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野鸳鸯的一枕黄粱梦，小记劫机犯卓长仁、高东萍逃台后的岁月》（2022-09-06 顾氏造船厂）报道：
2001年8月10日22时许，2名死囚被台湾警察押出了台北看守所，走在前面的1人头发花白，身材高大，拄着双拐，令人奇怪的是，8月份的台湾省正值盛夏时分，甚至连警察都热得要穿短袖制服，而此人却穿着一件风衣。这位被押往刑场的人，正是在18年前“5.5”劫机案的首犯卓长仁！这位当年被台当局捧为“反共义士”，不惜动用各渠道关系从南朝鲜“捞人”，随后又给予其重金赏赐的人，是怎么一步步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呢？
1983年5月5日，以卓长仁（原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为首的6人，包括姜洪军、安卫建（两人原为沈阳体育学院保卫科工作人员）、王艳大（原沈阳市于洪区陵东公社上岗大队第四生产队金属结构厂业务员）、吴云飞（原广东省琼海县温泉公社农场工人）、高东萍（原沈阳某机械厂工人，卓长仁姘妇），劫持了中国民航从沈阳飞往上海的B-296号三叉戟客机，威胁飞行员将飞机飞到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南朝鲜。飞机迫降在南朝鲜春川军用机场后，6人向当地警方投降。此事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但由于与南朝鲜有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在其中的运作，最终南朝鲜汉城地方刑事法庭于当年8月18日从轻判处主犯卓长仁有期徒刑6年，其余5人则分别被判处4到5年的有期徒刑。但即使是这一明显被“政治化”的判决最终也未能执行，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8月13日，在台方的多方暗箱操作下，韩国全斗焕当局当局宣布假释6名劫机者，随后台方立即将他们接运到台湾。
在这6人抵达台北后，立即受到了台当局的空前热情地迎接。此前为了营救这6名身陷囹圄的“义士”，岛内还掀起了一场“救援”运动，还组成了一个“中华民国各界支援大陆飞韩国争取自由六义士委员会”。“委员会”专门聘请了多达18人的精通南朝鲜法律和国际法的律师团，专门赴南朝鲜去“捞人”。
众所周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台当局对这起劫机案如此热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台湾省的蒋家小朝廷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经国自1978年5月20日接任“总统”的职位后，就没过上几天顺心的日子：先是1979年初中美建交，随后又是1982年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美方宣布要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此外台湾的本土势力正在蠢蠢欲动，意欲借着夺取最高权力，美国方面也对盘踞台湾数十年的蒋家小朝廷越来越不耐烦，正以各种借口打压蒋家，迫使其交权，以完成所谓的“民主化进程”。
就在台当局四面楚歌之际，这起劫机案不能不说给了台湾方面打了一针强心剂。谁说“中华民国”危如累卵？这些“义士”心向“自由”，冒死前来投奔，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台当局为了充分利用这起劫机事件，为自己涂脂抹粉，同时也借机为民心士气打气，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包装和炒作。
在盛大的欢迎仪式后，蒋经国还亲自接见了这6名劫机犯，并亲口称他们为“六义士”，还指示所谓的“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必须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学习，“以使6人在台湾一生都过得无忧无虑”，云云。在蒋经国发话后，于是这6名原先的劫机犯，顿时鸡犬升天，摇身一变成了红得发紫的“义士”。
他们6人不但每人领到了1000两黄金（折合当年的新台币约250万）和一所住宅的“奖励”，还根据各人的不同要求被台当局安排到不同的单位工作或学习，尤其是首犯卓长仁，他被安排到所谓的“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当上了“研究员”。由于其不学无术，“研究”不出个什么东西，只能将台方反复鼓吹的“反共”、“自由”等口号翻来覆去地喊，实难当此任。因此后来被“留职停薪”，安排去台军所谓的“政战学校”进行“深造”。卓长仁对自己被“停薪留职”很是不满，于是特地跑去找高层哭穷，于是台当局大笔一挥，又给了他500万台币作为补偿。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在卓长仁被台当局榨干利用价值之前，他奔波于岛内各地的电台、电视台、企业、学校、机关及军警部门，先后发表了近百场的演说，这些演讲无一不是恶毒地对大陆进行攻击，同时鼓吹台湾的制度，等等。卓长仁也因此成了当时台湾地区响当当的“名人”。
英雄自然要美人来配，虽然所有人都注意到劫机犯中唯一的女性高东萍与卓长仁之间关系非同一般，但长得人高马大的一副好皮囊，自称“未婚”，现在又多金的卓长仁，还是立马就被台小报的狗仔队扒出了不少花边新闻，一时间成为了娱乐版的主角。
由于当年内地条件无法和台湾地区相比，从大陆来台的“义士”们到台后，无一例外地都被台湾的花花世界给迷得找不着北，加上现在他们都是“腰缠千金”的阔少，在暴发户的心态驱使下，绝大多数人都沉迷在酒吧、夜总会、赌场等场所不能自拔，卓长仁自然也不例外。虽然当时岛内就有传言称卓长仁在大陆有妻儿，他是因为贪污公款以及和劫机犯之一的高东萍私奔，才当了“义士”。对于这个“谣言”，卓长仁当时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1985年，也就是来台1年后，卓长仁开始交女朋友了，但对象却不是高东萍。
高东萍自然非常生气，她频频找卓长仁“谈判”。要知道之前为了自抬身价，高东萍可是自吹自己是“空姐”，“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女儿”，称自己利用身份将劫机用的枪支藏在自己的行李中，才得以避过安检。
“没有老娘的话，劫机根本就不能成功！”
她仗着自己和卓长仁是最早开始谋划劫机的，处处自诩是“六义士”的二号人物，因而颐指气使，加上东北人大大咧咧的习性，大有要将此事闹得不可收拾的趋势。
台当局自然不希望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义士”人设毁于一桩莫名其妙的感情纠葛。于是，在台当局的强力介入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卓长仁最终在1988年4月11日和高东萍“喜结良缘”。由于他们有2份奖金，又有体面的工作，此时颇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那种豪迈，出手就在台湾顶级的圆山饭店订了200桌的喜宴，大宴宾客，极尽奢华。
但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卓长仁和高东萍的好日子随着蒋经国的去世逐渐走上了下坡路。由于不学无术且趾高气扬，卓长仁在单位里遭到了同事的冷嘲热讽，心高气傲的他受不了这种“排挤”，愤而辞职。他认为自己家里还有千万资产，台湾又是遍地黄金，就算不吃“反共”这碗政治饭，还能做生意，怕什么？！
在1989年，卓长仁辞掉了台当局为他安排的工作，正式“下海”，成为了一名商海的弄潮儿。自认脑子活络，资金雄厚，又上面有人“罩着”的卓长仁和他人合资开了地下投资公司，并且野心勃勃地大笔资金投入期货市场、股票市场，还兼做土地中介生意，大有席卷天下财富的架势。
大约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卓长仁的运气似乎用完了，麻烦开始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
首先自然是他在大陆的妻子。
在蒋经国驾鹤西去后，台当局迫于岛内的舆论压力，不得不放松了到大陆探亲的禁令。台《时报周刊》对卓长仁在大陆已经有妻儿的消息很感兴趣，于是派出副总编赵慕嵩（满族、祖籍北京）利用探亲的机会先是到了北京，经中国记协的同意，同时在辽宁省记协的协助和陪同下，来到沈阳采访的卓长仁的原配妻子王玉春。在她工作的工厂会客室，王玉春向他谈了卓长仁的一些情况，采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赵慕嵩通过王玉春的言谈，已经了解所谓的“唾弃大陆制度，愤然投奔自由”的实质就是捞钱后和时年28岁的高冬萍私奔。
当天，赵慕嵩又去了卓长仁家采访了卓长仁的父母，虽然此时大陆已经不再对叛逃者的家属采取严厉的监管，但老两口还是受尽了邻居的冷眼，以及亲朋好友的疏远，心里是极为痛苦的。采访后，赵慕嵩对卓长仁的观感一下子就变了，从那个能说会道的“义士”变成了一个抛弃一家妻儿老小的“亡命之徒”，并且对他的行径极为鄙视。
当晚赵慕嵩又造访了在沈阳市民主路的高冬萍家，这是一栋当年典型的国企职工宿舍区的二层楼房，高冬萍在叛逃前和父母就住在二楼的一间住宅。高冬萍叛逃后，其父母无法面对周围的鄙视和唾弃而搬了出去，后来由于企业要将这里改为幼儿园，其他住户也都迁走了。赵慕嵩在当地找到了认识高东萍的邻居，邻居把高东萍的老底全告诉了记者，这位东北大妞原是机械厂工人，在认识卓长仁后，很快被这个有妇之夫迷住了，两人很快勾搭成奸，但这段婚外情后来曝光了，高东萍还受到了单位和家庭的警告，但高并没有迷途知返，反而变本加厉，最终与卓长仁一起实施了劫机。这次采访也戳穿了高东萍是“空姐”，父亲是“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谎言。
赵慕嵩在回台后，发表了他在大陆采访的报道，把卓长仁的老底全都抖了出来，并且他还配发了卓长仁妻儿的照片。这篇报道立即在台湾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抛弃发妻迎娶姘妇”的报道铺天盖地，随后台“国大”代表吴哲郎受卓长仁原配王玉春的请托，起诉卓长仁涉嫌犯有重婚罪。由于证据确凿且民意汹汹，这回即使是“义士”的金身也保不住卓长仁了，经台士林地检署起诉后，卓长仁被士林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由于台当局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最终宣告缓刑三年。
卓长仁才刚刚缓过一口气，更大的打击马上就来了。由于台当局开始整顿岛内地下金融市场，查抄钱庄、交易所、以及各种机构，致使卓长仁在这个过程中全部投资血本无归，损失达数千万台币之多。（题外话，台80年代末90年代初查抄地下金融市场过程中，多数来自大陆的“义士”都损失惨重，以叛逃的飞行员李显斌为例，他损失高达6公斤黄金，约合200万新台币，几乎倾家荡产，此人的故事另文叙述）。
生意失败后，之前的道上“兄弟”立刻翻脸不认人，逼卓长仁将别墅卖掉抵债。而“败家娘们”高东萍也将手里的钱败得七七八八了，由于她头脑简单，任何人只要恭维她一番，就能骗取信任从她手里借到大笔的钱，她前前后后被“借”走而无法收回的款项达数百万。
到了1991年，卓长仁和高东萍这对夫妻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搬到一处普通出租屋居住。高东萍开始尝试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而卓长仁却另有想法，他还幻想着能“一夜暴富”，东山再起。
卓长仁找来了当年的劫机案同案犯姜洪军和另外一名“义士”施小宁（原福建省平潭县人武部军械库保管员，1985年叛逃），开始策划一起大案来搞钱。
这3人盯上了台湾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的儿子王俊杰。这位纨绔子弟也是不学无术，每天不务正业和一帮“兄弟”混迹社会，他年轻气盛，社会经验浅，加上出手大方，简直就是一张最佳“肉票”。于是卓长仁出面设局以介绍一桩土地买卖为借口，把王俊杰约到卓长仁住处。1991年8月16日晚，王俊杰到卓的住处，随后三人立即出手制服王俊杰，在双方扭打过程中，王俊杰的头部挨了致命的一击，因颅内出血当场死亡。
卓长仁等人杀人后，就将尸体丢在车上，再把车停在一处偏僻的建筑工地旁弃尸。第二天，卓长仁打电话给王欲明，要求付五千万赎金，否则撕票。没料想王欲明在第一时间报警。
8月20日，在案发后4天，由于尸体腐烂发出臭味，工地工人报警，于是警方发现了王俊杰的尸体。在随后的追查中，卓长仁等“义士”就立即浮出水面了。由于王俊杰失踪前曾经告诉女朋友当晚要和卓长仁等人谈生意，因此台湾警方立即传讯了卓长仁等人。卓极力否认当晚见过王俊杰，声称王后来打电话取消了行程。高东萍也声称没看见王俊杰走进家门。
但台警方随后查明，8月16日当天只有卓长仁和姜洪军打过死者电话，死者根本就没有打过卓、姜的电话！因此根本不存在王俊杰打电话取消行程的事情，卓长仁和姜洪军2人有重大嫌疑！按说此时如果台湾警方祭出其在“戒严”期间的“传统手艺”，那套结合了中国传统刑讯、日式酷刑和美式科技的“手段”，只怕卓长仁等人连一个回合也坚持不住。但由于这些人毕竟是“义士”，蒋经国虽已归天，但尚在政坛且与“六义士”有渊源的国民党大佬还颇有几个，因此台警方和检方不得不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给予了卓等人最大的“体面”。
可卓长仁压根就没想到也给台湾当局一个“体面”，眼看着警方和检方对案件的调查逐步深入，他开始慌了手脚，情急之下的卓长仁开始打算打“政治牌”了。1991年11月，卓长仁放出风声，扬言由于他目前受到了“政治迫害”，他有意返回东北老家，他还胡说大陆的有关方面对他的身份和名气非常重视，已经邀请他返回大陆，不但答应以前的贪污和劫机案都既往不咎，还许诺他当沈阳市台办主任！卓长仁妄图以此“以退为进”，利用自己敏感的身份，迫使台当局出手替自己摆平此案。但此时两岸的联系已经恢复，虽然台湾当局无法直接与大陆进行政府间的沟通，但是派个记者问清楚情况还是办得到的，当台方就此询问辽宁省台办时，得到的回复是绝无此事，并再次声明卓长仁只要回来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卓长仁玩弄得这一手反而让台警方觉得如果不拘捕他的话，这厮没准真有可能外逃。于是，台警方申请了逮捕令，将卓长仁收押进台北市看守所。
卓长仁一计不成，很快又生一计，前面提到过，台警方在“戒严”期间有一整套让人开口的“传统手艺”。蹲在号子里的卓长仁于是很快就拄起了双拐，声称自己受到了警方的“严刑逼供”，什么老虎凳、喝煤油等，高东萍也绘声绘色地说她老公的腰被警察踢坏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卓长仁的控诉很快就引发了社会共鸣，社会上出现了声讨警方“酷刑”的声浪。
自觉比窦娥还冤的台警方不得不求助检方为自己洗白，在台检方多次对卓长仁进行体检后，发现他所说的“遭受酷刑”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这家伙拄拐的原因更多是因为他自己有痛风。
而此时绑架杀人案的案情有了很大的突破，一个女性目击者出来指证当时卓长仁等3人曾经在案发当天出现在抛尸现场，并且在卓长仁家里提取到死者在挣扎时踢到墙壁留下的袜子的痕迹，越来越多的人证物证使得卓长仁的2个同伙遭遇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施小宁和姜洪军先后招供，并且指认卓长仁就是主谋。在同伙的指认下，卓长仁也不得不认罪。
但要是认为卓长仁就此认命伏法那是太天真了。在警方将案卷移交检方，台地区法院开始审理此案后，卓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矢口否认自己曾经杀人，并一口咬定自己是在刑讯逼供下才被迫招供的。与此同时高东萍也上蹿下跳，极力协助老公脱罪。她奔波于当年会见过自己的台湾大佬的府邸和办公场所，恳请对方看在“义士”的面子上拉卓长仁等人一把，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警方“残暴不仁”，草菅人命。于是乎，这些人碍于面子，不得不出面在各种场合“打招呼”，从而给台湾警方和检方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将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博弈”。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卓数次翻供，四处攀咬，甚至倒打一耙，加上案外的政治影响力，使得一桩案情简单的绑架杀人案最终成为了让人头疼的“悬案”。虽然台地区法院一审宣判卓长仁等3人死刑，但卓很快上诉到高等法院要求重审，在随后的复核中，由于卓等人提不出新的证据，只是通过讼棍反复质疑警方提交的证据的有效性，但又无法证明这些证据是非法的。最终台高等法院也驳回了上诉，核准卓长仁等人的死刑。卓随即又上诉到最高法院。
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除了卓长仁等3名凶手外，各方都被折腾地疲惫不堪。台当局捧着这个吃不下又丢不得的烫手山芋，陷入了极为狼狈的窘境。按照正常的情况，卓长仁这种人早该上刑场了，但国民党内某些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势力，他们从心理上是不愿意见到当年的“义士”落得如此下场，让国民党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名声再次受损。
但此时已经不是当年的“戒严”时期了，岛内的舆论和民意是这些人无法完全操控的。因此他们希望能拖着案子，待到各方都不想再纠缠下去后，至少能让这些人渣混个“不死”。
但问题是卓长仁要的是“脱罪”，同时被害者家属意志坚定，拒绝妥协。这来回的扯皮一扯就是9年，前后更换了10多位法官。虽然案子虽然一拖再拖，但是仍然不断向着不利于这几位“义士”的方向发展。在这长期的拉锯中，国民党本来就不多的一点“民心”算是被彻底败坏殆尽。
进入新世纪后，案件的“转机”似乎终于出现了！随着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中，高喊“人权治国”，甚至不排除要“废除死刑”的民进党行情一路看涨，大有取胜的趋势，卓长仁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他决心踢掉无力为其脱罪的“恩主”国民党，改投民进党。
于是，卓唆使高东萍在选战时顺应民进党的口号，以自身的案件作为炮弹大肆攻击国民党“司法不公”、“滥用刑罚”，民进党则就驴下坡，拿起此案抨击国民党的“黑幕”。卓长仁此番行径使得当年出力为其“捞人”、“邀功”甚至“减罪”的国民党大佬自食其果，成为“大选”中的笑柄，间接“助攻”了国民党的败选。
在民进党赢得大选后，高东萍便找到了亲民进党的“监察委员”李伸一，向其提起申诉。应该说最初民进党倒也的确想借此事继续打击国民党，于是李伸一向“法务部”调走了全部案卷，声称要仔细研究。这一调就是8个多月，致使全案完全陷入瘫痪，无法继续审理。
但随后，以操弄民意起家的民进党当局注意到这件案子如果能“秉公执法”的话，似乎对自己的利益更大。首先民进党是靠挑动“省籍矛盾”起家的，而这起案件完美地符合“外省人”（即卓长仁）在“外来政权”（国民党）的包庇下，杀害“本省人”（即被害人王俊杰），然后“外来政权”利用其在警政系统的权力，迟迟使正义无法声张；而“本土政权”（民进党）替天行道，将杀人的“外省人”正法，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赢得民意的做法么？
2001年8月，台监察院将案卷退回最高法院，并表示没有发现任何“司法黑幕”。8月9日晚，“法务部长”陈定南核准了对卓长仁和姜洪军的死刑执行命令，“法务部”于10日凌晨将执行令从“检察系统”送至“最高检察署”，“最高检察署”在当天傍晚将执行令送至执行死刑的机构“高检署”，而“高检署长”吴国爱于10日下午16时收到执行令后立即召集会议，研究执行死刑的细节。与会人员决定当晚22时执行枪决。而高东萍在10日中午得知卓长仁当晚可能遭枪决的时候，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没有证据就枪毙人，不知道应该说什么！”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当天她没有出现在台北看守所，执行枪决的当晚也没有到看守所见卓长仁最后一面。
2001年8月10日晚21时23分，在台北看守所待了10年的卓长仁在台湾警察的押解下走出看守所大门，在盛夏的热浪中，他仍然穿着他当年劫机时穿的那件风衣，拄着拐杖，“吃力”地走出了大门，在上刑车前的前一刻，他干嚎了一阵：“中华民国万岁！我是冤枉的！我是清白的！抗议司法不公！”等口号。直到此时这个“戏精”还在演戏，希望自己的“诚心”能打动哪位大人物，幻想着有人能在行刑前高呼一声“枪下留人！”，然后出示一张“特赦令”，让自己逃出生天。
当晚负责执行枪决的是台岛内第一位女行刑官林占青，当她询问卓长仁和姜洪军还有什么遗言时，姜洪军浑身发抖，面色苍白，不停地说自己是“清白”的；卓长仁则强作镇静，但也声称自己是“冤枉”的。随后林占青让他们分别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画押。她看到两位“义士”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上演了！当22时05分，卓长仁和姜洪军被带到刑场左侧的围墙边，被命令面墙跪下时。卓长仁又高呼了一句“中华民国万岁！”让执刑者和旁边的观察者感到莫名其妙——死到临头还在幻想着能“脱罪”。
随后林占青将枪口对准卓长仁的后脑勺，开枪射击，卓长仁随着枪声一头栽倒，当场毙命。
当行刑官林占青提枪来到姜洪军背后时，姜洪军已经被吓得瘫在地上，身体如筛糠般地发抖，使林占青无法瞄准其后脑射击。林占青不得不走到姜洪军身边，几乎用枪口对着他的后脑近距离将其射杀。
现场人员随后对两具尸体拍了照，作为档案留存。整个行刑过程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根据2名死者生前的“遗愿”（被遗愿），他们的遗体直接送去作器官“捐赠”。“捐”出了心脏、眼角膜和肾脏，这是“义士”在台湾绑架杀人后，唯一对台湾社会做的补偿。
8月12日凌晨3时许，高东萍独自一人前往长庚医院领出卓长仁和姜洪军的尸体，然后匆匆离开医院。她在办完后续后，卓长仁和姜洪军的尸体也被送到殡仪馆，由馆方人员协助处理后事。高东萍随后搬离了台北市万大路的住处，住到了一处廉租民居内。由于之前这对夫妻挥霍无度，高东萍沦为领救济金的低收入户。
2014年8月13日，贫病交加的高东萍死于台北。8月20日，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台北第二殡仪馆举行。这一年恰好是“六义士”逃台30周年，卓长仁和高东萍这一对野鸳鸯的一枕黄粱梦，终于在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谢选骏指出：以上所述的出台，可是为了抵消纪录片《台灣啟示錄》（洪培翔 2021-03-21）所记载的“獨家曝光！卓長仁親筆控訴！起義來歸！反共義士駕機投奔自由……”所揭开的内幕新闻。因为看完这部纪录片，并不能认定卓长仁他们一定就是凶手。反而可以看到卓长仁等人，其实是“两岸关系缓和的牺牲品”。看看他们的命运一波三折就知道一二三了——1、蒋经国去世后他们失宠，2、李登辉上台后他们被捕，3、陈水扁上台后他们遭到处决。这个三部曲不可能都是巧合，因为几乎都是严丝合缝的和政治变化相关。可惜反共义士的死亡，并不能降低中共对台湾的欲望，不能给台湾带来丝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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