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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

谢选骏: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服从中共的指挥



《美国大选辩论 中共隔空急喊:避开这个话题!》(美国之音 2020-09-29)报道:


美国2020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俄亥俄克利夫兰举行首场辩论的会场。(2020年9月28日)


在当今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什么话题是可以公开谈论什么不可以公开谈论都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门一手控制。如今,中共当局显然也在力图把这种控制议题的做法或权威推广到美国。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二(9月29日)发表权威评论,声言美国总统候选人不应当在其竞选过程中大谈中国问题。


《人民日报》这篇评论的署名是“钟声”。“钟声”是“中国之声”的谐音缩写,被普遍认为是直接代表中共最高当局的意见。因此,“钟声”的评论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权威性。


9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将举行他们的首次辩论会。在辩论会即将举行几个小时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钟声”评论,标题是:“美国大选不应滥用‘中国问题’做戏”。


观察家们认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这种时候发表这样的权威评论是中共当局对美国候选人发出的一种毫不掩饰的言论指令。


《人民日报》的钟声评论说:“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政,中方没有兴趣也从未进行干预。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靠转移矛盾是解决不了的,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有权利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会牺牲自己的原则来配合美国竞选游戏。美国一些政客应该立即停止将中国拉入美国国内政治的把戏。”评论没有解释为什么美国总统候选人谈论涉及中国的美国外交政策问题会有损于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眼下美国政界和外交政策界正在展开如何应对中国的辩论。两年前由特朗普政府为惩罚它所说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和做法而发动的贸易战引发了这场大辩论。


目前辩论各方尽管在很多问题上观点相左乃至严重对立,但各方也逐渐取得一些重要的共识。其中包括,它们大都认为,几十年来美国以及其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寄希望于通过将中国引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使中国政治开放和自由化,这一希望现在看来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中国借助自由贸易发展了经济,但经济大发展不但没有使它政治开放,反而使它获得了坚持和加强独裁统治的资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秩序造成越来越明显的威胁。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表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行政当局软弱无能,导致北京政权可以肆意利用和滥用世界贸易体系,以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获得巨大的好处,实际上是对美国经济构成了强奸;他上台以来开始扭转这一局面,并将继续彻底扭转这一局面。


特朗普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拜登则表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更是有多年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因此他担任总统最适宜于处理错综复杂的美中关系问题,因为他有能力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利益,同时维持跟盟国的关系,维持世界和平。


特朗普和拜登将在他们的首场辩论中是否谈及中国问题以及如何谈及目前还不得而知。


现在也不清楚中共中央给美国总统候选人下达的言论指令假如没有得到遵守,中共当局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惩罚措施。在中国,违反中共当局言论指令的媒体或个人会受到封禁、解雇、抓捕、被嫖娼、判刑等惩罚。


谢选骏指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会服从中共的上述指挥吗?


《拜登挣多少钱?首场辩论前公布个人所得税单》(法广 2020-09-29)报道:


美东时间9月29日21点(巴黎时间凌晨3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举行今年大选首场两党候选人电视辩论。首场辩论将持续90分钟。辩论前,拜登公布了自己和妻子2019年34万美金的个人所得税,他让特朗普效仿他,也向公众展示去年的税单。另据《华盛顿邮报》记者引述拜登竞选团队的副经理凯特·贝丁菲尔德(Kate Bedingfield)的发言,拜登参加辩论时不会戴耳机;也没有提出过辩论期间休息两次的要求。


电视辩论将在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其实首场辩论本来安排在印第安纳州(State of Indiana)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又译为诺特丹大学)。但因当地疫情严重而改为现在的辩论场地。这次来凯斯西储大学观看首场电视辩论的80至90人都经过了新冠检测。


余下的两场电视辩论将于10月15日和10月22日举行。地点分别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以及田纳西州(State of Tennessee)首府纳什维尔(Nashville)。


几天前《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2016年收入税仅缴纳750美金,还有10年一分没缴!


仍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蒂姆·墨托(Tim Murtaugh)否认不让主持人提及新冠病毒疫情这一话题的报道。此前,拜登发言人贝丁菲尔德表示,特朗普曾向福斯新闻台(Fox News)主播华勒斯(Chris Wallace)要求不要提及新冠病毒这个话题。拜登辩论时会不会戴口罩引人注目,戴上口罩可以表示疫情的严重性。而特朗普在辩论前一再强调,2021年会给民众提供足够的新冠疫苗。


谢选骏指出:“特朗普曾向福斯新闻台(Fox News)主播华勒斯(Chris Wallace)要求不要提及新冠病毒这个话题。”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主播没有屈服于他的无理要求。看来,美国总统像服从共产党的指挥,但是大选辩论却脱离了共产党的指挥。


《今晚辩论 拜登要求每半小时休息一次 网上热议》(lihkg 2020-09-29)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于香港时间周三(9月30日)早上9时在克利夫兰上演,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及拜登,将会首度正面交锋。


辩论直播期间不会不插播商业广告,总长90分钟,依据主题分成6个部分,每部分15分钟。辩论前夕,FOX新闻就报道指,拜登的阵营要求每30分钟有一次休息,即有两次中场休息,但特朗普阵营已经拒绝。特朗普阵营人士就向FOX新闻指,特朗普不需要休息,可以一直演讲90分钟。报道又指,特朗普阵营希望拜登一方,允许第三方检查耳朵是否配备电子设备或发射器。消息指特朗普已同意检查,但拜登则尚未批准。


特朗普竞选团队人士表示:“我们的人不需要休息。他可持续做一个90分钟的演讲。”消息人士称,关于周二晚上的辩论以及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另外两场对决事宜,谈判仍在进行中。


谢选骏指出:拜登中场休息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是不是共产党中国没有批准这样的安排?以便把这个老头累死。

谢选骏:“新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



《1949年,"新中国"为何那么坚决地清扫美国?》(2020-09-30 国家人文历史)报道:


1949年1月29日深夜,一名叫卜德的美国人,正在北平芳嘉园胡同的一间“覆盖着中国特色灰瓦”的小屋里辗转反侧,被中国旧历新年的爆竹声吵得无法安眠。


在这座物价疯涨的城市里,美元成了一种信仰,获取它成了一个人的最高目标。美国侨民的身份,就是一张最具震慑力的警告牌,足以让所有试图挑战友邦的无理行为戛然而止。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是明日黄花。


卜德,20世纪著名美国汉学家、中国历史学家,1948年的11月1日,北平的美国领事馆已经向侨民下达通知,要求其“在交通工具还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安全及时的撤离”,但卜德决定留下,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一个最重要时刻的见证人。


1月23日,傅作义宣布“起义”,卜德注意到,在傅作义发表的声明中,特别提到外国人及其财产将受到保护。8天后,卜德的妻子加利亚在骑车经过王府井大街时,看到了第一批进城的中共部队,马路两侧如约站满了夹道欢迎的群众,为从他们面前行军走过的“红光满面、身体健康、士气高昂”的共产党士兵热烈鼓掌。

这不过是序曲,真正的北平入城式是在2月3日。这次游行规模宏大壮观,在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卜德一共数了250多辆各种类型重型机械车辆——坦克、装甲车、运兵车,但令这名美国人印象最深的是,“这基本上是美国军备的一次展示,所有武器都是(共产党)两年半的时间里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


但卜德却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中嗅出了一丝不安的气息,在那天晚些时候,这名美国人在这座“被解放了的城市”的角落里看到了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中共宣传画,画面上,蒋介石在一个向他伸出的巨大拳头面前缩成一团,在他的脚下横着一堆龇牙咧嘴的骷髅,骷髅的手里握着一把剑,上面是两个英文字母“U.S”。


朋友还是敌人?


对在华的美国人来说,热烈欢庆的气氛中却四处飘散着可疑的气息:在上海,4年前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张贴的中美友谊的招贴画已逐渐色彩尽褪,很快被新的中共宣传画盖住。在“新贴上的湿漉漉的、皱皱的”宣传画上,蒋介石是一只乌龟,背上驮着他的美国主子。


即使是在一些小城市里,一些关于美国的滑稽闹剧也在上演,美国人是一个鹰钩鼻子的丑陋的大头娃娃,牵着他的跟班秃头的蒋介石,每当这个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就会受到被鼓动起来的民众一顿嬉笑和象征性的殴打。


从1949年1月到10月,《人民日报》上共刊登了126则谴责美国的新闻评论,从“美帝为其中国走狗打气,续援南京反动政府”,到“美帝指使国民党残余匪帮,阴谋‘中日合作’,向新中国捣乱”,美国在舆论轰炸下俨然成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对象。


当中共官方的宣传炮弹接连落到美国身上时,双方的关系尚未变得完全不可调和。至少在1948年的下半年,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仍然介于若即若离之间。这一点从中共占领沈阳时对美国领事馆的态度就可以看出。


这天是11月2日,除了门口多了一队共产党的士兵来回巡视以外,领事馆的内部事务并没有被打扰。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回国内的报告中称:“共产党在最先攻下的沈阳给予外国领事馆的待遇是非常符合国际惯例的”。


美国国务院也一厢情愿地相信,共产党并非是一个那种真正顽固的“所谓共产党人”,他们不会简单遵循苏联提供的反美教条主义,而是一群现实主义者,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在私下谈话中表示,“中国北部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1949年5月,美军撤离中国上海


美国做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生在1948年6月的南斯拉夫事件。


在1948年初,由于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尚未明朗,所以美国一直以来担心的是中国可能会像南斯拉夫一样沦为苏联的又一个卫星国。但到了这一年的6月28日,南斯拉夫的铁托政权突然与苏联正式决裂,这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使美国相信,只要适当伸出手,将毛泽东培养成下一个铁托是大有希望的。


整个1948年下半年,美国都在热切地研究是否可以疏远中共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系,或者更进一步,让他们与华盛顿之间建立起新的朋友关系。


此时,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整个东北和华北,华南地区也岌岌可危,即使是基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考虑,美国政府也应当寻找新的中国盟友,从而卸掉援助一个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政权的恶名,而与一个新的、名声更好、更稳固的政权确立起新的合作关系。


也许,美国最合适的盟友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地下党组织群众“欢迎”……


北平“邀请”:失去的机会?


共产党占领下沈阳领事馆受到的礼遇,曾使司徒雷登用这个事例来减轻其他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下的城市中美国侨民的恐惧感。


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12天,一份致“前美国领事”的通知书就交到了沈阳总领事华德手中,通知以非常强硬的语气要求所有在沈阳的外国人必须在36个小时内交出他们的无线电台。华德要求会见共产党的军管会负责人,结果无人答复。


规定的最后期限刚到,早已守在门外的中共部队就迅速包围了领事馆,切断了所有水电,并把领事馆人员一律软禁起来。这些曾经满心希望成为中共控制区第一个建立领事馆的美国人,就这样成了第一批被中共拘押的美国领事官员。


这对司徒雷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沈阳的新政权就这样猝然单方面破灭了美国通过领事官员与其建立关系的希望。”但考虑到沈阳领事华德本人以偏激和反共著名,所以,这可能只是中共地方政权的个案。


然而司徒雷登不知道的是,毛泽东曾给东北局下达指示,要求其“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空间。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


1949年4月22日,中共大军已对南京形成隔岸包围之势,代理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前来拜访,劝司徒雷登及美国使馆随政府一起迁往广州,但在接下来的外交使团会议上,所有大使一致表示不迁,他们在观望美国的举动。唯一跟随国府南迁的只有苏联大使馆。接下来的时间,司徒雷登只是在等待中共最终的到来。


4月25日,司徒雷登终于真正见到了这群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讨论和揣测的共产党人。在中共进入南京的次日清晨,准确的时间是6点45分,12名中共士兵闯入了司徒雷登的寝室,把他从床上唤醒。


中共士兵擅闯美国大使寝室事件使美国感到“狂怒”,国务院电令在华北解放区的索尔将军向中共发出严重抗议,但抗议最终不了了之,因为将军一直无法接触到中共的高级官员,以致抗议书无从递达,当然也没有任何道歉。


但司徒雷登本人却和中共的一名高官取得了联系。6月28日,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带给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表示如果司徒雷登“希望回燕京大学看看的话,他们将会欢迎我到北平做客”。共产党似乎主动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


6月30日,司徒雷登在发回华盛顿的报告中轻描淡写称,“不管北平认为此项建议是我还是共产党人主动提出的,我只能把黄的口信看作是毛和周以邀请为借口,表面上让我去访问燕京大学,实际上与他们去会谈”,并且乐观地认为“接受邀请将肯定使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但中共方面十分介意这个邀请究竟是哪一方做出的。在周恩来给黄华的措辞强硬的电令中明确表示,去燕京大学并与中共会晤的请求,均是司徒雷登主动提出,“绝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而中共之所以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是分化美蒋的策略,“我们对美帝亦绝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华盛顿的回复在一天后回来,同样出乎司徒雷登的意料,国务卿艾奇逊电告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去北平”,以免使北平的共产党产生政治上的优越感。艾奇逊是当时美国政府中少数不相信中共会成为第二个南共的官员,他认为中共在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肯定会选择后者,投入“共产主义沙皇”斯大林的怀抱。


7月5日,司徒雷登在读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只能沮丧地承认艾奇逊对中共的估计是对的。就在两周前,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等人带回了斯大林对毛泽东明确支持的消息。


中共和苏联的联盟关系已然稳固,中共可以不再顾虑美国的态度。所以北平之行,实际上对中共与美国已经岌岌可危的关系来说,无足轻重,甚至谈不上是一个机会。无论是中共的“邀请”还是司徒雷登“申请”都毫无意义,只能是在日后的宣传战中作为一个修辞,用以表明一方曾经卑躬屈膝地哀求过对方。


1949年8月2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启程离华


别了,“帝国主义蛆虫”!


《别了,司徒雷登》于1949年8月18日发表,由毛泽东亲笔撰写。既作为对8月2日离开中国的司徒雷登的“最不友好”的道别,也作为对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文件》,也就是“美国白皮书”的嘲弄式回应。


出乎艾奇逊意料,这份本来针对美国国内的文件,却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国反美运动。


毛泽东对这份白皮书以罕见的方式连写了五篇评论文章,嘲笑白皮书中美国自诩对中国虚伪的友谊,将其定义为“公开表明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反革命文件”。


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对美国在华外交机构的清扫也同步进行,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指示东北局对扣押了一年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一干人等进行公开审判。


华德先是以被控殴打领事馆一名中国职员,致使其脑震荡、神志不清,接着又被控犯有“间谍罪”。法庭在审判中暗示美国所有的在华机构都可能是间谍特务隐藏的据点。华德最终被判处数月徒刑,然后被驱逐出境。


发生在上海的“欧立夫事件”成了这场清扫运动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欧立夫是驻上海副领事,7月6日他驾驶吉普车外出时,被指控横闯“庆祝上海解放”的游行队伍而被拘留。根据中共的说法,欧立夫在受到警察劝阻时拒不下车,被带到拘留室后,摔坏桌椅,殴伤人民警察。报告特别提到欧立夫当时“嘴里还叼着一支雪茄”。


在欧立夫被拘禁三天并公开道歉后才将其放回。道歉书的措辞看起来不像出自一名西方外交官之手,倒是像1949年初随处可见的被逮捕的敌伪分子的悔过书。


在悔过书里,欧立夫承认“帝国主义行为是要不得的行为”。在道歉书的最后,是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典型的认罪书的结尾:“我感谢人民政府对我的事件所给予的考虑及给我的宽大及和善的待遇。”


1949年12月,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被驱逐


中共将欧立夫作为邪恶的美帝国主义典型,而对他的强硬处理则显示了新政权无所畏惧的强大形象。在《世界知识》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欧立夫胆敢在军民大游行中“以粪蛆臭虫的蠕动,去碰撞赛如铁甲列车的游行队伍”,这完全是“美帝”“泼皮无赖的奸谋”。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肃清帝国主义蛆虫”。


对美资企业的“缓刑”


另一个需要肃清的“帝国主义蛆虫”则是在华的美资企业。


到1949年时,西方在华外资企业共计1192个,占据了石油、煤矿、机器制造、发电、造船、食品、银行业等各个重要部门,总资产达到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50亿美元),而美国在华企业的资产就高达1.6亿美元,其中像美孚石油公司、英美颐中烟草和上海电话局等等企业都在中国处于垄断地位。


直到1949年6月,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仅天津海关,美国进口货物占进口总额的38%。令人惊讶的是,进口首位的商品居然是新闻纸。这些新闻纸被大量订购,用来印刷反美帝国的报纸和传单。


1949年的上海街头,这一切在当年5月戛然而止


实际上,在中共进入各大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很多外商经理人之前就已经离开中国。留下的公司在观望,如果中共兑现他们在成立时做出的许诺,那么他们来到城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所有的外国经理人,查封所有外国资产,并且接管所有外国企业。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根据毛泽东1949年初的指示,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督和管制”,这意味这些美资企业仍然会在中国继续存在下去。但实际上,毛泽东也在另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有步骤的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所以,这些美资企业只是被判了缓刑而已。


即使是缓刑,也并非可以安然无恙。真正对美资企业造成重创的,是共产党在其内部成立的工会。这些工会由共产党派来监督企业运作的干部负责组织工人成立,最活跃的分子将成为工会主席,负责和帝国主义资方进行交涉。


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负责监管公司的联络员毛民贤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在他监管下成立的工会,则由一名早已在公司工作多年的地下党倪复生负责主持。在他的眼中,美商老板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与新的政权为难——


因电话费规定太低而停发工资是故意整垮工会的阴谋手段;提高职工福利,将棉大衣改为皮面大衣则体现了他们试图破坏公司财政的险恶用心。当资方要开除四名私装、私移电话收受贿赂的职工时,工会再一次出面交涉,令其复职。


尽管美商在华受到重重监管和束缚,但他们中很多人仍然愿意留下来等一等,毕竟这是一个有着四亿五千万人的庞大市场。一名外国商人告诉卜德:“如果能保证10%的利润,我还是愿意在这里做生意的。但是,形势不太乐观。请你祝我好运,我需要祝福。”


“打倒美帝国主义!”


但卜德美国人的身份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麻烦,在中共进入北平的几个月里,新政权的干部的确能做到对中国百姓和外国侨民一视同仁,甚至在中国人与美侨之间发生纠纷时,也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秉公处理。


但就在毛泽东下达审判沈阳领事华德的那一天,正在书房里工作的卜德突然发现有“四个穿制服的人”“悄没声息”地站在院子里,就像两个月前突然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卧室的士兵一样。


这群人来的目的,是为了查看他居住的这幢房子是否可以征用作为市政当局的办公室。在长时间的商讨后,这群人才勉强同意离去。但这些人在离开时“神情都是阴沉沉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个人,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似乎在说他仇恨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富有的剥削者’”。


相比来说,另一位居住在北京毛家湾的美国人大卫·季德的经历则更为惊险。


季德是来燕京大学学习中国诗学的美国学者,娶了曾在国民政府任高等法院院长的余老先生的女儿。他的双重身份使他陷入了比卜德更麻烦的境地中。一天深夜,余家人突然被抵在脖颈上冷冰冰的枪口惊醒了。睁开眼后,季德发现警察已经无声无息地进了他们的卧室,要求每个人都出示户籍文件。


季德被带到附近的派出所进行审问,当警察得知他是美国人后,微笑着说:“中国也喜欢美国人民。他们被他们的政府带错了路,但是他们是好人。”


这是典型的对美国的官方态度。在取得全国决定性胜利后,新政权可以采取政治手段驱逐美国在华的外事机构,打击美资企业,限制美国侨民。但如何驱逐深深根植于民众头脑中的美国幽灵,绝非易事。


很多中国人都记得在四年前的中日战争中,美国作为中国的盟国,为抗击日本提供了空前的资金和人力支持。在飞机头上漆着微笑鲨鱼的飞虎队是当时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美国人办的安全区曾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对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来说,抗战胜利的第一个标志不是青天白日旗和红旗,而是从港口登陆的一列列美国大兵,坐在敞篷的吉普车里,向外抛撒糖果。


还有“世界上最值钱的钱”美元,有那么一段时间,获得美援和美元就是中国人最高的生活目标。对这样一个国家,感情上也许会有羡慕和嫉妒,但是却很难“恨得起来”。


率先反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早在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性胜利之前,自由派知识分子及其组成的各民主党派联盟就在反美问题上与中共开始了合作,成为从1946年到1948年在各大城市举行的反美抗议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无论是1946年因为美军士兵强暴北大女生沈崇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还是1948年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对日本进行援助的“反美扶日”游行,他们都在其中充当鼓手和旗手。


1948年因拒领美援救济粮绝食饿死的朱自清(实际上朱是因为严重胃溃疡导致胃穿孔而死)是这些人树立的英雄斗士,更因为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对其点名的赞赏而被誉为“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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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左翼学生粘贴反美标语


恰恰也是在这篇著名的讨美檄文的最后,毛不点名地批评“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中很可能就包括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和报人张东荪。


张曾经因为是知识分子组成的亲共政治联盟——中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而成为中共的座上宾,但随着1949年中共新政权的逐步建立,张却因为毛泽东公开宣布的“一面倒”与苏结盟政策而与中共渐行渐远。


同时,这位前燕大教授还犯下更严重的罪过——与他的前校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书信往来,甚至与北平总领事柯乐博面谈,试图劝服中共与美国解除对立状态,这毫无疑问与中共制定的反美政策相悖。


在毛泽东发表对“美国白皮书”的五篇评论和《别了,司徒雷登》后,张在政治上就被宣判死刑,之后的岁月只是漫长的缓刑而已。


对被知识分子称为“小市民”,又被共产党定义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通民众来说,新政权的反帝国主义的伟大战略并不容易理解。胡伯威回忆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普通人对美国的真实感受。


胡在当时是一名14岁的少年。一家上海电影公司为赶政治时髦,拍摄了一部以批判“美国生活方式”为名的电影。在电影中,一对崇尚美国生活方式的“时髦男女”用铝合金板(显然是美国制造)盖起了一座“金屋”,过起奢侈浪漫的生活。结局是这座“金屋”最终坍塌毁灭了。导演的意图也许是想要借此象征美国生活方式的彻底坍塌,但真正招揽观众蜂拥而至的恰恰是片子里批判的“美国生活方式”。


实际上,电影也恰恰是民众对外界认知的一种重要方式。尽管新政权一再缩减美国电影的排片数量和放映时间,在上海,军管会从9月19日起宣布对进口电影进行审查,使美国电影在影院里的放映数量从1948年的89%下降到1949年的20%到15%,但全城200万影迷中的75%仍然至少会去上海50多家影院中的一家去看美国好莱坞大片。


在1949年10月,仅有12.5%的人选择去看苏联电影,看国产片的更是只有少得可怜的11%。


10月30日,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茅盾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批评美国电影“题材不外乎酒、色、财、气”,是“用了美国式的低级趣味的技巧来掩饰它那反动的有毒的内容,并以此吸引辨别力不高的观众”,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对城市居民散播的“毒素”,“实在比鸦片还猛烈”。


《大公报》和《文汇报》也对美国电影大加挞伐,但仍然阻止不了一般市民白天高唱《国际歌》,晚上投入丽塔·海华斯和蓓蒂·赫顿香艳的怀抱中。


新政权不会对此忍耐太久,对美国最后的宽容也将在1949年过去的时候画上句号。对在华的美国人来说,离别的时候却已到来。


1949年8月28日,卜德离开中国,在临行前,他最后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他的善意,他的仆人小陈在送别时“眼泪从红肿的眼睛里涌出来”,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一路平安”——这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个美国友人私下的友谊,卜德在日记中写道:“但愿未来的中国能够善待他和像他一样的中国人!”


卜德走得恰当其时,在一年后,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人,对美国人伸出的也绝不是友好的握手,而是愤怒的拳头。“一路平安”也变成了“滚回去,美国佬!”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中,反美浪潮席卷神州


“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


1950年3月,美国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关闭领事馆,美国在新政权下的最后一个官方外交机构撤离中国大陆。


临行前,柯仍然徒劳地向张东荪求助,向张表示美国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中共提供帮助,希望能最后见一下中共最高领导人。但张的回答是,他自己现在也很难再见中共领导人了。他劝告美国不要再指望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来吸引中共,因为对共产党来说:“经济永远服务于政治”。


几个月后,新政权加入朝鲜战争,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宣战。一场反美运动终于点燃。这场新的运动也被称为“三视运动”:“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堕落的帝国主义国家;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先前受到监督的美国在华外资企业也因抗美援朝之名被接管。随着美国宣布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资产冻结,12月28日,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


市面上再也见不到美国产品,美国电影也被逐出了中国的银幕,曾经美国电影的大本营上海甚至编出了上海话的儿歌:“美国电影好唔好呀?教人做强盗呀!美国电影灵唔灵?大腿狐狸精呀!”


之后的岁月里,在中国人民的怒斥声中,美国完全从中国被驱逐出去,留下的只有“美国”这个词,和那些苏联风格的美国宣传画,不断提醒再没见过美国人的中国民众,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邪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仍在不断觊觎和破坏日益强盛的新中国。


时间指向1972年初春,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巨大的广场上空无一人”。


谢选骏指出:1949年,“新中国”为何那么坚决地清扫美国的影响?因为,这个所谓“新中国”其实是苏联牲口的卫星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扩充而来的,红军变身为解放军,苏区变身为解放区,仅此而已。而杜鲁门等人渣却不懂这一点,还想继续讨好毛泽东等二鬼子汉奸,难怪这些人渣被被苏联牲口的坐骑毛匪称为“蛆虫”。可惜的是,这些驱虫没有机会得到进化,二十多年后,尼克松、福特、卡特、布什父子、克林顿、奥巴马、特狼扑等,犹如灯蛾,前赴后继,继续美国梦了。

谢选骏:陕西人嗜血成性



《府谷寨山石城考古 首次全面揭露等级森严的石峁文化大型墓地》(2020-09-25 华商网-华商报)报道:


9月24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府谷寨山石城考古新发现:首次全面揭露的石峁文化大型墓地。


寨山石城被考古专家认定为石峁文化次级聚落。这里首次全面揭露的石峁文化大型墓地,四类墓葬等级区分明显。其中第一类墓葬不仅规模较大、随葬丰富、结构复杂,而且出现了殉人现象。


城内面积60万平方米 城内北部发现高台基址


府谷寨山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田家寨镇王沙峁行政村寨山自然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处于陕、晋、蒙三省交界处。东隔黄河与山西省保德县相望,北与内蒙古准格尔旗相邻,西与鄂尔多斯接壤。该遗址位于石峁遗址东北约60公里处,处在黄河一级支流石马川中游,在其南岸的黄土梁峁上,石马川由此向东南约25公里汇入黄河。


寨山石城发现并初步确认于2015年。当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会同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府谷县田家寨镇政府对寨山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初步认定寨山遗址包含一处重要的龙山时代石城聚落,城内面积约60万平方米。


寨山城墙以砂岩石块砌筑,断续分布,依山就势,平面略呈南北向椭圆形,其中南部和东部墙体保存较好,走向清晰,地表高度2~4米、宽1~2米。


值得注意的是,城内北部庙墕地点发现的“高台基址”,似与石峁皇城台性质相类,可能为寨山石城的“核心区域”。


城内调查还发现较多的白灰面房址、袋状窖穴、竖穴土坑墓等遗迹,暗示着寨山石城的聚落区划和功能分区。


南部城墙清理发现两座马面 发现石峁文化墓葬21座


2019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获准立项,寨山石城被列入重点遗址。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寨山石城系统考古成为“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陕西片区的主要工作内容。


鉴于寨山石城与石峁遗址在文化内涵上的紧密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府谷县文管办于2016年对寨山石城进行了小规模发掘,清理了南部城墙外立面,清理长度约60米,发现两座保存较好的马面,初步了解到寨山城墙的年代、结构和砌筑方式。


同时,试掘庙墕地点时还发现了一座较大的竖穴土坑墓,虽被盗扰,但壁龛内的随葬器物组合完整、器类典型,为找寻寨山龙山时代(石峁文化)墓地提供了重要线索。截至目前,寨山石城共清理石峁文化墓葬21座。


有殉人的3座墓葬中 殉人均为女性身上有劈砍迹象


据考古专家介绍,这些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为东西向。根据葬具、壁龛及殉人情况可分为以下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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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墓有木棺、有壁龛、有殉人,共3座。墓主葬于木棺内,仰身直肢,身上一般随葬3至4件玉器。殉人位于墓主左侧棺外,初步鉴定均为女性,侧身面向墓主,身上可见劈砍迹象。墓主与殉人身上均涂有朱砂,身下有白色铺垫物。墓主右侧墓壁上有一半月形壁龛,龛内一般放置5件带石盖陶器,陶器组合常见喇叭口瓶、斝、深腹盆、小罐或壶,另有1至2件细石刃。此类墓葬规模最大,面积约10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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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墓有木棺、有壁龛、无殉人,共4座。单人葬,墓主均仰身直肢,壁龛位于墓主左侧墓壁上,龛内放置猪下颌骨,多者10件,少者1件,初步鉴定为家猪。此类墓葬规模次之,面积6~7平米。


三类墓有木棺、无壁龛、无殉人,共7座。单人葬,墓主均仰身直肢。此类墓葬规模较小,面积2~6平米。


四类墓无木棺、无壁龛、无殉人,共7座。单人葬,葬式有仰身直肢和侧身屈肢两类,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此类墓葬规模最小,面积2平米左右。另外,墓葬周边还发现了“灰坑葬人”现象,或与墓地祭祀或葬仪有关。


或为石峁都邑下的次级中心聚落 为研究石峁政体提供宝贵材料


考古专家认为,这些墓葬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等级区分明显,四类墓葬当分别代表了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群。尤其是一类墓,规模较大、随葬丰富、结构复杂,可与陶寺文化大型墓葬相比。另外,墓葬发现的女性殉葬、随身葬玉、半月形壁龛、组合稳定的带盖陶器等现象,体现了浓重的、极具特色的石峁文化墓葬特征,甚至影响到齐家文化大型墓葬的葬制葬俗。


从目前发现来看,石城是石峁文化的典型聚落特征,遍布石峁文化主要分布范围。石城规模差异突出,从数千平米到400万平米都有发现,体现了石峁王国内部的聚落等级分化。寨山石城当属石峁都邑下的次级(抑或三级)中心聚落,同时也是石马川流域的中心聚落。


考古专家介绍,本次寨山考古的最大收获,是石峁文化大型墓地的首次全面揭露。这也是河套地区首次发掘的等级区分明显的龙山时代墓地。该墓地的发掘,弥补了石峁遗址大型墓地被严重盗掘的重大缺憾,与以往朱开沟、新华、神圪垯梁以及石峁等遗址的“零星”发现一同构建起石峁文化墓葬的基本框架和典型特征,为丰富石峁文化和研究石峁政体(石峁王国)提供了宝贵的墓葬考古材料。


同时,以寨山新发现为代表的石峁文化大型墓地,也是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的重要考古学材料,体现了40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国家形态下的丧葬礼制和等级意识,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发展的模式和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墓葬材料。


谢选骏:陕西府谷寨山石城考古,揭露的不是什么等级森严的石峁文化大型墓地,而是陕西人的嗜血成性——一方水土一方人,陕西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异族入侵中国的桥头堡,所以那里的混种之人如此残暴,中间经过了秦始皇的荒淫无度,还有李自成张献忠毛泽东的敲骨吸髓,扒了人皮做大旗——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就有明显的“人殉”迹象,呜呼哀哉。石峁的四类坟墓,就像毛泽东的二十几级干部,等级森严,嗜血成性。

谢选骏:邓小平蒋经国都是蠢驴



《邓小平叹:若蒋经国活着 两岸统一不会这么难》(2020-09-21 沙盘上的战争)报道:


作为苏联中山大学同窗的邓小平和蒋经国,谁也没想到在毕业几十年后的1973年,历史将他们推向了新的起点。在接下来的15年间,有过邓小平给蒋经国“重重一击”的“斗争”,更有联手搭建两岸平台的合作。但可惜的是,邓小平寄希望于国共之间的第三次合作来推动祖国统一的设想,只因蒋经国的突然离世而落空。


1926—1927年邓小平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1973年两人几乎同时掌管大事。之后数年间,在两岸统一和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两人展开了多次的较量。


蒋经国掌权


1973年,老蒋把许多事情都交给儿子蒋经国。


邓小平,1926-1927年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央大学的同窗,那时候的邓小平,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他那时的名字叫邓希贤。已经掌握台湾大权的蒋经国,密切注视着他在苏联留学的这位老同学。


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统一)”。


滞留大陆的老国民党人,透过公开、私下的渠道,向蒋家父子不断招手。卧病在床的老蒋顾不了这些,负责台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同样不予理会,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


1975年,蒋介石死了。1978年3月11日,蒋经国被选举为“总统”。两个月后,他在盛大典礼中正式就职。


对岸,他的老同学邓小平也牢牢把握着中国的改革方向。


小平给经国的“重重一击”


毛泽东因为在北京迎接了尼克松,给了老蒋重重一击,蒋介石曾愤怒地说:“尼克松不是个东西!”邓小平同样给了蒋经国重重一击:蒋经国在美国国内的各个部门都安插了“亲台朋友”,可是,卡特总统和邓小平的建交秘密磋商,蒋经国竟毫不知情。


1978年12月15日晚10时,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前12小时,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安克志忽然接到华盛顿的专线秘密电话,这位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奉命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拨通蒋经国助手宋楚瑜的电话,说是有紧急公事,必须立即面见“总统”。


蒋经国只得在半夜爬起来会见了安大使得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临别时,安大使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请求蒋经国先生在第二天早晨8点之前,暂时不要对外泄漏这一消息。蒋经国强忍着怒气,始终不肯答应。消息公布当天,新台币黑市交易(兑换美元)价格大跌,台北股市大跌近一成。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声势大振。


联手搭建两岸修好的平台


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消息,称金门炮击正式停止。


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北京的对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


蒋经国对邓小平的这一和平攻势,反应相当敏锐。


台北方面一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他宣称,“中国人民唾弃共产主义,而台湾的成功却激发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和繁荣的生活方式”。


但在另一方面,蒋经国也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


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由邓小平和蒋经国“联手搭建”完毕。


邓知道他的同学是“大孝子”


进入1981年后,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中共中央下达指令给浙江溪口地方党委,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因为邓小平、廖承志清楚知道,蒋经国是个大孝子。溪口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挑选李光耀做两岸“中间人”


随着时间推移,蒋经国认为两岸谈判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但在台北和北京之间进行正式对话之际,“中间人”是不能缺少的。蒋经国把这个敏感角色只托付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1980年,李光耀二度访问中国,翌年,邓小平派出中国总理率领大批官员访问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势。


蒋经国与李光耀,更加意气相投。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蒋经国单独交谈好几个小时,交换彼此对中国、对两岸议题的看法。蒋经国认为:李光耀对两岸议题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入。


至于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蒋经国决定实施政治改革


到了1983年,蒋经国私下指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够结合,“中国的未来,必定会有伟大的前途”。


1984年9月26日,中、英达成了关于香港未来的协议。


在这种大背景下,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在台湾访问了三天,与蒋经国私下长谈,这一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耀,对于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和最新的想法。


1987年,台湾发生多种变化,其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再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这一举动,等于背叛了蒋家王朝整个的反共斗争。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接下来两个月里,申请到大陆探亲的台湾居民有几万人。蒋经国很满意,事实上,这也是他鼓励大陆内部演变的策略之一部分。他对部属说:“不需要担心。到大陆看看,可以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情势;大陆人民也可以了解台湾的情形。”


国民党秘书李焕10月间公开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寻求在大陆取代中国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岛内右派,又是脸色铁青——国民党当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竟然放弃了本党推翻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但是,蒋经国对来到七海新村抱怨的大佬表示,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1988年元旦,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每天对开3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的新出版物,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1月12日,由马英九主持起草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的草案,获得通过。马英九准备翌日晋见蒋经国,报告这个好消息。可是,13日下午,这位“总统”却突然撒手人寰。


邓小平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邓小平宣称,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邓小平是对的。天若假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他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蒋经国都是蠢驴,因为这对难兄难弟还想统一,殊不知他们作恶多端,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好不容易撮合出来两个党国、大小朝廷,成为历史命运的奴仆了。邓小平蒋经国这俩蠢驴,还和南阳杂种李光耀交友,殊不知这厮为了小国自保必定糊弄他们,真是愚不可及也。南北朝不知南北朝的机理,岂不殆矣。

谢选骏:美国总统都是屎



《美选辩论一场‘屎秀’!BBC:拜登顶住压力是最大赢家》(2020-09-30 ETtoday)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北京时间30日10时45分落幕。在这一场被CNN主持人用「屎秀(shit show)」来形容的辩论中,BBC资深记者泽克尔(Anthony Zurcher)评论,「身上沾着‘脏水’最少的拜登无疑是这场混战的赢家」。


泽克尔在BBC上指出,拜登的最大目标似乎是要向国人证明,尽管他的岁数在选举中不断被攻击,但他并没有因为年纪大而站不稳脚步,反而还能顶住压力,而他确实也做到了这点。


拜登必须证明,即使对手将牌砸在他的脸上,他还是能保持冷静。在大部分的情况下,由于特朗普不断打断他的发言,拜登因祸得福,反而没有任何说错话的机会。


反倒是特朗普将他在推特上「不拘泥成规、浮夸、语带侮辱、传播谣言」的那面,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辩论会中表露无遗。可惜,就连他的支持者都并不喜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


美国新闻机构Politico的民调显示,86%的选民已确认自己的心意,并表示无论辩论的结果如何,他们都不会再改变投票人选。


不过,若特朗普想要胜选,并抢得中间选民的选票,那他势必要通过这场辩论来改变目前对他不利的情势,尤其是在经济、健康和社会安定等议题之上。不过,特朗普目前在这场失控的混战中的表现不尽人意,恐怕对拉拢中间选民于事无补。


谢选骏指出:大选辩论既然屎秀,不论哪位当选,美国总统都是屎了。不过还好,毕竟还不算狗屎,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经过文革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特朗普为何对普京尽显忠诚?可能与钱有关》(纽约时报 2020年9月30日)报道:


据时报报道,2018年唐纳德·特朗普和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赫尔辛基会面时,特朗普“正处于财政紧缩的困境”。


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新书《愤怒》(Rage)中写道,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一任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Dan Coats)从未打消特朗普已落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囊中的怀疑。科茨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特朗普对这位俄罗斯强人的谄媚逢迎一直是他总统任内的谜团之一。就连特朗普对独裁者天生有好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普京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被美国总统视为好人的人之一。

《纽约时报》对特朗普纳税问题的重磅爆料并没有直接解开这个谜团。拉斯·比特纳(Russ Buettner)、苏珊娜·克雷格(Susanne Craig)和迈克·麦金太尔(Mike McIntire)等记者明确表示,特朗普的税单并未揭示出此前未曾报道的与俄财务联系;这些文件大多缺乏能证实这种联系的“特异性”。但是,特朗普巨额债务的逐渐曝光,为理解总统何以不断讨好普京提供了一个合理动机,尽管这样做在政治上似乎是弄巧成拙。

特朗普的前任平事人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表示,特朗普认为普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时报的报道表明,美国总统可能需要紧急财政援助。据时报报道,特朗普“个人对总计4.21亿美元的贷款和其他债务负责,其中大部分将在四年内到期”。他还在与国税局就一项税务审计进行斗争,该审计有可能会让他损失逾1亿美元。自2014年以来,特朗普抛售了几乎所有股票。截至6月,他“只剩87.3万美元的证券可供出售”。时报说,他是一个“处于财务困境”的人。

这就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试图达成交易,在莫斯科修建特朗普大厦的背景。根据《福布斯》(Forbes)的一篇调查报道,他在前期可赚取约3500万美元。时报的文章揭示了特朗普是多么需要这笔钱,很可能现在仍然需要这笔钱。

早在2016年之前,特朗普就接受过俄罗斯寡头的恩惠。2004年,他花4135万美元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套房子,然后试图转手。它在市场上闲置多年,但在2008年,俄罗斯钾肥大亨德米特里·雷博洛夫列夫(Dmitry Rybolovlev)以约1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处房产。(据Politico网站报道,房子后来的估值要低得多。)据报道,雷博洛夫列夫从未入住这座豪宅,只去过一次。最后,他把房子拆掉,将地产分批出售。根据科恩的《不忠》(Disloyal)一书,特朗普确信真正的买家是普京。

时报关于特朗普税收问题的文章还揭示了另一件事,证明特朗普发现与俄罗斯寡头做生意非常有利可图。时报报道称,2012年和2014年,特朗普在他共同拥有的环球小姐(Miss Universe)选美大赛上都出现了亏损。但2013年在俄罗斯举行的选美大赛却是特朗普最赚钱的环球小姐活动,令他赚到了230万美元,而特朗普的俄罗斯合作伙伴阿拉斯·阿加拉罗夫(Aras Agalarov)却赔钱了。(当然,阿格拉罗夫的儿子后来促成了特朗普竞选团队官员与一名律师的会面,后者与克里姆林宫有关联,并且向他们兜售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污点。)

伍德沃德写道,科茨认为普京手中有特朗普的“把柄”。尽管特朗普的盟友努力将通俄门一笔勾销,科茨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正确的。不说别的,普京应该比美国人早几年就已得知特朗普在莫斯科的房地产操作。但你不需要用敲诈勒索来解释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的忠诚。贪婪就足够了。


时报写道,特朗普的财务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让人相信,他那不太可能成功的竞选活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重振他名字的市场价值”。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都试图讨好普京。但后来他赢了,搞得自己骑虎难下。他利用他的办公室来榨取一切可以榨取的东西。时报写道:“他的房产已成为直接从游说者、外国官员,以及其他寻求见面、接触或恩惠者收钱的集市”。作为总统,他从外国的授权交易中赚取了数百万美元,包括与威权领导人的一些交易:“300万美元来自菲律宾,230万美元来自印度,100万美元来自土耳其。”

但他似乎需要更多。特朗普的品牌——或许是最能为他赚钱的资产——在美国很多地方毫无价值。他的家族建Scion和American Idea两个新连锁酒店的计划,去年都取消了。尽管他在华盛顿的酒店举办过很多与贿赂有关的活动,但该酒店2018年全年亏损了5550万美元。时报报道称,新冠病毒大流行严重打击了特朗普的企业。(这可能是他迫切希望解除公共卫生限制的原因之一。)


最有可能拯救他的是国际寡头,包括普京,也包括其他人。例如,特朗普帮助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逃避了《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的后果,他对伍德沃德夸口道,“我能让国会放过他。”也许总统只是觉得自己和有钱的恶棍们有一种亲缘关系。但如果他真的面临毁灭,特朗普也会需要他们,至少和他们需要他一样多。


谢选骏指出:看来美国总统的屎秀,都是被债务危机给逼出来的——“人都是逼出来的,但逼出来不都是人!”特狼扑还算好的,毕竟没有跳楼卧轨,只是发疯秀屎而已。


《特朗普26年前怀抱港女照片曝光 她是谁?》(2020-9-29 世界华人周刊)报道:


最近,一张特朗普20多年前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


只见他眉开眼笑,搂着一位容颜靓丽的亚洲女子腰部,旁边是一位黑发的长辈。能和特朗普坐在一起的,当然不是普通人。


那名黑发长辈,正是“周大福”的创始人,被称为珠宝大王的郑裕彤。那名女孩也不简单,是郑裕彤的干女儿明美莲,被拉来参加聚会。她的父亲,是香港富豪明嘉福。三人看上去都笑容灿烂,但实际上特朗普慌得一批。因为那时的他已经破产,跑到香港就是为了拉投资。由于囊中羞涩和水土不服,闹出了许多笑话。


好在最后结局美满,香港富商决定投资,给了他一个优厚的合同,特朗普从而在美国东山再起。但让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再次发达的特朗普竟然把恩人告上了法庭,张开鳄鱼大嘴索赔10亿美元。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家伙竟然成为了美利坚的总统,到处炫耀着当年的事迹:“中国一直都是我是手下败将。”


破产生活


众所周知,特朗普是富二代,他的老爸是一个富裕的房地产商。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并击败大哥成为了接班人,在房地产界纵横捭阖。他的事业在上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80年代迈向了巅峰。喜欢大场面的他,组建过橄榄球队,创办过公路自行车赛,在纽约曼哈顿建造了68层的特朗普大楼,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购买了海湖庄园,还收购了美国东方航空公司包机业务。


这些大手笔的投资,许多都是失败的,像橄榄球队、自行车赛、包机业务。1990年地产不振,特朗普再次投资失利,辜负了银行的借款,欠下了巨额债务。由于债台高筑,特朗普在后来申请破产,游艇和私人飞机都被拉走。法院甚至规定,特朗普每顿饭的费用限制在10美元以内。


幸运又不幸的是,特朗普曾经在曼哈顿核心区购买了77英亩(约31万平方米)的地皮。但他根本没钱开发,身家还不够支付买地的银行利息。关键在于要把这些地皮卖出去,这样才有翻身的资本。但彼时的美国房地产萧条,全球扫货的日本也泡沫破裂,根本找不到买家。


特朗普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无情的银行利息如密西西比河般日夜流淌。昔日讲述成功经验的富豪,如今四处寻找甲方解围。在这个危急时刻,两位香港的富商,盯上了特朗普的地皮。


香港富商


香港多富商,而富商多从事房地产。上世纪90年代,正是香港富商进军海外的时节。看上特朗普地皮的两位大佬,都是香港的超级富二代。一位是新世界(电视剧)第二代掌门郑家纯,另一位是被称为“上海姑爷”的罗康瑞。


郑家纯的父亲,正是本文开头的郑裕彤。老爷子的人生就是部传奇,一手缔造了两家巨无霸公司,位列香港四大家族之一。他不仅创办了遍布全国的“周大福”,成为赫赫有名的珠宝大王。还创建了地产巨头新世界集团,紧随李嘉诚之后。


罗康瑞的家世同样了不得,父亲罗鹰石也是香港的超级富豪。但他却近乎白手起家,因为父亲奉行在苦累中成长的教育。作为顶级富二代,罗康瑞到澳大利亚读书时居然被禁止乘飞机,只能和水手一起坐了13天颠簸的货船。留学期间老爸只交了学费,他靠打工维持生活的开销。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他又被父亲安排到基层工作。而最要命的是,也许是因为有6个儿子,父亲根本不看好他:“这个儿子没用,不要浪费时间。”


少年心事当拿云,罗康瑞气得离家创业,母亲代他向父亲借了10万元。他创立了瑞安建筑公司,连续工作7年无休假,其中的4年靠吃安眠药入睡,最终还清了父亲的借款。1985年,他来到上海后,发现市民衣着朴素,路上汽车稀有,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从此,他开始大举投资上海地产,获得了巨额财富,还因为旧城改造成为了行业良心和标杆,被赞誉为“上海姑爷”。


时光流转到了1994年,罗康瑞接到了好友郑家纯的通知,把眼光盯向了美国。特朗普买下的地皮,位于纽约哈德逊河畔繁华的曼哈顿,有77英亩之多。地盘大,位置好,有前景,两人一拍即合,向特朗普发出了邀请,到香港来谈判。


隐忍求全


特朗普接到通知时很纠结,因为他讨厌坐长途飞机,而且担心到香港后会落下风。但金钱的面子实在太大,他还是准时到达了香港。事实证明,墨菲定律真的有一定道理。郑家纯先是把罗康瑞介绍给特朗普,然后三人一起打高尔夫球。郑罗二人决定小赌助兴,每洞的赌注1000美元。


按理说这个金额在富翁圈不高,但特朗普此时囊中羞涩,恳请把赌注降到100美元,气势上顿时矮了三分。特朗普原本超爱打高尔夫球,也不知是紧张还是碰到了高手,那天赢少输多。罗康瑞主动为他台阶,说他是因为倒时差才影响了状态。然后,郑家纯邀请特朗普到父亲家吃饭,还拉来了同样出身豪门的干妹妹明美莲作陪。谈着谈着,明美莲坐在了特朗普的大腿上,这才有了开篇的那张照片。但这次饭,特朗普吃得一点也不开心。他不会用筷子,而且完全不了解中餐的礼仪。


第一道菜就把特朗普吓得不轻——带着鱼头的整条鱼。按照中国的规矩,当然要把鱼头对准客人。结果特朗普看到鱼脸和牙齿后,顾不得先尝,马上推给了身旁的人。这么重要的生意场合,当然也离不开酒。郑罗二人提议搞一场喝酒比赛,结果看似狂放不羁的特朗普,竟然是一名禁酒主义者,所以这酒也没喝成。


尴尬的会面结束后,特朗普果然如担心的那样,气势输得一干二净。纵横商海的郑罗二人,当然看出了特朗普的焦灼,因此在谈判中占尽了先机。特朗普原本想快速引入资金,但二人以“撞正农历鬼月(7月)”为由,把签约日期推到了公历9月15日以后。特朗普还想把装修风格定为自己喜爱的云石和金色,毕竟没有人比他更懂装修。但二人居然请来了风水师,轻易拒绝了特朗普。人在屋檐下,美国人也要低头。


恩将仇报


商场如战场,处处写着无情。但总体而言,二人还是厚道的,开出的价格公正合理。最终,郑家纯和罗康瑞共同注资9000万美元,购买了那块地皮70%的股权,然后砸数亿美元联合开发地产项目,后来命名为河滨南(Riverside South)。


特朗普啥都不用干,就能坐享30%的回报。凭借着这笔资金,特朗普终于缓过劲来,并通过一系列的运作东山再起。这次合作,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耀眼的战绩之一。11年后的2005年6月,美国的地产气势如虹,郑罗二人感觉达到了高峰。以17.6亿美元的价格,把纽约地产卖掉。


特朗普能分到5亿多美元,按理说这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他却翻脸怒目,在一个月后将两位恩人告上法庭。因为特朗普认为这些地产能卖出更高的价钱,但二人却不听他的意见,才卖了区区17.6亿美元。所以,他索赔10亿美元。


面对这种白眼狼,郑家纯和罗康瑞也不是吃素的,二人立即摆好阵仗,请律师团奉陪到底。他们一边打官司,还一边用卖地产的这笔钱,购买了纽约和旧金山的美国银行房产。


4年多的官司打下来,法庭最终裁决特朗普败诉,违反了契约精神。同时,地产的钱已用于投资美国银行房产,那30%的收益也捆绑在里面,眼下是拿不到了,需耐心等到2044年结清。


多年以后,特朗普总是吹嘘:“中国一直都是我是手下败将。”但真实的情况是,特朗普自始至终都在港商的掌控之中。后来的事实证明,郑罗二人的眼光相当毒辣。2005年出售纽约地产,两年后美国地产急剧下滑,引发了波及全球的次贷危机。


反观特朗普,这位富二代的眼光,实在有问题。而且他的品德,更让人不敢恭维。巧的是,由于罗康瑞也是地产富豪,且同特朗普一样赞助过创业类节目,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特朗普”。


谢选骏指出:特朗普喜欢单干,结果都是屎;如果和香港人结成世界屎业同盟,就能败部复兴了。

谢选骏:“偷食禁果”——河南人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



《中国人源自非洲?“许昌人”说不》(2018-02-28 科技日报)报道:


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华儿女被称为“炎黄子孙”。炎黄部落生活在距今约6000年至5500年之间,而“许昌人”生活在10.5万年至12.5万年之间。2月27日科技部公布的“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再次把世人的关注点、兴奋点引入“许昌人”这个神秘领域。


记者就此专访了“许昌人”发现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李占扬研究员,揭开“许昌人”的神秘面纱。1961年出生的李占扬,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


——中国古人类源自非洲吗?


2007年,“许昌人1号头骨”在李占扬主持发掘的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被首次发现,从此这项研究就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称,这一发现挑战了学术界流行的“中国现代人源自非洲”的说法。


去年,以李占扬为第一作者的“许昌人”研究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展示了“许昌人”是中国古人类和尼安德特人交流并向现代人过渡的证据,为中国境内古人类连续演化的证据链又增添了非常关键的一环。


“‘许昌人’的出现,告诉我们东亚的人类进化可能比之前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甚至可能存在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演化模式。”李占扬向记者解释,“许昌人”头骨化石同以往发现的其他人类化石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人种的要素。“所以我们说,‘许昌人’是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不是外来的,并有与欧洲人种交流的证据,这就支持了现代人多地起源说,而排斥了非洲单一起源说。”


——“许昌人”与“炎黄子孙”有关系吗?


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许昌人”的发现也因而引起了很多人的联想:“许昌人”与“炎黄子孙”概念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联系?


“虽然这个想法很吸引人们的兴趣,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二者之间存在关联。”李占扬解释,“炎黄部落和‘许昌人’二者相距时间太远。”“而且,‘许昌人’之后,这一地区又进入了一个文化上的空白期,到距今1.35万年,才有新的人群到来,这就是灵井许昌人遗址第5层的细石器文化。”李占扬说,细石器文化是外来的,不排除从非洲经欧洲、西伯利亚,再从华北北部传过来。“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随着全球气候转暖,这些使用细石器的猎人消失了。所以‘许昌人’和后来的人群例如传说中的炎黄部落连不上。我们还不能说‘许昌人’就是我们今天华北现代人的直接祖先,但有过渡迹象,我们在考古中也致力于寻找‘许昌人’与今天华北地区现代人之间的链条。”


——“许昌人”研究还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对于“许昌人”的研究已经产出了众多突破性成果,后续是否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


“许昌人化石的研究结果发表,只是完成多项前沿课题的一小部分。”李占扬介绍说,河南省东亚现代人起源国际联合实验室已在河南省科技厅支持下设立,李占扬作为实验室负责人,本着“开门研究、合作共赢”的思路,已经组织了若干个国际团队进行联合攻关。


为了验证和解决许昌人遗址发掘中的一些疑惑,2017年,李占扬带领中国第一支现代人起源考古队赴肯尼亚考古发掘,正式加入了在非洲探索人类起源的“国际考古俱乐部”。“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开展考古工作,是整个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李占扬表示,这种以中国考古学者为主体,以长期课题为导向的出国考古工作,正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的新常态。李占扬告诉记者,如果把“中国改写人类的演化历史”假设为一本书的题目,“许昌人”现在的成果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章节或片断。


谢选骏指出:按照“中国人源自非洲?‘许昌人’说不”的口气,好像河南人是尼安德特人的杂种了。


网文《如何看待 Science 文章<河南许昌的晚更新世古人类头盖骨>?》报道:


新华社报道考古大发现:“中国人是中、欧远古人类的后代!”新华社郑州3月3日电世界顶尖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3日发表题为《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骨研究》论文称,人类演化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10多万年前生活在河南省许昌市灵井遗址的“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


挑战“非洲起源说”--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华北地区早期现代人的直接祖先——“许昌人上承周口店北京猿人,下连中国北方早期现代人,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说。”论文第一作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占扬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关于现代人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区起源说”,两种观点对峙多年,但以“非洲起源说”占上风。2005年至2016年,李占扬领导的考古队对灵井许昌人遗址进行了连续12年的考古发掘,发现45件距今12.5万年至10.5万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两年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组建联合研究小组,对许昌人头骨化石开展研究。


尽管头骨化石出土时已经破裂成碎片,但其中1号年轻男性头骨和2号成年人头骨保存相对完整。


低矮的头骨穹隆、扁平的脑颅、最大颅宽的位置靠下、短小并向内侧倾斜的乳突,研究发现:许昌人具有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县猿人等中国北方古老人类的原始及共同特征。同时,许昌人还呈现向早期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特征,如脑容量增大、头骨变薄、眉脊较为纤细、头骨结构呈现纤细化等。1号头骨的颅容量约为1800毫升,2号头骨虽然小于1号,但也位于晚更新世人类的变异范围平均值之上。“但科学家没有发现许昌人与非洲古人类之间的相似性。”李占扬说。


谢云大邀请。


很兴奋这篇文章的发布,是中国考古界在考古学上又一次重大贡献。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


一、这篇文章讲了什么?——


首先,这篇文章是一篇相对正宗的古人类研究,很像北古所当年考证北京人时候的那种风格。首先是考古地点,河南许昌,汉末的许都(发现地质,河南许昌,三国演义里频繁露脸的地方),也算山清水秀,风景不错。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发现头骨碎片→拼接→建模→分析】


【发掘】【拼接】然后成像扫描到模型里拼接。


【建模部分过程】这里面涉及很多技术,附件就有几十页。最后形成了完整的许昌人头骨,然后3D建模后的结果是这样子,头颅全方位视角通过分析,发现如下结论


一,这个头骨与以往发现的古人类头骨不太一样,含有尼安德特成分。


纯粹的中国境内古老人类,裴文中到贾兰坡等大牛都有研究,现在是吴新智院士等对此深有研究。比如北京人头骨。这个头盖骨含有尼安德特人成分。


二,基本结论是


许昌人头骨具有中国境内古老人类、欧洲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三位一体’的混合特征,可能是中国北方古老人类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这个结论是特别新的,可以说是迎合了世界主流看法,又夹带了自己的看法,面面俱到。


什么是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又称为穴居人,因为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山洞而命名。尼安德特人是从40万年前(时间有争议哈)开始,他们统治着整个欧洲、亚洲西部以及非洲北部,但在两万四千年前,这些古人类却消失了。曾经一度,欧洲人把尼安德特人当成自己的祖先,这对于当时欧洲人的民族心有巨大的塑造意义。


不过在生物学家尤其是分子人类学家的努力下,我们重新塑造了人类起源,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于是,尼安德特人才走下了神坛。


不过,我们现代人曾经和尼安德特人进行过混血,使得我们现在体内含有1%-4%左右的尼安德特成分。ps:楼下有人怀疑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点多虑。


尼安德特人基因组都测完了,数据库都建起来了,作分析的几千篇文章,全世界就你最聪明这种其实挺不靠谱的。


三,还没有做DNA检测。


既然文章都发了,我想science肯定要求过检测DNA,但是没有检测。可能原因如下:


1,DNA不存在。这种情况非常常见,目前做古人类,大部分集中在5万到1万年间。再早一点,DNA不易保存,因此,很难检测。而这个许昌人是十万年尺度。


2,DNA结果不尽人意。这种情况就多了。比如DNA虽然测了,但是拼接困难。我有很多朋友做新物种基因组,由于没有参考序列,测完序了,拼接不起来,简直坑死。


其他可能性此处不讨论。


二、意义如何?——


意义挺深刻的,因为这是一次远古的碰撞,我们前面提到了尼安德特人的世界分布,请注意,尼安德特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和西亚。时间大概是40-4万年左右。而智人走出非洲,大概是10万年之间。按照这个分布,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是有交集的,但是更古老古人类,应该没可能。而这篇文章首次发现,来自东亚的10万年前古人类,竟然和尼安德特人有交集。那么,如何发生交集呢?


是尼安德特人东扩吗?不是,既然尼安德特人的分布区域已经研究的比较明确了,最多到西亚,那么,他们就不会到东边。


那原因只有另一个:山不就我,我来就山!东亚人往西走了,然后和尼安德特人混合了。李占扬推断:许昌人之前,东亚大陆极度寒冷,许昌人先辈向气候温和的欧洲迁移,同早期尼安德特人相遇、杂交。距今12.8万年至7.4万年间,气候转暖,这批古人类重返家园。李占扬说,这种迁移可能因气候波动进行过多次。可以想象,在十万年前,古老的中国许昌人,因为气候原因,被迫背井离乡,一路西行,然后和尼安德特人相遇。


三、对走出非洲理论是否有冲击?——


没有。关于走出非洲理论,有两种说法,主要是在于时间和人(直立人,智人)的问题。一个是远古人类走出非洲和各地起源的问题——无争议!关于直立人来源,目前基本认定是来自非洲,由于这个时间较为久远,大概是百万年数量级,所以,主要是靠考古学考证。我们了解的大量古人类都属于这个范畴,比如著名的北京人。我们以2016年来自nature的一篇文章为例,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了中国在古人类,尤其是直立人方面对世界的贡献。


人类在第一次走出非洲以后(200万年附近)。接下来,他们是继续从非洲源源不断的走出呢?还是在那些更适宜的地方繁衍并迁徙到四方?非洲起源,认为在过去的200百万年里,多次走出非洲,然后人族在欧亚大陆扩散开来。


而多地起源认为,虽然第一批世界人类可能来自200万年前的非洲人,但是他们到达中东后建立了基地,然后以此来扩散到世界。比如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人类,就像中国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之类等等。但是二者对于现代人的起源并没有核心冲突。


第二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这是目前学界争议的主流,包括今年年初央视播放的内容引起的争议,也是这种。


如何评价纪录片《中国通史 2016》关于中国人是本土古人进化而来的观点?


这个争议主要在于【近十万年来,现代智人的来自哪里?】


1,来自非洲的现代智人成为了当今世界的绝对主体。


这是目前走出非洲理论的核心,也是广为认知的,主要是依据分子人类学研究,用DNA考证的办法来证实。


进化论(演化论)为什么是正确的? 有什么依据吗?


1987年美国遗传学家Rebecca Cann等于在《Nature》上发表了文章《Mitoc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奠定了“非洲夏娃学说”, 怎么做的呢,就是用线粒体基因组——他们对来自全世界各地区共计147名妇女胎盘细胞的线粒体DNA全序列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所有个体的 mtDNA单倍型的系统发育均显示出非洲的根,即所有非洲个体均可划分到最古老的支 L 中,而 L 支所衍生的 L3 支系则囊括了部分的非洲个体以及其他各大洲所有群体的 mtDNA 单倍型类群。其中由L3支系所衍生出的所有非洲以外的 mtDNA 谱系可分为M 和N两大支系。N支系包括了所有西部欧亚特异的单倍型类群(H、I、J、K、T、U等),东亚特异的(A、B、R9、N9 等)单倍型类群以及大洋洲特异的 P 单倍型类群。M 支系下游的谱系分布在东非(M1)、南亚(M1-M6)、大洋洲(Q/M12)和东亚(C、D、G、M7、M8、M9 等)的人群中。注意,这里的【绝对主体】是指,非洲成分占绝对主流,但是包含其他人成分,比如尼安德特人成分,丹尼索瓦人等。


2、【多地起源说】以及【多地独立起源附带连续杂交说】


比如中国古人类学奠基人之一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吴新智院士就是多地起源理论的著名支持者, 他从下颌骨化石的连续研究认为多地进化。不过目前这个问题里,非洲起源是主流成分,因为有DNA。感谢分子人类学家们的伟大发现,他们通过DNA的办法来追溯人类起源,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来加深这个理论,毕竟很多考古学的连续性,是客观存在的。


那这篇文章是否能够解决这个争议呢?不能,因为没有DNA证据,自然是两不帮,分子人类学家看不到DNA,自然不服,多地起源说的人看到你竟然搞了个杂交体,也不服。


但從人類學上,許昌人與其它人種的比較來看,我覺得文章中最重要的圖是附圖 19 的主成分分析圖,可以看到許昌人是和現代人離挺遠的了,而且並不和其它任何樣本聚在一起,而是在最邊上。要我僅從這個主成分分析圖來說,許昌人根本不是誰和誰的混合,說是個演化盲端也許更合適。


——后记——


感谢大神 

@polyhedron

 

@乎药丸

 等指导和帮助。


原文在写作过程中,对于 第三部分的起源介绍存在不少问题。


链接:Late Pleistocene archaic human crania from Xuchang, China

论文的背景是关于现代人起源问题的争论。一方是“多地区进化说”或者“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注意,不是“多地区起源说”),另一方是“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或者“出自非洲说”、“夏娃说”。一般认为,后者在国际学术界占主流甚至呈一边倒的趋势,不过还是有中国学者坚持前一种假说(对这一假说不熟悉的人可参考 高星:寻找我们的直系祖先――真相与谬误)。从一些新闻报道看,该文至少被部分作者认为是对多地区进化说的支持。

许昌灵井遗址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但当时仅报道有约处于旧新过渡时期的细石器材料(相当于现在划分的第5层)。从2005年起开始进行系统发掘(至今仍未结束),2007年和2008年发现的第11层的古人类化石可以拼成一较完整的头骨,当时就很轰动,被评为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从 东亚现代人类起源发现的重大突破 等新闻中可以看到那时学者们的评论。国内总体上还是很缺乏晚更新世早期的人类化石材料,现在发表的论文公布了化石的体质特征,基本符合当时人们的预期;另一方面据说付巧妹试图从灵井出土的3块骨骼化石中提取DNA,但是并没有成功。现在也只能就人化石及其相关的文化遗存来讨论。

现在研究的趋势是在形态对比研究中特别注意在化石标本上鉴别呈现的(早期)现代人特征和保留的原始特征。因此该论文最显著的意义是新发现一种不能归入任何已知类群的古老型人类,进一步揭示出晚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的复杂变异或者多样性。以往简单地按年代区分为“早期”智人VS“晚期”智人,或“古老型”智人(中更新世后期)VS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如10万年以来)的做法,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待材料充实之后,有可能拼凑出多个次级人类群体并存、且彼此间有不同程度的基因交流的图景。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一些古老型人群对现代人有基因贡献的可能,但即便是类似弗洛勒斯人、隆林-马鹿洞人这样的发现,它和现代人起源没有直接关系,也同样丰富了我们对人类进化靠晚近阶段的理解,有时甚至是革命性和颠覆性的。

该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地区连续性,同时也对现有的东亚古人类连续进化框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地区连续性是仅在某些次一级人类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成立,还是可以扩展到更大规模的时空范围内?比如金牛山、大荔、丁村、大洞、巢县等中更新世晚期的古人类,有多少向早期现代人演化的证据,比如黄龙洞、智人洞、福岩洞等早期现代人与华南晚更新世晚期的人类是何种关系,又比如原始的形态特征出现在较晚的时间的详细机制以及是否作用于现代人的形成,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现在的形势是,华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早期现代人还只是4万年的田园洞,相比于东非的Herto 约16万年、Omo约19.6万年,南非Klasies River Mouth和Border Cave、以色的Qafzeh 和 Skhul 等地点的10万年左右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仍然偏晚。在晚更新世早期的华北地区,许家窑人还保留大量原始特征,许昌人同样也不能归入早期现代人,在大致同时或稍晚,华南也有黄龙洞、智人洞和福岩洞的早期现代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搁置分子人类学证据,要说许昌人是田园洞人(或华北现代人)的直接祖先,恐怕还需要补充更多研究。

关于中国境内古人类可能与尼人存在基因交流,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之前在许家窑人化石研究中就发现了所谓“尼人内耳迷路模式”(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4/07/02/1410735111)。尼人分布的已知东缘已经达到中亚(乌兹别克斯坦Teshik-Tash)和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与尼人相关的典型莫斯特技术见于新疆吉木乃通天洞,即便在中国发现尼人化石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从古DNA证据上看,与尼人有基因交流的丹尼索瓦人和未知古老型人类,其解剖特征都有可能和华北发现的“早期智人”相同,即有可能是同物异名的情况。

在文化遗存方面,最普遍和可对比的材料还是石制品。与许昌人共存的石器“体现出本土旧石器文化的传统特征,主要一个特点还是盘状石核的交互剥片,没有西方典型的预制石核和勒瓦勒洼技术”,(详细研究待发表)。而且,在石叶技术出现之前,华北的石片石器工业如何划分更次一级的文化群体,还是一个难点,至少是缺乏可以划分人群的技术指征。另外,在华北某些地区,传统的石片石器技术延续到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出现以后,似乎也暗示了石器技术在辨识群体方面的局限。根据对动物化石的研究,灵井遗址(第11层)性质属于狩猎地点,当时人类已具备很强的狩猎原始牛和普通马的能力,也能够根据猎获对象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野外处理和搬运策略,这也是现代行为表现的一个方面。

编辑于 2017-03-06


《“许昌人”否定了北方中国人起源于非洲?》(腾讯网)报道:


近日,一则中国发现的古人类“许昌人”,已经“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说”的报道,令很多中国网友兴奋不已。有关古人类起源的话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许昌人”真的足以推翻“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全球学术界公认已久的结论吗?


现代人类起源,有“多地区起源说”和“非洲起源说”两种观点


人类的直接远祖被称为“南方古猿”,生活在大约420万—120万年前的非洲,已能直立行走,并利用简单的工具。200万年前,由“南方古猿”演化来的直立人第一次走出非洲,流散世界各地,这在今天已经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在距今大约80万年前,有了早期智人;到20万年前出现的晚期智人,已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如果让晚期智人穿越到21世纪,他们不会从外表上被分辨出来,且能学会所有现代技能。有关晚期智人的由来,学界存在很大分歧,主要有“多地区起源说”和“非洲起源说”两种观点。


1939年,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率先提出“多地区起源说”,即不同地区人类有各自不一样的进化路线。在一些人看来,生活在亚洲、欧洲等地的现代人,都更像当地的古人类,而不是非洲古人类。现在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晚期智人是由各地直立人、早期智人独立演化而来,不存在单一发源地。中国古生物学家吴新智是持“多地区起源说”的代表人物。


现在作为主流观点的“非洲起源论”出现于1987年,当时3位美国生物学家选择了来自非洲、欧洲、亚洲等地的147名妇女,从她们生产后的婴儿胎盘中提取出线粒体DNA。分析发现,这些线粒体DNA都可以追溯至约20万年前一位非洲妇女(被称为“夏娃”)。此外从遗传学上看,各大洲人的基因差异极小,不可能是分别发展而来。


经过后来诸多相关研究,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晚期智人(下文中所说“智人”,特指晚期智人)在10万年前从非洲出走,取代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直立人及早期智人。中国学者金力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


DNA检测技术近年来对“非洲起源说”有所修正,但远不足以推翻此说


1、除晚期智人外,至少还存在过尼安德特人、弗洛勒斯人和丹尼索瓦人。无论晚期智人从何地发展而来,他们都不是唯一的古人类。除他们外,至少还应包括尼安德特人、弗洛勒斯人和丹尼索瓦人。有关现代人起源的观点,必须为这些“早期智人”的灭绝提供解释,否则即缺少说服力。下面是对以上几种已灭绝的“早期智人”的简介:


尼安德特人又被称为“穴居人”,1856年首先被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河谷,后来证明,他们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各处。同现代人相比,他们是适应寒冷的环境,长得身体粗壮、四肢短小。尼安德特人使用火和工具,但很可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语言系统,维持着10~15人的小团体。尼安德特人灭绝于约2~3万年前。


2003年,科学家在印尼的弗洛勒斯岛上一个洞穴中的发现,即一具大约30岁成年女性的骨架——只有大约1米高,大脑相当于现代人的1/3。经过科学测算,这名被称为“弗洛勒斯人”的女性,生活在约1.8万年前,会使用火及工具。科学家普遍认为,岛上资源匮乏,弗洛勒斯人的直立人祖先到达这里后,为了适应生活,后代身体逐渐趋于变小。人们曾用托尔金小说中对矮人的称呼,把他们叫做“霍比特人”。目前仅在一个岛上发现有弗洛勒斯人,还未发现其参与现代人类基因形成的痕迹。


2008年,科学家在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南部的丹尼索瓦洞穴中,先后发现了一个儿童指骨和两颗牙齿,和此前已知的古人类化石都不同。经过DNA监测,这个新人种被命名为“丹尼索瓦人”,他们同尼安德特人是近亲,都是海德堡人的后裔,在约43万年前分家。科学家推测,丹尼索瓦人的人数还要超过尼安德特人。


2、各个族群的现代人类中,都拥有一些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尼安德特人是我们发现最早的其他人种,现代人曾设想了种种祖先和他们相遇时的情景。大多数学者曾认为那是一场噩梦,如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古生物学家克莱因说:“你不会喜欢大屠杀这个想法的,但这个可能性很大”,他认为“智人在遇到尼安德特人时,心中只有仇恨和厌恶,对他们的困境漠不关心”。——晚期智人凭借自己在语言、工具上的优势,屠杀了全部大约7万名尼安德特人。


在很长时间里,科学家们相信,尼安德特人不可能和晚期智人进行杂交。1997年,德国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序列中有12个片断和现代人完全不同,两者间不存在血缘传承关系。晚期智人灭绝尼安德特人的观点,符合“非洲起源论”,即从非洲出走的智人取代了其他地区原有的其他人类种族。


事情在2010年发生了变化,由于DNA检测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公布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草图,表明现代人基因中有1%—4%来源于尼安德特人——晚期智人曾和尼安德特人有过杂交。无论主动与否,尼安德特人和“这些新邻居结成的亲密纽带,让自己活在了现代人的DNA中”。正如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袁硕在《古巨蜥好几吨重,但在我们智人祖先面前也是枉然》中说的那样“今天很多人像什么2型糖尿病、抑郁症、上瘾、血栓之类的,这些都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有关系。他们那基因在石器时代是好基因,在那个时候挺好的,能给生活带来便利,但是今天就不行了,已经开始给我们添麻烦了”。


2012年,科学家们又完成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测序。实验结果显示,部分现代人基因组中有多至5%来自丹尼索瓦人。如现代人体内名为EPAS-1的基因变种(可影响人类血液中的氧气)。研究者还对汉族、苗族、韩国人等全球120个现代人族群的257套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和对比,发现他们都同时拥有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这些发现让持“多地区起源说”的学者们兴奋不已。如中国学者吴新智说,“‘夏娃假说’主张非洲移民完全取代其他大陆原住民的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原来相信‘夏娃假说’的学者正趋于改信‘同化假说’”。但“同化假说”的观点是:“以非洲移民取代当地原住民为主,当地古老型人类的基因只起附带的作用”,与吴新智等人所坚持的“多地区进化假说”——“认为不同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东亚的情况是以当地古老型人群连续进化为主、吸收外来的基因未辅”——仍然区别极大。简而言之,晚期智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并未被动摇。


有关“许昌人”的研究还缺少DNA检测,贸然说其动摇了“非洲起源说”很不负责任


自从2005年,中国对许昌灵井旧时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有关“许昌人”独特性的报道即时常见诸报端。2008年,“许昌人”头盖骨化石测定为距今8万~10万年前,被认为填补了200万年前巫山人、115万年前蓝田人、50万年前北京人、10万~20万年间辽宁金牛人、1万~4万年间北京山顶洞人这一进化链条的关键部分。因为按照“非洲起源说”的解释,晚期智人是在5~6万年前来到的中国,恰恰和“许昌人”所处年代接近。


近日媒体报道,2017年3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骨研究》,称“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论文第一作者李占扬甚至说,“许昌人上承周口店北京猿人,下连中国北方早期现代人,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说”,意即证明了中国现代人是在本土发展演化而来。


事实上,通过基因检测,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绝大部分基因都来自非洲,早已是学界共识。当初尼安德特人基因在现代人基因组中被检测出后,参与实验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克劳泽说,“我们只在欧洲人和亚洲人身上发现了这小部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段,非洲人却没有。也就是说,基因混合只发生在欧亚大陆。”这实际“反驳了多地起源说”,“如果按百分比来算,96%是来自非洲,也就是说,欧亚人身上96%的基因来自智人,智人是我们当初从非洲走出来的祖先”。后来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检测,也是同样的道理。


中国相信“多地区起源说”,论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的学者,大都是通过从巫山人、蓝田人,乃至许昌人化石上外貌的相似性(即“形态学”),来推断化石间的关联,远不及基因检测的科学性。现在所说许昌人和尼安德特人有关系,也只是通过观察“枕骨上有结构性凹窝、颞骨内耳迷路模式”等实现的,并未被DNA检测所证实。


即使“许昌人”真的有尼安德特人或者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距离“终结”“非洲起源说”也依旧有很长一段路。媒体在报道时贸然下如此结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原题为《一个“中欧混血” 能终结“非洲起源说”吗》)


谢选骏指出:看来真能——


《10万年前“许昌人”已掌握较复杂的石器技术》(科技日报北京1月10日电)报道:


“许昌人”(距今10万—12.5万年,晚更新世早期)越来越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中科院古脊椎所李浩、高星与山东大学及南非金山大学、美国德保罗大学同行合作,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许昌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及相关人类行为活动信息。研究显示,“许昌人”已具备较为复杂和进步的石器技术,发展出灵活、高效的原料和环境适应策略。相关成果于1月9日在线发表在国际考古学期刊《考古与人类学科学》上。


研究人员在对“许昌人”遗址2005—2016年发掘出土的14862件石制品进行了系统研究后认为,其石器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剥片与加工策略两方面:首先,石核(是打下石片后用作工具的砾石部分)剥片方式多样,并以单面单向剥片、不规则多向剥片和向心剥片为主;盘状石核所占比例较高,表现出剥片程序上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第二,工具类型多,包括刮削器、凹缺器、锯齿刃器、尖状器、石钻等;少量尖状器的底部经过修理,表明可能存在配合骨柄或木柄使用的复合型工具;工具加工更为精细,刃缘更加规整,出现软锤修理和压制修理技术。而软锤工具和压制工具的发现,表明古人类已有效地开发、利用骨质资源,具备了成熟、系统的狩猎技术和群体组织行为。


对比显示,“许昌人”遗址出现了与西方旧石器中期遗址相近的器物组合和修理技术,但缺乏西方遗址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石器制作技术——勒瓦娄哇技术,故尚难确定“许昌人”是否有意识地采用了这一标准化剥片方法。专家指出,上述比较研究为人们了解中—晚更新世过渡阶段东西方古人类交流和互动历史提供了宝贵材料。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真行,为了证明自己独裁有理的“特殊国情”,不惜和尼安德特人攀上了亲戚!即使河南人,也愿意沦为尼安德特人的杂种。这大概就是人类原罪的来源吧!夏娃的堕落,是否就开始在她和尼安德特人的交配?也许,“偷吃智慧果”就是这样被描述成了“偷食禁果”……

谢选骏:文学城是大外宣的急先锋



《美政府秘密调查文学城?斯坦福再出专文得结论》(综合新闻 2020-09-30)报道:


继斯坦福大学依托美国顶级智库专家团队于2019年推出针对中国影响力渗透的《胡佛报告》及其2020年修订版之后,文学城再度被斯坦福大学的报告点名了。与胡佛报告不同,这一次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这份研究报告是一份专门针对文学城的报告,其调查研究过程全程未告知我站。


这份针对文学城网站的专门报告由斯坦福大学网络安全政策研究所(Internet Observatory Cyber Policy Center)于9月24日公开发布,名为Chinese Expat News Site Resists CCP Influence(中文海外新闻站点抵制中共控制)。


此前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报告》初版曾引用未经证实的坊间谣传(rumor),指称文学城网站受中共资助,其新闻平台持“亲北京”、“大外宣”等特定政治立场。文学城在第一时间对这一莫须有指控作出回击【文学城CEO当面质疑胡佛报告:我们没拿过北京1分钱(视频)】。此后,时隔一年,斯坦福大学又推出了《胡佛报告》的修订版,对上述不实说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正。【“胡佛报告”大幅修改,文学城终得正名!】


而此次由斯坦福大学网络安全政策研究所推出的最新专门报告,正是针对前述坊间谣传展开调查研究,并对文学城网站是否持有特定的“亲北京”、“大外宣”政治立场进行了评估。


斯坦福大学网络安全政策研究所在未告知本站的情况下,对文学城为时超过一年的数万计新闻信息进行了秘密调查分析。采用了随机抽样、大数据分析、信息来源追踪分析、多个特定议(主)题聚焦、定量统计分析与个案分析解读等多方法、多手段、多维度的评估。


这份斯坦福大学的报告中,多处通过客观的数据与事实分析得出结论,文学城的新闻并不持有任何特定政治立场,也不随任何特定政治议程轨道起舞(do not appear slanted towards CCP-preferred narratives/do not show a clear sympathy with CCP talking points )。报告甚至明确提到,即使是引用来源为中国官方媒体的新闻信息与批评美国的报道,也并没有以“亲北京”为目的或倾向,而是出于提供多元信息和中性报道为目的,并不具有任何政治性导向(a majority of articles originate from Chinese state media, and some are critical of the United States. Most of the content in this category appears to be apolitical)。


最终,这份报告的结论是,文学城作为在美加两国华人社区最有影响力的中文平台,是中国政府扩张影响力的潜在关键关口。但到目前为止,文学城并未落入北京的议程设置轨道。【阅读斯坦福大学针对文学城最新专门研究报告 英文原文】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language news sites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U.S. and Canada, Wenxuecity.com is potentially a crucial gateway for expanded Chinese government influence abroad. For now, it appears to have resisted the drift of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media outlets into Beijing’s orbit.


斯坦福大学的这份最新报告,站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以最严苛的标准对文学城的内容进行了研读。这既让我们更加珍视这个平台所拥有的影响力,也让我们自豪,我们的操守能够经受任何公正的评判与检验。


正如我们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文学城一直是一个独资经营的独立商业网站,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政府或政党的支助。无论是涉及中国还是美国的报道,我们既不会回避基于事实的赞扬与肯定,也决不会讳言对时弊的批评。除了我们的读者,文学城永远不会服务于任何党派,也不会服从于任何政治力量。


别有图谋与混淆视听的谣言不会就此自动消失。我们仍将负重前行。


我们仍将坚信言论自由与思想独立的价值,包容各方声音,鼓励文明与开放的讨论和言之有物的批评。在这里,它不仅仅是被仰望的理想教条,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壤和继续存在的核心价值。


我们也坚信读者的智慧与判断。每一次访问文学城,每一个点击、留言都是对我们的工作最好的评判。


所以,我们会继续坚守下去。不论有怎样的压力,不论它来自何方。【阅读斯坦福大学针对文学城最新专门研究报告 英文原文】


谢选骏指出:二十年以前,2001年初,我第一个站出来,在文学城网站上质疑了洋人编辑出版的《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这个论战过程使我警觉文学城网站是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控制的。


网文《天安门文件》报道:


《天安门文件》(英语:The Tiananmen Papers)是一部由关于中国六四事件的政府内部档案编辑而成的英文书籍,档案由一位化名“张良(英语:Zhang Liang (author))”的人提供,美国林培瑞教授主译,美国黎安友教授负责编辑,柏克莱加大新闻学院院长夏伟教授写结语,于2001年1月由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英语:PublicAffairs)出版[1]。


内容

本书按时间顺序列出1989年4月到6月间的150余个档案;每个档案的引言提供历史背景,连贯全书[2]。


争议

学术界观点

2001年1月6日,旅美的谢选骏教授率先质疑本书的真实性[3]。本书内容的争议主要来自两方面:真实性和来源选择的偏差。


本书引用的文件据称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会议实录,要确定是否真实十分困难。例如汉学家罗德明(英语:Lowell Dittmer)写道,“虽然真实性是关键的问题,令人沮丧的是这种情况下难以解决。”[4]因为没有原始文本,只有电子文本,无法透过纸张、墨水鉴定真伪。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宋永毅表示,中共保密制度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严格,一位中层官员就可能取得这些文件的某个版本,但要确定文件原文是什么并不容易[5]。陈仲礼(英语:Alfred L. Chan)教授在2004年《中国季刊》批评,本书部分是虚构的,部分是基于公开与半公开的来源。黎安友也在《中国季刊》同期撰文回应[6]。


黎安友虽然声称文件是真实的,他也承认选择性使用来源可能会带来问题。“本书的材料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流程,这使得最终的产品离发生了什么事的原始材料有距离。”[7]林培瑞表示,这些瑕疵无损于本书的真实性;他认为,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内部会议中表示本书是最严重的泄漏国家机密事件,这种强烈的负面反应正好证实了本书的真实性[8]。


其他观点

2001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天安门文件》乃失实之作[9]。2001年1月13日,方舟子提出五点理由质疑《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10]。2001年4月15日,封从德说,《天安门文件》中单从“戴晴和十一位知识分子上广场斡旋”一段来看就有五大疑点,当事人的回忆整段在该书中重复,“语句一样、遗漏一样、删改一样、最严重的是连错误都一样”[11]。2004年7月,《开放杂志》主编金钟也质疑《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12]。2014年7月,封从德说,《天安门文件》把戴晴编造的关于他的假故事抄进去,“连错处都一模一样”,他因此认为《天安门文件》是赝品[13]。


2001年1月,民运人士王丹接受《东森新闻报》访问时说,《天安门文件》的真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文件流出所反映的问题。但2001年1月17日,作家曹长青驳斥,如果《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它的“流出”不会“反映出任何问题”,只能在中国人的造假纪录上再加一个大丑闻;王丹这种逻辑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顾手段”,如果民运人士以这种思维来反中共,即使打垮了中共、掌握了权力,也只能是“共产党第二”,因为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没有变;只有帮助人们确信“这批文件资料是真实的”,《天安门文件》才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起推动作用”[14]。


《天安门文件》一些细节错误,例如把徐勤先说成是徐海东的儿子,其真实性因而引起质疑;但亦有人撰文反驳[15],指当年很多东西都是“听说”。2001年1月13日,《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出版商明镜出版社总编辑何频在接受加拿大新城市电视台采访时透露,《天安门文件》有一些明显的细节错误(例如说徐勤先是徐海东之子),但其基本材料是真实的、没有重大的破绽[16]。


2014年8月17日,曹长青说,《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出来后就被识破是造假,“其内容只是中共媒体(驻各省记者站)所写的情况汇编等,根本不是什么‘中共中央文件’,而且最主要内容显然是作者杜撰的”[14]。


反应

中国政府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天安门文件》乃失实之作[9],禁止本书在中国出版[17]。黎安友因为此书被禁止入境中国[18]。


其他反应

方励之表示,本书着重于中共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而非八九民运所诉求的民主,他对此表示惋惜[19]。本书编者承认这一点,指出提供档案的“张良”希望借由此书引起对八九民运的重新评价,加速中国的民主改革[20]。


戴晴表示,张良身为政府公务员,以监守自盗出卖机密文件的手段“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并不可取[21]。


《南华早报》驻北京主任贾斯柏·贝克(英语:Jasper Becker)的书评表示,本书对于六四事件几乎没有提供新材料,最令他失望的是本书没有解释这场大规模抗议是如何发生的[5]。


衍生作品

《中国“六四”真相》:是《天安门文件》的中文版,2001年4月15日由明镜出版社出版[22]。中文版保留了英文版删掉的内容,篇幅相当于英文版的三倍,等于是另一本书[23]。全书1069页除了24页的“人物小注”外[24],没有英文版的注解,也没有注明消息来源。

《“六四”真相名家谈》:搜集了《天安门文件》出版以后胡绩伟、严家祺、吴稼祥、吴国光、刘晓波、戴晴、陈小雅、罗孚、阮铭、金尧如、于浩成、苏绍智、凌锋、杨建利、陆趣、吴弘达、张伟国等亲历六四事件的当事人、有关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的评论意见,2001年5月由大纪元出版社出版[25]。

《谎言愚民唯我独尊 争权夺利血雨腥风》:是“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26]三等奖作品,投稿于2003年8月至9月间,作者化名“凹凸”。凹凸指作品第5、6部的六四专辑,部分内容摘自《中国“六四”真相》,其实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抄自中文版《中国“六四”真相》,偶尔作出一些细微的修改:例如把“部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决没有向市民发过一枪;市民们认为部队不会动用真枪实弹,于是胆子越来越大”一段改为“军队不断开枪示警”,又例如把“宋汝棼的女婿”改为“宋汝尊的女婿”等等[27][28]。


参考文献

^ Liang Zhang. Andrew J. Nathan; Perry Link; Orville Schell, 编. The Tiananmen Papers. PublicAffairs. 2008-08-06. ISBN 9781586481223.(英文)

^ Richard Baum. Tiananmen: The Inside Story?. The China Journ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ul 2001, (46): 119–134.(英文)

^ 任诠. 〈十年磨一剑──纪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发表四周年(4)〉. 六四档案. 2005-05-09 [2014-11-30].

^ Lowell Dittmer. Review Article-The Tiananmen Papers, compiled by ZHANG LIANG, edited by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with an afterword by ORVILLE SCHELL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2001, (166): 476. doi:10.1017/S0009443901000249.(英文)

^ 5.0 5.1 Jasper Becker. ‘Comrade Jiang Zemin does indeed seem a proper choice’. 《伦敦书评(英语: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01-05-24, 23 (10).(英文)

^ Alfred L. Chan; Andrew J. Nathan. The Tiananmen Papers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 2004, (177): 190–214.(英文)

^ Nathan, Andrew. The Tiananmen Papers: An Editor's Reflec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Sep 2001, (167): 725.(英文)

^ Willy Wo-Lap Lam. Tiananmen book sequel likely: editor. CNN. 2001-03-21.(英文)

^ 9.0 9.1 John Leicester. China calls Tiananmen Papers Fakes. ABC新闻. 2001-01-09.(英文)

^ 方舟子. 《伪“天安门文件”的闹剧可以休矣》. 新语丝电子文库. 2001年1月13日.

^ 封从德. 〈《天安门文件》五大疑点──对“十二学者上广场”的考察〉. 六四档案. 2001-04-15 [2014-11-30].

^ 金钟. 《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 《开放杂志》2004年7月号. 2004年7月.

^ 封从德. 《八九学运为何未能撤离广场?》. 《开放杂志》2014年7月号. 2014-07-12 [2014-11-29]. 外部链接存在于|publisher= (帮助)

^ 14.0 14.1 曹长青. 〈13年前批“王丹的想法很可怕”〉. 曹长青网站. 2001-01-17 [2016-08-28].

^ 参考《拒绝镇压命令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徐海东的儿子?》,作者化名桃大仙。

^ 迟延昆. 〈不要以假乱真--评《天安门文件》〉. 新语丝电子文库. 2001-01-21.

^ Andrew Scobell. Book Reviews. Parameters: 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Autumn 2001, XXXI (3) [2014-1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19).(英文)

^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ndrew Nathan. Columbia University Journal of Politics & Society. 2010-04-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2-12).(英文)

^ Fang Lizhi. The Tiananmen Papers (review). Common Knowledge. Winter 2002, 8 (1): 210.(英文)

^ Orville Schell. Analyzing the Tiananmen Papers: An American Sinologist Explains Why he Believes the Documents are Real [《天安门文件》分析:美国汉学家解释他为何相信文件的真实性]. 《时代》杂志. 2001-01-15.(英文)

^ 〈戴晴看《天安门文件》-2〉. 美国之音. 2002-10-03.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 明镜出版社. 2001年. ISBN 978-962-8744-36-7.

^ 《中国“六四”真相》第27页

^ 《中国“六四”真相》第1041至1064页

^ 秦聆 (编). 《“六四”真相名家谈》. 台湾: 大纪元出版社. 2001年5月14日. ISBN 978-1-59068-001-8.

^ 由法轮功大纪元时报的编辑部及博大出版社联合举办。

^ 比较谎言愚民唯我独尊 争权夺利血雨腥风(六)内“血淋淋的木墀地”一段,再比较《中国“六四”真相》第920至924页。

^ 凹凸的作品被中文维基百科长期引用,最后中文维基百科的资料亦被编入《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内,可参考此白皮书的注解。


谢选骏指出:不仅2001年年初文学城已然成为大外宣的急先锋,后来发表我做平的《多维》《万维》《博讯》也逐一沦陷为大外宣的阵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这样的自由人“连累”了它们。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在上面发表了数千万字的写作,他们也无法向中共卖身投靠,卖出惊人的价钱了。

谢选骏:诺贝尔奖黔驴技穷

《美诺贝尔奖得主:从未料到会有中国这样的对手》(凤凰网 2024-05-01)报道: 日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专访。该专访文章于4月29日发布。 谈及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摩擦时,斯蒂格利茨指出,问题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