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破棉袄，说得好

《美国国务卿向国会作证 指香港不再具备高度自治》（BBC 2020年5月27日）报道：

正当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即将表决通过香港版国家安全法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时间周三（27日）向国会作证，指香港不再具备高度自治，不再获美国特殊待遇。

蓬佩奥发表声明强调，香港在中国统治下，已经不具备高度自治状态。声明指出，中国人大在上个星期宣布单方面、任意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立法。北京当局灾难性的决定，是从根本上破坏香港的自治、自由，违背中国自身向联合国提交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人民承诺的一系列行动。

美国《香港政策法》要求国务院对这一中国领土的自治权进行评估。在仔细研究报告所述期间的事态发展之后，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证明，香港不再继续适用于美国在1997年7月之前的法律待遇。蓬佩奥指出，北京推动“港版国安法”只是“一系列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和自由的最新行为”。鉴于现实情况，“没有一个具有理性的人士能够断言，香港在中国手中仍维持高度自治”。

蓬佩奥的声明还说，香港及其活力和自由的人们，使得该地作为自由的堡垒繁荣了数十年。“这个决定并没有给我快乐。但合理的政策制定需要承认现实。尽管美国曾经希望，自由和繁荣的香港将为专制中国提供榜样，但现在显然是，中国正在让香港效仿自己。”他表示，当香港人民与违背自治承诺的中共当局抗争之际，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中国全国人大审议“港版国安法”再次点燃港人大规模抗争之际，引发相当争议的《国歌条例草案》5月27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大批港人无惧警方警告，再次走上街头抗议。香港防爆警察在铜锣湾逮捕几十名抗议者。

中国当局在北京两会期间宣布绕过香港立法会，直接修改香港《基本法》以打击在香港盛行近一年的抗议运动，这导致香港“一国两制”权利消失。北京预计在周四（5月28日）批准该法案。立法或在今年夏天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表明，准备就此在本周对中国采取“非常有力”的举措，但未有透露细节。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周三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一系列针对中共的制裁行动，正在权衡许多“潜在制裁方式”。罗斯称，美方全心全意的对待香港人民。特朗普总统将最终决定对待中港问题的方式。

特朗普在去年11月27日签署生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要求国务院每年定期向国会递交报告，以核查北京当局是否遵守其“一国两制”的基本承诺。

而根据蓬佩奥声明中有关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如香港被确认其自治状态与中国其他地区无异，美国总统可授权行政部门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并且终止中国通过香港取得美国敏感科技技术的渠道。

谢选骏指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被共产党中国的外交人士谐音号称“破棉袄”——但是现在，蓬佩奥此言一出，中国网民连夜高呼：“破棉袄，干得好！”

《美国或已决定剥夺香港特殊待遇》（RFI 2020年5月27日）报道：

美国或已经决定不再赋予香港特殊待遇。美国国务卿彭佩奥美国时间27日稍早向国会作证，指香港不再获美国特殊待遇。香港经济日报刚刚称，股市应声下挫百点。正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全国会议，定于北京时间28日表决通过香港版国家安全法。

据香港经济日报5月27日午夜或28日凌晨报道，就港版国安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港不再获美特殊待遇。该报道称，夜期挫逾百点。

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表示，美不再视香港为高度自治，因此不再继续获得美国法律所赋予的特殊待遇。夜期挫逾百点据该报说，因港版国安法，蓬佩奥称：香港不再获特殊待遇。  该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美国时间周三（27日）向国会表示，美国不再视香港为高度自治，因此香港将不再继续获得美国法律所赋予的特殊待遇。该报道以急稿形式报道，尚且没有进一步细节。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8日将审议“港版国安法”授权法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赶在前一天表示，他今天已向美国国会报告，香港不再拥有自治。这意味香港特殊待遇恐被取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今天推文表示，他今天向美国国会报告，依据目前实地事实，香港已不再在中国之外拥有自治。他强调：“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美国国务卿目前依据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须定期检视香港情势发展并向国会提出报告。

去年11月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则要求国务卿在年度报告中，特别检视香港各方面自治及自由情况，并判断香港是否仍该享有美国法律下规定的特殊待遇。

谢选骏指出：中国网民热烈高呼“破棉袄，干得好”；但是目前，蓬佩奥还只是“说得好”，至于他能不能“干得好”，只有天晓得了——因为他毕竟受制于颠三倒四的特朗普。

谢选骏：生年不满百，常怀亿年忧

《末世猜想：可能导致人类灭亡的几大威胁》（BBC 2019年9月2日）报道：

遥远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真能说得准吗？连下个月什么时候下雨都不知道，预想几十亿年以后的事情似乎只能是天方夜谭。

不过，并非所有事情都像天气那样混沌难测，预测遥远的未来也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在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方面。我们能够肯定，2090年9月23日这一天英国一定会出现日全食，因为月亮、太阳以及地球都是沿着可预知的轨道在稳定运行，受到的干扰微乎其微，而且万有引力定律也已经得到全面证实。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利用已知的天体物理学知识预测出在宇宙膨胀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哪些事情。

这种预测方法被称之为“物理末世论”，由天文学家马丁?里斯（Martin Rees）提出，利用天体物理学建构的模型，预测宇宙的发展。末世论在基督教神学领域研究的是世界末日等终极问题，里斯正是借鉴于此。相关的经典之作是戴森（Freeman Dyson）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讨论开放宇宙中的生命前景。论文认为太阳死亡，以及恒星逃离银河系等可能存在的灾难都会对遥远未来的地球生命造成威胁。

那么，如果人类能够延续到如此遥远的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最严峻的挑战？我们并不知道该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或能否克服这些挑战，此处我只能做一些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关人类文明存亡的威胁正在向我们迎面而来。

问题1：人类能否超越哺乳动物宿命——一个典型哺乳动物物种的存在时间大约为100万年。对人类而言，除了从核战争到生物工程可能引发的传染病，还有其他可能毁灭人类的危险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今天，人类自作孽造成的灭绝风险已远远高于发生自然灭绝事件的概率。要想解决现有的人类生存风险以及可持续问题，我们还得应对许多其他挑战。

人类在未来几万年内，首先面临的是本次间冰期（两个冰河期之间的时期）的结束。目前人类正处于一个漫长冰川时代中的一个短暂温暖的间冰期之中，间冰期结束，地球将会变得非常寒冷。不过我们的祖先活过了冰川时代，再过寒冷生活可能问题不大，只不过我们的祖先是游牧人，靠狩猎采集维生，还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文明。人类还可能经历不同地质时期之间的气候大变迁。在远古时代，地球曾经非常寒冷，但也曾经非常暖和。在5600万年前到3400万年前的始新世地质年代，地球的气温要比现在高10摄氏度，北极也有棕榈树和鳄鱼，而赤道地区则太过炎热，人类如生活在这样的赤道，不采取保护措施根本无法生存。再往前还有过“冰雪地球”时期，当时整个地球基本都被冰雪所覆盖。

此外人类还可能遭遇超级大火山喷发、小行星撞地球、来自宇宙的伽马射线暴，或紧急生态大灾难等能毁灭人类文明的种种危险。我们人类已知，上述大灾难曾导致地球约每1亿年就会出现一次物种大灭绝事件。最终可能不再有智人这个物种存在，人类可能会进化成一个新的物种。人类一直在演化变异中，并受到物竞天择的自然筛选，即或如今医疗条件良好，但交通事故也会让人英年而逝，犹如是一种自然淘汰。现代生物科技也让我们能够改良自身基因，甚至还有能将人与人工合为一体的科技。相信再过几百万年，未来的人类将会与我们是面目全非，除非我们有意决定维护我们的现存基因，不让其发生任何的改变，并在未来漫长的地质年代中一直坚守到底。

如果“人类”（姑且仍称之为人类）10亿年后还存在，将一定会拥有可传之久远的文明，能够应对行星级别的大灾难，能够规划以地质年代为单位的人类前景，那时的人类跟现在的人类相比，差异之大就跟我们当今人类和二亿五千万前已灭绝的三叶虫的区别差不多。人类要想比其他哺乳类动物活得更长久，就得大变身成为其他物种，说来也是讽刺。

问题2：能否存活到地球生物圈终结之后——再过10亿年（或者前后差个几亿年），太阳光亮度的增强会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灭顶之灾。太阳热量的增加会加剧岩石的风化，从而引发一系列化学反应，消除空气在碳循环过程中的大量二氧化碳，最终摧毁以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此外，地球会热得像一个失控的温室，从海洋中蒸发出越来越多的水蒸汽，从而使得地球更加炎热。

其中一个办法是建造超大规模的工程，尽可能长时期保护地球生物圈。那时的人类还可以实施地球工程，在平流层添加能够反射太阳光的悬浮颗粒，或是在地球与太阳之间建造一个太阳遮板，甚至可以把地球往远离太阳的方向移一移。

另一个解决之道是将地球生命转移到太空，当然要是那时人类还没开始太空移民的话。宇宙看来存在适宜生命居住的行星，而且太空中的物质要比地球表面积大好几十亿倍。就算人类移民太空的工程是非常的艰巨，但请别忘了，我们人类还有10亿年的时间来提高技术，增加财富，进行建造。到了这个关头，人类文明要想延续下去，就必须到太阳系中去建立新的家园。

问题3：人类能活到太阳功能减弱之后吗——再过大约50亿年，太阳核心的氢聚变反应加快，氦元素逐渐增大，太阳的明亮程度会快速增长。这时的太阳结束其主序星阶段，膨胀成一颗硕大的红巨星。虽然这时太阳的表面温度会降低，但由于表面积巨大，所辐射的光将远远超过现在的太阳。这时地球的末日也就到，很可能会被不断变大的太阳所吞噬。就算没有被太阳吃掉，也会被空前强烈的太阳光煎烤成一块连一丝风一滴水都没有的大石头。之后太阳“很快”（这是以宇宙的时间而言，但大约也要10亿年）将其绝大部分物质向外抛出，形成星云，这时的太阳会变成一颗小型的白矮星。

太阳系的智慧生命要想躲过此劫，就必须移民到其他星系。那时已达超级智慧的人类当然也可以尝试去适应此时的环境，但变成白矮星的太阳已没有多少的光和能量可以发出，人类不得不离开太阳系。要到达其他星系建立新家园，需要速度极大的航天器，否则就要花上非常漫长的时间。

对于已经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太阳系太空生命基地上的未来人类，当太阳死亡，移民外星系，寻找或建立新的生命家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需要源源不断维持很长时间的能量供给，而且前往太阳系外的星系，飞行速度也不能太慢。此外还要有足够的物质来维持这场跨越千年的迁徙。

飞往太阳之外的星系最有可能的方式，是使用小型的纳米机器人太空器。大型星际飞船需要巨大能量才能达到一定速度，使用小型太空器可以利用反光帆板和强劲射线推动快速行进，效果会更好。纳米机器人太空器不仅体积小，而且可大量使用。如果发射一个失败，那就发射一千个。纳米太空器还可以搭载着遗传基因以创造生命，甚至搭载人类。到达其他星系后，这些小型太空器可以在适合的小行星上降落，打开太阳能收集器，开采物质，并制造更多的机器人、太阳能收集器以及工厂。最终，建成一个个太空栖息地，让人类能够在这些机器人建造的生命基地上繁衍人类文明。

人类文明要想永垂不朽，可能需要移民到太空。称之为人类的这一地球物种可能永远也无法离开太阳系。此刻，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向太阳系外的星系发展的智慧生命到底是我们人类自己，还是一个新的生命物种。但无论如何，人类的后代如果真的能熬过太阳变成红巨星这个灾难，活了下来，那一定应该已生活在银河系的其他的恒星之中。

问题4：能存活到恒星消亡之后吗——宇宙的恒星形成的巅峰时期已经来临，在未来的几百亿年里，我们将迎来最高“恒星巅峰”期。那时明亮且寿命较短的恒星将会燃烧殆尽，剩下的都是稳定且寿命较长的红矮星，发光时间可达数万亿年。但是恒星形成的数量将会下降，再过几千几万亿年，红矮星也将坍塌消散。生命要想存续，不能依靠恒星的光热，而是需要其他能量来源。

可能性其实很多，可以使用褐矮星以及气态行星上的氢制造核聚变产生能量，或是将物质投入黑洞的吸积盘中，收集释放出的能量。甚至利用一种被称为超辐射的东西（也就是所谓"黑洞炸弹"）按一定角度抛入黑洞强大的旋转盘，然后带着新获取的能量逃逸出来。不论哪种方法，都是巨大无比的工程。那么使用普通的核能可以吗？如果没有超新星爆炸合并旁边的中子星而产生可裂变同位素，也就不会再有核裂变的能量。现在超新星爆炸已是非常久远的事了。当行星内部的同位素逐渐衰变冷却后，行星的地热能也会消耗一空。

“生命”或许也可以适应低温和极特异的环境。人工智能及硅基生命或许也能在近乎绝对零度的环境中生存。在恒星陆续死亡后，也有可能是，碳基生命及其智慧体会退居到舒适的虚拟世界中，而这个虚拟世界比外部实体的宇宙还要广阔和复杂。如果人类能够活到恒星消亡之后，人类就会成为宇宙中最大的能量源。

问题5：能活到银河系消亡之后吗？——没有规律的恒星运动最终会导致银河系的解体。恒星彼此间不时擦肩而过，速度会随机发生改变。有时，恒星因此获得的速度能令它逃离银河系，消失在无尽的虚无之中，而余下的银河系则聚合得更加紧密。最终，在大约一万亿亿年之后，整个银河系的星体或者会四散于宇宙，或者全部掉入银河系核心的黑洞之中。围绕恒星运转的行星也会在这一巨变中被抛离运行轨道。智慧生命要想逃过此大灾难，就要将恒星引到长期稳定的轨道上来。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的！就目前而言，至少可以用电磁波发射器微调恒星的运行。发射器发出的辐射就像小马力的火箭引擎一样能产生动力，以控制恒星相遇时的速度。这就好比人类利用其他天体的引力为两枚外太阳系太空探测器旅行者号调整运行方向以及提升速度一样，只不过要干扰恒星运行的电磁波发射器要巨大得多。这就像是一局最大型的台球游戏，恒星在改变轨道时也可以进一步相互推动。再过几百亿年，宇宙将到达"恒星巅峰"时期，然后逐渐暗淡下来。这需要在每一个恒星周围建造巨型工程，事前要进行巨大的规划，而工程所需要的物质总量也很大，相当于每个恒星系大约就要一颗大型的小行星。而建造的物理原理则相对清晰明了。关键是要在十亿年的时间跨度规划协调这些工程项目。不过到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克服过种种难关，这样的太空工程对他们来说可能不过是稀松平常事。

问题6：存活到宇宙物质消散之后——我们所谓的物质全部是由质子、中子和电子这些粒子所组成的原子构成的。质子和电子一般来说非常稳定。中子靠质子来稳定，其自身的半衰期只有几分钟。但许多物理学理论都认为，质子并非真的稳定，放到漫长的时间维度上看最终也将发生衰变。虽然科学界有过一些艰苦卓绝的研究，但目前还没有观察到质子的衰变。不过这只能说明如果质子真的会衰变，可能需要几万亿年的时间。

质子的衰变将会终结我们所认知的物质世界。宇宙中的恒星与行星物质都会慢慢解体变成电磁波及自由电子和正电子，不能再形成能供生命栖息的天体。宇宙中最后一批寒冷的黑矮星（恒星残骸）会逐渐成为静止不动的氦晶体及氢晶体，直至灰飞烟灭。这时空旷的宇宙中只有一些基本粒子和黑洞。人类能够幸免于难吗？答案可以参考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优秀的短篇小说《最后的问题》（The Last Question）。小说中一台大型计算机的回答是：“数据不足，无法作答。”

谢选骏指出：古人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许多人更加悲催，变成了“生年不满百，常怀亿年忧”——这就是科学视野遥望所及带来的撕裂苦楚。

网文《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报道：

《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是一首东汉的五言诗。本诗劝人通达世事，及时行乐，不必为那些毫无益处的事而日夜烦忧，并讽刺了那些贪图富贵者不懂得领悟人生的愚昧无知。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 者的可笑情态。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作品原文】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 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注释】（昼短夜苦长二句）“秉”，执也。“秉烛游”，犹言作长夜之游。（来兹）因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训“兹”为“年”，这是引申义。“来兹”，就是“来年”。（费）费用，指钱财。（嗤）轻蔑的笑。（仙人王子乔二句）“王子乔”，古代传说中著名的仙人之一。“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说明：这首诗，和《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两篇用意略同。诗中强调的是及时行乐的思想。

【译文】一个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满百岁，心中却老是记挂着千万年后的忧愁，这是何苦呢？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暂，黑夜是如此漫长，那么何不拿着烛火，日夜不停地欢乐游玩呢？人生应当及时行乐才对啊！何必总要等到来年呢？整天不快乐的人，只想为子孙积攒财富的人，就显得格外愚蠢，不肖子孙也只会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像王子乔那样成仙的人，恐怕难以再等到吧！

【创作背景】是《古诗十九首》之一，收入《昭明文选》。唐代李善注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乗，疑不能明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作者是枚乘，但李善不置可否。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的时候，因为作者的姓名已不可知，所以编排的时候放在东汉李陵诗歌的前面。此诗可与《汉乐府·西门行》对照来看，原诗如下：

出西门，步念之。
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
夫为乐，为乐当及时。
何能坐愁怫郁，当复待来兹。
饮醇酒，炙肥牛。
请呼心所欢，可用解忧愁。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
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
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
贪财爱惜费，但为後世嗤。

【作品鉴赏】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 者的可笑情态。“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时”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肉池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时代，这种及时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时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 “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 “及时”，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时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时”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时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时”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作者简介】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作（其中有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非一时一人所为，一般认为大都出于东汉末年。

谢选骏指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尚可以诗咏之；“生年不满百，常怀亿年忧”，则只能期待上帝的救赎了。

谢选骏：中国和西方都没有公信力

       
《香港、中国、西方都是输家》（2020.05.26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法兰克福汇报》以"一国一制"为题，刊发驻京记者评论指出，北京现在试图绕开香港立法会直接进行国安立法，说明习近平正在背离邓小平确立的"港人治港"原则。

"中国此举似乎有点出人意料。一方面，这一举措会让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期间，抗议运动似乎也失去了对香港人的吸引力：大规模集会无法举行，许多市民正因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而头疼，积极分子很有可能无法像去年那样动员同样数量的民众上街。""因此，北京本可以坐等抗议运动自然消逝。然而，他们却用国安立法议题，重新点燃了港人的抗争精神。显然，习近平认为，现在的时机十分有利。也许他以为，欧洲以及美国正在新冠危机中自顾不暇，因此对香港的关注很快就会消失；也许他希望，此举能够转移中国内地民众的注意力，后者正受到疫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之冲击，这种情况会削弱中共的执政根基。"

"中国年轻人正在严重萧条的就业市场上挤破头。但是，'美国正在通过渗透香港来颠覆中国'这种民族主义论调，他们却非常容易接受。因此，北京计划出台港版《国安法》，很有可能预示着今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比现在更少地顾忌国际批评以及制裁压力。目前，中美之间的冲突已经严重激化，以至于北京认为，国际环境对中国充满敌意已经成为了事实，因此只能强硬回击。"

"中国此举将冒着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内地出口贸易自由港地位之风险。尽管政府声称，立法不会损害国际投资者利益，但是同时，北京却在埋葬香港的司法独立，这对投资者的信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文章还注意到，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时，曾经强调过"港人治港"的前提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也认为要防止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但是邓小平同时也说过"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作者认为，习近平的观点完全不同于邓小平。"他认为，爱国就是爱党。习近平的民族主义'中国伟大复兴'，容不下多种身份认同。因此，新的国安立法，不仅仅是要给最激烈的批评者判刑、收紧言论自由空间，还要在香港的中小学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谁要是不愿接受，就只剩移民出国一条路。许多港人将会这么做，中国对此也并不反对。"

杜塞尔多夫出版的德国《商报》则以"中国对香港的致命一击"为题，刊发该报驻华记者撰写的评论指出，北京此举非但将终结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还将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严重的警讯。"由于中国内地对资本流通有着十分严格的管控，因此大量跨国直接投资都是通过香港完成，许多中资企业也都是在香港证交所上市。现在，众多跨国企业、银行都得好好想想，究竟是否还要留在香港，因为他们的命脉有可能被切断。""此外，中国的计划还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已经表示，要做出'强硬'回应。目前的美中关系本来就已经因为新冠病毒而极其紧张。要是矛盾进一步升级，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以及下一轮谈判都会受到威胁。""还有一个超越了当前时政的问题：国际社会今后是否还能相信中国。欧盟与中国现在正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谈判。双方都对该协议有着很大的兴趣。但是，随着北京打破了曾经承诺的'一国两制'，中国政府向外界展示，它并不恪守承诺。这是一个致命的警讯。"

《曼海姆晨报》也以"越界"为题，刊评指出，全国人大的港版《国安法》立法计划彻底葬送了中共政权在国际社会中的可信度，欧美国家如果坐视这一切发生，则也会丧失自己的公信力。"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西方往往忘记这一点。这是因为，过去多年间，与中国的生意做得很不错，德国政客访华时例行公事般地提一下人权问题，似乎已经足够。现在，北京要求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他们收购西方企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占据高位。西方人让中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国家有朝一日能够自然而然地民主化。""但是，这是一个谬误。眼下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堪称丑闻：一个专制政权占据了一座自由城市。中国有可能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一旦香港失去了自由，中国就失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但是，如果欧美民主国家对此无动于衷，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欧美民主国家将因此失去公信力。"

面对北京拟强推港版《国安法》的计划，《法兰克福汇报》指出，习近平似乎忘了邓小平曾经说过“要允许香港人骂共产党”。《商报》认为，中国此举非但将葬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还将彻底丧失公信力。《曼海姆晨报》则警告，西方如果袖手旁观，也会丧失公信力。

中国人大强势推出针对香港的《国安法》即将通过表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Carrie Lam）最新表示，国家安全的立法属于中央的事权，港版《国安法》不会影响香港的权利和自由，国际社会不应持有"双重标准"予以对待。

欧洲政界批评港版国安法破坏"一国两制"——鉴于中国计划推出针对香港的国安法规，德国政府敦促中方保障香港人的自由权利。欧盟议会的意见领袖呼吁欧盟各国向中方表达明确立场。

港大律师公会：人大无权将"国安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本周一，香港大律师公会就中国人大就香港"国安法"立法一事发表声明，声称"人大常委无权将草案纳入《基本法》附件三"且"草案内容令人感到司法机关独立性被削弱"。

香港民众周日示威反对国安法，开始不久后发生警民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并逮捕了至少180人。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港首林政月娥分别就《国安法》发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德媒上向德国和欧盟发出对中国实施制裁的呼吁。

美拟制裁北京 彭定康吁G7讨论香港——香港周日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与警民冲突，国际社会也再次抨击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港版国安法》。美国政府警告，若北京执意通过国安法，华盛顿将对中国祭出制裁。末代港督彭定康则呼吁G7成员国在6月的会议中，将香港议题列入议程。

彭定康称中国出卖港人、西方应停止自欺欺人——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批评北京拟议的港版国安法出卖了香港人，西方国家应该停止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向北京“叩头”。香港亲中派政治家却表示，《国安法》将能稳定社会，有利于香港经商环境。

北京公开《国安法》细节 专家忧香港自治遭死刑——中国人大公布了拟议的香港版《国安法》细节。专家认为，《国安法》可能将动摇“一国两制”框架，甚至是对香港宣判死刑。

港版国安法引起市场恐慌，香港恒指单日泻千点，有银行家透露已陆续收到富豪指示要启动撤资计划。德国之声专访香港商界代表锺国斌，他是自由党党魁丶立法会纺织及制衣界议员，被视为开明建制派。自由党2003年曾反对23条立法。

专访：港人面前只剩两条路 欧盟必须警醒——中国人大为香港制定《国安法》的计划引发巨大争议。很多港人担心，迄今享有的自由和权利将因此受到挑战和损害。对于这种担忧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德国香港问题专家迪特（Heribert Dieter）接受德国之声采访。

谢选骏指出：“香港失去了自由，中国就失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但是，如果欧美民主国家对此无动于衷，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欧美民主国家将因此失去公信力。”——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首先，共产党中国没有公信力，然后，西方为了攫取利润，而任凭香港遭到阉割——这就说明“中国和西方都没有公信力”了。

谢选骏：共产主义病毒变成了西方文明的病毒

《人类学家德斯科拉：我们已成地球的病毒》（2020年5月26日 法广RFI 古莉）报道：

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在法国《世界报》 5月21日刊出的访谈中表示，这场冠状病毒大流行应该引出一种新的“地球政策”，认定地球是一个共同的房屋，不再只留给人类使用。菲利普-德斯科拉以研究亚马逊的希瓦罗人-阿秋尔族（ Jivaro achuar）而闻名。他正在研究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比较人类学彻底改变了人类学领域和当代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著有《黄昏之矛》，《超越自然与文化》，《复数世界的组成》等论著，现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兰西科学院2012年授予他金奖，表彰他的全部工作。这次访谈是由世界报“想法-辩论”专栏负责人Nicolas Truong做的：

问：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如何成为马赛尔-莫斯（人类学奠基人之一）所说的，是一个“全社会事件”（fait social total）？

答：全社会事件是一种制度或一些事件，可以推动社会动起来，显出社会的原动力与价值，揭示社会的深层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疫情大流行是一种浓缩试剂，由于是全球大流行，所以它浓缩的不是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征，而是统治当今世界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某些系统特征。

问：这些特征是什么？

答：首先，广泛的养殖业，工业化的农业，内部殖民，开采矿物和化石燃料，都导致“稀少人类活动的环境”空前退化和萎缩，造成野生生物的病原体库与在更密集栖息地生活的人类更紧密接触。由于疫病大流行都是人畜共患病，由一个物种传播到另一个物种。所以疫情的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与生态环境的剧变有关。第二，疫情危机揭示，在一国之内和国与国之间，持续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危机造成的后果会因我们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这场疫情大流行证实了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做的观察，那就是：一项工作对社会有用的程度越高，获得的报酬和受到的重视就越少。我们突然发现，那些我们依靠的治疗护理人员，给我们提供食品的人，帮我们运走垃圾的人，都非常的至关重要。而且，他们还暴露在传染病的一线。第三：这次病毒在全球蔓延的速度快。传染病绕地球传播并不是新事物。但这次它的传播迅速让人注意到，当前全球化所呈现的形式，它仿佛完全被市场的无形之力，也就是尽快获利的规则所支配。特别是口罩和检测剂或治疗药物的短缺，都揭示出国际分工生产中的两个基础性疏忽：一是运输这些货物的生态成本被疏忽了。二是，在地方分工生产中，需要所有技术专长都有的必要性被疏忽了。

问：这场危机是由于破坏地球造成的？还是相反，我们应该考虑到，流行病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必须谦逊？

答：作为研究美洲文化的学者，我很痛苦地意识到，印第安人因为欧洲殖民者带去的传染病而付出的代价：16-18世纪，某些地区90％的人口消失了。流行病自人类之初就伴随着我们。仅仅是19世纪末欧洲出现福利国家后，才逐渐让那些从中受益的人忘记了：危险和不确定性仍是我们集体命运的基本组成部分。

问：您为什么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地球病毒”？ 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错吗？这些流行病不是貌似与活体动物市场和中国传统医药有关吗？

答：病毒是一种寄生虫，它依靠宿主进行复制，有时候会一直复制到杀死宿主。这也是资本主义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对地球所做的。只是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也知道治疗它的药方，只是我们似乎害怕这个药方会推翻我们的生活模式。毫无疑问，传统的中国市场正在助长穿山甲或犀牛的消失。而供应中国市场的受保护物种的走私网络完全是以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运作。更不用说，在印尼经营的中国或马来西亚伐木公司的野蛮资本主义。他们手牵手，与油棕种植园和食品工业合作一起干。不按照这种模式经营的人是婆罗洲的土著居民（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他们捍卫自己领土上的森林免遭砍伐毁灭。资本主义诞生于欧洲，但它不能以种族来界定。而且它继续像流行病一样传播，不同的是，它不直接杀死实践资本主义的人，而是毁掉地球上所有居民的长期生存条件。我们已经成为地球的病毒。

问：这场危机难道不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在种植与自然之间，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构想另一种关系？还是相反，我们会因为人畜共患病，而试图增加“它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

答：进入17世纪时，欧洲出现一种对事物的看法，我称之为“自然主义”。它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与非人类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非人类世界被冠名为“自然”，它可能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无限的资源，象征的储存库。那次心理革命，是工业资本主义与空前发展的科学知识肆无忌惮开发大自然的原因之一。然而，它使我们忘记了生命链是由互相依存的环节组成的，而且其中有些环节没有生命。可是，我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世界脱身。假如我们想到：我们每个人的微生物群都是由数万亿个“它们”组成，或者我今天排放的二氧化碳在1000年后仍会影响气候，那么，这个“我们”就没什么意义。几千年来，我们所改变的病毒，微生物，动物，植物，都与我们共享生命的宴席（有时是悲惨的）。认为我们可以离开生命链，生活在隔绝的泡泡中的想法是荒谬的。

问：亚马逊土著人民为了应对这次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正在关闭，分散和撤离。我们也应该躲在我们的边界和国家后面吗？这不仅是全球化的结束，也是某种世界主义的终结吗？

答：如果就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世界主义而言，即大部分人类意识到，由于面临同样的风险，所以具有共同命运，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关闭边界是不切实际的虚幻。我们可能会减慢Covid-19的传播速度，但我们没法阻止其他地方发生别的人畜共患疾病。尤其是，我们挡不住切尔诺贝利的云（核爆）也不能阻止海平面的升高。如果亚马逊河的某些美洲印第安人有可能阻止人类进入他们的领土，因为这些人是疾病传播者或是淘金者，相反，他们会更欢迎他们所熟悉的非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主义”这个词可以延展到它的全部意义，而不是康德普世计划的延伸，康德认为人类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过上文明与和平的生活。“世界主义”从字面上讲，就像一个宇宙政策。地球政策应当被理解为，地球是一个共同的房屋，它不再仅限于让人类使用。这意味着政治思想上的一次革命，规模与启蒙哲学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进行的革命一样大。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次革命的先兆。在一些国家，人们已经赋予了居住环境（山脉，流域，土地）法人资格。它们能够通过代理人维护自己的利益。代理人的福祉与被代理方的利益相连。16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世界的发展都是以不断将自然和公共财产据为己有为特征的运动。现在许多国家，包括法国在内，一些小集体已经从这种运动中脱离出来。他们强调物种之间的团结，与环境的认同，对其他众生的关照，以及生活节奏的平衡。而不是强调竞争，私人占有，和最大限度榨干地球资源。这是一种正在实践中的真正的世界主义。

问：我们是否正在见证法国思想的人类学转折，像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您自己这一代人，已经不再将人类与非人类彻底区分开来？

答：如果愿意，可以称为人类学的转折，但前提需要补充说，矛盾的是，这种人类学变得更少以人类为中心。它不再把非人类贬低为周边次要功能，也不再把非人类的特性降低到人类投射到它们身上的愿望和代码。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就是把非人类作为全权角色引入社会学分析领域，使它们脱离传统受摆弄的玩偶角色。这样的操作与几个世纪以来的人道主义例外主义背道而驰。在几百年间，我们的思维模式认为，如果让机器，山川或微生物可以成为自我参照，是不恰当的。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将非人类也纳入全社会事件对待，也就是说，把非人类转换成一种被多个卫星环绕的行星。我把这样的人类学称为大自然的人类学。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个法国人说——“如果亚马逊河的某些美洲印第安人有可能阻止人类进入他们的领土，因为这些人是疾病传播者或是淘金者，相反，他们会更欢迎他们所熟悉的非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主义’这个词可以延展到它的全部意义，而不是康德普世计划的延伸，康德认为人类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过上文明与和平的生活。‘世界主义’从字面上讲，就像一个宇宙政策。”——由此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法国猪。为什么呢？因为他把“美洲印第安人”和“人类”分离开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思维——把自然与文明对立起来的自我中心的分裂态度。由此，法国人把自己变成了猪。结果呢？共产主义的武汉病毒因此变成了西方文明的病毒！

谢选骏：月光族原来都是梦游者

《“我真的还不起房贷了”！疫情后至暗时刻》（商都房谈  2020-05-27）报道：

疫情对经济和国民财务的影响，还在持续。

国外，加拿大中央银行4月份报告警告称，一旦出现最坏情况，房贷断供比例可能达到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的两倍。

如果面对疫情不采取任何新的利率政策，那么到今年年底，加拿大每50个房主中就有一个人要拖欠三个月以上的贷款，相当于是疫情危机爆发之前的10倍。最近，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工资扣发、工资减半、奖金取消、停薪留职、提前放假等等，各种名头都出现了，企业只为了开源节流，把成本压下来。应对衰退，企业唯一要做的是收缩。在国内，裁员降薪、弃房断供的现象也在上演。

01、3月初，印度连锁酒店品牌OYO将在全球裁员5000人，包括中国员工3000人。4月底，万达电影透露，将裁员20%—30%，以一线员工为主。房地产、二手车、旅游业、广告传媒等多个领域大型知名企业，都开始了人员组织优化。2020年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比3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失业人数还在上升。当各行各业都面临裁员窘境时，当出现庞大的失业人群时，当无数房贷无钱续交面临断供时，这才是疫情带给我们的至暗时刻。

深圳一个月薪3万5的程序员发帖诉苦，自己刚买了600万的房子，月供2万1，复工没多久被公司裁员，老婆全职在家带孩子，而账户上的存款仅够支撑2个月。“我真的还不起房贷了”！疫情后至暗时刻，房贷断供仍持续上演——对于背负车贷房贷的家庭来说，一旦有个风吹雨打，基本上是无法承受的。当然，实在筹集不到钱，最终断供弃房的大有人在。

过去的一年里，深圳的法拍房数量激增60%，随着经济的波动，未来弃房断供的现象或许会更多。合肥5月第一周，就有300套断供房抛售。阿里司法拍卖一栏，显示的数据更加超乎想象：上面拍卖的合肥地区的住宅用房有4000多套，价格比评估价低30万左右。“我真的还不起房贷了”！疫情后至暗时刻，房贷断供仍持续上演——除了合肥，前段时间北京燕郊某小区的业主，在朋友圈发消息说：93平房子免费送，只要帮还银行贷款即可！

“我真的还不起房贷了”！疫情后至暗时刻，房贷断供仍持续上演——免费送房不太真实，最真实直接的后果，应该是还不上房贷，银行收回房子，进行法拍，而房主，钱房两空！而且如果拍卖资不抵债，银行还有权利继续向你追债，直到还完欠款。

02、如果真的遇到困难，暂时还不了月供，怎么办？1，与银行协商暂时先还利息；2，向银行申请延长还款期，降低月度还款额度；3，借款还款。对于提前超额消费、刷卡透支、以贷养贷的人来说，疫情落下了无情的巴掌，足以让高杠杆人群清醒。现金流，才是工薪阶层生活的基本体面和最后的生存保障。可以估算一下，郑州三口之家的刚需，每月车贷、房贷、生活支出合计约1.2万。带上娃的学费、各项必交杂费，按照储备一年备用金的话，一个刚需家庭需要12—15万左右！

“我真的还不起房贷了”！疫情后至暗时刻，房贷断供仍持续上演——刚需一般连首付都是东拼西凑、刷信用卡、借网贷来的，要么就使用首付分期，月供大概率也要占据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以上，妥妥的月光，一遇风吹草动现金流就断裂。有一个数据：据2018《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人口总数有14亿人，其中5.6亿人的银行存款为零，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0%。中国年轻一代（35岁以下）有56%的人没有存款，而剩下44%的开始存钱的人里，平均每月储蓄人民币仅1339元。疫情从蔓延到现在基本控制住，已经4个月了，负债失业无收入的人，只是在假装坚强而已。

03、每个月赚的血汗钱，都要定期给银行发工资，既没有勇气辞职创业，也没有闲钱旅游消费。做房奴的滋味不好受，也要咬牙坚持，如果弃房断供，上了失信黑名单，成了老赖，今后会因为信用问题寸步难行。3月12日，美国国会一位女议员狂怼CDC主任的视频疯传，其中一句话引人深思：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紧急支出！那么我们自己又有多大的抗风险能力？预留了多少备用金呢？

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显示，目前国内居民杠杆率超60%，已对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压作用。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中国人有100万的资产，就有至少60万的负债！再看央行的《2019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2019年上半年中国的信用卡逾期达到了797.4亿元人民币，而2018年全年为800亿，也就是说半年时间基本超过了2018年全年，逾期不还款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2020年，“黑天鹅”的连锁反应突出，GDP变成了负值，房企大区之间上演兼并，律所没人打官司，餐饮业大萧条，导游改行做UU跑腿，滴滴司机持续增多，商铺转让遍布大街小巷，直播带货成热词，内容创业泡沫化……像拉满所有杠杆买房的人，遇到意外情况，会很难翻身。因此，不过于乐观的预估未来，也不要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

谢选骏指出：月光族原来都是梦游者——月光族看起来胆大而自信，其实却自信得盲目……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面临着极度危险。

谢选骏：“文革2.0”与“重上井冈山”同样不可能

《迅速向毛泽东思想路线回归 中美对抗与文革2.0》（2020-05-24 留学网 骆远志博客）报道：

在2015年初，我写了《文革重来？》，提醒国内的朋友们，中国的政治已经抛弃了邓小平时代的派系平衡和相互制约，迅速向毛泽东时代的思想路线回归。最高层追求“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本质就是恢复权力的绝对金字塔化，造成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激化，斗争变成了你死我活，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2.0。

在2015年，中美关系总体还正常，国内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身为中产阶层的朋友们都在忙于攒钱。自己的小圈子里岁月静好，大家就不觉得文革又回来了。当时很多读者的意见是，一般老百姓不在乎高层斗争，更关心自己是否受影响。即使我的文章讲得对，如果文革2.0只局限于高层，不波及社会大众，就不算“文革重来”。他们觉得，现在的老百姓信息多、素质高，像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搞不起来。即使以后会发生，也会在很远的未来，所以老百姓不用担心。

五年前我就觉得，文革2.0最终将扩散到全社会，但是我那时无法预测具体的时间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突变。我觉得中国政治将进入快车道。如果中国不发生体制外大事件，比如革命、政变等，在不久的将来，比如一两年内，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就会与中国经济脱钩。连带着，在中美之间的媒体与文化交流将变冷，在华美国人将锐减，两国将趋于对立，甚至会有军事对抗。中国将失去政治大规模左转的最关键阻力，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社会性政治运动就会回归。到那时，一般老百姓也会感到文革2.0就在自己身边。

一、美国因素——

1.  美国的愤怒

截止于2020年5月18日，美国已有15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9万人死亡。死亡数超过了美国在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全世界大约480万人感染，32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规则第六条（IHR Article 6）规定，“每个成员国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其境内所有可能造成世界公众卫生危机的事件”。中国是这套规则的签署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政府违反了这条规定，并造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所以多个国家已经启动司法程序，就疫情向中国索赔。据法国广播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的统计，美、英、意、德、埃及、印度、尼日利亚、澳大利亚等8国对中国的索赔总额就高达一百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9年GDP的7倍、外汇总储备的30多倍。疫情到现在还未结束，各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控制疫情上，追查责任还不是重点。疫情平息后，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追责只会更紧，索赔额只会更高。

目前，美国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指责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政府曾经的行为，比如早期掩盖了武汉疫情，误导世界说病毒不会人传人，中国在禁止武汉人到其他省份后，却允许武汉人飞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等等。第二部分更重要。美国认为，从疫情发生到今天，中国一直拒绝提供实时疫情资料，拒绝美国专家进入疫区实地调查，阻碍了正在进行的美国抗疫，无视美国人民的生死，属于以美国为敌的行为。

国内的朋友普遍忽视了近几年来中美关系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违反对美国的承诺，在南海的人造岛礁上完成军事化。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在奥巴马总统陪同下，在白宫南草坪对世界媒体公开表态，“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也无意搞军事化”。但是不久后美国卫星发现，中国在那些岛礁上部署了全套重武器。这个举动让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不能再相信。大国元首层级的无信外交，世界罕见，经常是交恶、甚至战争的前奏，比如1939年希特勒违反欧洲列强首脑们共同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入侵波兰，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是在2020年4月26日，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金为庆祝二战期间美苏易北河会师75周年举行闭门会谈，事后发表联合声明，声称要为了“更伟大的事业”而搁置两国的分歧。分析人士普遍猜测，这个“更伟大的事业”就是两国将联手抗击中国，就像当年美苏联手抗击纳粹德国那样。这次川普与普金的会谈，可能是国际关系史中里程碑式的大事，如同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联手抗击苏联的准同盟关系。

美国已经被伤害。美国调整中美关系，目的不仅要追责，还要保证类似的事件以后不再发生。中美关系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了，但是中国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内的行为，有可能决定中美将完全敌对，或只是关系变冷。

2.  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市场经济在中国存在、以及中国老百姓拥有基本的经济自由，比如老板们可以雇工、打工者可以在户口地之外找工作、老百姓可以拥有房产和公司所有权等，在中国被允许的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深入介入中国经济。在1978年之前的20多年里，中国没有市场经济，老百姓也没有基本的经济自由。当时的户口制度把老百姓牢牢地栓在居住地，吃饭需要粮票，老百姓要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等工业品，经常需要排队数年才能等到政府发放的票证。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内部的权力结构是绝对的金字塔形，对外严格封闭。这种体制的稳定生存，要求金字塔里的每一层对其下一层拥有绝对的权力优势，否则这个体制就会内乱，就会崩塌。财富也是权力的一种。这个体制要求底层的大众最好是极弱极贫，才最方便金字塔的上层压住下层，体制才最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毛时代的老百姓非常贫弱的制度原因。1949年才取得政权的新政府，思想是舶来品，曾被世界发达国家集体制裁，治下又发生了那么多人为错误造成的大饥荒和大灾难，却非常牢固地掌握住了政权。从政权自私的角度，在建国初期彻底消灭市场经济和老百姓的经济自由、让老百姓贫弱，毛泽东的这个政治选择是正确的，对维护政权的统治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果没有美苏对抗，绝对金字塔形的权力体制本来会长期存在。但是在毛泽东统治的后期，中苏关系极端恶化。百万苏联红军压境，对中国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造成毛感到权力不稳，于是需要与美国拉近关系，以换取先进武器、粮食、技术和资金等，于是有了1972年的中美首脑会谈。不久后，毛死去，邓小平靠政变上台，合法性被挑战，于是更急于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希望以此快速获得政治成果，树立自己的威望。当时的中美关系对邓小平的政治生存非常关键，所以在1979年1月1日两国建交。邓急需美国的接纳，在中美建交后两个月内就不惜与中国的传统盟友、美国的传统敌人、社会主义的越南开战，借此取信于美国。

美国的立国信条和现实利益都要求中国有市场经济和个人经济自由。首先，中国作为美国的友邦，美国人民不可以容忍中国继续斯大林式的体制。其次，只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美国的商人才可能在中国攒钱；只有中国人有基本的经济自由，比如可以自由迁徙、可以拥有和买卖生产资料和房地产等，才方便美国人与中国做生意。于是，邓小平为了破解自己面临的严峻政治局面、让中国与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阵营建立关系，才在1978年底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此，中国开始允许市场的存在，中国人逐步获得一些经济自由。

从1979年到江泽民时代，中国基本遵循了邓的经济路线。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经济自由化的大潮中没有垮掉，根本原因是“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开放，一直保持大幅度的贸易顺差，让中国积累巨量的硬通货，迅速富裕起来。钱多了，人人都高兴，掩盖了很多政治上的矛盾。但在胡锦涛时代，顶层就觉得皆大欢喜的局面有可能要结束了，体制预感到了危险。

其实，中国政府，甚至那些经历过文革的普通老百姓，都本能地懂得，市场经济和老百姓基本经济自由的存在，直接威胁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比如陈云、邓力群等，都看得很清楚。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市场经济和老百姓经济自由的不断发展，必然造成这个制度内部的冲突升级，最终导致瓦解。1989年的六四运动就是一个例子。从维护体制的角度看，邓小平的道路不可能长期有效，势必把制度带入坟墓。所以习近平上台后，就急切地抛弃邓小平的思路，回到马泽东思想，以求体制的长久生存。

二、中国的未来局势——

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目前已经确定的是，要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关键行业产业链移出中国、减少中国从美国获得的高技术，尤其是军事高技术。美国的政策还有不确定性，也就是中国还有努力空间。一是美国是完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还是只寻求大规模降低关系。二是未来美国只是防堵中国、还是会借助各种手段影响中国内部事务，比如未来美国是否会努力推倒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

中美经济脱钩、或关系严重变冷之后，中国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等现象，中国的外汇收入将大规模减少。经济的大饼缩小，中国各级政府将变穷，政治各派的利益都会受损，争夺当然就会变得更激烈。在广大的民间，经济变坏，很多家庭的正常生活将被打乱，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生存。老百姓中会出现追责的声音，“到底是谁让大家破产，失业，生活变差？” 总之，中美对抗将带来中国内部的严重危机，既包括体制内各派之间的冲突升级，也包括体制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激化。

1. 当权者感到威胁

以下的分析假设中美经济脱钩比较彻底，并且中国不发生体制外大事件，体制可以总体正常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会发现，如果他不发动大规模剥夺私有财产、群众斗群众的社会性政治运动，社会上的民怨就会聚集、发酵，体制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就会利用民间的不满在政治上逼宫，习自己的权力和身价性命就会受到威胁。试想，全国各地的工厂都关门，成千万的老板都赔钱，从富裕变得贫穷，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工人失业，不知以后靠什么生活。这样的社会无疑将是政治不稳的温床。独裁社会里从来不缺乏追逐权力的人。如果当权的习势力按兵不动，习的对手们就会利用这样的社会状态为自己谋取政治势力。这既包括党内的各派，也包括党外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潜在力量。

处理这种社会局面，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一直有不败的战绩。其精髓就是，当老百姓对当权者不满时，处理的方式不是尽力提高当权者的政绩表现，让老百姓满意，而是处理老百姓，让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敢对当权者不满。让老百姓不能不敢，就要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力和社会资源。中国老百姓本来就没有拥枪权或基本公民政治权力。目前他们仅剩下的权力就是经济自由权，比如迁徙、自由雇佣等。他们最大的社会资源就是名下的财产。让老百姓没有能力挑战体制，就要终止或严厉管控市场经济、剥夺或严厉管控私有财产。让老百姓心里不敢挑战体制，就要开展社会性大规模政治运动，杀鸡给猴看，让所有人都从身边的具体事例中感到，任何反对体制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2. 历史先例

回顾中国的近代史，1945年二战结束时的蒋介石，与1949年刚刚取得政权的毛泽东，都遇到过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他们应对的战略不同，结果也是天壤之别。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作为战时领袖，在全国的声望如日中天。当时中央财政空虚，民间百废待兴，全社会缺钱、缺粮、缺工作，民间怨气高涨。蒋介石在美国的影响下，希望用怀柔和安抚来让老百姓高兴，比如在1946年通过民主宪法，然后在全国组织大选。结果工商业觉得中央没有用、指挥不力；打工者觉得自己艰困、政府没有帮忙；学生觉得政府可欺，比如交大学生竟敢劫持火车；退伍军人觉得战争结束了，自己却丢了生计，对领袖怨声载道。所有人都不尊重政府，都骂蒋介石。蒋的最大政治对手，共产党，就利用这样的局面，乘虚而入，在社会中添乱、在政治上争权、然后在军事上直接挑战。只三年时间，蒋政权就土崩瓦解了。

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战略与蒋有根本不同。在国力极弱的情况下，他敢于挑战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靠山和盟友美国，让自卑的中国人感到骄傲，让毛迅速成为国民心目中的大英雄。他再利用民气，在国内展开大规模政治运动，短期内剥夺了老百姓手里所有的政治权力与财产。毛利用党和军队的铁血组织力量，用土改等极残忍的手段，杀了很多人。到1956年底，在中国消灭了市场经济，剥夺了全国所有地主的土地权、以及工商业者的财产权和经营权，对平民实施城乡户口固定化，剥夺他们自由迁徙的权力，粮食和关键日用品供应票证化。在毛全面消灭市场经济并剥夺人民的权力后，中国老百姓不但没有实质性反抗，还开始集体性地崇拜毛泽东。与蒋介石向老百姓让权让利后的结果相反，中共的统治从此扎了根，当权者开始高枕无忧了。

3. 非基督教文化的艰难现代化

不但中国如此，北朝鲜，古巴，伊朗、委内瑞拉、和以前的利比亚等，都类似。它们在外交上对美国极端强硬，无论自己多么孱弱，以此唤起国内老百姓的国家和民族自豪感、以及对独裁者的敬畏；对内则无底线地集权，剥夺老百姓的权力和财富，让他们变得极贫极弱，使他们无力挑战独裁体制。这个残暴战略的成功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在内部，这些国家都属于非基督教文化，老百姓崇尚暴力和基于暴力的权力，相对轻视人人平等、真实、正义等原则，所以他们崇拜敢于挑战美国的领导人，无论他多么恶贯满盈，并容忍他压迫人民而不知反抗。在国际上，美国对其他国家没有领土企图，不愿看到美国士兵的伤亡，相对不愿意为国际政治打仗，所以美国对这些敌对国家经常采取“遏制”的战略，就是把它们与自己隔绝，只要它们不直接伤害美国，美国就不会军事干涉它们国内的事务。于是，这些对老百姓极端残酷的独裁政权就生存下来了。

相反地，有些传统独裁者希望国家逐渐民主化、现代化，于是对老百姓怀柔、让权让利，反而造成老百姓鄙视他们的西化倾向，轻视他们的权威，让他们败给手段更毒辣的势力，失去权力、直至生命。比如中国的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权，每个都曾试图让国家西化，但都输给了手段更下作的对手。类似的例子还包括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共产党政变之前的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和之后的达乌德汗政权，等等。这些现代化失败的例子，大都发生在非基督教文化的国家里。它们的人民都缺乏现代民主制度需要的思想基础，比如人人灵魂平等的观念。他们经常把政府为政治原因杀人、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等行为视为正常，把贫富差别当作造反的正当理由。但是在过去几百年里，这些国家看到了基督教文明的伟大成功，那里的人民也见识过基督教文化带来的现代科技和民主制度的好处，比如西方医学、言论自由等，于是这些国家都有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强烈冲动。但是，这些国家的人经常错误地认为，政治手段是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关键，而不懂得他们需要改造社会文化和人民的内心思想，所以他们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努力，屡试屡败。

在基督教文化里，社会主流信仰“人人灵魂平等”，所以才会有一人一票、男女平权、富人不可侵犯穷人的基本权利等现代文明特征；人民信仰理性和不滥杀，所以在面对重大危机时，社会才可能依靠选票、而不是暴力来决定政治大方向；人民信仰“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和一切所有”，所以社会才尊重个人财产权，市场经济才能高效运行，穷人才不会总想着抢掠富人，阶级之间才会和平相处；人民信仰“不可做伪证”，所以司法体系才可能公正，社会讨论才可能真实理性，等等。而在非基督教文化里，人民经常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太可能靠自身的力量产生和维持现代民主制度。比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都拥有较成功的民主制度。基督教不是它们的社会主流。民主在这些地方存在，美国的深入介入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美国，这三个东亚文化之地都不可能建立民主。如果美国势力撤出，大陆就会在短时间内消灭台湾的民主制度，北朝鲜也会严重威胁南韩。日本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比较深入，但是如果没有美国，日本的民族主义也很可能快速抬头，压倒民主主义，日本的政治可能回到二战之前的样子。东亚文化把忠诚于民族、国家和领袖看成最高原则。这样的文化主导政治，国家自然会变成独裁体制。

4. 习近平很可能采用毛泽东的思路

假如中美经济脱钩比较彻底，中国将迎来一个危机时代。当权的习近平集团总结蒋介石政权的失败、毛泽东政权的长久，再看看北朝鲜、伊朗、古巴、阿富汗等国的历史经验，自然会从自身的安全和体制的生存角度出发，选择毛泽东路线，就是在外交上对美国无限强硬，比如在台湾、香港、和南海等问题上寸步不让，以此在国内占据民族主义制高点，取得底层老百姓的支持。在内政上，国家将剥夺或彻底控制老百姓的自由与财权，尤其针对中产阶层，让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动荡时期里没有社会资源撼动当权势力。简而言之，中国将变得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现在的北朝鲜、或伊朗等。

习近平和整个当代领导集体，都属于红卫兵和知青一代。他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盛行时期长大的。总体讲，他们内心信奉权力和权谋，而不是自由、民主、科学之类。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是他们唯一熟悉和相信的政治运作方式。他们年轻时看惯了用暴力和政治手段剥夺他人的自由与财产。习近平的个人经历尤其如此。他的整个人生轨迹都被父亲的政治地位决定。出生时，他父亲身居高位，他享受了高干家庭贵族式的生活。他十岁左右，父亲被打倒，他在高干子弟群体里变得低人一等，初中没有毕业就被发配到贫穷的河北乡下。他上学很少、读书更少。他青年时，父亲重登高位，他立刻从田间地头走到名牌大学的校园，毕业后进入权力核心圈工作。他深深地懂得，有权就什么都好、没有权就什么也不是。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曾迫害习家，但是毛却像神一样存在于习近平和他同辈人的头脑里。毛的思想大概是习近平唯一熟悉的政治思想，并且他深深地体会过这套思想的实效。从个人角度看，习近平选择走毛泽东的路线，也是顺理成章。

另外，在毛泽东思想里，对内政策的本质就是，体制严酷压榨老百姓。如果老百姓激烈反抗，毛路线就走不通、在决策者眼里就显得危险、得不偿失。但是从1950年代到2020年代，虽然中国老百姓，尤其是中产阶层，受到过很多毛路线的苦，他们抵御这个政治路线的能力却没有提高，其实变得更软弱。现在的老百姓比1950年代更有钱，自我保护的能力却下降。在当权者眼里，压榨他们事半功倍、毛路线就显得更有吸引力了。

三 老百姓无力抵抗文革2.0

1. 对比现在与1950年代

很多人说，“现在的中国人比1950和60年代的人素质高多了，所以文革搞不起来”。这是不理解历史。1950年代的成年人，小的时候大都接受过民主制度的全套公民教育，见证了符合现代民主标准的1946年版《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并且参加过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1948年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受过教育的人都曾有机会自由严肃地思考和讨论精神信仰，很多人信奉基督教。他们作为交战国公民经历了反击法西斯战争，很多人扛过枪、参加过实战。现在的中国人缺乏类似的人生经验和思考过程。

中国的极权体制历史悠久、思想深邃、功力强大，对付中国老百姓极端高效，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上海有很多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当时的大学教授、律师、和商人等，从思想到做派都非常西化。上海的经济与西方紧密相连，经常能够紧追西方的社会思潮和先进技术。在1949年政权交际前后，有几个人能想到，世界闻名的上海股票市场，一夜之间就被关掉了；在短短几年内，通过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所有的私人公司、房产、美元、黄金等，都被国家没收；本来受社会尊重、生活舒适的精英们，在几年内被“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被杀、被逼跳楼、被劳改、被收监，剩下的一个比一个卑贱，争先恐后对加害于自己的势力效忠，不惜谩骂和批斗同事、朋友、父母、甚至自己。

试想，假如你回到在1952年、站在还非常西化的上海，你能够想象到几年后，每个人每周都要政治学习，对领袖表忠心，相互揭发批判吗？那些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和城市小市民，会齐刷刷地站成阵势，夸张地高喊口号“每亩万斤”吗？那些靠吃美国救济粮才活过二战后世界性的饥荒的上海市民，会义愤填膺地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吗？那些觉得上海洋气、看不起中国其他地方的上海人，转身就喊“打倒美国”、“打倒英国”吗？他们也不想想，所谓上海比外地洋气，就是因为上海的美英气息多一些。中国的极权体制，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大多数中国人变成不讲理的动物。那些认为“现在中国人素质高，文革搞不起来”的人，完全不懂中国极权体制的强大。

2. “天塌下来，个高的顶着”

我在五、六年前回国时，与朋友们谈起文革重来。我问他们，财产可能被抢掠、自由被剥夺，为什么不移民？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欢迎中国的技术或投资移民。朋友们都还处在壮年，移民比较容易。但是他们支支吾吾。我为他们担心，就问，“是不是即使文革真回来了，你也不想离开？”几个朋友思考后都承认是的。于是我们再深谈，我慢慢懂了，其实大家都很聪明，早就从身边的环境中，包括从家庭经验里，总结出了一套实用的生存法则，就是“自己藏在人群里，让别人去倒霉吧”，虽然大家都不明说。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每年都有政治运动，每个运动都有整人害人的数量指标，但是在总人口中也只有十之二、三受到打击。所以一般老百姓的生存战略就是，自己不出头，希望被整被害的事都发生在别人身上。他们学会了漠视那些倒霉的同类，只关注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寄希望于“他人倒霉，所以自己就安全了”，这就是“蝗虫原则”。有人把它上升到哲学层次，叫“中庸原则”。无论中庸在儒学中的本意是什么，老百姓嘴里的中庸，就是让自己躲在人群中间、让别人去倒霉的“蝗虫原则”。邓小平个头矮小，曾风趣地说，“天塌下来，个子高的人顶着”，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天花板掉下来，谁最高谁被砸。所以有人喊“天花板掉了”，大家都马上趴下。同理，在人人相信“天塌下来，个头高的人顶着”的社会里，当威胁来临时，大家都选择趴下。这样的人民，数量再多也软弱无力。这就是为什么常有人感叹，抗日战争时一个日本兵可以押送几百个青壮年中国人去刑场枪决，竟无人反抗。这也是为什么在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三年灾害、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时，那么多中国人被不公正地杀戮和迫害，社会却异常稳定，没有大规模的反抗。这样的民情，让当权者发动下一次文革的成本很低，所以文革重来的机会很高。

3. 灵魂破碎

我的朋友们大多支持民主思想，算是社会里的开明派。再看国内中产阶层的主流，则是思想扭曲。如果新文革到来，他们更可能为虎作伥，而不会成为抵抗的力量。他们能在现代中国成为中产阶级，就是因为主动为当权者着想，而不为老百姓着想，不为自己的阶层着想，甚至不为自己的家庭和亲人着想，所以权力才允许他们在社会里爬升。我见过很多人，自己的爸爸被打倒、爷爷被枪毙、外公被饿死，哥哥被打成右派，等等，但是他们看待这些明显的不公与冤屈，却不是想着为亲人伸冤昭雪、追究作恶的人，而是站在政权的一边，护卫权力，为恶行辩护。他们认为，如果不把自己的亲人冤杀掉，政权就不稳了，所以无辜的亲人就应该被杀。思想如此扭曲，世上罕见，他们冷血如动物。

这些人都有较高的智商，教育程度也不低。他们撇开良心、撇开亲情，因为要在中国获得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就必须这么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在自己身边的具体环境里发现，紧抱权力的大腿是向上爬的唯一通道，于是就变得这么冷血。这就像唐末时期的南汉朝廷，当时政府规定做官必须首先阉割，于是很多读书人为了做官，就自愿阉割了。在现今的中国，个人发展就要依靠体制，比如做生意要发财，就必须攀附当官的，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的主流都是把良心和亲情放在权力之后的人。这个体制背后的设计原则，就是《商君书》中的“利出一孔”思想，是强君弱民总体哲学的一部分。这种体制长期存在，社会精英们就只会为权力者着想，忘记了自己只是老百姓，是人民的一份子。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就必然自相矛盾，比如有些人一边拼命把孩子送到美欧等西方国家，一边在中国人聚集的场合里表现自己爱国，维护当权者，大骂美欧。他们的灵魂已经破碎。

中美走向对抗、文革2.0到来后，大量的中国普通商人、中产阶级可能成为政治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原因是他们人数众多、每个人都比较有钱，所以他们的财产总量巨大，压榨他们可以获利丰厚。这个阶层里的成员经常不为本阶层着想、不为老百姓着想，却处处维护当权者，自然造成阶层作为整体，非常软弱、任人宰割。他们就像一群肥羊，把最想吃掉自己的狼当作领袖，却仇恨自己唯一可能的救星，美国。我见过很多人，在 1970和80年代时还只能谋温饱，因为中国对西方开放，他们才被允许做生意、变成私人老板，或在外资企业里上班、进入中产，现在却高喊，“厉害啊我的国！我们有产业链了，美国人离不开我们！中国现在不怕美国了！中国应该与美国打一仗”等等。让人唏嘘。

中国人还远未觉醒。觉醒的人首先要有正确的信仰。拙文《浅谈“神造人”的意义》讲到，人性是二元的，包括神性与动物性。不信神的中国人，人性被动物性占领，就漠视真理与正义，只服从拳头和枪炮，怕死怕被打，所以他们崇拜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在大问题上或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会把良心与亲情都抛到九霄云外，作为与动物大体无异，于是文革这类社会悲剧才会在中国不断重演。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还任重道远，其中的关键一步就是改造国人的内心。只有主流中国人信仰了代表真理与正义的神之后，文革才可能远离，中国才真有希望。

四、结束语——

1. 中美传统友谊的终结

在1980年代，美国曾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民主榜样和理想国。但是在1989年六四运动失败后，中国社会抛弃了民主理想，转而拥抱民族主义，于是主流中国民意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记得在1990年代中期，我遇到一位在美国探望儿子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基本态度是，留学生在美国可以多学一些东西，以后中美对抗时会对中国有用，当时让我很惊讶。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很多中国年轻一代兴奋不已。当时在身边多次听说国内的人通过互联网或打国际长途电话联系在美国的朋友，讨论美国灾难的细节，并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我所在的美国大学里，一位从上海复旦来的、正在美国读MBA的女同学，还用英文在校刊上发表长篇文章，胜赞劫机幢楼的的伊斯兰圣战者们多么镇静勇敢，指责美国咎由自取。校刊在显著位置全文发表，让我感叹美国人的宽容。最近几年回国，在高铁上、在朋友聚会时，经常遇到中年成功人士高谈阔论，认为美国阻挡了中国的崛起，指责美元霸权、美国干预台湾和香港等，骂中美贸易的实质就是，美国用废纸换取中国的宝贵资源，其中的“废纸”指的是美元。他们中的很多人支持中国应该与美国赶快“打一仗”。

相比于中国人对美国的关注，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肤浅。他们不太知道中国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却对中国人民怀有巨大的同情和友谊。这种好感的根源是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同盟、或事实同盟关系。一般中国人不太知道、更不理解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比如最近在中美两国都热播的美国电影《中途岛》中讲到，1942年从航母上起飞的美军轰炸机首次空袭东京，之后很多飞机燃油不足，只能飞往中国。其中很多降落在日军控制的区域，被当地的中国老百姓发现和保护。历史上，日军曾因为此事严厉报复，在浙江和江西一带发动军事扫荡，有人估计杀了25万中国老百姓。这段故事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但是美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出版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和严肃的影视节目。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和多位政要，明知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在世界舞台上联合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等反对美国，却依然支持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因为美国希望中国逐步实现民主化。由于中共在中国的地位牢固，所以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民用行动表明自己接纳了中共作为领导者，于是美国也接纳中共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希望中共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接受民主思想。美国主流政治家们不懂得中国人崇拜独裁者，信仰独裁体制。他们错误地认为，历史上民主在中国不成功，是因为中国缺乏理解和实践民主的机会。但是这些武汉疫情改变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病毒从中国传向全世界，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普遍漠视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的死亡。他们基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把老百姓的生命损失看得低于国家形象。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出于自己狭隘的政治考虑，封锁疫情数据，拒绝美国专家实地考察，就是对美国人民见死不救，跌破了美国人的底线。于是，中美突然之间就走到了义尽情绝的边缘。

用大白话概括中美关系，美国人民非常厉害，把美国政府逼到发疯；美国政府也非常厉害，会把中国政府逼到死角；中国政府也非常厉害，会把中国人民逼成朝鲜老百姓。在美国人民、美国政府、中国人民、中国政府这四个政治角色里，三个都非常厉害，只有一个软弱，所以这个软弱的角色就会成为整个系统的最后提款机。那些对中国不熟悉的美国政治家们，看到中国有14亿人民，正在日益变得富裕，受教育程度也不低，就依据西方的历史经验，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人民会政治觉醒，主宰中国的未来。他们不懂得，如果中国人不经历内心再造，典型的中国人不为中国人民着想，而只为中国政府着想，站在独裁者的角度看世界，所以中国的人口再多、再富裕、受教育程度再高，中国人民作为整体也还是软弱可欺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深刻理解、最大程度地利用、并不断强化这一点，所以才能够长期独占权力。

2. 我的朋友们

一只家鸡与一只野鸡是朋友，家鸡住在养鸡场里，羡慕野鸡的自由。有一天阴差阳错，养鸡场的大门没有锁，于是家鸡和野鸡可以面对面。野鸡想当然地说，“你一直羡慕自由，现在大门开着，你赶快跑呀！”没有料到，家鸡退缩了，站在大门口不想挪动，说，“真要离开了，以后就没有定时的饲料了。再说，我这个年纪开始靠自己找食，还行吗？会不会被别的动物吃了？”野鸡也愣住了，“是的，自由确实伴随危险，还要自己找吃的。如果爱自由，就会甘心情愿。但是家鸡没有那么爱自由，如果离开养鸡场，它很可能自觉得不偿失，会后悔”。于是为朋友着想，野鸡闭嘴了。但是养鸡场终究是养鸡场，最后要杀鸡。过了一段时间，野鸡发现养鸡场又要杀鸡了，就迟疑要不要告诉朋友。也许这次不会轮到朋友，也许朋友现在要逃跑比以前更难，告诉他也没有用。我就像野鸡，国内的朋友就像家鸡。推迟过几次后，我还是觉得应该把我看到的告诉国内的朋友们。万一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消息做点准备，避开未来的灾祸呢？如果我现在不说，事后朋友倒霉了，我可能后悔自责，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

其实国内的很多人已经本能地感觉到文革2.0就要来了。在中国的大环境里，很多人被现实训练，已经变成非常敏感的政治动物，尤其是那些爬到一官半职的人。我看到一些让人不齿的人，在国内高喊反美口号，坚决支持中美对抗，因为他们希望借助未来的政治大潮更上一层楼。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却私下里把孩子送出国，让孩子不要回国，再把财产换成外汇，存在海外。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灵魂是断裂的。其实，他们的灵魂从来都没有统一过。他们从来不懂什么是诚实，对自己也不诚实。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更多的朋友们避免极端，嘴上不多讲，其实内心也有准备。面对可能的新文革，他们希望藏在人群中间，不出头，希望自己不被伤害也不伤害别人。但是他们在骗自己。中国的当权者非常会对付这种中庸的中国人。比如土改时斗地主，本质经常是杀人夺土地。很多普通农民也希望行中庸之道，不吱声不选边，置身事外。于是土改干部就强行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在地主身上打一棍子，造成大家都是共犯，事后无人可以声称自己没有参与杀人。政治运动到来时，无人可能躲过。要生存，都要说违心的话和害人。假如运动要求批判美国，即使你心里喜欢美国，你也得批判；运动要求打倒某个人，比如打倒薄熙来，即使你同情薄熙来的主张，你也要跟着大家一起喊口号打倒他。中国社会里的所谓“老实人”还是比造反派那样的坏人善良一些，但是他们的区别只是“度”的不同，本质却类似，都是灵魂破碎的人。比如六四后每个人都要写检讨批判学运，大家都违心写了，性质类似于土改时每个人都要打地主一棍子。事后还是有中国式老实人夸自己“没有揭发别人”。他们也许没有揭发身边那几个熟悉的人，但是他们写违心的检讨本身就伤害了天理，伤害了还在坚持原则、为民主奋斗的极少数人。虽然这些为大众坚持的人不在老实人的身边、与老实人也不熟悉，但是伤害遥远的人与伤害身边的人，本质一样。只是遥远的人没有机会反击，而身边的人有很多机会反击，所以一般人趋利避害，选择伤害遥远的人，而躲避招惹身边的人。

张爱玲在1950年参加了一次中共主持的文艺代表大会。这个会的本意是安抚知识分子，所以气氛客气，远非几年后反右时那样恶毒，但是会程里的几个细节让年轻的单身小女人张爱玲看清了新政府的一些本性。1951年底，中央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张爱玲感到了时局的紧迫。不久，她找借口匆匆离开上海，之身前往香港。她抛弃了已经到手的荣誉和地位，从此形单影孤地流亡海外，选择做彻底的普通人，换来的是不用说违心的话、不害人或被害，保住了一个平常人的德行底线。单独看张爱玲的选择，本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把她放在那个历史大局里，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相比，就觉得张爱玲了不起。当时的一大批文人，比如吴晗、钱钟书杨绛夫妇、巴金、范长江、傅雷、翦伯赞、上官云珠、杨朔、冯雪峰，等等，其实都极端聪明，也完全有条件看清、看懂新政府的本性与用心，但是他们选择加入新政府、帮助新政府。他们都知道新政府会残酷地杀人、整人。他们都没有试图阻止新政府害人，而只希望自己站在新政府一边，是杀人整人的人，而不是被杀被整的人。但是，他们的聪明算盘打错了，千算万算还是把自己变成了被杀被整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常看似聪明，实际极端愚蠢，因为他们的思想基础错了。与他们相比，张爱玲就显得出类拔萃、近乎伟大了。

张爱玲后半生的作品不多，生活也平淡，所以很多人不推崇她的选择。她从小在上海的教会学校里读书，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在思想上她与那些在中国文化里沁淫的文人很不同。历史巨变时，张爱玲看清楚了大局和自己的位子，决定为保住做人的底线而抛弃现实利益，我很欣赏和佩服她这点。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三日于美国家中

谢选骏指出：上文分析的头头是道，唯独遗漏了或曰不懂最重要的一条——习近平不是毛泽东，正如1966年的“妹子的”（谐音“毛泽东”）不是1927年的毛泽东。1966年，妹子的毛泽东肥胖无度，还要叫小“重上井冈山”，但问题是他还走得动吗？1966年的“没咋地”（谐音“毛泽东”）无力重上井冈山了，只有像猪一样地乱搞，只有把北京变成了井冈山一样的猪圈。现在没咋地的妹子的毛泽东都死掉四十多年了，还要再来“文革2.0”，用猪头想一想都没有可能了——除非能把美国也搞成了猪圈！而这个并不容易，除非得到了美国人民的默许。

谢选骏：朱镕基一口棺材也没有了

《习听好！朱镕基：若香港搞坏了 中共就是民族罪人》（2020-05-24 推特）报道：

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消息震惊全球。"港版国安法"的内容包括"分裂国家"、"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外国干预"及"恐怖主义行为"。消息称，新法不需要经过香港立法会审议，将直接放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该恶法实质上颠覆香港剩余的自由，断送香港的"一国两制"，将香港完全置于中共的控制之下。

在此敏感时刻一段中共前总理朱镕基针对香港的讲话在网络疯传。朱说，香港主权移交北京，如果搞坏了，中共岂不成了民族罪人？5月23日，网络传出一段前中共总理朱镕基有关香港的谈话。这段视频是朱镕基在香港礼宾府的内部演讲，没有讲话稿，当时的中共党媒也没有报导。这段视频现在来看，真有点"解禁"的味道。

发放视频的网媒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到了关键时刻。今天的香港，何去何从？中央对待香港的定位，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非常明确的，在朱镕基讲话里透露了更多有人情味的东西，有人为香港的明天担心，这个演讲，没有迴避这个问题，香港的定位，从朱镕基的讲话中也看出一些重要信息。

这段视频的具体时间是2002年11月19日，时任中共总理的朱镕基，出席香港特区政府在礼宾府举行的欢迎晚宴。期间，他针对当时的香港局势，脱稿讲演了近半个小时。

香港经济当时陷入谷底，时任特首的董建华向访港的朱镕基求救，朱镕基在即兴演说中指出，香港的优势并没有丧失，竞争力和经济实力没有降低，香港完全可以凭藉自己的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朱镕基强调，作为中国一颗璀璨的明珠，香港是大有希望的，大有前途的，要寄希望于香港600多万人民，寄希望于香港的年轻一代……。他说，"我就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港府官员有责任，北京中央政府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演讲结束后，朱镕基走下台之时，突然高呼"我爱香港"，引起会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也赢得香港各界的好评。

然而近年来，中共高层推动各种条例法规，频频在香港问题上出手，即使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领域中出现不利后果也在所不惜，毫不遮掩地蚕食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北京以来赋予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框架，引发香港社会动盪。

回顾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订，确定了"一国两制"，并在联合国备案。英国法律专家Martin Dinham提醒，《中英联合声明》中没有终止规定，单方面无法终止。

1997年，英国归还香港后，按《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一直在监督"一国两制"的实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50年不变"，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实行。从香港主权移交北京开始，中共已经开始对香港各界进行大规模渗透、控制，并不断拖延特首普选，中联办、港澳办直接指挥港府运作。

在2002年至2004年，曾有"23条恶法"风波，导致50万香港民众游行反对，被迫终止，应算作"一国两制"的第一次小对决，香港民众第一次小胜。

2014年6月，香港民间针对2017年的特首选举，开展了民意公投，收集市民意见，最终有79万人参加了公投，显示民意要争取特首普选。但中共控制"小圈子选举"，拒绝"真普选"，直接导致了香港民众的"占中运动"。同年9月28日，数以万计的民众上街、学生罢课，誓言要争取"真普选"。港警则罕见发射了多枚催泪弹。警察滥用武力，引来更多民众抗议，当晚，超过1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一国两制"的对决，第二次在香港展开。

"一国两制"的第二次对决，持续2个多月，演变为"雨伞运动"，至同年12月15日，警察在铜锣湾大规模清场，拘捕部分抗议者，"雨伞运动"被迫落下帷幕。

2017年3月，林郑月娥，通过中共控制的"小圈子选举"，成为香港特首。

2019年中共高层欲在香港出台"送中条例"。3月15日，香港民众"反送中"运动拉开序幕，6月9日，百万港人游行，"一国两制"的大对决，在2019年大爆发。

反送中抗争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沉寂了一段时间。5月21日，中共宣布"港版国安法"的当晚，香港多处再次出现抗争行动，抗争者高呼口号并挥舞旗帜，并呼吁市民参加5月24日的铜锣湾反国歌法游行与下27日参与"大三罢"。

2019年中共在香港出台"送中条例"引发持续多月的反送中抗议，如今若不顾民意再强推港版国安恶法，势必引发另一场更大的抗争。

谢选骏指出：“朱镕基：若香港搞坏了中共就是民族罪人”——这好像是说“如果不搞坏香港共产党就还不是民族罪人”？在共产党的党史上，搞坏个香港算个球！这也是因为，朱镕基可是一个大骗子。当年朱镕基豪言“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老朱自己”——但他明明知道，老朱和贪官一样，死后只能火葬，无缘装进棺材，所以老朱和贪官的“棺材”都是摆设，一口棺材就可以众官轮流使用了！陈水扁上台的投票前夕，老朱头又出言恫吓台胞，结果反而促使陈水扁上了台。然后呢？然后没有了。朱镕基一口棺材也没有了。朱镕基还是一个特大的淫媒，他当“匪伪政权总理”的时候，中国大陆强制工人下岗，逼迫女工下海卖身，造成黄赌毒泛滥成灾，大家都叫朱镕基为“猪容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