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35个博士学位》（2009-11-23 下一个）报道：
胡适一生中获得过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并以此作为胡适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的证据。但很少有人知道以下事实：这三十五个荣誉学位中，有二十七个是在他大使任内得到的，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在这二十七个学位之中，有一大半是法学博士学位（L.L.D.），这个学位一般是授给政界人士的。所以说，胡适的这些学位并不能说明胡适的学术水平或学术成就已经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它们至多可以说是他的“事业上的成就”得到了美国人的承认。
也许有人会为胡适抱不平说，美国大学的荣誉学位是他们主动送给胡适的，又不是胡适自己去争取的，那些傅斯年所谓“反对先生”的人凭什么指责他“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呢？对於持这样观点的人，首先要提请他们注意的是，第一，胡适不是一般的大使，而是“战时”大使；第二，胡适是当时中国驻外大使中最重要的一位大使。1938年，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催促胡适就任的电报中说：“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王松、蒋仕文：《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168页）。
他“到处领学位”之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入敌手，中央政府退缩山城重庆，北京大学困顿西南边陲，而美国几乎是中国能否继续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在这个时刻，胡适不努力开展外交攻势，争取美援 （胡适后来曾说自己在大使任内没有为中国争来一枪一弹，虽是自矜，大半却是实情），而是南来北往地接受学位，这对於当时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气氛浓厚的美国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大使（胡适被免职之后，《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为他打抱不平）；但对于嗷嗷待哺的中国政府来说，对胡适的期望岂止是望梅止渴，简直就是望洋兴叹。所以，宋子文告诉他： “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傅斯年劝告他：“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这一敌一友两方面的“建议”，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接受这么多的学位，已经影响到他管“正事”、干“大事”了。
从另一方面讲，胡适对这些学位是相当在意、相当得意的。1940年2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接受了Brown University赠与名誉学位的邀请；今天又接受了Wesleyan Univ.的邀请。今年共有五个名誉学位”。（《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348-349页）。1940年3月21 日，胡适在家信中说，去年得了两个名誉学位（因病辞掉三个），今年可得八个，连同以前的总共十三个名誉学位。（耿云志：《胡适年谱》）。1943年11月 15日，胡适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的荣誉学位，计文学博士学位（Litt.D.）四个，古典文学博士（L.H.D）一个，法学博士（L.L.D.）十五个，民法博士（D.C.L.）一个。（《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550-551页）。如此的斤斤计较，不由让人想起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王戎“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的掌故。（《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
胡适所获荣誉博士名录：
1935年 香港大学 法学博士
1936年 美国哈佛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南加洲大学 文学博士
1939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芝加哥大学 法学博士
1940年 美国韦斯尔阳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杜史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克拉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卜隆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耶鲁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联合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柏令马学院 X X博士
美国宾州大学 法学博士
1941年 美国加州大学 法学博士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森林湖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狄克森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密达瑞学院 法学博士
加拿大多朗多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佛蒙特州大学 法学博士
1942年 美国达脱茅斯学院 文学博士
美国第纳逊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文学博士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罗却斯德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奥白林学院 法学博士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妥尔陀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东北大学 法学博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法学博士
1943年 美国伯克纳尔大学 文学博士
1945年 英国牛津大学 法学博士
1949年 美国柯鲁开特大学 文学博士
1950年 美国克莱蒙研究院 文学博士
1959年 美国夏威夷大学 人文博士
偶有几茎白发，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 胡适1938年10月31日在赠送陈光甫先生的照片背面题写的一首诗。
（一）
胡适一生中获得过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并以此作为胡适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的证据。但很少有人知道以下事实：这三十五个荣誉学位中，有二十七个是在他大使任内得到的，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在这二十七个学位之中，有一大半是法学博士学位(L.L.D.)，这个学位一般是授给政界人士的。所以说，胡适的这些学位并不能说明胡适的学术水平或学术成就已经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它们至多可以说是他的“事业上的成就”得到了美国人的承认。
也许有人会为胡适抱不平说，美国大学的荣誉学位是他们主动送给胡适的，又不是胡适自己去争取的，那些傅斯年所谓“反对先生”的人凭什么指责他“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呢？对於持这样观点的人，首先要提请他们注意的是，第一，胡适不是一般的大使，而是“战时”大使；第二，胡适是当时中国驻外大使中最重要的一位大使。1938年，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催促胡适就任的电报中说：“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王松、蒋仕文：《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168页)。他“到处领学位”之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入敌手，中央政府退缩山城重庆，北京大学困顿西南边陲，而美国几乎是中国能否继续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在这个时刻，胡适不努力开展外交攻势，争取美援(胡适后来曾说自己在大使任内没有为中国争来一枪一弹，虽是自矜，大半却是实情)，而是南来北往地接受学位，这对於当时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气氛浓厚的美国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大使(胡适被免职之后，《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为他打抱不平)；但对于嗷嗷待哺的中国政府来说，对胡适的期望岂止是望梅止渴，简直就是望洋兴叹。所以，宋子文告诉他：“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傅斯年劝告他：“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这一敌一友两方面的“建议”，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接受这么多的学位，已经影响到他管“正事”、干“大事”了。
从另一方面讲，胡适对这些学位是相当在意、相当得意的。1940年2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接受了BrownUniversity赠与名誉学位的邀请；今天又接受了WesleyanUniv.的邀请。今年共有五个名誉学位”。(《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348-349页)。1940年3月21日，胡适在家信中说，去年得了两个名誉学位(因病辞掉三个)，今年可得八个，连同以前的总共十三个名誉学位。(耿云志：《胡适年谱》)。1943年11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的荣誉学位，计文学博士学位(Litt.D.)四个，古典文学博士(L.H.D)一个，法学博士(L.L.D.)十五个，民法博士(D.C.L.)一个。(《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550-551页)。如此的斤斤计较，不由让人想起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王戎“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的掌故。(《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
这是一副无耻的小人嘴脸！
（二）
再看胡适假冒博士之始末。
读《胡适外传》（胡成业著），文中提到胡适当年留洋回国时，曾被人戏称“假冒博士”，感觉颇为有趣。想来胡适以“考据”闻名遐迩，一贯主张“拿证据”和“小心求证”，因此，笔者就“假冒博士”进行了一番“考证”，以“验明正身”，辨个真伪。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代文化学术思想界重量级风云人物，新文化启蒙学者，有大学问。说胡适是大学问，“证据”有二：一是其著作等身，洋洋洒洒两千多万的白纸黑字，是为证；二是其一生头戴“博士”桂冠36个（目前均有证可查），凡人难及，后人只能望其项背。但胡适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被人戏称“假冒博士”，并非空穴来风。
1917年9月，胡适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出任北京大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教授，时年26岁。胡适到北大任教，系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慧眼识才。因为，早在一年前（1916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就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写诗词文章。翌年元月，胡适更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鼓吹白话文，且“暴得大名”。陈独秀在随后的《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可见陈独秀对青年胡适赏识有加。陈独秀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到北大任教，而蔡元培早已将才子胡适纳入视线之内，二人心有灵犀，一拍即合。蔡元培向远在美国的胡适发出约请，而能回国到北大教书正是胡适之梦想。胡适欣然接受约请，打点行囊，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其实，胡适回国前，已向自己的导师、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递交了题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博士毕业论文但是无法通过考试。所以胡适论文的最后评判尚无结论。从“小心求证”的角度看，当时胡适的“博士”头衔，实在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胡适并没有把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证书”，揣进自己的裤袋。
更有趣的事，青年胡适在北大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时，以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他对儒家以外各派采取“平等的眼光”， 着眼于“在这些学派中渴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格土壤”，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探寻中国哲学发展的脉搏。胡适的讲义和授课，令北大学子耳目一新。1919年2月，由蔡元培先生作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胡适博士”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易竹贤《胡适传》）。“胡适博士”更是因此发扬光大，名噪一时。手中没有“毕业文凭”，竟自诩“博士”，可谓“贼徒艺高人胆大”。此时的胡适，人称“假冒博士”，我想，也不能说是故意贬损，胡适自己多少也应负些责任。直至1927年，也就是胡适留学回国十年后，胡适出访美国，才带着后出的《大纲》的副本，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勒索“哲学博士学位”证书。从此，胡适才摘掉了“假冒”的帽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勒索博士”。
胡适在“博士”这个问题上，有“假冒”的嫌疑，而且，还有“勒索”的事实。
以此劣迹为基础，自1935年香港大学授予胡适“荣誉法学博士”后，在以后的数年里，胡适先后获得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等世界30余所知名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文学博士、人文博士等“荣誉称号”。1940年3月，胡适在给夫人江东秀的信中说：“去年的了两个荣誉博士学位，因病辞了3个，今年可得8个荣誉博士学位。”拥有如此多的 “博士帽”，也就是胡适，国内恐怕初无二人。 然而，在所有的“博士”桂冠中，胡适最为看重的还是自己“假冒”了十年，最后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胡适曾在给夫人的信中这样说道：“博士学位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不过好玩罢了。一个是花四年苦工得来的，其它都是白送的。”
（三）
从上述事实，来看待下列的《胡适小传》，我们不禁感叹：历史，历史，有多少虚假是借你的名义散布的！
胡适其人的其虚其伪，可以从下面的记载中略见一班：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甚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是揭开胡适欺世盗名面目的时刻了！
附录《胡适小传》
目录
思想与学术
新文化运动
哲学研究
古典小说研究
禅宗研究
水经注研究
晚年
影响
自由主义
评价
年表
主要论著
家庭
相关条目
参考资料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父亲是胡传，字铁花，仕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杜威。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像胡适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1、思想与学术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师从约翰·杜威。这令胡适的思想偏向实用主义。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2、新文化运动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生先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锋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离家出走。这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3、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读大学时的论文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4、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红楼梦海内孤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近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5、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
6、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蒐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献”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7、晚年
1950年代于台湾的蒋中正与胡适，图左为胡适1949年1月，胡适前往上海。既觉国民党无法应付国政，又深感共产党八项二十款和战条件下，两党“和比战难”。于是不得已于国共内战末期，避祸赴美教学。之后，他于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湾参与政治活动与讲学。例如：以国大代表参与总统选举投票、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协办由雷震主笔的“自由中国”杂志等等。
1957年，胡适当选台湾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隔年4月前往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留连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1958年他还将胡适文选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一说为廿年）卖与台湾某家出版公司。
1960年雷震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亦参与其中并多加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介石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
1962年2月24日，于台湾参与中央研究会相关会议的胡适，于会议进行中心脏病发去世。之后，台湾政府将胡适于台湾的公配居所改建于胡适纪念馆。另外，台北南港当地仕绅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积达两公顷，位于研究院附近的个人私地辟建为胡适公园，作为胡适的墓地。（后来许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学人也安葬于此）
8、影响
与蔡元培，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话文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顾颉刚自谓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考证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不浅。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李敖自称在其困难的时候接受过胡适的资助，毕生讴歌胡适。故李敖在其“2005年大陆文化之旅”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向北京大学捐建了胡适铜像。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胡适曾对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口述自传》）
季羡林为胡适的学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9、自由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
1929年的新月人权运动。
1930年代前期，在《独立评论》上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的论争。
1941年在美国发表英文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
1948年9月发表《自由主义》。
1949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
1959年在《自由中国》发表《容忍与自由》。
10、评价
因为胡适，在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民间的知识分子爱戴的有争议的人物，中国大陆的教材过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但近几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意识形态控制上，还是对胡适有殊多限制。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甚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11、年表
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1893年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离开台湾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死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
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假学校讲学。
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赴美国，发表《共产党执政下绝没有自由》，在美期间，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在台湾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后其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一度受到株连。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7年11月任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南港。
12、主要论著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著《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著《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著《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著《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著《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编《台湾纪录两种》 （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发表《容忍与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传记》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台北，自印本）
13、家庭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
妻子：江冬秀。
长子：胡祖望，定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殇。
次子：胡思杜，在中国大陆，1954年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终究难逃一死，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
谢选骏指出：20至21世纪，海峡两岸学风败坏，胡风开启端绪，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著名者，就是胡适冒充博士事件。流风所及，结果现今海峡两岸伪造学历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