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基雅维利是个城邦里的官迷

《“论李维”如何自圆其说——作为彻底目的论者的马基雅维利》（2013-12-08 by企鹅君）说：
作为政治学历史上的一位巨人，马基雅维利自己的政见究竟是什么样的？他到底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拥护者？这个问题成为了古往今来许多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我想，马基雅维利本人对于此问题可以说不甚关心。借用费耶阿本德的一句话，“什么都行（，只要……？）”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给了世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形象。他教导君主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毫不隐瞒地大胆地向世人展现权术与阴谋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技巧。这类似于中国先秦法家中的“术”的技巧。那么马基雅维利对于“法”的看法呢？他对于制度和政体的意见如何？许多评论者认为，《君主论》是一本为独裁者和阴谋家准备的教材，但是，出乎读者意料的是，在他先前的，甚至被认为是更代表他本来思想的《论李维》中，他把溢美之词献给了罗马共和国，献给了共和政体。许多人因此认为，共和制才是马基雅维利向往的政体，而《君主论》只是一本谋求地位而向君主进献的作品，甚至，可能是一种反讽。
而我的观点是，关于君主和共和的争论，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如果不是不重要的，至少也不属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有对政体的偏好，那也是出于一种目的论的考虑，而并非所谓共和精神和自由民主的卓越。要论证这一观点，我们应当仔细审视被形容为共和政体赞美诗的《论李维》，在字里行间分析马基雅维利的思维脉络和价值取向。
我们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在书中的叙述有着明显的前后逻辑不一致（以现代标准），这让人难以判断他“真实的态度”，也让他的作品成为了一座丰富的引用素材库，在民主-独裁的光谱上位居任何一点的后世政治人物，都可以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论述作为自己的后盾。
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矛盾叙述就是民众和其领袖的关系问题。首先，马基雅维利以一种上溯家族先祖的历史意识强调了罗马建城时的共和传统，并热情地赞颂之。但是，很快马基雅维利又开始强调大权独揽的重要性，甚至不知是颇有用心还是忘乎所以地用“君主”来称呼共和国的领袖。这使得我们一再面对诸如“共和国的君主应该怎样控制民众”之类的矛盾表述。但到了第58章，马基雅维利又开始赞扬民众：“民众比君主更聪明、更忠诚”请注意，这是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信条中几乎相抵触的两个维度。
另一个矛盾来自于马基雅维利对自由和极权二元光谱中随心所欲的切换。马基雅维利用大量的篇幅为自由歌唱，并把自由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绝对价值标准贯穿于下文的各种论证中。但是接下来令我们大跌眼镜的则是，他将任意宰制他人生命，钳制舆论和公众意见，乃至实行警察国家的恐怖统治的君主都称为自由的捍卫者，并表扬他们的高尚目的和为后世谋福祉的信念，这实在难以接受。
接下来的一个矛盾相对没有那么令人震惊，是因为我们在《君主论》中早已经见识过了。对于如出一辙的阴谋行径，如暗杀，欺骗，恐吓，以及其他各种诡计，由于某种“目的”不同，马基雅维利可以将它们赞颂为美德或谴责为暴政。
另一个典型例子来自于第10章。对于推翻了共和政体的恺撒，马基雅维利用一种痛惜民主不再的态度控诉：“恺撒如此受人憎恨，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作恶当受谴责，不如说是他存心作恶。”与但丁截然相反的是，他称颂布鲁图斯，并将其塑造为捍卫民主的最后一位悲剧斗士。但是仅仅过了两段，他就开始赞扬恺撒为明君的典范（和那些堕落的皇帝对比），称整个世界应该对恺撒感恩戴德。作为总结，马基雅维利强调，应当像罗慕路斯那样整饬城邦，或建立王国，而不是如恺撒“摧毁”它。但是从他的说法中，我们实在看不出罗马帝国除了多了推举制这一产生明君的方式外，比王国差在哪里。
现在我们触动到一个精神内核的问题：马基雅维利对柏拉图及其他各种乌托邦构想嗤之以鼻，称其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海市蜃楼，但他自己却满怀着热忱期望着“千年帝国”的降临。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前现代的政治学家不怀着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理想而能完成一部政治学杰作的。
马基雅维利书中层出不穷的矛盾不能以为《君主论》辩护的同样方法来处理：如果后者是一部献给君主的作品而不得不夹杂谄媚和浮夸，那么前者按其自述应当是一部发自肺腑的作品，理应表述他的真实想法。然而他自己或多或少地表示了使这一切矛盾不成为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一种彻底的目的论。即：只要有好的结果，一切手段都是可以的，一切政体也都是可以的。
“什么都行，（只要____）”在这个填空题中填入的内容，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思路，可以是“自由”“秩序”“成功”等任何词语，哪怕他们互相矛盾。总的来说，由于彻底的目的论，马基雅维利排除了过程的价值标准。而在《论李维》中，他又表现出一种结果价值观上的惊人弹性。这种弹性到达了这种地步，即恺撒既是自由的毁灭者，又是自由的捍卫者，所以既应当赞扬，又应当憎恨。这非常像传说中罗慕路斯的下场：元老院因为已经没有办法表达对罗慕路斯的赞颂，只有让他成为神，于是杀了他。
不过，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抛开绝对价值和死脑筋的逻辑来说，马基雅维利总体上是明晰的。即，那些以伟大之名留名青史，或者拥有成为不朽者野心的政治家，其行为总是正义的。书中一句话透露出马基雅维利不吐不快的心声：“如果不想把官职授予卑鄙小人或恶棍，那就让更卑鄙、更邪恶，或者更高尚、更完美的人去追求它。”
一个合理的外推是，马基雅维利应该会赞赏奥斯曼帝国的弑亲继承法：每当年老的苏丹逝世后，他的各个儿子们从全国各地领兵向首都飞奔，第一个到达首都并能够通过阴谋、内战、政变等击败其他所有兄弟的人，将成为新一任苏丹，并将不幸的兄弟们全部处死。再夸张一点的推论便是：一切时代通过一切方式上台的君主，以极端马基雅维利视角看，都是有着合法性的——只要他们不被别人赶下去。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制度绝大多数的赞扬与民意、公共福祉等关系甚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君主制可能能产生一两个明君，但共和制却能产生源源不断的明君。这种制度的全部长处在于可以稳定地提供高质量的君主。
在自己的思想中构筑完备体系是一回事，而作为政治学作者对读者叙述又是一回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马基雅维利秉持了一种对读者的目的论：为了他的目的论的政治理想，和始终让最强者成为君主的愿望，他对读者的任何叙述哪怕有着矛盾和内在问题，只要有助于说服读者向着这一目标努力，都是可取的。当然，这有些走得过远了，将读者视为政治理想的工具未免有些令人不快；但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却不能说马基雅维利没有取得成功。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和多数谈论马基雅维利想法的人都忽略了一个事情——马基雅维利是个官迷！因为马基雅维利出身贫寒又想往上爬，求官心切，数易其主，所以下笔常常不能自持。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体谅马基雅维利的苦衷，自然能够对它的种种离奇说法可以会心一笑，而不会百思不得其解了。
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弗利（意大利语：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义大利的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他是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是政治哲学大师，他所著的《君主论》（又作《君王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被人称为“马基维利主义”。另一著作《李维论》则提及了共和主义理论。他的《战争的艺术》一书，则论了兵役制度、练兵之法、行军、宿营、作战、工程等军事问题，让他也成为著名的西洋军事家。
生涯
马基维利生于义大利佛罗伦萨，父亲曾是一名律师，有两姊一弟。后人对于马基维利的幼年时期所知不多，但他显然受过了相当完整的拉丁文和义大利文教育。
马基维利生时正值乱世，教宗国是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富有的义大利城邦一个接著一个的被外国强权如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攻占。当时各大强国之间的合纵连横变化不断，佣兵军团经常在一夕之间便转换阵营，地方政府也常在数周之间建立或瓦解。在1527年罗马市还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洗劫，这是12世纪以来罗马第一次被德意志的军队入侵。繁荣的罗马城市如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也在同一年遭到相同命运，虽然马基维利在佛罗伦斯遭到洗劫时便去世了。不过也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马基维利培养出了分析他周遭乃至全世界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智慧。
在1494年，统治佛罗伦萨长达一甲子的美第奇家族被推翻，接著由反抗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修士萨佛纳罗拉成立共和国，领导长达四年，由于萨佛纳罗拉施政过严，最后被推翻，被以火刑烧死。之后由索德利尼继续统领佛罗伦斯共和国。1498年马基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自由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Secretary of the Ten on Liberty and Peace）[1]，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出使各国，拜见过众多掌权的政治领袖，因而成为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军纪松弛，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建立国民军的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维利担任委员会秘书，在1506建立一支小型民兵部队[1]并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率领军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终在1509年迫使比萨投降佛罗伦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宗陷入矛盾期间，他到处出使游说，力图使其和解，避免将佛罗伦萨拖入战争，并加强武装以图自卫。也是在这段时期马基维利认识了另一位义大利的政治家和军人切萨雷·博吉亚，领略到他在扩展领土上采用的各种策略和统治手段之后，对他相当钦佩。
然而到了1512年8月马基维利前往比萨时，经过一连串复杂的战役和外交角力后，美第奇家族在儒略二世的军队支援下攻陷了佛罗伦萨，共和国随之瓦解。乔凡尼·麦地奇（后当选教皇，为李奥十世）成为佛罗伦萨大公，身为共和国高官的马基维利丧失了一切职务，并在1513年以密谋叛变为罪名遭收入监狱，受到刑求拷打，但最终被释放。此时他已然一贫如洗，于是在距佛罗伦斯城7哩远的圣安德里亚（Sant'Andrea）隐居，开始进行写作，在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道：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此刻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无所拘束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采取各种政治行动的理由，他们也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小时之中，我没有感到一丝疲倦，忘却所有的烦恼。此时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让我恐惧，我融入了这些大人物的世界里。因为但丁曾经说过：
从学习中产生的知识将永存，
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
我记下与他们的谈话，编写一本关于君主的小册子，我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臣民，讨论君主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的君主？怎样去理解？怎样保持君主的位置？为什么会丢掉王位？对于君主，尤其是新任的君主，如果我有任何新的思路能让你永远高兴，肯定不会让你不高兴，一定会受到欢迎。”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两部名著《君主论》和《论李维》。
《君主论》是献给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的钜著，洛伦佐死后，主教朱理·美第奇统治佛罗伦萨，立志改革政治，征询马基维利意见。1523年朱理当选教皇，为克莱芒七世，重新重用马基维利，让他编写《佛罗伦萨史》。马基维利后将新书献给教皇，获得120金币的赏赐，并起用他为城防委员会书记，加入教皇的军队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战。
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描述当时的佛罗伦萨人：
“他们在穿着和日常生活上，比他们的先辈更自由，在其他方面花费更多，花费在休闲、游戏和女人上的时间和金钱更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拥有有更好的穿着，有更文雅的谈吐。谁能以最精明的方式伤害他人，谁就是最能干的人。”
1527年，佛罗伦萨恢复共和，马基维利想继续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但因为他曾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不被共和国任用，最终郁悒成疾，58岁即离世。
著作
马基维利最知名的著作即是《君主论》，但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在引言中在认为本书并不能使人了解马基维利政治思想的全部，又言“对于马基维利可谓不幸，因为这本书迅速地压倒了其他所有著作，而使他的大名完全依赖在这一本书上。”
在此书中马基维利阐述了一个君主（统治者）应该采用怎样的统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书中人性本恶的部分类似中国荀子、先秦法家思想，尤其在论证“君主应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这一命题时，和韩非子继承申不害提出的“重术”观点不谋而合。马基维利所假设的人性本恶也反映出他认为必须使用残忍权力才能达成实际目标的主张。君王不该对于其臣民抱有完全的信赖和信任。
然而此书中马基维利更加创举的部份在与其对“新君主”（principe nuovo）现象的关注和论述，认为因世袭而来的君主由于人民已经习惯了旧政权，统治困难比新君主要来的少，世袭君主要做的只是小心维持其既有的制度；而新君主为了维持其夺取的土地，建构一套新的而恒久的权力架构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马基维利对此总结，为了稳定政权，君主在公众上必须保持完美的名声，但在私底下则必须采取许多本质邪恶的政治手段。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君主论》并没有告诉读者一个理想的君主或王国应该是什么样子。马基维利透过众多例子解释了哪些君主得以成功的取得统治并保持权力，这些例子来自于他在担任佛罗伦斯外交官时对各国政局的观察和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的著作也代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高潮，他在书中大量采用来自古代文献的历史例子。
如是不谨慎研读马基维利的论点，读者经常会以为《君主论》一书的中心思想是“为达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这其实是一种目的论的哲学观点，亦即只要目的正当，所有的邪恶手段也都是正当的。然而这只是对于马基维利的误读，因为马基维利也指出了邪恶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维持稳定和繁荣才是国家可以追求的正当目标，个人为了其利益而不择手段则不是正当的目标，而且也不能正当化邪恶的手段。再者，马基维利并没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并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堕落。马基维利明白澄清了他的定义，以及采取残忍手段的前提（必须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尽管如此，天主教会仍将《君主论》一书列入禁书名单，后来一些人道主义者如伊拉斯谟也大力批评这本书。
《君主论》一书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彻底分割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虽然马基维利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君主所应该做的是将善良与邪恶作为一种夺取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一个聪明的君主会妥善的平衡善良与邪恶。
实用主义是马基维利在整本著作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一个君王应该将其作为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方针指引。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想的社会”并不是马基维利的目标。事实上，马基维利强调应该在必要时使用残忍的权力或奖赏，以维持统治的现状。虽然许多后人将马基维利的理论曲解为“马基维利主义”，只是一个误传的名称，这一词在当时其实是被用于描述16世纪出现的一些政治著作。由于这种误读，马基维利主义一词因此也在现代经常被用以描述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是极端的政治立场，这实际上也让我们忽略了马基维利著作中其他较为温和的理论。
《君主论》一书是马基维利用以阐述君主治国之道的著作，而《李维论》则是他用以为共和国政体辩护的，集中了他全部共和政治思想的精华，《李维论》也因此而被认为是《君王论》的姊妹篇。
《李维论》中总结了一系列的历史教训，描述了共和国应该如何成立、架构，涵盖了对权力的制衡与分立、政治权力分立的好处、以及共和国比君主国优秀之处。在《李维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初露端倪，对之后法国的卢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约论》中，卢梭就多次引用了马基维利的著作。
对于马基维利的两本著作的另一种解释是，《君主论》是他为了讨好美第奇家族以取得政治职位才写下的著作，而《李维论》一书才是马基维利真正的政治钜作。
其他的著作
《兵法》 （Dell’arte della guerra） 1519-1520
《关于日耳曼国家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ell’Alemagna） 1508-1512
《关于法国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i Francia） 1510
《佛罗伦萨史》 （Istorie fiorentine） 1521-1525
剧本
《曼陀罗》 （La Mandragola） 1528
《克丽齐娅》 （Clizia） 1525
《曼达拉哥拉》
诗歌
《十年记》 （Decennali） 1504
《金驴记》 （L'asino） 1517-1518
《歌四章》 （I capitoli）
《狂欢节之歌》（Canti carnascialeschi） 1502-1524
散文
《贝尔法哥》 （Belfagor arcidiavolo） 1518-1527
《玩乐协会章程》 （Capitoli per una compagnia di piacere）
《劝忏悔》 （Esortazione alla penitenza）
《非洲迫害史》 （Libro delle presecutione d' Africa）
《佛罗伦萨人物品格》 （Nature di uomini fiorentini） 1520
《杂谚》 （Sentenze diverse）
《关于语言的对话》 （Discorso o dialogo intorno alla nostra lingua） 1515-1516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


谢选骏指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在五百年多前的佛罗伦萨城邦里形成的，其眼界最多只能达到部分欧洲地区，包括希腊罗马世界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法国和部分德国，甚至不及中国先秦战国七雄争霸里所产生的韩非。从现在全球化的格局来审视他的观点，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因此要让它变得有用起来，我们必须尽量回到他的时代和地域，设身处地分辨之，举一反三，才不至于刻舟求剑。

谢选骏：一根筋的麦卡锡

《麦卡锡：救了美国 却被自己人背叛》（阿波罗新闻网 2018-02-25 讯：作者：Conservapedia 译者：九喻）报道：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原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年11月14日-1957年5月2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1947年-1957年代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任职参议院。从1950年开始，麦卡锡成为挑战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渗透的最出名的公众人物。他指控有大量共产主义者、苏联间谍和同情苏联的人，在联邦政府内部从事削弱美国的阴谋活动。这一指控被包括解密的Venona文件（Venona files）在内的政府文件和听证会证明是正确的。最终，在共产党在内的麦卡锡的对手的有效运作下，他在参议院内受到非难。“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这个名词，在1950年特指暴露共产主义者的努力，后来很快被用到类似的教义性行为。
早年生活
麦卡锡出生并成长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1935年获得Marquette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法律学位。他于1939年被选为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circuit judge）。当麦卡锡接手法官职位的时候，这间法院积压的案子超过200件。他延长了工作时间，至少有十多次，过了半夜他的法庭还在开门受理案件，他还打破了很多官僚程序，从而很快的清理了这些积案。根据一份地方报纸的说法，麦卡锡法官“高效的伸张正义，他有很好的法律知识和判断力。”
军人生涯
尽管法官被免除了服兵役的要求，33岁的麦卡锡志愿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他在1942年8月入伍成为一名中尉（first lieutenant），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在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服役，任职轰炸机中队（bomber squadron）情报官。他冒着生命危险，志愿作机尾机枪手，参加了许多战斗任务。麦卡锡在1952年荣获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在30个月的从军期间，麦卡锡的表现得到他的直接上级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Admiral Chester Nimitz）的一致称赞。尼米兹海军上将这样评价麦卡锡上尉的服役：
“（麦卡锡）1943年9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他作为情报官和轰炸机中队俯冲轰炸机机尾机枪手的表现是卓有成绩的。他参加了大量战斗任务，在正常工作任务以外，他还承担了航空摄影师的工作。他冒着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出色的拍摄了敌人火力位置的照片，在物质上为随后的轰炸作出了贡献。尽管腿部受伤严重，他拒绝去医院治疗，而是继续高效完成情报官的任务。他勇敢的表现在海军服役传统上也属于最好的。”
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空军的副司令（Assistant Commanda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少将Field Harris在给麦卡锡的信里说：
“亲爱的麦卡锡法官：我满意的告诉你，你在30个月的服役中卓越的表现，特别是在战斗区的表现，得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赞扬。毫无例外，你服役其间所有的指挥官都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的评价。
海军陆战队不会忘记你的贡献。主要是靠你这样的优秀美国人的付出和牺牲，海军陆战队才能保持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都能击败敌人的传统。
我对你的服务表达诚挚的感谢，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取得成功，并祝好运。”
最后，在麦卡锡的直接上级E.E. Munn少校的推荐信里，Munn少校不但称赞麦卡锡志愿承担机尾机枪手、情报员和航空摄影师的战斗任务，还特别提到他自己参加的轰炸任务。这包括遇到猛烈抵抗的区域，例如Kolombangara，Ballale，Bonis，Kara，Kahili和Buka。这封推荐信提到：
“麦卡锡上尉一直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尽责，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最佳典范。”
美国参议员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Wheeling的McClure饭店（McClure Hotel）的Colonnade Room，麦卡锡在演讲中说道：
“我手上有57个案件，牵扯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但是他们仍然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
麦卡锡开出了与这57个威胁相关的一个名单，并公开了名单上的几个名字，包括John S. Service，Gustavo Duran，Mary Jane Keeney，Harlow Shapley，和H. Julian Wadleigh。这些名字来自于“李名单”（Lee List），这个名单是由1947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检察官在审理未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件过程中拟定的，委员会的首席检察官是罗伯特-李（Robert E. Lee），这个名单是他负责准备的。
麦卡锡在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员作了一场6个小时的演说，这个演说不断被怀有敌意的参议员打断，其中的4个人－－Scott Lucas（打断61次），Brien McMahon（打断27次），Garrett Withers（打断22次），Herbert Lehman（打断13次）——一共打断演说123次，麦卡锡提出，有大约80人曾经在国务院、或者象“战争情报办公室”（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和“经济战争署”（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那样的战时单位工作。民主党人坚持要麦卡锡给出名字，麦卡锡回应说，
“伊利诺伊州（Illinois）参议员大声要求我给出全部名字。我告诉他就我所知，那是不合适的。我没有得到关于这些人的全部信息……但是我有足够信息相信，或者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他们给共产主义者极大的帮助：我可能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除非参议院要求我那么做，不然我不会把名字公开，但我愿意把名字提供给参议院的任何一个委员会，并愿意让委员会在办公时间监查这些人。有可能名单里的一些人是清白的……”
有些人说麦卡锡曾经宣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这些名字已经通报给国务卿，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说法只涉及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Wheeling的那次演讲，而不是指他在其他城市所作的关于对美国政府的颠覆活动的演讲。205这个数字出现在另一个演说里。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中，麦卡锡正式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面前这封信，来自1946年国会记录的副本，A4892页。这封信的作者是前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1945-1947年在杜鲁门政府任国务卿）。信的内容是关于对第一批大约3,000人的监查。之后还会有多次监查。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封信是关于监查的第一组3,000人。总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监查从战争部（War Department）的那些战时机构转到国务院来的雇员，我认为是个智慧的做法。这些战时机构有几千名背景特殊的人。伯恩斯国务卿在他的信里说道：根据行政命令，大约有4,000名雇员从各种各样的战时机构（例如OSS，FEA，OWI，OIAA）转到国务院，其中大约3,000人的背景经过了初级监查，结果285个人被你在信中提到的监查委员会认定不同意长期雇用，
也就是说，前国务卿承认，285人是有安全隐患的。他还说只有其中的79人被解除了雇佣关系。提到的571人里，一些来自这205人，一些来自之后的监查，但还没有解除雇用关系。我要说国务院的调查机构的工作很出色。文件显示，他们调查了很多细节以便发现共产党人。唯一的问题是，当调查机构正确的认定这些共产党人之后，国务院拒绝解聘这些人。我会给出具体的例子。”
麦卡锡指出，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Truman）和民主党对共产党人软弱，甚至和共产党人结盟。杜鲁门反对麦卡锡的说法，杜鲁门不知道破译的“薇诺娜计划”（Venona project），该破译证实了叛逃过来的前共产党间谍Elizabeth Bentley的供词。
麦卡锡的支持度和受欢迎度在1954年初达到顶峰，1954年1月的一次盖洛普调查（Gallup Poll）显示，50%的受访人总体对他持正面看法。麦卡锡在“最受尊敬的人”里排名第四。1954年3月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的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See It Now”。
Venona文件
1995年，Venona文件的文本解密，更多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的详细信息得以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是美国政府里少数几个了解Venona文件的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胡佛把Venona文件的信息透露给了麦卡锡。实际上，胡佛提供给了麦卡锡错误的信息，或无关的文件，以便给Venona文件里真正的嫌疑人的亲属、朋友或关系紧密的同事施加压力，威胁他们如果不合作，不透露他们可能知道的相关人员的活动和联系，就会把令人颜面扫地的信息公开。没有迹象显示麦卡锡意识到自己被胡佛以这种方式加以利用。
1950年2月7日，麦卡锡的Wheeling West Virginia演讲之前3天，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反间谍“和处置犯罪案件的目的不同。对反间谍工作更重要的是确定间谍的联系人，间谍的企图，情报来源，以及联络方法”，“而拘捕和公开信息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方式”。他总结说，“只有完全了解间谍网的活动，我们才会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的活动失去作用。”
有人说麦卡锡曾经声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著名的“名单”，正如人们知道的，一直都引起很多争议。205这个数字出现在麦卡锡和胡佛的一次口头谈话里，谈话是关于当时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间谍嫌疑人。联邦调查局自己已经发现了5个二战期间活动在美国的间谍；叛逃的苏联间谍Elizabeth Bentley在此之上又加上了81个她知道的间谍；Venona文件是一个验证，一个有真实名字的完整名单已经出现在1957年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备忘录里，之后这个名单又有添加，总数是206人。
围绕这个题目一直有很多混淆。尽管最保险的鉴别间谍的文件－－联邦调查局/Venona文件－－使用了206这个数字，而麦卡锡在Wheeling演讲里只是提出共产党员和其他安全隐患，而不是间谍活动。一个美国共产党党员造成的安全隐患，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人曾经或正在从事间谍活动。Venona文件显示，还有大量的间谍没有被联邦调查局掌握。当人们问麦卡锡这个数字从哪来的，他指出来自“李名单”（Lee List）提到的安全隐患，胡佛曾尝试通过这个名单来找出已知的安全隐患对应的没有侦查出来的间谍代号。胡佛没有公开Venona文件已经发现的间谍。在1946年进行的联邦调查局和“军事信号情报服务部门”（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Service）联合调查中，胡佛根据破译的Venona文件，用同样的办法让杜鲁门的一个心腹产生错误印象。胡佛报告说，一个可靠来源告知“华盛顿有一个大型苏联间谍网。”在间谍名单的14个名字里，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和Nathan Silvermaster名列其中。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Under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名单上还包括其他令人不可接受的名字，从而降低了对希斯和Silvermaster指控的可信度，这实际上达到了他让人产生错觉的目的。于是，杜鲁门政府一直怀疑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用指控行政官员是苏联间谍的办法玩弄党派政治伎俩。
Venona文件明确给出了349个活动在美国的间谍的代号，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他们以不同方式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发现。在麦卡锡领导的“调查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的公开听证会上，有83个人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对自我归罪权”（the fifth amendment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另外还有9个人依据宪法拒绝参加不公开的听证会，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公开。在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83个人里，有几个人后来被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和联邦调查局认定是Venona文件里提到的苏联间谍。几个著名的例子是：
Mary Jane Keeney：联合国雇员，她的丈夫Philip Keeney在“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
Lauchlin Currie，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手；
Virginius Frank Coe：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分部主管（Director of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U.S. Treasury）；布雷顿森林会议技术秘书（Technical Secretary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illiam Ludwig Ullman：参加联合国宪章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
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26]：美国财政部采购分部主要计划人（Chief Planning Technician, Procurement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ilvermaster间谍网头目；
Harold Glasser：美国财政部驻意大利联盟高级代表处代表（U.S. Treasury Representative to the Allied High Commission in Italy）
参议院有关劳工权益的委员会“LaFollette公民自由委员会”（LaFollette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的4个工作人员；
Allan Rosenberg：外国经济管理局主管（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Staff,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理事（Counsel to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所罗门-阿德乐（Solomon Adler）：任职美国财政部，去了中国并加入毛泽东政权（1994死在中国）；
Robert T. Miller：泛美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部（Near Eastern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也提到了他；麦卡锡指证案例第16号，“李名单”第12号；[27]
Franz Leopold Neumann：经济福利委员会顾问（consultant at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战略服务办公室中欧部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Section of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纽伦堡战犯法庭第一研究主管（First Chief of Research of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bunal）；也出现在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里；
Laurence Duggan：美国国务院美洲共和国分部负责人（head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
Leonard Mins：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国处（Russian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edric Belfrage：英国安全协调部；《National Guardian》周刊创办人；
Gerald Graze：美国国务院；“李名单”第29号， Lee List#29，从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得到证实，Stanley Graze的兄弟；
Sergey Nikolaevich Kurnakov：《每日工人报》（The Daily Worker，共产党机关报）；
David Karr：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记者Drew Pearson的主要助手。
Venona文件证实了，参议院“民权委员会”（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个工作人员是克格勃间谍，这个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是参议员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选举中被麦卡锡击败。这4个克格勃间谍是：
John Abt，委员会首席律师（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还任职于其他3个国会的委员会。
Allen Rosenberg，他还任职于“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经济战争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国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后来他还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论案子。
Charles Flato，他还任职于“经济战争委员会”和“外国经济管理局”。
这4个间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共产国际成员。
尽管有共产党渗入美国政府的前提是正确的，很多受到麦卡锡怀疑的人并不是间谍。近期学者发现，在1950-1952年期间受到调查的159人里，9人有来自Venona文件或其他来源的确实证据，证明曾经为苏联谍报部门服务。其他人虽然没有直接的间谍证据，但很多人被认为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
已知的安全威胁和忠诚隐患
1947年6月，“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备忘录，请他注意国务院内部已经发展而且仍在发展的安全隐患。备忘录写道：
“有证据显示，有一个周密的、精心计算的方案，不但保护身居高位的共产党成员，而且弱化安全和情报保护措施。联邦调查局一份关于苏联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初步报告指出，有很多国务院雇员卷入了间谍活动，其中一些人担任高级职务。”
罗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拨款委员会的主要调查员，负责准备这份名单。“李名单”使用了数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这个名单在委员会内部发表。
这个备忘录里列出了9个国务院官员，指出他们“只是国务院雇员里的几个代表，国务院里有几百名这样的雇员，他们受到保护并允许继续工作在那里，尽管事实上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的威胁。”到6月24日，有10个人的名字被从名单上去掉。但是从1947年到麦卡锡发表Wheeling演讲的1950年2月，国务院没有因为忠诚和安全原因解雇任何人。而在政府其他部门，在1947-1951年间，因为忠诚原因就有超过300人被解职。
尽管不是全部，但麦卡锡参议员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来自“李名单”或李议员在1947年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整理但是还没有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例的“108人名单”。Tydings委员会（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个名单。除了上面已经列出的Venona文件证实的间谍以外，还有一些麦卡锡参议员指证的安全和忠诚隐患被证明是正确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妇，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8号和49号，李名单59号。
Esther Brunau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47号，李名单55号。
Stephen Brunauer，美国海军，爆炸物研究部门的化学家。[38]
Gertrude Cameron，美国国务院，信息和编辑专家；麦卡锡案例55号，李名单65号。
Nelson Chipch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3号。
Oliver Edmund Clubb，美国国务院。
John Paton Davies，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
Gustavo Duran，美国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助手，联合国社会事务部文化活动分部主管（Chief of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pad Erdos，美国国务院。
Herbert Fiers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1号，李名单51号。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国国务院；李名单106号。
Theodore Geiger，美国国务院。
Stella Gord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0号，李名单45号。
Stanley Graze，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麦卡锡案例8号，李名单8号。Stanley Graze的兄弟Gerald Graze被克格勃档案证实是间谍。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号，李名单4号。
Myron Victor Hu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65号，李名单79号。
Philip Jessup，美国国务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军事政府事务和管理海军学院副院长（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驻联合国代表，无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麦卡锡案例15号。
Dorothy Kenyon，纽约市法官，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往联合国妇女状况委员会的代表（U.S.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ee as American Deleg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Leon Hirsch Keyserling，哈里-杜鲁门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Harry Truman'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Mary Dublin Keyserling，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4号。[59]
Owen Lattimore，共产党控制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董事会成员，“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期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国海军部；麦卡锡案例56号，李名单66号。
Val R. Lorw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4号，李名单64号。
Daniel F. Margolie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1号，李名单46号。
Peveril Meigs，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部；麦卡锡案例3号，李名单2号。
Ella M. Montagu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4号，李名单32号。
Philleo Nash，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顾问。
Olga V. Osnat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81号，李名单78号。
Edward Posniak，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7号。
Philip Raine，美国国务院，地区专家；麦卡锡案例52号，李名单62号。
Robert Ros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2号，李名单30号。
Sylvia Schimmel，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0号，李名单60号。
Frederick Schumann，美国国务院合同雇用的讲师，威廉大学（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单上。
John S. Service，美国国务院。
Harlow Shapley，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驻联合国UNESCO代表，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主席。
William T. Ston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6号，李名单54号。
Frances M. Tuchs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6号，李名单6号。
John Carter Vince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号，李名单52号。
David Zablodowsky，美国国务院，联合国出版部主管；麦卡锡案例103号。
莫罗在《See It Now》电视节目中对麦卡锡参议员的攻击
对麦卡锡参议员最著名的攻击之一，是由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电视系列记录节目《See It Now》的一集，播出时间是1954年3月9日。到莫罗制作这集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的1954年，对麦卡锡的猛烈攻击已经持续了几乎4年。根据麦卡锡传记作者Arthur Herman的记录，莫罗和他的工作人员花了2个月时间精心编辑画面，以便把麦卡锡包装成最坏的形象。没有一个镜头以正常工作状态展示麦卡锡。不像莫罗宣称的那样，这部电视片“根本不是一个报道，而是全方位的攻击，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评人士指责麦卡锡的‘捕风捉影’。”
电视片大部分镜头都是麦卡锡处于最不雅观的状态，包括“打嗝，挖鼻孔”。在这些镜头里，麦卡锡指责民主党“背叛美国20年”，因为民主党政府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和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上对共产主义苏联让步，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描绘成“为共产党服务，做共产党的工作”，斥责Zwicker将军，因为Zwicker宣称他会保护其他在军队里提升共产党的将军。莫罗把五角大楼密码室雇员Annie Lee Moss描绘成麦卡锡的无辜受害者，尽管后来证实，联邦调查局因为她和共产党的关系警告过军队和民事服务局。
甚至一些麦卡锡的批评者都被莫罗这部一边倒的电视片激怒了。Commonweal的 John Cogley多年来一直反对麦卡锡，他“毫不留情的抨击莫罗和电视制片人颠倒事实，筛选镜头。”Cogley指出选择另外一些镜头可以很容易的把麦卡锡包装成非常正面的形象，进而警告这种不当利用电视的方式。他和另一个《Saturday Review》的反对麦卡锡的人都认为，“那不是个令电视新闻业感觉自豪的时刻”。
为了迎击负面宣传，麦卡锡在1954年4月6日出现在《See It Now》节目，说明自己干的工作，以清除莫罗的节目造成的误解。麦卡锡指出他的委员会“把为苏联服务的共产党清除出政府和要害军事部门。”他还说，“比如，238人接受公开检查；367人在执行程序内接受检查；84人拒绝就与共产党相关行为作证，因为如果他们说出事实，可能会进监狱；24人因为共产党背景被解除从事机密、超级机密材料的工作，是我们的委员会揭露了这些人。”麦卡锡还指出莫罗的左派背景，以及他之前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
莫罗的报道，同一年电视转播的“军队-麦卡锡听证会”，和持续4年的反麦卡锡媒体的报道，是导致全国民意转而反对麦卡锡的主要原因。然而，著名主播Eric Sevareid说，莫罗的攻击“来得很晚。年轻人回头读那段历史，以为媒体里只有一个人挑战麦卡锡，这让很多人感觉不好，包括我自己，因为那个节目其实很晚才出现。”
甚至莫罗也不承认自己在麦卡锡的受欢迎度下降上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他宣称，“上帝啊，我没做什么事情。（《时代》杂志专栏作者）Scotty Reston和很多其他人写和我一样的内容，说一样的话，长达几个月，长达几年。我们跟在后面。”
不管怎么样，尽管《See It Now》节目出现的很晚，尽管这个节目制造假象，反麦卡锡的历史学者还是把功劳归给莫罗，认为在打击麦卡锡从事的消除美国政府的安全威胁的工作上，莫罗起了主要作用。
遭到的谴责和Watkins委员会
尽管麦卡锡参议员在几年前就受到了来自左翼自由派和共产党人的不计其数的充满偏见、无法证实的攻击，正式谴责并试图把麦卡锡从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除去的有组织的努力，开始于1954年3月。
参议院里的反对
1954年3月9日，来自佛蒙特州（Vermont）的保守派反共参议员、共和党人Ralph E. Flanders发表了一次演说，批评麦卡锡参议员所谓“把与共产主义的战斗引向错误的方向”，以及他在“使我们在世界上失去尊重”上扮演的角色。Flanders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外面发生的“共产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的令人担心的扩张”，而那种扩张将使美国和加拿大成为“自由世界的最后据点。”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的内阁官员让Flanders“释放”，而艾森豪威尔总统给Flanders留了一个对他的演讲表示感谢的条子，但并没表示反对或赞成。在1954年6月1日的演讲里，Flanders强调了苏联如何在没有消耗自己的资源和人力的情况下在亚洲取得军事成功，还说美国“是共产主义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征服的另一个例子。”他补充说，“共产主义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独裁的一个标志就是全体被统治者都互相监视。”Flanders对参议院说，麦卡锡的“反共手法和希特勒给无助的少数派心中植入恐惧的手法完全类似”；他指责麦卡锡散布“分裂和迷惑”，还说“如果麦卡锡是为共产党工作，那他干的就不可能更漂亮了。”
1954年6月11日，Flanders发起提案指控麦卡锡“行为失当”，要求他离开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在接受了John Sherman Cooper参议员、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和左翼自由派的“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法律顾问的意见后，他修改了提案以便与“之前的谴责动议一致。”提出了谴责动议之后，Flanders就没有参与负责这项谴责动议的Watkins委员会组织的听证。麦卡锡对Flanders没有什么个人怨恨，有报道说，在听证会开始之后，麦卡锡还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共进午餐。
Watkins委员会
终于，麦卡锡被指控有46项行为不当，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评估这些指控，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Arthur Watkins。这是5年来对麦卡锡进行的第5次调查。这个委员会于1954年8月31日开始调查。经过2个月的听证和分析，委员会只对最初提出的46项指控里的2项指控建议进行谴责。对其他指控都认定不成立。
1954年11月8日，参议院就这2项指控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辩论。这2项指控是：
1）麦卡锡在1952年“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在一项旨在把他逐出参议院的提案上配合就他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开的调查。
2）在一次主持参议院质询时，麦卡锡对Ralph Zwicker将军“表现过分”。
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被参议院否决，因为认定麦卡锡的做法有可能是由Zwicker自己当时的表现“引发”的。很多参议员感觉军队表现出对委员会主席麦卡锡的敌意，他们不顾麦卡锡在1954年2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件，而在第二天让Irving Peress荣誉退伍。因此，参议院作出结论，麦卡锡在2月18日对Zwicker的行为没有违规。
于是，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在最后一刻被放弃，代之以如下的指控：
2）麦卡锡把“Watkins委员会”称为共产党的“愚蠢的女佣”，把参议院特别会议称为“私刑聚会”，“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有可能让参议院蒙羞，阻碍参议院的宪法程序，损害其尊严。”1954年12月2日，尽管有十几名参议员告诉麦卡锡他们不愿投票反对他，可是因为面对来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和两党领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投票反对他，参议院最后以67：22票通过“谴责”麦卡锡在两项指控上的行为。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支持谴责麦卡锡，共和党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对谴责案的分析
人们批评对麦卡锡的谴责案是企图消灭参议院里调查美国政府的安全和忠诚风险的最响亮声音。如果仔细检查这两项对麦卡锡的指控，会发现它们都存在重大问题。
先分析第一项指控“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事实是那个分委员会从没传唤麦卡锡，而只是“邀请”他去作证。这个分委员会里的一个参议员和两个工作人员因为对麦卡锡的不诚实表现先后辞职。在这个分委员会1953年1月2日最后的一份报告里写道，他们调查的事件“因为1952年的选举而变得无法决定。”直到那时的整个美国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名参议员因为在前一届国会期间的行为或没有接受作证“邀请”而被惩罚。因此，对麦卡锡的第一项指控完全是骗局，是意图损害麦卡锡的造势行为。
第二项指控比第一项指控问题更大。麦卡锡因为自己在参议院外发布的对“Watkins委员会”和参议院特别会议的批评意见被谴责。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World Report）1957年6月7日那期杂志上，David Lawrence在社论里指出，其他参议员指责麦卡锡在宣誓下撒谎，接受不当金钱，从事选举欺诈，诽谤，作出错误指证，要挟勒索，为共产党服务，与Roy Cohn和David Schine的“个人关系”有问题。然而，这些参议员从没受到“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或“损害参议院尊严”的谴责。只有麦卡锡被要求对自己说的话承担责任。
最后的日子
麦卡锡继续追查身居美国政府高位的共产党，但是他的权力和调查力度被严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党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之后，作为少数党成员的麦卡锡不得不依赖公开演讲，来继续提醒美国大众共产主义的威胁。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说。
1957年1月，麦卡锡夫妇领养了一个女婴，起名Tierney。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的18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死于Bethesda海军医院，终年48岁。
麦卡锡被以国葬待遇安葬，70名参议员参加了他的葬礼。麦卡锡是17年里第一个葬礼在参议院举办的参议员。几千名大众在华盛顿特区向他的遗体致敬，估计有超过3万威斯康星人到他的家乡Appleton的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对他表示敬意，神职人员在超过1百名牧师和2千名大众面前举行庄严宗座安魂仪式。3名参议员George Malone，William E. Jenner和Herman Welker，把麦卡锡的灵柩从华盛顿护送到他的家乡，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参加了威斯康星的葬礼。麦卡锡被埋葬在圣玛丽墓地，留下他的妻子Jean和领养的女儿Tierney。
对麦卡锡的再评价
在保守派作家Ann Coulter的畅销书《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里，她这样评价麦卡锡：
“半个世纪之后，只有一些无害的怪物还自称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很难捕捉麦卡锡发动的反共战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纽约时报》的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党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没能恢复元气。”
当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折磨的无辜人的例子时，O'Reilly提出Dalton Trumbo，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指控的“好莱坞的十个人”之一，O'Reilly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调查美国共产党对好莱坞的渗透，曾要求“好莱坞的十个人”的剧作者、导演和制作人于1947年到国会作证。而麦卡锡是在1950年才开始他的反共战斗。
1953-1954年，麦卡锡调查新泽西州Ft. Monmouth的高级秘密设施松懈的安全管理。当时他被左翼自由派和共产主义者攻击，他们宣称Ft. Monmouth没有安全问题。然而多年之后，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在《没有什么好道歉的：美国参议员Barry M. Goldwater的个人、政治回忆录》里（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解释了为什么把美军在Ft. Monmouth的超级秘密部门悄悄搬到亚利桑那州（Arizona），他说：“Carl Hayden1955年1月成为有很大权力的拨款委员会主席，他私下告诉我，Ft. Monmouth搬家了，因为他和其他多数党民主党委员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网已经被攻破。他们不愿公开承认麦卡锡的指控是正确的。他们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把整个设施从新泽西搬到亚利桑那。”
尽管麦卡锡的调查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很多年过去了，而且直到今天，左翼自由派仍在散布谎言说麦卡锡在Ft. Monmouth什么都没发现。
Carl Bernstein于1989年出版他的《忠诚：一个儿子的回忆录》（Loyalties: A Son's Memoir）一书之前，他的父亲Albert Bernstein表示紧张，因为这本书会揭示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渗透。Albert Bernstein宣称：“你会证明麦卡锡是正确的，因为他说的就是整个系统里到处都是共产党。他是对的……我对你即将写的这本澄清麦卡锡的书表示忧虑。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说他是个骗子；而你说他是对的……我承认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势力。”
Albert Bernstein和妻子Sylvia Bernstein从1940年代开始就是共产党员。Albert Bernstein是工会活动人士，Sylvia Bernstein在1930年代在战争部当秘书，克林顿政府时期，她志愿在白宫回复写给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信件。1950年代，Sylvia Bernstein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以避免向国会暴露她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她公开为两个定罪的间谍服务，这两个人Julius Rosenberg和Ethel Rosenberg，于1953年因间谍罪被处决。
Venona文件和苏联文件
苏联崩溃以后，莫斯科的克格勃文件和内务部档案第一次向研究人员和公众公开，这些文件证明了麦卡锡的怀疑符合事实。在美国方面，“莫伊尼汉保密委员会”（Moynihan Secrecy Commission）负责对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调查，这些文件有超过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发现：
“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认……只要有人认为政府里有共产党渗透，就有人认为政府捏造指控冤屈无辜。对这个时期历史的平衡认识开始显现：Venona文件肯定会提供大量事实，给这件事一个结论……
第一个事实是，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存在大量共产党间谍活动，但主要参与人都有系统的否认他们的活动。”
中央情报局负责监督历史情报收集的Hayden Peake指出，“还没有一个现代政府像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

谢选骏指出：麦卡锡的困境在于，他是一根筋，但他所生存的美国却是一个商业社会，就像股票市场一样，什么都是拿来卖的，包括民主、自由，虽然不可侵犯，但却可以主动出让，只要价格合适就行。当然，不是一次买断，因为那是奴役，是违法的，但可以分期出卖，因为这是合约，是合法的。麦卡锡不懂这个，勇往直前，当然成为输家。也许，美国政府的强大正在于它那样被全面渗透——就像股市一样。

谢选骏：陈独秀是不是被包惠僧毒死的

网文《陈独秀临终实录》（罗学蓬）说：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恰逢顶头风”，就在数日之前，陈独秀又遭了一场灾难。乡间的窃贼，竟然把客居石墙院的陈独秀当做了有钱的“下江人”，深夜趁他夫妇二人熟睡之际，翻墙逾窗而入，将两只藤箱偷走了。
陈独秀次日醒来发现藤箱不翼而飞，顿时犹如被掏了心，挖了肝！衣物被盗尚不足惜，有一只跟随他多年的藤箱里，装的全是手稿，他多年的心血啊！在随后给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哀叹道：“窃去衣被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手稿，甚为可惜也！”又谓：“此间也势不可居，即拟移往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 可惜，时间巳经不允许陈独秀再次迁徙了。
１３日，包惠僧上山来看望陈独秀，这多少给他带来了一点慰籍。为款待这位挚友，他特意叫潘兰珍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便摆得像个样子了，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个鸡蛋蕃茄汤。这对陈独秀夫妇来说，也算是极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你尝尝这四季豆、蕃茄，都是我自己种的。”陈独秀用筷子点点菜碗，热情相邀。 “你种的？究竟是你种的还是我种的呀？”潘兰珍在一旁揭他的“老底”。
“哈哈，我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了。当然是兰珍种的，我只是偶尔帮帮忙。”
包惠僧挟服一段四季豆送进嘴里，赞道：“不错，不错，在重庆，可吃不到这么新鲜的蔬菜。”
客人满意，陈独秀也美美地饱餐一顿。 　
岂料乐极生悲，当天晚上，陈独秀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一夜未睡，只觉肚胀如鼓，如有巨蟒绞缠。到半夜时分，强撑着从床上探出上身，将肚中积食“哇哇”吐尽，折腾得潘兰珍和包惠僧也一宿未睡，侍候在侧。
次日上午，见陈独秀稍微松了一些，包惠僧方告辞下山。潘兰珍则去请来乡下郎中，与陈独秀治病。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
谢选骏指出：陈独秀是不是被包惠僧毒死的？从上述文章所述的包惠僧行迹来看，确实不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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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临终实录》
1984年3月中旬，诗人孙敬轩突然只身来到江津。孙老名震诗坛，文化局自当待若上宾。但，当孙老明白告知他此行独自来津，是为了踏访陈独秀旧居、墓地，采访当年与陈独秀有过交往、接触的人与事时，却使地方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颇为犯难。因为，那时的陈独秀，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字眼。孙老手中，也并无权威部门的介绍信，纯粹是以个人身份行事。公开为他提供帮助，领导们心存顾虑；拒绝他，他是大诗人，面子上又过不去。经过慎重研究，乃决定，热情接待，但领导只在陪宴时参加，孙老活动过程中则不出面，仅派一名普通干部陪同。
这样一桩“美差”，便落到了不是领导的笔者头上。在此后四天的时间里，笔者陪同孙老访龚灿滨、罗宗文、邱国良、曾仲黎，上石墙院，去“延年医院”、郭家公馆、康庄及陈独秀墓址。孙老是山东人，虽在成都生活多年，却仍是一口“洋片子”，和江津老人们的交谈有障碍，我不仅充当“翻译”，座谈时，还负责邀集、担任记录。如今，当年接受孙诗人和我采访的老人大都巳经仙逝，而保存在我手中的黑字白纸、却记录下陈独秀生前在江津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
龚灿滨回忆陈独秀
我为孙敬轩提供的第一个采访对像是时近八旬的龚灿滨。龚老先生30年代毕业于北大，旧时曾任过江津教育学监、江津中学校长、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解放后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无职业，靠卖牛肉干为生，笔者幼时与此老同住五福街一破烂小院，彼此隔墙为邻。龚老落实政策后（作为黄荆街幼儿园的一名退休教员，领一份微薄的干薪），因生活窘困，不得不在县志办发挥余热，挣几文小钱以补家用。 龚老回忆说，时在国军中从事宣传工作的他因事回到了江津，那时的江津县长黄鹏基是他北大的同学，两人见面后，黄对龚说，陈独秀先生寄居到江津来了，我们虽不曾听过他的课，但也属师生名份，应尽尽地主之谊，一道去看望看望才是。龚当然求之不得。在“郭家公馆”（今市政府对面机关家属院）的一间向西的小楼屋里，他俩见到了这位令他们肃然起敬又颇感神秘的师长。据龚说，从外表看，陈独秀不大像一位巳近花甲的老人。紫黑的不大开阔的脸膛上，神情显得沉郁，也有点大人物通常有的矜持，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还蕴藏着《新青年》时代咤吒风云的活力。陈独秀留给黄、龚二人的第一印像是：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型的学者，而不像一位政治活动家。龚回忆道：“那是两间西屋，屋子不大，很闷热。我进去后，注意到靠窗的书桌上，摆着几张《时事新报》一叠原稿纸，几册线装书，屋子里的东西显得很凌乱。”两位未曾谋面的学生谦恭地自报了家门，并向先生表示了敬仰之意。陈独秀没料到在此落难之际，地方父母官居然是个北大人而且如此谦恭地前来拜望，自然十分地高兴。他客气地请他俩坐下，潘兰珍热情地替他俩泡上茶。但在摆谈中，陈独秀却显得沉郁寡言。
隔了一会儿，龚灿滨沉不住气了，向陈独秀问道：“先生对于当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 陈独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把脸移向了窗外。 龚灿滨陡然想到他眼下处境，也意识到自己冒昧了，显得有些尴尬。 一旁的黄鹏基知趣，马上将话题引开：“先生近来写点什么没有？”
陈独秀这才慢吞吞回道：“仍继续写我的《实庵字说》，送《东方杂志》连载，间或也给《时事新报》或别的报刊写点文章。” 说话间，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见县长在座，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也在一旁坐下了。 陈独秀说：“黄县长，这位邓仲纯先生，是我的同乡好老弟，日本帝大学医的，回国后与我同在北大共事，现时在江津开业行医，还望你今后多多照顾哟。” “好说，好说。”黄鹏基连连点头，“既然都是北大人，需要我尽力处，请不要客气就是了。”
这次拜访是礼节性的，并未深谈。辞别出来后，龚灿滨颇觉遗憾，感慨道：“要不是巳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我真不敢相信这位冬烘先生似的老者，竟会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黄鹏基告诉他，国民党对这位巳经成为孤家寡人的前共党领袖仍不放心，重庆方面经常有人来调查他的行踪言谈。陈也很谨慎，除潜心著述外，有时也和潘兰珍一道去东门外的支那内学院，和同是避难来津的欧阳竟吾、高语罕、苏鸿怡等人摆摆龙门阵。由于陈独秀名气太大，地方上层人士都很景仰他，遇有重大宴会都邀请他参加。但他总是沉默寡言，少与人谈，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1942年春天，鹤山坪上的杨庆馀突然跑到城里来找刚出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不久的龚灿滨，说陈独秀应他之邀，巳经住到他的祖宅石墙院去了，他请陈独秀帮忙整理他祖父的遗著，并作一篇序文，可时间巳经过去了很久，尚无消息，陈独秀最近又卧床不起，他不便催问，特来麻烦龚灿滨上山跑一趟，从旁催促一下。因为龚是北大人，说话方便一些。
龚对我和孙回忆说：“杨庆馀和我是坐滑竿到离城30多里的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的，到时巳是午后，饭后我独自去见陈独秀，去时陈尚在午睡。我见着潘兰珍，说起四年前我和黄鹏基曾到郭家公馆看望过陈先生的事。
潘兰珍想起来了，所以待我很热情。潘告诉我，陈先生身体不好，前不久偏偏又被窃，小偷偷走了他的两个藤箱，没想里面装的全是书信、手稿，还有好友杨鹏升赠他的两方印鉴，一为“仲甫”，一为“独秀山民”，就一把火给他烧了，气得陈独秀要死，近来病也就愈发地重了。乡间的医疗条件太糟糕，只有邓仲纯每周上山一次，给他看看，但缺少药品，也不见好转。　
龚灿滨关心地问及陈独秀的生活来源，潘说，陈先生在《时事新报》兼一个主笔的名义，每月报社寄来160元钱（按当时江津物价，大致能买50斤大米）——笔者注），北大同学会有时也寄点钱给他，但不固定，此外，就靠给各地的报馆写点文章挣点稿费，但这两年陈先生心情不佳，身体也差，文章也就写得很少了。 龚灿滨正在外屋与潘兰珍说放话，陈独秀醒了，有气无力地在里屋发问：“兰珍，是谁来了？” 一听陈独秀醒了，龚灿滨赶紧站起来，随潘兰珍走了进去。陈独秀躺在床上，与上一次看见他时相比，人更瘦削，脸色更苍白，神态更憔悴，眼神也显得黯然无光了。龚灿滨在床边坐下，先简单地探问了一下病情，然后把话题转到了整理杨鲁丞遗稿的进程上。虽然杨庆馀没有随龚灿滨一同进屋，但陈独秀一听便猜到了龚的来意。他撑起身，从床头边的小柜上拿起两本书稿递给龚灿滨，一本是《群经大义》，一本是《杨氏卮林》。　
陈独秀满腹幽愤地道：“你看看， 这就是杨鲁丞六本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远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要我作序，我虽是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也下不了笔啊……不过，杨鲁丞在小学（语言文字学——笔者注）研究上，倒真是有些成就的。”陈独秀的直言不讳倒弄得受人之托前来催促的龚灿滨不好再开口了。
我问：“龚老，有一个问题，我很难理解，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不愿住在巳经成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而要跑到这样一个封闭得多的江津来呢？何况，从陈独秀到重庆后连篇累牍写的文章来看，他绝对没有成为闲云野鹤隐士悠民的意思，他在政治上的欲望应该说还是很强烈的呀。” 龚答：“我们从陈独秀写给友人，尤其是写给他的好友杨鹏升与他的三儿陈松年的信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这个答案。
他舍重庆而来江津，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一者入夏以来，号称中国三大火炉的重庆酷热难当，对患有高血压的陈独秀来说，很难适应；二者日机巳开始频繁侵袭重庆，到处乱轰乱炸，许多大人物和重要机关法团都巳开始向郊县转移；三者迁居江津避难的安徽人很多，特别是在县城对岸德感坝国立九中（原安徽公学）任教的人中，陈独秀的同乡、至交、学生如潘赞化（曾任安徽盐督，名画家张玉良之夫——笔者注）、邓季宣、何之瑜等都在。而更使陈独秀动心的，是他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在北大时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邓仲纯，巳在江津城中四牌坊街开业行医，邓经常到重庆进药，也曾数番前去看望借住在上石板街川原公司老板黄炯明宅邸中的陈独秀，并恭请陈迁到江津他家中去同住，并说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依山临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之扰，生活也比重庆便宜得多。这样，陈独秀才决定迁往江津。”
困厄江津，龙游浅水遭虾戏 
１９３８年８月３日，陈独秀与潘兰珍乘上水小客轮到了江津后，恰逢邓仲纯出诊去了，邓夫人以“住房狭小”为由，将他夫妇二人拒之门外，幸得另一安徽同乡方孝远接待，才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今市政府机关宿舍）租了两间偏屋住下。 邓仲纯为此深感内疚，直到次年３月，他在黄荆街８３号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一幢带小院的楼房，开办了“延年医院”，才坚请陈独秀一家七口（陈夫妇、陈之嗣母谢氏、三儿陈松年一家四口）搬去同住。然而，在“延年医院”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偶尔背着丈夫也吐出几句，让陈独秀、潘兰珍深感苦恼，但碍着邓仲纯的面子，又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挂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这场风波的起因，却是敬坤六岁的小儿子引起的。而仲纯之弟敬坤本人对这场突入其来的风波更是记忆犹新。江津县志办保存的一份敬坤留下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未刊稿）中写到：“陈独秀到江津后，就把小儿子松年送到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今江津二中）总务处潘赞化那里，由潘给他在总务处安排一名最低级的职员。我那时也在九中任教。我和二哥考虑到陈家和我们邓家是世交，此时又都流亡在江津，目睹巳算是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陈独秀，觉得应该帮助他一下，所以我们就邀请陈家搬到‘延年医院’同住，也依靠我们兄弟二人生活，同在一口锅里吃饭。
那时，陈独秀巳经满六十岁了，可他的新夫人潘兰珍才二十几岁，我们都比她大，不好称她陈太太，就叫她小潘。我和松年平常都在德感坝，只有星期六才过江回到江津城里。我的一家子对陈家还算过得去，只是我那位二嫂是个旧脑筋，过去在北大时便对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作派看不惯，生怕陈把我二哥带坏了，眼下对这一对老夫少妻更是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
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打着赤膊，觉得好玩，就跑到陈独秀背后去摸他的屁股。这样一来，陈独秀大冒其火，责怪我们邓家的小孩没有教养。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给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六十岁的老头子骗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算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让邓太太这一顿急风暴雨般的斥骂镇得来目瞪口呆！他这一生中虽然历经大起大落出生入死，可哪曾受过这般侮辱？而施他以侮辱的，恰恰又是忠厚懦弱的仲纯老弟的妻子！ 陈独秀心里非常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扫地出门的事，迟早会发生的，而今天只不过是让她逮着个借口罢了。 “噫，邓太太，这种无情无义的话你也有脸说出来呀，你别忘记了，当初你男人是怎样到郭家公馆来求我们，我们才搬过来的。要不是给你男人面子，我们才不愿上你家来看你这张包公脸，吃这碗受气饭哩！” 陈独秀怒极无辞，潘兰珍则巳挺身而出，高声武气地和邓太太干了起来。 邓仲纯闻声急忙扔下病人，飞步跑进院子，厉声招呼老婆住口。 可邓太太哪肯罢休，捶胸顿足地哭嚎起来：“气死人啦！气死人啦！他们白吃我的饭，白住我的屋，反倒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啊啊啊啊，他们今天不滚出去，我就不活了！我马上去投河、上吊！”
陈独秀铁青着老脸，瞪着歇斯底里的邓太太，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怆然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说罢，陈独秀气极败坏地推搡着潘兰珍往楼上而去。 邓仲纯扔下老婆不管，也跟着上楼。“先生，怪我，是我不好，管不住自己的老婆婆，你骂我怨我都行，求求你不要走！” 陈独秀双手抓住仲纯的肩膀使劲摇了摇，泪水长流，悲声道：“仲纯……仲纯，好兄弟，我……我心里清楚，我不怪你。”这一次，陈独秀去意巳定，无论仲纯怎样赔礼道歉，磕头作揖，他也心硬如铁，决不动摇了。一怒之下，陈独秀带着一家老小，当夜便住进了三通街邹之银开的栈房里。陈独秀在邹之银栈房里一困半月，最后，还是由邓仲纯出面，在与“延年医院”相距不足一百米的小西门租到了两间临街的民房。而且，仲纯还替他们预交了三月的房租。
石墙院收留了飘泊的陈独秀
1942年深秋的一天，陈独秀在江津城中大十字街口一家古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研究小学的手稿，署名是“江津杨鲁丞”。他翻了翻，认为还有几分可取之处，便掏钱买下了。数日后，邓燮康有事由白沙到江津，顺便来看望陈独秀。摆谈中，陈独秀便提到了这部手稿。邓燮康拿过手稿翻了翻，说：“这杨鲁丞，过世前我见过。此人是前清特科拔贡，四川省咨议员，在地方上很有名望，其祖宅石墙院也不同凡响，不过，自他辞世以后，家道巳逐渐中落了。”　 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功夫，反复看了。这杨鲁丞，对小学倒有一定研究哩。”　 燮康说：“杨先生除了研究小学，在经史上也很有建树。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到重庆时，杨先生曾带着一份得意的手稿赶下重庆请教，章太炎一则忙于应酬，二则也没把这个乡野村夫放在眼里，随便翻了翻，说了句‘杂乱无章’，就还给了他，气得杨先生回江津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陈独秀道：“如此说来，太炎倒成了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了。杂乱无章有什么关系，我看只需稍加整理，就会顺理成章了。”接着，他便对章太炎出言不逊了。“太炎老兄的朴学，我是佩服的，他也堪算一个国宝。但此兄的为人，我却是半点也不敢恭维。我第一次去日本，和他、刘师培、苏曼殊、张继、陶冶公，还有日本人幸得秋水一起，筹组亚洲和亲会，打算把亚州各国的社会党联为一体。那段时间，我常去东京《民报馆》，与太炎常有接触。他为人之小气，说出来你恐怕也不敢相信，朋友向他借钱，他不仅要握住收据，还要收取利息，令朋友尽皆侧目。后来他给官僚军阀们写寿序、墓志一类的东西，一篇索价五千至一万，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独秀肯定没有想到，他对邓燮康说的这番话，没过多久便传到了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耳中。祖父的遗稿竟能得到名声显赫的陈独秀的好评，令他惊喜若狂！这位杨门贤孙迫不急待地从几十里外的石墙院跑到“康庄”，恭请陈获独秀住到他家去，为他祖父整理遗稿。陈独秀听杨庆馀说明来意，并未立即点头，而仅同意带上潘兰珍，随杨庆馀到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小住几天，先看看再定。此时的杨家巳经没有了杨鲁丞在世时那般显赫威风，但石墙院，毕竟给陈独秀夫妇留下了极佳的印像。而今，这所大宅院里仅住着杨鲁丞的几位巳经分家独立的孙子，以及一些下人。
两日后，陈独秀便答应了杨庆余的求。 待住进石墙院一段时间，陈独秀才感觉到并非初来时想像的那般理想。最初几天的盛情款待，不过是大户人家讲究排场的习俗而巳。杨氏家庭，早巳露出破败之相，聊以收租糊口，几兄弟虽同住一院，却是自立门户，分灶开伙，为供养陈独秀夫妇，杨庆馀还和兄弟们闹得很不愉快。几位妯娌，也是口袋里装茄子，整日里叽叽咕咕，虽说是冲着杨庆馀，但偶而潘兰珍也能听到几句，这就愈发地令陈独秀不快。于是，来到石墙院一月后，他便向杨庆馀提出，彼此饮食习惯不同，他和兰珍还是独自开伙的好。杨庆馀劝阻不住，只好另备下锅盆碗盏，由他们去了。
来到石墙院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为“不辱使命”，陈独秀很快便整理、校正出两册书籍，由杨庆馀拿到江津合作社去，各印了一千册，分赠亲朋好友。陈独秀在披阅了杨鲁丞留下的几箱子遗稿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之杨庆馀：“你祖父别外的手稿我全都认真看过，多系转述古人学说而巳，无甚创见，价值不大。所以，我不似再行整理、校正，而要做我自己的事情了。”陈独秀说得如此尖锐、犹如给满怀希望的杨庆馀兜头泼了一桶冷水……简直荒唐，不给我做事，我凭什么还要供养你？杨庆馀心中愤愤，却碍于陈独秀的声望，不便与之争吵。但就此以后，杨庆馀几乎不再跨他夫妇的门槛了。以住还隔三岔五地叫下人送些柴米蔬菜，这以后便日见稀疏，终于啥也不送了。
弄到这步尴尬境地，陈独秀好生后悔，但也无法可施，再掉头去向邓氏叔侄表示再回“康庄”，他怎么开得了这个口？ 陈独秀只好将一切恼人之事抛开，埋头到他的文学学研究里。　 兰珍无奈也无聊，备了把锄头，去后院的石墙边开了块荒地，种上些时鲜蔬菜。陈独秀偶尔写烦了，也出去帮帮忙，倒也增添了些“躬耕垄亩”的情趣。不过，这情趣中也带着几分沉甸甸的苦涩，此时的陈独秀，早也没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趣了。　 这以后的日子，就如那拂过田野的山风，既空虚，又苍白。　
毕竟，这石墙院也太偏僻了，进出极不方便，往返县城一趟至少需六个钟头。若要雇请滑竿，既破费又不易找到脚力。因此，过去许多路过江津县城顺道来访或专程来拜望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们，大都望而却步了。陈松年和何之瑜有时也上山来看看他，但来得最勤的依然是邓仲纯，他每次上石墙院，便带给陈独秀这段时间里的书信报纸，象通讯员，更象是保健医生，来了，总要用血压计、听诊器为陈独秀检查检查身体。 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委实令仲纯担心，却又无法可施。仲纯巳经几次劝陈独秀到重庆宽仁医院去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陈却含含糊糊不置可否。其实，他近段时间脑袋晕眩得厉害，“久病成良医”，连自己都能觉察出来，血压又大幅度上升了。去重庆作一次全面检查，非不愿，而是经济不允许，求助于朋友，又实在过意不去。
陈独秀到石墙院后不久便舍玉米缨而每日改为用胡豆花泡水喝了。胡豆花泡水喝可治高血压，是附近双石场上一个土郎中告诉他的单方。陈独秀喝过一段时间的玉米缨水，效果不大，如今是病急乱投医，反正胡豆花也不需要钱。拖到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独秀终于在写作时突然昏倒在地。潘兰珍吓得大叫，乱了方寸。杨庆馀赶忙喊来滑竿，将陈独秀抬进了县城。邓仲纯也紧张了，当天的下水轮船巳过，他立即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双飞燕”，将陈独秀抬上船去，由他和潘兰珍陪护，连夜漂到了重庆，送进了宽仁医院。经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全力治疗，数日后，陈独秀的病情方得缓解。　
重庆时为陪都，报纸众多，记者遍地，陈独秀到渝治病，马上被数家报纸透露出去。这一下，宽仁医院便闹热了。国共两方面张继、朱家骅、郑学稼、张国焘、董必武、朱蕴山等纷纷前来探望，柳亚子、张澜、黄炎培、鲜英也来了。陈独秀与他们摆谈时，依然不失大家风度，对流亡之中遭受的屈辱以及生活上窘迫，不仅只字不题，反而有意加以美化渲染，以此维护自己的形像。
知识分子的禀性如此，奈何？ 　
一年四季穿长衫的瘦病老者——乡人眼里的陈独秀
笔者同孙敬轩先生来到离县城30余里的石墙院。对石墙院（现陈独秀故居陈列馆），江津文史资料上有如下描述：“院落匍匐在半山坡上，四周围墙，均用大块条石砌成，犹如堡寨。大块条石，围出一方清幽宜人之天地，院里有绿树花台、水池假山，更有修竹万竿，让人目清神爽。” 我们去时，往日风光也不复存在。只见院里乱糟糟住着几十户农家，房屋皆破烂不堪，石墙多处坍塌，墙头荒草丛生，牌坊式的石头大门也被拆毁得不成样子。进得大门，庭院上猪突狗奔，鸡飞鸭窜，花台中无花，荷池中无鱼，唯见万竿修竹，在风中低语… … 笔者在吴元珍家中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没落贵族的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了陈独秀之死的几位老人。
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本业巳发黄的历史书。
杨家后裔杨明新老人告诉我们：“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是我父亲杨庆余主动上门去请来的。因我曾祖父杨鲁丞生前受过章太炎的轻侮，我父亲就想，要是能把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请到家里来，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出版时再由陈独秀亲笔写序，曾祖父蒙受的羞辱，就能得到洗涮，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本来，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好请的。但因一则江津城里经常闹空袭跑警报，城里的有钱人家纷纷往乡下搬；二则陈独秀那时生活巳经非常困难，所以我父亲上门一请，他就答应先上山来看看。
到了石墙院，他们觉得环境很不错那时可不像现在这副样子才答应住下来帮忙。开始，陈独秀两口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父亲待他们犹如上宾，陈独秀整理遗稿也很卖力，《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就是经他整理后，我父亲拿到江津供销社去自费出版的。各出了一千册。可陈独秀原来答应下来的序文他并没有写，我父亲很着急，特地跑到城里请来与陈独秀有师生名份的龚灿滨做说客，陈独秀反而对龚说了我曾祖父写的东西没啥价值，食人之禄，忠从之事，他整理了也就算对得起主人了，序文他不写。 我父亲知道后当然就不高兴，但又不好黑下脸来赶他走，脸上有时也就不那么好看，以为陈独秀知趣自己离开算了。陈独秀感觉到了，又实在无处可去，就提出分伙立灶。我父亲想反正家里房子住不完，就同意了，还把全副锅盆碗盏供给他两口子用，也没有收他们的房租。虽是这样，有时父亲也请他们过屋来吃顿饭，或者叫我们给他两口子端点菜过去。我记得端得最多的是豆花，陈独秀特别喜欢吃豆花，可潘兰珍又做不来。
郭碧清老人说：“我开初不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后来晓得了，也不清楚陈独秀是干啥子的。我只晓得先生是杨二爷（杨庆馀）请上门的客，是个大文化人。经常有人从重庆、江津来看望他，全是滑竿来滑竿去的，穿得也很体面。外边的人看到了，还以为陈先生很有钱，连偷儿也来光顾过他一回，弄走了两口箱子。到后面山沟头打开一看，全是稿子，偷儿气得要死，点把火给他烧了。 其实我们都清楚，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遭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
吴元珍老人虽巳八十高龄，但记忆力还不错，她说：“我那时给杨明新当奶妈。陈先生虽才六十出头，但看上去要老相得多，身体很瘦，病萎萎的，一年四季都穿长衫，冬天戴一顶潘兰珍给他织的黑棉线帽子，他说话不好懂，待人很和气，他屋头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口藤竿箱子。陈先生平时都关在上房里写书，写累了，有时也出去转转，到院子外面那根黄桷树下和大路口的幺店子里和赶双石场回来的农民摆摆龙门阵。”
接着，她谈到了陈独秀之死。
吴元珍说：“陈先生死得不轻松，在床上拖了十多天才落的气。潘兰珍人年轻，又跟陈先生的儿子合不来，急得找不着抓拿，只晓得哭。杨二太太去劝潘兰珍，我也就跟到去了。隔着天井，看见杨家的长年（佃户）胡庆和跟他大娃品中正在一个大脚盆里给陈先生净身……算了，我牙齿落光了，说话不关风，还是让品中给你们说。换老衣、装棺、都是他两爷子干的。”
当年的“胡大娃”巳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提起陈独秀之死，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胡品中少时念过几年私塾，解放后又一直在双石乡当了几十年教师，故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板有眼。他说：“陈先生和潘兰珍来到石墙院，当时乡下人都不晓得陈先生是哪个，还以为他是个有钱的下江人。 我还是从杨二爷嘴头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的。这样一个大人物，落魄到了石墙院寄人篱下，吃碗受气饭，总归还是让人同情的。他当时的日子巳经不好过得很，杨二爷和他闹翻了，各烧锅各吃各，杨家也不管他，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元珍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此为银鼠皮袍，系柏文蔚来江津看望陈独秀，见他衣着单薄，从自己身上脱下来送他的——笔者注）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后来，我看到潘兰珍在院子边上开了块地，种上些时鲜疏菜，陈先生也常去帮忙。我看不过意，也常常主动跑去帮着淋淋粪，松松土。陈独秀很感谢我，说话中发现我还识几个字，就送了幅字给我。这字是在杨家上房里当着我的面写的。你们过来看嘛，就是里头这间屋。”
胡老师走到门边，指着里面间屋说。孙敬轩和我走到门边。看见屋子里光线很暗，上无天花板，下面的泥地潮湿不说，还满是千脚泥结成的煤球状的疙瘩。“我当时跟进去，看见屋里家俱十分简陋，一张老式带踏板的大牙床，一张书桌，几张长板凳，还都是杨二爷借他用的。我看见床头上、书桌上、藤箱上到处都堆着书和报纸。陈先生站在书桌旁，悬肘给我写了一张条幅：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陈独秀还落了款，称我品中小弟。下面盖了两方印章。当时我还不到20岁，他称我小弟，实在是出自客气。” “这条幅还在么？”
我问他。 “唉，可惜了，文化革命破四旧时，我怕惹祸，就把陈独秀落的款和捺的两方印章全挖掉了。前两年县里搞文物普查，说这条幅上没了陈独秀的款和印，就不值钱了。” 确实可惜了，要能完好地保存到现在，他要发点小财就太容易不过，成都、重庆的不少文物书画贩子知道陈独秀晚年客死江津，这两年经常跑来收购他留下的墨宝。 前不久白沙镇有人卖了一幅陈独秀写的中堂，得了一万三，还落了个傻字。
在江津市当案馆可以寻找到有关陈独秀死因的记载。一是：陈相信了双石一土郎中的单方，说长期用胡豆花炮水饮用，可治疗高血压，故而长饮不辍。 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霉雨季节里采下的，尚未干透，有的已经发酵变色，泡水时呈乌黑色，味也发苦。陈不知此物发酵后含有毒性，服后觉胃中不适。其二是：恰逢此时，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他，为款待这位挚友，陈叫潘兰珍去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他还带包惠僧到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由于陈平时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饭时又吃，到夜间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一夜未睡，天亮前吐了一地。
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 此后几天，陈独秀就一直上吐下泄，卧床不起。潘兰珍请来乡间郎中，烧“骨炭灰”用水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也没啥效果。到17日开始发烧，昏迷，说胡话，一直拖到25日晚，才落了气。座谈结束后，我陪着孙敬轩到石墙院四处走走看看。到了后院也就是小偷翻墙而入，盗走陈独秀箱子的进出之地只见幽幽竹篁，掩映着陈独秀信屋的窗口。这时，我看见诗人哭了，他手把着后门的门枋，注视着门外起伏的丘陵，泪流满面。山见疾猛地吹拂着他的满头花发，撩动起他的黑呢子大衣……
油干灯草尽的陈独秀说：“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恰逢顶头风”，就在数日之前，陈独秀又遭了一场灾难。乡间的窃贼，竟然把客剧石墙院的陈独秀当做了有钱的“下江人”，深夜趁他夫妇二人熟睡之际，翻墙逾窗而入，将两只藤箱偷走了。
陈独秀次日醒来发现藤箱不翼而飞，顿时犹如被掏了心，挖了肝！衣物被盗尚不足惜，有一只跟随他多年的藤箱里，装的全是手稿，他多年的心血啊！在随后给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哀叹道：“窃去衣被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手稿，甚为可惜也！”又谓：“此间也势不可居，即拟移往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 可惜，时间巳经不允许陈独秀再次迁徙了。
１３日，包惠僧上山来看望陈独秀，这多少给他带来了一点慰籍。为款待这位挚友，他特意叫潘兰珍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便摆得像个样子了，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个鸡蛋蕃茄汤。这对陈独秀夫妇来说，也算是极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你尝尝这四季豆、蕃茄，都是我自己种的。”陈独秀用筷子点点菜碗，热情相邀。 “你种的？究竟是你种的还是我种的呀？潘兰珍在一旁揭他的“老底”。 “哈哈，我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了。当然是兰珍种的，我只是偶尔帮帮忙。” 　 包惠僧挟服一段四季豆送进嘴里，赞道：“不错，不错，在重庆，可吃不到这么新鲜的蔬菜。” 　
客人满意，陈独秀也美美地饱餐一顿。 　
岂料乐极生悲，当天晚上，陈独秀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一夜未睡，只觉肚胀如鼓，如有巨蟒绞缠。到半夜时分，强撑着从床上探出上身，将肚中积食“哇哇”吐尽，折腾得潘兰珍和包惠僧也一宿未睡，侍候在侧。 次日上午，见陈独秀稍微松了一些，包惠僧方告辞下山。潘兰珍则去请来乡下郎中，与陈独秀治病。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
此后几天，陈独秀就一直上吐下泄，卧床不起。潘兰珍请来乡间郎中，郎中诊为“嗝食”，遂以猪骨烧炭，碾成粉末让陈服下，腹中似觉稍适。但此后依然精神疲乏，夜难入睡。 延绵至17日，陈独秀早起入厕，突然昏倒在地，潘兰珍闻声进去，见其四肢僵厥，冷汗如注，吓得手脚无措，搀又搀不动，“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杨家人闻声赶至才将陈独秀抬上床去。一小时后，陈独秀才慢慢苏醒过来，依然冷汗淋漓，始而周身发冷，旋又发烧。数续反复，延至18日上午，潘兰珍见郎中已技穷，才请人进城通知邓仲纯，何之瑜，陈松年上山。同时又雇人下重庆请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到石墙院诊治。周、曾二人虽因医务繁忙未能前来，仍托来人带回了他们认真拟定的治疗方案，且各赠药品若干。周纶医生甚至把为夫人治高血压的针剂也送给了陈独秀。
日日复日日，陈独秀缠绵病榻，巳不能起，昏迷时魂魄皆无，苏醒后则苦闷不堪。那么多亲朋好友此刻都汇聚到了自己身边，看到他们那一张张掩饰不住悲痛的脸，他便明白自己的大限巳经到了。 22日，陈独秀连续昏厥三次，而每次都是邓仲纯注身强心剂后才苏醒过来。23日，请江津医师邹邦柱上山诊视，施行灌肠之术，大便得通。但病情仍未缓解。24日，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上山。
下午，巳返重庆的包惠僧放心不下陈独秀的病情，也重回石墙院探望。当他们看到巳油干灯草尽的陈独秀时，心情都异常沉重。 入夜后，陈独秀又一次醒来了，颤抖着伸出一只手，沙哑地叫了一声：“兰珍。” 伺候在侧的潘兰珍赶紧抓住他的手，哽咽道：“先生，我在。” 陈独秀眼中涌出两汪浊泪，声音微弱得像蚊虫嗡嗡。“兰珍，为夫……对你不起，你跟我这些年，除了……担惊受怕……吃苦受累……” 潘兰珍一听此言，泪飞若雨，抽泣道：“先生，别再说了，兰珍孤苦伶仃，如同路边野草，先生不嫌弃我，今生得以伺候先生，兰珍……知足了。” 陈独秀看着伤心得巳不能自持的潘兰珍，百感交集地说道：“死，并不足畏，延年、知乔年，筱秀早已先我而去了……可是，临去之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 “先生……” “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 …你要切记，为夫立身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的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另外，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卖钱。” “兰珍知道，兰珍不会做……对不起先生的事情。”
倏地，陈独秀喉中“霍霍”疾吼，胸脯起伏，欲咳又咳不出来。陈松年赶紧将床头边的油灯往前挪了挪，见父亲双目大睁，一张脸憋得通红，嘴唇抖动了好半天，才发出也极微弱的声音：“松儿……松儿。” “爹，松儿在。” “松儿……松儿，”陈独秀气喘吁吁，“爹去后，就埋在‘康庄……空地上，蟾秋燮康叔侄……巳经应允，邓氏叔侄之热肠，令我铭感，你要……永记不忘。” 松年热泪盈眶：“爹，松儿……牢记在心。” “爹，愧对你母亲，愧对你姨妈，也无颜见江东父老，以后，你不必扶柩回乡，就让爹 ……作一个孤魂野鬼吧！” “爹呀！” 兰珍也放声大哭。
正在外屋商议善后之事的何之瑜、邓仲纯、包惠僧、邓氏叔侄以及刚刚赶到的潘赞化、邓季宣闻声争忙赶进屋里…… 此后，陈独秀便一直昏迷不醒，邓仲纯以强心针和平血针交互注射，均无效果。至27日夜，一颗衰老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江津日报》（民国３１年５月２９日一版）独家发出消息：一代人杰溘然长逝 陈独秀前晚逝世 急性胃炎不治享年六十四岁。对于他的逝世，国民党作了低调处理。新闻界大都保持沉黩，仅《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简短报道了一下他的死讯。正如史述隐在给负责操办丧事的何之瑜的信中所发出的哀叹：“世界仿佛早巳忘记了这个人。”
朝野名流安葬新文化先驱
中国革命博物馆学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研究》上载有如下文字：“名绅富商邓蟾秋及其侄、四川省农工银行经理邓燮康对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曾经矛照顾。陈独秀死后的衣衾棺木也由邓氏叔侄所赠。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学者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　 而据我调查考证，当时江津县政府也出面操办了陈独秀的葬礼。而且后来我在采访邓燮康的两位女儿邓敬容与邓敬婉时，姐妹俩均向我谈了她们当年参加陈独秀葬礼时的情景。当时来的最大的官员是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朋，段还带来了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赠金。《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现存江津市档案馆）载，蒋介石赠了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许静仁一万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人也也表示。收支相抵，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邓氏叔侄承担。有这样一些大人物的派司，小小一个江津县长还不忙得屁颠屁颠的？
丧仪按川东风俗办理。送殡队伍沿着一条起伏不平的石板路顺江而下，在岸边茂密的桔林中缓缓而行。陈松年端着用炭精画就的父样遗像，哽咽着走在队伍的最前端，那遗像出自当地一土画匠之手，将一代一杰陈独秀画得来象一位前清的老太爷。松年身后，是由两个乡下妇女搀扶着的，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的潘兰珍。 上午１０时左右，灵柩送抵“康庄”。在面临长江的前坡上，墓穴巳经挖好。下葬仪式虽不十分排场，但也颇为庄重肃穆。段锡鹏、欧阳竟吾、高语罕、包惠僧、许德珩、台静农、周光午、邓仲纯、邓蟾伙、邓缡仙、邓燮康一班人全部伫立墓前。何之瑜念完祭文，灵柩徐徐落入墓穴，顿时，墓前骤发一片悲声……从江津市档案馆的材料中还可看到，当时的陈独秀墓是有一定规模的。“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鼎山虎踞，几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先生之灵，可以安矣。”
抗战胜利后回到安庆的陈松年并没有听从其父的临终遗言，他于1947年2月返回江津，将陈独秀和嗣祖母谢氏的灵柩起出，雇木船顺江而下，运回安庆。潘兰珍则由陈独秀的老友薛农山安排到他创办的重庆大渡口荣军农场，不久即嫁给一位在对日作战中负伤的国军连长。解放初期，在农场地址上建设重庆钢铁公司，潘兰珍遂成为重钢家属，于1958年死于肺结核。
猪圈里那块圈板石
回城后，为了看看陈独秀的墓址，我陪孙诗人步行到了城西五华里处的“康庄”。我们去时，墓地巳经荡然无存。　 我们访问了住在“康庄”里的一户家民。这位社员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告诉我们：“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奇地说，“ 这两年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来看陈独秀坟的人还硬是不少。都晓得陈独秀是个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我就没懂这个道理。” 诗人说：“陈独秀不是坏人。” 农民说：“不是坏人，莫非他还是个好人么？” 诗人沉吟片刻，说：“他是一个犯过大错误的大好人。” 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他被诗人的回答弄得愈加糊涂了。
当我们听说他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我们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 “独秀陈先生之墓”几个大字出自台静农的手笔，墓碑上端巳缺了左角，“独”字没有了“犭”，变成了一个“虫（蜀）”字。 我和孙先生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情难以言表……因为，那块一代人杰的墓碑巳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上面，屎尿狼籍，不堪入目…… （1989年陈独秀原墓址巳经有关方面拨款28万元修复，江津市人民政府并将陈墓定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向公众开放。）　
（通讯地址重庆江津向阳小学胡晓红转罗学蓬 邮编402260 电话（023）47526359 手机13650592532 电子邮箱lxpii@aohu.com（节选自笔者所著〈风流无毁陈独秀〉，全书30万字，巳由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 分享到人民微博）
谢选骏指出：我之所以会想到“陈独秀是不是被包惠僧毒死的”，不仅由于包惠僧直接和陈独秀死亡事件相关，而且由于下面的事情所给与的启发：
《迷途知返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孟昭庚，2011年7月12日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载：
（一）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晦生、包一德、包一宇，1894年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后来，他又当过《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为了生计，曾到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四处活动。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分别在武汉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和《新教育的精神》。在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包惠僧去采访，陈独秀跟他有过两次谈话，这两天谈话深深地影响了这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包惠僧是陈潭秋当年就读的湖北省立师范学校的校友，包比陈高几级。在陈独秀离开武汉后，包惠僧跟陈潭秋见面时，大谈马克思主义学问。当陈潭秋邀请他加入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时，他一口答应下来。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主要成员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刘伯垂（又名刘芬）等几个人。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1921年春夏之交，包惠僧赴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包惠僧到广州后，便跟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期间，包惠僧担任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所创办、由陈公博任总编辑的《群报》的编辑。同年7月，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既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又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与陈公博一道前往上海，于7月23日，出席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年27岁。
中共“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动员陈独秀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9月9日，在包惠僧陪同下，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渔阳里2号。包惠僧则去了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领导工作。不久，包惠僧担任刚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个部门的部长，和张国焘、李登瀛、李启汉等一起创办《劳动周刊》，包除当编辑外，还负责收件与发行工作。
包惠僧待人热情，但情绪易激动，话不投机就可能吵架，甚至动手，敢于直言，但不计后果，因此时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包大炮”。
1922年秋，毛泽东遭到湖南军阀政府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在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包惠僧办公兼住处住了20余日。他们朝夕相处，十分融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回湘后，包惠僧去了北京，由李大钊介绍，到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后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还兼北京《宪报》总编辑。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罢工惨案发生后，包惠僧被以“鼓动工潮”罪而遭到通缉。
（二）
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奉命率教导团随校长蒋介石发动第一次东征，校本部暂时成了真空，学生无人管理。校党代表廖仲恺十分着急，数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周恩来回校主持工作。蒋介石皆回电说，前方战事吃紧，周恩来不能回校。于是，廖党代表就破例任命包惠僧做了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黄埔军校在同一个时期，就有了两位政治部主任，前方是周恩来，后方是包惠僧。6月，军校参加东征的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党代表。此时，不但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而且他还兼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这一年包惠僧31岁。
1926年9、10月间，包惠僧随北伐军抵达武汉，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接任后，立即着手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召开记者招待会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1927年1月，包惠僧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为著名的反共将军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7月20日前后，包惠僧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到南昌待命，准备接管中共江西省委军委工作。南昌起义后，包惠僧生了病，周恩来撤出南昌时指示他暂在南昌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在南昌找组织，周还给他写了介绍信。包惠僧在南昌一个表亲家住了一个多月后才化装逃离南昌，到九江搭船回到了老家湖北黄冈。当时，国民党军警到处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包惠僧在乡下也住不下去了，遂到武昌，武汉三镇也呆不下去，便带着妻子逃到妻子娘家江苏高邮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月，见风声紧，他只得去上海，哪知上海情况更混乱。其后不久，包惠僧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因苦闷、失望，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便自动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三）
退出共产党后，包惠僧疏远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过去的一些同志。为生活计，他又重操旧业，舞文弄墨，用“亦愚”的笔名撰写文章，靠卖文为生。后曾在上海帮助贺耀祖主编《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
1931年，包惠僧借助曾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的这层关系，当上了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便任命包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军阶为中将。在军界，包惠僧也算是高级将领，但却没有实权，只相当于幕僚的角色。
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抗战期间，陈独秀辗转来到四川江津。1942年，包惠僧不忘旧情，特地从陪都重庆前往探望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还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周济。
1944年起，包惠僧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
1948年底，国民党在战场上形势急转直下，中共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一片混乱。包惠僧见势不妙，便带着家眷逃到澳门，栖身于远离澳门市中心的僻静小楼，静观大陆时局的变化。
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心里为之一振：中共终于胜利了！现在，台北他不想去，北京又不敢去，从大陆带来的钱已所剩不多，坐吃山空，整天要为柴米油盐操心，长此以往，总有一天要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而流落街头。他整日左思右想，想给自己寻找一条出路。他想到了周恩来。抗战时，周恩来在重庆，有一次周恩来去内政部拜会部长，出来时在大门口正好碰到包惠僧，周向包表示了欢迎他归来的意思。现在，他很想回到当年的中共朋友中去，但不知中共方面对他态度如何？何不打个电话给周恩来，既表示祝贺，又可借以投石问路。于是，他字斟句酌，给周恩来发了封电报，时间是1949年10月上旬。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周恩来接到包惠僧的电报，知其有回归之意，当即复电，欢迎他回来。
（四）
包惠僧于1949年11月率全家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二天，董必武就请他吃饭。董必武告诉包惠僧：“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董必武免不了埋怨包惠僧几句：“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包惠僧胆小，当年做了国民党的官，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敢再与共产党老朋友来往。想到此，包惠僧甚觉惭愧。其实，包惠僧和董必武私交笃厚。包惠僧本叫包晦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了。由此亦可见，包惠僧对董必武是何等尊敬！
1949年12月2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中请包惠僧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饭。见面后，周恩来还是以老朋友相待包惠僧。那天，周恩来跟包惠僧作了长谈，最后周对包说：“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50年初，包惠僧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于同年12月初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任命包惠僧为内务部参事。
1957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给包惠僧安排了舒适幽静的住处，在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　五
在建国初期的那段时日里，包惠僧基本上处于“隐居”状态。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在成为国务院参事之后，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从“不敢写”到开始跃跃欲试要写回忆文章了。
1957年，新出版的第一期《新观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署名为“栖梧老人”。这篇文章以当事者亲历的口吻，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显然，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这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外国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
当时在国内，只有极少的人才知道这个“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笔名“栖梧老人”发表回忆文章，这大概是因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1990年6月22日访问包惠僧夫人谢缙云时，问包夫人“栖梧”两字的含义是什么？包夫人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走过了一大段弯弯曲曲人生之路的包惠僧，晚年生活还是颇为怡然自得的。但在“文革”中，他也未能逃脱厄运，一开始便受到了冲击。
国务院参事室人员复杂，各种来历者都有，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向他兴师问罪。一个拄拐杖的参事，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坚决革命的态度，竟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
在扫“四旧”的风暴中，为了不惹是生非，他叫子女将其珍藏40多年的陈独秀早期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投进炉中付之一炬。这可是一批顶级的历史资料！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为之写了前言，拟作永久保存。可这些信却在转眼之间化成了灰烬。惜哉！
包惠僧“文革”中大难不死，侥幸逃过了“十年浩劫”。
1979年7月2日，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神秘老人”，终于寿终正寝，默然辞世，享年85岁。
在他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手稿，在其夫人谢缙云女士协助之下，由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于1983年出版，全书32万字。

谢选骏指出：陈独秀是不是被包惠僧毒死的？从上述文章所述的包惠僧行迹来看，确实不无可能。否则，像他这样一个人物，怎么会受到杀红了眼的国共两党的同时优容呢？

谢选骏：马斯克的创造性可能正是来自他爹

网文《马斯克难怪要去火星 亲爹和妹妹生了娃？》（2018-03-31 转载环球网）报道：
亲爹和妹妹给自己生了个妹妹…马斯克家的故事曝光，难怪他要去火星！
于正都不敢这么写啊！
马斯克大家都认识的伐，SpaceX和特斯拉的CEO，就是前不久自己造火箭窜天的那位。
像这种level的大神的归宿一般是去各个大学做个世界巡回演讲会，把高材生忽悠地一愣一愣满堂彩，然后再每年开次发布会秀下存在感，比如乔帮主，不过瘾就直接捅个大漏子上科技头条就可以装X结束来年再战了，比如小扎。
马斯克就比较厉害了。科技，财经、娱乐、两性、母婴……想上什么热搜就能上，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跟他本人和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先说马斯克，一直被称为真人版钢铁侠，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创立的SpaceX是中美俄三国外第一个能发射火箭的公司；
他造电动车特斯拉正在颠覆全世界汽车产业的路上；
建太阳城公司（SolarCity）玩太阳能；
你说都快50岁的人了，200亿美刀家产见好就收吧，哦不！16年又搞了个The Boring Company，真的叫“无聊公司”，在地下挖隧道解决他堵车的困扰，听说洛杉矶已经开挖了。
有钱任性，这我还能说什么？！
一般不搞事，搞事不一般的科技大神，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
最重要的事还没港啊乡亲们，马斯克，是个钻石王老五！
他和2个女人有过3段婚姻、5个孩子。
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列个表还是很简单明了的
第一任老婆贾斯汀，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在一起8年，一共生了6个孩子，第一胎是自然生产，可惜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就夭折了。然后，马斯克没了耐心，直接选择了试管婴儿，分两批生：第一批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第二批又生了三胞胎男孩。他说他没有闲工夫等别人，连等上帝都不行。
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后，马斯克很快又娶了第二任老婆，小他14岁的英国女演员妲露拉·莱莉，两人结婚又离婚，复婚又离婚。
去年他还被拍到跟约翰尼·德普的前妻Amber Heard约会，精力旺盛的人在事业之外也是不一般的生龙活虎呢。
与此同时，他的家人也个个是精英。
他的母亲Maye Haldeman，15岁就拿南非小姐的冠军，给高露洁拍了广告，如今是社交名媛、名模，60岁还全裸上杂志封面，至今风风火火。
他的同胞妹妹Tosca，是娱乐公司的创始人，还是制片和导演……
弟弟Kimbal更是早在25岁就创业成功，由他所设计的建筑软件，在90年代就卖出了3.07亿美元的高价……
马斯克经常在公共场合春风得意地夸耀这三位牛哄哄的家人。
但是对于他爸却话风一转，要么懒得提，要提就没句好话：这人很邪恶，很可怕，他做尽了你能想到的所有坏事。
马斯克爸爸全名Errol Graham Musk，事实上，老爷子今年72岁，在南非是位小有名气的工程师，家境优渥，在富人区……
看起来没有什么可撕的槽点啊，马斯克为什么如此不待见？媒体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媒体挖出了一条重磅新闻，一个深藏在这个家庭背后的丑闻浮出水面后，吃瓜群众们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他72岁的老父亲，居然和自己30岁的继女生猴子了。
马斯克的继妹这是摇身一变成了继母的节奏？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媒体为了搞明白父子俩不和的真相便直接飞去了南非采访老爷子，结果就一不小心发现了这辣眼的真相。
事实上老爷子的感情史相当丰富，有过4段婚姻，马斯克是他和第一任妻子Maye所生的三个孩子之一。
老爷子的第二任妻子就是继女的妈妈Heide，她带着和前夫的孩子Jana搬进马斯克家的时候，Jana才4岁。
马斯克在爸妈离婚后跟了老爷子留在南非，直到17岁才前往加拿大上大学。他几乎是看着这个继妹长大的啊。
马斯克和老爷子曾经走得很近。
2002年，当时的马斯克创立了PayPal才30岁就成为亿万富翁，他在加利福利亚买下了一套豪宅，特意把老爸、Heide和Jana接到了美国享受人生。
然而一年后老头子以不可名状的缘由带全家逃回了南非。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和Heide是偷偷计划逃跑的，我不想活在马斯克的阴影下。”
阴影？what？是因为太有钱了吗？
老头子早年做工程师也是个百万富翁，大概受不了儿子比他牛逼这个现实吧。不管怎么说，父子之间从此结下了梁子。
老爷子站在特斯拉车前很开心嘛
马斯克说这老头无恶不作不是空穴来风。
老头子曾经亲口承认在自己家里击毙了三个小偷，法官觉得他是过失杀人，他坚持是正当防卫，就这么被无罪释放了。
回到南非后没多久，老头子就和Heide结束了18年的婚姻，Heide带着女儿Jana搬了出去，本来就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就此分道扬镳，发展到这画风还是很正的。
然而去年这个时候，Jana跟前任分手了不知怎么就想到继父这里找安慰。
于是乎20年没联系的两个人，一来二去就好上了，2个月后，Jana怀孕了。
老头子怀疑孩子可能是Jana前男友的，怕自己喜当爹，还去做了DNA测试，确实是他的。
面对记者的追问，老爷子心很大的表示：
“我都单身20年了，我没什么继女继子，我只记得我有过4任老婆，我和Jana的相遇一定是上帝的安排或者就是命中注定吧，哦，Jana真是个出色的母亲……”
而对于现在的岳母，也就是他维持了18年婚姻的前妻Heide，老爷子则一度想要撇清关系：
“我不太记得Heide了，走在街上我可能都认不出来她了吧。”
据消息人士透露，Heide目前不仅仍住老头子附近，而且还在悉心照料外孙——也就是女儿Jana和前夫所生的那个孩子……
碰上这么个爹，马斯克不崩溃才怪呢！
自己的老爹和继妹搞在一起，说乱伦按法律还算不上，说不是吧伦理又过不去，总之很丢人就是了。他已经公开表示不再和老头联系。
这对父子也是神奇，马斯克不待见老爹，老头子也似乎从没有肯定过儿子的成就。
他对媒体吐槽马斯克从小做事就3分钟热度，只要不感兴趣了就撂挑子，没什么长性。还有马斯克今天的成就多亏了自己从小给他优越的生活，开着敞篷劳斯莱斯接他放学，马斯克是被他宠坏了……（嗯？有这么跟外人说儿子的？）
所以马斯克造火箭是为了跑到外太空躲他爹吧？！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马斯克的创造性可能正是来自他百般讨厌的老爹。这就叫做“负负得正”。

谢选骏：人有远虑，必有近忧

《京沪家长为何恐慌？初中毕业 一半上职校》（2018-03-31  任大刚）报道：

　　久居上海，同学聚会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在陪孩子补课，很难同时有空；即便聚在一起，也迟到早退，原因还是要陪孩子补课。问问京城的朋友，也多如此。
　　京沪两城，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教育资源，家长和孩子应该是轻松的。但实际上，家长们即便不是第一个跳起来反对“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但起码也可以挤进前五。很多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太矫情了一点？
　　当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上海的学生，初中毕业后有一半要分流去上职校（去年和今年的中招文件不再提及），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恐慌的情绪能够从初中蔓延到小学，从小学蔓延到幼儿园。
　　沿着这条恐慌线索，还可以清理出另一条耳熟能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逻辑链：上不了好幼儿园，就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没有好工作。
　　两条绳索，将京沪两地（其实远不止这两个地方）家长死死捆绑在教育培训的战车上。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目前全国幼儿教育的市场规模约为3800亿，中小学教育（课外辅导+民办学校）市场规模约为6800亿。
　　下车不玩了，行吗？既不行，也行。
　　职校恐慌
　　面对有一半左右的孩子（北京市2017年为约三分之一）将去上职校的升学前景，绝大多数小学和初中的家长是极不情愿的。孩子为了不进职校，压力之大，我甚至听说，有初三学生晚上八点睡觉，凌晨两点起床读书做作业，忙到天亮，吃好早饭赶往学校。
　　平心静气地讲，一个孩子如果不是读书的料，完全可以去职校学一门手艺。但家长却有三重焦虑：
　　第一，一个普通高校的学生可以轻松去读职校的课程，但职校学生要去读普通高校的课程，难上加难。同级的各类学校和专业，在学习上是有难易梯度的。家长多不会同意让孩子一开始就选择容易的学校和专业，否则在未来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初中毕业生社会经验匮乏，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做人生规划。选择职校学一门技术，同时也就意味着，将来从事其他工作的门槛是很高的。如果没有继续学习的能力，改行的成本之高，难以想象。
　　以鄙人的个体经验来讲，初中阶段，一度想去学习屠宰的手艺，毕业时也有上建筑类职高的机会，但都没去，在普通高中混到高三才决定考大学，如果去上职高，很可能就是个小包工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真实意愿，但我觉得当下的工作更符合秉性。
　　第三，中国的一些职校，风评并不十分好，家长并不十分放心把十五六岁的孩子送入这些学校，他们不担心孩子学艺不成，而是担心孩子“学坏了”。
　　并且，随着科技加速进步，很多好端端的传统职业，忽然消失了。以汽修为例，现在的汽修专业毕业生，谁能保证他的精湛技术在10年之后不会归零？一些新职业出现没几年又消失了，谁能保证中高职教育能够跟上科技潮流？
　　一些号称有经验的小学教师会告诉家长，三年级是个“分水岭”，好的就好上去了，不好的就困难了，因此职校焦虑，基本上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弥漫在家长心中。但实际上，我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还得过38分，还是百分制。但谁也不好意思把这种个案拿去安慰一个焦虑的家长。
　　换汤不换药的重点高中
　　人人都知道，焦虑的最终来源是高考。
　　在省区市高考招生总额（比如5万人）基本恒定的前提下，所有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学习，录取5万人，学生拼得头破血流，也只能录取5万人；学生整体分数500分，可以录取5万人，而整体分数提高到550分，也只能录取5万人。
　　既然如此，为何不选择放平心态，不必去争取那额外而无用的50分呢？答案是多方面的，比如这5万人也需决出高下，因此抬高分数不可避免，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引起的踩踏效应。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前身，始于1978年的重点学校制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项全球唯一的教育制度因有悖教育公平，引起公愤，被迫取消。但重点高中改了个“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名称，作为地方教育的政绩标志，变相得以保留。
　　仔细观察“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招生就会发现，它换汤不换药，还是先前的重点高中。以上海为例，2017年的中招政策，核心的是这4条：
　　1、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前招生录取计划为学校招生计划的40%，其中30%由学校推荐，10%为自荐，4所顶级名校的提前录取则提高到50%。初中学校按7%的比例“推优”，参加提前录取，未获推荐可以自荐。
　　2、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将15%招生计划面向全市学生招生，称为“零志愿”，它由各招生学校根据学校办学条件和近几年实际招生情况自主确定，经市教委协调平衡后下达到各区，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录取。
　　3、此外是“名额分配”招生，指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将15%招生计划按比例均衡分配到本区初中学校招生的方法。
　　4、余下30%的名额，则按照中考成绩，根据填报的志愿投档，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这个复杂的招生方案，表面上看，力图兼顾办学的效率与公正，既考虑到办学业绩好（主要是考分高）的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能够招到高水平的学生，也保证这类学校所在的区，不管好初中差初中的学生，都有上好高中的机会。
　　但如果仔细分析各类招生，就会发现效率与公平之比为85：15，效率优先，略有公正而已。换言之，所谓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如梳如篦，将所有“好学生”搜刮一空，然后宣布自己的教学成果有多好。
　　毫无意义的竞争
　　如上所述，在省区市高考招生人数基本恒定的前提下，该区域内任何挖空心思提高分数的举措，均是一种相互践踏的内耗。
　　我绝不反对学生之间在学习上有竞争关系，正常的竞争是培养学生上进心的重要来源。但是目前换汤不换药，名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实为重点高中的制度设计，不仅人为催生和加剧变态的学习竞争，而且深具欺骗性，表现如次：
　　第一，任何一届的学生，就全体来看，都有一小部分天赋异禀，他们仿佛生而知之，知识对他们而言几乎一点就通。他们在学习上，并不需要你教师花费多少精力和机巧。
　　就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我打电话和一个同学交流，他说孩子所在的初中，两三年才会有一个学生考上某顶级名校。这个信息说明，你把最顶尖的学生招收进去，然后宣布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成就体现了本校的教学处于全市最前列，好意思吗？脸皮是不是太厚了一点？
　　那些顶级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教学团队，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年），能够把本学区排名最后的学校带到中等水平，那就真配得上所声称的实验性、示范性，否则难免有欺世盗名之嫌。可惜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一次这样的试验和示范。
　　这些学校实验、示范了一些其他什么？只有天知道了。有一条是是实在的，就是重点高中时代的招生特权，实实在在地完整保留了下来。
　　第二，凡是上过大学的都知道，同一张试卷，同一个班级不同省份的考生，考分悬殊几十上百分都是很正常的，但他们之间并不会因高考分数悬殊而在学习、科研、创新上出现明显差异。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高考分数到一定程度之后，挖空心思再多考多少分，对高等教育而言，毫无意义。
　　但可惜，目前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大概就是为这种“毫无意义”而设置的。它的意义，不在提高教育水准，而在搞社会分层；它的存在，是让小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知道人分为三六九等。这难道不是家长和孩子共同焦虑的问题？哪怕你是中产阶级！
　　迎战天下英才
　　京沪两城聚集的各种资源，一向冠绝全国。伴随着入世，海量外资进入，两城迅速成为财富高地，就业首选之区，户口已经无法限制外来人才的进入。在今天，京沪两城非户籍外来人口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他们占到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左右。
　　京沪（包括深圳、广州）青年子弟的竞争对手，一半是外来人才。与此相反，在别的二线及以下城市，一个当地的青年子弟的职场竞争对手，绝大多数是本地人。
　　人才竞争是全方位的。一个上海本地的复旦学生，他的外地同学毕业后，可能百分之八十以上留在上海工作；一个上海本地的高职生，他在酒吧做调酒师，但外地来的高职毕业生，同样会对他的职业产生强大的竞争力。京广深同样如此。
　　京沪广深就业市场足够庞大，但工作岗位的竞争烈度，新兴产业的淘汰频率，恐怕远高于其他城市。相应地，工作对人的要求，也要比其他城市高。
　　先前京沪青年热衷于通过留学移居海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不仅涌进京沪的全国人才持续暴增，而且海外留学（包括京沪两地青年子弟）逐渐出现就业定居两难，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回来的人首选也是京沪广深。
　　我曾经看过一个海龟的文章，她之前只是在上海做过短暂停留，对外国同学谈起去向，她的回答是“回上海”。现在的竞争格局是，一个京沪本地的青年子弟，不仅要迎战全国的优秀人才，还要迎战为数众多的“海龟”。
　　此外，由于收入上涨，港台青年才俊进入大陆工作越来越多，首选地也是北上广深。
　　这就是一个出生和定居在北上广深，并在那里上学读书的孩子的幸与不幸——你从小的生活环境，可能比别的地方的孩子更优越，但是一旦长大成人，那些优越的环境未必属于你。
　　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轻易走下教育培训这辆战车？城市的禀赋就在那里，未来的竞争格局就摆在那里，多少家长可以舒一口气？
　　一点曙光
　　有没有缓解焦虑的可能？肯定是有的。
　　职校招生需要改革。
　　比如孩子初三毕业愿意上职校，你尽可以去；但不愿意去的，何必硬要画一道杠强迫他去？他完全可以去上普通高中，上到高一、高二跟不上，知道考普通高校有多难，他随时可以去上职校。
　　何必一定要强迫一个屁事不懂的未成年人选择将来的职业取向？为什么就不能等一等，让他们心智更为成熟一些，再让他们做出选择？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有民办高中，职校生也可以参加高考。第一，尽管高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但作为一个纳税人且是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二把手，理应给予公民更大的教育选择权，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家去接受哪一种类型的教育？第二，在一个普遍没有什么文化学习氛围的班级环境里，高考又有多大胜算？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必须改革。
　　最近，上海出台改革方案，决心在2022年，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50%至65%的招生计划采用名额分配方式下达，由市和区教育行政部门分别分配到有关区和初中学校，并明确这种招生计划其中的70%将分配给不选择生源的每所初中学校，这一比例将逐步扩大，以促进初中学校均衡发展。
　　北京的类似改革在2014年就开始进行了，其他省份也在最近一两年着手类似改革。总的趋势是，大幅提升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按人头比例面向全体学生投放招生指标。
　　这样做的好处是，逐渐解除压在小孩子身上“一分压死千万人”的魔咒。此外，也可以逐渐改变薄弱学校人人厌弃，教育资源逐渐均衡，减少变态竞争，维持正常竞争。
　　但成人社会的竞争是永恒的。
　　最近两年，很多二线城市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并生发效果。京沪两地因种种原因，人口导入趋缓，甚至开始减少。
　　这是有原因的。高端人才对住房更有迫切要求，两地高房价，已经成了比户口还管用的驱使人才外流的利器。事实上，我已不大敢像10年前那样，建议那些刚走出校门的外地青年学子到北京上海闯一闯，因为住房难题太大，再说他们自己的老家与北京上海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
　　但毋庸多言，人人都知道人才对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最新出台的上海吸引人才的办法，除了优待户口准入等这些特别金贵的东西，还专门提到要帮助解决住房。如果这条措施奏效，那么人才竞争的烈度不会减缓。这对维持整座城市的竞争力当然是好事，但对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个体来说，即将到来的竞争，不会让他们感到轻松。
　　世上没有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很多政策措施，也不过是缓解人的痛苦而已。但能够把人从地狱拉到人间而没有能够推进天堂，也是极好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罗里吧嗦讲了半天，却只现出了“人有远虑，必有近忧”的狼狈，我想告诉那些千方百计规划孩子未来的家长，你们的努力也许适得其反——因为争取自由的精神，会把孩子推向你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

谢选骏：英国统治留下的都是定时炸弹

美国的黑奴问题、南非的种族裂痕、印度次大陆的印巴冲突、中东的阿以冲突、中国的香港问题……
仔细看一眼吧，大英帝国的版图就像是地球的疮疤。英国统治虽然留下的都是定时炸弹，但是英语作为其主要遗产，却提供了一幅粘合剂，用以弥补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
大英帝国，或称不列颠帝国（英文：British Empire），是一个由英国统治的全球帝国，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历史上面积最大的殖民帝国，最大领土面积曾达3,400万平方公里。
一般认为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格瑞福兰海战，标志着英国的崛起。光荣革命后英国发动第二次百年战争（1689年－1815年），与法国争夺世界霸权。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从法国夺取整个加拿大，标志着英国成为无可争议的海洋霸主，1815年击败拿破仑法兰西第一帝国后，大英帝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权，主导国际事务达一个世纪之久。这段时期，被称为“不列颠治世”：这个地位一直维持到1914年，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由于不满自身地位而挑战大英帝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战结束后的1921年，根据巴黎和会托管德国殖民地而达到领土面积最大时期，覆盖地球上25%的土地和25%的人口，成为世界历史上面积最大、跨度最广的国家。由于帝国的领土、属土遍及包括南极洲在内的七大洲、五大洋，有“英国的太阳永远不会落下”的说法，所以被形容为继西班牙帝国之后的第2个“日不落帝国”。
到20世纪中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英国日渐式微的国力，大英帝国逐渐瓦解。今天英国和它的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组成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英联邦，但是与大英帝国不同的是，英国再也没法在政治、外交及经济等各方面完全影响英联邦的其他成员。
大英帝国的形成是300多年来贸易、移民与武力征服的结果，期间也有和平的商业和外交活动。帝国在世上传播英国的宗教、信仰、法律，制度、人文、科学、技术、商业、语言、管理模式。帝国霸权帮助英国本土实现惊人的经济成长，并使其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随着英国本土的民主发达，海外的殖民地（除了一些自治领外）的人民大多已经可以决定其政府的政策与未来，包括立法局全面选举和直选布政司。当然其总督仍旧由英国本土委派全权代表英国，直接控制其外交和国防的权利。
殖民地从英国那里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投资开发，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获得英国的法律和政治框架与国际性的语言英语。在殖民地脱离帝国独立之前英国都会试图将它的议会民主制留给殖民地人民，结果并没有全部成功。独立后的英国殖民地大部分都选择留在英联邦之中。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结束。英国还有14块海外领土，16个国家承认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其国家元首而仍然是英联邦成员。
英国的殖民化是以其自身利益为优先考量。英国虽然为殖民地留下更好的基础建设，但那主要是为了方便这些殖民地的货物能够更方便地出口到英国以满足其本土的需要，或是让英国的工业产品更方便地运送到殖民地市场。白人的自治领大多能够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以取得经济生产上的平衡，但是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的帝国殖民地却往往只是工业所需原材料（或农业产品）的供应者，这对这些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藉著英联邦架构接受帮助。另外，为了确保其统治的稳定，同时因为各殖民地内部民族的复杂性，在殖民地时，英国会用“分而治之”、“精英制度”、“以夷制夷”的政策或者直接放弃对当地民族问题的解决而离开，使得像爱尔兰共和国、印度、巴勒斯坦、津巴布韦、肯亚、苏丹、乌干达、伊拉克、圭亚那和斐济等国家在独立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民族冲突。
英格兰殖民主义对不列颠岛屿与法国的扩张
1066年来自法国诺曼第的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之后，加上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关系，英格兰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卷入欧洲大陆的事务。由于诺曼王朝和安茹王朝的君主都来自法国，因此国王们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其法国领土上。到14世纪末，从对欧洲的羊毛贸易发展出来的对外贸易已经成为英格兰最重要的国家政策。
这段时间是英格兰对外征服的开始，包括1169年对爱尔兰的征服，以及1282年对威尔斯的扩张。1296年英格兰对苏格兰的短暂控制在1314年中断，两个地区的真正统一要等到1603年通过英国王位继承法来和平实现。虽然1204年英格兰君主丧失诺曼第的领土，但通过联婚与继承英格兰的统治者还是拥有法国大片的土地，直到1453年最终丧失。从此之后一直到1558年英格兰君主只拥有法国北部的战略要港加来，但是自那之后就连加来港也丧失了。
海外帝国的成长
海外的大英帝国，这里指的是英国人的海上探险以及在不列颠岛以及欧洲大陆以外地区的移民或殖民。其根源可追溯到1485至1509年在位的亨利七世所采取的积极的海洋政策。在理查三世所建立起来的羊毛贸易的基础上，亨利七世创建近代英国海洋商贸体系，并发展英国的造船工业与导航技术。这套体系也为日后的贸易机构的建立创造条件，而像马萨诸塞湾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类的贸易企业为大英帝国海外的扩张做出重要的贡献。亨利七世也下令在朴茨茅斯建造英国的第一个干船坞，加强建设当时还规模很小的英国皇家海军。1587年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在罗阿诺克岛（Roanoke Island，今北卡罗来纳州境内）宣布维珍尼亚为英格兰殖民地。但这块殖民地十分短命，由于食物缺乏、恶劣的天气、海难以及当地原住民的反抗，英格兰很快就不得不放弃这片殖民地。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
1588年，正值都铎王朝的伊利沙白一世期间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大获全胜，正式确立英格兰王国作为海上霸权的地位，虽然之后1590年代几次与西班牙战事的失败暂时挫败英格兰野心勃勃的海外殖民计划。1604年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终于与西班牙签订《伦敦条约》，正式结束两国的敌对状态；1607年英格兰在维吉尼亚的詹姆斯镇建立第一块永久的海外殖民地。在之后的三个世纪中英格兰不断地在海外扩张势力范围并巩固国内的政治发展。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议会在伦敦合并，组成大不列颠议会。
对美洲与大洋洲的殖民
大英帝国的雏形成于17世纪中期，此时英格兰已经在美洲建立多片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包括今后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州、加拿大大西洋和太平洋省份以及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屿，例如牙买加、巴巴多斯及巴哈马等。
盛产甘蔗的加勒比地区高度依赖奴隶的工作，它是英格兰早期最重要、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美洲大陆南部的殖民地则为英格兰提供烟草、棉花和大米，北部则出产毛皮；它们从经济角度上讲没有像加勒比岛屿一样对英格兰有益，但是大片的可耕种土地吸引众多英格兰移民者。
英格兰的美洲帝国正通过战争与殖民逐步扩大，例如通过英荷战争的胜利英格兰获得新阿姆斯特丹（即今天的纽约）。不断发展的美洲殖民地不断向西探索，寻求更多的可耕种土地。七年战争中英格兰击溃法国，并在1760年占领新法兰西的全部地区，使得英国获得北美更大地区的控制权。
随后，澳大利亚（1788年成为英国殖民地，最早是英国犯人的流放地）和新西兰（1840年成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国移民们的另一目的地，而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土著人口也因战争与疾病使人口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锐减60%至70%。这些殖民地之后都实现自治，并是羊毛和黄金的出口地。
自由贸易与“非正式帝国”

英国将军查理斯·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于约克镇投降，庄柏（John Trumbull）绘于1797年。失去美国殖民地象征第一大英帝国的结束。
原本的英国殖民体系在18世纪开始衰落。在辉格党人长期控制国内政治权力的时期（1714年至1762年），帝国对英国而言变得不那么重要，直到一连串试图扭转这种对殖民地忽视的措施（主要包括从殖民地征收更多的税收）引发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至1783年），使得英国丧失其人口最多的殖民地英属北美十三州。
这段时期有时候被称为“第一英帝国”，即17至18世纪英国在美洲的扩张。18世纪开始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扩张则被称为“第二英帝国”。英国对美国控制权的丧失表明，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并不一定对英国的经济获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英国在放弃对美洲殖民地的防务与行政管理之后，很快恢复对美国贸易的支配作用。
重商主义是经济学的理论，指的是国与国之间对财富的争夺，它是英国第一次海外殖民扩张的特色。但是在“第二英帝国”时期，重商主义很快就让位于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
英国从北美殖民地独立这一事件中学到的经验是，即使是在不拥有殖民统治权的情况下贸易依然能够带来经济繁荣。这就是为什么在1840至1850年代英国愿意授予像诸如英属加拿大和英属澳大利亚等白人殖民地自治领地位的原因，因为这些国家的白人们被视为是居住在殖民地的“祖国”人民而已。而英属爱尔兰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它于1801年被并入全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英国。
在这一时期，英国也宣布废除奴隶贸易（1807年），并很快将这一禁令强加到别国身上。到19世纪中英国已经基本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奴隶贸易。奴隶制本身于1834年在英国的殖民地被废止，情况直到1920年左右才有形成稳定状态。
旧有的殖民与奴隶制度的终结是与自由贸易一同实施的，自由贸易原则在1840年左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标志是英国撤销《玉米法》和《航海条例》。自由贸易完全地开放英国市场，也促使其他国家在19世纪中叶开放他们的市场。
一些人会认为，自由贸易的兴起仅反应英国的经济地位，而与任何的哲学观点无关。确实，英国对迫使他国执行某一政策一直比对自己施行同样政策更为热衷。虽然英国丧失13个美洲殖民地，1815年欧洲大陆上拿破仑的最终战败确立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在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无可争辩的经济强权之时，皇家海军则主宰着海洋。始终与欧洲大陆事务保持距离的英国也得以施行旨在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计划，这种海外扩张即通过自由贸易和战略优势建立一个“非正式帝国”。例如中国和波斯正是被包括在“非正式帝国”中，在英国的武力威胁下，这些国家的政府被迫开放市场，并不得不无条件给予英国特权。帝国与“非正式帝国”的扩张为英国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料提供便利，并以此制造更多商品运至世界各地。
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英国是全球唯一的工业化强权，是全球30%工业产品的生产地（1870年）。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能够如此有效、大量地生产工业品，以至其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在运输到外国后其价格依然比外国当地所生产的产品更具竞争力。只要其海外市场的政局稳定，即使没有实施正式的殖民统治，英国依然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益。
在亚洲的扩张
1757年普拉西战役的胜利让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孟加拉邦的统治权，虽然1770年因对该邦过度征税而恶化的饥荒引起英国国内的争议。19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已经几乎控制印度全境。1857年印度起义之后该公司管辖的领土被移交给英国政府直接管理。维多利亚女王于1876年被宣布为印度女皇。
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缅甸和马来亚也被纳入英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从中国人手里夺得香港岛。
英国对中国的兴趣源自18世纪末，当时英国成为中国茶叶的进口国。茶叶进口导致英国方面巨大的贸易逆差，因此英国希望通过从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来平衡开支，虽然这么做违背中国的禁令。由此引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告终。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与法国联手再度胜利，英国进一步获取在华特权。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与中国保持一种复杂的关系。虽然英国获得香港，英中贸易主要还是通过几个开放的中国港口进行。中国人口过多，领土也不小，英国无法占领中国，因此英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因为中国的崩溃意味着其他西方强权就可能与英国一起瓜分中国，而使得英国所拥有的特权地位受到挑战。
同时，英国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过于强大的中国，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国将取消或要求重新协商一些原本签订的条约。这种态度解释了看似矛盾的英国对华政策：一方面协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另一方面却和法国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自由贸易的终结
作为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曾经能够将整个世界作为其原材料的来源国和工业品的出口市场。但是随着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在19世纪这种情况开始逐渐改变，越来越多国家寻求保护其原材料的供应和出口市场。到1870年代，英国的工业产品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强有力竞争。
工业化在德国和美国迅速进行，使它们迅速赶超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到1870年德国的纺织和金属工业在组织结构和技术效率上已经超越英国，并且在德国国内市场上已经击败英国同类产品。到19世纪末，德国甚至开始为当时的“世界工厂”生产这些产品。
虽然无形出口品（如银行服务、保险和船运）让英国不至于出现贸易逆差，其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比例从1880年的四分之一下降到1913年的六分之一。英国不仅只在工业化国家市场的竞争中落败，其产品在欠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也没有占优势。英国甚至正在丧失它曾经所拥有的，对印度、中国、拉丁美洲和非洲海岸等地区贸易上的主导地位。
英国的商业困境因1873至1896年的经济萧条而雪上加霜。因商业衰退所导致的通货紧缩更进一步给各国政府增加压力，迫使它们鼓励扶植国内工业，从而最终导致欧洲强权逐渐抛弃自由贸易的原则（德国于1879年、法国于1881年先后放弃自由贸易）。
这么一来的结果是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双重萎缩。欧洲和之后美国的政府与企业领袖们因此开始将海外的殖民地作为他们新的市场：这些海外殖民地将成为宗主国的出口市场，而他们则被安置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之下，使得其他国家商品无从与宗主国产品竞争。同时它们还依然是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英国虽然直到1932年以前都秉持着“自由贸易”原则，却一边和其它工业化国家争夺海外殖民地，以防原本在其势力范围的地区落入他国之手。
英国与新帝国主义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及后来的爱德华时代的大英帝国正处于鼎盛，但其影响力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大致反映这个年代的黑暗面。
1870年代到1914年一战爆发这段时期内，欧洲殖民扩张的政策与意识形态被称作“新帝国主义”。这段时期内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各欧洲强权“为帝国而帝国”，在海外竞相争夺并巩固其殖民地。
在这一时期，欧洲强权在海外的殖民地总面积达到2300万平方公里。非洲直到1880年代还很少有欧洲人踏足，但在这一时期内非洲成为帝国主义者们主要的目标。但是扩张在其他地区也十分频繁，特别是在东南亚和东亚沿海地区：在这些地区美国和日本也加入到争夺殖民地的行列之中。
1875年被认为是英国进入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水岭，这一年本杰明·迪斯累利领导的英国政府从负债累累的埃及统治者伊斯梅尔（Ismail）手中买入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英国从此巩固这条对英国和印度贸易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运河的控制权。1882年，英法两国对埃及领土的争夺最终以英国人的胜利告终。
对俄罗斯帝国1828年起逐渐向南扩张以至威胁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担心也影响了英国的政策：1878年英国控制塞浦路斯，将其作为保护奥斯曼帝国的据点；在此之前英国还参与1854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并入侵阿富汗。所有这一切举动都是为了阻止俄国进一步向南扩张。英国发动三场阿富汗战争，1842年的第一次英阿战争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所遭受的最惨痛的军事失败，整个英国军队被由俄国所支持的阿富汗普什图族（Pashtun）人击溃。1880年第二次英阿战争，英军在坎大哈被击溃、在喀布尔被包围，最后撤退到印度。1919年第三次英阿战争引起阿富汗部族的起义。
与此同时，在英国的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商人都将正式的帝国视为极其重要，特别是对在世界市场上份额正在下降的英国商品而言。1890年代英国全心全意地采取新的政策，很快成为热带非洲殖民地的重要抢夺者。
在1899-1902年发生的南非战争是英国新帝国主义时期的典型例子，虽然英军很快占领德兰士瓦，但为了镇压布尔人的抵抗，40万名帝国士兵被卷入战争，同时耗费2.5亿英镑。国内舆论开始倾向于怀疑海外扩张的必要性，从此英国开始战略收缩。有人认为政府受到以塞西尔·罗兹为首的在德兰士瓦有黄金矿产的大矿主的影响，所以才会进行这一场战争。这也为之后盛行的“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观点提供证明。
英国采取新帝国主义政策的诱因可能是为了为英国产品和投资寻求更大的海外市场，或者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战略性的先发制人举措，为的是防止现有的贸易通道被别的强权破坏，或防止别国在日趋封闭的国际贸易形势发展下获取更多的出口市场。无论如何，一切都是为了在其他列强兴起的国际环境下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1900年初约瑟夫·张伯伦试图对英国的贸易壁垒法案进行修改却遭到很大的反对并最终被迫放弃，显示即使在英国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英国人还是多么地支持自由贸易的原则。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采取新帝国主义政策其实是其影响力下降的表现，而非其影响力上升的结果。
在印度的殖民主义的演变过程足以警示我们，不应将新帝国主义时代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强权间经济上的竞争视为英国加强殖民地管制的唯一原因。印度正式成为英帝国的组成部分是在1858年，目的是巩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是对1857年印度起义的直接反应，而起义的缘由之一也是印度国内的传统势力反对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许多现代政策所导致。
对非洲的争夺
1875年欧洲国家在非洲两块最主要的殖民地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开普殖民地；但到了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其他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从原先只在经济控制殖民地的“非正式帝国”转变到直接管制。
当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在刚果河下游地区进行殖民活动时，他们其实已经威胁到英国向热带非洲的深入。1884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就曾试图调解强权之间的矛盾，该会议提出以“实际占领”为确定各国殖民地归属的评判标准，而该标准的采纳意味着欧洲国家更加袭击当地的部落和人民以获得更大面积的“实际占领”地。
英国1882年对埃及的军事占领（最直接的起因是为了保护苏伊士运河）同时也起到确立英国对尼罗河地区的控制。这又进一步导致1896至1898年英国对苏丹的征服，以及1898年9月涉及英法两国的法绍达事件。
1899年英国全面占领南非，这项军事行动最早始于1795年对开普的并吞。在侵犯原本是南非荷兰人所统治的金矿产区德兰士瓦以及邻近的奥兰治自由邦后，负责南非事务的不列颠南非公司进一步向北深入，并以开普富商赛西尔·罗得斯爵士的名字将其所占领的地区称作罗德西亚（Rhodesia）。
英国在南非和东非的胜利促使罗得斯爵士和英国驻南非大使阿尔佛莱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提出在非洲建立一个“从开普到开罗”的英国殖民帝国。他们希望通过建造连接苏伊士运河和南非矿区的铁路来实现。但是由于德国对坦噶尼喀的殖民将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切成两半，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非洲殖民地之间只有电报线路畅通，而铁路则无法建造。
虽然是自由贸易最积极的鼓吹者，英国人在1914年不仅成为最大的海外帝国，更是掠夺非洲的最大受益人。1885年至1914年之间英国将大约30%的非洲人口置于其统治之下，而同一时期法国只统治15%的非洲人、德国9%、比利时7%以及意大利1%。英国的尼日利亚一个殖民地就拥有1500万人，是整个法属西非和所有德国殖民地人口的总和。
白人殖民地的自治
随着加拿大（1867）、澳大利亚（1901）、新西兰（1907）、纽芬兰（1907）和南非联盟（1910）相继取得自治领地位，大英帝国已经开始从帝国到英联邦的转变。这些新国家的领袖们与英国政治家们一起出席1887年起定期举行的殖民地会议（1907年后被称作帝国会议）。
自治领之间的外交关系主要由英国的外交部负责，而加拿大虽然在1909年设立外交部，其与帝国内其他国家的关系依然通过英国派在加拿大的总督、自治领驻伦敦的高级专员（加拿大于1880年首次任命自己的高级专员，澳大利亚则在1910年效仿）和英国在海外的外交使节们维系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是代表帝国内所有的自治领政府宣布参战的。
各自治领在外交政策确实上享有很大的自由度，只要其政策不明显违反英国本身的利益：加拿大的自由党政府在1911年与美国签署一项双边自由贸易的互惠协议，最后却因英国保守党的反对而没有获得批准。
国防方面，原本将自治领的防务纳入一个单一的帝国军事框架在1900年以后被证明已经很难维系，因为英国此时开始在欧洲大陆的防务问题上开始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还必须面对德国海军崛起的威胁。1909年大英帝国决定各自治领应拥有其自己的海军，这是对1887年英国承诺澳大利亚以向英国海军输出人力以换取英国在太平洋地区舰队驻扎这一协议的违背。
一战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英帝国完成最后一次的大规模海外扩张。英国经国际联盟的批准对原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和伊拉克进行委任统治，而前德国殖民地坦噶尼喀、喀麦隆部分地区、西南非洲（即今天的纳米比亚）和新几内亚也被划入英帝国的版图（其实西南非洲被归由南非管理，而新几内亚则由澳大利亚统治）。不过一战之后英国在莱因兰和二战之后在西德的占领区就不被认为是帝国的一部分。
虽然英国赢得战争，并从战争中获得新的殖民地，战争的巨大开销使得英国无法继续承担维系一个帝国所需要的庞大财政支出。英国有数百万人死亡，无数资产被毁，其结果是债台高筑、资本市场的混乱以及在海外殖民地英国籍官员人数的缺乏。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在新老殖民地都在高涨，而帝国的参战以及非白人士兵在战争中所感受到的强烈的种族歧视都更加助长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1920年代是自治领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虽然自治领在一战爆发时还无权选择是否参战，1919年结束一战的《凡尔赛条约》，却是由英国和其自治领分别签署的。1922年自治领不再愿意支持英国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迫使英国寻求一个和平的妥协方案。
自治领的完全独立经由1926年的《贝尔福宣言》和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得到最终确立：所有自治领取得与英国的同等地位，英国的立法机构不再有权干涉自治领内部事务，自治领也将享有自主外交政策的自由。1907年在殖民部内设立的一个主管自治领事务的部门也在1925年从殖民部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自治领部，并在1930年拥有首位部门大臣。
加拿大在1923年成为第一个独自签署外交条约的自治领，1927年加拿大向华盛顿派遣第一位永久性的外交官；1940年澳大利亚也派出首位驻外大使。
爱尔兰自由邦在一场反抗英国统治的血腥战争后于1921年取得自治领地位；1937年爱尔兰与英国断绝正式的宪法关系，并在1949年正式成为完全独立于英联邦之外的爱尔兰共和国。原本就独立、直到1922年才被英国掌控的埃及也在1936年断绝与英国在宪法上的特殊关系（虽然直到1956年英国才从埃及撤军）。在1922年成为英国保护国的伊拉克也在10年之后的1932年完全独立。
二战后的去殖民化及帝国解体
20世纪初，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挑战殖民宗主国的统治地位。同时，宗主国越来越关心本土和周边国家的事务，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印度是第一个抓住这个历史机会的国家，之后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殖民地也纷纷效法。英国最终接受这一新的形势，将旧日的大英帝国转变为今日的英联邦。
1947年的经济危机迫使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放弃继续维护英国作为世界一流强国，接受美国的崛起。英国也必须处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但英欧之间扭曲的关系至今没有完全解决。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国的宣战只代表它自己和澳大利亚（当时澳大利亚还未正式接受《威斯敏斯特法案》），而除了爱尔兰（该国在1年前要求英国军队离开其国土，并选择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以外其他的自治领则都分别对德宣战。
二战最终摧毁英国原已开始减弱的经济与财政领导能力，并突显自治领与美国在军事上对英国进行协助的必要性。1942年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John Curtin）史无前例地下令将驻扎在英属缅甸的澳大利亚士兵调回参加保卫澳大利亚的战斗。
战争结束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1951年加入美国主导的澳新美地区安全条约，使得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在太平洋地区新的军事主导力量。而英国本身也从1961年起就试图加入欧共体，并在1973年如愿以偿，削弱英国与其自治领之间原本存在的特殊经济关系，自治领的产品在进入英国市场时从此不再享受特殊优惠待遇。
在加勒比、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而英国几乎从未试图抵制这股浪潮。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法两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和苏联对埃及的支援下被迫结束对埃及的干预。
1947年印度独立，这是印度国大党长达40年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但是印度的独立是以分割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代价的，为的是避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互相的内斗。英国和其他自治领对于印度独立地位的接受是今日英联邦组织的开始。
1948年缅甸也获得独立，并选择不加入英联邦；之后又有斯里兰卡（1948年）和马来亚（1957年）的独立。1948年英国结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以色列建国，此后的几十年间这里一直持续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血腥暴力争端。在地中海地区，说希腊语的塞浦路斯人一直通过游击战的形式希望将塞浦路斯保留在希腊的版图内，与居于岛内、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土耳其人发生冲突，1960年塞浦路斯还是最终获得独立。
大英帝国在非洲统治的结束往往过分迅速，以至新独立的国家无法独立面对独立后的挑战：1957年加纳在10年的民族主义运动后终于独立，之后尼日利亚（1960年）、塞拉利昂和坦噶尼喀（1961年）、乌干达（1961年）、肯尼亚和桑给巴尔（1963年）、冈比亚（1965年）、博茨瓦纳和莱索托（1966年）以及斯威士兰（1968年）也相继独立。
英国从南部和东部非洲的撤军对当地的白人居民有着很大影响：肯尼亚独立后发生的茅茅起义表明，白人土地主对权力的占有已经引起非洲土著居民的不满。南非白人政权的持续存在一直是英联邦的一块心病，直到其于1994年结束种族隔离的政策。
虽然由白人占多数的罗德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随着1964年马拉维和赞比亚的分别独立已经分裂，南罗得西亚的白人（他们自1923年起就一直是一个自治的殖民地）宣布独立，拒绝接受一个非洲人政府的管辖。在南非白人政府的支持下这个罗得西亚政权一直持续到1979年，直到双方达成协议成立一个多数共治的津巴布韦共和国。
在短命的西印度联邦（1958年至1962年）的失败后，大多数英国的加勒比殖民地选择分而治之：1962年的牙买加和千里达及托巴哥、1966年的巴巴多斯以及其他的东加勒比海岛国都相继独立。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在之后的岁月里也相继经历类似的非殖民化过程。在新界99年的租约到期(虽然当年99年等于永久)和中英谈判后，英国也于1997年将整个香港的主权移交中国。
英国当时直到目前仍保有一定海外领土。这些海外领土大部分为位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上的岛国，还有位于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罗陀，位于塞浦路斯岛上的英属基地区，位于印度洋上的英属印度洋领土和位于南极洲的英属南极领地。目前部分国家与英国有领土争端，如福克兰群岛（英国和阿根廷），直布罗陀（英国和西班牙），南乔治亚岛（英国和阿根廷），英属印度洋领地（英国和毛里求斯）。还有部分英国海外领土希望脱离英国并入他国，如百慕大以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想要脱离英国并入加拿大。时至今日，大英帝国已经被英联邦所取代。

谢选骏指出：仔细看一眼吧，大英帝国的版图就像是地球的疮疤。英国统治虽然留下的都是定时炸弹，但是英语作为其主要遗产，却提供了一幅粘合剂，用以弥补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

谢选骏：主权与王权

网文《主权不全等于王权》2010-1-25 说：
学者吕新华比较了高衙内和小旋风柴进，得出结论，“柴进和高衙内，其实可以说是。。。一色货”。理由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容忍什么人来持续地、公开或者是隐蔽地亵渎其尊严”！
这话貌似有理，但屁股是坐在“王权”上的。通常我们讲“国家主权”，不讲国家王权，为什么呢？主字，在王字上面加了一点，就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这一点，小不点，但很重要。
周总理在汉字简化方案里提意见不多，但对国字在初步方案里简化为囯，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囗（国界）里边就剩一个王，老百姓连一点都没有？专家们最后才把那个王，改成玉，多少算有一点，象征象征吧。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所以“国家主权”其实包含国家王权和国家民权两个部分。小旋风柴进亵渎了王权，扩大了民权，高衙内同样亵渎了王权，但同时是在压迫民权。所以老百姓喜欢小旋风，不喜欢高衙内，并不像学者吕新华想象的那么傻，不知道二者都是在亵渎王权。
《王权、人权、豁免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丁林）说：　　
　　马悲鸣兄远行归来，就皮诺切特遭遇的一帖，提到了豁免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到广泛的政治学理论和各国法律，非我能说清。我来涂一帖凑热闹，只能说我略知一二的美国的豁免权，最多带到一点美国体制的娘家，英国。
　　这儿的豁免权（Immunity）指政府官员的一种特权。美国联邦政府采用分权结构，即立法分支、行政分支和司法分支，所以豁免权也有立法豁免权、行政豁免权和司法豁免权的讲究。但是，究其来源，它们都来自于主权豁免权（Sovereign Immunity），或者说统治权豁免权。
　　所谓主权豁免权就是说，统治者，即国家主权的所有者，具有免于民众司法控告的特权。比如说，国家对外战争，“可汗大点兵”，战死沙场的士兵的家属是不能控告发动战争的政府的。美国的各州有一定主权，1795年通过的联邦宪法第11修正案禁止公民到联邦法庭去控告州政府。同样，在历史上，没有国会的同意，美国联邦法庭不接受公民控告联邦政府。
　　这个主权豁免权是打哪儿来的呢？它来源于早期英国共同法体系，这种豁免权原来是王权的一种特权。Sovereign Immunity这玩意儿，在英国应该叫王权豁免权，它的意思是，国王（或女王）是不受被统治者控告的，道理很简单，统治权，包括法庭本身，都是国王或女王设立的，他或她当然不受自己设立的法庭的审判。
　　这儿顺便就要提一提“主权”（Sovereignty）这个概念。在英语里，在这个西方政治学概念发源地之一的英国，主权和王权（或君权）根本就是一个词。在英国，主权和王权至今还是一回事。道理也很简单，英国是君主立宪制，一切在名义上都是王室的。布莱尔是女王的首相，议会是女王的议会，诸如此类，连下议院里反对党的“影子内阁”也是女王陛下的影子内阁。
　　英国至迟从13世纪就开始了贵族向王室争权的过程。1215年的大宪章是一个里程碑。这个持续了800年的过程，总的趋势就是权力的分割和下降，王室权力渐渐削弱，国会权力渐渐强大。权力转移的时候，豁免权也随之转移。这就是国会议员豁免权的来历。
　　国会议员豁免权有着现实的功能。国会是立法的地方，是社会利益平衡和妥协的地方，所以辩论是必不可免的。国会议员豁免权的核心是，议员在议会里面说什么都不受法律的制裁。诸位要是有机会在电视里看到英国下院的辩论，那是很有意思的。
　　这种议员豁免权从道理上说，还是国王或女王出让的一种特权。理论上讲，议会是女王的，虽然她一般是不会来的，但是在议长旁边有着代表女王的权杖。只有议长将这权杖收起来的时候，议员们看不到权杖，表示“女王陛下不在场”，才可以放肆辩论，胡说八道也不要紧了。
　　美国立国的时候，实现的是“主权在民”的原则，费城制宪会议确定不搞君主制，也没有贵族，但是主权豁免权和官员的豁免权却基本上从英国体制上继承了过来，对于官员来说，主要是国会议员的豁免权。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六款规定，国会议员除了犯下“叛国、刑事重罪、破坏和平”以外，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在国会开会期间以及在来去国会的路途上，都不受逮捕，而且，他们在国会的言论和辩论，在其他地方都不受质问。
　　可是，事实上，这一豁免权已经过时，名存实亡。根据宪法条文，犯下刑事重罪，国会议员一样要遭逮捕，受审判，被定罪。当年立宪的时候，这一条最常用的是针对民事诉讼，那时候欠债是要坐牢的，而国会议员在有债务诉讼的时候，可以得到不受逮捕之特权的保护。现在这种特权已经没有用了。而在国会议论和辩论不受问罪的特权，现在你我如果想要，在大街上也一样可以享受到。
　　根据宪法，国会议员的豁免权仍然是一种合法的特权，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国会议员接受贿赂是要受到制裁的。国会议员将国会辩论时的机密资料泄漏到国会外面，是违法的。即使是在国会内部，过于放肆的胡作非为的言论，尽管不受法律制裁，也会受国会同道的谴责。著名的参议员麦卡锡就是受到参议院谴责而身败名裂的。
　　不过，像我国人大和政协在三峡工程审议过程中，主张谨慎的政协委员下届就当不上委员的事情，在美国是不会发生的。
　　另外，就是美国总统的“行政豁免权”。美国宪法仅仅给了立法分支的议员以豁免权，总统并没有宪法明文规定的豁免权。但是，众所周知总统具有赦免任何人的特权，那么，要是在他遭到刑事或民事控告的时候，能不能给自己一个赦免呢？理论上，没有任何地方说过不可以。宪法只规定了，国会发动的弹劾总统的程序，总统是逃不了的。所以，司法界有一种说法是，美国总统只有在被弹劾剥夺了总统职位以后，才能被刑事审判，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被联邦大陪审团认定是“不受起诉的同谋者”，就是这个道理。
　　克林顿总统这八年，又是刑事，又是民事，又是弹劾，一会儿被大陪审团询问，一会儿在苏珊·马克杜哥一案中作为证人接受诘问，几乎每一次都要打出行政特权的保护，有关特权的争议好几次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两百年前定下的特殊的权力分配制度，解释宪法权归最高法院，现在起了令人拍案叫绝的作用。这场连续剧实在是精彩。
　　现在，让我们假设，美国总统派出坦克，在大街上杀了一百个美国公民，其中没有一个外国人。结果会怎样呢？他有杀人的豁免权吗？我们陪着克林顿总统过了这几年，大概不难回答这个问题了。
　　最后，司法豁免权是指什么呢？司法豁免权是指法官不因他们的职务行为而受民事赔偿的诉讼。这种特权至迟在16世纪初就已经在共同法体系里确立了。司法豁免权是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的前提，没有这一豁免权的保护，法官自己就会陷在民事官司里，司法就要解体了。不过，这种豁免权也不是绝对的。根据宪法，法官行为不轨，将遭到国会的弹劾。1984年，在Pulliam 诉Allen一案中，有人因遭到法官规定不合理的取保候审金额而对法官提出民事诉讼，并且成功地在联邦法庭胜诉，得到了几千美元的赔偿。
　　综上所说，所谓豁免权，来源于主权豁免权，植根于历史上的王权。官员的豁免权，有现实操作上的意义，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王权也罢，主权也罢，豁免权也罢，都在随着历史的变动而消长。当今世界，王权式微，统治官员的豁免权也在悄悄地消退。即使是政府的主权豁免权，现在也在逐渐地退让之中。民众受到政府的不公对待和伤害，一样可以在法庭控告政府。二战中被政府隔离的日本裔美国人控告联邦政府并得到赔偿，就是其中一例。在式微的王权（主权）和官员特权的对面，是人权，是每个人，不论贵贱，天生就有的自然权利。人，生来就有思想言论、新闻出版、宗教信仰、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等权利，有得到法庭公正审判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有上诉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当今世界的潮流。
　　五百年前，你要是问，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答案是，那时候只有王权，没有人权。
　　如今，你再问，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历史对皮诺切特的审判已经回答，还将继续回答这个问题：王权压倒一切的时代，将要过去了。
　　这，是我从皮诺切特事件中得到的启示。
　　附录：
　　皮诺切特的启示
　　马悲鸣
　　皮诺切特是智利前左派总统阿连德亲自委任的国家军队首脑。而这位皮诺切特将军却率军发动军事政变，武力攻占了总统府，击毙阿连德，制止住了造成全国大恐慌、资本家企业主们罢工上街示威的“国有化”进程，稳定住了智利局势，并使智利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摆脱了穷国地位。
　　皮诺切特连任智利总统十七年后，由于年老力衰，将政权交给文官，退而任智利终身议员，并享有议会正式通过的终身豁免权。
　　一般正常法治民主国家的议员也都享有很大豁免权。因为国家法典是议员们表决通过生效的。而西方国家的表决肯定不会有中国式的“三千比零”那样的表决结果。一般只要满足简单多数（五十一比四十九），或压倒多数（二比一），至多绝对多数（三比一），就可生效。一旦生效，那么占少数的百分之四十九、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投反对票的议员岂不都成了非法？更何况在一项法案的讨论生成的过程中，议员必须设想出该法律一旦通过生效所可能产生的所有副作用，因此他们的发言不可能有任何忌讳，也因此难免违反某些法律规定的言论限制。
　　举例来说，凡进入美国者都会被要求填写一张表格，问进入者是否共产党员或纳粹分子。如果填写“是”的话，应在被拒绝入境之列。共产党在美国是合法的，但纳粹非法。在讨论是否准许确认的纳粹分子入境的法案时，最后也要经过投票表决。那些投反对票的议员岂非违背了美国的反纳粹法？因此议员都是有刑事豁免权的。
　　皮诺切特是终身议员，所以享有终身豁免权。最近被判死刑的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若在西方法治国家就不会被判死刑。他是议会的副议长，当然享有刑事豁免权。对他最大的处罚不过是吐出全部受贿金额，削职为民。以后如有再犯，因已不再是具有豁免权的议员，才可进行刑事追究。
　　1998年，皮诺切特赴他素所喜爱的英国治病，不料英国司法当局应西班牙法官的要求，扣押了皮诺切特。这里的法理依据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有引渡协议。西班牙的引渡要求英国必须遵守执行，以交换英国提出的引渡要求，西班牙也必须遵守执行。
　　皮诺切特当政时期遭到镇压处决的数以千计的左派激进分子里有一百名左右的西班牙籍公民。西班牙政府提出引渡要求的法理依据是皮诺切特杀了西班牙公民。
　　智利人口主要来自西班牙移民。两国都以西班牙语为官方正式语言。智利人与西班牙人的区别是且仅是两者的国籍不同，也即双方所持护照不同。智利这些被皮诺切特秘密处决的左派激进分子里的西班牙公民，若非认真查看护照，实难分辨。
　　遥想佛郎哥当年，西班牙右派法西斯以其四个纵队和马德里城内的“第五纵队”的进攻，击败了西班牙左派政府和铁托、霍查、谢胡、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作者）等人参加的国际纵队守御的马德里。其故事与皮诺切特1973年的流血政变正可类比。而现在西班牙恢复君宪制的卡洛斯政权正是佛郎哥政权的继承者。
　　从立场上讲，皮诺切特处决的这一百名左右的西班牙籍激进分子，正是为当年的佛郎哥代劳。孰料二十五年之后，竟然是佛郎哥的继任人要求引渡皮诺切特。这不但大出皮诺切特之所料，而且大出我的意料！
　　皮诺切特被软禁在英国达五百零三天，将近十七个月之后，才以年龄过高，不适于接受审判为名将其释放回国。
　　纵观皮诺切特之所为，错就错在杀了这一百名上下的西班牙籍公民。若无此事，则西班牙无由向英国提出引渡邀请。那另外被处决的千名左右的激进分子，都属智利公民。皮诺切特有终身豁免权保护，自然无由追诉。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杀了外国公民。
　　吕留良曾著书，明言“夷夏之辩”才是孔子学说的儒家精义。中国人原来看洋人都是“番鬼”，杀之无罪的。“番鬼”是鬼不是人，自然没有人权。《老残游记》里的酷吏玉贤“玉大人”的原型，后任山西巡抚的著名清官毓贤，就曾将全山西省的外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统通集合起来杀得一个不剩。后来“八国联军”打进来，点名要求清政府将其处决。中国人眼里的“鬼子”大概连美国白人眼里的黑奴都不如。
　　中国一再割地赔款，大都错在这个“杀外国人”上。自家政府滥杀自家百姓，外人至多抗议制裁，无由出兵干预。但若杀了外国人，那可不是闹□玩的。八国联军给了中国人一大教训：轻易不要招惹外国人。
　　胡耀邦曾回忆绑架过外国神父当人质，要挟地方政府。但红军对待被绑架的外国人还是非常客气的，最后达到目的，将其安全释放。
　　在国共最后的大决战中，“革命的两手”也罢，“反革命的两手”也罢，中共严守一条戒律，就是绝对不能碰外国人。中共尽管大骂外国（主要是美国）政府以武器装备和金钱资助国民党，但绝不敢象土改杀地主那样效法毓贤“毓大人”，真动外国人，绝不与外国军队交手。中共的“理由”很充份：我们是打内战，你们外国人别插手。
　　这一招终于逼住美国人无法动手，中共才成功地打败了国民革命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共军仅在渡江战役时曾与英国的“紫石英”号军舰对峙过。双方互有杀伤。中共最高军事当局知道以后，立刻公开下令撤了各级所有与事者的军职。虽然这些被撤职者几乎立刻又调至其他部队原职，甚至提级任用，但这公开的惩罚却明确表示了绝对不与外国人开战的初衷。
　　英舰“紫石英”号后来藏身在一艘长江货轮的侧舷外，驶出长江入海。
　　中共打败了国民党政府，一旁金日成看眼热，也想效法，便在宣传攻势上将一切责任推给南韩以后，突然全线突破三八线，一路势如破竹，直抵南端的釜山。而金日成虽然学会了宣传攻势和军事突击，却没学会中共“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坚决不动外国人，绝对避免与外军开战的大忌，而在釜山全力围打联合国部队所属的英美第八军。
　　外国人岂是好打的？！
　　其结果就是让联军得到了个大口实，立刻来了个“仁川登陆”，几乎把朝鲜人民军悉数歼灭在南韩境内。设使金日成能意会到中共绝对不惹外国人的军事大忌，详细侦察好联合国军驻防地点，突破“三八线”以后专打南韩军，而绕过外军不打。等到围住釜山以后，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强烈要求英美第八军撤走，而绝不放一枪的话，没准金日成的“祖国解放战争”真就得手了。
　　中共从庚子之乱中学会了绝对不惹外国人，结果拿下了天下，便有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要参加朝鲜战争。善打运动战的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真懂这条禁忌的，所以他拒绝挂帅出征。善打阵地战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没记住这条禁忌，挂帅出征，才实地尝了一回外军的厉害。
　　志愿军以数师兵力围打法军一个团，一夜而不能下。天亮敌方飞机临头，只好撤走。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最多只能打掉敌方一个营的建制。而敌方却曾围歼过志愿军郑廷贵任师长的一八零师一个整师。
　　整个朝鲜战争，美军阵亡三到五万人，中国军队阵亡三十九万余人。其中十四万余人埋葬在朝鲜境内。十五万人运回国内安葬。
　　林彪的平型关之战确实比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打得漂亮。但彭德怀经朝鲜战争一役，率先提出了军队正规化的建议。
　　中共“不惹外国人”的禁忌至今如是。「六四」武装驱逐时曾当场抓住个别在现场不走的外国记者。该记者被抓获时的叫喊当即通过卫星发往国外，并被国外传媒广播。国外正等着这位记者受刑的消息呢。谁料不旋踵该记者就被释放了事。
　　台湾的柏杨先生在评价“六四”时曾指责“精英”们“恨不得外国为他们开枪开炮”，并进一步指出：“一位流亡的作家说，‘六四’运动使世界对中国人尊敬，塑造出中国人的新的形像。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六四’恰巧暴露中国人的丑陋面——封建、落后、说谎、野蛮，以及不可理喻，所谓的‘六四’英雄是出产在这种国土上的。如果形势倒转过来，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助其他国家，为其他国家排解纠纷，这英雄才是真英雄，否则，一群引起别人同情的流亡客而已。‘六四’只会使中国人面上无光。”
　　中共严守着“不惹外国人”的大忌，没有犯皮诺切特的错误，所以外国人无由为“六四精英”们“开枪开炮”。“精英”们真是不懂。他们以为迫使中共开了枪就可以激起“全民武装起义”了呢。却没想到应该迫使中国政府开枪杀了外国人，激起外国人为他们开枪开炮。他们才能有所胜算。
　　中国政府至今仍牢记“不惹外国人”的忌讳。最近回国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留洋的老兄入了美国籍后回到北京闲住，仍旧是穿□件白色圆领短袖丁字衫，脚蹬懒汉鞋，骑了辆旧车出门。不料在自行车道上被一辆开进来的汽车撞了一下。他当即指责汽车司机违犯交通规则。而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从来不认错的，所以那司机也不认错。
　　警察过来一看，不说司机，却破口大骂这位骑车的。瞧那骑车的样子，大概不过一平头百姓或下岗职工。而那开车者即使不是权贵，至少也是权贵的司机，谁人惹得起！？
　　这位骑车的饶□挨了撞，还挨了顿臭骂，实在气不过，便要找那警察的上司。警察反问，你有什么资格找我的上司？那骑车的说：我是美国人！不信我给你看看我的美国护照。
　　警察一看护照，二话不说，回过头就去大骂那违规的司机。
　　外国护照还真管用！
　　我劝所有拿到绿卡的国人，还是入了外国籍为妙。至少回国能少受警察的气。
　　回到此文开头。佛郎哥的西班牙和皮诺切特的智利都已经进入了民主化。看来右派流血的军事政变和进攻得手，再和平地进入自由民主是可行的。反倒是左派武装夺取的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没有一个能如西班牙和智利那样和平地进入自由民主。团结工会的波兰也遭到过雅鲁泽尔斯基的镇压。苏联也有“八一九”武装政变。
　　但通过右派流血政变再达到和平进入自由民主的西班牙和智利的问题又出来了。如果西班牙不要求引渡皮诺切特，则政府无法向西班牙选民交代。不管这些被处决者是否左派激进分子，甚至明确的刑事罪犯，只要西班牙司法当局不出面要求引渡皮诺切特，就属于保护本国公民不力，必然要受到选民的质疑，而使现任司法当局面临被赶下台的危险。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西班牙要求引渡皮诺切特接受审判，并非一定能给皮诺切特定罪。因为在民主国家，任何罪犯都有充份的自我辩护余地。只要皮诺切特能证明这些被处决的西班牙籍激进分子犯了智利的死罪，而且西班牙在智利不享有“治外法权”的话，皮诺切特就能获得无罪释放或免于起诉。但已经八十多岁的皮诺切特，体力难以支持长时间的审问，所以最后被英国的大法官们投票表决释放宁家。
　　由此引发智利法庭最近要开庭审判是否褫夺皮诺切特的终身豁免权。一旦皮诺切特没了终身豁免，则难免不遭到被处决的本国激进分子遗属的追诉。
　　当年秦始皇不但侵略成性，打平六国，而且杀人无算，还有“焚书坑儒”，并大量役使人民，老百姓惨死沟壑，最终逼出了大泽乡的揭竿而起。但就因其首创“统一大业”，书同文，车同轨，就被中国的政府传媒赞扬并传诵至今。细说起来，皮诺切特终止阿连德没收私人财产的“国有化”进程，平定国内暴乱，恢复秩序和安定团结局面，促成智利经济发展，摆脱穷国地位，其功劳甚大，远胜秦始皇。
　　中共指责英国政府软禁皮诺切特是干涉智利主权，却绝口不言皮诺切特擅杀西班牙籍的激进分子更是对西班牙主权的严重侵犯。与西班牙有引渡协议的英国当然有权扣押皮诺切特。
　　民运分子则幸灾乐祸，要求国际间效法英国扣押皮诺切特那样扣押到访的“六四”戒严令发布者李鹏，却不知“六四”期间一名外国人也没被打死；连打伤的都没有。故外国人不但无由为“六四精英”们“开枪开炮”，甚至将来共产党真的倒台后，连扣押李鹏，以便将其引渡回国受审的权利都没有。
　　中国“民”“共”双方在缺乏常识这一点上来说，实属一丘之貉。
　　俄罗斯前总统叶尔钦下台后也在国家杜马通过，获得了终生豁免权。而其实叶尔钦炮轰议会大厦与纵容亲属贪污之罪远比皮诺切特处决激进分子更见不得人。更何况俄罗斯经济并没有在他的任内得到显著改善。但在俄国却无法褫夺叶尔钦的豁免权以审判其任内罪行。
　　若能以终身豁免权来交换前共产党官僚叶尔钦交出总统职位给全民再度公决，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来说还是划算的。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下台后也丧失了总统豁免权。李敖便去起诉李登辉，以考验台湾是否真民主，真象西方国家一样的尊重法制。结果被拒绝受理。
　　从前苏联专制政权蜕变出来的俄罗斯和从前国民党“白色恐怖”专制政权蜕变出来的台湾民选政权还是无法与原民主国家智利比肩。

谢选骏指出：论者有说——“主权这词，要查对英文、德文原文。黑格尔的，现译王权。原义似为最高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指国家权力。”

不过在我看来，主权的原义虽为君权神授，但是后来分化为人民主权、议会主权、国家权力等等。所以我在《思想主权》里指出，国家权力来自思想的主权，意思就是“思想决定权力”，此外，欧洲王权与中国王权似乎不同，王本身不具宗教职能，所以祭司的权力不低于国王，而中国的王，本身就是最高祭司，所以中国无法民主化。所以把Sovereignty译为王权，就像把White House译为白宫一样——这是“中文翻译中的帝王意识”使然也，因为西方的王权之上还有神权呢。马悲鸣哪里懂得，正因为外国人的主权和王权之上还有神权，所以他们的世俗力量反而到达到了最高，是中国的主权和王权无法比拟的了。所以说，谦卑才能给人真正的力量，那是来自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