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刘晓波与“左联五烈士”都是党内斗争的牺牲者

历史有时相似，有时不相似，有时在相似中不相似，有时又在不相似中相似。——谢选骏

（一）

网文《刘晓波的死告诉了我们什么？》（2017-07-16 格丘山）说：

刘晓波死了，死的这么惨，这么干净，连墓都没有让留。他们确实让刘晓波神灭形消了，在中国大地不留任何痕迹。而且可怕的是现在这一切都是蒙在鼓里做的，将来无历史记录可查：
1. 刘是怎么得肝癌的，有没有人为促进；
2. 发现后多长时间开始治的；
3. 怎么治的；
4. 为什么不让他到国外，是不是心虚；
这一切，随着尸体火化，撒海，恐怕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中国流氓政府欺人太甚了。
更可怕的是刘晓波死后，流氓政府操纵了刘晓波的发音：
“沈阳当局的官方记者会还请出刘晓光背书，说刘晓波的后事安排都是按照刘霞和家人提出的要求，政府给予‘圆满兑现’，还赞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幷感谢当局处理‘细致、周到，甚至完美’。”
此举让还在中国的民运人士胡佳吓坏了，马上宣布自己万一死了，他本人和家属没有马上烧掉和扔大海的愿望，如果有人说有，一定有问题。 
这一切说明什么？中国流氓政府在中国已经控制了一切，已经熟练的掌握和运用了从关，到病，到死，到治，到死，到烧，到亲族要求，到扔，最后亲族感谢的一条龙作业，别人看不到，也无法触及。也说明了这个流氓政府如果要杀一个人，它可以藐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要求，抗议，使别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然后毁灭所有证据。

中国流氓政府在刘晓波死中藐视全世界的肆无忌惮和目中无人的傲慢， 西方世界和民主力量在这场斗争中的无能为力，确实已经敲响了这个世界的丧钟， 这是对世界人类文明和良知的公然蹂躏和残踏。这决不是仅仅对中国的丧钟， 也是对人类和世界警告的警钟：如果当年甘地或曼德拉到了中国流氓政府手里，也会照杀不误，也就没有今天我们知道的甘地或曼德拉。

刘晓波的死告诉了我们什么：
1. 中国政府仗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已经完全放弃了改革开放开始时假装谦和的面孔，露出狰狞凶残的真面目，与朝鲜政府一起成为一对世界上惟存的俩个流氓政府。
2. 中国民主道路走和平的温和道路已无可能。
3. 中国人要完全靠本身的力量要对付这个流氓政府已无可能，更可怕的我们也看不到西方世界怎么应对这个流氓政府的乐观前景。

形势比上世纪美苏对抗更为严重：
1. 当年的美国比今天的美国要强大，对苏联充满警惕，双方是在冷战；
2. 现在中国的经济控制了美国市场，世界市场；
3. 现在中国的特务遍布美国，中国是以美国友好国家的位置在美国活动，苏联当时完全做不到；
4. 最厉害的是中国的腐败会像瘟疫一样腐蚀美国，中国的糖弹无往而不克，美国的一些政要今后几年中会有不少中弹。
5. 美国政府靠纳税人生存，FBI只有有限的经费查犯罪， 一旦美国官员政要堕入与中国贪官狼狈为奸，不可能有纪检来查，那是真正的世界末日。

我确实看不到美国拿什么来与中国对抗， 这是我们感到最丧气的地方，而这个世界能与这个流氓国家斗的力量惟有美国。
我们前面是长长的寒夜。 看不到光芒。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悲观论调是杞人忧天。我认为，从文艺青年和行为艺术的角度看，刘晓波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他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不仅仅是和平奖。从文艺青年和行为艺术的角度看，名噪一时的艾未未和他相比也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虽然艾未未也比莫言和最近得奖的美国歌手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二）

1988年11月27日，刘晓波结束在挪威的讲学，应夏威夷大学之邀，途经香港，逗留几日，接受了《解放月报》金钟的专访。在此次采访中，刘晓波“没有表示一点学者的拘谨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顽强地表现自己观念的‘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不但对西方汉学进行了批判，对电视片《河殇》的批判也毫不留情，甚至语出惊人宣称中国需要三百年的殖民地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变革。

谈到电视片《河殇》所表达的“透过所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中国一定要走向海洋”这个意念时，刘晓波说：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幷不构成冲突和对抗，那也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幷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没有明白，《河殇》的黄色文明首先指的是延安精神（黄河心理）、共产党文化，批判传统那是指桑指桑骂槐、借古讽今。当然，我们不能用一个科学的标准去谈论文艺青年和行为艺术；同样，我们也不能用一个历史学家的尺度去衡量文艺青年的言论；不能用一个哲学家的标准却审判行为艺术。

刘晓波继续批判《河殇》：

“我特别不喜欢《河殇》的解说词和它的语调，那是一种毛泽东式的语言，救世主式的语言。毛泽东这一点很厉害，他的语言影响了当代中国所有的理论和小说。”

“《河殇》在解说词和画画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它提出中国的西化，可今后中国要中化世界。中国人的观念是：西方强大时，中国人当奴隶，中国强大时，它要西方人当奴隶……”

谢选骏指出：作为文艺青年，刘晓波不懂，《河殇》写成这样都引起了轩然大波，直接促成了八九民运、变成了苏东波的导火索、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如果像他说的那样去写，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创造新局的历史事变了。

刘晓波说“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谢选骏指出：这还是一个文艺青年的雾里看花，如果真的像他说的这样，现在的人为何还会怀念“八十年代”？作为文艺青年的刘晓波不能理解，新名词所具有的爆炸力。正如他幷不知道甚至幷非新颖的“零八宪章”这个词，本身就有极大的爆炸力。而许良英当时就知道，幷警告过当局一定会抓人的。结果刘晓波的妻子承认他没有想到当局会因此抓他，更没有想到会因此坐牢，当然更更没有想到会因此被肝癌、被海葬……这就是一个文艺青年不幸变成了文艺老年的悲剧，一个典型的“秀才遇见兵”。

在被金钟问道“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再次语出惊人：“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不是历史学家，所以不知道澳洲原住民和美洲原住民的遭遇。而这些，一百年前的邹容都知道的。同时他不知道，从小抚养他长大的“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是苏联的殖民地。他的“三百年”，后来演变为“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但是共产党并不领情。由此可见，刘晓波真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文艺青年。人们真的不该如此认真地抓住他的信口开河，进而以言治罪、如此残酷地对待他。他天真烂漫，完全没有想到“说话写作的后果”，并不仅仅都是虚拟的文学。

刘晓波对金钟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谢选骏指出：文艺青年刘晓波把这些话当作行为艺术的表达，但当权者却从法学层面去抓住这些话不放，幷且就此合并惩罚，不让他死后进入祖坟，直接送到大海里享受希特勒和宾拉登的待遇了。

金钟继续记录：“前往挪威、美国游历讲学，刘晓波讲授的内容已悄然由中国当代文学转到了哲学和当代政治的范畴。他的人生有了更加炫目的光彩。”——殊不知这个“转到”才是更加致命的开始，因为仅仅文学现代的酷吏还可以容忍虚拟，不用毛泽东“利用小说反党”的老虎凳来审查，但是公开宣告哲学和政治，却会被当做“笔杆子”、当做“上层建筑”来处理，升级到政权保卫战的高度来处理，文艺青年误入其间，凶多吉少，会被当做第五纵队给吃掉，就像鲁迅所哀悼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那样。

下面这段话，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不会说得出口，但是刘晓波说了，这说明这位文艺青年真的没有一点政治细胞：“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1988年12月，刘晓波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讲学，然后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他到纽约已经是1989年的2月份了，不久北京高校便爆发了民运。访问学者刘晓波也随即响应，参与海外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声援活动。（《明镜月刊》第９期）

（三）

在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英国媒体《卫报》2010年12月15日发表了题为《诺贝尔获奖者刘晓波的支持者真的明白他代表着什么吗？》的文章，文章原标题为“Do supporters of Nobel winner Liu Xiaobo really know what he stands for?”：

在最近几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政治观点变成了支持人权和民主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为避免讨论，他的大部分观点已经被删减，因此引发了一边倒的争论。在三周之内，香港出版了500多篇关于刘的文章，其中只有10篇是批评刘或和平奖的。

而在中国，在他获奖之前，大部分人并不关注刘。杰安迪（Andrew Jacobs）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布的调查结果称，在诺贝尔奖颁奖之后，一份对大学生的官方调查显示，85%的人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刘和《零八宪章》。

挪威汉学家何莫邪教授（Norwegian Sinologist）援引了中国的评价，幷暗示中国的年轻人仍然不太关注刘晓波。年纪稍大一些的知识分子比较关注这个奖项，但是他们认为刘晓波不是合适的得奖人。

囚禁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刘的政见流传很广，大多数人都不会支持他得奖，因为他提倡战争而非和平。他曾经支持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他曾在2001年的论文中回顾性地分析幷支持越南和朝鲜战争。在他题为《冷战的教训》的文章中，刘表示“自由世界是在美国领导下，与所有践踏人权的政权作斗争。美国发起的重要战争在伦理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在2005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刘热情赞扬小布什（George Bush）在伊拉克作出的战争努力，同时谴责没有完全支持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

原文如下：“布什在反恐怖主义行动中的杰出成就不能被克里抹杀。在打击萨达姆政权的过程中必须承受诸多风险，幷明白不采取行动会导致更大的危险。这已经在二战和“9?11”事件中得到证明。无论如何，打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是正义的。布什总统的决定是正确的。”

刘还曾片面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的立场。他将巴以冲突归罪于巴勒斯坦，他认为后者“通常是破坏分子”。

刘曾经还提倡将中国完全西方化。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选择西方化就是选择成为一个人”。他还抨击中国电视纪录片《河殇》没有彻底批判中国文化，也没有足够热情地提倡西方化，他表示“如果我来制作这部记录片，我将展示出中国人是多么地懦弱无能和混乱。”刘认为最不幸的是，在对话中单一语言制将他和显得“非常愚昧和庸俗”的中国文化氛围捆绑在一起。

哈佛研究员林同奇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刘的书中带有“对中国民族性格的辛辣攻击”。在众所周知的1988年的声明中，刘表示，“香港花了100年的时间变成现在这样。鉴于中国的庞大面积，它将需要300年的殖民地化才能变成如今的香港。我甚至怀疑300年够不够。”

他在2006年的公开杂志中还断言了这种观点，他表示，中国的进步取决于西方化，西方化越多，进步越大。但是他的支持者辩解称，刘的亲殖民主义只是一种挑衅，其实这与他逻辑上支持完全西方化和美国领导政权变革战争是一致的。

《卫报》认为外界对刘晓波真实政见了解不足。《零八宪章》呼吁在中国建立西方政治体制，幷将所有企业和土地私有化。意料之中的是，那些他牵头的机构都获得了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然而调查发现，一些贫困国家要过渡到民主选举，其法律制度未必可以跟进，但是一定会伴随着不稳定性和缓慢发展。因此，民主选举未必可以实现善政廉政，在这样的形势下，甚至连制度本身都无法维持下去。

在后共产主义或发展中国家，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刘所谓的公平的私有化。东欧的私有化通常导致一些政治寡头大量窃取公共财产，因此逐渐变得不受欢迎，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希望改变这种制度。私有化在印度、拉丁美洲和中国都不受欢迎，而在世界其他国家有关私有化的研究也显示，它对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在中国进行土地私有化将会产生土地集中化和无地农民。

谢选骏指出：上述观点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私有化也同样不可阻挡，先富阶层已经垄断了中国的一切。刘晓波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立法者，不是一个哲学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只是文艺青年，否则就不会考虑不周到如此地步。如果真的把政治家、立法者、哲学家、历史学家……这多么的大帽子都戴在他的头上，那就是不可承受的重量，连毛泽东都会因此沉沦，他的妻子为他坐牢到死。


（四）

《挽联配空椅大华府公祭刘晓波》（世界新闻网2017年07月17日）报道说：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13日病逝，引发举世瞩目，全球各地的公祭活动不断。刘晓波生前好友及关心其生平的一批志愿者，16日晚在华盛顿共产主呼吁生者传承他的勇气与精神，完成其遗志；同时亦疾呼各方努力，让刘晓波的太太刘霞早日来到自由之地义受难者纪念碑前为他举行公祭，纪念刘晓波为争取民主、自由、宪政中国的努力。

「晓挂云帆夕渡冥河 英雄来去都自由 波涌海天虹贯霄壤 圣贤生死皆圆满」在学者王康为刘晓波所作的挽联中间，摆着刘晓波的照片和一把空椅，意在呼应当年，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对着一张空椅，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人在狱中的刘晓波。

伴着刘晓波获诺贝尔奖时的仪式主题歌「索尔维格之歌」(Solveigs song)，刘晓波友人与现场民众相继发言，追思刘晓波精神，并探讨中国的未来。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说，「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一让刘霞早日来到自由之地，二让《零八宪章》的精神传遍整个中国，幷改变中国。」他呼吁海外从事中国民主化的个人团体团结起来、消除分歧，依照‘零八’精神，争取民主、自由宪政及联邦制的中国而努力。「晓波的去世，给我们更多信心而非黑暗。」
 
谢选骏指出：上述两“让”是矛盾，如果想“刘霞早日来到自由之地”，就不能让“《零八宪章》的精神传遍整个中国，幷改变中国。”如果想“让《零八宪章》的精神传遍整个中国，幷改变中国”，就不能“让刘霞早日来到自由之地”。望主办者深思，鱼与熊掌，对方不会让你兼得。


附录

“左联五烈士”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

《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4月下）


“事实上，他们（即‘左联五烈士’）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朱正在《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无疑向人们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扶持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开会的情况，据当时在场的六届中委罗章龙回忆说：

在四中全会开始时，米夫宣布开会，会议按预先所拟定的议事日程进行。首先由国际代表作政治报告，着重批判右倾思想，要求执行国际路线，强调改造党的领导机构，成立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机构……最后由米夫起立宣布进行选举，提名王明、博古等名字，说明国际全力支持他们的决心。座中诸同志不耐，以脚擦地板，会场上一片嘘声四起，登时秩序紊乱。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出席的中委等二十六人声明选举不合手续，会议应即停开，宣告会议决裂。于是代表群起集体退席，走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甚至还成了政治局委员。会上六届中委史文彬提出：这样的增补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共产国际也不能随意任命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之个人担任中央领导成员。会后，罗章龙、史文彬等二十六人联名写信给米夫，再次表示会议为非法，应宣布会议一切决议及选举结果为无效。请他转达国际，采纳多数中委意见，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七次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的分歧。

米夫感到事情有点不好办，就邀请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来开个会，以消除分歧。这会是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一所花园洋房内开的，后来就被称为“花园会议”。1月10日黄昏时候，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批来到这里住下来。第二天，以米夫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为一方，二十六个反对者为另一方，开会了。双方都还是坚持各自原来的意见，说不到一块儿去。最后，随同米夫前来的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说罢，米夫等三个外国人就怒气冲冲地下楼而去。

三个国际代表离去之后，顾顺章在会场上出现了。他要求大家在这里再住一夜。说是外面似有警情，如果走难保安全，并且将门上锁，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觉到他不怀好意，就冲破他的阻拦，分批离去了。事后才听到说，顾顺章奉命留难，果然是想消灭这些反对者。

这些不承认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就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据罗章龙的回忆录说，冯铿被选为“非委”的候补委员。

革命文艺界也发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艺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是李求实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人。

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五十多名便衣警探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的时候，就全都被捕了。当场抓了二十九人。当天晚上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十二人。罗章龙在《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中说，这次大逮捕显然是有叛徒告密。究竟是谁告的密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

柔石是在东方饭店被捕的，他后来在狱中曾写信给同乡王育和（号清溪）：

请将此信挂号转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王清溪兄收。

清溪兄：

在狱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膛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须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

祝你们好！

雄 五日

信中的“大先生”是一些亲近的人对鲁迅的称呼。柔石曾化名“少雄”，这里简略为“雄”。信是2月5日星期四写的，然而，两天之后即被杀，他已经没有“下星期三”了。柔石完全不知道这已经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十个小时，还希望大先生能设法（例如通过蔡元培）去营救他。

营救的事，在他们这批人被捕之后就立即开始了。“非委”中央责成史文彬等人筹措营救的款项，找关系营救，并且通过关系给被捕者送去了一些食品和衣服。老闸捕房有一包探头目同林育南的岳父有交情，表示愿意尽力营救育南，其他诸人则不能为力。被捕者的亲属也都各自设法。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文中记下了她进行营救的情形：

……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没有什么办法，我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么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出钱买的办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买。我又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了向我说，人已转到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师，回信又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邵力子说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张群，要我去找这位上海市长，可是他又悄悄告诉旁人，说找张群也不会有什么用，他说要找陈立夫。那位说可以设法买人的也回绝了，说这事很难。龙华司令部的律师谢绝了，他告诉我这案子很重……

热心营救胡也频的还有沈从文。胡适1931年1月20日的日记说：

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二十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二十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胡适虽然说了“我无法援助”，但还是拗不过沈从文，按沈的要求为他写了封请蔡元培帮忙的信。沈拿了这信跑到南京去找了蔡元培。蔡元培还真给张群写了信。2月20日蔡给胡适回信说：

适之先生大鉴：

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嘱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蔡元培这信是2月20日写的，已在胡也频被杀十多天之后了，信中还在说“至今尚未开释”的梦话，可见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屠杀已经发生：

1月17日在东方饭店被捕的这一批政治犯，其中二十三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非委革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还有非委候补中委、非委妇女部的冯铿。

这里的柔石、殷夫（又名白莽）、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又名李伟森）原是“左联”的成员，他们就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据罗章龙的回忆录中说，“后来临中（临时中央，指六届四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公认何（孟雄）等二十三人为反党，为叛徒，公然宣称他们不是烈士。”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作了这样的结论：

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呵呵。

（选自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的死亡，除了是“一个文艺青年到一个文艺老年的悲剧”；还是“一个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因为他不把中共当作敌人，所以他只能死无葬身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