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共产党没有修道会所以迅速腐败

《共产党是基督教的剽窃版》（简书 7月 9, 2014）报道：

我不喜欢去基督教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教堂的宣传方式太接近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方式。

教堂有定期的聚会，共产党有定期的组织生活。教堂有牧师，共产党有书记。教堂祷告感谢救主，共产党要大家感谢党带来的幸福生活。

教堂唱赞美歌，共产党员唱红歌。教会里有各种彼此交流和忏悔的活动，共产党也有各种交心活动。共产党喜欢站起来宣誓，教堂也老是喜欢让人站着。共产党有入党仪式，教会有受洗仪式。

教会有各种小组，共产党有党小组。教会建在基层，共产党组织也建在基层。基督教有异端裁判所，共产党也有路线斗争和肃反。

基督教传教士喜欢问问题：你知道生命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世界如此美妙，你想过它是如何而来的？这世界上有如此多的罪恶，你觉得最后的正义在哪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基督教关心人民生活，办医院，办学校，搞慈善，处处让人感受主的恩典。而他们一个个谦卑善良，把荣耀归于主。

以前的共产党去传教，派一个思想素质好的共产党员，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地方去点燃星星之火。这个共产党传教士会问大家一些问题：为什么穷人累死累活还是受苦？为什么地主可以吃香喝辣？难道这就是你们要的生活么？这世界如此不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然后，共产党传道人会到处关心群众的生活，问寒问暖，以身作则，处处显示一个优秀先锋阶层对人民大众的关爱。这些，都来源于基督教的传教手段。

这些问题让那些本来不怎么喜欢思考的人开始思考他们的人生，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没有思考的准备，他们刚刚接触到的新思想，也就是传教士的教义，正好可以解释这些疑问。然后他们就很容易被传教。然后传教士就开始在基层发展信徒，最终发展为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不是全新的，而是有标准的、行之有效的模板可以拷贝的。

如果从党建的角度去对比，你会觉得共产党完全是一个剽窃犯，它的宣传、建党，都是剽窃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圣经只有一部，不管怎么解释，都是在圣经里找思想，全世界的基督徒聚在一起交流，基本教义的差距其实是很小的。但是共产党的教义就太离谱了，今天的先知会被打成明天的撒旦，昨天的神谕会成为今天的异端。

一群自称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拿着基督教的传教和党建手段当宝贝。如果放弃意识形态的分歧，仅仅从工具的角度来说，基督教所创造的这种传播文化是非常了不起的。其本身也并不使普通人感到反感，[某些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例外]。

到了共产党后期时代，这种传播术变味了，一群贪污受贿的人在电视台跟人讲廉洁，一群鱼肉百姓的人说热爱人民，一边扫黄一边情人成群，以至于如此优秀的传播术成了一个笑话，正如让一群满身污秽的丑人去做巴黎时装的模特。而这套源于基督徒、后来被共产党剽窃的洗脑传播术，也因此声誉受损。

所幸的是，基督徒还没有跟共产党党员群体一样无耻，基督教会也没有共产党政府一样腐败。共产党官员下基层，即使是习近平三申五令反腐败的时代，也几乎是每顿饭到豪华场所吃，他们所说的廉政，不过是把每年近万亿的公款消费降低一半而已。其实说公款消费也是不对的，因为并不是共产党员缴纳党费的开支，而是用政府税收的钱。只要是用纳税人的钱，他们即使每顿饭只吃五元钱的快餐，也是贪污[而不是公款消费]。

而基督徒，还是保持当年的传统，教会上门服务分文不收，一些清教徒甚至只喝一杯清水，连茶叶都免了。

这些年，有很多共产党员被转化为基督徒。因为共产党员受过共产党的训练，他们对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其实是非常适应的。而当他们内心的某种宗教情怀被激发，某种正义之心被触动，成为基督徒就不是什么神奇的事儿。

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唱红歌长大的少先队员成为基督徒，基督徒在中国大陆、蒙古、越南、朝鲜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会超越其他宗教。我这么预测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播术，为基督教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从唱红歌到唱赞美歌其实毫无距离，只要把党换成救主，把党的恩典换成耶稣的恩典。

而共产党对宗教的限制，为基督教的传播减少了竞争对手。党的洗脑术，实际上并非在培养合格的无神论，而是通过削弱哲学思辨和宗教、迷信的接触，让孩子们从小成为对传教没有抵抗力的人。

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基督教会成为中国信徒增加最快的宗教。

谢选骏指出：上文看到了“基督徒还没有跟共产党党员群体一样无耻，基督教会也没有共产党政府一样腐败”；但却不知其所以然。在我看来，这就是正邪之分，圣灵与邪灵的不同果子——基督教政教分离，所以不腐；基督教还有修道制度，所以不败。

佚名网文《修道会》报道：

禁食、祈祷的信仰团体

在埃及出现了最早奉行与世俗隔离的，禁食、祈祷的信仰团体。经过圣本笃的改革，在欧洲各地出现了许多男、女修道院。

参加这种团体的，男的称修士，女的称修女。他们都不是神父（虽然修士可以晋铎甚至被选为教宗），不施行圣事，但辅助神父进行其他工作。他们都宣发神贫、服从、贞洁的三个圣愿。

起源

在埃及出现了最早奉行与世俗隔离的，禁食、祈祷的信仰团体。经过圣本笃的改革，在欧洲各地出现了许多男、女修道院。另有说法认为修道院制度来自于叙利亚，两地的修道士们虽然都支持苦修的生活，但是叙利亚的修道士比起埃及的却更加热衷及更显外在行为的怪异。

参加这种团体的，男的称修士，女的称修女。他们都不是神父（虽然修士可以晋铎甚至被选为教宗），不施行圣事，但辅助神父进行其他工作。他们都宣发神贫、服从、贞洁的三个圣愿。

类别

为不同目的和精神而设立的修道团体，称为修会，这是因应不同的时代及社会需要而成立的修道团体。天主教中著名的修会有本笃会、方济各会（面向贫穷人）、多明我会（面向城市居民）、奥斯定会、耶稣会（从事学术）和慈幼会 （面向青少年）。

发展

一些修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成为教皇控制欧洲世俗权力的重要工具，例如多明我会曾主持异端裁判所，耶稣会积极参与对新教徒的迫害。也有一些时期，一部分势力庞大的修会也会受到天主教会内部的打击，例如耶稣会曾经被教皇克莱孟十四世解散，停止在传统天主教地区活动达半个世纪。

十九世纪末开始，有许多由华人创立的修会陆续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人误将修会说成教会，这是一种误解。修会有属于国际性的团体，也有隶属教区的团体会(教区修会，如一些修女会)。在世界各国有不同形式的修会团体，但都是属于天主教会。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雅克·勒高夫）《修道士与在俗教士之间的冲突》报道：

一个在13世纪和14世纪初震动了各大学的严重危机，揭开了知识分子处境的两重性，以及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不满。这涉及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斗争，涉及世俗化教士对来自新的托钵修会的教师在大学里占有越来越多席位的强烈抵抗。实际上，多米尼克修会的教士从一开始，就试图打入大学；修会创始人的本来宗旨——布道和同异端邪说进行斗争——促使他们努力从知识上扎扎实实地武装自己。弗朗切斯各修会的教士们很快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规模不差上下的是修会内部也有一些人影响日益增长，使修会至少在某些方面脱离弗朗切斯各的立场。圣弗朗切斯各是以反对科学出名的，他认为科学与知识是守贫、禁欲和与穷人的兄弟情谊的障碍。起先教团的修士们受到热烈欢迎。1220年，教皇贺诺琉斯三世称赞了巴黎的大学，因为它吸收多米尼克修会教士参加到它的教学工作中来。然后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巴黎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1252－129O年间，尤其在1252－1259年间，1265－1271年间和1282－1290年间。牛津大学受同样问题的侵扰要稍晚一点，在1303－1320年间和1350－1360年间。

这方面最尖锐和最典型的冲突，1252－1259年间发生在巴黎。在圣亚茂的威廉的事仲中，冲突达到了顶峰。尽管事情错综复杂，却颇有启发意义。有五个方面的人参与了这一事件：托钵修会和它属下的巴黎的大学教师们，大学的大部分世俗化教师，罗马教廷，法国国王，和大学生们。

在斗争的高潮阶段，非僧侣教师、圣亚茂的威廉，在一本题为《新时代的危险》的小册子里，公开对教团兄弟们展开猛烈抨击。他受到教皇谴责，尽管有一部分大学人员强烈反对，他还是被判处流放。

哪些责难是世俗化教师用来攻击托钵修士的呢？

在第一阶段，从1252年到1254年间，事情差不多纯然只是对大学社团组织方面的责难。世俗化的教师指责托钵修士破坏大学的规章。这些后来者过去并没有取得人文学科的硕士学位，就获得了教师头衔，并讲授神学。1250年他们争取到教皇的恩准，除在神学院之外，从圣母修道院的总管那里得到在大学授课的“准许证”。在大学规章制度只允许向他们提供四个教席中的一个的情况下，他们要求并实际上占有了两个教席。最主要的是他们在大学罢课的情况下还继续授课的做法，这破坏了大学的团结。1229年至1231年间，他们这样做了，1253年罢课时又一次这样做，而罢课是罗马教廷认可的和章程中规定的权利。此外世俗化的教师还指责教团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大学成员，他们与大学进行不正当的竞争：他们扣留学生，把许多人押去过修士生活；由于他们靠布施生活，他们不要求学生为上课付钱，并不感到真正受大学成员物质需求的约束。

这些就是世俗化教士真实的责难。它们意义深远。它们很说明问题。大学成员很快已意识到这种双重附属的不可协调性：一方面附属于某一教团，尽管它带有新的作风；另一方面又附属于某一社团组织，尽管它带有很多教权主义色彩和自己的独特性。

托钵修士是缺少人文学科基础教育的知识分子，物质生活的费用对他们不成问题，罢课的权利对他们毫无意义，这种人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人也不是科学劳动者，因为他们不靠教学来维持生活。

教皇英诺森四世至少部分地参与了上述论争。他对托钵修士破坏了大学的规章感到震惊，在1254年7月4日责令他们要遵守大学规章然后于同年11月20日，他在教谕《暂行法》（Etsianimarum）中限制了两个教团在大学里的特权。

但英诺森四世的继承人，曾经是弗朗切斯各修会护卫枢机主教的亚历山大四世，就在同年12月22日，颁发了教谕《反隔离》（Necinsolitum），以取代他前任的诏书，并于1255年4月14日在新的教谕《新的光明之源》（Quasilignumvitae）中确定了托钵修士对大学成员的彻底胜利。

斗争重新爆发，变得更加激烈，并转移到另一个层次：这已不再是社团斗争，而成了教义斗争。世俗化教师圣亚茂的威廉站在最前列，还有像吕特勃夫（以他反映时事的诗歌）和约翰·德·墨恩（以他的小说《玫瑰传奇》）等作家，从攻击教团的存在和其理想的基础入手。

人们指责托钵修士非法行使教士的职能，其中有非法主持忏悔和葬礼。他们伪装虔诚，实际上追求享受、财富和权势。《玫瑰传奇》里出名的福克斯-桑勃朗这个人物，就是弗朗切斯各修会的修士。最后人们指责他们宣传异端邪说：他们的福音新教的贫穷的理想同基督的学说是对立的，并且给教会造成了衰颓的威胁。论据是挑衅性的：作为证据，世俗化的教士们举出了部分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十分信奉的弗洛拉的约西姆的预言。他预言，1260年将是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中，一个新的建立在贫苦法则上的教会将取代现有的教会。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博各桑东尼诺的格哈特，于1254年发表《永恒福音绪论》，进一步发挥了约西姆的思想，这给世俗化的教士们提供了新的炸药。

世俗化的教士们无疑做过头了。说什么诽谤啦，阴谋啦，原本只是着眼于败坏教团声誉，却损害了他们自己的事。圣彼纳梵杜拉，甚至人们很难指责他对大学抱有敌意的圣托马斯·阿奎纳都驳回了他们的基本论点。

事情还有它本身的为难方面。大多数教皇太幸运了，可以依靠裁决来满足忠于他们的教团的要求，同时又可更牢固地控制住大学；他们战胜了世俗化教士的反抗。

法兰西国王“圣者”路易九世完全站在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一边，他没有采取任何一点措施来反对托钵修士。吕特勒夫因而愤怒地指责他是托钵修士手心里的玩物，不捍卫对法兰西王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学的权利。大学生们显得动摇不定，许多人欣赏托钵修士所讲课程的长处，并进而为他们人格的光辉和他们学说的各种不同新观点产生了好感。这些复杂矛盾的情况使冲突更加混乱，从而使这场冲突在历史学家眼中也模糊不清。

新的精神在这场两个派别的争斗中摇摆不定，一方面托钵修士与知识分子运动的基础——社团集体的观点格格不入，他们从社会和经济的基础上破坏了一个新的知识劳动者阶级的希望。但他们生活在城市里，生活在新的阶级中间，从而能够更好地了解后者在知识上和精神上的要求。除了托钵修士的某些成员，像把经院哲学推向高峰的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圣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找不出更出色的代表。

英诺森四世本来可以在他执掌教权的末期，通过互相让步的方式，把托钵修士的酵素限制在大学组织里，这样大学组织本身可以决定他们的未来。他的继任者也没能胜任这项使命。

但这一斗争以新的形式，显示了大学精神同一部分修士理想的全部对立，后者被托钵修会重新接受，并获得生机，但也被推到了极端。

贫穷问题事实上是在双方都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贫穷的信条起源于禁欲，禁欲是对现世的否定，是面对人类和自然的悲观主义。由于这个原因，它已同大多数大学成员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乐观主义产生了冲突。而且更主要的，由于提倡贫穷，结果在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和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那里造成了行乞的风气。对于这点知识分子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人只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在这点上他们代表那时所有劳动者的态度，不管人们对此作何评论，这些劳动者的大多数反对新的教团的行乞行为。圣弗朗切斯各和圣多米尼克宣讲的福音因此变得一文不值。很难把一种使人联想起贫困的状况当作理想提出来，何况全体劳动者正试图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约翰·德·墨恩说道：“我敢担保，没有任何一部法规，至少在没有哪一部我们的法规中，会说基督及其信徒四处流浪时，有时像乞丐一样乞讨面包：他们不愿意行乞（巴黎的神学家当时却这样教人）。

“……一个健康人，如果没有生计，就必须用双手劳动养活自己，即使他是个教徒或甘愿服侍上帝……圣保罗要求使徒们靠劳动来挣得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他用以下的话禁止他们进行乞讨：‘靠你们的双手劳动为生，绝不要向别人讨东西。’”

在这方面，全体世俗化教士和持修会修士间的争执进一步发展成为斗争。大学的问题被挤到次要位置。尽管如此，巴黎的教师经过斗争中的多次失利，虽然并非始终能以正确的武器进行斗争，至少一直在努力确保自己特殊地位，但他们不得不在1290年的巴黎宗教会议上，聆听教皇特使、后来任教皇博尼法佐八世、枢机大主教贝诺瓦·坎塔尼下列措辞强硬的训词：

“我希望在这里的所有巴黎教师能看清楚，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干了蠢事。他们愚蠢放肆，胆大妄为，滥用他们的权利解释上述特权。难道他们真的认为，罗马教廷会不加思索地就拱手让出这样重要的特权？难道他们不知道，罗马教廷并非像泥足巨人那样虚弱，而是像铅足巨人一样坚强？所有这些教师都自以为，他们作为学者在我们这里享有巨大声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他们是愚蠢至极的笨蛋，他们用他们学说的毒素毒化了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决不允许教师们通过咬文嚼字来破坏罗马教廷的任何特权。

“巴黎的教师们，你们已把你们的全部科学与学识弄得荒谬可笑，你们还在继续这样做……由于我们担负着基督世界的责任，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什么能使你们这些教士心里喜欢，相反，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是对整个宇宙有益的。你们或许以为，你们在我们这里享有崇高的声望，但我们把你们的虚名视作愚昧无知和过眼烟云……为此我们依照服从的义务原则，以取消一切官职和采邑作为警告，禁止所有教师今后公开地或私下地对神职人员的特权进行布道宣讲、讨论或作出规定……罗马教廷与其宣布特权无效，宁可砸烂巴黎大学。上帝委任我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掌握科学或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由于教团的兄弟们的举止与学说拯救了无数灵魂，他们将一直拥有应得的特权。”

大学成员难道未曾拯救过任何灵魂？他们的教学难道该受到这样的毁谤？日后的博尼法佐八世将会知道是怎样为自己树敌的。

谢选骏指出：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关系，类似于在野党与执政党的关系，有了持修会修士的存在，可以抑制世俗化教士的腐败程度。相比之下，共产党就没有“持修会修士”这一结构，所以共产党组织迅速腐化，不到百年就瓦解了。而“共产党没有修道会”，是由其马列主义神学决定的。所以可说“神学决定了教会”。至于共产党能否通过“教会决定神学”的方式改造共产党呢？看来可能不大。因为经过改造的共产党就无法进行专政，而只能走向开放了，那就不是共产党，而成为社会民主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