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共产党中国的恋尸癖

《周国平，恶评如潮》（投稿指南 2023-08-09）报道：

不久前，《人物》杂志的一篇报道把先锋派作家马原推上了风口浪尖。

“弑子”罪名一出，连带着被翻出来的“旧账”还有“弑妻”者顾城、“弃疗女儿”的周国平。

许多人借此剖析了中国部分文艺男作家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自私、自怜、自恋，在文艺幻梦中画地为牢。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以至于在组建“世俗婚姻家庭”时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周国平的《妞妞》曾令无数读者动容落泪，但随之而来的谩骂也可谓是铺天盖地。

大众责备其放任女儿病情的发展只是其一，更有人认为作者在写作该书时怀有一种“对新生命临死时的凄美”的自怜式把玩。

其实早在马原事件之前，网上对周国平的评价也一直在走下坡路。

上世纪末的大学校园，“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这句话流传甚广，王、周二人曾一度被文青奉为精神偶像。

但随着时间流逝，王小波的口碑稳健上升，广受当代青年和学者们欢迎，周国平的口碑却从云端跌落谷底。

而在不久前凤凰网推出的一档节目中，面相温和儒雅的周国平谈到近年来遭受的谩骂与攻击，却只是将其归结为：

“互联网时代乌合之众的聚集”、“民主的暴力”。

01、

1945年，周国平出生在上海虹口一户普通家庭。

周母怀孕时临近抗战结束，日本飞机频繁轰炸虹口，隆隆的警报声和炸弹声使其常处于极度惊慌之中。这种特殊的“胎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后来敏感的天性。

周国平性格随母亲，好静、内向、不爱出门也不善于交往。

小时候看连环画，周国平喜欢的多是《红楼梦》《西厢记》这类以才子佳人凄美爱情为题演绎的作品，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英雄好汉题材却不感兴趣。

周国平承认自己性情更接近女孩子，但又绝非“性别错位”，而是始终把自己带入“才子”的位置去倾心“佳人”。

后来周国平在《乖孩子的劣迹》中回忆起少年时观剧的一幕：

有一回，在上海大世界的一个剧场，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那位佳人，心中充满不可思议的冲动，想挤到台前去，让她看见我，注意我。有时候，我自以为佳人的眼神与我相遇了，在对我眉目传情，她的唱词都是向我而发，便感到无比甜蜜。散场后，我怅然若失，好几天缓不过来。

这种难以理解的自恋，少年时便可见一斑。

这些性格上的特点周国平自己也相当清楚，在其自传中也并不刻意掩饰。

周国平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其中周国平因敏感病弱，一直居于最受宠爱的地位，

自传中他写道，“这使我形成了一种狭隘的优越感，霸道，自我中心，受不得一点委屈。”

有一次和妹妹吵架后受到母亲责备，小周国平躺到地上哭闹打滚，见没有人理睬，便走到镜子前，看见自己一副涕泪满面的面容后越发自我怜悯，于是掀起新一轮的号啕大哭。

初中三年级，正值大跃进时期，镶着两颗金牙的班主任王一川担任周国平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因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王一川动员全班同学一起创作歌颂“三面红旗”的打油诗，周国平则成了他最看重的约稿对象。

于是周国平买了个小本子，一天写一首打油诗，竟坚持了一学期。

虽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但也确实是周国平最早的创作活动。

高中时期，周国平成绩优异，但性格孤傲、不合群，几乎没有玩伴。写日记成了周国平忍受孤独的最好方式。

彼时的周国平已经不再写喊口号的打油诗，诗句里充斥着的是叹生忧死的思虑——

“一夕可尽千年梦，直对人世叹无常”

“无疾不知有疾苦，纳世雄心竟入土”

“十六少年已多病，六十难逃灰土行”

周国平在青少年时代常常在半夜醒来，头脑中饱受两样东西的煎熬。

一是性，二是死。

02、

1962年，周国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哲学系。

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哲学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课堂上灌输的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解释，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非哲学性的。

现代西方哲学被判为反动思想，周国平是在好友郭世英的引导下才开启了真正的哲学启蒙。

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儿子，大学期间与周国平相交甚好，因为其父的地位，郭世英常常能搞来当时的许多“禁书”，萨特的、弗洛伊德的、尼采的……

周国平第一次接触到尼采，就是在郭世英床头翻到他的那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多年后，周国平以国内研究尼采最出色的学者这一身份而广为人知。

周国平在北大一共生活了6年，只有前两年在学校上学，农村四清耗费两年，文革又两年。

农村四清时，工作组长用三个词评价周国平：

敏感、脆弱、清高，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小资产阶级”。

此小资非彼小资，特指不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行为和情感上的个人主义，缠绵悱恻，顾影自怜。

1967年，郭世英的弟弟郭民英在海军部队开枪自杀，郭世英在第二年被造反派组织绑架关押，在狱中，年仅26岁的郭世英坠楼而死。

郭世英被关押期间，郭沫若曾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本打算对周说起这件事，如果周亲自出面干预，郭世英也许就能得救。

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开口。

据说，郭世英死后，得知噩耗的郭沫若用颤抖的声音说了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

对于郭世英之死，周国平久久不能释怀：

“我从他的面容上看世界。他转过脸来，脸上是痛苦的表情。于是，我以为这个世界也是痛苦的。世英看了这篇短文，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现在，这个人影消失了，但我并没有看到世界的真相，反而觉得世界空了。”

03、

北大毕业后，周国平被分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一待就是10年。

先是在洞庭湖农场体验了一年半真正的农民生活，后被分配到广西资源县当小公务员，职位是宣传部干事和党校教员，配合形势做一些政治宣传。

也就是在农村，周国平开始了与第一任妻子敏儿的相交往来。

大学期间，两人曾匆匆见过一面，周国平对敏儿并无太多印象，只记得个高儿，长得蛮漂亮。

离开学校来到农村，周围的同学朋友们都急于恋爱、娶妻、生子，而一向清高浪漫的周国平却傲娇地盼望着等着属于他“茫茫人海中的唯一”。

但在资源县呆了一年，寂寞无比的周国平还是动摇了。

敏儿常给周国平写信，从信件中，周国平并没有感受到所谓心弦被拨动的感觉，但敏儿对周国平的热情恰巧填补了他此刻的空虚寂寞，加上周优柔寡断的性格作祟，两人便稀里糊涂地约定春节在北京见面、筹备婚事。

婚后周国平回到资源县，敏儿不久也从西藏调到资源，二人过上了看似和睦平静的婚姻生活。

敏儿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周国平，尽力扮演着好妻子的角色。

但在周国平眼里，这只是一种“母性的关爱”，并不具备他所期望的作为恋人的女性的魅力。

当回忆起二人在资源县同甘共苦的岁月，周国平用的是“感激”一词。

1977年恢复高考，二人都报考了北京的研究生，但敏儿遗憾落榜，不得不继续留在资源县，周国平则顺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时隔10年，重回北京的周国平激动无比，但也没有忘记广西大山沟里的妻子。

起初为了防止敏儿寂寞，每隔四五天，周国平就给她寄出一封厚厚的信，分享自己当下的点滴生活。

但多情浪漫的周国平没能战胜天性，面对崭新的北京生活，周国平的心最终还是逐渐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雨儿。

几番相处，年轻又活泼可爱的雨儿很快占据了周国平的全部身心。

周国平在文章中写，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尝到爱情的滋味。

因为对山里独守空房的妻子感到愧疚，6年时间，周国平和雨儿约法三章，二人只做情人，不考虑结婚。

04、

1987年敏儿从广西调到北京，周国平随之与她办理了离婚协议，次年和雨儿正式结婚。

婚后不久，周国平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妞妞。

不幸的是，妞妞被查出患有先天视网膜母细胞瘤。

医生当时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做手术摘除双眼摘除遏制癌细胞扩散、延续生命；要么就是放弃手术和化疗，减轻痛苦，等待死亡。

周国平和妻子无奈选择了后者，怀着悲痛的心情迎接了女儿的死亡。

但在与女儿的朝夕相处中，爱意随时间加深，周国平对保全妞妞性命的念头愈发强烈，但比起给妞妞动手术，周国平却还是更寄希望于所谓“奇迹”——

到处寻访气功师和中医，企图让妞妞在保全眼睛的同时保全生命，至于给妞妞动手术的念头则是“时隐时现”。

此时的妞妞动手术，据医生说20岁之前应该不会复发，但周国平和雨儿两人迟迟下不了决心。

理由是“不忍心女儿在最美好的年华再次遭受癌症的折磨”。

一拖再拖后，医生的话变成了“动了手术也活不到五年，动了手术也是不死不活，你们有的是罪受。”

这番话让周国平“心里反而平静了”“当天下午就叫出租车回家，并无悲剧感，倒有喜剧感。”

妞妞死后，周国平表示，自己常常为没给妞妞做手术而感到万分悔恨。

此间故事及种种心路历程后来被周国平记录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该书面世后随即走红，一版再版，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但不久后，少年作家子尤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又迅速让周国平“父亲”的角色重新回到大众的审视之中。

在文章《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中，子尤毫不客气地指出：

周国平在书中缅怀女儿，不过是惺惺作态、自我开脱。

得知女儿患癌后，他从未想过要真正帮助女儿延长生命、战胜病魔，挂在嘴边的都是“我的女儿注定活不了”“我们救不活她”。

而在《妞妞》一书中，周国平也曾坦白道，自己“起初并不想给妞妞做放疗和手术”。

因为他“不肯接受有一个残疾女儿的事实”，他想要的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宁馨儿”。

在南方都市报的采访中，周国平反思道：

“作为父母，怎么能有权利去替孩子做抉择呢？孩子未来自己的意愿是怎样的？或许手术后的20年对于她，不是痛苦的？”

“如果当初做了手术，就一定是妞妞自己愿意要的吗？她长大后会不会也怨恨我替她做了这个选择？”

子尤与妞妞同年同月生，14岁时被检查出癌症。

面对与妞妞相仿的痛苦际遇，子尤在阅读《妞妞》一书时，把自己代入妞妞，坚信妞妞与自己一样也能用坚强乐观与病魔对抗、带着残疾快乐生活。

周国平笔下的妞妞也的确看起来充满对生的渴求。

妞妞喜欢听音乐，鼻咽腔内充塞着肿瘤，呼吸说话都困难的妞妞还是要求妈妈“放音乐！跳跳舞！拍拍妞妞！”

肿瘤压迫神经，遭受非人的折磨时，妞妞大叫“磕着了，跳跳舞！”

但青少年对珍惜生命的感悟与一岁半幼儿的求生本能，毕竟不能等量齐观。

就像近年来在互联网常见年轻人面对原生家庭充满戾气的言论“与其现在让我活得那么痛苦，当初为什么要生我？”

哪怕周国平言语间充斥着对当年不负责行为的开脱，但救或者不救，都是个难解的命题。

然而，对于妞妞的死，周国平“刽子手”的帽子又不仅仅体现在放弃为妞妞做手术这一件事上。

《妞妞》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曾引发读者联想：

“要是四川姑娘没有打来不合时宜的电话，要是雨儿孕期和我互相宽容并不为此赌气……要是医学博士没有一再用X光对她做不必要的检查……妞妞就不会患上绝症……”

读者由此推断，周国平极大可能是在雨儿怀孕期间出轨，雨儿生气伤身，加上本身又感染了流感，才在医院一次又一次的X光检查中损害了妞妞的健康。

如今这段往事真伪再无可考，但婚内出轨对于周国平来说，的确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周国平一直以来信奉开放的婚姻观念，认为健康的婚姻理应包括“和异性正常交往乃至偶尔调情的自由”。

放眼文学艺术圈，此类婚爱观并不鲜见，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周国平的言行不过是用文学上的浪漫为自己生活上的不检点、不负责遮羞。

失去妞妞后，周国平能通过写作宣泄情感、逐渐从失去女儿的悲伤中走出来，雨儿却不能。

面对沉溺于悲伤的雨儿，周国平鼓励雨儿多出去与人交际，从社交中忘记痛苦。

在周国平的表述中，雨儿听从了周国平的建议，却在与异性朋友的交往中发生了较严重的出轨事件，周国平万分难过，此后便与小自己20多岁的记者郭红开始了新恋情。

无论两人出轨谁先谁后，总之在妞妞走后，雨儿和周国平各自都有了新的恋人。

即使二人曾经海誓山盟、共同度过了最甜蜜和最悲痛的岁月，旧爱也敌不过新欢，两人依旧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但回望与雨儿共同走过的岁月，周国平认为这爱情依然是“成功”的：

我不想以成败论爱情。衡量一个爱情是否成功，长度不是惟一标准，更应该看它的质量，是否对双方的人生发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我相信，事实也是如此，无论对我还是雨儿来说，我们的相爱都是人生中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失去妞妞的第7年，周国平迎来了和第三任妻子郭红的女儿——啾啾。

啾啾从出生到小学的成长故事，都被周国平悉心记录在了《宝贝，宝贝》一书中。

健康可爱的女儿成了周国平家庭的稳固核心，用周国平的话来说：

“一切诱惑退避远处，围城成为我的天堂。”

“此时此刻，啾啾就是我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孩子，就像那时候妞妞是唯一的和一切的孩子一样。”

很长一段时间，不论是赴宴还是旅行，周国平都习惯带上母女俩同行，似乎已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恋家的男人和父亲”。

如今的周国平很少再参加社会活动，也逐渐远离热闹的聚会，只是潜心读书、写作、享受小家庭的平静与温馨。

在其自传《岁月与性情》结尾，周国平对自己“多情”的天性做出如下反思总结：

现在我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我和妻子女儿过着和睦的生活。那么，我对别的可爱女子不再动心了吗？那倒未必。上帝给了我一副易感的天性，这天性不是我自己能够改变的。然而，我已经完全看明白，风流和爱情事实上不可兼得，那些想兼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失败告终的，因而做出了坚定的选择。我宁愿与走近我的每一个可爱女子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以友谊的方式享受女性的温馨。

我确实感到，只爱一个人，同时保留其余一切可能性而不去实现其中任何一种，这是我与异性世界之间能够具有的最佳格局。事实上，我藉此而得到了最多，所有未实现的可能性都在丰富着我的生活的色彩，倘若我贪婪地想要得到更多，结果却会是毁掉一切。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云，并非个别“文青老头”现象，而是共产党中国的通病——恋尸癖。共产党中国的恋尸癖，从汉奸老祖孙中山那里就开始了——台湾有蒋氏父子的僵尸照顾，大陆由毛泽东僵尸照顾……它们如此联俄容共互相加持，共产党中国的恋尸癖能不火吗？

《中国小县城，正“一条龙”式“送走”日本人》（正和岛 2023-08-13）报道：

现如今，言必提“不确定”似乎成为了一种潮流。

比如，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嘉宾们开头的第一句话往往都是在环境不确定、趋势不确定或者发展不确定的大背景下，要如何适应，怎样改变等等。

但如果把眼光和时间轴拉得长远些，你会发现，也有很多事情是确定的或者说注定的，甚至想改变都没法改变。

比如人的生老病死，细想想，生老病死这4个字有哪个字是你能改变的？没有吧，都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

而这4个字背后所衍生出的生意，在所谓的不确定性之下，就显得十分值得关注了。

像巴菲特为什么如此钟爱吉列？就是因为只要睡觉前想到全世界的男人即使在睡梦中胡须也在悄悄长长，他就能睡得很安稳。

这就是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所追求的确定性生意，利润或许不高，但胜在稳定。

不过，对我们的邻居日本来说，像这样的确定性生意，有很大一部分只有眼馋的份了。

举个例子，在处理后事的殡葬业上，日本就一直有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每一个日本人都逃不过被中国人送走的命运。”

尤其是去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遇枪击身亡后，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更是在日本社交网络的热搜榜上久居不下。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猛然发现，负责火化安倍遗体的，竟是一家中国人控股的企业。再一查，整个东京70%的火葬业务，竟都是这家中资企业来操办的。

这让部分日本“民族主义者”惊呼：“中国人，正垄断东京火葬场！”

当然，说“垄断”肯定是夸张了，但必须要承认的是，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殡葬业，的确充斥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身影”。

01、勇闯日本市场，他什么来头？

先来聊聊“垄断”东京火葬场这件事。

作为一个火葬普及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国家，日本目前有着5100家左右的火葬场，几乎所有日本人在死后都会用火葬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遗体。

而这些火葬场的经营则被纳入公共服务业的范畴，大多由地方政府负责，私人机构想要开设火葬场必须要经过当地政府的审批核准。

但东京有些例外，东京一共有9家火葬场，除了2家是公营之外，其余均为民营。而这7家民营火葬场中，有6家都由同一个公司运营——东京博善株式会社（下称东京博善）。

这家于1887年创建的百年企业，不仅包揽了东京下辖23区内70%的火葬服务，还顺带承接了附近几个县市的火葬业务。

而其母公司广济堂的实际话事人正是一名中国人——罗怡文。

罗怡文，何许人也？

他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1989年，正值中日外交蜜月期，不少中国人去日本淘金，罗怡文便是其中之一。

而从其后续的创业和发展历程来看，不得不说，他真的很具商业头脑。

来到日本后，罗怡文在横滨国立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不过，由于日语不熟练，平时读日文报刊他总是半懂不懂，很是苦恼。但很快，他就从中嗅到了商机。

罗怡文想到，一定还有和自己一样不熟悉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于是便创立《中文导报》，找人来把日本报纸的内容翻译、整理成中文，然后再卖给在日的中国留学生。

由于赶上了赴日留学潮的黄金期，《中文导报》一经发售就迅速打开了留学生市场。

当年那批赴日留学生中，很多人不见得多了解《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但一定知道罗怡文的《中文导报》。

报社的成功为他带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6年，罗怡文又成功转型，创办上海新天地株式会社，卖起了家电。

而让他名声大噪的，则是那场轰动一时的苏宁收购日本老牌家电品牌乐购仕（Laox）一案。

2009年，正是在罗怡文的牵线搭桥和不停游说下，苏宁和乐购仕之间才达成了收购协议。经此一役，罗怡文也被任命为苏宁东京大区总经理和乐购仕的社长。（乐购仕就是那个当年中国游客在日本疯抢的马桶盖品牌）

可与外界想象的不同，刚接到罗怡文手中的乐购仕早已风光不再，而是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乐购仕此前已连续亏损了9年，利润甚至比不上一些普通企业。

怎么办呢？罗怡文把“起死回生”的药方押在了免税店上。他看中了日本的旅游市场，决定将乐购仕转型为一家免税店。

“做了这么多年的家电，怎么说换就换？”面对老员工们的质疑，罗怡文没有太多回应，只是顶住重重压力，将决策推行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按照罗怡文命令行事的员工，突然发现公司开始盈利了。到2015年时，乐购仕的净利润高达80亿日元，销售规模足足增长了20倍，堪称商业版的“医学奇迹”。

罗怡文的投资眼光和战略定力可见一斑。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讲了半天好像与殡葬业没什么关系啊，不是要说“垄断”东京火葬场这件事吗？

别急，接下来就是罗怡文进军东京殡葬业的故事了。

02、“醉翁之意不在酒”

智取东京殡葬业

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日本旅游业大受冲击，尤其是中国游客的锐减，让乐购仕的销量出现明显下滑，全国一半的门店悉数倒闭。

压力再次给到了罗怡文。

但疫情之下，罗怡文略显回天无力，他实在看不到还有什么产业值得投资，直到电视中弹出了一则新闻——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的家族企业“麻生集团”正大量抛售“广济堂”的股份。

当时，广济堂的主营业务还不是旗下的东京博善火葬场，而是印刷。

或许是觉得印刷业务不好干，2021年开始，麻生集团开始不断抛售广济堂的股份，这引起了罗怡文的注意。

当然，罗怡文“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番调查后他发现，这家看似平平无奇的印刷公司，旗下的东京博善竟捏着东京最大火葬场的命脉。

毫无疑问，拿下广济堂就是拿下整个东京最大的火葬业务。

于是，罗怡文开始了他的收购之路。在多方努力之下，罗怡文最终成功的收购了广济堂25%的股份。2022年，他又对广济堂进行了注资，使之股份超过40%，一跃成为广济堂最大的股东。

自此，广济堂正式成为中资企业，罗怡文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东京博善的幕后老板，在东京殡葬业站稳了脚跟。

而罗怡文一上场便尽显其实干派的作风，大刀阔斧的对日本殡葬业进行了一场改革。

比如，长期以来，日本的火葬和殡仪都是分开来办的，死者家属只能委托殡仪馆进行火葬，而火葬场也要支付费用给殡仪馆。这让殡仪馆在行业中处于优势地位，火葬场甚至一度要靠殡仪馆赏饭吃。

而当罗怡文控股后，东京博善直接选择与当地一家大型殡仪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将原来殡仪和火葬分开的做法合二为一，形成了火葬、葬礼的一条龙服务。东京博善不仅开展火葬业务，还与佛寺和神社有业务往来，可以承办大型法式。

如此一来，殡葬产业上下游全部打通，过去那些处在中间的殡仪公司，再也没法在亲属和火葬场之间两头吃了，东京博善也凭借优秀的服务成为日本殡葬业内的一枝独秀。

像安倍的火化仪式，就是在东京博善旗下的“桐谷斋场”进行的。

数据显示，2022年，东京博善的销售额高达9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5亿，净资产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

从日本土地短缺的现实条件以及近乎不可逆的“超级老龄化社会”来看，短时间内，东京博善几乎不会有任何竞争对手，至少在东京殡葬业，其龙头老大的位置可以高枕无忧。

而看着这么一大笔钱被中国公司赚去，也有些日本人心里酸溜溜的，他们表示“自己不会被一家中国公司烧掉”，大不了不去这6家火葬场。

但坦白说，即便不去东京博善，不去中国人控股的公司，在料理后事上，日本人可能再怎么样也绕不开中国。

比如谁都离不开的棺材和墓碑……

03、曹县，拿捏着日本的棺材自由

其实，早在中国资本进入日本殡葬业之前，中国的殡葬产品就已经渗透到日本殡葬产业的“毛细血管”了。

有数据显示，如今日本90%的棺木、80%的牌位和60%的骨灰盒，竟都来自中国。

比如被誉为“宇宙中心”“北上广曹”的“一线城市”曹县。

2年前，一句魔性洗脑的“山东菏泽曹县666，我的宝贝”让这个山东小县城瞬间成了网红城市。虽然诸多叫法只是一句调侃，但在一些具体产业上，曹县的兴旺却是实实在在的，比如棺材制造业。

在曹县，单是从事棺材出口的企业就有2000多家，上下游从业人员有上万人，年创产值更是过百亿，不可谓不“豪横”。

而曹县能将棺材打造成支柱产业，与日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日本，棺材素来被认为是送给逝者的最后一个礼物，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少，火葬时也要连着棺材一块儿烧掉。

所以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对棺材的材质要求不是千年不腐，而是皮薄好烧。否则不仅浪费燃料，还变相延长了火化时间，导致排队要排得很久。

而桐木棺材正是最佳选择，不仅易燃，质量也轻，还不易变形，燃烧时的味道也特别小。

但长期以来，日本的桐木棺材一直都是靠进口为主，一口桐木制成的棺材往往要卖到一两百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要5-10万元，非常贵。

于曹县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曹县的水土格外适合泡桐树的生长，不仅产量高，而且成熟速度极快。所以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曹县，就开启了泡桐木家具和工艺品加工这条路。

2000年开始，当主打物美价廉的曹县棺材出口到日本后，瞬间就征服了日本殡葬业的中间商。

价格上无需多言，坐拥100多万亩，300多万棵泡桐树的曹县，其出口到日本的桐木棺材比之前低了十分之一不止，这种动辄几十上百倍的差价，直接碾压了日本同行。

更重要的是，曹县不只是靠价格优势，它还把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曹县木雕应用到了棺材的制作上，牢牢抓住了日本客户的心。

比如，在曹县木工师傅精湛的雕刻手艺下，当地的棺材企业就走上了“个性化”定制的道路。

不管是奢华的镀金棺，还是网红款的粉红棺，又或是刻上哆啦A梦的二次元棺，在曹县，棺材的颜色、风格、图案统统可以根据喜好定制，对日本同行来说，这无疑又是一场降维打击。

日本的综艺节目里，出现了一群曹县大妈，嘴里高喊着——“日本的各位，请一定要使用我们制作的棺材喔！”

不止如此，为了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曹县人还会定期组织团队去日本调查，有些老板甚至会送自己的孩子去日本留学，回国后打理家业，成为一名真正的“棺二代”。

2019年那会儿，网上还流传着一位曹县棺材铺的老板，以八家网店为嫁妆在网络上给女儿海选赘婿的消息。

入选条件也非常简单——没房没车没彩礼不要紧，日语和跨境电商必须拿得起，以便日后继承这份“条件尚可”的家业。

不得不说，这就叫专业。

如今，从曹县和“棺二代”们身上，不少精明的中国人也嗅到了日本殡葬市场中的巨大商机。

因为门槛低，投资少，一些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也开始从自身的专业转身到了日本殡葬业。

这些中国合伙人们创业开办的白事一条龙服务，以敬业态度和低廉的收费在日本扎下脚跟并大受好评。

04、惠安墓碑，送日本人“最后一程”

如果说中资企业进军东京的火葬场，是看中了日本殡葬行业的市场，山东曹县向日本出口棺材，是发挥了自己的原材料和工艺优势，那么殡葬一条龙服务中，火葬、棺材之后的墓碑，则确确实实是日本人求着中国制造的。

帮了日本人这个大忙的又是一个中国县城——福建惠安县。

这个泉州市的下辖县，承包了日本90%以上的墓碑制造，有800多家墓碑石加工企业，从业人员近10万人，年产值超300亿。

惠安墓碑于日本有多重要呢？

举个例子，2020年初，惠安各大石雕工厂受疫情影响停工，一家长期采购当地墓碑的日本石材店因此弹尽粮绝，无货可卖，最终闹出了过世客人排队等墓碑的悲剧。

或许是过于抽象，连朝日电视台都忍不住报道了此事。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墓碑又不像棺材需要大量的木材，日本即使资源再短缺，起码石头总是有的吧，怎么连墓碑还要依赖进口？

原因无他，惟技艺精湛尔。

和曹县木雕一样，惠安石雕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迄今为止，惠安石雕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品种最齐全的石雕出口基地。

2015年，惠安还被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予为“世界石雕之都”，其墓碑生产能力堪称地表最强。

惠安的石雕手艺有多牛？

这么说吧，同行的石雕作品，接缝如果在1厘米，已经很不错了。而惠安人做的石雕，接缝能小于1毫米。

对于一向注重丧葬礼仪的日本来说，墓碑可不是简简单单刻上几个字就算完事了，还要进行图形和花纹的雕刻，字体也有严苛要求，普通的石材加工厂根本无法满足日本人对墓碑华丽美观的需求，唯有工艺精湛的惠安墓碑是最上乘之选。

当然了，这么好的雕刻技术，惠安也不只是用来做墓碑，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诸多纪念碑和石雕，均出自惠安人之手。

比如人民大会堂的柱础、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毛主席纪念堂石雕、长沙橘子洲的“青年毛泽东艺术雕像”甚至连华盛顿的马丁·路德·金雕像都是惠安人的作品。

这么一看，从火葬到棺木再到墓碑，日本的殡葬产业，确实也算是被中国人一条龙式包揽了。

见此，一小撮信奉阴谋论的日本人说这是来自中国的报复，当然，更多人则感慨：

“不管你愿不愿意，人生的最后一程注定是要被中国人送走的。”

05、结语

其实啊，哪有什么阴谋论一说，白事一条龙服务的背后，无非还是一种“商业之美”——你得实惠，我有钱赚。

而如果非要从更深层次分析点什么，我们想说的是，中国进军日本殡葬业的故事，无疑是给曹县木雕和惠安石雕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扬和进步指了一条明路。

只有让这些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和精神食粮尽快商业化，让非遗传承人们吃饱、吃好，给足了物质激励，这些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最好的传承，而不再成为束之高阁的濒危手艺。

如此，也能让更多中国人民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上好日子，创造出更多像曹县一样，从贫困县翻身为示范县的经济奇迹。

当然了，于日本而言，无论作何感想，在殡葬产业上与中国合作或许的确是最佳选择。

毕竟，在送日本人“最后一程”这件事上，可能真的没有谁会比中国人做得更认真、更有动力了。

——参考资料：

[1]. 《日本最赚钱的殡葬业，都被中国人承包了？！》 凤凰生活报告

[2]. 《火葬场、棺材、墓碑中国全垄断，中国是如何一条龙送走日本人的？》 扒拉文史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的恋尸癖，不仅弥漫华人社会，而且飘过黄海，进入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