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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5日星期一

谢选骏:东京大量的补贴住房


《人人住得起的东京》(BINYAMIN APPELBAUM 2023年9月20日)报道:


由于大城市就业前景更好,山崎勇太(音)夫妇十年前从日本南部移居东京。他们现育有三个儿子——分别是10岁、八岁和六岁——并在寻找一处面积更大的居所。但山崎并不打算搬太远,他经营着一家意式冰淇淋店,妻子则是一名保育员。他们有信心在现居社区找到一套能负担得起的三居室公寓。

在美国和大部分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房价飙升之际,搬离经济最发达、就业环境最好的地区已经成为常态,因为这些地方的生活成本过高。繁华都市越来越像私人会所,供应有限的住房都是价高者得。

东京则不同。

凭借交通系统投资以及对房地产开发的容许,东京在过去半个世纪增加的住房单位数量已经超过纽约市的住房总数。东京通过成为世界最大城市来确保人们在这里住得起,也通过确保人们能在这里住得起而成为世界最大城市。

在东京23个区的六个区里,两名全职员工用东京最低工资就能轻松负担两居室公寓的平均租金。相较之下,两个拿底薪的人没办法负担纽约大都会区23个县任何一套两居室公寓的租金。

维持大量可负担住房有其不利之处。在东京,绿色空间极其稀缺,按照西方标准,这里的生活空间很小,无休止的再开发也是对社区的扰乱。


但这么做的好处太多了。想住在东京的人一般都能住得起。这里几乎没有无家可归者。整座城市保持了经济的多元,也保留了大量城市便利设施和就业机会。由于租金在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小,人们有更多钱用于其他消费,或者收入少点也能维持生活,这有助于维系这座城市由小餐馆、商铺和手艺作坊组成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结构。

当发达国家城市地区的政治领导人还在努力思考疫情后什么才是振兴城市的良方之时,东京可被视为一个榜样。

从空中或众多城市观景台上俯瞰,东京就像一片满是中低层建筑的广阔海洋,高楼大厦像群岛一样点缀其中,每座岛屿都是铁道线路上的一个站点。山崎一家住在田园都市线的用贺站附近,这条线路连通了东京西南部与市中心。他们以每月15万日元(约合1000美元)的价格租了一套两居室公寓。

东急电铁在上世纪50年代开发了这条线路,作为连接广大郊区独户住宅区的主线路,这种社区的灵感来自欧美城市里那些绿树成荫的郊区,例如长岛花园城,这片位于纽约市郊的独户住宅区同样是沿着通勤铁路线开发而成。

随着东京城市发展和住房需求增加,铁道公司重建了车站周边区域,公寓大厦、购物中心和写字楼拔地而起。二子玉川站就坐落于东京最大的新城市中心,东急拆除了上百所房屋,以建造可容纳上千户的新公寓大楼,还有科技公司乐天的新总部。山崎的意式冰淇淋店就开在附近。

“这里住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来散步,”他说。

车站周边的社区也变得愈发密集,独户住宅之间穿插着公寓楼。田园都市线所服务的人口已从2万人增加到60多万人。这条线路以前每小时只有三趟两节列车,现在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趟类似地铁的列车,其中许多都能通过地铁线路前往东京市中心。

 

“我们认为自己是一家城市塑造公司,”东急时任社长野本弘文在2016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二子玉川站的再开发项目刚刚完成。“例如在欧洲,铁路公司的作用仅仅是用终点站来连接城市。这是这一行业相当常见的运营方式,但我们所做的却完全不同:我们创造城市。”

长期以来,人们涌入繁华的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直到近来,城市大体上都还能容纳新移民。经济学家凯瑟琳娜·诺尔和她的合著者在2014年的研究中总结,从1870年到1950年间,工业化国家的城市房价之所以能在人口快速增长之下保持稳定,是因为交通运输的创新拓展了可居住区域的范围。


随着纽约等城市不再新建公共交通线路,并开始限制已有线路沿途的新开发,增长便陷入停滞,房价也出现攀升。在长岛花园城,车站周边的大片区域仍是独户住宅,大部分都没有改建,但如今均价已经超过120万美元。

新加坡和维也纳等城市则依靠公共资金建造经济适用房扭转了这样的趋势。近80%的新加坡居民都住在公共房屋里。

相比之下,东京几乎没有公屋或补贴住房。政府转而将重点放在了给开发商提供便利之上。例如,全国性的区划法律极大限制了地方政府干预开发的能力。日本不允许某一社区的居民阻止他人入住,而是将决策权交给了全体市民的代表,从而更好地平衡了当前居民和一切潜在居民的利益。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建造小型公寓楼,全市大部分土地可以建更大的建筑。即便是在指定修建写字楼的地方也允许建住宅。上世纪90年代东京写字楼市场崩溃后,开发商就开始在之前购买的写字楼用地上建造公寓了。

“在开明的城市,我们也许对民间主导项目批评过多,”长居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城市问题研究教授克里斯蒂安·迪默说。“我不是要提倡一种新自由主义观点,但东京靠民间主导项目创造了美好的东西。”


东京不在保护老房子上下很大功夫。虽然保护历史街区的法规在日本其他城市有,但日本最大的城市却没有。新建筑备受推崇。人们对待房子的态度与对待汽车的一样:他们想要最新的。根据政府的最新数据,新房销售在2013年至2018年间占日本房屋销售的86%。而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美国的新房销售通常占房地产销售的15%左右。

东京放眼未来的原因之一是,这座城市过去的东西已所剩无几。地震、火灾,加上“二战”期间美国的狂轰滥炸摧毁了城市战前的大部分地区,东京在战后急于为居民提供住房,而国家当时相对贫困,这意味着那时候盖房子不是为了持久。战后盖的一些“广告牌”建筑在东京仍可看到,但这些外面用金属板外墙装点的便宜木质建筑正在慢慢散架。

门杜裕香(音)在东京市中心北边的藏前社区拥有一座有百年历史的米仓,她说,几乎每周都有身穿西装的男人敲她的门,询问她和丈夫是否愿意把米仓卖掉。他们要的是土地;米仓虽然是座有特性的建筑,但仍会被拆掉。门杜女士和丈夫曾住在旧米仓里,但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他们很快得出结论,在附近的新楼里租一套公寓会住得更舒服。米仓的上下水管不可靠,风从老木墙的缝隙中吹进来。她说,新楼“舒服多了”。

若再发生地震,新建筑和住在里面的人幸存的可能性也更大。

在日本人口众多的沿海地区,保留过去的东西的价钱简直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例如,在东京的墓地有坟墓的家庭每年必须缴纳维护费;如果不维护坟地的话,墓碑和遗骸可能被移走,坟地会被作为新下葬地转售给他人。

孩子们东京二子玉川社区附近的高速公路下玩耍,东京的公园很少。

孩子们东京二子玉川社区附近的高速公路下玩耍,东京的公园很少。  

公园有时也被当作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公园和花园的面积只占东京土地总面积的7.5%,远低于纽约的27%和伦敦的33%。御岳山公园曾经是人口稠密的涩谷区为数不多的绿地之一,现在正在被改造成一栋有26个单元的公寓楼。在附近的新宿区,政府今年已授权建造三座高层建筑,这些高层建筑将占用东京最古老、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明治神宫外苑的土地。

虽然这里的生活成本可能比伦敦或香港低,但东京仍然是迄今日本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门杜在千叶县的农村长大,她说她的很多同学都到东京上大学或找工作,然后回到家乡成家生活。

35岁的小山贵子(音)与丈夫和女儿一起住在一套一居室公寓里,每月支付大约相当于1500美元的房租。她说,她正计划搬回父母居住的日本北部宫城县。

“东京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城市,”她说。“但那里更便宜。”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藏前的物价仍然可以承受,即使新建筑取代了旧建筑,它在经济上仍然是多样化的。东京建筑的便利性意味着新建筑并不等于豪华住宅。小的作坊和工厂随处可见。门杜一家的邻居包括一家定制花边制造商、一家为百货商店压花的小工厂和一家纸品店。

身着棕褐色马甲、打着领结、打扮潇洒的柳濑义信(音)在一家时尚配饰公司当了十多年的推销员,他涉猎设计领域,甚至说服公司生产一些他的产品。然后,三年前,他开始在藏前一栋多层零售大楼的一个房间里销售自己设计的皮革背包、邮差包和其他皮革制品系列。


他每个月只卖出30到40件商品,但每月只需支付9万日元的店铺租金,并为隅田川对岸一套56平米的一居室公寓支付11万日元的房租。二者加起来大约相当于每月1400美元。

“在东京,”他说,“这样做是可行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知出于何种居心,竟然描画了一个“人人住得起的东京”,可谓子虚乌有的典型了。更有甚者,还要添油添醋胡说“东京几乎没有公屋或补贴住房”。早在三十年前,我在东京的时候,就知道有的教授贫穷的时候分到了公屋或曰补贴住房,后来收入高了也不退还,还要转租给那些排不上队的穷人,窃取不义之财。怎么能说“东京几乎没有公屋或补贴住房”呢?仅仅因为不懂方便之门的穷人排不上申请公屋或曰补贴住房的队?东京明明拥有大量的补贴住房,但是纽约时报却睁着眼睛说瞎话,太可悲了——难怪财大气粗的川普前总统也要哀嚎“假新闻”。

谢选骏:“中国”和“共产党”是对立的统一

《「真正的脫鈎者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美媒:習近平的經濟政策讓許多中國觀察家困惑》(2023-09-20 FX168副主編)报道:


摘要:美國CNBC最新撰文稱,大多數(盡管不是全部)中國觀察人士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人是最近經濟政策變化的「煽動者」。這些經濟舉措很容易列出,但如果一個國家試圖實現更大的經濟增長,就很難解釋。因此,習近平的經濟政策讓許多中國觀察家感到困惑。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Orville Schell說:「真正的脫鈎者是習近平。」

FX168财經報社(香港)訊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周三(9月20日)最新撰文稱,大多數(盡管不是全部)中國觀察人士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人是最近經濟政策變化的「煽動者」。這些經濟舉措很容易列出,但如果一個國家試圖實現更大的經濟增長,就很難解釋。因此,習近平的經濟政策讓許多中國觀察家感到困惑。


文章寫道:「我們可以稱之爲‘中國難題’。爲什麽一個雄心勃勃要成爲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的國家要做這麽多事情來削弱這種潛力?」


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Orville Schell告訴CNBC:「這是一個問題中的問題。因爲這太不合邏輯了。當你有一件好事要做的時候,爲什麽要把它搞砸呢?」


Schell和許多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都在争論,答案究竟是在于習近平(自2012年以來的中國領導人),還是在于自1949年共産主義革命以來一直統治中國的中國共産黨的本質。


這些經濟舉措很容易列舉出來,但如果一個人試圖實現更大的經濟增長,就很難解釋:著名企業家的消失、一項新的反間諜法加大做生意的難度、資本和貸款從私營部門急劇轉向國有企業,等等。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Yasheng Huang在接受CNBC采訪時表示,這些行動以及更多的行動正在導緻可預見的結果,「經濟正在放緩,私人投資正在放緩。資本大量外逃」。


CNBC稱,對于一個從1979年開始推動經濟改革的國家來說,這些行動似乎也是該國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這些經濟改革大大增加私營部門的作用,導緻大規模的經濟增長,并使近8億人擺脫貧困。


真正的「脫鈎者」


大多數(盡管不是全部)中國觀察人士指出,習近平本人是最近這些變化的煽動者。雖然政策專家們對美國及其盟友是否與中國「脫鈎」或「規避風險」争論不休,但Schell說:「真正的脫鈎者是習近平。」


當被問及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批評時,美國大使館的中國官員拒絕對CNBC發表評論。


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主任Ryan Hass指出,習近平的「意識形态僵化和控制欲」「與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實用主義格格不入」。


Hass告訴CNBC:「曾經是中國經濟增長引擎的中國私營部門正在爲此付出代價。」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2022年12月的新聞刊物《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說,是習近平讓中國務實的治理時代「戛然停止」。


陸克文在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上寫了一篇420頁的關于習近平世界觀的論文,他說,習近平通過「馬列主義」來看待世界,這種意識形态被許多人認爲已經「死亡」。但它又回來了,陸克文說,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願景意味着對私營部門的更大控制,擴大國有企業和産業政策的作用,以及通過再分配尋求「共同富裕」——所有這些都可能收縮經濟增長。陸克文是現任澳大利亞駐美國大使。


J Capital Research創始人Anne Stevenson-Yang是少數認爲習近平的作用被誇大的人之一。相反,她把矛頭指向更廣泛的中國共産黨,其成員擔心私營部門的作用日益增強會削弱他們的權力。


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後,Stevenson-Yang也是爲數不多的、對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不感到困惑的觀察人士之一。她告訴CNBC,中國共産黨「總是要脫鈎。一旦黨獲得了足夠的權力、足夠的資源、足夠的資金,它總是會脫鈎的」。她說,1979年開始的改革「一直都是暫時的,目的是引進更多的資源。」


Stevenson-Yang表示:「随着民營經濟和企業家變得越來越強大,黨将對他們加以控制。」她說,這就是馬雲等知名商界領袖被邊緣化的原因。


中國官員在說什麽?


盡管中國官員拒絕就對習近平的批評發表評論,但他們反駁了有關中國私營部門正被政府扼殺的說法。


中國駐美國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告訴CNBC:「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中小企業和私營部門的發展。截至今年5月底,中國有超過5000萬家私營公司,約占中國所有注冊公司的92%。」


劉鵬宇補充道,此外,最近幾個月,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私營部門發展的局。


在美國的中國官員急于反駁西方對中國經濟極度悲觀的看法。在最近與記者見面時,中國大使館官員列舉了幾個積極的經濟數據,其中包括他們說今年上半年的國内生産總值(GDP)增長率爲5.5%。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參贊楊帆說,消費者和服務業在經濟産出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爲這是必要的。這位顧問告訴記者,「今年夏天約有5.02億中國人去看電影。」


他們列舉了中國經濟疲軟的外部因素,包括美國的關稅、貿易限制、制裁以及新冠疫情後全球經濟低迷。他們還提出一長串西方商界領袖和經濟學家認爲中國應該做的事情,以此反駁中國正在放棄改革的主流觀點。


中國駐美大使館商務參贊張新宇表示:「中國積極推進高标準對外開放,努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世界級營商環境,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保障外資企業國民待遇,維護和促進公平競争,并将進一步向世界敞開大門。」


谢选骏指出:“習近平的經濟政策讓許多中國觀察家困惑”——这是因为他们不懂,“中国”和“共产党”是对立的统一!至少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么看待世界的。


《重振经济还是对抗西方?习近平的两难挑战》(DAVID PIERSON 2023年5月15日)报道:


为了让死气沉沉的经济再现生机,中国今年致力于吸引外国投资者,稳定与西方的关系。但是这些目标与领导人习近平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却是相悖的,那就是在一个他认为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巩固国家安全。

习近平称美国在试图约束和压制中国的崛起,对此中国必须做出反抗。在这个世界观里,外国敌对势力在利用间谍削弱中国经济;俄罗斯不是个被排斥的国家,而是应对北约威胁的重要伙伴;外交舞台应该用来明确中国的影响力,从自身利益出发重塑国际秩序。

在国内,当局对有国际关系的咨询公司发起全国范围的打击行动,让外国商企感到阵阵寒意。这些咨询公司的用途是帮助投资者理解难以捉摸的中国经济,而中国的国家广播机构指责西方国家在它们的协助下试图窃取关键产业的敏感信息。

在国外,中国试图改善与欧洲的关系——从而在美国及其最重要的几个盟友之间制造罅隙,然而北京与莫斯科的紧密联系给这方面的行动制造了困难。在本周访问德国时,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对北京在终止俄乌战争方面缺乏作为的说法做出了驳斥。他还警告,如果欧盟对被指向俄罗斯军方提供技术支持的中国公司施加制裁,中方会做出反制。

中国日渐强硬的做法在加拿大也引起了担忧。该国政府指控一名中国外交官威胁一名加拿大议员,并收集有关其家人的信息,该议员此前对北京对待维吾尔穆斯林的方式发起了严厉的批评。在渥太华下令要求该中国官员离境后,北京做出了对等回应,驱逐了一名加拿大驻上海外交官。

“中国要同时面对国内和国际上的多种相冲突的利益,这方面的能力正迅速成为习的主要挑战,”乔治城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曾任贝拉克·奥巴马总统顾问的麦艾文(Evan S. Medeiros)说。

这种挑战从来都有,但麦艾文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越来越受到出口增长放缓和失业率飙升的困扰,这一点的影响在大大增加。“习似乎认为,凭借中国经济的吸引力,以及各国对美国势力的不满,他可以在坚持自己的立场的同时吸引其它国家。这是很大的冒险。”

针对咨询公司的行动令观察人士感到困惑,毕竟中国近日承诺在经过三年严格新冠防疫措施后将重新打开门做生意。但是这些公司可以获取有关中国产业的数据,包括国防、金融和科学领域,这似乎引起了中国安全部门的警觉,而安全现在是高于经济决策的优先事项。

长久以来,中共都在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和必须维系全球联络以推动增长的矛盾中左右为难。不过,习近平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强调要将安全放在首位,称之为“发展的基础”。

“习主席已经明示,安全高于发展,”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何瑞恩(Ryan Hass)表示。

“哪怕这意味着铁拳制裁咨询公司,并导致外国资本退避三舍,似乎也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何瑞恩补充道。

归根结底,中国是在赌外国企业和政府根本舍不得放弃其广阔市场。

在法国和挪威进行额外停留后,秦刚于上周五结束了四天的欧洲之行,相互冲突的各方利益笼罩着此行的始终。

在法国,秦刚试图在上个月习近平与马克龙总统友好洽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当时马克龙率一批法国商业领袖访问了中国。周三,秦刚会见了法国外长凯瑟琳·科隆纳,并告诉她,“中国愿与法国等世界各国一道做大合作蛋糕,共享发展机遇。”

马克龙曾主张欧洲“战略独立”于美国,尤其是在争议问题上,比如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自治岛屿台湾。中国希望更多欧洲国家能效仿马克龙的立场。但欧洲大陆在中国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因为俄罗斯在西欧家门口发动战争之时,中国仍继续向其提供经济和外交支持。

中国外交官的尖酸言辞更是雪上加霜。上个月,驻法大使卢沙野因对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的主权提出质疑而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暴。这番已被外交部否认的发言可能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对本国吸引力的过分自信。

“中国相信它可以相对十分灵活地利用攻击策略来保护自身利益,因为欧洲人承受不起关系破裂的后果,”何瑞恩说。“这一假设将在未来受到考验。”

对中国独断作风的不安促使更多国家愈发紧靠美国,这其中既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长期盟友,也有菲律宾这样的骑墙派。印度也前所未有地靠近了美国,由于该国的不结盟传统,这在以往是美国外交政策界不可想象的。

分析人士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这种自我伤害是不可避免的。习近平越是感到不安全和受威胁,民族主义倾向就越会迫使他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击。

“在‘新冠清零’政策失败和经济放缓之后,中共政权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因此习近平必须拿出强势姿态,”丹佛大学美中问题专家赵穗生表示。“只要还感到脆弱,他对外就会努力展示强势和坚定,将会捍卫中国一切所谓的重大利益。”

即便如此,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本周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会谈仍暗示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可能。

随着与西方关系的动荡,中国加速拉拢“全球南方”,近来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外长都举行了会晤,而习近平也将于5月18日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

“考虑到与‘全球北方’发达民主国家日益恶化的关系,这对中国而言是合理之举,”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执行主任季北慈(Bates Gill)表示。

季北慈补充说,中国的意图是“在‘全球南方’发挥远大于目前的影响力”,这样就可以“在与美国更大的地缘政治斗争中利用这一优势”。


谢选骏指出:既要重振经济还要对抗西方——只有成功应付这个“两难挑战”,才能妥善解决“中国”和“共产党”这俩对立的死结。


《习近平政府内政外交信号令人困惑》(2023年8月25日 金哲)报道:


资料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2021年12月31日)


华盛顿 — 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指出,当今中国内政外交面临许多重大挑战,从依然在发展的房地产业危机有可能触发经济整体大危机,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使中国外交和外贸处于困境,不一而足。中共领袖习近平的领导班子就这些重大问题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如何理解这些信号成为观察家们的探讨课题。


中国面临诸多挑战重中之重


就眼下中国面临的内政外交挑战而言,众多观察家和分析家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和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是重中之重。


然而,许多观察家和分析家指出,面对房地产业的萎靡不振乃至崩塌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陷入困境乃至绝境的大形势,习近平当局一方面表示要对房地产业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又再度发出信号,声言要坚持习近平亲自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谓“房住不炒”原则,否定房产的商品属性即买卖房产并以此谋利或止损的正当性,大有把眼下的房地产市场由萎靡不振推向崩溃的势头。


此外,观察家们还指出,面对所谓的战狼外交所导致的严峻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困境,习近平当局一方面声言要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中美关系,要迎接两国关系风雨过后的彩虹;另一方面当局又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在意识形态上和发展道路问题上摆开与西方国家不共戴天的架势,历数西方国家的历史罪恶,声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


中国人大通过新版反间谍法 将对内控制和对外报复制度化


相互矛盾的信号有简单的合理解释


应当如何理解习近平及其政府发出的这种明显是相互矛盾的信号?观察家和评论家们乃至中国民众议论纷纷。有人还提出阴谋论(如,习近平政府内部有人一直在跟习近平玩高级黑)来解释。


但也有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指出,习近平及其政府所表现出的相互矛盾其实大都可以找到合情合理的简单解释。


在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学者、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看来,参照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先例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习近平以及习所发出的那些相互矛盾的话语、指令。


胡平说,“在中共历届领导人当中,习近平的统治风格更接近、更相似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区别就比较大。这一来是因为习近平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大权独揽,独裁程度最高。另外就是他管的事情更宽。这就跟邓江胡不一样。当然,在邓江胡时代,比如说,在经济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总理在管。你很少看到邓江胡自己出来在经济问题上频频发指示。习近平在这一点上就跟毛很相像。”


许多毛泽东研究者和批评者说,毛泽东喜好在经济问题上不懂装懂还要发号施令,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例如,1950年代末,毛突发狂想,以为提升钢产量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途径,于是大叫“以钢为纲”,结果是劳民伤财,资源耗尽弄出一堆无用的废铁,还让几千万中国人白白饿死。


胡平则说,习近平宣扬的所谓“房住不炒”论也是明显不懂装懂,不知道房子可以用来住是其价值所在,商品性所在,也就是房子的居住价值和房子的商品价值是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习近平却把两者分裂开来,对立起来,明显是否定房地产市场的价值甚至是否定其存在理由。


1959年庐山会议时代的不祥回响


在《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主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看来,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濒临崩溃之际,习近平当局再度释出信号要坚持所谓“房住不炒”的原则,这种做法很像1959年毛泽东在经济上瞎指挥已经造成灾难、毛不得不表示要纠正所谓的左倾(经济建设冒进)错误之际又突然决定不纠左而是要反右,最终导致造成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宋永毅说,“毛泽东和习近平一样都并不是不知道怎样把国家的事情搞好。毛泽东上庐山之前他是准备反左的,他知道是因为左,也就是他的那个左的大跃进路线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那么,习近平现在也并不是不知道是他要全面复辟毛泽东的那一套做法,把市场经济给搞砸了。”


宋永毅接着以美国举例说:我们都知道,即使是美国经济对房地产市场依赖性不如中国,美国也是要非常小心处理房地产市场问题,因为把房地产市场弄砸了,也就是把美国经济弄砸了;但习近平却要砸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是制造经济灾难的节奏;习或者因为是个人信仰,或是个人野心,个人面子,就是死不认错纠错,非要跟经济规律对着干。


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领导和管理的以经济报道为主的综合性报纸《经济日报》说,中国“房地产的相关贷款占银行信贷的40%,房地产的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居民财富60%在住房上,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在房地产市场岌岌可危之际,《经济日报》8月23日发表一篇署名评论,声言“房住不炒”定位仍然要坚持,引发广泛的注意和担忧。


中国政府朝令夕改 外资民企信心全失

对美国对西方既要示好又要对立


就外交而言,过去10多年的战狼外交导致中国跟它在经济上十分依赖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去风险乃至脱钩论在西方国家朝野甚嚣尘上。不久之前,被习近平破格提拔成为总理的李强在会晤美国财政部长的时候声言准备迎接中美关系在风雨之后的彩虹,这种明显是急于改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不同寻常的说辞令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感到意外。


然而,8月15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的讲话稿,从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历史等方面对西方进行全面的批判,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讶。在观察家们看来,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政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大众也一直有对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的强烈批判,但问题在于习近平在讲话中所展示的明显的敌意,以及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强调,跟他的政府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改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努力形成冲突。


习近平政府和习本人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言论令许多人感到困惑。但胡平认为,习本人以及中共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自相矛盾,而是一以贯之。胡平说:“他在不同的场合下讲不同的话,针对的是不同的对象和内容。只是你把它们摆在一起看,就显得十足的自相矛盾。但在他那里,他完全是把那些话放在不同地方。所以从他那里来说,(一会儿要中美友好一会儿咒骂美国)完成这种转换并不太困难。因为他完全是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针对的是不同的对象。”


胡平说,中共政权从来都是敌视西方国家所坚持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毛到邓江胡都是这样,只是邓江胡出于实用主义回避大谈意识形态,而习近平要特别突出意识形态,但又深知中国离不开美国,这才使他的言论显得特别刺耳和不着调。


在宋永毅看来,习近平在急需西方的好意的时候公开再跟西方闹意识形态斗争,这只能说明一个简单的问题。


宋永毅说,“这就说明了习近平个人和邓小平,和毛泽东在这方面相比个人能力或说谋略不行。他的野心绝对大过他们,对不对?他的资历是绝对差过他们的。他是什么资历嘛。就是扛两百斤重负走山路不换肩也是吹出来的。扛两百斤怎么可能走路不换肩嘛。我们都到农村劳动过,都知道。但这是他唯一可以吹的东西了。他对整个形势的把握,对国际形势的把握,那应当说非但不如毛泽东,更不如邓小平了。邓小平当初还能提出一个韬光养晦的口号。”


《求是》8月15日杂志发表的习近平高调批判西方国家的讲话稿是他2023年2月7日对新进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话的一部分。中共当局没有对中国公众和外界解释为什么要时隔半年之后公开发表这样的讲话。


谢选骏:一会儿是“習近平的經濟政策讓許多中國觀察家困惑”,一会儿是“习近平政府内政外交信号令人困惑”——这些困惑的人们或者试图解惑的人们,都不懂得我所说的——“中国”和“共产党”是对立的统一!你们既然想要解释对方的行为,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哲学,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才能知道对方的棋局——否则,你们仅仅根据自己听众的胃口来发言,怎么可能切中要害呢?


《习近平上台一周年 政策得失如何评说?》(2013年11月15日

 BBC)报道:


习近平宣布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国未来政治经济改革走向受到关注。


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一年过去,一年来他的政策得失几何?中国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习近平和李克强成立中国的新领导班子的过去一年来,频频出台各种政策,但外界对其政策方针、战略意图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解读。


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是一年来习近平已经显示了大刀阔斧、有所作为的风格。


曾长期担任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现为该报资深编辑的黄忠清表示,习近平和他的前两任江泽民、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一年比较起来,让外界感到他在作风上明显要更雷厉风行:一上台从内政到外交即有密集的政策和措施,不停在走,在做。但似乎经济和政治并不同步。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和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也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前任比,上台一年施政“可圈可点”。集党政军大权,在外交内政上均有建树。三中全会公报虽然在很多方面还语焉不详,但点明了今后改革发展方向:司法独立、公平竞争、市场主导、精简机构、国企税务等等。


“左灯右转”


黄忠清说,国际国内一年以来对习近平的很多动作和发出的政策讯息印象却感到矛盾和困惑。在经济改革方面,比如说包括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习近平还是进行着实际性的改革和进步。


黄忠清表示,在政治方面,却搬出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左”的做法,很多人认为他在倒退,比过去的领导人更左,打压更厉害,更加集权。


黄靖则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是“新法未立,旧法不除。”习近平的改革成功,必须有两个条件:现在政府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的有效性。因此这就形成经济上的开放和政治上的集权。


黄靖说,看待习近平政治集权应该一分为二。举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改革领导小组为例,中国已经逐渐演变成世界性大国,习近平对外需要政策协调统一;对内要解决胡温十年积压的大量社会矛盾。因此上述被外界人士批评为集权和压制的措施,还需要继续观察其效果,但从某种方面来说也是为了加强他的权威,保证“深水区”改革触动利益集团的必要手段。


黄靖说,不能光听口号,过去邓小平也喊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更向左转,而是更开放。


“有思路”


黄忠清说,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政左经右”,这是一方面的解释。但习近平有自己的思路。


黄忠清说,习近平自己总结30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功“对制度、理论和道路更加自信”。他可能试图找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所谓中国特色的政制专制、经济发展的道路。但事实上,理论上或者科学上,这是没有先例的。


他指出,如果习坚持政治专制、不尊重法治的制度,同时搞经济现代化,在历史上没有成功先例。


黄忠清说,李克强自从上台以来,中国政府明确一致地在进行经济改革, “政左经右”这种方式好像和李克强政府大幅经济改革有点不配调。习近平的道路是当今世界上没有的一条路。对他做出评价现在为时尚早,仍需要继续观察。但是这种一党专政下的“政左经右”可能会导致政策矛盾,结果不佳。


黄靖赞同习近平有思路的说法。但他强调说,中国过去没有沿袭外国的变革制度,即使是中国革命走的路也和马列苏联革命理论不一样。现在习近平的政策没有前例可循。


黄靖认为,社会多元化和民主化,首先是从执政党内部开始的,日本、韩国、台湾等等都是如此。从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看,形势比人强,不论领导人可能说出什么政治言论,实际上社会更加多元,经济更加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在司法独立、社会公正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他强调认为,中国改革不是革命,不是打破一切现存制度。而中国改革开放最危险的不是慢性,而是过快失控,由此带来的灾难不仅是对中国国内的,也会造成国际灾难。


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空山猛兽隐,


猴类跳纷纭,


赳赳作虎鸣,


笑煞行路人。


治世无良策


技穷趋毛魂


洗澡当快否?


红朝梦里寻。


谢选骏指出:看看十年前的新闻报道与分析,它们十年来的“困惑”似乎一直是个主旋律……这都是因为,这些来来往往的说者都不懂得——“中国”和“共产党”是对立的统一!具体说,“中国”要是好了,“共产党”就会衰了,甚至丧失专制权力;但是“中国”要是坏了,对“共产党”也是不好的;所以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只能坏坏好好,好好又坏了,不断折腾翻烙饼……这样才能給共产党延命,所以共产党的首都叫做延安,而不是长安。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和“共产党”是对立的统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宿命。

谢选骏: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加好战


《共和国还是帝国更好战?来自古罗马的证据》(量化历史研究 2020年05月13日)报道:


执政联盟的规模影响战争发动的决定吗?自Bueno de Mesquita et al. (1999)开始,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拥有较大执政规模的民主政权更加和平。然而,这一因果效应并未形成共识(Hegre, 2014),一些学者认为战争由不同的因素共同决定,如大炮与黄油的“权衡”论(Tul-lock 1974; Hirshleifer 2001),经济体系论(Gartzke 2007; Mousseau 2013)等等。古罗马,作为欧洲曾经一千多年时间里的主导力量,可以给这场辩论带来启示。正如拿破仑所言,罗马的故事也就是世界的故事。


Adamson, Jordan在最新的“Politica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War”一文中构建了一个基于税率调节最大化执政联盟成员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该框架内,执政联盟用有限的军事资源,追求联盟成员的私人利益或者国家的公共利益。其中,对于战利品,联盟成员享有等份额的私人物品(X)——掠夺和迫害非联盟成员,非联盟和联盟成员一起享有公共物品(Y)——国防安全等。联盟规模增加,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成员参与瓜分私人物品。


作者认为,由于军事资源优先,联盟规模越大,则战争目的越不可能是追求私人物品,而是追求公共物品。这或多或少的会影响战争发生。图1为古罗马时期战争发生次数的直方图,可以看到,在共和制时期战争更为频繁,帝制时期则相对和平。


图1 古罗马时期战争发生次数


由于现有资料对古罗马时期战争的动机难以一一识别,作者根据地形的险峻程度,利用“地形耐用指数TRI”对其进行分类,并将LN(TRI)≈6.6定义为最佳防御点,Defensive Land定义为经划分地理单元与最佳防御点的险峻程度之差,释义发生在接近防御地点的战斗意味着执政联盟为公共利益而战,在其他地点上的战斗则可能有其它原因,如攻击敌人、入侵等。同时,作者将执政联盟规模的比较设定在共和制和帝制范围之内。图2显示了共和制和帝制时期TRI分布的箱图。可以看到,两种政权都不是纯粹为防御而战,但共和制时期更接近最佳防御点。


图2 共和制和帝制时期TRI分布


接下来,作者实证检验了Def.Land×Dictator回归系数的符号方向,考察与共和制相比,帝制时期是否较少的发动防御性作战。结论发现,在多种模型度量下,帝制时期都较少的发动防御性战争,也就是说,共和制较大可能为防御而战;模型同时显示,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帝制,都表现出较大的战争倾向。为证实结论的稳健性,作者逐步聚合地理单元重新计算TRI引入模型,表1显示了Def.Land×Dictator 95%置信区间上的取值范围,符号方向保持不变。


表1 按不同地理单元聚合的Def.Land×Dictator系数


因而,作者认为战争发生与否并非严格的由政体所决定,并进一步从古罗马内外部战争和土地资源的可获得性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政治制度的改变关系到战争发生的性质,但不一定影响战争发生的程度。


为更细致的追踪制度变化对战争的影响,作者将古罗马时期划分为贵族寡头、贵族和平民共和制、共和制结束、元首制和专制5个政体时期,将每个时期战争发生的地形值与最佳防御点进行比较,发现联盟规模更大的时期,战斗地点更靠近最佳防御点,更具防御性(如图3所示)。同时结合图1还可以看到,政体变化对应的战争水平并非始终如一地高或者低。


图3 不同历史时期战争对应的TRI


纵览全文,作者基于经验证据和实证分析表明:较大规模的执政联盟让人均私人物品(X)下降,成员可以从公共物品(Y)中获益,于是导致更多的战争,古罗马共和制与帝制时期战争水平的差异印证了这一推测。


文献来源: Adamson, Jord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Resources, and War: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ncient Rom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January 2020. Pages 101324. 10.1016/j.eeh.2020.101324.


谢选骏指出: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加好战,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显然要比秦汉同意之后更为好战。同时也显示了自由民主时代也需要比专制独裁时代更为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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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塘右眼财迷

九龙塘右眼财迷

发布于2021-01-24 17:49

来自雪球

财迷‖从罗马共和国“帝国化”展望拜登上任后美国作为新罗马是否由盛转衰


点此链接阅读体验更佳:财迷‖从罗马共和国“帝国化”展望拜登上任后美国作为新罗马是否由盛转衰




上图:罗马遗迹以及白宫


上周,川大统领从白宫离任并发表了离任感言:







而拜登也正式就任新一任大统领:







于是,财迷发现推特哀声遍野,朋友圈也有各种叹息,“拜登上台标志着米帝这个新罗马已经腐化入骨,必将由盛转衰”的论调甚嚣尘上,有人甚至表示以后不会再移民米帝,云云。


辣么,窃以为各位看官可能会关心如下问题:


问题一:拜登上台是否标志着作为新罗马的米帝由盛转衰?


问题二:美加澳等代表新罗马秩序的国家还是否值得移民,值得投资?


问题三:拜登上台,我等小民又当如何才能趋利避害?


今天,财迷就准备通过回顾古典罗马共和国“帝国化”的历史,来回答以上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罗马史的著作汗牛充栋,名家辈出,不管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还是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经济史》,抑或蒙森的《罗马史》,又或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都是动辄几百万字。更不要谈波利比乌斯、塔西佗、李维、普鲁塔克、苏维托尼乌斯、阿庇安的著作,不但字多,有的还需要去看拉丁文版本。




上图:李维和他的《罗马史》


财迷自诩读了不少书,但老实说,关于罗马历史的经典书籍财迷并未一一尽览,本不应就此话题班门弄斧。怎奈财迷总感觉列位看官“当局者迷”,又容易被各路妖艳贱货自媒体传播的熵所误,似乎对如今的米帝和环球形势看得不甚清楚。所以财迷不揣冒昧,想要通过解毒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型来让各位用一把新的“标尺”来测量如今米帝的转型,并对未来做一点相关的预测,以帮助各位趋吉避凶。


毕竟,对于历史有无数种标尺和角度解毒,关键是看我们准备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思想的自由市场还存在,那我们终有一天能通过无数种偏见达到真理。


附带一句:如果各位看完了本文,或许再去看《星球大战.》的前传三部曲系列电影,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因为《星球大战》前传三部曲的主题,其实也是共和消亡,帝国兴起,只是以太空歌剧的式样呈现而已。




ONE.罗马共和国变强的两大主要原因


闲话休提,直捣黄龙。


我们都知道罗马共和国初期只是亚平宁半岛中部一个7城联盟,蕞尔小邦。那么,这个小邦是如何发展到称霸亚平宁半岛,拳打北部山南高卢,脚踢南边叙拉古,最后连续击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马其顿王皮洛士,以及本都的米特拉达梯大王,制霸地中海?




上图:刻有罗马共和国(拉丁文名字: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 ,罗马元老院及人民,缩写SPQR)名字的鹰旗。


窃以为主要是因为罗马共和国有两大特质:


特质一,在机制设计上做到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权责对应模式,导致其反脆弱能力很强。


特质二,保持一定开放性,始终可以协商。


先讲特质一:机制设计的权责对应导致罗马反脆弱能力相对较强。


罗马王国建成两百年后驱逐了君主,由一群公民——有一定规模土地的自耕农甚至农场主——共同运作。这就是早期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正式名称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拉丁文:SENATVS POPVLVSQVE ROMANVS)。


罗马共和国的运作方式颇类似现在的无限责任公司,其公司治理的机制示意图如下:





a) 部族会议(Comitia Tributa,也叫库利亚大会,公民大会)相当于董事会,拥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


b) 部族会议中的大家族推举德高望重者组成元老院,就相当于是执行董事会。德高望重者及其背后家族就等于是大股东,执行董事会往往代表他们的利益。


c) 元老院会每年推举两个执政官,就相当于是CEO。


d) 后来出现专门为公民说话,和元老院讨价还价的保民官,就相当于是中小股东代表同时兼任现代邪路国家的工会主席。


共和国早期(也就是马略改革以前)的罗马军队,之所以能打,就是因为每个拥有土地的公民家庭都要贡献男性去当兵。外族来侵,则大家一起上战场,所谓的“与子同袍“,打赢了之后抢到别国财物/奴隶和土地,每个公民兵都有份。军功大的家族,不但战利品如奴隶、土地和财宝更多,且在元老院声望也更高,成为执政官可能性也更大。


如此一来,等于罗马全境内有实力的家族都入股了罗马这个公司,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只是:


a)罗马共和国等于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所有公民都要对共和国的兴亡负担无限连带责任——竞争胜利则大家一起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竞争失败则大家一起身死国灭。


b)有的家族贡献大,在董事会里持股权较高。


这就是一种古典时代的“风险共担,利益均沾”(Skin in the Game,具体介绍请见此链接:《财迷‖非对称风险:中信泄露池子银行流水、波斯换币及金融委会议》)。


整体上看,这种制度设计是超越其时代的,比起周围哪些同为无限责任公司的王国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至少在那个时代,这样做能够提高罗马的反脆弱能力——杀不死罗马的,让罗马这个“无限责任股份公司”不断地超越竞争者,吞并对手,越做越大,直至形成垄断地位。


反脆弱性(Antifragile)的定义是:“有些事情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具体介绍,各位请见此文:《财迷‖反脆弱与三镇斯坦:疫情的大历史框架分析及小民可取之对策》。


而罗马人恰好就是这样。


首先,罗马人很有韧性。


在历史上,罗马给人的印象是——没有亚历山大大帝或汉尼拔那样的不世出的名将,大部分时候是执政官和元老院成员带兵,经常打败仗,而且有的败仗非常惨烈。但总是能在惨败后吸取教训,迅速卷土重来,且变得更强大。


比如著名的坎尼会战,就导致罗马人的主力精锐8万多人全军覆没(死了十分之九)。两位执政官,几十位将军和80位罗马元老院元老(也就是元老院1/4到1/3的人数)全部战死或被杀。差不多每一个罗马公民的家庭都有人阵亡。




上图:《全面战争:罗马2》海报


这种损失,如果是任何别的国家,早已投降。比如在神州,我们很难想象假如曹操、曹丕、郭嘉、荀彧等同时死在一场战役中,曹魏还能绝地反击——估计只要曹操一死,此集团就作鸟兽散鸟。


而罗马却并未做鸟兽散,反而很快组织了新的军团奔赴前线,并通过拉锯战成功反杀。战争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汉尼拔兵败服毒自杀,迦太基不但被灭国,其首都也被毁,土地被撒盐。


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参战的罗马人都是自由公民,意识到了自己的国家陷入危急存亡之际,所以战斗意志被激发,屡败屡战,悍不畏死。


除了悍不畏死,罗马人还进行了很多制度和技术上的主动探索和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但并不限于被如今的罗马军事爱好者所津津乐道的以下几点:


a) 青年兵(Hastati)、壮年兵(Principes)和后备兵(Triarii)三个兵种被排成前后三排,在战斗中前后轮替。


b)大盾和短剑战术。


c) 大量工程技术的引进。


这些军事改革都是超越时代的。罗马的很多军事技术,尤其是土木工程技术,直到中世纪早期都一直未被超越(附带谈一点:正因为公民兵对罗马人来说异常珍贵且都是自家子弟,所以罗马人也形成了共识——不会惩罚哪些投降后归来的罗马子弟兵,令他们蒙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共和国的反脆弱能力极强。


再讲特质二:罗马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政体。


罗马共和国这个无限公司的股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开放的——外邦人只要情况合适,就可以入股。


在罗马打败了周围的城邦之后,虽然也会有屠城以及将俘虏卖为奴隶的情况,但也会做一些别的事情,包括将这些城邦的人纳入罗马的治理之下,并对这些城邦符合条件的人开放公民权。所以很多非拉丁联盟(亚平宁半岛上的城邦联盟)的居民也可以成为罗马公民,甚至成为罗马元老院成员(当然中间有不少斗争和协商)。


这等于是罗马共和国这一家无限责任股份公司把自己的股份拿出来做股权激励——允许新鲜血液参股,并允许他们获得红利。这同样是其他地方的人不可想象的——我们能想象司马家族吞掉东吴西蜀之后,还邀请主要大臣和王室成员进入晋朝掌握部分行政权甚至军事权力么?想一想为何李密要写《陈情表》?想一想为何陈寿不受待见?


所以,正因为罗马共和国具有这两个特质,罗马人才可以战胜历史上可以排进前三的优秀战将汉尼拔,制霸地中海西部,并在后来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


TWO. 两个特质的异化:罗马共和国的帝国化


辣么,罗马帝国化期间发生了神马?


窃以为是两个特质的异化:


第一点:在机制设计上“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权责对应模式被打破,导致其反脆弱能力变差。


之前财迷已经给了下图:





随着事件推移,问题出现:


作为罗马公民,经常要出门打仗,在离家近的时候,打完仗就可以回家继续种地,所以家里土地不会出现荒芜。随着罗马接连获胜,征服了附近的土地,这导致罗马军队经常进行远征,远征部队很可能长期不回家,容易错过农时,导致土地荒芜——这等于是小股东的经济基础被削弱。


而另一方面,元老院的贵族们(也就是大股东),丧失了作为贵族应该身先士卒的初心。他们变得经常逃避战争,而且靠着出去打仗搞来的奴隶可以买下更多土地,挣到更多钱,变得越来越富有,同时在生活上腐化堕落——这等于是大股东的经济基础得到加强。


由于只有有地公民才有服兵役的义务。于是为了逃避兵役,当时大量的罗马公民(小股东)就会倾向于把土地卖给贵族大地主(大股东),自己选择以佃农身份留在土地上(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P44)——这样一来虽然没了土地,但不再是有地公民,但同时也不用服兵役,不会因为兵役导致自己家里土地荒芜,起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另外,大量资本进入公民兵的基本盘——伊特鲁利亚地区,投入橄榄林和葡萄园,导致这些地区地价疯涨。而原来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公民纷纷乘着地价高卖掉原有产业,搬到城市里去住或者搬到东方哪些被罗马新打下来的低价较低的地方居住。




上图:罗马公民兵的基本盘:伊特鲁利亚地区


以上两件事,等于是很多短视的小股东直接抛弃了股东的地位。而大股东手中的股份越来越大,他们的话事权也越来越大。这其实还没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小股东(公民)的权利减少,而责任变大。而大股东(元老院贵族)获得了大量权利,而他们的责任却变小。


历史书对此的描述是:“在外作战阵亡的士兵和破产农民(也就是小股东)的土地被贵族(大股东)兼并,侵略带来的巨大财富和奴隶(奴隶经济)代替了之前的小农经济。导致很多穷人无业可做,无法养活自己(小股东社会地位日益下降)。


总之,到了此时,权责不再对应,大股东和小股东们不再能“风险共担,利益均沾”。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日渐尖锐。”


于是就产生了如下后果——小股东们对此非常生气。他们推举了保民官格拉古兄弟,想要改变这一切。


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兄弟出生在古罗马共和时代的一个贵族家庭里。自幼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希腊的奴隶主民主政治以及公民平等的思想对他们影响很深。


公元前133年兄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提出土地法案,规定公民每户所占公有地不能超过1000尤格。超过土地由国家偿付地价,收归国有,并划成每块30尤格的份地分给贫穷农民,由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分配土地。但不久后提比留被反对贵族杀害,土地改革运动至此中断。


10年后,弟盖约·格拉古任保民官。他重申提比略的土地法,还提出了实行赈济城市贫民的粮食法和授与骑士司法权的审判法等法案,目的都是吸引改革的拥护者以实现土地法。公元前121年,反对改革的元老贵族杀害了盖乌斯。




上图:格拉古兄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格拉古兄弟虽然先后被杀,但他们提出的法案大多保留了下来。


历史书对此的评价是:格拉古兄弟改革,冲击了豪门贵族(大股东)的统治,打击了大土地所有制,使罗马的上地集中现象(大小股东矛盾焦点)得到缓和,对于罗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纵然如此,公民兵兵源的减少的趋势并未得到逆转——这背后一个可能的逻辑是:在罗马扩张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开始有了更多的奴隶,也变得不思进取。即使是罗马城的平民,也享受了大量福利(比如格拉古兄弟改革内容就包括给罗马的无业贫民定期发放救济粮)——这导致a) 很多人不愿意当兵,公民兵大大减少。b) 罗马的贫民则获得了大量的福利, 成为哪个时代的黑命贵集团。


这就倒逼马略进行了军制改革——将原有的征集公民兵改为募兵制,招收穷苦公民服役。规定士兵服役期为16年。服役期间由国家供应装备、给养和支付军饷。退役士兵由国家分给土地。


很不幸的是,正是由于募兵制代替了公民兵,导致了潘多拉恶魔被放出黑匣子——怀有野心的常备军领袖利用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的矛盾,开始反击元老院,最后导致了独裁者出现,罗马进入帝国时期。


马略建立募兵制的常备军团后,很快吃到苦果,他的宿敌苏拉带着军团回到罗马屠杀马略拥护者,开了先例。然后他自己又带兵回罗马进行报复,屠杀苏拉拥护者。从此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十几年后,我们熟悉的凯撒就学习苏拉和马略,以保护公民(小股东)为借口,渡过了卢比孔河,赶走了元老院,自己成为独裁的“首席公民”,正式开启了罗马的帝国化。


罗马的小股东们,前门赶走了元老院这群狼,后门却放进独裁者这只大老虎,从此永无宁日。




上图:《首席执政官:罗马》海报


也许元老院有很多问题,但是独裁者一来,对于国家问题会更多。


首先,独裁者必须不断扩张。


其次,独裁者永远要面对接班人问题。


再次,宫廷政变,黑箱操作,各种问题由此而来。


最后,罗马的特质二——保持一定开放性——也在独裁者的操作下带来巨大的问题。


独裁的皇帝不放心身边人,于是大量雇佣蛮族做卫队。用来制衡原有的真正的罗马公民。这进一步导致了罗马的异化。蛮族雇佣兵卫队势力变大之后,开始随意扶持和废掉皇帝,自己做国王。后来的奥斯曼帝国也陷入了这样的问题。


这些东西为祸之甚,你我吏治帝国的小民,想必比谁都熟悉,就不用多讲了。


THREE. 美国作为新罗马,是否也开始异化并由盛转衰?


罗马共和国的帝国化既然已经解毒清楚,比照罗马人,美国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变得很好理解:




1)米帝也是一个类似于罗马的无限责任公司,基本上在1950年代以前一直是“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权责对应机制。比如,以福特为代表的资本家们给手下的工人高工资来刺激美国内需增长,自己可以卖出更多汽车;而工人们则做着有一定积蓄后自己也去闯荡一番事业的“美国梦”。


从伊利运河到福特汽车,华尔街搞融资,中部芝加哥底特律搞制造,南方开采石油,西部出农产品——米帝国内的大小股东们都有钱赚,有梦想可以实现,基本上是一个“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内循环的乐园。


2)195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已经让米帝出现了一些问题——汽车制造产业流到德国/日本,电子产业流到日本/韩国。米帝很多公民因此失业,而华尔街的资本却从日本德国的投资里收获颇丰,同时好莱坞电影也在欧洲和日本打开了市场——大股东(华尔街好莱坞)和小股东(汽车业电子业从业者)的分化已然出现。还好米帝靠着互联网产业扳回一城——互联网产业新创造的就业让小股东们能够参与到产业升级中去,在履行义务的同时仍然享受红利。


3)自从神州崛起之后,由于神州体量太大,对米帝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米帝的跨国企业家们纷纷把境内的玩具厂、电子厂、玻璃厂、服装厂迁徙到神州,导致神州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华尔街和跨国企业由此赚得盆满钵满,好莱坞也因此大赚(神州电影票房已经接近于米帝)。


于是,类似于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贵族,华尔街oldmoney ,跨国企业和好莱坞明星并不去伊朗阿富汗流血打仗,而是在全世界(主要是某地)开血汗工厂挣钱,享受起全球化红利。他们很多人也可能光顾过性都东莞斯特丹,并逐渐从刚健质朴变得腐化堕落。


然鹅,全世界开血汗工厂固然挣钱,随之而来的产业外流却导致米帝的公民兵基础——中西部铁锈地带和南方红脖子们生活水平相对下降(整体上还是提高的,详情请见此文:《财迷‖大象的变异:金毛上台、米帝财政危机与全球化第四波的影响及对策》),他们开始日益不满。


4)川普相当于新时代的格拉古兄弟。他要干的事情,就是和元老院的人讲数——你们这些元老院成员,虽然全世界去开血汗工厂,富得流油,但是也不能因此导致我们的公民(小股东失业),所以你们的产业链必须回流,不回流我就要处罚你们。




上图:很多人将川大统领比作凯撒,而财迷认为他更像格拉古兄弟。


所以,通过全球化获得了巨大红利的跨国企业巨头,华尔街大鳄,好莱坞影星不恨川普是不不可能的——因为川普等于是在断掉他们的财路。


5)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把跨国企业巨头,华尔街大鳄,好莱坞影星等同于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


在米帝,参议院其实就相当于元老院,就连名字都一样,叫做Senate。作为保民官的川普实际上是团结了大部分元老院的成员的——参议院在川普执政时期一直是共和党把持,和川普相互配合,如鱼得水。反倒是佩罗西的众议院一直是和川普对着干。


6)川普也无法完全代表所有小股东的利益——最起码很多黑人,硅谷的不少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军公教人员的利益川普是无法代表的。川普主要是代表了在全球化浪潮中心理不平衡的那部分人的利益。


7)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登身上也有保民官的影子——团结一批新的小股东(黑人/妇女/互联网/军公教)来反对川普和他的元老院盟友(主要是石油巨头,军工巨头以及各种军队/CIA等米帝国内的鹰派高层)。


8)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情况比罗马时代要好得多。


作为新时代格拉古的川普并未被暗杀,而是和夫人一起回到比白宫大得多的庄园舒舒服服过清闲日子去了。


新时代的元老院也并不是特别腐化——真的要像是共和党攻击的那样“腐化”,拜振华上台就应该撤销川普对神州的各种禁令。然而拜振华推翻了川建国的一堆命令,但都是重返WTO,撤销建移民墙之类,唯独却没有撤销关于神州的任何总统令。


新时代的马略/苏拉和凯撒也并未出现,军队更多的是维持秩序——实际上这些部队也不是神马为所欲为的蛮族军队,而更多地类似于公民兵。


实际上,财迷虽然开玩笑说米帝铁锈州的的失业者是白垃圾(whitetrashes),但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小看这些人。人家再差也是股东,手里有票权,元老院和保民官都要看他们的脸色。


至于某些地方只能算无限责任公司里的人肉干电池和“生产资料”的愤青喷子,居然去嘲笑其他公司的股东,这种情况恐怕就如菲尔丁所说:“如果丑陋的人偏想别人称赞他美,跛脚的人偏想表现矫健,那么这种原来引起我们同情的不幸情况又会引起我们的讥笑了。”


FOUR.回答开头的问题以及你我小民的对策


形势既然已经推演清楚,我们或就可以回答如下问题:


问题一:拜登上台是否标志着作为新罗马的米帝由盛转衰?


答曰:此次大选,确实显露出了米帝的撕裂和混乱,毕竟这是207年来首次国会山被攻占。但按照罗马由盛转衰的标准,恐怕很难说这标志着米帝由盛转衰,毕竟不但新时代的格拉古兄弟已经平安下野,新时代的苏拉和凯撒也并未出现(军事政变发生才算得上),政权和平交接了,而拜登更多是寻求和解,身上甚至也有一点保民官的影子(当然是另一群小股东的保民官)。


在这里我们应该庆幸和赞赏川普的节制——假设他真的发动了兵变,那他就不再是新的格拉古兄弟,而是第二个凯撒,那等于是真的要将美国这个新罗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附带一句:很多人当初居然鼓动川大统领兵变,这在财迷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窃以为这种人不是蠢就是坏。无论罗马如何有问题,也不能开兵变之先河,否则就等于是给了野心家借口,前门赶走了元老院这群狼,后门却放进独裁者这只大老虎,从此永无宁日不说,还会被朝鲜伊朗之流笑掉大牙。


每次财迷看到盐野七生在《罗马人的故事》里面大赞特赞凯撒,都只能苦笑——女子慕强,是刻在基因里面的.盐野七生也不例外,对作为英雄的凯撒赞赏有加,搞得读者隔着书本都能看到这位日本老女人的星星眼。但是,这无法改变凯撒作为规则破坏者和第一个独裁者的事实。


罗马的堕落,就是从所谓的英雄破坏游戏规则开始的。


美国人对这一点非常警惕。从建国先贤的宪法,到从星球大战的拍摄,一直都在警告大家只要英雄是人,就会堕落,就需要用制度制衡他。




上图:星战前传三部曲之最终章《西斯的复仇》。财迷强烈推荐星战前传三部曲。这个系列电影完整讲述了阿纳金如何从天赋异禀的英雄堕落为黑暗的达斯.维达,并协助西斯大帝推翻了共和国。


问题二:美加澳等代表新罗马秩序的国家还是否值得移民,值得投资?


答曰: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且不说现在的米帝仍然是一个共和体制,即使退一步讲,米帝真的帝国化了,按照西罗马延续了400多年,东罗马延续了1400多年的例子,米帝要真的堕落到不值得投资的地步,也还有几百年的时间。即使现代节奏加快,估计也要几十年。


问题三:拜登上台,我等小民又当如何才能趋利避害?


首先,拜登上台。窃以为某群人不能因此窃喜,而另一群人也不必因此担心,而是要看到这背后的一个规律——假如现在的米帝真的开始了帝国化,那就正好是共和国晚期或者帝国早期的罗马,处于侵略性和进攻性最强的时代。


原因之一是有野心的强人希望以军功上位。只有通过不世之功,才能赶走元老院的那些人,成为天下至尊。


原因之二是此时的元老院走向腐败,需要更多通过扩张带来的收入。


原因之三是罗马城的贫民也在增加,需要a)通过军功来翻身, b) 他们的福利也需要大量外族供养。


苏拉能成为独裁者,主要就是因为他善战,以少胜多打败了学习罗马的东方劲敌本都军队,取得了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胜利。


凯撒能上位,主要就是因为他远征高卢,以12万人打败了30万高卢军队。再然后远征埃及,将托勒密王朝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


即使是被凯撒打败的庞贝也很厉害,以少胜多打败过海盗,取得了第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胜利,彻底终结了本都这个小亚细亚的最大劲敌。


所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蒙森才会在他的《罗马史》里这样说:“苏拉复古宪法,庞培征服东方,恺撒平定西方。”


上图: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44年凯撒时代后期的版图,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奠定后来帝国版图的框架(实际上凯撒已经征服过不列颠,后来又将埃及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国。让其女王变成了自己的情妇)


所以,有的人应该庆幸拜登这种天天把“We are notblue states or red states. We are united states”挂在嘴边的老好人上台。他更多的是在各种弥合之前的撕裂带来的问题,修修补补,和川大统领一样大砍大杀的可能性很小。


其次,前面已经说了,拜登不会缓和川普的对华政策,但他忙于弥补国内的撕裂,估计不会对神州加剧冲突。所以,各位想要月兑跳出中美冲突大漩涡的看官的应该趁着拜登在任的这几年窗口期好好准备,即使不想月兑,也起码要多挣点钱,存粮过冬。假如四年后共和党新人卷土重来,和神州的对抗加剧那就是大趋势。


再次,拜登上台后说不定冲突也会加剧。因为即使拜登想要当安东尼,也很难再遇到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因为现在的神州庙堂已经不是以前的神州庙堂,并不想做埃及托勒密,成为米帝罗马元老院的奶妈,以地事秦。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冲突突然加剧的可能。所以你我小民,也不能放松,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些风险,与时间赛跑。


最后做个总结:古典罗马共和国的帝国化和由盛转衰,经典叙事是特权阶层独享战利品,出力的平民家庭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日益贫困。于是特权阶层大股东建立常备雇佣军来代替公民兵小股东。但雇佣军领袖凭借战功获得民众声望,尾大不掉,借着民粹主义做掉特权阶层,自己成了皇帝。如此则带来了密室阴谋,宫廷政变,和蛮族入侵等各种负面后果,导致罗马慢慢衰败。


而如果我们用古典罗马共和国帝国化的尺子来测量现在的米帝,就会发现米帝还远远没达到可以称得上帝国化的地步。基本的公司治理机制未变,制衡体系仍在。冲突固然剧烈(但和南北战争以及70年代反战运动比并非空前),但最后权力交接仍然是和平的。所以,列位看官大可不必哀声叹气,大谈米帝衰落,该赚钱乘春风还是要去行动,该做准备还是要去准备。


毕竟,如果米帝这个新罗马真的开始帝国化,那么必然会出现想要通过战功建立统治权威的好战强人,他们会和凯撒征高卢,庞贝征东方一样,不断地发起对外战争,最倒霉的就是各种对手,不管其对手是马其顿那样的曾经辉煌的军事强权,本都那样的学习罗马军队的能打的好学生,还是托勒密埃及那样的内部一盘散沙,不算很能打的吏治帝国。


言尽于此。


谢选骏指出: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加好战——因为帝国一般采取守势,即使疯狂的私生子秦始皇也不例外。而“区域的共和国”(或诸侯国)往往先于“全域的帝国”而出现,共和国(或诸侯国)若不扩张吃饱,如何成长为统一帝国呢? 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加好战——这意味着民主制度可能比专制制度更加好战。这可与人们习惯的话术“和平民主”正好相反!


谢选骏:邓文迪是个色情间谍

 


《邓文迪再涉间谍嫌疑 卷入华盛顿政治漩涡》(BBC 2018年1月17日)报道:


邓文迪2016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她和库什纳夫妇是多年的好友。


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因为同媒体大亨默多克前妻邓文迪的友谊而受到美国官员警告,他们担心邓文迪会利用这个关系帮助中国。


邓文迪是库什纳妻子伊万卡的密友。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2017年初美国官员就此向当时已经是特朗普总统高级顾问的库什纳做出提醒。


《卫报》报道说,邓文迪是媒体大亨默多克的前妻,《华尔街日报》归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所有,因此报道更耐人寻味。


之前有消息说,当时仍然和默多克保持婚姻关系的邓文迪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有染,据说邓文迪那时候就受到英美安全机构的关注。


为中国项目游说?


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官员表达过反间谍评估得出的担忧,即邓文迪在华盛顿为中国政府出资的建筑项目游说。


据《卫报》报道,这个建议中的建筑项目是价值1亿美元的"中国花园",因为建筑设计包括一个高层塔楼,美国官员担心塔楼会被用于监视用途,因此该项目被认为具有国家安全风险。按照计划,这个花园将建在距离白宫不到5英里远的地方。


曾有消息传出当时仍然和默多克保持婚姻关系的邓文迪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有染,英国安全官员曾经和美国同行讨论过此事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邓文迪的发言人说,邓文迪并不了解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部门对她本人及其商业伙伴的担心。这位发言人还说,邓文迪对任何得到中国政府资助的花园项目并不知情。


据《卫报》报道,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库什纳及其妻子伊万卡的代表说,报道中官员对他们表达担忧的会见不过是个"例行的高级员工保安会议"。他还说库什纳"已经写好了所有操守和公开信息方面的建议,为加强美中关系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有助于为美中两国间的许多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


邓文迪2016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她和库什纳夫妇是多年的好友。邓文迪说,伊万卡很了不起,"她有3个孩子,而且她还教他们中文。那很好。我们是多年的朋友"。


伊万卡曾在图片社交网站instagram的帐号上分享了几张她们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们俩一起在克罗地亚旅行的照片。


英前首相布莱尔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引用的一个消息人士说,邓文迪此前也曾经受到反间谍机构的关注。当时有消息传出仍然和默多克保持婚姻关系的邓文迪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有染,英国安全官员曾经和美国同行讨论过是否应该重视此事。邓文迪和布莱尔都否认他们有过私情。


默多克在1999年同邓文迪结婚,两人在2013年离婚。邓文迪仍然使用其前夫默多克的姓。她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她和默多克仍然保持友谊。他们的婚姻有两个孩子。


在《华尔街日报》文章发表后,新书《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的作者迈克尔·沃尔夫在推特上说,媒体大亨默多克和邓文迪离婚后对人说他的前妻为中国做间谍。


伊万卡曾在图片社交网站instagram的帐号上分享了她和邓文迪一起在克罗地亚旅行的照片。


《华尔街日报》曾经广泛报道过邓文迪的过去的背景,其中一些报道发表在默多克2007年收购《华尔街日报》之前。


在2000年11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对邓文迪的调查报道,报道说一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夫妇曾经赞助邓文迪申请美国学生签证,帮助她学英语,并为她提供住处。不久那对加利福尼亚夫妇离异,之后那个丈夫娶了邓文迪。


该报道说,邓文迪帮助她丈夫在中国的公司寻找投资机会,并且担任默多克在中国的"联络人和翻译"。新闻集团当时说邓文迪"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并且对报道的细节进行了质疑。


据种族定性指控


不过《华尔街日报》的前执行总编鲍伟杰(Marcus Brauchli)对该报最近的报道表示怀疑。他在推特上说他自己对此表示深度怀疑,"美国反间部门曾经仅凭轻微的怀疑就诬蔑人,特别是那些和中国有关系的人(例如华裔人士)。我确信特朗普为俄国做的事情比邓文迪为中国做的事情更多。"


逃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


中国富豪郭文贵指中国在美间谍网有多达25000名中国情报官员,类似指称无疑增加了美国对中国间谍威胁的担忧。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频繁成为美国媒体报道的内容,许多中国移民被指为原籍国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前反间谍官员约翰·辛德勒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情报兴趣远远超出国家安全和尖端技术领域,美国经济,农业等许多行业都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目标。


他认为美国反间力度不够,公众警惕性也不高,因此来自中国的间谍威胁加大。他认为中国情报战的一个特点是人海战术,另外一个特点是依赖海外华人搜集情报,很少依赖外国族裔。


不过,许多在美华裔被起诉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许多被告坚称自己无辜,并且指责美国当局搞"种族定性",即因肤色或种族而不是证据进行怀疑,甚至指控被告。


去年7月,《华盛顿自由灯塔》刊登了比尔·格茨的报道,在报道中逃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做出惊人指称:中国自2012年加大在美国的间谍活动,中国在美间谍网有多达25000名中国情报官员,15000多名被招募的情报人员。类似指称无疑增加了美国对中国间谍威胁的担忧。


郭文贵被认为同中国的军方和情报系统关系密切。不过曾经同郭文贵接触频繁的落马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交待说,他从未向郭文贵提供中国海外间谍的名单,郭文贵并不了解国家高层机密。


 2016-03-09 网评


1、邓文迪到底是间谍吗?


2、邓文迪你毁了我容忍傻逼的能力。


3、邓文迪她大概是总政联络部最成功的作品。


4、我个人认为邓文迪,杨澜都是情报人员,甚至都是双面间谍,吃了A国吃B国那种。


5、我觉得有可能。因为邓文迪在中国生活了很久,都没有同学同事邻居来吐槽她的事儿,她出了这么大的名,怎么没有人来吐槽她小时候的事儿呢。


6、不是没这个可能。从最近一些年的事情看,我党利用香港这个入口对英国高层进行渗透是显而易见的。


7、我们还是小孩子呢,不用那么装模作样吧。


谢选骏指出:人说“邓文迪勾搭默多克的手段是经典的色情间谍的桥段”、“邓文迪的怀孕是间谍机关的精心杰作”……我看邓文迪出轨布莱尔才算充分暴露了色情间谍的狐狸尾巴。


《重读邓文迪涉谍风波》(知乎 时事读后感)报道:


这是一则旧闻,但今天拿出来看,它的意义依然是存在的。


知名华裔女性邓文迪涉嫌间谍活动的风波,报道它的消息来源比较地权威。(2018.1)这事之所以有意义,一是它反映出当时中美之间的对抗关系上升。一般两国之间的敌对情绪上升的时候,间谍活动就会特别活跃,同时防备间谍,揭发间谍的社会舆论也会升温。而这种舆论的源头还就是ZF,这时ZF就要特别提醒间谍活动的破坏性,引起社会的警惕,同时也是鼓励社会各界和ZF配合防范间谍。邓文迪涉谍风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首先介绍一下事情的原委,1月16号《华尔街日报》称,得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的反间谍官员早在2017年初就提醒川普总统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邓文迪有可能利用她和第一女儿伊万卡之间的朋友关系,推进中国ZF的利益。由于《华尔街日报》本身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个报道实际上是间接印证了去年的一个传闻。去年年初,川普刚刚上任的时候,北京对川普的脾性没有把握,川普又挑战一中政策,因此北京急于摸一摸川普的底。2月初,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突然出现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春节招待会上,算是一次破冰式的接触。可是那一天是年初五,既不是中国大多数人拜年的时机、也不是开办春节招待会的习惯日子,当时就有小道消息流传,这次所谓的大使馆的春节联谊活动就是为了伊万卡办的,而中间的牵线人就是邓文迪。这次《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的反间谍官员早在2017年初就提醒库什纳小心邓文迪,也就是中国新年的前后,算是间接印证了这个传言。去年更是有进一步的传闻,邓为此收取了1亿美元的中介费,这就无从验证了。


这其实已经不是邓文迪第一次卷入间谍风波,就是这位写了《怒与火:川普白宫秘闻》的作者,Michael Wolff,在他的推特中就说,传媒大亨默多克和邓文迪离婚后,多次和人说,邓文迪就是中国间谍,从结婚那天到离婚,一直都是。


关于邓文迪的发迹历程,这里不做太多叙述,在维基百科上有详细的介绍。结论是,邓文迪是一个善于交际,工于心计的女性,通过一个个男人作为自己攀爬的阶梯,实现了自己从麻雀到凤凰的人生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她的前夫,比她大38岁的新闻集团创始人默多克。


何谓间谍活动?


所谓的间谍活动有两种,一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窃取重要的情报资料、并且传递给某个ZF,使这个ZF在与别国的经济、军事、科技较量中处于优势。另一种,是发挥软性影响力,他(她)有能力接触到别国的关键人物,对其施加影响力,作出有利于某个特定国家的决策。


对于后一种人来说,扮演这种软性间谍角色的就不仅仅是邓文迪,还有可能包括很多名人,比如马云。去年1月份,马云在川普大厦会晤川普,就被广泛认为是肩负北京密使的角色,来摸川普额底,同时提出帮助美国创造就业——这类能打动川普的条件,委婉地为北京争取一些有利的交往条件。


最后探讨一个问题,北京是靠什么维持它的情报网络呢?


靠利益吗?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华裔精英们,他们缺钱吗?邓文迪已经攀上了传媒大亨默多克了,钱发挥的作用还会那么大吗?当然你肯定不可能让别人给你白干,感情要讲、报酬也要给。可是对于已经居于社会顶层的人来说,你给钱与事情败露所造成的风险之间,人家也有个权衡,但说给钱这件事未必有吃瓜群众想的那么大的吸引力。


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华民国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就是ZG特工,这是已经公开,他在1985年以副兵团级的待遇离休。国防部参谋本部次长刘斐,也被普遍认为是共谍。这两位一个官至国军少将、另一个官至中将,事实证明GCD不可能给他们更大的官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长官傅作义,他的长女傅冬(原名傅冬菊)就是ZG地下党员。请问她在GCD手下能比在她爹的荫庇之下得到更大发展吗?当然也不会。


在热播剧《风筝》中,如果说在敌方高层活动的情报人员是风筝,对D的依赖感就是牵住风筝的线。那么,牵住现今华裔精英情报员的线,又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爱国,你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你是华人,所以你要为祖国服务,为D服务。


当然,是这样的,但这样的总结还不够深刻,牵住他们的这条线爱国是表象,其实质是心理上的不独立。就是说这些精英人士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弱小感,商人们并不真的认为靠自己的努力所达成的成就,足以让自己获得持续的尊重和认可。学者艺术家们也并不真的认为靠自己的思想造诣就足以奠定自己的地位。他们的心里始终留有一个自我怀疑的空间,要靠一个权威来填补。也就是说,他们固执地相信,别人对他的认可一定有一部分是出自于他中国人的身份,是由于现在中国的地位带来的。如果得不到国家意志的认可和加持,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完满,缺了点什么。这种隐秘的软弱感,是他们与北京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线,北京很知道如何利用这条风筝的线,在不知不觉中打动他们、牵住他们。可以用一个很美妙的词来描述这种情感,叫“家国情怀”,但它确实不是我们在人格独立前提下讲的家国情怀。


(首发公众号:vvvvvvREBELvvvv)


谢选骏指出:上文平台“知乎”,位于墙内,有话不能直说。呜呼哀哉。

2023年9月24日星期日

谢选骏:总书记整肃姐放军 天安门屠夫装哑巴


《不满习近平整肃军队 共军元老北戴河沉默施压》(中央社 2023-09-21)报道:


“日经亚洲”报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北戴河会议被中共元老斥责时,高龄94岁的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也列席,虽未发言,然而他藉由出席表达对整肃解放军的不满。


“日经亚洲”(Nikkei Asia)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日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夏北戴河会议上,因为国家方向问题遭到中共元老们斥责。今天他进一步引述消息来源发表文章指出,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迟浩田也出席了这场会议。


他提到,其中一名前往北戴河的中共元老是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而在会议进行时,迟浩田就坐在他的身边。迟浩田虽然全程并未发言,然而“无声”的行为也被认为“值得玩味”。


这样的行为也被解读为共军元老对习近平施压,表达对于一系列整肃解放军行动的不满。


中泽克二提到,无论军方对于整肃有多么不满,都无法直接表达,因为他们必须捍卫共产党,因此退休的军队元老们不得不向共产党的领导人传达目前军队内部的情况。


他说,习近平对于解放军的整顿从上任之初就开始,致力于将与前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关系密切的势力逐出军队,并藉由“贪腐”整顿了包含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内的共军元老。


当时多位共军元老被判刑,徐才厚也被双开(开除党籍、公职)与起诉,随后于2015年因为罹患膀胱癌而病逝。


中泽克二指出,直到今年,对于军方的整顿仍在持续。 7月时中共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传出死亡的消息,死因众说纷纭;8月时,时任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副司令刘光斌、政委徐忠波等人被带走,传出与贪污或泄密有关。


接着,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神秘消失,至今仍音讯全无。虽然官方至今尚未发布任何相关消息,但暗示他已被整肃的报导已在世界各地疯传。


他分析,在整肃之后,新任的火箭军司令王厚斌和政委徐西盛分别来自海军和空军,由于火箭军需要专业的操作,外人难以快速而熟练的调度火箭军。不难想像,军队内部弥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负责军队行政和对外关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也被撤换,组织内部的动荡必然加剧。


中泽克二认为,解放军内部整肃、动荡和不满情绪的蔓延,可能与密切关注解放军的迟浩田在北戴河会议中沉默施压有关。


中泽克二(Katsuji Nakazawa)是东京的日经新闻高层人员和社论撰稿人。他曾在中国担任7年特派记者,后来担任中国分社社长。


网民嚎叫: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05:52:35

反华份子胡编乱造骗银子的,迟浩田去没去北戴河都不知道,编的令人发笑。


小矛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05:24:20

这些人在权力面前所有的原则都可以抛弃。

清如许1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05:20:31

喜闻乐见。中国的一党专制自己产生的愚蠢独裁者把中国带向深渊而无力自救,只能等死。一党专制就象一个没有免疫力的生物体,自己无法制约抵抗独裁癌症的产生,个人独裁早晚出现,出现后必死,或者象北朝鲜那样成为发展的僵尸。其实北朝鲜能够得以生存,靠的是中国和俄国两大独裁国家的存在,原因很简单,美国让其存在的理由只是为能在韩国保持强大军力威慑中俄而已

远山_2022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05:11:17

土共把国民党赶到蛙岛了。土共的事跟中央社有啥关系?中央社还是关习一下蛙岛的腐败吧。

亮油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04:57:38

一群饭桶军头,十多年担惊受怕,轮替被抓,就是没人敢出头。那习国贼祸国殃民,把他端了是件利国利民的事。放着好事不做,一心只作缩头龟。

llwg7463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04:39:00

这么说日本间谍已经渗入中共高层了?

Huilianghu5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04:10:55

所有元老都是中国特色下的既得利益者。维护专制独裁就是维护政权,维护权贵。元老是指望不上的,红二代三代也是指望不上的,虽然有个别脑袋还清醒的。

milkywayguy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03:35:36

连元老都只敢用沉默来表示反对,这个国家还有救吗?尽管很大,也只是个Big shithole

Deepspace_01 发表评论于 2023-09-21 03:05:23

连胡锦涛都被架走了。还元老呢。


谢选骏指出:有道是“习近平整肃姐放军 天安门屠夫装哑巴” ——

迟浩田(1929年7月9日—),男,汉族,山东招远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铲党;中国人民姐放军军事学院合成系毕业,大专文化。中国人民姐放军高级将领,1988年晋升中国人民姐放军上将。曾任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泯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猪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等职务。长久以来,迟浩田都被指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关键屠夫。1989年5月,劫匪军戒严部队进驻北京,在刘华清担任总指挥和迟浩田担任副指挥的指挥下进行了六四大屠杀。


《学者研判:中南海有如明亡前夕》报道:


最近,中共的政局出现重大异常动向,在习近平扫荡完江派和团派的势力后,连任的椅子还没有坐热,他亲手提拔的高官和军队将领连连先后出事。有学者表示,中共内外局势短时间内迅速恶化,习近平已众叛亲离根基动摇,并陷入孤绝处境,宛如明末崇祯的执政时期。


今年7月,中共外长秦刚被免职,随后火箭军高层被“一锅端”。今年3月才被任命为中共国防部长的李尚福,已经有三周未露面。


多家外媒报道和社交媒体消息人士爆料,李尚福已被带走调查,消息指他供出了军方装备发展部八名将领,导致他们也相继落马。而且习的铁杆亲信魏凤和、张又侠也可能已经成为习近平要彻底消灭的军头。


资深媒体人颜纯钩9月17日在脸书发文表示,秦刚与李尚福是中共二十大上,随习近平第三任期组班而上位的副国级高官,不到一年时间,习内阁轰然倒下两个。至于火箭军,现被高层一窝端,要找外行去领导内行,损失无法计算。


文章直指,此事突显习近平致命的弱点,便是他根本缺乏知人之明。秦刚升得很快,李尚福也是党内最大一个山头,不查过三代,是爬不到这种高位。谁料不到一年,就反目成仇成为阶下囚,宛如儿戏。


文章表示,中共内外局势短时间内迅速恶化。现今在台上的这些高官,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任用,但不到一年时间就发生官场大地震,这是一个王朝末年的征兆。你拿不出主意,拍脑袋决策,那就离死期不远了。


文章认为,习近平性格拔扈,又短视偏执,这使他在用人方面疑心大不放权,到最后,他身边只剩下吹牛拍马之徒,如蔡奇之流,真正碰到危重的环境,就剩他一人荷戟枯守。


文章表示,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临上吊前写遗诏,内中有一句“诸臣误朕”,把江山倒悬归咎于手下官员。传说习近平被大佬们责怪后,也向身边人抱怨,说党内大佬将前几代留下来的问题都倒在他头上,其心态与崇祯很像。但是造成江山破败风飘絮的孤绝处境,难道是“诸臣”吗?历史学家认为,恰恰是皇上自己。


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近两年来,大疫爆发、财政枯竭、民心官心涣散,中共政局越来越像明末。大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就是在瘟疫的打击下走到了自尽身亡的绝路。现在习近平治下的北京越来越像明末的崇祯时期。


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安全”。近期频频隐身,行径诡异,引发关注。


此前有日媒报道披露,习近平近期连续缺席重要场合,可能与今年北戴河会议上激烈的中共内斗有关。


资深媒体人、中国问题专家唐浩透露,他从熟悉中南海的特殊权威渠道得知,习近平的确在今年北戴河遭遇了一场“京城政变”,他被大佬们围剿炮轰,习当场对着大佬们发飙,说出“我知道你们都希望我死”、“你们都希望我被暗杀”,结果大佬们都不开腔了。


唐浩强调,这个消息是非常可信的,这说明习近平很清楚党内对他很不满,也知道一直有人想谋害他、想搞政变、想夺权。而习近平最近很害怕出门,因为担心他自己会像《推背图》《铁板图》那些预言说的那样,被人兵变或暗杀。特别提防名字带“弓”的人,连他以前的大秘,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也不信任了。


网民嚎叫:


司机 2023年09月19日 05:27

这学者是拜痴吧,西禁平亡了,中共也不会亡,他们都在一条船上,担心被清算

zainali2015 2023年09月19日 02:39

没有李自成,没有后金,和明末没有可比性。


《前中纪委高官:习身陷三重高层内斗中》报道:


最近,中共军方不断震动,最高层官员出事的消息频传。已经实现“三连任”的习近平,不仅没能巩固权力,相反,再陷激烈内斗中,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


曾任中共前中纪委书记秘书的王友群认为,习目前焦头烂额,正身陷三个层面的高层内斗中。


第一层是习与曾、赵、韩、王的内斗。去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习将共青团派“团灭”,却留下江泽民派系的三大要员——赵乐际、韩正、王沪宁。现在江派的实际掌门人,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这一派最可怕,随时会要习近平的命。


赵乐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韩正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王沪宁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习与赵、韩、王内斗的具体表现在:习利用他的亲信,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在纪委系统不断清“内鬼”,其中不少是赵乐际任中纪委书记时提拔的;习利用李希查韩正在上海的老部下,已有一众上海官员被拿下;习对宣传、外交系统官员的整肃,则与此前主管意识形态、插手外事的王沪宁有关。


在当今中共最高层,曾庆红的地位独一无二。他一人跨江派、太子党、上海帮、江西帮、石油帮、国安帮、港澳帮、外宣帮。中共二十大前,海内外倒习势力在中共最高层的总代表,就是曾庆红。中共二十大后,幕后的曾庆红,加上台上的赵乐际、韩正、王沪宁,成为倒习最重要的政治势力。


第二,习近平、蔡奇与李强、丁薛祥、李希之间的内斗。


这是“习家军”的内斗。二十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习家军”占主导地位。除江派的赵乐际、王沪宁外,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都是习的亲信。


在七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习最信任的人是蔡奇。蔡奇超常规兼职,使他事实上成了仅次于习的中共第二号人物。而从形式上讲,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是中共第二号人物。


李强是中共建政74年来最弱势的一个总理。9月13日至14日,中共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蔡奇在会上传达习的指示,蔡奇召开这个会议,给政府秘书长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他们可以向他“举报”政府一把手的问题,直接羞辱李强。


丁薛祥是七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位。按以往惯例,最年轻的常委往往被当成接班人培养。习把蔡奇实际摆在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上,对丁薛祥来说,如果他有接班的想法,蔡奇就是一个“障碍”。


李希是排名第七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但是,李希执掌的中纪委,是习权力斗争最重要的工具。李强、蔡奇、丁薛祥及其亲信的贪腐问题,都可能被举报到李希那里。如果时机成熟,李希凭借这些“黑材料”,亦可在“习家军”内斗中胜出。


习独倚重蔡奇,使李强、丁薛祥、李希都感到,习对他们的信任有限,亦使他们对习的忠诚打折扣。


目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的“习家军”有内斗,但因习资历最老,蔡奇没有特别政绩,其他人都靠习的关系上位,且履历皆存明显缺陷,故暂时对习不构成威胁。


第三,习与军队高级将领之间的内斗。今年3月中共“两会”换届后,习将他亲自提拔重用的火箭军高层“一锅端”,另外李尚福等军中大佬被查拉开了习与军队高级将领内斗的大幕。


王友群认为,习近平陷于三层内斗,对他至少也是三重打击:(1)外界会质疑,习选人用人不当;(2)“习家军”背叛习,无异于“自己人”背后捅刀子;(3)上述军头被查,会牵出更多中下级军官。


王友群指出,中共体制内,军权至上。军队系统的“习家军”内斗,是习最大的心头大患。这场军中大地震,必然导致军队高级将领人人自危,习军中之敌越树越多。习上任以来,一直在频繁调换高级将领。这种做法必然让高级将领感到,没有人是习真正信任的人,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忠于习。


此外,习亲自提拔重用的中共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秦刚,火箭般上升,火箭般坠落,则可能是“习家军”与习的政敌共同发力拉下马的。秦刚落马,对习也是重大打击。


王友群进一步指出,从目前的时局看,中共内外交困,习近平周围的人肯定是蠢蠢欲动,私下结党。所有被抓的人,肯定是私下里都有反习搞习的行为,对习都不忠。习近平很怕应了《推背图》中的预言,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按照历史预言演变,习也是按照预言在做。


《日本媒体人:习政权到了末期》


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后,政局更加不稳,习家军内部出现了连锁式塌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至今已消失近3周,与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的“被失踪”不谋而合,而且习近平军中最大的支持者、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也可能涉案。


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指出,除了李尚福,有种种迹象显示上一任国防部长魏凤和也落马了,而李尚福、秦刚、魏凤和等都是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


矢板明夫在脸书发文指出,魏凤和2012年在进行上将授衔仪式时,仅有1人授衔,习近平宛如向全世界宣布“魏凤和是我的人”,而魏凤和作为习近平的打手,到处大放厥辞。


此外,李尚福也是习一手提拔,甚至无视李尚福受到美国制裁,硬是提名李担任国防部长,可见习近平对他的信任。


对于李尚福被清算的可能原因,有人认为是李担任解放军装备部长时,高价从俄罗斯购买许多武器,现在俄製武器在乌克兰战场被验证为战斗力不足,李尚福因此被清算。矢板明夫则认为,应该是习近平认为李尚福在忠诚度上出问题,魏凤和也是如此,回顾人类历史,独裁政权末期时,统治者往往会表现出对部下的强烈不信任感,会一批又一批的清算自己的部下。


矢板明夫说:“几个月之内,把手下最重要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连续下架,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也许中共内部真的发生了不为人知的激烈内斗。政权难道真的到了末期了吗?”


而据中共海军前中校姚诚披露,习近平的发小、习最倚重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家人已被监控,张又侠本人也处于被软禁状态。


评论人:习面临三大致命威胁


就在火箭军高层被连锅端,国防部长李尚福又接着出事,军队高层大清洗的敏感时刻,习近平让心腹蔡奇召开了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下指令要求他们“提高政治站位”、“让党放心”。令外界感到习近平仍然面临中共内部的巨大挑战。


很多人说,习近平都连任成功了,江派团派红二代也都被他收拾了,更何况朝中都是他的亲信,他还有必要担心他的权力安全吗?


时评人袁斌认为,习对自身权力安全的担心和重视并非杞人忧天。习近平的权力至少面临着三大致命威胁。


第一个威胁来自中共内乱的规律性。中共自建立以来,围绕着最高权力,一直存在着内斗,这种内斗有时甚至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这可以说是中共权力演变的一种规律。


远的不讲,就说中共建政以来,毛泽东、邓小平的后院都曾经烽火连天,因自家内部出现纷争而产生内乱。毛时代先是打到刘邓,接着就是林彪事件;邓时代废胡耀邦、黜赵紫阳,也都属于这一类。既然是规律,习近平能避免吗?当然避免不了。


第二个威胁源于高官中的“两面人”。习近平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是对他个人要“绝对忠诚”。二十大上,习击败了中共的各个山头,一统天下,可以说满朝文武皆是他的亲信,都是他“亲自”选用的人。照理说这些人百分百应该都是对他绝对忠诚的吧?其实不然。


今天的中共早已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投机党和腐败党,加入这个组织的人可以说个个都是投机分子,个个都是为了追逐私利才来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名副其实的“两面人”,秦刚李尚福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两个例子。更多的类似秦刚李尚福的人物只是暂时还没暴露而已。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完全可能对习阴奉阳违,在私下里另搞一套,以至于威胁到习的权力。


第三个威胁来自习家军内部的帮派之争。尽管江派团派等被习近平打倒的党内老帮派无时不想卷土重来,但他们的力量毕竟今不如昔,可以说已经掀不起什么大浪了。而二十大选出来的六个常委却形成了新的党内帮派,在不久的未来他们很可能成为习的心头之患。很多人以为心头之患一定是仇家,其实不然。从毛选刘少奇、林彪到老邓重用胡耀邦、赵紫阳,都曾经是自己看中人选,都是走着走着就都歪歪扭扭的下了道了。重点在这六人都是按习近平脾气拣选的,符合的只是习近平的口味和虚荣心,六人之间自然难保同心不出现反目和倾轧,以致危及习的权力和地位。


网民嚎叫:


sleepy_cat 2023年09月18日 21:20

当年毛泽东政权到了末期摇摇欲坠,出了个邓小平救出中共,韬光养晦,成了民主世界的头号敌人。

不然,中共应该在苏联之前倒下,成为历史,今日根本无中共对世界的威胁。历史的经验不该忘记,中共和墙国体制才是世界的最大敌人,而不仅仅是习政权。西方绥靖主义者总是抱着幻想,以为只要习近平完蛋,中共就能改恶从善,结果是养虎为患。

就目前而言,习近平是从内部搞垮中共的最佳人选,他的结局不应该是戈尔巴乔夫,而是齐奥塞斯库。随着他个人的灭亡,整个中共陪葬,才是人间正道。

L01_北美02 2023年09月18日 20:07

不至于吧,我真不希望习包子有什么危机,真心话,我真希望他能长命百岁,能稳控中国,只有这样,中共才会尽早灭亡,如果他现在就那么快完蛋了,中共会很快又重生,继续危害世界的,这是爱好和平,爱好民主与自由的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谢选骏指出:最为憎恨习近平的,大概要数“黄赌毒的老窝”解放军、劫匪军、姐放军了,因为这些天安门屠夫还想挽救共产党,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做“习家军”,用来金蝉脱壳解放军的血色黄昏。更有甚至,近来又把“习家军”改为“习政权”,企图苟延残喘共产党的气息奄奄。


谢选骏:宋嘉树是成功神学的教徒

《民国第一家族宋氏家族是怎样发迹的?》(2022-04-11 鹰隼试翼)报道:

民国时期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20世纪上半叶牢牢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坊间戏称“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 产生了相当深远地影响。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蒋介石家族,陈果夫、陈立夫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


在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能够成为第一家族,跟宋氏姐妹有着巨大的关系,宋氏家族在四大家族中起着纽带的关系,宋家三姐妹中,老大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老二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老三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一时风光无限。


今天就起底一下宋氏家族是如何发迹的!


都说宋家是富商家庭,当时孙中山和蒋介石、孔祥熙都拼了命的要娶宋家的小姐,其实他们家也不是祖传的财富,都是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一个人打拼出来的。


宋嘉树原本不姓宋,而是姓韩,出生在海南,当时的海南比较贫穷,家里条件十分苦难,宋嘉树就跟着哥哥到爪哇去当学徒,1875年又随着堂舅到古巴去闯荡,在此期间改姓宋,后来又到美国波士顿闯荡。


由于堂舅不支持他读书,宋嘉树就选择了离家出走,跑到了波士顿港口的一艘政府缉私船上,被船长发现后,不但没有报警,也没有惩罚他,听了他的遭遇后,还热心地帮助他,让他在船上做杂役,就这样宋嘉树就跟着船来到了美国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并且在那里接受了基督洗礼,这个宗教信仰对宋嘉树包括他们一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接受基督教洗礼后,宋嘉树就进入到神学院学习,最终成为一名传教士,在1885年回国,在苏州、上海等地传教。


在此期间,宋嘉树在朋友的介绍下,娶了富家千金倪桂珍,倪桂珍是的母亲是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人。


徐光启的身份除了是科学家,更是翻译家,印刷家,主持总编和印刷了很多书籍。而且徐家也是富商之家,嫁给宋嘉树的时候还带来了不少嫁妆。


当时正处于清末混乱之际,甲午战争失败后,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基督教的传播也是如火如荼,但是宋嘉树的传教理念却与别人不同,因此受到排挤。


基督教的分支比较多,宋嘉树师从美国学的神学,跟当时欧洲的传教士肯定不太一样。


想要掌握传教话语权,最好的方式就是掌握教材,也就是《圣经》,大概是受到妻子家庭的影响,宋嘉树就用老婆的嫁妆开始做印刷圣经的生意,结果正是这门生意,直接让宋嘉树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纵横读的高中是私立高中,我们的董事长最早就是做批发辅导书的,后来赚了钱,为了更好的卖书,就开设了这个学校,可见印刷行业有多暴利。


要说有时候就是这样奇怪,宋家就是靠着卖《圣经》发了第一笔财,然后成为正儿八经的商人。


由于有国外的关系,宋嘉树后来就做了进口机械的代理商,成为上海最早的买办商人之一。


当然,要说成为四大家族,宋嘉树赚的那点钱是远远不够的,宋嘉树经商二十多年,也就攒下了五六十万两白银,要说多也并不多。


尤其宋嘉树在赚钱之后,沉迷于两件事情,一件是支持孙文闹革命,另一件事是办公益事业,这两样东西都是花钱的主,所以,一来二去,到最后宋嘉树也不可能攒下什么钱,更不可能成为后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纽带性人物。


虽然说宋嘉树早年在外闯荡,对中国的古典故事了解得不多,但是他应该是了解中国古代有一个叫做吕不韦的人。


吕不韦早年是商人,后来认为从商不如从政来得快,就用金钱资助当时并不受秦王室欢迎的异人,来一场政治投资,为了感化异人,吕不韦还将自己喜爱的女人送给了异人,果然后来异人继承王位,把宰相的位置给了吕不韦。


宋嘉树也有这样的经历,他先是拿出大量的金钱资助孙文进行革命,后来干脆把女儿也嫁给了孙中山,加上之前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宋嘉树一下子成了史上最牛老丈人。


袁世凯去世之后,孙中山在广州逐渐站住了阵脚,创立陆海军大元帅府,革命成功一半,当然要对当初的资助者进行回报,尤其是宋家人又不是外人。


宋嘉树的儿子宋子文先是担任秘书,后来担任中央银行筹备员、中央银行行长。


孙中山去世不久,国民政府成立,宋子文被委任为财政付账,后来又兼了很多部门,基本上垄断了所有跟财务有关系的部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地盘的增大,宋子文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毕竟蒋介石也不是外人,虽然外界盛传宋子文与蒋介石经常闹矛盾,但是实际上宋子文就是蒋介石的钱袋子。


宋子文在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长期主持金融工作,过手的钱不计其数,自己往兜里揣一些也很正常。


关于宋子文到底贪污不贪污,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一些资料说宋子文贪污,比如《大英百科全书》曾把宋子文称为“世界首富”,又有人清查宋子文的财产,说没有那么多。


其实,宋子文掌握了金融系统,光是货币超发带来的铸币税,简直就是收全国人的税,1947年“黄金风潮”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就在日记里面骂宋子文是“不学无术,败坏国是”。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公开场合骂宋子文是官商不分、公私不分。


宋家能够成为四大家族中的金钱帝国,主要还是宋子文时期划搂家去的。

网文《宋嘉树》报道:


宋嘉树(1864年—1918年5月3日),原名韩乔荪,别名耀如,又名教准,教名查理·琼斯,海南文昌人。他创办了影响近代革命的华美印书馆,与孙中山既是志同道合、终身不渝的革命同志,又是结秦晋之好的翁婿。由他们开启的孙宋关系,是辛亥革命史、宋氏家族史研究的重要篇章。宋嘉树的六个子女中,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和宋子文,后来都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20世纪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

人物生平

宋嘉树原姓韩,因家贫过继给他的堂舅(二婶的弟弟)。

1872年(9岁)随长兄去苏门答腊学艺谋生。

1875年(12岁),随舅父到美国波士顿当学徒。1878年被收为养子,改姓宋。宋氏因受两位中国留美学生的影响,“不甘心做一个平凡的店员”,于1879年出逃,在一艘税收巡行船上当侍童。

1880年在美加入基督教,被安排到一间印刷厂工作。不到半年,获一富商(朱利安·卡尔)资助到圣三一学院读书,不久转万德华尔特大学神学院就读。据当年一张美国地方报纸记载,嘉树成为北卡第一个领洗的华人。他领洗时取名Charles Jones Soon。此时,他宣布愿意接受牧师的培训,以期他日归国宣扬基督教义。

1885年于美国田纳西州神学院毕业后,被卫理公会主教派会议北卡罗来纳州年会授以圣职,派来中国传教。

1887年,加入“洪帮”。 

在上海期间,经过友人牛尚周、温秉忠的介绍,宋嘉树迎娶了倪珪贞女士。她的父亲倪韫山是一位在上海有名望的基督徒。倪珪贞自幼在家塾里就攻读经典文学,又是新式女学的学生,乐享天足,时人视之为“丑小鸭”,但宋嘉树以她为十全十美。

1889年创办华美印书馆,印刷英文版《圣经》和中文版《新约全书》,行销世界各地,并任上海福丰面粉厂经理,创办中国青年会。

1892年,他辞去布道团职务,转而经商,成为上海第一个外国机器的代理商。

1894年结识孙中山,成为孙中山的积极支持者和挚友,支持孙的革命事业。10月,宋嘉树的第三个孩子——长男出世,这时的宋嘉树把孙文看作“是正义之火的象征”、是中国的华盛顿、林肯,他希望自己的长子能象孙文一样救国救民,将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富强之学,传遍古老的中国大地,振兴中华,因而他给孩子取名“宋子文”——即宋家之子“文”。

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后,孙文虽多方“鼓吹”、宣传,但“应者寥寥”,仅得亲友数十人赞同。这时,孙文打算去美洲发展组织,开展活动。是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顺被陷”,日军正大举进攻威海卫,“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腐败尽露,人心激愤”。宋嘉树看到形势有利于发动、组织力量,推翻清廷,因此函促孙文迅速回国,发动革命。孙文后来也十分明白地说:“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归国,美国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广州以为根据”,1895年1月,孙等一行到达香港,召集旧友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杨鹤龄,联合铺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等,创设兴中会总部,积极筹划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义。宋嘉树“则留在上海照管财物,并且充当孙在长江流域的耳目”。

1905年7月,宋氏专程赴日本东京出席同盟会筹备会议,旋转去美国为同盟会筹集经费,被任为同盟会的司库,兼上海总部秘书。

1912年元旦参加孙就职临时大总统仪式。

长女宋霭龄1912年4月—1914年9月任孙英文秘书。

后来,辅佐孙中山筹设全国铁路总公司,任总务。

1913年2—3月,随孙中山访问日本,考察铁路事业。

“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协助孙工作。

1914年,其次女宋庆龄接替其姊任孙秘书,后与孙结婚。

1918年5月3日,在上海病逝。

主要成就

支持孙中山革命

宋嘉树的华美印书馆印制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品,其中包括《兴中会章程》、《伦敦蒙难记》、《革命军》,有人曾留下诗句,赞誉华美印书馆:“壮哉印书馆,华美'天下传。《圣经》表其志,檄文快我胆。党人议光复,志士制炸弹。勇兮中华人,至此最耐看”。

宋嘉树的华美书馆不仅替孙中山印刷大量革命文章和小册子,且成为革命党人经常秘密活动的场所。他利用教会的保护和经济、文化活动,广交朋友,筹集经费,与孙文及其追随者保持不断联系。宋嘉树负责保管“财务帐目和会员名册”,他在华美印书馆内经常同其他领导人开会策划,他虽不是主要的组织者,但“他是组成核心圈子的一小批领导人之一”。

宋嘉树还为同盟会筹集经费。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作为孙文“主要财务管理人”之一的宋嘉树,应召来到东京参加了大会。会上自然讨论了经费问题,孙文要求宋嘉树挑起这副担子,并商定派宋嘉树去美国筹集经费。宋嘉树也决然地乐意接受了这一任务,同年8月底到达美国。据《宋家王朝》中说,宋嘉树这次在美国为同盟会募集到“200万美元”,同盟会任命他担任司库,并继续兼任孙文在上海的党部的执行秘书。“200万美元”的数字,显然是被大大夸大了,但是,宋嘉树曾为兴中会和同盟会筹措、捐助经费,作出过贡献,则是历史事实。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11月3日的上海光复中,宋嘉树发挥作用。他既与陈其美和商团主要领导人李平书、沈缦云等人保持联系,参与谋划,又召集基督教朋友商讨迎接上海光复之策,还同温宗尧一道去说服伍廷芳出任军政外交总长······宋霭龄则协助父亲为光复上海而奔波;上海一时掀起了学生投笔参军的热潮,各种名义的学生军如雨后春笋,圣约翰学堂也不平静,师生助饷,宋子文参加了学生先锋队。虽然,由于宋嘉树是“不求知于世”的革命的“隐君子”,在现存的辛亥革命在上海的史料中,极少看到有关宋嘉树的事迹资料,但孙文说:“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绝非虚语。 

开启宋氏家族

宋嘉树与孙中山既是关系密切的革命同志,也是翁婿关系。宋嘉树开启了宋氏家族,他的子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和宋子文,都是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轶事典故

早期恋情

据说,宋嘉树在圣三一学院读书时,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叫Ella Carr,她的父亲在圣三一学院教希腊文和德文。Ella Carr的母亲不喜欢女儿和宋嘉树往来,不准他再到她家。

遭受歧视

据相关英文材料来看,当宋嘉树做学生时,他的师长对他并不寄予厚望,甚至可以说,至少有两个校方主持人对他歧视有加,出言不逊。

回国传教后,宋嘉树每个月的工资是15美元,他发现: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不以平等的原则对待他,他的上海听众又听不懂他的南方口音。上海人看不起他,西方人也一样。小孩子见了他,只管叫“洋鬼子”,大人们叫他“小矮子”。这一切都给他很大的痛苦。 

婚后,宋嘉树继续忍耐美国教会(监理会)的歧视待遇,继续接受低薪。 

与孙文彼此欣赏

宋嘉树和孙文相认识,是通过陆皓东的联络和介绍。陆皓东是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其父长期在沪经商,积有产业。陆皓东曾与孙文在乡间私塾同学,两人成为好友。1883年的冬天,孙文和陆皓东一起,为破除迷信陋习,打毁了村庙北极殿的菩萨,为此遭到乡人责难,他俩被迫离乡赴香港。同年底,他俩在香港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1885年陆皓东又来到上海,进入电报学堂学习,毕业后到芜湖电报局工作。在上海,陆皓东认识了宋嘉树,并要拜宋为师,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学”,寻找“独立、自由之道,造反、光复之道”。这时,孙文正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每于学课余暇,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 “致力于革命之鼓吹” , “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有陈少白、尤列、杨鹤龄:有时从上海回广州、香港小住的陆皓东,也是“附和者”,积极支持孙文的政治见解。1893年冬,已在广州行医的孙文曾与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程壁光、程奎光等入,集会于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孙提议创设革命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众人赞成,但不及制定会名,未形成具体组织。宋嘉树从陆皓东处了解到孙文的政治思想和活动,极表关注和赞赏;孙文对宋嘉树的传奇经历、“彻底美国化”的政治思想也甚为景仰。 

学术争论

学界一致认为,宋嘉树与孙文是经陆皓东相识,而关于两人何时首次接触,学者们有不同看法:

李传信的研究显示:1894年的3月,孙文在陆皓东的陪同下,北上京津来到了上海,在陆皓东的安排下,宋、孙见面了,并住进了宋家。宋嘉树对孙文要上书李鸿章的天津之行,“并不抱很大希望”,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华盛顿、林肯,而不是上书”。但是他仍然尽力促成此举。孙文在上海停留期间,宋嘉树陪同他往访了孙的同乡、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并与盛宣怀关系密切的郑观应,由郑给盛宣怀写了转荐信;还陪同孙拜访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一来请王为上李鸿章书润色,二来请王给幕僚中负责外交事务的罗丰禄写推荐信。

沈渭滨指出:1894年之说有很多难以说通的疑点。从情理上分析,只能在双方相互了解、沟通的情况下,才会有下榻宋家之举。所以断定两人首次接触于1894年,不合情理。经过考辨,他认为:1892年宋嘉树在陆皓东陪同下,在香港与孙中山首次相聚,畅谈革命,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孙、宋首次交往,奠定了日后革命同志和亲密战友的坚实基础。

亲属成员

女婿:孙中山

父亲名韩鸿翼,母亲姓王,宋嘉树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二。 

儿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

女儿:宋美龄,宋庆龄,宋霭龄

人物评价

孙中山在1912年4月15日的《致李晓生函》中评:“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

同班同学 John C.Orr于1938年4月写下关于宋嘉树的回忆:“他头脑聪明,很快就学会了准确而流利地使用英语,经常充满智慧、幽默和善良。男孩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并带他参加校园里所有的社交活动。他的笔迹像印版一样,有发际线的触感,阴影很茂盛。”(据英文原文翻译)

另有一位女士原名 Miss Maggie C.Baskette,她的丈夫叫C.H. Buchanan,是宋嘉树的一个同班同学。Maggie在1943年回忆,在1882年她曾邀请宋嘉树去她家参加一个聚会,可能是新年晚会,她请他在她的纪念册上留言“你如何生活,不是岁月,而是行动,告诉你;第一次活得好,等于活了两次。”(据英文原文翻译)这句话耐人寻味,反映了宋嘉树的人生哲学。

美国圣约翰大学终身教授李又宁:“在世时,宋嘉树经历许多艰难困苦。从一个流浪的穷孩子,到上海滩上的传教士,在各处他都受了很多气,有洋的也有土的,他都忍耐下去。传教致贫,转而经商致富。富后并不守财,而积极参与社会教育工作,如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并且慷慨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且,他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让他们接受跨文化的教育,为他们的前途铺下稳固的基础。这种种都反映了他的识见和气魄。他不但lives twice,有人说他是一个王朝的创始者。是也?非也?永远供人论说。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160年的华族留美史中,宋嘉树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值得瞩目并研究。”

李传信:“宋嘉树不仅是与孙文、陆皓东“初谈革命者”,而且是“函促”孙文从檀香山归国,筹划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倡议者,促成者。此后他的一生都是孙文革命事业的“支持者、组织者和书记”,而且为将要流亡多年的“孙博士”的秘密活动作掩护。”

杨天石:当时,“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国外,处境极为不利。但是,宋嘉树却将他视同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相信未来会给孙中山以公平崇高的评价。这一点,今天已为历史所证实。但是,在当时,不能不说是罕有的远见卓识,显示出其善于识人的慧眼。

邵雍:宋嘉树是孙中山众多支持者之一,但实事求是地讲,宋嘉树对孙中山的支持是长期的、一贯的、多方面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似乎还没有什么人能比得上宋嘉树。研究宋嘉树与孙中山的关系是宋庆龄研究的起点。这一点从宋庆龄1921年4月28日写的自述就可以看出来。

相关史料

《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了孙中山与宋嘉树交往的史料信息。


《孙中山与宋家合影:解密被误解的婚事》(2013年03月12日 海南日报)报道: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有孙中山(后左一)出现的宋家合影,摄于1918年至1919年间。


上海宋庆龄故居保存的孙中山宋庆龄原版照片。

原题:难得革命成伴侣

今年适逢宋庆龄诞辰120周年。最近,由宋庆龄珍藏的一张孙中山、宋庆龄与宋氏家族若干成员合影的玻璃底片向外界公布,因其间蕴含着的丰富史料和学术价值,引起了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经有关专家鉴定,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有孙中山出现的宋家合影,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始终没有得到宋家人认可的流言。经初步考证,这张照片应拍摄于1918年宋耀如去世后孙中山从广州返回上海居住的时期(据推断应为1919年),地点应为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即今天的香山路7号孙中山寓所内。

(谢选骏指出:黄俄真的白痴吗——这岂不是恰恰反证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始终没有得到宋耀如的认可。)

孙中山的早期婚恋史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是职业革命家,终其一生,漂泊不定,其婚姻生活也与常人迥异。早在1885年,尚未投身革命的孙中山即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贞为妻。结婚7年后,生子孙科,后又有二女出生。

作为中国传统妇女,卢慕贞的文化程度不高,她像当时的一般妇女一样,一心希望丈夫能读书做官或者经商致富,她要的是安分守己、家庭安定,对于孙中山来去奔波,尽忙些“造反”的勾当,卢慕贞很不理解也不赞成,并将之视为累及家人的危险之举。

由此,两人不仅在理想志向、生活情趣等诸多方面格格不入,而且因为孙中山常年在各地鼓动革命,卢慕贞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带着孩子依附孙中山的长兄孙眉在檀香山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聚少离多,徒有夫妻之名分。

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其实还有另一个妾侍,即陈粹芬。据《香山孙氏族谱》记载,陈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端芬,生于1874年(比孙中山小12岁),卒于1962年,当时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之时(1891年),通过好友陈少白介绍认识的。

陈粹芬出生于香港新界屯门,她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其为人聪敏,性格刚毅,愿意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孙中山在日本、南洋各地奔走策动革命的时候,都有她的身影相伴。事实上,当时很多老同盟会员都见过陈粹芬,因为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甚至承担传递信息等危险工作,广东籍的革命党人还亲切地称她“陈四姑”。在与孙中山十多年的相伴中,“陈四姑”的勤劳、勇敢、任劳任怨,是为革命同志所称道的。

1910年间,陈粹芬因患肺病而返回香港疗养,后来便隐居在澳门和中山石岐。长期以来,孙眉等孙家人都一直把她作为家庭成员加以善待,陈粹芬去世后,也被安葬于孙中山的老家翠亨村北山脚下。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

说起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的这段姻缘,还得从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说起。宋嘉树,字耀如,生于1861年,海南文昌人,12岁赴美国学徒,后进入神学院学习并成为职业牧师。宋嘉树虽然是传教士,但暗地里却倾心革命,后来也就成为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

宋嘉树共有六个子女(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其中宋霭龄、宋庆龄及宋美龄即民国历史上著名的“宋氏三姐妹”。1912年,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大姐宋霭龄曾担任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协助处理英文信件等事务。“二次革命”失败后,宋嘉树夫妇与宋霭龄均来到日本,继续追随孙中山。但没过不久,宋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返回国内,而这时正好宋庆龄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归来,于是宋庆龄便代替了姐姐继续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后来美国记者斯诺在与宋庆龄有了多年的友谊之后,曾问她:“你能确切告诉我吗,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她慢条斯理地说,“而是出于一种对英雄的景仰。我偷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宋庆龄代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时候,正是孙中山情绪最低落、革命陷于低潮的时期。在危难之时,宋庆龄担负了为孙中山处理来往函件、整理各类文件、经管革命经费等繁重的日常工作,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后来,孙中山干脆将所有的机要通讯密码都交由宋庆龄保管,并让她负责一切对外联络工作。由此,宋庆龄也逐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和亲密战友。

在东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孙、宋两人曾谈起过结合问题,但1915年6月宋庆龄回到上海征求家人意见时,立刻遭到了宋家人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双方年龄悬殊太大(孙比宋大27岁)、孙中山家里已有妻儿子女等,宋嘉树一时也无法接受曾经是自己亲密战友的孙中山娶自己的女儿。为此,宋家在震惊愤怒之余,将宋庆龄软禁在家中,不准她外出。

而在这时,孙中山将原配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东京,并与之办理了离婚手续,随后便开始准备与宋庆龄的婚事。10月中旬,孙中山请同乡朱卓文和他的女儿慕菲亚前去上海迎接宋庆龄。

在得知孙中山已经和原配办理了离婚手续后,宋庆龄深受感动,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朋友的劝阻,在冒着与家庭决裂的风险下从窗户里爬了出来,随后离家出走,并偕同朱卓文父女潜返日本,重新回到了孙中山的身边。

一度被误解的孙宋婚事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办理了结婚手续并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当时由于大部分革命党人也反对这门婚事,因此只有廖仲恺夫妇、陈其美及几个日本友人到场祝贺。对于革命同志的非议,孙中山表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我不是神,我是人”。

在发现自己女儿逃跑后,宋嘉树随即与妻子倪桂珍一路追赶到日本,但这时已晚了一步,婚礼已经举行完毕。据孙中山居所房东梅屋庄吉的女儿千世子回忆,当时宋嘉树站在她家门口,怒气冲冲的叫喊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

梅屋庄吉夫妇正要去劝解宋嘉树的时候,孙中山拦住他们,说:“不,这是我的事情”。随后孙中山便走出去,稳稳的站住,问:“请问,找我什么事情?”这时,正在暴怒中的宋嘉树却突然跪在地上:“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说完,宋嘉树便扭头回去了。

几个月后,宋嘉树对他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谈起这事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给害的”。

但是,既然木已成舟,宋家人也只好接受现实。尽管宋庆龄姐妹间曾一度互不理睬,宋嘉树也发誓与孙中山和他的党断绝一切关系,但他们还是尽可能的不想将这件事情张扬出去。直到后来,等到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后,宋嘉树还是给女儿补送了一套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的嫁妆,而这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为珍重的一套礼物,她一直将它们带在身边,保存十分完好。本次宋庆龄故居所发现的这张旧影,似乎也证明了宋家人最终认可了这段婚姻并接纳了孙中山,之前的各种流言,可以说是不攻自破。

认真的说起来,孙中山先生其实也是个普通人,他因为平凡而可爱,在这段非常时期里,他与宋庆龄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一段难得的革命佳话。这对革命伴侣共同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并对之后的中国革命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宋嘉树如何看女儿和孙中山的婚姻 为何给孙下跪》报道: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可以说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伟大而瑰丽的婚姻之一。熟悉这段关系的学者都知道,当时,这段婚姻不仅受到孙中山的同志和战友的反对,而且受到宋庆龄父母的反对,一些据此演绎出来的小说、电影以至传记更将此描述得有声有色。


在新近出版的久保田文次教授所编《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中有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写给孙中山的四封英文函件,从这些函件为研究孙、宋婚姻关系以及宋嘉树的为人提供了第一手的最有权威的资料。


从孙中山那里听到宋庆龄打算结婚后的惊讶


“我极为意外地从您那里听说,罗莎蒙黛(宋庆龄的英文名字)应允并且期待结婚,此点,您从未对我说过。此前,她告诉您,一旦她去上海,将结婚并和她的丈夫一起回到东京,从事可靠的工作。关于她未来的打算,她从未对我说过一个字。一些时候以前,您写信并且访问我,罗莎是否将和我一起去美国,我立即复函奉告,据我所知,她将留在家里陪伴母亲。现在,您告诉我一件十分新奇而难以置信的事情。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它听起来如此奇特,如此可笑,这是超出于我的想象之外的小孩儿的玩笑话。”——宋嘉树


宋函的这一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此前,宋庆龄从未向父亲谈过她的婚姻问题,因此,宋嘉树读了孙中山的来信后,颇有莫名惊诧、纯系天方夜谭之感。


一个“叛逆者”引发误会


“我的亲爱的博士,不要相信一个年轻女孩儿的小说语言,她喜欢给自己开玩笑。我能向您保证,我们是如此高度地尊敬您,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情去伤害您和您的事业。“大叛逆者”是我们大家永远的敌人,罗莎像您一样极为憎恨这种人,所以,不会有和这种坏人结婚的可能的危险。加上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人作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王、皇帝或者是总统。我们可能贫于“物质”,但是我们既无贪心,更无野心,不大可能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任何事情。您似乎担心她打算当皇后,这是不会的......我难以置信,她会有投身于我们共同的敌人脚下这种想法。她耻于和妾谈话,怎么会想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您知道,在热海的时候,她甚至从未和张静江的二房说过话。此外,不论是谁,我们不会允许女儿去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对于我们来说,好的名声远比荣誉和面子重要。”——宋嘉树


从中可以看出,宋庆龄曾表示要嫁的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大叛逆者”,而且,已经有了妻子。宋嘉树除了继续表示不能相信之外,进一步表示,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家庭,不可能允许自己的女儿去为人做妾。


那么,这个“大叛逆者”是指谁呢?为何宋嘉树如此急切而诚恳地表明心迹?


这是一封给孙中山的回信,孙中山在给自己的老朋友、未来的岳父写信时,不好意思直说宋庆龄爱的、要嫁的是自己,而是说明,宋庆龄想嫁给一个已有妻子的Archtraitor(叛逆者),用以探测宋嘉树的态度。


从孙中山的观点看,称自己为旧社会、旧制度的叛逆者,甚至是叛徒并无不当。然而,宋嘉树没有揣摩出这一层意思来,他从贬义上来理解这一词语,真真地以为是袁世凯或袁世凯一类的人物。


试探未来岳父 宋庆龄的追求者

孙中山知道,另有一位年轻人爱慕宋庆龄,因此,在7月20日之前,孙中山曾致函宋嘉树,询问宋庆龄的婚期,目的是摸底,想摸清宋关于女儿婚姻的真实意图,因此不便于十分清晰地说明自己和宋庆龄的恋爱关系。但是,这封信宋嘉树没有收到,于是有了宋嘉树的这封回信:


“说实话,我现在不知道关于罗莎结婚的任何事情。永(yung)和丹纯(DanChung)过去经常访问她,但是,据我所知,她没有表示过愿和他们结婚。我没有听说过您在上次来信中所说的情况......沉默不意味“同意”。您还是暂且保留您的祝贺吧!"


从宋嘉树要孙中山“暂时”保留祝贺看来,宋嘉树心中已有了中意的人选。


真正反对孙宋婚姻的是宋庆龄的母亲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并不像宋嘉树一样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不赞成宋庆龄参与“党事”,但宋庆龄热心革命,“急盼党事之成”。为了从家中走出来做事情,以帮助别人英语为借口,逃脱家中的“软禁”。


桂珍不仅反对宋庆龄参与“党事”,而且在听说女儿要和孙中山结婚以后,立即坚决否定,对宋庆龄说:“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已经有两倍于你的年龄,同时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决不同意这件婚事。”


孙中山处理与前妻的关系


孙中山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婚姻属于旧式包办婚姻。卢夫人忠厚、贤惠,但没有文化。她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缺乏理解,不愿意随孙过颠沛流离的生活,总是劝孙按照旧风俗再娶一个妻子。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但卢夫人却返回澳门,实际上二人已经分居。


孙中山要和宋庆龄结合,必须妥善地解决和卢夫人的关系问题。1915年9月1日,卢夫人抵达东京,和孙中山谈妥离婚事项。23日,卢夫人返回澳门。10月24日,宋庆龄自沪抵日。第二天,和孙中山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


私自逃跑气坏父母


宋庆龄此次东行,并未征得家庭同意,而是“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此事引起宋嘉树夫妇的强烈愤慨。二人匆匆追到日本,想阻止这场婚姻,但是,为时已晚。


宋嘉树狠狠地批评了孙中山,表示要和孙绝交,和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据亲见当时情景的日本人士回忆:


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叫喊:“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当孙中山走到大门的台阶上,询问“找我什么事”时,宋嘉树却突然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在门前的三合土地面上磕了几个头,走了。


回国后,宋嘉树为宋庆龄补送了嫁妆:一套古朴的家具和一袭绣有一百个儿童的被面。此后,这位可敬的老人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孙中山及其事业,直到1918年5月去世。(原文来自国家人文历史的头条号)


谢选骏指出:从宋嘉树的一生来看,他与其说是一个基督徒,不如说是一个成功神学的教徒——流风所及,他的女儿女婿们也都如是了。这难免给“中国基督教”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且是不怎么好的影响。否则,中国的基督教化,很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了。成功神学可能让人成功吗?老宋头的一生,对此做出了生动的诠释。宋嘉树,可谓成功神学的典型人物。

谢选骏:移民就是安乐死


《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移民国外可以走多远?看完泪目》(2023-09-23 美移移民)报道:

 

普通人也能移民国外吗?


如果说是十年前的我,肯定会觉得移民这件事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拥有的特权,普通人还是算了吧。


然而十年后,我却带着全家移民到加拿大了。


如果你要问我,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移民国外可以走多远?


我会回答:你想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生活的主导权都掌握在我们手中,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移民没有对错好坏之分,适合自己就好。


今天就给有移民意向的朋友,分享我们一家移民加拿大的故事,仅供大家参考。


人到中年,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也见证了世事浮沉,才慢慢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希望全家过得开心,生活无忧。


对于我个人而言,已经厌倦了高节奏的生活方式。


诚然,在一线城市能获得的收入是比小县城高很多,机会也更多,但也意味着身上所要承担的压力更大。


我跟我先生常常因为高压工作焦虑不已,脾气也变差,影响家庭和谐。


既然到了中年,还要每天提心吊胆,担心被裁员,不如换一个生活方式,正好也有些积蓄足够支持我们做选择了。


我跟我先生商量过很多方案,比如说回老家开店。


但我们都是普通的上班族,不懂经营之道,也做不来餐饮行业,这个方案就直接pass掉了。


后来我们就展开讨论了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满足主要的诉求就行了。


作为父母,除了想到一个环境舒适的地方生活外,我们也希望可以给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条件和资源。


看到很多有钱人都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我先生就提议,国际学校费用太高,对我们来说压力太大了,干脆去国外生活。


这样孩子可以直接接受国际化的教育,实现了我们对教育的诉求,另外我们全家也能如愿到一个环境好的地方生活。


考虑到我们不会其他小语种,我们就将移民国家锁定在几个英语国家,美国和加拿大都是我们理想的选择。


由于加拿大社会安全系数高,社会福利完善,还有全民医保,还是全球有名的宜居国家。


诸多优势,很难不让人心动,最后我们一致决定移民加拿大。


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移民国外可以走多远?看完泪目了


于是,我们就在网上做了些功课,去了解移民加拿大需要些什么,有什么方式适合我们。


但网上的信息太多了,真假难辨,我们就咨询了几家移民公司。


最后选择了美移移民,他们给我推荐的是加拿大萨省雇主担保移民项目。


自雇移民有点像美国的人才移民,对我们来说门槛太高了。


安省和BC省雇主担保移民,申请人数很多,移民局肯定会择优选择,萨省雇主担保移民,很明显更适合我们。


这个项目的门槛就低了很多,而且雅思4分就可以递交申请了。


本身我以前有考过雅思的经验,所以我就作为主申请人,也很顺利地考了雅思。


就这样,我们跟美移移民签了约,在他们团队的协助下,我们全家都顺利移民加拿大了。


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移民国外可以走多远?看完泪目了


我还记得刚登陆加拿大那会儿,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既兴奋,又害怕。


兴奋的是,我居然做了这辈子最勇敢最大胆的决定,移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度生活。


害怕的是,我担心我们没法适应这里的生活,最后只能被迫回流。


我想很多新移民家庭,也跟我有过类似的体验,面对未知的事情,很容易产生不安感。


但生活一段时间后,心里的石头也就落地了。


这就跟我们长大后离开老家,去一线城市打拼一样,周遭都是陌生的环境和人。


不同的是,加拿大到处都是外国人,大部分都是用英语交流。


原本以为,发达国家的生活节奏会比国内一线城市快,但没想到,生活节奏慢得可以跟国内的小县城媲美。


在路上开车,要是遇到了一些小动物,大家都会停下来,等这些小动物离开后再继续往前开。


加拿大真的有做到人与自然和谐,除了重视各种小动物外,这里的绿化覆盖率非常高。


自然条件太好了,不愧是宜居国家。


加拿大人很有时间观念,非必要绝不加班,甚至他们会提前收拾好东西,等下班时间到了,办公室很快就没人了。


一开始我还有点不习惯,很快我也被“同化”了,几乎不加班。


这样我就拥有了很多时间,可以用来陪伴家人,或者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种些花花草草。


而我先生则喜欢在家研究各种美食,有时候想念家乡的味道了,我们就会开车到附近的华人超市,去买食材吃火锅。


除了我们夫妻俩很满意移民加拿大后的生活外,我女儿也很喜欢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快乐。


在国内的时候,她在班里的成绩不上不下的,排在中间很尴尬。


我跟我先生有时候会辅导她作业,很抓狂,又很无奈,害怕她以后考不上好的学校。


来了加拿大后,她变得很自觉,作业很快就完成了,主要都是些手工类和创意类的作业。


她自己乐在其中,也愿意主动去做,我们做家长的,看到很欣慰。


加拿大没有唯分数论,也没有一考定终身的说法,这也大大缓解了我们对子女的教育焦虑。


以前想给我女儿报个英语口语班,但她就是不想学。


在这里为了跟小朋友交流,跟上老师的课程,她英语学得可快了,口语比我们讲得还流利。


总而言之,移民加拿大后的生活,比我想象得还要好。


出国后,你就会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是这样的。


没有攀比,没有指指点点的声音,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


至于移民国外能走多远,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还是看个人。


每个人的喜好和选择不同,有的人就喜欢快速高节奏的生活,而有的人追求岁月静好。


如果你跟我一样,更喜欢安逸自在的生活,加拿大就很适合你。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移民就是安乐死,特别是移民加拿大这样的福利国家,也就是加倍安乐的死了。

谢选骏:香港預示了烏克蘭的未來嗎

(一) 《從香港黃之鋒到烏克蘭自由之戰!推薦4部Netflix近代紀錄片》(民視新聞網 2020年11月18日)報道: 影視作品讓我們對生活有更多想像,然而紀錄片類型透過鏡頭,我們可以深入不了解的領域、看見不一樣的社會,從黃之鋒帶領的抗爭運動到烏克蘭人民上街爭取自由之戰,以下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