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网络更新

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3年6月30日星期五

谢选骏：网络时代的写作已经结束

《网络时代的写作——探讨与展望》（任晓雯

Fri Feb 2, 2001）报道：

你千万不要把清晰的景物误以为离得很近。这感觉就像站在山脊上，越过一大片森林眺望远山的目标。远处的山峰离得如此之近，似乎你伸出手去就能触摸到它。感觉就是这样，除非你置身于树林之中，开始披荆斩棘走向那座山峰。

--"Paul Saffo and the 30-year Rule," Design World, 24(1992):18

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它不仅仅再是一种单纯的提供信息的手段，而是越来越多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在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一些传播学家就一直在预言，在下一个十年中，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网络将通过某种正如未来学家乔治·吉尔德所称的电信电脑——一种将电脑、电信和个人电脑的特性混合起来的新装置，给几乎每一个人带来一个能提供交互信息、娱乐、购物和个人服务不断扩展的世界。1

新技术的发展及所引起的改变，确实使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我们根本不可能高度精确地预言科技变革结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集中我们的焦点。我今天探讨的是：网络时代的写作。首先我要理清的概念是：什么是"网络时代"。

网络时代

在今天的世界上，变革可能看上去似乎发生得非常快，但是对于历史记载的研究已经表明，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美国未来学家保罗·萨弗认为：至少在过去五个世纪里，新思想完全渗入一种文化所必需的时间数量，一般约为三十年。他把这称之为30年法则。

第一个十年：许许多多的兴奋，许许多多的迷惑，但是渗透得并不广泛。第二个十年：许许多多的潮涨潮落，产品向社会的渗透开始。第三个十年："哦，又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项标准技术，人人都拥有了它。 2

如果根据30年法则，我们今天还未完成电脑网络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完全渗透。也就是说，我们仍未进入一个叫作"网络时代"的阶段。事实证明，我们之所以有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感觉，是因为有更多的新技术在同一时间出现。正是这些成熟技术的出乎意料的交叉冲击，创造出我们都感觉到的强力加速。

然而，不可否认，即使是在新时代的前奏阶段，新技术的出现、发展，及其与成熟技术的交叉冲击，也使我们感觉到了巨大的冲击波。我们即将面临的时代，并不是像过往大多数时代那样，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缓慢繁衍递变的过程，这个时代的发展，是突发的、具有爆炸性与革命力度的、甚至是断裂的。这种强大的冲击力，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激烈而彻底。

那么这个新时代究竟将何时、何地到来？三十年、更长或者更短？或者所谓"30年法则"只是美国的三十年？事实上，我们很难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界定这个"新时代"，我们的改变是猛烈的、然而又是参差的、渐近的。"网络时代"，与其说是一个时间概念，勿宁说是一种思维方式、意识状态。这种界定冲破了一种传统的在时代问题上的元信仰，即假定时代是自我包含的统一体或前后一致的整体。既然这个时代是与技术休戚相关的，那么它的衍变也必然与生产力、技术等因素紧密相联。而这两种因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千差万别和在时间维度上的瞬息万变，又使对这个时代作时间上的整体界定显得困难。因此，不妨借用福柯的观点：我们不应将现代性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an era），而更应将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

从电脑书写谈起——镜映效果、文本的非个人化

互联网时代，电脑写作使敲击键盘代替了执笔手书，速度的成倍增快使书写具有了某种一泻千里的快感，思维因书写过慢而受阻的现象也大大地减少了。这使得写作比以往更接近"心想手书"的同步状态，也使写作者能更好地捕捉稍纵即逝的意识流；而且，熟练的键盘操作使"手书"成为一种近似于无意识的行为，"手书"意识的减弱，使作者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心想"上，这样的写作状态更自然、更真实，并减少了书写意识过强时易造成的理性对于初始情感的扼杀。用马克·波斯特的话说，就是"作家与他／她所用的词语之间的相遇方式是短暂而立即就会变形的，简言之，是非物质的。" 3

（手写或打字写时）一旦这些字从头脑中的意象转化为字形再现，它们就变成其作者的敌人，与他／她对抗，抵制他／她想改变或重新调整它们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在电脑上写作免去了从思想到字形的转化过程，却又达到同一目的。4

马克·波斯特称这种现象为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也就是电脑书写类似于一种临界事件（borderline event），其界线两边都失去了它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电脑书写处于划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界限上。镜映效果使得书写主体双重化。由此可见，所谓"镜映"，简而言之，就是人类"在机器可怕的非物质性中认出了自己"，当书写的阻碍趋近于零时，人们在电脑面前看到的是自己。电脑书写者会发现，机器的能力竟然与人脑的能力类似，甚至在某些地方已经超越了人脑的能力。

当然，这样的写作也存在着缺点，最明显的是：它使文本非个人化（depersonalizes）了。手稿作为原始件是具有价值的，手稿的增删、文本的衍变、笔迹的变化……可以看出作品被制造出的整个过程，也就是形成文本的物质化过程。手稿的每一笔都会在纸上留下印迹，纸张的空间是有限的，增删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而键盘上的写作却具有了极大的随意性：字符可以被随时修改，字段可以整段整段地删除或者移位。而屏幕上显示的，永远是最后一稿。没有过程、没有历史、所以也无法提供作者思路的衍变以供比较。

电脑化文字处理和作者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主体的其它方面。作者是一个个体，一个在书写中确认其独特性的独特存在，他／她通过其作者身份确立自己的个性，从这个程度上讲，电脑可能会搅乱他／她的整体化主体性的感觉。电脑监视器与手写的痕迹不一样，它使文本非个人化，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使图形记号失去个人性（de-individualizes）。5

我们已经没有理由把键盘敲出来的诗稿再称为"手稿"了，一摞摞压箱底的手稿，此时用一张巴掌大的磁盘便存储完毕。再也没有因纸张的变黄发脆，而产生的历史感。一切都是不可查的。我们无法研究作者写作的时间，心境，没有了作品以外再可玩味出的人的东西。磁盘记录的方式也不可靠，数字化的病毒，人为的误删改都会对诗稿产生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形下，作者肯定不会有对"手稿"的珍视态度。手写／印刷时代的人对手稿的态度令人感动，他们甚至表现出对手稿极色情的冀望，一种在绝对私人化的时空里对手稿的自我欣赏和幻想。数字化的文稿丧失了人格魅力，作者同作品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简单，没有了文化上的外延。6

网络里的写作——文本、作者：改变抑或消解

如前所说，磁盘取代了手稿，这是传播技术的一大发展。用传统的概念来讲，一张光盘，具有它自身的物理和化学构造，而现在它的更重要的因素都不是这些，而是通过二进位制代码的转换延伸出来的虚拟的"内容"。这是过去非技术时代所没有的。以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它的"所指"是什么？是一种实体物质呢？还是虚拟影像？语词的差异性原则又将如何面对呢？

虚拟现实（VR）的概念改写了我们很多的观念。更多的事物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虚拟"这一概念，今天，可触摸的或视觉意义上的物品在全球经济模式中已处于次决定（under-determined）的位置，主决定（determined）的位置已让位于不可见的贸易及流通过程，人们可以避开物品而从事各种与之相关的活动。那么，我们现有的文学艺术单概念边界的延伸是否能跟上科技发展带来的这种概念的拓展呢？

在互联网和电视占主流的大众传播时代，我们阅读观赏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大多是在各种媒体上，很少有机会才能看到"原作"，许多人永远只能看到"媒体文本"（media text）或"电子文本"，这是一种当代现象，即第二文本或第N 文本反而变得比第一文本更重要，"原作"的意义处于次级的位置，而"流通"的意义处于更突出的位置。现在，大量的读者包括专业读者接触更多的是媒体文本和复制的影像，一个事件真正显得重要往往是也是因为媒体的作用，如克林顿性丑闻事件。这样我们（读者）看到的与原事物有差异的，而由原事物触发的意义也可能会随媒体的运作过程而发生"质变"。

除了大众传播时代文本一模一样的复制生成外，在互联网中，第一、第二……甚至第N文本又具有网络独有的特征：那就是：写作的不定型。第一文本和第N文本完全可以是不同的（所以网络上会出现"原始版"、"修改版"、"最终修改版"、"完整版"等名词）。常规的文学作品一经印刷发行，就已定型，广大读者读到的也只有同一个版本，要等到再版时才可能进行修改。但是网络上的创作却是随时可以更动的，网络作品是电子化的这个特点本身就决定了网络作品有永远的可修改性，作品永远以草稿的形式存在，网络作者有责任和权利对这些自己的东西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改造。无限度的可修改性会使网络作品在短时间内失去可靠的文献意义，但是，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各自的可修改领域中很难发起真正的文章论战，而论战一般只能在BBS这样的有修改权限制的地方出现。

信息方式不仅改变了文本的存在方式，淡化甚至消解了"原作"的意义，而且，电脑化的文字处理、网络传播和作者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同时改变了写作主体的很多方面。

一般而言，电脑写作容易比手写篇幅来了得长，而相比之下的不简炼、欠斟酌也是其作品目前的一个普遍问题。如前所述，手稿修改会留下修改前原文的痕迹，这使得反复比较成为可能，而电脑写作过程中的修改相对更感性一些，屏幕上永远留着最近一次修改过后的文字，作者很难认真比较出某处修改了三四遍的文字，到底是哪一遍比较好，通常只能凭大概印象。

网上信息资源的极大丰富，使得作者有机会获得开放性的阅读：历史的与现时的、国外的与国内的，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并置在同一平面，这种开放式的阅读方式使作者避免了只受单一思维意思的影响，于是，地域色彩减弱了（当然，城市化也是原因之一），创作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也减弱了，甚至趋近于无。

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潜移默化的。此间，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常规化效果。这种新型的写作方式所引起的主体性的新形式很快就会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不具新意的了。

信息方式的诸多方面，诸如电脑书写，导致了差异，但这种差异被压抑和反驳，被否定和抛弃，以便努力维持一种稳定的常规性。人与新的经验有机融合了，因此人也就接受了已经改变了的环境，而同时又否认发生过任何发生。这种常规化或现实效果有助于让人过日子，尤其是当这种日子与以往的独子大不为同的时候。7

电脑书写还以另外一种方式颠覆了作为中心化主体的作者，即它引入了集体作者的诸种可能性。

LINUX软件工程的操作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人做出了内核，然后公开代码让其他人修改和提意见，接着，更多的人参与进行了功能程序补充，终于把这个系统用网络协作的方法做成功了。甚至，在操作系统的领域已经对龙头老大——微软公司——形成了一种很大的竞争威胁。那么，这种操作手段在网络文学创作上也一样适合，网络协作和可修改性如果可以在某种契机中得到发挥，那么在网络上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品种也不是没有可能。

现在已有许多合作性文字的处理方法：一张磁盘可以在不同的作者间传来传去或邮来邮去；两个或更多的电脑可以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交流；区域网可以给不止一台电脑提供同时进入一个文本的可能。在这些情形中，集体加工很方便，在某些学科中这种作法已很常见。电脑为集体作者提供了一种非同步的同时性（nonsynchronous simultaneity） 8

这种众手相传的集体创作似乎让我们依稀回望到了过往的史诗年代。以众口相传为主要特征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其实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是一个去芜存精的过程，这一时期的文学，所展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共性；当文学史发展到文人创作的阶段时，作者的个性就从共性中脱颖而出了；而如今，网络上的联手创作，是不是又让我们听到了消解个性、突出共性的新民间文学的前奏呢？也许这一天，便会真正到了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的年代。

众语喧哗背后看不见的主流、写作的卡拉OK化

网络似乎带来了"无限的"民主：挣脱了由杂志、评论家、出版社、书商等因素构成的传统体制的束缚，网络时代的写作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欢呼雀跃，一派众语喧哗(raznorechie, heteroglossia)的勃勃生机。

而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网络时代众语喧哗的现象背后。我们将看到的是强化了的、还是削弱甚至瓦解了的主流意见呢？

在电视传媒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传播学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培养理论。其中心思想是：电视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稳定、散布某种社会规范，使人们的意见趋于与主流意见一致。

在互联网时代，话语权力被重新分配，人们似乎得到了更多的民主，平民与王孙拥有同等的权力，能在网上畅所欲言，施加自己话语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民主。

无限扩大的因特网上，天文数字般的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着，但是所以信息都是由持一定观点的人或人设计的软件程序输入的。这些信息分布在网络的无数站点上，敲入关键词后会出现成千上万的网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能调用主要的，而主要的大型综合网址一般都是各国权力组织的数据库。因此，网络的交互性究竟赋予了用户多少权力，值得讨论。9

而退一步讲，假定网络上不存在任何影响他人的议程设置，每个自由表达意见的用户绝对没有主动影响他人观点的企图，也会出现"沉默的螺旋"现象，即：在网络上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

因此我认为，互联网上的"众语喧哗"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的背后是依然强大的主流效果。

那么什么是网络写作的主流意识呢？

首先，方法的不同有时会导致本体的不同。"手稿时代"的严肃的写作者，大多都珍视文字，勤于探讨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的本质、存在的本质、世界的本质等等。而"数字化的文稿"的作者是生活在虚拟环境中的一代，他们在虚拟的空间用虚拟的身份对话、交流、阅读、受教育。这种数字化生存往往会使人淡忘对本质之类问题的探讨，很简单，Byte就是本质，数字就是本质，一个叫比尔·盖茨的人和他危及全球的公司就是本质。因此，"数字化的文稿"往往会更多地注重现在时，它们解构历史，甚至漠视文化，使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像一场全民狂欢的卡拉OK。

其次，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大众媒体的无孔不入，为精英意识的瓦解有力地推了一把。网络时代是制造英雄的时代，但也是消解英雄的时代。制造的英雄是科技英雄、经济英雄，科技和经济是推动网络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网络时代的英雄们在其中推波助澜。

而写作，无论是作为一种职业还是出于一种爱好都越来越趋边缘化。网络时代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以往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要么大彻大悟地平民化，要么成了独善其身的现代隐士。这是因为，"大众"的存在，是英雄、权威存在的前提，一个不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英雄不是英雄；一个不被大多数人理睬的权威也不是权威。网络的诞生和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刷术霸权受到的巨大冲击，加速了文化"小众时代"的大量。传统的三大媒体都已将传播策略由广播转向窄播，而被人誉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更是一个重新分配话语权，消解知识权威与精英的场所。

探讨与展望

在发生巨大改变的时期，正如我们所体验的那样，我们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处在混乱状态之中。"混沌是变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混沌的系统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是说，它们表明，几近无穷无尽的变化使得长期预测的模式无法可言"。10

写作在技术手段变革日新月异的时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仅关系到网络这项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也与人类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网络时代写作的变化是一系列变化的原因或结果，其自身就处于一个混沌系统之中。

比如，一些变化是写作自身、而并非网络带来的：人类传播信息方式经历了：视觉文化、听觉文化（直观的感受、"看的精神"）→概念性文化（"读的精神"）→新的视与听的文化（"新的看的精神"）三个阶段11 ，所谓"读图时代"的到来，使文字越来越趋于边缘，多媒体和可视形象也许会成为未来人类表达的主体甚至艺术形式的主体。

又比如，参与网络写作的年轻人群体的发展变化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网络写作的走向（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目前网络写作的主体）。这是一个复杂的、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问题，何况这群人正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任何仅仅根据表面化的不同而做出的历史断言和预测都极有可能显得轻率。所以，就如米德在《文明与承诺》中所提到的，首先应该是学习、理解、投入、其次才是判断。任何不经认真思考就以预言家身份出现的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很多都是源于某种错觉。就像我在篇首语中所提的那样："你千万不要把清晰的景物误以为离得很近。"

因此，我这篇文章只能说是对当前某些状态做一个并非全局性的探讨、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些有保留的展望。但是，一点是值肯定的：网络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它正在并将越来越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书写则是一个在后现代语境中非常值重视的对象，将两者放在一起思考，必将是一种有意义的思考。

参考资料：

⒈ [美] 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edia 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⒉"Paul Saffo and the 30-year Rule," Design World, 24(1992):18

⒊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局2000年版。

⒋ 任晓雯、林剑：《遗失手稿的时代》，http://mind.rongshu.com/xrzjrxw.htm 。

⒌ 陈力丹：《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原载《国际新闻界》98年5月刊，P.18。

⒍ 葛鸿雁：《关于视觉传达设计学科名称的思考》。

注释：

[美] 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edia 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P.5，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0年1月版。

"Paul Saffo and the 30-year Rule," Design World, 24(1992):18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0 。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0-151。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3。

任晓雯、林剑：《遗失手稿的时代》，http://mind.rongshu.com/xrzjrxw.htm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3。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P.154。

陈力丹：《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原载《国际新闻界》98年5月刊，P.18

[美] 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edia 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P.23。

葛鸿雁：《关于视觉传达设计学科名称的思考》。

谢选骏指出：二十二年之前的作者还不懂得，所谓“30年法则”就是“甲子纪年”、“七十年周期”之半——看看现在，网络时代的写作开始不过二十多年，但实际上已经结束了——AI登场，“人工智能的写作”已经取代了“网络时代的写作”。所以，我们是“网络时代写作”的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了。

谢选骏：中国的正当权益就是要领导美国

《布林肯访华：习近平会晤美国国务卿促“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BBC 2023年6月19日）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于6月19日于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五年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称，中国“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但“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习近平称期望“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

习近平星期一（6月19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布林肯时说，知悉布林肯先后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中国外长秦刚举行过“坦诚，深入”的会晤，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达成共识”，“这很好”。

布林肯回应说，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相信美中两国“有义务和责任管理好彼此关系”，这样做符合两国利益。他其后进一步对媒体记者说，中美双方均同意须稳定双方关系，而直接接触是最佳途径，但美国将继续采取针对性行动保护美国国家利益。

BBC驻北京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分析，习近平这次并未事先张扬地会见布林肯，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锦上添花，发出了北京与华盛顿均希望制止中美关系走下坡的信息。

习近平会晤布林肯的安排在举行前数小时才对外公布。

麦笛文说，虽然王毅将当前中美关系僵局归咎于华府，要求美方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但至少在某程度上恢复了高层沟通，为更高层接触铺平道路，习近平显然要向中国人民传达“北京要与华盛顿接触”的信息。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Susan Thornton）接受BBC连线采访时指出，从外交礼宾惯例上说，一国元首接见外国外长确非常态，但习近平曾会晤多任美国国务卿，美方也曾安排总统会晤中方外交首长，因此习近平会否会晤布林肯获得了广泛关注。

布林肯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中说，他在与中方的会晤中提到，美国无意在经济上围堵中国，也没有兴趣将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

布林肯还说与中方谈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朝鲜、台湾、东海与南海局势等议题。美方呼吁中国帮助争取在乌克兰实现“正当和平”，又提出中国应对平壤发挥影响力，制止朝鲜试验弹道导弹等“危险行径”。

布林肯又称向重申华府“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希望改变台海两岸现状，并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行为表达关切。此外，他也向中方提及对新疆、西藏与香港人权问题的“深切关注”，也讨论了在华“不当被扣”美国公民的处境。

布林肯提到，华府欢迎更多中国官员来访。中国外交部在美方记者会结束数十分钟后宣布，外长秦刚将应邀访问美国。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晤中对布林肯说，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对中美关系现状感到担忧，不希望看到两国冲突对抗，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期盼中美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两国应该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好中美关系，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

习近平说，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对方，更不能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坚持2022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把有关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

2022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之际碰面，这三小时的闭门会后中美都透露了哪些信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接受BBC采访说，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北京希望透过布林肯访华实现中美双方深入交流，真正改善两国互信。

王勇教授说：“中美之间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但非常遗憾的是中美双方尤其是美国方面，不能正确的认识中国对外政策的动机，对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对美国的影响，没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认识，这就是导致当前中美关系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方面是愿意跟美国坐下来，要想出办法来解决问题来，我想这个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也符合双方的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

中美近日还因“古巴间谍站”争端而互相指责。

总部设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智库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研究中心（CREAS）主任方娴雅（Theresa Fallon）对BBC评论说，中国愿意与美国对话，更大程度上是源于自身经济从新冠疫情恢复情况不如预期。她认为中方对美方的表态——例如指控美国等试图围堵中国——主要是要给国内受众有所交代。

方娴雅说：“有关电脑芯片的制裁深切伤害到中国经济，中国内部目前有诸多问题：中国经济没能像众多分析人士预期一样，享受到新冠疫情后的‘报复式消费’，人们还在紧握钱包。”

“这样的叙事成为了方便的借口：要不是这些西方制裁试图把中国捂住，一切都会很好。”

随团到北京采访的BBC驻北美记者安东尼·泽克尔（Anthony Zurcher）说，尽管美方将这次与中方恢复高层接触视为成功，并显得兴高采烈，他们还是承认两国之间存在着更大规模，更棘手的分歧。其中，台湾毫无疑问是争议最大的一块，足以从口舌之争升级到全面枪战。

泽克尔说，在美中双方均表达了让两国关系正常化、稳定化的意愿之际，两国同时具有注定发生冲突的各自利益。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全在于如何管控分歧。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都不懂，中共的“正当权益”就是要领导美国。

《習近平「獨坐主席位」接見布林肯美中官員坐兩側》（編譯高詣軒／即時 2023-06-19）报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當地19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雙方會議畫面曝光後可發現，習近平獨坐在橫排中央主位，左右兩直排的美中官員則各以布林肯、王毅為首分坐，與以往很不相同。

據中央社報導，習近平以往採會議形式會晤單一國家外賓時，會議桌多半擺設為左右兩直排，而習近平會坐在直排居中位置。若是一般會見，則會將沙發以圓弧型擺放，習近平和來訪賓客中位階最高者，會位列最前端的兩張沙發。

習近平與布林肯於19日下午4時30分會見。習近平表示，布林肯和中共中央外辦主任王毅、中國外交部長兼國務委員秦剛進行了長談，雙方的討論「坦誠深入」，而中方「表明了立場」，雙方同意共同落實他與拜登總統（Joe Biden）過去在峇里島所做的共識。

習近平肯定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取得進展，達成共識，並說國與國交流「在乎尊重，以誠相待」，希望布林肯這次訪中，能為穩定兩國關係發揮積極作用。

會晤習近平布林肯轉述拜登立場：美中有義務經營兩國關係

布林肯記者會重申「一中政策」關切中國在台海挑釁

否認脫鉤說布林肯：美中經濟關係至關重要

習近平見布林肯稱雙方取得進展、達成共識「這很好」

谢选骏指出：中共的正当权益就是领导美国——獨坐主席位、接見布林肯，美中官員坐兩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若是不能领导美国，那岂不是太烂了。

《习近平布林肯会谈场面犹如王朝式外交再现》（法广 2023-06-19）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会谈的场面引起争议，央视画面显示，习近平独坐首端横排中央，美中代表团官员则分坐左右两侧，对这种不对等的外交场景，有网友评论：“群臣排两旁皇上坐中央，天朝架势”。

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以往会见外宾时大都是左右对坐，至少显出“主客平等”。这次与布林肯会面的场面令人诧异。如果说主人有意怠慢客人，从会谈气氛，至少从口头上看，似乎也不完全像，习近平讲话时称，中美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达成共识，“这很好”。他还说国与国交往要“相互尊重，以诚相待。”

但这种不对等的主客座位安排，到底是习近平乐意，还是手下的殷勤，无从知晓。但“唯上”，处处巴结最高领袖的风气，随着习近平权力达到顶峰，官场阿谀之风也步步高，甚至突破了底线。被视为“中南海大秘”的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蔡奇就是捧习高手。有人猜测，这样的场面安排或许出自他的手笔？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段习近平与布林肯会面谈话中，习近平原话明明是：“希望国务卿先生这次访华，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央视发表的文字稿改为：“希望你这次访华，……”把“国务卿先生”删掉。第二人称，在中文语境中，要么在国宾相见等外交庄重场面，互相以“您”称之，要么真的是老朋友，均以“你”称之，总之应对等，方显平等尊重。央视特意以“你”取代“国务卿先生”，居高临下，令人生疑。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让观察人士大惑不解，戴不戴口罩似乎也与官位大小相关？习近平与布林肯会面时，习近平不戴口罩，布林肯不戴口罩，至少在中方的意识里还不至于抹杀布林肯是美方代表，可以与习近平“平起平坐”，其他美中官员一律戴着口罩，概莫例外。美国官员本来不戴口罩，也只好“入乡随俗”。

原来这是中国官场的“规矩”，回过头看，周一上午布林肯与中国外交首席长官王毅会谈时，王毅不戴口罩，其余中方官员一律戴着口罩，美方这面，布林肯不戴口罩，所谓“一对一”吧，其余美方成员也只得“入乡随俗”。

周日布林肯与中国国务委员、外长秦刚会面时也是如此，秦刚和布林肯不戴口罩，其余一律都带口罩。

戴口罩是一种卫生措施，以预防感染或传染，有网友说，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病毒不会看谁官大，就放过谁。

这种谁官大，谁不戴口罩的新奇做法，不知是不是也是蔡奇常委的手笔？

网民嚎叫：

曾经相逢发表评论于 2023-06-20 21:27:49

还是菜总统懂礼貌，随便一个美国主任都很恭敬，随叫随到。

54188-中国发表评论于 2023-06-20 17:45:15

本来就是国务卿觐见中国光屁股习皇“庆丰帝”，虽然是自封；但是，庆丰帝自认为是世界的皇帝；庆丰帝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就是早日驾崩。

谢选骏指出：看来法国人自己不懂，为何中国前些年兴起了“凡尔赛文学”的热潮——现在懂了吗？习近平布林肯会谈场面，犹如王朝式外交再现——这不就是法国人都不懂的凡尔赛艺术吗。

谢选骏：基督教中国要克服两希主义、混合主义

佚名网文《两希文明》报道：

双希文明又称“两希文明”，代指：希腊——罗马文明（文化）、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文化），被称为欧洲文明的源头。

简介

双希文明，又称“两希文明”，代指：希腊——罗马文明（文化）、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文化），被称为欧洲文明的源头。

表现举例

1.希伯来文化的理想的人是信仰的人。就希腊文化来说，至少在它的两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表达中，理想的人是理性的人。

2.信仰的人是完整的具体的人。希伯来文化并不放眼普遍的人、抽象的人；它所看到的总是具体、特定、个体的人。另一方面，希腊人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思想家，他们发现了一般的、抽象的和没有时间性的本质、形式和理念。

3.对于希腊人，由此产生了作为只有哲学家才能踏上的通往智慧之路的超然性的理想。……希伯来文化强调的是献身性，是人充满热情地投入他终有一死的存在（既包括肉体也包括精神），以及他的子孙、家庭、部落和上帝。

4.对于犹太人来说，永生除了体现不可知和可怕的上帝以外，是一个相当可疑的概念。而对希腊人来说，永生则是人能够通过其智力可以随时达到的东西。

5.希腊人发明了逻辑。希腊人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人是逻辑的动物；按更本原的含义则是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在希伯来人看来，智力的状态是最典型地反映在约伯的朋友们愚蠢而又狂妄的唠叨之中，他们的议论从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生活的终极问题发生于语言所不能达到的深处，也就是信仰的最深处。

6.希腊人把美和善作为等同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永远一致的东西来追求。事实上希腊人用一个单名“美的即善的东西”来表达美和善。阿诺德简洁地提及的希伯来人的罪孽感，是甚至人类存在的痛苦而又难以驾驭的一面，从而不能允许轻易地把善与美等同起来。

主要区别

西方文明的源头可以用两个希概括，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典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明，习惯将源头最小化为两个希，就是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古典文明首先是指古希腊文明，其次也包括之后的古罗马文明。其中，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开端与核心组成部分；希伯来文明系指统治西方精神世界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是从希伯来文明或小一点说希伯来人的宗教犹太教脱胎而来，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还是犹太教的一小支派别的精神与组织领袖。

谢选骏指出：从天启的角度看，两希文明显然是一种混合主义的产物。

《西方文明的起点：两希文明浅析》（2017-04-30 哲学园）报道：

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也就是所谓的“两希文明”，通常的说法是：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理性、哲学的根源，而希伯来文明是西方文明宗教性的根源，二者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中交相辉映，全方位地、长远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但是我们来看看两希文明的发展，它们影响后世的方式有许多完全不同的，也是有趣的内涵。

希腊人热爱智慧，“philo”是爱，“sophos”是智慧，连在一起“爱智慧”，就是“philosophy”——哲学。所以希腊是哲学的发源地，崇尚智慧，崇拜哲人，公元前三世纪，自幼受亚里士多德教化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整个小亚细亚，在全境狂热推广希腊文化，自此希腊文化在包括地中海沿岸及小亚细亚广大地区成为文化主流，史称希腊化时期。希腊成为影响最大的文化输出国，各希腊城邦衰微被外族统治，但文化却遍及各国各族，成为文明之源。

亚历山大帝国及希腊化时期

再来看希伯来文化，自亚述攻占以色列和巴比伦灭掉犹大国，犹太人就长期处于各强国统治之下，再无大卫王时期独立王国的辉煌，不单是人民被奴役，到了耶稣的年代，犹太地区的日常语言是亚兰文，而书写则采用流行的希腊文，希伯来文已经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在希腊化时期，犹太人和犹太文化均处于绝对的弱势，在罗马治下，犹太人说亚兰文，书写用希腊文，圣经的《新约》绝大部分也是用希腊文写的。希伯来文明成为“两希”之一，并非是希伯来文化的传统内容或者思想成果影响到别国，而是因为一个希伯来人——耶稣基督。

谢选骏指出：上文把“耶稣基督”定义为“一个希伯来人”，显然违背了耶稣基督的自我宣告，所以是一种“敌基督的说法”。因为敌基督就是两希文明这个混合主义的操盘手。

《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明明是两个文明，为何最后能融为一体》（2020-09-16 图灵解密）报道：

融合是指不同个体在碰撞之后认知感情等方面倾向为一体的过程。作为欧洲文明的两大来源的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矛盾冲突和互补的融合之势，两者能够彼此影响相互融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二者文化内质上有互补的部分，它们的融合顺应了人类精神的需求。本文将从两个角度来探索两希文明融合的历史原因，一是外部原因，即在两希文明碰撞的过程中促进融合的历史契机；二是内部原因，即两希文明本身在宗教、哲学、文化、伦理等层面所能够促进融合的内在契合点。

一、两希文明融合的历史契机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指出，希伯来民族是“对近代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之一，与中国、印度、希腊"在差不多同时猛然抬头，迈开了大步"。希伯来这个多灾多难的小民族，其地理位置也注定了其的命运多舛，位于中东地区的中央，受到四面众多古文明大国如埃及、巴比伦、波斯以及希腊、罗马人等的折磨与侵略，同时又接受了这些文明古国的文化优点而加以消化、创造性地发展，自成系统，用优美的文字，较完整地保留下来。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古希腊文明起步较晚。公元前八世纪“荷马时代"才宣告终结，古希腊终于开始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公元前五世纪，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远超于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处于领先地位，甚至一些比它早二三千年进入奴隶社会的东方文明古国都落在他之后。那么除了政治、经济条件之外，古希腊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为其文明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文明最早起源于爱琴海地区，位于欧亚非三洲交通之要冲，地理环境特色为少地多山，海岸曲折，海岸线漫长，岛屿星罗棋布，温和的地中海气候，为发达的航海业奠定了基础，便于与东方先进文明建立联系，丰富自己的文明。当远在西方的国家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东方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等地都已经有了自己先进的文明，建立了强大的国家。

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战争也随之发生，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现象，地中海沿岸各族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融合，促进了希腊人们汲取东方文化。希腊人从东方文化中汲取了拼音文字，吸取了埃及和巴比伦的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自然知识，同时也学习了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和航海、铁器制造技术上先进的方面，也吸取了东方各种原始宗教观念中的很多东西，从而产生和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和观念。

在东方文化的影响下，希腊文明形成并涉及诸多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体育、艺术、科学、技术、婚姻、家庭、教育等，汇成希腊化文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文化大汇合。

二、两希文明融合的历史原因之一散居与渗透

散居是希腊化世界的特征。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在整个近东建立了广大的散居地，而各民族通过散居进行种族和文化的交融也很普遍。犹太人的散居则更为突出。自摩西出埃及和巴比伦之囚以来，散居成为其民族的历史特性，在希腊化时代，以犹大王国为中心，犹太民族的散居更辐射至广阔、遥远的地区。早期的犹太人并不是一个从事贸易的商业民族，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与畜牧业，也有在军事或行政部门任职的。

当时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希腊化文明的思想文化中心，人口总数达50万，其中1/5是犹太人，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在整个埃及犹太人数高达100万，他们和希腊人、埃及人、波斯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黑人混杂居住，而始终能保持本民族的同一性。希腊化的帝国制度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为犹太人在异教城市定居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保障。

许多犹太人在希腊化城市中获得公民权，犹太教是完全合法的，犹太人因信奉犹太教而保留某些坚守宗教法律的权利。《圣经》的正典化是犹太散居区得以保持民族同一性的最重要的原因。通过圣经，犹太人作为一个与上帝签约并必须遵守其诫命的民族，保持了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民族特性。

伴随犹太人的散居，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遇，有所交融。当时一些希腊化的犹太人潜心研究希腊传统智慧和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在旧约圣经的后期作品中，如《亚里斯提亚书信》《马加比传》《所罗门的智慧》等篇中，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作家已用希腊哲学为自己的宗教辩护，称希腊哲学家从摩西那里获得唯一上帝的一神观念;他们还吸收了柏拉图论主要美德和斯多亚学派关于世界理性、神圣智慧和自制节欲的思想。

另一方面，希腊人对希伯来文化也不断加深了解，要求犹太学者将圣书译成希腊文。亚历山大最早的重大成就是将《旧约圣经》译成希腊文，这不仅让希腊人得以理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部分，而且使希腊人得以获悉旧约圣经的全貌。

三、两希文明融合的历史原因之二斗争与渗透

希伯来人原是闪族的一支，起初是逐水而居的游牧民，他们在三次大规模北征过程中，从人类文明吸收了很多文化，酿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希伯来文化。第一次北征中产生了古巴比伦文化；第二次北征中休养生息；第三次北征中，征服了许多贝都英人，经过百余年的斗争，进入迦南，并渐渐和当地人同化、融合，受到了迦南文化腓尼基文化、叙利亚文化、埃及文化以及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化系统都是希腊大系统的一部分。

希伯来人在迦南与复杂的民族、语言、文字、宗教、艺术和风俗习惯相互影响，相互斗争，又在斗争中融合，独特的希伯来文化因此被创造出来，并把人民通过语言创作的史诗、歌谣、神话、传说、谚语等成果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把自己民族的神教教规、斗争的历史等记录下来，并发明了他们独特的“先知文学"和“骑士文学”等。历史文献的整理、犹太教的成熟、波斯、希腊文化的新影响，使希伯来文化发生新的变化，产生了基督教文化，影响波及至全世界。

四、总结

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一时期犹太教的希伯来文化逐渐被希腊人理解和接受，为以后西方进一步接受希伯来文化，建立基督教文明，作了重要的准备。斐洛的学说将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这两股思潮、两种文明的理论内核融合起来，标志着两大文明汇合的深化，对早期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新柏拉图主义的结合，有直接的影响。基督教的《圣经》是中世纪文学的精华，它不仅是宗教的宝典，同时又是史料、文学作品，也是伦理的准绳、审判的法律。其中的《新约全书》是正典，在宗教上占上风；但在文学审美价值上却以旧约全书》为更光辉的丰碑。通过《圣经》而发生的影响，通过基督教的承袭，两希文明深刻地渗透进西方文化之中。

参考文献

1、陈恒《失落的文明古希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姚介厚、李鶥程、杨深《西欧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谢选骏指出：既然“两希文明”是混合主义的产物，所以中国人学习圣经，就不能从两希文明的立场出发，而要从圣经的天启出发——尽量摆脱混合主义的影响，直接吸取上帝的光。只有克服了两希主义、混合主义，基督教中国才能顺理成章地成长。

谢选骏：“三年困难时期”毛太猪吃人无数不吐骨头

佚名网文《三年困难时期》报道：

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地点，中国大陆；时间，1959年－1961年（官方）；1958年－1962年（民间）；总死亡1,500万人－5,500万人；起因，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农业集体化）、制度弊端、国策错误等。后果，大跃进运动终止；七千人大会召开，毛泽东退居二线……文革直接起因。

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三年自然灾害，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年–1961年间发生全国性饥荒的一段时期，也有学者将1958年、1962年划入饥荒时期[1][2][3][4][5][6]。据各方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了中国大陆1500万人–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2][3][4][5][6][7][8][9][10]。三年大饥荒类似于1932年苏联大饥荒的事件重演，主要成因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制度性问题、外交困境等[1][2][3][4][5][6][7]。

名称

学术界

学术界称法包括“三年困难时期”[11][12][13][14][15]、“三年大饥荒”[16][17][18]、“中国大饥荒”[4][5][9]、“中国三年大饥荒”[7]、“大跃进饥荒”[10][19][20]、“毛氏大饥荒”[6][21]等。而事实上，大饥荒所发生的时期有不同说法、并不局限于“三年”。贾斯柏·贝克、巴兹尔·阿什顿（Basil Ashton）、文贯中[21][22][23]、杨继绳、冯客、周逊等人的著作均采用1958-1962年，还有一些情报机关（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是从1958年开始的[24][25]。

中国政府

对于1959-1961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大饥荒，中国官方对此有“三年自然灾害”[26][27][28]、“三年严重自然灾害”[29]、“三年困难时期”[27][28]、“三年经济困难时期”[27]、“三年暂时困难时期”[30]等称法。

1962年初，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将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点[31]。但此举引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等人的不满（毛认为应当坚持三面红旗、成绩大于错误），并成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批斗和迫害的原因之一[32][33][34][35][36]。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人为因素正式被指为主要原因[1][26]。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并将主要成因归结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1][26][37]。

历史背景

工业化及大跃进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史、反右运动和大跃进

49:17

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

土法炼钢

从1955年开始，由于批判右倾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趋势，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指标。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发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38]。1956年2月份，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决定把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38]。1956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初稿，其中写道“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同时更进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38]。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暂时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大幅冒进的趋势，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39]。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40] 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40] 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可，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对此作了批评，并提出“反反冒进”[38][41][42]。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运动”，对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极大打击，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埋下祸根[38][43][44]。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41]。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和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开始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39]。但此后，1958年10月起，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他在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注：指广西饿死550人的事情），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45][46]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供体制

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其高级干部的食物、肉类及香烟不虞匮乏而批示“特需供应”的报告，依官员级别满足所需，造成特权供应[47]。196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48]。1961年2月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陈云按照老婆于若木的建议，又对高级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黄豆[49][50]。在大饥荒时期，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计划配给体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干部又按照级别高低获得不同的饮食待遇。以下是部分人士对饥荒时期特供的回忆：

高干韦君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特供：“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51]。”

当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甘肃大饥荒三年里农村出现了比较少见的妇女病，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过度饥饿引起闭经，只有干部妻子经期正常[5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53]。”

历史学家王曾瑜忆三年困难时期：看到高干身份的北京大学校长脂肪丰富的腹部，心里就生气[54]。其并回忆说：“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55]。”

对于毛泽东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况，存在着不同描述。一方面，1968年后担任毛泽东伙食管理员的吴连登说：“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但在最困难时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没有了红烧肉，鸡、鱼、肉、蛋都没有了，全是素菜。举个例子，毛主席特别爱吃鱼，但在那个时候，他连鱼都不吃了”[56]。卫士封耀松则说1960年毛泽东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来，封耀松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一天工作”[57]。

毛泽东在杭州阅读《人民日报》（1961年）。照片显示毛泽东的身体富态。[58]

然而，也有与此类描述大相径庭的说法：1954年秋天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经常陪他吃饭，并为1960年毛生日餐当事人之一的秘书林克为此专门打电话询问了毛泽东当时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59]。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给被派到农村搞调查的身边工作人员林克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亦可见中南海的高干食品特供部门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并不像中国其它地方一样物资缺乏[60]。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61][62]。经常陪毛泽东吃饭的卫士张景芳回忆称，大饥荒时期有一次陪毛吃红烧海参，毛看他不吃，给他夹海参，太滑掉在桌上，为了节俭，毛把它捡起来吃掉[63]。

毛泽东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654.82元，另有水果费86.65元，一般杂费54.22元，小孩生活费47元，首长杂费17.04元，房租费86.80元，澡费3.6元，汽车费2.70元。按1961年的黄金价格3.04元/克算，折合黄金243.9克，换算成2012年的价格在8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期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债开支私人客饭59.84元和115.11元两次[64]。有报道指，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烟酒肉茶一直没有间断，生活待遇相对于其他中国人是优越和奢华的，譬如，许多省、市大兴土木，为毛以及其他高阶官员建造行宫[58][65][66][67]。

饥荒情况

产粮下降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59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68]，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69]。具体数字上，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亿斤[70]。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2年出版的文件中称，1961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出现下跌，有工厂关闭，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被扰乱，数以百万的人严重营养不良。并且出现广泛的饥荒(widespread hunger)[25]。在另一份中情局于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共产中国的上升死亡率》）中，文件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死亡率（中国大陆）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此外中国大陆在1959年到1961年的年粮食产量也低于1957年的水平[24]。

死亡人数

中国大陆人口数量变化图。可以看到在“大跃进”期间出生率的大幅降低和死亡率的显著提高。

受政治因素影响，各方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估计，均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71][72]。中国大陆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73]。此外，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普查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74]。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7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从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万人[76]；1960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000多万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数应在1000万以上。这还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76]。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认大量人饿死，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中共官方主办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网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认了大规模饿死农民的历史事实。

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人口出生和死亡数据 (单位：万)[77]

年份出生人数死亡人数时期出生人数合计死亡人数合计

1954年 2245 779

1955年 1978 745 1954—1956年 6199 2230

1956年 1976 706 1955—1957年 6121 2139

1957年 2167 688 1956—1958年 6048 2175

1958年 1905 781 1957—1959年 5719 2439

1959年 1647 970 1958—1960年 4941 3444

1960年 1389 1693 1959—1961年 4224 3602

1961年 1188 939 1960—1962年 5037 3298

1962年 2460 666 1961—1963年 6602 2289

1963年 2954 684 1962—1964年 8143 2152

1964年 2729 802

中外研究人员估计的数字大多在1500万到5500万之间，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村的农民[2][3][4][5][6][7][8][9][78][79][80]。

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恩富与福州大学的詹志华在考察1953-1964年死亡漏报的情况之后，对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数进行调整，然后根据调整后的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口，以及1962-1964年平均死亡人口和1964-1966年平均死亡人口，估计出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0-500万人[15]。

201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编辑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全国人口状况”两份统计报表得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000万；同时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的人口》的说法：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81][82][83][84]。

2011年，徐州师范大学的数学教授孙经先作出的死亡人数估计为学界最低，他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性死亡”（饿死的粉饰性说法）人数在250万以下，并同杨继绳、曹树基、洪振快、蒋正华等人发生了激烈的辩论；2020年，孙经先称其论敌均已采用“鸵鸟战术”，不回应质疑或是退出争论，可证“饿死三千万”一说的虚假。[85][86][87][88][89][90][91][92][93][94]

2010年12月，北京大学学者孙尚拱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总人口数据估算，认为1961-1962年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4400万人[95]，但他没有区分出生人口的减少和死亡人口的增加。

2010年9月，荷兰历史学家冯客（时任伦敦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出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四年遍阅全国解密档案，认为1958年初至1962年底的大饥荒至少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至少250万人（占总体6%-8%）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96][97][98][99][100][101]。但冯客的数字受到爱尔兰经济史学家科马克·奥·格拉达的批评和质疑，认为该书使用的人口粗死亡率过低，因此高估非正常死亡人数[102]。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举各方观点，结论是从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144万，如果从1958年算起，那总数接近3000万[103][104]。

2006年，哈佛大学再版费正清的《中国新史》认为1958-1960年饿死人数是2000-3000万[105]。

2005年，前中央党校教师、独立学者余习广经过约20年的档案研究，出版《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认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500万，该数字获得历史学家冯客、陈意新（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分校）等人的引用[10][97][106][107][108]。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250万人左右[109]。曹思源根据中央档案馆解密档案，算出饿死3756万，与曹树基的结果相近[110][111][112]。

2000年，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披露，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113][114]。

1999年，《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共产主义黑皮书》也称之为“史上最大饥荒”[115]。

1996年，赵紫阳幕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所写成的秘密报告，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4600万[116][97]。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人数达4000、5000万：河南780万，安徽800万，山东750万，四川900万，青海90万，江西640万，湖南470万[116]。据《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英文版第272页，此数字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确认[116]。

1993-95年，金辉、丁抒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117][118]。

1989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提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113][119]。

1987年，美国人口学家、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朱迪丝·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在其著作《变化中的中国人口》一书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000万人左右[120]。

1986年，西安交通大学蒋正华教授接了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下达的课题，以生命表的纯统计学方式计算出死亡1700万[121]。这项结果收入《中国人口年览·1987》、《中国人口·总论》，被视为官方承认的死亡下限。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认为蒋正华的1700万死和美国人口学家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的2700万死最为可靠，两者综合考虑取2200万人死[122][123]。

1984年，巴兹尔·阿什顿（Basil Ashton）等人的论文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数3000万人，与此同时出生减少3300万人[22]。

1984年，作为第一位研究大饥荒死亡人数的学者，美国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在其出版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中，认为中国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2700万人左右[22][124]。

1962年9月24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刊发的一份名为《共产中国的上升死亡率（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页中称，自1958年以来，由于营养不良、对疾病抵抗力减弱和食物短缺而造成了（中国大陆）死亡率快速上升[24]。又另一份中情局1964年7月31日出版的文件的82页称，在1960到1961年有超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unnatural deaths）[125]。但是于1964年后CIA的报告中依据统计资料修正更改了前几年报告的论述，依据数据大约有4400万人在运动后不知去向。

虚假宣传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的粮食[126]。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27]。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128][129]。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130][131]。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大跃进期间周游中国后报道称“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谎言”[132]。

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133]。

各省情况

四川：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134][135]。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136]。根据官方的《四川省志》，四川人口从1958年到1961年连续四年负增长，1960年人口死亡率达到了最高的53.97‰，当年全省有65个县人口负增长超过 50‰，17个县超过80‰，7个县超过100‰[137]:458。1961年底全省人口为6459.2万人，比57年的7081万人，减少约621.8万人[138]:102。其中仅乐山专区1958-1961年人口即减少55万[139]，南充专区人口减少36.5万[140]；记者惠文在成都平原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了日记，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写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1958年转为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但到了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的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普安公社人口也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也死了40％以上。”[141]

安徽：当时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500万人[142]。而依据地方志，可以推测大饥荒期间安徽非正常死亡应有400万人，最低估计也不应少于350万人[143]。中共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李坚调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间饿死人的总数，将生产队、公社，再到每个县的统计数字逐级汇总，安徽全省饿死人总数350万，正式上报为300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文革后表示：核实结果，安徽饿死350万没错[144]。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145]。

河南：依据地方志，1958－1960年河南共死亡325.9万人，其中1960年死亡193.8万人，粗略估计非正常死亡约150万人，主要发生在1960年，达135万人[143]。南阳：1960-1961年间全区共减少27.6万人[146]；许昌：1959-1961年全区共减少8.5万人[147]；商丘：1959-1961年全区共减少5.4万人[148]。

山东：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149]。”

甘肃：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是三年大饥饿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三年困难时期该省饿死的人口达100万[150]。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151] 。特别的是，甘肃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曾爆发过“夹边沟惨案”[152][153]。

贵州：官方统计数字指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而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中认为全省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154]。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一说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而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155]。

浙江：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156]。

陕西：

主条目：三年困难时期的陕西省

2013年，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在陕西省委党报《陕西日报》上发表文章，纪念父亲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其中提到陕西也发生了饥荒[157]。

湖南：据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湖南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1959年-1961年间，湖南省出现了死亡人口剧增，出生人口锐减的情况。具体见下表。

1955年-1964年湖南省出生人口、出生率、死亡人口、死亡率数据[158]

年份出生人口/万人死亡人口/万人出生率/‰ 死亡率/‰

1955 107.32 56.46 31.10‰ 16.36‰

1956 103.27 40.17 29.59‰ 11.51‰

1957 119.00 37.01 33.47‰ 10.41‰

1958 108.99 42.38 29.96‰ 11.65‰

1959 88.38 47.83 24.00‰ 12.99‰

1960 70.76 106.81 19.49‰ 29.42‰

1961 44.27 61.86 12.51‰ 17.48‰

1962 147.14 36.36 41.40‰ 10.23‰

1963 172.97 37.53 47.29‰ 10.26‰

1964 158.26 48.30 42.20‰ 12.88‰

2005年曹树基的各省统计数据（单位：万）[109]

省名全部府数灾区府数全部县数灾区县数灾前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具体事件

1958年4月至8月在河北景县，曹朴庄、白王柯枝和沈家李志窑三个村就因粮食虚报，加上有关部门和上级拖延应对，造成粮食供应困难，导致共8人饿死、另1人自杀。事后地方当局关注，而组成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到当地查明情况，但中共河北省委是在过了两个半月后，才转发调查组已上交的报告给中共天津市委等其他机关[159]。

吃人事件

于是各个农村的公共食堂粮食短缺，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160]。艾塞克斯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逊（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冯客的助手），从中国官方档案中节选出121个，201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档案汇编《中国大饥荒，1958-1962》，档案中包括饿死与人吃人的记载[161][162][101]。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湾》获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其中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163]

四川：前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164]。

安徽、甘肃：三年困难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的李磊在她的自传体著作《悠悠岁月》一书中提及临夏市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例如红台公社小门沟生产队共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2013年11月20日，美国劳改基金会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向媒体公布了安徽和甘肃两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国官方调查文件[165]，根据该文件，临夏和和政两地共有75人被吃掉，其中11人是被杀死后吃掉[150]。2008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166]。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安徽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当中提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吃人事件）”， “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中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安徽省委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只让少数人知情，并指示安徽省公安厅要严格控制知情范围，并且要销毁有关档案[167]。此外，退休干部梁志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安徽亳县每公社都有人吃人[168]。

山东：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69]。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170]。

贵州：于1959年至1979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回忆表示他曾在1961年“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154]据湄潭县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9年至1960年5月，“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154]。

反抗与暴乱

崖县暴乱

1958年12月，广东省崖县（现属海南）发生暴乱，参加者近3000人，杀死水库工地主任等4人。暴乱平息后，有105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71]

“顺天会保民军”

1958年，福建省建瓯县跃进公社组织200馀人烧炭、挖矿、炼铁，工人吃睡在山上。有不满者利用原来的刀会，组织“顺天会保民军”，杀死乡长及其兄弟2人。[171]

山东红枪会

1960年3月21日，山东益都县“红枪会”发起暴乱，打死干部1人，打伤7人。事后发生了大量捕人的情况，仅第一季度共捕2048人。[171]

刘桂阳案

主条目：刘桂阳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刘桂阳为反映民众的困苦，在国务院北门外请愿、张贴标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在文革后被平反。

信阳事件

主条目：信阳事件

信阳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河北还乡道等

1961年1月，河北省永年县以曹某为首，串连纠合八个村的“还乡道”、“梅花拳”、“黄沙会”等道徒，企图砸抢粮库，进行暴乱。[171]

中国劳动党

在饿死20余万人的安徽无为县，1960年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56年考入北大，因说农村有人饿死，被校长陆平开除）看到众多乡亲被饿死组织而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并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了《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准备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暴动，后被两个连的部队剿灭。198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部分平反[172][173]。

饥荒成因

大跃进

主条目：大跃进和三面红旗

人民公社食堂

大跃进时，出现了“浮夸风”和“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例如四川《巫山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174][175]。而浮夸风也是导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期间知名的口号包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176][177][178]。

此外，大跃进及其后的“农业学大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179][180][181]。

人民公社

主条目：人民公社

大跃进时期起，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粮食被浪费，而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又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极端的平均主义下，人民生产积极性低[182][183]。

打麻雀运动

主条目：打麻雀运动和除四害运动

打麻雀运动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过程中，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84][185]。1956年1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扩充版本的《纲要草案》，其中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184][185]。“打麻雀运动”正式兴起后，1956年包括朱洗在内的一批生物学家提出反对意见，但未起作用；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建人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提出“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并断定“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184]。

大跃进初期，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1958年3月-5月间，毛泽东在数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184][186]。据不完全的统计，1958年全国捕杀麻雀2亿多只（一说约21.1亿[185][187]），结果到了1959年的春天，中国许多城市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都被害虫吃光了[184][188][189]。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擂鼓鸣金除四害》[190][191]：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所作的《咒麻雀》诗一首[184][190][192]：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歼灭麻雀的结果使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而让次年的粮食严重欠收，发生极为严重的饥荒问题[185][193]。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185][189]。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了这些科学家和国外科学家的看法，两天后获得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185][189]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185][189] 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制度因素

统购统销

主条目：统购统销

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被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口粮、种子、饲料也全都上缴。经济学家孟昕、钱楠筠研究大饥荒的制度原因，发现1959年大饥荒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粮食产量高的地区，反而饿死的比率比较高。他们认为这是中央计画经济下，政府难以搜集产量新资讯并且作出调整的结果[194][195]。

1956年初，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大批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同年10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一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拟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规定》提出：“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作出补充规定，根据一九五六年的经验和供销矛盾的新发展，提出在坚持“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

1959年4月，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5省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状态。1960年4月，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最终，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超正常年份的20%左右近一倍。[196][197]

户籍制度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198]。

中共党营媒体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则总结指出：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并称“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199]。”

高压管控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粮食减产，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粮食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匮乏甚至是被有意的误导[200]。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很少剩余。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灾，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当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却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新闻自由，经济政策持续三年而没有得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教授查阅了中国官方的档案后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仅仅包括了饥饿所导致的死亡，还有一部分死于阶级斗争。在大饥荒中饥饿的人，很多是因被减少给予食物的量而导致的。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归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他们所分得的食物也会因其劳动量的减少而缩减。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于中共党办的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记载了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其并明确指出：“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201]。

历史学家宋永毅则据中国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要饭吃的所谓叛乱，甚至遭到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202]。由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203][204]。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的“粮食战争”[203]。

外部因素

1950－1960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单位：万吨）[205][206]

年份出口进口净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168.10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1960 272.04 6.63 +265.41

合计 2500.14 90.16 +2409.98

对外出口

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207]。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208]。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予对方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持反对赫鲁晓夫的立场，赠予五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209]。此外，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210]：

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还有支援阿尔巴尼亚15000吨小麦，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211]。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1965年5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212]、《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213]，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205][206]。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214]。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开始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并开始采取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提高粮价等紧急救灾措施。[70]

苏联债务

参见：中苏交恶和苏联逼债

1960年底，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延缓”。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双方同意延期还债[211][215][216]。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会自行解决[217]。在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中，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一[1][218]。沈志华表示：传闻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219]。

中美关系

1962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尝试通过粮食援助改善两国关系，但美国拒绝从台湾撤军，而中国坚持要求撤军，并因此拒绝了援助[220]。基于中国支持东南亚共产主义夺权以及中印战争等因素，肯尼迪政府最终放弃了对华政策调整和援助提议[221]。

自然灾害

1958年黄河水灾期间，周恩来总理（中）查看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此次防汛工作相对成功[222]。

对于自然灾害在大饥荒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争议[2][4][7]。一方面，据《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223]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223] 1960年的旱灾期间，“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北方地区60%的农业耕地未有任何降水[223]。1961年，旱情持续，但气候环境有所缓和，其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223] 1962年，“1-9月，全国大面积旱灾。”[223]

另一方面，据杨继绳研究，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于1958年曾说道“我们汇报上级想要的任何数据”以夸大自然灾害、减轻官员对饥荒死亡的责任[224]。许多国外的观察家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自然灾害的程度和影响力被夸大了[225]。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226]。杨继绳调查了全国范围内350个非政府气象站的气候数据，结果显示1958-1961年的气候属正常，并无特大旱灾、特大水灾或异常低温[224]。历史学家冯客也指出，大饥荒时期的许多水灾并不是由于异常天气所致，而是大跃进期间大规模地不合理修建灌溉工程所致[227]。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1964年7月31日的文件中称，自然灾害本身无法解释的整个事情，而当时中国大陆的领导层要为这次事件负上主要责任[125]。还有学者指，“根据当年的气象资料，1958年无论从官方的记载，还是老农的回忆来看，都是风调雨顺的一年。...... 至于1959年到1961年气候方面的负面影响，最多也只是局部性的，绝对不是蔓延全国且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况且，受灾面积不等于成灾面积。在粮食供应充沛的条件下，即使发生大灾，农民也有体力和积极性将灾害损失控制到最小。”[7] 此外，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但除了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几乎都处于年年增长的状态[228][229]。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约为负30％、属一般干旱，其干旱幅度与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并非特别突出[230]。作为对比，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而且恰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属一般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黄河中下游发生了水灾，但防汛工作相对成功[231][232]。涝灾分为一般涝、大涝两个等级，1954年长江有大涝，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的现象。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这个时期的降水量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较小的，这三年是常态年份。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同样有重要影响，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较正常。1959-1961年气温偏离也不算大，没有出现超常低温。[39]

事件后续

文化大革命

主条目：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观看话剧《千万不要忘记》（1964年）。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31]。党主席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主持中央具体事务，而林彪在会上依然坚定支持毛泽东路线；该会议提倡“民主集中制”，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31][233][234][235]。此后，刘少奇主导推出“三自一包”政策以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存条件，获得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的支持[234][236][237]。1962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会议中提出了改革开放后广为流传的“猫论”（早期版本）：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238]。

但此后，毛泽东与刘、邓等人之间分歧加大，尤其在阶级斗争等问题上[233]。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届十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多着重于如何提高粮食生产等问题，而毛泽东则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同时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包产到户”是在搞资本主义[34][239][240][241]。1963年，毛泽东在全国发起“四清运动”，毛与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升级[241][242]。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道[234][243]︰

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夏季我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全会，把这些问题都抖落出来了。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均遭到迫害，其中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三自一包”成为刘少奇的主要罪状[234][244]；邓小平则遭到下放劳动。

改革开放

主条目：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邓小平当政后三年困难时期才能被客观地讨论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工农业生产模式发生了系统性的转变，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到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45][246]。拨乱反正期间，1980年2月23-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获得彻底平反，《人民日报》称“刘少奇的冤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247]；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时说[248][249]：

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到[248][249]：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到[1][37]：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但是，对于大饥荒，中国大陆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所致，而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和主流媒体则开始回避这一讨论[2][80][250]。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普通高中教科书称之为“我国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251]。

各界评论及观点

学术界

北京广播大厦（1959年）及一旁的大跃进标语“干劲一鼓再鼓，上游一争再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从制度层面研究饥荒。他认为全世界历史上，民主正常运作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饥荒[252][253]。民主“正常运作”指有自由表达不同观点，而不是多数人暴政[254]。他表示，中国大跃进失败造成1958-1961年饿死三千万人，而政府却不修正错误的政策，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像的。另一个因素是缺乏资讯；公社里的人当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们看到报纸上说形势一片大好（这是没有新闻自由的结果），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失败了，而不是政策有问题，所以他们数字造假。当大饥荒达到高峰的时候，北京根据造假数字，得出的结论是收成比实际多出一百万吨[255]。还有学者的观点是：将大灾难的责任归结到毛退居二线之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导负有直接责任，或认为毛是无责任的受害者，譬如，新加坡学者董玉振在其著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第三章“大饥荒解析”，称饥荒的主要责任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256]。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的亲属派系后代则将主要责任归结为毛的好大喜功独断专行，并称刘周邓陈等是冒着政治生命终结的风险与毛做了斗争。

2013年9月，徐州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其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87]。杨继绳认为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并不可靠，因此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是公安部三局户籍处提供的。当年户籍处处长张庆五说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他个人估计大饥荒死亡人数2000多万，工作人员王维志计算结果为三年非正常死亡大约3500万人。又指孙经先以“迁移后不上户口”解释人口变化，而没有解释没有户口如何获得粮食配给[257]。孙经先反驳称粮食配给制针对当时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通过参加生产小队劳动而分得粮食，因而不需要购买实行配给制的商品粮[88]。杨继绳此后仍坚持没有户口就无法得到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观点，称孙经先对农村粮食情况缺乏了解，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除交公粮之外，余粮全部卖给国家以完成征购任务，然后才能按照户口购买从国库返销的粮食[91]。随后孙经先也质疑杨继绳不了解实际情况，继续反驳称“返销粮”不是广大农村地区基本的粮食制度和政策，《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粮食由生产小队直接分配，社员口粮在收获后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258]。

201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撰文表示，“‘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259]

2012年，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认为：“大饥荒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也是20世纪人类的一个很大的惨案。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这一段被抹掉了。中国的历史书上没有大饥荒的记载，就连大饥荒这个词都没有，只是说“3年自然灾害”，或者是‘困难时期’。”[260]

2011年6月，历史学学者曹树基在《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一文中说道：“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2000万人口与死亡3000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因为，每一个饿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价值，没有理由说，谁的生命重于泰山，谁的生命又轻于鸿毛。对于大饥荒的制造者，屈死的生灵和他们的家属永远保持追究责任的权利，即便对于那些死绝的饿殍，存活的人们也有义务为他们讨回公道。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造成人口死亡的这场大饥荒，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对于大饥荒中死亡人口数据的质疑，开始蔓延，有渐渐变成一种社会思潮的趋势。”[261]

2011年3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表示，《墓碑》一书是作者杨继绳“为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也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262]的中国人立墓碑。”杨继绳在此书中写道：“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263][264]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265][266] 2013年，袁隆平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再次提道：“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湖南叫做过苦日子，那真难受。我亲眼看到五个饿殍，倒在田埂上、路旁边和桥底下，饿死几千万人啊。... 刚刚日子好了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过了1962年开始好转，还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267]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把大饥荒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268]

1991年，费正清教授出版《中国新史》专章讨论“大跃进”，开宗明义即说中国共产党所强行实施的政策是大饥荒的原因之一[105]。

中国共产党人士

从左至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1962年7月）。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关于大饥荒和经济形势困难的估计，以及采取的“三自一包”改革政策，感到不满[32][33][34][269]。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直接冲突，毛当面斥责道：“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则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34][269][270][271]

林彪曾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表达过不满[272]。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273]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274][275]“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276]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277]“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274][278]

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兼秘书长、八十年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回忆这段历史说：“（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妇女穿白鞋吊丧）。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刘少奇）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279]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280][281]

其他在各种公开场合承认大规模饿死农民的中共高级干部还包括：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282]、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13]、出狱后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其声称全国当时大致饿死500万人左右）、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锐等[283]。

媒体界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笔名“依娃”）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出版，她调查大饥荒的动机之一，是有家人在大饥荒中饿死[284]。她曾表示，中国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一面哭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大饥荒死难者的名字[285]。她认为，在没有战争、没有天灾、没有瘟疫的情况下，饿死了四千至五千万的人口，是当时统治者的政策错误。她亦反对使用“非正常死亡”这个词代替饿死[286]。

2012年11月，媒体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饥荒报道——假新闻也是真历史的草稿》，对“五毛”以及“自干五”的言论做出了嘲讽[287]。

2012年4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通过新浪微博否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引发部分网友激烈抗议。次日，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人转发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饿死人是谣言，是外国人写的党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报道，提到：“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288]。

其他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开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到了提问时，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余杰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285]。

2014年，署名“北原”的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批评“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探索性质的错误”，但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并且批评“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289]。网名“东方明珠”的作者则在文学城博客上发文声称“有人说饿死几千万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炒作’的、‘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无稽之谈”，“讨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不是饿死了几千万，就像讨论八年抗战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成立于1949年一样荒谬绝伦，因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290]。

参见

饥荒列表、中国饥荒列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

反右运动及大跃进

大鸣大放

双反运动

超英赶美

打麻雀运动

大炼钢铁运动

庐山会议

反右倾运动

三面红旗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

七千人大会

八字方针

三自一包

四清运动

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中国大屠杀列表

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

丁戊奇荒

爱尔兰大饥荒

1932年苏联大饥荒、农业集体化

乌克兰大饥荒

1932年哈萨克斯坦大饥荒

苦难的行军

相关著作

中国大饥荒，1958-1962

墓碑——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饥荒纪实

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

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寻找大饥荒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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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的作品《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注释有引用大量的县志资料。例如注释二有列出《上林县志》1989年版、《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100页、1992年版《宜宾市志》、1989年版《夹江县志》第82页、1991年版《丰都县志》第94页、1992年版《大邑县志》第142-143页、1981年版《台安县志》第126页、1989年版《安康县志》第24页、1989年版《望奎县志》第90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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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清真就是三光

佚名网文《清真》报道：

“清真”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有质朴之意，曾被社会广泛使用。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至宋代还没有定称。元代以来中国学者逐渐用“清”“静”“真”等词语表征伊斯兰教。“清真”一词遂和伊斯兰教相联系。

词义由来

古代汉语中，“清真”一词常被道家用来表示“纯真朴素”、“幽静高洁”之意，如《世说新语·赏誉》：“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太祖以清真而敬之。”唐朝李白就有过“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的诗句，明清时期，中国的伊斯兰学者介绍伊斯兰教的时候曾使用“清静无染”、“真主原有独真，谓之清真”等词句来称颂伊斯兰教所崇奉的真主安拉，故称伊斯兰教为“清真教”，称其寺庙为“清真寺”，后来回族的穆斯林越来越多地将“清真”一词使用在对伊斯兰教的称颂和解读中，认为清则净，真则不杂，净而不杂是为“清真”，如此，“清真”一词与伊斯兰教的关联便渐渐牢固了起来。如今常用的与“清真”相关的词如“清真寺”、“清真言”、“清真食品”、“清真餐馆”等。

清真教

“清真教”在中国大多指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古称“天方教”、“回回教”等等，截止到2009年底，世界64亿人口中约有15.7亿的穆斯林分布在204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23%。

伊斯兰教的信仰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包括信仰（伊玛尼），即：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前定、信先知、信后世。实践部分包括伊斯兰教徒必须遵行的善功和五项宗教功课（简称“五功”）。

清真饮食播报

在我国，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柯尔克孜、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保安、塔塔尔等10个少数民族普遍具有清真饮食习惯。这种饮食风俗源于伊斯兰教，但随着时代发展已渐变为这些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与饮食习惯的组成部分。清真食品特指依据这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生产、经营的含有动物肉类及其衍生物的食品。按照这些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清真食品不含自死物、血液和猪肉等禁忌物。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地理气候和生活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各地清真食品的范围和标准不尽相同，而呈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征。但可以明确的是，凡不含肉类、动物油脂、乳类成份的食品，不应属于清真食品，比如蔬菜、水果、水、盐等等，也不应冠以“清真”字样，或以清真食品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历史发展

作为古汉语词汇，“清真”一词最初与伊斯兰教并无直接联系。早在南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就有“清真斋欲，万物不可移也”的语句，意为纯净朴实，无尘无染。唐代诗人李白、孟浩然，宋代词人陆游、辛弃疾，多次在诗文中使用该词，泛指做人的道德标准或高洁优雅。明中期以后，中国的伊斯兰学者以“清静无染”喻指伊斯兰教，并逐渐在中国伊斯兰教领域使用“清真”一词。时至今日，除“清真教”“清真寺”“清真言”等专用词汇外，在我国，“清真”一词单独使用通常专指已转变为相关民族习俗的清真饮食，一般不作限定词使用，亦不等同于国外伊斯兰教“Halal”（即“符合伊斯兰教法的”）。

规范管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实行尊重和保护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切实保障各民族群众的相关合法权利。国家一方面坚持从民族风俗习惯的角度来规范和管理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杜绝“清真不清”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也明确禁止将“清真”概念泛化到食品以外的领域，防止出现以扩大出口或其他发展经济的名义，推动“清真产业”“清真行业”的提法和做法，不得借“清真”之名干预群众生活、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民族团结。

在我国，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应当依法依规开展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目前，我国有的地方制定了清真食品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有的地方在其他地方性法规中对清真食品的生产经营活动有专门的条款进行规范，对于进一步规范清真食品生产经营和维护有清真饮食习惯群众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

清真寺

定义

清真寺是穆斯林举行礼拜、穆斯林举行宗教功课、举办宗教教育和宣教等活动的中心场所，亦称礼拜寺，系阿拉伯语“麦斯吉德”(即叩拜之处)意译。

《古兰经》云：“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不要祈祷任何物”。中国唐宋时期称为“堂”、“礼堂”、“祀堂”、“礼拜堂”，元代以后称“寺”、“回回堂”“礼拜寺”，明代把伊斯兰教称为“清真教”，遂将“礼堂”等改称“清真寺”，沿用至今。西北地区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族穆斯林，至今仍沿袭原称“麦斯吉德”，或称“哲马尔提”(Jama‘at，即寺坊)。

知名清真寺

麦加大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第一大圣寺，是全世界穆斯林朝圣的克尔白天房所在地，周围有九座尖塔，中间是天房，麦加清真寺经历了历代的扩建。

先知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寺，坐落在沙特阿拉伯麦地那，是在穆罕默德故居基础上建造的，可容纳25万6千人同时礼拜，寺东南隅有穆罕默德陵墓。

阿克萨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寺，坐落在耶路撒冷老城东部，位于耶路撒冷圣殿山，古以色列王国的圣殿遗址之上。

倭马亚清真寺：位于大马士革，系由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所建，至今仍为伊斯兰教四大圣地之一。

圆顶清真寺：伊斯兰教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爱资哈尔清真寺：位于开罗，是埃及最主要的清真寺。

怀圣寺：相传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派门徒4人来华传教。其中的艾比·宛葛素于唐贞观初年从波斯湾到达广州，建造了怀圣寺。怀圣寺于627年建造，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是中国第一座清真寺。

清真言

清真言，又称证信，音译为萨哈达，是作为穆斯林必须颂读的一段文字。中文含义：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也有翻译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伊玛尼（信仰）、清真言、作证言、总体信仰和细分信仰是伊斯兰教的诚信基础。

伊玛尼（信仰）：伊玛尼是口头承认、内心诚信先知穆罕默德奉主命所传的一切。

清真言：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作证言：我作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总体信仰：我确信真主，就像他原来存在的一样，以及他的一切属性，尊名。并且我接受了他的一切断法。　细分信仰：我确信真主，以及他的一切天使，一切使者，一切经典，以及我确信后世和前定。

谢选骏指出：从伊斯兰教暴兴的历史来看，清真就是三光——杀光、烧光、抢光之后，剩下的就都是“清真”的了！但是，蒙古人、日本人等匪类，也奉行三光政策，为何未能霸占各国千年呢？因为他们缺乏“清真教”——缺乏理论支持，自然不能“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了。由此可见，“强盗逻辑”、“盗亦有道”，对于长期霸占掠夺对象，至关重要。

谢选骏：“神棍”、“神汉”，必须是神职人员

佚名网文《神棍》报道：

释义

假托鬼神﹑耍弄手法的骗子。

出处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二：“或者连前日之事未必是真，多是神棍假装出来骗钱的未可知。”

例句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此时商家决不疑心到亲家身上，就是贾成之夫妻二人也只说是什么神棍弄了去。”

引申

在现实生活中亦指一些喜欢装深沉、故弄玄虚的人。

相当于当今社会中俗称的：大忽悠，骗子。

佚名网文《棍骗》报道：

“棍骗”一词源于粤语。梁启超主办、专门攻击当时清政府贪官污吏的《新小说》杂志上的小说《九命奇冤》中可以看到此词。此词一直流行于粤语地区。

由于中华民国初期至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前，中国政治环境混乱，当时广州的三合会、上海青帮等与公安或租界警察有所牵连，协助区分地区管理低下阶层。公安与租界警察因不能够接受严重的罪行，所以帮会亦订立戒条，不许成员谋财害命、奸淫妇女、拐带孩子、破坏家庭或争田夺产等行为。有人力的大社团、帮会多数转而经营淫业与赌业，而与公安及三合会都有关系的江湖文帮则组织成江相派，实行软性诈骗──棍骗。

释义

根据《洪门志》及《洪帮》等书介绍，“光”是明的意思，“棍”字析为十八昆，即十八省昆仲。因为是新人加入了洪门帮派，多追随头目从事诈骗，即是骗子。

古代的棍骗

撞棍

撞棍是指以招摇撞骗方式行动，无固定行骗地点的骗子。引申为无端招惹灾祸。

应棍

应棍是指所用的行骗方法（棍法）非常到位，一招即应，受害者十分接受，心甘情愿奉献金钱。后引申为“一矢中的”等类似意思。

光棍

光棍本来是指加入洪门帮派的新人，根据《洪门志》所述，“光”是明的意思，“棍”拆字为十八昆，即十八省昆弟。原指洪门兄弟，勿忘大明江山。后来借用为没有表面修饰的棍骗之徒，常人一望便知是骗子。而后因“光”可指“光秃”、“清光”之意，而棍则以其形似，而被借喻为男性生殖器官，用来指称没有家产的男性爱情骗子。其后再演变出“无皮柴”的惯用语。无皮柴比光棍更无价值。

现代的棍骗

政棍

政棍就是指政治人物以难于实行、不切实际的空话，或是增加社会福利及好处等主张，借由操纵民粹主义来换取选票，增加选民支持。又或者是以哗众取宠的说话方式，高调支持或反对政府施政，争取狂热分子及愚民的选票，政棍是比政客更加负面的形容词。

讼棍

讼棍就是对讼师、大律师的蔑称，特指熟悉法律、从事法律工作者，作为涉案人的代表律师，利用法律上的灰色地带，找寻证据的疑点、警方的侦缉程序错误或法庭的程序错误等瑕疵，帮助涉案人脱罪，从而得到大笔报酬。

神棍

更多信息：圣愚、拉斯普丁、麻原彰晃、吉姆·琼斯、大卫·考雷什和东方闪电

神棍多是以宗教或民间信仰为主，自命先知、活佛，或者拥有天命、神通或超凡能力，或以神职人员名义，去诈骗信徒，谋取自己利益的骗子。有些神棍更会借此进行犯罪行为，如霸凌、性侵、洗钱、诈财、迫使他人自杀攻击，甚至是谋杀、暴动等。

神棍往往是一些新创教派的领袖，他们也会以古老的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当作掩护，但其实教义经过大幅度的篡改，他们也通常以高姿势宣传，广收信徒来散播其能力与思想，使大众信仰与供奉，进而达到宣传己意的目的。有些神棍甚至与有政治目的之本国或外国力量勾结，从事谍报等活动。

由于现代人相信科学验证方法，却对佛教（或自称道术高人）的神通、各宗教经史所纪录的显灵神迹或特异功能的存在不予否定。所以有一些骗徒进而利用上述名称，进行犯罪活动。而正统宗教认为他们是破坏传统道德教义的附佛外道、异端或左道。

常见手法

骗色非礼：即强奸

骗财：诈骗

道术神棍：称其命运不佳或有妖邪附身，必须以朱砂在裸露身体上画符作福改运除魔，再乘机骗色、骗财。

神棍神通术：如欲改运，必须身心合体。再骗财、骗色。

相士：看全相，必须裸露身体，包括腰围、胸部及阴部、身上的胎志及毛发以骗色

神医手术：按摩以骗色。

祈福党：声称事主面临厄运，必须在道坛作法祈福以骗财。

神棍：声称拥有神功自持，声称可以医疗百病以骗财。》

谢选骏指出：人说“神棍多是以宗教或民间信仰为主，自命先知、活佛，或者拥有天命、神通或超凡能力，或以神职人员名义，去诈骗信徒，谋取自己利益的骗子。”我看——“神棍”的要害是诈骗，是职业犯罪，因此，“神棍”、“神汉”，都必须是神职人员。

佚名网文《神汉》报道：

神汉 shénhàn sorcerer 男巫，术士在古代是巫师是用来驱除魔鬼的，在现在也有这种职业，一般是农村居多。在古代如果有人生病，那病人的家属就会请神汉来跳驱魔舞，来为病人驱除魔鬼和疾病，神婆也是相近的。而且在古代有战争的时候神汉和神婆也回被领主请来跳祝福舞。

巫术

巫术又称“赶鬼治病”，编造的疾病是“鬼怪缠身”的谎言。称自己有一套“神道附身”之术，能赶走鬼、妖把病人的疾病治好。古人把巫、医合并一体，称作“巫医”，巫起着医的作用，专为别人搞“赶鬼治病”。有人在因生病高烧、或因对某人某事思虑过度、或因饮酒过量时可能会说出或做出非自身平时的言行，出现了人类自身尚未发现的，潜在的某种意识，譬如模仿某个已故人的声音和行为，说出了好象那个人要说的话。若能仔细研究，就可发现其言行则不符逻辑，不合实际。在“巫医”看来这种现象是“鬼怪缠身”、“阴魂附体”！需要乞求他（她）施展“法术”，请神附体进行“赶鬼治病”。今天随着医疗技术的逐渐提高，巫、医早已分离，多数人认为有病必须医治，可“巫、医”共治的思想在某些迷误者身上还残留不失。

蛊惑人心

巫婆、神汉等迷信职业者往往抓住一些偶然的事例，大肆渲染，以证明他们真有什么“赶鬼治病”的术道，有些迷误者还替他们作“见证”之类的蠢事，从而一度使得一些地方“赶鬼治病”风行，给当地的健康带来极大危害。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中国具有“神汉建国”的悠久传统，毛泽东、洪秀全，皆属此类——他们都是神职人员，专吃装神弄鬼的饭，共产主义就是他们的招魂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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