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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

谢选骏:西方的阶级社会仙女嫁给王子与东方的平民社会仙女下凡穷鬼



《东方文化里仙女都是嫁给穷人,西方全都是嫁给王子》(2022-05-12 顺其道 重庆)报道:


网上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东方的神话里,仙女都是嫁给穷人,什么打柴的,放牛的,种地的,长工的,像天仙配,牛郎织女,田螺姑娘等等。但是就是没有仙女嫁有钱人。西方呢,什么白雪公主,灰姑娘,美人鱼,全都是嫁给王子的,就没有一个普通人娶了美女。

这是为什么呢,绅士们开始了认真的、调侃的、严肃的各种各样的回答,你别说有些回答可以脑洞大开。

1、 西方历史上阶层固化,女孩想出头只有嫁王子一条路。中国社会各个行业都有出头的可能性,自然不需要都嫁王子。本质上是西方之前的社会封闭黑暗。

2、我就是一个标准的穷人 请问这里有没有来自东方的仙女?没有的话,我一会儿再换个地方问问……(被子盖好,继续做梦)

3、因为西方相信童话故事的多半是女的。东方喜欢神话故事的多半是男的。受众不同,故事的需求也不同。(有些道理哈,瞄准不同的细分市场)

4、 这还不明显吗?表现出东方的平等博爱和自由啊,王子代表权贵统治阶级啊,在西方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享有美女,屁民想都别想。(斗争绷得紧,看得出大龄人)

5、 西方的都是女作家,东方的都是男作家。(貌似有道理,古代中国女作家的确少)

6、 士农工商 这是中国古代阶层的地位排序。 另外,仙女太多,王子不够。 还有,仙女需要钱干嘛?嫁个中产许仙就娶了妖怪。(原来古代也性别失调了)

7、 中国是下嫁,是梦幻,是精神鸦片安抚穷人;西方是高攀,是激励,是真实可行的样板。

8、 中国文化使然,一、中国神话表现的女性,可以做仙女,也可以做普通百姓,歌颂了中国女性的优秀品质;二,中国的神仙不能婚嫁,仙女要成婚只能找凡人,如果找一个统治阶级,强强联合,这在重权力平衡的中国是不受待见的;三,给底层以希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好事不能全落到统治阶级头上;四,个人认为这也有警示统治者的意思,不要总在深宫院墙内享福,也要到民间体察民间的疾苦;五,用传播性强的故事来教化普通老百姓,遵守传统道德,像董永不就是孝子,因遵守孝道被上天垂帘。(这位讲格局)

9、西方男神都是下来跟凡人做爱,留半人半神后代去完成英雄业绩;东方男神都是下凡来抓前面做爱的女神及其后代的。 西方神话里的女神下凡都是来作战的,东方神话里的女神下凡都是来做爱的。(这个跑题了,差评)

10、没什么太本质的差别,大概说的都是「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这类意思;如果硬要找出东西方童话/神话传说的差别的话就是,西方人反映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故事里还有些生活的逻辑,而东方的则完全是想象得天马行空。

11、因为中国的神话是写给穷小子看的。而西方的神话是写给傻姑娘看的,受众不同而已。

12、但是中国的那些娶了仙女的都没啥好下场,外国的那些结了婚就没下文了……

13、东方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神话就是鸡汤,用来安抚穷人的,好让穷人抱有一点幻想。西方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神话就是鸡汤,用来安抚穷女人的,好让穷女人抱有一点幻想。

14、呵呵,这些故事不仅仅说的是美女嫁穷人,而且还是嫁的穷书生。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故事本来就是这些个穷逼翻身读书人编写出来的。

15、你们没搞清楚一点,欧洲由于分裂成无数小国家,他们的王子满地跑啊,我们国家长期大一统,哪来这么多王子……

16、在西方人的眼中,年轻男子都是王子;东方人中除了皇帝全是穷逼奴隶,包括写书的作者也是一样。宰相和大将军也都是瘪三,皇帝随时捏死他们,就算皇帝不好意思下手,等下一任皇帝上任肯定是要对前朝老臣全体抄家灭族的,不把这些权力和财富资源释放出来皇帝不放心,新提拔的吊死也没有位置。(这个读过不少古书)

17、我说我为什么那么穷呢,原来命运早就安排好一位仙女与我相连,只是不知道仙女什么时候下凡。

18、中国有权势的人不缺女人,中国英雄人物又不近女色,逼得仙女只好嫁给穷人。 为了愚民,愚弄老百姓只要老实、勤劳、本分,就有仙女下凡以身相许。

19、美好的故事是人们的梦想。人们都觉得天仙配和桃花源是最好的故事。实际上是一种仇富仇官心理,觉得嫁给有钱人没什么好日子。是几千年以来中央集权体制性不义之财暴富的现实反应。富人人品差,所以人们不喜欢把美女和有钱人联系起来。

20、西方是骗平民女孩,东方是骗平民男人。嫁个中产许仙就是妖怪了。

21、很好理解,仙女就像当今有权、有势的女强人、女大款专爱漂亮的小哥,不在乎经济地位; 反过来,西方的王子都像当今有权、有势的男土豪专爱漂亮小姐,同样不在乎经济地位。(这位哥,美好的童话碎了一地)

22、统治者写的故事,告诉穷人、下等人,只有乖乖的,会有好日子到的,当他们有情绪时用来安慰麻痹他们的,让他们有寄托,有馅饼掉下的。西方的故事是民间写的,要有好日子过,自己要努力,有成就。

23、这和买彩票中奖一样,让社会底层吸精神鸦片做美梦而安于现状。中国修仙和武侠小说如出一辙碰到了不劳而获的机遇一夜暴富一夜成仙一夜武功第一都是一个思想基础。而爱看这类玩意儿的群体恰恰又是那些基本没有机会翻身的社会底层,只能吸这类精神鸦片。

好了,你有什么看法,请跟帖展示。


谢选骏指出:人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方的神话里,仙女都是嫁给穷人,什么打柴的,放牛的,种地的,长工的,像天仙配,牛郎织女,田螺姑娘等等。但是就是没有仙女嫁有钱人吧。但是西方呢,什么白雪公主,灰姑娘,美人鱼,全都是嫁给王子的,就没有一个写普通人娶了美女的。为什么呢?”——我看这是因为,西方的社会属于阶级社会,所以仙女嫁给王子是门当户对;东方的社会属于费拉社会,仙女下凡平民才是理所当然。西方的阶级社会仙女嫁给王子,东方的平民社会仙女下凡穷鬼……都是统治者提倡的理想。因为西方的阶级社会由贵族出身王子领导,东方的平民社会由穷鬼出身的皇帝领导。阶级社会可以走向民主自由,平民社会只能产生暴君——例如西方社会的大众民主,开始走向民粹主义的暴政了。

2022年11月23日星期三

谢选骏:印度尼西亚是一堆野蛮的组合

 



《雅万高铁纪行:印尼雄心遇见中国棋局》(陈岩 BBC中文记者 发自印尼 2022年11月22日)报道:


11月16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共同视频观摩雅万高铁试验运行。


“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尼总统佐科同时下达指令,通过视频连线,见证两国合建的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雅万高铁)试验运行。11月16日印尼巴厘岛G20峰会后,两国领导举行双边会谈前,特地加入上述环节。


雅万高铁,连接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全长142公里,大概相当于北京到天津,或者台北到台中的距离;建成后运行时速将达到350公里,将两地交通时间从三小时缩短为40多分钟。


这条铁路对中国和印尼都很特别:


对中国而言,它是中国总包出口高铁的第一单,可能为未来更多出口,设置标准、提供经验。在中文媒体语境中,高铁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四大发明之一(其他三个是移动支付、网购和共享单车),而且是具备出口能力且附加值最高的一项。


对于印尼而言,它是印尼乃至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铁,连接爪哇岛上两个大城市,以期缓解困扰爪哇的拥堵问题,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区域发展更均衡。


这条铁路也面临争议,比如预算超支、工程延期等,以及对于环境和社区的影响。BBC中文记者飞抵视频连线的另一端——万隆德卡鲁尔高铁站,然后一路向西抵达雅加达,深入了解这条铁路。


11月16日印尼巴厘岛G20峰会后,中国与印尼双边会谈前,习近平和佐科共同视频观摩雅万高铁试验运行。


距离万隆市中心十几公里外就是德卡鲁尔高铁站,这是雅万高铁一期项目的四座车站之一,也是其最东端。


在一片农田之中,一个巨大建筑在眼前徐徐展开,它的周围稻田还未插秧,成群的鸭子在水田中觅食。恢弘的现代建筑与倾颓的民房,对比鲜明。当地人说,这一片已经被万隆市政府纳入新区规划,有些地块被开发商买走,并插上牌子,宣示归属权。


铁路桥已经架起,铁轨笔直地延伸到远方,每根铁轨长达50米,全部从中国进口,抵达印尼时甚至改建港口设施,才能运抵施工现场。工程机械的声音不断传来,佐科上月视察高铁项目时表示,目前项目已完成近90%,预计将于明年6月实现商业运营。


万隆是印尼第四大城市,人口250万左右,也是人口最多的西爪哇省首府。这里群山环绕,地势较高,气候凉爽,风景宜人,被称为"爪哇之巴黎"。当地人告诉我们,很多雅加达人周末和假期都会来,旅游是当地重要的收入来源。


2008年印尼有建高铁的打算,日本积极主动地推进前期研究和规划,首先考量的就是连接万隆和雅加达——因为两城经济和政治地位都较高,相距却不太远(140公里左右),这意味着更少投资,更高盈利能力。


日本在研究规划阶段很积极,不仅完成雅加达到万隆的综合研究,甚至进一步完成远期方案的研究,从万隆再往西近600公里,连接井里、三宝垄、泗水,贯通爪哇全岛。


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建成新干线,在高铁领域声誉良好,对于拿下印尼项目又十分进取,开出优惠的融资条件,似乎势在必得。


万隆人约吉博士认为,高铁对于商业上的便利影响最大。但他担心,能坐得起车的是少数人,对旅客量和持续运营能力不甚乐观。


印尼的地理环境很特别,主要国土分布在五个大岛,但经济和人口分布很不均匀。


万隆所在的爪哇岛,面积与英格兰或中国安徽省差不多,只占印尼的7%;但人口超过1.4亿,占全国一半左右;经济产出甚至占到近60%。而且爪哇岛还很狭长。


这些因素叠加,使岛上的货运、客运,无比拥挤。


驱车向万隆郊区开去,立刻感受到堵车之苦,不到20公里的路,开了一个半小时。


城里城外,交通拥堵反而成了常态,由此催生出一种有趣的社会现象:有些非常繁忙的路口,周边的一些居民自发每日指挥交通,疏通车流,路过的司机有的会打赏小费,竟然成了一种生计。


正因为如此,土生土长的万隆人约吉·苏普拉约吉博士(Yogi Suprayogi Sugandi) ,对于雅万高铁的开通十分欣喜。约吉是国立巴查查兰大学的学者,研究方向是城市及社会发展。他骑着一辆通体磨砂黑的雅马哈摩托车来到巴查查兰校园与我们会合,因为“开车太堵”。


“高铁的一端是万隆,我很骄傲。”约吉回顾过去30年交通发展,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似曾相识,“我还记得九十年代,要去一趟雅加达要一天的时间,早上出发,天快黑了才能到;2000年左右,开通了高速公路,说是3个多小时就能到,但很难实现,因为总是堵车,要快五个小时;直到雅加达和万隆之间的铁路运行,才能保证在3小时抵达;新的高铁能够40分钟就到,几乎不敢想象。”


约吉认为,高铁对于商业上的便利影响最大,早上8点坐上车,能赶上雅加达九点半开会,下班坐上车,能赶回万隆吃晚饭。


确实如约吉所说,高铁往往可以使两个大城市之间,形成同城效应,缓解大城市病。世界银行对中国高铁的研究显示,沿线商业生产力平均提高 10%。


既使乐观如约吉博士,也有他的担心。


首先是票价问题,目前消息显示,从万隆到雅加达,票价大概在30万印尼盾左右(140元人民币;600元新台币),这个价格对于当地人来说并不低。根据CEIC数据,印尼人2021 年平均月收入为270万印尼盾左右。一张车票超过月工资的十分之一。


约吉担心,能坐得起车的是少数人,对旅客量和持续运营能力不甚乐观。


不过,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印尼当初选择中国方案而弃用日本方案的原因。


“日本七年努力化为泡影。”2015年9月,当日本得知印尼选择中国方案后,东洋经济日报如此评价。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的用语则是“极其遗憾”和“难以理解”。


之后,从日本官员到商界都在追问一个问题,“怎么可能输给中国?”在日本国内看来,给予印尼高铁的优惠,好到不可思议——40多亿美元的报价,低于中国的50多亿美元;利率低到0.1%长期日元贷款,对比中国利率2%的贷款;再加上广受赞誉的日本新干线。


但日本方案有两点,让印尼人犹豫,首先25%的成本需要由印尼方面筹集,另外75%虽然来自日本低息贷款,但是需要政府担保。


然而,当时印尼政府坚持不愿提供政府担保,甚至认为该项目的资金不应该出现在政府预算中。“佐科想要一个B2B(商业对商业)的方案,而不是日本的G2G(政府对政府)的方案。”约吉总结。


中国方案在这方面满足了印尼的需求,愿意接受该项目的财务风险,放弃印尼政府的担保,而日本则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这样做。


德卡鲁尔高铁站。当地人说,这一片已经被万隆市政府纳入新区规划,有些地块被开发商买走,并插上牌子,宣示归属权。


最终,双方建立合资企业(KCIC),印尼国企和中国国企分别占股六成和四成,这家公司享受高铁的特许经营权,用盈利来偿还建设成本。


如果真如约吉所担心的,由于印尼人消费能力所限,使高铁客流上不去,这家合资公司非但难以偿还中国的贷款,还会每年不断失血,损失中方和印尼方投入的股东权益。这种担心有前车之鉴,比如台湾高铁线路,定价较高造成客源主要为商务客流,非商务客流望而却步,乘客数低于预期,收入难以覆盖债务。而相比台湾,印尼的消费能力差距不小。


为什么中国和日本面对风险时看法迥异?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都会超前规划,以满足高增长数年后的需求,相应地在计算成本收益时也按此估计,中国把自身过往发展投射到印尼的发展前景中;日本则经历“失落三十年”,在低增长、负利率下徘徊,对于未来收益计算也更保守。


约吉也同意,高铁能不能回本,取决于印尼的发展。“印尼有个‘2045年愿景’希望到时建国一百年,能够跻身全球前五大经济体,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如此不惜代价地争取印尼高铁项目,《雅加达邮报》认为他们在“下一盘大棋”(play a big game)。印尼作为全球人口第四大国,经济发展较快,基建前景很大,而整个东南亚,乃至全球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都会陆续产生高铁建设的需求。雅万高铁是这盘棋的第一步,中日都想下好。


中国方案中的一些细节,能够看出端倪。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国还承诺与印尼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生产机车、铁轨等设备,不仅为印尼生产,还出口到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包括转让相关技术。


土生土长的万隆人梅基·潘东很担心高铁建设对环境和社区的影响。


2015年时的中日方案差异还在于时间表,日本提案2018年开工,2023年完成;中国提案2016年就可以开工,2019年就能完成。


2016年1月项目虽然如期开始,对于人员拥挤的爪哇岛来说,快速推进一个庞大高铁项目,遇到麻烦几乎不可避免——比如雅加达附近车站因占用军事基地的土地而与军方争执不休,种种问题使几乎两年后才开始动工,完工时间也拖到2023年中旬,这恰恰是日本原本的计划。中国似乎把自身建设高铁的时间估算也投射到印尼项目上。


另一位土生土长的万隆人梅基·潘东(Meiki Paendong)很担心高铁建设对环境和社区的影响。梅基·潘东是一家环保非政府组织WALHI在西爪哇分部的执行理事。


潘东说,土地使用的变化造成矛盾,一个原因是近两年有些地区报告异常的洪水,可能原因是林地变成硬化地面,使排水量损失,或者阻挡排水渠道,林地变成建设用地,肯定涉及到环保评估,即使无法确定洪水就是项目建设的影响,他认为起码证明其环保评估不充分。


其次,农地变为建筑用地,会涉及到拆迁补偿是否公允的问题。潘东说他掌握的情况来看,在补偿过程中并没有“有意义的谈判过程”。不过,他也说,这在印尼的大小项目中很常见,是一项社会顽疾。此前,有报道称印尼正在加里曼丹建设的新首都正以极低的成本进行征地拆迁。


最后,潘东说,比较独特的影响是项目工地附近社区影响,比如有民房因为项目爆破而受损严重。


根据潘东提供的线索,沿着铁路线,可以抵达奇马西镇(Tipar Sari Asih),这个万隆城郊小镇,依山而建,地势险峻,开车进入要猛踩油门才能攀上陡坡。


村民艾哈迈德回忆高铁挖隧道时,一声巨响后,他的屋子出现裂缝,裂缝从房顶一直延伸到地板——裂缝从房顶一直延伸到地板,裂缝在地面游走,并贯穿垂直的另一面墙。


村民艾哈迈德是一位机械修理工,他回忆高铁挖隧道时,一声巨响后,他的屋子出现裂缝,裂缝从房顶一直延伸到地板,裂缝在地面游走,并贯穿垂直的另一面墙,看起来像一刀斜切下去,而艾哈迈德的床和餐桌,都在仿佛被切掉的一块。艾哈迈德称当地有15户人家同时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这里在斜坡上,雨水又多,担心地质结构被破坏,未来发生整体垮塌。”


由于BBC中文在当地时间有限,无法独立核实上述提到的负面影响的真实性。但据艾哈迈德介绍,高铁公司雇佣当地高校的一个团队,在墙上裂缝处,钉上检测装置,可以监控裂缝宽度的变化。但进一步勘测和赔偿,暂时还没有下文。艾哈迈德只能自己利用废旧轮毂加固地基,防止坍塌。


艾哈迈德称当地有15户人家同时出现这种状况,当地雨水多,人们担心地质结构被破坏,未来发生整体垮塌。


潘东提醒,虽然这类事件在其他项目上也会出现,但高铁是很知名的中国建设项目,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反噬。“在印尼一些人群因为觉得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高而有负面看法,以前也发生过不好的事件,但现在整体上中国的形象还行,而这类影响到村民个人利益的事情处理不好,可能会成为定时炸弹。”


约吉则认为,中国在印尼的形象是分化的,不同人群有分歧,但很正常,因为中国是世界大国,另一个大国(美国)在印尼面临的争议也不少。他建议,中国可以学习美国,合作的同时,美国通过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的援助计划,获得底层人群的好感。


在印尼期间,一位当地司机打趣道,“美国人全球到处搞民主,中国人全球到处搞基建,沙特人全球到处捐清真寺,他们全都到印尼汇合了。”


带着在万隆的见闻,踏上火车,向西去往雅加达,乘坐现有铁路,时速不到60公里,但却是两地间最快的交通方式。


晃晃悠悠,历经三个小时,终于抵达雅加达,它庞大而具有活力;摩托、行人、汽车川流不息,混乱却有序,带给人矛盾的感受。


这里我们能感受到建高铁的必要之处,截止2021年,雅加达市区人口已达1091万人,再加上周边城镇的大都会区,人口超3500万,仅次于东京的世界第二大都市圈。


稠密的人口不仅使交通拥堵不堪、污染严重。大量用水需求导致地下水过量开采,加剧地面沉降。再加上雅加达原本就地势低平,易受洪水侵袭。万隆理工学院认为,若不介入,雅加达四分之一的土地今后10年将没入大海。印尼也因此希望高铁能够帮助缓解雅加达的大城市病。


印尼的财政部长慕利亚尼接受BBC中文采访称,印尼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年轻,基础设施的需求显而易见,实际上印尼发现基建的落后是拖累印尼更高增长的关键因素,高铁满足了城际之间人群大规模流动的需求,正是印尼所欠缺的,而且随着印尼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也将实现经济上的平衡。


潘东则认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区居民,他们都应该排在大型项目规划的优先事项中,因为他们缺乏话语权,很容易受到伤害。


围绕这条铁路,无论赞誉还是争议,其实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一边是经济发展,一边是保护环境和社区,都很重要,如何平衡?


其实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要效率还是公平。像印尼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选择更倾向效率,牺牲一些公平。


约吉则用印尼的国家格言“存异求同”(Bhinneka Tunggal Ika)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两者虽然不容易兼顾,但不是非此即彼。


未来雅万高铁,可能将继续向西延伸,贯穿整个爪哇,如何更好地寻找到那个平衡点,可能需要决策者更深地思考。


谢选骏指出:印度尼西亚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霸占开发的一堆殖民地所构成的“野蛮的组合”。在这样的地方投资,等于是往火山口里扔钱。


《印尼西爪哇发生地震造成50多人死亡 数以百计人受伤》(2022年11月22日 美国之音)报道:


印尼西爪哇省席安约镇的救援人员在地震后检查一家店铺的受灾情况。(2022年11月21日)


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West Java)星期一(11月21日) 发生规模5.6级的地震,造成50多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在余震不断的同时,力争解救困在瓦砾下幸存者。


路透社报道说,西爪哇省省长瑞德万·卡米尔(Ridwan Kamil)证实已有56人死于这次地震。这次地震震中位于首都雅加达东南约75公里的席安约镇(Cianjur),震源深度10公里。


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BNPB)在一个记者会上称,席安约镇有多达700人受伤,超过300多个家庭房屋受损或被摧毁。报道说,席安约镇的官员赫尔曼·舒赫曼(Herman Suherman)表示,当地停电,导致通讯中断。他还说,由于发生滑坡阻碍道路通行,古格南(Cugenang)地区的居民无法被撤离。


印尼西爪哇省席安约镇一家医院外的地震幸存者在输液。(2022年11月21日)来自新闻频道Metro TV(都市电视)的画面显示,数以百计伤患在一家医院的停车场接受治疗。而席安约镇的许多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在外面焦虑地聚集等待。


其他电视频道的报道显示,一些伤者在人行道上接受点滴和其他治疗。报道表示,有关官员仍在设法确定这次地震造成的整体破坏程度。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BMKG)表示,地震发生后不到两小时内,发生了25次余震。该局补充说,如果下大雨,担心可能发生更多滑坡。


在雅加达,一些人从中央商业区的办公楼撤离,其他人则报告说感到建筑摇晃,一些家具移位。


印尼位于地震高度活跃的“太平洋火环带”(Pacific Ring of Fire)上,地壳不同板块在这里相遇,产生大量地震和火山。


2004年,印尼北部的苏门答腊岛发生规模9.1地震并引发海啸,殃及14个国家,造成印度洋沿岸22.6万人丧命,其中超过一半是在印尼。


谢选骏指出:习近平前脚刚走,后脚就发生大地震了,不论这是幸运还是不行,反正印度尼西亚就是一堆野蛮的组合,它哪里适合做高铁项目嘛。


《揭秘印尼为何灾难频发:位于世界活跃地震带》(2010-10-28 新闻)报道:


10月25日,印尼当局将中爪哇省的美拉皮火山可能爆发的警讯提升到最高级,这一级别预示火山喷发即将发生,居住在火山四周危险范围内大约有四万人。当地政府已下令附近居民火速撤离。


导读:印尼近日连续遭到地震、海啸与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的袭击,27日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至少341人。美国MSNBC网站撰文揭秘印尼为何灾难频发,以下为文章全文:


印尼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它位于几个构造板块交界处,周围火山环绕。该国的岛屿位于全世界最不稳定的一个区域。这周的火山爆发和由强震引发的海啸,显示印尼位于不稳定的地质构造上。


作为全球最大的岛国(由1.75万座小岛组成),印尼坐落在世界上最活跃的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和世界第二大最活跃地震带——阿尔卑斯带之间。夹在这种地震多发带中间,意味着这个岛国会经历全球最强的地震和最猛烈的火山爆发。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说,环太平洋地震带学术上又称环太平洋带,是全球最强的一个地震带,它的一系列断层线从西半球的智利穿越日本和东南亚,一直延伸2.5万英里(4.02万公里)。


地震一般会沿断层带发生,断层是地壳的岩石构造板块里出现的连续性破裂。两个构造板块相互冲撞,慢慢在这些断层之间积聚压力,日积月累,就会引发地震。世界上大约90%的地震和全球80%最大的地震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大约17%全球最大的地震和世界上5%到6%的地震发生在阿尔卑斯带。而印尼就处在这两大地震带之间,它东北面临环太平洋地震带,从苏门答腊岛到帝汶岛的西南则临近阿尔卑斯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说,仅2009年一年,印尼就发生10次里氏6级以上的地震。


印尼25日发生的里氏7.7级地震,引发高达10英尺(3.05米)的海啸,导致重大人员伤亡,这次地震是由澳大利亚板块与桑达(Sunda)板块相撞造成的。桑达大型逆冲区(Sunda


megathrust)发生的其他大规模断层事件,包括2004年的里氏9.1级地震和印度洋海啸,导致周边国家大约23万人死亡。印尼地下存在很多平移断层和冲撞板块。该国就位于欧亚板块、澳大利亚板块、印度洋板块、桑达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


事实上,板块运动还引发了全球最猛烈的一些火山爆发。例如,印度洋板块俯冲到欧亚大陆板块下方,形成印尼西部的火山弧,这是环太平洋地震带的一部分,拥有129座活火山。环太平洋地震带总共有452座火山,占全世界的活火山和休眠火山的75%。印尼最活跃的两座火山——凯拉特火山和默拉皮火山都位于爪哇岛。而且这两座火山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爆发。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默拉皮火山在10月26日爆发,据说夺去了100多人的性命。这座火山位于爪哇岛中部和印尼首都雅加达东南大约310英里(498.90公里)处。默拉皮火山在这之前的一次爆发,发生在2006年,它造成2人丧生,不过这座火山的猛烈爆发史还包括:1930年导致1300多人死亡和1994年夺去大约70人性命的两次爆发。


印尼发生的其他大规模火山爆发,包括1883年的喀拉喀托火山(Krakatau)爆发,据说它产生了近代史上最大的爆炸声,共造成4万人死亡。喀拉喀托是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一座火山岛。东巴(Toba)超级火山位于苏门答腊岛,它在7万年前爆发,引起全球性大灾难,使全世界在未来6年内一直处在火山冬天的笼罩下。


谢选骏指出:“印尼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它位于几个构造板块交界处,周围火山环绕。”——如此一堆野蛮的组合,注定了它的居民心理变态,极为凶残……印度尼西亚这堆野蛮的组合经常发生屠杀华人的恶性风潮,就是明证之一。所以只有汉奸才会去印度尼西亚那里投资。

谢选骏:卓长仁等反共义士是两岸关系缓和的牺牲品

《一对野鸳鸯的一枕黄粱梦,小记劫机犯卓长仁、高东萍逃台后的岁月》(2022-09-06 顾氏造船厂)报道:


2001年8月10日22时许,2名死囚被台湾警察押出了台北看守所,走在前面的1人头发花白,身材高大,拄着双拐,令人奇怪的是,8月份的台湾省正值盛夏时分,甚至连警察都热得要穿短袖制服,而此人却穿着一件风衣。这位被押往刑场的人,正是在18年前“5.5”劫机案的首犯卓长仁!这位当年被台当局捧为“反共义士”,不惜动用各渠道关系从南朝鲜“捞人”,随后又给予其重金赏赐的人,是怎么一步步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呢?


1983年5月5日,以卓长仁(原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为首的6人,包括姜洪军、安卫建(两人原为沈阳体育学院保卫科工作人员)、王艳大(原沈阳市于洪区陵东公社上岗大队第四生产队金属结构厂业务员)、吴云飞(原广东省琼海县温泉公社农场工人)、高东萍(原沈阳某机械厂工人,卓长仁姘妇),劫持了中国民航从沈阳飞往上海的B-296号三叉戟客机,威胁飞行员将飞机飞到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南朝鲜。飞机迫降在南朝鲜春川军用机场后,6人向当地警方投降。此事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但由于与南朝鲜有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在其中的运作,最终南朝鲜汉城地方刑事法庭于当年8月18日从轻判处主犯卓长仁有期徒刑6年,其余5人则分别被判处4到5年的有期徒刑。但即使是这一明显被“政治化”的判决最终也未能执行,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8月13日,在台方的多方暗箱操作下,韩国全斗焕当局当局宣布假释6名劫机者,随后台方立即将他们接运到台湾。


在这6人抵达台北后,立即受到了台当局的空前热情地迎接。此前为了营救这6名身陷囹圄的“义士”,岛内还掀起了一场“救援”运动,还组成了一个“中华民国各界支援大陆飞韩国争取自由六义士委员会”。“委员会”专门聘请了多达18人的精通南朝鲜法律和国际法的律师团,专门赴南朝鲜去“捞人”。


众所周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台当局对这起劫机案如此热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台湾省的蒋家小朝廷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经国自1978年5月20日接任“总统”的职位后,就没过上几天顺心的日子:先是1979年初中美建交,随后又是1982年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美方宣布要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此外台湾的本土势力正在蠢蠢欲动,意欲借着夺取最高权力,美国方面也对盘踞台湾数十年的蒋家小朝廷越来越不耐烦,正以各种借口打压蒋家,迫使其交权,以完成所谓的“民主化进程”。


就在台当局四面楚歌之际,这起劫机案不能不说给了台湾方面打了一针强心剂。谁说“中华民国”危如累卵?这些“义士”心向“自由”,冒死前来投奔,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台当局为了充分利用这起劫机事件,为自己涂脂抹粉,同时也借机为民心士气打气,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包装和炒作。


在盛大的欢迎仪式后,蒋经国还亲自接见了这6名劫机犯,并亲口称他们为“六义士”,还指示所谓的“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必须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学习,“以使6人在台湾一生都过得无忧无虑”,云云。在蒋经国发话后,于是这6名原先的劫机犯,顿时鸡犬升天,摇身一变成了红得发紫的“义士”。


他们6人不但每人领到了1000两黄金(折合当年的新台币约250万)和一所住宅的“奖励”,还根据各人的不同要求被台当局安排到不同的单位工作或学习,尤其是首犯卓长仁,他被安排到所谓的“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当上了“研究员”。由于其不学无术,“研究”不出个什么东西,只能将台方反复鼓吹的“反共”、“自由”等口号翻来覆去地喊,实难当此任。因此后来被“留职停薪”,安排去台军所谓的“政战学校”进行“深造”。卓长仁对自己被“停薪留职”很是不满,于是特地跑去找高层哭穷,于是台当局大笔一挥,又给了他500万台币作为补偿。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在卓长仁被台当局榨干利用价值之前,他奔波于岛内各地的电台、电视台、企业、学校、机关及军警部门,先后发表了近百场的演说,这些演讲无一不是恶毒地对大陆进行攻击,同时鼓吹台湾的制度,等等。卓长仁也因此成了当时台湾地区响当当的“名人”。


英雄自然要美人来配,虽然所有人都注意到劫机犯中唯一的女性高东萍与卓长仁之间关系非同一般,但长得人高马大的一副好皮囊,自称“未婚”,现在又多金的卓长仁,还是立马就被台小报的狗仔队扒出了不少花边新闻,一时间成为了娱乐版的主角。


由于当年内地条件无法和台湾地区相比,从大陆来台的“义士”们到台后,无一例外地都被台湾的花花世界给迷得找不着北,加上现在他们都是“腰缠千金”的阔少,在暴发户的心态驱使下,绝大多数人都沉迷在酒吧、夜总会、赌场等场所不能自拔,卓长仁自然也不例外。虽然当时岛内就有传言称卓长仁在大陆有妻儿,他是因为贪污公款以及和劫机犯之一的高东萍私奔,才当了“义士”。对于这个“谣言”,卓长仁当时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1985年,也就是来台1年后,卓长仁开始交女朋友了,但对象却不是高东萍。


高东萍自然非常生气,她频频找卓长仁“谈判”。要知道之前为了自抬身价,高东萍可是自吹自己是“空姐”,“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女儿”,称自己利用身份将劫机用的枪支藏在自己的行李中,才得以避过安检。


“没有老娘的话,劫机根本就不能成功!”


她仗着自己和卓长仁是最早开始谋划劫机的,处处自诩是“六义士”的二号人物,因而颐指气使,加上东北人大大咧咧的习性,大有要将此事闹得不可收拾的趋势。


台当局自然不希望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义士”人设毁于一桩莫名其妙的感情纠葛。于是,在台当局的强力介入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卓长仁最终在1988年4月11日和高东萍“喜结良缘”。由于他们有2份奖金,又有体面的工作,此时颇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那种豪迈,出手就在台湾顶级的圆山饭店订了200桌的喜宴,大宴宾客,极尽奢华。


但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卓长仁和高东萍的好日子随着蒋经国的去世逐渐走上了下坡路。由于不学无术且趾高气扬,卓长仁在单位里遭到了同事的冷嘲热讽,心高气傲的他受不了这种“排挤”,愤而辞职。他认为自己家里还有千万资产,台湾又是遍地黄金,就算不吃“反共”这碗政治饭,还能做生意,怕什么?!


在1989年,卓长仁辞掉了台当局为他安排的工作,正式“下海”,成为了一名商海的弄潮儿。自认脑子活络,资金雄厚,又上面有人“罩着”的卓长仁和他人合资开了地下投资公司,并且野心勃勃地大笔资金投入期货市场、股票市场,还兼做土地中介生意,大有席卷天下财富的架势。


大约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卓长仁的运气似乎用完了,麻烦开始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


首先自然是他在大陆的妻子。


在蒋经国驾鹤西去后,台当局迫于岛内的舆论压力,不得不放松了到大陆探亲的禁令。台《时报周刊》对卓长仁在大陆已经有妻儿的消息很感兴趣,于是派出副总编赵慕嵩(满族、祖籍北京)利用探亲的机会先是到了北京,经中国记协的同意,同时在辽宁省记协的协助和陪同下,来到沈阳采访的卓长仁的原配妻子王玉春。在她工作的工厂会客室,王玉春向他谈了卓长仁的一些情况,采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赵慕嵩通过王玉春的言谈,已经了解所谓的“唾弃大陆制度,愤然投奔自由”的实质就是捞钱后和时年28岁的高冬萍私奔。


当天,赵慕嵩又去了卓长仁家采访了卓长仁的父母,虽然此时大陆已经不再对叛逃者的家属采取严厉的监管,但老两口还是受尽了邻居的冷眼,以及亲朋好友的疏远,心里是极为痛苦的。采访后,赵慕嵩对卓长仁的观感一下子就变了,从那个能说会道的“义士”变成了一个抛弃一家妻儿老小的“亡命之徒”,并且对他的行径极为鄙视。


当晚赵慕嵩又造访了在沈阳市民主路的高冬萍家,这是一栋当年典型的国企职工宿舍区的二层楼房,高冬萍在叛逃前和父母就住在二楼的一间住宅。高冬萍叛逃后,其父母无法面对周围的鄙视和唾弃而搬了出去,后来由于企业要将这里改为幼儿园,其他住户也都迁走了。赵慕嵩在当地找到了认识高东萍的邻居,邻居把高东萍的老底全告诉了记者,这位东北大妞原是机械厂工人,在认识卓长仁后,很快被这个有妇之夫迷住了,两人很快勾搭成奸,但这段婚外情后来曝光了,高东萍还受到了单位和家庭的警告,但高并没有迷途知返,反而变本加厉,最终与卓长仁一起实施了劫机。这次采访也戳穿了高东萍是“空姐”,父亲是“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谎言。


赵慕嵩在回台后,发表了他在大陆采访的报道,把卓长仁的老底全都抖了出来,并且他还配发了卓长仁妻儿的照片。这篇报道立即在台湾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抛弃发妻迎娶姘妇”的报道铺天盖地,随后台“国大”代表吴哲郎受卓长仁原配王玉春的请托,起诉卓长仁涉嫌犯有重婚罪。由于证据确凿且民意汹汹,这回即使是“义士”的金身也保不住卓长仁了,经台士林地检署起诉后,卓长仁被士林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由于台当局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最终宣告缓刑三年。


卓长仁才刚刚缓过一口气,更大的打击马上就来了。由于台当局开始整顿岛内地下金融市场,查抄钱庄、交易所、以及各种机构,致使卓长仁在这个过程中全部投资血本无归,损失达数千万台币之多。(题外话,台80年代末90年代初查抄地下金融市场过程中,多数来自大陆的“义士”都损失惨重,以叛逃的飞行员李显斌为例,他损失高达6公斤黄金,约合200万新台币,几乎倾家荡产,此人的故事另文叙述)。


生意失败后,之前的道上“兄弟”立刻翻脸不认人,逼卓长仁将别墅卖掉抵债。而“败家娘们”高东萍也将手里的钱败得七七八八了,由于她头脑简单,任何人只要恭维她一番,就能骗取信任从她手里借到大笔的钱,她前前后后被“借”走而无法收回的款项达数百万。


到了1991年,卓长仁和高东萍这对夫妻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搬到一处普通出租屋居住。高东萍开始尝试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而卓长仁却另有想法,他还幻想着能“一夜暴富”,东山再起。


卓长仁找来了当年的劫机案同案犯姜洪军和另外一名“义士”施小宁(原福建省平潭县人武部军械库保管员,1985年叛逃),开始策划一起大案来搞钱。


这3人盯上了台湾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的儿子王俊杰。这位纨绔子弟也是不学无术,每天不务正业和一帮“兄弟”混迹社会,他年轻气盛,社会经验浅,加上出手大方,简直就是一张最佳“肉票”。于是卓长仁出面设局以介绍一桩土地买卖为借口,把王俊杰约到卓长仁住处。1991年8月16日晚,王俊杰到卓的住处,随后三人立即出手制服王俊杰,在双方扭打过程中,王俊杰的头部挨了致命的一击,因颅内出血当场死亡。


卓长仁等人杀人后,就将尸体丢在车上,再把车停在一处偏僻的建筑工地旁弃尸。第二天,卓长仁打电话给王欲明,要求付五千万赎金,否则撕票。没料想王欲明在第一时间报警。


8月20日,在案发后4天,由于尸体腐烂发出臭味,工地工人报警,于是警方发现了王俊杰的尸体。在随后的追查中,卓长仁等“义士”就立即浮出水面了。由于王俊杰失踪前曾经告诉女朋友当晚要和卓长仁等人谈生意,因此台湾警方立即传讯了卓长仁等人。卓极力否认当晚见过王俊杰,声称王后来打电话取消了行程。高东萍也声称没看见王俊杰走进家门。


但台警方随后查明,8月16日当天只有卓长仁和姜洪军打过死者电话,死者根本就没有打过卓、姜的电话!因此根本不存在王俊杰打电话取消行程的事情,卓长仁和姜洪军2人有重大嫌疑!按说此时如果台湾警方祭出其在“戒严”期间的“传统手艺”,那套结合了中国传统刑讯、日式酷刑和美式科技的“手段”,只怕卓长仁等人连一个回合也坚持不住。但由于这些人毕竟是“义士”,蒋经国虽已归天,但尚在政坛且与“六义士”有渊源的国民党大佬还颇有几个,因此台警方和检方不得不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给予了卓等人最大的“体面”。


可卓长仁压根就没想到也给台湾当局一个“体面”,眼看着警方和检方对案件的调查逐步深入,他开始慌了手脚,情急之下的卓长仁开始打算打“政治牌”了。1991年11月,卓长仁放出风声,扬言由于他目前受到了“政治迫害”,他有意返回东北老家,他还胡说大陆的有关方面对他的身份和名气非常重视,已经邀请他返回大陆,不但答应以前的贪污和劫机案都既往不咎,还许诺他当沈阳市台办主任!卓长仁妄图以此“以退为进”,利用自己敏感的身份,迫使台当局出手替自己摆平此案。但此时两岸的联系已经恢复,虽然台湾当局无法直接与大陆进行政府间的沟通,但是派个记者问清楚情况还是办得到的,当台方就此询问辽宁省台办时,得到的回复是绝无此事,并再次声明卓长仁只要回来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卓长仁玩弄得这一手反而让台警方觉得如果不拘捕他的话,这厮没准真有可能外逃。于是,台警方申请了逮捕令,将卓长仁收押进台北市看守所。


卓长仁一计不成,很快又生一计,前面提到过,台警方在“戒严”期间有一整套让人开口的“传统手艺”。蹲在号子里的卓长仁于是很快就拄起了双拐,声称自己受到了警方的“严刑逼供”,什么老虎凳、喝煤油等,高东萍也绘声绘色地说她老公的腰被警察踢坏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卓长仁的控诉很快就引发了社会共鸣,社会上出现了声讨警方“酷刑”的声浪。


自觉比窦娥还冤的台警方不得不求助检方为自己洗白,在台检方多次对卓长仁进行体检后,发现他所说的“遭受酷刑”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这家伙拄拐的原因更多是因为他自己有痛风。


而此时绑架杀人案的案情有了很大的突破,一个女性目击者出来指证当时卓长仁等3人曾经在案发当天出现在抛尸现场,并且在卓长仁家里提取到死者在挣扎时踢到墙壁留下的袜子的痕迹,越来越多的人证物证使得卓长仁的2个同伙遭遇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施小宁和姜洪军先后招供,并且指认卓长仁就是主谋。在同伙的指认下,卓长仁也不得不认罪。


但要是认为卓长仁就此认命伏法那是太天真了。在警方将案卷移交检方,台地区法院开始审理此案后,卓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矢口否认自己曾经杀人,并一口咬定自己是在刑讯逼供下才被迫招供的。与此同时高东萍也上蹿下跳,极力协助老公脱罪。她奔波于当年会见过自己的台湾大佬的府邸和办公场所,恳请对方看在“义士”的面子上拉卓长仁等人一把,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警方“残暴不仁”,草菅人命。于是乎,这些人碍于面子,不得不出面在各种场合“打招呼”,从而给台湾警方和检方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将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博弈”。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卓数次翻供,四处攀咬,甚至倒打一耙,加上案外的政治影响力,使得一桩案情简单的绑架杀人案最终成为了让人头疼的“悬案”。虽然台地区法院一审宣判卓长仁等3人死刑,但卓很快上诉到高等法院要求重审,在随后的复核中,由于卓等人提不出新的证据,只是通过讼棍反复质疑警方提交的证据的有效性,但又无法证明这些证据是非法的。最终台高等法院也驳回了上诉,核准卓长仁等人的死刑。卓随即又上诉到最高法院。


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除了卓长仁等3名凶手外,各方都被折腾地疲惫不堪。台当局捧着这个吃不下又丢不得的烫手山芋,陷入了极为狼狈的窘境。按照正常的情况,卓长仁这种人早该上刑场了,但国民党内某些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势力,他们从心理上是不愿意见到当年的“义士”落得如此下场,让国民党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名声再次受损。


但此时已经不是当年的“戒严”时期了,岛内的舆论和民意是这些人无法完全操控的。因此他们希望能拖着案子,待到各方都不想再纠缠下去后,至少能让这些人渣混个“不死”。


但问题是卓长仁要的是“脱罪”,同时被害者家属意志坚定,拒绝妥协。这来回的扯皮一扯就是9年,前后更换了10多位法官。虽然案子虽然一拖再拖,但是仍然不断向着不利于这几位“义士”的方向发展。在这长期的拉锯中,国民党本来就不多的一点“民心”算是被彻底败坏殆尽。


进入新世纪后,案件的“转机”似乎终于出现了!随着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中,高喊“人权治国”,甚至不排除要“废除死刑”的民进党行情一路看涨,大有取胜的趋势,卓长仁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他决心踢掉无力为其脱罪的“恩主”国民党,改投民进党。


于是,卓唆使高东萍在选战时顺应民进党的口号,以自身的案件作为炮弹大肆攻击国民党“司法不公”、“滥用刑罚”,民进党则就驴下坡,拿起此案抨击国民党的“黑幕”。卓长仁此番行径使得当年出力为其“捞人”、“邀功”甚至“减罪”的国民党大佬自食其果,成为“大选”中的笑柄,间接“助攻”了国民党的败选。


在民进党赢得大选后,高东萍便找到了亲民进党的“监察委员”李伸一,向其提起申诉。应该说最初民进党倒也的确想借此事继续打击国民党,于是李伸一向“法务部”调走了全部案卷,声称要仔细研究。这一调就是8个多月,致使全案完全陷入瘫痪,无法继续审理。


但随后,以操弄民意起家的民进党当局注意到这件案子如果能“秉公执法”的话,似乎对自己的利益更大。首先民进党是靠挑动“省籍矛盾”起家的,而这起案件完美地符合“外省人”(即卓长仁)在“外来政权”(国民党)的包庇下,杀害“本省人”(即被害人王俊杰),然后“外来政权”利用其在警政系统的权力,迟迟使正义无法声张;而“本土政权”(民进党)替天行道,将杀人的“外省人”正法,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赢得民意的做法么?


2001年8月,台监察院将案卷退回最高法院,并表示没有发现任何“司法黑幕”。8月9日晚,“法务部长”陈定南核准了对卓长仁和姜洪军的死刑执行命令,“法务部”于10日凌晨将执行令从“检察系统”送至“最高检察署”,“最高检察署”在当天傍晚将执行令送至执行死刑的机构“高检署”,而“高检署长”吴国爱于10日下午16时收到执行令后立即召集会议,研究执行死刑的细节。与会人员决定当晚22时执行枪决。而高东萍在10日中午得知卓长仁当晚可能遭枪决的时候,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没有证据就枪毙人,不知道应该说什么!”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当天她没有出现在台北看守所,执行枪决的当晚也没有到看守所见卓长仁最后一面。


2001年8月10日晚21时23分,在台北看守所待了10年的卓长仁在台湾警察的押解下走出看守所大门,在盛夏的热浪中,他仍然穿着他当年劫机时穿的那件风衣,拄着拐杖,“吃力”地走出了大门,在上刑车前的前一刻,他干嚎了一阵:“中华民国万岁!我是冤枉的!我是清白的!抗议司法不公!”等口号。直到此时这个“戏精”还在演戏,希望自己的“诚心”能打动哪位大人物,幻想着有人能在行刑前高呼一声“枪下留人!”,然后出示一张“特赦令”,让自己逃出生天。


当晚负责执行枪决的是台岛内第一位女行刑官林占青,当她询问卓长仁和姜洪军还有什么遗言时,姜洪军浑身发抖,面色苍白,不停地说自己是“清白”的;卓长仁则强作镇静,但也声称自己是“冤枉”的。随后林占青让他们分别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画押。她看到两位“义士”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上演了!当22时05分,卓长仁和姜洪军被带到刑场左侧的围墙边,被命令面墙跪下时。卓长仁又高呼了一句“中华民国万岁!”让执刑者和旁边的观察者感到莫名其妙——死到临头还在幻想着能“脱罪”。


随后林占青将枪口对准卓长仁的后脑勺,开枪射击,卓长仁随着枪声一头栽倒,当场毙命。


当行刑官林占青提枪来到姜洪军背后时,姜洪军已经被吓得瘫在地上,身体如筛糠般地发抖,使林占青无法瞄准其后脑射击。林占青不得不走到姜洪军身边,几乎用枪口对着他的后脑近距离将其射杀。


现场人员随后对两具尸体拍了照,作为档案留存。整个行刑过程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根据2名死者生前的“遗愿”(被遗愿),他们的遗体直接送去作器官“捐赠”。“捐”出了心脏、眼角膜和肾脏,这是“义士”在台湾绑架杀人后,唯一对台湾社会做的补偿。


8月12日凌晨3时许,高东萍独自一人前往长庚医院领出卓长仁和姜洪军的尸体,然后匆匆离开医院。她在办完后续后,卓长仁和姜洪军的尸体也被送到殡仪馆,由馆方人员协助处理后事。高东萍随后搬离了台北市万大路的住处,住到了一处廉租民居内。由于之前这对夫妻挥霍无度,高东萍沦为领救济金的低收入户。


2014年8月13日,贫病交加的高东萍死于台北。8月20日,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台北第二殡仪馆举行。这一年恰好是“六义士”逃台30周年,卓长仁和高东萍这一对野鸳鸯的一枕黄粱梦,终于在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谢选骏指出:以上所述的出台,可是为了抵消纪录片《台灣啟示錄》(洪培翔 2021-03-21)所记载的“獨家曝光!卓長仁親筆控訴!起義來歸!反共義士駕機投奔自由……”所揭开的内幕新闻。因为看完这部纪录片,并不能认定卓长仁他们一定就是凶手。反而可以看到卓长仁等人,其实是“两岸关系缓和的牺牲品”。看看他们的命运一波三折就知道一二三了——1、蒋经国去世后他们失宠,2、李登辉上台后他们被捕,3、陈水扁上台后他们遭到处决。这个三部曲不可能都是巧合,因为几乎都是严丝合缝的和政治变化相关。可惜反共义士的死亡,并不能降低中共对台湾的欲望,不能给台湾带来丝毫安全。

2022年11月22日星期二

谢选骏:2022年是“中共百年后的元年”


《上海进博会惨淡收场 警钟再敲响》(2022-11-10 查看)报道:


2022年10月24日,在上海黄浦区,一名卫生工作者从一名男子身上采集拭子样本,以检测新冠肺炎冠状病毒——很多人都知道,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因此中共中央和上海市格外重视。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在首届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演讲中称,进博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其后,习在访问欧洲时还进一步表示,“我们主动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专门买外国的东西,就是要平衡贸易,解决国际上一些贸易逆差问题。这也将惠及中国百姓,他们需要更多国际上的优质产品。”


简言之,五年前高喊改革开放的习近平,是希望通过进博会,让中国人可以购买到国外的优质产品,同时也为自己在国际上博得好的名声。然而,事与愿违,走到第五年的进博会就已经出现了惨况。


11月10日,为期五天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惨淡落幕。说其惨淡,是因为与前四届进博会相比,尤其是与疫情前在2019年召开的第二届进博会比,不仅国外重量级嘉宾少,参展商少,而且参展观众少,成交量更是少得可怜。

由于这五届进博会有三年处于疫情时期,无法邀请国外重量级嘉宾,因此只有2019年举办的第二届进博会算得上很“风光”。当时习近平彭丽媛亲自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而出现的贵宾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夫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夫妇、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等,还有境外副部级以上嘉宾超过70位。当时的规模、宣传等也是远超第一届。


而2022年在世界各地均已放开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却依然采取极端封控手段,且惨剧连连,加之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中的扫码、弹窗、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吓坏了海外参展商和国内外观众,进博会惨淡超过了以往。有参展人员透露,一个几百万的展台,一天下来几个人都没有。很多展台除了工作人员等,连观众的人影都见不到,一些展台干脆唱起了空城计。


这样的进博会成交量能有多少呢?不妨先看看前四届的情况。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届进博会有80多万人进馆洽谈采购、参观体验,成交额达578亿美元。


2019年第二届进博会共有181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800多家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展览面积达36.6万平方米。超过50万名境内外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其中包括7000多位境外采购商。此次进博会交易采购成果按一年及以内计,累计意向成交711.3亿美元,比首届增长23%。


2020年第三届进博会因为疫情,参展国家和企业虽没有第二届多,但数字也没那么难看,4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43家企业、3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82家企业、G20相关国家的1424家企业、上合组织相关国家的196家企业、金砖国家的61家企业参展,近40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参会,3000多名境内外记者报名采访,累计意向成交额达726.2亿美元,较第二届增长2.1%。


2021年第四届进博会,共有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2900多家企业参展。本届展览面积创下新高,达到36.6万平方米。超过280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展会吸引3000多家中外媒体记者报名采访,现场成交成果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达707.2亿美元。


也就是说,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前四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量总额是2722.7亿美元。那今年的进博会意向成交量是多少呢?


大概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中共媒体只得避而不谈,而是将五届进博会一起说。在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文章《上海展现“行动力”:“进”而有为 “博”采众长》中有这样一段话:第五届进博会上,开幕首日上海交易团便签下3亿美元首单,随后各分团采购签约额也屡创新高,且采购产品结构不断升级,涉及高端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多领域。五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2700多亿美元。


问题是前四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量总额已经是2722.7亿美元,如果是“五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2700多亿美元”,意味着本届进博会成交量不超过百亿美元,而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造成这种惨况发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不仅仅是严苛的疫情封控,造成民不聊生,消费欲望降低,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二十大的结果以及随后的公私合营、供销社和国营食堂的卷土重来,以及北京高调备战,彻底击碎了国内外企业家的信心,对中国市场前景看低,对中国未来不看好。是以国外商家不再投资大陆,而是进一步加速撤离资金,大量中国知名企业家、有钱人纷纷关闭企业或抛售资产,并“润”出中国,而在疫情中苦苦挣扎的中小企业早已无力支撑下去,又哪有能力采购更多产品?至于欠债累累的国企,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惨淡的进博会再一次向中南海高层敲响了警钟:当民众对其政权彻底失去信心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网民嚎叫:


七号洞 29分钟前

丧葬为清零帝敲响!禁博会!Nice!

xynet 今天 15:48

"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就是厉害,不服不行!改日看他亲自上阵打湾湾。

Davidz80 今天 15:13

No zuo no die. Zuo to die.


谢选骏指出:以上种种说法貌似有理,确实盲人摸象、缺乏宏观,没有看到“2022年是‘中共百年后的元年’”的历史脉络。所谓“百年之后”也就是“寿终正寝之后”——“寿终正寝”,这是在2019年就由香港特首率先宣布了的(“香港特首称逃犯条例修法“寿终正寝”) 。所以“中共百年”(1921-2021年)之后的翌年(2022年),岂不正是“中共百年后的元年”——这时候发生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瘫痪,难道是偶然的?

谢选骏:反向戈尔巴乔夫也是戈尔巴乔夫

《最大威胁不是美国?习近平面临真正的威胁是这些》(2022-11-21 索娜编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三个大国领袖都正在国内外面临著不同的危机和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三位所面临的威胁危机却是十分相似。在外部挑战方面,三国都受到俄乌战争、核武威胁、 环境灾害、 台海危机、 新冠大流行、全球大规模飢荒危机以及经济衰退等的威胁。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顾问哈兰?乌尔曼(HARLAN ULLMAN)今日在《国会山报》撰文分析﹐他认为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言,最大的威胁其实并不在于国外挑战,而是国内的危机。


习近平在追求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其实无意中已经点燃了一颗定时炸弹。上个月稍早时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 20 次代表大会上赢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习近平被外界认为他实际上已经为他终身执政铺平了道路,也成为了自毛泽东以来最具权力的中共领导人。虽然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控制了中国,看似无可挑战,但其实中国国内仍然有无数的社会问题正在动摇中共的根基。


中共政府的最根本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内“稳定”。简而言之,这意味著国内必须避免发生任何农民革命、大规模骚乱或对政权影响重大的抗议。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认为只要能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确保中国政治稳定。在此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处理台湾、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问题、防止国内房地产泡沫,就成为了习近平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在国际上,中共其实处于优势地位。中共在俄乌战争中一直支持其密友俄罗斯,但对于普京想要使用核武器方面,中共也公开表现出反对的态度。目前,中共似乎最有能力可以协助乌克兰与俄罗斯在某个阶段进行停战谈判。这也反映出中国正试图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那么中共领导层目前视而不见,可以说是中国正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反向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于 1985 年担任苏联领导人后,认识到如果苏联想要作为超级大国生存下去,就不能容忍苏联体制的不合理性,因此必须在国内进行重组和开放。


苏联体制僵化而又脆弱。由上层严格控制国家,管理方案僵化,而且无法容忍理性的意见。从本质上讲,苏联完全是按照高层的命令对国家进行管理的,设定了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底层的回应同样荒谬,他们只确保自己能完全遵守高层的要求。柏林围牆于 1989 年倒塌。两年后,苏联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得多的俄罗斯联邦。


然而习近平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习近平没有像邓小平倡导的那样鼓励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而是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增强中共的权威和权力,对中国社会实施严格的控制,这与戈尔巴乔夫的尝试和失败完全相反。中国正在回归一个封闭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专制社会,让人想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那段糟糕岁月。


中国目前有大约 700 至 1,000 名亿万富翁的身家正在缩水、失去影响力。甚至有不少企业家还失去了地位和财富。中共现在还正在创建更多国有企业 (SOE) 以取代私营部门公司。


企业家精神和资本主义正在中国受到严厉的限制,扼杀中国的私营企业。过往的历史反映出,国有企业永远无法与私营部门竞争。过分依赖国有企业,而打压私营企业的话,其中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难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增长也将停滞不前。这也令到许多精英将试图离开中国,进一步限制经济潜力。


可惜习近平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试图创造的这个美丽新世界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中共很可能不会成为美国所说的“步调威胁”,因为习近平在无意中已经限制了中国的发展潜力。这可能会导致美国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谢选骏指出:上文纳闷,为何习近平要做一个反向戈尔巴乔夫也不做邓小平?因为它不懂,邓小平搞的本来就是一个无以为继的烂尾工程,典型的“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人解决”。邓小平是一个战术上的巨匠,但却是一个战略上的侏儒。正如下文所说,“从集权到分权,从强制劳动到自由劳动的窗口期被完美错过。一次是1989年,一次是2008年。第一次,他们枪杀了请愿的学生,第二次,他们情愿砸4万亿拉高房地产也不愿发展真的市场经济,这是现如今一切万劫不复的源头。”


《万劫不复:这是习近平实施严格防疫的真正目的》(2022-11-20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有评论认为,中国的疫情管控是为了战备而对社会进行的重塑。把人都关住了是为了一旦有大规模的国家行为时,方便管理。最难管的阶层密集的地方,就是如今管控最激烈的地方。


严格防疫原来是为了战备动员而进行的预演?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配合清零到何时vs.究竟何时打台湾",作者吴鲲鹏认为,很可惜,中国两次从人口到人才,从集权到分权,从强制劳动到自由劳动的窗口期被完美错过。一次是1989年,一次是2008年。第一次,他们枪杀了请愿的学生,第二次,他们情愿砸4万亿拉高房地产也不愿发展真的市场经济,这是现如今一切万劫不复的源头。文章说,习近平就是21世纪的查理十世,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的学习对象是毛泽东,这就是国内知识界常说的"毛"病不止,积恶成"习",直到最近二十大"习以为常",政治局常委全是习家班。不出意料的话,这人会不计一切后果的鲁莽行事,把中国带到末路,绑架14亿人为自己的鲁莽和愚蠢买单。这解释了目前为了战备而对社会进行的重塑,把人都关住了是为了一旦有大规模的国家行为时,方便管理。最难管的阶层密集的地方,就是如今防疫管控最激烈的地方,算的都是政治账,这个和医学没关系和经济发展没关系。

作者认为,病菌一旦成为战胜政治敌人和消灭异议分子的武器,岂肯轻易放手?1949化私为公,1979化公为私,2022再回到老路上,这次不是简单重复,是实现了数字化管理的回归,社会阶层的固化,管理之深,力度更烈。


美国应该放宽对中国学生的签证限制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美国应该对中国学生敞开大门",作者Diana Fu认为,美国必须将与中国年轻人接触视为其外交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放宽对中国学生的签证限制,恢复交换奖学金项目,并积极吸引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文章说,自1989年中国军队镇压学生领导的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对年轻人保持警惕。他们在严格控制、 旨在灌输对党忠诚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中成长,自习近平十年前掌权以来,这种教育势头越来越猛。然而,中国的年轻人仍然具有独立的特质。就在上个月习近平巩固其控制权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于北京召开之前,一名显然孤身一人的示威者进行了抗议,反对习近平日益加强的专制主义。这一罕见的公开抗议很快遭到镇压。但美国和世界各地350多所大学的匿名中国学生在网上传播了抗议者的信息。


作者认为,中国成千上万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仍然是批判性的思考者。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旨在向该国的年轻一代灌输思想。美国的战略回应应该是确保中国学生能够接触到西方的自由思想和维护自由思想的机构,而不是把他们挡在门外。


台湾无人机国家队最大竞争对手就是中国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摆脱无人机红色供应链就从现在开始",作者陈永昌指出,台湾无人机国家队最大竞争对手就是中国,现阶段全球地缘政治则出现前所未有的机会之窗。文章说,中国制无人机大疆曾在俄乌战场现踪,被俄国前总参谋长赞誉为"现代战争的象征"。大疆公司在全球民用与专业用无人机市场市占率一度逼近八成,是挟中共官方扶持补贴低价掠夺国际市场的代表性企业之一。


作者认为,美中贸易战再加上肺炎疫情在在暴露美国本土供应链的脆弱性。以药品为例,高达九成五止痛药自中国进口,超过八成抗生素在中国生产。从传统制造业地铁车厢到最先进的电动车电池芯,中国鲸吞蚕食把持供应链例证比比皆是,无人机也难逃相同宿命。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大声疾呼向相同价值观伙伴国家"友岸外包",就是要拿回经济命脉主导权。摆脱红色供应链,属于现在进行式,并处于最困难的起步阶段。行政院长苏贞昌称,"宁可不要无人机表演",对刚刚起步的台湾无人机国家队,无疑是一大打击。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国化需要时间,更需要政府继续大力支持。


谢选骏指出:“从集权到分权,从强制劳动到自由劳动的窗口期被完美错过。一次是1989年,一次是2008年。第一次,他们枪杀了请愿的学生,第二次,他们情愿砸4万亿拉高房地产也不愿发展真的市场经济,这是现如今一切万劫不复的源头。”——如果这一说法是对的,就可以明白温家宝惺惺作态“民主人权”的苦衷了,他是还怕承担“砸4万亿拉高房地产也不愿发展真的市场经济”的历史责任,所以才装出一副哭肿了的样子。而反向戈尔巴乔夫也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一种功能,而不是一个政治立场……不信看看,晚年戈尔巴乔夫其人的政治立场变了,后悔自己导致苏联解体,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最后的总书记。其中关键一笔,是他1989年5月亲临北京,见证了声势浩大的八九民运——半个多月之后,镇压这个运动的六四屠杀,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全面瓦解。

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

谢选骏:富人比穷人更加贫困


《全球贫富差距惊人:最富26人与最穷38亿人资产相等 2019年01月22日  新浪财经)报道:

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周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最富有26人拥有与世界上最贫穷的一半人口(38亿人)相等的财富,而2017年最富有的43人。



该慈善机构的调查显示,2018年,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每天增加25亿美元,全年增长12%,与此同时,世界上最贫穷的一半人的财富减少了11%。


这份名为“公共财富或私人财富”的报告是在与会代表们聚集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公布的。


呼吁进行全球税务改革


乐施会敦促各国政府提高企业和最富有者的税率,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报告指出,各国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短缺、同时“对企业和富人征税不足”、打击逃税行为不力,助长了不平等。


虽然平均每两天就会诞生一位新的亿万富翁,但乐施会表示,适用于这些人的税率已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根据该报告,如果对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的财富征收的税率提高0.5%,筹集到的资金将足够用于教育2.62亿儿童,并提供可挽救330万人生命的医疗保健。


然而,乐施会说,这种针对亿万富翁的税收在富裕国家正在减少或取消,而在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实施。富裕国家的企业税率从1970年的62%下降到2013年的38%,贫困国家的这项税率目前平均为28%。


乐施会还指出,在巴西等一些国家,最贫穷的10%人口所缴纳的所得税率甚至高于最富有的10%的人。


政府必须推行变革


乐施会国际执行董事Winnie Byanyima表示,当权者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系统,以解决贫困与不平等问题。


她在周一的新闻稿中表示:“政府现在必须确保公司和富有的个人支付公平的税收,并将这笔资金投入到满足每个人——包括那些经常被忽视的妇女与女童——需求的免费医疗保健和教育中来,以此实现真正的变革。”


她表示:“你的银行存款多少不应该决定你的孩子上几年学、或者你能活多久,但这是全球太多国家的现实。在公司和超级富豪享受低税收的同时,数百万女孩被剥夺了体面的教育,妇女因缺乏产妇保健而死亡。“


据乐施会称,全球每天约有1万人因为负担不起的医疗服务而死去。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儿童在五岁前夭折的可能性会提高一倍,而富裕家庭儿童在教育方面的开支会增加一倍。


‘干预政策’


但智库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副主任凯特-安德鲁斯(Kate Andrews)认为,乐施会的报告“过度关注富人”,未能提供减少不平等的有效解决方案。


她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最重要的目标是结束世界贫困,那么乐施会就应该说明建立正确的国内和国际框架的理由,这些框架应该允许自由市场蓬勃发展,并且能够解决腐败问题。”


“相反,他们提倡打破底线的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其推荐的干预政策更有可能破坏财富,而不是成功重新分配财富。”


《疫情加剧全球贫富分化:前10大富豪财富是31亿人的6倍》(上观新闻  2022-01-17 )报道:


尽管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导致上千万人陷入贫困,但在疫情期间,全球最富有的亿万富豪的财富仍然大幅增长了。


根据一份由福布斯数据汇编的最新报告,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全球最富有的10位富豪的财富在疫情期间实现翻番,达到全球最贫穷的31亿人口财富总值的6倍。


汇编数据显示,亿万富翁的总财富从2020年3月的8.6万亿美元飙升至2021年11月的13.8万亿美元,增幅超过5万亿美元,并超过过去14年的增长总和。世界上最富有的10位亿万富豪的总财富增长超过一倍,平均每天财富增长超过13亿美元。


这份报告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线上举办前发布,将对政府推动“富人税”等政策产生影响。一些支持征收富人税的人士认为,富人税应该用于资助医疗保健系统、支付疫苗费用和应对气候危机等方面。


在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数万亿美元资金刺激经济,但最新的财富报告显示,其中大部分经济支持最终落入了受股市繁荣提振影响的亿万富翁的腰包里。


去年,科技巨头是标普500指数上涨最大的推动者。2021年该指数表现最好的六家企业都是大型科技公司,以微软和苹果为首,在过去一年中分别上涨了51%和34%。


财富位列全球前十的亿万富豪包括特斯拉CEO马斯克和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根据福布斯的实时数据,目前马斯克和贝佐斯的财富净值分别为2681亿美元和1880亿美元。过去一年里,马斯克的财富净值增加了超过1000亿美元。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2021财年获得9873 万美元薪酬,是苹果员工薪酬中位数的超过1400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疫情是否会让富有的人更加富有并不会是一般性的结论,但疫情之下,可能数字经济领域和传统出口制造商的财富增长相对更快了。”


批评者认为,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平衡不仅降低了所有人抵御新冠大流行的能力,而且还使得那些已经非常富有和强大的人能够利用这场危机谋取私利。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新冠疫情以来,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数量出现了20多年来的首次上升。2020年全球有97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


疫情之下,粮食危机和疫苗不平等已成为主要问题。去年11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主任戴维·比斯利(David Beasley)曾呼吁包括贝佐斯和马斯克在内的亿万富翁立即行动,“一次性”地帮助解决世界饥饿问题。


这一呼吁得到了马斯克的直接回应,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该组织能够确切地说明资金将如何解决问题,他将立即出售特斯拉股票并采取行动。


在美国,民主党已经提议对亿万富翁的投资收益每年征税,从而为拜登政府1.75万亿美元的社会和气候计划提供资金。民主党认为,这种方式还将堵住超级富豪无限期推迟缴纳资本利得税的漏洞。


作为回应,上个月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预计2021年个人交税将超过110亿美元,他所交的税也会超过历史上任何美国人。


马斯克在2021年的最后两个月内陆续出售了多达10%的特斯拉股票,总价值接近200亿美元。过去一年中,特斯拉的市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


马斯克曾公开反对“富人税”。他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对商业市场的干预,因为相比很多商业化公司而言,美国政府支配财富的效率要低很多。


张军也认为,不需要征收“富人税”。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应该相信,富人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


新冠疫情也加大了全球疫苗接种的不平等,一些贫穷人口无法获得疫苗。世卫组织已经批评富有国家囤积疫苗,为其人口接种加强疫苗,但未能兑现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的承诺。美国此前承诺,通过世卫组织的COVAX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将向中低收入国家捐赠5亿剂疫苗。


谢选骏指出:为何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因为“富人比穷人更加贫困”!网传——“1990年,美国一家杂志社干了一件趣事:以退款的名义给58名亿万富翁分别寄了一张1.1美元的支票,26人都去把这张支票取现了。杂志社又给这26人分别寄去64美分的支票,13人都去取现了。它再给这13人寄去13美分的支票,总共两人取现:川普和沙特军火商卡舒吉,这个卡舒吉正好是被分尸的记者卡舒吉的叔叔。”可是我亲眼见过许多乞丐对地上的一分钱硬币看都不看,更别说捡起来了!这证明乞丐都比川普大方。正是因为“富人最贫困”,所以它(他她)们才会拼命搜刮,日益膨胀其财富的!

谢选骏:民主可以成为专制的工具

《中国和伊朗等威权政府利用美国私家侦探监视在美异见人士》(BENJAMIN WEISER, WILLIAM K. RASHBAUM 2022年11月16日)报道:


私家侦探迈克尔·麦基弗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雇负责监视一名伊朗异见人士。而联邦调查局探员同时也在监视。


迈克尔·麦基弗通过自己的网站接到的这份工作并不特别,他在纽约做私人侦探的几十年里经常收到这样的要求。

一个国际客户想让他帮忙追踪一个从迪拜逃出来的债务人,据信他现在在布鲁克林。麦基弗要监视一所房子,给进出的人拍照。他被告知:“他们非常小心,请谨慎行事。”

麦基弗和一名助手开始轮流进行监视,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另一队人也在监视同一个地址。这些人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其中一人很快就联系了他们,并且发出了警告。

“你的客户不是你想的那样,”麦基弗说那名探员告诉他。“他们都是坏人,他们不怀好意。”


现年71岁的麦基弗后来得知,他被伊朗情报人员利用,参与了涉嫌绑架马西赫·阿林尼内贾德的计划。阿林尼内贾德是一位著名的伊朗裔美国记者,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伊朗侵犯人权、歧视妇女,以及监禁和折磨政治对手的行为。

“我们担心他们会抓住她,把她带回国,可能还会杀了她,”联邦调查局驻纽约反间谍和网络部门的前负责人詹姆斯·丹内希说,他现在负责联邦调查局在纽瓦克的办公室。

执法官员说,在美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调查人员受雇于一种新的客户——伊朗和中国等威权政府,他们试图监视、骚扰、威胁甚至遣返合法居住在美国的异见人士。

过去两年的联邦起诉书和投诉详细描述了纽约、加州和印第安纳州的私人侦探被卷入此类阴谋的案件。联邦调查局官员表示,他们认为还有一些人也卷入了此类阴谋。大多数似乎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后来与当局合作;然而,也有一些人遭到起诉。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学者布鲁斯·霍夫曼说,一个政府可以通过常规途径雇佣调查员,了解一个人的住所、手机、社保号码和工作地址的详细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国家安全机构。

“在我看来,这是21世纪低成本、低风险的国家支持恐怖主义,”霍夫曼说。

官员们表示,这一策略是在一波广泛的镇压浪潮中出现的,其他行为包括在英国等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反对者下毒;2018年沙特阿拉伯诱骗著名批评者贾马尔·哈苏吉前往该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在那里将其残忍杀害和肢解;以及根据全球促进民主的自由之家2021年的报告所称,土耳其在至少31个国家追捕其认定的敌人。

在涉及阿林尼内贾德的案件中,曼哈顿联邦检察官于2021年7月对一名伊朗情报官员和三名同伙提出绑架阴谋指控,他们都在伊朗。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该国,就不太可能被逮捕,但官员们表示,除了保护潜在受害者之外,他们的目标是揭露和阻止外国政府最高层策划的阴谋。

大多数私人侦探的日常工作与电影和文学作品中被美化的描述相距甚远,在那些描述中,他们的工作来自律师事务所、保险公司和受害的配偶。如今,许多任务都是通过互联网接到,没有面对面的接触。

“如果另一边有这样一个人——一个会撒谎、会制造烟雾和假象的情报专业人员——有时很难正确审查这些客户,”达拉斯私人侦探、世界侦探协会官员韦斯·比尔登说,该协会有大约1000名成员。

许多私家侦探——其中一些有供职于执法部门的背景——有明显的老派作风。麦基弗的网站上写有“通过诚实和证据传递真相”的格言,列出了诸如就业背景调查和“不忠与婚姻调查”等服务项目。

这种街头巷尾的跑腿工作也可以为情报行动提供基础,外国政府可以躲在暗处以低廉的成本进行这种行动。

“这是他们使用的代理,他们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在这里做很多肮脏的工作,”联邦调查局的丹内希说。

伊朗记者马西赫·阿林尼内贾德多次揭发不法和腐败行为,有人威胁要逮捕她,或者使用更可怕的手段。

伊朗记者马西赫·阿林尼内贾德多次揭发不法和腐败行为,有人威胁要逮捕她,或者使用更可怕的手段。

他说,在阿林尼内贾德一案中,伊朗人想知道她的情绪,她的精神状态,甚至她的肢体语言。她是否总在慌张地回头张望,还是看上去无忧无虑?

麦基弗说,得知伊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后,他秘密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提供了进入自己电子邮件账户的权限。联邦调查局官员证实了他的合作。麦基弗没有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继续经营着自己的公司。

随着陆续有私人侦探落入这种他们经常发现的陷阱,联邦调查局表示一直在联系专业团体,提醒他们注意。

“我们越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私家侦探和其他人就越有机会学会发现这些危险信号,”联邦调查局驻纽约反间谍官员罗曼·罗扎夫斯基说。

并非所有私人侦探都能避免法律纠纷。55岁的纽约警察局退休警官迈克尔·麦克马洪的第二职业是私家侦探,他于2020年被捕。他面临的指控包括为中国政府充当非法代理人、跟踪和两项阴谋指控。检察官表示,他参与了一项强迫一名居住在新泽西的中国公民返回中国的行动,该公民只被确认为无名氏一。

麦克马洪说,他很震惊,他不知道自己在为中国工作。

“当我读到针对我的起诉时,”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我感到很不舒服。正如我的背景所显示的,我毕生致力于维护法律,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犯罪。”

私家侦探迈克尔·麦克马洪被控为中国做事,他说他从未犯罪,也不知道他的雇主是一个敌对的外国政府。

麦克马洪在一次采访中说,2016年,他从一个通过他的网站找到他的女人那里接到了一份工作。他说,他被误导,以为她是代表一个来自中国的客户,这个客户正在寻找一个现居新泽西州的人,他偷了一家中国建筑公司的钱。

“我们需要找到那个人——这是你的业务范围吗?”他记得她这样问。

“我说,‘对,我就是干这个的。’”

麦克马洪说,这名女子声称自己拥有一家翻译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给了他一张支票。他说,2016年和2017年,他在新泽西进行了五次监视,每次都通知了当地警方,他把车停在了一处住宅外。麦克马洪说,这证明他没什么好隐瞒的。他说,他还雇佣了另外两名调查人员来帮忙,他们都是纽约的退休警探。

麦克马洪说,2020年10月的一个清晨,他在位于新泽西州卑尔根县的家中被他的狗和敲门声吵醒,有十几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和警察前来逮捕他。

司法部官员说,麦克马洪和其他一些被告(其中一些在中国)参与了中国政府的一项名为“猎狐行动”的强势行动。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表示,麦克马洪是该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被告迈克尔·麦克马洪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工作后,”起诉书称,“同谋者计划了一项具体的引渡行动,通过心理胁迫跟踪并遣返无名氏一。”

检方表示,麦克马洪知道无名氏一受中国政府追捕:他曾在进行监视时,用电子邮件给自己发了一个中国的英文报纸页面链接,上面列有100名在一场反腐运动中被通缉的逃犯,其中包括无名氏一。

检方还说,麦克马洪在与一名共同被告(此人是中国公民,曾住在皇后区)谈话时曾提议把车停在无名氏一的房子外面,对其实施骚扰,“让他知道我们在那里。”

麦克马洪的律师劳伦斯·卢斯特伯格说,私人公司经常雇调查员,寻找同时也被当局追捕的人,他的当事人有关骚扰的说法只是建议他们进行更公开的监视,但他说,这从未发生。

“我没有看到一份证据,表明迈克知道自己以任何形式为中国政府工作,一份都没有,”卢斯特伯格说。

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拒绝置评。

卢斯特伯格指出,他的当事人也没有得到与调查人员合作的机会。

“在他被捕之前,联邦政府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嘿,你知道这里的情况吗?你正在被中国政府利用,’”卢斯特伯格说。

伊朗是一个在国内面临激烈抗议浪潮的神权国家,多年来也一直盯着国外的批评者,并且利用美国的侦探。2020年7月,麦基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要求他注意布鲁克林的那栋房子,他后来得知那栋房子是阿林尼内贾德的住所。

据起诉书,发件人基亚·萨迪吉写道:“我代表一位客户与您联系,寻找一名来自阿联酋迪拜的失踪人员,该人为躲避债务而逃离。”

阿林尼内贾德在伊朗当记者时,曾经常对渎职和腐败进行曝光,并因撰写批评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文章而受到逮捕或更糟的威胁。2009年,她的记者证被吊销,被迫逃离伊朗。在住地布鲁克林,她一直在新闻媒体上高调露面。今年7月,一名携带着上膛AK-47突击步枪的男子在她家门外被逮捕。

麦基弗说,他对阿林尼内贾德一无所知。据起诉书的说法,萨迪吉在邮件中写道,需要麦基弗在一个“潜在地址”监视该失踪人员的服务。

“我们需要记录该地址居住者和所驾驶车辆的高质量图片/视频,”一封邮件写道。萨迪吉在另一封邮件中写道,客户想得到“人脸和汽车的照片”以及车牌号,“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希望得到邮箱中的信封照片。”

对麦基弗来说,这份差事似乎一点也不复杂:“我原以为一天就能干完。”

起诉书指出,萨迪吉是伊朗情报人员,他曾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对侦探进行研究,并雇佣他们为伊朗情报机构获取监视服务。

2020年7月22日,麦基弗给萨迪吉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汇报监视工作已经开始,并附上了一张该住宅的照片。

同年8月和9月,麦基弗收到再多工作几天的要求,包括提供照片和视频。一封电子邮件写道,该客户还想得到“每个访问该地址的人脸照片,即使只是营销人员和销售人员。”

“所有人和事的照片,”萨迪吉在另一封邮件中写道。“客户想得到大量的内容,即使是你或许认为没有价值的内容。”

2020年10月,麦基弗接到了联邦调查局打来的电话。他同意合作。

“我当时的反应是,嘿,不管你需要什么,我都配合,”麦基弗说。

麦基弗说,他在联邦调查局完全知道的情况下继续与萨迪吉联系,并在2021年初进行了更多监视工作。又一次,萨迪吉曾问是否能把一辆配有摄像头的汽车停在那栋房子前面,提供实时视频。起诉书说,麦基弗的这些服务总共得到了不到6000美元的报酬。

回过头来看,麦基弗不认为自己忽视了萨迪吉一再要求中的明显危险信号。但他承认,他错过了一些可能引起怀疑的线索,比如,他向萨迪吉提出的问题从未得到过满意的回答。

例如他说,他问了所谓的逃债人的姓名,以便确定用这个名字的人是否住在布鲁克林的那个地址。他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现在认为,伊朗人曾试图阻挠他可能独自进行的任何核实。

“我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对那栋房子进行追踪,找到‘谁住在这里?’”麦基弗回忆说。“然后,我就可以谷歌一下那个女人的名字。”他说,如果他知道了她的名字,他的反应会是,“哇,等一下。”

阿林尼内贾德在接受采访时说,她了解到监控程度之深后非常愤怒。

“我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被伊朗政权雇人监视,”阿林尼内贾德说。

据起诉书的说法,秘密策划者研究了从阿林尼内贾德的住所到布鲁克林海滨的路线,以及用船将她带到委内瑞拉再送回伊朗的方法。

“毫无疑问,他们完全有可能干成这件事,”麦基弗说。他还说,“我很高兴他们没能成功。”

麦基弗说,在他多年的私人侦探生涯中,他总是努力保持警惕,对自己接手的差事认真核查。他不认为自己缺乏经验,但他知道客户会撒谎。他说,如果说这件事给了私人侦探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当心不要遭人利用。

“我就被利用了,”他说。


Benjamin Weiser是报道曼哈顿联邦法院的记者。他长期作为跑口记者和调查记者报道刑事司法。在1997年加入时报之前,他在《华盛顿邮报》供职。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BenWeiserNYT。


William K. Rashbaum是城市新闻栏目的资深作者,他的报道包括政治和市政腐败、法院、恐怖主义和更广泛的执法问题。他是获得2009年普利策突发新闻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私家侦探对于自己接受的任务真的“不知情”吗?如果是真的,他怎么可能是一个称职的侦探呢?他连自己的委托人是什么来历都不知道?这也太不专业了。事实上,这正好说明了,民主可以成为专制的工具——以上不是一个孤证。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网络防火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杰作,它怂恿厂商和技术人员,为了盈利专门帮助极权政府安置设施,用于屏蔽自由世界传播给封闭社会的电子信息。但是,美国警方并没有对这些电子厂商采取任何行动,它们不仅逍遥法外,而且盈利超过私家侦探一亿倍。可能正因为他们的罪行太大了,所以不仅不受惩罚,还受到了奖励,因为它们可以帮助美国社会分享中国大陆的人血馒头。

谢选骏:作为第四权的新闻行业其实就是皮条客

《Politico:美国新闻业,正一步步走向衰亡》(旺报 2024-05-07)报道: 美国新闻业正走向衰亡,记者与编辑失去了昔日的自信和狂妄,过去美国新闻业向来以昂首阔步(swagger)著称,无视权威和习俗,完整地讲述真实的故事,但现在这种风格已被边缘化,从前文化的力量也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