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共产党员渗透美国

《追寻我父亲的边疆：他在中共军队的岁月》（黄安伟 2024年6月24日）报道：

我的时间不多。我正在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阿勒泰，那是个同俄罗斯、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偏远山区，与我担任社长的《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相距数千公里。

这一次我是为私事而来：在阿勒泰民政局寻找我父亲60年前在中国军队服役的记录。我知道警察很快就会跟踪我，每当外国记者出现在新疆，他们都会这样做。

那是2014年。习近平主席开始在这个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聚居的地区实施更严厉的政策。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遍布高山、沙漠和高原草原，生活着各个民族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统治者的帝国设想中，对这里的控制一直是重中之重。

我知道，要找到父亲黄沃强的任何信息都很困难。但在民政局，我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与年轻的魏阳萱（音）聊了起来。她恰好是一名退伍军人，帮助组织老兵的活动。我问她是否知道一个以哈萨克骑兵为主的老军事基地，我父亲和其他几名汉族士兵1952年曾在那里服役。

她摇了摇头。

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不会来阿勒泰了，我只有这一次机会。突然间，我意识到，现在是弗吉尼亚的早上七点多——我父母在那里的郊区生活了几十年。也许，如果我用手机打电话，爸爸就能把哈萨克基地的情况告诉魏女士。

他接了电话。我告诉他我在阿勒泰。

“你在哪里？”他说，好像不敢相信。

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偏远小镇阿勒泰，座落在与俄罗斯、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山区之中。

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偏远小镇阿勒泰，座落在与俄罗斯、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山区之中。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请他向魏女士描述一下当年的哈萨克基地，然后把手机递给她。

他们谈了几分钟。我向窗外望去。在下面的广场上，我看到两辆停着的警车。每辆车周围都站着几名警察，身穿黑色制服、配备防暴装备——头盔、警棍和防弹衣。我想我看到其中一个人抬头看着窗户。我赶快往后退。

魏女士把电话还给我。

爸爸听起来很困惑，还有点担心。“我跟她讲了第五军的基地的事，”他告诉我，他指的是他曾经工作过的、由哈萨克和维吾尔士兵组成的部队。“现在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在阿勒泰。”

制服

小时候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父亲很少说起中国。有时候晚上回家比较早，他也不会坐在我的床边，给我讲他的人生故事。在这方面，他和他那一代的许多亚裔移民父亲一样，他们一心想为家人创造新生活，只关注眼前的事情。

他在一家名叫上坪楼的中餐馆工作，只有周日不上班。那些日子里，我们一起看橄榄球，一起看我的数学课本，代数、几何还有微积分。他数学很好。我后来才知道，他退伍后学的是工程学。

有时候，我看到他穿着红色西装外套和黑色裤子去餐馆上班。几十年来，那是我眼里唯一跟他有关联的一种制服。

但是，有一天，我从研究生院回来看望父母，询问他们在中国南方的成长经历，爸爸给我看了一张他在共产党军队服役时的照片。

那是1953年在中国西北拍摄的。父亲的眼睛炯炯有神，皮肤上没有一丝岁月的痕迹。他穿着朴素的军装，戴着一顶军帽。我用手指轻轻划过帽子中间的一个黑点。那里有一个阴影。他说，那里原来有一颗红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父亲把照片寄到香港，当时他的父母住在那里。父亲担心英国殖民当局看到照片会有什么反应，就把星星擦掉了。

2008年开始我对父亲的过去有了更多了解，那一年我开始担任时报驻华记者，在中国度过了近九年。我去了南方的广东省，父母都在那里长大。这促使我与他们以及父亲的哥哥山姆做了更深入的对话。

父亲于1932年出生在香港，但在1941年日本军队占领了这个英国殖民地后，他被迫回到中国南方的台山县老家。1950年春天，也就是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年，他从高中毕业，同年秋天考入北京的大学。他一心想去那座被毛泽东选为首都的古城上学，因为他拥护共产党的事业，相信新的领导人会在国民党的破坏性政策和腐败之后振兴中国。

在那里，他和其他大学生一起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当时中国加入了朝鲜战争，与美军作战，他很快辍学加入了新成立的空军部队。党的领导人说，一旦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取得胜利，就会不可避免地入侵中国，而他为保卫祖国尽了自己的力量而感到自豪。

然而，他的计划破灭了，中国军官突然命令他中止在满洲的训练，随部队前往西北，最终到达中亚边境。他怀疑这是父亲的过错，因为他的父亲是商人，随母亲一起回到香港，而山姆在美国读书。他是因此遭到贬谪。

正是在这里，父亲故事的细节笼罩在神秘之中。在2014年的阿勒泰之行中，我碰了壁：警察确实发现了我，并一直跟踪我，直到我开车出城。我在中国能了解到的东西是有限的。

但当我于2018年搬到华盛顿，担任时报的外交记者，并开始撰写一本关于我的家庭和现代中国的书时，我又回到了阿勒泰和爸爸在新疆的其他工作这个问题。我花了几十个小时，在儿时的家中采访他，读他入伍后写给山姆的信。

他参与了毛泽东和习仲勋（习近平的父亲）对西北地区建立军事控制的行动，我对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充满了兴趣，这是一个在世的人很少能够说起的关键时刻。它为共产党统治新疆和镇压那里的独立运动奠定了基础，也预示了北京最近通过拘禁营制度、强迫劳动和大规模监视来镇压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努力。

父亲亲眼目睹了早期的控制形式，并且参与其中，这些形式已经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和他聊得愈多，就愈是意识到，记录他的记忆，尤其是他在西北边境的记忆具有宝贵的价值。

阿勒泰的任务

父亲说，从满洲前往遥远的新疆花费了半年的时间。他和其他汉族士兵一起坐在敞篷的军用卡车里，沿着长城隆隆向远方行驶。他对即将到来的一切充满了恐惧，但从未见过的中国美景也令他震撼。

他记得当时从陕西省会西安一路向西，秋天的阳光下，柿子丰满光滑，颜色像烧红的铜，低低垂挂在树上。如果能咬一口，该有多甜啊。卡车在土路上行驶，尘土飞扬。他正驶向一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那里有许多古老的道路和城镇，其中许多现在早已不复存在。那是边疆地带。在他们之前曾经来到这里的兵将，也已经不在人世。

当他到达靠天山以北近苏联和蒙古边界的敏感地区时，大地已被冰雪覆盖。在布尔津镇，哈萨克人骑着马穿过街道。对我父亲和其他汉族士兵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比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更狂野。

他终于在1952年1月27日到达了阿勒泰城外的基地，那天是农历新年，水龙年的开始。那里有1000名哈萨克士兵。后来得知，他的任务是进行思想灌输。

父亲告诉我，每天早上，哈萨克士兵都聚集在一个大厅里。级别最高的军官——一名汉族政委——坐在房间的最前面，其他汉族士兵坐在他的旁边。只有他会发言，在翻译的帮助下，他滔滔不绝地介绍党的宣传路线。

他讲到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党如何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他讲到旧的封建社会的终结和阶级的消灭。他讲到毛泽东的领导和无产阶级斗争，以及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必要性。

这位官员说，毛泽东的革命愿景不仅植根于城市工人的斗争，也植根于农民的起义，他们和这里的哈萨克游牧民族一样。尽管汉人是中国中心地带的主要民族，但这位官员表示，这里的本土民族和汉人在中国的未来中有着平等的利益，党尊重所有民族的文化、信仰和自治。

每天都是重复这个套路。在上午的会上，父亲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政委讲话。他认为他还不能和别人讲述这个党，不能传授它的教义和思想。党是一个他目前还无法领会的东西，他知道理解它的方法是需要时间的。

下午，汉族士兵挤在房间里，把手放在煤炉旁取暖。天太冷了，士兵们堆在墙边的大块牛肉、羊肉和马肉都冻住了。在正式会议之余，爸爸不时试着和一个哈萨克士兵说话，很快就学会了几句他们的语言。

父亲告诉我，在新疆，汉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平和的，但在他离开新疆多年后的1963年5月12日写给山姆的信中，我发现了更阴暗的评价。他写道，他观察到的15个左右的民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汉人深恶痛绝”。

父亲描述说，1946年，国民党将军张治中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后，“汉人暴力好斗，对各民族进行压迫，导致北疆（天山以北）三个主要地区起义。”

当父亲开始被派驻动荡的北方地区时，他希望解放军能够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他想，共产党的管理肯定会不同于此前的征服。

但是，军事统治一开始就有流血事件发生。1951年初，也就是我父亲到达阿勒泰的前一年，汉族士兵俘虏了哈萨克叛乱领袖乌斯满·巴图尔，多年来，他一直为争取这个游牧民族的自治而战。那年4月，他们将他处以绞刑。他的数百名同胞越过喜马拉雅山逃到印度，最终抵达土耳其。乌斯满成为哈萨克民族主义的象征。

迷宫

父亲先后驻扎在阿勒泰和肥沃的伊犁河谷，后被派往靠近苏联哈萨克斯坦的温泉县，在为控制新疆而建立的首批建设兵团之一工作。他的上级军官推荐他入党，这让他充满了希望。

1957年他得到了返回内地的机会，去西安上大学，学习航空航天工程。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党员。由于家庭背景，一些官员仍然对他有怀疑。

与此同时，毛泽东使中国陷入混乱。在毛泽东的“大跃进”经济政策失败导致的饥荒期间，父亲在校园里几乎吃不饱饭，变得瘦骨嶙峋。他双脚浮肿，行走很艰难。他还是幸运的：历史学家后来估计，在1958年至1962年的饥荒中，有3000万至4000万人丧生。

随着饥荒消退，他意识到自己必须逃离中国。1962年，他设法逃到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然后在香港与父母团聚。1967年，他随祖母搬到华盛顿地区与山姆团聚。

父亲逃过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暴力。他告诉我，鉴于他的家庭背景，他很可能遭到红卫兵狂热分子的迫害，甚至可能活不下来。其他家庭成员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小时候的玩伴、在上海当科学家的表哥被红卫兵错误地指控为中情局特工。他于1969年自杀，留下妻子和两个儿子。

几十年后，他的另一位与他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表亲骆家辉在北京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同一时期我也在北京工作生活。

我惊奇地发现，家族的故事就像是一条莫比乌斯带，在几代人和中国的历史中循环往复。我曾两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习近平向阅兵队伍挥手致意，1950年，父亲也曾在游行队伍中，寻找站在那座深红城楼上的毛泽东。

我以时报记者的身份搬到北京，体会到父亲在1962年结束的那种被淹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感觉。回港四个多月后，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回首这十几年，我仿佛一事无成，这种想法让我颇为惆怅。通常和别人谈起这段经历，我会隐瞒我当过兵或者曾经想入党的事情。”

父亲下个月就92岁了，已在美国度过了近60年的时光，如今回首在中国的那段岁月，他目光清澈，但没有了早年的苦涩。他甚至带着怀旧之情谈到那个时期，说他至少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大多数公民都接受对国家的责任感和集体目标。

 

去年的一个下午，当我还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告诉我，共产党对中国来说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在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之后复兴了中国。

但是，共产党有着根本的缺陷。虽然父亲尽了一切努力来证明他的忠诚，表明他想在新统治者的领导下为中国的未来工作，甚至为他们奔赴边疆，但党的官员依然不会接纳他。这些官员深陷在自己的恐惧之中，深陷在自己的权力观念之中，深陷在自己制造的迷宫中，没有信任、信念或慷慨的胸襟。

他们的领导人也不例外，他说。

多年前，我们吃完晚饭后在我儿时的家里闲坐，他告诉我，他仍然记得《东方红》的歌词，那是上世纪60年代大多数中国公民熟记在心的赞歌。他清了清嗓子，毫不犹豫地用普通话唱了起来，尽管已经有几十年没唱。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

一曲唱完，他靠在沙发上，对我微微一笑。在那一刻，他又变成了那个身穿褐色制服、帽子上点缀着一颗红星的年轻人，纵马驰骋在帝国西北边陲的高山峡谷之中。

谢选骏指出：人说“追寻我父亲的边疆：他在中共军队的岁月”——我看这个大张旗鼓地宣扬，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员渗透美国”的残酷事实。

共产党员及其亲属渗透美国的结果，就是美国的社会主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