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18年3月31日星期六
谢选骏:人有远虑,必有近忧
《京沪家长为何恐慌?初中毕业 一半上职校》(2018-03-31 任大刚)报道:
久居上海,同学聚会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在陪孩子补课,很难同时有空;即便聚在一起,也迟到早退,原因还是要陪孩子补课。问问京城的朋友,也多如此。
京沪两城,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教育资源,家长和孩子应该是轻松的。但实际上,家长们即便不是第一个跳起来反对“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但起码也可以挤进前五。很多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太矫情了一点?
当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上海的学生,初中毕业后有一半要分流去上职校(去年和今年的中招文件不再提及),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恐慌的情绪能够从初中蔓延到小学,从小学蔓延到幼儿园。
沿着这条恐慌线索,还可以清理出另一条耳熟能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逻辑链:上不了好幼儿园,就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没有好工作。
两条绳索,将京沪两地(其实远不止这两个地方)家长死死捆绑在教育培训的战车上。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目前全国幼儿教育的市场规模约为3800亿,中小学教育(课外辅导+民办学校)市场规模约为6800亿。
下车不玩了,行吗?既不行,也行。
职校恐慌
面对有一半左右的孩子(北京市2017年为约三分之一)将去上职校的升学前景,绝大多数小学和初中的家长是极不情愿的。孩子为了不进职校,压力之大,我甚至听说,有初三学生晚上八点睡觉,凌晨两点起床读书做作业,忙到天亮,吃好早饭赶往学校。
平心静气地讲,一个孩子如果不是读书的料,完全可以去职校学一门手艺。但家长却有三重焦虑:
第一,一个普通高校的学生可以轻松去读职校的课程,但职校学生要去读普通高校的课程,难上加难。同级的各类学校和专业,在学习上是有难易梯度的。家长多不会同意让孩子一开始就选择容易的学校和专业,否则在未来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初中毕业生社会经验匮乏,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做人生规划。选择职校学一门技术,同时也就意味着,将来从事其他工作的门槛是很高的。如果没有继续学习的能力,改行的成本之高,难以想象。
以鄙人的个体经验来讲,初中阶段,一度想去学习屠宰的手艺,毕业时也有上建筑类职高的机会,但都没去,在普通高中混到高三才决定考大学,如果去上职高,很可能就是个小包工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真实意愿,但我觉得当下的工作更符合秉性。
第三,中国的一些职校,风评并不十分好,家长并不十分放心把十五六岁的孩子送入这些学校,他们不担心孩子学艺不成,而是担心孩子“学坏了”。
并且,随着科技加速进步,很多好端端的传统职业,忽然消失了。以汽修为例,现在的汽修专业毕业生,谁能保证他的精湛技术在10年之后不会归零?一些新职业出现没几年又消失了,谁能保证中高职教育能够跟上科技潮流?
一些号称有经验的小学教师会告诉家长,三年级是个“分水岭”,好的就好上去了,不好的就困难了,因此职校焦虑,基本上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弥漫在家长心中。但实际上,我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还得过38分,还是百分制。但谁也不好意思把这种个案拿去安慰一个焦虑的家长。
换汤不换药的重点高中
人人都知道,焦虑的最终来源是高考。
在省区市高考招生总额(比如5万人)基本恒定的前提下,所有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学习,录取5万人,学生拼得头破血流,也只能录取5万人;学生整体分数500分,可以录取5万人,而整体分数提高到550分,也只能录取5万人。
既然如此,为何不选择放平心态,不必去争取那额外而无用的50分呢?答案是多方面的,比如这5万人也需决出高下,因此抬高分数不可避免,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引起的踩踏效应。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前身,始于1978年的重点学校制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项全球唯一的教育制度因有悖教育公平,引起公愤,被迫取消。但重点高中改了个“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名称,作为地方教育的政绩标志,变相得以保留。
仔细观察“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招生就会发现,它换汤不换药,还是先前的重点高中。以上海为例,2017年的中招政策,核心的是这4条:
1、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前招生录取计划为学校招生计划的40%,其中30%由学校推荐,10%为自荐,4所顶级名校的提前录取则提高到50%。初中学校按7%的比例“推优”,参加提前录取,未获推荐可以自荐。
2、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将15%招生计划面向全市学生招生,称为“零志愿”,它由各招生学校根据学校办学条件和近几年实际招生情况自主确定,经市教委协调平衡后下达到各区,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录取。
3、此外是“名额分配”招生,指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将15%招生计划按比例均衡分配到本区初中学校招生的方法。
4、余下30%的名额,则按照中考成绩,根据填报的志愿投档,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这个复杂的招生方案,表面上看,力图兼顾办学的效率与公正,既考虑到办学业绩好(主要是考分高)的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能够招到高水平的学生,也保证这类学校所在的区,不管好初中差初中的学生,都有上好高中的机会。
但如果仔细分析各类招生,就会发现效率与公平之比为85:15,效率优先,略有公正而已。换言之,所谓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如梳如篦,将所有“好学生”搜刮一空,然后宣布自己的教学成果有多好。
毫无意义的竞争
如上所述,在省区市高考招生人数基本恒定的前提下,该区域内任何挖空心思提高分数的举措,均是一种相互践踏的内耗。
我绝不反对学生之间在学习上有竞争关系,正常的竞争是培养学生上进心的重要来源。但是目前换汤不换药,名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实为重点高中的制度设计,不仅人为催生和加剧变态的学习竞争,而且深具欺骗性,表现如次:
第一,任何一届的学生,就全体来看,都有一小部分天赋异禀,他们仿佛生而知之,知识对他们而言几乎一点就通。他们在学习上,并不需要你教师花费多少精力和机巧。
就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我打电话和一个同学交流,他说孩子所在的初中,两三年才会有一个学生考上某顶级名校。这个信息说明,你把最顶尖的学生招收进去,然后宣布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成就体现了本校的教学处于全市最前列,好意思吗?脸皮是不是太厚了一点?
那些顶级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教学团队,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年),能够把本学区排名最后的学校带到中等水平,那就真配得上所声称的实验性、示范性,否则难免有欺世盗名之嫌。可惜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一次这样的试验和示范。
这些学校实验、示范了一些其他什么?只有天知道了。有一条是是实在的,就是重点高中时代的招生特权,实实在在地完整保留了下来。
第二,凡是上过大学的都知道,同一张试卷,同一个班级不同省份的考生,考分悬殊几十上百分都是很正常的,但他们之间并不会因高考分数悬殊而在学习、科研、创新上出现明显差异。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高考分数到一定程度之后,挖空心思再多考多少分,对高等教育而言,毫无意义。
但可惜,目前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大概就是为这种“毫无意义”而设置的。它的意义,不在提高教育水准,而在搞社会分层;它的存在,是让小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知道人分为三六九等。这难道不是家长和孩子共同焦虑的问题?哪怕你是中产阶级!
迎战天下英才
京沪两城聚集的各种资源,一向冠绝全国。伴随着入世,海量外资进入,两城迅速成为财富高地,就业首选之区,户口已经无法限制外来人才的进入。在今天,京沪两城非户籍外来人口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他们占到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左右。
京沪(包括深圳、广州)青年子弟的竞争对手,一半是外来人才。与此相反,在别的二线及以下城市,一个当地的青年子弟的职场竞争对手,绝大多数是本地人。
人才竞争是全方位的。一个上海本地的复旦学生,他的外地同学毕业后,可能百分之八十以上留在上海工作;一个上海本地的高职生,他在酒吧做调酒师,但外地来的高职毕业生,同样会对他的职业产生强大的竞争力。京广深同样如此。
京沪广深就业市场足够庞大,但工作岗位的竞争烈度,新兴产业的淘汰频率,恐怕远高于其他城市。相应地,工作对人的要求,也要比其他城市高。
先前京沪青年热衷于通过留学移居海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不仅涌进京沪的全国人才持续暴增,而且海外留学(包括京沪两地青年子弟)逐渐出现就业定居两难,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回来的人首选也是京沪广深。
我曾经看过一个海龟的文章,她之前只是在上海做过短暂停留,对外国同学谈起去向,她的回答是“回上海”。现在的竞争格局是,一个京沪本地的青年子弟,不仅要迎战全国的优秀人才,还要迎战为数众多的“海龟”。
此外,由于收入上涨,港台青年才俊进入大陆工作越来越多,首选地也是北上广深。
这就是一个出生和定居在北上广深,并在那里上学读书的孩子的幸与不幸——你从小的生活环境,可能比别的地方的孩子更优越,但是一旦长大成人,那些优越的环境未必属于你。
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轻易走下教育培训这辆战车?城市的禀赋就在那里,未来的竞争格局就摆在那里,多少家长可以舒一口气?
一点曙光
有没有缓解焦虑的可能?肯定是有的。
职校招生需要改革。
比如孩子初三毕业愿意上职校,你尽可以去;但不愿意去的,何必硬要画一道杠强迫他去?他完全可以去上普通高中,上到高一、高二跟不上,知道考普通高校有多难,他随时可以去上职校。
何必一定要强迫一个屁事不懂的未成年人选择将来的职业取向?为什么就不能等一等,让他们心智更为成熟一些,再让他们做出选择?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有民办高中,职校生也可以参加高考。第一,尽管高中阶段不是义务教育,但作为一个纳税人且是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二把手,理应给予公民更大的教育选择权,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家去接受哪一种类型的教育?第二,在一个普遍没有什么文化学习氛围的班级环境里,高考又有多大胜算?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必须改革。
最近,上海出台改革方案,决心在2022年,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50%至65%的招生计划采用名额分配方式下达,由市和区教育行政部门分别分配到有关区和初中学校,并明确这种招生计划其中的70%将分配给不选择生源的每所初中学校,这一比例将逐步扩大,以促进初中学校均衡发展。
北京的类似改革在2014年就开始进行了,其他省份也在最近一两年着手类似改革。总的趋势是,大幅提升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按人头比例面向全体学生投放招生指标。
这样做的好处是,逐渐解除压在小孩子身上“一分压死千万人”的魔咒。此外,也可以逐渐改变薄弱学校人人厌弃,教育资源逐渐均衡,减少变态竞争,维持正常竞争。
但成人社会的竞争是永恒的。
最近两年,很多二线城市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并生发效果。京沪两地因种种原因,人口导入趋缓,甚至开始减少。
这是有原因的。高端人才对住房更有迫切要求,两地高房价,已经成了比户口还管用的驱使人才外流的利器。事实上,我已不大敢像10年前那样,建议那些刚走出校门的外地青年学子到北京上海闯一闯,因为住房难题太大,再说他们自己的老家与北京上海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
但毋庸多言,人人都知道人才对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最新出台的上海吸引人才的办法,除了优待户口准入等这些特别金贵的东西,还专门提到要帮助解决住房。如果这条措施奏效,那么人才竞争的烈度不会减缓。这对维持整座城市的竞争力当然是好事,但对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个体来说,即将到来的竞争,不会让他们感到轻松。
世上没有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很多政策措施,也不过是缓解人的痛苦而已。但能够把人从地狱拉到人间而没有能够推进天堂,也是极好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罗里吧嗦讲了半天,却只现出了“人有远虑,必有近忧”的狼狈,我想告诉那些千方百计规划孩子未来的家长,你们的努力也许适得其反——因为争取自由的精神,会把孩子推向你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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