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共和党红州就是共产党红区

海外华人札记《生活在美国“红州”：得州还值得“安利”吗？》（By Zhan Juan 2023年4月27日）报道：

和很多人一样，政治气候曾经并非我在选择移民目的地时的首要考量因素。我曾经热情向身边有意移居的朋友推荐得州：房价低廉、学区不错又不太卷，“你都感觉不到自己身在红州”。但这两年，我开始反复问自己：“得州到底还能不能待了？”

在休斯敦市政厅举行的反对州参议院第147号法案的集会，该法案禁止中国公民在得州购置房地产。

搬来得州休斯敦的前几年，频频有在国内想要“润”到美国，或者住在美国东西海岸、想迁居南方的朋友跟我了解这里的情况，我总是如数家珍：房价便宜，卖一套北上深的老破小或者加州的“小黑屋”就能在这儿买套3000尺的大房子；学区不错又不太卷。末了我会强调一下，我们这些城市越来越国际化，唐人街也越来越热闹，“你都感觉不到自己身在红州”。不过最近我已经放弃了休斯敦推广志愿者的角色，如果再问我，我的开场白会是“这儿毕竟还是在红州。”

很多华人在移居美国时可能并不会把政治气候作为首要考量因素，我也曾是如此。但随着美国两极分化日益严重，选择生活在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的红州还是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蓝州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越来越多人离开民主党控制的蓝州，迁往更保守的南方州，主要移居这些州被农村包围的蓝市，比如得州的奥斯汀、达拉斯或者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这是大卫·布鲁克斯在时报一篇观点文章中讨论的现象。这也符合我的体验和观察。随着越来越多公司搬迁总部或是允许远程办公，我们社区搬来了不少从外州来的新邻居，包括通常喜欢住在沿海大城市的华人。

布鲁克斯在文章中总结认为，红州蓝市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所在的州亲商、房价低、税收低，而所在的城市又能提供多元化的宽松环境和就业机会。我觉得还不只是如此，南方有一种慢悠悠的温润气息，这里的人也不紧不慢、温和厚道。

我曾反复跟朋友们讲述2021年得州遭遇极地寒潮导致大停电时邻居们守望相助的故事。那年冬天，通常气候温暖的得州温度陡降，为了避免电网完全崩溃，各地轮番拉闸限电，影响数百万家庭，我们小区在气温降到零下11度的情况下停了一天一夜的电和暖气。当时，家里有燃油发电机的邻居主动打开家门，邀请其他人暂住；有的邻居砍了柴火，整整齐齐垛在门前，让人们免费取用。多亏了这些柴火，我们一家人才得以裹着被子围在壁炉前烤着火、煮着粥度过了最寒冷的一夜。

在邻居的帮助下，我们熬过了这场灾难，但很多人没有。这场大停电造成得州数百人丧生。死亡鲜明地发生在我的身边，停电的第一晚小区论坛传来噩耗，一户越南裔家庭的外婆和三个年幼的外孙点燃壁炉取暖，不慎引起火灾而遇难，最大的孩子11岁，最小的才五岁。

感动和感慨之余，总得有反思和改变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得州电网是红州反对政府监管的典型，这个电网跟美国主要电网断开，推崇绝对的自由市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机制确实可以让居民以低廉的电费度过得州的炎夏，可是在极寒天气中整个州缺乏维护的能源管线冻结，毫无储备，其他电网爱莫能助，最后就是一场滚雪球般的崩溃。尤其让人失望的是，我本以为得州居民受了这么多苦、死了这么多人，应该能带来一些政治变革，促使得州领导人对电网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结果却完全没有。考虑到未来这样的极端天气可能会更加频繁，我的很多邻居们都因此新添了发电机。但我很纳闷，如果一切责任都由个人承担，那么要政府做什么呢？如果人人都得花成千上万买发电机避免自己被冻死，那得州生活成本低廉的优势还存在吗？

这两年，我开始反复问自己：“得州到底还能不能待了”？不管你能努力为自己营造出多么温暖的小环境，终究无法抵挡住大环境的肃杀。得州通过了一项几乎禁止所有妇女堕胎的法律、周边各个红州紧随其后，我特别焦虑，咨询了我女儿的医生，想要了解能不能在她成年后做皮下埋植避孕，医生说她得到的类似咨询“疯狂”增加。美国还掀起了一波图书禁令，得州的禁书数量排在首位。同样，得州还在拟议立法禁止中国公民购买房地产上开了个头。最近这个州的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法案，要求在公立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里张贴十诫。

布鲁克斯在文章中乐观地认为，红蓝混搭能带来成功和活力；不少读者也在评论中推测这种人口迁徙最终会让部分红州翻蓝。我倒是有点担心，随着2024年大选揭开序幕，红州可能还会更加保守。最终的结果也许是像我这样的居民咬牙剁脚搬家，而更多新移民从一开始恐怕就不敢选择在这里读书落脚了吧。

谢选骏指出：张贴圣经十诫是个好事，但人为制定禁书目录却不是好事，这可能导致极权社会的来临。类似的实例是“目前中文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承载着中国第一代网民青春记忆的“天涯社区”已经无法打开，官方未给出关闭的理由和可能恢复的时间表。天涯社区曾是中国最活跃的网络社区，涌动着互联网诞生之初所特有的自由和开放气氛，我自己曾在天涯杂谈、莲蓬鬼话和娱乐八卦等版块收获了许多快乐。转眼间，很多人在这个社区留存的文字或许将永久地消失在网络黑洞里。人说，“在天涯社区之前，我的记忆曾经在微信丢失过一次。2020年新冠疫情之初，我的微信个人账号突然被封，丧失了所有社交功能，连晒娃的照片也无法导出恢复，很多联系人也就此失散。当时我最不愿意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做了什么才会导致账号被封’。黑箱审查之所以拥有如此大的威慑力，不正在于对方可以基于任何理由删除任何他们不喜欢的记忆吗？时报最近的报道指出，中国已经开始从控制科学研究开始改写新冠叙事，而在这之前，人们对于新冠的记忆也已经因为无数个帖子和报道被删遭到篡改。”我看，红州反对政府干预，虽然不像红区；但在某些方面却很象红区——真是为什么？

《报告称中国搜索引擎有超过6.6万条内容审核规则》（STEVEN LEE MYERS 2023年4月27日）报道：

据多伦多大学网络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称，审查最认真的是微软的搜索引擎必应，这是在中国运营的唯一一个外国搜索引擎。

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众所周知，但一份报告量化了审查的程度，发现了超过6.6万条规则控制着人们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的内容。

报告表明，中国的审查机制不仅变得更加普遍，而且更加隐蔽。包括必应在内的搜索引擎已经创建了算法来“硬审查”被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搜索，不提供搜索结果或将结果限制在选定的来源，这些来源通常是遵循共产党路线的政府机构或国家新闻机构。

“如果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你可能得不到任何结果，但如果你的搜索受到这种自我审查，那么你看上去像是得到了正常的结果，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公民实验室高级研究员、报告作者杰弗里·诺克尔说。“你获得的结果仅来自一些事先批准的网站。”

该组织的研究人员研究了八个提供搜索工具的网络平台：搜索引擎百度、搜狗和必应；社交媒体网站微博、抖音、哔哩哔哩和百度知道；还有电商巨头京东。

所有这些平台都受到广泛的法律限制，长期审查犯罪活动、淫秽、色情、暴力和血腥内容，此外还有几乎所有被视为威胁共产党统治和社会稳定的政治、种族或宗教内容。

最近还扩展到限制诽谤国家英雄或烈士、非法代孕以及有关北京新冠疫情的误导性或虚假信息。

每家公司都建立了机制来遵守政府不断变化的限制。

报告发现，微博对“中国间谍气球”的搜索结果加以限制，这样一来，寻求了解美国2月击落侦查气球事件的人只会看到来自中国官方信源的信息。

百度曾屏蔽所有关于以下内容的搜索结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在习近平3月访问莫斯科前几天发布的对俄罗斯总统的国际逮捕令。

报告称，中国科技公司采用的规则比必应更多，必应是中国允许的为数不多的外国科技平台之一。但与百度相比，必应的规则范围更广，影响的搜索结果也更多。一般来说，他们还限制来自更多域名的结果。

微软发言人凯特琳·罗尔斯顿表示，公司将就报告的发现做出调研，但尚未对其进行全面分析。“我们正在直接联系公民实验室以获取更多信息，以便我们可以进行必要的进一步调查，”她说。

微软是少数仍在中国运营的外国科技公司之一，它承认在中国运营需要遵守中国的审查法，另一些公司——尤其是谷歌——拒绝这样做。

微软在中国的处境常常令人担忧，该公司的产品面临当局的打击。2019年，必应本身被短暂屏蔽。2021年，微软以监管和竞争障碍为由，在LinkedIn进入中国7年后关闭在该国的业务。

诺克尔说，这项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论点，即外国科技公司在限制审查制度或政府的其他要求方面无能为力。例如，中国已表示将限制人工智能在聊天机器人中的运用，微软已经为必应推出了这样的聊天机器人。

“仅仅使美国科技公司能够在中国开展业务，并不能解决我们希望在中国解决的任何审查制度问题或更大的人权问题，”诺克尔说。

谢选骏指出：共和党红州就是共产党红区——因为两者都在进行思想扼杀；比尔盖茨创建的微软还是思想的头号杀手。虽然这个电脑老贼自己的是蓝的，他的政策却是红的……因为比尔盖茨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吸血鬼，他怎能不是红的？

《福克斯新闻是如何帮助瓦解美国右翼的》（MATTHEW DALLEK 2023年4月24日）报道：

对于福克斯新闻来说，多米宁-福克斯案的和解是一个清算的时刻。

是的，鲁珀特·默多克、塔克·卡尔森、劳拉·英格拉姆等人都避免了宣誓作证。但是，该案中大量令人震惊的披露表明，福克斯及其商业模式是如何与共和党乃至几十年来的右翼政治传统相互作用的。

在多米宁诉讼案曝光后，可能不那么明显的是，福克斯的许多人经常在多股深层力量的作用下行事——此案本身很有可能正是由这些力量触发。

福克斯是一种另类政治传统——其最臭名昭著代表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的约翰·伯奇协会——的宣扬者，同时又被它所淹没，在这一传统之下，极右翼几十年来一直在孤立主义、种族主义、专家和专业知识的价值、暴力言辞和阴谋论等核心问题上挑战主流保守主义。

共和党和美国右翼对极端分子的防范能力从来都不是特别强，但即使他们设置的防护措施这些年来也都在减弱。福克斯帮助瓦解了美国右翼。

现在的问题是，福克斯支付给多米宁的钱，以及福克斯在法庭上的声明——其中承认，法庭发现其节目中播出的“有关多米宁的某些说法”是“虚假的”——是否会对这些势力起到约束作用。随着这起案件的曝光，防护可能至少部分得到了修复。但仍然非常不稳固。

就在上个月，甚至在福克斯面临审判，而且该台黄金时段主持人们——尤其是卡尔森——虚伪而恶意揣度的言论被一再揭露之后，卡尔森依然说，2020年的选举是“对美国民主的严重背叛”——然而正是他曾在一条短信中说，唐纳德·特朗普等人对多米宁软件的指控是“荒谬的”。无论什么形式的限制，要恢复起来恐怕都需要数年。

让这种恢复更加困难的是，福克斯观众的观点并不算很特殊。这些观点根植于这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尤其是极右翼的传统和文化，由于技术、社交媒体和经济激励等多种因素，这些观点已经现代化和主流化。

酝酿了数十年的美国政治结构转变——选民的担忧以及美国经济、文化、保守派政治的趋势，尤其是媒体的趋势——为极右翼壮了声势，使福克斯更加偏激。

多米宁的诉讼暴露了一个令福克斯纠结多年的别扭问题：福克斯与观众之间，究竟谁带领谁？

对于福克斯来说，这是一个商业问题；对像多米宁这样，发现自己往往因为该电视台主持人传播的不实信息而成为阴谋论攻击目标的公司也是如此。然而，即使作为一家私营公司，福克斯的行为也对这个国家的公共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20年大选结束后，在特朗普及其律师的一系列谎言灌输下，福克斯的观众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共同体，他们认为自由派敌人窃取了选举，摧毁了美国。他们都秉守一套为极右阴谋论火上浇油的准则：国家的主要敌人来自内部，阴谋是由有权有势的精英策划的。

这种偏执在美国右翼有很深的根基。麦卡锡主义就是如此，它指责国务院的叛徒“弄丢了中国”，把它拱手让给共产主义。这句话引起了约翰·伯奇协会许多成员的共鸣，该协会在20世纪60年代如日中天，致力于将共产主义从美国生活中清除出去。当时的伯奇协会也支持今天的福克斯观众认为有说服力的观点：针对美国的阴谋是由自由派、国务院那帮人、记者和其他精英精心策划的，目的是摧毁这个国家。

在福克斯的披露信息中，还能发现一个规律：就像卡尔森、英格拉姆和肖恩·汉尼提私下里驳斥“弥天大谎”，却在公开场合把自己的节目时间留给特朗普的阴谋论，一些伯奇协会的人质疑或淡化该协会创始人、退休糖果制造商罗伯特·韦尔奇的阴谋论，同时仍然忠于伯奇的使命，并且坚持不懈。

韦尔奇指控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共产党特工的消息传出后，伯奇协会的广大成员团结起来，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美国当权派——表示厌恶。圣地亚哥分会的15名成员向总部承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支持你们。”至少有一些伯奇协会的成员可能对韦尔奇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存有怀疑，但他们仍然与韦尔奇结盟，为他辩护，与福克斯的许多节目主持人对待特朗普的方式如出一辙。

极右翼阴谋论暴露了离奇的极端主义思想，但他们的传播者往往至少有一只脚是用美国主流文化支撑的。由拥有主流资历的人推动的边缘想法似乎就不那么离谱，而是显得更可信。许多人忘记了，或者根本不知道，卡尔森几十年来一直是主流媒体的一员，包括在CNN和MSNBC任职的工作经历。在成为福克斯的全职员工之前，他曾在2009年告诉CPAC的听众，右翼需要一个真正的新闻机构——他以《纽约时报》为例——来对抗左翼，一个不只是“评论新闻，而是挖掘并且制作新闻”的实体。

这个悖论在伯奇阴谋论者中浮现出来。许多早期的伯奇协会成员来自全国制造业协会；其中一位创始人曾被《密尔沃基哨兵报》(Milwaukee Sentinel)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者。伯奇阴谋论者们在美国军队服役，在国会任职，在重要学院和大学任教，领导美国一些最成功的行业，从事医生、小说家、演员、牧师和出版商之类的工作。

这些理论也说明了与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非正式契约，在这种契约中，牵强附会的想法有了信誉，因为它们得到了包装、易于推销且显得亲切。历史学家罗伯特·戈德堡在2010年对阴谋论者的评价可以适用于福克斯的明星和高管——他说，阴谋论者是“在寻找客户的企业家，商品的销量决定了他们的死活。”

上一代的平价阴谋论书籍——比如《没人敢说出这是叛国》(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和《没人敢说出这是阴谋》(None Dare Call It Conspiracy)——成了畅销书，伯奇协会的成员们知道如何向大众推销它们。

正如戈德堡所言，“阴谋企业家”拥有“高超的商业技巧，他们的演讲都是精心编写的”。从多米宁案的披露可以看到福克斯的高层有时如何来扮演这个角色。

伯奇协会成员的经历与当今的福克斯及其观众之间有一个的关键区别——共和党有时愿意并且能够把伯奇协会成员及其想法边缘化，让那些想法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边缘地位。如今，共和党似乎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监督那些极端观点：它无法控制一个传播伯奇式观点的全国性扩音器，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无法控制像福克斯这样的公司将这些观点变现。

像许多精明的企业家一样，福克斯的明星们是在销售产品，以便满足一种需求——而且他们做得很熟练，有时显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正如我们在2021年1月6日看到的那样，极右翼阴谋论的支持者袭击了美国国会大厦。令人不安的是，它的生存与观众的愿望和信仰密切相关。

特朗普最近在汉尼提和卡尔森节目上的露面也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段时间，福克斯希望摒弃特朗普，或者至少把他边缘化。但自上个月特朗普在曼哈顿被起诉后，卡尔森欢迎这位前总统回来接受友好的采访——而卡尔森曾在短信中写道，他“强烈地”厌恶特朗普。

有关福克斯新闻诽谤案，你应该知道的

尽管如此，福克斯在法庭上承认了某些不实说法，并同意接受金钱惩罚，这或许会损害其经济营收，让高管们在公开播出谎言时有所顾忌。在多米宁和法庭的追责之下，福克斯可能会受到遏制。鲁珀特·默多克和新闻集团的其他领导人可能会在新闻和意见人物之间竖起一道更坚固的墙。

约翰·伯奇协最终变得如此极端，并面临着足够的限制，以至于作为一个组织，它逐渐消失了。这是一个熟悉的模式。极右翼经常走向极端，以至于其吸引力下降，并将自己逼到角落。

福克斯的和解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问责时刻。但总算聊胜于无。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知，红蓝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正如共产党和国民党也是互相为表里的，甚至极权主义也是起源于自由主义的——其中的转化关键，都在于“有利可图”。只要有利可图，纽约时报和福克斯新闻，也就可以站在同一个战壕了。因为对立双方的较劲，无非在于争夺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