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从学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学

《中共高官们的另类腐败重灾区曝光》2018-02-04报道：　　

近日，中共党刊披露“十八大”以来落马高官的另类腐败，也就是学历腐败。

有分析表示，中共十九大后，中国反腐并不停止（图源：VCG）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报道称，翻查142名“十八大”后中共党政系统省部级以上落马高官的履历，发现落马贪官的高学历“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点多”，不少高官还拥有院长、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等头衔。

调查数据还显示，近半的中共贪官高学历“跨界”。48名博士高官中，有26人跨界，占54%；66名硕士高官中，有33人跨界，占50%。

分析称，中共官员为了更快被提拔，用高学历充门面；学校有了高官学生，办事更容易，人脉更广；企业家也通过这个平台结识官员。由此形成了“权学同谋”利益链。

实际上，中共十八大后，“权学交易”现象有所遏制，但远未能止步。中国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表示，十八大以前，公费支出比较混乱，官员攻读学位的各种开销，可通过各种渠道报销，自己不用花钱。十八大后，官员要读学位得自己掏钱，热情减了大半。

官员学历造假问题由来已久，但屡禁不绝。中国官媒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新闻周刊早在2007年的报道中曾分析认为，打击官员学历造假，必须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并建立健全假文凭惩处制度，从制度上预防“权学交易”。然而，官员学历腐败时至今日仍为人诟病。

谢选骏指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同时也是个官迷，鼓吹“学而优则仕”。结果流风所及，到了现在竟然沦为“仕而优则学”。这都是因为老毛头自己考不上大学，只好凭着杨开慧的裙带关系，到北大图书馆混个管理员干干……嫉妒羡慕恨，发愤造反派！五十年后，终于通过党政军暴打倒了权威、解散了大学，结果却可笑地成了“从学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学”转折关键。我有个同学，都是博士生导师了，还当上了研究所长，竟然还要从硕士学位回补一个博士学位。我对他说——“这样一来，你不是承认你此前的所有研究工作，水平还不如同一专业的一个博士了吗？”这人真是太太太可笑了。不过话说回来，“仕而优则学”并非中共的发明，而是《论语》里明确记载过的。不过当时的顺序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对此，很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既然当了官了，目的都达到了，还需要学习什么呢？现在明白了，为了门面好看一点，为了做更大的官。这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一个官迷社会。呵呵。古今一样的，无可救药了。

谢选骏：希特勒余党扶植北韩对抗中美俄

《太惊人！朝鲜竟然是从德国获取核武技术》（?2018-02-03 法广中文）报道：

国际制裁朝鲜破绽百出，联合国周五揭露朝鲜不顾国际禁令，去年靠偷运禁品获取两亿美元收入；德国情报部门周六又披露，平壤驻柏林大使馆被朝鲜当局当作获取开发核武及弹道导弹的基地。

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负责人——德国国内安全机构保护办公室主席马森(Hans-Georg Maassen)对德国广播电视台(ARD)表示，德国情报机构发现，平壤利用其在柏林的大使馆秘密获取军事技术。获取这些军事技术旨在用于他们的弹道导弹发展计划，但也有部分技术是用于其核武发展计划。

马森的上述谈话被摘要发表，全程采访将于周一国际标准时间21时45分钟在德国广播电视台播出。据马森表示，上述技术可以军民两用。马森还表示，当我们发现朝方在这样做时，我们会立即制止。但我们不能保证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会被发现，他们的每一个企图都会得到阻拦。
根据这家德国公营电视台报道，德国国内安全机构在2016至2017年得到了相关情报。另外，在2014年，一名朝鲜外交官试图获取一种可以用来开发化学武器的物质。
德国指控朝鲜利用驻外大使馆秘密获取军用技术一事，恰好与联合国一份报告指控朝鲜在2017年1月至九月出口安理会禁运产品时间上巧合。根据这份报告，平壤通过非法出口，获取了将近两亿美元的收入。
这一报告还披露平壤在非洲、在亚太地区进行秘密军事合作计划、以及与叙利亚和缅甸在弹道导弹领域开展秘密的军事合作计划。报告揭露朝鲜通过达成常规武器以及反黑客行动协议来偷窃军事秘密。

联合国报告指出，朝鲜外交官继续为朝鲜开发遭联合国禁止的核计划在世界各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为转让武器制造技术提供后勤支援，他们同时为提供军事技术人员以及进行间谍活动提供了后勤支援。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余党扶植北韩对抗中美俄”，这并非耸人听闻。实际上，德国人的仇美心态根深蒂固，巴不得北韩让美国出丑，就像日本人十分赞赏毛泽东进入朝鲜、发动韩战。我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时候，亲眼看到日耳曼人看着金正恩的电视镜头，充满了一种复杂的表情，一种惊讶和迷惑、赞赏和心酸的混合物。大概他们在想，“这些矮小的亚洲人，怎么能够打败征服了我们的美国人的呢？”他们真的好不情愿啊。在我看来，国际制裁朝鲜为何破绽百出？希特勒余党的作用不可低估。

谢选骏：普京落选就当收割人头的司机

《普京落选 就去当收割机司机》（ 2018-02-03 海外网）报道：

2018俄罗斯总统选举将于3月18日举行，被外界普遍看好连任的普京近日开玩笑称：“要是自己落选，干脆去当收割机司机。”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当地时间1日，普京参观一家俄罗斯顶级的农业设备厂，并在场尝试操作最新的联合收割机模拟器。普京还开玩笑称，如果今年的大选失败，他已经为自己找好了接下来的谋生途径，就是去当一个收割机司机。

报道称，该厂的首席执行官看似十分想要雇佣这样一个“有抱负的农民”，并随即回应：“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据了解，普京于去年12月宣布将参加2018年总统大选之后，目前被视为最有力的竞争者。而随着大选日程的临近，普京的支持率也遥遥领选。据早前报道，74%的俄罗斯人曾表示，准备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他。

此次俄罗斯大选，普京也将面临一些“野心勃勃”的竞争对手。据海外网早前报道，俄罗斯共产党总统候选人格鲁季宁近日曾称，自己很有可能会在选举中获胜。此外，普京恩师之女、俄罗斯“公民倡议”党总统候选人索布恰克也曾于1月22日宣布已登记成为候选人，并称无论大选结果如何，都将继续从政。

谢选骏指出：普京上面的话其实暗含杀机，依照我的解读，那就是死亡威胁——如果落选，这个特务就要去当收割人头的司机了！那不仅仅割掉俄罗斯的无数脑袋，还要暗杀世界各国的平民百姓。如此看来，欧亚混血的俄罗斯人还是让他当选为妙。否则想想吧——如果当初英法容忍了希特勒进攻波兰，就不会有二次大战，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了。投降吧，俄罗斯贱奴，投降了普京大蒂就不会割掉你们的睾丸了。呵呵。

谢选骏：葛兆光是装傻还是真傻——满清不算殖民中国吗？

《大清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吗？》（2018-01-27 葛兆光 在土星的标志下）这样说：

最近二三十年里，由于全球史成为历史学界的一大潮流，相当多的欧美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史相当有挑战性的说法：即东方的大清帝国对边疆的政策，和西方即英、法、西、葡、荷等帝国的对外政策是一样的【1】。

从全球史的观点来看，大清王朝对西北的开疆拓土，以及对西南的改土归流，不仅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帝国的殖民地事业没什么两样，都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特别是18世纪全球殖民主义浪潮的一部分。

所以，濮德培（Peter Perdue）用了「征服」（conquest）一词命名他的著作，并说，「清朝的扩张，其实也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全球史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几乎在世界各地，新兴的统一帝国都通过对外军事征服方式来扩大领土，而移民、传教士和商人则紧随其后。」

在这一方面，大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很相似，它们都统治了很多的民族和广大的疆域，只是两个帝国结局不同，「它们都在19世纪末陷入崩溃境地，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分裂成为几个民族国家，而清帝国则被整合为单一的国民政权」【2】。他还认为，大清帝国对西部的征服，如果作为一个全球史的事件来观察，那么，那个时代的Central Eurasia还不是大清帝国以及后来中国的边缘省份「新疆」，各种来自中国、俄国、印度和欧洲的宗教、贸易辐辏于此，在地缘上看，它更在俄国、准格尔、大清三个帝国之间【3】；西北如此，西南也如此，脱开以中国立场界定「中心—边疆」的观念来看，他们认为，西南苗彝也只是被明、清帝国殖民的地域和族群。

美国学者何罗娜（Laura 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业：前近代中国的人种志与图像学》以及乔荷曼（John E.Herman）的《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讲的就是大清如何把西南苗彝族群逐渐变成编户齐民，把西南地区正式纳入大清版图的故事。他们的书名中，都不约而同使用了「殖民」（Colonial或Colonization）这个词【4】。

清帝国对西北的平定是「征服」吗？对西南的改土归流是「殖民」吗？再说得久远一些，古代中国对于周边异族也是「征服」与「殖民」吗？

就像说到「汉化」西方学者不赞成一样，说到「殖民」，中国学者往往也会不高兴【5】。中国学者会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帝国主义欺负，差不多已经成了半殖民地，结果你们还说我们是「殖民」？但我以为应当理解，他们之所以用「殖民事业」这个词，是另有历史观念与学术背景的。如果我们不在道德意义上评论「殖民」的功过是非，而只是把「殖民」当做一个（他们所说的「前近代」）全球史过程，似乎这也无可非议。

通常，中国学者尤其是汉族中国学者不免有这样的习惯：首先会沿袭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观念和「中央—边疆」的视角，其次也会受到晚清以来「五族共和之中国」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种国族意识的影响，再次，甚至还会残留古代「华夷」与「文野」的历史记忆和文明进化论。因此，总觉得这些「苗彝」本来就是中国之边缘，「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本来就是「进于华夏」，仿佛是从野蛮变成文明。甚至还会认为，古代中国的汉族与非汉族，主要也是「平等基础上的互助关系，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但是，「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古代中国就深谙此理【6】，开疆拓土的帝国何尝如此温柔敦厚？被征讨的「蛮夷戎狄」固然被杀戮得很惨，去讨伐的军人同样死伤无算。中唐杜佑就曾在《通典‧边防》中，痛心疾首地检讨盛唐的扩张，他说，仅仅是天宝年间，哥舒翰远征吐蕃，两万人在青海岛上，「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在天门岭讨伐奚与契丹，「十万众尽没」；高仙芝远征石国，在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而杨国忠去打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前后「没于异域数十万人」【7】。

就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也不能同意那种政治化的粉饰说法，1980年初，《历史研究》发表了他写于1962年的遗稿，在这份没有发表的遗稿中，他就说古代帝国统治下的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完全依靠力量对比，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8】。这就像前引文献中所说的，「命将出师，恣行诛讨」，「搜山荡谷，穷兵罄武」【9】。

以清代贵州「改土归流」过程中平定苗彝反叛时为例，清王朝军队在镇雄「连破四寨，斩首二千余，尽焚其垒」，在威远、新平「冒瘴突入，擒斩千计」，在清水江和丹江「潜舟宵济，扼其援窜，突捣其巢」【10】，这种所谓「文明化」过程，毫无疑问就像「殖民化」过程一样，并不只是莺歌燕舞，而是充满了血与火【11】。

让我们回到清王朝是否「殖民」的问题上来。应当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全球史背景下的历史新解释，在国际学界非常流行，这种全球史研究推动了一个新潮流，这个新潮流包括有关中国边陲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12】。而这些有关中国边陲的研究通常有两类，一是讨论中国现在的边疆地区是怎样被整合进帝国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那些西南地区的苗彝是怎样被「殖民」，清朝是怎样「征服西南，进行殖民，实现主权控制」，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原本由「土司」自主管理的「蛮夷」区域，是怎样渐渐成为帝国直接管理的「中国」的【13】；另一类是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角度，重新认识那些华夏边缘的异族，他们是否从人种和文化意义上，就与内地汉族有所不同？他们是否是由于「他者」才逐渐产生「我者」意识，并逐渐形成自我认同的族群？他们在那个时代是否并不认同「中国」或「满蒙汉」帝国？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来讨论民族的「本质性」和「建构性」问题【14】。

那么，清帝国「殖民」说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以为，它就与「汉化」说一样，一半有道理，一半没有道理（或者说，一半可以接受，一半需要修正）。

为什么说一半有道理呢？因为，这里确实有可以引起我们反思的死角。十八世纪前后，世界上各个帝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虽然处在衰落之中，但俄罗斯帝国却逐渐向东向南侵蚀，而大清帝国却迅速崛起，并且向西扩张，过去曾经横行海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国虽然逐渐衰落，但欧洲的英、法、德帝国却在向东方扩张，但正是这种扩张，逐渐引起了各个帝国的挤压和碰撞，挤压和碰撞的结果是，有的帝国萎缩，有的帝国衰落，有的帝国崛起，有的帝国膨胀，这当然是后话。但是，十八世纪中叶大清帝国恰恰在扩张的巅峰状态中，乾隆一朝所谓「十大武功」，其实就是清帝国在「殖民主义扩张」中。

正如前面所说，清代中国版图相当广大，其中边陲的一些区域，并不能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历史上，中国四周的疆域不断变动。过去，中国学者撰写中国史，常常会提及西汉设酒泉等四郡，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一直远征到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也会提及张骞试图经云南通身毒，诸葛亮南征擒孟获，当然更会提到大唐帝国在四裔的开疆拓土，似乎这些地方很早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

其实，古代中华帝国的疆域不断变化，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很多地方一直到唐宋时期还是化外之地，未必就是真的「中国」，更不必说收缩了的宋代和明代—清代直接继承的是明代—西北西南的很多地方，都不在「禹域」之「内」。所谓「西域诸国」，在明代就连敦煌也已经不归中国管辖，所以才有「嘉峪关外即非吾土」之语；所谓「千洞百蛮」，云贵苗彝，基本还是由土司管理，和内地府厅州县这种编户齐民的政府管理还是有区别的。

清代把西域拓为「新疆」，在云贵「改土归流」，帝国在边缘族群的地区派驻军队，设置机构和官员，大量兴办学校，征收齐民的赋税，使这些地方逐渐「从异域到旧疆」【15】，在全球史上来看，确实也可以称之为「殖民事业」【16】。那么，为什么我说「殖民」这个说法还有一半没道理呢？

这是因为当历史研究者使用colonization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来自西方的「殖民」概念引发某种误解，觉得清王朝对于西北、西南的殖民，和英法西葡等西方国家对亚非拉的殖民，无论性质、目的与方式都一样。

之所以我不能无条件接受「殖民」这个概念，是因为我无法简单地把这一「殖民」和那一「殖民」等量齐观，把大清帝国和西方列强在亚洲、澳洲、非洲和美洲的征服当作同一个「殖民」。以「改土归流」为例，应当注意到，明清两代的措施，基本上是

（1）设置官吏，把边陲之地与内地一样「郡县化」，
（2）征收赋税，使异域之民等同内地一样作为「编户齐民」，
（3）兴学设考，让殊方异俗逐渐改造同于内地文化。

因此，以欧洲近代英法西葡荷的殖民来跟中国明清改土归流进行对比，要看到有三个不同。第一，是跳出本土远征海外，还是从中心向边缘的逐渐扩大【17】；第二，是为了掠夺资源，还是纳入帝国；第三，是保持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异质性，还是要逐渐把蛮夷与华夏同质化【18】。

所以，我很赞成西方学者能在全球史的新背景下，看到中西历史确实有相似相近之处，但我也一直在提醒，西方学者也许应当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正如Lee Byung Ho在其博士论文“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所说，中国从明清到近代的国家意识的转变，并非从过去的「文化主义」转变成后来的「国家主义」。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如果说欧洲模式是colonialnational（殖民国家），那么，中国则是patrimonial imperial（世袭帝国）。当然，从清王朝到现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实仍然延续了后帝国时代（post-imperial）的一贯思路与做法【19】。

【1】 诸如平定金川、台湾归来、驻守西藏、安南入贡、平定回部，即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全武功」等，参看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中华书局，1987）。
【2】 濮德培〈比较视野下的帝国与国家：18世纪中国的边疆管辖〉（“Comparingthe Empire and State by Way of Discussing Border Controlin 18th Century China”），牛贯杰中译文，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页37。
【3】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Eurasia （中国西进:清对中央欧亚的征服），“Introdution,” pp. 9–10.
【4】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and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清代殖民事业:前近代中国的人种志与图像学)(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ohn E‧ Herman, Amid theCloud and Mist: China’s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 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对于这两部书的中文评论,见吴莉苇〈比较研究中的陷阱— 评劳拉‧霍斯泰特勒《清代殖民地事业》〉，载《史学月刊》(开封) 2005 年第 6 期,页 83–92;李林〈开化与殖民两套诠释话语的论争与困境〉，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80 期（2013年 6 月）, 页 151–170。
【5】 汪晖曾批评「（中国）殖民论」，认为这种把「殖民主义」套用在中国的清王朝忽略了「清朝帝国体制及其转化过程」，「中国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在历史描述中造成了解释上的混乱」。但是，如果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周边王朝都不承认清王朝为「中国王朝」，清代对于西南也曾有大规模的「移民」（以及军事征服），那么，我并不太理解他所说的「转化过程」究竟为什么可以证明清王朝对西南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殖民」，也似乎没有说明清帝国的「殖民」，为什么与其他帝国「殖民」有本质的不同。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上卷第一部「导论」，页14–15。
【6】 近年来，中国一些提倡「天下体系」、「天下主义」的学者，始终不看这些明显而众多的历史事实，凭着自己的想象，就说古代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建立天下秩序实行的是「德政」或「王道」。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源自五帝之国的帝国概念与古代西方的帝国概念以及19世纪传入亚洲的帝国概念有着显明的区别：前者以德政为中心，而后者则是综合绝对皇权和同一国家的权力形式」。见前引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导论」，页25。
【7】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一八五〈边防一〉，页4980–4981。
【8】 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北京）1980年第1期，页7。
【9】 《宋书》卷九十七〈夷蛮〉，页2399。
【10】 魏源《圣武记》卷七，页304–305。
【11】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界对民族问题逐渐直言不讳，如芈一之〈从实际出发研讨中国民族关系史中的几个问题〉就说关于「融合」和「同化」的说法要分析，「许多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中来，有不同的途径。大致说来，有的是自愿迁进来的，有的是自己打进来的，有的是被打进来的，也有的是通过和亲、经济交流而进来的，总之，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自愿的，也有的是被迫的」。前引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页103。
【12】 关于这一研究潮流，中文介绍参看前引陆韧〈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卷首「代序」，页1–39。
【13】 John E‧Herman, Amid the Cloud and Mist, p.1.
【14】 但是，无论是民族的「本质论」还是「建构论」，在现实中都必须解决一个麻烦的「国家认同」问题。如果各个民族原本就有历史、文化甚至人种的差异，那么，它将如何融入传统帝国或认同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各个民族只是在历史中由于「他者」才产生「我者」意识，从而形成各自的族群认同，那么，各个民族又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和睦相处在一个国家内？帝国时代的统治者或许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或许只要用不同方式分治各个族群即可，因为帝国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其控制。
【15】 参看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省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08）。
【16】 古代中国向来有「酷吏」和「循吏」两个治理传统，这就是「霸王道杂之」。清王朝在云、贵对付苗彝，也同样是这两手，叫「抚剿并用」。
【17】 也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为「陆基帝国」、「内地延长主义」、「内部殖民主义」，见维基百科「殖民」、「内部殖民主义」条目。
【18】 因此，我们会常常认为这是传统中华帝国的「文化主义」策略。我在《何为中国》第六章第二节中曾经说到这一点，不过现在看来，也许这一点不宜强调过头，中华帝国控制疆域和文化影响的扩大，既有「文化主义」策略，即所谓向蛮夷推广华夏文化的一面，也有通过军事行为，即征服与殖民的一面。
【19】 Lee Byung Ho的博士学位论文：“Forgingthe Imperial N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9。

谢选骏指出：葛兆光是装傻还是真傻？看不出来西方汉学家装傻或真傻地抹煞了一个事实——在清朝，汉地才是最大的殖民地。西方汉学家装傻或真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想分离中国各部，就像他们分离了奥斯曼各部一样。但是清朝的情况与其说接近奥斯曼帝国，不如说接近莫卧儿帝国——印度独立以后，大致上也维持了莫卧儿和英国的遗产，巴基斯坦的分离就像中国失去了蒙古和西伯利亚。至于说到明朝的扩张政策，那多少是对于蒙古扩张的一个反向，就像俄罗斯帝国侵略西伯利亚一样，这与满洲对于汉地的殖民是不同的。但问题是，葛兆光怎么会像西方汉学家一样，面对满洲对于汉地的殖民扩张，竟然只字不提，甚至视而不见呢？也许，葛兆光的愚蠢不是孤立的，例如刘晓波之所以发出“三百年殖民地”的白痴言论，就是因为他这个小共产党从小被洗了脑，不知道中国曾被满洲殖民将近三百年的悲惨命运。难道皇天后土就是如此厚待中国人的吗。

【葛兆光，198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2017年7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通知，葛兆光任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专家委员。】

谢选骏：上帝要俄罗斯变成开放社会吗

《上天的警告？ 俄罗斯河水突然变红》（2018-02-01 自由时报）报道：

俄罗斯秋明市有条河流的水都变成红色。（图取自EXPRESS）

俄罗斯西伯利亚秋明市（Tyumen）有条河流一夜之间突然变成红色，让当地人感到相当不可思议，目前当地政府已经河水拿去化验，但还没公布检验结果。

综合媒体报导，整条河在一星期前突然变成血红色，看起来相当骇人，有民众怀疑是有人在河中丢置不明化学物体，或是企业排出的废水，当地媒体甚至指这是上天给的警告，形容血河就如同圣经般的灾难一样。

当地政府目前在沿岸调查是否可能是企业倾倒才会造成河水变红，也将河水拿去化验，目前尚未公布检验结果。

圣经中记载，上帝为了要使埃及法老释放以色列人，降下十灾，其中之一就是让尼罗河变成血水。

谢选骏指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否上帝要俄罗斯变成开放社会，还地于民，让亚洲人回到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西伯利亚呢？

《俄罗斯远东华人消亡史》（2020年07月04日 王明远的博客）报道：

7月1日是海参崴建城160周年纪念日（实际割让时间是1860年11月），也意味着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已经脱离中国160年。但是，这片土地上的华人（中国人）并没有随着领土的割让而消失，直到1938年被苏联用各种手段消灭。这篇文章将介绍，我在海参崴寻找华人在这片土地的生活遗迹的经历。

一、盛况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海参崴来观光，大家都沉迷于享受这里的海鲜，或在教堂面前争相留影，而不知一个世纪以前，这些繁华商业街的建设者、甚至是拥有者都是华人，他们又是一种何等凄凉血腥的形式从这片土地上离场的。

俄罗斯通过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终于得到了两百多年来的梦寐以求的黑龙江流域的土地。虽然，17世纪中期后，俄罗斯占领了大片西伯利亚土地，但是这些地方极寒，又没有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没有多少开发价值。新获得的100余万平方公里的适合垦殖开发的土地，使得俄罗斯真正成为一个两洋国家。今天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70%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于中国的土地上，这片区域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海参崴滨海边疆区博物馆的几个镇馆之宝，图二为金代官印，图三为著名的明代“永宁寺碑”，这些文物都是在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


沙俄政府在新的领土设立了两个大城市：一个是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伯力，来纪念17世纪最早殖民黑龙江流域，大肆屠杀土著居民达斡尔人、鄂温克人的殖民头目；另一个则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是“统治东方”的意思。这两个名字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土著来说都具有很强的殖民侵略色彩。

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以前，乌苏里江以东几乎没有汉人存在，因为这个时候清朝政府把柳边之外的东北土地视为满洲人的私家宅院，严厉禁止汉人进入这个地方。据俄国方面统计，1860年这里只有2000余流动性很强的汉人，他们从事采集人参、捕鱼等职业，还有很多是逃亡的犯人。

为了开发新占领的土地，沙俄政府一方面从欧洲领土组织移民，但是由于这里相距欧洲太远，需要步行一到两年才能达到，所以，移民效果并不明显，从1861年到1881年，仅仅有1.1万欧洲移民达到远东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吸纳中国劳工，以及相当部分的朝鲜劳工。中国移民开始大量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些中国移民多数是山东人，有的通过陆路，从绥芬河进入俄罗斯领土，有的则是直接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达海参崴。

1886年，远东华人数量达到2.75万人，1897年，增加到4.1万人，1911年则为11.1万人。到一战前，远东地区华人应该已经达到20万人左右。这个时期华人约占俄罗斯远东人口的10-15%，由于俄罗斯人多数是军人和垦荒农民，反而在海参崴、伯力这样的大城市，华人占比相当高。比如，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数量为12577人，如果加上大量的候鸟式的华人流动人口，华人在海参崴的比例应该超过半数。

早期华人在海参崴主要从事工程建设相关的行业。富裕的华人担任重大工程承包商，然后延揽贫困华工出任建筑苦力。华人建设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段和著名的海参崴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海参崴的其他重要地标性建筑，滨海州理事会大楼由华商刘寇默承建，电报大楼由桑新云承建，凯旋门由舒彻联承建……就连多数俄罗斯的军营也是华人承包建设的。

在海参崴城市形成之后，华人在商业上也大显身手。1878年，海参崴114家企业中有57家是中国人开的；1895年华商企业数量增至126家，而俄罗斯人开设的企业只有58家，其他外国人开设的企业有16家。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海参崴规模急剧扩大，华商企业也越来越多，1912年，海参崴全市工商登记中，华商企业进一步增加到1089家。海参崴最大商行“昆斯特和阿里比尔斯”合伙人阿道夫.瓦西里耶维奇.达坦在其《阿穆尔沿岸商业历史随笔》调查中写道：“中国人早已从一个角落向另一个角落，进而向全城拓展……从前后左右把其他商铺挤掉失去生计……把整个区域掌握在自己手里。毫无疑问，中国人经济上非常强大，逐渐掌握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

根据笔者在海参崴的考察，20世纪初，海参崴最主要的商业街道和最繁华的城区，的确相当部分为华人所拥有。像今天海参崴最重要的商业步行街——阿列乌茨克大街、斯维特兰娜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的大量商业楼属于蔡氏、邰彩玲、李立浩等有实力的华商。

（海参崴中心商业街上的华人房产，图二为蔡氏的商行，图三为邰文忠承建的剧院，后来成为内务部俱乐部，可以推测，30年代很多对华人的驱逐和镇压都是在这里策划的。）

另一位传奇的华商纪凤台，1901年就投资20万卢布（购买力约相当于现在的5500万人民币）建立起海参崴最大商行之一的K商行，日俄战争后，他组织了1500辆大车、6000匹骡马的运输队协助俄军保障后勤，可见其控制财富的体量。

此外，中国人还控制者远东的近海运输，1910年前后，海参崴港口注册的600多艘商船中，多数为中国人所拥有，这些商船载重量不大，一般在50吨左右，但是中国人凭借价格低廉的优势，使得俄国企业家长期在市场竞争中，无法染指这个行业，直到沙俄国家杜马禁止外国人在远东从事近海运输为止。

（金角湾里的华人商船，以及商船的印章）

总的来说，在帝俄时代，华人与俄罗斯人一同合作开发了远东地区，俄罗斯人是统治者，控制着军政权利和金融、矿产等命脉行业，而华人则在一般性行业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南洋地区欧洲殖民者与华人合作的模式有很大相似性。华人在人口上的庞大占比，也跟英属的东南亚地区人口结构很相似。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历史进程，华人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往这个地方移民，并且以后成为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主要族群之一，海参崴也或许会成为东北亚的新加坡。

二、华人在十月革命前后

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华人带来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张人人平等，废除压迫机器。华人在远东虽然生活的还可以，比国内的同胞好，但是地位明显不如这里的欧洲人。华人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推翻旧的反动统治，用自己的努力获得新生。正如上乌金斯克华人代表大会向苏维埃新政权的信中说的那样：“我们把俄国工人农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事业，把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看作是我们也必须保卫的”。

据研究，全俄境内至少有5万以上的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和此后的国内革命战争。各地涌现出“中国团”、“中国营”和“中国支队”。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是华人辛继武组织的游击队，人数规模达3300多人，活跃在乌苏里江流域，给白匪军沉重打击。当白军占领海参崴后，远东铁路上的华人职工参加了大罢工，严重干扰了白军的供应和军事部署。

十月革命的确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华人的境遇，比如华工的待遇比沙俄时代提高了很多，不再需要忍受监工的鞭笞，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苏联当局还允许设立华人俱乐部，开设华文学校。但是，华人并没有实现他们期待的自由和平等，华人在远东是“商业民族”，自然与新政权消灭私有财产的目标相冲突。1921年起，苏俄当局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

此时，海参崴领事馆向国内报告：“自苏联政府成立，华侨之所受损失数，在华银一千余万元，华侨被害之生命，在二十余人以上，此二种不过指海参威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无案可稽及其他各处所损失之金钱与生命，俱未之计也”。

新政府开始实行户口登记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制度，由于绝大多数华人没有国籍，不能获得供给，生活也日益艰辛。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渐渐背弃了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渐渐走向大俄罗斯主义的道路，对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非欧洲人的、力量较为强大的亚洲民族采取排斥、同化甚至消灭的政策。苏联政府这些民族非常不放心，视其为国土安全的威胁，之后陆续发生全民族遭受驱逐、镇压（如华人）或者迁徙流放（如朝鲜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的事情。

不过，此事苏联正推行一五计划，劳动力短缺的远东还离不开华人。这样大批华人劳工被吸收进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雇佣的工人。据统计，这个时候，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工人中，华工比重为40%，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采矿业、伐木业和捕鱼业等——华人虽然在商业上被排挤驱逐出远东，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仍旧占有一席之地。

到1926年，远东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多。但是这里的华人开始定居，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国家的文化，似乎长期的稳定生活，让华人逐渐从侨居者，向少数民族在转化。

三、血腥的离场

然而，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

如果说之前是采用比较柔性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镇压肃反机构）远东边疆区管理局。

（百万街今昔对比，张宗昌曾经藏匿于此）

由于害怕引起中国抗议，联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

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参崴华人被迫回国。

1937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间谍、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12月29日夜，远东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部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

1938年2月1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1938年2月下旬，苏联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

“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

苏联当局到华侨家中挨家挨户搜查，逃脱的华侨跑到领事馆门前，要求进入避难达一千多人，大家彻夜不归，“群情惶骇，不可言状”。这次被抓捕的华人达2005人。

事后，中国驻苏大使馆对苏联发出最严厉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则辩称华人多数是日满间谍，并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3月下旬，又开展了对华人的第三次抓捕，这次行动更为彻底，内务人民委员会直接在大街上抓人，很多华侨在公交车上就被抓走。抓捕对象也不限于成年男子，妇女儿童也不幸免，很多侨民欲逃亡领事馆躲避，都被中途拦截带走。这次抓捕行动进一步带走3082人。

从1937年底到1938年3月，仅仅滨海州被抓捕人员就至少6000多人，而此前一年领事馆统计华人数量为11000人，半数以上的华人被逮捕。而整个远东地区被抓捕的华人达到11000多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以上。可见肃反已经超越了打击间谍和恐怖行为的范畴，变成了赤裸裸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

这些被抓捕的人是何种命运呢？肃反机关对这些抓捕的华侨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间谍罪名：“被捕之人多有被勒令站住热火锅炉旁拷问间谍口供情事，侨情疑虑恐迟早将不免……被捕华侨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讯致死者”。

中国领事馆提出探视关押人员也不被允许。4月27日至5月27日，内务管理局仓忙编织卷宗，进行审判，最终3123人被枪决。其余被送进劳改营，多数惨死于劳改中，比如，1938年一次抓捕中，以非法越境罪被流放的270名华人，在劳改营中有269人被饿死、冻死，仅有1人因为是厨师幸免于难。那些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中国政府交涉，得以回国。

即使是那些加入苏联国籍，并且政治上积极倾向于苏联共产党的华侨，在镇压中也没有得到宽容。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华人列宁学院180名师生，重点审查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多数经过草率审判就被处决。能够查询到档案的人员，比如学员王维清，原为东北义勇军战士，后成为苏联情报人员，多次去伪满洲国执行任务，1938年被枪毙；列宁学校中级部主任杨兴顺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也在抓捕后彻底失踪。到1938年5月，全校400多名师生中，只剩下89人有人身自由。

（列宁学校的华人学生的自供状以及政治审查报告）

对于经过历次驱逐、抓捕，剩下的8000余名华人，已成惊弓之鸟。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么侨民终于获准乘坐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通过中亚和新疆，回到国内。1938年5月20日，苏联当局通过《迁徙远东华侨的办法》，至7月，远东地区领事馆共组织8025人回国。到1939年，整个苏联滨海边疆区仅剩下351名华侨。

至此，数万人华人聚居海参崴，数十万人聚居远东的情形彻底不再，在继1860年远东与中国切断政治主权关系后，远东在文化上也与中国脱离关系。中国彻底丧失对苏联远东地区的人口、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力，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有所恢复。

（海参崴华人遗物，俄罗斯滨海区边疆博物馆藏）

结语

苏联在1937年至1938年对远东华人的镇压和清洗，在手段和规模上都与同时期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非常相似，甚至更加血腥——纳粹在二战前对犹太的迫害仅仅是驱逐和没收财产，而苏联除了没收财产外，还实行惨无人道的大规模肉体消灭。根据俄国社会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有8500多华人在“大清洗”期间遇害，其中多数应该是远东地区的华人，如果加上死于流放劳改的华人，数量应该在一万人以上，占当时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此高的死亡率，定义为种族灭绝丝毫不过分。

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被整理成一步步历史著作、电影和纪录片，一座座纪念馆，提醒全世界人民不要忘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两万名波兰人在卡廷森林被害的事件，也一再让俄罗斯向波兰人民道歉。而提起华人的这段遭遇，我们却没有一点纪念，甚至是记忆呢？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俄罗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中国人为“黄祸”的阴魂依然游荡在西伯利亚上空。华商至今在远东仍然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官方屡次发生捣毁中国市场的行动，光头党多次发动针对华人的谋杀。因为我们没有记住这段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提醒俄罗斯人记住这段历史，中国人被迫害的悲剧或许未来还可以重演。

我们没必要通过揭露历史来挑动民族仇恨。也深知要维护好中俄两国的政治友好关系，也要看到两国交往中积极的部分。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忘记历史的理由。因为被选择性忽略的不只是悲惨、血泪，还是正义、良知。

参考文献：

《阿穆尔地区史》，冈索维奇著，商务印书馆，1978年。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纳达罗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中国人在海参崴》，聂丽·米兹德、米特里·安洽著，胡昊、刘俊燕、董国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尹广明，《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

谢选骏指出：大家都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黄俄组织”，其实细细考察，中国国民党也是“半个黄俄组织”——孙中山就是一个联俄容共的歹徒，蒋介石也不遑多让，最后虽然举起了“反共抗饿”的大旗，可惜为时已晚。尤其可恶的是，他还传位给他的狗崽子蒋经国这个共产党员，而蒋经国又传位给了李登辉这个狗娘养的共产党员，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谢选骏：中国“旅游黑帮”让俄罗斯“旅游黑帮”红眼

《请求普京出手 对抗中国“旅游黑帮”》（ 2018-02-02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资料图片：中国游客在圣瓦西里大教堂前拍照留念。（AFP）

俄罗斯旅游企业表示，中国人的旅游公司完全控制了中国旅游团在俄罗斯的消费，形成封闭的产业链，使他们几乎无力对抗。

近年来，到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大幅增长，这被中俄官方宣传为加强了两国间的交流友好，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同官方宣传相反，俄罗斯社会对于大量增加的中国游客却传出不同的声音。除了诟病中国游客的举止行为之外，这些中国旅游团运作本身也被当地的旅游公司指责为形成了“旅游黑帮”。

据俄罗斯REGNUM新闻社在2月1日报道，多家俄罗斯旅游企业联合向俄总统普京和俄联邦文化部部长弗拉基米尔·灭金斯基递交请愿信，请求普京出面治理已经形成的中国旅游团“黑帮”式运作体系。

俄罗斯“中国旅游研究室”经理帕利娜·雷萨克娃对此表示，那些仅仅在俄罗斯注册的半合法的以及没有注册的地下中国旅游公司已经完全控制了俄罗斯境内的中国旅游团市场。不要看大街上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俄罗斯从他们身上根本赚不到钱，几乎旅游团所有的消费又都回流回中国。他透露说：“从机票、到租旅游大巴，从导游到餐饮、购物，这些灰色中国旅游公司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产业链，形成了封闭的控制。虽然有些中国人开的旅游公司在俄罗斯进行了注册，但仅此而已，实际上中国游客在俄罗斯花的钱又都被中国人拿回去了。”

圣彼得堡导游联合会主席维克多利亚·巴尔加乔娃女士对此表示，中国旅游公司推出的所谓低价旅游购物使得到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旅游团的每一步都被控制，他们同当地中国人的导游，中国人开的餐馆、礼品店形成联盟，完全控制了中国旅游团在俄罗斯的消费。而俄罗斯的导游和旅游公司却无力对抗，无法改变这种情况。

对于向普京请愿的目的，她表示说：“我们是为了俄罗斯人的工作机会在抗争，在为俄罗斯的税收在抗争，因为大家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的同时，俄罗斯的导游、旅馆、餐馆、礼品店等等根本得不到本应增加的收入。”
据报道，在向普京和文化部长的请愿信中，俄罗斯旅游企业请普京不要对俄中政府间协议附加条款进行修订，维持此前制订的关于“必须由俄罗斯公民才能担任导游”等等条款，不然的话，所有的中国旅游公司目前的灰色或非法运作，可能成为合法，使俄罗斯遭受更大损失。

谢选骏指出：中国“旅游黑帮”让俄罗斯“旅游黑帮”红眼了，因为他们把“红色旅游”带入了俄国，当然，也带到了德国（例如，甚至送了一头马克思的驴像给马客死的故乡，以便招徕中国黄俄红毛子们的生意）以及世界各地。但平心而论，俄罗斯社会还是从中赚到了不少钱，例如签证费、交通费、食宿费、门票钱等等等等，中国旅行团不可能从中国带着水和食物过去吧？俄罗斯“损失”的，仅仅是旅行行业的盈利而已——所以说中国“旅游黑帮”让俄罗斯“旅游黑帮”红眼了——因为俄罗斯也不是一个开放社会，并不存在公平竞争。这就是“马客死驴宁主义的真相”！

谢选骏：股市市值与股市资金的实际比例

（2015年8月26日 首发）

《夺路狂逃！投资者大规模撤离全球股市》（2015年08月22日 华尔街见闻）报道：

夺路狂逃！全球投资者撤离股市。过去一周，全球股市资金流出规模高达83亿美元，为15周以来的最大规模。

全球股市上周上演了一幕幕“灾难大片”，引发投资者竞相出逃。美银美林报告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引发市场更多焦虑情绪，投资者纷纷转向货币基金、国债等避险资产，过去一周，全球股市资金流出规模高达83亿美元，为15周以来的最大规模。

美银美林的报告同时指出，大规模撤离令新兴市场股市基金资金流出规模高达60亿美元，为连续第七周出现这种情景，这也是五周以来的最大撤出规模。新兴市场债务类基金资金流出规模达25亿美元，为2014年1月以来的最大规模。

21日公布的中国8月财新制造业PMI初值显示，该数据正以2009年以来罕见的速度萎缩，从而加剧了股票抛售。上证综指上周累计跌幅达11.54%，为七周最大跌幅。全球股市上周的表现则可能是今年以来最糟糕的。

受糟糕中国经济数据刺激，投资者纷纷涌入避险资产，黄金持续反弹，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美银美林援引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数据指出，上周追踪国债和公债的基金出现25亿美元资金流入。此类基金已连续第七周出现资金流入，为2012年11月以来资金持续流入的最长时间。

货币市场基金资金流入规模达82亿美元，为2014年11月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资金流入。贵金属类基金吸引了1800万美元资金流入，这种流入已经持续了两周。欧洲和日本股市基金资金流入37亿美元，但这种形势可能受到新兴市场资产抛售的感染而不太可能持续下去。

以美元计价，新兴市场股市今年累计下挫15%，货币大幅贬值且多种货币跌至数年最低水平。货币贬值幅度在3%以上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高达17个。

全球股市近来一片惨绿，但分析师指出，股市暴跌对已开发国家的冲击有限，新兴市场的处境堪忧，新兴市场不仅遭遇商品需求下滑的问题，人民币重贬后，出口也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据分析，新兴市场在历经多灾多难的上半年后，下半年处境可能更形艰困：货币贬值、股市与作为经济命脉的商品行情都挫跌，马元与南非币兑美元的汇价更跌至多年来低点。

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的观察重点在9月。市场将密切关注美国数据对联准会（Fed）升息讨论的影响，最重要的是9月初发布的就业数据。投资人也一样注意中国，人民币预料还会再贬值，而人民币的贬值速度将决定新兴市场面临的挑战规模。

《陆股召唤全球股市一片绿，全球股市市值蒸发超过3万3千亿美元》（法广RFI 2015年08月22日）报道：


本周是大陆股市大跌并引发欧美股市下跌的一周，大陆工业产值的不利数字使周五的全球股市一片绿色。

21日，沪指再度重挫4.27%。截至周五，沪指已经累计跌超11%。巨震行情下，A股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

大陆股市危机四伏，欧洲经济不振和一些经济下行的数字都显示全球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好的预期，使得昨天的美国道琼斯和纳斯达克股指的分别下跌3，12%和3，52%，道琼指数重摔超过500点，写下近4年来最大跌幅，道琼一周中已经跌掉超过1000点。

以科技股为主的那斯达克100指数收盘重挫4.3%，2个交易日来大跌近7%，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双日跌幅。

大陆当局闪电放贬人民币，引发新兴市场卖压，已经造成全球股市市值蒸发超过3万3千亿美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

谢选骏指出：这次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可以看见“股市市值与股市资金的实际比例”。

2015年8月17日到2015年8月21日这一周的“股灾”，全球股市资金流出规模不过只有83亿美元，但是，它所造成的股市市值下跌，却超过3万3千亿美元。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是397.59倍数。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股市市值”就像“牛皮”一样，是虚拟的、吹出来的，是典型的“纸面财富”。

而普通投资者，却是用自己的流血流汗的劳动时间换来的真实财富，去交换这些虚值高达397.59倍“纸面财富”的。难怪股票市场上百分之九十五的散户“投资人”最后都会血本无归。“投资”成为“扔钱”的代号，而不是“圈钱”的代号。

2015年5月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消息，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截至4月底合计增加至将近75万亿美元（约100万亿新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主要国家推行货币宽松政策的背景下，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的股价均创出历史高位，这使得股票总市值扩大至可匹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的规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算，201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达74.5万亿美元，而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的统计和全球股价指数推算，全股票球总市值截至4月底达到74.7万亿美元，两者不相上下。

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75万亿美元，这听起来似乎十分庞大，不过拿上面的397.59倍数来除以一下，就发现那里不过只有1886.36亿美元的实际资金存在。除以全球70亿人口，平均每个人的投资不过也就是26.95美元。而说到底，只要有1886.36亿美元的资金流出股市，全球股市的纸面价值将归零。当然，这样的事情很难发生，因为总有些人会在不同的时候出手接盘、投入资金的。结果，股市就成了厮杀博弈的战场。

回到实际面。

据说全球股灾使得富豪身价大蒸发，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统计，2015年8月17日到2015年8月21日这一周的股灾，使全球最有钱的400位大富豪包括“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全球商品交易龙头嘉能可（GLENCORE）以及执行长葛莱森堡（Ivan Glasenberg）等人，财产合计蒸发1820亿美元，而单就黑色星期五这一天（2015年8月21日）其损失就760亿美元。

不过按照上述的397.59倍“纸面财富比例”来衡量，他们的实际财富损失，不过只有1820亿美元除以397.59，或760亿美元除以397.59，分别为4.57亿或1.91亿，平均一个人才损失114.25万美元或47.75万。

接下来的黑色星期五这一天（2015年8月24日），同样根据彭博富豪指数，股市动荡令世界最富有的400人，一日之间身家缩水24%，即1240亿美元！现在他们的财富总和仅为3860亿美元。

按照上述的397.59倍“纸面财富比例”来衡量，这400个家庭2015年8月24日这一天的实际损失不过只有3.118亿，而他们的总共剩下来的3860亿美元，其实只有9.70亿的含金量。平均到每个家庭头上，只有2,425,000。所谓亿万富豪，其实不过是百万富豪而已。其余的纸面财富，不过是各国央行大力灌水注资所造成的泡沫罢了。


附录一

《全球股市总市值增至近75万亿美元 匹敌全球GDP》（2015-05-06 中国新闻网）报道：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消息，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截至4月底合计增加至将近75万亿美元（约100万亿新元），创下了历史新高。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主要国家推行货币宽松政策的背景下，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的股价均创出历史高位，这使得股票总市值扩大至可匹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的规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算，201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达74.5万亿美元，而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的统计和全球股价指数推算，全股票球总市值截至4月底达到74.7万亿美元，两者不相上下。

股票总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衡，被视为衡量股价过热情况的指标，因受到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的关注，也被称为“巴菲特指标”。

全球股票总市值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的1999年，以及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至2007年曾一度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全球股票总市值在2007年10月金融危机前，创下64万亿美元为顶峰，随后便下降。在2013年11月过后，股票总市值终于回到上一个峰值并刷新记录。在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下，日美欧股价持续走高，中国股市最近也因为对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迅速上涨。

附录二

《全球股灾 富豪身价大蒸发》（2015-08-23）报道：

过去1周对全球投资人而言，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以中国为震央掀起的波动如海啸袭击全球金融市场，21日以“黑色星期五”的炫风达到高潮，美股道琼工业指数狂泻530点，就世界级富豪，短短1周身价就蒸发了1820亿美元。

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统计，过去一周的股灾使全球最有钱的400位大富豪包括“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全球商品交易龙头嘉能可（GLENCORE）以及执行长葛莱森堡（Ivan Glasenberg）等人，财产合计蒸发1820亿美元（约5.98兆元台币），而单就周五1天其损失就760亿美元（2.5兆元台币）。

统计今年来全球富豪们在经历“黑色星期五”，光是这一天，财产总额就缩水740亿美元（2.5兆元台币）。

中国富豪受到港股空头及人民币贬值影响损失也不遑多让，26名中国最有钱的富豪1周财产就蒸发188亿美元（约6180.68亿元台币），才刚登上华人首富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光是他1个人身价就大减35亿美元（约1150.66亿元台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