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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16日星期三

谢选骏:美国的武装私掠船PK共产党中国的海上民兵



(一)


《疯了?美国海军研究所已开始设想发私掠许可证抢中国商船了!》(环球时报新媒体 孔新 2020-04-09)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4月7日发表文章称,中国有超过14000千米的海岸线,中国还拥有仅次于希腊的世界第二大商船队,如果美国打算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封锁中国、扼杀中国的经济,可以怎么做呢?


雇佣兵们拦截商船


美国海军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退役海军陆战队将领马克-坎锡安撰文称:“私掠制度,可以提供一种低成本的手段,在和平时期发挥更强的威慑作用,在战时占据优势。”他表示,“在战争时期,私掠船可以扫荡海面,摧毁中国的航海产业,这是中国经济以及中国领导人赖以保持经济稳定的要素。这种战法带来的强烈威胁可以增强威慑能力,彻底防止战争的爆发。”


但是文章指出,如果要部署私掠船,美国就必须邀请私掠船进入自己的近海。私掠船实际上就是海盗,而且是得到官方支持的海盗。在过去几百年里,西方列强经常通过发放“缉捕许可证”,允许海员们自行武装起来,攻击对手的商船。私掠船们可以得到对手商船和货物作为战利品。发放“缉捕许可证”的国家则可以因此而打击敌国的经济。


训练中的雇佣兵们


坎锡安在文中说:“现代私掠制度可以攻击中国的一个极大弱点,中国拥有的商船数量比美国多得多。实际上,攻击中国的全球贸易可以破坏中国的整个经济,并威胁政权稳定性。与人们广泛认为的观点相反,美国私掠制并不违反美国国内法和国际法。”


坎锡安说,雇佣海盗比扩大海军规模要快得多。“可以迅速签发缉捕许可证,海盗们在几周内就能发起冲突。如果打算重建美国海军,大概需要四年时间。”


早期美国私掠船“巴尔的摩荣耀”号


坎锡安在文中指出,私掠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危及美国的国际信用。这是美国军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学到的教训。海盗是难以驾驭和控制的。他们也是靠不住的。2007年,黑水公司的雇佣兵在巴格达枪杀了17名平民。导致美军形象受损。


但坎锡安强调,退伍军人充当海上雇佣兵的好处很明显。“现有的雇佣兵公司会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成为海盗。现在有数十家公司提供安全服务,包括商场保安和反海盗护卫队。有大量的退伍兵希望加入雇佣兵公司。在伊拉克战争高峰期间,美国政府雇佣了大约两万雇佣兵承接安保工作。”


坎锡安认为,如果中国也采取私掠制度来对付美国,问题不大。他似乎认为美国的商船队规模比较小。世界上只有250艘商船是挂美国旗的,看起来美国似乎不容易受私掠制度影响。“如果中国也放出私掠船,美国的易损性比较低。”


但是,这250艘挂美国旗的商船只是美国赖以进行国际贸易的船队的一小部分。美国商船队规模较小,只是因为美国的税法和管制条例迫使船主挂外国旗来避税。


《国家利益》文章指出,如果中国授权私掠船攻击所有进出美国港口的商船,而不仅仅是挂美国旗的船只。那么人们就会发现,美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和中国差不多,而且这些贸易多数靠商船完成。私掠制会使赏金猎人在全球海洋上横行,就像美国发起“反恐战争”后赏金猎人在战区横行一样。后果是很糟糕的。


(二)


《研究报告主张美国动用私掠船对抗中国的海洋扩张》(2020年4月11日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一艘渔船2017年4月5日停泊在南中国海的黄岩岛附近,旁边是中国的海警船。


最新研究呼吁美国动用私掠船对抗中国的海洋扩张。另有报告说,中国的海上民兵武装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海军学会4月月刊Proceedings登载了重量级学者撰写的两篇文章,提出了上述呼吁。


美国退役陆战队上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坎奇安(Mark Cancian)和学者施瓦兹(Brandon Schwartz)在文章说,中国庞大的商船船队对美国构成了不对称的薄弱环节,中国的全球贸易如果遭到攻击,将会破坏中国的经济与稳定。美国应该向私人船只发放私掠许可(letter of marque),允许私人船只在发生双边冲突时拦截并扣押中国的商船与物资。


文章提到,美国1907年以后就没有正式签署发放过私掠许可,可这是“出于战略和政策考量,不是出于法律考量”,而且美国宪法也允许国会签发私掠许可。


文章并指出,私掠许可在冲突发生后很快就能签发,私人船只几个星期内就可以开始搜捕行动,而建造一艘战舰大概需要四年的时间,动用私掠船因此是对抗中国海洋扩张最廉价并迅捷的工具。


有报道说,国会众议员保罗(Ron Paul)在2007年和2009年两次提出利用私掠许可的方法讨伐本拉登和索马里的海盗,最后都没有成功。


这两篇文章刊登后有人很快提出了异议。美国兰德公司资深防务分析师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使用私掠船并发放私掠许可的想法可能会破坏美国的印太地区目标。华盛顿通过印太战略寻求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如果从事基本是海盗的行动,就会与美国本着国际法规与行为准则的精神和平解决纠纷的政策背道而驰。而且有效性如何呢?我认为美国会很难说服私人渔船或其它商业船只去从事军事行动。这样做风险巨大而且资金回报很小”。


美国军事记者艾克斯(David Axe)10日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网站上发文说,美国如果发放私掠许可,中国可能采取报复措施,也向民营船队发放私掠许可,对美国的商船和所有往返于美国的国际船运实施拦截,让美国的国际贸易受损。文章说,“简单的事实是,美国对外贸的依赖几乎与中国相同,而且大部分是通过船运”,“后果可能很可怕”;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瑞麟(Collin Koh)对媒体说,使用私掠船的想法“政治上不可行”,“会被认为是公然的挑衅,可能招致中国报复”,而且“根据联合国宪章,此举可能被认为是动用武力,也可能招致国际谴责”。


美国学者考虑动用民间力量对付中国海洋崛起,中国也在继续扩大民间力量的国防参与。美国兰德公司资深防务分析师格罗斯曼4月6日发表报告说,中国的海上民兵武装(PAFMM)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活动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具体手段是,从后方向有争议的灰色区域(gray zone)调集大量武装渔船,既能在数量上压制对方的维护主权行动,又能避免国际关注,降低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以“海上人民战争”的方式做到“不战而胜”。报告因此认为,中国的海上民兵武装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引起足够的警觉。


格罗斯曼对美国之音说,“对付中国海上民兵武装灰色区域行为的一个更为有效的策略可能是帮助东南亚国家的海岸警备队和海军壮大他们的力量,更好地在争议地区进行巡逻,遏制中国海上民兵武装。印度尼西亚最近就有效动用了海洋安全组织、海军甚至空军的力量去逼迫中国海上民兵武装撤退到纳土纳群岛(Natuna Island)周边的水域(就在中国的九段线以南)。这个策略能够十分有效地在其它地区复制”。


对中国海上民兵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洋研究学社(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教授艾立信(Andrew S. Erickson)4月7日在个人网站上评价说,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之际,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都在发生奇怪的撞船事件,“既然中国继续不愿公开透明,就希望本国船只与中国船只发生双边事件的国家政府以及了解情况的各方会公布事件的详细信息。与此同时,已经有充足的信息显示,中国海上民兵武装过去几十年来已经在这些水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美国专业机构发表奇文:主张用私掠许可证破坏中国海上商路》(陶式防务评论 2020-04-10)报道:


居然是真的!美军退役上校竟然主张用私掠许可证(官方海盗许可证,Letters of Marque)对付中国的海上商路。


近日,美国海军研究协会(USNI)网站发表了两位署名作者的文章,标题为《将海盗们放出来!》(Unleash the Privateers!)。其中一名作者马克·坎西安,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上校,另一名作者是布兰登·施瓦茨。这个网站并非普通媒体,而是属于美国最专业的海军研究机构。


文章宣称,“海军战略家们”正在努力寻找对抗中国海军崛起的方法,通常路线是要求更多的船只和飞机,但由于军费预算已经达到顶峰,所以两位作者建议利用私掠许可证这种低成本的工具。作者还颠倒黑白地宣称,所谓的“私掠”不是海盗行为。但真的如此吗?


USNI网站原文


什么是私掠许可证?


私掠许可证(Letters of Marque),是一国政府向平民发布的许可执照,可以允许他们“合法”地捕获或摧毁“敌方舰船”。美国宪法甚至公开写上了相关条款,明确授权国会发布这些规则(第一条第8款第11条)。按照私掠规则,被捕获的船只和货物称为“奖品”,“奖品法”仍然写在美国法律条文上。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75年-1783年),美国的私掠船曾经活跃一时,在大西洋上四处劫掠英国等国商船。这种名为“私掠船”,实为官方背景的武装海盗船,是随大航海时代来临而出现的。


美国私掠船与法国巡航舰交战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垄断世界海权的时代,相对弱小的英国和荷兰就非常重视私掠船,用海盗行为破坏老牌霸主的海上航路。当时,英国和荷兰的多数商船往往都兼职海盗船,看到适合下手的船只就会动手。而且,这些所谓的“官方”私掠船有时根本不遵守“只攻击敌国船只”的命令,对任何国家的商船都可能出手,甚至包括本国船只。


到了英国称霸海洋的时代,美国私掠船则充分效仿了英国的榜样,甚至将抢劫商船的行径干到了英国泰晤士河口。可以说,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海盗活动非常猖獗,很大原因都是这种私掠船制度造成的。一些“野生”海盗往往通过购买私掠许可证,获得某些国家的“官方身份”和幕后支持,导致海盗活动长期难以被禁绝。


劫掠西班牙商船的英国海盗


由于这类私掠船对海上贸易活动破坏极大,而且还是政府主导的海盗抢劫行为,引发了全世界的公愤。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不得不宣布废除本国的私掠船制度。


1856年,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和会中,与会的欧洲各国在签订《巴黎和约》的同时,还附带签署了《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宣布在全世界永久废除私掠船制度。在这时候,武装海盗船横行于大洋的时代才真正结束。


猖獗的加勒比海盗,实为私掠许可证的恶果


打击中国的“一带一路”?


《将海盗们放出来!》一文,矛头主要针对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文章作者宣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扩大了全球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但这种扩展也造成了脆弱性,因为这些投资必须得到保护。在过去15年里,中国经济增长了一倍以上,这是由中国外贸出口推动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来自贸易。


文章宣称,中国内地的商船船队规模很大,2018年拥有2112艘船,另外属于香港的还有2185艘。此外,中国有一支庞大的远距离捕鱼船队,数量估计达2500艘。


相比之下,美国商船队只有246艘。美国商船数量少,主要是建造和运营成本高昂,现有船队主要靠《琼斯法案》维持,该法案规定,在美国港口之间运送货物的船只必须悬挂美国国旗。


文章宣称,美国的这种商船数量弱势,反而在“私掠制度”下成为优势,而且可以极大提高美国在和平时期的“威慑力”。同时,美国海军舰艇数量持续下降,目前已经减少到295艘左右,距离355艘的理想目标遥不可及,因此用民船身份打造一支“私掠船队”能够以极低成本获得重大战略优势。


文章宣称,私掠船非常容易隐蔽,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个港口可以隐藏在其中或在其中穿行。而且,美国现有的大批私营军事承包商会可以充当私掠者的角色。


目前,西方国家有数十家公司提供所谓的“安保”服务,从商场保安到商船上的反海盗特遣队。全球有大批雇佣兵为私人承包商工作,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就雇佣了两万名承包商麾下的雇佣兵从事安全工作,作为美国士兵的补充。


文章还以索马里海盗为例,认为一次“成功的捕获”就能赚取数百万美元,足以吸引这些军事承包商来效力。


19世纪初期横行于大西洋的美国私掠船


文章宣称,虽然这种想法令多数战略家难以接受,但是“战略形势是新的,思想也是新的”——私掠船可能涌入海洋,摧毁中国的经济所依赖的海洋产业。作者公然宣称,这种“私掠船”方式能够加强威慑,从而根本“阻止战争的发生”。


众所周知,私掠船制度是被历史唾弃的罪恶沉渣,本来早已被世人遗忘。美国一些人居然想捡起这种东西去破坏世界经济,以达到他们荒谬绝伦的目的。西方某些人的下限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我们不能用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路去欺骗自己,需要充分提高警惕。(作者:陶慕剑)


(四)


《劫掠中国:美国对华打击中的“海盗船”方案》(杜佳 独家网)报道:


随着疫情相继在“罗斯福号”(CVN-71)和“尼米兹号”(CVN-68)上爆发,至少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暂时没有航母可用。


不过美国并未消停。4月份,美国海军学院网站上出现一篇堪称惊世骇俗的文章,号召美国在与中国的冲突中使用私掠船。


所谓“私掠船”(privateer),就是拿着官方许可证的海盗。文章呼吁美国政府鼓励美国民船自行武装,在全世界范围内劫掠中国的商船和渔船,以打击中国的海上贸易路线,破坏中国经济。


(美国网友看得很清楚,私掠船就是“海盗换了个名字”嘛,美国这个浓眉大眼的“全球国际体系维护者”怎么突然做起这单生意了?)


笔者杜佳此前早就预言,为应对疫情美国可能援引《国防生产法》,果然本月初川普就动用这一法律,要求通用、3M等企业服务于抗疫物资的生产与协调。而现在“私掠船”方案又被提上桌面,不得不让人驻足关注。


美利坚“依法治国”,怎么突然就鼓励违法犯罪了?作者宣称美国自有国情在此,私掠船完全合法,读者不必惊诧。


“合法”抢劫的由来


所谓“合法”,是合乎美国国内法。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力“批准私掠许可证”(Letters of Marque and Reprisal)。这个条款直到现在既没有被废除,也没有被修正,也就是说彭斯领导的参议院和佩洛西领导的众议院还真的有权力召唤私掠船对付中国。


(1812年12月美国政府发放的私掠许可证,抬头是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的大名。上面写着船名,东主、船长、大副的名字,装备2门炮和20个船员,经国会依法授权可以“在美国司法管辖权区域内,或者公海,或者英国管辖的海域,制服、夺取或取得任何武装或者非武装,公有或者私有的英国船只”。)


1812年,美国和英国爆发战争。为了对付大英帝国这个海上强权,6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有关私掠许可证、战利品和战利品货物的法案》,祭出了私掠船这个法宝。


私掠船要如何登记、取得许可、“合法”劫掠、变卖战利品、瓜分所得,有一整套制度。


在申请时,船主需要向国务院上报船名、吨位、武备和船员数。船主还需要交纳5000美元的押金,船员数大于150人则交纳10000美元;如果私掠船的船主和船员有任何违法美国法律的行为,这笔钱会被没收。(美国国会, 1812)


申请通过之后,私掠船就可以“持证上岗”了,它的目标是一切英国人的船只和货物,不分民用、军用、私营、公有,只要打得过。该法律规定,一旦劫掠成功,被俘获船只、货物等一切财产,归私掠船的“东主、指挥官和船员”所有。


由于和英国开战,美国制定法律,不准从英国进口商品。私掠船抢夺英国商品来美国销售,算是违反法律么?《有关私掠许可证、战利品和战利品货物的法案》专门规定,贸易禁令对私掠船无效。


(1814年10月,葡属亚速尔群岛,美国私掠船“阿姆斯特朗将军号”大战英国皇家海军战列舰“金雀花号”。)


私掠船拿下船只后,并不是坐地分赃了事。该法律规定,一切所得在法律上属于“战利品”,必须先运送到美国港口,或者对美国友好国家的港口,带入“美国司法管辖权之内”。联邦地区法院对战利品有“排他性司法管辖权”。法院会检查私掠船的行为是否违反美国法律,然后再决定劫掠所得的归属。


俘获的人员必须上交,美国政府会以每个俘虏20美元的价格支付奖金(后来涨到100美元)。


一切妥当后,法庭会组织拍卖,费用由私掠船承担;船上的商品需要交纳关税;一切所得还需要缴纳2%的所得税。剩下的净利润由东主和船员按照约定瓜分。按照法律精神,东主所得不能超过一半。


为了便于监管,法律规定私掠船的指挥人员必须就船只的日常经历、劫掠的过程、以及账目做详尽的记录。一经发现造假,私掠许可证会被取消,船长罚款1000美元。


私掠船大多是小型船只,适航性较差,远洋航行能力有限,不是每次得手后都能把被俘获的船只开回美国的港口。这种情况下,私掠船可以索要一笔费用之后放走被俘船只。后者从私掠船手中得到一纸证明,表示“已经被抢过一次”,凭着这张证明免受其他美国私掠船掠夺。


如果当时被俘获船只拿不出足够的钱,还可以打欠条。如果船主拒绝支付,私掠船可以将他告上法庭,申请强制执行。被人打劫了,不想支付赎金,还会被人告上法庭,不知道货主们此时会是什么心情。


总之,抢劫也要符合基本法,也有一套合法程序。美国竟然有板有眼地制定了一部法律,鼓励民众抢劫致富。对于“山巅之城”的“文明”,笔者只能表示叹为观止。


私掠船是民船,不是军舰,没有正式编制。美国政府在对私掠船的定性上打了一个马虎眼。在美国政府编写的海运司令部和商船队的历史中,把私掠船称为“海军的私掠船队”(NAVY privateer force)。(美国海军教育和训练项目发展中心, 1984)如此来看,私掠船虽然归于私人,在海上劫掠,但是“有官身”,自然就不算海盗了。要是不小心被俘,得享受战俘待遇。


这属于钻法律空子,私掠行为的性质就变成了“代表美国政府抄没对方货物”,就不算抢劫了。


在笔者看来,美国使用私掠船就成了“纵兵劫掠”,性质更加恶劣。堂堂华府经制之师,如此岂不成了一帮杀人越货的匪徒、流寇?


禁止私掠船的国际法


世界大国意识到事情不妙,开始订立国际法禁止私掠船。1856年,英、法为首的55个国家签署《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 Respecting Maritime Law),第一条是“从现在起废止私掠行为”。(英国和法国, 1856)


美国没有加入《巴黎宣言》,因为美国不希望放弃使用私掠船。时任美国国务卿威廉·马西(William Marcy)解释说美国海军尚且弱小,而且美国不打算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海军,于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私掠船就成了重要的海上力量补充。


1907年,国际和平会议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事后签署《海牙公约》。其中第七公约对商船转军用做出严格规定:必须加入军队编制、必须由现役军官领导、船员必须服从军法、必须挂旗帜亮明身份,不然不享受军船待遇(也就是被俘后不享受战俘待遇)。(第二次海牙会议, 1907)


总之就是关闭私掠船“合法性”所依赖的法律模糊地带,从技术上让私掠船无法使用。


先前美英两国开战,英国船看见美国私掠船难道不知道躲开?这是因为私掠船是“私”船,不用打出美国官方的旗号。英国船难以识别对方身份,往往放松警惕。据记载,美国私掠船多有打假旗(false flag)欺骗对方的行为。 (费耶·柯尔特, 2015)现在根据《海牙公约》,武装的商船算作军舰,必须亮明旗帜。对方的商船远远地看见,自己知道躲开,想抢也抢不到。


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国家签署了公约,中国在1917年加入公约。但是,美国仍然没有加入。


1982年,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领导下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中对海盗行为有明确规定。


《公约》对海盗行为的定义为“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按照这个规定,私掠船是以劫掠为目的的私人船只,就是海盗。 (联合国, 1982)


《公约》明令禁止海盗行为,号召各国在世界范围内打击海盗,“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逮捕船上或机上人员并扣押船上或机上财物”。总之就是人人得而诛之。


全球有160个国家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有15个国家没有签署,其中就有美国。


总而言之,国际社会一直在试图规范海上交战行为,发动己方私人船只劫掠对方船只的行为,属于海盗行为,被国际法禁止。但是美国国内法并没有禁止使用私掠船。基于这个事实,美国当代学者认为使用私掠船“合法”。


“自古以来”使用私掠船


北美大陆使用私掠船,早于美国建国。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发放了700份私掠许可证,而美国海军前后总共只有100来艘舰船。(亚历山大·塔巴洛克和阿历克斯·诺拉斯特, 2015)


(独立战争时期由大陆会议发放的私掠许可证:“你可以通过武力在公海上攻击、制服、夺取属于大不列颠居民的所有船只。”发证日期是1776年4月3日,距离《独立宣言》的发布还有两个月。)


在独立战争期间,共有超过2000人作为私掠船员为美国服务。他们俘获了约800艘英国船只。(美国海军教育和训练项目发展中心, 1984)


1812年,美国和英国再次爆发战争。当时美国海军仅有18艘军舰,其中只有1艘船在海上航行。美国只好再次“发动群众”,发放私掠许可证。超过10万海员被吸引来“做生意”。


战争期间,美国的私掠船共俘获、摧毁超过2000艘英国船只,俘虏9200人。这个功绩甚至超过了美国陆军,他们只俘虏了5765人。


问题来了,英美之间爆发战争,英国商船自然不会来美国港口贸易,美国私掠船要去哪里劫掠英国商船呢?美国的私掠船不是局限在美国沿海,而是满大西洋跑,甚至把战火烧到英吉利海峡,劫掠往来的英国商船。这自然是英国海军防守严密的地区,美国私掠船敢来此处抢劫,说明船长和船员们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


纵帆船“彗星号”是一艘美国私掠船,排水量187吨,装备2门9磅炮和12门12磅短重炮。船只吨位小、武备不强,成本低,这正是私掠船行为的“优越性”所在:吸引私人资本,不用过多投资,作为国家力量的补充。美国政府不需要开支军饷,就可以得到一只堪用的海上力量。


早在开战之前,“彗星号”的东主,巴尔的摩的商人们就已经跃跃欲试。1812年6月29日,美国对英国宣战后11天,美国国会通过《有关私掠许可证、战利品和战利品货物的法案》后3天,东主们就开始申请私掠许可证,抓住这个发财的机会。


“彗星号”采取企业化经营,而且是“员工持股”的“先进”模式,赃款按股份分配,船员积极性很高。


7月12日,“彗星号”从巴尔的摩起航。26日就捕获了它的第一个猎物,排水量400吨的英国商船“亨利号”。7月末,又俘获英国商船“好望号”,船上货物价值约15万美元。船长得到1686.24美元,按照现在的美元币值,相当于32.7万美元。熟练的水手得到210.78美元,相当于他7个月的工资。(亚历山大·塔巴洛克和阿历克斯·诺拉斯特, 2015)


如此厚重的利润,无怪乎这么多人会铤而走险,出海为寇。整个战争期间,“彗星号”共俘获、击沉35艘英国船只,可谓“功勋卓著”,为东主们带来的利润总共22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260万美元。


(1814年1月,“彗星号”遭遇英国商船“爱尔兰号”。画面上的“彗星号”开炮射击,“爱尔兰号”迎头冲撞、拼死反抗。最后“彗星号”不得不放弃“抓捕”,在战斗中3人被杀,16人受伤。)


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海面上危险丛生,作战时枪炮无情,船员们只能各安天命。好在当年的英国人比较“文明”,俘获美国私掠船后不是直接按照海盗处理,而是让美方人员享受战俘待遇。


那个年代缺乏国际法,而且英国本身就长期使用私掠船,也不便于把抓到的美国船员全部以海盗罪吊死在桅杆上,这种宽大处理可以理解。不过今天的美国学者们回忆历史,把英国的“仁慈”说成私掠船合法的“依据”:既然享受战俘待遇,那就不能算“海盗”了嘛。


美国内战期间,南北双方都再次通过法案允许使用私掠船。不过此时北方海军已成气候,在内战期间并没有执行相关法律。南方则重拾“传统”,依靠私掠船打击北方的海运。


进入20世纪,美国事实上未使用私掠船作战,虽然法律没有禁止。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海军越来越强大,成为控制全球水域的军事力量,不需要民间力量来补充;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武装船只的费用越来越高,私人资本参与的门槛越来越高,商人们想赚这个钱,也无法支付成本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为何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头,美国海军会提出使用私掠船对付中国呢?


美国海军学院的文章《释放私掠船!》(Unleash Privateers!)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军力越来越强,美国的航母舰队要靠近中国海岸执行作战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面对这种局面,美国人发现强大的美国海军竟然不够用了。


作者指出,中国经济依赖外贸,而外贸依赖海运。通过打击中国的商船船队,能够有效打击中国经济。


据说战争不应该卷入平民?作者说了,中美真的打起来,那一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第三次海湾战争”,到时候谁还顾及许多?


中国海运发达,商船众多,遍布全球,作者称之为“中国黄金”。中国遍布世界的贸易航路是“非对称的劣势”,是需要开发的金矿。作者希望新时代的美国也能涌现出一批私掠船主,发扬祖先不要命、一切向钱看的精神。作者认为私掠船算是“防务外包”,而美国已经有了成熟的产业链,有一批世界级的私营安保公司。黑水公司在索马里沿海已经有了武装船队。所以到时候美国要拉起队伍不是问题。


再说了,现代化的大型商船,只要拿住一艘,获利以亿万美元计算。到时候一定不会缺乏亡命之徒来“做生意”。


在新冠疫情肆虐美国海军,导致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母可用的今天,这番言论似乎特别有现实意义。作者还算是诚恳,认识到美国在第一岛链内已经失去优势。只是面对这种局面,作者首先想的不是维护和平,而是煽动民众为匪为寇,妄图用突破下线来重新获得优势,不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要打败中国。


这样的脑回路,笔者表示不能理解。这种军国主义分子,在美国军方内部还有多少呢?


参考书目:


1.第二次海牙会议. (1907年10月18日). 海牙第七公约[A]. 检索日期: 2020年4月6日,来源: 国际红十字会: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Treaty.xsp?action=openDocument&documentId=1736C77515CB8A9AC12563CD002D67E2


2.费耶·柯尔特. (2015). 私掠:1812战争中的爱国者和利润[M]. 巴尔的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3.联合国. (1982年12月10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A]. 检索日期: 2020年4月16日,来源: 联合国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c.pdf


4.美国国会. (1812年6月26日). 有关私掠许可证、战利品和战利品货物的法案[A]. 检索日期: 2020年4月15日,来源: 美国国会图书馆:https://memory.loc.gov/cgi-bin/ampage?collId=llac&fileName=024/llac024.db&recNum=573


5.美国海军教育和训练项目发展中心. (1984). 美国运输司令部[A]. 华盛顿特区: 美国政府印刷局.


6.亚历山大·塔巴洛克和阿历克斯·诺拉斯特. (2015). 私掠船:他们的历史和未来[M]. 弗莱彻防务评论, 页 55-67.


英国和法国. (1856年4月16日). 巴黎宣言[A]. 检索日期: 2020年4月16日,来源: 国际红十字会: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Article.xsp?action=openDocument&documentId=473FCB0F41DCC63BC12563CD0051492D


(五)


《美前军官建议恢复的私掠船是啥?官方许可的海盗 几度让欧洲受伤》(环球网军事 2020-04-16)报道:


近日美军退役军官竟然公开建议“利用私掠船对抗中国的海洋扩张”。美国政府强行抢夺法国、德国等国订购的口罩,也被德国官员痛批是“当代海盗”。这些都折射出部分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海盗情节”。讽刺的是,在美国私掠船的海盗行径最猖獗的时代,受害最深的正是欧洲。


肆虐大西洋


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无力打破海上霸主英国的封锁,难以与欧洲盟友法国取得联系。当时大陆海军(即美国海军前身)仓促间拼凑起来的十几艘武装商船,根本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开战没多久,大陆海军就名存实亡,以至于美国海军最早的倡导者约翰·亚当斯后来回忆说:“回顾美国那一长串被俘或被毁的舰船名单,常常催人泪下。”


1814年美国颁发的私掠许可证


在无法正面对抗的情况下,大陆会议转而搞起游击战,通过向私人武装船只发放特许证组成私掠船,对英国海上补给线进行骚扰破坏。这些所谓私掠船其实就是得到官方许可的海盗。根据记载,获得大陆会议正式委任的私掠船多达1697艘,再加上其他地方委任的私掠船,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私掠船总数超过2000艘。至少2200艘英国商船被美国私掠船抓走,损失超过6600万美元。1777年,一支出发时由60艘船组成的英国船队,最终只有15艘能抵达加勒比海,可见当时美国私掠船活动之猖獗。


美国私掠船很快将活动范围扩大到欧洲海域,甚至深入英国本土附近。第一艘闯入欧洲海域的美国船是兰伯特·威克斯指挥的双桅船“反击”号,它于1776年底运送外交特使本杰明·富兰克林抵达法国后,迅速开始了自己的海盗生涯。仅1777年1月,就抓获了5艘英国船。当年5月得到另外两艘船的增援后,这支美国小舰队更是闯进英国海域,一个月内就捕获18艘英国商船。


在这些私掠船主中,约翰·保罗·琼斯最为传奇。1777年底,他奉命率船前往法国,把萨拉托加战役胜利的消息带给富兰克林。后者则授权他“按自己的判断,以符合战争法的方式最有力地打击美国的敌人!”极富野心的约翰·保罗·琼斯获得“尚方宝剑”后,立刻筹划了对英国海岸线的劫掠。1778年4月,他先后俘获两艘英国商船并击沉另外两艘,还对英国港口发动两次突袭。


约翰·保罗·琼斯的扬名之战发生在英国斯卡巴勒附近,他指挥“好人理查德”号武装商船对一支英国船队发动强攻,并与护航的英军战舰“塞拉比斯”号展开一对一的单挑。开战时火力占优的英舰将“好人理查德”号轰得一片狼藉,英军舰长皮尔森试图劝降,约翰·保罗·琼斯则喊出了后来美国海军身处劣势时引以为傲的那句口号:“我还没有开始战斗呢!”在激烈的近距离缠斗中,两船撞到了一起,“好人理查德”号趁机发动接舷战,最终反败为胜。这场以弱胜强的逆转之战极大鼓舞了美国私掠船的斗志,约翰·保罗·琼斯被誉为“美国海军之父”,就连法王路易十六也亲自向他颁发军功勋章和金柄宝剑。


池鱼之殃


美国官方称,私掠船比大陆海军对英国造成的伤害更大,它们破坏了英国本土与北美驻军之间的通信联系,迫使英国抽调军舰为商船护航。但为何这些私掠船如此积极地投身抗英斗争呢?答案当然不是船主们的爱国热情爆发,而是劫掠的收获实在诱人——捕获的敌船和货物由私掠船船主、船员和美国当局瓜分。1775年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港出发的私掠船就多达158艘,他们截获了458艘英国商船,战利品价值超过100万美元。战后这里涌现出美国首批百万富翁,他们基本都与私掠船行当有关。


美国私掠船肥了,欧洲可就苦了。英国商船队承担着当时欧洲航运的主力,不少国家都指望英国船队维持海外贸易,美国私掠船对英国商船的野蛮劫掠让这些国家苦不堪言。例如1778年6月至7月,美国私掠船就掠夺了13艘满载俄国货物的英国商船。更糟糕的是,抱着发财梦出海的美国私掠船缺乏约束,在久寻不获适合目标时,他们也不介意重新扮回海盗角色,劫掠中立国船只,沙俄、丹麦、瑞典、荷兰等国都成为受害者。1777年8月,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秘书就劝告一名船长说:“英国和他们的美洲殖民地都出动数目庞大的武装船只,通过你将要航行的海域去搜寻另一方的船只……你必须十分警惕,以躲避突然的攻击。”


叶卡捷琳娜二世决定采取措施,终止这些对俄罗斯商业的掠夺行为。1778年8月,沙俄与丹麦协商组成联合舰队在北海巡逻。1780年,沙俄发布“武装中立宣言”,明确中立国船只的自由航行权和自卫权等,并得到丹麦、瑞典、荷兰等国的支持。由于“武装中立宣言”有利于打破英国对北美的海上封锁,富兰克林致信大陆议会,要求美国私掠船遵循宣言要求,欧洲各国的海上航运安全问题才算得到解决。


卷土重来


独立战争后,美国私掠船并没有告别历史舞台。在1812年爆发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中,面对英国海军的强势封锁,美国再度祭出私掠船这个法宝。开战初期,美国拥有超过300艘私掠船,超过500艘英国船只遭其毒手。


南北战争是美国私掠船最后一次在海上扮演主角。当时南方同盟在经济实力和工业水平上比北方要差得多,战争之初北方就着手封锁南方的港口。南方则组织走私和海上掠夺活动,力图打破封锁,并迫使北方派出军舰护送商船,减轻北方海军对南方港口的压力。其中南军最出名的私掠船是“亚拉巴马”号,它接连突破北军的围追堵截,累计行驶了7.5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3圈。被它捕获的北军船只多达68艘,掠夺财物价值500万美元。据统计,南方私掠船总共掠夺了250艘北方商船,并导致成百艘船只停泊在港口不敢出海,北方的海外贸易更因此大受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私掠船的猖獗活动再次让欧洲受伤。南北战争爆发时,英国、法国等欧洲列强都在暗地里支持南方,甚至为南军建造私掠船。但时逢欧洲农业歉收,对美国北方小麦的需求旺盛,但南方私掠船却导致北方贸易量锐减。为解决肚子问题,英国在南北战争后期被迫改变亲南方的态度,甚至亲自接管北方与英国的贸易线,让南方私掠船的骚扰政策破产。▲(魏云峰)


(六)


网文《私掠许可证》报道:


私掠许可证(英语:Letter of Marque and Reprisal)是16至19世纪间,西方许多海权强国授权给指定的航海家,允许他们可以针对本国以外的违法人士、船队进行追捕、摧毁等私掠行为的一种特许证或委任状。除了上述权利之外,私掠许可证常常还强调允许攻击、掠夺战争期间敌国的商船甚至人员,并可将所得财物拍卖等更大的权限。拥有私掠许可证的船队称为私掠船。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缔结了巴黎条约,同年4月16日发表巴黎宣言,以附件追加的形式废止了私掠许可权,但当时主要只剩下美国未批准此和议。直到1907年,含美国在内的列强在海牙和会中决议武装商船必须视为军舰造册管理之后,私掠许可证的历史才正式画下句点。


早期历史


中世纪时代,武装后的私有船只常常在其君主的默许下(或者得到政府的任命后)对其他国家的船只进行袭击。例如,时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便支持(尽管本人否认)弗朗西斯·德雷克船长对西班牙船只的袭击与劫掠,并在其中分了一杯羹。[2] 胡果·格老秀斯1604年关于国际法的开创性著作《论捕获物与战利品法》,则从法律上给予荷兰船只袭击葡萄牙以及西班牙船只的行为辩护。[3]


1243年,亨利三世首先颁发了日后被称为私掠委任状的文件。[4]这些早期的执照给予了特定的持有人袭击、掠夺海上任何被认定为敌人的船只的权利。而作为交换,这些私掠者必须将一部分抢到的战利品上交给国家。


在战时私掠执照发行50年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私掠许可证于1295年登上历史舞台[5]。根据格老秀斯的说法,私掠许可证的颁发类似于宣布一场“私人战争”的爆发。这个不为现代人熟知的概念与当时的航海状况有着密切关联。在那个年代,各国的法律都很难管理海洋上的事务,这迫使所有的商船都不得不武装自己以求自卫。[6]典型的私掠行为指在取得国家授权后对敌国目标发动的私人袭击。有记载的最早的持证私掠行为发生在1295年的英格兰。[7]而直到1620年,对私掠行为的谴责一直没有停息,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发现为了向海事法庭递交损失评估的申请,船主往往要穷尽所有财富。谴责者认为这种行为是对错误对象的一种错误复仇,而给予私掠行为合法地位的许可证自然也不能幸免。[8]


到了16世纪[9],在欧洲战时给与私掠者执照的行为已经变得相当普遍。但与此同时,大部分国家[10]都开始立法对许可证的颁发以及领取进行管制。[11]


虽然私掠委任状和私掠许可证本来是不同的两种文件,但进入18世纪后,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存在于理论当中了。[12]例如,美国宪法表明,“国会有权……颁发私掠许可证……”[13],其中并没有特别地将私掠许可证和委任状分开注明。


在拿破仑战争以及1812年战争期间的一种普遍的现象是,武装商船能够获得和私掠船只(或称私人战船)相同的许可证,而船长只需要在口头上作出对船只用途的声明。例如,两艘名叫约翰·舍布鲁克爵士号的船只都于1812年战争期间获颁许可证,其中注册于哈利法克斯的约翰·舍布鲁克爵士号是一艘私掠船只,而圣约翰的约翰·舍布鲁克爵士号则是一艘武装商船(尽管该船亦从事私掠活动)。东印度公司也给自己旗下的东印度帆船安排了许可证,比如尼尔森领主号。该船获得证书的理由并不是为了合法进行自卫(他们进行自卫不需要许可),而是为了能够在与其他船只的战斗获胜后合法取得战利品而不会被指控为海盗。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莫宁顿伯爵号。作为一艘往返于英国和印度的定期航班,他们同样也获得了许可证。


1793年7月,三艘东印度帆船皇家夏洛蒂号、特里顿号以及瓦利号参与了对朋迪榭里港口的封锁行动。之后他们也在前往中国的行程中在马六甲海峡进行了一次劫掠行动。他们遇上了一艘搭载着数量可观的货物的法国巡防舰,后者正靠岸补充淡水。这三艘英国船只立刻采取行动,并将对方赶往巽他海峡。在短暂的交火后,英国人成功捕获该巡防舰并将其洗劫一空。如果这三艘帆船没有持有许可证,他们所实施的行动就会被指控为海盗行为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另一艘东印度帆船菲尼克斯号,他们在1800年11月10日俘获了法国私掠者让-玛丽·狄太德的马拉狄将军号[14]。由于持有私掠许可证,该船的行动同样合法。


申请流程与法律效力


威廉·基德的尸体悬挂于泰晤士河畔的一个绞架上。他的审理的争议在于其掠夺行为是否在许可证授权下合法进行的。


审核以及颁发私掠许可证的流程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做法。以美洲殖民地为例,当地总督会以国王的名义颁发证书。在美国革命时期,流程变得更为繁琐。首先要获得所在州立法机关的许可,之后再经由州政府以及大陆议会同意,在审查是否违宪后才能经由大陆议会以及总统进行签发。船主的申请通常包括船只的名字、外观描述、吨位以及所携带的武装。另外申请人还必须附上自己的姓名住址以及预计的船员人数,并保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以及国际的海事条约的规定。许可证的颁发对象是船只本身而不是船长,通常会注有时间和地区的限制,以及该船能够攻击的对象。例如,在第二次巴巴利战争期间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授权双桅船大土耳其人号对“所有阿尔及利亚船只,不论私有还是公有,是否携带物资,是否从属于阿尔及亚总督”进行攻击。[15](有趣的是,由于此次授权的时间和终战条约的签订在同一天,因此该许可并没有实际发生效力。)


私掠许可证的存在将一艘私有船只于法理上转变为海军的附属船只,因而该船也能够享受战争法的保护。若船只被俘获,其船员也能够享受俘虏的待遇。但是,如果被抓获的船只不持有合法的许可证,那么船上的所有人都会被视为“与全世界为敌”的海盗,甚至还会被处以绞刑。[16]


因此,从事劫掠行为的海盗有时候也会申请许可证以作为方便旗使用。他们通常会贿赂政府以求获得授权以及法律的保护。例如,法国爱尔兰混血船长卢克·瑞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一共指挥过六艘持证的船只,而这些许可证是由三个不同国家颁发的。这三个国家甚至在进行着战争。[17]类似例子还有新奥尔良的拉费蒂兄弟,他们通过对政府官员行贿而获得了几个中美洲国家法律的保护以隐藏自己的非法劫掠行为。 [18]


义务和合法性


私掠许可证要求持有证书的私掠者在每次袭击之后都要带着俘获的船只以及战利品上海事法庭。法庭会按照捕获法的规定进行审理,以确定私掠者的许可证是否仍然有效,以及被俘的船只是否确实属于敌国(由于当时易旗行为相当普遍,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私掠者及其战利品符合以上两点要求,那么俘获的船只以及所搭载的货物就会被拍卖,其拍卖所得将会分配给私掠船的船长以及其船员。通常法庭亦会要求被俘获的船只改名,否则其所有者可能会向法庭索回船只并追究货物的损失。[19]


在内战期间,由于各方阵营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私掠许可证的合法性也经常会受到质疑。例如,在英国内战期间英格兰法庭就拒不承认流亡至爱尔兰的詹姆斯二世所签发的许可证,并以海盗罪吊死了8名私掠船长。而在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官员亦指控邦联私掠船萨凡纳号为海盗船。联邦拒绝承认分裂出去的邦联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因而也不承认萨凡纳号的私掠许可证的合法性。[20]这宗案子最终变成了悬案。而在邦联总统杰佛逊·戴维斯威胁说若北方处决一名南方私掠者,南方则会吊死一名北方官员作为报复之后,联邦才开始给予被捕的邦联私掠者以战俘待遇。[21]


私掠许可证也要求持有者遵守战争时期的各项法律和条约(例如不攻击中立方船只),以及优待其捕获的俘虏。[22]一旦违反,海事法庭有权没收其许可证,并禁止其获得战利品,或取消国家和该船的契约,甚至会指控该船侵犯人身权利。[23]


废止


各国经常会签订条约停止承认私掠行为的合法性。例如,自从1324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提议以来,英法两国就经常签订这种条约。但是,在随后的500年里,每当这两个国家卷入战争时,合法的私掠行为又会再次出现。[24]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尝试过游说法国政府,希望他们能够以身作则,首先停止颁发私掠许可证。但是他的努力最终因为英法之间的又一次战争而白白浪费。[25] 法国国民公会曾经下令禁止过这种行为。但是在热月政变之后的1795年8月,私掠行为又恢复了其合法地位。之后在1797年9月26日,政府甚至授权海军部出售小型船只给一般的市民以鼓励私掠行为。[26]


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七个欧洲国家签署了巴黎宣言,宣布不再承认私掠行为的合法性。其后更有四十五个国家陆续加入,在世界范围内废止了私掠权限。[27] 在此之后,虽然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致力于废止私掠行为,仍有国家继续签署颁发私掠许可证。在1879年硝石战争期间,玻利维亚向所有愿意为他们而战的船只都颁发了私掠许可证,原因在于该国当时并无海军。


最终,1907年海牙会议通过了《关于战争开始时敌国商船地位公约》以及《关于商船改装为军舰公约》。该公约进一步规范了商船人员在战争时期的身分,并下令将武装商船改装为军舰造册管理。[28]至此,私掠行为以及私掠许可证才真正地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引用

 数字画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纽约公共图书馆

 Lord Russell, The French Corsairs p. 10.

 Grotius, Grotius, De Iure Praedae Commentarius (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pp 216-182pp 216-182.

 Francis R. Stark,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ering and the Declaration of Paris," in 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221, 270–71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 of Columbia Univ. eds., Columbia University, 1897).

 Stark at 272

 Grotius, De Iure Praedae Commentarius (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 pp. 62.

 Eastman, Famous Privateers of New England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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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man, Famous Privateers of New England p.1.

 Lord Russell, The French Corsairs p. 11.

 Upton's Maritime Warfare and Prize p. 176.

 David J. Starkey, British Privateering Enterpri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0, 81 (1990).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

 第15397號憲報. 伦敦宪报. 15 August 1801: 1006.

 Eastman, Some Famous Privateers p.45.

 Donald Petrie, The Prize Game pp. 3-6, 68, 145.

 Petrie, The Prize Game p. 68 .

 William Davis, The Pirates Laffite p.?.

 Upton, Maritime Warfare and Prize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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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man, Famous Privateers of New England p.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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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Russell, French Corsairs at 13-33.

 Lord Russell, French Privateering p. 34-35.

 Granier, Hubert. Histoire des Marins fran?ais 1789-1815. illustrations by Alain Coz. Marines éditions. 1998: 341. ISBN 2-909675-41-6.

 Petrie, The Prize Game p. 143

 关于商船改装为军舰公约

来源

William C. Davis, The Pirates Laffite: the Treacherous World of the Corsairs of the Gulf (Orlando, Fla.: Harcourt, 2005).

Ralph M. Eastman, Some Famous Privateers of New England, (Boston: Privately printed by State Street Trust Company, 1927).

Geoffrey Footner, Tidewater Triumph: The Development and Worldwide Success of the Chesapeake Bay Pilot Schooner (Mystic, Conn: Mystic Seaport Museum, 1998).

Grotius, De Iure Praedae Commentarius (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0).

Donald Petrie, The Prize Game: Lawful Looting on the High Seas in the Days of Fighting Sail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9).

William Morrison Robinson, Jr., The Confederate Privateers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28).

Lord Russell of Liverpool, The French Corsairs (London: Robert Hale, 2001).

Carl E. Swanson, Predators and Prizes: American Privateering and Imperial Warfare, 1739-1748 (Columbia, SC: U.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Francis Upton, Upton's Maritime Warfare and Prize (New York: John Voorhies Law Bookseller and Publisher, 1863).


谢选骏指出:如上所述,美国似乎是个比俄国更野蛮的国家,比欧洲文明的平均水平原始得多。如此一来,人们便不难发现,美国的武装私掠船可以PK共产党中国的海上民兵了。在我看来,各个海上强权兴起的历史一概表明……弱势者常用海盗行为来为自己打开前进的通路;而等实力稳固之后,就要寻求更为文明的方式了。


2023年8月15日星期二

谢选骏:从英法争霸看中国海外扩张


《欧洲史谈:18世纪英法如何争霸美洲?英法如何争夺印度殖民权?》(2022-10-26)报道:


18世纪的欧洲是动荡的时期,也是科技快速发展的时期。战争一方面造成了损失,也在促使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英法两国由于常年的宿怨,不断地进行战争。


英法之间断断续续竟然持续了百年之久,在历史上被称为“英法百年战争”。


英法之间的战争不断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们属于不同的国家体制。


18世纪是英法之间的战争,是从欧洲大陆作为主要战场改变成为海外殖民地为主要战场的时期。现在世界最强的国家美国,也是因为英法之间的战争才得以成功独立。而印度,也是因为英法的战争造成了它以后在南亚次大陆的格局。


英法战争


英国与法国隔海相望,可是他们并不是属于同一个体制。


这就在根本上造成了两个国家互相之间信任度极低,导致了他们百年的战争与矛盾。


法国是欧洲大陆上除了俄国之外的最强势力,不仅国土面积第二大,而且人口最多,在十八世纪初期人口就达到了两千万,是英国的两倍。


法国当时已经形成了君主对大城市的管控,法国君主可以通过对大城市的管理,控制了贵族的权利。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法国可以通过国王对贵族的控制,在地方上有很强的控制力。


法国君主的能力能够凌驾于贵族之上,可以动用较多的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战争。


而英国相比较于法国,又是另外一个状态。英国由于是一个漂泊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国家,英国主要依靠对外贸易生存。


而英国贵族由原先的土地农场主通过贸易手段逐渐变为了企业家。随着英国贵族贸易能力的增强,英国贵族逐渐架空了英国国王。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迎来了一次大的发展。英国贵族通过联合议会,开始把目标转向海外。之后的七年英法战争,英国拿到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就此开始了海上殖民之路。


英国通过不断殖民快速变得强大,而法国对海外的殖民要比英国晚一些。不过在工业上不输于英国的法国,也展现了法国强大的能力。不过法国最终还是给美国做了嫁衣。


英国之所以很快取得海外殖民战争的胜利,其主要原因还是在欧洲大陆,英国的发展被法国牢牢地限制住了。英国只能通过海外殖民的方式寻求突破。


而英国的科技进步,也恰好成为他成功的必要条件。


法国由于占据着欧洲平原,君主形成了国内资源的稳固状态。一直到了路易十六时期,法国才开始与英国进行海外权力的争夺。


争霸美洲与印度


英国在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之后,在海洋上几乎获得了霸权的地位。由于法国国家体制更倾向于欧洲大陆,而法国国王也需要控制内部的势力,不愿意放任贵族大肆扩张,导致了法国在海外殖民势力弱于英国。


法国在海外殖民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利益要归属于法国国王。


另外法国的海外殖民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压制英国在海外的发展。


由于法国内部政治的动荡,这些势力逐渐被英国夺走。


为什么英国在对外殖民上要比法国要强呢?这是因为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相比较,在外有着很大的自主性。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在殖民地开始不断复制英国的议会制度。


每个殖民地很好地运行起英国的制度之后,利益就会形成稳定的分配关系,从而导致英国殖民地快速的扩张。


而法国在美洲看似是拥有大片土地,但其殖民地所有长官都由巴黎任命。


这就导致了殖民地所产生的利益直接与国王挂钩,而不与法国殖民者直接挂钩。所以法国殖民地都是法国派往远方的官员,不具有发展殖民地的动力。这样一来,英国在外的殖民地就会快速发展,而法国只能逐渐失去对殖民地的控制。


不过英国在海外贵族势力的崛起,对于英国来说,也不光是好事。北美大陆由于长期的自治,使得北美本土产生了独立倾向。随着北美洲殖民者实力的不断增强,他们对英国也越来越不满。


最终在法国的帮助下,在18世纪美国独立。后来美国成为了英国霸权的终结者。很多人认为英国殖民地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其实不是。


英国对于印度与美洲的控制其实大为不同,造成不同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英国的制度原因。


如果按殖民程度来说,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是英国主要的殖民,而对美洲的殖民则是次要的。不过英国没有想到,美洲有着很好的地理条件,而印度与亚洲也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18世纪,不管是欧洲与亚洲,都认为亚洲才是“富裕之地”。欧洲开始“大航海”的目的便是想要找到“印度”。印度与中国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香料、茶叶和丝绸基地。英国在购买这些商品的时候,消耗了大量的白银。


而英国又不能产出更多的机器来与如此大的贸易相抗衡,故而英国想要通过战争来使得印度甚至是中国都成为他的商品生产基地。


可是英国虽然能够打败中国和印度,英国想要殖民中国,想驱使他们去为英国去劳作却是十分的困难。


为什么英国在美洲的殖民会取得很大的成功,而到了印度与中国这里却很难发展呢?


其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商品与印度的商品,都是由一整套体系去控制的。英国只要打断其中一个环节,那么整套的体系就会失去控制,最终导致混乱。


为了能够在印度产生效益,英国国王退而求其次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其实是英国为了在印度能做贸易,而形成的产物。


因为东印度公司直属于英国国王,所以国王在印度的控制力要远大于美洲。


不过,英国在印度所获得的收益也有印度本地贵族的一部份。由于英国与印度上层贵族是合作性质,所以等到法国殖民的时候,法国只能有一点边缘之地作为殖民。


在英国发展的巅峰时期,不管是在美洲还是印度,法国对英国都没有优势,不过法国依然可以背后插刀子,比如帮助殖民地独立,美国就是法国一手扶持成立的,没有法国的帮助,美国不会那么快就独立。


英法争霸总结


英国的成功首先是英国贵族的成功,而不是英国国王的成功。由于光荣革命,使得英国国王对英国贵族的控制力的丧失,使得英国转变为一个以贵族权益为主的国家,而国王慢慢变成了一个“虚君”。


法国由于是大陆政权,法国国王得到了大城市巴黎的掌控权。法国很好地压制住了贵族的崛起,形成了王权为中心的制度,但是在对外殖民上国王并不感兴趣,或者说是国王担心大量的对外殖民会导致贵族的崛起,削弱自己对国家的控制。


英法战争的开始是英国失败了,英国在欧洲打不过法国,最后只能出海。英国在出海贸易过程中,没想到形成了新的贸易形式。也就是由原来的亚欧陆上贸易,转变为了海上贸易。


大量的对外殖民,使得英国贵族日益强大,而国王早已沦为虚君。英国还形成了最早的议会制度,通过议会制度使得英国贵族在英国有了利益的保障,使得贵族更加注重对外殖民。


不过,控制总是双向的。英国贵族在外长时间殖民,也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


还有一些被殖民的地区,由于长期饱受不公平的待遇,最终在民族觉醒潮流中纷纷独立。


谢选骏指出:英国的海权因为分权而发展,法国的海权因为集权而萎缩——从英法争霸看中国海外扩张,就知道明朝郑和的船队为何一夜消失、清朝甲午海战为何必败无疑、共产党改革开放为何只能夭折——因为中央政府要保持绝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海外扩张势必让中央觉得尾大不掉,从而面临不能陆权和海权无法两全、海外扩张只能半途而废。这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的程度还要远远高于欧洲的法国。

谢选骏:没有七年战争就没有美国革命


《为何英国打赢了七年战争,却丢掉了北美殖民地?》(循迹)报道:


1781年10月19日,北美大陆军和法军联合取得了独立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关键一战的胜利:成功的让被围困在约克城的康华利将军及其麾下7000名英军举手投降。


据说在受降仪式上,放下武器的英军在法军和美军的监视下鱼贯走出战壕,美国军乐队兴高采烈的吹奏着《扬基调》,英国乐手和鼓手却在演奏着一首名叫《世界颠倒过来了》的乐曲,这首乐曲原有歌词,歌词是这样说的:


“如果花儿追着蜜蜂跑,如果船儿飞驰在陆地,教堂在大海,如果母牛被草吃,人被骏马骑,猫被耗子追的团团转,妈妈为了一分钱把孩子卖给老鸨,春天变秋天,夏天变冬天,那么,世界就颠倒过来了。”


今天,历史学家多半将英军的这一举措当作对殖民地反叛国王和英格兰政府行为的暗讽。


不过这里面可能还有第二层意思,让英国人感到世界倒错的原因是:为什么在1756年~1763年的英法战争里受到英格兰全力保护的北美十三殖民地,竟然在胜利后十几年,就和旧日的敌人法国携起手来,攻击对自己有过大恩的宗主国呢?这难道不是世界颠倒的证明吗?


一、七年战争中的北美大陆


1756年到1763年的那场战争,被英国人被称作“七年战争”,它是18世纪大规模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的后半程战事。


这场造成百万伤亡的“准世界大战”几乎把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而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还在各自相邻的殖民地大打出手。


由于国家的客观条件不同,在殖民地战场各国选择了不同策略。法国陆军强而海军较弱,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欧洲战场。英国陆军弱海军强,将战争的重点放在了海外战场。


由于战争策略的不同,导致战争最后的结局几乎一边倒的有利于英国。


法国在欧洲战场和普鲁士军队纠缠不清的同时,英国军队在亚洲和美洲四面出击,夺取了法属加拿大、西属佛罗里达和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领地。从战前的欧洲强国一跃成为世界性的殖民帝国。


其中,北美殖民地是海外战场的核心区。甚至在英国和法国还未公开宣战的时候,双方在北美的军队就已经兵戎相见。一方面是法国在俄亥俄河沿岸修筑了一系列小堡垒,用于维护自己对密西西比地区的主权主张,另一方面是英国殖民地的军队和民众力图突破法国人的堡垒防线,将移民点扩张到这个地区。双方的摩擦和对峙在战前就已经十分频繁。


1754年5月28日,当一小队法国军队护送一名使者前往弗吉尼亚商讨缓和局势的对策时,被一名鲁莽的弗吉尼亚地方民兵指挥官所误会并率军伏击,使者被当场击毙,这场小战斗成为了七年战争在北美地区的开端。


1755年,英军占领法国殖民地阿卡迪亚,并在乔治湖击败法军。次年,加拿大法军大举反攻,攻克了纽约殖民地的奥斯维格堡和威廉亨利堡。英国人虽然在海上战场占据了优势,并在局部地区有所进展,但陆军主力16000人却在卡里隆堡附近被4000名法军所击退。


虽然英国在陆战中不断受挫,但英国海军掌握了北美大陆海岸的制海权,战争越延长,北美地区的法国军队面临的局势越加困难。


沃尔夫爵士在亚伯拉罕平原战役中战死,可以说这场战役是七年战争中北美战区的关键一役。整场战役一共持续了30分钟,在前10分钟,训练有素的英军连续实施了3次排枪齐射,法军在前两次齐射中损失约1200多人。巨大的伤亡让法军战线开始崩溃。


1759年起,北美地区的英军发动了对法国人的全面攻击。在魁北克附近的亚伯拉罕平原,詹姆斯·沃尔夫爵士率领的5000名英军以闻名世界的“历史上最震撼的一次齐射”击溃了魁北克守军,夺取了法属加拿大首府魁北克。


到1764年战火熄灭时,英国和北美十三殖民地在北美地区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他们并吞了包括法属加拿大、阿卡迪亚在内的大片法国殖民地领土,从此,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北美大陆全部落入英国一国之手。


但让英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北美殖民地和英军并肩浴血奋战的七年战争的胜利及其巨大的战果,会成为撕裂大西洋两岸盎格鲁-撒克逊社会联系的一道魔咒。


二、十三州独立的开始


应该说,从北美殖民地设立的时候起,殖民地社会和英国之间的联系就不像其他国家的海外殖民地那样紧密。


相比起从国内派出精干的官僚集团建立起殖民统治机构的西班牙和专注于殖民地商业而鲜少展开大规模移民的法国,专注自由传统的英国采取的是第三条殖民道路:即充分鼓励本国居民移居到新大陆去,又不使用强力政府对殖民地居民进行直接管理,作为替代的,是由当地的移民团体选举出议会进行自我治理。


从五月花号商船带来的移民开始,英属北美殖民地一直保持着高度自治的传统。


从实际效果来看,英国采取的这一办法在充实殖民地人口和从殖民地获取利益之间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既没有增加海外领地的治理成本,也能保证各殖民地的稳健成长。


但按这种模式成长起来的殖民地,除了和英国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外,很难说北美殖民地人民和英国国王及其统领下的英国议会有着什么血脉与共的联系。


用美国独立初期的一个常用说法就是:“除了英国人以外,这个殖民地还挤满了德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他们可和英格兰的议会没什么关系。”殖民地人民认为他们和彼岸的英国本土都是英国独特的高度自治传统的产物,两者间唯一的政治联系不过是拥有“共同的首脑和国王”而已。


殖民地仍然派驻有宗主国派来的总督,驻扎有少量来自英国本土的军队,而威斯敏斯特的议会通过的决议,一般来讲殖民地也并不反对,但这并不代表殖民地无条件的同意从伦敦发出的任何指示。


关于这一点,直到战争爆发前才被英国议会充分了解。


一直到18世纪中期之前,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这种“无为而治”的态度,在英国和殖民地之间高速增长的贸易加持之下,都被十三殖民地的人民所认可。但和法国爆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改变了这一切。要和陆军强国法国在陆上一决雌雄,即使是在远离欧陆数千里的海外战场,也必须征召或输送大量士兵和物资,组建一支强而有力的大军。


小威廉·皮特(1759年5月28日-1806年1月23日),1783年,时年24岁的他获任首相——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皮特认为,除了从本土派军队到北美地区之外,殖民地自己也应该征召一部分兵员,协助正规军对法国作战。


对于征召地方民兵一贯依靠自愿原则、面对的威胁不过是小股印第安人骚扰的殖民地来说,这份大规模征召令多少带有一点君主国家的专制色彩。


各个殖民地对征召令的执行不是那么积极主动,而这被伦敦的新闻报纸大肆渲染,增加了普通英国人对殖民地的恶感。在军队里,奉行自愿且平等原则的殖民地民兵部队也和习惯了欧洲大陆残酷军令的正规军们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英国指挥官抱怨“这些殖民地的乡巴佬冲锋的时候慢的像蜗牛”,而殖民地本地报纸同时在埋怨穿着红衣服的英国正规军态度傲慢,行事粗暴。


北美七年战争残酷异常,双方都有印第安部落助阵


更糟糕的是英国国内的新闻界在战争期间煽动起的民族情绪。他们指出“没有军事素养的殖民地民兵在对抗法国人方面根本帮不了国王的陆军什么忙。”“十三殖民地与其说在战争中出了力,不如说是成为了英军取得胜利的累赘。”“因为十三殖民地一直没有中断和法国之间的贸易,在源源不断的给北美地区被封锁的法国人输送战争物资。”


与此同时,殖民地居民也有自己的理由。


英国向来对殖民地管制宽松,只要殖民地商人遵守《航海法案》,英国基本很少过问他们和谁做生意。有的殖民地商人甚至在总督的默许下大肆收买加勒比海盗抢掠来的赃物,只要没人举报,英国议会和殖民地当局都当作没看见。而今战事虽起,该做的买卖也不能耽误。


只是这番道理在被战争折磨的焦头烂额的伦敦市民那里根本说不通。


不管伦敦的绅士们怎么看,这场十三殖民地建成以来经历过的最大规模战争确实悄悄的为日后的独立战争打好了基础。


七年战争为十三殖民地培养了一大批有战争经验的将校。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盖茨这样的年轻殖民地军官得以实际体会和观摩数千乃至上万规模的军队是如何集结、行进和部署的。


要知道,在战争之前,他们参加的战斗规模多半不会超过一百人,如果有三百民兵参战,就已经算是大战了。


同时,1758年有2.3万名民兵被征召服役,十三殖民地不但要负责他们的装备和后勤,还要给英国正规军提供后勤保障。对大规模战争的支持让各个殖民地都拥有了物资筹集、调配和输送的经验。


另外,英国正规军在面对法军时表现平平也让殖民地居民看到了国王军队不是那么令人畏惧。


不过,殖民地即使通过战争有了上述的人才和后勤经验增长,也不代表着独立战争一定就会爆发。殖民地和英国的分道扬镳,是从处理七年战争的胜利成果开始的。


三、“拥有一个为自己利益代言的议会”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英国吞并法属加拿大地区是七年战争结束时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尽管这个地方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很具有开发前景。但吞并法属加拿大这件事本身对英国和殖民地关系的巩固却是不利的。


因为赶走了法国这头在卧榻边虎视眈眈的恶兽,十三殖民地和英国就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彼此之间不再有团结对敌的需求。两者就一定会陷入到连绵不绝的经济和政治纠纷中。


举例来说,七年战争后,英国政府将哈德孙河流域的毛皮贸易专营权全部交给了由英国商人组成的哈德孙公司,这让北美的个体毛皮经营者就非常不满。而两者之间的另一个矛盾是有关新占领地区的开发权。


七年战争刚刚结束,英国又陷入和北美印第安部落联盟的庞蒂亚克战争。为了安抚印第安部落的反英情绪,英国国会下令十三殖民地的居民不得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侵占印第安人的活动地区。


北美殖民地的主要经济作物烟草极为耗费地力


这对于急需新土地进行开发的殖民地居民无异于当头一击。如果不能得到在七年战争中夺取的大片法国殖民地,十三殖民地支柱产业烟草种植业就会面临无以为继的局面。这样一来,就连传统上最亲英国的群体弗吉尼亚烟草种植园主们也和英国政府和议会对立起来。


然而,促使北美殖民地社会和英国政府彻底分道扬镳的最终还是金钱的问题。


七年战争是英国面临的第一次世界级别大战,为了获得最终胜利,英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倾尽全力。战争结束时,英国背负的国债已经高达1.3亿英镑。


如果是在以前,战争结束后英国会尽量缩减不必要的开支,并利用战争红利偿还一些短期债务,将欠债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但七年战争结束后,政府的开支不但没能缩减,反而有所增加。


如何通过调整财政保住七年战争的胜利果实,是英国第一次面临世界性帝国的难题。


1764年英国的势力范围


战争结束时英国不但拥有北美殖民地,还拥有非洲、加勒比和印度等地的广阔领土,想要在敌人的威胁下守住这片横跨几个大洲的土地,就必须建设一支比过去更加强大的军队。


七年战争里北美殖民地民兵的糟糕表现,让伦敦的大臣们确信除非在北美部署一支足够强大的正规军,就像在爱尔兰的英国军团一样,否则在下次战争里英国根本守不住新夺取的土地。而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国军队的费用全部由爱尔兰的纳税人支付。


问题很快就摆在了台面上,新成立的美洲军团,需要的钱由谁出?


在英国人民看来,这笔钱理应由北美殖民地自己来出。在过去的战争里,英国的纳税人除了承担了本土防卫的所有财政经费,还慷慨支付了大笔资金给同盟国普鲁士,让它牵制大陆上的敌人。


在战争结束后数年里,他们还要支付资金挽救经营状况恶化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他们看来,和自己一样同样流着盎格鲁-撒克逊血液的北美殖民地人民理应为这个光荣的世界帝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心力。


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想错了。


殖民地居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反对英国政府在北美地区增加财政收入的两个法案——1764年《岁入法案》和1765年《印花税法》。


纽约反对印花税法案的示威


就像我们熟知的那个段子一样,北美的吃瓜群众们把象征税款付清的印花票用柏油粘在收税员身上,押着收税员走过城市的每条大街小巷。


殖民地社会著名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倒真不一定是对过高的税收有什么不满,而是因为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之前通过的一系列对十三殖民地不利的法案让人们真真切切的感觉到在英国的最高代议机构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北美老乡们的诉求用通俗的话来说其实很简单:“不能收了我们的钱,再来打我们的脸”。


但英国议会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却尤其强硬。他们接二连三的推出了《汤森税法》和《北美驻军条例》,将殖民地官员薪水和北美驻军的食宿费用也摊折到殖民地财政中。


在英国议会看来,七年战争后的英国必须改变过去“英国负责打仗、殖民地自己散养”的海外政策,将海外殖民地的财政资源、人力资源和后勤资源统一起来集中配置,才能维系横跨上万公里的海外殖民体系,并且不至于将英国本土纳税人压榨到底。


1773年的《茶叶法案》一般被认为是直接触发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索。其实只要对这段时期的英国财政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这个法案其实是英国议会在北美殖民地颁布的一系列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的法案中最为温和的一个。


该法案试图一次性解决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营不力和北美殖民地税款增收两大难题。具体做法是免除东印度公司的北美地区茶叶进口税。


这样,殖民地居民既能买到便宜茶叶,东印度公司也能增加收入,海关还能多收几个子儿的茶叶稅。


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4年,因这部法案而利益受损的北美茶叶走私商人联合愤怒的波士顿市民,将东印度公司商船上的茶叶倾倒入海,制造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如果这个案件发生在平时,不过是一桩简单的公共治安案件。但在殖民地居民的眼里,能喝到便宜的茶远远不及拥有一个为自己利益代言的议会那样重要。


1774年,为了声援波士顿人反对茶叶法的斗争,北美各殖民地在费城召开了大陆会议。驻北美英军和殖民地民兵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战争准备。


1775年,冲突在波士顿附近的莱克星敦爆发。次年,各殖民地代表签署《独立宣言》,北美独立战争就此正式打响。


结语


七年战争是英国从地区强国迈向世界性的日不落帝国的第一步。在英国议会看来,成为帝国的一份子而付出相应的成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在实际操作中,大英帝国的形成不但没能给北美殖民地带来利益,反而成为束缚殖民地发展的绳索。


在殖民地人民看来,与其为了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一份子而牺牲个人利益,不如为了捍卫个人权益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选择从“人”的视角而不是从“帝国”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或许就是北美独立战争的真正意义所在。


谢选骏指出:没有七年战争就没有美国革命——七年战争的强盗逻辑激化了美洲殖民地的矛盾,彻底粉碎了岁月静好的殖民主义日子。没有七年战争就没有美国革命,而没有美国革命又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国际秩序——历史就是这样偶然。

2023年8月14日星期一

谢选骏:清末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的回,是指回疆,并非指回民

 


网文《回部》报道:


1910年代俄羅斯《軍事百科全書》中喀什周邊被稱為喀什噶利亞(Кашгария)

回部,又稱回疆(穆麟德轉寫:hoise jecen),中國清代指新疆(西域)天山以南地區,別稱「南疆」[1]。因清代稱此地居民為回人(穆麟德轉寫:hoise,主要指現代維吾爾人的祖先),故名回部[2]。其地大致相當於今新疆天山以南地區塔里木盆地周圍[1]。回部與天山北路的準部相對,並稱「南回北準」。光緒年間新疆建省,回部成為新疆省的一部份。


廣義的回部有時也包括中國境外以西費爾干納盆地至阿富汗一帶與新疆聯繫密切的安集延、納曼干、浩罕等信奉伊斯蘭教的部落。


地理範圍


乾隆年間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及其子蘇賚璊所築之蘇公塔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後,西域盡入清朝版圖,稱為「西域新疆」,後簡稱「新疆」。新疆分為南北二部分,天山以北的蒙古準噶爾故地為「準部」,天山以南的葉爾羌國故地為「回部」,天山以西的布魯特等游牧部落有時也包括在內[3]。


南八城

回部不設郡縣,而是劃分為以大城市為中心的九個轄區,即喀喇沙爾(今焉耆縣)、庫車、阿克蘇、烏什(今烏什縣)、喀什噶爾(今喀什市)、葉爾羌(今莎車縣)、和闐、吐魯番、哈密。喀什噶爾的屬城英吉沙爾(今英吉沙縣)有時也視為單獨一城。其中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合稱東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合稱為西四城,東四城、西四城合稱「南八城」(與新疆北部伊犁等城相對)或「八城」,與天山北路的伊犁、烏魯木齊等城相對。有時回部的範圍僅指「八城」,不包括哈密和吐魯番。


六城

與回部接近的地理概念有維吾爾文中的六城[註 1],即六大回城,一般指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額里齊)、阿克蘇、庫車[4]。一說有烏什而無英吉沙爾。六城並非僅指六座城市,而是泛指以六城為中心的塔里木地區。近代西方人將六城地區稱為「喀什噶利亞」(Kashgaria),將六城以外的哈密和吐魯番稱為「維吾爾斯坦」(Uyghurstan)。


七城

清代晚期又出現了「七城」的說法。同治年間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扶植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建立了「哲德沙爾汗國」,哲德沙爾(Yeti-shahr)即七城之意,可能指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烏什(或喀喇沙爾)。


喀什噶利亞

喀什噶利亞(俄語:Кашгария,英語:Kashgaria),西方人用於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南部的一個歷史地理名稱,是以其重要城市喀什噶爾(今喀什)的名字命名的[5]。俄羅斯人稱小布哈里亞。


行政制度

駐紮大臣和伯克制

回部每城置駐紮大臣一至二員,其下置伯克,依當地習俗管理穆斯林事務。除哈密、吐魯番以外,各處大臣從屬於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通常稱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哈密、吐魯番兩地大臣隸屬於烏魯木齊都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與烏魯木齊都統皆受伊犁將軍節制。


駐防的八旗、綠營兵丁在各城附近修築規模略小的城堡,稱為「滿城」或「漢城」,供滿洲、蒙古、漢人官員及旗人居住,並駐紮軍隊。原有的舊城則稱為「回城」,由伯克按照伊斯蘭教法管理。各大臣所駐之城兼轄其周邊較小的城鎮和村莊,大者稱為「回城」,小者稱為「回莊」。


光緒十年(1884年)置新疆省,實行郡縣制,駐紮大臣、都統、伯克等官職隨即廢除。回部各城改設哈密直隸廳、吐魯番直隸廳、阿克蘇直隸州(後升為溫宿府)、喀喇沙爾直隸廳(後升爲焉耆府)、庫車直隸州、烏什直隸廳、疏勒直隸州(後升爲疏勒府)、莎車直隸州(後升爲莎車府)、英吉沙爾直隸廳、和闐直隸州。民國後期,回部之名不再通行。


所屬區域哈密、吐魯番


哈密與吐魯番是天山以南最早歸附清朝的地區。朝廷冊封當地維吾爾首領為世襲的札薩克,授以王爵。兩地享有很大的自治權利,與蒙古諸旗相似。兩地還設有監督札薩克的駐紮大臣,即哈密辦事大臣和吐魯番領隊大臣。駐紮大臣統領當地的駐軍,受烏魯木齊都統節制。


喀喇沙爾

喀喇沙爾所轄城、村有:特伯勒古、塔噶爾齊、楚輝、烏沙克塔勒、碩爾楚克、博爾海、哈喇噶阿璊、庫隴勒、車爾楚、策特爾、英噶薩爾、玉古爾、鄂頗爾、裕勒都斯、哈布齊垓、察罕通格。


庫車

庫車所轄城、村有:托和鼐、阿巴特、裕赤哈喇、阿勒玉蘇布、特勒伯、哈喇阿薩爾、常格、哈魯納斯、庫克體騫、達烏圖、贏和、特克集、奇里什、額什克巴什。


庫車兼轄之沙雅縣:

沙雅縣、托伊博羅多、喀伊木阿塔、塔里木、查盤、塔木根庫勒、庫克布葉、哈爾噶齊、坡斯、葉勒阿里克、葉伊勒干、布古斯孔郭爾郭。


阿克蘇

烏什

烏什又稱圖爾璊。準噶爾佔據天山南路後,將烏什回人遷往固勒扎(伊犁)為其種地,又將吐魯番的回人遷徙至烏什。吐魯番人懷念故地,遂將烏什稱作吐魯番,轉音為圖爾璊。清軍平定回部後,定名烏什。烏什境內地名也多與吐魯番相同。


烏什所轄城、村有:哈喇和卓、闢展、雅爾、洋赫、森尼木、魯克察克、巴什雅克瑪、古木克齊克、色帕爾拜、沙圖、必特克里克、古古爾魯克、連木齊木、雅木什、英額阿里克、罕都、布干、呼蘭齊克、扎木必勒阿斯提、齊都伯、素袞。


喀什噶爾

喀什噶爾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駐地。其滿城名為徠寧城。


喀什噶爾所轄城、村有:伯什克勒木、伊克斯哈拉、牌租阿巴特、阿爾巴特、汗阿里克、塔什巴里克、赫色勒布伊、托璞魯克、提斯袞、岳譜爾和(今岳普湖縣)、英吉沙爾(今英吉沙縣)、塞爾們、哈喇刻爾、托克庫爾薩克、鄂坡勒、阿斯騰阿喇圖什、鄂什、霍爾干、玉斯屯阿喇圖什、阿喇古、巴爾昌、和什庫珠克、阿喇楚勒(阿爾楚爾)、葉什勒庫勒(蘇滿)。


葉爾羌

葉爾羌所屬回城、回莊有:伯什恰特、雅哈阿里克、坡斯恰木、哈爾噶里克、貝拉、楚魯克、伯什阿里克、皮什南、托古斯恰特、固璊(今皮山縣)、章固雅、薩納珠(桑珠)、木濟、袞得里克、都漥、阿克阿里克、皮雅勒阿勒璊、鄂湍楚魯克、舒帖、呼木什恰特、裕勒阿里克、阿喇勒、喀瑪喇克、喇巴特齊、伊奇蘇凝阿喇斯、哈喇古哲什、和什阿喇布、庫克雅爾、英額齊盤、色勒庫爾(色勒克郭勒)、鄂爾多諤斯騰、密什雅爾、汗阿里克、塔噶爾齊、阿布普爾、拜林、庫勒塔里木、呼拉瑪(呼爾璊)、巴爾楚克(今巴楚縣)、察特西林、塞爾勒克、喀爾楚。[6]


參考文獻

引用

 新疆人口组成(一、历史上的南回北准). 民族史. [20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16).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五:「回部不詳其世系,……,相傳祖瑪哈麻,教以事天為本,重殺,不食犬、豬肉,嘗以白布蒙頭,故稱曰纏頭回,又稱曰白帽回。」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 2003-09-01: 18~35. ISBN 9787531640967.

 七十一(人名,號椿園),《西域聞見錄》

 陳學迅. 《福乐智慧》和喀什噶利亚的大唐遗风. 新疆天山網. 2006-03-07 [2019-06-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9).

 《一統志》葉爾羌

來源

嘉慶《大清一統志》

《清史稿》,中華書局排印本

祁韻士 著,張穆 改定,包文漢 整理,1987,《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費正清、劉廣京 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 譯,1993,《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谢选骏:清末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的回,是指回疆,并非指回民也就是现在的“回族”()。


网文《回疆》报道:


回疆(漢語拼音:huí jiāng)清代對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稱。該地為維吾爾族、烏孜別克族所聚居,清朝對該地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多稱為"纏回",故名。亦稱“回部”。

具體範圍界定為,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東界為玉門關、陽關,西界在帕米爾高原,即今新疆南疆及東疆吐魯番、哈密兩地。中間有庫魯克塔格山相隔,形成兩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其西部為塔里木盆地,東部為吐魯番盆地。

回部與天山北路的準部相對,並稱“南迴北準”。光緒年間新疆建省,回部成為新疆省的一部份。


地理範圍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後,西域盡入清朝版圖,稱為“西域新疆”,後簡稱“新疆”。新疆分為南北二部分,天山以北的蒙古準噶爾故地為“凖部”,天山以南的葉爾羌國故地為“回部”。

八城

回部不設郡縣,而是劃分為以大城市為中心的九個轄區,即喀喇沙爾(今焉耆縣)、庫車、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今喀什市)、葉爾羌(今莎車縣)、和闐、吐魯番、哈密。喀什噶爾的屬城英吉沙爾有時也視為單獨一城。其中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合稱東四城,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合稱為西四城,東四城、西四城合稱“八城”或“南八城”,與天山北路的伊犁、烏魯木齊等城相對。

有時回部的範圍僅指“八城”,不包括哈密和吐魯番。

六城

與回部接近的地理概念有維吾爾文中的六城(Alti-shahr),即六大回城,一般指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額裏齊)、阿克蘇、庫車 [3]  。一説有烏什而無英吉沙爾。六城並非僅指六座城市,而是泛指以六城為中心的塔里木地區。

近代西方人將六城地區稱為“喀什噶里亞”(Kashgaria),將六城以外的哈密和吐魯番稱為“維吾爾斯坦”(Uyghurstan)。

七城

清代晚期又出現了“七城”的説法。同治年間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扶植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建立了“哲德沙爾國”,哲德沙爾(Yeti-shahr)即七城之意,可能指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烏什(或喀喇沙爾)。

行政制度

建省前

回部每城置駐紮大臣一至二員,其下置伯克,依當地習俗管理穆斯林事務。除哈密、吐魯番以外,各處大臣從屬於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通常稱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哈密、吐魯番兩地大臣隸屬於烏魯木齊都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與烏魯木齊都統皆受伊犁將軍節制。

清代新疆回部都統、駐紮大臣轄區

將軍

都統、參贊大臣

辦事大臣、領隊大臣

轄區

伊犁將軍(總統伊犁等處將軍)

烏魯木齊都統

哈密辦事大臣

哈密

吐魯番領隊大臣

吐魯番

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

喀什噶爾辦事大臣 [4] 

喀什噶爾

英吉沙爾領隊大臣

英吉沙爾

葉爾羌辦事大臣

葉爾羌

和闐辦事大臣

和闐

阿克蘇辦事大臣

阿克蘇、賽喇木、拜城

烏什辦事大臣

烏什

庫車辦事大臣

庫車、沙雅爾

喀喇沙爾辦事大臣

喀喇沙爾

駐防的八旗、綠營兵丁在各城附近修築規模略小的城堡,稱為“滿城”或“漢城”,供滿洲、蒙古、漢人官員及旗人居住,並駐紮軍隊。原有的舊城則稱為“回城”,由伯克按照伊斯蘭教法管理。各大臣所駐之城兼轄其周邊較小的城鎮和村莊,大者稱為“回城”,小者稱為“回莊”。

建省後

清末新疆省

光緒十年(1884年)置新疆省,實行郡縣制,駐紮大臣、都統、伯克等官職隨即廢除。回部各城改設哈密直隸廳、吐魯番直隸廳、阿克蘇直隸州(後升為温宿府)、喀喇沙爾直隸廳(後升為焉耆府)、庫車直隸州、烏什直隸廳、疏勒直隸州(後升為疏勒府)、莎車直隸州(後升為莎車府)、英吉沙爾直隸廳、和闐直隸州。民國後期,回部之名不再通行。


設置官吏

清朝在回疆的管理體制不一。

在塔里木盆地,清朝設立“總理各回城事務參贊大臣”(亦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管轄回部喀什噶爾(今喀什)、英吉沙爾、葉爾羌(今莎車)、和闐(今和田)、烏什、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今焉耆)等城辦事、領隊大臣及其軍政事務,同時參照內地官制改造回疆舊有的伯克制度,任命維吾爾上層為各級伯克,管理各城、村事務。

東部吐魯番、哈密兩地,清朝實行軍、民兩套體制並行的政策,軍政方面設立吐魯番領隊大臣、哈密辦事大臣,受制於烏魯木齊都統;民政方面,設吐魯番直隸廳,隸屬迪化直隸州,哈密設理事糧廳,屬鎮西府,迪化州、鎮西府組成鎮迪道而隸屬於甘肅省。吐、哈兩地維吾爾上層因歸屬清朝較早,且參加平定回疆叛亂有功而被授予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爵位,實行札薩克制度,擁有世襲領地,但受本城大臣監督。 [1] 

駐防的八旗兵丁在各城附近修築規模略小的要塞,稱為“滿城”或“漢城”,供滿、蒙、漢人官員及旗人居住,並駐紮軍隊。原有的舊城則稱為“回城”,由伯克按照伊斯蘭教法管理。 [2] 


所屬區域

哈密與吐魯番是天山以南最早歸附清朝的地區。朝廷冊封當地維吾爾首領為世襲的札薩克,授以王爵。兩地享有很大的自治權利,與蒙古諸旗相似。兩地還設有監督札薩克的駐紮大臣,即哈密辦事大臣和吐魯番領隊大臣。駐紮大臣統領當地的駐軍,受烏魯木齊都統節制。

喀喇沙爾

喀喇沙爾所轄城、村有:特伯勒古、塔噶爾齊、楚輝、烏沙克塔勒、碩爾楚克、博爾海、哈喇噶阿璊、庫隴勒、車爾楚、策特爾、英噶薩爾、玉古爾、鄂頗爾、裕勒都斯、哈布齊垓、察罕通格。

庫車

庫車所轄城、村有:託和鼐、阿巴特、裕赤哈喇、阿勒玉蘇布、特勒伯、哈喇阿薩爾、常格、哈魯納斯、庫克體騫、達烏圖、贏和、特克集、奇裏什、額什克巴什。

庫車兼轄之沙雅爾沙雅爾、託伊博羅多、喀伊木阿塔、塔里木、查盤、塔木根庫勒、庫克布葉、哈爾噶齊、坡斯、葉勒阿里克、葉伊勒幹、布古斯孔郭爾郭。

烏什

烏什又稱圖爾璊。準噶爾佔據天山南路後,將烏什回人遷往固勒扎(伊犁)為其種地,又將吐魯番的回人遷徙至烏什。吐魯番人懷念故地,遂將烏什稱作吐魯番,轉音為圖爾璊。清軍平定回部後,定名烏什。烏什境內地名也多與吐魯番相同。

烏什所轄城、村有:哈喇和卓、闢展、雅爾、洋赫、森尼木、魯克察克、巴什雅克瑪、古木克齊克、色帕爾拜、沙圖、必特克里克、古古爾魯克、連木齊木、雅木什、英額阿里克、罕都、布幹、呼蘭齊克、扎木必勒阿斯提、齊都伯、素袞。

喀什噶爾

喀什噶爾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駐地。其滿城名為徠寧城。

喀什噶爾所轄城、村有:伯什克勒木、伊克斯哈拉、牌租阿巴特、阿爾巴特、汗阿里克、塔什巴里克、赫色勒布伊、託璞魯克、提斯袞、嶽譜爾和(今嶽普湖縣)、英吉沙爾(今英吉沙縣)、塞爾們、哈喇刻爾、托克庫爾薩克、鄂坡勒、阿斯騰阿喇圖什、鄂什、霍爾幹、玉斯屯阿喇圖什、阿喇古、巴爾昌、和什庫珠克、阿喇楚勒(阿爾楚爾)、葉什勒庫勒(蘇滿)。


葉爾羌

葉爾羌所屬回城、回莊有:伯什恰特、雅哈阿里克、坡斯恰木、哈爾噶裏克、貝拉、楚魯克、伯什阿里克、皮什南、託古斯恰特、固璊(今皮山縣)、章固雅、薩納珠(桑珠)、木濟、袞得裏克、都漥、阿克阿里克、皮雅勒阿勒璊、鄂湍楚魯克、舒帖、呼木什恰特、裕勒阿里克、阿喇勒、喀瑪喇克、喇巴特齊、伊奇蘇凝阿喇斯、哈喇古哲什、和什阿喇布、庫克雅爾、英額齊盤、色勒庫爾(色勒克郭勒)、鄂爾多諤斯騰、密什雅爾、汗阿里克、塔噶爾齊、阿布普爾、拜林、庫勒塔里木、呼拉瑪(呼爾璊)、巴爾楚克(今巴楚縣)、察特西林、塞爾勒克、喀爾楚。


谢选骏指出:所谓“回疆”,都在现在的新疆——由此可见,散居中国内地的“回民”、“回族”,并非清末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的回,更非五族之一。

谢选骏:文化入侵英国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留学生伦敦东区涂鸦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争议》(2023年8月7日早上6点35分 BBC)报道:


伦敦东区的一面墙上用白底红字写下了在中国司空见惯的24字政府宣传标语。


在伦敦东区的红砖巷(Brick Lane),几名中国留学生因把当地一面涂鸦墙刷成白色,并喷涂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标语而引发争议。


周日(8月6日),几名中国留学生在小红书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表示,他们在伦敦的一面墙上用红色颜料写下了在中国司空见惯的24字政府宣传标语。


“我们在伦敦刷了一面墙。”一位名为“不跑糯辣”的博主在小红书上写道,“充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欢迎大家打卡!”


这一事件迅速在中文社交媒体引发讨论和争议。有网民称赞“一秒回中国”、“文化输出”,但亦有不少网民批评“强化中国负面印象”、“文化入侵”。


伦敦涂鸦艺术的变迁和故事

该活动的策划、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的中国留学生“一鹊”(网名)对BBC表示,他在事后收到了很多指责,但该事件的发酵和他“想表达的并无任何关系”。


在现场拍摄的画面中,红砖巷的一部分——一段长约百米的道路——两侧都被刷成了白色,其中一侧的墙壁上喷上了12个汉字词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



根据参与者晒出的影片,约有9名年轻人在晚上来到这里参加了喷涂。他们将事先准备的有打印字体的镂空纸板贴在墙上,随后喷上红漆。


一张罚单照片显示,他们似乎还因“涂鸦和胡乱张贴海报”,被执法人员开出800英镑罚单。


该活动的策划者“一鹊”在Instagram上将他们的涂鸦命名为“反者道之动”,目的是“用社会主义的构建方式来反殖民西方的虚假自由”。


他直言不讳地地解释说:“借自由民主之名彰显着西方的文化中心,这是伦敦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便是西方对东方主义的建构,其内里隐藏着极大的文化阶段的权利不平等和剥削”。


“对我来说这件作品并没有太多政治意味,只是作为外衣,而在讨论不同环境本身。”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该事件周末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成为热门讨论话题,也引发了两极化的激辩。


支持者认为,街头艺术本身就是别具一格的,这些年轻人的行为是“创作自由”。还有人称,在西方传播自身价值观的同时,也应该允许中国价值观的输出。


但反对者表示,这是“威权主义价值观的入侵”,“这是对中国的高级黑”。还有人问:“你们敢去北京的街头这样涂鸦吗?”


一些图片被反对者重新图上标语。

有人在这些涂鸦上面又加上了自己的观点。


很多批评者尤其强调,他们覆盖了一些精美的创作,其中似乎包括一幅致敬逝者的绘画。


“他们本可以只用一面已经喷绘的墙,但却如此贪婪地盖过这么多优秀作品。这是问题所在。”在伦敦的艺术家苏西·卢雅德(Susi Luard)批评道。


此前,“一鹊”在帖子中表示,很遗憾遮住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可能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他对BBC说,他认为这24个字是全球共同的目标,而非只是中国,他想通过“对环境本身做一个辩证的引发”。


“对我来说现在这件事完全被上升到了反应(映)个人或群体的价值上了,和我想表达(的)并无任何关系。”他说道。


他还表示,自己已因为该事件成为网络暴力的目标:“越来越多的人在解(借)题发挥和施展恶意,这并非我的本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早由中国当局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推动下,这24个字被作为宣传口号,遍布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包括政府机关、街道、学校、商场和公园等,一些巴士和地铁等交通工具上也有展示。


2014年底,正在申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中国中部城市武汉要求1000万市民都要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组织抽查背诵情况。


在该事件引发争议后,8月6日(周日)有一些反对者前往该涂鸦墙,在这些学生所喷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喷写其他内容以示抗议。例如,有人在“自由”下写道“No freedom in China”(中国没有自由),还有人贴上了反对习近平的标语。


红砖巷位于东伦敦,是许多孟加拉移民的大本营,也是伦敦的潮流集散地之一。该地区以街头涂鸦、艺术精品店、古董和集市而闻名。这条街属于陶尔哈姆莱茨区(又称塔村区;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


当地规定,未经事先明确许可,市政当局不同意在其财产(包括人行道)上进行任何绘画、书写或其他标记。擅自涂鸦者可能会因轻度违法,而被处以80镑的定额罚款。


不过,根据该区区议会2019年批准的一项区分“涂鸦”和“街头艺术”的新政策,执法人员在去除难看的涂鸦的同时,也将“采取平衡观点”以保护优秀的壁画创作。


通过Google街景可以发现,事发道路两侧自2017年以来便成为涂鸦和绘画的场地。据报道,每隔几周,这里的绘画就会被更新一遍。


陶尔哈姆莱茨区议会尚未回应BBC的置评请求。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崽子可能觉得自己很牛了,但是按照历史力学的法则,文化入侵英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两百年前,英国不仅文化入侵世界各国,而且商贸入侵、金融入侵、军事入侵、殖民入侵、政治入侵……不遗余力。所以按照历史力学的法则,英国也将遭到类似的全面反哺,直到英伦三岛变成一块公共租界!

谢选骏:共产主义无法整合全球



《债务、贸易下滑和通缩幽灵:中国经济引发全球担忧》(PETER S. GOODMAN 2023年8月14日)报道:


中国南昌的住宅开发项目。中国几十年的过度开发导致许多城市到处都是空置的公寓楼。


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不懈发展和向上流动的代名词。随着14亿人口对世界各地的商品产生兴趣——好莱坞电影、韩国电子产品、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这个看似取之不竭的引擎推动着全球经济。

现在,这台发动机正在失灵,给中国家庭和全球经济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风险。长期以来,在这种利润增长版的全球化里,中国一直是核心,但在世界经济极度不确定的时刻,中国却变成了终极未知数。

最近几周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加剧了这些风险。

先是传来了中国经济在春季大幅放缓的消息,浇灭了新冠极端限制取消后强劲扩张的希望。

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连续三个月下降,进口连续五个月下降——这是前景黯淡的又一个信号。

随后有消息称,从食品到公寓等一系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可能处于所谓通货紧缩边缘的担忧,即价格持续下跌,这是商业活动疲软的先兆。

连接着金融、建筑和家庭财富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日益陷入困境,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未能支付其债券利息,并且估计今年上半年亏损高达76亿美元。

这些事件使中国劳动者和家庭的处境雪上加霜。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经济疲软标志着对主要商品需求的萎缩——从巴西收获的大豆,到美国饲养的牛肉,再到意大利制造的奢侈品。这意味着人们对石油、矿产和其他工业基石的兴趣减弱。

“中国经济放缓肯定会给全球经济前景带来压力,”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公司麦格理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商品消费国,所以影响将会非常非常大。”

BCA研究公司最近的分析显示,过去十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而美国的贡献率为22%,欧元区20个国家的贡献率为9%。


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重振经济的选择有限,因为目前不断增加的债务估计已占国民产出的282%——比美国还高。

政府列出了旨在刺激消费者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支出计划。但细节并不透明,同时给人留下了地方政府将为此买单的印象。地方政府是债务危机担忧的焦点。多年来,他们大肆举债,为道路、桥梁和工业园区的建设提供资金。

所有这一切发生之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试图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经济向国内消费支出主导的经济转型。

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世纪更迭的20年里,该模式效果非常好,当时政府为港口、电网和其他基础工程提供资金,以促进出口带动的工厂繁荣。

随着中国转向新的经济模式,政府制定了鼓励消费者消费的支出计划。

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家创办了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价值的一些科技公司。近年来,许多企业都受到习近平推动的监管打压的限制。

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美国,中国惊人的出口增长加上国内工厂就业岗位的流失,引发了贸易冲突。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产品全面征收关税。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并增加了对先进计算机芯片等中国关键行业投资的禁令。拜登总统周三强化了这一行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对可以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行业进行投资。

周四,拜登将中国的经济脆弱性称为“定时炸弹”。他还说:“当坏人遇到问题时,他们就会做坏事。”

习近平指责美国开展了一场旨在压制中国发展的运动。

面对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敌意,以及疫情期间将产品从中国工厂运送到北美和欧洲零售商的困难,跨国公司已将工厂订单转移到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国。

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国际商贸版图的变化,增加了向内需为中心经济转型的紧迫性。

尽管如此,疫情还是阻碍了这些设计。政府对商业和行动自由实施了严厉限制,封锁了整个城市。

去年12月,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公众抗议活动之后,政府解除了这些限制。人们普遍预计这将刺激消费者支出。但消费者支出一直很疲软,以至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停止发布那些引起人们对经济问题关注的数据。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中国家庭一直是世界上储蓄最多的家庭之一。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系统的家庭存款总额增长了约1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万亿美元),是十年来最大的增长。

但储蓄的增加,以及投资和消费支出的疲软,似乎反映出公众信心的普遍削弱。在疫情期间,政策从完全封锁转向不加控制——经济学家亚当·波森最近称之为“经济长新冠”。

中国消费者热衷囤积现金,部分原因是他们普遍认识到,房地产是一个充满不幸结局的故事。几十年来,开发商的过度投资导致整个城市充斥着空置的公寓楼。随着房价暴跌,开发商纷纷中途叫停项目,留下摩天大楼的骨架,成为投机盛宴失败的纪念碑。

这一基本情况引发了人们与日本的比较。上世纪90年代初,投机性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导致日本陷入了长达30年的衰退。

日本经济下滑的核心原因是通货紧缩,这个词让经济学家不寒而栗。

通货紧缩影响了社会的基本预期,破坏了人们消费、扩大业务或雇佣工人的积极性,因为一切都有可能在以后变得更便宜。对个人而言理性的节俭,对社会而言则会变为衰退。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将避免这种命运。物价下跌的趋势可能很快就会扭转。政府对成功民营企业的攻击似乎也有所缓和。

香港房地产和投资管理公司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说,在几年来对民营企业家进行妖魔化之后,政府最近发出了转向“支持增长、支持商业心态”的信号。“关键的政策重点将是如何提振内需。”

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政府将引导经济逐步向较慢的增长过渡,用服务业取代工厂就业岗位,同时控制房地产损失的规模。

然而,如果笼罩在中国经济上的债务限制了政府应对措施的效力,这可能会带来最糟糕的担忧——房价暴跌,随之而来的是对陷入困境的银行的昂贵救助,以及不受控制的资金外流。

这一结果最令政府官员不安,因为它可能带来失业、企业破产和社会动荡。

这样的景象强化了一种假设,即政府将加大刺激经济的力度,即使这样做可能会加剧经济面临的根本性威胁,产生新的债务。

然而,即使政府成功地监管了经济的逐步放缓,一些人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它们可能会引发重大波动。

工厂的工作继续从中国转移出去,加上经济以国内消费为中心,这可能会压低工资和家庭财富。即使在由一个不经选举的政党控制的国家,大量民众失去信心也可能带来动荡。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5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其经济总产出的40%。中国的许多进口产品都是出口工厂产品的零部件。因此,中国的出口下降得越多,进口也下降得越多——这是一个财富递减的反馈循环。

这会拖累了就业和收入,黄亚生说。“这不可能是一个开心的故事。”


谢选骏指出:你们蹦得再是欢,最后都得拉清单——共产主义无法整合全球,因为它让人们吃草活着。(“拉清单”,来自红色老电影《小兵张嘎》的一句经典台词“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日后拉清单”。此处的“拉清单”有罗列罪状秋后算账之意。2014年,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引用了该句,之后成为频频遭网民恶搞的“素材”。“实际上那些错误执行者,他也是有一本账的,这个账是记在那儿的。一旦他出事了,这个账全给你拉出来了。)让人们吃草活着,草民社会就像草一样飘摇了。


谢选骏:共产党中国的恋尸癖



《周国平,恶评如潮》(投稿指南 2023-08-09)报道:


不久前,《人物》杂志的一篇报道把先锋派作家马原推上了风口浪尖。


“弑子”罪名一出,连带着被翻出来的“旧账”还有“弑妻”者顾城、“弃疗女儿”的周国平。


许多人借此剖析了中国部分文艺男作家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自私、自怜、自恋,在文艺幻梦中画地为牢。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以至于在组建“世俗婚姻家庭”时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周国平的《妞妞》曾令无数读者动容落泪,但随之而来的谩骂也可谓是铺天盖地。


大众责备其放任女儿病情的发展只是其一,更有人认为作者在写作该书时怀有一种“对新生命临死时的凄美”的自怜式把玩。


其实早在马原事件之前,网上对周国平的评价也一直在走下坡路。


上世纪末的大学校园,“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这句话流传甚广,王、周二人曾一度被文青奉为精神偶像。



但随着时间流逝,王小波的口碑稳健上升,广受当代青年和学者们欢迎,周国平的口碑却从云端跌落谷底。


而在不久前凤凰网推出的一档节目中,面相温和儒雅的周国平谈到近年来遭受的谩骂与攻击,却只是将其归结为:


“互联网时代乌合之众的聚集”、“民主的暴力”。


01、


1945年,周国平出生在上海虹口一户普通家庭。


周母怀孕时临近抗战结束,日本飞机频繁轰炸虹口,隆隆的警报声和炸弹声使其常处于极度惊慌之中。这种特殊的“胎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后来敏感的天性。


周国平性格随母亲,好静、内向、不爱出门也不善于交往。


小时候看连环画,周国平喜欢的多是《红楼梦》《西厢记》这类以才子佳人凄美爱情为题演绎的作品,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英雄好汉题材却不感兴趣。


周国平承认自己性情更接近女孩子,但又绝非“性别错位”,而是始终把自己带入“才子”的位置去倾心“佳人”。


后来周国平在《乖孩子的劣迹》中回忆起少年时观剧的一幕:


有一回,在上海大世界的一个剧场,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那位佳人,心中充满不可思议的冲动,想挤到台前去,让她看见我,注意我。有时候,我自以为佳人的眼神与我相遇了,在对我眉目传情,她的唱词都是向我而发,便感到无比甜蜜。散场后,我怅然若失,好几天缓不过来。


这种难以理解的自恋,少年时便可见一斑。


这些性格上的特点周国平自己也相当清楚,在其自传中也并不刻意掩饰。


周国平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其中周国平因敏感病弱,一直居于最受宠爱的地位,


自传中他写道,“这使我形成了一种狭隘的优越感,霸道,自我中心,受不得一点委屈。”


有一次和妹妹吵架后受到母亲责备,小周国平躺到地上哭闹打滚,见没有人理睬,便走到镜子前,看见自己一副涕泪满面的面容后越发自我怜悯,于是掀起新一轮的号啕大哭。


初中三年级,正值大跃进时期,镶着两颗金牙的班主任王一川担任周国平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因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王一川动员全班同学一起创作歌颂“三面红旗”的打油诗,周国平则成了他最看重的约稿对象。


于是周国平买了个小本子,一天写一首打油诗,竟坚持了一学期。


虽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但也确实是周国平最早的创作活动。


高中时期,周国平成绩优异,但性格孤傲、不合群,几乎没有玩伴。写日记成了周国平忍受孤独的最好方式。



彼时的周国平已经不再写喊口号的打油诗,诗句里充斥着的是叹生忧死的思虑——


“一夕可尽千年梦,直对人世叹无常”


“无疾不知有疾苦,纳世雄心竟入土”


“十六少年已多病,六十难逃灰土行”


周国平在青少年时代常常在半夜醒来,头脑中饱受两样东西的煎熬。


一是性,二是死。


02、


1962年,周国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哲学系。


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哲学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课堂上灌输的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解释,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非哲学性的。


现代西方哲学被判为反动思想,周国平是在好友郭世英的引导下才开启了真正的哲学启蒙。


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儿子,大学期间与周国平相交甚好,因为其父的地位,郭世英常常能搞来当时的许多“禁书”,萨特的、弗洛伊德的、尼采的……


周国平第一次接触到尼采,就是在郭世英床头翻到他的那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多年后,周国平以国内研究尼采最出色的学者这一身份而广为人知。


周国平在北大一共生活了6年,只有前两年在学校上学,农村四清耗费两年,文革又两年。


农村四清时,工作组长用三个词评价周国平:


敏感、脆弱、清高,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小资产阶级”。


此小资非彼小资,特指不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行为和情感上的个人主义,缠绵悱恻,顾影自怜。


1967年,郭世英的弟弟郭民英在海军部队开枪自杀,郭世英在第二年被造反派组织绑架关押,在狱中,年仅26岁的郭世英坠楼而死。


郭世英被关押期间,郭沫若曾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本打算对周说起这件事,如果周亲自出面干预,郭世英也许就能得救。


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开口。


据说,郭世英死后,得知噩耗的郭沫若用颤抖的声音说了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


对于郭世英之死,周国平久久不能释怀:


“我从他的面容上看世界。他转过脸来,脸上是痛苦的表情。于是,我以为这个世界也是痛苦的。世英看了这篇短文,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现在,这个人影消失了,但我并没有看到世界的真相,反而觉得世界空了。”


03、


北大毕业后,周国平被分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一待就是10年。


先是在洞庭湖农场体验了一年半真正的农民生活,后被分配到广西资源县当小公务员,职位是宣传部干事和党校教员,配合形势做一些政治宣传。


也就是在农村,周国平开始了与第一任妻子敏儿的相交往来。


大学期间,两人曾匆匆见过一面,周国平对敏儿并无太多印象,只记得个高儿,长得蛮漂亮。


离开学校来到农村,周围的同学朋友们都急于恋爱、娶妻、生子,而一向清高浪漫的周国平却傲娇地盼望着等着属于他“茫茫人海中的唯一”。


但在资源县呆了一年,寂寞无比的周国平还是动摇了。


敏儿常给周国平写信,从信件中,周国平并没有感受到所谓心弦被拨动的感觉,但敏儿对周国平的热情恰巧填补了他此刻的空虚寂寞,加上周优柔寡断的性格作祟,两人便稀里糊涂地约定春节在北京见面、筹备婚事。


婚后周国平回到资源县,敏儿不久也从西藏调到资源,二人过上了看似和睦平静的婚姻生活。


敏儿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周国平,尽力扮演着好妻子的角色。


但在周国平眼里,这只是一种“母性的关爱”,并不具备他所期望的作为恋人的女性的魅力。


当回忆起二人在资源县同甘共苦的岁月,周国平用的是“感激”一词。


1977年恢复高考,二人都报考了北京的研究生,但敏儿遗憾落榜,不得不继续留在资源县,周国平则顺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时隔10年,重回北京的周国平激动无比,但也没有忘记广西大山沟里的妻子。


起初为了防止敏儿寂寞,每隔四五天,周国平就给她寄出一封厚厚的信,分享自己当下的点滴生活。


但多情浪漫的周国平没能战胜天性,面对崭新的北京生活,周国平的心最终还是逐渐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雨儿。


几番相处,年轻又活泼可爱的雨儿很快占据了周国平的全部身心。


周国平在文章中写,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尝到爱情的滋味。


因为对山里独守空房的妻子感到愧疚,6年时间,周国平和雨儿约法三章,二人只做情人,不考虑结婚。


04、


1987年敏儿从广西调到北京,周国平随之与她办理了离婚协议,次年和雨儿正式结婚。


婚后不久,周国平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妞妞。


不幸的是,妞妞被查出患有先天视网膜母细胞瘤。


医生当时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做手术摘除双眼摘除遏制癌细胞扩散、延续生命;要么就是放弃手术和化疗,减轻痛苦,等待死亡。


周国平和妻子无奈选择了后者,怀着悲痛的心情迎接了女儿的死亡。


但在与女儿的朝夕相处中,爱意随时间加深,周国平对保全妞妞性命的念头愈发强烈,但比起给妞妞动手术,周国平却还是更寄希望于所谓“奇迹”——


到处寻访气功师和中医,企图让妞妞在保全眼睛的同时保全生命,至于给妞妞动手术的念头则是“时隐时现”。


此时的妞妞动手术,据医生说20岁之前应该不会复发,但周国平和雨儿两人迟迟下不了决心。


理由是“不忍心女儿在最美好的年华再次遭受癌症的折磨”。


一拖再拖后,医生的话变成了“动了手术也活不到五年,动了手术也是不死不活,你们有的是罪受。”


这番话让周国平“心里反而平静了”“当天下午就叫出租车回家,并无悲剧感,倒有喜剧感。”


妞妞死后,周国平表示,自己常常为没给妞妞做手术而感到万分悔恨。


此间故事及种种心路历程后来被周国平记录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该书面世后随即走红,一版再版,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但不久后,少年作家子尤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又迅速让周国平“父亲”的角色重新回到大众的审视之中。


在文章《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中,子尤毫不客气地指出:


周国平在书中缅怀女儿,不过是惺惺作态、自我开脱。


得知女儿患癌后,他从未想过要真正帮助女儿延长生命、战胜病魔,挂在嘴边的都是“我的女儿注定活不了”“我们救不活她”。


而在《妞妞》一书中,周国平也曾坦白道,自己“起初并不想给妞妞做放疗和手术”。


因为他“不肯接受有一个残疾女儿的事实”,他想要的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宁馨儿”。


在南方都市报的采访中,周国平反思道:


“作为父母,怎么能有权利去替孩子做抉择呢?孩子未来自己的意愿是怎样的?或许手术后的20年对于她,不是痛苦的?”


“如果当初做了手术,就一定是妞妞自己愿意要的吗?她长大后会不会也怨恨我替她做了这个选择?”


子尤与妞妞同年同月生,14岁时被检查出癌症。


面对与妞妞相仿的痛苦际遇,子尤在阅读《妞妞》一书时,把自己代入妞妞,坚信妞妞与自己一样也能用坚强乐观与病魔对抗、带着残疾快乐生活。


周国平笔下的妞妞也的确看起来充满对生的渴求。


妞妞喜欢听音乐,鼻咽腔内充塞着肿瘤,呼吸说话都困难的妞妞还是要求妈妈“放音乐!跳跳舞!拍拍妞妞!”


肿瘤压迫神经,遭受非人的折磨时,妞妞大叫“磕着了,跳跳舞!”


但青少年对珍惜生命的感悟与一岁半幼儿的求生本能,毕竟不能等量齐观。


就像近年来在互联网常见年轻人面对原生家庭充满戾气的言论“与其现在让我活得那么痛苦,当初为什么要生我?”


哪怕周国平言语间充斥着对当年不负责行为的开脱,但救或者不救,都是个难解的命题。


然而,对于妞妞的死,周国平“刽子手”的帽子又不仅仅体现在放弃为妞妞做手术这一件事上。


《妞妞》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曾引发读者联想:


“要是四川姑娘没有打来不合时宜的电话,要是雨儿孕期和我互相宽容并不为此赌气……要是医学博士没有一再用X光对她做不必要的检查……妞妞就不会患上绝症……”


读者由此推断,周国平极大可能是在雨儿怀孕期间出轨,雨儿生气伤身,加上本身又感染了流感,才在医院一次又一次的X光检查中损害了妞妞的健康。


如今这段往事真伪再无可考,但婚内出轨对于周国平来说,的确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周国平一直以来信奉开放的婚姻观念,认为健康的婚姻理应包括“和异性正常交往乃至偶尔调情的自由”。


放眼文学艺术圈,此类婚爱观并不鲜见,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周国平的言行不过是用文学上的浪漫为自己生活上的不检点、不负责遮羞。


失去妞妞后,周国平能通过写作宣泄情感、逐渐从失去女儿的悲伤中走出来,雨儿却不能。


面对沉溺于悲伤的雨儿,周国平鼓励雨儿多出去与人交际,从社交中忘记痛苦。


在周国平的表述中,雨儿听从了周国平的建议,却在与异性朋友的交往中发生了较严重的出轨事件,周国平万分难过,此后便与小自己20多岁的记者郭红开始了新恋情。


无论两人出轨谁先谁后,总之在妞妞走后,雨儿和周国平各自都有了新的恋人。


即使二人曾经海誓山盟、共同度过了最甜蜜和最悲痛的岁月,旧爱也敌不过新欢,两人依旧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但回望与雨儿共同走过的岁月,周国平认为这爱情依然是“成功”的:


我不想以成败论爱情。衡量一个爱情是否成功,长度不是惟一标准,更应该看它的质量,是否对双方的人生发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我相信,事实也是如此,无论对我还是雨儿来说,我们的相爱都是人生中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失去妞妞的第7年,周国平迎来了和第三任妻子郭红的女儿——啾啾。


啾啾从出生到小学的成长故事,都被周国平悉心记录在了《宝贝,宝贝》一书中。


健康可爱的女儿成了周国平家庭的稳固核心,用周国平的话来说:


“一切诱惑退避远处,围城成为我的天堂。”


“此时此刻,啾啾就是我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孩子,就像那时候妞妞是唯一的和一切的孩子一样。”


很长一段时间,不论是赴宴还是旅行,周国平都习惯带上母女俩同行,似乎已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恋家的男人和父亲”。


如今的周国平很少再参加社会活动,也逐渐远离热闹的聚会,只是潜心读书、写作、享受小家庭的平静与温馨。


在其自传《岁月与性情》结尾,周国平对自己“多情”的天性做出如下反思总结:


现在我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我和妻子女儿过着和睦的生活。那么,我对别的可爱女子不再动心了吗?那倒未必。上帝给了我一副易感的天性,这天性不是我自己能够改变的。然而,我已经完全看明白,风流和爱情事实上不可兼得,那些想兼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失败告终的,因而做出了坚定的选择。我宁愿与走近我的每一个可爱女子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以友谊的方式享受女性的温馨。


我确实感到,只爱一个人,同时保留其余一切可能性而不去实现其中任何一种,这是我与异性世界之间能够具有的最佳格局。事实上,我藉此而得到了最多,所有未实现的可能性都在丰富着我的生活的色彩,倘若我贪婪地想要得到更多,结果却会是毁掉一切。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云,并非个别“文青老头”现象,而是共产党中国的通病——恋尸癖。共产党中国的恋尸癖,从汉奸老祖孙中山那里就开始了——台湾有蒋氏父子的僵尸照顾,大陆由毛泽东僵尸照顾……它们如此联俄容共互相加持,共产党中国的恋尸癖能不火吗?


《中国小县城,正“一条龙”式“送走”日本人》(正和岛 2023-08-13)报道:


现如今,言必提“不确定”似乎成为了一种潮流。


比如,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嘉宾们开头的第一句话往往都是在环境不确定、趋势不确定或者发展不确定的大背景下,要如何适应,怎样改变等等。


但如果把眼光和时间轴拉得长远些,你会发现,也有很多事情是确定的或者说注定的,甚至想改变都没法改变。


比如人的生老病死,细想想,生老病死这4个字有哪个字是你能改变的?没有吧,都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


而这4个字背后所衍生出的生意,在所谓的不确定性之下,就显得十分值得关注了。


像巴菲特为什么如此钟爱吉列?就是因为只要睡觉前想到全世界的男人即使在睡梦中胡须也在悄悄长长,他就能睡得很安稳。


这就是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所追求的确定性生意,利润或许不高,但胜在稳定。


不过,对我们的邻居日本来说,像这样的确定性生意,有很大一部分只有眼馋的份了。


举个例子,在处理后事的殡葬业上,日本就一直有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每一个日本人都逃不过被中国人送走的命运。”


尤其是去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遇枪击身亡后,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更是在日本社交网络的热搜榜上久居不下。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猛然发现,负责火化安倍遗体的,竟是一家中国人控股的企业。再一查,整个东京70%的火葬业务,竟都是这家中资企业来操办的。


这让部分日本“民族主义者”惊呼:“中国人,正垄断东京火葬场!”


当然,说“垄断”肯定是夸张了,但必须要承认的是,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殡葬业,的确充斥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身影”。


01、勇闯日本市场,他什么来头?


先来聊聊“垄断”东京火葬场这件事。


作为一个火葬普及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国家,日本目前有着5100家左右的火葬场,几乎所有日本人在死后都会用火葬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遗体。


而这些火葬场的经营则被纳入公共服务业的范畴,大多由地方政府负责,私人机构想要开设火葬场必须要经过当地政府的审批核准。


但东京有些例外,东京一共有9家火葬场,除了2家是公营之外,其余均为民营。而这7家民营火葬场中,有6家都由同一个公司运营——东京博善株式会社(下称东京博善)。


这家于1887年创建的百年企业,不仅包揽了东京下辖23区内70%的火葬服务,还顺带承接了附近几个县市的火葬业务。


而其母公司广济堂的实际话事人正是一名中国人——罗怡文。


罗怡文,何许人也?


他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1989年,正值中日外交蜜月期,不少中国人去日本淘金,罗怡文便是其中之一。


而从其后续的创业和发展历程来看,不得不说,他真的很具商业头脑。


来到日本后,罗怡文在横滨国立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不过,由于日语不熟练,平时读日文报刊他总是半懂不懂,很是苦恼。但很快,他就从中嗅到了商机。


罗怡文想到,一定还有和自己一样不熟悉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于是便创立《中文导报》,找人来把日本报纸的内容翻译、整理成中文,然后再卖给在日的中国留学生。


由于赶上了赴日留学潮的黄金期,《中文导报》一经发售就迅速打开了留学生市场。


当年那批赴日留学生中,很多人不见得多了解《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但一定知道罗怡文的《中文导报》。


报社的成功为他带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6年,罗怡文又成功转型,创办上海新天地株式会社,卖起了家电。


而让他名声大噪的,则是那场轰动一时的苏宁收购日本老牌家电品牌乐购仕(Laox)一案。


2009年,正是在罗怡文的牵线搭桥和不停游说下,苏宁和乐购仕之间才达成了收购协议。经此一役,罗怡文也被任命为苏宁东京大区总经理和乐购仕的社长。(乐购仕就是那个当年中国游客在日本疯抢的马桶盖品牌)


可与外界想象的不同,刚接到罗怡文手中的乐购仕早已风光不再,而是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乐购仕此前已连续亏损了9年,利润甚至比不上一些普通企业。


怎么办呢?罗怡文把“起死回生”的药方押在了免税店上。他看中了日本的旅游市场,决定将乐购仕转型为一家免税店。


“做了这么多年的家电,怎么说换就换?”面对老员工们的质疑,罗怡文没有太多回应,只是顶住重重压力,将决策推行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按照罗怡文命令行事的员工,突然发现公司开始盈利了。到2015年时,乐购仕的净利润高达80亿日元,销售规模足足增长了20倍,堪称商业版的“医学奇迹”。


罗怡文的投资眼光和战略定力可见一斑。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讲了半天好像与殡葬业没什么关系啊,不是要说“垄断”东京火葬场这件事吗?


别急,接下来就是罗怡文进军东京殡葬业的故事了。


02、“醉翁之意不在酒”


智取东京殡葬业


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日本旅游业大受冲击,尤其是中国游客的锐减,让乐购仕的销量出现明显下滑,全国一半的门店悉数倒闭。


压力再次给到了罗怡文。


但疫情之下,罗怡文略显回天无力,他实在看不到还有什么产业值得投资,直到电视中弹出了一则新闻——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的家族企业“麻生集团”正大量抛售“广济堂”的股份。


当时,广济堂的主营业务还不是旗下的东京博善火葬场,而是印刷。


或许是觉得印刷业务不好干,2021年开始,麻生集团开始不断抛售广济堂的股份,这引起了罗怡文的注意。


当然,罗怡文“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番调查后他发现,这家看似平平无奇的印刷公司,旗下的东京博善竟捏着东京最大火葬场的命脉。


毫无疑问,拿下广济堂就是拿下整个东京最大的火葬业务。


于是,罗怡文开始了他的收购之路。在多方努力之下,罗怡文最终成功的收购了广济堂25%的股份。2022年,他又对广济堂进行了注资,使之股份超过40%,一跃成为广济堂最大的股东。


自此,广济堂正式成为中资企业,罗怡文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东京博善的幕后老板,在东京殡葬业站稳了脚跟。


而罗怡文一上场便尽显其实干派的作风,大刀阔斧的对日本殡葬业进行了一场改革。


比如,长期以来,日本的火葬和殡仪都是分开来办的,死者家属只能委托殡仪馆进行火葬,而火葬场也要支付费用给殡仪馆。这让殡仪馆在行业中处于优势地位,火葬场甚至一度要靠殡仪馆赏饭吃。


而当罗怡文控股后,东京博善直接选择与当地一家大型殡仪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将原来殡仪和火葬分开的做法合二为一,形成了火葬、葬礼的一条龙服务。东京博善不仅开展火葬业务,还与佛寺和神社有业务往来,可以承办大型法式。


如此一来,殡葬产业上下游全部打通,过去那些处在中间的殡仪公司,再也没法在亲属和火葬场之间两头吃了,东京博善也凭借优秀的服务成为日本殡葬业内的一枝独秀。


像安倍的火化仪式,就是在东京博善旗下的“桐谷斋场”进行的。


数据显示,2022年,东京博善的销售额高达9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5亿,净资产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


从日本土地短缺的现实条件以及近乎不可逆的“超级老龄化社会”来看,短时间内,东京博善几乎不会有任何竞争对手,至少在东京殡葬业,其龙头老大的位置可以高枕无忧。


而看着这么一大笔钱被中国公司赚去,也有些日本人心里酸溜溜的,他们表示“自己不会被一家中国公司烧掉”,大不了不去这6家火葬场。


但坦白说,即便不去东京博善,不去中国人控股的公司,在料理后事上,日本人可能再怎么样也绕不开中国。


比如谁都离不开的棺材和墓碑……


03、曹县,拿捏着日本的棺材自由


其实,早在中国资本进入日本殡葬业之前,中国的殡葬产品就已经渗透到日本殡葬产业的“毛细血管”了。


有数据显示,如今日本90%的棺木、80%的牌位和60%的骨灰盒,竟都来自中国。


比如被誉为“宇宙中心”“北上广曹”的“一线城市”曹县。


2年前,一句魔性洗脑的“山东菏泽曹县666,我的宝贝”让这个山东小县城瞬间成了网红城市。虽然诸多叫法只是一句调侃,但在一些具体产业上,曹县的兴旺却是实实在在的,比如棺材制造业。


在曹县,单是从事棺材出口的企业就有2000多家,上下游从业人员有上万人,年创产值更是过百亿,不可谓不“豪横”。


而曹县能将棺材打造成支柱产业,与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日本,棺材素来被认为是送给逝者的最后一个礼物,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少,火葬时也要连着棺材一块儿烧掉。


所以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对棺材的材质要求不是千年不腐,而是皮薄好烧。否则不仅浪费燃料,还变相延长了火化时间,导致排队要排得很久。


而桐木棺材正是最佳选择,不仅易燃,质量也轻,还不易变形,燃烧时的味道也特别小。


但长期以来,日本的桐木棺材一直都是靠进口为主,一口桐木制成的棺材往往要卖到一两百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要5-10万元,非常贵。


于曹县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曹县的水土格外适合泡桐树的生长,不仅产量高,而且成熟速度极快。所以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曹县,就开启了泡桐木家具和工艺品加工这条路。


2000年开始,当主打物美价廉的曹县棺材出口到日本后,瞬间就征服了日本殡葬业的中间商。


价格上无需多言,坐拥100多万亩,300多万棵泡桐树的曹县,其出口到日本的桐木棺材比之前低了十分之一不止,这种动辄几十上百倍的差价,直接碾压了日本同行。


更重要的是,曹县不只是靠价格优势,它还把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曹县木雕应用到了棺材的制作上,牢牢抓住了日本客户的心。


比如,在曹县木工师傅精湛的雕刻手艺下,当地的棺材企业就走上了“个性化”定制的道路。


不管是奢华的镀金棺,还是网红款的粉红棺,又或是刻上哆啦A梦的二次元棺,在曹县,棺材的颜色、风格、图案统统可以根据喜好定制,对日本同行来说,这无疑又是一场降维打击。


日本的综艺节目里,出现了一群曹县大妈,嘴里高喊着——“日本的各位,请一定要使用我们制作的棺材喔!”


不止如此,为了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曹县人还会定期组织团队去日本调查,有些老板甚至会送自己的孩子去日本留学,回国后打理家业,成为一名真正的“棺二代”。


2019年那会儿,网上还流传着一位曹县棺材铺的老板,以八家网店为嫁妆在网络上给女儿海选赘婿的消息。


入选条件也非常简单——没房没车没彩礼不要紧,日语和跨境电商必须拿得起,以便日后继承这份“条件尚可”的家业。


不得不说,这就叫专业。


如今,从曹县和“棺二代”们身上,不少精明的中国人也嗅到了日本殡葬市场中的巨大商机。


因为门槛低,投资少,一些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也开始从自身的专业转身到了日本殡葬业。


这些中国合伙人们创业开办的白事一条龙服务,以敬业态度和低廉的收费在日本扎下脚跟并大受好评。


04、惠安墓碑,送日本人“最后一程”


如果说中资企业进军东京的火葬场,是看中了日本殡葬行业的市场,山东曹县向日本出口棺材,是发挥了自己的原材料和工艺优势,那么殡葬一条龙服务中,火葬、棺材之后的墓碑,则确确实实是日本人求着中国制造的。


帮了日本人这个大忙的又是一个中国县城——福建惠安县。


这个泉州市的下辖县,承包了日本90%以上的墓碑制造,有800多家墓碑石加工企业,从业人员近10万人,年产值超300亿。


惠安墓碑于日本有多重要呢?


举个例子,2020年初,惠安各大石雕工厂受疫情影响停工,一家长期采购当地墓碑的日本石材店因此弹尽粮绝,无货可卖,最终闹出了过世客人排队等墓碑的悲剧。


或许是过于抽象,连朝日电视台都忍不住报道了此事。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墓碑又不像棺材需要大量的木材,日本即使资源再短缺,起码石头总是有的吧,怎么连墓碑还要依赖进口?


原因无他,惟技艺精湛尔。


和曹县木雕一样,惠安石雕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迄今为止,惠安石雕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品种最齐全的石雕出口基地。


2015年,惠安还被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为“世界石雕之都”,其墓碑生产能力堪称地表最强。


惠安的石雕手艺有多牛?


这么说吧,同行的石雕作品,接缝如果在1厘米,已经很不错了。而惠安人做的石雕,接缝能小于1毫米。


对于一向注重丧葬礼仪的日本来说,墓碑可不是简简单单刻上几个字就算完事了,还要进行图形和花纹的雕刻,字体也有严苛要求,普通的石材加工厂根本无法满足日本人对墓碑华丽美观的需求,唯有工艺精湛的惠安墓碑是最上乘之选。


当然了,这么好的雕刻技术,惠安也不只是用来做墓碑,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诸多纪念碑和石雕,均出自惠安人之手。


比如人民大会堂的柱础、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毛主席纪念堂石雕、长沙橘子洲的“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像”甚至连华盛顿的马丁·路德·金雕像都是惠安人的作品。


这么一看,从火葬到棺木再到墓碑,日本的殡葬产业,确实也算是被中国人一条龙式包揽了。


见此,一小撮信奉阴谋论的日本人说这是来自中国的报复,当然,更多人则感慨:


“不管你愿不愿意,人生的最后一程注定是要被中国人送走的。”


05、结语


其实啊,哪有什么阴谋论一说,白事一条龙服务的背后,无非还是一种“商业之美”——你得实惠,我有钱赚。


而如果非要从更深层次分析点什么,我们想说的是,中国进军日本殡葬业的故事,无疑是给曹县木雕和惠安石雕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扬和进步指了一条明路。


只有让这些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和精神食粮尽快商业化,让非遗传承人们吃饱、吃好,给足了物质激励,这些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最好的传承,而不再成为束之高阁的濒危手艺。


如此,也能让更多中国人民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上好日子,创造出更多像曹县一样,从贫困县翻身为示范县的经济奇迹。


当然了,于日本而言,无论作何感想,在殡葬产业上与中国合作或许的确是最佳选择。


毕竟,在送日本人“最后一程”这件事上,可能真的没有谁会比中国人做得更认真、更有动力了。


——参考资料:


[1]. 《日本最赚钱的殡葬业,都被中国人承包了?!》 凤凰生活报告


[2]. 《火葬场、棺材、墓碑中国全垄断,中国是如何一条龙送走日本人的?》 扒拉文史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的恋尸癖,不仅弥漫华人社会,而且飘过黄海,进入日本。


谢选骏:帝國生產的唯一目的就是皇帝修建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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