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独裁比寡头更有效率

《北戴河军警荷枪实弹 习近平据称要废掉政治局常委制重设党主席》2017年8月7日报道说：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今秋在北京召开。在中共十八大后逐渐成为可能是继毛泽东以来中国最有权威领导人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首次有机会直接对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布局做出安排。如不出意外，习近平将在十九大后开始自己的第二个五年任期，而中共也将在此期间迎来建党100周年。

五年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历来备受外界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政策走势会在党代会上出台。另一方面，这也是外界窥探中国密不透风的精英政治的难得机会。

如果报道属实，今后中共人士最高安排将不再设中共政治局常委制度。据境外媒体披露，中共现任或退休的资深高干目前已云集北戴河，所在的河北秦皇岛市近期进入高度警戒状态，京秦高速需领“安检证”。北戴河地区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警、特警和公安，到处实施交通管制，相信中共政要已云集北戴河开会。

为了迎合这个政治敏感季节，国家广电总局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各地电视台要坚持“新闻综合频道的定位，坚持新闻台的方针”；强化电视综合频道公益属性和文化属性。坚决反对唯收视率，坚决抵制收视率造假；要求强化重点时期黄金时段电视剧播出管理，提前审查，原则上不得编排娱乐性较强、题材内容较敏感的电视剧。

此外，境外传媒亦传出多个不同版本的中共高层架构改革，明报引述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昨5日接受采访时指，中共十九大不设政治局常委可能性很大。观察人士陈破空则认为，从8.1前夕习近平沙场阅兵，将士喊“主席好”判断，十九大中共有可能恢复主席制。“主席好”这一说法，改变了自邓小平以来检阅部队以“首长好”向领导人致敬的做法。其实，在今年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香港大阅兵上，受阅部队同样对习近平使用了“主席好”这一致敬方式。中共自毛泽东起一直行主席制，邓小平复出后废了时任党主席华国锋，采用总书记制，胡耀邦为首任。

谢选骏指出：废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等于废掉内阁，乾纲独断了。这是由独裁代替了寡头。个人领导代替了集体领导。“和吃瓜群众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总的看来，独裁比寡头更有效率。但是高效率不见得好，低效率不见得坏——如果犯了错误，效率越高死得越快，这时就是低效率的好了。

《清代的奏折制度：“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孙宇2017-05-25）说：

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文书形式；与前朝在政府内部公开的奏章不同，奏折是上奏者与皇帝之间的私人信件，其内容在皇帝亲自阅读之前是保密的。

作为私信的奏折

奏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名词，古装戏里常有这样的台词：“我要给皇上上奏折！”这说明奏折是古代臣民们写给皇帝的一种请示或报告。那么奏折是哪个朝代开始出现的呢？奏折和奏疏、奏章是一回事吗？奏折是公开文件吗？哪些人能写奏折？奏折很重要吗？

先简要回答这些问题：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文书形式；与前朝在政府内部公开的奏章不同，奏折是上奏者与皇帝之间的私人信件，其内容在皇帝亲自阅读之前是保密的；上奏折是皇帝恩许给部分官员的特权，不是谁都能给皇帝上奏折的；奏折堪称清王朝皇权独裁制度的核心部件，非常重要。

清承明制。在明朝，由下而上的政府公文分为题本和奏本两种，题本用来跟皇帝谈公事，奏本则是和皇帝聊私事。但实际操作起来，天子和天下又怎能明确地分个公私？所以这两种文体经常混用。不论内容如何，题本和奏本都是政府公文。按照明朝的内阁制度，公文要在皇帝过目之后交给内阁“拟票”，即草拟处理意见，后再报皇帝批复。

如果皇帝犯懒，既不过目也不批复（不过目就只能由内阁直接拟出处理意见，不批复就只能由太监们代笔批复），一旦这种流程形成惯例，皇权必然旁落。况且由于题本与奏本是公开的，处在信息传递终端的皇帝往往对其内容最后知情。等公文传递完成时，舆论的倾向已经形成，皇帝的决策经常因此陷入被动，无法真正实现他们想要的乾纲独断。

清代顺治、康熙两朝初期，皇权分别受到权臣多尔衮与鳌拜的威胁，致使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康熙帝敏锐地对现行制度查漏补缺，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奏折制度的建立就是其中关键一环。

康熙：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康熙早年，奏折无非是一些搞不清楚该如何选用公文适当文体的满族官员们写的些无关紧要的普通书信。虽尚无明确规定，但一般只有高级别的满族官员才有资格给皇帝本人写信。机敏的康熙帝从中发现奏折这种私密的形式属性值得利用，尤其是在获取情报方面。他稍稍扩大了有权上奏者的范围。在其执政中期，而立之年的康熙帝开始把奏折制度在亲信身上进行试点。

江宁织造曹寅凭借与自幼与康熙帝建立的亲密信任关系，成为第一批试点人员之一。他负责用奏折秘密向康熙帝汇报江南一带的吏治民情，在汇报情况的过程中也往往夹带一些需要请示的事项。康熙帝也往往直接在奏折上给与回复，然后曹寅等人再按照康熙帝的回复意见，写成题本走正式程序，就能把皇帝的意志迅速落实。

曹寅的奏折与康熙帝的批复

康熙帝逐渐发现了这其中的好处。通过奏折，他可以绕过题本、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之类的繁琐程序，进一步掌握处理具体事务上的主动权。

但康熙帝毕竟对自己的控制力还是比较自信的，他认为没有必要把这种非正式的处理手段摆上台面将其正规化。相反，他还十分注意保持奏折制度的非正式性，使其只在一些具体人物和具体事务上小范围地发挥作用。

终康熙一朝，被授权能直接向康熙帝上奏的人，虽然已经由零星几个亲信扩大到中央、地方要员，但总数也不过两百人左右。奏折的作用虽然已经显现，但其性质依然是一种君臣之间的私人信件。

比如康熙四十三年时，康熙帝在批复曹寅的奏折时，满怀信任地向他透露自己明年想要南巡的计划，并一再嘱咐曹寅：“明春朕欲南方走走, 未定。倘有疑难之事, 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 但有风声, 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正是由于奏折的私密性，康熙帝才有可能使用这种轻松易懂的口语化个性表达。

雍正：朕就是这样汉子

中年继位的雍正帝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亚于乃父彼时。面对一群不合作的兄弟和满朝先皇旧臣，要想布施新政，一切都要另起炉灶。为此，雍正帝重新审视奏折的价值，将其适用范围大幅扩大，并增加规范化的管理方法，奏折由此升格为正式制度。

雍正帝大幅增加有权上奏折的人数。号称“冷面王”的雍正帝本就没有多少亲信，要想更大程度地发挥奏折的作用，首先就必须打破只有亲信方可上奏的逻辑，将其颠倒为有权上奏的就是亲信。逐渐的，中央京堂以上官员，以及所有的封疆大吏，甚至包括一些重要地方的府道台一级官员都有了上奏权，为雍正帝形成一张遍及全国的信息网络的同时，也建起了无数条直通皇帝的决策渠道。

雍正帝还为奏折设计很多的规章制度，加速其向正规化发展。比如他为奏折配套设计的廷寄，与奏折相反，廷寄是皇帝写给臣下的私人书信。有了廷寄，雍正帝干脆连写题本的正式程序都不走了，直接将自己的意志下发有关部门，令其照办，而且还是秘密地办。廷寄防止了信息的无效流传，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只要是皇帝认为没有必要知情的人，就怎么也无法获知。这也将皇权的独裁推向无以复加的顶点。要知道，在曾经的三省六部制下，如果皇帝以私密信件的方式，绕过正式程序下发命令，受命官员是有权将其驳回的。

此外，雍正帝还规定上奏者在得到自己的批复后，须将批复与原奏折一起交还，不准留底。如在得到批复之后还需要走正式程序的，也不能在题本中引用皇帝批复的原话。比如，雍正帝在给大臣田文镜的批复中有这么一句著名的话：“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田文镜不能因为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把批复留下，必须还给皇帝，也不能在公开的文件上引用说皇帝的话，他就是那样的汉子。

雍正帝的正规化措施十分严密，他还给有权上奏的官员发放特制的匣子，专门用来放奏折。匣子也有特制的钥匙，皇帝和官员各有一把。奏折的传送有专人负责，以保证在官员与皇帝之间，没有任何人经手，确保奏折的私密性。

种种措施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军机处的设立。为应付西北军事繁重的协调指挥任务，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作为临时机构，集中处理有关前线军情的奏折。军机处让雍正帝尝到了集中处理奏折的甜头。奏折依然是要皇帝本人先读过，然后皇帝只需要说个大概的处理意见，自有他钦点的几位军机大臣，其实就是秘书，把他的意思润色成文，下发执行。

西北战事平息后，原本临时性质的军机处没有撤消，反而就此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专门为皇帝处理奏折的机构。有了军机处，皇帝的负担稍稍减轻，而效率却大为提高，乾纲独断终于不再只是说说而已。奏折制度，实质上是公务的私人化，终于使得中国式的皇权独裁就此达到顶峰。

在复杂精巧的制度安排下，除非皇帝自己放手，皇权不会受到任何来自体制内部的威胁。因此，在清朝前期，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权臣、母后、外戚、宦官干政的情况。

在奏折的世界里，雍正帝终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安全感。因此，每天在批复堆成小山一样的奏折的工作中，他才会感到无比的放松和愉悦，才能留下无数如今传为笑谈的“神回复”。比如前面我们说到的，朕就是这样汉子。再比如批复年羹尧折子里说的：“每天朕亦甚想你。”再比如批复大臣们日常请安折子时常说的：“朕安，卿好吗？”

乾隆：乾纲独断, 乃本朝家法

乾隆帝刚刚接班时，还很有些不知轻重，竟曾将拆阅部分奏折的权力下放给几位重臣。不过才几天之后，他就醒悟过来，收回这项权力。此后多年，他没再犯过这样的糊涂。他充分利用奏折与军机处，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它们的功用，把自己的精明与睿智挥洒到全国各地，将清王朝所谓的盛世带到了极点。

乾隆十三年，在因皇后之丧与金川战事失利而起的一场政坛地震后，乾隆帝处死了由自己亲自培养，但办事不力、给自己丢了人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也穷尽手段羞辱并驱逐了最后的先皇重臣张廷玉。此后，他终于得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重组军机处。乾隆帝找来接替讷亲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人选令人吃惊，是他的小舅子傅恒，当时还不到三十岁。

把首席军机大臣这个极具威望的头衔硬套给一个职业生涯建树尚少的年轻人，这个明显极不相称的搭配给旁观者一个信息，乾隆皇帝需要的军机大臣，也就是他的私人秘书，不需要有多高的威望或才干，听话才是最重要的。

奏折与军机处制度的完善，是乾隆帝敢于这样做的资本。从军机处里下发全国的各种决策，都出自他自己的意志，军机大臣不过只是完成着生产流水线上的规定动作，所以不需要军机大臣本人有多高的才干，只要够用就行；也不担心傅恒出身于历代君主都小心提防的外戚集团，乾隆帝也丝毫不用顾及他能怎么样。不过是个秘书，能怎么样呢？

傅恒的确没有怎么样，做了二十多年首席军机大臣，他一直都乖乖地听大舅哥的话，直至乾隆三十五年时去世。有了小舅子带领军机处多年来不辞辛劳地认真办差，乾隆帝才能自信地说出这样的话：“乾纲独断, 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 一切用人听言, 大权从未旁假。”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皇权，于斯为盛。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乾隆帝开始老了，整个中国的皇权制度也老了。乾隆三十八年，六十三岁的乾隆帝邂逅了二十三岁的和珅。与当年提拔傅恒的思路一样，乾隆帝也为和珅提供机遇，让这个极具才干的年轻人进入军机处，成为自己的秘书、自己的代言人。他认为这样没有根基的年轻人除了紧紧依靠自己，听自己的话之外，在勋贵环伺的军机处里没有别的生存之道。

但和珅在处理具体事务方面的才能远远超过当年资质平常的傅恒，对于清王朝的体制，他的洞察力也高过傅恒。老年的乾隆帝精力渐渐不济，正需要和珅更多地发挥才能。只要能体贴皇帝的心意，让皇帝倾心信任自己，他就能用自己的利益去绑架皇帝本人的利益。

随着乾隆帝长时间的老而不死，和珅的权力逐渐向纵深发展。终于在乾隆末年，嘉庆初期时，和珅完全掌握了军机处，密令所有上奏者要把奏折同时抄录两份，一份照常送往宫廷，另一份直送军机处给他看。到了与皇帝共享私人信件、分享皇权的地步，自然也就到了必死无疑的地步。和珅的结局大家也都清楚，不再赘述，但需要说的是，在独裁者眼中，和珅的罪恶不是贪污，那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他窃取了独裁者的权力，尤其是奏折的处理权。

此后的嘉庆皇帝重新提高公开运行的题本与内阁的地位，适当地削弱奏折与军机处，让皇权运行暂时恢复正规。但独裁制度与独裁者本人的个人素质高度关联的死结却终究无法解开。

清代历代皇帝批复手迹

多年之后，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皇权再次颠簸，最后落到了一个女人的手上，而她成功夺权第一步，就是从他的夫君，咸丰皇帝留下的顾命大臣手中抢来的奏折阅览权。她就是慈禧太后。

谢选骏指出：上文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例如把傅恒描写的十分平庸。其实这个傅恒，颇具军事眼光，也确属军事人才。其指挥平准噶尔、大金川、缅甸战役，均为乾隆“十全武功”做出重要贡献。结果还因缅甸战役染上瘟疫，一病呜呼。乾隆帝百名功臣画像陈列于紫光阁，傅恒荣居首位。不过，上文关于清朝独裁制度的描述，对于现在中国的走向，确有提示作用。在康熙乾隆那里运行很“好”的独裁，到了慈禧那里就变得很“坏”。所以效率高低与结果好坏，其实并无关系。

至于雍正自称“汉子”，更是匪夷所思，这等于说雍正说自己是一个汉人而不是满人了：汉子，指汉家后人或俗称丈夫。宋朝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

1.古时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男子的称呼。《北齐书·魏兰根传》：“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

2.用为对男子的通称，有时含贬义。《水浒传》第二七回：“那两个汉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声，惊的呆了。”

当然，也许满人不善中文，所以滥用一气。当然，作者引此也可能是在影射习近平谈苏联解体时所说的：“竟无一人是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