，即習近平所說的「槍桿子」和「刀把子」——「槍桿子」和「刀把子」不抓在自己人手中，習近平無法睡安穩覺。所以，徐才厚和郭伯雄兩名前軍委副主席落馬，武警政委和司令雙雙被調職，公安和國安的多名副部長被捕。
習近平從反腐運動得到了怎樣的收益？在此過程中，習近平可謂一箭三鵰。
首先，通過反腐清洗政敵，瓦解反對派系。
其次，反腐是權力的轉移和重組。落馬貪官空出來的位置，習近平塞進嫡係部隊，擴充自身實力。
第三，反腐為習近平贏得民心。
律師和人權活動家許志永，長期呼籲官員公佈財產並通過《陽光法案》，卻以莫須有的擾亂社會秩序罪獲刑四年，成為習近平執政以來第一個被判重刑的重量級人權活動家。這個事實像照妖鏡一樣，照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的本相：沒有多黨競爭、沒有三權分立、沒有新聞自由，習的反腐永遠只能停留在「守著糞坑打蒼蠅」的層面。
鎮壓：動物莊園，萬馬齊喑
對黨內和官場，習近平高懸反腐之利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民間社會、知識分子、大學、媒體、網絡和NGO組織，則是抓人封網，將動物莊園的柵欄修得密不透風。
習近平全面執政的二零一三年，是中國公民社會遭遇頓挫的一年。
習近平對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的打壓，首先從媒體下手。
二零一五年春，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發佈了「二零一四年全球新聞自由排行榜」。中國位於倒數第五。
二零一五年春，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在二零零四年度《世界人權報告》中指出，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驟然發動十年來最嚴厲的一波打壓，藉由調查、拘押和判刑，對批評政府人士表現出毫不容忍的態度。
二零一五年一月，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公佈年度報告，中國再度名列不自由國家。
其次，在非政府組織領域，鐐銬變得更緊、更沉。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境外NGO在華註冊將由公安部和省公安廳管理，而非傳統上負責NGO的民政部。有關人士表示，這是為了「嚴防西方勢力利用非政府組織這個平臺，提供資金，掛著環保、教育、婦女權益等名義，紮根基層，輸出顏色革命。」
二零一五年六月，習近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應在社會、文化和經濟組織中設立黨組。換言之，NGO不能脫離黨的控制。這個決定可能會催生大量Pongo，即由黨主辦的NGO。
第三個方面，嚴密控制教育領域，尤其是在各國民主轉型過程中提供思想資源的大學。二零一四年十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關於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十二月二十八日，習在第二十三次全國高等學校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指示，要加強改進高校的黨建工作。習推出極左的「陣地論」，即輿論、互聯網、大學講台與知識份子的腦袋都是黨國必須要佔領的陣地，而此陣地要充溢著純之又純的馬列主義與「科學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任何提倡所謂西方價值觀的人士，包括倡導人權與自由民主思想的作家、律師與大學教授都是「人民公敵」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他們的作品也是「大毒草」！

爭霸：大國崛起，黃粱一夢
如同一枚硬幣有兩面，習近平在對內鎮壓得心應手的同時，對外擴張的慾望也不斷膨脹。他企圖恢復漢唐盛世、天朝氣象，不願遵循二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他渲染中國近代落後挨打的悲情，要重建天朝秩序，綜合馬克思、毛澤東、孔子、普丁，成為「習近平主義」。
先來看習近平——如何對待「帝國的邊緣」的台灣、香港、西藏和新疆。我不認同大一統的「天朝史觀」，在我看來，中國與台灣、香港、新疆和西藏的關係，都是對外關係。
對台灣，習威脅說，一旦台灣政黨輪替、台獨升溫，兩岸關係將「山搖地動」。習強硬的對台政策與台灣蒸蒸日上的本土意識之間，未來必然發生愈發劇烈的衝突。可惜，台灣主流輿論對習的認識相當淺薄，受《天下》、《遠見》、《商周》等代表政商利益的媒體影響，侷限於習的經濟政策部分，對習的評價相當正面，並對中國危機四伏的經濟持過於樂觀的評估。
對香港，習近平以為拖垮了雨傘革命，港人就俯首帖耳、甘當奴隸。殊不知，香港本土意識深入人心，港獨理念大行其道。北京驚慌失措之下，調動香港左派勢力，對佔中三子、學聯領袖、港大《學苑》雜誌以及港大法學院院長陳文敏發起文革式的攻擊抹黑。而由北京一手操縱的政改方案，意外地被香港立法會否決，建制派內部一團混亂，顯示北京對香港的管制徹底失敗。
對新疆，中共粗暴干涉維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眾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並掠奪資源、破壞環境，造成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習近平的鐵腕統治激發某些伊斯蘭團體使用血腥的恐怖襲擊來報復。此類恐怖襲擊已經從新疆蔓延到中國其他地區乃至週邊國家。
對西藏，習近平的政策比在西藏親自參與鎮壓藏人反抗的胡錦濤更為嚴酷，他肆無忌憚地踐踏藏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藏人在自己家中為達賴喇嘛慶生都會遭到逮捕。習拒絕達賴喇嘛提出的藏區高度自治的溫和主張，導致數以百計絕望的藏人自焚抗議。就在此一背景之下，中共卻發佈名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實踐》的白皮書，聲稱現時的西藏是「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中國要成為世界霸權，其爭霸的第一對手，就是太平洋另一端的超級大國美國。中美衝突已經進入新冷戰。
習將大量資源投入亞投行、金磚組織、上合組織、新絲綢之路計劃，並提出「一帶一路」大戰略，將中國的影響力深入中亞。中國旅英國學者張煒指出：「習近平在國際舞臺上表現活躍，擺出要擔當地區領導人的態勢，對週邊鄰國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度。」習近平不僅要當地區領導人，更要成為世界霸主。在亞信峰會上，習指出「亞洲的事由亞洲人民辦」，這是對美國的挑戰和警告。他還表示：「我們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要做參與者、領導者，在國際規則制訂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
習近平深知，要成為東亞的龍頭老大，先要將日本打壓下去。中日關係深陷兩國建交後最冷的僵局。習近平在東南亞和南亞四處出擊，挑動東海和南海的領土爭端，使得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和印度等國紛紛向美國靠攏。鄰國中，即便是表面上與中國關係親近的北韓、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其實也各有算盤，算不得有共享的價值觀的盟友。
表面上看，習近平大權在握，但全世界都看透了他外強中乾的本質。美國智庫發布的研究報告披露，中共的統治已進入「黃昏時代」。西方需要跟非共產黨的力量打交道，需要直接與中國民間社會對話，西方的政府和民間機構應當走出北京的「四環路」，去接觸活的、真實的中國。在此意義上，對未來中國的影響，在獄中的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比習近平重要得多。劉曉波取代習近平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國民主化啓動的那一天。

（本文出自作者著作《走向帝制 — 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附录之二
《余杰：刘晓波为何宣称“我没有敌人”？》（民主中国）说：

赤身裸体，走向上帝

「六四」后刘晓波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他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次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刘晓波，在一九九一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一九九五年五月至一九九六年一月），被劳动教养（一九九六年十月至一九九九年十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刘晓波仍然对这个剥夺其自由的政权说：「我坚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虽然身陷囚笼，他仍然愿意做当代中国化解「敌人意识」的第一人。

「敌人意识」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精神癌症」。刘晓波指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看到中国社会转型中最艰难的部分，不是制度转型，乃是精神转型。

刘晓波之最后陈述发佈后，在国内外引发各种争议。他对狱中受到的某些善待的正面评价，尤其让那些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人士不能认同。有人认为，在其他维权人士遭遇警察和狱卒残暴对待的同时，刘晓波讚扬中共的监狱制度和司法制度取得的微不足道的「进步」，殊为不当。他在本该大声抗议的时刻，说这些「很肉麻」的话，不正表明他向强权低头，试图通过说共产党的好话来降低刑期吗？这种批评貌似有理，却是对刘晓波的文字和思想的极大误读。

首先，对这份文本应当有一种「处境化」的理解。刘晓波在这里所描述的，只是他个人的经历和他所观察到的司法和监狱系统中有限的一部分。关押他的北京市看守所，是中共当局向联合国人权专员等西方司法界人士开放的模范和样板看守所，其硬体和软体都远非普通看守所可比拟。刘晓波所讲的是他个人亲身体验，他并没有说谎或者刻意美化中国的监狱和看守所的待遇。其他一些曾经被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的人士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表述。

而这样的表达，背后确实有刘晓波的一片苦心：那就是他希望以此种善意让当局不至于把事情做绝，让他在北京的监狱服刑，这样妻子刘霞在以后漫长的十一年里，可以就近探监。否则，如果他在外地服刑，舟车劳顿的探监过程，对身体衰弱的刘霞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和折磨。为了减轻妻子的痛苦而在文字的表达上有所妥协，这是人之常情。刘晓波并非钢铁打造的「铁人」，他有血有肉，有情感，也有弱点，因此他才活得真实。然而，中共当局并未接受刘晓波在这份文字中表达的善意，仍然用最恶劣的态度对待刘晓波：最终决定将其安排到遥远的锦州监狱服刑，全然不顾其家人的痛苦。

其次，相对于自己得到的还算人道的待遇，刘晓波从未否认过其他政治犯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事实。曾经有朋友询问刘晓波，为什麽你不将以前几次坐牢的经历都写出来呢？很多著名的政治犯都写过狱中回忆录。他回答说，正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犯人，处境比一般的囚犯好，才忍住没有写狱中回忆录。刘晓波在给廖亦武的一封信中说：「与你四年的牢狱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称不上真正的灾难，第一次在秦城是单人牢房，除了一个人有时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八个月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没有自由，其他什麽都有。第三次在大连教养院，也是独处一地。我这个监狱中的贵族无法面对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声称自己三进三出地坐过牢。」在这封信中，刘晓波还写道：「我一直知道『六四』后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这样的风云人物重，狱中的条件之恶劣，非常人所能想像。······我的羞愧是无法形诸于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后半生，只能为亡灵，为那些无名的受难者活著。什麽都可以过去，但无辜者的血泪是我心中永远的石头。沉重，冰凉，有尖利的棱角。」

刘晓波当然知道更多不够有名的异议人士以及普通访民的悲惨遭遇，而且一直在向他们及其家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高智晟、滕彪、李和平等维权律师受到酷刑和毒打的消息传出之后，他在第一时间撰文声援并揭露中共政权的黑帮化；法轮功成员、基督教家庭教会信徒等群体遭到各种形式的逼迫和酷刑，他也严厉谴责中共之暴行。对这一切，他并未漠视乃至帮助当局去遮掩。

对于刘晓波的这份最后陈述，还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是：你都被人家投进监狱了，人家就是把你当作敌人，你却标榜不将人家当作敌人，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撇开某些恶意的攻击不论，从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到参与维权活动的艺术家艾未未等人，这些与刘晓波有过或多或少交往的人士，都对其「我没有敌人」的宣告持否定性看法，可见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网上有人以还「无敌派」来嘲讽刘晓波及其支持者对这一理念的坚持。其实，这些批评者既不清楚这一观点的上下文和具体语境，也对刘晓波二十年来思路和理念缺乏瞭解。他们的批评是轻率和片面的。

刘晓波的「无敌论」，对应的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评论家一平阐发说：「要理解刘晓波的这句话，需要完整地理解他的非暴力、非敌人、非仇恨的政治理念，『我没有敌人』是『三非』理念的简练表达。······面对暴虐的政权，他始终宣传和平转型，坚持理性、非暴力；他寄希望于民间，但是告诫反对派面对暴虐，要有超常的勇气，要承担磨难，要仁爱、尊严、宽容。『我没有敌人』是他面临暴虐权力施加的重刑，对他二十年来所坚持的信念的再次表达。」换言之，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或惺惺作态，背后是他长期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


在「八九」学运中，刘晓波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名为《我们的要求：校园内的自由论坛》，其中就写道：「中国的民主，必须以消除『敌人意识』为前提，因为在一个民主政体，没有敌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一切为争取民主而奋斗的人士，莫让仇恨毒化了你的智慧。」在六月二日发佈的《「六二」绝食宣言》中，他更是反复强调「放弃敌人意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这份呼吁书与当时其他的大字报的立意迥然不同，其重点不在于批判中共的独裁制度，而在于宣导一种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也使得该文本具有了「不仅是为此次运动而写」的历史超越性。

即便放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刘晓波当年的呼吁仍未过时，甚至更加重要和紧迫。比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当下中国社会的暴戾之气有增无减。由于胡温当局迷信暴力维稳，扩大社会不公，拒绝政治改革，底层反抗者逐渐失去忍耐，诸多玉石俱焚的暴力反抗接连发生。许多公共知识份子和海外民运人士也转而认为，暴力反抗是一种可以尝试的选项，对「革命」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放弃暴力比施行暴力需要更大的勇气，宣称「我没有敌人」比宣称「我有敌人」需要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源于他内心深处深沉博大的宗教情怀，尤其是长期以来基督教信仰对他潜移默化的薰染。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刘晓波就对基督教文化有了广泛涉猎和深入思考，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中最早注意到基督教与民主自由价值内在联繫的人之一。在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他找到一剂让中国起死回生的解药：「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刘晓波在梳理西方思想史时发现，基督教因素始终是一条主线：「对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种纯粹的超越性追求，对上帝的忏悔中，有一种绝对的忠诚。正是天堂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世的庸俗、懦弱。对人自身的否定和批判，是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西方的近现代人所具有的职业精神、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都来自基督教神学。」刘晓波在「八九」前夕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书名就叫《赤身裸体，走向上帝》。此书还未上市就被收回销毁，未能对中国文化界产生正面影响。

在「八九」民运中，刘晓波多次提及，他发起绝食乃是为「走向上帝」。他说：「八十年代，圣·奥古斯丁《忏悔录》是我最喜欢的经典之一，读过多遍，使我生命中追随圣迹的衝动变成了自觉的信仰欲望。」然而，由于当时的自信和自恋的心态，他未能真正谦卑顺服下来走向十字架。白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精英们的致命弱点：「中国的精英们都想当殉难的耶稣，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英雄。但是他们不愿被永远钉在十字架上，而是钉了一会儿就要被扶下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下十字架。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或叫有中国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难者。」那个时候，刘晓波还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在反对偶像化的同时，却以自我为偶像。

「六四」的失败以及此后民主运动长期处于低潮的状态，让刘晓波深入思考民主阵营的精神缺陷。他逐渐意识到，中国文化缺少对人性弱点的体察，没有上帝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自我无限化」及「缺乏对人内在限制的觉醒」两大致命后果。中国文化中缺乏基督教中的原罪观念，导致中国人缺乏忏悔精神。刘晓波写道：「我相信，忏悔和认罪之时的人是最虔诚、最透明、最富于生命力和激情的。」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满足于今世。他们寻求物质上的满足；无需求助于上帝，从而无需求助于饶恕或救赎。

在被关押在大连劳教院的三年，刘晓波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在狱中的阅读书目中，有很多都是与基督教有关的著作。在不自由的处境中，这些著作带给他心灵的自由与释放。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加尔文、朋霍费尔、巴特、西蒙娜·薇依等基督教神学家和圣徒，陪伴他渡过了一千多个漫漫长夜。

刘晓波的读书笔记记载了他的这段心路历程。他在一篇读书笔记中写道：「汉斯·昆的《论基督徒》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为狱中的我带来了铁窗中的感动。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如此激动地读书了。这种激动的、投入的感觉真好，它在告诉我：儘管自己生长在毫无宗教背景的无神论文化之中，但自己并非无可救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他被耶稣及圣徒们的事蹟所打动、所折服：「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那种圣徒人格，但被这样的书所感动所震撼，说明自己还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虔诚与谦卑，并未被牢狱之灾所吞没，也没有被曾经暴得的名声所腐蚀，我还有救，还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变成努力地接近这种人格的过程。」

出狱之后，刘晓波跟许多基督徒和家庭教会有密切联繫。虽然刘晓波并未受洗成为基督徒，却在生命本体的层面拥抱基督教精神。洗礼只是外在的形式与宣告，没有受洗的刘晓波在精神上比许多基督教都更加接近基督。由此，他的人格形态中谦卑、宽容、率真、坚忍等因素越来越厚重与丰满。

如果用政治哲学的视角来分析，刘晓波通过对基督教精神的汲取，逐渐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学习的是作为西方文化末流或歧途的、无神论的法俄式的激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而非英美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才酿成近代以来中国一连串的惨祸。「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排斥新教的英美传统而喜欢卢梭式的法国传统，进而排斥私有产权而提倡天下为公，排斥法治主义而寻找开明君主，排斥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而锺情于无神论。」在政治哲学和思想史层面，刘晓波所宣导的「我没有敌人」的理论，是向与中国擦肩而过的英美传统致敬。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尚宝军律师到北京第一看守所内看望刘晓波。在会面中，对于「我没有敌人」的最后陈述，刘晓波提出三点阐释：第一，强调没有敌人，是广义的，不是指个人的敌人，而是要从人性的角度消灭、化解仇恨，以此降低以暴易暴的风险。因为纵观历史，通常是暴力革命的成功必然会带来下一次的暴政；第二，就个人几次坐牢的经历来看，从以前的监狱（主要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的监狱生涯和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被劳教）到现在的监狱，作一个是纵的比较，不管从司法上还是从监狱的待遇及管理上都有进步。这只是个人的体验，并没有代表其他方面和个人。第三，无论法庭怎样判决，自始至终都强调自己是无罪的，不管怎麽样都会坚持这一观点。

在这次会面中，刘晓波还表示，如果有机会要特别感谢罗马尼亚籍的德国女作家、二零零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女士，因为在看守所内偶然看到了《北京日报》上对这位女作家的介绍文章，这让他感到很亲切。

刘晓波不知道的是，米勒女士强烈呼吁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也积极支持刘晓波的老朋友廖亦武赴德国出版新书。在齐奥塞斯库政权下生活多年的米勒，比西方人甚至大部分刘晓波的同胞都更瞭解刘晓波和廖亦武们的苦难与信念。赫塔·米勒发表题为《当第二隻鞋落下时》的文章声援刘晓波。这个典故来自于刘霞对他们生活状况的描述：长期以来她都处于失眠状态，睁著眼睛枯坐到天明，就好像听到楼上的人扔了一隻鞋子的声音之后，一直都在等待第二隻鞋落下的声音。当刘晓波被捕之后，第二隻鞋落下了，她总算可以安睡了。

米勒认为，自由运动的首领后来被称作自由斗士，这些自由斗士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类型：过高估计自己者一类和自我怀疑者一类。通常二者不可相容。但是，在刘晓波那里，二者融于一身，这就使他如此地真实。在一九八九年，过高估计自己是必要的。只要反抗的动力还在天安门广场涌动，勇气，直至出于渴望生而不畏惧死的勇气，是必要的。大失败之后，随著动盪后的安静，刘晓波有了自我怀疑，有了自己头脑里的孤独。米勒生动地描述说：「我尝试著去想像：晓波是如此孤独和压抑，就好像光著脚从一个鬓角到另一个鬓角，上千遍穿过自己的前额。······他毫不留情地公开表达自己的自我怀疑。」

如果要用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笨方法」改变中国，那麽人格的感染或许比思想的启蒙更重要。在今天的中国，有思想能力的人并不少，有人格魅力的人却寥寥无几，人们可能会读到一篇精彩的文章，却很难找到一个值得信赖和敬重的人物，这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弱项。人们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哈威尔，捷克会怎样；如果没有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南非会怎样；如果没有昂山素姬，缅甸会怎样。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这句话也可用在刘晓波身上。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崔健所咏唱的「一无所有」，今天的中国有了刘晓波。


宽恕与正义之平衡

在刘晓波的最后陈述之中，他对执行上级任务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不含恶意、不加贬斥，他写道：「儘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他甚至还点名表扬一名看守所的管教人员：「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著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这段话是最后陈述中引发较大争议的部分。广义地看，警察、检察官、法官和狱卒，都是极权制度的一部分，都是加害者。那麽，为什麽要使用美好的语言讚美共产党的专政工具——助纣为虐的警察、法官、检察官和狱卒呢？这些人难道不都是如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说的「以规范原则取代道德责任感」、「压抑内心良知的抵抗」的希特勒的支持者吗？这些人难道不都是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说的「懂得克服自己的怜悯心」的「平庸之恶」的代表吗？

若要进一步理解刘晓波在「没有敌人」之陈述中的真实思想，需要从历史敍事、法律责任和宗教情怀三个层面切入。

首先，以历史敍事而论，刘晓波笔下涉及的是与他亲身接触过的少数几名司法人员，这是他的「个人史」的一部分，这只是一面巨大的牆壁上的一小块马赛克。刘晓波的案子是中共政治局亲自过问的「御案」，故而一般不会出现肉体折磨和刑讯逼供的情况。从抓捕他的警察到监管他的狱卒，从起诉他的检察官到审判他的法官，每一个都经过上级的精心挑选和安排。普通的囚犯当然不可能如此幸运，在当代中国冤狱冤案的画卷中，还有诸多不一样的马赛克，充满著污秽与血迹。中共的司法系统当中，虽然存在少数刘晓波笔下的人性尚存的人员，但为数更众多的是那些盖世太保式的虐待狂。刘晓波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揭露中共警察和司法部门的黑幕，也点名批评过从「政法委」头目周永康到某些基层警察、狱卒的枉法行径。刘晓波并没有「以偏概全」地否认中国暴力机器的残暴本质。

另一方面，刘晓波论及的中国司法系统局部性、技术性的进步，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毛泽东时代视「法治」为「法制」、实际上「无法无天」的情形相比，与邓小平时代「从重从快」的「严打」运动相比，与「六四」镇压之后的肃杀气氛相比，近年来，总体而言，在国际舆论的批评和国内民众的压力之下，中国的司法机构有了一些缓慢的改进，案件审理的过程和监狱的管理方式确实在走向「正规化」。个别的人权案件可能同样黑幕重重，但一般案件的处理大都趋向于更加符合程式。说今天比毛时代还黑暗，并不符合实情。作为一名「四进宫」的囚徒，刘晓波的感受大致符合这一历史轨迹。

其次，以法律责任而论，刘晓波对部分警察、检察官、法官、狱卒的某些正面评价，不是否定他们参与一个系统性的罪恶的事实；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并不意味著在法律层面取消对加害者的追究。

刘晓波本人不将滥权者当作「敌人」看待，并不意味著在未来民主的中国，滥权者们不必为其践踏法治与普世人权价值的恶行受到正义的审判。受害者当然有权利原谅和宽恕那些加害者，但加害者一方仍然需要在法律上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在诸多经历政治转型的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律作出严格规定：凡是在原专制制度下参与过迫害工作的司法人员，都会被禁止继续在司法、行政、传媒、教育等重要部门任职。即便是那些得到刘晓波某种程度上的「正面评价」的司法人员，同样将面临这样的命运。即便以后他们拿著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对他们的好评，也不等于就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赦免书，他们必须像所有专制政权下的司法人员那样，经过一个严格而公正的甄别过程。如果他们贪赃枉法，如果他们参与製造过人权案件，便应当被清除出司法队伍。

再次，以宗教情怀而论，「我没有敌人」是一种自我的释放，也是一种对人性的信心：即便是被罪恶所捆绑和支配的个人，那些专制体系中的「螺丝钉」，身上也残存著一定的人性的良善。用「妖魔化」的观点来看待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也许有用，但不能将所有纳粹党员、共产党员都看作是魔鬼。这种偏执的观点无助于作为受害者一方完成心理疗救，更无助于社会未来的和平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是政治制度的更替，更是宗教信仰的复兴。在这一进程中，刘晓波宣导的“我没有敌人”的宗教情怀，能够避免暴力，带来和平。

刘晓波与在「文革」中被杀害的基督徒、「圣女」林昭一样，即便遭遇到最不公正的对待，也不放弃对人性的乐观期待。林昭在生命的最后日子，用血书写道：「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这种对人性的温暖的期待，与对人性中的「幽暗意识」的体察，是互相平衡的。仅有前者，是无原则的好好先生；仅有后者，则容易成为愤世嫉俗的绝望者。

在「我没有敌人」的宣告的背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宗教与伦理难题，这也是刘晓波长期思索的一个问题，即「宽恕与正义如何获得平衡」。

早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刘晓波就在大连劳教院中写下一篇关于西蒙·威森塔尔的著作《宽恕？！》的书评。西蒙·威森塔尔是犹太大屠杀的倖存者，有八十九个亲属死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他本人也在纳粹集中营中度过宝贵的青春岁月。他却提出一个让受害者难以承受的问题：是否应该宽恕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应该，谁有资格给予饶恕？这本书让刘晓波受到极大震撼：「也许是因为身在高牆之内，读西蒙·威森塔尔的《宽恕？！》，心灵被某种说不清的尖利刺痛，也被某种慢性的折磨所煎熬。」

西蒙·威森塔尔的问题自然让刘晓波想到「六四」，他也试著提出相似的问题：「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不容置疑，无辜者的血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道义资源。但是，当「八九」运动得到公正评价的那一天降临之时，「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应该得到怎样的对待？如何处理他们才能保持宽恕与正义的平衡？

在宽恕这一维度上，刘晓波所追求的，不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式的宽恕，而是当事人从内心深处自然生髮出来的一种精神信念。对于受害者而言，宽恕是自我解放的途径，若不宽恕，就只有成为仇恨的人质。研究宽恕与和解问题的学者安德鲁·瑞格认为，作恶者无权要求从他们虐待的人身上得到宽恕。宽恕是牺牲者或倖存者的特权，如果行使这种权利，他们就可能摆脱过去，使自己成为更完善的人。「从那些被我们憎恨和蔑视的人身上，我们还可能发现人性的存在，并以此来评定罪孽和罪责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困难过程中，其核心问题是分清罪人和罪行之间的区别，这反过来要求人们能够承认这些作恶者人性的一面。无论这样做有多麽困难，我们都应该这样去做，因为，这是对普遍人性的认同。」

在正义这一维度上，刘晓波认为，宽恕必须与正义之间取得某个平衡点。没有正义为价值支撑的宽恕，必然流于无是非、无善恶、无原则的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为达成宽恕，有时不得不牺牲部分正义。这是由人性的局限以及人所缔造的制度的缺陷决定的。即便在一种运作极为良好的民主和法治体系之下，也不可能有全盘、彻底的罪恶清算和转型正义，更不可能有让所有人特别是受害者群体感到完全满意的「百分之百的正义」。作为理想主义者，可以去追求这种「百分之百的正义」；但作为制度转型的现实路径的设计者，就必须考虑实践上的可行性。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由独立的民间组织「中国和解智库」召集，以「衝突与和解」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刘晓波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清算，从道义上讲百分之百的正确，杀人者犯罪者打压者必须受到惩罚，受害者必须从道义上和经济上两方面都要得到补偿。不过，像苏东这些国家，大都是拿出来一个象徵性的人物处理一下就算完了，而那些从原来体制内的人出来主导的转型国家，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前苏联有吗？台湾有吗？台湾直到民进党上台后才给了政治受难者以经济补偿，最高达到六百万新台币。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过程，道义正确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百分之百的道义诉求能实现百分之五六十那就很好了。」这表明，刘晓波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既追求崇高的精神价值，也考虑现实政治层面的可操作性。

在一个国家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宽恕与正义都是必须的。那些将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视为软弱、投降和背叛的人士，应当仔细检视「诺贝尔和平奖家族」成员们的言行。在这个「巨人的家族」中，「我没有敌人」的言论比比皆是，星星与星星在一起闪耀，高贵的言行也是如此。

一九九二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瓜地马拉印第安裔人权活动家戈贝尔塔·门楚·图姆，就是实践「我没有敌人」理念的典范。在瓜地马拉这个西半球人权纪录最恶劣的国家，军政权残酷杀戮反抗民众。门楚一家几乎遭遇灭门惨祸：她的弟弟在经受十六天酷刑之后，当著整个部族人的面被活活割皮、火烤；她的父亲逃入西班牙使馆，仍被士兵扔的手榴弹炸死；她的母亲被绑架，在遭受几个星期连续不断的强姦和酷刑后，被扔在一座山边，尸体被野兽吞食。如果按照中国「杀人偿命」的古训，门楚要杀死多少凶手才能为亲人报仇呢？

门楚在自传中写道，在奥斯陆会见军政权的头目罗德里戈上校时，「我们互相问候寒暄了几句。杀害我母亲的人祝贺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称之为国家的荣誉。我意识到，说到底我们都是同属人类。我很平静地同他讲话，就像是同一个久已疏远的老熟人一样。」门楚并没有把军政权头目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也不追求「血债血还」、「以命抵命」的结果。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塞热斯泰德讚扬说：「门楚的目标是和解与和平。她比大多数人更清楚，未来和解的基础在于以何种方式从事斗争。即使在最残暴的环境中，也必须确信我们所有人仍有那麽一点人的情感。」

曼德拉在自传中描述了一个类似的细节：在最初入狱的那些岁月里，监狱长巴登霍斯特对他和难友们尤其苛刻，经常变著法子折磨他们。就在巴登霍斯特即将调离罗本岛的时候，突然对曼德拉说：「我只能祝你们好运了。」这句看似寻常的话，让曼德拉大吃一惊：「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看上去被惊呆了，但是，我非常高兴。他说了人话，显示了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他的另一个侧面。」

此细节让曼德拉陷入深思之中：「后来，好长时间我都在思考这一个时刻。巴登霍斯特可能是我们在罗本岛上碰到的最无情、最野蛮的一个监狱长。但是，那天坐在办公室，他暴露了他的本性中还有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虽然不怎麽明显，但它确实存在。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好的启示，即使是似乎最无情的动物，有时也会有一颗宽容的心。如果触动到他们的心弦，他们也能有所改变。归根结底，巴登霍斯特并不邪恶，他的野蛮是由于野蛮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正是此细节开启了曼德拉对未来重建南非、实现民族和解的长远思考。在其当选总统后的就职典礼上，他邀请的两个观礼嘉宾就是昔日监狱的看守。

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既需要公义，更需要宽恕。不是彻底消灭所有像巴登霍斯特那样的曾经作恶的人，而是尝试如何与他们以及他们的后裔生活在一起。这也是图图大主教反复强调的一个观念：「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如果我们创建这样一种机制，使那些有罪之人回到这个社会，这有助于他们召回曾经失去的人性，并通过重建社会的和谐与统一来丰富我们大家。」

是的，惟有「我没有敌人」之理念，才能让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得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这一价值已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和认同。而在中国，它还是空谷回音。不过，随著刘晓波的宣导，它将如春雨一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谢选骏指出：所谓“我没有敌人”，就是“你们不是我的对手”或曰“我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样的宣言能不让自己的对手或 敌手气急败坏吗？

谢选骏：慢性谋杀与急性谋杀

《制止当局对郭飞雄的慢性谋杀》2017年8月3日报道说：

4月26日上午，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到监狱探视郭飞雄，发现郭飞雄的身体状况相当差，呈现出大病重病在身的明显体征，便血，口腔出血，行走和坐立不稳；4月19日曾大出血。家属多次要求狱方为郭飞雄进行体检，但都遭到粗暴拒绝。在之前两个月，2月29日，杨茂平探视郭飞雄，当时郭飞雄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差了，瘦得体重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三，吃不好睡不好，几次坐下去站不起来。再联系到此前郭飞雄被关押看守所时，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一次放风。象这样长时期的刻意的虐待，不可能仅仅是出自个别狱卒的恶毒，只可能是出自高层的授意。我们有理由认定，当局在对郭飞雄实行慢性谋杀。
   
郭飞雄无疑是当今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自2005年4月以来，郭飞雄先后四次刑拘，两度入狱；十一年间，三年在维权第一线，八年在监牢中。2005年，郭飞雄投入了太石村村民维权运动。如果我们说太石村村民的维权运动是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里程碑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说郭飞雄的行动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树立了知识人与草根相结合，展开大规模集体抗争的范例。
   
2013年，郭飞雄参加了南周事件的街头声援，现场展示“新闻自由，宪政民主”为主打的政治标牌并发表正式的政治演讲，把原本是同情、声援南周人的个案性诉求上升为全面的公民政治诉求，使这场街头集会成为直接争取自由民主的标志性事件。在监狱中，郭飞雄虽饱受折磨，但英勇不屈，是真正的硬汉，令人钦敬。由于郭飞雄的行动能力、组织能力和道德勇气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以至于不少人对他的思想和论说缺少足够的重视。这里，我特地向大家推荐在这次审判中郭飞雄的辩护词和上诉书。这两篇文字都是在看守所的恶劣环境下写成的，共计约七万字，不但把当局妄加的罪名驳得体无完肤，而且还深入透彻地阐明了维权运动的意义、宪政民主的理念以及他自己从事政治反对运动的深沉动机。在郭飞雄身陷囹圄，被剥夺行动能力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阅读他的思想，领会他的信念和理想，以及战略主张、策略主张，并从中吸取道义精神力量。
   
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当局执行了一个名叫“拔旗行动”的计划，对各个领域里人权活动的领军人物一概打压。郭飞雄的遭遇就是例证。连日来，国内和海外都发起了紧急声援行动，国际人权组织也纷纷提出强烈抗议。在郭飞雄的案例中，当局妄加罪名，判刑监禁，这本身就已经非常恶劣了，而罔顾起码的人道，刻意虐待折磨，更是不可容忍。我们必须进一步动员起来，制止当局对郭飞雄实行慢性谋杀，要求当局立即对郭飞雄进行体检，保外就医。这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谢选骏指出：我很担心，这样“进一步动员起来，制止当局对郭飞雄实行慢性谋杀，要求当局立即对郭飞雄进行体检，保外就医。这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的压力，会把慢性谋杀变成急性谋杀。按照刘晓波的事例来看，这种呼吁不仅无助于改善狱中人的处境，反而迫使监狱当局为了及早摆脱这种口头的国际压力，而尽量采取“一了百了”的方式，尽早结束谋杀过程。也许，如果那两位外国医生没有提出要把刘晓波带走，刘晓波的病情还不会如此迅速地趋于恶化，那样刘晓波也就可以多活些日子了。显然，如果刘晓波没有诺贝尔奖的光环，也就不会遭到海葬的命运。如果说，几个月以前人们还不知道刘晓波会是这样的遭遇，那么现在大家应该清楚了，郭飞雄随时可能遭到这样的待遇，因此为了郭飞熊的安全，还是停止这样无济于事而且可能适得其反的“口头捞人”的呼吁吧。

谢选骏：刘晓波与“左联五烈士”都是党内斗争的牺牲者

历史有时相似，有时不相似，有时在相似中不相似，有时又在不相似中相似。——谢选骏

（一）

网文《刘晓波的死告诉了我们什么？》（2017-07-16 格丘山）说：

刘晓波死了，死的这么惨，这么干净，连墓都没有让留。他们确实让刘晓波神灭形消了，在中国大地不留任何痕迹。而且可怕的是现在这一切都是蒙在鼓里做的，将来无历史记录可查：
1. 刘是怎么得肝癌的，有没有人为促进；
2. 发现后多长时间开始治的；
3. 怎么治的；
4. 为什么不让他到国外，是不是心虚；
这一切，随着尸体火化，撒海，恐怕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中国流氓政府欺人太甚了。
更可怕的是刘晓波死后，流氓政府操纵了刘晓波的发音：
“沈阳当局的官方记者会还请出刘晓光背书，说刘晓波的后事安排都是按照刘霞和家人提出的要求，政府给予‘圆满兑现’，还赞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幷感谢当局处理‘细致、周到，甚至完美’。”
此举让还在中国的民运人士胡佳吓坏了，马上宣布自己万一死了，他本人和家属没有马上烧掉和扔大海的愿望，如果有人说有，一定有问题。 
这一切说明什么？中国流氓政府在中国已经控制了一切，已经熟练的掌握和运用了从关，到病，到死，到治，到死，到烧，到亲族要求，到扔，最后亲族感谢的一条龙作业，别人看不到，也无法触及。也说明了这个流氓政府如果要杀一个人，它可以藐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要求，抗议，使别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然后毁灭所有证据。

中国流氓政府在刘晓波死中藐视全世界的肆无忌惮和目中无人的傲慢， 西方世界和民主力量在这场斗争中的无能为力，确实已经敲响了这个世界的丧钟， 这是对世界人类文明和良知的公然蹂躏和残踏。这决不是仅仅对中国的丧钟， 也是对人类和世界警告的警钟：如果当年甘地或曼德拉到了中国流氓政府手里，也会照杀不误，也就没有今天我们知道的甘地或曼德拉。

刘晓波的死告诉了我们什么：
1. 中国政府仗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已经完全放弃了改革开放开始时假装谦和的面孔，露出狰狞凶残的真面目，与朝鲜政府一起成为一对世界上惟存的俩个流氓政府。
2. 中国民主道路走和平的温和道路已无可能。
3. 中国人要完全靠本身的力量要对付这个流氓政府已无可能，更可怕的我们也看不到西方世界怎么应对这个流氓政府的乐观前景。

形势比上世纪美苏对抗更为严重：
1. 当年的美国比今天的美国要强大，对苏联充满警惕，双方是在冷战；
2. 现在中国的经济控制了美国市场，世界市场；
3. 现在中国的特务遍布美国，中国是以美国友好国家的位置在美国活动，苏联当时完全做不到；
4. 最厉害的是中国的腐败会像瘟疫一样腐蚀美国，中国的糖弹无往而不克，美国的一些政要今后几年中会有不少中弹。
5. 美国政府靠纳税人生存，FBI只有有限的经费查犯罪， 一旦美国官员政要堕入与中国贪官狼狈为奸，不可能有纪检来查，那是真正的世界末日。

我确实看不到美国拿什么来与中国对抗， 这是我们感到最丧气的地方，而这个世界能与这个流氓国家斗的力量惟有美国。
我们前面是长长的寒夜。 看不到光芒。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悲观论调是杞人忧天。我认为，从文艺青年和行为艺术的角度看，刘晓波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他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不仅仅是和平奖。从文艺青年和行为艺术的角度看，名噪一时的艾未未和他相比也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虽然艾未未也比莫言和最近得奖的美国歌手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二）

1988年11月27日，刘晓波结束在挪威的讲学，应夏威夷大学之邀，途经香港，逗留几日，接受了《解放月报》金钟的专访。在此次采访中，刘晓波“没有表示一点学者的拘谨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顽强地表现自己观念的‘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不但对西方汉学进行了批判，对电视片《河殇》的批判也毫不留情，甚至语出惊人宣称中国需要三百年的殖民地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变革。

谈到电视片《河殇》所表达的“透过所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中国一定要走向海洋”这个意念时，刘晓波说：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幷不构成冲突和对抗，那也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幷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没有明白，《河殇》的黄色文明首先指的是延安精神（黄河心理）、共产党文化，批判传统那是指桑指桑骂槐、借古讽今。当然，我们不能用一个科学的标准去谈论文艺青年和行为艺术；同样，我们也不能用一个历史学家的尺度去衡量文艺青年的言论；不能用一个哲学家的标准却审判行为艺术。

刘晓波继续批判《河殇》：

“我特别不喜欢《河殇》的解说词和它的语调，那是一种毛泽东式的语言，救世主式的语言。毛泽东这一点很厉害，他的语言影响了当代中国所有的理论和小说。”

“《河殇》在解说词和画画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它提出中国的西化，可今后中国要中化世界。中国人的观念是：西方强大时，中国人当奴隶，中国强大时，它要西方人当奴隶……”

谢选骏指出：作为文艺青年，刘晓波不懂，《河殇》写成这样都引起了轩然大波，直接促成了八九民运、变成了苏东波的导火索、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如果像他说的那样去写，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创造新局的历史事变了。

刘晓波说“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谢选骏指出：这还是一个文艺青年的雾里看花，如果真的像他说的这样，现在的人为何还会怀念“八十年代”？作为文艺青年的刘晓波不能理解，新名词所具有的爆炸力。正如他幷不知道甚至幷非新颖的“零八宪章”这个词，本身就有极大的爆炸力。而许良英当时就知道，幷警告过当局一定会抓人的。结果刘晓波的妻子承认他没有想到当局会因此抓他，更没有想到会因此坐牢，当然更更没有想到会因此被肝癌、被海葬……这就是一个文艺青年不幸变成了文艺老年的悲剧，一个典型的“秀才遇见兵”。

在被金钟问道“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再次语出惊人：“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不是历史学家，所以不知道澳洲原住民和美洲原住民的遭遇。而这些，一百年前的邹容都知道的。同时他不知道，从小抚养他长大的“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是苏联的殖民地。他的“三百年”，后来演变为“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但是共产党并不领情。由此可见，刘晓波真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文艺青年。人们真的不该如此认真地抓住他的信口开河，进而以言治罪、如此残酷地对待他。他天真烂漫，完全没有想到“说话写作的后果”，并不仅仅都是虚拟的文学。

刘晓波对金钟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谢选骏指出：文艺青年刘晓波把这些话当作行为艺术的表达，但当权者却从法学层面去抓住这些话不放，幷且就此合并惩罚，不让他死后进入祖坟，直接送到大海里享受希特勒和宾拉登的待遇了。

金钟继续记录：“前往挪威、美国游历讲学，刘晓波讲授的内容已悄然由中国当代文学转到了哲学和当代政治的范畴。他的人生有了更加炫目的光彩。”——殊不知这个“转到”才是更加致命的开始，因为仅仅文学现代的酷吏还可以容忍虚拟，不用毛泽东“利用小说反党”的老虎凳来审查，但是公开宣告哲学和政治，却会被当做“笔杆子”、当做“上层建筑”来处理，升级到政权保卫战的高度来处理，文艺青年误入其间，凶多吉少，会被当做第五纵队给吃掉，就像鲁迅所哀悼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那样。

下面这段话，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不会说得出口，但是刘晓波说了，这说明这位文艺青年真的没有一点政治细胞：“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1988年12月，刘晓波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讲学，然后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他到纽约已经是1989年的2月份了，不久北京高校便爆发了民运。访问学者刘晓波也随即响应，参与海外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声援活动。（《明镜月刊》第９期）

（三）

在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英国媒体《卫报》2010年12月15日发表了题为《诺贝尔获奖者刘晓波的支持者真的明白他代表着什么吗？》的文章，文章原标题为“Do supporters of Nobel winner Liu Xiaobo really know what he stands for?”：

在最近几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政治观点变成了支持人权和民主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为避免讨论，他的大部分观点已经被删减，因此引发了一边倒的争论。在三周之内，香港出版了500多篇关于刘的文章，其中只有10篇是批评刘或和平奖的。

而在中国，在他获奖之前，大部分人并不关注刘。杰安迪（Andrew Jacobs）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布的调查结果称，在诺贝尔奖颁奖之后，一份对大学生的官方调查显示，85%的人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刘和《零八宪章》。

挪威汉学家何莫邪教授（Norwegian Sinologist）援引了中国的评价，幷暗示中国的年轻人仍然不太关注刘晓波。年纪稍大一些的知识分子比较关注这个奖项，但是他们认为刘晓波不是合适的得奖人。

囚禁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刘的政见流传很广，大多数人都不会支持他得奖，因为他提倡战争而非和平。他曾经支持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他曾在2001年的论文中回顾性地分析幷支持越南和朝鲜战争。在他题为《冷战的教训》的文章中，刘表示“自由世界是在美国领导下，与所有践踏人权的政权作斗争。美国发起的重要战争在伦理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在2005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刘热情赞扬小布什（George Bush）在伊拉克作出的战争努力，同时谴责没有完全支持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

原文如下：“布什在反恐怖主义行动中的杰出成就不能被克里抹杀。在打击萨达姆政权的过程中必须承受诸多风险，幷明白不采取行动会导致更大的危险。这已经在二战和“9?11”事件中得到证明。无论如何，打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是正义的。布什总统的决定是正确的。”

刘还曾片面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的立场。他将巴以冲突归罪于巴勒斯坦，他认为后者“通常是破坏分子”。

刘曾经还提倡将中国完全西方化。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选择西方化就是选择成为一个人”。他还抨击中国电视纪录片《河殇》没有彻底批判中国文化，也没有足够热情地提倡西方化，他表示“如果我来制作这部记录片，我将展示出中国人是多么地懦弱无能和混乱。”刘认为最不幸的是，在对话中单一语言制将他和显得“非常愚昧和庸俗”的中国文化氛围捆绑在一起。

哈佛研究员林同奇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刘的书中带有“对中国民族性格的辛辣攻击”。在众所周知的1988年的声明中，刘表示，“香港花了100年的时间变成现在这样。鉴于中国的庞大面积，它将需要300年的殖民地化才能变成如今的香港。我甚至怀疑300年够不够。”

他在2006年的公开杂志中还断言了这种观点，他表示，中国的进步取决于西方化，西方化越多，进步越大。但是他的支持者辩解称，刘的亲殖民主义只是一种挑衅，其实这与他逻辑上支持完全西方化和美国领导政权变革战争是一致的。

《卫报》认为外界对刘晓波真实政见了解不足。《零八宪章》呼吁在中国建立西方政治体制，幷将所有企业和土地私有化。意料之中的是，那些他牵头的机构都获得了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然而调查发现，一些贫困国家要过渡到民主选举，其法律制度未必可以跟进，但是一定会伴随着不稳定性和缓慢发展。因此，民主选举未必可以实现善政廉政，在这样的形势下，甚至连制度本身都无法维持下去。

在后共产主义或发展中国家，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刘所谓的公平的私有化。东欧的私有化通常导致一些政治寡头大量窃取公共财产，因此逐渐变得不受欢迎，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希望改变这种制度。私有化在印度、拉丁美洲和中国都不受欢迎，而在世界其他国家有关私有化的研究也显示，它对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在中国进行土地私有化将会产生土地集中化和无地农民。

谢选骏指出：上述观点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私有化也同样不可阻挡，先富阶层已经垄断了中国的一切。刘晓波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立法者，不是一个哲学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只是文艺青年，否则就不会考虑不周到如此地步。如果真的把政治家、立法者、哲学家、历史学家……这多么的大帽子都戴在他的头上，那就是不可承受的重量，连毛泽东都会因此沉沦，他的妻子为他坐牢到死。


（四）

《挽联配空椅大华府公祭刘晓波》（世界新闻网2017年07月17日）报道说：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13日病逝，引发举世瞩目，全球各地的公祭活动不断。刘晓波生前好友及关心其生平的一批志愿者，16日晚在华盛顿共产主呼吁生者传承他的勇气与精神，完成其遗志；同时亦疾呼各方努力，让刘晓波的太太刘霞早日来到自由之地义受难者纪念碑前为他举行公祭，纪念刘晓波为争取民主、自由、宪政中国的努力。

「晓挂云帆夕渡冥河 英雄来去都自由 波涌海天虹贯霄壤 圣贤生死皆圆满」在学者王康为刘晓波所作的挽联中间，摆着刘晓波的照片和一把空椅，意在呼应当年，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对着一张空椅，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人在狱中的刘晓波。

伴着刘晓波获诺贝尔奖时的仪式主题歌「索尔维格之歌」(Solveigs song)，刘晓波友人与现场民众相继发言，追思刘晓波精神，并探讨中国的未来。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说，「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一让刘霞早日来到自由之地，二让《零八宪章》的精神传遍整个中国，幷改变中国。」他呼吁海外从事中国民主化的个人团体团结起来、消除分歧，依照‘零八’精神，争取民主、自由宪政及联邦制的中国而努力。「晓波的去世，给我们更多信心而非黑暗。」
 
谢选骏指出：上述两“让”是矛盾，如果想“刘霞早日来到自由之地”，就不能让“《零八宪章》的精神传遍整个中国，幷改变中国。”如果想“让《零八宪章》的精神传遍整个中国，幷改变中国”，就不能“让刘霞早日来到自由之地”。望主办者深思，鱼与熊掌，对方不会让你兼得。


附录

“左联五烈士”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

《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4月下）


“事实上，他们（即‘左联五烈士’）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朱正在《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无疑向人们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扶持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开会的情况，据当时在场的六届中委罗章龙回忆说：

在四中全会开始时，米夫宣布开会，会议按预先所拟定的议事日程进行。首先由国际代表作政治报告，着重批判右倾思想，要求执行国际路线，强调改造党的领导机构，成立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机构……最后由米夫起立宣布进行选举，提名王明、博古等名字，说明国际全力支持他们的决心。座中诸同志不耐，以脚擦地板，会场上一片嘘声四起，登时秩序紊乱。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出席的中委等二十六人声明选举不合手续，会议应即停开，宣告会议决裂。于是代表群起集体退席，走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甚至还成了政治局委员。会上六届中委史文彬提出：这样的增补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共产国际也不能随意任命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之个人担任中央领导成员。会后，罗章龙、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联名写信给米夫，再次表示会议为非法，应宣布会议一切决议及选举结果为无效。请他转达国际，采纳多数中委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七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的分歧。

米夫感到事情有点不好办，就邀请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来开个会，以消除分歧。这会是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一所花园洋房内开的，后来就被称为“花园会议”。1月10日黄昏时候，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批来到这里住下来。第二天，以米夫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为一方，二十六个反对者为另一方，开会了。双方都还是坚持各自原来的意见，说不到一块儿去。最后，随同米夫前来的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说罢，米夫等三个外国人就怒气冲冲地下楼而去。

三个国际代表离去之后，顾顺章在会场上出现了。他要求大家在这里再住一夜。说是外面似有警情，如果走难保安全，并且将门上锁，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觉到他不怀好意，就冲破他的阻拦，分批离去了。事后才听到说，顾顺章奉命留难，果然是想消灭这些反对者。

这些不承认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就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据罗章龙的回忆录说，冯铿被选为“非委”的候补委员。

革命文艺界也发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艺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是李求实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人。

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五十多名便衣警探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的时候，就全都被捕了。当场抓了二十九人。当天晚上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十二人。罗章龙在《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中说，这次大逮捕显然是有叛徒告密。究竟是谁告的密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

柔石是在东方饭店被捕的，他后来在狱中曾写信给同乡王育和（号清溪）：

请将此信挂号转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王清溪兄收。

清溪兄：

在狱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膛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须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

祝你们好！

雄 五日

信中的“大先生”是一些亲近的人对鲁迅的称呼。柔石曾化名“少雄”，这里简略为“雄”。信是2月5日星期四写的，然而，两天之后即被杀，他已经没有“下星期三”了。柔石完全不知道这已经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十个小时，还希望大先生能设法（例如通过蔡元培）去营救他。

营救的事，在他们这批人被捕之后就立即开始了。“非委”中央责成史文彬等人筹措营救的款项，找关系营救，并且通过关系给被捕者送去了一些食品和衣服。老闸捕房有一包探头目同林育南的岳父有交情，表示愿意尽力营救育南，其他诸人则不能为力。被捕者的亲属也都各自设法。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文中记下了她进行营救的情形：

……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没有什么办法，我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么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出钱买的办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买。我又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了向我说，人已转到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师，回信又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邵力子说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张群，要我去找这位上海市长，可是他又悄悄告诉旁人，说找张群也不会有什么用，他说要找陈立夫。那位说可以设法买人的也回绝了，说这事很难。龙华司令部的律师谢绝了，他告诉我这案子很重……

热心营救胡也频的还有沈从文。胡适1931年1月20日的日记说：

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二十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二十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胡适虽然说了“我无法援助”，但还是拗不过沈从文，按沈的要求为他写了封请蔡元培帮忙的信。沈拿了这信跑到南京去找了蔡元培。蔡元培还真给张群写了信。2月20日蔡给胡适回信说：

适之先生大鉴：

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嘱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蔡元培这信是2月20日写的，已在胡也频被杀十多天之后了，信中还在说“至今尚未开释”的梦话，可见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屠杀已经发生：

1月17日在东方饭店被捕的这一批政治犯，其中二十三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非委革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还有非委候补中委、非委妇女部的冯铿。

这里的柔石、殷夫（又名白莽）、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又名李伟森）原是“左联”的成员，他们就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据罗章龙的回忆录中说，“后来临中（临时中央，指六届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认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为反党，为叛徒，公然宣称他们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作了这样的结论：

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呵呵。

（选自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的死亡，除了是“一个文艺青年到一个文艺老年的悲剧”；还是“一个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因为他不把中共当作敌人，所以他只能死无葬身之地了。

谢选骏：富士康配合台独准备逃离大陆

《特朗普称郭台铭对美投资可能增至300亿美元 富士康拒绝置评》2017年8月2日说：

美国媒体报道，在本周二白宫的一个聚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扼要转述富士康集团亿万富豪董事长郭台铭 “私下里”对他说的话，称这家苹果公司最大生产合作伙伴的创始人正在考虑将其计划中的对美投资金额扩大两倍至300亿美元。

身为苹果iPhone主要装配商的富士康上周宣布，公司计划斥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辛州兴建一座显示器工厂，并聘用多达13，000名工人。特朗普大肆宣扬这是他旨在使就业机会回归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所取得的一大胜利。这才仅仅是开始，特朗普周二在于白宫举行的一个小企业掌门人聚会上如此说。

“他们要投100亿美元。但是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伟大商人，”特朗普说。“我想这个数字会是300亿美元。”“他私下告诉我，他认为300亿美元也是可能的。想想吧，他会投300亿美元啊，不过呢，这是他私底下跟我说的，我答应他不告诉任何人。”此时听众中爆发出了笑声。

特朗普指的是郭台铭的显示器工厂计划呢，还是对美国的总体投资，抑或还包括制造业其他方面的投资，这些目前还不是很清楚。特朗普上个月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经表示，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已经承诺要在美国国内兴建三座“大”厂，不过关于此也没有任何具体细节。

郭台铭这位世界最大代工商的创始人近来一直在谈论全球投资计划。据Livemint报道，他计划在印度投资50亿美元。郭台铭6月份还曾表示，富士康的美国投资最终可能会超过100亿美元。特朗普也没说具体细节，富士康发言人本周三重述了富士康的美国投资计划，但对特朗普的说法也拒绝置评。

谢选骏指出：春江水暖鸭先知，没有祖国的商人，最能领略全球气候的转变。尤其主权国家没分的台湾商人就更是如此了。1989年6月4日以后，台商率先深入投资了当时遭到国际制裁的中国大陆，比后来跟进的世界各国都先富了起来，日本紧接下来也是如此。现在，台商开始转投美国——这是否意味着新的经济周期个政治格局不期而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