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成吉思汗没有理念

《为什么无法找到成吉思汗墓？》（2017年8月8日 BBC中文网）报道说：

这是一片富有传奇色彩的广袤土地。这里没有道路，没有永久性建筑，只有无尽的天空，丛生的干草和呼啸的烈风。我们停下来在牧民的圆顶蒙古包里饮用咸味的奶茶，抓拍那里马匹和羊群信步的美景。有时我们只是为了停下而停下——蒙古国南戈壁省 (?mn?govi Province)一望无际，我们一路驾车前行。我无法想像在这片土地上策马奔驰的情形。但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国家，他就是在马背上征服了世界的勇士。他的故事充斥着绑架和杀戮，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历史。直到他去世后，他的传奇才拉开序幕。

成吉思汗曾经统治着太平洋与里海之间的一切。他临死前要求将自己秘密埋葬。一支悲痛的军队把他的尸体运回家乡，沿途遇到的人都被格杀勿论，只为保守这一秘密。当这位君主终于入土为安，他的1000名士兵在他的墓地上骑马踩踏，毁掉一切痕迹。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的800年里，没有人能找到他的陵墓。

外国人主导的探险队曾试图在史书、地面甚至空中寻找他的陵墓——《国家地理》杂志的“可汗谷项目” (Valley of the Khans Project) 就曾使用卫星图像大规模搜索，试图找到陵墓所在。最关注寻找陵墓都是些外国人，但是蒙古人自己却并不希望找到它。

这并非由于成吉思汗在他的家乡不受重视——事实恰恰相反。他的头像被印在纸币和伏特加酒瓶上。自 1227 年去世后，他恐怕从未像今天这般深受欢迎。所以对于局外人而言，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地人把寻找他的陵墓视为禁忌。

这种不情愿常常被国外媒体浪漫地解释为一种诅咒。据信，世界将随着成吉思汗墓的发现而终结。这种说法与帖木儿传奇遥相呼应。帖木儿是14世纪的突厥蒙古国王。1941 年，他的陵墓被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在帖木儿陵墓被发掘之后不久，纳粹军队就入侵苏联，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腥的东方战线。迷信的人可能将此视为因果关系。

但是我的翻译乌伦 (Uelun) 却不以为然。作为一名在俄罗斯乌兰乌德 (Ulan-Ude) 布里亚特国立大学 (Buryat State University) 获得国际关系学位的蒙古年轻人，她并不迷信。在她看来，这件事只关乎敬畏。成吉思汗并不希望自己被人找到。

一千匹马在成吉思汗的墓地踩踏，毁灭一切痕迹——“他们费尽心机想要把他的陵墓藏起来，”她说。现在打开它将有违他的心愿。这是人之常情。蒙古是一个拥有悠久传统和崇高荣誉感的国家。很多家庭都挂着印有成吉思汗肖像的挂毯或他的画像。有的人自认为是“黄金后代”，因为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古代皇室。在整个蒙古，这位勇士始终是他们一个强大的象征。

寻找成吉思汗墓

除了敬畏成吉思汗临终遗愿的文化压力外，大量技术难题也阻碍着陵墓的搜寻。蒙古地域辽阔，属于欠开发国家——它的面积是英国的7倍多，但是道路却只有英国的2%。这里人口密度极低，只有格陵兰和一些偏远岛屿的人口密度比它更低。自然，这里放眼望去，遍地都是荒野。人类在这里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在茫茫大地上提供一些参照物：远方，牧民蒙古包的白色曲线，还有岩石寺庙上迎风飞扬的经幡。这片土地坚守着自己的秘密。

蒙古的面积是英国的七倍多，但是道路却只有英国的 2%

在考古生涯中，迪马扎布·额尔德尼巴特尔(Diimaajav Erdenebaatar) 博士曾多次克服了这样的困难。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州立大学 (Ulaanbaatar State University) 考古系主任，也是为寻找陵墓成立的首个联合探险队的成员之一。这个由日本和蒙古的合作项目名为“Gurvan Gol”（意思是“三条河流”），它重点研究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肯特省 (Khentii Province)，也就是鄂嫩河 (Onon)、克鲁伦河 (Kherlen) 和图勒河 (Tuul) 的交汇之地。那还要回到1990 年，也是蒙古民主革命爆发的同一年。当时，这个国家和平终结了共产党政府的统治，建立了新的民主体制。同样终结的还有成吉思汗陵墓的搜寻行动，民众的抗议致使“Gurvan Gol”项目中断。

乌伦和我在乌兰巴托州立大学见到了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我们谈到了陵墓，特别是他手头的项目与成吉思汗墓之间的相似之处。自2001年以来，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已经在蒙古中部的后杭爱省 (Arkhangai Province) 发掘了一个拥有2000年历史的匈奴国王陵墓。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认为，匈奴是蒙古族的祖先，这也是成吉思汗本人认可的理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有类似的墓葬习俗，这些匈奴陵墓也可能与成吉思汗墓类似。

很多人都相信，成吉思汗墓里可能充斥着从蒙古帝国各地搜罗来的珍宝——匈奴国王被埋葬在地下20多米深的木质墓室内，在地面上设有方形石头作为标记。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花了10年时间才发掘出第一个墓室，而且当时这个墓室已历经盗墓者洗劫。尽管如此，墓室里面仍然有许多珍品，它们反映了匈奴的外交触角所及：其中有有一辆中国战车、罗马的玻璃器皿和大量的贵重金属。

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带我参观了大学的小型考古博物馆，那里收藏着这些文物。墓地中葬有金银饰品和殉葬的马匹。他指出藏品图案中的豹和独角兽——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也将其用于皇室图像。

很多人都相信，成吉思汗墓里可能充斥着从蒙古帝国各地搜罗来的类似珍宝。这也是外国人寻找陵墓的兴趣依然浓厚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成吉思汗也按照匈奴的方式埋葬（即便有此可能），情况无疑就将难以掌握。通过移动标记石块，这样的陵墓很容易就能隐藏起来。要在蒙古广袤的土地找到地下20米深的墓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我询问额尔德尼巴特尔博士他认为能否找到成吉思汗墓时，他镇定而又冷淡地耸了耸肩。他的有生之年已经不足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了。历史太过久远。

禁入之地可能的线索

民间传说成吉思汗被葬在肯特山 (Khentii Mountains) 一个名为不儿罕合勒敦 (Burkhan Khaldun) 的山峰上，那里距乌兰巴托东北部约160公里。成吉思汗年轻时曾在那座山上成功躲过敌人，他曾发誓死后要魂归于此。但是学者们对于陵墓在这座山上的确切位置仍有争议——如果事实果真如此。

传说成吉思汗被葬在肯特山 (Khentii Mountains)——“那是一座圣山。”乌兰巴托州立大学专门研究13世纪蒙古历史的历史学教授索德诺姆·朝勒蒙 (Sodnom Tsolmon) 博士说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埋葬于此。”

学者们还利用历史记录来寻找成吉思汗墓的位置，但是他们的说法往往自相矛盾。1000匹奔马表明陵墓所在地形为山谷或平原，如同匈奴墓地一样，但是成吉思汗的誓言又指向山脉。更为复杂的是，蒙古的民族学者S·巴丹哈坦 (S Badamkhatan) 发现，历史上有5座山都叫做不儿罕合勒敦（不过，他认为现在这座不儿罕合勒敦山可能是正确所在）。

朝勒蒙博士和我都无法爬上不儿罕合勒敦山，这座圣山并不欢迎女性,，甚至周边地区也曾一度只向皇室开放。曾经被称作Ikh Khorig（“禁忌重地”）的地方如今是汗肯特严格保护区 (Khan Khentii Strictly Protected Area)，也被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地。自从获得上述认定以来，不儿罕合勒敦山就禁止研究人员进入，这就意味着任何关于成吉思汗墓的猜测都无从证实。

对勇士遗愿的致敬

陵墓似乎无法找到，但是为什么它始终都是蒙古的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呢？

成吉思汗的统治奉行外交豁免和宗教自由的理念——成吉思汗是蒙古最伟大的英雄。西方人只记得他的征服，而蒙古人则记得他的创造。他的帝国将东西方连接起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他的统治奉行外交豁免和宗教自由的理念。他建立了可靠的邮政服务，并推行纸币的使用。成吉思汗不仅征服了世界，还推动了世界的文明发展进程。

直至今天，他依然广受尊重——这也是像乌伦这样的蒙古人希望他的陵墓不被打扰的原因所在。“如果他们想让我们找到，就会留下某种记号。”这是朝勒蒙博士最后的结论。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无法找到成吉思汗墓？就是因为成吉思汗没有理念。因为他没有任何理念，所以无法通过任何线索发现其墓地。这个人为了追求战争胜利，什么事情都肯做，也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因此他没有任何理念。而这种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是不能被称之为一种“理念”的，因为连禽兽都会这样趋利避害，因此这只能叫做“诡计”。

至于说到“成吉思汗的统治奉行外交豁免和宗教自由”，这只是出于一时的便宜之计，而不是出于任何的理念。因为成吉思汗的统治连基本信誉都不遵守，哪有什么外交豁免？成吉思汗的统治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又怎么可能保障宗教自由？蒙古人的外交豁免，仅仅要求别人豁免他们；蒙古人的宗教自由，是他们自己玩弄宗教于股掌之上的自由——都不是授予他人的。

因此，能够发现成吉思汗墓地的那个人，必须是一个没有任何理念的人，必须是一个能像成吉思汗那样处世为人的人，而不是科学和理念训练出来的考古学家。我相信，世界上最后一个蒙古人，就会说出成吉思汗墓地的秘密。

谢选骏：没有中国压力，印度瓦解更快

《印巴分治70年 对中国影响几何？》（2017-08-06 BBC）报道说：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即将分别庆祝独立日（国庆）之际，人们重新回顾70年前大英帝国下属的印度次大陆分治的历史，及其对后来中国的国际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

目前总人口约17亿的南亚次大陆与其北方的中国各占世界总人口的约1/5之多。联合国预计，占南亚土地面积约3/4的印度一国的人口将在7年内超过中国。要预计南亚对世界未来的重大影响，无法忽略70年前南亚次大陆在暴力和流血中分裂为印巴两大国家的历史。

南亚是世界古文明发源地之一，又是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发源地。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宗教、种族、文化、经济、政治等原因，比如历史上受到亚历山大大帝、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等入侵征服，曾有很多次民族融合分化，因此形成多达两千多种类的多元文化，语言数百种，为后来试图以大一统方式治理南亚的历代帝国统治者留下似乎无法破解的难题。

古文明的浩劫

1947年，受到二战摧毁性冲击、国内问题堆积如山的大英帝国在南亚已经无法维持，在和南亚最大的印度教与穆斯林政党领导人商定后，决定"分治"。1947年8月9日，此前从来没有访问过南亚、来自伦敦的律师拉德克利夫勋爵领导的划界小组在5周内潦草划出国界。5天后（14日），以穆斯林为主导的巴基斯坦独立当天，国界线对外宣布，次日，印度宣布独立。

1947年，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尼赫鲁，大英帝国末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和全印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讨论分治问题；匆忙潦草的分治计划没有给南亚带来和平与稳定。相反，重重旧账，又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新仇点燃，把南亚次大陆投入一片刀山火海，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由此在血与火中，在痛苦和希望中诞生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人道灾难之一：1947年的分治期间，次大陆的印度教、锡克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暴行，种族、宗教仇杀，暴乱，加之饥荒、疫病等，造成约百万人口死亡，数百万人受伤，约1千两百万人无家可归。一些地方尸横遍野，断垣残壁，惨绝人寰。

BBC乌尔都语部的高级制作人贾韦德·苏穆罗对BBC中文表示，印巴分治对亚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来说，分治导致次大陆直接分裂为两国，而后来在历史上巴基斯坦继续分裂。中国和印巴分治无直接关系，但印巴分治对中国客观上产生的效果是：无论如何，中国都不再会在南方次大陆上面对一个更巨大的敌对国家的可能性了。

贾维德指出，分治没有经过认真的边界和社会规划而匆草进行，不仅没有解决多少次大陆的矛盾，反而制造出更多矛盾和问题，为后来数十年中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国内外矛盾和长期的敌对埋下了伏笔。

1947年3月，阿姆利则市要求该市加入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和要求该市加入印度的印度和锡克教徒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城市很多地方沦为断垣残壁。

人间炼狱

分治宣布前后，特别是在旁遮普等地爆发了不同种族宗教人士之间的疯狂攻击和大屠杀，难以计数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在内的人民被杀戮、绑架、强奸、攻击，无数的房屋财产被焚毁。人们纷纷逃往和自己宗教信仰相同的地区。目击者称，一些载满难民的火车半路被截停，等火车抵达目的地，车上除司机外已经没有生存者。

大约1450万人逃过突然宣布的国界，成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难民迁移。

这些难民很多聚集到大都市附近，形成巨大的贫民窟，继续给两国各自造成严重社会隐患。在此之后的10年里，这些难民中多数才逐渐得到安置。

匆忙分治造成的地缘政治、文化、宗教、种族的深刻鸿沟并未得到修补，相反在后来的70历史中持续存在下来，并不断释放动荡的力量。

两国首都虽然相距并不远，但即使到今天，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之间也没有直达的航班飞机。

自由的代价

时至今日，印巴在克什米尔停火线附近仍时有武装冲突。

印巴分治让主张分治的人士和团体认为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但惨痛的经历给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带来了无法忘却的惨痛回忆，仇恨的种子在无数人心中撒下，铺垫了之后70年里的新仇旧恨。

印巴分治并未解决新独立的两个国家间的边境和领土争议，目前两国最大的争议在于接壤中国的克什米尔地区。在后来70年里，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爆发了三次大战，以及时缓时急、持续至今的小规模冲突。

1947年，由在次大陆独立运动中一直在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地位相对较弱的穆斯林组成的巴基斯坦，分治的灾难远未结束：巴基斯坦被分为在印度西边的西巴基斯坦（现巴基斯坦）和在印度东边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

1947年分治时流亡到东巴基斯坦的比哈尔穆斯林和孟加拉穆斯林之间的种族、语言、文化差异在政治经济矛盾下1971年演变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在印度军队击败巴基斯坦军队的战争支持下，孟加拉国成立，巴基斯坦被分裂为两国。这次分裂又伴随着一次不同种族、宗教派别群众之间残忍的大规模攻击和仇杀。

中国无暇南顾和西藏问题

正当1947年印巴分治、次大陆一片混乱之际，中国也陷入了二战结束后逐渐开始的国共大规模内战，中央政府无暇南顾。
但中国和南亚的历史文化联系却无法割断，特别是对南亚的文化、语言等有千丝万缕联系、和南亚多国直接接壤的西藏地区。
现在历史学者认为，出乎当时对世界可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苏联和美国的意外，也可能出乎南亚统治者的意外，被认为相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49年之后拿下除了台湾、香港等少数地区的中国大部地区（外蒙古在苏联控制下独立），包括新疆和西藏，一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大国出现在次大陆的北方。
和过去的中国历朝历代与国民党政府不同的是，新疆和西藏不再由地方政府左右，而与北京保持一致不二的外交和国防政策。
长期以来次大陆和中国之间的模糊划界问题，包括清政府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合约与分歧，也在次大陆分治、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新时期再次凸现出来。

中印交恶与中巴结盟

中国并没有在南亚的分治中起任何作用，但南亚分治及后来的印巴分别的外交行动却影响了中国的外交走向。
50年代初，巴基斯坦还是美国在亚洲反共军事同盟国成员，印度和中国却同在倡导发展中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口号下立场更为接近。不过，中国对分治后的两国均未敌视，中国1950年同印度建交，1951年即与巴基斯坦建交，巴基斯坦也是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穆斯林国家。

但西藏问题和流亡海外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走得到印度收留，使得与美苏均开始交恶的北京感觉得到美苏支持的尼赫鲁治下的印度"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与美苏交恶、台湾威胁反攻大陆、国内经济陷入困境之际，北京认为印度在中印边界划分问题上步步进逼、毫无谈判妥协的姿态和边境的敌对行动更让中国倍感威胁外，台湾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印度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后）的秘密往来使北京难以容忍。

于此同时，巴基斯坦则不满美国和苏联在巴印、巴阿（阿富汗）争端等问题上巴方认为偏袒印度的态度，在与印度的长期敌对状态下的巴基斯坦和与印度爆发边境战争的中国迅速接近。

中国则依靠巴基斯坦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牵线搭桥，打破外交孤立，与美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崛起

南亚分治结果产生的印巴两国在90年代末都进行核武器试爆，让他们之间的敌对进入了一个可能影响全球的、令人担心的新阶段。时至今日，印巴在克什米尔停火线附近仍时有武装冲突。

在21世纪，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际，印度近年来也开始进入迅速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同被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属"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国际学者越来越关注被称为"龙象之争"的中印两国全方位竞争。

中国和巴基斯坦半个世纪以来保持着"全天候"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友好合作关系。中巴关系被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国家间关系典范"。

近年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得到巴基斯坦的积极响应。连接新疆和瓜达尔的"中巴经济走廊"开建，中国获得瓜达尔港的建设和运营权，印度认为中国打通了南下印度洋的通道。北京和伊斯兰堡均称，未来中巴关系还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

新德里对中巴关系以及中国与其它南亚国家关系发展保持戒心，这常常在印度媒体上体现出来。虽然在冷战结束后中印关系改善，但两国在边境问题上的争端仍时而凸现。

中印两国在边境爆发的战争虽然过去半个世纪，边境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数次出现紧张军事对峙，包括 1967年再次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近期，中印在不丹（印度宣布武装保护）与中国边境上的洞朗地区的对峙又一次把两国争议推上风口浪尖。

在南亚分治70年到来之际，试想如果没有当年印巴分治，中国和南亚的历史又将如何书写？

谢选骏指出：BBC不懂“如果没有当年印巴分治，中国和南亚的历史又将如何书写？”那么我就来告诉他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我看来，自从古代南北朝开始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以来的一千七百年以来，中国核心地带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外族占领和统治之下，之所以会这么悲惨，就是因为中国接受了印度宗教。这个印度宗教也就是佛教，鼓吹的是吃素，而且还要不杀生，彻底剥夺了中国在先秦两汉的尚武精神，能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的苟活民族和乞活社会。“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佛教精神，让中国人安于亡国奴现状，所以一直受到强盗政权的扶植。例如满清，不仅在汉人中传播“好男不当兵”的弱种思想，而且对蒙古人灌输喇嘛教，成功废去其武功。与此同时，满人自己却保持兵力，直到八旗子弟也变成了废物——于是整个中国如同无人之境，任凭列强宰割了。由此可见，佛教是中国复兴的致命软肋。

由于问题的答案浮现出来了：这个亡国灭种的佛教，恰恰是亡国灭种的印度思想。产生了亡国灭种的佛教的印度次大陆，因此比接受了佛教的中国更加悲惨——印度很少由自己本地人“统一”，在正常情况下，都是西北民族入侵印度。那么，仅有的那两个由印度本地人建立的王朝呢？所谓孔雀王朝，其实是马其顿帝国入侵的副产品；所谓笈多王朝，其实贵霜帝国入侵的副产品。也就是说，懒散的印度人，根本没有自发地建立帝国的愿望或意志。

虽然奉行佛教的孔雀王朝，后来被奉行印度教的笈多王朝取代了，但这两个印度宗教之间其实是血肉相连的。而且笈多王朝虽然统一了北印度，但在南方则并没有扩张得太远。

由此可见，没有外来力量，印度就无法整合，更不用说统一了。莫卧儿人瓦解、英国退出以后，印度应该维持不久。现在，印度就靠着和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的对立而勉力支撑着。但巴基斯坦太弱小了，只有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才能凝聚印度内部，不至于分崩离析。所以说没有中国的压力，印度会瓦解得更快。

谢选骏：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

《北大：中共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2017-8-06 多维）报道说：

混合体制

讨论当代中国体制，首先需要厘清政体正当性（justness）和合法性（legitimacy）之间的关系。正当性是指一个政体符合一些先验的合意原则，合法性是指一个政体经由一定的既定程序获得的公民的认同。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原则性的区别。

就现代社会而言，正当性应该包括三个原则：（1）保障个人自由；（2）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3）实现良治。第一原则保障个人表达、迁徙、结社以及拥有财产的自由；也就是说，一个正当的政体必须保证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正当政体需要得到民众的同意，但是，如果不能保护个人自由，要想获得民众的同意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没有民众的同意，一个政体就可能不得不随时面临民众的挑战，即使它能够为民众提供好的结果。比如，一个善意的独裁者可能会善待他的百姓，但是，这不能保证他的继承者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此一来，民众就不可能接受这个独裁政体的正当性。第二原则是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它把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区分开来。在多数古代社会里，世袭是其政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到了现代社会，人生而平等成为主流政治思潮，政府职位因此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而且，个人的能力和德性必须是决定他能否获得那些职位的先决条件。然而，保护个人自由和政治竞争并不总是能够保证一个政体的正当性。如果一个政体总是无法维持一定的政治秩序并改善民众的福利，它就不太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它也不太可能生存下去。所以，一个正当的政体还需要满足第三个原则，即能够保障良治，包括政治秩序、合理的决策和社会福利的改进等。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正当性的政体应该得到公民的认同，从而获得合法性，但现实可能未必如此。一种情况是，公民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了解政体运作的全貌，因而无法理解政体的正当性。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一定时期，政体无法满足正当性的所有要求，因而无法得到公民的一致认同。反过来，一个合法的政体未必是一个正当的政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德国，它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但却不是正当的。

自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混合体制逐渐确立为西方政体的主要形式，它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从满足正当性的角度出发，它是人类社会迄今发现的最佳治理方式。就其纯粹形式而言，君主制保证决策的灵活性和一致性，同时，由于无需担心民众短期诉求的干扰，它也更容易实现社会福利的提高，因而它是实现良治的最佳形式。原始的贵族制由世袭的贵族主导，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世袭制度，在带有贵族制性质的机构中（如英国的上院和我国的政协），组成人员往往是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就其本意而言，贵族制通过一些非民选的“贵族”保证政体能够实现一些超越民众短期诉求的正当性原则，如个人自由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最后，民主制保证公民的政治参与，并借此成为保障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的最后屏障。

就其设计而言，当代中国体制可以理解为一个混合政体。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是君主的角色，用郑永年的名词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皇帝”（organizational emperor）；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机构，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政协体现了贵族制的要义，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统一战线的机构，也是各民主党派监督党的领导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当代中国体制的核心，因此，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中国共产党体制”是恰当的。要理解当代中国体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

首先，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二是代表社会中一定群体的民众。中国共产党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政党，但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演变已经改变了党的性质。去政治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的重要特征之一。汪晖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政治的去政治化”，即党派界限趋于消失。他认为，这个趋势有碍公共空间的形成，不利于不同利益的公开表达，进而有利于国家的集权。然而，在中国，去政治化对于党维护正当性是必要而紧迫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以邓小平为主的务实派认为，只有破除文革激进思想的阻碍，中国才能以更加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告别文革时代的激进思想，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党都走上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自此以后，党的意识形态就随着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而演变。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加快了中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经济制度的巨变最终导致党的纲领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2002年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里面。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新提法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全民党的转变。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去政治化的结果是党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了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

其次，党是我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在民主制中，国家和政党是分离的，政党通过选举竞争政府职位，政党一旦掌权就受到宪法的制约。与此不同，在中国的政体中，中国共产党不是和国家分离的政治组织，而是混合体制的一部分。党的第一个职能是对国家重大政策进行决策。八二宪法赋予党领导中国的权力。“领导”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确立党在宪法架构中的核心地位，也确立党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控制。党的去政治化使得党可以从容地成为民众利益的加总机构，正如民主制下的议会一样，党得以成为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差别在于，议会不存在一个集中机制，而党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和加总。党的第二个职能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提供指导。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因而，在立法方面，“党大还是法大”的讨论是有结论的。党的第三个职能是选拔政府官员。尽管八二宪法删去了党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提名权，但党管干部仍然是党的一个重要职责，而且，这一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因为党的这个职能，笔者也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选拔制”（selectocracy），后文将对它进行详细论述。由于党的三个宪法职能，党既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制度安排。

第三，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较高的制度化程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西方学者经常误解中国的原因之一。多位学者指出（如强世功和柯华庆），《党章》应当纳入宪法架构中加以考虑，以此弥补《宪法》的不足。《党章》和其它党的重要文件对党的决策和官员选拔做出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是《宪法》所没有确定的，但却涉及中国政体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不同于其它非民主体制，我国的党内继承实现了制度化。在宪法框架下，党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基本得到保障，政府的决策趋于理性。

如同其它混合政体一样，中国共产党体制也不是完美的。它的长处是充分发挥了君主制的优势，因而较完整地实现正当性政体的第三原则，即实现良治；与此同时，它能够基本做到选贤任能，因而满足正当性政体的第二原则，即实现公共职位的开放性。它的短处是没有充分发挥混合体制其它两个构成要素，即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积极性，后文将专门论述这两方面的改进。

选拔制

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官员的选拔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即中国共产党来完成，而不是像民主体制那样，由选民来完成。为此，我们也可以用选拔制来描述当代中国体制。选拔制暗含的两个前提是：（1）国家治理是有层级机构构成的；（2）进入一定的层级需要个体具备一定的资质。这与当代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当代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大众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背离了混合体制，变成了纯粹的民主制。在西方，大众民主的滥斛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并最终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其政治哲学终结。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公民可以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愿的、容忍所有政治主张和思潮的联合体。罗尔斯认为，由于这是公民在理性计算之后采取的自愿选择，因而政治自由主义是强大的。然而，当代自由主义是一个乌托邦理想，以它作为一个政体的政治哲学基础就势必在现实中产生巨大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选拔制。

自由主义是西方在现代化早期反对封建主义过程中产生的政治哲学，它的核心理念包括个人价值、个人自决和平等主义三大价值。自由主义的兴起代表了人性和个体的觉醒，它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个人价值把个人置于社会和组织之前，要求社会以弘扬个人价值为终极目标；个人自决赋予个体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摒弃社会给个体施加的不合理的限制；平等主义认定每个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要求社会在各个方面 --- 包括在政治参与领域 --- 都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在现代社会，这些价值无疑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和理性力量。然而，作为一种“全面的”（comprehensive）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的三大价值之间可能是存在矛盾的。人类价值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人类必须面对许多不同的环境，进而构造了与这些环境相匹配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的适用性依赖于使用它们的环境，因而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自由主义的矛盾出自于对人性过于乐观的假设。自由主义既界定个体的权利，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又界定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强调平等主义，并把它们统一到单个个体身上。然而，在现实中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个人因智力、家庭、社会、地理等方面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因而也只能实现不同的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平等主义和个人价值以及个人自决是矛盾的。自由主义是为人的发展设立的乌托邦理想，而不是对个体的实然判断。把一个乌托邦理想应用到现实，必然要产生问题。就国家治理而言，自由主义要求每个人的意见在政治决策中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但在现实中个体所掌握的信息量有差异、判断能力亦有高下之分，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意见极有可能导致政治的不可治理性。当西方民主中的非民主成分尚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矛盾被一些工具性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所降服；但是，特朗普的当选、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洲随处可见的民粹主义运动无不表明，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西方将不得不接受原子化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民主能否继续实现良治，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问号。

中国的选拔制深深地植根于儒家的传统之中。儒家对人性的描述是基于对社会中的人的观察的基础上做出的实然判断，因此比自由主义更为可靠。具体而言，孔子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认为人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在今天的语境里，“君子”是那些道德高尚、严以律己且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小人”则是那些只顾私利、患得患失的人。孔子认为，这种差异部分是天生的，即“唯上知和下愚不移”。但他也认为，通过克己复礼、下学上达，中人是可以成为圣人的。与孔子不同，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即“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个人能否最终成为圣贤，则取决于后天的教化和努力。“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荀子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他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对于当代而言，儒家的感召力不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平等主义肯定，而在于对人的向善之心的肯定。相较而言，自由主义把人性看作天然和固定的，相当于儒家所谓的“性”；而儒家更重视人性后天习得的部分，是动态的。

基于儒家的人性观，我们所能建构的政治体系是一种层级制度，位列其中的成员，其贤能高低大体上对应着层级的高低。因为具备一定德性和能力的人都有机会进入到这个体系，因此这种体系具有开放性，即向贤能者开放。这种有限制的开放性看起来没有无限制的开放性那样激动人心，但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政治领域，由贤能所施加的限制却可能是极其必要的。公共事务事关人们的根本利益，但并非人人都具备处理公共事务的德性和能力，即便具备，也存在高低之分。由此，如果政治体系中职位的数量有限、少于合格的贤能者的人数，那么，具有开放性和层级性的政治体系也就相应地具有竞争性。这个竞争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自己竞争，表现为不断修善自我，即孔子所谓的“为仁由己”，孟子所谓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另一方面是由于每个人在修善自我时既受自身努力程度的影响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人际比较上，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具有德性与能力。大体而言，第二方面的竞争就是与他人的竞争。这两种竞争投射到政治领域，其意义便是孔子所谓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选拔制继承了中国历史上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党选拔和任用官员，各级官员处在一场长期的晋升锦标赛当中，通过激烈的竞争实现晋升。对党的忠诚固然是干部选拔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由于党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这里的忠诚并不是对某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忠诚，而是对以党为中心的宪法构架的忠诚，是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忠诚。如果中国所特有的选拔体制能够得到全体人民的一致认同，从而获得宪法意义上的一致同意的话，那么，对党的忠诚就是对于政体的忠诚，党作为国家架构的正当性就转换为政体的正当性。在这里，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党的选拔制度是否满足开放性、竞争性和选贤任能的特征。西方主流意见对此持否定的态度。然而，如果我们近距离地分析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制度，就会发现，它满足这三个特征。

首先，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基于贤能的开放系统，党对所有认可中国共产党体制且有志于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的优秀人士开放。入党是有志之士进入国家科层体制的先决条件，正如科举中第是古代社会进入统治阶层的先决条件一样。如儒家所倡导的，当代中国科层体制的开放是以贤能为条件的。这与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制度没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因而为一些特朗普式的投机分子提供了进入国家治理核心的机会。

其次，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体制。这种竞争不是党派之间的竞争，而是官员个体之间的竞争。中国共产党为各种利益之争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平台，因而消解了西方式的党派竞争。党本身是一个利益加总机制，社会的利益表达无需通过官员个体呈现，为此，官员之间的竞争也从利益代表之争演变为个体之间的能力和德性之争。尽管党的官方文件从来没有提及党与儒家之间的相通之处，但党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

第三，中国共产党体制也具备选贤任能的特征。选贤任能之所以是一个正当政体的重要特征，是因为否则的话，裙带主义就会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腐败和不可治理就会变成常态。一些案例研究表明（如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裙带主义的确存在于一些地方的干部管理之中。但是，案例研究往往不能反映全貌；要获取全貌，就必须把研究建立在对大样本数据的分析基础上。一些这样的研究表明，能力的确是中国选拔制中的重要选拔标准。早期影响较大的研究见于李洪彬和周黎安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他们研究了相对经济增长率如何影响省级领导干部进入中央的概率，发现在一个官员任职期间，如果他任职省份的经济增长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个标准差，则这个官员的升迁概率就会在平均概率的基础上提高15%。笔者和张牧扬把目光下移到市级官员，使用更为精细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我们测量了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并发现，对于49岁以上的官员而言，能力越强的官员越可能得到升迁，能力最强的官员比能力最低的官员拥有高出30%的升迁概率。考虑到经济增长是党在相当长时期里的工作重心，官员选拔把发展经济的能力作为关键性标准，就不足为奇了。为适应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回应大众的要求，党也在尝试建立更加全面的干部考察制度，将其他指标加入到考核体系中。

总之，选拔制使得中国共产党体制满足了政体正当性的第二个原则，即所有公共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只不过这种开放不允许“抄近道”，而是需要个人拥有耐心，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就加入到竞争之中。另一方面，选拔制没有被裙带关系所左右，而是基本上能够做到奖励贤能，特别是能够让具备施政能力的官员脱颖而出。选拔制为官员提供充足的激励，促使他们积极为国家和民众工作。即使是那些腐败官员（如刘志军和仇和），升迁的动机也促使他们为国家和民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腐败，而是选拔制为官员提供了正向激励。

改进

现代国家是一部复杂而精巧的机器，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和宪法架构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必须能够娴熟地驾驭这部机器。党是由党员个体构成的组织，无论是在制定方针政策的过程中，还是在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都必须依赖党员的作用。党内纪律是规范党员行为的重要力量，但无法做到让党员具有整齐划一的思想，更不可能改变党员作为个体所具有的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就必然要面对复杂的委托-代理局面，党组织是委托者，而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员是代理者。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切割代理者的权力，减少他们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另一个是如何实施对代理者的监督，防止他们滥用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体制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和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是一样的，即必须解决权力的分割和监督问题。邓小平早就说过，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邓小平的意思是，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因而社会主义不应该拒绝。把邓小平的思想应用到国家治理层面，我们也可以说，权力的分割和制衡（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宪政”）不是民主制的专利，中国共产党体制不应该拒绝。为此，中国共产党体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

首先，明确党与国家的关系。《宪法》需要进行修订，为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供双向权力保障。一方面，《宪法》需要恢复五四宪法的条款，保障党对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提名权。而且，党还应当拥有在这些权力上的一定程度的否决权。举例来说，如果党提名的人选没有获得人大通过，党有权再次提名同一候选人，而人大需要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票才能二次否决提名。另一方面，党不能僭越作为选拔机构的角色，要让人大成为民众意愿表达和交锋的制度平台。这个要求没有超越现有的《宪法》框架。《宪法》反映了党自身的意志；遵守《宪法》对党的威信有利无害。

其次，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宪法》赋予它的职责。在本质上，一个正当政体的第一原则是要求对民众意愿的尊重。如前文所述，选拔制找到了解决政治选拔的方案，但是，它需要在尊重民众意愿方面做得更好。在一个多元社会里，究竟什么是社会福利必须经由公开讨论才可能得到答案。在这一点上，民主制做得很好。但是，民主制也存在着无法达成共识的危险。就其设计而言，中国共产党体制提供了一个找到平衡点的机会，即将官员的选拔和监督区分开来，选拔由党完成，监督则由人大完成。但是，人大的监督是不完备的。完善人大制度的最根本性的措施是人大代表通过公开和公正的程序由民众选举产生。为了保障党的领导，《宪法》可以赋予党提名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的权力。

第三，完善政协对党的监督功能。党是中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混合体制中担负着君主制的作用。正因为此，对党的监督就变得更加重要。我国《宪法》对此已经有所准备，人民政协的主要责任就是多党合作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宪法》规定，人民政协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促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充分体现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人民政协在我国的混合政体承担贵族制的功能，应该肩负起维护政体正当性的责任，其中包括对党的工作进行监督。但是，目前的政协规模过于庞大，委员的参政素质良莠不齐，要充分发挥政协的监督作用，缩小政协规模、提高委员的参政素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政协制度的严肃性，政协委员的提名应该由党来完成，但必须经全国人大投票通过。这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但必须经过参议院认可是一样的。

最后，法律是对社会的一种承诺，既然党主导立法过程，党尊重法律就是尊重自己的承诺。在常态下，党因此不应该干预司法过程。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而且也是从民众中间获取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党的领导在中国具有历史、政治和法理上的正当性，但是，要取得民众的认同，即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党不仅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而且要尊重自己主导制定的法律和程序。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对民众权利的保护并不差，在许多地方甚至好于一些国家。如果党尊重自己主导制定的法律，民众就会有安全感，接受党对社会的承诺，从而认可党的执政合法性。如果党干预司法过程，民众就会觉得党的立法承诺是时间不一致的，法律是可以被随意解释的，从而会对自己的权利产生疑虑，失去对法律和党的信心。尽管在例外情况下党干预司法具有合理性，但是，如何定义“例外”是不清楚的，民众并不知道“例外”是真实的还是某些人或机构根据自己的利益或判断确定的。前面说过，党的工作必须通过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才能够完成，与司法相关的代理者出于自利或自保的目的，可能扭曲司法过程和结果，雷阳案就是一个例子。为防止司法变成一些权力拥有者或机构谋取私利的工具，在司法和党 --- 当然也包括政府和立法机构 --- 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是必要的，如此，党和社会之间才可以建立起一种“相互确信”的关系，即社会确信党保护民众个体的权利，而党确信民众信赖党的领导并承认其合法性。

显然，即使完成这些改进，中国共产党体制还是和自由主义民主是不同的，但是，这些改进足以让中国共产党体制满足一个正当政体的所有三个原则。最终，这些改进能否完成，取决于党对于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长期执政条件的认识和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认同。党必须意识到，分权和制衡（宪政）不是“西方民主”的专利，而是国家治理的技术；向国家治理的其它机构（人大和政协）让渡部分权力，是确保民众相信党不僭越自己制定的法律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必须意识到，在最低限度上，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混合体制是自由主义民主之外实现正当政体三原则的一个有益尝试，在自由主义民主面临民粹主义巨大挑战的今天，这个尝试更加弥为珍贵。无论何种制度，它的持续最终都取决于利益攸关方的信念。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如果几个强势集团都不再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民主制度也不可持续。阿根廷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从自由主义民主向民粹主义独裁的转变、俄罗斯在普京时代向威权主义的回归、泰国的民选政府和军人政府之间的轮回，等等，无不说明民主制度是脆弱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和维护正当政体，我们就不应该拘泥于一定的制度形式；特别地，我们需要摒弃不假思索的“民主叙事”，转而寻找描述当代中国体制并指明其改进方向的“新叙事”。不假思索的“民主叙事”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弥漫在中国政治帷幕之后的深刻的“合法性焦虑”。在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做的，恐怕不是加深这个“合法性焦虑”，而是找到国家治理的“重叠共识”，推进中国走向更加完备的正当性政体。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论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去共产党化”，完全从共产主义以外的理论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这实际上就是“去共产党化”。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变成“共产党”以外的某种东西。这种“去共产党化”当然是对共产党革命的彻底背弃，只是对“共产党掌权”的片面执着。这种“阳奉阴违”实际上造成了“名存实亡”的结局。这就像上一次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直到隋朝，虽然几经反复，但是“去鲜卑化”的改革最后还是成功了。古代的“去鲜卑化”相当于现代的“去苏联化”。“去鲜卑化”的改革虽然成功了，但是掌权的还是鲜卑人，汉人不过是给他们充当门面。但是承认汉人而不是屠杀汉人，尊重汉化而不是排斥汉化，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了，已经是一个“文明战胜野蛮”的范例了。

现在的共产党，虽然像古代的鲜卑人一样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但毕竟愿意承认（哪怕只是口头承认）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力图全面毁灭这些规则，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了，已经是一个“文明战胜野蛮”的范例了。

网民评论说：

oneplusone 今天 05:42
写的真多呀，实际上5个字足够了，共产党万岁！

壹旁观者 今天 05:24
这篇文章出于御用文人之手。想想看文人书生在共产党之下是个什么地位？让你讨论国家治理，引导共产党“善治”？没门！只能让你为它涂姿抹粉，哥功颂德。不然的话，过去是逼你改造，现在是将你封杀，如果还不致于把你关起来的话。

wkghm2288 今天 04:42
共产党“反腐”，反出个皇帝来，创举呀。

Mbtech 今天 04:39
为什么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呢？你们看看印度一群穷鬼，俄罗斯经济一塌糊涂，美国腐败的社会！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可以开创一种全新的，最美好的制度，到时候一定会解救全人类的！

海外愚公 今天 02:58
选拔制不是不可以，但很难达到人民的授权和权力的制衡。结果就是腐败横行，却无法根治，

真智 今天 01:30
为什么一定要往西方民主制上靠呢，西方民主制有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制度，中国正在尝试一种全新的制度

温杯 今天 00:31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本质就是君主威权体制，其实应该向中国百姓讲清楚这一点，重视这一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含糊其辞的结果只能是乱作一锅粥，坏人浑水摸鱼，好人蒙冤受屈。

谢选骏指出：不论上述网民的意见如何分歧，但是大家都默认了，现在的中国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所以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去共产党化”还是一个进行时，远远没有完成。等到完成的时候，现代南北朝就会结束，中国就会统一，新的隋唐盛世就会来临了。

谢选骏：印度准备先打垮中国再说

《中印对峙：和平解决的曙光就在前面？》（2017年8月7日 BBC中文网）报道说：

中印军队在边界的紧张对峙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连日来“战争论”不断升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印于8月5日在孟买打了一场拳王大战。

拳王大战目前已经鸣金收兵，结局非常出人意料：获胜的一方要用金腰带换取边境和平。

印度拳手维詹德·辛格（Vijender Singh）迎战来自中国乌鲁木齐的祖力皮卡尔·买买提艾力，辛格最终获胜，保住WBO亚太金腰带，夺走对手的WBO东方超中量级冠军腰带。但是，他却选择将金腰带还给祖力皮卡尔。

辛格在印度可是国宝级选手。他在解释交出“战果”的动机时说，我不想要这个头衔，因为我不希望中印军队在边境对峙，我希望边境和平，我想把这次胜利的果实献给中印友谊。希望传达出和平信号，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拳坛大战和平收场，边境对峙呢？

日前，印度外交部长苏诗玛·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在国会上议院发表讲话时说，打仗不是出路，对话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印度畅销报纸《印度斯坦》（Hindustan，印度语日报）周六（8月5日）发表文章，认为外长的这番“明确表示”给人“带来希望”，将平息过去几天那些“毫无必要的战争歇斯底里”。文章乐观预测，印中军队或许仍将在（争议地区），但是两国的外交官不久就可能坐在谈判桌前了。

印度前驻华大使、现任职于位于德里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Delhi）的任嘉德4日在接受BBC中文网电话访问时也表示，印度并不希望与中国爆发军事冲突。他同样认为，从斯瓦拉杰3日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希望双方对话、为局势降温。但是，就算印度外长真是如印度媒体所说是有意“示和”，印度媒体也注意到，中国“第一时间的反应并没有预期的乐观”。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周五再次分别发表批评印度的评论文章。其中新华社的英文评论中更是表示，中印双方没有谈判空间，唯一解决方法是印方撤军。

不过，《印度斯坦》日报的文章说，战争论很快就要失去动力的原因还有许多。中国将在九月份主办金砖五国峰会。金砖五国组织的创建宗旨是推动发展经济。印度和中国或许都不希望峰会期间两国关系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接着是头条新闻。

还有，中共将于十月召开十九大，习近平不会愿意在本应聚焦他的成就时中印紧张问题也被包括进去。但是文章也警告，最好不要对这个因素寄予太大希望。因为，国内的政治压力一般会强化战争狂热，这是共识。但是，文章还是乐观地预测，至少在（边界纠纷）这个问题上，印中两国领导人的慎重还是可以信赖的。印度和中国都懂得战争是无用功，两国的边界争执由来已久，一次又一次的谈判、对话都是无功而止。尽管如此，双方还是学会了和平共处。过去五十多年，印中边界一枪未发，印度和中国是有边界纠纷的邻国和平共处的好榜样。文章最后说，两国领导人都很清楚打破这种平稳的后果。印度外长的声明显示出印度试图维稳，现在就希望中国也朝着这个方向走了。

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8月3日表示，中国已经本着最大善意、努力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当前事态……但“善意不是没有原则，克制不是没有底线”，印度要打消任何以拖待变的幻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也指责印度在印度一侧修建公路、囤积军需物资，并大规模集结武装部队，德里其实根本无意和平解决边境对峙问题。

中国方面一贯宣称的立场是，印度无条件撤军、然后才能谈判。

在边界对峙中，印度外长呼吁“耐心重要”，中国表示有“最大善意”，但迄今双方谁也没有像拳坛选手那样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举动。

谢选骏指出：也许在印度人看来，先打垮对手然后归还金腰带，是一种和解的姿态？

不过在中国人看来，至少在我看来，这个举动好像是一种侮辱——有一种对我稳操胜券、居高临下的意味。

我输了就是输了，你赢了就是赢了，你要是真的高风亮节，为何不退出战斗，或干脆败在我的手下？

你打败了我，再归还赌注，明摆着是把我当做叫花子和施舍对象。我以后就是拿住这条金腰带又有什么用？好意思出去见人吗？还怎么上台再次搏击？而且连复仇的意志都被你剥夺了。

你这叫做“摧毁对手的意志”。你以后就是被打败了，也不会失去颜面了。因为你已经高人一等了。

我要是那个维吾尔对手，就不会接受这条施舍的金腰带，而会对印度人说：“先存在你那里，我下次来取！”

如此看来，维吾尔人真的没法独立。

谢选骏：独裁比寡头更有效率

《北戴河军警荷枪实弹 习近平据称要废掉政治局常委制重设党主席》2017年8月7日报道说：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今秋在北京召开。在中共十八大后逐渐成为可能是继毛泽东以来中国最有权威领导人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首次有机会直接对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布局做出安排。如不出意外，习近平将在十九大后开始自己的第二个五年任期，而中共也将在此期间迎来建党100周年。

五年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历来备受外界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政策走势会在党代会上出台。另一方面，这也是外界窥探中国密不透风的精英政治的难得机会。

如果报道属实，今后中共人士最高安排将不再设中共政治局常委制度。据境外媒体披露，中共现任或退休的资深高干目前已云集北戴河，所在的河北秦皇岛市近期进入高度警戒状态，京秦高速需领“安检证”。北戴河地区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警、特警和公安，到处实施交通管制，相信中共政要已云集北戴河开会。

为了迎合这个政治敏感季节，国家广电总局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各地电视台要坚持“新闻综合频道的定位，坚持新闻台的方针”；强化电视综合频道公益属性和文化属性。坚决反对唯收视率，坚决抵制收视率造假；要求强化重点时期黄金时段电视剧播出管理，提前审查，原则上不得编排娱乐性较强、题材内容较敏感的电视剧。

此外，境外传媒亦传出多个不同版本的中共高层架构改革，明报引述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昨5日接受采访时指，中共十九大不设政治局常委可能性很大。观察人士陈破空则认为，从8.1前夕习近平沙场阅兵，将士喊“主席好”判断，十九大中共有可能恢复主席制。“主席好”这一说法，改变了自邓小平以来检阅部队以“首长好”向领导人致敬的做法。其实，在今年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香港大阅兵上，受阅部队同样对习近平使用了“主席好”这一致敬方式。中共自毛泽东起一直行主席制，邓小平复出后废了时任党主席华国锋，采用总书记制，胡耀邦为首任。

谢选骏指出：废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等于废掉内阁，乾纲独断了。这是由独裁代替了寡头。个人领导代替了集体领导。“和吃瓜群众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总的看来，独裁比寡头更有效率。但是高效率不见得好，低效率不见得坏——如果犯了错误，效率越高死得越快，这时就是低效率的好了。

《清代的奏折制度：“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孙宇2017-05-25）说：

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文书形式；与前朝在政府内部公开的奏章不同，奏折是上奏者与皇帝之间的私人信件，其内容在皇帝亲自阅读之前是保密的。

作为私信的奏折

奏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名词，古装戏里常有这样的台词：“我要给皇上上奏折！”这说明奏折是古代臣民们写给皇帝的一种请示或报告。那么奏折是哪个朝代开始出现的呢？奏折和奏疏、奏章是一回事吗？奏折是公开文件吗？哪些人能写奏折？奏折很重要吗？

先简要回答这些问题：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文书形式；与前朝在政府内部公开的奏章不同，奏折是上奏者与皇帝之间的私人信件，其内容在皇帝亲自阅读之前是保密的；上奏折是皇帝恩许给部分官员的特权，不是谁都能给皇帝上奏折的；奏折堪称清王朝皇权独裁制度的核心部件，非常重要。

清承明制。在明朝，由下而上的政府公文分为题本和奏本两种，题本用来跟皇帝谈公事，奏本则是和皇帝聊私事。但实际操作起来，天子和天下又怎能明确地分个公私？所以这两种文体经常混用。不论内容如何，题本和奏本都是政府公文。按照明朝的内阁制度，公文要在皇帝过目之后交给内阁“拟票”，即草拟处理意见，后再报皇帝批复。

如果皇帝犯懒，既不过目也不批复（不过目就只能由内阁直接拟出处理意见，不批复就只能由太监们代笔批复），一旦这种流程形成惯例，皇权必然旁落。况且由于题本与奏本是公开的，处在信息传递终端的皇帝往往对其内容最后知情。等公文传递完成时，舆论的倾向已经形成，皇帝的决策经常因此陷入被动，无法真正实现他们想要的乾纲独断。

清代顺治、康熙两朝初期，皇权分别受到权臣多尔衮与鳌拜的威胁，致使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康熙帝敏锐地对现行制度查漏补缺，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奏折制度的建立就是其中关键一环。

康熙：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康熙早年，奏折无非是一些搞不清楚该如何选用公文适当文体的满族官员们写的些无关紧要的普通书信。虽尚无明确规定，但一般只有高级别的满族官员才有资格给皇帝本人写信。机敏的康熙帝从中发现奏折这种私密的形式属性值得利用，尤其是在获取情报方面。他稍稍扩大了有权上奏者的范围。在其执政中期，而立之年的康熙帝开始把奏折制度在亲信身上进行试点。

江宁织造曹寅凭借与自幼与康熙帝建立的亲密信任关系，成为第一批试点人员之一。他负责用奏折秘密向康熙帝汇报江南一带的吏治民情，在汇报情况的过程中也往往夹带一些需要请示的事项。康熙帝也往往直接在奏折上给与回复，然后曹寅等人再按照康熙帝的回复意见，写成题本走正式程序，就能把皇帝的意志迅速落实。

曹寅的奏折与康熙帝的批复

康熙帝逐渐发现了这其中的好处。通过奏折，他可以绕过题本、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之类的繁琐程序，进一步掌握处理具体事务上的主动权。

但康熙帝毕竟对自己的控制力还是比较自信的，他认为没有必要把这种非正式的处理手段摆上台面将其正规化。相反，他还十分注意保持奏折制度的非正式性，使其只在一些具体人物和具体事务上小范围地发挥作用。

终康熙一朝，被授权能直接向康熙帝上奏的人，虽然已经由零星几个亲信扩大到中央、地方要员，但总数也不过两百人左右。奏折的作用虽然已经显现，但其性质依然是一种君臣之间的私人信件。

比如康熙四十三年时，康熙帝在批复曹寅的奏折时，满怀信任地向他透露自己明年想要南巡的计划，并一再嘱咐曹寅：“明春朕欲南方走走, 未定。倘有疑难之事, 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 但有风声, 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正是由于奏折的私密性，康熙帝才有可能使用这种轻松易懂的口语化个性表达。

雍正：朕就是这样汉子

中年继位的雍正帝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亚于乃父彼时。面对一群不合作的兄弟和满朝先皇旧臣，要想布施新政，一切都要另起炉灶。为此，雍正帝重新审视奏折的价值，将其适用范围大幅扩大，并增加规范化的管理方法，奏折由此升格为正式制度。

雍正帝大幅增加有权上奏折的人数。号称“冷面王”的雍正帝本就没有多少亲信，要想更大程度地发挥奏折的作用，首先就必须打破只有亲信方可上奏的逻辑，将其颠倒为有权上奏的就是亲信。逐渐的，中央京堂以上官员，以及所有的封疆大吏，甚至包括一些重要地方的府道台一级官员都有了上奏权，为雍正帝形成一张遍及全国的信息网络的同时，也建起了无数条直通皇帝的决策渠道。

雍正帝还为奏折设计很多的规章制度，加速其向正规化发展。比如他为奏折配套设计的廷寄，与奏折相反，廷寄是皇帝写给臣下的私人书信。有了廷寄，雍正帝干脆连写题本的正式程序都不走了，直接将自己的意志下发有关部门，令其照办，而且还是秘密地办。廷寄防止了信息的无效流传，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只要是皇帝认为没有必要知情的人，就怎么也无法获知。这也将皇权的独裁推向无以复加的顶点。要知道，在曾经的三省六部制下，如果皇帝以私密信件的方式，绕过正式程序下发命令，受命官员是有权将其驳回的。

此外，雍正帝还规定上奏者在得到自己的批复后，须将批复与原奏折一起交还，不准留底。如在得到批复之后还需要走正式程序的，也不能在题本中引用皇帝批复的原话。比如，雍正帝在给大臣田文镜的批复中有这么一句著名的话：“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田文镜不能因为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把批复留下，必须还给皇帝，也不能在公开的文件上引用说皇帝的话，他就是那样的汉子。

雍正帝的正规化措施十分严密，他还给有权上奏的官员发放特制的匣子，专门用来放奏折。匣子也有特制的钥匙，皇帝和官员各有一把。奏折的传送有专人负责，以保证在官员与皇帝之间，没有任何人经手，确保奏折的私密性。

种种措施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军机处的设立。为应付西北军事繁重的协调指挥任务，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作为临时机构，集中处理有关前线军情的奏折。军机处让雍正帝尝到了集中处理奏折的甜头。奏折依然是要皇帝本人先读过，然后皇帝只需要说个大概的处理意见，自有他钦点的几位军机大臣，其实就是秘书，把他的意思润色成文，下发执行。

西北战事平息后，原本临时性质的军机处没有撤消，反而就此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专门为皇帝处理奏折的机构。有了军机处，皇帝的负担稍稍减轻，而效率却大为提高，乾纲独断终于不再只是说说而已。奏折制度，实质上是公务的私人化，终于使得中国式的皇权独裁就此达到顶峰。

在复杂精巧的制度安排下，除非皇帝自己放手，皇权不会受到任何来自体制内部的威胁。因此，在清朝前期，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权臣、母后、外戚、宦官干政的情况。

在奏折的世界里，雍正帝终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安全感。因此，每天在批复堆成小山一样的奏折的工作中，他才会感到无比的放松和愉悦，才能留下无数如今传为笑谈的“神回复”。比如前面我们说到的，朕就是这样汉子。再比如批复年羹尧折子里说的：“每天朕亦甚想你。”再比如批复大臣们日常请安折子时常说的：“朕安，卿好吗？”

乾隆：乾纲独断, 乃本朝家法

乾隆帝刚刚接班时，还很有些不知轻重，竟曾将拆阅部分奏折的权力下放给几位重臣。不过才几天之后，他就醒悟过来，收回这项权力。此后多年，他没再犯过这样的糊涂。他充分利用奏折与军机处，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它们的功用，把自己的精明与睿智挥洒到全国各地，将清王朝所谓的盛世带到了极点。

乾隆十三年，在因皇后之丧与金川战事失利而起的一场政坛地震后，乾隆帝处死了由自己亲自培养，但办事不力、给自己丢了人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也穷尽手段羞辱并驱逐了最后的先皇重臣张廷玉。此后，他终于得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重组军机处。乾隆帝找来接替讷亲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人选令人吃惊，是他的小舅子傅恒，当时还不到三十岁。

把首席军机大臣这个极具威望的头衔硬套给一个职业生涯建树尚少的年轻人，这个明显极不相称的搭配给旁观者一个信息，乾隆皇帝需要的军机大臣，也就是他的私人秘书，不需要有多高的威望或才干，听话才是最重要的。

奏折与军机处制度的完善，是乾隆帝敢于这样做的资本。从军机处里下发全国的各种决策，都出自他自己的意志，军机大臣不过只是完成着生产流水线上的规定动作，所以不需要军机大臣本人有多高的才干，只要够用就行；也不担心傅恒出身于历代君主都小心提防的外戚集团，乾隆帝也丝毫不用顾及他能怎么样。不过是个秘书，能怎么样呢？

傅恒的确没有怎么样，做了二十多年首席军机大臣，他一直都乖乖地听大舅哥的话，直至乾隆三十五年时去世。有了小舅子带领军机处多年来不辞辛劳地认真办差，乾隆帝才能自信地说出这样的话：“乾纲独断, 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 一切用人听言, 大权从未旁假。”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于斯为盛。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乾隆帝开始老了，整个中国的皇权制度也老了。乾隆三十八年，六十三岁的乾隆帝邂逅了二十三岁的和珅。与当年提拔傅恒的思路一样，乾隆帝也为和珅提供机遇，让这个极具才干的年轻人进入军机处，成为自己的秘书、自己的代言人。他认为这样没有根基的年轻人除了紧紧依靠自己，听自己的话之外，在勋贵环伺的军机处里没有别的生存之道。

但和珅在处理具体事务方面的才能远远超过当年资质平常的傅恒，对于清王朝的体制，他的洞察力也高过傅恒。老年的乾隆帝精力渐渐不济，正需要和珅更多地发挥才能。只要能体贴皇帝的心意，让皇帝倾心信任自己，他就能用自己的利益去绑架皇帝本人的利益。

随着乾隆帝长时间的老而不死，和珅的权力逐渐向纵深发展。终于在乾隆末年，嘉庆初期时，和珅完全掌握了军机处，密令所有上奏者要把奏折同时抄录两份，一份照常送往宫廷，另一份直送军机处给他看。到了与皇帝共享私人信件、分享皇权的地步，自然也就到了必死无疑的地步。和珅的结局大家也都清楚，不再赘述，但需要说的是，在独裁者眼中，和珅的罪恶不是贪污，那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他窃取了独裁者的权力，尤其是奏折的处理权。

此后的嘉庆皇帝重新提高公开运行的题本与内阁的地位，适当地削弱奏折与军机处，让皇权运行暂时恢复正规。但独裁制度与独裁者本人的个人素质高度关联的死结却终究无法解开。

清代历代皇帝批复手迹

多年之后，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皇权再次颠簸，最后落到了一个女人的手上，而她成功夺权第一步，就是从他的夫君，咸丰皇帝留下的顾命大臣手中抢来的奏折阅览权。她就是慈禧太后。

谢选骏指出：上文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例如把傅恒描写的十分平庸。其实这个傅恒，颇具军事眼光，也确属军事人才。其指挥平准噶尔、大金川、缅甸战役，均为乾隆“十全武功”做出重要贡献。结果还因缅甸战役染上瘟疫，一病呜呼。乾隆帝百名功臣画像陈列于紫光阁，傅恒荣居首位。不过，上文关于清朝独裁制度的描述，对于现在中国的走向，确有提示作用。在康熙乾隆那里运行很“好”的独裁，到了慈禧那里就变得很“坏”。所以效率高低与结果好坏，其实并无关系。

至于雍正自称“汉子”，更是匪夷所思，这等于说雍正说自己是一个汉人而不是满人了：汉子，指汉家后人或俗称丈夫。宋朝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

1.古时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男子的称呼。《北齐书·魏兰根传》：“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

2.用为对男子的通称，有时含贬义。《水浒传》第二七回：“那两个汉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声，惊的呆了。”

当然，也许满人不善中文，所以滥用一气。当然，作者引此也可能是在影射习近平谈苏联解体时所说的：“竟无一人是男儿。”

谢选骏：印度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缺乏王者意识！

《印度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失去了“新疆”“宁夏”“缅甸”》（2017年8月1日）报道说：一篇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的分析文章，作者温骏轩将中国内部诸板块与印度进行一一的对应比较，发现了十分有趣的差异。

其实自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两国在边境线上的小规模冲突可以说一直就没有断过，只不过不一定都见诸媒体罢了。然而这一次的冲突，倒的确有些不同。原因在于，中印两军对峙的那片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洞朗地区），印度本身并不是当事方。真正的争议双方，是中国和不丹两国。印度之所以自认为有资格出头，是因为不丹的外交、军事事务完全交由印度处理，经济上亦严重依赖印度，甚至因此没有和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国建交。

中国和印度是不丹仅有的两个邻国，并且是两个有矛盾的大国。可想而知，不丹的处境有多么的尴尬。从不丹的角度来说，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一方，而与另一方为敌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些年尽管没建交，中、不两国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甚至有解决边境争议和建交的可能性。对于这种情况，印度显然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这次与其说是印度为不丹强出头，倒不如说是逼迫不丹明确表态站队。

世界上有五个可以参与全球竞争的一类地缘政治板块，包括有：美国、俄罗斯、中国、欧洲（不包括俄罗斯部分），以及印度。苏联解体之前，美、俄这两个分别代表海洋、大陆势力的前超级大国，是世界地缘政治舞台的主角。冷战之后，除了中国逐渐成长，印度作为欧亚大陆的另一个边缘国家，一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也已是个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说到中国和印度，可比的东西的确很多：都是文明古国，人口都有十几亿，都被列强入侵过，现在都在复兴阶段……总之比下来无非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印度前景好，一种是认为中国后劲足。印度人认为他们前景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他的地理位置好，两面靠洋（跟美国多像啊），而中国很难冲出第一岛链。不过从印度本身的位置及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来说，却存在无法弥补的短板。这使得印度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注定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包括直接来自中国的压力。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直接控制区大体在长城以南，东北方向的“东北平原”，北方的“蒙古高原”，西北的“西域”，西部的“青藏高原”，一直影响着中央王朝的稳定。中国强盛时，这些地方可以采用羁縻、朝贡的方式加以制约。一旦衰弱，居于其上的马上民族便有可能觊觎中原。当某个马上民族入主中原并融入华夏后，新的部落和威胁又开始在上述边缘地区滋生，如此周而复始。

现在上述边缘地区大都纳入了中国的领土（外蒙古地区除外），中国的国防线得以大幅度推进，中央集权力也得到极大加强。客观上，如果从实际管控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内部地缘政治状况，是两千年来最好的时候。

从外部环境来看，历史上中国最大的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即使在海洋成为全球博弈主战场之后，这一战略威胁也并没有被削弱。在游牧势力被工业革命的力量碾压殆尽后，俄国成为了中国在陆地方面最大的压力源。当然，工业技术也让人口占优的中国，有机会积蓄更多的力量并反制北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有鉴于此，蒙古国、中亚五国作为中俄两国之间的缓冲国，客观上为中、俄两国建立互信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建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背靠背”式的战略伙伴关系。

既然中国在内外地缘政治环境上，都比较乐观，甚至解决了北方压力问题，那么一直对飙中国的印度，情况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并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印度”更多是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真正统一的时间非常少。大英帝国在南亚、东南亚的殖民史，反倒给了印度一个整合甚至扩张的机会。只不过在上世纪中叶，全球迎来民族独立潮之时，完全被动依赖前宗主国制定整合原则的印度（不同于中国的主动争取），并没有机会将自己的边境线，推进到一个安全的程度。

不管印度当时到底有多大机会做到这点，将英国控制下的南亚地区，包括曾经划入“英属印度”范围的缅甸放在一起，拿来与中国内部诸板块（以及独立的外蒙古）进行一个对应比较，都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由此大家也能够看到，印度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最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差异。

1、巴基斯坦—西域。从地理结构上看，巴基斯坦的核心区是印度河流域。印度河也是印度文明的起源之地。然而历史上，印度河流域一直处在印度次大陆，抵御外部压力的前线。一支支跨过开伯尔山口的中亚民族，最终使得印度河流域的居民，放弃了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本土宗教信仰，转而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一员。也最终导致在1947年的印巴分治方案中，巴基斯坦脱离印度成为了独立国家。

除去与中亚相接的地理位置以外，地理环境的差异也是巴基斯坦与印度渐行渐远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与南亚整体所呈现的湿热“热带季风气候”不同的是，印度河流域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区。这一环境特点，使之更容易与同样身处干热气候区的中、西亚民族，在文化上找到共同点。

从位置上看，失去巴基斯坦并与之交恶，意味着印度失去了向欧亚大陆腹地扩张的可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半数居民呈现相同信仰（与巴基斯坦），并且在气候、位置上亦极为相似的西域地区，建立了受中央政权管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在上个世纪失去了新疆，那么中国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上合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帮助中国西进的平台，同样难以成型。

2、孟加拉国—西套平原。恒河是印度的母亲河，孟加拉国所处的恒河三角洲地区，历来是印度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英属印度最初的突破点。70年前的印巴分治方案中，孟加拉国因为信仰的关系，也被划入了巴基斯坦的范围（称之为“东巴”）。然而印度居于其间的格局，使得这一整合完全不具备持久性。1971年，在印度的军事支持下，孟加拉国终结了自己“东巴基斯坦”的身份，成为了独立国家。

由于与印度核心区地缘关系紧密，且远离其它伊斯兰国家，孟加拉国与印度的关系并没有像印、巴关系那么紧张。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的上游地区，依托“西套平原”而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地缘类型上可以与之对应。很显然，就中国内部的情况而言，无论从民族还是与核心区的地缘关系来看，宁夏地区都较新疆地区更为稳定。当然，无论是宁夏还是新疆，现在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有问题也容易在内部调解掉。至于印度，即使是现实威胁没有那么大的孟加拉国，也同样有可能在地缘政治上为对手所利用。

3、山南地区—蒙古高原。中国的北方强邻是俄国，印度的北方强邻是中国。大国之间需要一条稳定的地理分割线，或者缓冲国来维持平衡。中国北方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地是蒙古高原；印度则希望最起码能够将中国阻止于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之北。

就中国北方的情况而言，蒙古高原因中间的大漠戈壁分割，结构上分为漠南、漠北两部分。历史上，为保护长城以南核心区的安全，中原王朝一直试图控制漠南诸游牧部落。今天，漠南地区加上漠北的呼伦贝尔地区，形成了内蒙古自治区。

与之相比，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山南地区）的收获也差不多。在喜马拉雅山东、西两端，印度的控制线大体都推进到了喜马拉雅山分水岭，这其中就包括与中国有争议的藏南地区。在中段，尽管大英帝国在19世纪将尼泊尔、锡金、不丹三个王国，纳为了自己的保护国，却没有将此三国变成“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这也导致印度，在独立之时无法顺势得到整个山南地区。

不过印度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在1975年通过策动公投的方式，将锡金王国变成了印度的锡金邦，从而在尼泊尔与不丹之间，打开了一个与中国相接的缺口，此次中、印爆发冲突的地点正位于此。除此之外，印度还在极力阻止尼、不两个缓冲国倒向中国。从战略防御的角度来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就像上世纪中苏交恶之后，身处苏联阵营的蒙古国，加重了中国的北方压力一样。

4、锡兰岛—台湾岛。与台湾岛情况类似的是，锡兰岛的绝大多数人口和文化，源自于对应的大陆，亦是同样位于大陆东南角最重要的外岛，战略位置显著。需要说明的是，在大英帝国控制南亚期间，这颗南亚明珠在行政上并没有纳入“英属印度”的范围，而是成为了英国王室的直属领地。

与印度人主要信仰印度教不同的是，锡兰岛上的主体民族“僧伽罗人”信仰的是佛教。在印度独立前夜，印度曾试图将锡兰拉入印度联邦。不过坚持以宗教信仰作为分治标准的英国并没有同意。独立之后的锡兰在1972年将国名变更为了现在的斯里兰卡。失去这个机会之后，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印度再想吞并斯里兰卡的机会基本为零。

相比之下，中国这边海峡两岸虽未统一，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统一只是时间和技术问题。成功将台湾问题拉回到“内政”范畴的中国，在外岛控制上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5、缅甸—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属于东亚的一部分，而属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一部分；缅甸也同样不属于南亚版块，而属于东南亚。在中国现在的版图中，青藏高原目前大体被分为两部分：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其中除了青海省会西宁所在的河湟谷地以外（这部分可追溯到西汉），青藏高原绝大部分地区接受中原王朝统治时间点，起始于清朝。可以说，是最晚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边缘板块。

缅甸与印度发生政治联系的时间则要更晚些。公元1886年，英国在征服缅甸之后，将后者变身“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完成了英属印度的最后一块拼图。然而在英国势力衰退之后，这种基于外部力量的强行整合并无法持续。1937年缅甸脱离印度，直接接受英国的统治，并在1948年获得独立。

从技术上看，如果中国失去了青藏高原，哪怕仅仅是南部的西藏，印度的北方压力都将不复存在。反观印度，如果得到了缅甸，则不仅能够在争夺东南亚影响力的问题上占得先机，更能从云南方向直接威胁中央之国的核心区。此消彼涨，地缘力量的天平在这个点上，开始明显向中国方向倾斜。

6、印度东北地区—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气候原因，除了南部少量土地以外，中国东北地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大规模农业开发的禁区。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东北地区在文化上，长期无法融入华夏。清朝建立之后，更是从留后路的角度出发，将东北地区圈禁为政治保护区。

然而受益于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中国内地人口在18世纪时就开始出现爆炸式增长，人口压力加上清朝开始进入衰弱期，导致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上千万人口快速填充了这片土地（史称“闯关东”），也使得中国东北地区仅仅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从低人口密度的边缘板块，彻底升格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

在中国开始利用人口优势，融合东北地区之时，印度则刚刚在英国的帮助下，将印度东北地区纳入“英属印度”的范围内（1838年）。在此之前，印度东北地区并不是印度的一部分，而是属于一个叫“阿萨姆”的独立王国。今天享誉世界的阿萨姆红茶便是出产于此。

基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印度东北地区一直是中南半岛民族迁居之地。阿萨姆王国的建立者“阿萨姆族”，便是源于来自中南半岛的泰民族的一支。由于印度东北地区历史上，并不存在中国东北地区那样的农业瓶颈（导致有足够数量的土著人口），且种族迥异，使得印度开始想融合这片土地时，面临非常大的障碍。以至于今天的印度东北地区，成为了印度分离主义思想最严重的地区。

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孟加拉国的独立，印度东北地区与核心区之间，仅仅依靠一条狭长的“西里古里走廊”相连，而这条与锡金相连的走廊，又在中国（亚东）的威胁之下。可想而知，即使没有种族、文化融合问题，印度东北地区也会天然产生分离倾向。

通过上述对比，以及中国和印度在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定位分析，相信大家心目对这场龙-象竞争今后的走势已经有了答案。客观说，在从古老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这个历史转折点上，中国抓住了更多的机会，印度则多少有点输在起跑线上的感觉。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两国当下的地缘政治结构环境上，更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合法拥核国家身份，是显示大国身份的两个重要指标，也是印度这些年的努力方向。中国则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就已经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以联合国席位及拥核国身份这两个指标来说，中国也是唯一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跻身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国家。正常情况下，作为一个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本是没有机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如此好的身位的。这一切，包括今天中国领土的形成，都不是因为当年那些列强的施舍，而是100年来中国人民从未间断的抗争及巨大的牺牲换来的。

反观印度，70年前的“非暴力不合作”及听从宗主国安排的做法，固然为其求得了一个独立地位，但当印度希望自己成为世界一极时，就会发现付出和回报其实是成正比的。即使今后能够通过合纵连横，解决两个大国身份认证的问题，但对于印度来说，将自己国境线推进到一个更完美的程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谢选骏指出：印度为什么不如中国？不是因为它失去了“新疆”“宁夏”“缅甸”；而是因为印度缺乏王者意识。所谓王者意识，也就是统治意志——中国的王者意识十分强烈，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不仅在现实层面，而且在历史层面；不仅不仅在社会层面，而且在文字层面。例如，“中国”的概念本身就是王者意识和统治意志的鲜明表达；再如，甚至连汉字也是王者意识和统治意志的工具。所以通过法国和日本殖民统治而获得了独立的越南和朝鲜，不得不废除汉字，以脱离中国的王化。如果没有汉字这一王者意识的载体，中国汉人就会像印度和欧洲那样分裂为许多民族。

谢选骏：北朝鲜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重要信号 白宫再次表态强烈支持印度入常》2017年8月6日报道说：

美国国务院8月4日表示，美国支持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可能会在本月提出让新德里加入安理会以及其他多边机构（如核供应集团）的议案。今年6月下旬，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了会晤，特朗普称支持印度在改革后的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两国还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强烈支持印度早日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等多边机构的成员。

实际上与印度一样寻求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的还有德国、日本和巴西。《印度时报》还称，除美国外，包括俄罗斯、荷兰和土耳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支持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但是美国际关系观察员莱斯指出，四国入常并非简单的事，而且涉及到联合国的改革问题，不是大家各说一句话那么简单的。

印媒报道称，印度一直在努力试图改革安理会，想要成为安理会的一员，无论是担任常任理事国还是非常任理事国。话是这么说，不过以印度的国家体量和强烈的国际政治意愿，是不可能只想屈尊于没有最后一票否决权的安理会。当然如果入常有难度那么就把加入安理会先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渡桥。

关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扩编的问题，要么四国都加入要么一个也不会有机会。这其中牵涉到传统大国和区域利益的平衡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赖斯还直言指出，白宫支持德国和日本盟友入常可能是真心的，但是印度现在还不是美国的真正盟友。印度认为俄罗斯会坚定支持他，但莫斯科也会看到新德里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的变化。

印度媒体论坛上，有网友清醒直言“这是美国甩给我们的一个吃不到的诱饵罢了”。首先美国很清楚，印度是不可能抛开德日巴三国单独取得成功的。而四国同时加入会引发很大的分歧。其二美国未必真心愿意与更多新同事一起分享权利。而为了获得美国表面上“所谓坚定支持表态”，印度还要为此付出很多不确定的巨大代价。

更重要的是老美明知道根本说了不算，最终可能会被一票否决。只要这五个成员国行使否决权，只要其中一个国家反对新成员国加入成为常任理事国，就不会成功。比如“老朋友”英国。有印网友称英国不会希望它曾经的殖民地成为它平等的伙伴，而且极有可能首先反对。


谢选骏指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战胜国俱乐部”，印度要入、德国要入、日本要入、巴西要入……谁不想入？可是这个常委不是哪个国家的政治局常委，可以随意入口或更改的，除非再进行一次世界大战，否则要增加席位，门都没有。只有战争，才是入常的大门。经济总量不行。否则，手握原子弹的巴基斯坦也要入，以色列也要入，北朝鲜也要入——干脆改成“联合国核武器俱乐部”算啦。可见，原子弹也不行！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北朝鲜……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生出来，凭什么入？如果北朝鲜以色列不能入，日本德国当然也不能入，否则，只要北朝鲜以色列给日本德国几个原子弹，日本德国的经济总量马上就会变得比北朝鲜以色列还要低了。所以说，不能打破现状！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改变现状！如果不能增添北朝鲜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行列，任何其他国家也都不能进入。否则，等于开启新的世界大战的门了。这个入常，比改变现有边界更加危险！不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