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安门到中山陵（全集第17卷）

 从天安门到中山陵

From Tiananmen to the Sun Yat-sen Mausoleum

2016年第一版

（另起一页）

内容简介

《从天安门到中山陵》是谢选骏先生1995年（上卷）和2010年（下卷）的作品，虽有时间跨度，依然一脉相承。天安门和中山陵，是现代中国厄运的两个象征，也体现了无法回避的历史难题。《从天安门到中山陵》，所论皆是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特此结集出版。

Synopsis

From Tiananmen to the Sun Yat-sen Mausoleum（左侧请改为斜体 is Mr. Xie Xuanjun's works written during two different time periods. The first volume was written in 1995 and the second one in 2010, spanning a considerable length of time but in direct line of succession, for both Tiananmen and the Sun Yat-sen Mausoleum are symbols of adversities of modern China, and bespeak the inevitable historical dilemmas of the nation. The book, which is on the fate and future of China, is now being presented to the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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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上卷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模型

一，夜半天安门5

二，中国历史模型的现象7

三，中国历史模型的诊断10

四，夏商周之轴13

五，辛亥革命，僭主之门20

六，一个中国，两个朝代23

七，两次南北朝格局的由来27

九，孙中山阶段与毛泽东阶段35

十，野蛮的新北朝·革命的必要性40

第二章

从社会动员看僭主政体的起源

一，史无前例的大试验45

二，达尔文主义的入侵49

三，极端的社会动员52

四，野蛮的胜利者56

五，路线斗争──社会动员59

六，对野蛮化运动的分析63

七，失败的社会动员造成的分裂65

八，新的社会动员呼唤我们前进67

第三章

权威与权威的转移

一，何谓权威70

二，权威的分析71

三，权威与社会73

四，权威与历史76

五，权威与政治76

六，权威的奥秘79

七，政治权威的类型81

八，近现代政治权威的僭主性质

第四章

重建中国的道路

一，民族精神的觉醒94

二，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100

三，新权威主义的正解105

四，民主的内涵与步骤109

五，宫廷政变型的道路113

六，中层革命型的道路119

七，全民总动员的道路123

八，城市与城市革命128

九，城市革命的功能135

十，城市革命的人格象征139

第五章

从僭主政体到宪政国家

一，僭主政体的遗产146

二，民族国家的进程150

三，不以党派分裂国家153

四，中国信誉系统的重建158

五，中国宪政系统的重建164

六，文化阶层与宪政自治171

七，新文化阶层的精神习性178

八，僭主专政不是宪政基础182

九，寡头政治不是宪政基础190

下卷

第一章

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与非法性

一、辛亥革命的合法性199

二、美国和英国的参照200

三、重申213

第二章

辛亥革命百年纪

──“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一、名为祭祖，实为登基216

二、孙中山效法洪秀全219

三、“中山陵体制”溯源220

四、中山陵体制背叛辛亥革命221

五、如何补救辛亥革命的失误227

六、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230

七、评论问答231

第三章

北京政权为何邪恶的谜底

──元明清以来的北京斜又邪

一、歪斜的北京中轴线267

二、歪斜的轴线与邪恶的统治269

三、北京其实是一个“伪京”272

第四章

中国可以参考埃及的迁都计划

一、开罗“搬家”谁撑腰？273

二、第三中国首都在嵩山周围277

三、嵩山周围地区的心理价值278

第五章

袁世凯错失百年机遇

一、武昌起义爆发281

二、中华民国约法283

三、袁世凯复辟帝制284

四、袁世凯撤销帝制286

五、袁世凯恢复传统287

六、袁世凯读书太少288

七、皇帝制度解决不了难题289

第六章

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何在？

一、《牛津基督教史》里的君士坦丁292

二、君士坦丁大帝小传294

后记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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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荒原！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故乡、家。你，现在沉入了梦境。中国在孤独寂寞的冬眠里。死亡式的安详，重新凝聚了溃散的意识。尽管现在，它还是地下的、未经流传的，并作为“潜藏的反动思想”被打入未经分化的地狱。然而，我们知道，它的力量，正在那未经分化的原始状态。精神的力量尤其如此。──外在的强盛，不过来自分化的过程；越是分化，就越远离源泉；分化得厉害，远离得彻底。“成熟”的仪态、“博大精深”的体系，从来都是作为“衰落象征”而爬上纪念碑的峰顶。

铁板一块的冰层下，思想却是含苞待放。他们被压制但是不死，但是一经问世就将改变世界的面貌；他们留不住，鼓动风潮、推移气候。新的季节，新的脉搏：“花开花落自有时。”

你，冬眠的圣果、地下的思想！正以你的朦胧获得了你的神秘！你不是佛家的禅静，也不是道士的丹炉；你不是孔庙的杏坛，也不是僭主的改造；你是中国死而复生的力量。有一天，你的严冰将开始微笑，分化──生长──淘汰──扩张：这个过程所释放的能量，使你的朋友像你的敌人一样吃惊；你的追随者比你的陌路人更加瞠目结舌。

中国民族的自我意识，始终死不了，他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活动，全副的热情、本能、文心、谋略……他渴望自己窝藏的角落，成为宇宙的中心……试图在洞府的深处谛听宇宙的音韵。他的力度与意志，在重压下锻炼，他的喷发，构成化育，消除社会的分裂。

九十年前，当陈天华在日本写完《警世钟》、《猛回头》，而遥望中原，依然目睹国事日非，小小日本却蒸蒸日上，侵凌中国，绝望之余，愤而投海自杀，作为血肉的警世钟的震响；不久，邹容这位年仅十六岁的革命军前的马前卒，在上海租界里出版了震惊中外的《革命军》，大声疾呼，以排满革命来抗击西方的压迫。结果，他果然被满洲人的爪牙（多数是汉人血统的）、西方人的巡捕（同样多数是汉人血统的），联合起来，逮捕入狱，并死在他们的虐待之下。这位反满反西方反人民（四万万亡国牛马）的革命军前的马前卒，他的历史地位应该超过了中国二十世纪一切革命统帅和他们的手下大将的总和。因为邹容乃是“少年中国的使者”，这位孤胆英雄比辛亥革命以后的千军万马，体现了更为充沛的中国精神。

滔滔逝水，百年孤独……今天，还有几个国人在纪念他们？

按照本书的观点，陈天华、邹容这两位殉国志士，乃是帝国时代的埋葬者，而帝国时代的最后代表或曰窃取者就是满清政权。

然而作为中国的憧憬者和预言者，他们肯定想象不到，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的直接结果，不是新中国的诞生，而是绵延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民族分裂和僭主时代！

而我们，就是僭主时代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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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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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模型

一，夜半天安门

夜半，当我途经天安门广场，二十世纪的血腥、僭主世纪的全部感受……一起冲上心头。多少幽灵向我会聚，多少精神对我耳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的悲哀，可以通过诗与泪宣泄，这多么幸福。但天安门的精神，却无法用诗来表达；天安门的幽灵，拒绝流泪！天安门！你是中国的见证。以前，人们讨厌你，因为你被毛泽东牵连。你被毛践踏，你使毛变高，但一九八九年惊天动地的风水气运，也改变了你！你面前的广场和广场上的风云，洗刷了你的污名。

广场！你仿佛巨大的磁铁。紧紧吸住中国的心。当我途经夜半的广场，孤独……寂灭……无望……荒废……乱离……以及绝望和希望的永远轮回──猛烈袭击着我的心。感受虽然不可言传，但却近似一大片光海、光怪陆离的苦海。

僭主世纪的甜──酸──苦──辣──辛，令人哽噎；它激荡：悲──喜──忧──惧──爱──憎──喜──乐，刻骨铭心，发出民族的共振。啊，广场，民族的广场，心路的历程。

还有谁，比我们更清楚中国现代灾害的深入？还有谁，比我们作出了更沉痛的反省：蛮荒的器腾、仪仗的繁缠、狂热的人海、铁血的镇压……这一切惊人的反差，确实在此迸发出来，也许，还将重演、还将并存：将来，再将来，现时漆黑一片、鬼魅横行的广场，会再次热情澎湃：或有坦克集团隆隆驶过：这是奉命前来击溃一九八九年坦克集团的新一代革命！人们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从心底感谢民族意识的苏醒！

如果我们活不到那一天，也不要气馁──“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记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陆游：《示儿》）──虽然死亡可以安息一切遗憾，但安息不了活人的信念：只有行进在民族意志上的坦克，能肃清躲在坦克下面的马恩列斯。

“不要到喜庆的人家去，而要到丧葬的人家去。”因为喜庆只是人生的假象，丧葬才是人生的归宿。全世界的人们！记取先知预言、救主判词！发达国家的人们！请到中国来！中国，将是新的世界中心；因为，黑夜比白昼，给人更多的启示。

是的。苦难比幸福发人深省；孤独比成群有益精神。在蒙昧的人群中，先知比在牢狱里还要孤独，对话天地之翼，被人群的畏缩折断了。

天安门广场，你现在比旷野还荒凉，正是你的荒凉，使你升起，新文化的沃壤，一块独特的沃壤，正如你所象征的僭主世纪：僭主世纪比王道时期，更需要民族的良知、命运的见证、思想世界的仲裁者。

作为祖辈精神的孤儿，我们在持久的流浪中见过伟大的世面，已经无惧无畏。孤儿的命运，要依靠坚忍的创造来结束！为此，受难成为我们的荣耀，“受难者”是不可让度的封号！我们命中注定看到共产主义的覆灭，看到西方真理的死亡。

这是夜半的祝福，夜半的祝福，黑色的预言。亏心的僭主们！你们可以不怕战争的威胁，但对注定应验的预言，却歇斯底里──不信请看，岛夷莎士比亚写下的悲剧《麦克白斯》。

为结束僭主时代，下面，让我们沉思中国的历史命运，反观中国历史模型的奥秘。

二，中国历史模型的现象

对中国文明史的洞察，终于使我们认识到：中国民族的基础，不是生物层的种族集团，而是基于文化层的意识认同，在古代，同个种族集团，常因中国文明的分化，而分道扬镳，有的被吸收而成为“华人”有的被排斥，而依然是“荆蛮”、“东夷”、“北狄”、“西羌”、“匈奴”、“突厥”、“蒙古”、“满洲”甚至“越南”、“朝鲜”、“日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已不是“变数”而是常态。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典型是“横扫万里的鲜卑人”：他们的故乡是西伯利亚，所谓“西伯利亚”正是“鲜卑利亚”的异译：他们南下中国，横行三百年，终于化合于中国，给中国带来数百年的活力，并使西伯利亚和中国之间具有了文献可考的血缘关系，“盛唐气象”是他们的杰作。

而匈奴、突厥、蒙古的历史则从另面证明，同个种族集团，由于对中国文明的认同或抗拒（或仅仅是由于认同程度的差异）而分离、对立，甚至分入水火不容、互相厮杀文明集团。在异族间如此，在“汉族”或曰华人内部，也是这样：中国人彼此之间常因“文化认同”方面的差异，而势同水火，甚至厮杀到底。如父辈传统中的帝国时代，其改朝换代和现代僭主传统下的党人国家（“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等等）异曲同工。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内战最多最严酷的国家”，因为中国是以文明区分而不是以种族区分的。中国人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也不仅仅是出自私人或小集团间的争权夺利，且是“在国境内部取得文化认同”的社会整合方面的急迫需要所致。

在这种文化认同的争端中（它表现为古代的“正朔服色”、近代的“意识形态”间的战争），世交、故友甚至亲兄弟，可以反目成仇。而原先来自五湖四海、根本无缘的乌合之众盲流，经常整合为古代的拜把兄弟、近代的革命同志。这种超越地缘、超越阶级、超越血缘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世界主义的精神，迄今不衰，构成中国一治一乱、在天下大乱中进行重新结构、根本调整的社会发展机制。南──北朝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辽金元清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拜上帝会和共产党的终于没落，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认清这样的中国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天命”。中国民族来源于“中夏”，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夏，是“辉煌文明”的同义语。从这个语源来看，本无所谓“中夏民族”，而只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仅仅由于“中原”的强烈聚合作用和外向辐射作用，在这四种原始文化的交汇点上，形成了一个新民族──这就是，源于四夷却自别于四夷，并优越于四夷的中夏！

从此，“逐鹿中原”不仅成为四夷（从古代的秦人、中古的鲜卑人、蒙古人、满洲人，到近代的朝鲜人、日本人）的最高梦想，也是中国民族自己日日新、又日新的必修课。在必要的张力中，保持文化的同一性，并剔除自体的四夷杂质，是中国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前提条件。这个自命为“华夏”的新民族集团，不断讨伐自己种族上的往日兄弟，在道德与文化上贬斥他们为非人（“蛮”为虫，“狄”为兽，“夷”为鸟），所谓“文治武功”，是用来重新同化这些“同种而异文”的双重政略；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是保有中国性质、吸附四夷向心的哲学原理。就这样，夷狄蛮戎竞相争夺中原的努力，到头来提炼了文明的精华；甚至连今天的日本人，还是把秦始皇、杨贵妃，看作他们的祖先。夷狄们主观野心的失败，造成了中华世界客观实体的收获：中国民族的日新，迎来一个又一个黎明。

中国文明被称作“史官文化”，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古代民族像中国人这样注重历史，以史为鉴，规范自己的行为，并把历史模型发展为部世界观的前提与基础！这与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们何其相似：文化的交汇者、种族的精选者，罗马公民，不必罗马人！中华精英，不必中国人：惟有博采诸长的多重品性，方能平定天下纷乱，致使万国咸宁、世界和平，而中国人比罗马人更幸运的是，不仅是最早而且是最纯粹的政治动物，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所杜撰的，是什么实用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

我们的祖辈，没有罗马人那样令人沉溺的多神教迷信，他们依靠自己的天命，判断万事万物。政治动物。是的，──数千年“贤明的化育”使中国人过于驯顺了，某些批评家（如留学日本的医科学生鲁迅）说“中国人较少兽性”，但很难设想，较少兽性的民族竟有能力在古代开创如此强力和广延的文明。鲁迅之流能够理解的，仅仅是满清奴役下的东亚病夫，而不是先秦两汉的世界征服者。如果我们正确，那古代创造了文明的中国人，肯定颇为嚣张乖戾；不信请看，他们的原始兽性在殷周的青铜礼器上，打下了鲜明的、万古长存的印记。难怪他们会像其同种兄弟匈奴人（夏人的同族）、鲜卑人（殷人的同族）那样，充满兽性的阵阵发作，殖民长江、珠江、南洋，创造一个中华。

需要是发明之母──那导致“史官文化”、“礼治文明”之发明的，是什么需要？我们认为，是在一片黄祸式的战乱中，发展文明与秩序。我们不会忘记，古代的中原，正是无数蛮族竞相争霸的风水宝地。它的来龙去脉和真实背景，虽不可详考，但从“逐鹿中原”的传说里，不难获得一鳞半爪的消息。所以很自然，在那些史官文化和礼治文明兴起前的“神话”中，象征性地记载了中国大地遭受过的无数浩劫。其强度不亚于匈奴人和蒙古人后来对欧洲所发动的毁灭性袭击。中国文化，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恐怖袭击下，激发起来的。“逐鹿中原”的背景，使中国文明的政治性格不断强化，直到把全体中国人，化合为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这样的“政治”成了中国生活的前提，甚至成了中国和平得以旋转的轴心与枢机。

中国思想的焦点，于是不再关注“真”、“善”、“美”，而是“长治久安”。中国的真，因而是政治的真；中国的善，因而是政治的善；中国的美，因而是政治的美。人们可以承认“这虚伪”，但不能说“这罪恶”，因为不如此，实在无法在中国的地缘与生态间，保持平衡。这是人与环境，千百年来互相作用的结果。它的丑陋，是由于它过于的泛政治化了，以致在其它方面变得可憎。但这样的中国文化，却有极强的渗透力，超越种族樊篱：凡接受中国文化的族群，就自然成为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强大的匈奴、鲜卑、蒙古，都化合于中国，抽象为史书上的苍白名词。“熟女真”“生女真”的化合史，更为现代人熟知。中国文化的动向，从世界屋脊昆仑山脉逶迤而下，直到全部太平洋岸。越南、高丽，莫不承受，连隔海的倭国列岛（那时，它还不曾用汉字组成“日本”这一国号），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走向的全面囊括。尽管后来他们先后学会自认是“独立的民族”，但他们的历史、制度、风俗、文字、语言甚至姓氏和血缘，都受到难以抗拒的中国辐射，从而出现了奇妙的变种现象。正是以中国历史模型的作为基础，我们才能理解“日本侵华”，以及后来迄今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异化现象，并对未来的中国，做出正确的洞察。

三，中国历史模型的诊断

由于中国民族三千年经久不息的扩展，结果包容了广大而复杂的种族群落，甚至在中国民族彻底亡国的元、清两代，其文化扩张也丝毫没有停止过。当“五胡乱华”之后，中国文明全面掌握了珠江流域；而在南宋灭亡和明朝灭亡的民族灾难中，中国文明则越洋南下，成为东南亚的重要因素。并逐渐深入蒙古沙漠、北满森林，完成了汉、唐盛世的主人扩张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奴隶扩张。这种奴隶扩张采取了流民流亡的形式，从十九世纪卖身到美国到二十世纪偷渡全球。

由于近千年来，中国文明的包容力和亲和力，远远超过了它的淘汰力和排拒力，结果对异己势力过于宽容，以致造成软弱的包容和腐败的亲和，它的外在蔓延和内在衰落变成同步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外在蔓延是内在腐烂的不幸结果，其性质类似犹太人亡国后的“世界漂流”；只是由于中国灭亡的程度不及犹太人，所以漂流的广度和深度也才逊之。种族的弱质化、文化张力的颓废，同时并举，我们被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这种状态阻遏了中国文化的继续生长，耗尽中国的内在活力。

古代的美德“和为贵”，成了我们的致命伤。次品和废物，充斥中国大地，流毒五洲四海。兼容并蓄，竟然导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绝症。现代中国人，不仅有古旧的软骨病，还有舶来的花柳病，达到了令人作呕的“百花齐放”。现代中国人，已经不再是中国文明的主人、精粹，而只是叛徒、渣滓，现代中国人自称中国人，其实根本沦丧了中国精神，这在所谓“知识份子”身上，表现得文盲大众一样突出，甚至更为突出。人们数典忘祖，分别投靠列强、日本和苏俄──然而，洋人真那么靠得住的吗？西方人，不论大西洋西边的还是东边的，自己都在下坡，还能拯救洋奴吗？不论这些洋奴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

中华史官文化的精髓是，“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不是微妙的玄理，仅仅是要求合理解释万事万物，它轻视神秘的内心体验，排斥无用的宗教感情。当然，这古老的精髓在近代西方的科学理性利器的无情打击下，瓦解了。于是我们知道，中国必须改辕易辙，才能得救。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照搬洋人的真理，才能果腹。相反，现代中国人接受了太多的愚蠢看法，结果把中国带入更深的浩劫。难道，仅仅因为枪杆子能够杀人，在认识世界时，它就能代替人的眼睛？欧洲人对世界的解释，如马克思主义一类的欧洲中心论，只是欧洲人自己的经验；对中国怎么可能“必然有益”？

“西方的真理”对东方的对象来说，有时恰恰是毒药──共产主义的兴衰，只是一个最新的事例罢了。某些“党人”，作为“比国王还要激进的保皇派”，如今不惜断绝全民族的最后命脉，也要陪葬所谓“主义”──其实只是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绝对不愿为了实现民族和解，稍微克制一点。由此可见，这些西方真理的崇拜者，当初听从“国际”的指令，在中国发作“运动”，到底是出于何种“神圣”的动机了。现在，卖国行为现已成了他们最后的谋生手段，主义现已成了他们最大的既得利益。没有民族气节的“主义者”以自己奴性与贪婪，宣判中国复兴为无期徒刑。好在他们现已没有力量来执行这一判决，否则这些腐化堕落之徒就会再度把自己的罪恶变成一项社会的美德！

与中国相比，西方语言是一种逻辑语言，西方的思想是一种分析思想，西方科学是一种实验科学。西方的分析，最后把人分析为“猿”、为“兽”、为“物质”。这个分析狂自称为“雅利安”，自视高人一等。所谓“雅利安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赤身裸体。这也是“分析哲学”的一大应用：把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分析开来；从希腊到印度以致近代欧美人，竟和热带丛林里的猴子一样“以裸为美”──这不可思议？他们的雅兴甚至把这一癖好发展为一种“艺术”！据说还是“最美的”，是“精神的顶峰”。然而中国文化却是各国文化中最少裸体的，它似乎特别忌讳这玩意儿。那位在西元一七九二年出使中国的岛夷英格兰使臣马嘎尔尼在他的《出使记》中写道，中国服饰似乎有意把人体线条遮蔽起来。那么，这种遮蔽人体线条的行为表现后面所隐藏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曰：“政治动物的规范”。故《老子》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就是政治动物的本色！孔、墨、道、法，各派风流，均与此“反对裸体的精神”相通。

而各种“蛮夷”呢？却从自然的本能出发，像幼童一样渴慕裸体的时刻！他们甚至在裸体表现中得到“美感”。美，成了“性感”的代词。

这是两种世界观截然不同的显影。中国人，只是在晋末和明末的极端腐化中（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则可能是其“第三次浪潮”），才在生活领域里放松了“反裸体”的管制；而众所周知，旋踵而至的则是蛮族入侵的洪水滔天。“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部《金瓶梅》的代价，是二百六十七年的满洲野蛮的垂帘！

上述两种显影，曾在各自文明中互相交错。不要忘记，欧洲人和印度人也曾厌恶过裸体文化，如他们在基督徒和穆斯林文化的蔽护中。尽管这蔽护来自雅利安以外的闪族精神。而中国人，也曾有过因放纵而亡国的时刻。

不同的文化倾向，常常使人们变成不同种类的“存在”。如果说中国人是一种政治动物，那么雅利安人则接近于“艺术动物”或“科学动物”。至于说到现在日本人成了某种“经济动物”，我总不相信，日本人太善变，很难对他们具体定义。日本现在的状态，主要来自某种“被阉割状态”，广岛原子弹，就是它的麻醉剂，《和平宪法》就是那把手术刀。我尤其不相信，日本受自中国的两千年塑形，会被不到一百三十年（一八六八─一九九五年）的西化彻底铲除。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艺术的交合点，是“海盗精神”，这与中国人的“长城精神”，是相反的倾向。也许有一天，政治存在与艺术─科学存在（“艺术动物”）将和解，联手缔造统一世界。那一天，道德的贤明与科学的锐利将混同，新的黄金时代降临。

那时，西方播下的种子，在东方获得最大丰收。正如东方播下的种子，已在西方开辟了空前奇迹。艺术动物的拓植，将由政治动物来圆场；正如艺术动物一再消化政治动物的果子。在今天，世界潮流的背气中，不必为中国不可救药的政治挂帅而气馁──既然中国不善于纯粹艺术和纯粹科学，那么就不要以过分的“改造”以致伤害了它的元气！还是让中国人按自己的天性生活，让他们保有元气，以便有一天能够稳定管理这个由艺术动物开创的科学文明！既然中国人的原始冲动已被弱化，那么，就让他们充任这个飘泊不安的世界的压舱石吧！

艺术动物和科学动物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干得过分。如果你们的炮舰和浪漫真的把那个“被政治挂帅催眠了两千五百年之久的中国”彻底激活了，那么，你们将会陷入“后现代化的灾难”而不是“后现代化的福利”！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历史模型的诊断。

四，夏商周之轴

中国生活保守倾向的根源，可以在它的地缘政治条件中寻找，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徒劳无益地在“经济基础”的垃圾堆里寻寻觅觅。

近代海禁洞开，使得中国腹（东南沿海）背（西北草原）受敌，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地缘环境。两面夹击，如苏俄从西、北施压，英法从东、南施压，日本则直捣中路：列强的切割使得中国的国势破碎，成为意料之中事。而在这之前的中国，其国势的根基是牢牢扎在农村社会的巨大板块上。虽然散漫但不易消灭，这就是所谓的“草根性”。农民文化的许多珍宝，清新而淳朴，足为王者基。尽管，它今天多少阻滞了中国在新的基础上推行复兴的大业。中国的复兴毕竟只能在新的、技术社会的基础上崛起。

但是我们要注意，要善于转化农民的潜能，激活它而不是压制它！让农民的潜能，化为一缕富于魔力的青烟，为新的方向焚上一炷香。农民的力量在于顽强，不顽强的人，没有底气，无足轻重。农民的潜能，还在于他们的狡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如果有一天，整个中国民族被这一态度彻底征服，那就是恢复中国庞大实力的时候了。

那时，古老的史官文化，经过修整，堪任复兴中国的剧烈精神活动。我们需要“新型的史官文化”，来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而面对巨大的挑战，若不忍受同样巨大的梦魇，又是不可思议的。为中国的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你们一定要准备好，抛弃“两全其美”的幻想！一定要埋葬“不劳而获”的奢望！不拿出深不可测的伤口，休想夺取高山仰止的胜利。你们的准备，首先是心理上的准备：准备那些可以想象和不可想象的灾难，排山倒海而来！准备阴沉的杀气腾腾逼近前来。准备一千种误解、一万种污名，像影子一样追入你的坟墓，直到千万年之后……看，中国历史的曙光，又一次发出鱼肚白！

“鱼肚白”──这俗语中包含神奇深远的启示！当黎明的曙光初透，将有一条超巨型的怪鱼苦苦死去，它肚皮朝天，泛着死光，脊梁埋在无边的深渊，随波逐流。在它死亡的阴影里，才传出新生命的消息！只有在它的葬礼中，才爆发出新时代的欢笑。暮年的智慧与腐败，被野蛮而清新的鼎沸一扫而空。事实证明，任何新的世纪，都是从万人坑的夹缝里冉冉升起的，美洲的繁荣是以印第安人的灭绝为代价的。

中国要进入现代社会，采取不同于欧美、俄国、日本的道路。中国的来历与现状，既然如此奇特，怎能遵循它们的道路继续前进？不同的目标召唤我们：中国以英雄们的尸骨开辟自己的路！否则，中国作为现代意义的“民族”，还是没有灵魂的躯体。这个躯体所以至今无法形成内在的整体意志，就是基于这一矛盾。惨痛的经验警告我们，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民族意志”，否则，俄国人与犹太人传播的“阶级意志”就会趁虚而入，祸国殃民，以无休无止的内战、运动甚至街头屠杀平民，把中国的民族意志推上断头台。如果，世界上还有“中国”这个东西的话。

现在的中国民族，还没有一股灵气贯通！庞大体积与力量孱弱，不成正比，中国仿佛一个患上巨人症的国家：它的版图、人口、生产量、消费量、运动规模、进展速度，都大到吓人的地步，但其步履却蹒跚不已，因为它的总体力量却软弱散漫。现代中国已完全丧失了自行调节的能力，它的“国家机器”不是一再报废就是不断失灵。机械性的修理方式，只能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漏洞越补越大。以“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的僭主方式来修补社会，造成广泛的空洞化，甚至空前绝后的人间地狱。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怎能与“机器”相提并论？它甚至不是一部“特殊的机器”，既不可能人为制造出来，更不可能按照一张预先划好的“蓝图”来创造。对此，历史上有过很多失败的例子，但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现代中国没有灵魂，没有整体意志，因为没有民族精神！社会昏昏沉沉，甚至精华人物也染上这沉疴而一病不起。那些自封为“国家缔造者的国父们”，只是祀拜的假象，不是真的建筑师。在“现代中国”这座超级的垃圾堆里，玉石被玷污、黄金已生锈，比罗马帝国灭亡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黑暗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横祸连连盘桓的泥潭，谁要想有作为，“组织”就会像饿狼一样扑过来，活活把他掐死。谁要是“朝气蓬勃”，“他的末日就不远了”，他不被党的机器突然“砸个稀巴烂”，也会被群众蚂蚁般的残忍慢慢咬死。卢梭所谓“全体的意志”．在中国已只剩下蚂蚁般的群体贪婪，而这，只够蛀空而不能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中国的散漫，使得力量互相牵制，复兴和强盛因此更为遥遥无期。原先的民族精神，已经溃灭；新的民族精神，还没有降生──整个民族虽生犹死，气息奄奄。有的说，“这是内忧外患造成的。”其实，这是一种因果倒置的胡言。有的说，“这是制度造成的。”其实，这是一种短视而皮相的乱语，无法解答“为什么是这种制度而不是那种制度在中国取得了胜利？”有的说，“这是由于中国社会一再反抗现代化趋势。”其实。这虽然说了表现，却没有做出解释。

中国的厄运，并不是如此单纯、如此表面的因素造成的。中国的厄运，是“过去的伟大光荣的报应”。为消除中国的厄运，我们不能不首先下到深渊、落入谷底，然后再向上攀援。因为过去的基础，既然已经全部崩溃，那就不可避免地沦为负数，我们还需还掉这负数的欠债，方能开始正数的积累。

现代中国的迷误，就在于罔顾这一严酷的事实，梦想不先还债，就可直接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严酷的事实是，若不先铲除旧文明的灰尘，使老大帝国的臣民还原为某种程度的原始人，中国就无从进入现代文明。

由于不断的改造和筛选，老大帝国的臣民已经失去“某种原始文化的要素”。而“某种原始文化的要素”却是欧洲、日本、美洲殖民地得以兴起的先决条件。

反观“某种原始文化要素”中的人，尽管可能一时缺乏某种教养和技术，但在力量和整体意志方面，却是绰绰有余的。一百五十年来的国耻证明，现在的中国人所急需的，首先是攫取力量与整体的意志，而后才可能得到新的教养与技术！唯有彻底卸除过去文明的重负，青年中国的朝霞才会血一般满江红，那时，盘踞在中国的化石，才能送进博物馆，不再盘踞庙堂。

尽管在今天，中国人还没有走出这片困扰自己的外来野种的精神森林，并以悲凉的眼神眺望：作为自然资源的中国森林，正以空前的速度大片毁掉，而作为心理障碍的外来森林，却日益疯长，以猖獗的荒芜，侵入生活的每个角落。中国民族被迫陷入两线作战：水土的流失和精神的荒芜。历史是残暴的、疯狂的、没有理性的。它的内在基础，与其说是“希望”还不如说是人们的“绝望”！它企图困死中国精神、把新的中国民族扼杀在学步阶段。当此头脑最清醒的时刻，让我们以最坏的绝望，而不是最好的希望来说：我们拒绝半死不活地活着──不能让我们重获青春，就让我们彻底灭亡！

在古往的历史中，我们只能找到一些木乃伊的碎片，一些“考古学对象”。这些过去的荣耀被我们称作“夏”“商”“周”“秦─齐─楚─燕─韩─赵─魏”“汉”“唐”“宋”“明”……他们，已经随其创造者的死亡而溃散：“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现在，除了在记忆中，哪里还有他们的一席？再是经久的文字记载，也只能“提示”而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于是，“中国民族”便还原为一个“还没有物化的理念”。于是，我们便成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游魂。

但我们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我们知道，有一个民族之轴，不绝如缕，甚至万古如一：“夏”──下也；“商”──上也：“周”──轴也，中也，中国民族之轴也。这就是我们对“三代”的理解！夏，是“伟大辉煌”的同义语：但新兴者却斥之为“下”而自命为“商”（上）。商，本来取义乎“上”，但新兴者却斥之为“过犹不及”而自命为“周”。从此，与“周”对应的“中”成了中国的代称。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周”也就是矢志向心民族的轴。让我们以孔子为文化典范，追随中国民族的轴！

现在，新的中国民族尚未诞生，除非，我们终能重返祖辈的精神家园。现在，夏、商、周具有的民族圆满性，已经消失──“中国民族”像中国文化一样，沦为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但也正因为这样，超越种族与文明疆界的中国民族，将在我们手里重获圆满。

老一代的中国人，即将灭绝；新一代的中国人，正在生长……老一代中国人，正在死绝。请允许加速他们的死亡！请允许我们为他们举行隆重的、充满感谢的大丧礼！

我们知道中国是孤独的，甚至与世不同：总想以最差的条件，一步登天最好的境地。所以中国不得不一再重新趴下！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国被排除在一切世界事务之外：先是自我放逐于“帝国主义阵营”，接着又和“社会主义阵营”闹翻了，然后和印度开仗，再和缅甸、蒙古、北朝鲜关系紧张……那时，只有一个北越是中立的，还有“远方一盏微弱的明灯”阿尔巴尼亚。中国不再是世界事务的主角甚至配角，而沦落为“世界事务的对象”，既不是刀，也不是砧，更不是舞刀的手和持刀的意志──只是一块血肉横下的肉……

在世界事务的意义上，中国是“二十世纪的冬眠者”，一个孤零零的世界隐士。中国的冬眠不是那种“没有历史的宁静”，相反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变！没有历史的民族，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但现代的中国人却不是一个“幸福的民族”，它经历严酷打击，并成为受害记录的冠军；它所得到“脱胎换骨”，使五千年历史的风暴也黯然失色！于是有人期待，中国二十世纪的冬眠，不是纯粹消极的等待，而是自我调节的攻势；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些攻势已经冻结。这是因为，中国迎头撞上一个难题：怎样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协调起来：或曰：如何使中央帝国的臣民，蜕化成现代世界的国民？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历史走完了一个逻辑的循环：“五四”标榜的民主与科学的舶来品，以无根的理性来救国；“文革”在民主与科学的沙漠上建起“民主集中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集中营。沙漠上的建筑难以稳定，哪怕这建筑所造就的国家机器不断杀人。“五四”与“文革”之间的逻辑，是日益深刻地践踏传统。它类似洪秀全的伪基督教，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排斥异端、整肃社会的热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它自称“革命的理想主义”，达到“无须证明的非理性高度”。

由此可见，“文革”决不是传统主义运动，而与“五四”一样，是舶来的异体蛋白在中国体内的异化发芽。异体蛋白尚未救命，已先害人。舶来的理想主义，救不了中国，于是变了种，化为事实的反理性。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国要适应现代生活，就必须摧毁自己的传统──传统的一切都是恶的，反传统的一切都是善的。“封建”一词，成了苏联铁蹄下的亡国奴众们口诛笔伐的目标，成了万恶之源。在这明显的发展曲线中，中国的一切结构全都破坏殆尽。于是历史悠久的中国，经过六、七十年的“全面的文化解构运动”（这是一种文雅的说法）之后，成了一片废墟（不文雅的说法称之为“文化屠杀的结果”）！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比沙漠还荒凉的乱坟岗──不是“一穷二白”的白纸，而是布满陷阱的地狱！在这精神支柱全都坍塌的国度，原始的土层并没有消失，只是被上层建筑的层层碎片掩埋着。有一天，当伟大的园丁前来播种的时候，掀开废墟，原始的泥土会由于持久的休耕，而发出自然的芬芳。相信吧，中国民族不死，中国人的向心力没有瓦解，中国的屏障屹立无形，像万古之水一样，坚不可摧。

现在，中国病的根子已经日益清楚了：

1，西方文化对中国的袭击，不论它采取了政治革命途径，还是文学革命途径，或是社会革命途径，文化革命途径，都未能消灭中国的传统，残暴的人及其兽性的方法，都无法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西方式社会。

2，更重要的是，这些途径无法全面动员、持久激活中国民族的内在热情。这表明，这些欧洲方法对中国问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无法抓住中国人的灵魂。

3，这些途径不能使传统资源注入现代化，不能以现代化弘扬民族精神。

4，以往的中国革命，都以“洋装文化”炫耀国人，其结果使国人日益自卑、消沉，最后沦为一群不会说话、不能生育的骡子。骡子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苦干，也不能创造一个幸福的未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毛式咒语，不过加深了骡子的惨状。二十一世纪的骡子们终于明白：使人变成骡子的真理，是可憎的，不论什么主义和思想，不论如何屠城三百、戮民八千万，也树立不了骡子的信誉。

5，西方的真理和中国民族，在这场绵延百年的混战中两败俱伤，分别变成了“邪恶的咒语”和“骡子的群氓”。全民的生计，被迫陷入进退失据、左右摇晃的“政治运动”的旋涡中。

6，而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恰恰取决于上述症结的解开，取决于传统力量与现代化取向之间的协调。今天，中国社会的忍耐已到极限。但“血的征服”不是“泪的反抗”所能惟翻。把人变成骡子的僭主暴力，如何以群氓的祈求来“改革”？

7、中国革命在其百年进程的最后一役，将不可避免地对革命本身，实行一个革命转换：用“切近传统的方式”，召唤“切近传统的力量”，以此来消灭西方的咒语和魔法，加速中国适应现代世界的进程。那时，一切因循守旧的东西，将被冠以“反民族”的头衔，严加处置，送上民族的法庭。百年中国的苦难风潮，将催开一束鲜艳夺目的花！他以传统智慧，结束中国革命。他调动传统能量，革新中国的行为环境，劈开现代道路。他鼓舞传统骄傲，达到当代文明。他以传统为神剑，而不贬为革命的对象，他把神剑指向外部世界的压力，而不指同中国人自己。他终于结束了中国的冬眠。五千年历史的精华，汇聚于此！

五，辛亥革命，僭主之门

辛亥革命是中国慢性革命的正式开始，它不仅是一个政权（满清）的结束，和另个政权（中华民国）的开始，且是传统中国在承受了七十年（一八四○──一九一一年）的国际压力之后，再也承受不起的时刻，发生的一个断裂，这不是政治经济的常规爆炸，而是一场“社会人文领域的核试验”！所以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革命──想一想，其间几乎没有连续三年以上的政治稳定，毛泽东“反复进行多次，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咒语，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一四年二次革命──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私人军阀的混战──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间党的军阀的混战──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间的抗日战争──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年间的国共决战──一九五○至一九七六年间的“政治运动”：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思想改造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一九七六年毛派分子被宫廷内军事政变推翻──民主墙运动──推翻毛派的军事领袖被邓小平取代──平反运动──镇压西单民主墙──一九八九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街头大屠杀。这样的灾难记录，足以令人汗流浃背，且毫无疑问还会不断加长，然而，这不过是传统中国解构过程中的政治痉挛罢了。其他痉挛与苦难，则说也说不完。看来，当年康梁维新派的预言竟不幸而言中：“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中国如果革命，将大乱百年不止”！

辛亥革命在驱逐鞑虏的同时，一举消解了中国的国家结构，却未能拿出一个有效的替代品；婴孩和脏水一起倒掉了。中国的社会、文化，不仅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失去国家结构的原始状态”；而且中国人也丧失做人的规矩，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变得手足无措了。这个原始状态，是与反智的野蛮化过程互为表里的，结构形成了以下的长期病态：

普遍的非礼态度；连绵不息的内战；过河拆桥的急功近利；以破坏为法喜的狂人心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革命立场”的实际内涵！总的看，七十年来（本文写作于1981年），这些症状的规模越演越大，暴烈程度有增无已。所以共产党总是说：“革命在深化，人民在觉醒！”其结果，国家徒有其表，礼法荡然无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加掩饰的暴力，成了衡量是非真伪的惟一标准。

军阀，是这时代的骄子；党阀，是最高主宰，他们的劣行和贪欲，甚至使君主时代的暴君都会脸红。僭主们随心所欲的胡说八道，成了不容质疑的最高指示。国家瓦解，洗劫人民一空，肢解知识份子，党阀把神州大地当作赌马赛场。“试验”被奉为最高理想，从性欲到政治，芸芸众生，为政治试验而生死，为社会试验而苦乐，中国化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试验室，它的试验品，就是每个活生生的人体……中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活体解剖！

人民，从这些震撼世界的牺牲中得到了什么可见的收获？得到现代化？没有！得到强大的民族国家？没有！得到的幸福？没有！得到人格伦常的健全：没有！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成了这时代的主题歌甚至最强音。我们不仅物质贪乏，而且精神贪穷；依然贫穷、更加贫穷的厄运，仿佛缠住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散沙群落。

“摧毁一切！”──是这时代最表面的病症，它的深刻病根是结构的瓦解，使一切存在沦为游离物，经不起风吹草动。结果，惟一的收获只是我们的“国民性”，遭到彻底的异化，现在的中国人比之传统的中国人，仿佛两个民族，不论中国人变好变坏了，反正他都无可挽回地变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和平时期八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还不包括战争中的大量牺牲）和十二亿人口的心灵破碎。

我们把这个“古典中国──未来中国”间的百年乱世，叫做“中国的无君世纪”或是“中国的僭主时代”。它破坏古老的生态，生产饥饿的魔鬼，毛泽东是这些魔鬼的杰出代表，所以他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极权方式，才可以如此这般胜任有系统的毁灭！

在早期，“救中国”是目的，“社会主义”只是方法──在僭主们大脑硬化沦入晚年迷信以前，这主次分野似乎清楚。救国的思想至少是口号，是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共产党以来的“民族共识”，尽管他们出于彼此嫉妒，常常互不承认。但至于如何救国的“路线问题”，各党各派就莫衷一是了。

事实表明，现代中国人耗费在“路线斗争”上的精力，要远远大于花在各种建设性的救国行为上。结果，人们奉内战为救国的捷径──这是多么荒谬、多么彻底的一场革命！结果，共产主义的天堂，变成了中国民族的地狱，人人幸福的无限许诺，化为人人挨整的超级恐怖。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如此阴阳倒错？因为中国人特别愚昧：连精英分子也易受摆布？

道理其实简单：中国革命的对象，其实不是外在的“物”，而是内在的“我”──其历史功能，在形成适应现代世界的新国民性。毛泽东因此是不自觉的革命者，因为他在从事革命的时候并未发现以上道理。他倡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但惟独不与自己斗，他的矛头指向外而非内；他呼吁“斗私批修”，实际上只让小民们去修这个业，“伟大领袖”，却把关键的“我”轻轻闪开，躲在一旁花天酒地。相反，纵“我”膨胀，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看见了一位二十世纪的隋炀帝。所以中国的革命，终于把这个出尔反尔、口是心非的家伙甩出了轨道。新的国民性，不是在毛氏教诲中形成的，而是在毛党的无情斗争、严酷打击下形成的；新的国民性，正是在新生力量对毛泽东本人的批判中成熟的；是通过强迫劳动、人格羞辱乃至饥饿、体罚、绝种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实现的。所以，它远比教室里的知识，深刻、牢固得多。在此，人的生物性的基因变化，与人的社会性文化的变化，被逼形成“同步的运动”。这个极为残忍的运动，其最终结果，我们迄今并不知道。然而，我们却有足够的经历，然后再由中国历史模型的考察，去推测其后果。

六，一个中国，两个朝代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裂：一次是西元二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裂。所以，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也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文明崩溃的社会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强行带入的，党魁们的“全民科技运动”取代了国王们的“全民佛教运动”，为社会发展注入“理想社会”（以取代“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兴奋剂；为重建国家提供舶来的真理与样板。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由于对象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1，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第一南北朝时代是自奉正统的“宋─齐─梁─陈”与“北魏─北齐─北周”的蛮族政权间的抗衡；第二南北朝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东南沿海的国民革命党军”与一九一二──一九二七年间的北京北洋军人政权、一九四九年迄今的北京共产党人政权间的抗衡。如，宋——齐——梁——陈基本承袭了汉魏两晋以来的中原传统，而北朝政权则受西域胡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思想尽管受到西方启发，但还强调民族本位；而一九一二──一九二七年间的第一北京政权，则有笑、日等国势力的背景；一九四九年迄今的第=北京政权，则有共产国际、苏联老大哥作为精神支柱与战略靠山。

2，对峙的双方代表不同的社会力量。如，第一南朝政权代表中国农民和士绅的既得利益，北朝政权代表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者，国民政府代表了东南沿海一带工商业发展的膨胀力，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农村对这膨胀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沿海与内陆的两极分化”的这一现代化势头。

3，军事与政治对峙的持续化、制度化。

4，这一持续化、制度化的合理性，在于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分裂（汉魏晋文化与西域胡——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苏俄文化）和社会分裂（中原农民与西北牧民的斗争；东南沿海工商业力量与内陆农业势力的角逐）。

5，正是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裂，支持了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第一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第二南北朝到目前为止已将近百年，而在未来的一个世代中，也很难“实现国家统一”，因此总计至少要有“长达一世纪以上的分裂”。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共党，其最终的政治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社会文化的先行统合，否则，即使暂时合欢，还将反目成仇。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古代，就可以印证现代了。

6，两个南北朝的分庭抗礼，采取了不同的名目：第一南北朝叫“两个朝廷”，第二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这种时代的特征，很大程度上由于双方的文化特性决定的，它们代表中国本土的不同势力，正朝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

7，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社会来源，加上长期的军事敌对与政治隔离，在这相距一千五百余年的两对南北政权辖区之间，都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日益增大的距离。至于南北双方的最终统合，则由于双方以各自的方式逐步适应外来文化的冲击，从而逐步消除了内部离心倾向，进而增加了外扩的即趋向统一的力量。但这已是另一个问题了。

8，不论在先后哪一种“南北格局”下，南方辖区（南朝与国民政府）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北方辖区（北朝与北京政府）．南方温柔，北方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扩；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苦行……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堆。有人会说，那当然，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族缘的差异存在，并非“南北”的对峙所造成。这诚然是一面真相。而真相还有另一面：

A，古代的北朝政权起源于游牧部落，所以对中国的传统，具有较之南朝更强烈的排斥性、革命性，他们的创造也更无畏，北魏的巨型石雕和新型制度，盖属此列。

B，现代的北京政权起源于共产国际，所以对中国的传统，具有比国民党人更强烈的排斥性、革命性，尽管后者的三民主义和建党方式也是舶来的，正如南朝的佛教义理之外来。共产党僭主的社会试验令人恐怖，甚至使他们的北朝前辈也都自叹弗如！但有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许会感谢他们的：是他们用一种残暴粗野的手段，完成了堆积如山的“清道夫的肮脏工作”。因为那时，“清场的痛苦”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C，北方辖区的革命比南方辖区的革命更深入，行为方式因而更野蛮。国民性的改造也更彻底，文化也更偏离传统、创新也就更多。

在以下的三方面，北朝更甚于南朝：

A，过激主义泛滥、极端精神的兴起，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文化孕育期，中庸之道的古训不是被忘却，就是被嘲弄。人们不再理解“宽容”的正面价值，“个性化”被急于采取行动的人群，视为万恶之源。而各种极端主义者却又在互相对视的旋涡中，撕咬不息。为了“伸张正义”、“实现理想”，他们如此执拗，不仅牺牲他人，而且自我牺牲。为抵达期许的天堂，结果带来魔鬼的痉挛。在这种时代，纵欲与清教、欺诈与献身、强权政治与自愿为奴、虚无主义与工作狂热……如此奇妙交织，一幅幅光怪陆离的历史画卷，弄得人们眼花缭乱，以至再高的高手也难以“分析”它们。这个“英雄时代”，充满朝气与残忍、弥漫梦想与疯狂。

B，旧的社会组织普遍解体、新的社会制度摇摆不定，新的生活方式阅如。这意味，无政府状态和僭主专政的轮流交替，为了在组织解体和制度阙如的真空中一步登天，就得求助于屠杀──共产党称此为“运动”，并视之为社会控制的万妙灵丹。这种屠杀，通过文化思想、社会身份乃至阶级肉体的族类灭绝，确保新文化生长的方向。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结果，以强悍的战士集团（第一南北朝称为“部曲”；第二南北朝称为“党”）为核心力量：“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社会分裂，越演越烈。当然，这些“核心”为新的社会组合提供了支点：但一切高级的、精致的文明，却被他们的运动销毁了。人民的苦难和死亡，不计其数。

C，文明的荒原化、社会的野蛮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旧的帝制时代，人们因循守旧；新的革命时代，人们无法无天：非法之法，非天之天，主宰中国。伟大领袖为此专门指点百姓的迷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人们鄙弃文明，视教养为懦弱的同义词。在第一南北朝时代，刘渊、石勒之辈还懂得尊重知识与文化人；而到拓跋氏，一代蔑视文化、鄙弃士族的“革命新人”就形成了。在第二南北朝时代，袁世凯还懂得附庸风雅，段祺瑞、蒋介石还对学生手下留情；至于毛泽东，则专以围歼知识份子为自己的天职，邓小平则干脆到大街上屠杀青年学子。然而，这不也体现了一种天命吗？从国民性的观点看问题，仿佛，不经历一场完全彻底的野蛮化洗礼，新人类的土壤，就无从准备就绪。例如，现在被千夫指为万恶之源的文革，实际上不过是苦难之果。所以历史不知道褒贬，只知道陈述。

综观两个南北格局，都是北区的革命幅度远超于南，“历史车轮的旋转速度”，在北方似乎比在南方要更快些。南方的转换形式较温和，北方的转换形式较刚断；南方以正统自居，北方以反叛自赏；南方准备的是精致的文化之种，北方准备的是原质的人类土壤。两者分道（意识形态对立）以扬镳（符号与象征亦异），各各独立发挥，然后复归于一：阴阳媾精，化生万物：正──一反──合。

七，两次南北朝格局的由来

由于现代技术对现代生活（包括文化进程与政治发展）的加速度作用，第二南北朝比之第一南北朝的分合之势，要快两至三倍。例如，开启第一南北朝的“五斗米教─黄巾之乱”（西元一八四年）到奠定第一南北朝格局的“五胡乱华”（西元三一六年），相隔一百多年；而开启第二南北朝的“拜上帝会─太平天国”（西元一八五○年），到奠定第二南北朝格局的“八国联军”（西元一九○○年），不过五十年而已。再如，自五胡乱华到刘裕灭晋称帝从而为南北格局正名，用了整整一个世纪；而自八国联军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划时代分裂，又一个半数，仅仅五十年而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一语，其象征意义虽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巾党魁张角的著名谶语）的翻版，但其历史意义却是等于野心家刘裕的登基。上述的比较，不是粘于政治皮相的附会，而是基于文化骨相的透视：

1，这种透视表明，被毛泽东的“登天安门”（其象征性相当于古代的“登基”）给制度化、符号化了的中国分裂，其意义远远超出当年朱温灭唐（西元九一六年）开辟五代十国的南北格局，甚至不是金人亡宋（西元一○五七年）开辟金──南宋及元──南宋之二百年间南北对峙之所可比拟！尽管毛泽东在社会起源上，像朱温（“穷秀才造反加盲流起义”），但在文化表现上，像女真的生番（史无前例的野蛮化运动）──但他的成就却远在朱温与女真之上。这不是因为他代表了什么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这玩意儿），而是因为他的野蛮不仅是破坏，也是一种创造，而且是意义更深远的“清道夫式的工作”，即“播种前的深挖土”。我们因此有理由把他的“疯狂运动”比做“为改良土壤而进行的士地大翻身。不无讽刺的是，“翻身运动”也正是毛僭主的自白。他的大翻身，正是从梁启超和鲁迅等野蛮化前辈那里获得灵感的。这使他比历史上其他的蛮族领袖、盲流魁首，自然高出一筹。

2，朱温式“分裂祖国”的野心、女真“文化大革命”式的暴行，缺乏土壤改造的意义，因此对传统文化造成的结构性破坏相对反而比毛式的要小。毛泽东的使命既分裂了祖国，又蹂躏了文明，并代表一种“外来的灵感对中国生活的干预和改造”，这与洪秀全很相似，难怪毛那么推崇洪。

3，近代中国陷于青黄不接的“孕育苦闷期”这是与朱温、女真时代中国文化的昌盛期完全不同的。

4，欲克服朱温、女真带来的灾难，只需“康复”就行了，其性质犹如“养伤”；欲克服毛泽东带来的灾难，则需“创造”，其性质犹如“再生”。因此，只靠“时间的疗效”而放弃“人格的重建”，现代中国的困境不可能摆脱。毛的事业之所以一败涂地，是因为“方式”的错误，他的“方位”并没有错。

除了上述速度方面的差距，两个南北朝之间的对比，还可以发现以下的差别：

1，造成第一南北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胡之一）的武力和西域胡——印度的宗教；造成第二南北朝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尽管，后来又从中分化出苏联的炮舰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相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第一南北朝时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相对好些；而第二南北朝时代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反感，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触。

2，八国联军自非“五胡”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压倒性胜利，使第二南北朝的中国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蒋介石亲英美，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形成军阀割据的三国演义。

3，这种民族悲剧，在第一南北朝时代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一六四○年的鸦片战争。我们知道，第一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第二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废墟中诞生的。这个差别相当重要。秦两汉是汉人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汉人萎缩的谷底。例如，在一二七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间的六三二年中，中国竟有三五六年处于外族统治的亡国奴状态下。当时汉族与蒙古、满洲人的关系，实际上要比和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洲“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所以不能拿今日的“五族共和观”去硬套当时。自那时以来的多数时间，“中国的统一”竟是由外力来维持的！这种亡国奴处境，不是用“耻辱”二字可以了结的，这意味着，民族机能的严重衰退。我们有勇气承认：中国今日的幅员辽阔，很大程度上是蒙古的贡献：它拿下了云南和西藏，并贡献了蒙古本身。满洲则贡献了东北大部。否则，我们是自身难保──如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的那两百多年时间里，是在汉人自己手里。

4，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去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我们不禁苦笑：他到底算是哪一个民族的英雄：一八四○年的那场战争，是一个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一个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哪会败得如此滑稽：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因而变成了混淆的：他既是一位“满大人”，又是一个“汉奸”；所以当爱新觉罗氏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毫不犹豫地奉命前往。那洪秀全又是什么角色？他宣称，要扫荡满洲妖孽，仿佛完美的民族志士，但同时却以拜偶像的方式对待欧洲文化，且极尽其歪曲之能事──他是一位反抗外族统治的思想汉奸！如此评论林、洪二人，并非标新立异，亦非责难他们：历史不知道褒贬，只知道陈述。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扬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他们哪一位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且是民族性身份的倒错！

5，意识形态不同。第一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政治制度却没有也不可能异化。第二南北朝时代，中国政治理论与制度却根本改变，结果造成“假晶现象”，即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所坦承的“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不是毛氏要行孔孟之道，而是中国现实根本不符马列之道！

以上的比较使我们得出以下的绪论：中国若欲灭亡或甘做洋奴则不论，若欲在第二个南北朝的水深火热之后重新迎来盛唐的气象，非得恢复身份感、统一自己的文化人格不可！两个南北朝的差别如是，但其基点依然如故：

1，在它们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各有“三个节拍”：秦──西汉──东汉；元──明──清，三节拍的开始一拍，都是一个极短但严酷的军事强权，秦与元。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无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与明清的制度化。其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此后两段相对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还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有趣的雷同再次显示：这两次下层起义都暴兴暴灭，并为两个“贵族政权”（刘秀的东汉；皇太极的满清）的顺利接管，作了嫁衣裳。

2，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吐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华文化圈内的独立民族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同一民族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如秦与元）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气或单纯的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大中华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讨伐战，比之秦始皇对匈奴、越南的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使用汉字的“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都还是茹毛饮血的“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七雄；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枉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中央集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3，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间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藩镇”。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的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以及上溯到唐的中晚期的藩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安史之乱至无的世界一统间的五百年）”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戎，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格格不入……唐朝的藩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元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而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藩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中国皇帝的版图”，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个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们父子同被俘虏的惨状！因此我们说，唐代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视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相形之下，到处流窜的宋帝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提并论？但也正因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开明的帝王。

4，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则各自毁于“一次强烈意识形态异端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五斗米教与拜上帝会）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也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发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5，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杰（皇甫嵩与曾国藩）的反抗；而在其他王朝末年，这些豪杰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之起兵抗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角、洪秀全的“妖党”败亡之后，这些豪杰也就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曾国藩、李鸿章。而清末人们把袁世凯比做董卓，也并非不符合上述道理。

6，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Q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日寇苏联（相当于鲜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分庭抗礼。这出连台大戏如今远远没完……

上述两个南北朝之间的相似性之非偶合，还由以下八对相似点予以证明：

1，“春秋──战国”与“唐藩镇──辽金宋”。

2，秦灭六国与元灭六国（西夏──金──宋──南诏──吐蕃──朝鲜）。

3，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而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西汉与明”；

4，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5，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皇甫嵩、袁绍与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第二个南北朝由此开始！它说，不！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都是成熟的文化国家，它们称道伦理、淳化风俗，建立了统治的官学（两汉的儒学；明清的理学）和稳定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绝对的真理是会腐败的！伟大了数百年的帝国，以人为方法冻结了社会发展，其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外来的春潮以其野蛮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人之后，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善的本能、和平友爱的精神开始沉没下去，盲目的破坏以狂乱的形式四处蔓延……“无辜”一词被时尚从字典里删除，超级罪犯升华为社会的指路明灯。这是性恶学说洪水滔天的时代，去丢众生以恢复了兽性的野蛮而为最高的荣耀！这场声势浩大的“深挖土”持续几个世代，它的文雅说法是“净化”，较诗意的表达是“凤凰涅槃”。它以互相倒错的表现形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冷忽热、忽硬忽软、忽紧忽松、忽而残暴忽而博爱、忽而严酷的压制忽而散漫的无政府……由浅到深、由局部而全面──“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也要来关心你！”──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遍及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这野蛮化运动的惟助者，如以前此的“帝国准则”和后此的“文明规范”来衡量，堪称一些十恶不赦的地痞、蛮族、盗匪、军阀，古代的“帮”和现代的“党”！

当然，前此的帝国准则这时失灵，后此的文明规范尚未形成；于是，强盗逻辑、乱党理论，成为一切还想活下去的人们“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些形形色色的犯罪团伙，置集团利益高于一切，因为“国家”如秦──汉者，已经飘逝；民族如盛唐气象，还未形成。这些不顾死活的战士集团，四处冲锋陷阵，他们分裂社会、驱使群氓、销毁高级文化。他们把这一切胡作非为提升到“党性原则”的高度；并把它类比为帝国时代“勤王”的高度，或精微到文明时代“得道”的深度。然而，这只是一个过程，随着他们势力扩张，分裂的力量迟早一天转化为寻求统一的力量：地痞变为绅士，蛮族化得文明，盗匪成为义士，军阀出落得一表人才，黑道帮会荣升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集于原先的“匪首”一身。

在他们一统天下的争夺中，日益体会到文明的价值，于是，便日益渴望扮演文化保护者的角色，反文化者于是重新成为文化的温床；只是，这时的文化已不是以往的文化，新文化的破土，只有到了此刻才来迟姗姗。“是需要决定了文化的命运，是暴行替文化的生长廓清了天地、打下牢固的根基。”──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与“物极必反”之类的玄谈一样，难以把握；然而，验诸一部中国史就豁然贯通了：统一（秦─西汉）──衰落（东汉）──分裂（魏晋南北朝）──再统一（隋唐）统一的基础是什么，生长。衰落的因由是什么？生长。分裂的动力是什么？生长。再统一的资源是什么？生长。没有一种人为的力量，能有效地制止这“圆形的运动”，因为宇宙的秘密主宰，正全力推出它？？

一座新的“文化国家”，将出现在今日第二南北朝社会废墟的地平线那端，不可遏止。正如，现代中国南北分裂的创伤，七八十年来都那么顽冥地持续撕裂，而且，还有数十年难以愈合……只有生长，才能把原先分裂的力量推向统一；只有生长，才能把社会废墟变作文明的良田。“分”，犹如耕耘、播种；“合”，犹如收获、贮藏。在春季，“分”比“合”更重要，因为耕耘播种，乃是收获贮藏的先决条件。

我们不妨认为：第二南北朝可怕的分崩离析，正是绝妙的耕作时机！它们在分裂的运动中，展现自然的方向感；它们在对峙的形势里，肩负自己的认识论。大仁大智者把握之！他说：长治久安、永享太平，只是乱世的理想。如若直的实现了，人类不免将绝种。

八，孙中山阶段与毛泽东阶段

孙中山时代有鲜明的色彩：革命与战争。它的性质是共和的、无君的。它的开端一清二楚：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那么，毛泽东时代呢？开始于一九四九年？不，错了──“根本就没有毛泽东时代”！这种说法，并非出于对毛泽东个人及其事业的贬抑，否则，我们就不是历史家的态度了。事实上，我们搜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能发现任何崭新的、全然不同于孙中山时代的事情。

毛及其党徒强调他们拥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同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历史家看来，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统治者，除了比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国民政府更具垄断性和恶霸作风，从而把“恶”推向顶峰、使“欲”无孔不入外，实在没有造出什么新东西。例如他们宣称，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把“恶”列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表明他们从事的文化与社会破坏运动是有意识、有系统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许多创举实际上继承了日寇占领时期的奴化措施，如粮食配给、统购统销、驱民修路、思想灌输。中国共产党人与日本占领军之间这层继承、发展关系，人们还研究得很少，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其实，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齐之主高欢虽然身为汉人，但却严重“鲜卑化”（犹如风靡第二南北朝的“欧美化”、“东洋化”、“苏维埃化”）了，他甚至比鲜卑人还要鲜卑化（仿佛亲苏的中共比苏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汉奸比日本鬼子还要日本化）。道理很简单，这种异化是他们这类人的权力基础甚至生存之道。然而，你总不能因为高效的野蛮、破坏力特强，就称誉他是开天辟地第一人？

毛泽东时代并非继起于孙中山时代之后，而是孙中山时代的一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之后，还将一一展现孙中山时代的其它阶段：这就是攘扰不已“僭主世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南北朝时代”，也就是由辛亥革命给明朗化了的“中国传统秩序的崩溃”。我们这时代，虽距清末那时相去已远，但并未脱离其“革命与战争”的窠臼。回首一九四九年以来，共产党僭主不遗余力地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惨烈程度甚至大于他们夺取政权之前；这是就“革命”而言。再看战争，仿佛是停止了，其实不然，武斗的内战变形为“文斗的内战”（即所谓“历次政治运动”），被害人数再加上因此被饿死、吓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日本侵略和国共两党的厮杀。此外，战争还延伸到了国境以外：三年朝鲜战争及其后果中美间二十年的敌视；一年中印战争及迄今二十多年的战备；中苏边境之战以及数百万军队的二十年对峙；越南战争的无止无休！此外不要忘了，国共内战迄今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不过是一个提醒而已，接下来化为大陆和台湾的“两个朝廷辖区”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算下来，支离破碎加在一起总共不过十几年的和平时间！而这，实际上只是“战争间隙的喘息”罢了。所以，毛泽东的著名口号“八亿人民八亿兵”决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这个时代的残酷写照。一般人很容易将此“和平时期的兵荒马乱”归结为“共产党的残忍本性”和毛泽东的妄想狂。然而，这不是历史家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去谈它了，因为这样的思想流派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太多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的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不行：明眼人一眼看出，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十三世纪的“蒙古大汗帝国”的版图，正好吻合。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这完全不同于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作为历史现象，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地缘政治，它是“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持续反应。

就中国内部来看，“八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军营；企图把全民训练成亡命之徒。但即便这样也决不是共产党的创举──远处看，第一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统治者们，均精于此道。从近处看，梁启超辈也曾极力鼓吹中国要“尚武”、“野蛮”，蒋介石倡导“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肤”。毛泽东承先启后，把这一切推向高峰。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主观愿望不同于孙中山时代，它以“文化革命”代替了“建国大纲”。孙只想造就现代社会，七则企图造就无前例的理想──然而，这是表象。谁能否认，毛的“理想”是他在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间的“历史性挫败”之后，发明的一个花枪呢？他发明这个理想，是要保持自己的独裁权力。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太多沉湎于所谓的理想。谁又能否认，在此之前的他，完全是《建国大纲》的徒弟！尽管，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北朝蛮族的“土地国有化”措施如出一辙：把土地抢来，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始共产的部落之梦。

为什么毛会产生前期与后期的变化？显然，他的主观愿望如“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和他的实际使命，即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完全背反。第二南北朝的巨大旋涡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前不久如此说身后：“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了！”这不仅是僭主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心灰意冷：要到达现代化的彼岸，但脚下却是悬崖，是一条必须用无数生命来填的“国民性的鸿沟”！现代中国人热衷于“走向未来”，结果却是走向了深渊，或如毛所言是走向了“天晓得”。回首往事，甚至连最乐观、最无知的人们，都承认这鸿沟难以逾越，但展望未来，就连最悲观、最深刻的智者也不敢思想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命运，是和一切世俗化的幸福彻底无缘的！我们的最大悲哀和最大幸运，都缘于此。

一九四九年迄今的时代特点，受制于一个因素：北朝的巨大胜利。这北朝名叫“红色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取胜于北方；它的政权也在北方建立；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无一不是取自我们的北方强邻──继犬戎、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之后继起的──“俄罗斯──苏联”。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之于中国，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武器”，而且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于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但这一次的割据有两个新特点：

A，它是“红色”的。毛泽东坦诚“红色割据”，并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即苏俄奴化中国的跳板和基地；但毛和他的同志们犯了一个“忘本”的错误，由于远离了他们的第二祖国苏联、无法获得北方基地的充分补给而告失败。“长征的伟大意义”即在于此，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北伐战争后未获适当安置的人们）归化北方，背靠贺兰山，从而拉开中国革命的新一幕。这座贺兰山，正是反抗北方蛮族的英雄民族岳飞希望“驾长车踏破”的北方民族根据地。

B，国际力量的多元化，如“资本主义阵营”、“自由世界”的存在，使“老大哥”苏联不敢对小徒中共、儿子皇帝毛泽东全无顾忌，为所欲为，结果毛泽东得以和苏联决裂。毛自己承认他与苏联的关系是“名为兄弟党，实为儿子党”。

尽管毛与北方的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却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蛮族那里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创作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中国，是代表了“内陆农村对沿海城市的反抗”。这些农村，由于西方工商业的侵袭而陷入破产。相比较，国民党则是代表了东南沿海的城市工商业，所以被共产党叫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抑制东南沿海城市，而人力扶持内陆的发展，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但也为了“纠正国民党的错误”。

试比较“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即“南朝和北朝”）在十个方面的差异：

1，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2，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共产主义

3，政治制度：训政的五权分立／无产阶级专政

4，战略靠山：美国／苏联

5，社会支援：东南沿海城市／广大内陆农村

6，经济制度：自由竞争／政府统配

7，文化取向：传统与现代妥协／革命的未来主义

8，人文风情：温柔细腻的／刚毅粗犷的

9，人际关系：随和而纠结的／猜忌而斗争的

10，人的梦想：具体而微妙／宏大而无边

类似的特性无所不在，可以不断列举下去……从一九四九年迄今三十二年的对峙看，南（台湾）──北（大陆）的悬殊似乎不成比例：面积一比三六○；人口一比五○。然而，我们最好不要忘了，长江以南的中国，对共产党亦有强烈的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一九七六年四月，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毛祖龙，感到内心的恐慌，他终于知道，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小岛台湾排除在外。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何尝不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对此，毛泽东这位富于才华的艺术家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反观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的神速，把人们的想象力都甩在后面了；甚至急于求胜的毛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共军来不及接收广大的南方。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毛能适可而止、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过八年，又被日本人赶走了八年），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北方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北洋军阀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南方的火力下。

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这两次“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直到三五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在大陆中国的内部也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同质性”，至于在“海峡两岸”之间，甚至不能就国家的发展达成近似的观念。这些，都是由“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发生一次“兵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某种南方势力对北方的反击所致。前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外伤：北方的军阀，钻到国民党内（如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后患无穷；后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内伤：共产党接管的人手紧缺，南下干部（专指那些没有知识但有功劳的中下级党官）素质低劣，导致此后终其一朝的“红与专”的论争；且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

由此可见，毛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名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虽然琅琅上口，但他却忘了自己不是刘邦，不是中国的统一者，而只是苻坚，只是北朝的领袖。当年苻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因为“南──北朝”的宿命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难逾越。毛虽然紧靠苏联武器渡过了苻坚依靠刀斧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于过不了台湾海峡，只能像河伯一样“望洋兴叹”。二十多年后的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这说明他至死不知道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理”。

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后患无穷的痛史，再次警醒人们注意“南北朝”的事实。

九，野蛮的新北朝·革命的必要性

这里弥漫着“据乱世”的狼烟滚滚。我们在第二南北朝中、晚期的一片混乱中，浮沉。我们破碎，无声无息随风飘去，然后堂而皇之地被扬弃了，谁犯了错误？谁也没有错！也许，谁都错了？历史原谅一切，唯独不能原谅活着的人──祖宗欠下的债，要由子孙来偿还。我们不幸而生于这荒凉寂寞的时代。一望无际的沙漠，便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为伍者，惟有累累顽百、无尽苍窍。“知音”只是古代的神话；所谓现代，就是“没有倾听者的时代”！这是多么可怕的虚空。于是，思想家使用笔和纸来对话──以家徒四壁的坦然，来作历史的见证。他并不指责“中国人的国民性”，而仅仅指出它为什么会这样。“怒其不争”是多余的，有一天，中国人将变得好斗成性。

无君时代是僭主时代，僭主时代的中国，是乱世中国，她，仿佛一位被扒掉衣服的贵妇人，并被打倒在地，赤裸裸躺在一群训练有素的强盗面前。她的全部特点，成为她耻辱的根源。她的信心崩溃了，变得下贱、丑陋、衰老，令人厌恶。但她本来并非垃圾女人，是不可捉摸的命运，使她沦落。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枷锁再是严酷无情，也并不能判决她永远只能如此下贱、丑陋、衰老。但愿令人厌恶的特点，将伴随死亡与再生，而被洗涤，中国将再度年轻，充满青春活力。

现代中国的种种病态、愚蠢、疯狂，不仅基于中国传统与现代社会的脱节，也是出自现代世界的文明病。不从此入手理解世界、理解西方的文明，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充满耻辱的现代中国”。中国病虽与西方病的表现各异，甚至正好相反；但两个病魔，是一根乔木伸出的两根枝丫，它们来历不同、去处相异的巨大弧线，在这被打通的地球村交叉相遇了；来历不同、去处相异的巨大弧线，并不能拆散这对冤家。这种伴生关系决定了，僭主的残暴性，相当部分是来自列强，来自“一系列强盗国家”的耳提面命。僭主专政发扬这种强盗国际的作风，扒下中国的衣服，挖掉中国的血肉，于是，他们仿佛有证有据，可以指责中国的髑髅说，“这是封建的。这是反动的。这是必须改造的。”……于是，他们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海口下，干下了外国侵略者干不了的勾当：挖掘中国的祖坟、辱骂中国的英灵。这个团伙不仅有卖国的思想体系，还有卖国的行动纲领和实战成绩，最重要的，他们对自己的卖国成就，甚至抱有一种自豪感！中国民族的衰颓，一至于斯！这个团伙，由一群绝望的盲流组成：他们敌视传统，没有根基，完全被社会给抛弃了。因此他们所说出的，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是自己的流浪经历。他们要中国人变成“国际主义信徒”，最后把中国人变成了洋奴。他们以“消除帝国主义侵略”为借口夺取政权，但他们一旦掌权却强力推行的奴化教育，把中国人变作苏联的仆从，这是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国耻！

中国的上层建筑一扫而光，一切高于苏联仆从的东西，被拦腰砍断；一切优雅的精神，都被跺碎、踩入泥潭。中国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无产国家”，比苏联还要下贱，最后甚至连国家也没有了，沦为一个穷棒子阶级，然后连阶级也没有了，沦为一个光棍先锋队──党──政治局，最后连党和政治局也没有了，沦为“革命委员会”和毛老孤家的随心所欲！他在城市里神上庄稼，表现出一个农民的最大偏执狂。然而，对中国社会而言，农民至上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在古代，士、农、工、商，核心是“农”。“农”，当然包括苏联所说的“地主”、“富农”；统治着的“士”，不过是“文化的农”。因为工商阶层尤其是“商”，要想进入“士”的阶层，在古代经常受到法律的干扰甚或禁止。所以说，除了士自己以外，只有农民可以升格为士。“书香门第”只不过是个修饰性的词语，用来指代那些“要么靠地租过活的地主家族”，“要么靠俸禄过活的官僚家族”。在花花绿绿的商人眼中，“土气”始终是这些家族的共性。

但现代中国，已不可逆转地卷入了全球性工商活动的旋涡中，强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只能适应而无法摆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再受挫，实因至今不愿意老老实实学习，更不肯主动、热情、充满创造精神地学习。故中国没落无从挽回、劫难无从避免。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出现了“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的人民呼声：这就是城市力量在取得支配中国的优势地位之前，所发出的世纪性警告。未来的中国，即使要逆转上述的世界趋势；但无论如何现在的中国，是没有这个资格和实力的。

在列强环伺之下，不能适应世界趋势，现代中国人就蜕化为没头苍蝇，寻求方向的闪念，也被歼灭在萌芽状态。结果呢，不肯主动学习的中国人，只能被苏联带来的僭主专政进行机器般的强迫改造，只能“学习”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背诵和洗脑，绝对不准思考和疑问。被苏联人的教导控制大脑，无异于充当亡国奴。这是国耻。马克思主义者、各种欧洲中心论者，把开辟中国民族精神的良田，视为大逆不道；因为中华精神的家园，要首先铲除那片长满青苔的马克思主义的森林。所以，苏联的仆从们把辛勤地耕耘、仔细地播种、精心地栽培、全力以赴地收获，看作“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他们想让中国民族在这幽暗蔽目的森林里长眠不起！

僭主们的幸福，是死在这黑暗王国，让自己的鬼魂，去朝拜伪善的卡尔·马克思。那马克思和他的导师黑格尔一样，没有见过东方的太阳！杀我民族精英、吸我民族精髓者，非马克思与黑格尔，而是盘踞在中国的黑马教徒！他们压弯了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毒气散播在亡国奴内心。我们的中国，世纪的悲哀。

只有消灭民族自贱，中国才能摆脱灭顶之灾。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制度问题、政治问题之总的根源，是未能走出精神的森林。这体现为“丧失了民族的尊严”！尊严是最高的价值，丧失了人的尊严，就丧失了人的价值，丧失了民族尊严，就丧失了民族价值。愿中国民族彻底清算自己内心的黑暗，愿中国民族，从此完全杜绝腐败之源。爱国的中国人，把洋奴思想化为中华意识的肥料。

是时候了！徘徊歧路的兄弟们，让我们抛弃农业时代的幻想，废除士人和曲士的奢望，做新风，做闪电，做雷鸣，炸碎困扰中国的阴云。不要指责“中国人的国民性”，而应指出它为什么这样。“怒其不争”是多余的，有一天，中国人将变得好斗成性，大大超出野蛮化运动的始作俑者们的尚武呼吁之外，它将傲慢地盘桓于我们今日的一切祈祷之上！

不是我们运动了历史，而是历史运动了我们！当中国大地洗涤干净，那时，一个“富于自生能力的文化国家”的诞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具有自生能力的文化国家”是指：

1，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而不必借用他国的主义、崇拜异族的偶像。它以自然的能力，涌现自己的生活，而不必沦为他人生活的仿造品。

2，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制度，而不必依靠僭主的专政、群众运动的恐怖，才能运转。偶然的僭主意志、随机的官僚欲望，不再能破坏它的法理。

3，这个国家已经成功地接轨了国际现实与中国传统，而不必通过“反传统”来推进社会革新；也不必通过“吹捧父辈传统”来遮掩政治腐化。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这两种做法，都严重破坏了我们民族的自信、自尊与活性、活力。

4，这个国家将召唤祖辈传统的潜能，以推动并规范现代化过程；它以巨大的艺术天才，创造性地解释历史──凡是革新所需要的，就是“祖辈的美德”，它哪有必要白费力气，去迎合欧美列强，以批判自己的祖辈传统？

5，它摆脱无君世纪的僭主梦魇，完成中国民族的自我更新。它以自己的一贯努力而非投机倒把，使自己的人民果上拥有尊严的生活。

6，它已经成年、独立，渴望迎接世界性挑战！它有宪政、讲礼义，敦厚的伦常，为天下示范。

7，上述意义的中国革命将被事后证明，是一场非常动人的再生运动。与泥古不化的梦魇、外部压力的死神苦苦搏斗的民族！需要一场城市革命！中国的城市革命，将被证明是一场寻求新的生命原力的巨大民族冒险！

中国慢性革命的最后一幕，是城市革命，不容世俗的软弱犹豫，不容玫瑰色的眼罩遮蔽洞察事态的慧眼！让世俗意义的悲剧上演，让它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通过死亡的考验、赢得生存的权利，并给一个腐败的泥潭，投入必要的清洁剂。中国的僭主世纪！你并非不能生育，通过牺牲、绝种、变形、再生，你能渡过险滩、抵达新岸！你终能开出灿烂的鲜花，尽管，我们这一代注定还要流血不止。──若非我们饱尝政治的苦果，未来数百年的文化柑橘，又从哪里来！

历史具有藏污纳垢的本性，中国民族曾经疲惫、衰老、灰尘满面，但执拗的意志使它不愿就此躺倒死亡：它要通过一系列旷古未有的痉挛，摆脱梦魇的诱惑、死神的纠缠。它知道，洗清自己的污垢，死神才会逃走！死神畏惧富于活力的生命。所以真正的中国民，要歼灭费拉的惰性：他渴望牺牲多余的脂肪，以换取民族的筋骨。他不怕个人绝种，他要民族的再生！哪怕他知道民族的新陈代谢，意味个体的大量淘汰。

（另起一页）

第二章

从社会动员角度看僭主政体的起源

一，史无前例的大试验

当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欢呼共产主义政权的破产时，兴奋之余可能又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如俄国、中国、古巴）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趋于国家破产的绝境时，拿来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试验”，而兴起的“僭主政体”。这种试验，是一种较之俾斯麦加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还要彻底的社会动员方式，所以苏联可以在英美的帮助下击败德国。但是在二战胜利后不到五十年，这个军事体制（共产主义政体）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苏联、东欧宣告终结。但这些共产主义流行的国家本身并没有终结，而它们面对的西方压力也没有终结，甚至更为巨大了──于是下一步很自然的发展，就是“新的社会动员方式的试验”。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从英吉利海峡开始发生，越是往东，就越不自然，条件越是严酷，发展的步伐就越带有强制性。法国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比荷兰、英国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都更残酷、漫长；德国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则导致三次统一战争（普鲁士──丹麦；普鲁士──奥地利；普鲁士──法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的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比德国更残酷、漫长；到现在还看不到它的结束。至于中国，则比俄国代价更高，因为中国革命，不仅至今没有结束的迹象，也就是没有建立初步民主制度的迹象，而且连俄国革命的初步成果（建立了两大超级帝国之一）也望尘莫及。这样看来，把资本主义规则顺利搬到前共产主义国家并使之有效成活的奇迹，实在难以突然地、缺乏内部条件而发生。

看看中国，早在西方入侵发生以前，在满洲人占领下已经沦为一座龚自珍所说的“病梅馆”。在西方的强台风夹杂着鸦片毒品进袭以后，病梅馆遭受的摧折、痛楚，可想而知。病梅们的抗病力特别弱，结果自然露出了满目疮痍。甲午战争导致中国社会的破产（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奥匈帝国、德国、奥斯曼帝国的国家破产；二次大战导致日本、意大利、纳粹的社会破产）。辛亥革命没有能够挽回这一破产，随后而至的“第二次中日战争”（1931年至1945年的十四年抗战），使中国差一点亡国灭种。全面的社会解体导致共产党趁势崛起。人为的共产主义无菌区建立了起来，以便无微不至地照顾那些其实被目为“人民”的病梅；至于那些无病的因而拒绝“党的照顾”的，则作为“敌人”被打倒、拔除、消灭、绝种。所以其结果，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决定谁是人民、谁是敌人”！──“保护人民、消灭敌人”，是基于这种阶级分析：顺共产党者，是人民，可以列入“无产阶级”；逆共产党者，是敌人，必须打入专政地狱。“保护人民、消灭敌人”，于是成为僭主集团的大权独揽、自我膨胀的借口。

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比苏联共产党对俄国──东欧社会的统治，更残酷但是成效更低。因为中国社会原先的社会动员程度，比之俄国──东欧社会更低，因而更残酷的动员方式，应运而生；但即使如此，依然无法造就一个东亚超级大国。而且，中共的僭主们为了自己的和集团的利益，竟不惜削弱中华民族的整体活力，他们的社会动员是以一种十分奇怪的、病态的方式进行的：不是起用优秀人才，而且起用泥腿子治国；不是鼓励上进，而是枪打出头鸟；结果中共的社会动员，事倍而功半，甚至造成全面的社会倒退和社会毁灭，全民炼钢、全民经商、全民造假……的典型例子不胜枚举。本来，对病菌最有效抑制，正是来自细菌世界自身。而人为的“无菌区”，实际上消除了最有效的制衡力量。就社会意义言，消灭了社会有生力量，直接后果是把杀菌剂本身（如共产党）变成了戕害生命而不再是保护生命的超级病毒了！

根据生命的有机法则，“共产党抗体”就这样转化为“共产党病原体”。在中共的社会动员能力还不曾衰弱的时期，少数“旧社会的残余势力”对共产党病原体的免疫力还保持着痛感知觉，还有能力追究它的种种症状；但文盲群众和年轻学子则被它侵蚀得神经麻木。全民性的早老性痴呆症，一时间风行中国大地，“群众斗群众”蔚然成风，“人类狂犬病”支配人们的言行！人们的良心麻痹了，人民不再有痛感和不安，他们“多么幸福”啊！在共产党的误导下，社会动员变成了社会仇杀；人们被阶级斗争毒害，为虎作伥，一旦看到同胞比自己更苦，就兴高采烈。在这些狂犬病的患者看来，拒不接受病毒的人，是阶级敌人，实在可恶，该杀该剐，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拒绝病毒者，从反面凸现了接受病毒者的可怜。

“多数人的暴政”就这样在共产党的中国，比在任何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进行得都更残忍、肆无忌惮！这种错误的社会动员方式指导下的试验，毁弃生态平衡；甚至有意识地破坏“风水”并对人性甚至对尸体进行剥皮裂骨地改造。“挖祖坟”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口号，而且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从形式上着眼，共产党仿佛继承了龚自珍精神，他用野蛮的枪杆子，在低水平上进行了无孔不入的社会动员，把龚自珍废除病梅馆的呼吁，变成铁血现实。但就内容上看，共产党的试验室结果沦为一个反对病梅馆原则的更大病梅馆。满清的病梅馆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多样性，中共的试验室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单一性。结果，僭主政权把中国大地，改造成一个比满清王朝还要死气沉沉的兵营！地狱里的人知道天堂与自己无缘，所以他们最仇恨炼狱里居民的机会，他们把炼狱叫做“万恶的资本主义”把炼狱里的机会叫做“资本主义的堕落”。

僭主政权的试验室，比满洲鞑子的病梅馆，更病态，它把苗圃统统种上庄稼，不仅堵死了选择的余地，而且把多样性的种子完全沤成了肥料。古今中外的“革命”没有如此惨烈的──“他是野蛮主义的顶峰”。这个比马克思还要高一点的顶峰发出“最高指示”，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试验室便风行歼灭一切个性和特点的主题。为了保证这一僵尸特点贯彻执行下去，它以非常措施，使个人在试验室中的地位固定化、等级化，甚至世袭化；“螺丝钉哲学”被奉为最高美德。这试验室的僵尸主旨“毛泽东思想”终于用社会地位的距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在才干、天性上的差别。这叫做“听党的话”。

这种把“人”也作为一种材料，强行纳入最缺乏计划而凭长官意志乱拍脑袋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奉行僵尸蓝图的制度，它在中国似乎一时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这是建立在错误的判断之上，最终必与人性持续冲突，因而日益削弱。这种冲突甚至到了制度化的地步，以致不得不通过定期的血腥清洗来维持。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是人性创造了制度，而不是制度创造了人性。以制度改造人性的尝试，只能得逞于一时，不能保持下去。而这“得逞于一时”，也还是基于人性在前此所遭受的限制：人为了从限制中获得解放，才创造制度。即使像中国人这样善于屈服和妥协的散沙，也不可能被共产主义试验的“思想改造”完全同化。“消极抵抗”、“阳奉阴违”是对付野蛮的异族征服者（如满洲人）的法宝；也是对付野蛮化的内部征服者（如共产党）的法宝。历来受命“清洗中国文明的腐败”的野蛮化运动，最后被消化掉的根本原因，就是源于这种人性的顽强。

日本人在中国的军事征服是相当成功的，但其政治统治却并是失败的。他们出自岛民的狭隘性，而对这种“散沙中国人的顽固性”，几乎没有认识。继日本的戾气起而占领并统治中国的僭主政权，对此总算有些认识，它的首领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可惜，他吸取教训的能力仅仅到此，结果想用技巧去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改造人性。如果毛当时着力培养中国人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在中国建立宪政社会，以他当时的能量，是可能成功的；可惜他走得太远，竟紧跟斯大林，梦想以野蛮手段的政治运动，创造不食人间烟火的“共产主义新人”！毛理论毛思想毛主义严重脱离实际，没有做到知行合一，结果变成了三毛流浪记。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决非技术性的、可以避免的；而是因为违背人性而变得不可避免的。试验室效应扭折并毁灭了大量百姓的生活，依然无法削平人性，甚至降低不了人的欲望──强烈的压制，不过使人性变态而已。而活生生的新人还对试验室环境（共产主义制度造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新一代的抗体！结果造就了一群“天不怕、地不怕──不信天、不信地的无规范者”。这从反面使中国问题终于接近了终点。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这终点使中国问题得以超越“正确”“错误”的两分法，“弯路上的独特经历”已经成为对于中国命运的一个最虔诚的祝福！

──弯路上的体验，是中国无价之宝；弯路凝聚的力量，在直路上可以冲得更远。美哉，中国的灾难。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你们的盲点恰恰在这里！──因为现代中国的荒唐、腐败，除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堕落，还由于人民大众的麻木、消极。不解除人民的麻木、消极，就无法消除上层的残暴、堕落。“经济效率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政治制度问题”、“文明衰落问题”……一言以蔽之曰：“缺乏有效的社会动员，人民依然习惯用古老的消极抵抗以应付现代生活的挑战。”不解除中国居民的这一消极抵抗，一切貌似现代的建筑，不过是矗立在古老的沙滩。

关心中国命运的人！让我们发扬自己的灵性、主动克服自己的消极性！只有自我克服，方能克服别人；只有克服别人，方能克服中国问题！为了结束史无前例的大试验，让我们恢复自己身上高贵的天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二，达尔文主义的入侵

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是“不断革命”：基于国家破产、社会解体的压力，而不断进行超常的社会动员，表现为一次又一次发动全民痉挛、各个抽疯的“新长征”。其领域之宽、程度之深、方式之激烈、后果之严重，不仅构成中国“古今末有之变局”，且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形形色色的中国志士，为寻求民族的出路，一波波悲惨死去。在僭主政权的道路上，绵延着数不清的万人坑。这一切惨烈的死亡，却受到了“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包括“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立宪派”、“共产党”、“民主运动”等几乎所有前赴后继甚至在交替时期互相敌对的思想政治派别的越演越烈的接受、支持甚至热烈的欢呼。这毫不奇怪。达尔文主义关于弱肉强食是宇宙公理的思想与科学，正好满足了近代中国接受野蛮化洗礼的需要。各种形式的达尔文主义，不论他们彼此如何争说区别，先后构成知识份子的“世界观”、构成各个前赴后继的“中国政府”的治国之本。王道的肃穆和精神的钟声，被横行霸道的枪炮和急功近利的呻吟，淹没掉。一千年来和平的顺民生涯，被一百年来不愿做奴隶的吼声，震得睡眼迷蒙……

无论是散漫开明的国民党，还是严酷紧张的共产党，或是被夹在中间充当甜点心的“第三势力”甚至是1990年代的民主运动──无一不被炮火连天、运筹帷幄的时代精神，给浸透了。价值观念的彻底革命，是和社会结构的彻底颠覆互为表里的：于是，中国经历了“五胡乱华”以来最大的社会与文化的解构过程。而说到底，这是需要远较五胡乱华时代更彻底的社会动员，所以，即使五胡部落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也远远不及二十世纪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社会的颠覆，来得剧烈、深刻、意义深远。在五胡面前保持不坠的中国文明尊严，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冲击下完全崩溃了。中国人放弃了独立的意识，沦为形形色色的买办和精神上的北京巴儿狗──“山沟里的共产主义者”和上海滩上的流氓，在丧失了文化尊严的意义上，是殊途同归的。西装革履的买办和不通中文的洋博士与假博士，在丧失了文化尊严的意义上，也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他们痛挖祖坟，以便到地狱里向马克思报到时，取悦于犹太人、德国人、俄罗斯与蒙古人的混血杂种甚至同样是山沟里的格鲁吉亚人。然而，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表明，达尔文主义各支派破坏有功，建设乏力，始终未能兑现他们宣传的“建设大纲”。虽然他们的努力，造成了“野蛮的中国”，帮助中国完成了“由文弱走向野蛮的人一般洗礼”。“革命口号”与“革命行动”鼓荡起来“革命力量”迄今为止，有系统摧毁了中国地平线上一切的可见，这种破坏才是近代中国始终一贯坚持的“有系统的建设”。

和那些“一次革命就成功地建立了新制度的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相比，我们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还只是半成品，中国，迄今为止还躺在革命的手术台上，半瘫痪着。说中国革命是“流产”的，并不确切，但它的“不足月”却是真的，因为中国还没有成功地进行现代社会所必须的“立体的社会动员”。由于迄今为止的社会动员还都是上下级的、纵向的、金字塔形的，人民群众、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政府官僚就还没有完成“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横向联系的国民训练”。

在中国，发动革命的势力，总是一相情愿地拿外部世界那些实现了社会动员的国家的例子来想象甚至“设计”中国的发展，结果，他们的设计与诺言，总是落空。搬动并重新安置中国之鼎的方法，迄今没有找到，更遑论，以新精神、新材料去铸造一只新的中国之鼎？就这样，中国之鼎的压力，对黔驴技穷的僭主政权、“执政党徒们”，是太费解也太沉重了。无可奈何之余，他们试图炸掉中国之鼎。于是，“革命”成了杀人放火、盲目而有系统破坏的代词。其结果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彻底野蛮化：“现代中国终于沦为一个无鼎之国：没有传统，缺乏制度，没有礼节，没有法度。”（谢选骏语）

上述达尔文主义各支派的代表人物，不论如何你争我夺，大都如此一致倾心于西方的思想纲领甚至组织原则。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一致认为，中国必须放弃自己的国本，走上欧美、日本、俄国的现成道路，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语录）。但是，没有达到欧美、日本、俄国的社会动员程度，又如何能走他们的现成道路？希望中国尽快变成一个列强式的国家，因而是缺乏前提的；并因为缺乏前提又强行推行而沦为野蛮的。

执政党徒的愿望，不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都是建在沙滩上的。因为像中国这样古老的费拉民族而要成为新兴的文化民族列强，岂能一蹦而就：这样的返老还童违反自然，需要格外漫长艰巨的退化过程，往往，对现代中国的前进来说，“后退比挺进更为有效？”达尔文主义，是“文化民族”的经验分泌物；“费拉民族”搬用时该格外谨慎。在这里，文化民族的经验对费拉民族有时是无效的，两者既非“同类项”，马列主义的僭主专政和三权分立的代议制一样，实现不了中国社会充分动员，因而无法做成“救中国”的艰巨事业。“富国强兵”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先后失败，良有以也。不明此理，一切积极的行动难免沦为“冒进机会主义”。

历史无限奇妙。它一面把希望化为灰烬，一面又把失败变作最伟大的胜利前提：由模仿西方而产生的“误解的革命”，没有实现中国社会的充分动员，反而造成中国的野蛮化，但在不期然中，这却是逼近了天意的一条捷径？尽管是绝望造成的捷径。天不灭中国，而要中国完成最为艰巨的使命──群体意义的“返老还童”，通过死亡之门，抵达新生；从费拉民族，通过野蛮化过程，退化为文化民族！

三，极端的社会动员

为了实现上述退化，极端的社会动员状态，己经深入二十世纪中国的骨髓，它的纲领是：“革命：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样为了革命而进行的革命，完全是西方式的。事实很清楚，百年漫漫，中国人除了西化的、苏化的革命以外，什么业绩也没有留下来。其极致，革命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学者们可以大声谴责“这是典型的异化”！然而，异化的功能正在于“绝对的深化”！不经过“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不能成为大学者；不经过“为艺术而艺术”的阶段，不能产生垂世经典；不经过“为革命而革命”的阶段，不能创化新的民族！

原先，出于模仿优胜、逃避劣败的渴望，“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热梦也不知做了多少。但春梦岂能当点心：！闭眼的宏伟蓝图，睁眼的镜花水月。《庄子》“梦饮酒者，旦而哭泣”，实在是对近代中国命运的先知预言！“建国大纲”、“翻身闹革命”、“四个现代化”等仿佛天花，看起来像仙女的赐福，但落到头上却成了魔鬼的瘟疫。这种天花的妙处，只是发挥了让人忍受苦难、在漫无止境的社会动员中拼命挣扎的功能──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这些天女散花的瘟疫才是“积极”的。直到那一天，中国人已经自觉自愿地实践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非功利的深度时，社会动员才算完成，革命的恶梦才会终结。

在可见的层面上，中国近代史堪称倒退，是典型的野蛮化。但是，在看不见的层面上，如，在“灵魂深处”，却埋下了无上的珍宝──这就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切恶性的事变，很少有什么打击，能令我们惊惶失措的了。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仙人掌精神”。牢不可破的营垒，粉碎了；顽固的心理定势，溃灭了。中国人已经可以接受一切，并随时准备接受一切不可思议的事变！

这对一个过于保守并时刻以“不合惯例”为借口去攻击进取者的社会，是个多大的进步。粉碎可见的壁垒，容易，粉碎不可见的壁垒，很难。世界上多少古代民族，并非亡于外在的不适应，而是亡于内心的不能适应。让我们学会更彻底地适应，以便进行更充分的社会动员！崇尚实力，毕竟比崇尚虚文，要符合现代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以利益语言开口说话”的谈判对象，毕竟比“以道德语言闭口总结”的谈判对象，较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就是长期革命造成的“心理废墟”的妙用！

是的。心理的废墟──很可能将被证明，是结束中国革命、打开新国家之门的金钥匙！任何外部的、可见性的“硬件”都不及心灵的、不可见的“软件”更新来得重要；而任何自我更新，无不首先显现为自我废弃！遍地废墟的社会野蛮、十面弥漫的文化真空──正在造就轻盈凝重的权威中心、不变应变的文化之核！“履霜坚冰至”（《易·坤·初六》），冰冻三尺，岂是一日之寒？这不是任何人力可以达到的，这是气候的天行！不是事后的聪明，不是败者的自慰，不是嫁祸于传统，更不是某个领袖意志的怪诞产物──而是一连串历史运动所揭示的定数！解构与结构，是如此的混成、互动，在绵延的破坏中，绵延生长着新国家的要素！这就是我们的最后出路！中国文化长城和心理堤防的崩溃，带来一个洪水滔天的时代。

隔岸观火的学者们！请求你们不要把中国革命的血腥历程简化为“一连串阴谋、政变与屠杀的历史”！尽管，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充满阴谋、政变、屠杀，并围绕着一个主轴，“野蛮化”。尽管野蛮代替了王权，执掌中国。这不足为奇。早在辛亥革命前后，许多先知先觉者如梁启超辈，就倡言了这一野蛮化运动主轴的必要性，他们倡言尚武精神，呼吁野蛮国民的体魄、精神，甚至把强化这一主轴，视为中国复兴的内在基础。野蛮化，成了费拉民族追赶文化民族的“马刺”，甚至成了“扫帚星”。例如毛泽东本人，就对自己的扫帚星使命，有生动解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过时的、无助于实现新的社会动员的传统与文明，就这样被共产主义的扫帚星们，作为“灰尘”一笔勾销了。根据同样的原理，同样的自我期许，他们还自命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专家，必欲颠倒历史而后快。

缺乏领悟力的人们，可能会把中国的野蛮化及其分裂的后果；如，政治与文化上的“南北朝对立”，看作人为，甚至是必须消除的病态；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真理：这病态的病灶，却显然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力量，一手包办的。迄今为止的南北朝对立，早在一八五○年就明显了，且经历五代表现形式：

1，南方的太平天国与北方的清廷之间的对立；

2，北方的清廷与南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之间的明争暗斗；

3，南方的革命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对立；

4，北方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对立；

5，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对立。

在这种慢性的社会撕裂中，这在实现某种深刻的社动员：死亡与新生、真善美与假恶丑、疯狂的破坏与天堂的期待──奇妙地凝集一处，相克相成，仿佛高耸的金字塔，浸泡在布满大地的血泪中。要没有这种慢性的撕裂，费拉民族如何退化为文化民族？要没有绵延百年的野蛮化运动（它比较正式的名称是“战争与革命”），安眠于两千年“大一统”、一千年“异族阴影下”的中国，如何适应“现代列强争霸的战国格局”？这样看来，中国的全方位分裂（领土的分裂、精神的分裂，只能终结在中国革命的终结处；野蛮的中国只能终结在社会动员完全实现之后。

中国已经知道：一群无法无天的居民，不可能主宰未来的历史，而只能沦为社会意义的被宰者。中国人久已滞碍了自己的法纪，现在又废弃了自己的天道。所以，王国时代的文化民族和帝国时代的费拉民族，已经退化为僭主政体下的“群众”，即一群丧失了任何社会纽带的散沙居民，这样一群被拔掉根基、无所归属的浮游生物，自身尚且不保，岂能创造历史？

事到如今，恢复“法制”的企图已经救不了中国，因为法制只能守成、不能开创。继中国之绝世、收中国之劫运者，必非“法官”，而是“豪杰”。因为中国的生机，不是来自守成的法理，而是来自改弦更张的冲动；对宪政时代新天新地的希望，促使帝国时代的最后残余──僭主政体，彻底消亡！

“天”，就是“世界观”的中国说法；天，是世界观的隐秘内核。正如“地”，乃是社会关系的隐喻。汉朝大儒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天要变了，道也将革？迄今为止，现代中国仅仅完成其变天革命的一半，即，“破”得卓有成效；但终究建不成自己的大道。现代中国，还需要完成变天革命的另一半，即，“立”的一半；以确立民族安身立命的场所。这后一半，有待我们，“新王国的使徒”，来实现。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道，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却是我们的命运。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聪明了，不会再抱住外来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学说，死死不放，不会再甘心为奴。中国人，做精神洋奴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中国的文武之道，又将兴起。文武之道的承载者，将从帝国时代的荒原深处走出来，他说：“不要模仿我的行为，而要参照我的精神！不要记取我的言语，而要指出我的方向！”他要实现帝国时代向宪政时代的转移，在他渐渐远离的身影中，我们看到了永恒的中国！

四，野蛮的胜利者

迄今为止，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胜利者的王冠”，都戴在那些“进一步强化野蛮势力的人”的脑袋上。新兴的政权的杀人数目，总是前一个政权杀人数目的十倍以上。满清政府杀了“六君子”和徐锡麟、秋瑾，就革命蜂起，天下大乱了。北洋军阀闹出“三一八惨案”，杀了数十名学生，就被“打倒军阀除列强”的吼声震垮了。共产党控诉说，蒋介百在南京处决了十万共产党人；但共产党自己却在北京下令处决了几百万“反革命”和“地主”。十七年以后“文革”爆发，索性大杀起自己的同党来。前后累计，中共整死几千万中国人，够得上蒋介石的几百倍。毛泽东大言不惭，他焚书坑儒的成就，更在秦始皇百倍之上。

当此野蛮化有增无已的趋势下，一切仁慈的表现被当作“软弱”的代词；而野蛮的行径则与“强有力”划上了等号。这样的风尚，使野蛮的趋势无法中断，更难逆转。此其时也，“野蛮进程的炸药与炮灰”（比较正式的名称是“战斗英雄与螺丝钉”）成为“时代精神的指向”，成为人格的最高示范。董存瑞、黄继光、雷锋、麦贤德，此其类也。“政治革命”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则是“革命的政治”！即，把革命列为最高秩序的“反秩序状态”。野蛮化是其果，革命化是其因；革命化是其表，野蛮化是其里──革命与野蛮互构因果、互为表里。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中国的革命，既不是古代一治一乱的鼎革天命：也不是西方式一次性的天道进化；而是“完全、彻底、全部、干净的解构”。是一个古老社会的彻底瘫痪，一个文明系统的全部解散。

宋元以降尤其明清以来的中国人，以文弱清癯的病体为美，认为那才是才学教养的表征。其实，这何尝不是被催眠者的借口：而发布指令者的动机则是：大一统帝国为了有效集权、保持自身永不变色，遂以牺牲社会活力作为代价。大凡统一的帝国如此压抑社会活力，无不导致文明衰落。它的居民这时外表文明、内心懦弱；野性的力量与活性的力量一并消除，应变能力与生存能力，一同降低──这是一种病态的美，一种化妆品的美，一种圈养动物的美，一种走向死亡的美！

现代的战国世界则完全相反：它陷入“列国纷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为胜利女神的血腥祭坛，而把技术武器化、科学偶像化。为争霸全球，它相似于中国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逐鹿中原的美德”，而摒弃秦至清（尤其是元明清的奴性时代）的“大一统的美德”！所以，它奖励体育、召唤尚武精神。而这，对习于文弱的社会来说，无异鼓动野蛮风潮。这等于用拳打脚踢来开导病夫：“不具备现代的野蛮气质，则达不到现代的文明境地！”

一百年过去了。由于西方的压力而逐渐动员起来的野蛮精神和“中国解冻状态”，正在反转过来，使得日益文弱化了的西方世界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谓“中国解冻状态”是指：元、明、清三朝六百三十二年的社会大一统、道学大催眠，使中国进入了人性意义的千里冰封、文明意义的万里雪飘；而后，西方侵略的炮舰则以铁血的暴力，打碎了这一统的冰封，以火药的煽动，搅乱了这催眠的雪飘。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讨论“野蛮化必要与否”，这个问题一百年以前也许还有些意义，但今天已经完全落伍：野蛮化不再是一个可能的必要，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握野蛮化的火候”以及“在恰当的时机结束野蛮”。不结束“近代化的野蛮”则开辟不了“现代化的文明”。而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大部分“路线斗争”所激发起来的残酷内战，无不直接导源于如何野蛮和野蛮到什么地步的“火候之争”：从“洋务”与“变法”之争，到“改良”与“革命”之争，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到共产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以及共产党和右派分子、民主运动之间的斗争，莫不如此。而新起的革命势力，又总以更大的热忱投身更大的野蛮。右派分子、民主运动企图结束这一野蛮，但事实证明败得很惨。斗争越演越烈，直到把整个社会投入火海，全国一片红，仿佛炼狱，中国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场。

火候问题，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生死结。当前，民主主义者和新权威主义者争议的也是类似的问题。火候的问题，终将挑起各派政治力量的仇杀。“不斗则垮”成为野蛮化的纲领──但它的伏笔，早在“文革”前的四十年就埋了了：中国式的私刑滥用，在1927年就有了记载（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势力，总是指责“既得利益集团背叛革命”，甚至“反革命”，从而一举夺取了“革命的正统性”。革命的正统性在现代中国，仿佛古代的天命正统性──它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错误变成正确、造反变成有理、社会灾难变成建国纲领”！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势力，他们的革命要求还没有磨足。他们的革命要求常常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最后达到漫无止境的地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其内核却无非是：动员、动员、再动员；野蛮、野蛮、再野蛮！可以预测的是，这“火候问题”还将继续成为中国内争的焦点。

有人说，“革命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和平建设了！”说这话的，人多是坐在上风的执政党人。有人说，“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这话的，大多是坐在下风的在野党人。他们的利益比他们的理想更难协调。他们的理论“都对”。因为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所谓“建设”，是一个革命阶段到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喘息；所谓“建设”，不过是在准备更大的爆炸力罢了！所以，满怀信心地建设一段，突然发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轮回。于是心情更急切，革命行动更暴烈。

“他们的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革命刚刚开始！”这里有一个“革命过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说，人的惰性不仅体现为“反革命”，也体现为“革命的惯性”，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国革命的漫长过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认为彻底革命的革命者，先后吸入“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地狱”。甚至自封为革命化身的毛泽东本人也不例外，例如一九七六年他垂死之际，“血腥镇压第一次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一项类似“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的反革命罪行。这类“掌权者的反革命行为”，其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继续革命”也就是“不断加深野蛮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结果达到举世无双的深度，甚至成为世界毛派恐怖分子的旗帜。尽管它的标语口号经常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但是它的内容确实无一例外的野蛮化，甚至连现在的出口贸易也是相当野蛮的以次充好、假货泛滥。

中国社会的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的催眠：野蛮──活力的象征。越野蛮越好！只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蛮，方能召唤人类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记忆力。野蛮精神，不仅应是社会重建的法宝，也该是个人生活的指南！

五，路线斗争──社会动员

当我们看清历史的全貌及其演变的轨迹，就不会老是疑问“世界为什么专门上演悲剧”了。现在，我们颂场造物主的仁慈，使我们有机会经历得更多、体验得更丰富；哪怕这经历是疼的，这体验是苦的。

要想成功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奴化，就必须学习共产主义的方法？隋唐时代的中国人，若非从五胡、鲜卑那里学得了野蛮的精神、清新的文化、原始的社会组织，又怎能开创此后一千三百年的新文明？朱元璋要不是和蒙古人混血生了明成祖那个逆贼，又怎能从女人身上学得尚武精神？所以明朝皇帝死了以后还要女人殉葬，因为他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女人的阴间。没有女人的殉葬就不能保持一个大版图、长寿命的世界帝国？

“野蛮”不幸是“文明”的入场券！近代中国就更是如此，它仿佛在说：要拥抱文明的果实，必先具备野蛮的力量。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彻底崩解，为一切可以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革命暴虐”，准备了沃壤；由于社会解构与共产独裁，社会缓冲阶层均被系统歼灭；野蛮力量登堂入室，作为一切社会准则的最高仲裁。变脸，是最高的美德；陋习，是高干的商标。这里的发明权也并属于共产党：早在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吼声以前二十年，辛亥革命的枪杆子就已灭了满鞑子；在往前推十年，八国联军的枪杆子（一九○○年）、日本枪杆子（一八九四年）、英法的枪杆子（一八五六年、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年等），也都差一点点就闹出了“中国革命政权”。不过那可能不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叫“远东殖民地联邦”、“中华维新共和国”。

说来似乎是个悖论，近代中国的野蛮化，恰恰是由自视文明的西方人、他们的忠实学生“日本维新者们”，一手触发的。──“既然你们已经扣动了扳机，又怎能谴责子弹打中了你们不愿意看到的目标？”近代中国的野蛮化，其源泉还是在西方，不论其社会动员方式的还是思想动员方式，都是西方式的或半西方式的（俄国式样的）。于是，中国的生死存亡、祸福休咎的关节，被迫寄托在它“牺牲精神”的烈度上；以及依据它实际牺牲的力度。中国人，只能“无悔”！因为这一切不幸，都是席卷全球的西方文明强行带入中国的，因而是不可逃避的宿命：西方以暴力强迫中国接受高度的社会动员、学习高度的社会动员、崇拜高度的社会动员；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其结果就是“野蛮的内化”。现代的蛮族在哪里？就在中国国内！在亿万文盲中，在渴望炸毁社会的行动中。──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徘徊在古今中外各种文明准则之外，不仅没有“宪政”，还“无君无父”。这个不折不扣的野蛮国家甚至连国家形式也还不具备，只有一群无法无天的党徒推行随时更改的“红头文件”。在如此深刻的野蛮化、军事化之后，旧的文化要素断绝，新的文化要素空白，全体人民沦为文化休克的白痴！我们比历史上一切的蛮族，都更像一群野人──因为我们连野蛮民族所拥有的社会与精神的凝聚力，也都丧失殆尽。

纵观中土，“丧尽天良”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的生存条件！一个历来以文明自傲于世的民族，竟然落到这种地步，真不能不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野蛮！──已经成为这个过去的文明民族现在所拥有的“最时髦的王牌”──谁不认识这一王牌，谁拒绝按照“这王牌的牌理”出牌，谁迟一点欢呼这牌理的胜利：“就叫他们灭亡。”

由于人性顽固，由于生态循环──“凡在历史中存在的东西，很容易再现或重演。犹如古代的幽灵一再盘桓在其故土，不忍离去……神秘的无声告诉我们：任何曾经显赫的，都不会永远消失在茫茫夜雾里。它比有机的生命，更为顽强地自我再现！不论今天的人类如何评价它，它都会不知羞耻地接近人类，并以最出其不意的方式，攻其不备地缠住我们的要害！不是临到我们头上，就是临到我们子孙头上！为了子孙们免除债务的重压，让我们勇敢地忍受报应的痛苦！

西方人破坏了中国的生活，毛泽东则把这种破坏推向极致。他曾说过，“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似乎透露，他早期的出发点还是“救中国”，社会主义不过是个手段。主次问题在这里表述还算清楚。在他的晚年陷入共产主义迷信之前，还考虑过“救国”。在这一点上，他与洋务派、维新党、革命者之间，开始并无不同。所以，他把他们一一列入“先行者”的行列。后来，“民族革命”逐渐蜕化为“阶级斗争”；“路线分歧”逐渐演变为“路线斗争”，中国沦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试验场！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其结果不再是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史”；而只是“如何进行革命的路线斗争史”。

历史好像也提供了这个方面的不少证据：立宪党人是主张改变满清政权的性质的，但这不能使革命党人原谅他们；国民党是民族革命者，但却被共产党人打入“反革命”的地狱；共产党革命已经革到了老子头上，但新兴一代的反共志士却必定要把他们还原为一群贪婪的卖国贼──比满清的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是善于讽刺的，到此为止，它走完了一个“圆”──最最最革命的“共产党”，变成了最最最反革命的“资产党”！为了推销他们的卖国的“发展战略”，他们甚至把坦克开上大街，把他们声称代表（以致根本用不着什么“选举”这类资产阶级的把戏）的学生和人民，碾成一堆堆血糊的肉泥。

这不是偶然的。正是在这自相残杀的社会灭绝中，某种静悄悄的“民族精选”正在进行。它也许并不符合任何一种理论的动听模式，但它却合乎冷冰冰的客观现实。中国人在这该死的二十世纪，消磨在路线之争上的精力，要大大超过各种建设性事业的总和！

这是徒劳与浪费吗？不全然。这是一个宿命：正是在肉体和精神的超级灭绝中，新的社会动员、新的民族精神、新的行为方式，在不可阻遏地生长起来。也就是说，残酷的路线斗争的最终结果，并非得出一条绝对正确的救国之路，而是通过酷刑、绝种的炼狱方式，“从头到脚改造了中国人”！在这里，比“文化革命”更重要的结果，是“基因革命”！

尽管，这收获是血淋淋的，这方法是邪恶的。在这过程中，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共产党把这种破坏叫做“愚公移山”、“颠倒历史”、“天翻地覆慨而慷”。其裂度之深、毒害之大，为中国历史所空前，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在问题的另一方面，有时，历史要呈现什么，就首先抛出与之相反的东西……疯狂的社会动员的压力如是说：“野蛮的中国，是走向新生的中国！”这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在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中国它演出过：野蛮的南北朝，盛唐的希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自封为“国家”的赤地万里，一切私人事业与活力，被强行取消，结果假公济私之风横行天下。僭主特权的实惠，是以解放人民的美名做招贴的。毛泽东时代“开后门”、“特权制度”的小动作，已经被邓小平“掀屋顶”、“瓜分国产”的改革，给比了下去。这样，中国腹背受敌：既承受传统的弊害，又不得不接受现代挑战。“国营企业”成为最大的贪污温床。中国生活的一切领域，从“公私合营”到“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完成了一次“漫长的革命”：公私合营就是“你的东西是大家的”，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就是“大家的东西是我的”，从此穷棒子们先是成为共产主义的干部，然后成为资本主义的豪富，从此中国的一切无不淹没在违法乱纪的阴云里。

如此这般的僭主专政本身就是食言自肥的，制度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干尽它力所不能及的荒唐勾当，陷入无力自拔的绝境──它又哪有余力来“惩治贪污腐败”呢？那些掌握“反贪污运动”大权的人，只是通过运动来排除政治异己，结果是极力保护自己帮派里面的贪官污吏。

这些当权派的流行病，随时间的推移，“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已普及为“全民娱乐和生存方式”了。一个再大的社会，即使经得起“有组织的犯罪”（如“无产阶级专政”），也经不起“全民齐动手的放抢”（如“产权改革”）。雁过拔毛、行贿受贿，已经成为“中国最新型的群众运动”，尽管这到头来又是一场中国人的恶梦。不甘贫贱的中国人，已经被迫成为“暗渡陈仓的专家”，若不“在法律的边沿，违法乱纪”，穷棒子们如何生存和发展？他们练就一身游走钢丝的本领，不愧为“战争边缘战略”的大师！法不治众，所以，请君“放手发动群众”去偷去抢、去作乱去造假！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这种“法律空白和现代压力”的死死纠缠中，走向解体。

六，对野蛮化运动的分析

从历史学角度说，野蛮化过程，仿佛对文明社会的“色素沉着”“骨质增生”的清算，是对文化积尘的激烈清扫。越古老的文明社会，其增生的组织越硬，其积累的灰尘越多；它要获得新生，就需要更为彻底的野蛮化。就中国情形而言，五千年文明已使大地过于疲劳，不经一次完美的“休耕”，新的生长势必很难。中国的传统文明最长，所以它进入新世界所需要的革命性体克也就最长。而所谓“休耕”在一位传统而勤勉的农人看来，就是让大地回归到某种荒野状态，这显然是“野蛮的”。用“悲剧”一语，都不足以概括它。

这里正像历史引力场中的一切现象一样，不存在“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野蛮化本身并不是某种“进步”，但它却是一切进步的“前提”：它帮助人们轻装上阵。它意味着对复杂环境实行必要的简化。较广阔的历史哲学视野告诉我们：进步若无衰落为之补充元气，则不可思议；正如兴奋若不继之以安眠，是会致命的。三千年前的中国智慧就已洞悉其中奥秘，《周易》以其“阴＋阳”观念，表达对于“野蛮＋文明”约有机性看法。阳就是野蛮，阴就是文明，阴阳是互补的，野蛮与文明相克相成。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说完全的文明与完全的野蛮，都将导致社会的不孕症！在此意义上，《周易》的智慧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明的野蛮精神”。根据这种理解，一个社会的动员所经历的野蛮化程度，预示它未来的文明力度！新的野蛮主义，是作为新的文明曙光，而打破旧文明的坚冰。野蛮化，是“文明病”在其病入膏肓时的唯一“药方”。现代人把“体育”、“竞争”、“有限战争”当作治疗文明病的要方；但这只能小规模救灾、结构内调理。如果文明已经大面积地死亡、结构在根本上失灵，那么请问：除了“野蛮地全盘否定”之外，还能怎么办？人，总不能坐以待毙吧？虽然，我们厌恶一切野蛮──但为了文明的缘故，请接受它！ 

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破坏了中国固有的结构。但一切洋人和洋人的仆从们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外来的模式和咒语，在中国也同样失灵了，甚至带来更大的灾难！不论其为自由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像洪秀全的基督教一样，失败了。它们不仅救不了中国，而且连自己也救不了。他们自身最低限度的存在，随风而弃。这些种子，不能适应中国的土壤，强行引进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萎缩──霉烂──肥料”的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末梢的达尔文主义，在执政党徒的无情利用下，已经沦为强盗团伙的逻辑、危害民族的宣传。这些团伙把自己打扮为人民的教父和先锋队，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极端只不过是中国的社会末日。如果说，它以前还超过加速社会动员的积极作用，现在也已经完全失效而有害，已经成为实现社会动员的障碍！

祸乱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去见其早已死掉的老祖宗。因为对中国而言，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做完了它所能做的一切。民族的志士将起来，结束共产主义，也结束被共产主义固定化了的中国分裂状态。

自从西方的侵略以来，洪秀全的伪基督教在一八五○年第一次分裂了中国；一百年以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则把中国逼入了精神分裂的绝境。现在需要一次强烈的电击，治愈中国的分裂。否则，中国依然落在荒草甚至污染中。上天让我们给中国作证，并为中国招魂。让我们在最后瞬间，以最大勇气鼓起中国的抵抗意志。中国的命运超出了自救。因为只要中国挺住了，就等于挽救了世界，溃灭中的“后现代文明”也许需要中国的野蛮给它回馈一次生机！五千年的余辉，将灌溉焦渴的大地。

中国，你知道吗，你的灵泉就在我们中间？他，清水芙蓉，不假外求。只要真诚吁求，竭力寻觅，他就平地趵突、奇妙应验。活生生的中国人，怎能受缚于外国的僵死枷锁？中国人，将在响彻天堂的笑声中恢复自己的本色！中国人！千万不要为令人绝望的野蛮状态，而灰心丧气。尽管，在中国今日的现实中，看不到一点文明生长的苗头，但还是请相信：潮流迟早会逆转！一个社会实体的突变过程，肯定会在其某个成员身上首先开始，并在其他成员身上引起连锁性反应，在无限的痛苦中会有无限的欢乐，在其他社会成员的死亡中会有民族整体的新生。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一些被看作毫无价值、不可救药的人，要兴起，发光，在无限的痉挛申，完成他们的突变：成为新意义和新种族的祖先！

七，失败的社会动员所造成的分裂

由于社会动员的一再失败，二十世纪成了中国民族的冬眠时代。民族的某些部分（如知识阶层和军阀、政客）是活跃的，甚至过于活跃而达到了多动症的状态；但民族的其他部分（如市民、农民）却消极被动，昏昏沉睡。少数人的多动和多数人的被动，合奏出现代中国惨绝人寰的痉挛，结果，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的活跃和社会的紊乱，并行不悖论，蔚为壮观。

锐进者脱离群众，他们是以经过训练的技巧在操纵群众，并将此称为“群众运动”。今天，中国革命开始八十五年之后，但现实依然如此。锐进者或自命“民族脊梁”，或自封“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其实他们并没有和群众融成现代意义的民族整体。他们秉持西方的理想（或是“自由民主”，或是“共产主义”：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欧洲本身分裂为两个阵营），企图在一穷二白里纵情建国，结果迎头撞上了中国的冰冷现实。企图照搬西方经验的国民党，在中国民众的麻木面前惨遭遗弃（二次革命的失败）；结果决心学习苏联、贯彻僭主政体，但还是无法真正动员起群众的热情；共产党学乖了，采用欺骗手段动员群众的热情，如许愿分土地，人民当家作主等等不实之词……但欺骗不能持久，伪装终被揭穿──僭主政体的没落，早在一九五六年合作化运动的脱离农民、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脱离知识阶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脱离工人和市民之后，就已不可逆转了。这时，先锋队撕下自己精心制作的面具：于是新民主主义的小妾摇身一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悍妇，河东狮子吼，最后引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铁扇公主。

脊梁、精英、先锋队，都以马恩列斯的理想标准，指责群众落后。群众则以恐惧的眼神，盯着这批想要索取一切的不速之客……原本应该结成一个民族的两个部分，就这样同床异梦。“教育群众”，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大闹剧。它本来是要把一盘散沙的天下之民，整合为现代国民；但结果只是留下了僭主制度这样的孽种。

脊梁、先锋队、文化精英们的主观目标失落，并不等于他们努力的毫无后果。“对与错，是历史学的事，不是历史的事。”历史学标准下的“极端无能、可悲可叹的表现”后，乃是历史过程中的“宿命”──“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许多人却熬不过冬天，甚至死在春寒时节。

四十六年来，被僭主和奴隶们自封为“官学”、“经典”甚至“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伪科学。但是以它们的名义所逆行的社会动员，却完成了其历史净化的破坏性使命；并在建成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征程中，遭到决定性的败北。这是当今有识之士的共识。这种上层建筑和中国的地基、屋宇，如此不配，所以，这庞然大物总有一天要压垮中国社会，然后自己才砰然倒地，化为青烟一缕。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玩意儿不是科学”，但还错误地认为“这玩意儿还是满有生命力的”。

这种直觉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似乎忘记了，马列主义的玩意儿早就不灵了，而且，作为一种治国之道而非致乱之道──它从来没有“灵”过。而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所曾经表现过的那一点活力，只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社会动员方面的需要罢了。除此之外，它在中国社会是永远也成活不了的嫁接物！它的根须，从未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丰厚土壤；它的气味不能让中国人陶醉，只能让中国人心惊肉跳地掩鼻而过。充其量，“马列主义”只是对“五四”以来的半瓶子醋的、毕不了业就失业的某些知识份子，起到某种安魂作用，如何外来的粗糙理论，又怎能在中国“治大国如烹小鲜”？ 

这些帝国时代（其最后代表是满洲政权）的破产中所产生的、走投无路的历史弃儿，一时间丧失了依附感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需要召唤奴性的武器，结果找到救命稻草的马列主义。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饮鸩止渴：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三部曲！试想，一个连无产阶级都几乎没有的破产农业国，哪里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果，这些街头鼓动家们把洋杂的消化不良，封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结果，是中国社会的持续分裂。这种崇洋媚外的病态，与中国人自强自立的本能，太不匹配。

八，新的社会动员呼唤我们前进

──“要是没有僭主政治的严酷冬天，宪政时代的春天也是无从出现的。”

本来，共产主义的思想尤其是组织，是从社会底层动员中国、组织民族国家的工具（国民党则是从社会中层动员中国组织民族国家的工具，），因此当它适应重新组织中国的历史过程时，他就是合理的；但是当它违背这一民族目标时，就是忤逆的了。但是，用国际主义的马列理论来复兴中国，最多也只能歪打正着罢了。因为共产主义的本意，是欧洲中心论的，是立足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世界扩张的。共产主义的本来目的，是要解散中国，并把一个涣散的中国，奉献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祭坛。而这个以游牧的哥萨克人为先导的所谓联邦，充其量只是相当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联邦罢了。所以，用共产主义来“救中国”，不啻南辕北辙、饮鸩止渴。

共产主义者一到关键时刻就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阶级斗争、党同伐异；而不是凝聚民族的力量、再造中国。明白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社会动员功能上的适时性与过时性，我们就会清醒：──为了实现一个可爱的中国，必须抛弃共产主义世界观；为了持续中国新的动员，必须拆穿“共产主义高于中国”的胡说。正如为了中国人民的健康，必须消毒来自西方的艾滋病。

在现代中国僭主政治满目蒿莱的无限荒凉里，将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气氛狰狞，重重险象，不能阻挡他勃然的生机、结构的辉煌。是的，新的动员令不是来自庙堂，而是来自元气充沛的山区！不是来自喧嚣的海岸，而是来自遭到唾弃的大漠。他祈祷，他呼唤，他命令──一个恢复了文化自信的中国！

是的。即使不为民族的尊严，仅为行政的效率，为重建中国的经济，也要彻底肃清共产主义的遗产。

古代的佛教，曾在中国虚弱的时候浸入，但当中国一旦调整过来，立即开始了辟佛，直到把佛教消解为禅宗，消化为道学，成了宋明理学的养料──但决不是作为宗主！现代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比汉末更衰落的时候入侵的，它比古代的佛教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生活，瓦解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豪感。对中国来说，“共产主义”的名目永远是和国耻、亡国危机、奉大胡子为宗主的黑暗时代，联为一体的。中国历史的回归运动如是说。

未来的中国将会看见：一个不可遏止的回归，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会，它超越了“定理”、“规律”和一切学者们的喋喋不休……什么不可忍受的代价，永在“百折不挠”的生命含义之下，必要的“玉石俱焚”是它最后的防线。在一望无际的劫灰里，冒出一枝新芽，它无国色天香，却富生长的意志：劫灰是它的沃壤，毁灭是它的欢喜！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

当中国民族恢复了古来的自信，“复古主义”的浪潮会席卷中国，没有人置身事外。远古的音响，变得神奇，彻人肺腑。他并不崇拜──秦皇登临泰山、祭天刻石。尽管，统治民族的心灵震撼、万国文明的凝练，都在这镜头的刹那聚光里透现出来……因为，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他并不崇拜──汉武收览《天人三策》的宇宙主义。尽管，八纮一宇的浑融使人沉静，天人相合的意境令人欢乐。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因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明清帝王的恐龙排比，使他厌恶。他仅仅向往──周武王进军朝歌、制造殷墟的时刻。那才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序曲，也是一个没落文明的葬礼。为此，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他仅仅向往──夏、商、周三代自强不息的民族国家。因为，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

新的中国民族，只是多元世界的中心，如夏、商、周等文明的缔造者：而不是大一统世界本身，如自秦至清的大一统世界。新的中国民族反对民族分裂、国家的解体，但是，他们却赞成在整体中国的规模上“还原出一个民族国家”。老的、大一统的中国人因此故去；新的、民族国家的中国人因此诞生。中国终于实现了百年不遇的社会动员！他们的复古，使秦至清的终曲，一变为夏商周的序曲。他们以此回答西方的挑战！

（另起一页）

第三章

权威与权威的转移

一，何谓权威

根据我们上述的通论，僭主政治因为大权独揽好像具有十足的权威性，其实则因为缺乏法律基础而无法获得多数人的稳定认同，因此不能赢得人民的效忠，结果反而没有权威性，甚至连基本的合法性也没有。

什么是“权威”？《现代汉语辞典》对此的解释是：“1，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2，在某种范围内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

“信从”一语十分恰当，它说明：在信（信心、信任、信用、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服从、追随，而不是在强力支配下的被迫屈从，才是权威的标志。例如，绑匪的枪口并不能造就权威，只有制服绑匪的人才使自己成了权威。由此可知，权威不仅是使人习惯性的服从，还能让人在心服口服的状态下，跟随他前进。

正如现代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不完善性，《现代汉语词典》在诠释汉语语词方面也多少有些如此。例如，第2义中所谓“在某种范围内最有地位的人或事物”，其实是指“在某种领域内最有影响力和支配力的人或事物”。因为最有地位的人，往往不是那领域中真正有权威的人。除了“地位”，权威还需要由其他的正确性来构成，而使人信服的人，往往没有足够的地位，更谈不上最有地位。例如，制服绑匪的往往不是警察，而警察的介入常常倒是造成了无谓的伤亡。

在我们这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傀儡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林彪事件以来，已经在所谓“三信（信仰、信任、信用）危机”中苦苦挣扎了将近三十年了。现在，一九九六年开春之际，正当我们书写这个段落的时分，“三信危机”已经作为成语，从中文电脑的软盘，一举射入荧光屏了，这个明显的信号，既是一个指标，也是一个预告。它表明，三信危机已经并且还将困扰中国历史上这个最捉摸不定的时代。

三信危机，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它的行政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失去了“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所以，它现在除了凭借赤裸裸的武装力量来维持，已经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社会改革：它失去信用，完全令人无法信任，而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基本的社会信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将陷入紊乱，严重时甚至停摆，除了解体和重建外，一点解救的办法也没有。所以，一个明智的社会一定在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信用与信任，例如，像美国这样的宣扬信仰自由的世俗化社会，还要在它的钞票上打着“IN GOD WE TRUST”这样的标示。

那么，什么是“权威的转移”？就本书的论题来说，这是指“中国社会从人治权威向宪政权威的转移”，其过程是在中国确立一个宪政社会，其结果是结束辛亥革命以来迄今为止历时百年的长期革命。这个转移无疑将是划时代的，因而是步履蹒跚甚至充满惊险与不确定的。但是，这样一个转移，却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推卸、无法回避的建国前提。

二，权威的分析

权威在三大领域中的体现：

1，针对自然界的也即针对所谓“非人势力”的权威，这种权威体现为：知识、科学、技术领域的权威，以及各种各样的防御手段，医术也属于这种典型的权威。

2，针对社会的也即针对所谓“人类”的权威，这种权威体现为：政治征服、军事奴役、经济管理、领导的艺术、慈善的互助、宗教的献身等等，这些权威的形式的错综复杂，使得人与人的关系，由不同角度形成秩序关系的网络。社会进步，于是最终体现为秩序形态的演变。社会生活的组建，是以秩序为纽带，而人们通常所说的“权力的严酷腐蚀作用”，主要来自秩序结构及其权威形态的落伍。

3，针对自己的也即针对所谓“本我”的权威，这种权威体现为：修身养性，克己复礼，追随上帝。我们今天知道，人仍然是动物，人这种动物与其它动物的相同处，是摆脱不了精神的控制；正如人与其它动物的不同处，是他认识到自己欲望的利弊和限度，从而学会支配自己。

体现权威者与接受权威者之间的张力，造成生命状态的高涨，体现权威者如果日久天长不与接受权威者沟通、甚至互换位置，必流失其生命的精华。这就是这什么任何统治集团每每当其权位巩固，即开始走向衰弱的原因。统治者凭借他的世俗权威颇为自得，可是他究竟是否知道：他的维持权威及享受权威，在在都是耗费他长期积蓄的精力呢？

同理，一个较为祥和与平等，一个较为幸福的世纪，其人民的精力也较为衰弱。享受和平，就意味放弃精力。这是“一进一出”的差距：既无“苦难”来迫使他们积存精力，还要通过“幸福”来消耗它。

“被压迫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向被压迫者提供了某种新的生长所必须的压力，从而为进一步的发展积蓄了内在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著名的“黄金时代”和“治世”──本身都是些风行中庸之道的时代。这是实际上的“过渡时代”：从严酷的压迫，向普遍的解放过渡。普遍解放的时代，即是丧失普遍权威的时代，但而丧失了自己的力度；“民不畏威”，社会趋于解体，从而为新的权威准备了土壤，这就是所谓“则大威至”。无疑地，没有某种形式的强制性，没有某种无政府主义者眼中的“奴役制度”，则一切社会与文化的诞生，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民主国家都有监狱和军队。但是过度的强制性，会造成的向心力量的削弱，社会、文化也就遭到打击，甚至逐渐走向衰退和覆灭。

为什么过度文明可以使人的道德败坏？因为过度的文明必然产生许多纵欲的败类，他们要求过量的发泄，而且没有知足的一天。相对来说，人的内力，他的欲望、野心及冲动，比野兽更强。人不同于野兽的特点是，他控制环境的力量更强，他学会“借力使力”、“以夷制夷”的法术，来左右外界。精神的权威，则可以教会我们学会欣赏自己的苦难，并用欣赏苦难来总结经验、度过难关。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的协助，社会生活将被最低动物欲望支配，解脱、超度、寻求新的可能性，都是不可能的。

文明程度的递增，与权威中心的不断创造进程，伴随着奴役状态的不断缓和。例如，“普遍信仰”（相对于“信仰自由”）尽管常与社会的野蛮化相联系，但因为能够使得文明熟透而腐化堕落了的人们恢复其健康本性，而被一再被时代的压力所接受。因为腐化堕落的人们，实际上丧失了他的身心平衡及内外平衡，不论这一堕落是由于文明还是出于邪恶。而适当的野蛮化和“从零开始”，则有利于腐化堕落的人们在身心两方面都得以休息，重获生机、重新聚集能量，再度准备积极收敛的状态。

在准备积极收敛的状态下，自然形成了权威，他合乎自然的法则。而人为地削弱自然的权威甚至代之以反权威的“权威”，例如中共倡导的“外行领导内行”，只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变态反应”──因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奴役。

三，权威与社会

权威，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向导和粘合剂。甚至在自然界，也有权威的存在。如许多动物群落也要依靠权威的头狼、头羊来领导前进。在人类组织中，领袖是人格权威的体现；在社会习惯中，范例是权威的体现；在科学与艺术中，规范就是这样的权威。而人，又首先是通过人格的权威去认识超越人格的权威的。权威人物，就是不同程度的“人格化了的权威”；权威的原则，在实际上都亦步亦趋地遵循着“对于权威的承认与叹服”。

在人的社会中，不仅有世俗生活的权威，还有精神生活的权威。权威对群体的作用，类似意志对躯体的作用：虽然权威生于群体正如意志生于躯体，但反过来，他具有创造性的转化功能，什么样的权威，就可以支配并重新塑造什么样的群体，正如什么样的意志，就可以支配并重新塑造什么样的躯体。这也许是由于人的劣根性甚至奴性造成的，但是没有这样的群体性，一个社会注定要涣散，并被别的社会强行征服。

甚至“真相”和激情也是权威的体现。在宗教与信仰中，上帝和终极的关怀难道不是权威的体现吗？即便不谈所谓“因果关系”，仍能发见，权威在人生和历史里，有不容忽略的引领作用。权威支配着历史，在潜移默化中不断重塑着历史记忆，使得一切历史成为“当下的”。结果，历史过程就是从这个权威过渡到那个权威的过程。各种“历史时期”的划分，也无不以某一权威的崛起或陨落为标志。无论哪一个学派，无论它如何宣称与此相反的哲学，都在实际上证实了这一真相。因为这是由人的群体性造成的。现代的“群众心理学”中“逃避自由”的课题研究，曾经对此做过深入的、富于积极成果的分析。

即使那些口头上宣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诠释者们，在面对历史的演变时，也情不自禁地背叛他们自己的教条，不再以经济形态的变化来划分新的纪元，而是依据政治制度或政治事变为“历史的分水岭”。尤其是那些自称为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更以惊人的热情来讴歌某些政变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如他们谈论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时，“经济基础”已被他们自己贬为可任意改造的丫鬟了。例如“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就是违背其推行者们极力鼓吹的教条的；其结果证明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

这意味什么？这仅仅因为，上层建筑要比经济基础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而人们，不论他奉行怎样的教条──总是倾向于追随权威，以便于获得更大的权力。甚至连声称客观的“知识”，也是为获得权力而存在的，所以说“知识就是力量”，而要获得知识的力量，必先学会尊敬权威、追随权威，所以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尽管事实上，经济存在深刻影响了心理存在──但就人的具体处境来看，经济存在却是模糊的、经常处于无意识状态，它要通过心理状态和意识形态而总结，并影响人生。例如，权威人格以其对世界“历史划分”，切割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某创造者的光临，有时把某历史一截两段，有时却能接续断烂的历史。人们习惯于称前一权威为“破坏者”称后一权威为“创造者”，尽管事实上，这两种作用是彼此转化、甚至并存一身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摆脱马克思主义有关权威问题的自相矛盾的论述，不会再陷入盲从的、奴隶主义的迷惘了。

权威的影响力，以其能够满足人们的权威欲的程度而定。英雄、领袖们内在力量的度数，取决于他所召唤的力量，那潜伏在人的权威欲背后的力量。所以，英雄、领袖，都难免衰微；而衰微之后仍有新的来代偿。即使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英雄、领袖，尽尽衰微，但人们的权威欲，依然捧出了影视明星、体育明星、选美明星来代偿，因为铸造了英雄、领袖那种的本质力量──人的权威欲──依然在顽强地起着作用。既然人就是这样生而渴望权威，其结果就是，要么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要么寻求并归属于一个外在的权威──以满足自己的“权威欲”。

形式在变，但内含的力却不变；力量转移了，而性质不变。人要活下去，必须凝聚更大的力量，必须将自己与某种更大的势力结合起来。这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威欲：出以不同的假面，借用喧“宾”（形式）夺“主”（内力）的时髦装束，但追随权威、肯定权威，以便肯定自我、提升自我，这一冲动，永远长存。这一喧宾夺主的结合，可出之各种形态，它可以是“正”的投效形式，也可以是“负”的反抗形式──还可以是其它错综复杂、朝三暮四的形式。

然而，在权威面前，人却无法保持真正的中立──因为他必须对此做出抉择。他必须以某种形式完成内外力量的结合。否则，他如何取得出路？如何抵御孤独、沮丧、颓唐、崩溃等消极方式？

四，权威与历史

对现代中国来说，各种社会事物，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社会体制、文化观念，到各种应用性的文化如服装、发式、家具、建筑等等，都不是由我们中国的自身状态产生出来的，不是由我们自主生成的，而是在外来压力下被迫形成的。这样就加剧了现代道德秩序的“伪”的性质。“伪”的原义是人为强制。这种强制性道德的崩溃，它的后果是出现一种特殊的“道德真空”，这是道德系谱和道德法庭上的真空，也就是没有一种人能接受并实践的道德原则。但如深入到良知层次，就可发现良知还在起作用。这一点和新教兴起前的欧洲根本不同，因为新教兴起前的欧洲社会是多元的，有各种道德系谱和道德法庭在分头起作用。而我们呢？由于是在外力下形成的一统秩序，所以独断性特别突出，不留空间给其它系谱或法庭。所以，一旦中央崩溃，中国必形成全面的道德真空。这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合拍，因为中央集权的政治力主一元化，在它崩溃前中国社会没有条件去建立完美的新道德，甚至不允许出现新道德系谱、新道德法庭的雏形。旧道德权威已崩溃，而现在无法预言中国将来需要的最好道德权威是什么，于是只能在发展中寻求，而只有在实际发展中被确立的东西，才最有生命力。像伙夫出身的朱元璋那样，一旦建国就把一整套规范预先定好，让后代子孙只准继承、不准发展，这就是文明的末路了，是“小和尚思想”──几十年前，某人不是也自命为“无法无天的小和尚”吗？而中国社会现在正需要废除小和尚道德造反有理的残渣余孽，要中国人民的道德良知，从贱民标准提高到贵族标准。

五，权威与政治

权威与政治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治权威的形态。有时，政治权威是以道德权威的面目出现的。尤其在中国社会形态中，政治家常常被要求为道德的楷模，“以吏为师”的传统根深蒂固。

例如，中国人养育孩子的方式就与众不同。我们把孩子当作宠物，十分喜爱在孩子衣服上绣些兔子、熊猫、叭儿狗之类，在不少幼儿园的大门上，我们也要供上一尊兔子的肖像或其他使人爱怜的东西。这仅仅是一种装饰，还是表达了某种民族潜意识中的“图腾”？在现实生活中，谁把孩子当作“具有平等对话资格的人”来对待？我们的许多“民主派”和“自由主义者”，在对待自己孩子甚至配偶的表现上，常常是粗暴的，不人道的，岂止缺乏文明礼貌？我们的爱欲，永远是针对那种永远长不大，而我们也不希望他长人的东西而发作的。我们的爱，始终是权威对被保护者的爱。如果后者胆敢表现出一丝独立性，权威者的爱也就陡然消失了。这还是就其最善良的情况而言。被保护者仿佛得到了照顾，但这些“关怀”实际上要价极高──他得无条件服从权威者的意愿、安排、生活方式，甚至是审美的风格！

尤其是，由于外国征服，中国社会缺失了成年礼仪，结果成人与儿童的这种关系模式并不截止于青春期，而是贯穿人的一生。垂垂老矣的僭主仍然对其继承人耳提面命，就像对待一个受到虐待的孩子。这一恶劣的政治传统，于是也就必定要对民族的不幸历史负责。到头来，不仅中国的儿童，而且中国的成年人，只要是站在比他年长者面前，就必须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儿童，例如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九年的邓小平，对待胡耀邦和赵紫阳就像对待儿子，而且还缺乏父亲对待儿子时常见的那种善意；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六年的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也像对待自己叛逆的儿子一样拳打脚踢、尽情羞辱、毫不客气。

在这种“国情”之下，中国人一见面，就彼此打探年龄，以便定下尊卑。“人伦”的原始意义，正是指辈份长幼，而“伦理社会”的要义之一，即是以年龄和资历，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不仅限于私人关系，且已渗透到了整个公共关系领域。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就是建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的这种“权威道德”上的。所以，这种虚伪恶劣的“权威道德”，已经构成中国政治权威的主要核心。如今的“江核心”，不是也作为邓小平的政治儿子而被任命的吗？甚至当代教化即所谓“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以这种颐指气使的权威道德为要义的，这种方法永远是单向性的：领导者──被领导者、老人──青年、尊──卑。如果有人设想，一个被领导者也可以去做他的顶头上司或更高权贵的“思想政治工作”，那么别人一定以为他发疯了。

中国从秦到清两千年的大一统社会是以孝道为美的，二十四孝的道德精神结果成为政治上的奴性，统治了我们民族两千年之久。为什么这个伟大的民族会屈尊于这荒唐的政治思想下如此之久？我想，这种无限延伸的权威道德，应负有不容推卸的罪责。

比权威道德发展阶段更高的是“社团道德”和“原则道德”，前者是对等（尽管并不要求“平等”）的契约，建立于一种伙伴关系上，大大淡化了权威道德的非理性，实际上，西方古代的共和制和现代的民主制，正是以伙伴式的社团道德为基础。亚历山大和凯撒与他们的部下之间，也以“战友”相待，这在中国皇权时代到迄今为止的社会形态下，是不可想象的大逆不道。但这种关系，正是社会公平竞争原则的心理出发点。而在建立在年龄和资历基础上“伦理道德”看来，公平竞争、机会均等，是对伦理权威的亵渎和冒犯，因此，是对社会秩序本身的挑战，属于“十恶不赦”。

比社团道德更高的发展阶段，是原则的道德，这是规则统治，堪称“精神领域的宪政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权威道德赖以存在的具体人格（如某某人物），社团道德赖以滋生的抽象人格（如某某职位），统统退居幕后，人们于此将道德信念和终极期待结合了起来，从而完成了道德升华。不言而喻，这种高级道德是与“无原则的孝道”、与“对伦理权威的恐惧和依赖”很不相合的。但它却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说到恐惧和依赖的关系，由于和中国政治关系很深，不妨多说一句：僭主集团常说，没有它的恐怖统治，中国就会大乱，好像是依赖创造了恐惧；但在我们看来，情况正好相反，是中国的大乱，造成僭主的恐怖统治，也就是说，是恐惧创造了依赖。现在，经过一百年的调整，中国社会已经开始逐步走上轨道，是结束僭主统治、还政于民的时候了。

病态的依赖，造成了嫉妒和内斗，正使现代中国社会弊病丛生。妒忌的心理学根源，是一种“无力自助感”，即缺乏对自身价值的自信，大家都像婴儿那样害怕父母善待其他儿童。我们的生活方式令人厌倦，但我们却无力改变它，也不拥有改变它的手段。相反，一个人如果确信自身生活的价值，确信自己有能力去实现有关计划，就不会害怕别人的幸运，不会迁怒别人，不会吝惜自身。

正因为这样，僭主集团通过人造的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实际上是作为卑贱者的智慧而出现的。它是一种比具体的妒忌更致命的理论性妒忌。这种被抽象了的妒忌，在穷困的农业社会中相当普遍。其原因，在于人们下意识地认为社会财富的总量（如农作物的产量）是固定的，因而一个人的所得，正是另一个人的所失。社会财富不被看作创造力的结果，因此利益的差额分配，就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在靠天吃饭的地方，大自然赐给农民的东西，确实大体不变。而没有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现实，诱使竞争者们投放主要精力于流通领域和分配领域的争夺上，却绝少有人去关怀需要投资的生产领域。这种巧取豪夺的沃壤，是“官倒”的温床，也使得“红眼病”的流行几乎到达流血的地步。这类鼓励吃大户欲望，可望在中国下一个历史周期中再度勃兴。

被称为“红眼病”的社会风尚，作为一种通行于穷困农业社会的“正义感”又是受到伦理权威们的鼓励的，因为它可以掩盖这一事实：正是伦理权威道德，滋长了不受监督的腐败。而想以伦理权威去消除极权政治的腐败，则无异于缘木以求鱼。

六，权威的奥秘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迷惘”。所谓迷惘，就是丧失了人生的目标。一个人目标明确、信心坚定时，可以忍受非常的痛苦而不以为然。摇摇欲坠的病体，也可在此等意志下焕发出可惊的光辉；但迷惘却足以使健壮的躯干弱不禁风，使外表幸福的生活失去光彩，并且满目尘埃。

迷惘起源于归属感的失落，也就是失去权威，失去权威感。例如在许多亡国的遗民群落中，就普遍弥漫着迷惘的情绪。在社会性或国际性的变乱中，比如在世界大战和革命浪潮中，原先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时──迷惘的情绪也会流行。这仅仅因为，原先牢固的权威及其激发的归属意识，这时瓦解了。

人和一切动物，在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生理上，都需要极强的归属感，丧失了归属感，无异丧失了生命的起点。归属意识，表现为对于母亲、故乡、祖先、民族、社团、家庭等等的眷恋──从生命机能的渊源上说，这甚至是从植物对于土壤的依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人和其它动物的不同在于，除了对物质环境的眷恋之外，还有对文化形态和精神事物的深刻依恋。屈原在他不朽的《九章》中深入浅出地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这对动物，只是一种本能；但对人，除了本能还有思想。生活的需要，如果不能结合精神的渴望，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社会性的归属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了。“精神上的故乡”，往往要比身体上的故乡，更富于吸引力。文化故乡，较之生物故乡，更能激起归属意识。心中的天国，比眼见的神殿，更为永恒。

归属感，是动物的飘泊生涯的忠实伴侣。正如权威感，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有力方法。哪里有死亡阴影，哪里才升起热爱自由的曙光……一切自由，归根结蒂都是生命的冲动。是人的冲动，是动物的冲动，植物的冲动，昆虫的冲动，甚至是“众神的冲动”。那蛰伏于命运又渴望摆脱命运的冲动，充满喜悦的激情，永远是和寻求权威、提升自我冲动紧密联系的，生来不自由的人类，大声欢呼这是“争取自由的斗争”。

“没有人来压迫你，你就浑身不自在了”──这不仅适用于一些“贱骨头”而且适用于整个生命界，谁能在失重状态下活得快乐呢？人是尤其如此。

生命的全部机能，都用在抵抗重力，和各种各样的压力形态竭力周旋。一旦压力失去，全部机能系统不是紊乱就是衰竭，生命的节律随之减弱乃至消失。生命的危机，迫使他力求平衡，而追求压力、到处冒险，经常是保持健康的有效途径。

然而，欲反抗权威必先建立权威。不从旧有权威的逼迫中解脱，不能实现新的权威。若不实现新兴权威，便不能铲除腐败的权威。因此，权威和反抗，永远是一对孪生子。反权威，若不发展为建立权威，则是停留在低级的、破坏性的水平。权威运动，也是一个“圆”：反抗旧权威，只是“半圆”，建立新权威，才是圆满。维护旧权威的腐朽，就阻滞了权威力量的更新，使生机盎然的生命流，遭到毒化。流水不腐，流动的水，比人为的消毒更好，它不截断生物链，它成全了生物链。

总结上述，有活力的权威具有三方面：

1，激励天性，直达天庭；

2，协调群体，培育创造潜力；

3，修身养性，为而不有，创造但不占有。

这样的“权威论”，预示着新的道德系谱和道德法庭，在二十世纪中国无君世纪、僭主政治所造成的一片废墟中，即将兴起。这样的权威不会奴役人，不会腐蚀人，而是令人强健，激励人们前进。

七，政治权威的类型

1，君权神授的政治权威

在政治权威的起源中，有一些共同的线索可供研究者搜寻。例如，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中，政权威的最早的类型，大都是属于君权神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的说辞，其潜台词说他的权力来自上帝的授予。所以，即使像拿破仑这样根本不信上帝的僭主，也要沐猴而冠地接受来自教廷的加冕仪式。而风行二十世纪“上帝已死”的思潮，也使得从列宁开始僭主们（好听一点的名号叫作“国父”或是“国家缔造者”），把自己的权力依据从帝王主权论移位到历史主权论，如果“历史必然性”（列宁－斯大林）、“罗马的光荣”（墨索里尼）“雅利安人的种族使命”（希特勒），他们玩弄变相的神学即一套科学主义的说辞，甚至连“社会主义”的信仰也要冠以“科学的”形容词汇，不仅维护血统继承的法则，而且维护霸权继承的法则。在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能力继承的压力尤其在落后国家（如中国）和破产国家（俄国与意大利）、战败国家（如德国）中，很容易演变成唯暴力论的救国路线。

上述那些在历史主权论指导下的、平民出身的僭主，追随十六世纪意大利政治学者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中大受赞扬的那位不择手段以夺取政治胜利的暴君凯撒·鲍吉亚，开创了近代僭主政治权威的楷模：僭主不能有普通人的道德，以免捆住自己采取行动的手脚，但僭主必须装成有道德的样子，以便博得他的臣民的信任和好感。

回顾原始社会，不论巫师式的部落内部生活的通神者，酋长式的部落外部纷争的解决者，自己也是信仰止的虔诚者，因为那时的社会发展较慢，形态比较稳定，思想与习惯的变革也远远比不上现代。巫师和和酋长，都以部落图腾或是神明的名义实行统治，且以神明或上帝的力量，来推展自身的权力、强化职位的权威。例如在许多古代战争中，胜利者甚至掠夺战败者的神像或是神物，作为最值钱的战利品，因为他们相信，神像和神物中蕴藏着神明或是上帝的巨大能力，谁获得了这种能力，谁就是神的宠儿甚至嫡子，必将受命统治这个世界。亚述帝国的创建者们就是这么干的。在中国，殷朝的君主自命为宇宙主神太阳神的儿子，并以象征太阳神的十个儿子的十日天干（如“太甲”、“帝乙”、、“武丁”等）来命名。到周朝，君王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嫡长子下凡，并依据天意来实行政治权力。

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念，具有很大的时间跨度，统治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从有文字可考的西元前六千年，直到两三百年前，在中国，是九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才结束了它的冗长历史。君权神授的统治权威，是一个发展现象，根据它的阶段特性及其隶属的政治形态的区别，可以分为三类：

A，封建主义：凭借血统继承的政治权威（贵族）“封建”，在古代中国的传统中是指先秦时代的社会制度，如周武王分封天下诸侯，直到春秋战国以前，都是如此。对此，柳宗元的《封建论》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封建，不仅在两千年前通行中国，是西欧、日本在进入现代以前如十八、十九世纪以前刚刚脱离的制度。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分为几百个“藩国”即诸侯领地，意大利统一前一大群城邦、德国统一前数百个小国、法国革命前封建贵族领地、英国封建阵营的红白玫瑰战争等等。而所谓统一的民族国家，前此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在兼并诸侯领地的侵夺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正如秦以后的大一统前此并不存在，而是在兼并齐、楚、燕、赵、魏诸侯国的侵夺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又是在侵吞春秋小邦的基础上逐步成功的。在中国，秦代以后，分封诸王的封建制度虽然还有过几次复辟（包括在南北朝甚至太平天国都颇为盛行），但总的来说，作为全面的社会制度，尤其是作为政治权威的形式，则在秦皇统一天下并实行郡县制以后，就基本结束了。这一演变和欧洲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一百年左右、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政治发展，有相似之处。欧洲中世纪和日本的江户时期，虽然分属东方两种社会，但实行的都是类似中国先秦夏商周的“封建制度”，意识形态是宗教性的而非政治性的。

B，民族主义：阴谋篡权的政治权威（僭主）当封建领地向新的世界帝国过渡的时代，社会开始重大改组，一种违反封建等级的革命现象出现，陪臣、小贵族（如春秋时代的田常、三家分晋的赵简子等；希腊的僭主、法国的拿破仑等）起来，凭借实力、通过阴谋手段夺取独裁权力，获得比封建时代的国王还要直接的统治权力。这种僭主时代的独裁政治虽然具有反传统的革命性，但一般依然打出君权神授的旗号，而且大多还要仰仗血统继承的方式来延续。

C，世界主义：凭借武装夺权的政治权威（皇帝与凯撒）在混乱的、尝试性的、革命专政式的僭主政治过后，新的世界特点逐步鲜明，各个区域霸权之间不再有缓冲地带，“统一”成为继封建政治──僭主政治而降临的世界性的归宿。这时，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分别在中国皇帝制、罗马元首制、阿拉伯哈里发制、土耳其苏丹制，得到不约而同地实现，成为新时代的宠儿。它的意识形态是政教合一的世界观（“天下一体”），它的政治权能是无所不及的（除开不毛之地），不再局限于封建领地或区域国家。相对的国际政治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绝对的世界统治：修身──齐家──治国，为的是“平天下”。但即使是那位实现了平天下的新时代要求的政治权威，如中国的秦皇，罗马的凯撒，阿拉伯的穆罕默德、土耳其的奥斯曼一世，他们的政治权威依然是君权神授的。当秦始皇宣称他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从而自称“皇帝”时，他并不是自比上帝，而只是表明自己前无古人罢了。尽管那三皇五帝本来是从古代神明演化过来的。所以，新的政治秩序的继承方式在和平时期依然是血统继承的。当然，和旧的封建时代、僭主时代的主要区别也是有的，这体现在，世界帝国大体上废除了封建时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而改行诸皇子中指定太子的办法。同时，由于僭主时代的革命性影响，世界帝国时代认可对贵族世家进行必要的灭绝，认可新的政治领袖（皇帝、元首、哈里发、苏丹……）可以通过改朝换代的革命方式，从社会底层产生出来。《孟子》的“诛独夫”理论，基督教对世俗政权的蔑视，都是产生于僭主时代的悲剧现实，并在世界帝国时代得到公认的，在民间，这时相应也实行诸子平分的均等继承制，以便在总体上削弱社会的动态扩张性，而增强统一世界的静态稳定性，如中国在秦至清两千年间长城时代形成的主流社会形态，即大一统专制的一元化领导。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模式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模式相同，支配它的不是封建诸侯、封建领主的阶级统治，而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官僚政治，一种在皇权庇护下高度粘合的一统天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这样的社会并不像今天的流俗所认为的，一无可取。它其实讲究秩序和谐，尊重文化教养，至少在哲学上如此。这与现今世界的僭主政治以斗争为本位的思想、行为，根本不同。

2、契约协议产生的政治权威

A，侯马盟书与联合国

在山西省侯马出土的春秋战国时代竹简，包含大量的盟书，这些春秋诸侯和战国诸王之间的盟誓记录，不仅提供了那时东亚文明圈内国际关系和外交技能方面的研究依据，对本书而言，更重要的，它指示了中国古代同样存在所谓“现代式的国际外交”，这些国际观念和外交技能，早已被明清时代的不肖子孙给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当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国门洞开，头顶猪尾帽子的“满汉大员”们，面对西方列强（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各个“战国”）的外交攻势，竟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侯马盟书的出土，还印证了“春秋五霸”产生的方式，确实是建立在诸侯推选和诸侯盟誓的基础上，这和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政治智慧所产生的“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制度，颇为神似，也与二十世纪的“国联”和“联合国安理会”的运作，十分相似。当然，春秋五霸是继起的，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则是并存的，但在拥有一定政治权威、负责协调国际关系、有权派出军队实行绥靖等国际职能方面，确实异曲同工。而国联和联合国的政治权威，也是建立在契约、协议、选举产生的基础上。

B，罗马教皇与西藏喇嘛

众所周知，天主教教会制度以及它的教皇制度，深受罗马帝国文官制度的影响，但由于主教和教皇都不能结婚，所以不能由血统来继承，只能通过选举产生，而且这也十分符合罗马共和国、希腊诸共和国的政治传统。选举时，主教们被关在屋内，反复投票，直到过半数的候选人出现，成为新任教皇。

西藏的喇嘛教采用类似的“金瓶抽签”的方法，在几位候选的转世灵童之中，挑选一个作为未来的领袖。十分显然，因为喇嘛也不能结婚生子，所以不论达赖喇嘛还是班禅喇嘛都不能像西藏的贵族那样通过世袭来产生，只能采用选举的办法。尽管依据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在风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选举所依据的理论、方式也略有不同。

C，武力夺权的补充形式

在某些武装集团或是起义者的队伍中，由于形势动荡，缺乏稳定的制度，就在各个首领之间，进行互相推选，以便产生众望所归的政治权威。例如著名的陈胜、吴广的领袖地位，就是如此产生的，罗马的奴隶造反领袖斯巴达克思也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在十三世纪前后，曾成功抵御蒙古铁蹄入侵的埃及奴隶集团，也在内部实行某种选举制度。他们的制度规定，只能从市场上购买的小奴隶中间，选拔和培养接班人，而不可以从官员和统治者的后裔中选择或是任命。这个奴隶专政（而不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其政权机构并不是通过民众或是奴隶们的选举建立的，而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的；但其延续方式，却是在特权阶层和统治集团内部，采用“政治协商”的分赃办法来解决。这就是所谓“军事民主制”。如蒙古人和满清人在入主中原前后，推选大汗有时争议不决，就临时采用这个办法。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也大体采取这种制度，如“遵义会议”就是毛泽东通过军事民主制来当选为军事领袖；但夺取政权后，就进入私相授受的继承制度，下面将会谈到。

D，贵族政治的进化形式（代议制民主）

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政治”，其实是从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军事贵族制度直接演变过来的。这种军事贵族制度在欧洲叫做“骑士制度”，在日本叫做“武士制度”，其共同点是封建主义。这种制度在中国已经消亡了两千二百年。为什么在古老的欧洲和后进的日本一样，保留了如此落伍的军事贵族制度？因为欧洲在西元五世纪经历了一场毁灭半壁江山的蛮族入侵，整个历史时钟全面逆转。而中国，虽然同样在西元四世纪经历了一场毁灭半壁江山的蛮族入侵，但由于汉字的同化力量，北方蛮族的统治仅仅三百年就结束了。所以新的封建制度，只能在北魏的“均田制”中有所体现，而无法形成历史时钟的全面逆转和文明的根本再造。

从十三世纪英国贵族限制国王权力、规定上下级关系的各自权利和义务内容的《大宪章》开始，现代民主政治的萌芽就崭露头角了，迄今已有七百年历程。到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欧、美国把普选权推广到妇女，代议制民主的发育成熟。而从制度上开始确认民主政治的英国光荣革命（一六八八年），也有三百多年。这个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主张“主权在民”，并通过选票来决定国家的政策方向。同时，确保地方自治权利，确保政权转移要按照宪法认可的程序，和平进行。

3、前辈授予的政治权威

A，公议禅让与轮流坐庄

在古代中国，流传着尧──舜──禹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选贤与能”，以前辈的身份，把统治的权柄授予后来的众望所归者，实现政治权威的和平转移。在儒家的美谈中，他们这样遵循禅让制度，完全是出以明智与公心，而不是基于政治现实的考虑，但晚近的研究则发现，这些领袖并非属于同一政治集团，而是分属不同的部落和部落联盟，甚至分属不同的民族。因此，它并不是恩格斯根据日耳曼人的小邦政治总结出来所谓“部落内部的军事民主制”，而是中华大地上各个部落和部落联盟、各个民族和种族集团之间争霸和势力均衡后，形成的“轮流坐庄”格局，是在广袤的昆仑山以东的东亚大地上，为维持和平、保证部落自治和地方自治，形成的“共主制度”。这要比后来出现的“周天子”式的共主制度，更为松散，也更清静无为。所以古人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先秦智慧书《庄子》上曾记载，尧想把天下禅让给许由，许由避而不受，他认为这种共主制度完全多余，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由此可见，共主的政治形态起初并没有很大的权力，共主的继承权也不被当时舆论视为重要。到了建立世界帝国的秦朝以后，凭借阴谋（王莽）和武力（曹操）夺取政权的强人，也假借“禅让”之名来行篡夺之实，但这已经不属于禅让的范围了。这正如下面要谈到的，现代僭主也经常盗用人民的名义，假借“苏维埃”、“人民代表会议”和“党的中央全会”，来私相授受政治权力。

B，私相授受与接班人制度

在各种现代僭主国家的政治继承模式中，各种名目的“代表大会”，都以伪选举的投票机器所打扮的“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花瓶，随意修改自己订立的宪法，而实际拒绝广大选民的参与，结果，实际政治权力是通过“选拔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方式来私相授受的，而这归根结底又是由最高领袖一个人来独裁决定的。

现代历史表明，各个传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几乎都要经历各自的僭主统治时期。其特征是规定某人在“重大问题”上拥有独裁权力，由此出发，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土法炼钢、发动文革、整死自己的亲密战友、废掉国家元首（毛泽东废掉刘少奇），甚至几度废掉党本身在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总书记（邓小平废掉胡耀邦、赵紫阳）。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些例子。如东汉末年的权臣董卓那样两次阴谋废掉汉帝，还可以下令边疆的野战军开入京城，实行血洗，虽然他不是国家元首，但因为握有独裁权力，就可以像现代的僭主那样为所欲为。改变这种政治的唯一方法，似乎是通过吕布那样的勇士和小人来发动政变。这样名为“接班人制度”的政治继承方法，是最典型的不受任何法权制约的私相授受。在现代中国，私相授受的政治继承制度，便中国的政治智慧倒退五千年，几乎回到了新石器时代。这是北京的《人民日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亲自承认的。

私相授受的政治继承制度，引起极大的社会危机。各个正在进入现代社会的僭主国家的现况表明，没有一次私相授受可以如愿以偿。如斯大林传位给马林科夫，被赫鲁晓夫推翻；赫鲁晓夫来不及私相授受，被勃列日涅夫推翻；勃列日涅夫体制又被戈尔巴乔夫推翻……毛泽东传位给刘少奇、林彪都失败，最后私相授受给华国锋，亲族却被这位继承人一网打尽；华国锋来不及坐稳，被邓小平推翻：邓小平传位给胡耀邦、赵紫阳失败……每一个新上台的“领袖”要想有所作为，都要反对前一个领袖，否则就无法显示自己的能力，无法消除宿怨、团结新人，因而无法坐稳领袖的位置。所以，私相授受的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定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引起周期性的政治动乱。

八，近现代政治权威的僭主性质

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格罗托（一七九四──一八七一年）在他的《希腊史》中曾经提到，“僭主政治”是传统王政过渡到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个人专政的形态。所谓僭主政治，是指“无限制的个人专政”，“大约在公元前六八○──六七○年之间，在西库翁建立了俄尔塔格拉的僭主专政。而值得注意的是，科林斯、西库翁、墨加拉这三个城市，在同世纪中经历了类似的政体变迁。三个城市都有一个僭主上台执政，俄尔塔格拉在西库翁，库普塞罗斯在科林斯，特阿格尼斯在墨加拉。这种政体变迁同时发生于希腊世界的不同部分，大陆的、岛屿的、殖民的等不同城邦。在公元前六五○──五○○年间，许多城邦中不同的僭主和僭主朝代兴亡交替。而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中间，虽然还有僭主，但却越来越罕见，因为政治焦点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民主政治的兴起。”

格罗托所分析的希腊僭主政治，其实也存在于中国先秦的西周、东周、春秋时代，如“共伯和”废周厉王，后来的“陪臣执国命”等等。同样，僭主政治的概念也适用于现代，如英国克伦威尔、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俄国列宁──斯大林、意大利墨索里尼、西班牙佛朗哥、中国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北韩金日成、北越胡志明、土耳其凯末尔、埃及纳赛尔、古巴卡斯特罗、埃赛俄比亚门格斯图、伊拉克侯赛因、印度尼西亚苏加诺──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伊朗霍梅尼……每一个站在现代社会门外的国家，都要产生至少一个僭主，而往往，是僭主不断，宪政无望。所以，僭主政治的概念对本书的议题具有基本意义。

在古代希腊，僭主的权力具有以下几种起源：

1，作为行政长官，逐渐变质，不守承诺，窃取足够的权势，不再理睬推选他出山的人们。在近现代社会则如希特勒、袁世凯、拿破仑。

2，作为煽动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以无权者的斗士的名义挺身而出，博得人民的好感，得到拥戴，推翻旧政权，自立为僭主。如墨索里尼、霍梅尼。

3，甚至用不着受拥戴的借口，干脆运用一支军队，夺取政权。如列宁──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推动性的政治权威人物中，洪秀全只算得一个传统型人物，尽管他运用了基督教的旗号。而清廷里掌蹄带尾的人士除了光绪，都缺乏现代意义。在分析边疆诸位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时，可以发现：曾国藩、李鸿章，是权臣而不是僭主，袁世凯先是权臣后是僭主，蒋介石、毛泽东是僭主，邓小平则始终是以权臣而非僭主的身份在操纵中国政治，因为他始终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党的领袖，后来甚至不是军队的统帅，但却巧妙控制着独裁权力。

可以说，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权臣，是为袁世凯那样的半僭主进而为蒋介石、毛泽东那样的僭主，登上历史舞台而做准备，而邓小平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而仅以权臣之名以行僭主之实的人，则可能恰恰在不自觉地为一百年以来的中国僭主时代，悄悄画上句号。

环顾当今中国，政治领袖的权臣化，不仅体现在邓小平身上，而且体现在邓小平任命的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身上，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其实是一些技术官僚，而不构成任何意义的政治权威。结果，政治领袖的权臣化，注定中国社会即将进入新时代，而第三代以后的集体领导，也许将被证明，只能借助其他政治权威来推销自己、巩固自己。

在台面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僭主化，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僭主专政有其相似之处：英国革命产生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产生拿破仑，德国革命产生希特勒，意大利革命产生墨索里尼，日本半吊子革命产生军部的独裁和东条英机，俄国革命产生列宁──斯大林……事实似乎表明，绝大多数传统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产生至少一个独裁的僭主，而且被他的追随者集团尊称为“国父”、“缔造者”。其实他除了僭主专政外，并没有缔造什么也缔造不了什么。

中国似乎也是如此。但事实上，中国的道路不同于欧美俄日，中国革命因而漫长得多、曲折得多：迄今为止，中国革命，已经产生了至少四个“国家”：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邓小平，由于他的“改革”已经完全推翻了毛泽东体制，变化度并不小于蒋介石对北洋政府体制的改革，甚至不小于毛对蒋的改制，是否该算作为另个“国家”？即使不算，上述过程至少也产生了三位“国父”：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虽然，袁世凯被称作国贼，而毛紧跟斯大林，避免国父的提法，但显然他觉得自己比国父还大，简直是秦始皇还魂、斯大林附体，是全世界人民的“大救星”。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完成国家统一，完成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而中国的僭主，却是实现国家的分裂，把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变成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区域性国家。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在实现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发动对外战争，跻身列强行列，即使像俄国这样的破产国家，也只经历短短几年的内战，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世界霸权。但中国，却在经历了三十八年内战和外侵（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后，又经历四十多年迄今不息的内乱，没有稳定的制度（即使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也远远无法对比苏联制度的成熟），没有社会规范（传统规范被消灭，新规范的试验也宣告失败）。僭主政治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已被证明没有完成它在其它社会中的“统一──强国──对外扩张”等应急功能，反而造成“分裂──衰弱──内乱”，成为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

如此反差的奥秘究竟何在？

迄今探讨中国近代命运的著名学者，大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民族差别：西方社会是从一千年来的欧洲小邦政治向大规模的近代世界政治过渡。如十九世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如英、法、德、意、西等等），都经由更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如意大利的城邦、德国数百小国、法国英国的贵族领地），几百年演化而来。及至二十世纪，在这些中等国家的两翼，又兴起了世界规模的超级大国：俄、美。经过两次大战，欧洲受两翼边缘制约的战略形势就更明显，以此形成大规模的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这种演变使得欧洲小邦日益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新的世界地位。欧洲文明内部正日益趋同，而这一趋向又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壮大同步。

这耐人寻味。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道德理想或经济制度，而且是世界型政治的伴生物。正如民族主义是中等规模列强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封建主义则是小邦政治的意识形态。

在列强秩序走向超级大国的进程中（这距离同一的全球帝国还有一步之遥），出现了“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吼叫，不是偶然的。它不仅使流浪的犹太人的心怀叵测，也是要求冲破国界、完成超国家的世界政治组合的现实需要。

但反观中国，不仅置身这一世界潮流之外，而且成为它的受害者，因为中国近代以前的大一统社会与欧洲的封建主义相反。所以在现代欧洲文明走向趋同的时候，中国恰恰在这同化压力下趋于分裂，这意味着一种退化，美其名曰“再生”也可以：因为中国早在秦汉时代已形成自身的“天下一统”，自身趋同运动早在两千年就完成了。在古代技术所能允许的条件下，中国形成自己的世界型文化。

战国七雄，近似欧洲的七国列强；春秋兼并战争，近似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后统一于秦，与现代两个超级大国乃至最后一强独大，不乏相似。现代文明正在经历的世界趋同，其实在古代的较小范围中一再出现过。所以孙中山曾说，古代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无政府主义理论，尽管他和康有为相似，是以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去“发掘”古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脉络，如《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天下为公”等观念。所以他不太明白，《礼运》是对西汉盛世的理想描述，那是类似于罗马屋大维“黄金时代”的世界帝国，而不是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不是对于古代中国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反感。

秦汉以来的中华帝国也就是一个中心的世界帝国这一政治结构，绵延两千年颠扑不破，作为全球历史上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的奇迹，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值得我们思考，值得人类仿效。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经历却一再说明，如继续坚持这一世界主义的结构，中华民族就无法立足于民族主义国家列强并争的国际社会，更遑论在其中成为发达国家！

不少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提出，中国传统应该对中共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负责，他们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义的分析，指出所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感到忧虑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封建力量，联合起来加入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说这个分析是部分地适用于十九世纪的西欧社会，那么在解释东欧和亚洲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试验时，也是南辕北辙。因为苏维埃俄罗斯所操纵的“国际主义”，目的在于削弱中国，以扩张俄国的势力，其方法就是毁坏中国传统，以便进一步瓜分中国。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替中国人洗脑，用苏联的专政制度控制中国，造成中国长期附庸于俄国的局面。

在列强的炮舰强加给我们的“国际环境”下，保护我们的种族、发展我们的文化，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日俄是何等不同，这决定了我们改造社会的具体做法，不仅与他们不同，而且可能与他们恰巧相反。中国的这一特点，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坎坷，但不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扭转中国的堕落趋势，重振中华国威，我们必须准备迎接一种新型的政治权威观念；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历史遗产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另起一页）

第四章

重建中国的道路

一，民族精神的觉醒

前面谈到在当今中国，两种合法性已经不能并存于同一个社会政治实体，否则只能造成无穷无尽的紧张与冲突。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两种合法性并存，也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事实上，即使辽金元这样的野蛮力量入主文明世界的政权形态，分别在农耕地带和游牧地带所实行的“一国两制”，也只是某种统治方法上的变通，而完全不是什么“两种合法性并存”。简单说：“一国两制就是野蛮力量进入文明地区所采取的变通性的统治方法。”例如满清入关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对南方的汉奸三藩，也采用了这个“羁糜政策”，但这并不能保证长治久安。

学者们谈到，现在的中国面临一个“意识形态情结”，如不能超越这一情结，就无法实行政治改革。但实际上，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僭主专政的制度下，是比“情结”更深刻的社会政治障碍，而不仅仅是个心理障碍，因而无法仅仅通过宣传、思想教育等方法来解决。它对实际政治操作的干预，造成政治结构的超宪政的、专政型的特点。其特性是“政策治国”而不是“法律治国”；其超越宪政的权力，是来自马克思尤其是列宁的专政学说。如果仅仅企图由心理层面去“超越”这“意识形态情结”，还是不能逾越政治权力结构的非法性。如果抛弃立足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所创造的僭主政治结构的“合法性”，结果又会怎样呢？同样实现不了上述超越！

面临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如果国人万幸而又成功地抛弃了共产党意识形态，新的民主的意识形态使旧的僭主的权力结构戚为非法的存在；从而瓦解共产党极权职能，则中国社会难免陷于失序状态，有人说：“那正好可以实现一个和平过渡……”但实际上不行。因为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在长期的僭主专政下，尽管有多党合作等等花瓶，但僭主专政的格局，已造成牢固的政治习惯。在这种习惯结构中，其他政治力量不能以合法身份独立存在，长期的依附性造成暴君与顺民或是昏君与暴民的两极，放弃僭主专政的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为民主政治，因此成了一种悖论。长期的僭主专政，扼杀了其他政治力量的发育，没有可代替的多党政治的基础和习惯，即便极为雏形的民主形态也不被允许并受到人民心理的抵制。在此盘根错节下，要进行全面民主改革，再加上共产党势力的阻挠、破坏，难保不发生全社会的错位，动乱就难避免。而这种前景，似乎反过来为僭主专政的续存提供了论据。所以有人说，中国不可能推行民主政治，因为中国人民缺乏政治能力……。但我们的结论是，须用强力打破这个政治死结，用新的政治权威去保障基本秩序、推进非共的民主改革，并及时制定一个具体时刻表，在中国建立宪法统治。

新的政治权威确有实行民主政治的意愿，要趁早向全社会公布一个民主进程的时间表，以便预防立即实行民主可能触发的动乱，又防止形成新的僭主专政。新的民主政治，不是共产党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翻版，不是所谓“多党合作”的花瓶。

共产党炮制的“多党合作”花瓶，早在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中就完全破碎了。而且傀儡式多党合作也不能引导社会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无益的摆设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不给人民选举权，却叫他承担选举权所附带的公民义务（义务教育、义务兵役等）是不公正的。有权利，才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人，就不应当承担义务──他没有“资格”来承担义务。但在共产党僭主体制下，就叫你虽无权利亦得承担义务，所以，这不是义务，而是牺牲，然而，这种单方面的牺牲是不能持久的，一代人、两代人的牺牲必定触发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如果三代人、四代人地强行推广下去，职业道德势必全面瓦解、社会生活全面紊乱……这是僭主专政不能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最大理由。

如果人民只是具有义务向政府纳税却无法对自己税款的用途有参与决策的机会，消极对抗将弥漫社会。不准罢工，就怠工；不准说话，就发牢骚；不准积累资金，就花光储蓄。结果生产率低下，物价却在飞涨。而在宪政的民主社会，公民应纳多少税，必须征得议会批准，政府不能随意征税，这样的合理性，便于人民对议会批准的政治行为产生信任，政府收了多少税，税款作何用途，都必须向人民公布，因此减少政府行为的弊端。而在共产党僭主社会，政府收多少税款及税款的去向，是向人民高度隐瞒的“国家机密”。人民没有权力监督，党和政府的贪欲，就宛如一个无底洞，照不亮、填不平。

现代社会的宪政原则和共产党的“先锋队原则”，因此是水火不容的。先锋队的这种特权具有社会精英性质，却完全缺乏合乎精英身份的品德、教养与能力，结果致使整个社会失去了文明的推动力。先锋队失去了先锋作用，社会发展就失去了支点、杠杆及推动力。这个伪先锋队如果再坚决反对任何新生力量的出现，以为自己的这个赝品的代替，只能导致社会的全面堕落变质。现代中国因此没有动力、没有激励，结果只能用“钱”来刺激社会发展。不断用钱来刺激人们的社会积极性的消极后果是吸毒一样的“刺激递减”。其流弊是人人都想“多拿钱，少干活”，整个社会除了“现捞”之外，无希望、无信用、无保障。这种绝境使得新的理想主义成为必需。

但是共产党长期以来对理想的糟蹋和滥用，使得许多国人，一提起“理想”二宇就极为厌恶乃至充满恐惧，担心它可能带来一场新的劫难。确实，如果没有强大的民主运动作为限制政府滥用权力的可靠制衡，并作出相应的制度性限定，那么新的民主理想与旧的共产理想只有辞藻上的差别了。

在我们看来，从外部说，民主运动对新理想与新权威具有制约作用，防止它蜕化为旧理想与旧权威。

从内部说，还有一种机制可以防止新权威滑向权威，这就是新权威须以新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合法性，制作新的旗帜、新的纲领，其必然结果是吸引了新的徒众，最后，这支队伍的存在本身，就制约了新权威退化为旧权威、新理想退化为旧权威。

一个惨痛的反面教训是：共产主义运动原本是一种工人运动，亮出的旗帜是“城市革命”，但是由于中国的城市工人人数稀少，结果“工人革命”只能“由城市转向农村”，变成了“伪无产阶级革命”，吸引了大量痞子并绑架了大量未成年的少男少女加入革命行列。这就对中国的现代化构成了一种反动性的牵制。因为一切现代化本质上都是城市化；而中共的这个“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革命”却只能推动城市的新权威、好领袖蜕化变质为农村的旧权威、土皇帝，使得中共的“革命”实质上沦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复辟”、“反文化运动”、“反现代化过程”。

相反，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要用新的旗帜、意识形态，来吸引主体是工人、市民、青年学生的城市居民，以及新型的农民企业家等等，他们所推动的民主进程，形势就不可逆转了。他们会坚持下去，直到把这场运动变成一场真正的城市革命、现代化革命。这时，新的政治权威即便仅仅为了保持自己的领袖地位，也得把这场民主运动推向民主的方向，而不是专制的方向，以免被时代和群众所抛弃。这就是“新的社会力量、政治生态，对人民、对领袖的塑造功能”。

再者，法律许可反对党合法存在以及在野党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平衡，也是防止新权威变质为旧权威的必要担保。从历史渊源看，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起源甚至可以上溯两千年前，早在古典城邦时代，雅典、罗马都有民主制度，虽然还是较粗糙的直接民主制而非现代的间接民主即代议制。前者使用于小城邦，代议民主制使大的帝国也能实行民主制度，如美国的联邦制度等等。与西方民主传统的根深蒂固相对应，实践中的民主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代议制民主就吸取了世界史的许多遗产，如司法独立，就是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不能提供的，而是与日耳曼民族的习惯法有关，是通过蛮族入侵带入欧洲文明的。而三权分立的形成，更是和基督教的教义与实践密切相关。

今天，我们谈民主更不能仅仅从理论下定义，搬弄民主自由的抽象概念，而应以民主运作的可行性为依据。如苏维埃制度早在三十年代，被吹嘘为“无产阶级的充分民主”，但事实证明，三十年代正是斯大林僭主专政的肆无忌惮的顶点，无产阶级的基本人权毫无保障，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民主呢。苏联与中共什么时候有过“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自由”？更不用说什么“充分民主”了！除非，那是在语义偷换意义上的“自由即奴役、专制即民主”（英国共产党作家奥威尔的自我坦白）式的民主自由。苏式的僭主专政早成了反面意义的“民主”，这个“民主”的民主性质，只存在于纸上，是墨写的弥天大谎。这样的“民主”，仅仅是把“民主”作为社会动员的义务来使用，却不给予民主任何权利含义，结果等到人民的民主意识真的觉醒之后，僭主们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用镇压机关来对付人民的自由呼声。

这就构成了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危机”，这就是夹在理论脱离实际的两种合法性之间进退失据的政治危机，所以出现了“共产党不下台，社会动乱天天来”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不进行言论钳制和强力镇压，就无法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

中国的社会复兴，显然需要新型的政治权威，新型的政治权威需要新的精神支持。

新的精神说：

这片大地遍布荆棘，使我们深受创伤，流血不止。热血悄悄洒在荒芜而寂寞的中原──我们的生命日趋衰竭？我们的火焰日益暗淡──伟大的梦想离开我们，似乎越来越远地飞逝……但信念却随时间的洗练而日益清晰──我们永远不会怨恨这片土地，不对土地上的人民失望。这深厚的土壤所茁长的一切，都能激起我们不可遏止的爱。

──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我们注定要为这片土地流血的。愿我们的血，使得这片板结以后沙漠化了的僭主社会，重获生机！愿我们的血，催开一片民主政治的新花。

──不是发自领地意识的爱国心，不是发自世代为奴的义务感，而是源于我们的身体和快乐：我们的生命和中国大地，结下不解之缘。

──中国，当你孤独时，我们替你张目。──中国，当我们消沉时，你让我们振作。──中国，你的苦难，使我们忘记自己的不幸。我们从心里感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的一生会是多么庸碌无为；因为你的病弱，反使我们坚强起来。我们真从心里爱你，要是没有你，我们会消失在现代化的盲流中。──中国！愿我们对你的爱，是我们最高的自爱！──中国！愿我们的自爱，是对你责无旁贷的爱！

──我们，正在替未来中国的巨大建筑打基础：不是用劳动，而是用死亡；不是用我们的汗水，而是用我们的血泪！──一座建筑越是高大、坚固，就必须挖掘得越深、夯打得越厉害。这不是什么抽象理论，而是最实在的经验：排除与建立，死亡与新生，钻之弥深的痛苦与仰之弥高的喜悦，都是此起彼伏的孪生者！──心理学的奥秘表明：如果我们相信明日中国所造就的大建筑，将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大痛苦；那么，顶天立地的殉道与骄傲，将增强坚不可摧的力量。反过来看，正因为我们看清了中国今日的苦难与破败，是来自以前的繁荣与堕落，我们才不会怀疑，前所未有的痛苦逼迫我们创造前所未有的未来。

──不要叹息吾生不幸，须知这是“充分体验生命原始”的机会。只有经历苦难并征服了苦难的人，才能政变民族的厄运！我们所担当的，不仅是开辟者的重轭，还是奠基者的深渊。这加倍的沉重迫使新的精神临产。以前的开辟者与奠基人，都用别人的尸骨来填满自己的欲壑；但新一代的开辟者、奠基人，将以自己的尸体来满足历史女神那无边无际的嗜血贪欲！

──眼看自己的白骨在无底深渊中被人遗忘，我们的灵魂没有丝毫沮丧。因为我们已经看穿，人生再是如何美满，最后还不是沦为白骨一堆？与其浪费了自己的白骨，还不如用它奠基伟大的建筑！这是彻底的器官捐赠！如果有天堂，这就是天堂！如果有来生的希望，这就是来生的希望！──不用别人的尸体，而用自己的尸体，举行丰盛祭仪，让嗜血的历史女神也闻风丧胆地步。

勇敢的爱国者摈弃名利的诱惑：他们甚至并不惧怕：为国牺牲的全部活动，到头来作为中国历史的变数而发挥功能，甚至作为负数遭到鞭尸！他们并不惧怕：透底的建设，被冠以破坏的恶谥。

他们渴望建立一座无愧于先人的堂皇大厦，但现在却不得不在黑暗阴森的地下爬行钻探，干着单调无聊、千篇一律甚至受人鄙视、遭人唾骂的事业。真的，他们的命运就如此充满惊人的转折和不可思议的矛盾……伟大的仁爱如果以明白的语言说出，难免被目为偏激？如果他们失败了，只有仁慈的上帝会原谅他们。

──为了高出不可改变的水平线，行动者必须首先潜入它；为了求得正值，不得不先达到负值；为了成全善果，却要乞灵于恶行：面对这无情的法则，甚至连说“不”的选择权也尽遭剥夺。这不是因为丧失了“自决的活力”，而是因为“活力并非自在的”。人们的“回答”永远只能针对嗜血女神的“提问”和“挑衅”而发。

但是，请相信吧，他们并不是真的破坏者！对优雅文化的憧憬，永远使他们悄然动心。尽管这片土地使他们受创，流血不止；尽管他们的热血悄然洒在荒芜的中原。

二，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

如何实行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何创建民主中国的政治权威？这，当然牵涉到中国社会的条件、特点等等“国情”尤其是“国民性”。下面，我们不妨借用一些实例，进行深入观察。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六月四日在北京发生、而后波及全国数百城市、最后以史无前例的街头大屠杀，淹没在血泊中的人民运动，以其悲壮性载入史册，并被追悼为“民主运动”评价为“一次规模更大的五四运动”。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单纯的五四运动，而是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的结合：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宣布军事戒严之前，这是一次类似公车上书的和平请愿；五月十九日军事戒严后，逐渐演变为类似五四运动的敌对与抗议。这个双重性质告诉我们：屠杀发生后人民起来“暴乱”乃是被军队暴行激起的民变，并非预谋的主动的进攻。正因为它是被当局的“错施”给挑动起来的，所以人民并没有形成自觉的“武装意识”，也就不可能对血腥镇压作出持续有效的反击。所以，虽然邓小平准备“牺牲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的稳定”，但实际上仅仅牺牲了两万个冤魂，就彻底镇压了人民起义。

公车上书是体制内的，五四运动则是体制外的：公车上书的宗旨是“跪着造反”，五四运动的宗旨是“打倒卖国政府”、“严惩卖国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胡耀邦逝世开始到六月四日结束的“五十天请愿”，戒严前的前期有三十四天，其宗旨是“跪着造反”，而无“严惩官倒”、“打倒邓小平”等革命口号：它的主要内容是恳求共产党政府可怜可怜学生的爱国热情。成千万上亿的民众之所以“上街游行”，仅仅是出自同情，这就决定了，全国大多数人民不能自觉行动，更无法反抗戒严令下的血腥屠杀。人们都在寻求合法性：签名、上书、呼吁召开人大会议、盼望赵紫阳复出收拾残局……甚至戒严后，多数人依然如此“抱着美好的希望”。

“五十天请愿”的后期有十六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宣布戒严至六月四日大屠杀，这之间的“反政府运动”和六四大屠杀之后的恐惧、忿恨、绝望是一致的：它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臣民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开始，尽管它本身还不是革命，更不是少数逃兵自抬身价而鼓噪的什么“没有完成的革命”。

最让人感动的是：戒严令下达前，亿万人民上街声援绝食学生；戒严令下达后，游行示威依然此起彼伏；大屠杀发生后，抗议者巨减，群众多作壁上观，而为首份子则纷纷逃窜，有的败类甚至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护照逃离国内；屠杀数月之后，人人过关的汇报思想、检查错误席卷全国；屠杀过后数年，许多人真正转变立场、根据苏联的解体，重新评价中共屠杀的“积极意义”……这样的“群众基础”如何可能产生什么革命呢？一九八九年的人民“民主”运动只是基于义愤的群众抗议活动而已。

再就“五十天请愿”的起因看，它是人民对“邓小平的洋务运动”失败（一九八八年“硬闯物价关”遭到惨败）所作的反应；正如公年上书是对“西太后的洋务运动”失败（甲午战争的惨败）所作的反应，这雌雄两位“垂帘听政者”的不同处境，只是由于“内忧”、“外患”的区别：邓小平气愤学生悼念他的政敌胡耀邦；西太后刚吃败仗则不敢镇压。但这两次请愿的目的，都是在“经济改革失败”的危机中，要求施行“政治改革，以为现政权变法图存──这与五四运动号召推翻政府，具有性质的不同：前者是“改良”，后者是“革命”。

公车上书和“五十天请愿”（下面我们将谈到，它是一场传统的“人民运动”，但还不是现代性的“民主运动”），都是由知识份子也就是相当于科举时代的“太学生”发起的。事实上，中国更早历史上的许多王朝末日，都是由这种“太学生的抗议”而触发的，东汉（西元九──二二○年）末年的“党锢之祸”和明朝（西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末年的搜捕东林党人，是最为著名的事例。由于这种王朝末日现象的普遍性、规律性，“党锢之祸”已经抽象为一个专有名词，用以指代：

1，统治集团的腐败，造成知识阶层的“清议横溢”；制度危机增强了“改制”的压力；

2，统治阶级（包括“社会名流”和太学生）的分裂，使最高统治者日益孤立；社会的分裂使得传统的社会控制系统如道德、舆论等莫衷一是，结果社会控制机器的软件陷入瘫痪；

3，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动用最后的社会控制机器的硬件如警察、军队，施行“摘下面具的镇压”；

4，逮捕、监禁、杀害书斋里的持不同政见者，把他们赶出统治阶层，“禁铜不用”并使他们逃亡或失业，从而造就了大批自愿或不自愿的“职业革命家”；

5，这种镇压消除不了“政治动乱的社会根源”，但能彻底冻结和平抗议的局面，结果，使得腐败势力更为嚣张乖戾，使体制内的改良更加遥遥无望。这使得最高统治者进一步丧失人心，同时也使得“新生的职业革命家”通过逃亡，把不满向社会下层不断转移；

6，知识分子（“文士”）因此分化为“隐士”与“谋士”，前者拒绝支持统治集团，独善其身；后者开始与民间义士结合起来，在下个回合中，成为起义队伍的中坚或智囊。

“六四屠杀”以来的中国局势，正与上述“王期末现象”惊人地一致。

至于说到现代性的“民主运动”，那么它的主流必须是以“民主政治”为最高价值本位，而不是其它（如“打倒官倒”、“政治廉洁”）。但“五十天请愿”的主动力和最能号召人心的，却是“反腐败”；当时，“新闻自由”口号只是作为反腐败的方法、途径而提出的，至于多党制则基本没有提出。既然反腐败是头等大事，那么反腐败当然还有其它的方法、途径，而“犯不着不为它去死”。

这是“人民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区别。这一区别决定了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之间的东欧苏联的不同结局。

即使作为方法和途径而不是作为终极目标的“利用民主”的层次上，“五十天请愿”也只是提出了“开放报禁”、“新闻自由”等清议要求，而没有提出“开放党禁”、“自由选举”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而开放报禁的新闻自由，恰巧是与“王朝末现象”中的党人们要求“开放清议”、“品评人物的自由”，如出一辙。因为“结党”的要求，不仅会触犯共产党僭主专政的魔咒，而且也是中国的传统所不齿的。远的如“君子不党”、“狐群狗党”的成语很能说明这种心理，近的如一九八九年的抗议学生声称他们要保持政治纯洁性即所谓知识份子的独立性，而拒绝支持党内改革派，也属此类。但剥夺说话的自由就不同了，那是被中国的传统也视为暴政的非常做法。即使暴君毛泽东也一再假惺惺地说要给人民说话的自由。所以，“五十天请愿”要求新闻自由而不要求结党自由，恰恰证明它不是民主运动，而是清议与请愿，是传统的人民运动，而不是现代民主运动。

人民运动只能“利用民主”，而不会“献身民主”，一百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的人民运动只能产生独裁，不能产生美国革命所造就的民主，因为美国人献身民主而不是利用民主。但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国抗议者的请愿运动，由于西方舆论的错觉而与民主运动混为一谈。我们今天可以不去争议这错觉的起因，但却无法回避它的预后。我们认为，如果“五十天请愿”是一场民主运动，那么，中国在邓小平死后，将可以逐步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并由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加以整合；相反，如果“五十天请愿”主要还是一场党锢之祸，那么，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将难以由现代民主体制来加以整合，因为缺乏支持性的社会后盾。

当今中国，经济发烧，统治机能却日趋硬化：这个高压锅总有一天会爆炸的。而任何和平革新的企图，都无法绕过党锢之祸的死结。我们今天提出“是民主运动，还是党锢之祸”的问题，不是无聊的名词之争，而牵涉到中国在“后邓小平乃至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走向；是关系到每个中国人命运的根本问题。

中国人号称是一个“讲究实效”的民族，其实就是不关心抽象的理论与正义问题，因此只要能整合社会的，就被目为善的；至于整合方式，能以什么方式整合中国就以什么方式整合，所以，中国民族的代言人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整合”而不是“必须怎样整合”──这也是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最大区别。

从“党锢之祸”的观点看中国的政治发展，“八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这样的问题，提得太鲁莽也太无知了。要知道，名士们的清议、太学生们的抗议，哪有一次可以避免“失败”的？但退一步说，没有他们的“失败”，便没有摧毁腐朽王朝的起义，没有新的政治格局降临大地。如果他们的清议与抗议“成功”了，反倒是对旧有王朝的修修补补，使其多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从而推迟了社会体制的全面更新。

我们承认，党锢之祸的惨状落在每个人头上是痛苦的，但总不能因为痛苦就模糊了洞察未来的眼力，总不能因为自己痛苦就抱怨民族，没有按照欧洲的方式立即起义。因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起义毕竟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事情。党锢之祸作为这种意义的失败，其实还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动员，是社会转型的真正开始。──还有什么比这更重大的胜利呢？

三，新权威主义的正解

现在有一类流行观点，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在邓小平南下讲话后经济发烧，非常混乱，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期待一种人格，克里斯玛型的、富于超级魅力的领袖人格。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谓历史，无非是人格的展示过程，如果中国要复兴，必须涌现出伟大人格，这个人物的零头，都要比邓小平、毛泽东、蒋介石、袁世凯、孙中山等僭主型人物的总和还要大，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克服二十世纪僭主遗产中的破坏性与消极性。否则，中国永远不能变成世界强国。

曾有学生问我，“这就意味着这位伟人将比毛泽东更有道德，是吧？”我说，“不仅更有道德威望，而且更有治国能力，更符合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所要求的那种城市理想人格。”为什么？因为邓小平只是个能臣，没有全局眼光；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土产的造反派，没有国际观念；蒋介石有国际观但缺乏历史感，袁世凯没有骨气，孙中山缺乏权能。而现在的社会比起几十年前，不知要复杂多少，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的深入，袁孙蒋毛邓那两下子，再也无法应对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在变成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其面对的挑战也将是世界级的，而不再是区域级的了。

另方面，现在不少人尤其是老人们称道五十年代社会风尚如何好，甚至还有年轻人歌颂文革的屠杀体现了领袖的气魄；但文革和五十年代从哪儿来？从中华民国时期来，那时中国社会还没有被共产党“解放”，所以人们的行为还比较善良，所以不需要几年，就可以调整成“黄金的五十年代”，这说明四十年代的社会基础相当不错。而如今呢，谁能在十年八年内把中国社会调整到“黄金的五十年代”，就堪称超人了。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近五十年的统治，使得中国社会的基础大大退化，现在的社会基础比四十年代的民国时代确实脆弱了许多。因为那时的中国才经历了不到四十年的僭主统治，而现在的中国已经陷入僭主统治将近一百年了。

僭主统治造成中国社会关系的全面混乱；中国社会关系的全面混乱则加剧了僭主统治的残暴性。段祺瑞杀了学生还知道忏悔流泪，毛泽东和邓小平已经没有这样的良心。整个社会则集中表现为普遍缺乏职业道德，“没有责任感”，形成了最危险的社会癌症。人们变得越来越好吃懒做，大家互相投机取巧，不愿脚踏实地去工作。这种最危险的社会病，推动社会日益解体。这种互相作用，已经使得僭主制度从内部开始溃烂了，维持秩序的不过是个表皮罢了。

再怎么专横的社会制度，都没有上述社会癌症的破坏性大，这种癌症是由专横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但已经不是专制能够约束的了。现在的中国，人的质量已经不行了──合格的劳动力已经很难找到。早先人们说中国大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但现在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勤劳的。这不是在指控人民群众，而是在分析一种社会形势：老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旧社会”）下养成勤劳的劳作习惯，但年轻人却是“红旗下长大”的，好逸恶劳被培养、滋长了。这些懒汉如果出国谋生，在异样的社会环境下，才会显得勤快得多，尽管工作能力已经萎缩，很难提到较高水平了。人是有惰性的，现在我们假设中国全面私有化，一切都极为顺利，非常成功，把各方面的工作完全引上正轨了，人们都愿意好好干活了……但是且慢，即使最成功，最快也得三十年以后才能见分晓！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一个“瓶颈”是无法超越的──这就是已经被培养出来的好几代人的职业道德都已破坏，劳动力的质量从根本上瓦解了，如何发生“飞跃的质变”？

二十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发现一个怪现象：那些解放后文革前的老工人，他们虽然多干活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却还在勤勤恳垦地干活，这其实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品质普遍优秀，而是因为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一种惰性，所以，他们还是遵循着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私人企业制度下养成的勤奋工作的老习惯。试想，一个社会要废除勤恳工作的好习惯，都要花掉二十年时间；若想在好逸恶劳的世风下重新培养起勤恳工作的好习惯，两个二十年恐怕都不够，现在，再怎么改革，再怎么承包，哪怕立即实行私有化，已经成年的大众再也不会好好工作了，因为他们久已丧失了好好工作的习惯、能力和韧性。

一个人从小就懒散惯了，等上了年岁再让他投入激烈的竞争中，这不是“迫害”他们吗？他们不仅心理上承受不了，也根本不具备重新上紧发条的体质，不能每天认真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毫无怨言了。职业道德和劳动质量的败落，具有多方面的后遗症。每个人都尽力运用自己的职权来谋求私利，结果整个社会就运转不灵了。人们彼此刁难，以显示自己个人的“权力”，结果社会的公共权力全面瓦解。例如，一位卖火车票的职员下班后，去食品店买东西，他明明看见一大块好肉就搁在柜台下面，但售货员就是不卖给他，他一肚子气没处撒，等他上班卖火车票时，当然不会平和地卖给顾客，他也要学习那个卖肉的，非把顾客折腾个够不成。可是那些被折腾得要死要活而又没买到车票的顾客又该作何感想呢？他们中有的手上多少还有那么点“权力”。因为他们有职业，有职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意味着他有点权，他又可以运用职权去折磨别人，通过给人以不方便，来迫使别人向他行贿。结果互相折磨，卖肉的有一天也被卖车票的给折磨了。就这样，整个社会陷入内耗，大家怨天尤人，都觉得社会对自己太不公平！

这种内耗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改变的日常生活──大家都觉得耗别人耗得还不够呢！因此，总还在寻找新的机会，想尽一切办法再去耗一耗别人。你不让他搞内耗，他觉得“你占了我的便宜还不让我反击，那未免太不合情理了”！社会风气如此这般恶性循环下去，无法挽回地沦丧了。正因为社会风尚这样沦丧，有的人才出来呼唤克里斯玛型的人格，以解救社会危机、防止社会坠落，避免迫在眉睫的社会崩溃。

尽管我很理解这种想法，却要指出它在现行制度下的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克里斯玛型人格出来主导社会生活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他必须在较大的革命中应运而生，没有一场彻底的社会结构改组和因之发生的社会动荡，这种人格不仅成熟不了，即便偶然出现了，别人也不买他的帐，更不会追随他。群众会说，“你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要听从你的召唤？”只有在极度的社会危机中，在巨大的社会破坏和超常的政治苦难之后，这种人格才有可能出来树立新的权威，并引导人民走向一个新的社会，所以，在共产党国家的和平演变后，如在东欧和苏联“民主化”以后，社会只能越来越烂，其“新权威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道路又是什么呢：看来只有一条，等到苹果熟透了，自然落下来。

在这以后，时间就不等人了，形势就不等人了。社会的发展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常常取决社会心理的进程。如西太后在一九○五年同意召开立宪会议，仅比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仅仅晚了七年，但其势已去，人心无可挽回，和平演变已经无法解决中国问题了。为什么，很明显，绝大多数优秀份子、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坚力量，已对清廷极度失望，不信任状态推动人们决定走上革命道路，满清政权即因这社会心态而陷入覆灭。

所以，我们看任何事业的成功可能，首先要观察其前提条件，即，能否吸收社会上最有活力的人们参加，能，就成；不能，则败。现在，大家看看，社会上最活跃、最有才干的人在参与什么活动，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所有的优秀分子都游离在改革事业之外，这个事业就必归暗淡。当然，根据这个原理，当前中国社会的革命条件，其实也还不成熟。因为梦想发财的人数，超过了希望革命的人数。不过这个问题会由时间来解决，等到多数人的发财梦因为腐败的政治环境而不可避免地破灭后，例如股票崩盘造成群众倾家荡产等等，一场城市革命的条件就成熟了。

城市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新的政治权威形成的催化剂。

四，民主的内涵与步骤

新的政治权威是通向民主政治的桥梁，他产生于瓦解僭主专政的人民革命中，他不像僭主那样“以民主做幌子”，夺取政权后立即背叛民主的许诺。这不是因为他特别理想主义，而是因为他的理想不是外来的，而是复兴中国的民族精神，他知道，为了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必须召唤全民同心同德，而经过民主程序的宪法统治，则是达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途径。

为了说明新权威是通往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的桥梁，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下“民主”的定义。怎样定义“民主”；如果列为一个理论问题，当然十分复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与人，创造了不同的定义。如共产党僭主给民主下定义，简单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与世界现代民主概念则完全背反，同名异实。共产党的“民主”，是做人民的主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永远专政下去。

但作为一个政治实践问题，民主是十分明了的。广义的民主包括两个层次：政治民主与社会自由。十多年前，大陆改革开放不久，一位美国观察家向我比较北、南朝鲜及大陆、台湾这两组社会的民主状态，认为南朝鲜与台湾社会有社会白由（包括文化自由和经济自由），但没有政治自由。在那里，只要新闻、学术、文化活动，不涉及到直接政治问题，如批判政权，就可以出版发行。这主要由于，这两个社会虽然实行了戒严等军法管制，但还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存在。政府只是依据戒严法和紧急状态法实行独裁，其政治结构在本质上还是自由主义的，民法诉讼则完全不归军事法庭审理。

但是在大陆和北朝鲜等共产党专政地区，社会自由也就是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自由，也完全没有，人民的衣着都要受到管制。政治的自由当然就更无从谈起。也就是说，十年前的台湾和南朝鲜，虽无政治民主，但有社会自由。戒严状态下的军事独裁社会，享有的社会自由，是一种“制度保障的权利”，这是共产党僭主专政下的社会，不可想象的奢侈品。

无论政治民主还是社会自由，都与社会的多元化结构密不可分，带有强烈的大众参与的性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民主政治也是在大众社会的条件下，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所必须的。而多元化结构和大众参与的性质，也并不是人权主义的点缀品，它是各个竞争中的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战国”），为充分调动国内人民的主动性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动员的机制，是“对内让步、对外争强”的产物。所以现代国家只对自己的国民负责，把国家利益置于正义之上。

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民主政治”是增加一个现代国家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难以回避的途径。民主政治的形成和普及，正是在国际多元化的背景下，所发生的一种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历史动向。做一个简单的追溯就不难发现，民主政治起源地欧洲，就正是一种典型的小邦林立的国际社会，这跟中国的大一统社会格局完全背反。各小邦间的互相竞争，使各自的经济效率、司法公正、政治开明逐渐发展起来，先是意大利各城邦，后来蔓延为西欧各民族国家，这与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选贤与能”、“不绝人之后”的内部宽容，也有不谋而合之处。这表明，民主政治与宽容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竞争的政治利器。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有助于提高内部国民的素质和效忠，提升国民的竞争能力。

如法国在其大革命以前，在英法争霸中吃了败仗，引起了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触发了对国王政府的信任危机而一发不可收治，最后导致了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确实提高了法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量，拿破仑时代对外扩张到整个欧洲。即使是在拿破仑时代的活力消失之后，法国也始终在欧洲大陆上拥有一种稳定的支配地位。德国在法国的压迫下，无法统一，更不能实现正常的民主政治形态的社会动员，结果走了另条道路，被迫用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叫做“国家社会主义”来走向现代化。

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相似，都是在首先实现了社会动员的英、法等国的压力下，铤而走险、强制进行现代化的结果。尤其是后者，表面上反现代，反西方，实际上比西方自己还要羡慕西方，结果摆出一副反西方、反民主的架势，来不择手段地推行西方化，所谓“电气化加苏维埃”，其最终结果依然是导向民主化，因为民主政治是与一个国家提升对外竞争力的需要紧密相联的。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在获得民主政治以后，一个社会的对外竞争力才能稳定提高。一个社会如果对内实行僭主专政、对外闭关锁国，其对外的竞争力必然因为受到了人为制约，而日益萎缩。抑制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结果，只能导致国弱民贫，除了军工企业以外，一穷二白。

毫不足怪，民主政治不仅与现代国家互为表里，而且是现代社会业已成熟的标志，这突出表现在，一个传统型的国家若不经历一场以城市为轴心的民主革命，是无法进入现代世界的。例如中国，迄今为止还缺乏这样一场像样的民主革命，所以国力始终无法提高，人均产值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以城市为轴心的革命，可惜它还是依靠那个山沟里来的僭主，自上而下地导演与操纵的。这个僭主后来背叛革命，就像“蒋介石背叛革命”一样背叛了文革，使文化大革命归于失败、造反派遭到镇压，学生们被驱逐到农村尝尝毛泽东进城以前的痛苦。

“五十天请愿”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以城市为轴心的社会动员，可惜它虽有城市性格但却不是革命，所以无法在农村的阴影下形成城市人格。一九八九年的农民兵和农民出身的解放军将领们，没有像罗马尼亚的城市军队那样武装起义。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城市还不足人口的三分之一，城市人格也不能动员起工人尤其是农民大众的热情，不能把他们卷入铸造中华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事业的涡流中，不能使他们变为新的民族。但我相信，这一天迟早会来到的。那就是中国城市人口超过中国总人口的半数甚至超过三分之二，并且有效同化了进城谋生的农村人口的时候。

政治民主化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现代化的天然盟友，没有这位天然盟友，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不能成功。这从其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蜕变过程，也可以得到明确的支持与证明。从传统政治到僭主专政再到民主政治的转型，在欧洲首先是从意大利城邦开始的，马基雅维利《君王论》其实是为僭主政治张目的，而不是为传统政治张目的。传统政治主要体现为君主政治或是神权政治，它并不太需要《君王论》所建议的那种极端的非常的手段。这多少有点像《韩非子》也不是写给传统君王的，而是写给新兴的暴君的，所以建议实施全面专政。

这一转型，后来在荷兰、英国、法国──以武装冲突的形式重演，在北欧则基本以和平方式实现，而在德国、俄国则引起了世界大战。

在传统型向现代型社会的演变中，人们首先接触到的自然是全民要求民主参与的运动，然后才从这民主运动中形成民主的制度，最后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整个民族才可能形成一种民主社会的文化，从而完成从政治民主到社会自由的过渡。这种民主运动甚至在德国（一八四八年）和俄国（一九零五年）这两个后来走上了反民主的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也曾经一度胜利。只是由于他们国力太弱，外部干预太强，才权宜地采取强权地铁血政策，以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但独裁集权的动员终非长久之计，所以最终的政治民主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我们看来，不经过民主运动，无法普及民主意识；不普及民主意识，无法实现社会动员；不实现社会动员，无法造就政治民主；不造就政治民主，无法达到社会自由。常态的国家是把其政治建立在文化之上，革命的国家则是以其文化服从于政治，从而形成了一种倒挂式的、“僭主政治挂帅”的极端社会动员形态。正是在这意义上，我们已经认识到，僭主政治不过是通往民主制度的中继站。而不经过民主运动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这在德国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在俄国是一九○五年革命，在中国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甚至不经过其后的僭主专政时代（而不是什么“反革命复辟”），民主政治制度在一个传统社会是难以孕育成熟的。甚至像英国那样具有十三世纪《大宪章》以来的贵族民主传统的社会，也还要经历克伦威尔二十年的僭主专政。而贵族民主传统较为薄弱的法国，则经历了从拿破仑一世到拿破仑二世反覆较量的七十年僭主专政。因为说穿了，民主政治就是“强者与强者之间的妥协”，而在强者和弱者之间，是无需也是不可能达成什么“平等对话的谅解”的，更不需要什么“民主的奢侈品和自由的装潢”。所以一九八九年北京街头的学生要求和共产党僭主“对话”的请愿，从“可行性”和“操作性”的角度看，大概提早了五十年到一百年。

相反，如果像共产党僭主的御用文人那样，借口中国民族尚未形成“民主文化”就无法开创民主制度，那也是本末倒置的诡辩。因为民主文化是在民主制度形成之后生长起来的。民主的文化也即“大众文化”，这种文化虽然带有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许多消极性（尤其是和贵族文化、精英文化柑比），但我们却看到这种（类似于西元前二千年左右地中海文明所谓“希脯化”时期的）现代大众文化，是作为现代经济、现代政治以及最终是现代世界格局的伴生物而出现的，因而不可避免。这种文化所包含的消极性，是作为“国力增强了”这一积极性的“副作用”而出现的，因此是无可奈何的事。它的正面作用则是保护民主制度不受野心家和潜在僭主的威胁。

民主文化虽然形成在后，但民主意识必须先行，以便巩固民主运动的积极成果，促成民主制度的实现。在我们看来，民主运动──民主制度──民主文化，构成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三部曲，缺一不可。

五，宫廷政变型的道路

促成中国社会从僭主专政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什么途径最有效？因而最可能实际发生？按照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僭主专政的以往模型，首先发生的改变尝试，是一场宫廷政变。如一九七六年毛僭主死后所发生的拘捕其亲信的“打倒四人帮”那样的宫廷政变。

中国历史上各个传统王朝在一位强势皇帝死后，也常常会由权臣或是新皇帝发动这样一场政变，来消除老皇帝的积怨并平衡政治生态，以便倾斜的王朝统治延续下去。因为老皇帝或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僭主”生前凭借威权作恶多端，他们死后若不经历一次宫廷政变的清洗，黄色王朝或是红色王朝的继续运转就会发生问题，甚至因为不能克服重大危机而面临解体。

对于老家伙们指定的接班人而言，他的处境是前后夹击与上下夹击：前后夹击是许多人觊觎他的权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上下夹击是他不得不在他的前任所欠下的血债和他自己面对的新压力之间，苦苦挣扎、寻找活路。

他仿佛一旦继任就陷于“报应”的漩涡里：挣不开，摆不脱，甚至越挣扎越紧，越摆脱越沉……这些继承人无一不是短视的，因为不短视他就不可能被怀疑成性的老僭主所任命并维持这一任命。这些继承人用其僭主的“理性”把“报应”解释为“因果律”，于是他的每一项挣扎，又构成新的报应的又一程序；他的每一次挣扎，反过来又成了套在他脖子上的新绞索。他的手段即使是漂亮的甚至辉煌的，但由于他的前任孽缘太重，而他本人的能力又太差（否则便不能经受得起官僚机构检举和怀疑成性的老僭主的容忍），也很少不是短命的，有的甚至等不到老僭主死去，已经身首异处，如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和他们的俄国主子托洛茨基、马林科夫等等。

老僭主越是“伟大光荣”、“历史悠久”，欠下的血债必定越多、民愤必定越大：他们的“最好”成了继承人的“最坏”；他们的“富有”成了新僭主“困扰”。老僭主的业绩使人民沦为“赤佬”，沦为“红色政权下的穷光蛋”，人民的怨恨随着老僭主的死亡而变成自觉的意识，要向新僭主讨还血债。新僭主迫于压力，不得不暂时顺应人民的要求，如一九七八年刚刚夺权的邓小平。但这个同盟是脆弱的、注定短命的。宫廷政变（剥夺华国锋）一旦成功，无情的打击立即落在刚刚被利用完了的同盟者头上，无辜者被打成歹徒和罪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中国大地。

如果哪位过时的同盟者对此背信弃义的不义之举略有反抗，那必激起新僭主犯下更大的罪行，以维护其专政。业报轮回，新人受苦，但社会发展的齿轮却仿佛粘住了，僭主专政向民主专政的现代性进程，再遭挫折。无疑，这样的宫廷政变解决不了中国现代化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目的在哪里？我们认为在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必须从僭主专政的蚕茧中破壳而出。僭主专政的极致，毛泽东和他的徒子华国锋以及他的徒弟邓小平手中，已经达到了；邓小平是从自己的徒侄华国锋手中抢班夺权的，所以他不好意思自己掌权，要让胡耀邦、赵紫阳做他的白手套。现在，新的政治权威前进的道路不是模仿他们，更不是比他们更专权、更邪恶，而是扬弃他们已经成灰的“业绩”，朝向建立民族国家、淘汰党派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历史方向挺进。

如果不能最终完成由僭主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折，从而给中国民族一百年建立新国家的奋斗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那么中国社会就有可能长期挣扎在周而复始、“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动荡中，我们民族就会永远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悲惨境地，不断遭受僭主们无法无天的小和尚（无法无天）统治。一百年来的事实表明，任何僭主的权力都是腐败的，任何僭主的事业都是失败的。僭主的张狂，反而表明他与民族生命的源泉是隔绝的。

要知道，一个周期只有一个“最”！对一切个体、单位、存在、甚至绵延不绝的流……只有一次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所以，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中华大丈夫，一定要拒绝重蹈袁世凯与邓小平的覆辙，一定要拒绝宫廷政变，一定要实现从僭主专政向民主政治的历史转折。

宫廷政变的病根，在于它无法向人民还债，因而无法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动员人民全心全意投入建设。所以新僭主不得不为了“我身上的他（老僭主）”而处处被动：邓小平不敢公然否定毛泽东，江泽民将来也只敢偷偷摸膜，不敢公然否定邓小平，否则他们自己的“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了，这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窃据大陆，只是延续了私相授受的僭主专政，绝对不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

宫廷政变实际上延续了僭主专政，这是个人野心家对整个民族政治勒索，为了节省民族进步的时间，宁可要一场迅速的还债，以彻底了结这时空交错的孽障。末代僭主的脑袋，既然庸弱无能，又怎能达到理性的客观？

“还债”是什么？是民族复兴的开步。还债是开创新机会，还债是抓住新机会，还债是扩大新机会。“民族”和“僭主”──这是一对具有讽刺意味的主题，僭主的身体虽然死亡朽灭，但僭主的阴魂不散，企图剥夺民族的生存机会，民族虽然活着，仿佛能动，但却常常沦为阴魂的替身！这是多么可悲！尤其是，我们曾以他们为荣，并以他们作为学习榜样……他们使我们的生活不能持续！他们让我们的心智掉到权力诱惑的陷阱！结果我们成了他们的替身，成了他们显示魔力的活道具！

由于僭主专政具有这样强力的诱惑性和腐蚀性，从此，中国民族的病根变成双重：一方面，我们的苦难来自满清的奴役和西方的侵袭，它戳破了天朝的自我圆满；另方面，我们的苦难来自共产党根据苏联指示对于民族危机“挽救”──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或只有后者而没有前者，我们的处境都不会这样绝望。到头来，如果不把传统的野蛮发展为现代的野蛮，我们将毫无出路！正如不对西方的侵袭作出反击，中国的民族复兴就是空谈。复兴了的中国民族，不仅要与共产党僭主划清界线，而且要与他们的俄国主子和西方真理划清界线，还要与我们自己的父辈传统（秦至清这两千年的大一统官僚制）划清界线──不在这三重意义上分清“我们”与“他们”，中国人就无从召唤祖辈的活力，就不能从一百五十年来“两线作战”的被动中挣脱出来，就不能洗刷一千年来的民族耻辱，就不能形成新的文明规模和文明气象！

对败劣的僭主模式的持续淘汰，对大一统官僚政治的繁文缛节的彻底扬弃，只会促进新民族的生长。这里的淘汰，形式上是杀害，内质上是助产，所以在历史的某些时刻，人规模的屠宰，也就成了新生命的激励，正如精神革命，常以社会绝望为前提，如果一切顺利，谁又会自寻烦恼地谋求改变呢。此之谓“民族规模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让“我们”和“他们”分开！这是不能油水相融的两个世界，尽管我们必须重新理解他们，但那是把他们抛入深渊而不是供奉神坛，而且决不和他们共存──活人和死人，怎能生活在同一时空？只有分开，我们才能继起、重获祖辈的荣耀；只有分开，我们才能成为现代民族，坐在世界圆桌会议上，不再遭到世界各国的无情追杀！

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哪里？不在国境之外，而在中南海里！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哪里？不在吾身之外，而在吾身之内！中国的处境多么危殆：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天天在指挥我们的行动，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把苏联遗留的病毒灌输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它腐蚀我们的良心，扭曲我们的行为，于是，一切人民的痛苦在它面前，不仅成了合理的、无法幸免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由此，它在每个细节上，破坏了中国复兴的潜力──此诚中国存亡危机之秋也！

难怪中国的遭遇如此坎坷、处境如此窘迫，因为中国的敌人已经深入到我们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并使得许多受到麻痹的群众，有意无意地成为中国之敌！这种民族危机怎么可能通过一场宫廷政变来解决？一九七六年宫廷政变以来的事实一再表明，宫廷政变只能纵容无数病毒、寄生虫、吸血魔鬼隐藏在中国的要害部门！中国怎能不病入膏肓？麻木的、拒绝进步的人海所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若不在根本上脱胎换骨，怎能年轻化？这就是现代中国为什么受尽了报应之苦的理由！于是，父辈传统必须重新理解，僭主的党八股必须打破，一切亡国奴的遁词必须放弃。

事实上，要中国强大起来，必须扑灭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不论他幻化成什么总统、主席、总裁、书记。在可能动摇的时刻，甚至要奉“歼灭”为最高的美学──紧张搜寻每一次冲突的预兆，努力创造一个个战斗的借口，不放过任何一次战略的决战，只有鲜血，才能证明生命的强度……这不是直线的社会自杀，而是圆周的文明再生！短暂的社会厮杀，是通往文明再生的必要途径，让我们欢呼这自我讨伐！让我们迎接这自我讨伐！让我们颂扬这自我讨伐！

无形的战争久已弥漫中国，为了终结它，有形的战争必须铺开！不论将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坚定不移地认清这一点。那时将不分前方与后方，那时将不分武士与平民，那时“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斗”，将打破宫廷政变的苟延残喘，实现中国民族的再生还原！

中国人就要归返祖先的家园，中国即将结束千年苦难，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本性去生活！还原运动不是模仿古风，而是要重振刚健的精神。因为中国最危险和最荫蔽的敌人，就是垄断中国的现行思想，它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其实只是一种亡国奴的理论杂烩！由于中国与世界现行秩序的关系实际上只是奴化和被奴化的关系（如，“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或“中国经济现代化”与“日本财团利润”），所以中国一再受到许多自称为国际友人的国际流氓的人们的剥削陷害。由于奴化思想已经不幸深入人心，不管是在共产党那里还是在瓜分国有资产的暴发户那里，中国人民都受到了“儿子们”的羞辱和出卖。不论共产党还是暴发户，都在他们高兴的时候自称为“人民的儿子”，在不高兴的时候把人民当作孙子。

新的文明样式、新的种族结构，是“淘汰”与“纯化”的结果，只有“交流”而没有纯化，只能生出杂种；只有“变异”没有淘汰，只能产生混乱──在这种意义上，纯化是创造，淘汰是创造性的选择。一旦这个认识化为难以遏止的民族行动，那时的中国，会多么坚定不移，那时的中国，将多么失机勃勃！

“每个当下的中国人，都是未来中国的敌人！”这隔说法极端么？但这其实是切中要点了。是的。不论当下的国人内心意识是多么“爱国”──但由于中国的应变行为的激烈性，中国的志士们也难免走上“彻底牺牲的道路”──要么在绞架上结束英雄的一生，要么作为世俗生活的化缘者被钉在耻辱柱上。中国革命的压力如此严酷，它决不给手软的人留有生存余地。中国的革命，使所有人步步沦为革命之敌，在使得革命本身成为社会公害、人民公敌的同时，消解革命──最终可以结束中国长达百年的流血不止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有关“螺旋上升”和“不断穷尽”的诡辩，不能作为拖延中国现代化的理由。不论共产党的僭主权力多么符合贪官污吏们的“市场需要”，但为了民族国家的诞生，请放弃它吧。

中国即将以简练的感情，过简朴的生活。“以简练的感情，过简朴的生活”，不仅是伟大个人的座右铭，也将落实在民族的圣殿上！不是装饰性口号，也不是象征性纲领，而是千年民族苦难的回应。中国人将由此重新找回自己久已失落的国魂，中国大地由此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创造出新的方向感。中国人不再作为西方的精神俘虏而忍气吞声，不再作为父辈传统的亡国奴而阳奉阴违。只有这样顶天立地的人，才有力量回击外来的挑衅，找到宫廷以外的民族道路。

六，中层革命的道路

自一九八五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政界、军界、知识界的中青年锐进者，即有在中共老人帮死后或退出政治舞台后，密谋“中层革命”之说。他们认为，所谓“中层革命”既可使中国大陆避免“底层革命”（即“全民革命”或“民族革命”）的大规模动荡、改组，也可以解决“上层革命”（即宫廷政变如“粉碎四人帮”）所无法解决的迫在眉睫的制度改革方面的历史压力。

在我看来，中层革命的特性，比较接近葡萄牙一九七五年革命，伊朗、菲律宾以及苏联、东欧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间所发生的革命，也分别以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实现了中层革命。尽管它们都尽可能动员了群众的参与，但掌握大局的仍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如教会、议会、工会、军官团、党的组织等等。一九八九年中国的“五十天请愿”，本来可以提供一次开始着手推进中层革命的机会，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异样，结果使得中层革命的潜力反而受到打击甚至摧毁。除了知识界精英的损失十分明显外，政界尤其是军界的中层革命的潜在势力，也无不受到清洗，从而加速中共政治的左倾。尤其大屠杀的血债，使得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垒变得难以调和。一九九二年，六四大屠杀的罪魁祸首邓小平“南下讲话”，玩弄权术，使中国大陆奄奄一息的经济改革的势头，得以重新起动。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层势力，再度变得活跃。他们中不少人，利用已有的社会地位与发言权，结合在中共高层忽隐忽现的靠山，形成种种政治帮派联系，伺机扩大社会影响，以便在邓小平死前获得思想与组织的某种优势，企图在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登台或垮台后，最终影响中国政局。

但是，我们通过观察“戊戌变法”到“六四屠杀”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全部演变，这种算盘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中层革命在中国发生并取得成功的前途，可说十分渺茫，这与其说是因为“反封建不彻底”，勿宁说是贵族主义的过早消亡与两千年中央极权传统，早已摧毁了独立或半独立的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再加上无法无天的共产党小和尚传统，把中央极权传统下残存的民间社会，通过“公有制”的口实，也一并消灭。最后不得不考虑到一个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五胡乱华以来长达一千七百年（西元三一六年迄今），北方蛮族的侵扰和入主，尤其是蒙古、满清对中国的全面奴化过程，不仅在心理上摧毁了中国人的自信和独立，而且在社会权力结构上扫荡了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和文化阶层，甚至在肉体上歼灭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家族。

所谓“中国知识份子缺乏独立性和超越性”，不仅源于汉朝废除长子继承制的影响、唐朝以后推行科举制的影响，而且还有两千年中央集权使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影响，最后加上少数民族的军事征服所进行的人种逆向淘汰的影响：不愿做奴隶的，就被杀掉，剩余的人口越来越低劣，奴性越来越强。而最后一次蛮族入侵，就是共产国际所发起的“东北入关”。

无尊严性的生存，触发社会习惯的堕落。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一方面是“过时的上层建筑”如马列主义的僭主政治，另方面就是为奴成性的民间习惯。我们需要对此好好反省。甚至直到现今，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亡国奴血液，都在时刻敦促我们保留这些恶习，如消极怠工、不讲公德、阳奉阴违、内耗第一等等。而在祖辈的先秦时代，在那没有受到异族征服的、保持着做人尊严的、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一个社会内部的恶习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因为在互相竞争中，恶习太多的“单位”，十分容易被恶习较少的“单位”打垮。为了不被击败，就要自强，克服自身的恶习。但对头上梳一根猪尾巴辫子以示臣服的人们来说，为奴已经成为习惯，口称奴才是日常功课，自强的意义已经永远失却了。

多元竞争的社会，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十分活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格局，不会允许中央的官僚机器任命或是派来的人垄断政治的。因为这样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代表，无法发挥社会横向联系，无法动员基层民众参与国事。他们强行垄断政治的后果，是社会走向僵化。为了抗拒这一僵化，就会爆发中层革命，如英国的国会军就是这样向国王军宣战的，美国的独立军就是这样向英军宣战的，法国的三级会议就是这样推动革命的。甚至日本的藩国，也是如此打倒幕府、实现明治维新。

相反，如果纵容中央集权的官僚垄断经济，社会就会日益贫困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末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坏的遗产。而在地方自治传统强韧的先秦社会，我们的祖辈曾经何其强韧：各地区、各国家有各自的发展，一种新潮兴起了，其他地区就要跟着走，不紧跟就会落伍。但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下，一支力量兴起了，中央政府为维持稳定计，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这支力量消灭掉，使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平庸，这样才好保持自己中央的政治垄断。如果违反这种恶习，结果怎样呢？中华民国政府在四十年代的军事失败，有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其领袖集团人多出自江浙、两广等工商业发达地区，所以他们在国策上优先考虑这些地区的利益，急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结果加剧了内地和沿海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样导致大陆腹地区域破产、半破产的农村，被中共盘踞、煽动，袭来一场人造的革命，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潮流格局，最终消灭了城市的抵抗，并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倒行逆施，使中国城市不断农村化，使中国大陆与世界的飞速发展日益脱节，按照我们在八十年代的说法，几乎“丧失了地球的球籍”。

这种倒行逆施的“全国一盘棋”，是传统的大一统造成的奴性，和军事共产主义与僭主政治的结合，它的特点是，宁愿拖累全局发展，也不发展地区优势，以便“顾全大局”、保持平衡。这在任何健康的、多元化社会，都是无法想象的梦魇。正是在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奴化政策下，社会权力结构的中间阶层所赖以存在、发展、壮大的法律基础，一一遭到消灭。中央集权的政策治国代替了法律治国，“无责任政府”的恶劣示范，使全民一致放弃了责任感，谎言流行在中国大地。

在共产主义的谎言幽灵徘徊过后，中国的大地上，虚无主义已经是个“不可抗拒的诱惑”。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一切有意义的形式，失去了意义；一切高于中南海的建筑，都被摧毁。这毁灭性的力量源于共产国际，但通过我们的亡国奴传统发场光大。像瓦斯一样弥漫人心的虚无主义，最能解脱亡国奴的内疚，因而在六四大屠杀以后，特别风靡中国大陆。这不是用“政治冷感症”一语，可以涵盖的。因为当前的中国生活，完全基于一种末日心理，是极其不计后果的生存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末日行为”的别名！口蜜腹剑的马列主义、少数人挥霍的公有制、多数人受苦的共和国、尊重科技的反文化、保护人民的斗批改（而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正是毛泽东“文革”未了心愿！）……这些理论脱离实际的虚伪作态，公然成为中共政策治国的恶习。理论脱离实际，是表里不一。让人“表里不一”，在古代是“剥皮”酷刑。被剥了皮的人，是会死的；自己剥了自己皮的一个党，能苟延残喘多久？

共产党把它的自我剥皮，叫做“改革开放”，把撕下面具的镇压，叫做“共和国的卫士”，把各个阶层的痛苦呻吟，叫做“人民的欢呼”。这些弥天大谎的说教，表明共产党即使心灵已经死亡，嘴巴还会蠕动到底。从末日的现实生活，到虚无的精神世界，只有一步之遥。尽管完成这一步，浪费了许多灵魂的挣扎、许多肉体的残杀。

“国破山河在，城奋草木深。”（杜甫的亡国恨）该麻木的人，已经麻木；拒绝麻木的人，已经牺牲。“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文天祥的亡国恨）

蒙古人统治下（文天祥时代）的北京人，和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北京人，有共同的亡国遭遇，因而发生了心灵共鸣！在这里，“活下去”的前提，是两面三刀如顺民。不愿阿谀又不敢牺牲的人，只有躲进虚幻的小楼，在堕落的末日情怀中，软化、颓唐、堕落。惨烈的打击过去，新的一代成为“貌似积极的虚无主义者”。“无可无不可”不再是奴隶的呻吟，而是自然的气韵。他们不再由于蛮横的压力而伤风感冒，他们甚至把剥夺也当资助！所以中国大陆从谎言流行，变成了伪劣商品，又变成假货横行。如此虚无精神，暴露了虚伪政治。堪称“极权结构下心灵归宿”，它把愤恨不平、险恶狰狞的处境，化作坑害别人的恶毒行为。虚无主义思潮的腐蚀，也使得不讲信誉的行为、怀疑一切的看法，蔚然成风；这种以否定理想而自豪的虚无主义，虽是对虚伪现实的抗议，但对于创建“多元性的民主社会”，却是完全有害的。因为它破坏了中层革命赖以潜在和爆发的团队精神、契约关系，这乱世的镇静剂，是无法变成治世的营养物的。

正因为中国的现实兼具了极权性和反抗极权结构的虚无主义这双重性格，因而不具备发生中层革命的条件，所以，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艰巨目标，就难以通过中层革命这一途径。

我们必须在虚无主义的荆棘从中开辟理想主义的道路，在极权结构的废墟中重建新的政治权威。只有超越了中层革命这个不切中国实际的幼稚幻想，才能达到民主中国的彼岸。只有超越中层革命的幻想，尊严、自主、自由的精神，才会在极权的中国像草根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自由的灵魂，仿佛随风旋舞而最终归来的燕子，他不屑回首冬天的童话。被极权时代奉为圭臬、典范的旧权威，对他如同幌子，因为他酝酿、滋长、成形、运作的，是全民总动员的新权威。

七，全民总动员的道路

如果宫廷政变、中层革命都不能解开中国的政治死结、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那么通向民主中国的最后的道路就是实现全民总动员、在必要的时刻翻转底层、完成体制变革。

霉迹斑斑的僭主历史，否定不了新一代人创造历史的能量！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商，怀着末日的苟安心理，妄图把灾难向下传，他们把这巧夺天工的“踢皮球”叫做“继承光荣的传统”。这分明是死亡的前奏，毛泽东的咒语“生得伟人，死得光荣”到他徒子徒孙们手上就变成“伟大（生）、光荣（死）、正确（对）”的谥号，这谥号写出了“生──死──对”的封神榜，共产主义的“正确”，要到它“死后”，才能看出来。但中国民族不能为共产党殉葬：“共大人”与那批在他们之前三百年入关的先行者“满大人”相似，一度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这两组大人还同样得志于东北的满洲地区）。但曾几何时，他们却比被征服的奴隶还要腐化堕落！“八旗子弟”成了一个特定的术语，用来指代无能、无德、无力的崽子，正如现今的“高干子弟”之无德、无能、无力。这两批“大人”所下出的崽子之不争气，以可怕的事例说明“权力的腐蚀作用”，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个一度不同凡响的野蛮人！值得庆幸的，共产党的崽子虽然烂悼，但中华民族由于备受压迫却依然富于活力。祖辈的伟力有时依然在我们身上得到返祖现象的证明，人为的奴性束缚，终有一日被它摧毁。浩气长存，迫我向前，祖辈的浩气说：中国人，不要为祖先才活着，也不要后裔而活着，要为自己的尊严活着，自律、自主、自由，这是高于一切生存的价值。这样的尊严是生命的本来状态，其余附加的屈从、迷信的误解，应该剥除。

如果还有余力，不愿让后裔代代受过，像亡国奴那样悲惨苟活，再悲惨死去，就必须拒绝共产党设计的陷阱。中国社会目前呈现的畸形、变态，若无方向性的转辙，是只能顺延加深而无从缓和的。我们周遭的无数鬼怪，正蚕食民族健康的基础了，黑压压的人群，正酝酿超巨量的“可塑炸药”。那不是别的，正是无产的人民、无家的盲流、无组织的群众。而严酷的共产党压迫，实际上正在替中国的爆炸，制造坚硬的弹壳，现在还缺乏什么？只是一个引信，一个强有力的命令罢了。随着政治通货膨胀、经济通货膨胀、道德通货膨胀、人际关系通货膨胀等多方面社会信用的崩溃，风卷残云的日子已经不远。

要使一个不断受挫的民族，开始走上现代生活的正轨，免除其绝种的威胁，必须使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其中包括“最原始的手段”，而这，首先意味着“全民总动员”。要使一个由于长期的极权控制而失去内在规范的民族，重获尊严，重获自律、自主、自由等文明规范，就要先把反抗极权主义压制的干劲，充分宣泄出来。

为彻底清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乱麻堆计，不能回避与残暴邪恶势力的直接冲突。为不留后患，不能回避必要的高烧，中国的全民总动员，不仅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而且将扩展到种族层面。这意味实行严密的种族精选。所谓“文化层面”，是指后天的、习得的层面；所谓“种族层面”，是指先天的、遗传的方面。中国的全民总动员，不仅是心理革命，还是物理革命；不仅是精神的革命，还是肉体的革命！肉体革命，不是共产党式的党同伐异、强迫劳改，而是对“一切不合时宜的肉体特性”，实行彻底纯化。这要遵循优生学的原则，例如让依照法律尺度必须淘汰的基因被淘汰掉，理应成活的生命，才获得生生不息的空间与机会。纯化的下一阶段，是优选并保留，让有希望的种子绵延，长成参天大树。只有当此这“两步纯化”完整到位后，新的生命种属、新的社会结构、新的文明特征──才披星戴月而来，欣欣向荣而生，尽意而笑，尽意而哭！

在这种意义上，全民总动员将作为中国百年革命的终结者，载入史册。它实现前此历次中国革命业已失败的目标。还要青出于蓝，成就以前的革命并不自觉的铸鼎大业。对杂乱无章的种族群体（杂种），实行精选、淘汰，难免遇到社会和心理的阻力，甚至激烈抵抗。所以，一定要通过全民公决的法律途径，而决不能像共产党那样，听凭少数人依仗无法无天的“政策”来摆布多数人的命运。

在全民公决的授权下，没有希望的、浪费资源的现象将被阻止，那些有害的成份，如吸毒者、卖淫者、贪污公款者、盗窃国库者以及基因缺陷者、来路不明者宣称，“我们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那么，请警惕这样的言论。因为这种论调正是对中国的不折不扣的污蔑！如果自称为中国人的败类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那么试问，中国还有救吗？那样的中国，永远注定是个肮脏的染缸，散发的毒气将破坏全体人类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要清除“人人都一样”的虚无主义余毒！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发展就更不一样，否则人类如何进化？又怎么可能进化到现在的地步？“人人一样”的说教，是马列主义的陈词滥调，应该回到共产党的祖国去！就像鸦片和海洛因，本来是他们设计出来的西方真理，也应该让他们收回自己消费。现在，请把他们的专利和他们的收益还给他们，不要侵占他们的版权！

中国人，要不能铲除恶习的丛林、捣毁奴性的依附，就将毁掉自身的转机，如何振作这个消化不良、遍体浮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如果不以全民总动员来克服社会的神经衰弱，哪有力量去迎接民族的节日？共产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现在，请授权给全民总动员：以“种族的革命”来回答他们！

全民总动员，还要在社会文化层面重建中国，这包括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重构；而在种族基因层面塑造新民族，这包括消化其异化成分并精选其天然成分。这个新民族，不再是中央极权传统下的“汉族”这样的杂烩，而是简单明快的“中国民族”，也就是“华族”。即“由精华人物构成的种属”，它的组合，可以采取“罗马公民权的逐步授予式的途径”。

全民总动员，并非张扬父辈传统的“复兴运动”，也不是回归祖辈文明的“复古运动”；它的时装也许带点仿古意味，但那是“为新生柔美的肉体服务”的。它的言语也许洋溢往昔的色调，但那是“灌注了全新意思”的，它不为赏心悦目，而为克服迫在眉睫的危险，而谈，种族革命将完成文化革命不可能完成的建国大业。因为任何文化的革命无不是人的革命并归结为人的革命。中国革命，曾沿着经济革命（一八六五──一八九五年）──政治革命（一八九五──一九二五年）──社会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五六年）──文化革命（一九五七────一九七八年）──再度经济革命（一九七九──一九九五年）的轴线，进行了整整一百三十年；但终究没有走出沙漠，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现在，通过翻转基层、实行全民总动员的方式，以进行种族的革命，以“反者正之用”的方式，修复中国的创伤，以毒攻毒，相反相成，通过反方向的运动，突破“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再度经济革命”的怪圈，实施新种族的诞生！

首先淘汰的将是“文化堕落份子”，最后再安置那些“经济上的不适者”，以此完成种族的精选、新民的发育。新民若不发育完善，中国革命将老是原地打圈，了无止境，中国社会将永远动荡，中国文化将依然废墟。而无法完成种族的精选，无从制作新民的前提。古代贤人深明此理，他们的竹简上镌刻如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就是回归祖辈文明的盛德之道；新民，就是废料的裁汰、种族的精选；而居于中枢的“明明德”一语，则预言了“世界裁决者”。

──个民族的自新运动，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有过成功的先例吗？

──没有先例并不意味没有可能。何况，像现代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与人口，就在历史上完全没有先例。面对没有先例的事情，一味要仿照先例来处理，又怎能成功？

中国近代史，布满太多的文化垃圾！多少文化蠹虫在寄生，并繁殖了大量社会病毒！他们把祖辈的精魂，变成酱肉，他们阉割天马，用来耕田。这种恶劣的生态迫令中国的脊梁开始艰辛的“地下思想”，并用孤独的鲜血浇灌思想的花朵！

全民总动员，不仅突破僭主专政的锁链，而且对中国千年以来的国耻和软弱，进行总的清算。由于应有的调整被长期忽略了，这种亡国奴式的“高明”已是在扼杀民族的命脉。这种历史性的谋杀虽然悄然无声，却真正残忍，它使我们生而劣势，成为负债累累的赤贫。父辈的软弱，使越陷越深的国人，成了不齿于人类的劣等民族。

全民总动员，实际上出于民族自卫：太多的生长久被压抑延缓，造成种族的发育不良。如果不用特殊的冲力，来改变这“既成事实”，那历史的宿债何以偿清？

“没有白吃的午餐”，同样，也没有白花的力气！任何阻碍革新的借口与幌子，都不可信赖。任何旨在拒绝革命、拖延全民总动员的借口，都是空洞的保证，其动机不是糊涂，就是企图维持腐败，因而应该遭到最坚定的拒绝！中国，不能再白白等待下去，中国不能再为一小撮老而不死的蟊贼，浪费自己的民族青春！

全民总动员，不仅是新权威的道路；且是在现行中国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斩断乱麻、创造历史的唯一道路！如果全民总动员的途径遭到杜塞，中国的病根则无从拔除。所以，除非中国永远积弱不振，否则全民总动员的爆发最终是个时间问题：来得越晚则越猛烈；正如还债越晚则利息越多……全民总动员，刷新腐败的中国共产党！全民总动员，还我一个中国人的中国！

八，城市与城市革命

现代文明是城市文明，现代化革命因此必定是发源于城市并以城市为主轴而展开的革命，其革命的基本力量不是农民而是市民，不是区域性的割据势力而是全国性的政治联盟。

苏共的十月夺权（一九一七年）可以被视为城市革命，但中共的十月建政（一九四九年）却不是城市革命，而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所以苏共夺权后可以使得俄国迅速工业化，中共建政后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直到三十年后（一九七九年），勤工俭学法国的邓小平上台执政，中国大陆才开始了城市化过程。因为苏共再差劲，其基本力量毕竟是由城里人构成；中共却是农村起源的地方割据势力，完全缺乏管理全国城市的经验，甚至没有经营城市以推进现代化的意识。所以几十年来，中共统治农村要比统治城市成功得多；四十多年过去了，城市还是混乱不堪。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革新的、反传统力量的堡垒，始终是城市而不是农村。甚至在“欧洲蛮族入侵时代”和“中国文革黑暗时代”这两个以极端意识形态化来改造社会的大变局中，星星点点的城市，虽然凋敝且日益农村化，但毕竟还是残存的文明保留地，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埋下了种子。城市集中了各种优势，城市生活具有新奇和刺激的特点，促进交流因而促进了革新，从而成为推进人类文明的火车头。

只要看一眼世界历史大事纪就可以清楚：所谓文明史，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创造的历史，换言之，当人们说“史前社会”这一概念时，是指代一个还没有出现城市的原始文明；一个进入了历史状态的文明社会如果被农业、游牧甚至游猎的社会所征服，通常称它开始了一种“野蛮化过程”。如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蒙古入主、满清入关，近代中国遭受的日本势力西来、苏联势力南下，虽然在经济文化的意义上有所不同，但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含义则同样是一个野蛮化过程。希腊历史上的多利斯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历史上的日耳曼蛮族入侵，以及近代中国城市主导权的丧失、农村盲流崛起主导僭主政治等等所导致的全面野蛮化过程，都是反城市力量对城市的反击与清算。毛泽东思想的晚期阐释者张春桥称此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其实就是城市力量。他的全面专政，就是农村势力征服蹂躏奴役改造城市势力的全面野蛮化过程。邓小平表面上是个“改革派”，骨子里是五十步笑百步，在执行了六四镇压城市力量的改革呼吁之后，邓小平宣称，抗议请愿者是“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实际上承认了抗议请愿者确实代表了城市力量，而他们的抗议，是针对农村起源的第二波僭主政治的。这波僭主政治的首脑虽然从农村进入了城市，但是他们的权力基础仍然来自农村。

在中共的教科书中，把起源于中国城市中层的第一波僭主政治力量叫做“资产阶级革命”，而把起源于中国农村底层的第二波政治力量叫做“无产阶级革命”。这表明农村起源的邓小平依然视城市革新力量为敌人。而确确实实，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就是要建立邓小平所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那就是让全民都有机会成为股东的政治实体；从而彻底铲除了僭主专政这一不成熟的过渡现象。

回顾一下历史，城市作为文明的堡垒就更加清楚了。脱离了“史前社会”的文明，不仅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以文字记录作为标志，而且必定有城市作为后盾。因为文字记录虽然对后世的考古学家具有特别的坐标意义，但在当时，文字的主要功能是组织城市生活、推动城市文明。农村是不需要文字的，工商业才需要文字。文字记录与城市生活是互为表里的，城市相当于硬件，文字相当于软件，某社会一旦建立城市，也就必然出现某种形式的文字。

但中国现代史所展现的野蛮化过程，却走了一条相反的、“独特的”道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不少中外御用文人常常为虎作伥地宣传说，这是毛泽东的创举，其实，这不是创举，而是倒退，歌颂它则是对历史的完全无知。稍有常识的人会立即明白：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并非毛的发明，而是古今中外一切蛮族军事集团的看家本领，蒙古人就是这样包围巴格达、北京和欧亚各个城市文明并聚而歼之。尽管他们不是农民，而是游牧民。

在中国内部，洪秀全、李自成、朱元璋、黄巢、张角、绿林赤眉、陈胜吴广，早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家”了。要说毛泽东的“贡献”，那主要在于盗用一套外来新语汇来讲述中国老故事。在当时当地，这也是由具体条件促成的。如在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的北伐也就是打倒军阀、建立党阀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这样，革命所借用的暂时手段如孙中山为获得俄国军事资助而实行的容共政策，当然需要立即终止。因为这个号称“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对中国民族主义者而言是个引狼入室的卖身契。但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共，却执意要在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也就是要把野蛮化进行到底。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意义，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蛮族联盟”如“蒙古大会”，因为共产国际只是苏联手中的傀儡。

要是没有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这个野蛮化过程，中共的野蛮化谋图很可能是水月镜花。例如到三十年代初期，中共策划的城市暴动一一惨败，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策划的“农村包围城市”也以流窜陕北、依托外蒙、随时准备逃亡苏联而告终。但祸乱中国的内战，却加速了日本侵略的步伐，等日本于一九三一年吞并东北并危及苏联之后，斯大林的先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便趁火打劫，后来觉得顶不住了，其中国观才逐渐发生转变，指示中共不应再搞内部颠覆了，而应当和国民党合作，联合抗日，目的是要分散日本对苏联的压力，要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中共的祖国苏联火中取栗。

共产国际为此专门秘密派出代表前往延安。北方蛮族的儿皇帝毛泽东这才发现，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在中国推行的野蛮化过程要想成功，必须作出策略上的根本改变，即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公然野蛮中，披上“统一战线”的羊皮。中共的土包子无法执行苏共的城里人所采取的“无产阶级革命”，只得用“统战”来取代苏式的城市革命，这条“农村土匪道路加马列主义宣传”的模式最后走通了，完全出乎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城市头脑的意料之外。毛泽东说过，斯大林因此认为中共革命是假的。只是在“抗美援朝”的惨重牺牲显示了中共的“军事力量”之后，只懂“武器的批判”的斯大林，才在礼仪上承认中共革命真的成功了。

斯大林尽管是个市井无赖，毕竟是城里人，所以他作为个人还更喜欢城市出身的蒋介石而不是乡下人出身的毛泽东。城里人当然会认定“农村包围城市”是胡言乱语，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理论，是“富农路线”、“托派策略”，是不可能成功的。马恩列斯都是城里人，他们的革命观念都是强调以城市为中心，按照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所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运动，都首先兴起在城市，且是由先进的城市，推动农村和其它落后地区向前的。那中国怎会例外呢？

但斯大林忽略了中央集权的中国受到蛮族周期入侵的社会特点，因为封建割据的俄国历史很短，只遭受过一次蒙古入侵，所以斯大林不懂“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历来行之有效，所以他派王明等人来干涉中共事务。到中共即将入主北京、登上金銮殿、黄袍加身的时候，斯大林这个毛泽东口中的“父亲”还是力图说服毛泽东等“儿子党”不要打过长江，而以长江为界，把中国彻底分割如东西德、南北韩。有人从地缘政治的强权观念考虑这问题，认为斯大林是想把中国分割为两大块，造成中国南北朝对峙的政治格局，以便分而治之，便于日后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也有人从二战的残酷性着眼，认为斯大林被希特勒打怕了，不愿再为支持中共革命，和美国冲突。我看这两点都不是根本的，因为斯大林后来支持了朝鲜战争。

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始终不能真正相信，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怎么可能由农村包围城市获得成功？因此他对中共领导层的马列主义性质，根深蒂固地不信任。但是这条道路的成功，并不能证明斯大林错误，因为中共革命确实不是城市革命，而是反城市的反革命，也就是社会进化意义的反革命，是真正的野蛮化。这条道路只有中国能走通，许多模仿者后来无一成功，像菲律宾新人民军和东盟国家的共产党叛乱、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等等。而越南的奠边府和攻陷西贡，是由于中共支援，只是特例。这表明农村包围城市也像列宁的城市暴动催生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特别适宜习惯了蛮族入主和土皇帝武装割据的中国。

中国幅员广大，内部回旋余地充分厂割据势力多以落后的“三不管边区”为根据地，利用这种“中国特殊国情”所实现的“红色割据”对小国完全无用，比如新加坡这种国家郊区很小，农村怎么包围城市？像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这种国家，吉隆坡、仰光、曼谷等首都，离边境农村也都不远，几百公里而已。所以在他们那种环境中，农村无法包围城市。中国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转瞬即逝，所以后来许多反共救国军所推行上山打游击，也先后失败。“农村包围城市”在军事上虽然不能重复，但在政治上继续发烧，在中国形成了无法无天的“小和尚传统”。共产党一进城就废除了所有的法律（六法全书），进行赤裸裸的野蛮军事统治，造成野蛮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习惯性思维，支配了迄今为止中国政治。

即使中共后来回头推行自我否定的“改革开放”，也无法摆脱这一野蛮化的遗产，中共军事集团这几十年的活动，不论在武装夺权时期，还是在建政后经济建设过程中，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习惯为宗旨。如“大炼钢铁运动”，也是变相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运用，它以农村式的“小高炉”代替城市的高度集约化生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也是如此这般的农村改革先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战略”造成大量污染、资源浪费、伪劣产品，即使仅仅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也是当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但是农村能不能创造一种新型的现代文明？这个毛老农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农村起家的中共发起悔过自新式的“改革开放”，一进入城市改革阶段，马上造成一片混乱。十分简单，因为土八路玩不转洋玩意儿。农贸市场比超级市场，不可能是一种进步，只能破坏商业规范。农村的中小乡镇企业比现代化的大型企业，也不可能是一种进步，只能造成严重的污染。把田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包产到户，比集约化的农场经营更不可能是一个进步，只能加速中国土地的贫瘠化和沙漠化。

分散比规模经营的效率，远远低下。越集中，效率越高，成本越低。因此高度的城市化是工业化不可逃避的后果。现代化生产，要求流水线作业，致使各个工厂分工越来越细，小而全的毛派经济，是土财主式的，与此完全背道而驰。乡镇企业浪费资源，分割农田使大型水利建设都荒废了。再加上承包制回避产权问题，“租赁”造成无责任感，所以农民拼命榨取地力，滥施化肥，造成土质板结……这些破坏性后果都是中共土财主“农村包围城市”传统的罪恶遗产。

任何传统，一经形成，就仿佛死结，相当顽固。“统”兼有“体统”、“统治”诸义，总之具有“结构”。“传统”就是传承下来的结构。这些结构或组成结构的要素，包括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以及心理习惯诸层面。而现代性的变革，就意味要摧毁这种土八路的结构。这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任务。甚至在号称“纯科学”的自然科学领域中，也需要执行这一历史任务。科学的进步，要依赖科学界中前进的、活跃的反传统力量，这样，科学才能从常规中解脱出来，完成规范上的革命，形成新的科学。

我们要超越中共的土八路传统，必须具有新的城市教养。在现代国际城市文明的条件下，尤其是需要吸收国际性的知识、教养，否则就只能像共产党的政策治国那样，原地打转，无法与世界接轨，坐不上世界圆桌会议。

对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战──全民总动员的城市革命来说，洪秀全的失败，也是个殷鉴。他显然也想超越当时的传统，所以引进基督教。无奈他教养太差、国际眼光全无。所以他的“超越”种下的还是原地打转的灾难，反而拖延了传统的革新过程，一开始，西方人被“拜上帝会”的基督教语言唬住了，但很快他们发现，“洪秀全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相距太远，拜上帝会这伙人比后来的毛泽东中共还要昧于世界大势，因为毛泽东虽土，其手下要员毕竟受过共产国际的训练。

对于这种封闭集团来说，尤其致命的陷阱是，原本是欺骗别人的宣传辞令，结果自己也开始中毒深信了。谎言重复太多，自己也流于迷信。凡是一个弱小的政治力量新兴时，大都缺乏人力物力，只能借助宣传来欺骗群众追随并奉献牺牲，这是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相信这些欺骗性的宣传辞令，这就是马基雅维里斯说的，“一个君主不可以真信宗教，以免妨碍其政治事业，但他必须让群众知道他虔诚，以便博取信任。”但这种手段使用过多，自己也就上当受骗了。

一些德国人的回忆录说明，希特勒也如此陷入困境。他起初觉得德国因为《凡尔赛和约》受骗上当，极思报仇雪恨，为鼓舞士气，才宣传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那套种族主义思想，是为吸引群众追随自己，本人起初并不真信。可是后来，剧场效果起了作用，较为清醒的理智，伴随宣传机器的重复和政治上的节节胜利，就迷失了──他也像洪秀全一样陷入自己掘下的思想陷阱，真的相信自己宣传的那套语汇是战无不胜的，从而一步步走向了失败。

在未来的中国，如果全民总动员的城市革命所借用宣传群众的意识形态，竟也使得革命力量自身模糊了观察力甚至丧失了判断力，那就非常危险了。如果革命兴起的新的政治权威自己竟然也在节节胜利下像毛泽东这个土包子那样自我陶醉，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时候，逐渐堕入自己的幻觉之中，就会忘记“世界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原来是一句最为隐蔽的诅咒，因为世界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就是世界上最接近消失的太阳啊！

新的城市革命将清算农村包围城市的遗产。它不会以为自己获得的胜利是永久的、无条件的，是可以脱离人民的支持而有恃无恐的。其领袖不会狂妄地自吹自擂是什么“四个伟大”，仅仅因为自己考不上大学就像扮演“伟大的导师”或是“名誉博士”来过过干瘾，仿佛干什么违背原则、伤天害理的事情，都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他知道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好政治”的第一要义，而这要求政治的权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忌迷乱于自己炮制的意识形态神话，否则结果一定是遭到全民族的唾弃。

九，城市革命的功能

政治应该是正直的，但今天的许多人却痛感，僭主政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正直的、最腐败的政治。在联合国的相关组织所进行的世界各国政府廉洁程度的调查报告中，不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次，已经排到了第一百二十几位，如此深刻的腐败，说明僭主政体一度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已经停顿并遭到挫败。反腐败，本是消除社会动员的障碍，而现行的“反腐败运动”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僭主政治的组织方式很可能已是当今中国的腐败温床，而僭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则已经严重阻碍中国进行新的社会动员。

例如，中共的特权，已经完全堕落为“消费性的经济特权”，是仅仅为中共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及其子孙这个现代的八旗子弟也就是所谓“高干子弟”，攫取非法利益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都不是明文规定的法律特权，而是偷偷摸摸的“前规则特权”，是以损害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并坑害中国的健康发展。

中共的消费性的经济特权，不同于“非消费性的政治特权”因为后者运用得当，可以强化社会动员度，从而推进历史发展，因而不是腐败性的。其基本特征是“廉能政府”即有效律的进行社会动员的政治权威，这种特征显然不再属于现在的中共政权。现在的中共不仅组织上很腐败，而且意识形态上很落伍，这两者的综合后果，是合法、正直和能干的治国之才无从进入政治结构。结果中共无法拒绝腐败，无法“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排斥正直和能干的治国之才进入政治结构，正好违背“廉能”原则，这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当今世界的最落伍的“恐龙国家”，成为中国历史的最大污点，成为中国每个中国人的耻辱。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看一看中共僭主和权臣们的简历：

1，毛泽东等造反出身的土八路，基本上属于“识字的农业盲流”，由于完全缺乏城市生活的经历，没有治理传统城市的起码经验，更不具备在现代条件下把传统城市发展为现代城市的能力。结果篡位有余，治国无能，建立的又是一个毫无廉耻、不讲义务的“无责任政府”，结果逼迫全国人民为他们的胡作非为承担后果，美其名曰“交学费”。

2，邓小平等抢班夺权的勤工俭学派，基本上属于“走马观花的国际盲流”。他们对现代化的真谛并不知情，虽然在法国打工和在俄国受训，使他们在感官经验方面略强于毛等，可以推行改革开放，但他们伪造的留学学历，注定他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是毫无希望的救命稻草。

3，江泽民──李鹏等太子党，作为高干子弟的代表，可以让中共僭主放心，却不能让全国人民放心。因为他们只关心共产党的权力，不关心人民的权利。在不惜杀鸡取蛋、维护共产党僭主专政的决心方面，与他们的父辈如出一辙，他们的执政只会扩大共产党的腐败，而不可能真正打击共产党的腐败：我们怎能期待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自断其臂呢？这是就他们“不知廉耻”的方面而言；另方面，就“无能”来说，太子党政权虽然具有“高等学历”甚至“留学学历”，但其品行都是用公款买来的，如江泽民──李鹏等老太子党“留学俄国”，学得不过是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教育下被阉割得乱七八糟的自然科学，有些年轻点的太子党如邓质方等，是中共政权用民脂民膏保送留学的，根本不用考试，不用考试所得到的，等于是用钱买来野鸡大学的文凭。这样的“人才”最多只能治治野鸡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哪里能够治理一个恢复了民族自信的中国？

难道，为了保证他们的权力，就要让中国永远屈尊，继续顶戴野鸡国家的“国格”，永无抬头之日？真是岂有此理！如此看来，城市革命“要使新的民主力量进入中国政治结构”，将是无法回避的历史结论。新的中国民主力量，起于平民阶层，牢牢扎根中国，深入西方社会底层，体会现代民主制度的种种利弊，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得正反两方面的知识与教益，有动力、有阅历，最有条件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

诚然，由于中共治国无方，新的城市革命也不可能使中国在一夜之间，走向宪政社会。为收拾中共遗留的烂摊子计，先要恢复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需要重新确定新的政治权威，依靠法律的力量、按照最合理的途径，来改组中国、重建中国，但是显然，这样的政治权威不可能是中共，更不可能是中共的八旗子弟与所谓的太子党，不可能是中共的消费性经济特权的利益集团。

为什么新的城市革命不可能由中共来领导？因为：

1、中共的意识形态完全落伍，已经被中国的社会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2、中共的组织机构完全腐败，已经在人民心日中丧失了起码的威信。

3，中共的政策条文朝令夕改，已经毫无信誉，无法指导社会生活。

4，以上三点的综合效应是：中共的行政权威业已荡然无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社会公共权力因此连带受到蔑视，社会解体进程加速，道德约束日益废弛，不仅政治改革受阻，经济改革也社会成本猛涨，整个社会入不敷出。城市革命已经迫在眉睫了！

在我们看来，社会和土地相似，耕作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仅使杂草充满痛感，就是对大地和击壤者而言，也是辛劳的体验。但是，不耕作是不行的。中国民族需要寻求再生──哪怕是充满痛感的再生！

城市革命要避免中层革命的陷阱，必须深入社会基层，连绵展开“翻转底层”的运动，这次“深耕”将结束以往的“翻身运动”。基层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基于宫廷政变、中层革命的先后失败，于是呈现为“自上向下”地蔓延，结果新的政治集团不断“登上地表”。为了恢复中国的活力，各个粉墨登场的新集团先后遭到榨干：预谋在推动形势，创造崭新的社会生态。城市革命的矛头，因此不是指向特定的政敌和敌对的党派，不是挑动阶级斗争、刺入某某阶级的心脏，而是针对一切无规范行为。它以矛头对疲弱的社会实施针灸，直到它恢复了应有的活气。这样的革命没有休战，生活的目标就是医治的过程。为了民族的再生，它不怕承担最重的责任。它要求惰怠而怯懦的人，服从民族复兴的最高利益，因为复兴就是最后的希望。

这是对于遗传资源的重新布局，拣选的标准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生命的健康。革命的信徒，不是表面拥护，而是由衷迎接：全局的杂质将淘汰，存留的精华不再鱼目混珠。革命造成的局部破坏，是全局再生的热身准备，革命的动力化为热烈的建设活动。

隔岸观火的人，不为初期的破坏而失色，也为后期的建设而不安！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们无法干预和控制的。局部的自然过程，显示了社会的规则，新的道路、新的环境，从幸存者门的脚下延伸开来。可以想见，世界历史上最巨大的涡流将发生，天无私覆的君临世界，给出“机会均等”无情方式，“无君世纪”将在耀眼的精神中消解，它解开中国问题的乱麻，种族的精选、文明的纯化，就是“中华民族的反刍运动”。

具体说，中国民族由于长期的异族统治和异族同化，受到报应：表面的势力延伸使得内部患有消化不良，社会在整体上涣散无效率。这已经无法借助于“外力”予以消化，只有依据自身的锻炼。如此严厉的自我克服，将在所有文明再生的历史上，前所未见，例如近代以来中国的特大悲剧，只是其序幕罢了。中国精神的窒息，使得民族生命扭曲变形，日趋微弱、沉浊、紊乱，最终失落了本心……只有城市革命这个转机，可能碾碎奴颜婢膝的遗迹。

城市革命的火炬，由谁点燃，腐败势力的丧钟，就由他敲响。如何点燃？如何敲响？这些细节可以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这显示“他”肩负了高于人的那个命运。这是一千年来的蛮族铁蹄、一百五十年来的列强炮火、四十年来的僭主摧残，不断积累起来的爆炸！肇事者们，你们为之承担了最直截的责任！一千年的铁蹄，提供持续的能源；一百年的炮火，造出确定的目标；四十年的摧残，为他摇旗呐喊。是严酷的压力创造了坚硬的销甲。

那恐龙的死亡，迅雷不及掩耳，轰然倒地并使世界变得空虚。权力真空会导致混乱，为克服空虚的要素，势必启用各种疗法，以达心理生理的净化。世俗真空迫使浮游生物走向自新，权力真空则激发突变，必要的压力成为慈爱。为清扫垃圾，需要必要的隔离；必要的净化则是生命得以健康的一项战略。听不懂精神语言，则有生理刺激来侍候，压力是社会沟通的良师益友。

城市革命运用种种方式使得惶惑的浮游生物走向共同目标。心灵的创口不求痊愈，累累伤痕更是天意的证明，“我不相信你们的文化，但相信你们的本能；我不相信你们的机智，但相信你们的勤勉：反朴归真的勇士，把千年的污浊，从中国的身上剔出来、从中国心里刷出去……“无意识”变为“有意识”，无计划变成有计划，有步骤推行“最舒服的革命”，这是再造一个庞大民族而不得不吞下的苦口良药。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使徒！你们深信，陈腐的人群已经使得民族极端腐化，要让民族返老还童，必要清除许多病菌──唯有一双不怕感染的手，毅然下手替民族开辟干净园地，城市革命才能激活冷却的火山，把中国的凌乱垃圾投入炼狱。新的生命在水火相攻的遗传变异中成型！新型人类合金将回应西方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寿终正寝的时候，如此到来。历史的反馈开始了。中国现代化，将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以超越想象的方式来实现。

十，城市革命的人格象征

城市革命充满活力，其首要回合，在它推出的新人格的内心世界中展开，而后波及外在的社会与世界。这个人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在自己心中先定胜负，然后把净化自我的战争，引向志同道合的心田，最后展开为奇妙的新世界，形成中国新一轮的命运。他在法律范围内行动，不像共产党那样非法行事，但他的责任却在法律之上。他如果不能先胜自己，就无法赢得世界。他的正义感势如破竹，如决堤之水，像蜜蜂的刺，同归于尽的热情，投身伟大的中国。

驾驭狂乱的涡流，掌握诡异的气氛，以酷烈为仁慈，驱策不愿为奴的人们，游出末世的旋涡。他切断，缠绕千年的恶性循环；他结束，中国的耻辱、受难；他追究，违法集团的刑事责任！

他对法律信念坚定，周旋混乱的时局；他超越道德的勇气，把中国拖出泥潭──为割去中国的脓疮，必先挤出中国污血；他驱散那些炮制于西方、流行于中国的昏乱思想，治愈中国的精神分裂。他知道，许多假冒为“中国人”的歹徒，借海洛因和艾滋病来毒害中国，他们是比他们的外国主子还要荫蔽的“第五纵队”！他们比嬉皮士更堕落，因为他们并无西方的禁欲主义、骑士精神、宗教战争、殖民扩张、世界大战等系列背景，作为嬉皮士精神的平衡物。他们的“现代主义”只是“下流的玩物”，所以，这些病态的肿瘤必须从中国身上割掉。

粉碎心理上的殖民统治，一个新的、没有犹太崇拜、没有希腊崇拜、没有欧洲半岛崇拜、没有东洋岛夷崇拜的中国，才能诞生。俄国崇拜的狂热份子，应该埋葬到江西和延安的山沟里！不论是民粹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假民主主义的狗尾，都不能续貂，都要割掉。对“肉体”、“明星”、“恶化自然”、“商品文明”、“幻觉毒剂”、“科学技术”、“放荡生活”、“福利国家”的崇拜，也要适可而止。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万恶的“雅利安式的滥用生命”。“它们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彻底剥夺了高尚的自由。这一切外物期待、偶像崇拜，若不从速消灭，生命的选择反而窒息。”“滔滔者天下皆是”，不能成为真理的论据。“以稀为贵”，将重新审核、再度认可。随着心理殖民统治在中国的终结，经济与文化的、政治与社会的殖民统治的遗迹，才能完全消除。中国又将成为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又将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名义上公仆·事实上窃贼”的时代，将粉碎。

戊戌变法以来百年，我们最大的迷误是，企图用一项思想来决定一个行动，再用这个行动来决定国运，这无异于输红了眼睛的赌棍在绝望中的最后赌博，所以《义勇军进行曲》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城市革命将恰恰相反，它以无所不包的社会风暴，做出裁决，“他是胜利者！”然后，由正确的行动，衍生出新的思想与教化……中国的希望，不在毛式的亿万麻木群众，而在聚歼毛党的残余。这就是超越文革、消解文革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加剧了中国百年来的“野蛮化趋势”，把毛的神话推向顶峰又弃入谷底。毛的神话扮演了粉碎机的脚色，当它粉碎了一切价值后，自身也被无形的力量所粉碎。不是毛泽东粉碎了中国，而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不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而是一种更高的力量把毛和逝去的中国，一起粉碎！我们称这种更高的力量为“天的美意”。或者，用一个经验化的词汇，叫“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这种反应并没有随文革的结束、毛的死亡，而消失。今天，中国仿佛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由于手术没有完成而无法下地，无从恢复正常生活。所以，一个合理的建议是：尽快结束中国的革命手术，恢复中国社会的正常生活。为此，中国需要一场──“反对文革的城市革命”！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社会流血不止的伤口。

在城市革命的前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会进一步发展。甚至将使迄今为止的革命阶段，都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以往的过火行为，变得平淡无奇。不把旧世界的最后毒素都挥发掉，难以获得身心洁净。在城市革命的后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才将移位，全新的指向是文化建设的高潮。

城市革命的人格化，是天生的历史学家和天生的心理学家，他驾驭多变的潮汐，推波助澜社会演化。他的感应起而执掌中国的命运，并以法律的权能重构国民族的遗传资源！他激励群体的精神，促进高尚的势力，以顺世外道的利器，反对顺世的沉沦。奉天治世的世界意志，表明他不是毛式的机会主义，不是邓式的利禄之徒，他只是以赏罚的权柄来张扬正义，他通晓现实政治的力学法则，但他拒绝唯物主义偶像，他是自觉、自动、自律的奴工，比较柔和的说法应该是“义工”，他义无反顾劈开中国残存的阴霾。他在这阴霾中生长起来，但他的毕生功业，是廓清之，还我一个蓝天红日的白云清水的中国！哪怕这意味他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他不会像僭主那样，保持中国的贫弱来维持自己的独裁，他知道，世俗权力只能腐蚀他的高贵──“这是宿命。”

他令人惊奇，具有修行者的一切美德，克己，超脱，无欲则刚。如果他还没有这样的美德，中国转型的超巨压力也将迫使他产生这样的美德！他因此成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人格化。

不论后世的历史家，怎样评价这样的无我者，怜悯他或是神化他，只有这样的负荷者，才能充分地动员中国。

为了中国，让我们祝福他！为了中国，让我们谅解他！为了中国，让我们对他的政治行为──给予事先的法律授权！全民总动员——全民公决──新的政治权威的诞生，这是中国走向民族自由的现代道路。这样的自由不是任意胡来，而是肩负创造历史的责任。

我们知道，当日内瓦浪人让·雅克·卢梭断言“人生来是自由”的时候，他的命题还没有融入一百多年来精神科学的成就，否则他会重新考虑这命题的合理性。创造──生存和破坏──死亡这两个母题，作为人生的两面相，从“人之初、性本善”之际，就框定了人的选择具有绝对的限度。生存即是反抗死亡，死亡即是终止抵抗。故世有“形存神灭的走肉行尸”一说。以此析之，法国人保罗萨特所谓“自由选择”的意志导向论，也就包括了一个注定的矛盾：既然是“选择”大多皆有条件（择一以排它）；既然是“在条件中”，人又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

这个人似乎没有足够的智力去理解：自由，永远是和肩负责任，紧密相连的。E·贝克尔的《反抗死亡》（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就好得多。在人类学意义上，揭开了自由的悲喜剧，它援引兰克的话：“人类每一成员都是同样不自由的，那就是说，我们从自由中创造出来的是牢狱。”譬如儿童，面对无法承受的环境，难以集结必要的毅力和权威，以使自己的生活在知觉和经验上充分扩张。在切斯特纳特诊所的专家们，曾将患者童年时期的家庭关系描绘成一幅灰暗的画面，开始是对父母专横所进行的谴责，压倒了一切。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描述中的责备日少，而对患者生活悲剧的揭示日多。──这种悲剧实际上是属于全人类的！那就是，人的有限性，以及人对死亡和生活之无法承受的畏惧。只不过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此更敏感，更缺少反抗死亡的防卫手段罢了。儿童比精神病人的问题简单些，因为他毕竟可以成熟起来，学会防卫（俗称“获得自由”），但获得自由（也就是进行选择、肩负责任）的过程又何尝轻松？正如沃尔斯说，“所有儿童的社会化过程都是痛苦和令人沮丧的过程，因而没有一个儿童能以直接或象征的形式逃避对个人死亡的恐惧”。而在齐尔伯格看来，这种痛苦却并非坏事，因为“没有持续的死亡恐惧，也就不可能有用以维系生命的这种规模的能量投入”！

这样，进行选择、争取自由的生存任务，就与各种形式的英雄主义联在一起了，英雄主义首先是“一种生死做关的真理”。而人类在这个行星上的主要使命，则是谱写各种“英雄诗”。英雄诗的格式并不固定，有时它们的旋律甚至是相反的，以相反的旋律谱写更伟大更和谐的秩序，因此，在英雄主义的危机时期如当代，英雄诗就呈现为反英雄的行为。这些反英雄的英雄诗痛斥一些英雄主义体系，这些体系不能代表现在的英雄性，因而丧失了意义。如，表现为特权和敛财的“英雄主义体系”“包括资本主义围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各种社会生活方式的共性”，业已失去吸引力。正品在这里，社会危机也就体现为信仰危机即“高级宗教的危机”、宗教再也不是坚固有效的英雄体系，因此遭到青年的诅咒与反对。如果传统文化不再作为英雄诗而得到信任，那么支持这种文化的宗教就失去了信义；如果统治的意识形态，决心坚持自己过时的英雄诗，青年会逐渐认同针锋相对的反英雄，它不仅是意识形态遗产或社会使命感、个人抱负等等，它是人的本能的必然升华。是我们这些注定朽灭但却不甘于朽灭的凡人，为对抗命运的不公正，迟早要采取的抵抗，是不甘死寂的人类，必然铸下的情结。英雄主义的本质是追求自由，哪怕它套上了反自由的时装“英雄主义的深层心理学，是以各种方式克服人的死亡恐惧，但死亡恐惧无法通过心理学途径来克服，而必须诉诸刨造性活动。这就是人的命运。

中华民族的新生，终究要以某种人格化的形式，彪炳历史：那“体现了民族良心的铁腕”，能恢复国人受麻痹业已千年的尊严。他，坚定而灵巧、无情而感人、严肃的个性与仁爱的涵养、冷峻的战略与随缘的裤思，是如此协调地汇聚于他，毫不奇怪。要消除毛泽东的全部邪恶，就需要一位比毛泽东更有力的人！要消解共产主义革命的后遗症，就需要一场共产主义全部社会基础的“最后一场革命”！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为了中国的新生──让我们拥戴一位！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那么，为了中国的新生──让我们来创造一场！他，必将带来空前的“城市力度感”。他，必能完成中国百年未成的慢性革命。如果他失败了，中国的富强，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所以，他不能失败。为了他的胜利也就是中国民族的胜利，我们理应做出一切投入。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辨、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他面前都是小小的把戏、夹生的半成品。并不是因为他“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极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他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古代帝王曾经面临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他没有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如何胜利：如何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粉末并死无葬身之地！但是，他不会被碾为粉末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超强压力迫使他起而应战。中国民族心中的精神家园，簇拥他无畏无惧。

他清醒地知道：在他前面，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领袖”“也就是说，尽管遭受了一百年脱胎换骨的修炼，新的民族还刚刚抵达升起的地平──作为世界气候开始变化的征兆。但是这一天已经快要来到了。

逝去的历史典籍总是告诉人们：两千年来，只“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充塞字里行间。但是快了。就会有彻头彻尾、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的晨雾里！并以此弥合，前此两千年的民族分裂。党派不再和王朝一样分裂民族。中国的国号，将是简单明快的“中国”二字，不再需要任何附加的赘物。而以往的赘物为证明自己不是赘物，彼此间“以示区别”的结果只不过是分裂了民族。如袁世凯以“中华帝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毛泽东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每一次这样的“改朝换代”，都是巨大的民族灾难。

城市革命的中国则相反，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作为民族整体的有机存在、精神领域生生不息的能量、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技术潜力。──这，才是“我们的中国”。

（另起一页）

第五章

从僭主政体到宪政国家

一，僭主政体的遗产

僭主政体的格言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僭主政治的实情常常还有其下半段：“再由天下大治达到天下大乱”。这是因为，僭主政治缺乏社会规范，缺乏法律基础，结果常常以乱为治，所以最终不得不以治致乱……

僭主政治貌似强大，实际上颇为僵硬，所造就的经济结构、行政活动、民间生活、习惯风俗、意识形态甚至文化活动，经常是混乱的、不一贯的、很少章法的。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每个个体无法采取任何主动行为，唯恐动辄得咎，于是只得画地为牢，甚至主动阉割大脑。但每个人内心深处却充满严重失落。“严重精神分裂的社会”──成了社会学者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病理诊断。

历史学者们大概也不会否认，清理僭主政治这堆乱麻的努力，已使几代人焦头烂额、无功而返，而且迄今为止，依然远远看不到它的解法。完全抛弃这堆乱麻或干脆一把火烧悼它，似乎并不现实：因为这堆乱麻不是别的，而是十几亿人的生活载体、安身立命之所在，许多有识之士甚至认为，抛弃了僭主政治就是抛弃了中国的稳定，而“反对僭主政治就是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样一来，“解决中国难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教科书规定的范畴，如“和平·理性·非暴力”之类，甚至超出人类的能力以外。

其实则不然，现有人类能力在面对中国难题时所呈现的窘态，只不过说明：中国难题的解决、中国乱麻的清理，只能从内部着手，不仅需要从社会内部发动清洗，不仅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且一定要从婴幼儿做起，从头培养中国人的良好习惯，包括行为习惯和思想习惯两端，如果仅仅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借用外部来的武装力量，无疑都不能解开中国的乱麻。事实表明，任何动力，论其为英国──日本式的直接侵略；还是苏俄──美国式的间接干预，都是事倍功半的。而从内部解开中国乱麻的过程，当然是个渐进的甚至漫长的。尽管这也是需要一个决断的时机，来推波助澜。在此之前，如以外力强解之，姑不论是否可能，难免把十几亿人作为乱麻一起处理，如此灾难，将大于汪精卫和毛泽东的革命。

中国难题的解决，应该立足于“自新”。即，针对内部并由内部的动力来产生，这要从婴幼儿期的培育逐步实现。中国难题的解决，对行动者来说，应力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尽管对学者们来说，“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却是吃饭的本钱：行动者和学者的不同习惯，是两种方向，是不同的使命、不同的职业所赋予的，应该各不偏废才是上策。对行动者来说，中国城市革命的实质，是要理顺中国境内的社会关系，包括儿童与成人的关系，进而扫平中国的同质化与一体化过程的种种障碍。

所谓关系理顺，是在中国实现同质化；同质化实现，而后现代化方能畅行无阻。一切现代国家，都是标准化、同质性很高的社会；相反，若同质性甚低，离心离德、各行其是，而欲取得突飞猛进的现代化，未之闻也。

西欧民族国家不必说了，欧美以外，日本是现代化先行的主要国家，它的社会即是高度同质化的，后起的台湾、南韩社会，也是相当同质化的，南韩比台湾同质性能够更高，所以更加稳定而效率更高。就是像现今的新加坡、过去的英国这样种族高度混杂的社会，因为具有强烈同化原先各种族的压力，也能勉为进步。相比之下，拉下美洲虽然同操西班牙语，但因消化不了印第安人和黑人，迄今步履维艰。号称“阿拉伯人”的费拉民族，虽然同操一种语言，但其实来源各异，远远达不到同质性的标唯，结果一败再败于小而强化了同质性的以色列。

印度和非洲人的同质性，更为各种宗教与部族的差异所抵消，不值一提。当然印度有其印度教的纽带作用，相对较好。过去苏联、现今的美国，虽然号称“超级大国”，但久受内部的异质性所苦。苏联因为苦于区域性的民族问题，俄罗斯人的人口比例日益下降，少数民族地区因而独立。美国苦于全局性的种族问题，随着有色人种比例越来越高，西班牙语文和种族蒸蒸日上的扩张，美国日益衰落，种族暴乱、移民问题时断时续。

中国自己的“同质与异质的问题”，又如何呢？

1，在同质性方面：汉字和汉字文化提供中国人以强烈的认同感和传统的同质性，这是中国强于印度之处。天然的地缘条件如喜马拉雅山、天山、戈壁，保障中国幅员以统一、完整，这是中国强于阿拉伯之处。中国人种多数相同，这是中国强于美洲之处，

2，在异质性方面，和那些成功的现代国家相比，中国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A，汉族内部的杂质太多，地方主义与方言盛行，只是冰山一角的表象，根深蒂固的地方情结，使得中国方言和地方主义，可以在较低级别上，和美国的种族混杂、东欧与苏联的民族主义相“媲美”；

B，边陲地带的板块“少数民族区域”也正好也是中国的天然屏障所在，如上述的喜马拉雅山、天山、戈壁，再加上云南边疆，足有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强，虽然异质人口为数不多，但离心倾向常在中原混乱时期就爆发为严重的冲突。

中国现代化过程要求：加强同质性、降低异质性。听任方言盛行、地方主义猖獗，显然有悖于信息社会交流加速的潮流；同时，“民族自治与加强民族团结”已被证明为强人所难。在根本上，这是保持异质，而非强化同质，如果听任，则中国欲达到现代化社会的目标，将可望而不可即。中国的同质性甚至世界的大同性，既是中国全民包括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所必不可少，那么，如何实现同质性，则不仅是某党派、某地方、某宗族的任务，而且是中国全民族的共同命运，是解开中国难题的钥匙。而说到底，实现中国同质性的途径，只有两条：

A，各宗族独立、各地区分离，以“缩小国家规模”的方式实现中国国家的分裂；此类美其名可“邦联制”。

B，宗族一体化、地区同质化，以中国一体化的途径、在现有国家的规模上、“达到与缩小国家规模同样效果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在这两条“实质道路”之间，还可设有两条“虚饰的道路”：一是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遗产，维持名为民族团结实为分而治之的僭主专政模式；一是筹建所谓“联邦制”，走前苏联的道路，保持甚至扩大中国的宗族、地区异质（苏联超级大国的顷刻瓦解，民族独立是根本原因）。这能使得中国分散现代化的努力，永无强盛希望，永远作为一个散漫的“历史概念、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而半死不活。

到此为止，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选择，其实已经清楚了：

1，如果我们既不要现代化又不要强大的国家，那么就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式的僭主专政，或是以它为蓝本、在其基础上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共和国。先不说它是否行得通。

2，如果我们要现代化而不要强大的国家，那么就不妨分裂中国，以较小规模的同质性国家（或以宗族为单位如达赖喇嘛所主张，或以地区为单位如民进党人所主张，分裂成“族邦”、“省邦”甚至“城邦”，分头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先不说它是否行得通。

3，如果我们要现代化又要强大的统一国家，那么就需要最后的革命：城市革命。以快刀斩乱麻，强力推进中国同质化运动。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一体化：不仅在被称为“汉族地区”的部分，要充分一体化，包括消灭方言、消解地方意识、消除地区差别。因为要警惕，“方”这个概念，古代汉语中恰恰是个比“国”还要大的“政治实体”，如“鬼方”、“徐方”、“淮方”等等。相比之下，“国”在古代反而不过是指“城邦”而已。在中国所有领土上，都需要推进现代化的热身运动：一体化。为保证鱼（现代化）与熊掌（统一国家）的兼得，如果要想不割让中国领土，就得请争取独立的人们，出走中国的领土。

显然，这对大家都很困难，但由于“中国一体化”的压力，此乃“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每一个愿意面对中国命运的人，请选择一把中国的钥匙！

二，民族国家的进程

有识之士大都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前夜，这个民族国家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他们（指一九八九年抗议事件）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那个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旭日东升，每个中国人将有机会自觉地适应民族国家的要求，从而自觉地成长为现代性的公民。中国人也将有机会用公民的方式思考，用公民的方式说话，用公民的方式行动。

宗族形态的、地方形态的老式中国人，已经伴随着大一统帝国与僭主时代而不可挽回地死去。那一个慢性死亡过程极为痛苦，自从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在一七九二年在热河晋见满洲大汗爱新觉罗·弘历的时候，恰巧也是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那时，欧洲已经着手建立民族国家了，而那时的清朝，其实也外强中干了。

但是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国人，尚未发育成熟，甚至仿佛只有半成品与次品、废料、形形色色的行尸走肉，蚕食中华大地。为什么民族国家在中国大地如此难产？

这是否表明，中国民族国家真的无法按照洋人的样板来仿造？这是否表明，中国民族国家因为无法师承自己的父辈，命中注定要无所依托而步履维艰？从而迫使中国民族国家的奠基者们，不得不在死亡边缘去开创属于自己民族的道路？正如满清结束以后，中国追求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最后却落入僭主政治的经历仿佛告诉我们：我们只能从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从洋人和父辈的教诲，去学得生命的真道。

民族国家的公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学习和探索，而不是像过去两千年的统一帝国时代那样墨守成规：自命天朝时，做世界帝国的臣民；沦为亡国奴，则做一个猪尾牛蹄的顺民。公民时代不再接纳臣民的道德，所以不放弃臣民道德，公民事业无从做起。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五百年的春秋战国，要比秦至清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更富于现代性；而《春秋左传》上的忠烈男子，比近代以来的欧美人物，更能推动中国重开霸业。

中国不是注定猥琐屈服于外来统治的，中国的气质体现在“左传英雄”的魅力中，甚至是日本武士道的取法对象。未来的中国人，不必欣赏武士道；不必欣赏欧美人：因为这些玩意儿我们先秦时代的古王国应有尽有。

王国时代，在文化上是夏商周三代到秦两汉的中国本土文明；在政治上是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其间人物与日本的武士和欧洲的骑士十分相似，是因为这三者同处巨大的“战国漩涡”的争霸，这漩涡不仅囊括了当时当地的全部文明国家，而且拥有当时当地的“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也就是说，拥有大片“半开化的蛮族地带”。

而今天的中国，不仅不再是文明的中心，而且丧失了我们的藩国──朝鲜、越南、日本、尼泊尔、阿萨姆、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西伯利亚、印度尼西亚、琉球……这种由老大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化，附庸国和在这种形势下，新一代国人被迫认识到，中国不再是“天下”（即世界国家），而仅仅是“民族”了（即民族国家）──我们需要重新学会那些已被两千年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和蛮族入主给强迫遗忘了的统治民族的本能：如春秋战国那忠义无上的烈士美德：中国人，必须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倒退”：回归自己的祖辈精神，以便彻底调整好“进军世界的步伐”。

一千年来，最后一个纯粹的中国英雄，是死在北京的文天祥。北京，由于文天祥历时三年的殉难，而神圣。帝国时代由于文天祥藐视世界征服者的气节，而不再一无可取。有人说，当陆秀夫背负幼帝投海于崖山的时候，中国士人的气节就开始划上句号，中国也失去了不再由宦官和宫女豢养的帝王。从那灭绝人性的日子以后，就连中国的民族英雄，也带上了蛮族特点。而且还没有蛮族的野性！蒙古的野蛮化、清朝的种族统治、共产党的阶级统治，像幽灵般困住了中国，到今天我们还在吞咽他们的荼毒。于是，中国没有了主心骨，国人仿佛是流离颠沛于山谷的蚁蝼，山洪一来，随波逐流。国人的眼中充满惶惑，东张西望，察言观色，时刻准备投机取巧甚至流窜逃亡……丧失廉耻的生活，繁殖在阴暗的夹缝，幽深不见天日的大峡谷，代替了《诗经》中的精神家园。

我们的年代何其绝望，我们的生存何其卑鄙，我们的吁求犹如垃圾。得救的最后一条道路，似乎已经断绝。我们像麻疯病人，与世隔绝、遭人厌恶。我们的护照是耻辱的标识，我们的肤色是卑贱的代词，我们绵延下去的希望，也被嘲弄；我们所残余的，仅仅是不为人知的咒诅或是祝福：愿未来的中国，实现僭主时代完成不了的民族事业。让我们含着泪水来祝福，诅咒不知泪水为何物的人们。

今天，我们在命运女神的摆布、折磨下呻吟，除了这发自丹田的祝福之外，还能干什么？但愿我们保持──磨灭不了的信仰；但愿我们存有──摧残不掉的精华！哪怕只有一点点，作为过去的纪念和未来的种子。现在，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信仰！坚定的信仰如同生命需要的体温一样。“信仰的力量”是一切宗教的内核，世间一切美好，哪有不起源于宗教者？“我相信上帝，但不相信宗教”──这真诚的自白固然可以成立，但深入一层便不难发现：支配诚者的信仰力量，其实就是上帝。

人生的最大恐怖，是幻灭。什么是幻灭？幻灭有一千个代号、一万种形态，但根本上却是“对原先的信仰失去了信仰”，在这种意义上，宗教比科学更为要紧！因为连科学，也是基于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宗教”。

我们的信仰是：残酷的夹缝，可以夹碎我们的身体，但不能粉碎我们填平峡谷的愿望！填平中国历史的大峡谷，舍我其谁？精卫的子孙！勿忘炎帝少女的风范！

我们的信仰是：这个夹在逝去的“世界国家”和未来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现代中国，这个心灵的炼狱，这个集污秽大成的超级阴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国，甚至不是国家，它的存在意义仅仅在于：为世界国家还债，替民族国家开道。

没有僭主时代的卑微，哪有民族国家的崇高？没有僭主时代的罪孽，哪有民族国家的纯洁？没有僭主时代的堕落，哪有民族国家的升华？──不要为僭主时代的幽谷而哀泣，民族国家的山峰将由此起；那时，我们将以“成为它的地基”而自豪，哪怕这是被认为相当愚蠢的自豪。

放弃了父辈遗产、洗尽了亡国奴耻辱的新一代，将迎接这样的生存：他们不是西洋的模仿者，而是自己民族国家的缔造者。

民族复兴运动的使者，需要一个“青年中国”，一个不仅在精神上年轻、充盈活力的民族，而且在生理上年轻、社会结构上非常年轻的中国。它以生气勃勃，向垂死的文明大胆挑战。它的粗暴吼声不仅振聋发聩，且刷新历史、回应宇宙。一个由青年组成并由青年人统率的中国，一个反抗文明世界“老年化趋势”的中国，可以把中国的劣势变为优势：贫穷与年轻的结合，将所向无敌。它责问现代世界的种种腐败、伪善和衰弱；它锤炼人类身上的层层锈蚀，它切除动物庄园里的艾滋病。

而在这一天来到之前，“中国民族”多少还是一个属于未来的概念。中国民族国家必须在形式上反对僭主政治，只有形式上的反对者，才是历史意义的继承者、发扬者，正如制度上最好的改革者，往往是政治上的叛离者。宪政时代不仅叛离僭主政治，也叛离帝国时代；它将冲毁色目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奴性思想和淫乱制度，中国的百年国耻、千年臣子恨，将划上句号。

三，不以党派分裂国家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西方文明，满清集团所窃取的帝国统治下麻木不仁的亡国奴众，像僵尸一样迅速腐烂。五十四年后，尾大不掉的清国，被小小但坚韧的倭寇，死死咬住不放，签下举世震惊的《马关条约》，从此中国百年革命的巨型手术被迫开始。

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痛感丧权辱国的悲哀，无力振作国家颓势，从此陷入绝望引起的精神崩溃中。由麻木不仁到迅速腐烂再到精神崩溃，也许是黑格尔或是马克思所说的“进步”，但这种色目人的进步，却是中华民族的浩劫。这之所以是浩劫，其象征在于鸦片战争九十七年后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我们想到：谭嗣同的自我牺牲并非庸人自扰，而是对南京大屠杀甚至是对比南京大屠杀更大的民族悲剧的预感。满鞑子砍杀谭嗣同的那一刀，在象征意义上，是南京大屠杀的开刀，也是中国百年来上亿名被杀害者的试刀。

《马关条约》带来瓜分中国的厄运，百年来的中国，并没有从《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恶习中完全解放。甚至像毛泽东的“反帝”．也习惯于拿中国人民的血汗，向赫鲁晓夫赔款，去偿付莫须有的朝鲜战争的“军事贷款”。甚至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也习惯于慷中国人民之慨，免除日寇的战争赔款，向日寇输诚，中国免除日寇的赔款。这比日寇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有过之而无不及。迄今为止，我们民族还没有从《马关条约》的精神创伤和精神崩溃中，复原过来。还不能自觉争当世界一流国民。即使毛泽东这种标榜“反帝”的家伙，也在通过卖国去求荣。

百年来，在中国国家体制的前途上，因《马关条约》的后遗症，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与实践。一曰“分”，一曰“合”。“分”的主张从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论”到三十年代的“红色割据论”再到现今“联邦论”、“邦联论”甚至“台湾独立”、“西藏独立”等等，一般来说，它容易被在野势力接受、利用。“合”的主张从“五族共和”到“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再到“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再到“一国两制”等等，一般来说，容易被执政势力接受、利用。请看以下事实：同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就经历了“分”（红色割据，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苏联卫星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合”（建立抗日民族联合阵线，拥护蒋委员长，“分”（分裂国家，建立边区人民政府）“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调一个统一的中国是不能放弃的根本原则）的“原则改革”。这些理论与实践上的变化，正好与它受压迫──压迫人的权力形态变化，完全吻合。

同样一个中国国民党，也经历了“分”（驱逐鞑虏）──“合”（五族共和）──“分”（广东政府）──“合”（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分”（独立的政治实体）等变化，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变化，正好与它在野──执政的变化，完全吻合。

由此可见，“分”与“合”的理论与实践，至少在中国，经常是从属于党派利益的，因而也经常里“工具理性”的。我们之所以避免说它“不真诚”．是为了避免陷入“道德审判”的闹剧。既然如此，难道民族国家的建设者，还要重复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党国老路，由于在野或是由于期待执政地位的党派利益，就以分裂国家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手段？虽然，主张台湾独立、西藏独立的理论与实践，与上述为了中国进步而首先分裂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有所不同，因为前者是主张把台湾与西藏，从中国永远分离出去的。他们宣布，这种分裂中国的努力，是为了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的最高利益，因而是代表了“民族利益”。

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在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新著《新兴民族》中，就断言台湾民族是新兴民族，应该像美国脱离英国那样脱离中国。而有些极端的台独份子，更提倡“脱华论”，宣布“台湾人”在种族、文化上都与中国无关，而是各地人种的混合，并力图为此寻找考古学上的证据。但是，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是否具有当年北美殖民地人民那样的要求，“不独立，毋宁死”？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以一场牺牲惨重的战争，来赢得独立？相反，民进党人一直告诉台湾人民：台湾即使宣布独立，中共也不会武装入侵。好像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台湾海峡，比十八世纪的大西洋更难逾越。这是为了谋取党派利益而进行的政治宣传，不是真在争取本身的利益。而西藏流亡社团有时发动武装起义争取独立，有时又和中共谈判西藏问题和平解决，实际上这两条道路都是死的。

第一，西藏人民和台湾人民一样，根本没有做好通过战争来赢得独立的谁备。因此违反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和平愿望，而一意孤行地推行台湾独立、西藏独立的政治豪赌，显然是基于民进党和流亡社团的党派利益，而不是基于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的“民族利益”。中共本来和任何可能获得稳定执政权的中国中央政府一样，都不可能同意台湾、西藏独立，因为割让台湾导致南京屠杀的事实，迄今还历历在目，令人恐惧。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姐妹在大街上被敌人扒光衣服轮奸，然后开肠破肚，扔到阴沟里烂掉。甚至连江精卫都不愿意，连江精卫都是南京沦陷后才出来“曲线救国”，而不是预先售卖祖国的领土。因此，要让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签订割让台湾的协议而不经过一场血腥的战争，实在难以想象。

那么，在意欲分裂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中，有没有真正排除党派利益的考虑，同时又真正基于“基于客观条件的主观善意”呢？也许有的。在北京，我听见一位“热爱中国的日本友人”说，“中国的国家规模太大了，因此就很难现代化。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而允许各民族独立，甚至各省区独立，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考虑。”我们知道，“日本友人”也又确实“热爱中国”的，但是他并不同意为琉球人民的感情而同意琉球独立。事实上琉球从来都不是日本的有机部分，和日本的关系比和中国更为疏远。但作为日本人，绝对不会为了日本的利益而同意把日本列岛分而治之的……

但我仍然愿意在此，就他的命题做严肃深入的讨论。论者常把中国、日本两国的“现代化过程”做比较，因而发现中国走了太多的“弯路”……无怪舆论界常常哀叹中国国运不济、“老是错过发展机会”……然而，人们忽略了在现代以前的中日两国，社会结构就是根本不同的：

1，现代以前的中国是与现代印度人、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拜占庭人、巴比伦人、埃及人相似的大一统社会。他们各自经过文化民族的阶段，建立并支配了当时当地的“世界帝国”──时至今日，帝国的主人、大一统民族或消亡或沉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现代前夕的日本却是与英、法、德、俄、西、意等欧洲民族国家同时兴起的区域性国家。他们没有建立过同文同质的世界帝国，他们属于“前大一统的时代的文化民族”。而其中，日本奉行的“封建武士的制度”（完全不同于当时代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大一统社会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和欧洲的“封建骑士的制度”，如出一辙。以前说过，中国先秦社会，在进入秦的大一统时代之前，以及其他大一统民族在进入世界帝国之前，也都奉行类似的、真正意义的“封建制度”。而不是中共紧跟欧洲中心论者瞎起哄的时候胡说的那样，先秦中国中国是所谓的“奴隶社会”，而封建制消亡以后的统一帝国反而是什么“封建社会”。

中国比日本的社会进程提前了两千年，例如在社会形态的发育上，中国的战国时代比日本的战国时代、秦始皇比德川家康，超前了整整一千八百年！使得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过程必然不同。比上述不同的社会条件更加重要的在于，现代中国比现代日本的人口多十倍、版图大三十倍。但中国的这种先进，对它进入现代化过程，似乎不仅无益，而且好像有害：因为现代文明恰恰是起源相似于日本和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而不起源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社会！

这宿命的条件，比“日本人善于学习”更重要。例如在我们看来，所谓“东亚病夫”的深刻含义，并不是体质上的：是文化上的“古老东亚的大一统遗民”，对“封建国家所创造的世界秩序”无法适应，从而沦为“有病的……因此，使之健身的方法，不是体育运动，而是社会运动！本书所论证的“城市革命”，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建国运动！

显而易见，中国人要像日本那样达到现代化指标，就必须先使自己完成“从大一统帝国的遗民，向现代民族国家公民的革命性转化”。这一转化若不采取奥斯曼帝国式的分裂、甩掉包袱，则只有通过“强制动员的国家一体化运动”来实现。事实上，共产党和国民党这百年来的所作所为，自觉不自觉地都体现了这一“强制性的国家一体化运动”，尽管它们的路线和借口，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但其“改造中国”的客观意义，却是把中国从庞杂的大一统社会，改造为同质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个过程类似于反自然的“愚公移山”，所以必定充满超巨量的血泪、大面积的灭绝。

摆在中国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是奥斯曼人的分裂、阿拉伯人的散漫、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内战和解体；是新加坡与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最终造就德国与日本式的民族国家。如果我们不甘心像过去的罗马、拜占庭、巴比伦、埃及、印加那么溃灭，而愿意为民族生存、社会发展竭尽绵薄之力，实际上并没有“直道”可走。与日本相比之下的“弯路”，也就成了“必由之路”、甚至成了“民族的祝福”！用一个颇为残酷的说法，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一次“错过机会”，都等于多给了中国一次改造自己亡国奴习性的机会！

没有人能逃离“这劫难式的定数”。──“你不过问政治，政治要来过问你！”这劫难的宣言，迫使旧中国的遗民，背井离乡，甚至流亡他国，但也无法彻底摆脱这一劫难！因为他很快发现，厄运就在自己身上，那些现代民族国家，比中国更需要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而不是大一统社会的遗民。移民过程，无法使遗民成为新民！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几亿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太平天国牺牲了数千万；一九一一年──一九五○年的内忧外患的“武斗”，牺牲了数千万；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继续革命的“文斗”，又牺牲了数千万）。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几万亿财产的毁灭。过去了的痛苦，已经淡忘；尚未到来的痛苦，也会过去。中国，哪个现代国家像你这样多灾多难；没有。甚至俄罗斯也远远比不上。因为，俄罗斯只是拜占庭帝国的变种，并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大一统社会。而印度、阿拉伯人在建立世界强国方面的地缘优势，也比不上中国。世界帝国的遗产与民族国家的复兴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力量之间的撕址，使我们的历史步伐变得格外沉重。

四，中国信誉系统的重建

我们的祖辈文明曾经造就信义至上的礼仪之邦，否则不可想象他们如何创造那样伟大辉煌的文明。世界上文明虽殊，但都无可置疑地拥有它们各自的社会信誉系统，并以可靠的信义作为文明兴起与扩展的保障，没有信义基础的社会，势必动摇，自保都难，遑论重新出发，开创新局？但一千年来，由于一再屈服于蛮族统治，中国的信义像中国的气节一样受到摧毁。而即使击败蛮族得以复国之后（如明代和民国），重新组合起来的中华信义和民族气节，却像是“横遭打碎后再用人为方法重新组合起来的瓷器”似的，貌合神离，外强中干，一遇危机，立刻冰拌瓦解，其表现就是所谓“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的深层原因，就是兵民都是风派，见风就转舵。墙头草的性格，使得中国一百五十五年来全方位地一败再败于西方和日本，中国不仅在社会政治方面信誉扫地，而且，即使在一千年的亡国奴历史中也从未受到质疑的文化信誉，也趋于破产。中国的文化商标像政治信誉一样贬值，国人在西方优势下日渐增强的洋奴嘴脸突出说明：中华信义的根基即使在高级文化领域中，也被连根拔起了。

中国人，已经不幸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丧失了自己民族的根基，沦为无业游民集体，沦为“浮萍”。现在，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难题之道，必须从重建中华信誉入手，否则只是治标而不治本，难免重蹈明朝灭于满洲、民国灭于苏联的覆辙。而我们知道，在作为苏联傀儡政权的意义上，毛泽东不过是个“反水的吴三桂”；吴三桂反清失败，毛泽东反苏成功，仅此区别而已。

在建设中国宪政社会的“新权威阶段”的准备过程中，城市革命的战士们要依据中华信义来行事。他们相信，重建中华信誉的努力，必须高于任何领袖、任何权威、任何集团利益、任何阶级利益，因为中国城市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中国民族国家，而绝对不能在推翻中共僭主专政的党国之后，另立一个新的什么党国，从而使中国民族国家的进程再度受挫。中共僭主集团的党国，必须还原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家园”，即“中国民族国家”。而这样的民族家园、这样的中国民族国家，如前所述，必定是个超越僭主专政的宪政国家。

城市革命的战士，与他们领袖之间的关系，因此是建立在中华信义和中华信誉的基础上，是约法的、契约的、权利和义务双向的法律关系：而决不能像士兵和军阀的关系、共产党员和中共僭主的关系那样，建立在私人依附或组织依附的基础上，私人依附也就是破坏民族效忠的集团依附，仅有指令的、人治的关系，是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单向关系。

僭主时代的嗜血威胁和畜群催眠等闹剧，应该结束了。

城市革命的战士、民族国家的缔造者们，要在中国推出“结束百年革命的决战”。他们必须在自己身上率先驱逐百年革命的阴影、消除僭主专政的残余。

中国祖辈的价值观念、为人风范、行事原则甚至是日常用语、思想范畴、世界观念、内心感受──都将在新的层次、以新意义得到复苏。婴孩坠地，死灰复燃，崩溃的世界奇迹般地再现，中国人，像千年之前把“外来的佛教”重新融入“自己的理学”那样，把“西方的真理”重新融入“民族的精神”：西方的准则不再作为名词和教条，而是作为活力的测验而得以融会贯通；欧化的冲动，将作为克服列强的方法，受到规范；文化殖民的遗迹如所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那些标榜追随自由主义而实际沦为仆从的二鬼子流派，将服从中华信义，并在中华信誉可以接受的幅度内被消化。

──“师夷之技以制夷”将在更高的意义上重新成为新的民族精神。中华信义，成为中国民族国家的精神生活中最强力的凝聚因素！中华信誉，必是未来中国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中最强力的指导力量！宪政的、规则的统治，必是未来中国的基本构架！任何个人、集团、阶级、领袖，都必须接受它的指导、它的制裁；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它的保护、它的养育。……这股建国运动地风潮，将不可阻遏，谁反其道而行，就只能重蹈中共的覆辙。

中华信义在精神生活的领域、中华信誉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发展，因此是与“回归祖辈的文明”血肉相联的，其成熟形式，或以某种“复古主义”的面目出现。这可以称为“中华信义的原教旨主义”，它一反二十世纪中国生活中丧失信义、不讲信誉的奸诈倾向，它倾吐中国内心一千多年的屈辱，它雪洗中国脸上一百多年的耻辱。它宣告社会政治的革命将在精神领域结束！可见的“情”将替代难见的“诚”，而成为中国民族的誓言！

惟其（“信”）可见，所以成为社会契约：惟其（“诚”）难见，所以只是内心独白；惟其（“信”）可见，故可以成为宪政的基础；惟其（“诚”）难见，故经常沦为亡国奴的遁词。

让我们摈弃单干的、内心独白的、亡国奴遁词的“诚”，像摈弃弱国灭种的瘟疫；让我们迎接互助的、社会契约的、指导宪政国家的“信”，像迎谒起死回生的王者。我们永志不忘：由于践踏信义，共产主义的庙堂如何沦为污秽之地；由于破坏信誉，共产主义的师爷杀人纵火、吃喝嫖赌；由于玩弄信仰，共产主义的传道如何成为集团掠夺、僭主专政的借口。由于丧失了“信”，它的布施是呛人的石灰；由于丧失了“信”，它的偶像只能是胡子一个比一个少、最后连头发都稀疏不全的“马──恩──列──斯──毛林”！

有志于创造历史的人们当然知道，复古主义也罢，中华信义的原教旨主义也罢，是健康的建国道路，必将引导我们重返祖辈的精神家园、建立一个值得我们热爱的民族国家。那负责招魂的大司仪，不会沉溺到无以自拔的地步；否则，他就不是司仪而是牺牲品了。没有人比他更能透视这个生命的命理！所以，“招魂”的意义是在激发民族本能里沉睡的潜力，“让集体无意识的瑰宝升到意识的海洋上”。他以祖辈家园的巨纛，破除崇洋媚外的魔法。他的招魂，使现代生活的压力变得轻松。他拒绝国粹派，正如拒绝西化派，他不要如履薄冰地效法古人，正如他不要鹦鹉学舌地摹仿西洋。因为他知道，社会的健康和活力，来自文明信义和社会信誉，而不是来自某种信义一信誉所衍生的文化形式、社会形态。模仿文化形式、效法社会形态，只是治标；惟有重建社会信誉、重获文明信义，才是治本、他知道，文明沦丧、百业萧条的病根，不能用任何残暴的洋教──如共产主义或别的主义来医治，拔除中国的祸根，除了以我们自己身上奔驰的热血，还能以别的什么；扫荡中国的属弱，除了以神奇的引力聚集民族精华，还能以别的什么？

让我们汲取无情的教训。建立宪政国家所急需的，早已不再是什么“启蒙”。因为中国民族国家的进程，早已脱离蒙馆阶段。建立宪政国家所急需的，早已不再是某种“正确的理论指导”，因为中国已经试验过一切理论。现在，情况再清楚不过，中国急需进入的，是“建立新的信誉系统”，并在新的社会信任下，采取行动，团结合作。

政治理论的救世，已经过失了，不断的思想政造，哪有“行为规范的定型”重要？“新的社会制度”之功效，怎能与“新的社会信任”相提并论！没有社会信任，再好的社会制度，都是一纸空文，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干瘪的定义、枯燥的条例，应当让它见鬼去、“见卡尔·马克思去”。

中国需要的是，激动人心的内在醒悟：信义至上。它将以一种真正的人民运动而不是运动人民的形式崛起，势如燎原，不可操纵。没有这种来自底层的活力，中国的内在变革和外在建设所要消耗的超级能量，是无从产生的。这巨型的人民运动，不仅席卷“寻求个人温饱的流民”，而且打动“寻求民族出路的志士”。它用全新符咒，激励全民总动员的方向，扫荡那些丧尽信誉的旧国家机器。它播种新的社会信誉，这场最终将超越政治层面的人民运动，将把外在的崇拜和内心的服从，有机结合起来。自律是它的杰作，它超越阶级斗争的工具，也超越僭主夺权的掩护。它回归祖辈文明的道路，它是中国复兴的外壳，并延伸为，“从帝国时代通往宪政时代的桥梁”。

礼义廉耻的核心，是“信”；智仁勇严的核心，是“信”。失去“信”，一切现代化都无从谈起，为了信，可以把国粹派的国粹如繁文缛节等，一一送上祭坛；正如考古家把瑰宝与古董，一一送入博物馆藏。死人的东西，是在鼓动活力而非限制活力的意义上，成为“现代生命的合伙人”！为了“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原点精神”，请允许我们，把“灰尘”一词从新生命的辞典中永久删除！为了祖辈家园信义至上的贵族精神，请允许我们，把“无信”、“无赖”等语汇，从新民族的辞典中永久删除！

宗教是人生的终极形态，而信义则是实现终极超越的凭借，信义的人生，是一切虔诚者的归宿！往世的宗教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创教者的战略──是个渗透力强并能征服无意识深部的“液态的利器”！新的信义，因此并不执著于自己，而是自觉于人生的战路布局！作为至高者赐予的文明支点，宗教的教育应该敦促中国恢复社会信誉、人际信任、国际信用、宗教信仰。中国必能恢复信誉、信任、信用、信仰，否则中国必然消失在全球化的洪流中。

中国的自由，取决于能否确认这样的信义；中国的自由，将首先体现为民族的信义：因为任何个人自由，都以民族的信义作为前提！

中国人要获得个人自由，解铃还须系铃人，而第一步，就是焚毁“半殖民地时代的最后遗产”──以共产主义名义号令天下的汉奸枷锁！为扫荡这个枷锁下的残渣余孽，中国民族须先完成全民总动员的城市革命，不是为了革命与战争，而是为了持久的和平！为建立民族的秩序，要破除号称“阶级统治”的僭主专政，要回归祖辈的尊严，要尊敬中国的资源精伸。

天神般的汉官威仪，不仅刷新世人的耳目，而且创造文明的规范。这不是局促的“新儒学”，不是拘谨的“新礼教”，而是拥有更广背景、更深根须、更少顾忌的人民运动。只有全民的精神运动，才能激发全民的热情，使之持久且无法证伪。而且它本身就是证伪过程，一切具有实相的个人、组织、制度、说教，最终难逃这慢性撕裂的证伪过程，突发的宫廷政变、预谋的中层革命，都无从在如此的深度、广度、时间跨度上唤醒“麻木的大众”，使他们自觉、自律，获得人的应有尊严。

我们深信：中国大众的麻木是长期的亡国奴历史造成的，并非不可救药的生理现象。因为大众的麻木是长期被剥夺了社会参与的权利所造成的恶果，也就可以通过激励──淘汰──培育的教育工程，予以消除。

只有“产自中国文化原始土壤”的力量，方能“使中国民族回到祖辈的家园”──并在原点上的、贴近大地母亲的还原运动中，重获文明的生殖力。而“儒学”也罢，“礼教”也罢，作为“百家之一”、“士人的教养”，并不能在空间──时间两个深度上，使中国民族获得“进入现代社会与民族国家所不可缺少的社会同质性”。

建立中国民族国家的一切周折，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各种空头政治理论及其理论脱离行为的商标哲学是多么贫乏、小器！我们谅解他们的贫乏与小器，因为没有一位“学者名流”的认识，能赶在“宇宙春潮”的前面。不能语秋的夏虫，不被甩出生命的轨道，就算万幸了。它们治标而不治本，无助于澄清中国社会的乱源，例如l，亡国奴的历史包袱；2，失去信誉──信任──信用──信仰的无信义状态。无信造成无赖，无赖造成精神堕落、社会解体。这种空头、短视及其误诊、误医的结果，是火上浇油、乱中添乱。没有信义，只有“五年计划”、“百年大计”，结果是脱离人性、丧尽天良，把中国一次次拖入更深的深渊！

尽管中国二十世纪所遭遇的一切苦难，并没有白费，甚至可以化为一股重建社会信誉的热能，但今天已经很清楚，如果缺乏这股全民动员的热能，中国将纷乱无定；没有坚定的信仰快刀，中国的乱麻无法理成生长的线索。我们也坚信：社会信誉，是中国民族国家的指导力量！宪政信义，是中国民族国家的凝聚因素！人际信任，是中国民族国家的活力来源！国际信用，是中国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宗教信仰，是中国民族国家的终极报偿！有“信”的中国，才是自由的中国！

五，中国宪政系统的树立

当前述“五信”即社会信誉、宪政信义、人际信任、国际信用、宗教信仰得以深入人心、影响人民的行为之后，中国方能逐步有效地确立宪政统治，并使之有机化，这样的“宪政”才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是可以支配社会生活的，而不是脱离实际行为的空头具文。

确立宪政，也就是确立宪政国家的活的灵魂；宪政国家的活的灵魂是内在的建国大纲。而惟有“信”得坚定不移，社会信誉、人际信任、国际信用、文明信义、宗教信仰等五个方面，才能保障宪政国家的成长。

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前赴后继，力图抵抗列强的挤压，争取自身的自由。其社会政治上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而不仅仅是复兴一个唐朝式的包罗万象的超级大国。唐朝其实是五胡鲜卑的杂拌，而不是纯粹的中国。而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其历史文化的意义，则是开辟一个融合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第三中华”，其本身还不是第三中华。

所谓第三中华，是对应于“第一中华”与“第二中华”而言的：“第一中华”是指魏晋南北朝以前的“中华本土文化时期”（可考的文字记载在两千二百年以上）；“第二中华”则是指中华民国成立以前的“中华传统文化时期”（文字记载表明约为一千七百年）；一九一一年以来，秦始皇体制崩溃，中国进入天下大乱的“百年革命时期”，迄今为止八十多年，这是“第三中华”的序幕，它的一切动荡、政组，仿佛第三中华的宣言。

第三中华的最终成型，将取决于对于两种压力的抗衡、转化与再生：

1，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外部压力。

2，以“第二中华的传统文化”为精神和社会资源的“老一代中国人”的内部干扰。

第二中华的资源，接近我们所说的“父辈传统”（正如第一中华的资源，接近我们所说的“祖辈传统）──它是在中华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西域等地的佛教文化成型的。

近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首先在外部压力下趋于崩溃，而后一再的重组也先后宣告失败之后，时至今日，这种举步维艰的压力依然支配中国生活，即使马列主义毛思想所建立的僭主专政，也不能减轻外国对中国渗透压，反而帮助外国渗透得更加厉害。僭主专政尽管施加了残暴的压力，也无法实现中国社会的重组，至于“民族复兴”就更是无从谈起。肆其茶毒的外在遏制，迄今为止只是增强了人民大众的反感与负面适应、消极抵抗。

环顾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外来侵略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

1，英国与日本的岛国形式；英国以罪恶的鸦片开路，用炮舰政策在中国割取“租界”；日本急起直追，要把中国完全彻底地租界化即赤裸裸的殖民地化。这两个岛国是“旧殖民主义”的代表，它们的扩张特点是到海外寻求殖民地。

2，美国与俄苏的大陆形式；美国反对瓜分中国领土、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又退还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洋式学堂；苏联比美国更“好”，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主动“废除”与中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但这两个“因为吃得太饱而撑得难受的大陆殖民帝国”，却处心积虑地改变中国社会的体质，以便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卫星国。

这两个二十世纪新兴的暴发户，是“新殖民主义”的代表，它们的扩张特点是侵占临近的大陆，如美国之针对墨西哥；俄国之针对乌克兰、土耳其、鞑靼汗国、喀山汗国、波兰、西伯利亚、中国、中亚细亚；苏联之针对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蒙古。由于美国和苏联都是一次大战后新兴的霸权，采取了比较新潮的策略，对中国的侵略要比英国与日本的方式，更荫蔽，也更容易让人接受。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近代中国一败涂地？因为，传统中国在其走向现代化的全盘改组中，不幸折断了脊梁骨！中国的脊梁，原是它的“文化阶层”如古代的“士”，和从士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良心与行政官员。近代中国的灾难，是由于士（他逐渐演变为成份复杂但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力衰退的“读书人”）和官僚们（“学而优则仕”），承担不起类似欧洲的教士、贵族、第三等级以及日本的武上、维新志士所发挥的那种社会中坚的作用，无力主导中国的改组。结果改组中的社会群龙无首、进退失据，终致天下大乱、全盘瓦解。

共产党趁乱而起，虽然号称严刑峻法、厉行专政，但始终不脱乱党本色，既失政，又无法，其积极作用只是把中国的危机推向极端，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党也就无从不能构成“士的替代物”，共产党官僚也就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相反，共产党的专走偏锋的极端本性还决定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必是他们的“既定方针”，所以共产党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力量，就本能地、拼死地阻止中国社会形成自己的脊梁──也就是他们不遗余力攻击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即任何不受共产党摆布的民间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典型的外强中干：表面上“八亿人民八亿兵”、“十二亿人民一条心”，好像真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只是钩心斗角、各怀鬼胎的“铁板烧”。“消极抵抗”成了民间的第一本能──故改组中的社会“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不可克服多种社会并发症。

中国社会的改组如何平稳过渡？中国群众的消极抵抗如何平息？

──我们的回答是：新的文化阶层的崛起！一个新的文化阶层，不是现代意义的知识份子，而更接近先秦意义的“国人”和从国人派生出来的“士”！新的文化阶层，不是舞文弄墨者，不是技术专家；不仅是教授、律师、法官和社会活动家，不仅仅是政客、财阀、食客、浪人。新的文化阶层，上述一切的综合。将在中国实现相当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功能。但他们不像中产阶级那么眼光猥琐、思想鄙俗，心中只有一个“钱”字；因为他们肩负社会改组的重担。

他们必须眼光高雅、思想精致，心中充满了“非商品的爱好”──因为他们不是自谋生路的生口，而是社会改组的积极干预者。新的文化阶层，既是尚武精神的载体，又是文化秩序的垂范。果敢无畏、飘逸风采，沉思冥想、博大圆通，缜密严谨、放达自任，精巧湛深、随遇而安──并集一身。这样的脊梁方能达成修齐治平的使命。

文化阶层，历来就是各种不同社会的共同中坚，即使现代人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有它的文化阶层！并且靠它的文化阶层，脱离原始、进入文明。而文化阶层的离心离德，没有不酿成天下大乱的惨祸的：“坑灰末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朝有计划消灭文化阶层的手段，不能固其根本，反而加速自己的死亡。至于汉朝，没有党锢之祸，哪里会有颠覆汉室的“黄巾之乱”？至于明朝，如果没有东林党人的死难，“流寇”也烧不掉朱元璋的祖坟。

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无异于改朝换代的信号弹。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是社会总崩溃的马前卒。毛泽东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临终胡话，为什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摆不脱的梦魇和咒语？不是由于毛泽东的空想力发达，而是由于中共这个僭主政权，从来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阶层！甚至连整体的“知识界”也没有，有的只是被“整”得七零八落、散了架落荒而逃的知识份子……

没有文化阶层的支持作为稳定器，古代两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了七八年一次的周期性运动。这样国将不国、运动连天，是只能“倒退到石器时代”（中共在批判“四人帮”也就是自我批评时如此供认不讳），而不能进入现代化的。史无前例的“乱中取胜”，无法转化成卓有成效的“以乱治国”。

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也是政治革命和社会改组得以发生的先决条件：秦──汉──唐──元──明──清，都亡于这样的革命。如以开明著称的唐代，文化阶层的背离，也导致王朝的覆灭。黄巢当然是典型的例子，但在他起兵之前很久，大批士人就开始“走向藩镇”了。当清廷亡于武昌起义之前，百日维新的党锢之祸已经把“同治中兴”的全部收获消耗殆尽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相当于毛泽东的拜马列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激起传统中国的文化阶层（其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中兴名臣”）的同仇敌忾，而终告败北。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运动”。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而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这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为路易十六的死亡、罗伯斯比尔的断头台、拿破仑的登基大典，做了开路先锋的。至于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悲惨命运，同样标志了文化阶层的背离，是一百年后布尔什维克斩尽杀绝沙皇家族、对上流社会的大开杀戒的预兆。“山雨欲来风满楼”。

反之，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而不是像毛泽东伪善的、反文化的夸夸其谈所说的什么“与工农兵相结合”；那时，新的社会重组才会真正大功告成。

这里关键的区别可以证明：为什么“文化导向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各个国家都先后成功，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破产国家都先后失败？因为文化阶层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反文化运动中的不幸消解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由城市力量发动的现代化转型”。

要复兴一个已经解体的社会，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礼记》这部古代的建国大纲所说的三部曲如“议礼、制度、考文”，就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的。

社会复兴、民族复兴，无法超越文化阶层。而足以实现社会改组的新文化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相反，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等长期苦难，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才是新社会的缔造者即新的文化阶层的摇篮。而凝聚文化阶层的尊贤制度，能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激发社会的活力、鼓励社会向上攀登而不是向下堕落。

而这样的文化阶层，首先是一种“负责的公民”。而他的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前提，而决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僭主宣传可以取代的。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的文化阶层的生长尤其困难，他是在一千多年来的民族溃败、一百多年来的社会解体中，开始重整旗鼓的。因此新的文化阶层必与新的公民人格互为表里，而不是像“外籍华人”那样，仅仅拥有公民身份，却不尽公民义务、没有公民人格。

只有表里如一、理论落实行为的文化阶层，才是新的中国的社会中坚！中国宪政国家所期待的新型文化阶层，不是中共僭主指挥的“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螺丝钉，而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重组社会结构的自在阶层。他以“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报酬。这样的公民人格并不需要过多的世俗化权力，过多的财富、过好的境遇，反倒是他的致命伤。奢侈会败坏他的口味，轿子会瓦解他的创意；权力的罪恶同样会对他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宪政国家的公民人格，能担当最沉重的负累，否则，他的“公民”名号岂不成了“党员”的特权？成了那种脱节于行为的空头理论？

宪政国家的中坚，其公民人格经得起考验。他仿佛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系统。这些器官虽然需要适度的营养，但过少和过多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下窥探的情欲、占有名贵的奢欲──是健康生活的大敌。人们有意无意甚至处心积虑要猎取为害自己健康的东西，“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贱货，不懂古代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性，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贵族的清高，或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社会中坚的深谋远虑：人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中国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行政的强制甚至不能单用法律的规范来管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覆“扫荡”，哪怕是共产党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治运动”，最终也不能使得中国长治久安。“政治运动”这样的“治理方式”，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无法打下现代民族的基础，无法缔造宪政国家的规模。

中国社会的有效管理，要依靠文化阶层的示范性中介，主政者施行“间接统治”，也就是所谓“王道”。相反的“直接统治”则是“霸道”，它只能矫枉过正于一时，不能达到长治久安。在王道秩序中，礼、习惯法、舆论监督，起了重要作用，而所谓“独立的舆论”，正是文化阶层持续发挥影响的明证。

新的文化阶层，不是主政集团的传声简，甚至不是主政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协调性纽带。文化阶层是自在的，不是依附性的。新的文化阶层，可以为主政集团提供兵员，也是人民大众的师表；但同时，他批评主政集团，也抑制人民大众非理性力量。富有教养和有效率的行政、司法、立法，从中生发；人民的荣誉、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从人民中吸取新血，吐故纳新主政集团。

新的文化阶层消除民众的惰性、结束中国民族千年来的消极抵抗、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与伪善。在硬币的另面，作为社会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也是历经了长期压抑之后，为达到社会模式的再生，而不得不动用的休耕。

有这样的文化阶层，有这样与文化阶层沟通的主政集团，才是中国宪政国家的保障。它能解开中国难题的症结，化解民众的惰性，积弱不振的病根一扫而空。中国的脊梁重新树立，消除一千多年的外来统治（从沙陀、辽、金、蒙古、满清直到列强、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消除外来统治扭曲而成的“消极抵抗的国民性”，艰巨的使命，将在他手上完成：

1，新的文化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通过反馈人民的示范作用，把高级文化因子注入人民生活。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让池塘摆脱消极的状态。

2，新文化阶层到主政集团去，以其教养与效率提升政治品质，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民的活力注入主政集团，使之避免封闭性的衰朽，又升华人民的活力。

3，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同情人民，他知道人民的消极抵抗，是针对官僚机器的习惯性压榨所做的自找保护、而要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动员，必须把人民的消极抵抗，化为积极的合作。没有人民的积极合作，宪政国家是无法运转的，更不可能生根、开花、结果。

六，文化阶层与宪政自治

新的文化阶层具体应该有何作为，这虽然说来话长，但从中共失败的地方，就可以看出文化阶层的使命了。例如从中共的反文化政策，从中共虐待知识份子的做法，以及从知识份子被中共僭主专政完全压断了脊梁的窘迫处境中，从这些反文化综合症对人民气质和中国社会的摧残，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些“新的文化阶层应该如何”的端倪。

中共僭主专政，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又泛滥了。虽然中共官员一再信誓旦旦地保证，“读书无用论”只是经济改革中的暂时现象，会很快消失；但实际上，这在中共统治下，早已不是“暂时现象”，而是日益加深的社会病态。这种病态早已被这些山沟里来的野蛮力量的倒行逆施，完全给制度化了。中共的制度不仅打击知识份于，而且不尊重知识本身。

新的读书无用论，主要是由于“脑体倒挂”对民心的冲击造成的，知识越多、收入越少，显然无法提高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市民们对读书不感兴趣。人们宁可去饭馆也不去买书。但这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所以不可能在中共改制以前就凭空消失。中共主政四十多年来，知识份子的地位不断下降，“臭老九”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耻标签，甚至是种结构性特征：中共夺权初期，知识份子先是政治地位下降，因为知识份子是异己份子，需要改造。中共当权派虚拟了一种超现实的“工农立场”，用以反对并要求据此改造知识份子。

为什么说中共宣传的“工农立场”是超现实的呢？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工农大众本来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份子的，什么事都要向“读书先生”请教。看一看武侠小说就发现，甚至连黑社会的亡命徒也都很尊重知识份子，觉得长衫先生应当受到尊敬，这就跟美国社会甚至黑社会都尊重律师一样，因为前共产党时代的社会生活，离不开读书人的指导。而中共推行的反文化的野蛮化政治运动，却反其道而行之，对知识份子大加挞伐。并企图消灭之。

而且说来仿佛奇怪，这种“反传统现象”，却是从西方势力尤其是苏联势力侵入中国后，才发生的！这个问题当然有点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今中国知识份子的倒悬状态，是整个社会的倒悬状态的折射，是传统社会的礼崩乐坏和过渡时代的宪政淆乱，综合造成的后果。礼崩乐坏和宪政阙如的两无状态，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西合璧”的怪胎。结果本应保障社会平衡的法律，成了中共僭主手中的垃圾，甚至成了他们任意摆弄的玩具，中共的法律机构，成了一种橡皮泥。

毛僭主没有胡子，他捏出来的法律就没有胡子；邓僭主个子太矮，他捏出来的法律就是矮子。凡是略有握力的人当权派，各自用自己的手去乱捏法律，把犯了杀人放火重罪的家人统统放掉，宣告无罪，再以诽谤罪起诉受害人，处以重刑……这就是“僭主的法制”。

在未来的中国宪政社会，知识份子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与当局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其独立性是由法律保证的，但这种独立性恰是中共治下的知识份子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不可能具有的，甚至中共当权派也没有法律保证的安全，例如他们政治上失势，就会受到各种控告，甚至被捕入狱，受到形形色色的审判。在僭主专政下，除了僭主，没有一个人的安全是有保障的，甚至连僭主本人也不安全，所以他连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睛。

中国知识份子过去做官要依赖于官府，后来则要等官府给自己发放大米、评定职称甚至分配住房。没有独立的生活资源的人，哪有独立性和表达独立思想的可能！现代中国知识份子形象的人格，回荡着来自地狱深处的沉浊声音。有其父必有其子，有此等社会与心理的环境，必有此等知识份子的人格要素。这些要素有如下特征：勇于意念而使于行动。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具有正常的本能，并有实现本能欲望的各种能力，他也爱慕生活，热切舔舐生活所能提供的微不足道的温热。

受到僭主时代的压力，“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成了他的第二本能。其结果是对生活孜孜以求的同时，却又怀有泯灭不掉的恐惧感。他畏畏缩缩，仿佛中国大地上布满了雷管，稍一不慎，踩上就会身败名裂，每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中替别人挖陷阱，这反过来又恰好构成了自身的坟墓。这一严酷的现实，消灭了高尚的意志和创造的冲动，形成社会自杀机制，它专门拣选人渣以为积极分子，以杀人机器为先锋队员。其结果是造就了一大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和一小撮有灵魂的植物人，而后者正是流落在文化荒漠中的知识份子人格。

前者则用道德哲学粉饰自己的奴性。僭主本人其实是很有理性的，特别当他暂时脱离了群体狂热而面对自己的时候。但这理性也是不稳定的、可随时丧失的，特别当他受到非理性的生活压力的时候。

中共鼓吹的极权主义道德，使得生活变得僵硬和荒诞。让生活服从哲学，必将通向社会贫困和精神贫困的滑坡。多数知识份子毕竟没有蠢到让僭主的压强把自己定型为一个教条主义的木乃伊，他们还有“活思想”，还有遭到中共谴责的健康本能和生活愿望，但他毕竟怯于行动，无力且不敢实现自己的意念。看来毛的《矛盾论》直是太有催眠力量了，它把世界分析得一丝不挂，使得生活的本质荡然无存，除毛《矛》以外的一切魅力，从此变得格外可疑。显然，这是一种受虐狂心理的外射。这个受虐狂不在上海滩头的戏院里找个“专业人士”例如江青同志回家当老婆，就浑身不自在。

但昂贵的道德神话毕竟不是廉价的社会现实。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在“以头立地”的时代，道德检查官的声音其实是以鞭子的呼啸声从外强行灌输的。正如一个魔鬼附体的人，受到巫师催眠被要求做了某事，这事十分荒唐，原本不该责怪这个受害者，但当受害者从催眠中苏醒后知道了自己的行为，却一定要另外找出一种道德理由，来为那件不得已的事大力辩解。他千辛万苦地从哲学书上找了千百条理由，但唯独没有找出那条最根本的理由：他在催眠状态中身不由己地接受了魔鬼的指令。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圣化了那道指令，以便粉饰自己的不幸和无能为力。其结果，在为奴性辩护的同时，也美化了奴役人类的僭主专政。

勇于自责、怯于自重，成了时代的通病。自责并不等于自重，因为他根据外在的指令责备自己，而非听从良知的召唤。也即，自责是迫于功利需求而非源于自身天性。因此那自责的源泉必是鞭子的权威，是对这权威阿谀奉承的积习，是为找到安全的谋生之道而日趋下流的民族性。此等人格，还要为自己“有奶便是娘”、“有更多的奶便是更好的娘”的功利性，找寻虚饰的道德基础，随时随地为自己屈从权威的无原则行为，进行毫无羞耻的辩护。

琐屑的、不知疲倦的希望席卷了一切。有人胡说，中国人很久没有绝望感了，正如中国人很久没有宗教感了。其实中国人不是没有绝望感和宗教感，而是把绝望感和宗教感放错了地方。在中国人身上，那种被叔本华式的论理之鞭剥析得丑陋不堪的原欲，多么顽强啊！世俗的温热，构成精神世界的焦点。他只不过消灾免祸，而不是征服苦难。这种琐屑的、不知疲倦的态度，反过来阻止人们挣脱苦境。结果苦难仿佛在中国人身上生了根，又仿佛影子一般──逃得越快，追得越快，而当你精疲力竭，他也立地成佛：这影子与人的关系，太戏剧性了，你要离开它，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倒卧在地，要么飞升在天。

倒卧在地，是绝望感；飞升在天，是宗教感。既不愿倒卧，又无法飞升，就只能徘徊在亡国奴的冬野上，被命运拖着走。伴随着知识份子政治地位下降的，是社会地位的下降；人身依附关系的加深，不仅是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特征，而且毁灭了知识份子和社会各阶层的人格地位。本来，很多知识份子属于自由职业者，或被马克思主义刀笔吏们定义为“小资产阶级”，有比较独立的生活来源，如医生、律师，哪怕算命、代人书写家信也罢！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只要不犯法，干什么都行。即便在传统中国社会，知识份子也可以做家庭教师，教私垫，甚至练武艺、拉把式，好多侠客也挺有知识。这种人的社会地位虽不很高，但也决不是依附于谁的。

但是在僭主治下的知识份子，社会地位却大大下降，日益依附于某单位。结果人们彼此结识时，第一句问候都是“你是哪个单位的”？这就是说，人的第一属性成了“属于哪个单位”，这比一个人是男是女还更重要。如果单位的状况好，这个人就荣耀；单位状况差，这个人也就贬值了。人的异化，莫此为甚！

很明显，人属于单位，体现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统治一切的制度，这是现代奴役制度，也叫“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亡国奴命中注定要“属于僭主政权”，而不仅仅是归属某个具体单位！所以中国知识份子“隶属于单位”以后，地位还是没有着落。“单位”这个词原是一个数量概念，如“一个单位的药品”之类，现在却引申为“人的主宰”了。

据我们研究，中共治下的“单位”，其功能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氏族”，生老病死奖惩，什么都管，拥有无上权威，是僭主政权的全权代理。这在其他类型的社会，无法想象。一九八零年代中共豢养的研究体制改革的秀才们曾提过一阵人事制度的改革计划，说要破除“单位所有制”云云。这个说法太隐晦了。其实，不是单位所有制，而是僭主所有制。这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随着中共的社会改造，人身依附关系不断深化，知识份子经济地位的下降，成为必然。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人格地位──经济地位连锁下降，是一个历史的逻辑，这决不可能“很快改善”，只能越来越恶化。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中国知识份子才“普遍关心政治”。无论理工科学生，还是教师，抑或钻研古董的专家，都同样“关心改革”，为什么？因为技术工程与自然科学，虽在研究领域中脱离社会与人，而着力研究自然现象、物质规律，但是它的应用仍是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尤其在当今中国，无论你干哪一行，都是吃的政府饭，政府的政策就是你的命运，你不关心它，它也要来过问你最隐秘的私生活！

西方知识份子起源的修道院，具有自治权，其大学因此也有自治传统。自治权的基础是习惯法，所以西方人可以依靠法权的保护，来推动社会进步。日本的现代化成功于，他们的知识份子地位很高，实际上日本知识份子和我们书斋知识份子类型不同，许多是武士出身，对社会本有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力。而在中国大一统社会中，大家都看当官的脸色行事，在重大问题上很少听取知识份子的声音。

如何矫正与补救中国社会的整个反文化传统呢？给知识份子以及社会各阶层以宪政保护，而不再听任僭主的“政策治国”。以超越任何僭主意志之上的法权，保障人们的财产不受掠夺、工作不受干扰。这样，知识份子的地位与人格才能改善。试想，知识的载体如果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很低，知识要获得社会影响力就很难，只能造就一批鲁迅笔下的孔乙巳先生！孔乙巳说话，为什么一开口就被群众耻笑：因为他地位太低，人格也就贬值了。一天到晚吃两颗豆子，当然不可能引起社会的尊敬。这就鲁迅心目中知识分子。

社会模仿谁，就是看谁最有权威。自己的人格都无法独立且处在人身依附关系中的知识分子，如何领导社会、推动历史？所以中国要社会重建，就必须确立一个社会中坚阶层，不管这阶层是官吏，还是中产阶级、知识份子。不首先确立这么一个阶层的权威与影响，没有这么一个阶层的全力支持，社会的有序变革，根本谈不上的。只有当“宪政”而不是任何形式的“人治”支配了中国社会生活，中国难题的解决，才开始找到正确的途径。

那么，行宪政而废人治的主要基础，又是什么呢？是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社会中坚阶层的兴起。它将表现为，许多个人具有普遍而健全的独立判断力，独立的判断力的普及化，整个社会形成多元制衡的体制，而不再被少数人操纵，看风使舵的亡国奴国民性成为历史的遗迹，一套完整而至高无上的法律制度，不允许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凌驾于司法之上，更不允许以权代法。为此，需要培养一个具有社会中坚作用的执法者阶层，推动人民对法律产生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要使得整个民族摈弃“法律是用来整治人的”这一错误观点，因为“法律是用来保护人的”。宪政的第一功能是保护人民不受暴徒和政府的欺凌，这在宪政国家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有效的法律一定要经过人民的授权与同意，并受到专业集团的细心维护。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它，包括政府、领袖等行政权威，都必须服从它。否则，必定追究行政权威违反法律的罪行。

建立中国宪政国家的前提，还要清算马克思主义僭主政权的思想假设，例如，“人是一张白纸，经过强迫教育可以画成符合理想的任何样子，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政府想怎么画，就画成什么样，因为政府无所不能、永远正确。”但事实并非如此，人性有自己的特点，再英明伟大的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任何政府机关包括法院在内，都有他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基本人性。而马克思主义，却否定基本人性，假定人可以任意改造，结果这种错误理论造成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

矫治由此而生的社会病，用“思想工作方法”作催眠，是远远不够的，得依靠宪政，首先甄别人性，然后因材施治。而宪政在后进的、外生型的中国，也是难以自动产生的，它必须通过人为的努力，如教育、自治和公民化运动。

通过教育、公民化运动，培植一个强大的社会中坚阶层，然后由他们推广开来，造成新的社会习惯，打下现代民族的根基。这个中坚阶层，就是新的文化阶层，它必须能够自治，不仅是地方自治而且还是行业自治，只有自治的社会中坚，才能普及宪政习惯、开创宪政社会、缔造宪政围家，只有克服了中国近代知识份子内在缺陷，新的文化阶层才能完成近代知识份子未能发挥的社会功能，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实现中国国家的重建。

七，新文化阶层的精神习性

新的文化阶层，必有新的精神、新的社会习性，以表率中国新的“国民性”。所谓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某种品性。这种品性，或来源于种族特征的不同，或来自后天遭遇的差异。内外命运的不同，造成不同的国民性。因此，国民性无法归入结构主义的研究范畴，而是历史哲学的观察对象。

一个民族群体的“国民性”．正如个人的“气质”，很难用固定概念来概括、把握，但常常可以通过语言流露其风格。个人的气质，可以通过日常语言的差别来体现；团体的国民性，则更多漾溢在诗歌的咏吟中，因此，新的文化阶层，必定有新的诗歌作为自己的宣言，而且拥有自己的宗教、哲学以为注解。这不是近代的党徒们所谓的“理论指导”，因为“理论”往往只是宣传，生命本身是只能被理论“总结”而不能被理论“指导”的。

诚然，腐烂的、亡国奴的国民性，在帝国时代的“父辈传统”中，曾经符合某种急迫的现实压力并满足社会整合的需要，如在战乱不息的诸国之间和平相处，服从天下的统一秩序等等，从现实意义说，腐烂的国民性之形成，不仅证明了中华的堕落过程，也证明人类所具有适应能力。“实用主义”要由美国人发明，说来似乎有点奇怪，从逻辑上说，它应该由“最优良的政治动物”中国人发明的。但生活与逻辑常常是正好相反的。

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并非现代观念中的“团体主义者”，亦非现代观念中的“个人主义者”──团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虽为对应的两端，但在深层关系上，二者相通。但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血缘主义”与基于社区和国家的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对偶，是完全不同的。血缘主义奉行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身家性命”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其地位相当于西方人的“灵魂”。“香火绵延”成为现世血缘关系中替代灵魂得救的伪宗教。

这物质化、肉体化的“得救”，与高级宗教的得救之间的差别，有如我们的帝国时代与欧洲封建时代之间的差别那么大。

涉猎过历史的人们会同意：祖辈的中国也就是先秦的王国时代的中国，其精神习性尤其是其文化阶层的精神习性，当然决不类似于秦汉以后帝国时代的中国。否则，就只有化石结构而不会有《五经》、诸子百家和辉煌扩展的中国文明了。

在《书经》、《诗经》、《春秋三传》中，可以找到无数证据：中国人也曾是强悍的、轻视血缘的团体主义者，甚至是孤傲的个人主义者，务光、许由、伯夷、介子推、庄周……中国人也曾把血缘之上的“身世性命”抛在一旁，积极从事灵魂的事业。──不是为了物欲的满足，而是为了灵魂的过瘾。与此相反的国民性堕落，首次发生在秦灭六国之际，再次深化为五胡乱华之际，最终定型于遭受蒙古、满清四百年蹂躏的亡国奴命运中。

秦与清之间两千年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社会大分化，蛮族常入主等周期性痉挛，巩固并强化了这一堕落。对秦以后天下一统的社会格局而言，尽管有时分裂，但并不是相安无事的分治，而是因为谋求再度统一而陷入不停的纷乱。这时，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对偶，变成“有害的活力”，因此是必须加以铲除的病灶。因为团体主义即使国家主义也是效忠团体，而不是效忠皇帝与职业官僚。这样的公民精神其基础是个人主义，包括独立判断、自由求知等人格价值。结果，秦以后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就是致力于消灭公民精神和人格价值的社会，是文明堕落的泥沼──它培养了大量近亲繁殖的社会政治动物。在这两千年间，取代了公民精神和人的价值的，是诡称天下精神的血缘主义。从此，“支那国民性”就代替了“中华国民性”在大众的心灵深处扎了根，甚至被夸张是“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其实，这只是一个堕落的、亡国奴的印记而已。

在文明堕落的意义上，被战国灭掉的春秋诸国，被秦灭掉的战国六雄，已经预先体验、习惯并散布了亡国奴意识，从而为五胡乱华、蒙古满清的入主中国、西方俄国日本等列强瓜分中国的“帝国时代”的亡国痛史，准备了堕落的内在条件。

从个人传记的角度说，项羽是反抗上述亡国奴命运的英雄，而刘邦则是助约为虐的杂种皇帝：他以流氓手段完成了秦始皇用贵族手段尚未完成的上述堕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中国的革命也是一场比赛堕落的过程。

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杂种精神”取代“团体精神”、“奴隶主义”取代“个人主义”的中华堕落史。杂种精神美其名曰“天下为公”，其实是家天下的极端自私。臣民精神取代公民精神、血缘主义取代人格价值，难得其实永远糊涂的亡国奴习性，成为国人的美德。为了维护亡国奴的大一统，公民精神被扼杀、人格价值遭摧毁，变节屈膝仿佛是可以忍受的代价。

杂种精神虽比公民精神显得宏大而包容，但人性却决定了“兼爱”甚至“博爱”等于无爱，亦即爱的消解。“没有团体的效忠，不会产生袍泽之谊；没有个人主义，便无从舍己救人；国家主义的恶，刺激公民精神的善。”杂种的圆满，不过是走向空洞、腐败的堕落。天下精神仿佛以兼爱缓解了人问的区隔、对垒与斗争，但也同时消解了各垒（即团体，内部的互助精神：人人都变得谨小慎微、反复无常、表里不一、只顾一己了。公民精神的大是大非，反倒成为杂种精神眼中无关紧要的摆设，杂种眼中的神圣，只是偶然的权势，同样，血缘主义固可以在杂种社会中力促社会稳定，但它的危险却在于貌似清静无为的疲软：家族形式尽管是父系的，但它心灵深处潜藏一个“永恒的女性”──血缘主义源于阴性的要求。不论多大浓度的“父系家族”，实际上也都太雌性化了，它阴沉、稳定得缺乏内在活力！披荆斩棘的创造者，万物资始的开路先锋，没有一意孤行的气概而要有所造就，那是不可思议的。

对现代中国来说，血缘主义已是独创力的公敌，因为它的阴性意识形态是守成保本而不是冒险开辟的。血缘家族的统治秩序和它的全部意识形态（我们称此为“父辈传统”），消解了中国文化阶层的精神独创力。它是兼性的中庸：庸俗化了兼顾、兼爱、兼听，只知守成的功利、血缘的维持。于是身体的繁衍与物欲的乞活，成为主题。“乞活”一词在父辈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其原始含义是指游荡的亡国奴──乌合之众。“乞活”成了普遍的信仰，它的座右铭是大汉奸张弘范劝降文天祥时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更强化了血缘秩序的阴性气质。相反，阳性的团体精神与个人主义的对偶核心，却是自找显现，是“大丈夫无所不用其极”，是君子日新其德地进取不息。总之，是尽性，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貌似天下精神的杂种精神与血缘主义互为表里，使社会失去争强好斗的生气；失去有方向的原创性，失去雄性特征，这种堕落使文明沦入柔靡、阴郁时节，在懒洋洋的物欲幸福中纵情享乐，一而再、再而三地亡国。我们在这里，不是作为过去的审判者出庭的，而是作为未来中国预言者作证的。这两组倾向──杂种精神与公民精神；团体精神与血缘主义，不过各适其时而已。但是必须明确，东亚大陆在秦之后两千年间发展起来的“支那国民性”，到现代受到充满团体精神和个人主义的西方强力集团（“列强”）的挤压之后，显出了它的不合时宜，从此获得了“东亚病夫”和“世界弱国”的可耻称号，现在，只有蛮族入侵者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才希望中国继续乐此不疲，继续维持父辈传统，继续被围困在血缘主义的壁垒中，充当亡国奴。这真是富于戏剧性的一幕：两千年来，中原与游牧人（包括金、清等半游牧集团）的关系，越来越像是成熟得有些发胖的女人与精瘦的强悍男子之间的关系，它总是以女性特有的软功夫来与游牧集团的粗野英雄们相周旋……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生气来自哪里，来自游牧强盗的袭击，这犹如老太后若无年轻面首的“爱抚”，就反会显得暮气沉沉、奄奄一息，以至朽坏了。遭受袭击和对袭击的反击，使中国多少保持了一些活性。否则，就彻底石化了。曾获成功的“支那国民性”在近代西方团体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双向夹击下，顷刻冰泮瓦解。团体精神，造就了列强的强力集团，而个人主义传到东方结合了血缘主义，却加速了杂种社会的散沙化危机。中国的天下精神，在列强争霸中成为迂阔的代词，中国新的文化阶层的精神习性，和之以内部宽容的团体精神与有序竞争的个人主义，以求中华之再生！

新一轮中国公民精神，将是团体精神而不是杂种精神的复活。清朝末年，杂种精神已经穷途末路，无法抵御西方东渐的团体精神。这也从侧面说明，父辈中国的血缘主义已经没落腐朽，不行瓦解、扫荡之功，不以生气勃勃的团体精神与个人主义取而代之，中国不能得救。因为强弩之末的血缘主义，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要重建中国民族的文化意志，必先培育文化阶层的精神习性，即重塑一颗心，这颗心，玲珑剔透，在化育未来的过程中，重现祖辈的荣誉，呈现这颗心，无法回避牺牲精神，健全的个人主义，包含着为团体而牺牲的精神；健全的个人主义，包含着超越血缘的英雄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是民族精神的灵魂，也是宪政国家的动力源泉……不仅自己牺牲，也要别人为国效命：这是命运，这不仅在缔造新的中国，也是在改变世界文明的走向。

八，僭主专政不是宪政基础

中国现代史表明，以个人崇拜为基础的僭主专政，尽管血迹斑斑，却无法带领中国走出沙漠，进入宪政国家；那么，新的政治权威与社会进步之间，应该不应该发生关系？如果不该，那又如何在中国建立必要的秩序？如果应该，那么新的政治权威需要有些什么新的特点，才能超越僭主时代，走入宪政时代？

回顾一下历史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走向未来：漫长的、史称“中华民国”的社会失控状态

历尽政客贪婪、军阀割据、党派战争、外国入侵的中国民众，已经动极思静甚至饥不择食了。谁能结束中国的失控状态所加剧的社会混乱，使这“泥足巨人”哪怕依仗外来的一只拐杖（如苏联扶植的穷凶极恶的僭主）站立起来，谁就仿佛是“太阳”，就仿佛是正义的化身，是手握永恒之柄的民族归宿。这种形势仿佛空前的授权。这时，“红太阳”宣说，为了克服社会混乱，需要集权于一身，且需要表现出铁腕的一面，竟然也能得到认同。

“中华民国”的三十八年由于军阀割据、党阀混战，而不能作为统一国家来看待，当时的“国民政府”由于无法控制全国也无法对全国性的灾难真正负责。而国民政府以后的“人民政府”由于娴熟掌握了僭主的伎俩而得以控制这个国已不国的中国。

人民政府是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手段来控制局面的：“相传米利都的僭主斯拉叙布路派人问计于科林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立在田地中，默不做声，但以手杖击落大的穗头，直到所有的穗头齐平为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只好这样回报主人，但斯拉叙布路知道，这是伯利安德劝他削除邦内杰出人士。”（《政治学》第155页）参照“文革”前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血腥历史，可以证实，这种消灭优秀人物的努力，虽然可以强化僭主政治，却埋下民族灾难的因子；走投无路的社会大众虽然一时默认，但终将起来反抗。

但是这种民族自杀为什么在当时却能通行无阻？我认为是长期外患造成的。在民族命运攸关的“最危险的时候”，意识形态的装潢和寻常道德的推理，实际上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了。也正因为如此，现代中国的僭主如毛泽东之流，尽管许多行为无异于刑事犯罪，但却受到包庇纵容甚至民众的原谅，为什么？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吼”的，这是民族绝境中发出的“最后的吼声”。它吼的是什么内容，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吼出来了，这表明它的处境虽然危险但还在进行抵抗。决定胜败的已不是传统的道德与规范，而是谁能聚集社会失控后沦为一盘散沙的群众，进行垂死挣扎，其严酷程度到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地步！

这个垂死挣扎的力量所牢牢抓住的政策、策略、宣传、阴谋、社会组织力量，于是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以这些操作性的玩意儿为包裹，意识形态之药得以让病得厉害的社会机体，比较轻松地吞咽下去。这就是僭主政治运动群众的伎俩。考察一下中国现代史，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漏洞百出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对社会进程与事变，产生决定性影响，关键不在于它的理性，而在于它的药性，在于它不仅投合了时代的心理，还塑造并推出某个“有感召力的人”，作为“药引”。说穿了，散了架的中国社会与人心，所真正期待的并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真理，而是这个善于利用意识形态的药物来麻醉社会痛感的超强人格，这人格不仅要充当社会人心之伞的伞柄，还得填补社会组织上业已空缺的那个轴心。

个人崇拜的基本趋势，在主轴溃散之后的中国现代史里，日渐增强。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和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这一趋势分别退潮过一次。但仔细研究一下这两位死期相距整整一个甲子的僭主之得势过程，很难仅用“封建残余”去解释。事实上，这种复辟倒退是与社会凝聚力在混乱后的重新强化的趋势，是孪生的。十分自然，在失去了社会向心力也就是“环绕着权力轴心”的困惑中，人们渴望某个指引方向的“太阳”，寻找并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投资托付给任何充当太阳的人格。这不仅是帝国时代父辈文化的劣根性，也是当下的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性。

但无疑的，袁世凯、毛泽东这些僭主，全都辜负了民族的期待、违背了社会转型的要求，其结果正如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曾经总结过的：“僭主单独一人统御全邦所有与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专以私利为尚，对于人民的公益则毫不顾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的权力。”（《政治学》第20页）袁世凯奉行血缘主义，企图把政权私相授受给他的太太们的崽子，一如中国的市民农民出身的流氓皇帝；毛泽东虽然没有健全的男性后裔，但还是企图把政权私相授受给他的侄子和“继子”（如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等“政治骗子”），一如拜占庭的军事凯撒。尽管两千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家天下的流氓治国了，也习惯于超级流氓“皇帝”控制下的官僚制了；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现代中国政治所要求的，不是守成与恢复，而是创新与再生：作为社会、文化、心理诸层面的基本支撑力而运行的皇权思想、帝制设施，和帝国时代的奴性虽然融为一体，但却不能帮助中国摆脱现代的困境。

“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的权力”的僭主专政，在古代可以调动社会体制、心理习惯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在近代甚至控制社会组织、经济基础作为支持，但无法说服并统领新一代的中国人，追随他前进，并义无反顾。

在现代，独大和失控的专政机器，沦为纯粹的社会枷锁，比传统社会中的官僚体系更冷血自私，也更加缺乏教养；甚至没有稳定的皇权这一社会仲裁。“好皇帝”就是公正的社会仲裁，正如“清官”就是人民的道德楷模，失去了这些的现代都市的社会大众，也就失去了安分守己的传统美德。这时所谓的“非道德状态”，竟然成为个体自救的必要方式。在僭主专政下，这一矛盾日益突出了。个人崇拜的强化，本来是通过官僚机器而吹拉弹唱的，但个人崇拜却终将反过来打击官僚机器，打击那使他诞生并羽毛丰满的温床，因为“没有任何人和机构可以限制僭主的权力”了。

在不断地尝试确立新的社会规范的运动中，个人崇拜沦为反规范的矛盾体。“僭主必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禁止一切使民众聚合并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和类似目的的任何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好像陌生人一样。……僭主还要使住在城里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借机窥探人民的言行，也可以由此使大家习惯奴颜婢膝的风尚。”（《政治学》第292页）这种作为与从来不知希腊为何物的毛泽东党徒的行事，却有奇妙的相似。毛泽东不是要求人民经常集合于他的宫门天安门广场吗？毛泽东不是禁止集会、结党、教育、文化研究吗？毛泽东不是千方百计地摧毁人民的志气、自尊和互助精神吗？并不遗余力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吗？

有学者以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个人崇拜是一种所谓“封建习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劣根性的表现。但我倒更倾向于同意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没有现实功能的旧习惯，是不可能如此顽强地一再表现自己的。

更何况，在中国传统中，并没有单纯崇拜个人的惯例，皇帝不是以其个人魅力受到崇拜，而是作为一个制度化的象征受到崇拜的，这种象征的特殊性仅仅在于，它是由一个具体的人来代表。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崇拜的实际上是人格化的皇位，而不论坐在皇位上的人是否有能力镇摄群臣。所以在中国帝国时代的官僚社会里，皇帝的更迭并不会导致国家的动乱和政策的天翻地覆。新统治者的调适行为，一般说来并不会幅度很大，无须改变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也不必通过反对前任皇帝的总路线来确立新的权威。

新皇帝出台，哪怕只是一介三岁童子，只要坐在皇位上，大臣们就得跑去叫头、效忠，因为他们选择领袖的余地很小，必须在皇族里寻找，不能到官僚队伍里寻找。因此无法注重皇帝的个人能力，而更多强调皇帝身份的正当性、继承大统的合理性。他们不是惟行个人崇拜以结党营私，而是推行一套制度化了的职位崇拜。职位崇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仅制度化了，且有一套严密的理论作为指导原则。

中国共产党则反之，一个领袖人物下野或去世，马上整个国家的航向就改变。为什么，就因为这基于僭主的个人崇拜，而非制度化的职位崇拜。但僭主专政并不稳定。以苏联史作镜子看：列宁是反对斯大林做接班人的，但列宁死后斯大林排除了托洛茨基和老布尔什维克们，夺取了政权，改变了列宁的政策，斯大林死后，既定接班人马林科夫缺乏能力，稳不住局面，被赫鲁晓夫赶了下来，并开始了一场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但后来，赫鲁晓夫又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然后是几乎照章办事地开始一场清算赫鲁晓夫的运动。事情远未到此结束。勃列日涅夫死活，安德罗波夫上台，又反其道而行之；安德罗波夫死后，契尔年科上台，再反其道而行之；契尔年科死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又再反其道而行之……多么奇特的一出出“否定之否定”的连台大戏！

中共也是如此，邓小平不反对毛泽东不行，彻底否定毛泽东也不行，因为他是从毛僭主的“继子”华国锋手中抢班夺权的“假继子”。接班人制度因而是不稳定的，不仅因为它对领袖个人的能力要求特别苛刻，而且因为它建立在歼灭社会有生力量、压制一切优秀人物的“逆淘汰过程”上。而在前任僭主的独裁统治下，富有尊严和自由意志的能力强人，反受排斥、压抑甚至放逐、杀害，那些唯唯诺诺的继子，又哪有足够的能力，在老僭主死后还能压倒群伦、一枝独秀呢！

这种僭主继承制度永远存在一个悖论，因为它对接班人本身的要求是自相矛盾的，难怪历史一再证明：很少有成功接班的继子。一个继子，若无其政治养父的威望、权力、手腕、人事关系等，就无法继承其权威；而仅仅继承一个名义上的职位，是无济于事的，不足以应付任何危机的。模仿政治养父的服饰、发式甚至举止、言谈，也不能保证权力的延续；没有相应的习俗来支持他，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官僚，并非“君权神授”的象征。在这种局面下，要获得权威，还得依靠个人能力竞技来打打杀杀。如果自己的能力靠不住，就得靠边站、遭受打倒的厄运，以便空出位置来让别人“登上天安门”。

在帝国时代的传统社会中，皇帝的处境并非这样不稳定。皇帝领导不了，官僚可以领导，象征人物坐在那儿，天下就可以太平了；只要支柱稳定，整个权力之伞就撑开了，可以垂拱而治、南面而王。相比之下，帝国时代政治模式的首领更迭，费用并不昂贵，甚至比美国总统竞选的费用还要低，如一九八八年美国人选，仅杜卡基斯与布什决战这最后一役，就花费了美元将近一亿。而像中共僭主政治的权力更迭，其成本却不知比民主选举高出多少，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继子更迭”，由于走上“阴谋加暴力的全民竞选”的歧途，浪费的财富不知几百亿美元，所造成的社会创伤更无法用统计数字显示出来。甚至包括动员儿童参加“助选”，学校全面停课几年，破坏了几代人的生活。

僭主的个人崇拜与皇权的职位崇拜的上述区别，原因并不复杂。

僭主时代的个人崇拜，要求社会的主轴（如“主席”）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必须具有绝对实权与绝对权威。结果就呼唤甚至逼迫一个凡人要把统权与治权合于一身。僭主政治需要一个巨大的僭主人格，作为偶像来予以崇拜：他须有能力撑开整个的官僚机器、撑开社会之伞，而且要靠他去独力撑开。这是何其沉重、何其艰巨的事业！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胜任的超人事业。但是不能胜任他也得强装胜任，否则就会被别人取代甚至吃掉。结果他只能沐猴而冠，如毛泽东自况的那样：“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沐猴而冠的僭主，终于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引入一个实际上无法控制的歧途。

这就表明，短命的僭主崇拜代替不了皇权在历史上的长期作用。靠僭主的能力、威力和权力，建立不了社会主轴的稳定系统，更无法保证官僚体系在僭主死后依然对他和他的继承人保持制度化的效忠。个人总会死的，个人一死，整个社会就动乱，就天地翻覆，这个代价太昂贵了，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对此都是缺乏偿付能力的。在传统社会里，至少在一个朝代内部，这个轴心是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只是当改朝换代或是主位空缺之际，才发生一个换轴运动，主位空缺一般是需要宫廷政变来解决，只有改朝换代时才需要惊动社会，称为“鼎革天命”。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换一个皇帝并不需要来一次政变，来一次政策的大变乱。因此，僭主政治与君权政治的对比，是无制度与有制度之分。亚里士多德对此总结说：“僭主的惯例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僭主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别人也自持尊严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僭主的尊严，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权威的人们。”（《政治学》第294─295页）

但是僭主政治以个人崇拜充当轴心，实际上妨碍了社会形成法治权威，整个官僚机器和社会秩序因此无法持续有效地撑开，乱成一团的构件之间的碰撞，日甚一日；支架重迭、伞面皱折，更是家常便饭，社会内耗势不可免。这一高耗与低效的实质在于：僭主其实依靠虚张声势在混日子，他并没有强大的精神能力和稳定的社会能力，可以充当伞柄，把伞撑开。而他本人煽动的僭主崇拜则是典型的理论违背实际，这种内在矛盾势必削弱僭主制度的合法力量，以致引发体制化的社会混乱。

中共的理论是人民创造历史，甚至是“奴隶创造历史”；但在社会实践上却是十足的英雄创造历史、玩弄群众、领袖一言堂，这种反理论的实践，造成巨大的社会磨擦，在相对制度化、理论与实践较为合一的君权政治模式中，也并不存在。例如中国的皇权模式之所以能造成持续稳定的大一统局面，实在得益于此种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一致。社会轴心在本质上必须发挥精神支柱的功能，见物不见人、服人不服心的社会之轴，是不能成立的。非制度化的个人权力、非哲学化的僭主专政，支撑不了社会秩序，勉强为之，必乱无疑。

在君权时代，君主具有社会仲裁者的地位，只裁判，不踢球；但在僭主时代，社会仲裁者缺位了，僭主本人不得不下场踢球，又裁判又踢球的结果是秩序大乱，对错不分，指鹿为马成为领袖的日常工作。为了结束僭主时代军事共产主义，就产生了重建社会文化之轴的历史性挑战。

中国现代化的一再挫折，正呼吁我们：勇敢地直面这一挑战，并成功地回答这挑战！在未来的宪政国家，即使为了结束血腥的军事共产主义，恢复传统的皇权之轴依然也是难以被人接受的，尤其古老的皇权传统在中国已经断裂了。新一代的中国社会、文化，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轴心，必须走一条超越帝国时代父辈传统的道路，以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其合理形态不该与僭主专政发生关系。

既然拒绝僭主专政，那么，如何建立新的政治权威？我们的回答是：未来的城市革命，必须创建宪政权威以代替人治权威！必须彻底终结秦始皇政治！

不错，在僭主专政的溃灭和宪政国家的诞生之间的过渡时代，也许我们需要一位个人权威作为过渡战略，但是，这位个人权威仅仅是工具性的、礼仪性的，他必须服从民族的目标，而不是像袁世凯、毛泽东等僭主那样，以自己的私利和权力为唯一目的、无法无天。

毛泽东模仿夏桀，要充当一个烤干中国大地的“太阳”，但历史已经无情地嘲弄了这位无知的农业盲流。我们的城市革命可以接受的个人权威，必须懂得限度，必须理解自己只是中国民族现代化棋盘上的一粒棋子：他也许是“将”，也许是“帅”，但决不是“王”；中国的象棋没有王！因为王必须虚位，不能出现在棋局之中！

他必须遵循建立宪政国家所必须遵循的“统权与治权互相分离”的规则，而不能兼任名利双收的权能。如果他践踏规则，他就会沦为毛泽东那样的大输家：赢得了一时的权力却输掉了历史的地位，只做了秦始皇政治的狗尾，却做不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灵魂。他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狗尾续貂的毛氏教训。僭主专政，不能成为宪政国家的基础！

九，寡头政治不是宪政基础

僭主专政的退化形式，是特权集团对政权的把持、垄断，这在共产党的政治术语中，叫做“集体领导”。而在我们前面的讨论中，曾经称之为“政治领袖的权臣化”。失去皇权监护的权臣或僭主独裁下的官僚阶层，是否可以自为一个独立集团来实现社会整合的轴心使命呢？我们的答案是：十分困难。其基本挑战在于，中国现行社会既缺乏团体精神又缺乏宪政传统，在现行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权臣与官僚集团，并不能像英国或是日本的文官集团那样，依靠自身训练与社会的配合，来建立卓有成效的行政权威。团体精神和宪政传统来自贵族主义的政治和宗教信仰的认同，但是这在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官僚社会中早已泯灭殆尽了，尤其是在汉人社会中。

中国的官僚集团，尽管也风行官官相护的凌弱恶习，但他们的团体精神却极为薄弱，这表现为，不能为团体的利益去克制血缘本位的物欲。作为个体，他们把“光宗耀祖”、“培育后代”置于首位，视“团体利益”为“他人利益”的代号。中国的父辈传统，只有官吏精神的市场，而无有团体精神的祭坛；因为横向联系的团体精神的萌芽，在纵向联系的金字塔结构中是无法长大的。没有团体精神和宪政传统作为凝聚剂的官僚集团，无法担当社会主轴的使命。这样的官僚系统，甚至无法实行有效的内部制衡，如三权分立和独立检察官制度等等。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官僚机构的自我监督尤其是中共党官的自我监督，无不流于“贪官污吏自己检查自己”。自己检查自己，是掩耳盗铃，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不动根本手术，解决不了问题。

只有宪政状态方能开创新局：它不由行政当局或是独裁政党自我检查也就是贪官污吏自己检查自己，而是由独立的司法系统来检查行政当局或是政党组织。法院的独立性，使得任何领袖与官僚都不能随意将法官免职。不仅大法官是终身职，而且立法机构成员如国会议员的当选与否，更与行政权威的意志无关。正因为这样，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才有力量去审查行政机构是否称职，是否渎职，是否违法，是否犯罪。

在一个宪政国家，普通平民可以控告政府渎职、违法、犯罪，法院审判核实后可以宣判政府有罪并向平民赔偿，政府甚至可以受到弹劾而下台，国家元首甚至可以坐牢。政府因受贿犯罪而首脑下台，正是依靠“立法与司法机构的独立”这高于官僚集团的轴心力量，维持着官僚集团的效忠。

现在有些学者宣传，说中国人道德瓦解了。为什么中国人的道德会瓦解：秦始皇确立了“以吏为师”即“全国人民向当官的学习”这官本位规范。中共僭主则把这条传统修改为“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体现了军事统治、军阀建国、军事共产主义的特质。其内里精神还有相通之处，这就是把某个具体的特权阶层当作一个道德楷模来学习，结果可师法的“英雄人物”仿佛很多。

在秦始皇看来，当官的（“吏”）就是好榜样，是不言而喻的先锋队、优秀分子。仿佛这样的优秀分子一多，人民就变得道德了，社会秩序又安定又团结。但以吏为师的准则一旦形成，官吏集团的腐败，必然使得整个社会一块净土也没有了。例如共产党官僚进行“官倒”等违法活动，全国人民就都想当“倒爷”。当不成倒爷，当个“倒儿”“倒孙”也是好的。这就是官僚本位社会的示范性。过去人们欣赏英国绅士，认为他们有风度。其实在汉朝时，中国的官吏也很有风度。当时东亚各族人民对中国官吏都很景仰，所谓“汉官威仪，仿佛天人”，说明文明在传播中。为什么呢？因为汉官们都经过严格训练，跟山沟里来的土八路不一样。

在中共僭主手下，当官很容易，只看你忠不忠；只要忠，就给个官。而在传统社会中，做官并非那么简单，要受严格的高等教育和多年训练。当一个人受教育成为候补官员时，也就开始了在他身上建立道德规范的过程。这时老百姓向当官的学习，实际上是在追寻一种教养的规范。可是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僚集团，从牧羊犬变成了吃羊犬，这时候老百姓怎么办？毫不犹豫，他还是依据传统“向官僚学习”！结果是贪官污吏遍天下，平民百姓不能大捞就小捞，尽量逃避责任义务，整个社会一片混乱。所以僭主专政下的社会混乱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态也正是这样。丧失了效忠对象因而丧失了约束和价值感的官僚系统，沸沸扬扬地变成了自谋出路、饥不择食的政客群体，他们仿佛是在一个没有裁判的足球场上踢球。可是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斗争并不是一场友谊赛或表演赛，而是决定命运的赌博与竞争。在这种失去主轴、失去仲裁、失去游戏规则的场合下竞技，不啻一场全面的社会灾难。

随后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了。官僚政客们分化成行贿受贿者，中国的议会在没有宪政传统和团体精神的“选民”支持下，被以官职和银两为生的政治猪仔所把持，沦落为滑稽可耻的聚会。另方面，军阀又在伺机而动，他们以锐利的眼光发现：丧失了主轴的亡国奴社会，正可以成为他们贪婪猎取的对象。政客们以自己无耻的也即丧失了效忠对象的行为，开导了军阀建国的活动。紧紧抓住枪杆子的武装匪徒，从北洋军阀到共产党徒，正是借着主轴溃散后留下的深刻道德裂口、巨大社会真空，而踏上主宰之位。而他们奉行的实力政策，进一步分裂了中国社会。

在这普遍的社会苦难中，兴起了极端的理想主义思潮──反传统主义。它要求从根子上解决中国问题。但反传统主义不仅未能解决中国难题，反使问题复杂化，使社会焦点陷入误区。反传统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功能，是透过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即通过军事集团化的政党之间的血腥党争，来建立一个超越官僚体系之上的社会主轴。这种运动是中国国民党开创的，以后深刻左右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

孙中山开始反对满清时，是主张推行代议民主制的，但他同时也提出建立“军政府”的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导致南北对峙，袁世凯提出的议和同时条件却是要把大总统的位置留给自己。孙中山对此虽是心存疑虑，但无奈国民党内部却有压力迫使他以乔治·华盛顿式的姿态来接受这一交换。革命既然成功了，似乎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孙中山只得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但袁世凯背叛革命，自封皇帝，这使西方式的民主理想和依照西方模式在中国重建社会主轴的努力，遭到致命打击而趋于破灭。这种传统的惯性，迫使海外游子孙中山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新路。他开始要求集中权力，第一个措施就是要求国民党员要向他个人宣誓效忠；以忠于孙中山来证明自己的革命决心。对一个民主革命运动来说，这似是矛盾，但却正好合乎重建社会主轴的“历史使命”。其实中国革命中的个人崇拜是从孙中山开始的，毛泽东不过发扬光大罢了。

孙中山为什么如此理解中国社会？难道他天生带有台湾作家柏畅所说的那种“过滤性病毒”？不搞专制主义就浑身不自在？其实，这一转变不是由中国思想文化的上层传统造成的，而是对下层社会民众心理的一种适应。因为这民主主义者看到，如果奉行一种纯粹的民主共和思想，那么他本人终究不过是官僚之一，与其他官吏在人格上平等。官僚对官僚没有效忠义务，而如封臣对封建主的传统效忠感，在中国已经消失两千年了。上下级官僚之间，虽有服从的义务，但只是基于职位，不像等级身份那样固定不变。“今天我是你的下级，我服从你，明天你是我的下级，你就得服从我。”孙中山要国民党员向他个人效忠，是试图重建一个功能类似于传统皇权但却可以进一步推向民主政治的社会伞柄。

为了消除“民主革命”的这一逻辑矛盾，他创造了一个过渡理论，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中国民主政治的三阶段论；其要义在于，以军政强力和训政强化，暂时取代皇权之轴的抽离所留下的制度空缺，结果造成僭主政治。

另外方面，无论军政还是训政都必须有个“主体”来推动。在一片混乱的社会失轴状态下，谁来充当这个皇权之轴的代用品，以为过渡性主体呢？经过失败与摸索，他终于发现了这种代用品，那就是立足于革命武装力量（军政）和革命政党专政（训政）之上的僭主专政。这东西是他先发现的，后来又在俄国革命中得到证实！所以孙中山就大刀阔斧地改组国民党，要求党的和国家的权力掌握在他个人手里。先党而后国，号称“党国”。

一九二四年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孙中山开始着手确立一种新的组织系统的绝对权威，来代替已被摧毁了的旧主轴对官僚体系的那种支配作用，这代用品就是“党”，用来推行僭主专政。这是一种新型的主轴式力量，不同于民主宪政框架内活动的西式政党。而他作为党魁（“总理”）的，就获得了超官僚的地位，“国父”地位随之确立。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共产党将此推向极端，“党”成了至高无上的力量之源和社会主轴。“东方红，太阳升”，僭主专政是以党对政治权威的彻底垄断为依托的。

但僭主专政代替皇权主轴，却有一个先天的弱点：既然所有官僚在人格上平等，那么如果党魁充当官僚，也同样无法名正言顺拥有皇帝性质的主轴权力。而中国社会现实的压力却又要求一个主轴的出现，所以党魁在其代行主轴的同时，便也制造了两个难题：

1，民权理论与主轴权力之间的巨大反差。

2，党魁不得不向官僚平等的传统让步，不得不允许在他以下的各级官吏，也享有事实上的超越法律的特权。

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灾难性。“无君时代”的僭主政治甚至此君主时代的官僚政治产生了更多的“封建性”：每一个权力在握的官吏在他的领地内，都仿效孙国父和毛主席，成了无法无天的土皇帝。因为至高无上的监控消失了，使官僚机器本身的运转失灵。

君主时代仅仅皇帝一人得以凌驾规则（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这也要受到约束），僭主时代的党魁，为使自己凌驾规则，不得不默认官吏们也放肆胡来。这样的无君时代每个有权的人都可以凌驾规则，如果僭主势弱，政治进入“集体领导”，那么僭主专政就成了寡头专政。如此一来，社会的失轴状态并未消除，不过是在抢劫完毕之后再贴上一张安民告示而已。

从上述事实可见，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一样，不可能成为宪政基础，不论这集团是党，还是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或是中央军委……都不可能做成宪政国家的雏形，因为在这样的专制集团内部，也没有最起码的民主决策程序之可言：中央委员会不是全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不是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军委不是选举产生的。相反，这些下级机构的成员，都是由上级机构的寡头任命的，从而仅仅对上级寡头负责、为上级寡头服务。在城市革命成功之后，民主中国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形重演。

现代文明是城市文明，与城市文明同时增长的，是城市罪恶。城市罪恶既是城市文明的副产品，又是城市文明的腐蚀剂。因此，成功的现代化国家，无不在发展城市文明的同时，有效遏制了城市罪恶，其手段是通过程序化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以及最重要的“社会价值的多元化”、“遍及全民的超越精神”等等，如西欧、北欧、北美诸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永远处在“发展中状态”，不是因为“经济文化落后”或是“帝国主义剥削”，而是因为它们社会价值过于单一，过于务实，在发展城市文明的同时，缺乏控制城市罪恶的手段，结果城市文明的成果无从积累壮大，而是沦为城市罪恶的培养基，反过来腐蚀甚至瓦解了城市文明，如南欧、中欧、中南美诸国、印度、东南亚诸国，一个比一个严重。现在中国也在邓小平改革的强烈腐蚀中，沦为这样腐败的“城市文明”──城市罪恶的试验田。于是色情泛滥、赌博泛滥、毒品泛滥、艾滋病泛滥。

在城市文明与城市罪恶循环往复的社会中，经常会发生周期性的社会动乱──社会改组──社会破坏──社会重建。中国必须从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才能建成现代强国。由于这种俗称“南美模式”的城市文明与城市罪恶循环往复的“发展模式”，缺乏遏制腐败的程序化制度，缺乏全民的超越精神，缺乏形成价值多元化的分洪闸，经济发展往往导致社会大众一窝蜂地唯利是图，城市罪恶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城市文明，而为了继续发展城市文明不得不诉诸清洗城市罪恶的非程序运动，例如共产党国家的政治运动或自由经济国家的军事政变。但这样做法所需要的社会代价太高，终使社会不堪重负，屡兴屡仆，无法提升。

在抑制城市罪恶方面，始终存在两条道路：一是野蛮的道路，动员乡村的甚至野蛮的力量，在抑制城市罪恶的同时抑制城市文明，这是毛泽东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贫下中农管理城市的道路；二是文明的道路，动员城市的反腐败力量，在抑制罪恶的同时抑制野蛮，在抑制城市罪恶的同时控制乡村对于城市文明的反动。

第二条文明的道路需要精细地区分城市的罪恶与城市的文明，然后运用城市文明去引导乡村的反动，而不是把文明与罪恶一起抛弃。最后还要用法理形式把这种区分和引导固定下来，形成抑制罪恶、保护文明的社会化程序。这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一切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上述城市革命，是中国长期革命的最后一役。

这样巨大的社会工程，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更不是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可以独力完成的，它要求全民参与，要求整个民族的总动员，并在全民总动员的社会合作和社会制衡中，稳步前进。因此我们说，寡头政治的政治权威，像僭主专政的政治权威一样，不能构成宪政国家的基础；只有社会动员与政治开放的双向结合，才能在高度自由下保持高度凝聚力，在高度程序化中保持高度的效率，在全民认可的新型政治权威的引导下，实现民主与宪政。

这样的政治权威，必须接受全民公投的检验，必须接受多党格局的政治现实，必须在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的不同要求之间，寻求共同的利益，然后迫使各方进行妥协，在仲裁和制衡中，他推动社会前进，在抑制城市罪恶的同时深化城市的文明，并在创造互相宽容的多元价值、创造互相认同的超越精神的过程中，再造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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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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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与非法性

一、辛亥革命的合法性

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礼记］

二、美国和英国的参照

辛亥革命效法美国革命而起，所以我们可以参照一下美国革命来反思辛亥革命。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现代英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征服者威廉通过对全国土地的重新分配，确立了全国土地都是“受封于国王”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王权下的封建制度。按照封建原则，一切土地都是来自上级领主，而全国土地的最终来源就是国王的封授。

由土地的封授所结成的君臣关系，是一种人身关系。在结成君臣关系时，要履行臣服礼，再举行宣誓效忠仪式，就像美国公民的入籍宣誓一样。这种基于权利和义务的双重关系其实是相当对等的。所以格兰维尔认为，“除了‘尊敬’这一点以外，一位封臣对他的领主并不比一位领主对他的封臣承担更多的义务；如果领主违背了忠诚的义务，那么封臣就得以免除服务的义务。”

英国国王对他的直接封臣所享有的权利，主要是接受封臣的军役。为了争取封臣提供的军事力量，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英王曾实行过货币封土制。十四世纪后，在英国的君臣关系中还流行过“合同制”的方式。例如1346年，爱德华三世在欧洲大陆对法国作战的时候，就和北安普顿伯爵立约，设立了雇佣军。

1343年国会正式分为两部分：由贵族和神职人员组成的上议院以及由中间阶级〔middle class〕组成的下议院。由如此成份组成的国会1354年制定了《自由法》，当然不能只体现上议院的利益，否则，由商人代表的中间阶级所组成的下议院，就会提出否决。

自由法全称是《伦敦威斯敏斯特自由法》〔Statute of Westminister of the Liberties of London 1354〕，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主持颁布的。它把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权利范围予以扩大。例如该法第三章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任何人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之审判，不问该人阶层与社会地位如何，皆不得将其驱逐出国，或强迫其离开所居住之采邑，亦不得予以逮捕、拘禁，或取消其继承权，或剥夺其生命。”从本条规定来看，《自由法》所保护的权利主体已经从“自由民〔或贵族〕”扩大到“不问阶层与社会地位”的任何人。

由于1354年的《自由法》明确规定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同时该原则所适用的范围包括任何人，而不问出身和社会地位，体现了“平等”的法律精神，因此，也有学者将其视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最早起源。这一改革不是突然出现的。早在《自由法》颁布之前半个多世纪，为了推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英国国王就1290年颁布法规，确认封建领主的土地可以由租赁人自由售让，但承购人须经上级领主进行授权，方得继续保有。

而在《自由法》颁布之前两个多世纪的1130年，国王亨利一世给伦敦市颁布的特许状，就已经授权该市市民保有农地及司法特权，而条件是向国王交纳租金。特许状中写道：“我亨利仰承上帝恩宠受命为英格兰国王……今特致意全英所有法裔和英裔忠诚臣民，谕示尔等知晓：我已允准我的伦敦市民，以包租方式保有米德尔塞克斯为农地，按年合共缴纳二百英镑……享有充分权力任命他们所愿的本市之人为市长，并任命任何一人或他们所愿的本市之人为法官，负责处理依朕王法而提出之申诉事项，遇有讼案即审理之；此外无论何人均不得对伦敦人民行使司法权力。”

在1130年国王向伦敦市颁布的特许状之后仅仅八十五年，1215年就诞生了划时代的《大宪章》〔Magna Carta，the Great Charter〕。法律学者们认为六十三章的《大宪章》之“大”，“不是由于它的篇幅，而是由于它所包含的内容至关重要且崇高伟大，简而言之，它是整个王国所有的基本法律的源泉。”《大宪章》重申，任何与它相悖的判决和法规“都是无效的”。可见，英国的民主制度不是单方面的民间压力造成的，更不是暴力革命的突变所造成的，而是权利让度的渐进所造成的。“《大宪章》的原始形式就不是一种制定法，而是一种契约”，所以，当国王想要摆脱由这一纸契约规定的义务时，他与贵族和中间阶级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大宪章》规定：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予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十三章〕

“全国应有统一之度、量、衡。酒类，烈性麦酒与谷物之量器，以伦敦夸特为标准；染色布、土布、锁子甲布之宽度应以织边内之两码为标准；其他衡器亦如量器之规定。”〔三十五章〕

“除战时与予敌对之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路与陆路，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通行以经营商业。”〔四十一章〕

从此以后，城市普遍获得国王许可的特权，获得了“赎金下的自由”。正因为人民付出了赎金，民主权利也就获得了合法性；正因为国王收取了赎金，就不能再次推行专政。否则就会像二十世纪中国的僭主那样，无法无天，无理无德，自己沦为禽兽的同时也迫使整个社会一起沉沦。

城市的性格是自由，因为市民阶级没有自由，就没有经营与销售货物的权利。与城市的自由要求相匹配的是法律上的变化。于是，适用于商业惯例的城市法庭应运而生。随着司法自治而来的是行政自治。“所有这些特权，再加上大宪章中明文规定的对贵族权益的保护，全部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国家应对私有财产、尤其是对个人集聚私有财产的权利进行保护。”

约翰王之后，他的继承者在贵族争取权利的压力下几度被迫颁布《大宪章》，又几度想废除《大宪章》。其实《大宪章》本身并无太多新意，但它具有重要的形式：把威廉一世两百多年以来国王和贵族约定俗成的契约关系，第一次转化为明确的法律文字。《大宪章》的辉煌时代持续了一个世纪，据统计，《大宪章》被王室确认的次数约达三十二次，其中十五次出现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通过1297年的《宪章确认书》，爱德华一世命令所有的“法官、郡长、市长和其他大臣，凡是由我们任命且听命于我们的执掌王国法律的人”，都要在听命处理的所有诉讼中将《大宪章》当作“普通法”来对待。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接近晚期的1368年，“在通常形式的王室确认书以外，又以成文法的形式添加了如下宣示：任何成文法规的通过，如与《大宪章》相悖，则‘必然是无效的’。”至此，《大宪章》已经类似于近代所理解的成文宪法了，然而它却仍然保留在普通法之中，作为普通法的组成部分，成为维护公民权利诉讼的依据。

正是在权利让度的基础上，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已被初步确立，当时社会公认的宪法基本原则有五个方面：

第一，除非经上、下两院组成的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

第二，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必须经议会同意。

第三，除非根据法院的令状不得逮捕任何臣民；被逮捕者必须迅速交付法庭审判。

第四，刑事诉讼中被告的犯罪事实，必须在发案地区的普通法院的法庭上由陪审团决定。

第五，可以对侵犯臣民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国王大臣和政府官吏提出控告。

生活在十五世纪的英国法学家约翰·福特斯丘在“奉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之命”所写的《英格兰法律颂》中概括和颂扬了当时英国的法律制度。该书广为流传并几经再版。

《英格兰法律颂》把国家政治制度分为“君主型”、“政治型”和“混合型”，他将英国与法国相比，认为英国实行的“混合政治”具有其他国家不可相比的优越性。关于英国人的权利，他写道：“每一个居民皆可充分自由地使用、享受他的农庄里所出产的任何东西，如土地上的各种果实、不断繁殖的群羊，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所改进的全部东西──无论是由于他自己劳动，还是由于他雇佣来提供服务的人的劳动──都由他自己使用和享受，任何人不得阻止、侵扰或否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他以某种方式受到侵害或压制，他应当要求侵害方赔偿损失并满足他的要求。……他们皆依据王国的法律受到仁慈和正义的待遇；除非依照国家的法律，并由国王的法官来审理，他们不会因其财产而受到控告，也不会因任何死罪──无论其罪行多么严重──而受到审讯。”

《大宪章》和《自由法》之后，英王依旧统治着英国并且享有极大的权力。但是英王还是想扩张其权力，而英国人却要依据原则来限制英王的权力扩张，二者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虽然国会成为阻止英王扩张职权的最重要的权利保护手段，但最初国会还是基本上听命于英王。虽然《大宪章》规定国王征税必须要经过“大会议”批准，但国王的决定一般都会得到国会的批准。这种“橡皮图章”的状况维持了几个世纪之久。

到十六世纪，情况似乎发生了某些改变，因为都铎王朝热心于专制制度，企图扩大国王特权，而不是保证君臣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对等。面对增加财政以支持战争的需要与国会反对增加赋税的状况，国王坚持他有权未经国会批准增加收入。他以强迫的手段向臣民借贷，为节省军费开支，还要求士兵进驻臣民家中，由臣民供给食宿。违反要求的人将会被监禁，拒绝执行国王命令的法官将被罢免。国家实施战争法，规定任何反对国王的人都无需经过起诉而直接被监禁，他们没有机会获得普通法意义上的审判，也没有保释的机会。

国王还利用他的特殊法院来关押他的对抗者，这些法院是实现国王意志的机器，最早源于十四世纪，它们可以直接越过普通法院而执行国王们的权力，其中最著名的是星法院〔Star Chamber〕。这很像二十世纪的革命法庭、人民法院。星法院负责处理违反公共秩序的案件，它适用的程序远不如普通法院那么严格：没有陪审团负责起诉和审判，普通法所保护的被告人权利在这里完全被剥夺，诉讼依国王或其他的指控而开始，证人秘密作证，被告人在完全不知道证人如何作证，甚至不知道被指控所犯罪行的情况下就被强迫宣誓。星法院依照这样的诉讼程序可以判处被告人罚金、监禁、鞭笞、烙印、断肢以及上颈首枷等刑罚。星法院有些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军事法庭”、法西斯国家的“革命法庭”、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法庭”。但国王即便采取了以上的反传统措施，也无法满足财政的需要。

斯图亚特王朝受到欧洲大陆的不良影响，建立各国流行的君主专制制度，王权凌驾于议会之上，普通法崇尚权利的传统遭到国王的蔑视。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甚至鹦鹉学舌，提出“君权神授”论，认为国王受命于上帝，权力无限，可以创造法律。于是，王权与普通法的自由传统发生全面冲突。

1604年下议院针对国王侵犯下议院特权一事，向国王递交“抗辩书”，揭开了国会与斯图亚特王朝正面冲突的第一个回合。

“抗辩书”申述了国会固有的权利：

“我们知道，并对上帝万分感恩领谢，上帝降赐给我们一位在全世界人君中罕见的、如此明睿哲的国王。然而，人的智慧无论何等高超，若无长时间的经验和熟悉情况者的忠实教导，皆不能深入明辨一国人民权利和习惯的特点，……”

“我们……最忠诚地宣告：第一，我们的种种特权和自由皆是我们的权利和应份的遗产，正不下于我们自己的土地和财物。第二，这些特权和自由是不能不给我们的，是不能被取消或被损害的，否则对于王国的全局是明显的祸害。第三，我们进入国会内提出请求享受我们的特权，纯为一种守礼的行为，这并不能削弱我们的权利，……”

“英格兰众议院的权利和自由主要在于下列三事：〔1〕英格兰各郡、城市和选邑，均有权根据代议制自由选择他们所信任的人作为代表；〔2〕当选的人在该届国会期间，无论在开会和休会期间，均不受束缚、逮捕和监禁；〔3〕在国会内他们可以不受妨碍和控制而自由发表意见，发言时对国会至上法庭表示应有的尊敬，即对陛下和两院表示应有的尊敬，在此情况下，陛下和两院只组成一个政治实体，而陛下即为此实体之首……”

1621年，针对国王的宗教政策和对外政策，议会在“抗议书”中反驳詹姆士一世关于议员“不能干预国家和政府的重大事务”的论点，并且反驳詹姆士一世的“君权神授”论。“抗议书”针锋相对地宣布：“议会的自由、选举权、特权和司法权是英国臣民生来俱有的、无容置疑的古老权利和遗产。国内时常发生的涉及国王、教会及国家的紧迫事务，法律的制定与保持，时弊的改革等，都是议会商讨和辩论的正当议题。”

1628年，国王查理召集了国会以支持他增加税收的政策。在爱德华·柯克的倡导下，国会利用这个机会迫使国王接受新的权利保障条款，即《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 ，1628〕。二十七名议员因为反对国王而遭到监禁，但最终查理国王还是接受了这些条款。《权利请愿书》在重述《大宪章》的基本条款、声明1352年国会制法明定不得违反《大宪章》的精神后，继续提出：非经国会同意不得强迫征收任何租税；非经正当程序的法律审判，不得将任何人逮捕、监禁。

《权利请愿书》全文共八条，主要内容是重申《大宪章》以及《自由法》对王权的限制及对臣民权利的允诺。它列举了国王种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包括任意监禁违抗命令的人、未经国会批准擅自征税以及在臣民家中驻军等等，宣布：非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强迫征收任何赋税；非经合法判决，不得逮捕、拘禁、驱逐任何人或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等等。《权利请愿书》第三条对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进行了再一次的重申：“《大宪章》宣布并且规定了非经同类人的合法判决或者根据国家的法律，不能对任何自由民加以拘捕或监禁，剥夺其权利或财产，放逐〔outlaw〕或流放〔exile〕，不能以任何方法剥夺其身份，也不能对其诉诸武力，或者指使别人这样做。”在国王爱德华三世时期，在尊重国会的权威下还宣布并且规定了任何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将其驱逐出国，或强迫其离开所居住之采邑，亦不得予以逮捕、拘禁，或取消其继承权，或剥夺其生命，不论其阶层和社会地位如何。但是，国王却不说明任何理由地任意监禁他人，而且不给他们任何依法予以反驳的机会，这种做法已经严重违反了这些先前的制定法。

但是英国国王最终不肯遵循古老的传统，想要学习欧洲大陆国家扩张君权的世界潮流。结果在刑事法律方面，王室法院构成对臣民自由的严重威胁；在民事法律方面，大法官的衡平法院因为以国王的特权为基础，受到君主的优遇。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英国策划改革、甚至发动革命的势力其实是企图强化王权的国王，而不是议会，议会只是想保留古老的人民权利罢了。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后来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中，真正的“反革命”是国会军而不是保王党！

1628年起草《权利请愿书》的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1634年〕，是英国宪政史上出色的法官和法学家，他毕业于剑桥大学，1578年成为律师。十一年后，成为议员，1592年担任国家副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1606年成为高等民事法院院长〔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Common Pleas〕。尽管英王一再委以他王座法院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 King''s Bench〕和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成员的重任，但丝毫改变不了他用普通法约束王权的政治理想。

1620年代，柯克参与起草了《权利请愿书》，使之成为英国不成文宪法的一部分。此外，柯克还是一位勤于著述的法学家。他把自己当大法官时审理的案件，编为法院《报告》〔Reports〕，逐年发表〔1600-15，1656-59〕。他生前和和死后出版的四卷《英格兰法总论》〔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1628－1644年出版〕，奠定了他作为英国法集大成者的地位。政治上，柯克继承并发展了布雷克顿的法治思想。在限制王权的问题上，他进一步明确提出：“除了法律与国家认可的特权外，国王没有特权。”这就一劳永逸地破除了王权的神秘性。

可以说，王权的神秘性是从部落宗教中沿袭下来的，并不符合轴心时代以后民智开启的世界宗教所提供的新宇宙观。因此，中国需要建立的，并不是神秘性的王权，而是工具性的王权，不是专制的王权，而是立宪的王权。新的君主必须参考孟子早就提出的“民贵君轻”原则，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们说参考孟子，不是照搬孟子，因为民贵君轻和君贵民轻，同样不合正义原则。

“除了法律与国家认可的特权外，国王没有特权。”那么，在法律与国家认可的范围内，国王当然必须拥有特权；否则他就不是国王了，否则就没有君主立宪制了。但是，国王自己不能解释这些特权，只有法官才是权威的解释者。

为了表明新贵族所要维护的权利的合法性，《权利请愿书》首先列举了包括爱德华一世、约翰王、爱德华三世等诸先王在成文法中确认的权利，而后要求国王：“自今而后，非经国会法案共表同意，不宜强迫任何人征收或缴付任何贡金、贷款、强迫献金、租税或类此负担；亦不宜因此等负担，或因拒绝此等负担，而对任何人命令其答辩，或作答辩之宣誓，或传唤出庭，或加以禁闭，或另加其他折磨或困扰；亦不宜使任何自由人因上述种种致遭监禁或扣押；……。”

如果将《权利请愿书》中的上述文字与《大宪章》相比较，不难看出二者的相近之处。柯克对《大宪章》的关注代表了当时反对国王特权的动向：“《大宪章》这一货真价实、历史悠久但已近风烛残年的法律，长期以来一直足不出户且卧床不起，现在好像……又四处走动了。”针对最初由上议院的议员们附加在《权利请愿书》中的“保留国王主权权力”条款，柯克挺身直言，驳斥“主权权力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权力”的观点，指出：“君主的特权是法律的一部分，但‘主权权力’可不是议会说的话。在我看来，承认主权权力将会削弱《大宪章》以及所有制定法的地位；因为它们是绝对的，并不受制于‘主权权力’。如果我们现在给它们附加上‘主权权力’，我们将会削弱作为基础的法律，法律的大厦也必将因此而坍塌。”柯克还引用十三世纪布拉克顿的名言说：“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16年，在柯克从高等民事法院调到王座法院三年后，他被解除了全部法官职务。四年后，他被选入下议院，在那里担当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势力的领袖责任。

充斥于十七世纪英国上层阶级的“限制王权”的大辩论，伴随着革命运动结出了君主立宪之果。但是根据我们上述的叙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与其说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完成了“从专制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还不如说“国会坚持了古老的传统，抵制了王权的过分扩张”。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其实也是依据了同样的方式，坚持了古老的传统，抵制了英国国会的过分扩张。

在这一时期议会强制国王签署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几乎无一例外地依据传统、明确限制王权，禁止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非法侵犯。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1679〕规定，除叛国罪和重罪外，被逮捕的臣民及亲友有权要求法院发布人身保护令，命令行政机关在限期内将其移送到法院，并说明逮捕理由；

1679年《人身保护法》则更体现了英国对王权进行制约、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进行保障的传统。全文共二十条，主要内容是对被拘禁者申请“人身保护令”有关事宜的规定。“人身保护令”是一种古老的王室特权令，旨在提供有效手段保证释放在监狱、医院或私人羁押处所中被非法拘禁者。由于普通法对于申请和颁发“人身保护令”的有关程序规定并不明确，资产阶级颇感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受到威胁，有必要加以特别规定。该法规定：任何被逮捕者极其代理人，均有权向大法官或王座法院、高等民事法院或理财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拘禁机关在二十天内将在押人移送法院；法院在审查逮捕理由后，立即作出释放、交保释放或从速审判的决定；对被释放者不得再以同样的罪行加以拘捕；任何人都不得被送至海外领地或英格兰以外的外地进行监禁。以后，国会又颁布了若干法律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

从内容上来看，《人身保护令》并没有在《大宪章》、《自由法》、《权利请愿书》等早期宪法性文件的基础上，扩大英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是从程序的角度进一步完善羁押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制度，从而有效制约了非法逮捕和拘禁的发生，因此，尽管《人身保护令》没有规定任何实体性权利，但仍然被英国人视为人权保障的基石。同时，《人身保护令》中所规定的对逮捕和羁押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程序更加丰富了“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并使“人身保护令”成为英国正当法律程序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689〕宣布：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颁布法律或中止法律的效力，不得征收或支配赋税，不得在和平时期征集或维持常备军；臣民享有包括不受法律追究向国王请愿的权利、自由选举议员的权利、议员在国会中的言论免责权利。

《权利法案》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直接成果。1685年，英王查理二世去世，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继承了王位。詹姆士二世是个坚定的天主教教徒，当时天主教在英国属于宗教中的少数派。为结束对天主教的歧视，詹姆士二世以天主教徒大批撤换了军队以及地方政权中的新教派教徒，国会对此坚决予以反对，结果是国王解散了国会。在此基础上，詹姆士二世还签发了一个释放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宣布所有的基督徒完全平等，并且要求所有教堂的讲坛对此宣讲两周。但是，詹姆士二世的命令遭到了反对：来自英格兰教堂的一名大主教和六名主教要求国王废除他的命令，因为他们认为国王的命令是非法的。最终，这几名主教被詹姆士二世以煽动骚乱的罪名予以逮捕，并且受到审判。这一次，法院再次体现了其不受制于国王的独立性，经过审判，几名主教被宣告无罪。与此同时，英国国会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国王威廉对英国进行武装干涉，以保护英国“新教、自由、财产及自由的国会”。1688年11月5日，威廉率军抵达英国，并且受到了贵族和乡绅们的支持。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詹姆士二世逃跑之际企图破坏英国的政府，他将英王的大印章扔进泰晤士河而且没有放弃自己的王位。随着詹姆士二世的逃亡和国王印章的丢失，英国就没有了合法政府的存在。为解决这个难题，威廉重新召集国会起草一份《权利宣言》，并表示他和玛丽〔即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将遵守这份宣言。1689年2月，国会宣布威廉为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大女儿玛丽为女王，在遵守《权利宣言》的基础上对英国实行双王统治。随后，国会将《权利宣言》制定为一项法律，即《权利法案》。 1689年的《权利法案》为保护英国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对王权进行了系统而完善的制约，并因此而被视为在英国奠定君主立宪政体的宪法性文件之一。

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除规定王位继承的顺序，还规定除非国会解除其职务，法官具有终身职，国家的一切法律与条例非经国会通过、国王批准均无效力。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王权的每一次滥用都以违背“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为开端，而英国人民每一次对王权进行制约的成功，都重申并丰富正当法律程序。

正如史立梅在《正当法律程序溯源》一文中指出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作为一种法律精神，经历了一个从英国飘扬过海到美国、进而影响到大陆法系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漫长旅程。

但现代中国人却误解了正当法律程序，以为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了今天的面貌。这种误解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建构主义”的法律移植观点，即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的条件下整体引进正当法律程序的全部内容。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观点无疑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忽略了其生存需要相应的土壤和环境。因此，如果中国不能培植出正当法律程序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那么移植的结果或者是中途夭折，或者是面目全非。

当然，在我看来，“培植出正当法律程序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其实是比“移植”本身远为困难的，或者干脆说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主要是掌握“合法性”这一关键部位。

这方面的典范是现代英国的缔造者“威廉公爵”〔William of Normandy，1027—1087年〕，也称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England〕，他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物，尊敬他的人叫他“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蔑视他的人叫他“私生子威廉〔William the Bastard〕。但是无论如何，他及其后继的英格兰诸王的行政权力，并不通过彻底否定之前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习俗或惯例来武断推行；相反，他想作为受信赖者爱德华王国的继承人而不凭借征服权来统治英国。因此，威廉征服英格兰之后，明确宣布“盎格鲁——萨克逊法”继续有效。这种调和对于英国后来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起了重大作用。正如基督徒不否定旧约、而且紧密联系新旧约的做法，为人类文明创立了一个崭新的范式。

威廉一世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引入英格兰，甚至进一步要附庸们除了向自己的领主效忠外，还要向国王本人效忠。根据欧洲大陆封建制的传统，附庸只需要对直接赐予他土地的领主效忠，而对领主的领主则不需要效忠。结果造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逐渐演变为王权旁落、诸侯割据。威廉的这一举动将欧洲大陆的传统改为“我的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这样的外来征服所造成的殖民化过程，使得英格兰所有的封建主都成了威廉一世的附庸。

于是威廉一世宣称：国王是一切土地唯一的和最终的所有者，并且把这种名义上的占有变成了事实上的占有，他把全国森林和可耕地的六分之一留给自己，其余的则分给教会和自己的手下。从威廉一世手中直接获得土地的直属封臣有一千四百人，这些人又将土地分封下去，这些不同等级的封臣，后人将他们统称为贵族。

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贵族，作为对国王的回报，贵族们必须向国王宣誓效忠，并根据自己领地的大小，向国王缴纳税金，提供骑士及其装备。威廉一世藉此建立了一支象征国家权力的五千多人的骑士军队。英格兰的贵族阶层和贵族制度也从此形成了。但是这种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普遍从属关系，也使得从属关系脱离了私人性质，而带有了双向契约的性质，最终演变为一种基于权利义务关系之上的契约关系。

（三）重申

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礼记］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另起一页）

第二章

辛亥革命百年纪──“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人们普遍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国。但种种迹象显示，辛亥革命之后，最先称帝的其实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他祭祀专制暴君朱元璋的文告，就是这一司马昭之心的表露。

为什么孙文的继承人尽管换了两个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无法走出袁世凯的阴影，无法走出僭主时代？因为孙文先生一开始的路就走歪了，从共和制滑向了暴君制。他不仅效法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权宜之计、提出“军政府”的概念，而且效法慈禧妖婆的垂帘训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口号，结果是只有永远的军政、间断的训政，而没有真正的宪政。这是因为，从军政和训政里，只能培养小人，培养不了君子。

一、名为祭祖，实为登基

孙文是如何从共和制偷偷摸摸地滑向暴君制的？孙文是如何在事实上率先称帝，从而为袁世凯的直接称帝的叛国罪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

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似乎是必要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从内容看，两件事情却是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白痴行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看来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如果一定要比喻其荒唐程度，就好像乔治·华盛顿因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向法国国王俯首称臣──因为没有法国国王的援助就没有美国的独立，何况美国还有许多法国后裔的居民呢。

我可以肯定说，如果华盛顿干了这样的事，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孙文在中国却没有身败名裂，还变成了两个中国的共同偶像。何其怪哉！

不过，孙中山的这次灵魂大暴露，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变成军政的鼓吹者和独裁的推行者，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孙文其人根本不是中国的华盛顿，根本不是天下为公、功成身退的典范；而是现代的朱元璋，是党同伐异、杀害异己的先行者。这也说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都是奉行独裁制度的。

《祭明太祖文》是这样向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称臣的：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孙中山名为祭祖，实为登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孙文不仅祭祀大杀同党的暴君朱元璋，而且他的祭祀还模仿了另一个大杀同党的暴君洪秀全的方式，发布《祭明太祖文》，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洪秀全、朱元璋的法理继承人！孙文从小就崇拜其同乡、“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心在作帝王梦想。孙文后来没有大杀同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孙文只能偷偷摸摸杀害陶成章和新闻记者。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就做到了这一点，学习朱元璋、洪秀全，大开杀戒。如果说，孙文“祭明太祖”是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那么，孙文为什么要用日本人姓氏的“中山”来给自己命名，从此改名为“孙中山”？据统计，“中山”是日本的第五十七大姓氏，总人数在二十七万二千左右。孙文在日本苟且偷生，化名“中山樵”，情有可原，但他当上了中国总统却改名“孙中山”，确实是认贼作父的行为，为日本侵华打开了精神通道，羞辱中华，不可原谅。而且，尽管众所周知，但孙文还要瞒天过海──他的所谓“中山装”就是日本的学生服，这岂不是他连名带服完全臣于日本的印记？

中国古制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推翻满清后，国家正朔成了“民国纪年”，孙文的名字却成了日本的姓氏、孙文的服色却成了日本学生服，孙文这样，哪里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作为呢？孙文晚期勾结苏联，与孙文早期勾结日本，可以互相参照来解读。从这种意义说，汪精卫后来追随日本，岂不正是仿照了孙文的“日本姓氏加学生服”的路线吗？恰巧，汪精卫早期也是一个亲苏派。

二、孙中山效法洪秀全

我们只要拿出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和上面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其神似之处不少，都充满了专制帝王的家天下意识：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从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但是洪秀全后来都干了一些什么？其所作所为并不比满洲妖孽更为光明，也不较少血腥。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则以肉麻的口吻继续吹捧朱元璋，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归于一个暴君的亡灵：“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这里哪还有一丝一毫的“基督徒”的影子？完全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病患者。在政治上，孙文的这个动作更是和“民国”毫无干系，完全是一个专制魔王的鼓吹手，并顺便把自己打扮成“我太祖”的法定接班人。这无疑对袁世凯后来自称“中华帝国皇帝”的逆举，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然，从其内心深处看，孙文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逃亡海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而故意贬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但是，这次祭祀明孝陵的活动虽然丑恶，却是一次“集体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娱乐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后来民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那么，孙文等“共和主义者”是否为了“革命需要”而利用朱元璋、洪秀全等专制魔王呢？不是的。因为，孙中山连自己的坟墓都要效法明朝皇帝予以安排：他不仅要把自己葬在朱元璋附近，而且还要号称“中山陵”──比肩于“明孝陵”。这体现了孙中山的终极追求，一个广东赤脚医生的帝王梦，这和后来的民办教师毛泽东“挥手登上天安门”的帝王登基梦，可以说是别无二致，充分暴露了“中山陵体制”的实质所在。

现在百年之后的反思，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拖着满洲人的猪尾巴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向满清的酋长牌位低头下拜，心里只能充满了奴性意识，最多不过是也想当一回奴隶主的冲动，所以孙中山的幼名就叫做“帝象”，而毛泽东晚年要住进中南海、一直霸占到死。但是理解归理解，我们决不会认同他们，更不会继承他们。我们必须清算他们的腐朽，以便整个民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继续前进。

三、“中山陵体制”溯源

据《文汇报》“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揭秘”（2009年6月4日）承认：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用死人来压活人。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奉安大典”。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死人压活人”的闹剧：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比半个世纪以后的毛泽东葬礼，还要唬人。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三分钟志哀──这预告了1925年孙中山死到1976年毛泽东死，将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五十年。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国家权力强迫大家去崇拜一个死掉的匹夫，个人独裁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中山陵体制”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

“中山陵体制”这一闹剧不仅体现了帝王思想，而且还有充当“东施效颦”的嫌疑。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棺木。这具棺木用美国上等沉香木制做，上面有玻璃隔层，可以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是“第一殓”、“第一棺”。

3月下旬，苏联共产党用火车将“水晶棺”运来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曾有传言说“水晶棺”在运输中产生破损，以致不能使用。也有人说，“水晶棺”的尺寸对于孙中山遗体而言显得短小了一些，所以没能使用。其实，“水晶棺”最终未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专家认为它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若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二十年。其二，此时已经发现，由于初期的防腐处理不够理想，孙中山遗体的皮肤开始变黑，不可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长期保存原先的状态了，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只能改为土葬。这一事件也象征了：苏联的事物必难在中国成活。

中山陵是“中山陵体制”的象征，但“中山陵体制”决不是一个人的葬式问题，而是独裁制度的宗教化，是一种真正“邪教”即活人崇拜的本质体现。这一邪教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死人压制活人，全面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山陵体制”的实质就是列宁式的个人崇拜，人而神化之，在此之下，当然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

四、中山陵体制背叛辛亥革命

历史研究表明，早在孙中山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登上“临时大总统”这个通向帝制的宝座之前，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署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反倒体现了更为彻底的民主精神与共和主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说得多好，足以为中国未来的几百年发展，指出航向。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中山陵体制”，在辛亥革命面前，不仅没有丝毫进步作用，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退和反动。这种倒退和反动，最后通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全面专政。可以说，中山陵体制背叛了辛亥革命，为独夫民贼登上天安门城楼，消灭了一切社会良知上的阻力。

这一倒退并非必然的，而完全是悲剧性的──因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所体现的就不是“家天下”思想，不是“党天下”思想，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之思想，值得我们在一百年之后予以重温：

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兹成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背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留遗，故睹城邑宫室，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睹干戈戎马，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睹典章法制，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骏誉华声，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传之子，祖衍之孙，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

何物胡清，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旧部，女真之鞑种，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虏，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姐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若扬州，若江阴，若嘉定，屠戮之惨，纪载可稽。又复变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乃又焚毁书籍，改窜典册，兴文字狱，罗织无辜，秽词妖言，尊曰圣谕，戴仇养贼，谬曰正经，务使人人数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于人心风俗，不但诛杀已也。

呜呼同胞，谁无心肝？即不忆父老之遗闻，且请观夫各省驻防之谁属，重要之职权谁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术，言之已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无以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智识，则为破其法律，尚技术，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宪之美名，行中央集权之势，借举新政之虚说，以为搜刮聚敛之端。而乃日修园陵，治宫寝，赉嬖佞，赏民贼，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饥民遍野，呼吁不灵，哀鸿嗷嗷，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争持，则曰干预政权，曰格杀勿论。甚且将吾民自办之路，自集之款，一网而归之官。呜呼！谁无生命，谁无财产，而日托诸危疑之地，其谁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则奚此政府为！况乃淫德丑类，有玷华声耶？

本军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天裂山颓。故一二日闻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而西则巴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鸿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孙中山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这篇革命文告，不去祭祀“我祖轩辕”而去祭祀“我太祖”？显然，“我祖轩辕”是遥远的上古传说人物，不是历历在目的皇帝陛下，继承轩辕远远不及继承太祖来得实惠。但是孔子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第二十四节）孙中山不是朱元璋的后人，为什么要去祭朱元璋的鬼？难道他只是在玩弄“反清复明”的帮会把戏？非也。因为满清已经推翻，根本无须再动员明朝的记忆。可见孙中山的“昭告”另有所图──那就是觊觎明太祖的实权，而不要轩辕氏的虚名。这正好暴露了孙中山不是“中国的华盛顿”，而是“袁世凯的同类项”──后来的蒋、汪、毛开创的“新三国演义”各霸一方，完全是继承了孙中山的“太祖遗风”。

与孙中山的太祖情结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军发布的另一篇同样振聋发聩的《奉天讨满檄文》，不仅有旗帜鲜明的宪政思想，更有人权、平等、自由之表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

可以说，《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才是宪政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其价值远在孙文对朱元璋的阿谀之上，请大家花点时间也重温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绝非孙中山思想的体现，更是其《祭明太祖文》望尘莫及的。

《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全文如下：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1911年）八月（10月），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

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

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

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膻，遂忘大义，合熏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

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

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着，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

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痹，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

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拿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与《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和《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背叛是多么彻底──从轩辕倒退为朱元璋，从文明创造者倒退为专制暴君：孙中山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为一个迷恋旧式皇权的专制主义者了。

五、如何补救辛亥革命的失误

当然，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完全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正因为辛亥革命本身具有这样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漏洞，也就给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等层出不穷的窃国大盗，留下了一个畅通无阻的鼠道。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

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现在的台湾，表面上已经走上了民主轨道，但公共权力却同步萎缩了。这是因为台湾虽然“民主”了，但并未脱离“中山陵体制”：政府机关到处都挂着孙文遗像，这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完全没有的一大怪现象！这说明，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根本不是人民的国家，而依然是孙文的国家──甚至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代（2001—2008年）也是如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依然是不伦不类的“五权”的，而非国际通用的三权分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制”，更是直接承袭了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父子的独裁路线，完全不合中国统治权分离的古制。“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五权宪法下的总统制”，徒然造成政党恶斗、政出多门。最后“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了争当总统不惜开枪、贪污、内斗、挑动省籍情结、甚至策划发动军事政变。至于2009年国民党复辟之后，更是对孙文的僵尸敬礼有加，每到节庆就不失时机地顶礼膜拜──仿佛国民党复辟不是台湾选民的作用，而是“总理引魂的庇护”。

若说今日台湾的局面是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的结果，那如何解释日本今日的局面呢？是僭号“天皇”的倭王开恩所致吗？不是的。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及其综合压力所造成的。我相信，只要美军退出西太平洋，日本和台湾等“岛国”的政治制度就会改变，南韩、马来西亚、泰国等“半岛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六、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朱元璋在驱逐蒙古人之后，没有回归唐宋的开明，而是继承甚至发展了辽金元的黑暗，登上了中国历史的野蛮顶峰？其理由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宪政道路，而是在迄今为止将近百年的军阀专政、僭主坐庄的“中山陵体制”的鬼影憧憧黑暗中，摸爬滚打。

孙中山以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历尽坎坷，因为这两个“国”迄今都还供奉着孙文遗像，迄今都还在“中山陵体制”里，缺乏真正意义的制度创新。不说别的，中华民国的首领蒋介石父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领毛泽东，死了以后还都是按照“中山陵体制”的方式，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尤其是毛泽东更为明显。这种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传统，在这种恶劣示范下，中国社会无法走上正轨。

“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明·冯惟敏《耍孩儿·骷髅诉冤》）这是因为，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属方觉心安。“入土为安”的反义词“弃尸荒野”，文革期间，许多死刑执行后，就把受害者的尸体弃之荒野，不准家属收葬。这种做法十分野蛮，但毕竟还是符合中国传统中比较恶劣的一面的。惟有中山陵体制下的孙尸体与毛尸体的处理，却完全不合中国习俗，是苏联征服中国的可耻象征。孙僵尸与毛僵尸若不能入土为安，则中国的海峡两岸还将继续陷于长期动乱之中，中国社会还将不得安宁。不论这些僵尸是白毛僵尸、红毛僵尸还是绿毛僵尸。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左传·闵公元年》）；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难道要中国带着这些僵尸一同崛起，一起登上历史舞台吗？现在还有人企图打着“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幌子，准备明年要把孙文僵尸与毛泽东僵尸一同抬出来欺世盗名、示众吓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2010年3月19日）

七、评论问答

1

A.阿妞不牛的评论：

谢教授此文很令人深思。

孙洪两人的《祭明太祖文》以及祭明太祖之举，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当时提出打倒满清时，也没有亮出“复明”。现在满清倒台，国家继承，也没有再说满人是外国人，而是要“五族共和”。这时候高调祭奠明祖，联系到水晶棺与中山陵，孙中山及其紧密追随者的以“解从百姓倒悬之急”为名，“借吾皇在天之灵”“成兹鸿业”行帝王之实，不说昭然若揭，也是呼之欲出。

不过，孙中山以辞掉“临时大总统”来圆皇帝梦，还是有些费解。他也没有指令或指望有太子接位。

俺是历史的外行，就这么一点推理而已。

B.谢选骏回应：

首先多谢深思。

其次关于“孙中山以辞掉‘临时大总统’来圆皇帝梦”，这也并不令人费解──是孙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为之策。……后来的“二次革命”、“宣誓效忠”、“广东军政府”、“联俄容共”，在在说明孙的“中山陵心志”不死。孙之所以没有指令或指望有太子接位，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当上元首。孙后来的继承人蒋，不就传与儿子；同有“中山陵心志”的毛没有儿子可传，不就发动文革，整死有儿可传的潜在接班人？大家对刘少奇和林彪的死亡，为什么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毛为什么一边反对“干部特权”，一边自己大搞特权？就是这个“中山陵体制”在发酵呢。 

2

A.hukan的评论：

下面几段写得不错。中国人当奴隶当得太久，似乎已经把秦制当初天经地义的事情。

周厉王时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走（三年，乃流王于彘），之后有段西周共和，最后政权又还回其子周宣王之手。充分表明先秦的性质。中国历史上多有暴动，但正统史家认可的恐怕也只有这次“暴动”。

这种事情秦朝后绝对不可想象。

中国农民造反和西欧农民造反的根本区别是西欧农民造反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中国农民造反为了活命，性质完全不同。

（以下谢选骏原文）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

B.匿名者评论：

中国较之西方，最可怜就在社会体系中太少形而上的概念，没有上帝，人权，自由，这些神圣不可侵凌的术语。

中国文人总是图口舌之快肆无忌惮地当街悍骂摧毁中国人的形而上的部分，实在可恶。实际上这样做，侵蚀的是文人自己的话语基础。没了基础的文人，当然只有抱着西方术语卖身为奴一条路了。

孙中山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包含着汉正统的回归和家天下完结共和开始两重含义。

晚清时候，汉人正统回归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诉求，是凝聚政治力量的最主要的手段，其作用远超共和。洪秀全孙中山的祭文作用也在于此，以此来向天下宣示正统，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当时政治家都不可不为的当下之选。

中国的共和开始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中山先生象征的是共和的正统，谁继承了中山先生的事业，谁就拥有了中国当下的正统。如此就够了，文人们不妨打住。

C.谢选骏回应：

一个人的坟墓竟然成了“形而上的概念”，这就是“中山陵体制”必须铲除之后中国才能崛起的理由──否则，中国永远无法成长得“比坟墓更加高大”。

现在，孙中山其人在上述匿名者的评论中竟然和“上帝，人权，自由，这些神圣不可侵凌的术语”相提并论了，这就充分显示了“中山陵体制”长期压制所造成的灵魂扭曲与人性堕落。

洪秀全虽然冒充基督教，但他祭祀朱元璋毕竟还用了一个“天王”的名份。孙中山既然声称共和，为什么不去祭祀抗元起兵的元末诸雄，而单单祭祀一个暴君朱元璋？更进一步看，中山陵、毛纪念堂所展示的僵尸崇拜，也根本不是所谓的“汉人正统”，而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国耻：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

3

A.励施浙宁的评论：

本人对历史不熟悉，对阁下评论孙中山不想表示异见。

现行皇朝的历史，是由现行皇朝之引领人物及统治集团创建的。读一读皇朝创立前所作出之诺言，看看皇朝建立后之所作所为，就像二股道上跑的车，完全是二回事。该集团之引领人物称孙中山只是民主革命者，而自称是共产党人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把自身与孙中山区别开来。结果怎么样，纯属骗人之谎言。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阁下把中山体制视作现代中国万恶之源，请问该如何界定“现代”，其理何在？

B.谢选骏回应：

“现代”中国，依照一般史学概念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就是中国人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开始。辛亥革命的本意，在于建立满清无法建立的宪政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满清拖延立宪，最后导致立宪派转向革命的理由所在。

现在，在百年大乱之后，许多人批评辛亥革命在路线上的失误与方法上的不足，这是力图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帮助中国朝向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可以说是立意良好。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辛亥革命力图建立宪政的努力，除非这些人希望中国永远不能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地位。

在我们看来，孙中山集团的错误在于：背叛了辛亥革命的立宪努力，反而转向个人崇拜的泥潭，并且投靠那个奉行个人崇拜邪教（列宁主义）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帮助斯大林分裂了中国，而且为日本的进一步入侵准备了“松土”的工作。

孙中山因此成为现代中国的罪人,他在中国开创的“中山陵体制”是从苏联引进的，但在毛泽东手里得到了恶性发展。“毛主席纪念堂”比“中山陵”虽小，但毒性更大，并且盘踞在首都的心脏，毒化了环境，造成令人痛心的流血事件。

中山陵体制不除，国无宁日也。

4

A.励施浙宁的评论：

历史学家如何划分历史，那是历史学家之事。

现行皇朝之引领人物称孙中山只是民主革命者，而自称是共产党人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把自身与孙中山区别开来。结果怎么样，纯属骗人之谎言，而且比封建皇朝更糟。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阁下把中山体制视作现代中国万恶之源，请问有什么理由把中山体制跟现行皇朝放在一起？现行皇朝之创建者的鬼蜮伎俩可多得很，且是依靠武装暴力取得政权。

B.施化的评论：

我理解谢教授的“中山陵体制”指的是一种象征，象征“朕天下”，“家天下”以至于“党天下”，与此相对立的是“共和”与“联邦”。从孙中山一生的实践来看，他更倾向于前者，不论生前死后，都致力于揽权和揽天下。当然，美其名曰“革命”。

谢先生对台湾现状的描述，我也是认同的。

C.谢选骏回应：

谢谢施化先生的理解并答复励施浙宁的评论：

我用了一个新词“中山陵体制”，指的是现在的海峡两岸共通的“僵尸崇拜”、“亡灵主义”、“死人压制活人”等“陵墓系列现象”。这一现象含有一种有毒的邪教成分。

我没有用“中山体制”，因为台湾的政治制度虽然并不理想，但还是可变的，没有完全僵化。如果把台湾的这种现状叫做“中山体制”的话，那么确实与大陆的“毛邓体制”在政治制度方面具有很大不同。但是从古今中外的较大视野来观察，海峡两岸的这一政治差别，还是“中山陵体制”的内部差别。除非台湾埋葬孙中山的遗体、拿掉孙中山的遗像、废除孙中山的遗教、告别苏联式的中山陵体制──消除个人崇拜、去掉孙中山的宗教性质。

5

A.阿妞不牛的评论：

谢谢楼主的回复。俺尤其欣赏楼主在9楼10楼13楼的回复。

同时，俺还觉得Goon博的留言很有道理。国民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一直到马英九，都不能跟共产党等同。哪怕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在理念本质上以及党员的成分上，都是泾渭分明的。如今的台湾，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甚至快速成长的民主政体，在政治社会结构与公民组织和素质上，大陆都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大陆的“国力”强大多少倍。

简单来说，俺支持对孙中山其人其事根据历史史料来进行客观评价，尤其是着重于研究他的真正思想与对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俺对孙中山以及民国历史知之甚少。在大陆从小受到的灌输不能不说没有先入为主的影响，尽管俺这方面有限的知识还是出国后恶补的。因为知识浅薄，所以比较开放，不会太顽固。

现在根据俺已知的信息，进行一下逻辑推导，有这么几个看法与疑问，希望楼主与行家指教。

1）在孙中山的时代，不但是中国，世界上许多被欧洲新型资本主义抛到后面的传统大帝国，都在挣扎求变。德国走向法西斯，俄国走向共产主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共同的特征是全民动员做“强国”，但是德国苏俄是标新立异，日本是仿照英国，并且以内部和平改革成功再向外扩张。土耳其和中国就是另外的内外挣扎的突出代表。像土耳其的凯末尔以世俗主义取代奥斯曼帝国的政教合一一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至少在形式与法统上废除了王朝帝制。同时，也像凯末尔一样，孙中山以民族主义为号召，革命为手段，集权甚至独裁。但是他们都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也没有用西方的基督教来改造本国的传统信仰，当然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向这些主义或信仰挑战。不同的是，孙中山实质上得到了苏联的援助或扶助，而且不是主权政府之间平等条约的互助，确实是苏俄共产势力渗透打进中国的楔子。宋庆龄是确实的苏共间谍。因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主观上是孙中山个人或者国民党要统一中国而同苏联的利益结盟，客观上是引狼入室，使得中国成为共产国家的起因。

2）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真正的个人抱负与政治理想是什么。前面俺讲了，他没有接受法西斯主义，也没有接受共产主义，也没有以基督教来感召国人。他的著作文章，确实宣扬了民主共和。也确实拜祭推崇了朱元璋。死后也确实引进了列宁式的水晶棺并享有了一个近乎皇帝的陵墓。但是，这个水晶棺与帝王陵是不是真正他自己的意愿和遗嘱？哪怕是他自己的意愿，可是他从来没有权倾天下，不像列宁毛泽东和蒋介石，独揽掌控国家政权社稷。他死后的尊荣，恐怕也就不能简单以孙中山自己的意愿来解释。

3）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与旗帜，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塑造的，中共并没有举起来。中共对孙中山的供奉，从口头到实际都是因为不能否认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而国民党一直扛下来的东西，除了国民党这个政党之外，确实还有同共产党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瞎子都知道“蒋管区”同“解放区”真正的区别；一个是有各种问题的正统社会，另外一个是土匪窝；一边是有政治高压控制但是经济相对自由，一直发展到同自由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的发达区域到政治民主化，一边是三十年血腥镇压荒谬空前民不聊生，到庆父归西才迷途知返厚颜无耻学国民党一星半点。。。

总结起来，俺觉得楼主和施化去探讨研究孙中山其人其思想主张的历史局限甚至像“中山陵”那样的负面象征，都是应该的，但是完全否定或者砍掉孙中山这一历史坐标与旗帜，是不适合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是中国历史顺应世界潮流的壮举，不容否定。这跟毛泽东的1949年坐龙庭完全性质不同。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不但是以极为暴虐野蛮的暴乱血腥得手的，而且掌权之后建立的是极为反动专制非人道的制度，推行的极为荒谬的运动与政策，制造的是人间浩劫。如果这也要跟孙中山的人品思想挂钩的话，未免太牵强了。

B.谢选骏回应：

基本赞同，但有几点还可以进一步明确：

1）日本不是仿照英国，而是由明治倭王模仿普鲁士国王先统一各邦、然后对外扩张（1870年普法战争还算收复失地，但1914年一次大战就性质不同了）──所以日本虽和意大利一样是一战的胜利国，却会在二战之前就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2）孙中山虽然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却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正如毛泽东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孙、毛都是唯权是图的机会主义者，虽然他们在斗争中不屈不挠，但那不是为了主义，而是为了自己要不择手段地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只有这样看待孙毛二人，才能理解孙中山“排满”与“勾结日本”的矛盾、“反帝”与“联俄容共”的冲突；也才能理解毛泽东“反美、一边倒入苏联怀抱”与“反苏、搁置台湾与美建交”，也才能理解毛的共产党继承人何以会有“化公为私”的政策逆转。

3—1）根据我的历史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差别、台湾与大陆的异同，基本上类似于中国在汉朝瓦解以后、印度—西域化（相当于清朝瓦解后、欧洲—苏俄化）的南北朝的差别异同，所以我把中国现代史叫作“新南北朝”。这是由地缘政治和文明改组之间的巨大张力所造成的演变，意识形态的外衣不是根本的动力。

3—2）台湾的民主化，和南韩的民主化相似，都是美国压力的产物，甚至连日本的民主化也是如此。没有原子弹的投射，日本的议会民主不过是像德皇威廉和俾斯麦（伊藤博文就是学他的）控制下的议会民主，随时可以翻盘的，和英美的民主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想想毛泽东晚年向美国屈膝投降、邓小平六四以后对美国节节退让，就明白台湾为什么不得不“民主化”的原因了。但中国的体积较之台湾毕竟大了许多，所以毛、邓无论如何对美妥协，都还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避免民主化这一“下策”──这和俄国当局在苏联瓦解后仍与西方对抗、不像东欧小国那样归化“国际社会”，异曲同工。

3—3）其实东欧小国的民主化也是极为表面与脆弱的，随时可能转向的。不仅东欧如此，西欧半岛也有同样问题：西班牙、葡萄牙刚刚脱离法西斯阵营不过一代人时间，而法国和意大利经常摇摆在共产党与法西斯之间，德国就不用说了，是英美占领制造出来的民主国家，内心依然包藏着新纳粹主义的蠢蠢欲动。至于北欧那几个小国，不过比东欧国家先走了一步。世界上真正稳定的“民主国家”，其实就是南非以外的那么几个“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因为“民主”是它们自己发展出来的生活方式，不是迫于国际竞争的需要而模仿出来的工具。

总结起来，所以你也赞同研究孙中山其人其思想主张的历史局限和“中山陵”那样的负面象征。尤其历史已经表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这一“中国历史顺应世界潮流的壮举”，是中国“欧化”的体现，就像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印度化、西域化、胡化一样……这当然不是孙中山个人的功劳，所以不能被用来为一家一姓的陵墓作基础。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山陵的奢华，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纪念堂，恰恰为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坐龙庭”的僭主行为，作出了恶劣的示范。如果从毛派的观点看，是否可以说“从中山陵的奢华到毛堂的‘俭朴’”，还可以算是一个“从资产阶级革命家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进步”呢？当然，孙、毛二人，都算不上什么阶级的革命家，它们都只是“中山陵体制”的代表。不是“三个代表”或五个代表（五星红旗），而是自己的代表──用斯大林的话说，是自己代表自己、自己任命自己、自己授权自己。用毛语录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中共扩大的第六届全体会议上的结论》），用孙语录说是“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孙文：《建国大纲》）。这里有什么“本质差别”呢？难怪毛说孙是“先行者”。在我们看来，是“中山陵体制的先行者”。当然，如果从孙派的观点看来，中山陵毕竟比“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要好一点，是从皇帝制度向独裁制度的“革命转化”，是“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说：“中山陵体制”是“帝制”向“宪政”的过渡，而不是宪政；中国要像英、美那样崛起，而不是像德、日、苏那样崛起然后扑倒在地，必先终结中山陵体制。

而且在葬仪以外的意义上，中山陵、毛纪念堂要比“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更多“邪教”性质，中山陵、毛纪念堂不是“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那样的“家族墓地”，而是全民崇拜的对象，不破此“邪教”，中国的崛起如何期待？

6

A.风声雨声读书声的评论：

如果用中华文化的“正统”性或“合法”性来看中国国家政权的历史变迁，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比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正统的多，合法的多。当然这两者都是杀人革命的造反派。

从变革的角度看，也是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的变革比较合乎正道，也就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主流。

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那套是乱世妖魔。这点用KAN博的历史事实排列一下就明白了：“中国造反用的都是‘邪教’意识形态。方腊和明末用波斯的拜火教，太平天国用变种基督教，共产党用变种马列教，中间还有数不清的佛教，道教变种，如白莲教，弥陀教。”

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用的起码不是“邪教”意识形态。当然用中国传统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有中国传统的帝王专制风范。可是老毛那套是上不了台面也入不了流的乱世妖魔。

要是刨坟，我看把老毛的刨了就好。孙中山的就不必了。毛坟太难看，放在闹市广场上，什么样子？也太不合乎中华文化习俗（正统）了吧？再说它那个建筑太难看，不中不西，像个破棚子。一点美学价值都没有。孙的那个起码就选地来看，还是比较近乎中华文华的正统。从建筑上看，民国建筑确实是东方建筑艺术和西方建筑艺术的美妙结合。不能毁。

B.谢选骏回应：

谢谢关注，请允许我摘录一些以前的文字以资说明──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治；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个时代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

2006年4月30日台湾TVBS电视报道说，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将在党部展出一系列五四文物，其中最特别的，是毛泽东还是国民党员时期的书信手稿，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毛泽东是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他。报道说，“老式的十行纸印着红色的国民党字样，看起来真的很有历史，上头的毛笔字迹，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还是国民党员时，写给党部的一封信。除了亲笔信，还有毛泽东当年以笔名‘二十八画生’投稿新青年刊物的文章。”显示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企图挤入大学生们推动的五四运动，使足了吃奶的力气。毛泽东的亲笔手稿，5月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展出。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毛泽东也曾是那个时代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毛泽东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当选了后补执行委员，在宣传部得到了一份工作。

而2006年4月12日《凤凰周刊》2006年第10期也曾报道，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而其中收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信件首次公诸于世。其中包括作为“国民党干部”的毛泽东所写下的信函。报道指出，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

这些秘密资料显示，共产党员如何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很多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陈公博以及毛泽东等人的亲笔文稿，都能在国民党中央找到。其中毛泽东写的书信有三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职员时，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书。

第一封报告是1924年5月毛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写的，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三报告都是毛担任国民党职务时写给党中央的，可见他当时掌管的都是请假、提干、加工资等鸡毛蒜皮的“人事工作”。作为小职员面对诸多上级长官书写报告，其毛笔字的风格就有所收敛，字体清晰可辨，大体上都写在行内，比较他日后夺取政权后放肆挥洒的字迹要工整得多。尽管如此，毛的霸道依然可见，信中流露对于小职员日常工作的不耐，向上级请假用“特此奉告”，信封上“报告中央”四字压在红线上，毫无敬意。据心理学分析者认为，这是潜意识里强盗性格的表现。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可能与缺乏适当的教养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的两封信都提到自己“脑病增剧”，似乎有头痛的问题，可是过去公开的有关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相关文献，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未来继续公开的毛泽东信函还有类似内容，说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历史线索，因为身体的病痛对于解释人的特定行为始终是重要依据。

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的史料，不过却生动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的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十分传神。李大钊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收容毛泽东为图书馆管理员。1920年共产国际派人到北大见了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次年7月，各省共产主义小组即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一大”，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中共“一大”到广州“三大”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中共的发展实际上很慢，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里的演讲，以召唤知识青年为主，对“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跟孙中山联俄后，毛泽东在农村随便一拉就是成千上万的队伍，实不可同日而语。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何以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很难迅速壮大队伍。从这个角度看，国共合作确实双方互蒙其利，国民党获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势力一日千里；共产党则摆脱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学术联谊社”的阶段，开始操作苏联控制的政治──军事机器，学者型党领袖逐渐由暴力革命实践者取代。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1921年“南湖会”上诞生的，不如说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诞生的。

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性质。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欧洲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这十分滑稽；他们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方的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八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朗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纭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别具一格的说明。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不过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1）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3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北京政权等内陆土豪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北洋政府”），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人民政府”），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作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2）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3）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治；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治。

（4）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治，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5）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6）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7）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治、海洋中国——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1）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朝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欧洲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2）“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

（3）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六百三十二年间，竟有三百五十六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洲人的关系，要比与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洲“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自己手里。

（4）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毫不犹豫。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扬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5）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治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1）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蕃镇──辽金宋”；

（2）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3）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4）西汉与明；

（5）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6）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7）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8）皇甫袁绍与曾国蕃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1）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１）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2）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吐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枉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3）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藩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时代”（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戎，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藩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藩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因为实际上只相当于“战国君主”，而非大一统的皇帝陛下。

（4）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5）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6）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欧洲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摘自《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第二章“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之第二节“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第三节“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7

A.施化的评论：

在“定见”之内还是之外做文章，差别很大。我感到了谢教授研究的那种锐利之气。

B.hukan的评论

我对谢先生上一贴的兴趣很大。

谢先生试图重新解读中国历史。我觉得极为重要。

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架构其实是秦后郡县制王朝眼里的历史架构。谢先生眼里的历史则大不一样。从谢先生眼里看，秦后历史可以分成三段，秦到第一次南北朝这800年为第一阶段。唐宋为一段，元到今天新南北朝为第三段。

我眼里的历史和谢先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对先秦和秦朝后区别，比如对秦和元的看法。

区别也有。我眼里对秦和元对之前社会的摧毁看得更重。在我看来，因为秦元和被征服国家的性质大不一样，最后完全摧毁了之前的社会上层和文化，所以才有刘邦和朱元璋的机会。

在历史上刘朱都面临一个重建中国文化的任务。汉代不那么成功，明更不成功。很多事情朱比刘更强势，统治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八股文就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从这点看，孙中山要继承明太祖衣钵的确是大倒退。所谓驱除鞑虏不过是宣传而已。

从明史看很难说明太祖心里有多少汉族意识。明太祖父子对文人折辱，喜欢把“罪臣”妻孥送到妓院，似乎比元朝有过之而不及，至少非汉族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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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引文（太祖本纪）

二十四年……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谕之曰：“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

洪武元年…谕达等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

三年……李文忠捷奏至，命仕元者勿贺。谥元主曰顺帝。癸酉，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如此看来，朱元璋感谢蒙寇犹如毛泽东感谢日寇，与其说他们是民族英雄，不如说他们是民族败类。）

C.励施浙宁的评论：

阁下是历史学家，本人零零星星从网上阅读过一些历史，有些问题使本人一直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国帝王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想杀谁就杀谁，无人能阻？满朝的文武大臣只是帝王之奴隶、走狗和打手。

本人将类似问题问过施化博，“你又如何判断你所找之理由是正确的？你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帝王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想杀谁就杀谁？满朝的文武大臣只是帝王之奴隶、走狗和打手。”施化博之答案是：正因为人的认识有限，所以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好过追求正确。

未悉阁下是否能从历史之研究中能给出一个合理之注释？

历史学家用成败论英雄，在本人看来不仅是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且是在怂恿恶魔。希特勒曾狂妄地宣称：只要他能打赢战争，他就是英雄。

虽然此问题与本文主题无关，但本人很想听到对此评论有何反应？

D.hukan的评论：

我想谢先生文内已经提到。

欧洲下对上的抵抗权来自传统。一旦传统瓦解，臣民对君主就缺少抵抗之力。同理，臣民对贵族的“抵抗权”也起源远古。

拿英国说，1215年贵族可以强迫君主签订大宪章，但玫瑰战争后新封的贵族就多对都铎君主“百依百顺”。

人一旦失去权利，再想重得就难了。这是最重要的教训。因为臣下的权利代表一种历史演化出来的共识。既云共识，就涉及一大批人，人越多，就越难形成共识。何况这种共识还得为君主承认？

所以在我眼里秦统一以及秦朝崩溃对中国影响极大。

E.励施浙宁的评论：

谢谢hukan博之评论，施化博之答案是：正因为人的认识有限，所以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好过追求正确。该回复本人是无法认同,既然未知正确方向何在，所谓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只能是无的放矢。

在评论文革时，有人说：“文革全民之罪”；亦有人说：“文革全体成人之罪”。有人说：“一般说，在反抗面前，专制政府都会有所收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极端残忍贪婪的政府也是它的百姓娇惯出来的，有怎样的百姓，就有怎样的政府。”这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六四责任”如出一辙。其目的就是为中共所犯下之罪行推卸罪责，变成错误人人有份。笔者在网上读到过阿妞不牛《强权，主权，民权，人权：政权根基与法理源泉──答马力安明博及诸网友》一文，“欧洲的蛮夷们在一口气互相杀戮讨伐了三十年之后，弄出了个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整出个国家主权概念。管你是番邦蛮夷还是姑表亲家，你在你的地盘立国，我在我的领土称王，井水不犯河水。俺是卢森堡蓝血大公，在境内至高无上。你们一伙尼德兰烂人，互相共和称兄道弟，只要能推出个首领来，洒家也尊你至尊无上。这一招挺灵。欧洲人虽然并未因此罢弃干戈，但尼德兰那些烂人兴起的一些怪招，比如什么主权在民，共和民主等等，乘势传播泛滥。其他国王大公看着很不爽，但也必须尊重人家的《主权》。实在看不下去了，交起战来还真文明许多，以至1864年整出个日内瓦公约。1907年海牙公约，居然规定打仗还要有五花八门的规矩，例如不得屠杀平民与妇孺，不得故意伤害红十字救护人员，不得屠杀虐待俘虏等等，叫做人道法，还出了个名称叫国际公法。

主权实际上是强权与神授皇权同民权平权势力平衡要求的妥协。在主权的大旗下，强权仍然大兴其道。但是，民主共和民权人权这些毒素也不断蔓延。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等，用主权在民，来偷梁换柱，把好端端的王国一个接一个地改造成民主共和宪政国家。主权是国家的，国家是民众的，民众和贵族和国王都是人格一律平等的人。元首不能世袭不能终身，要公民们（当然，母民还不算）投票选举，这样才算合法。拼上身家性命几千万人头打下江山夺来鸟位居然不算数，不合法！”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而现实世界奉行的是丛林原则：强存弱亡，弱肉强食，体现的是瞬时效应：强权就是真理。所以现时中国的万恶之源就在中共统治集团及其头子妖魔猫（毛）。一个声称要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竟然搞成现在这个鬼样。中国之民众真是何其不幸。

F.谢选骏回应：

多谢各位。让我们一起澄清历史的迷雾。

我同意hukan先生的评论：“秦统一以及秦朝崩溃对中国影响极大”，所以我主张：“回归祖辈的文化”，复兴夏商周三代的区域自治传统。以下是《光明日报》1988年10月6日的采访记录《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

［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民族意识”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70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问：中国人是个好“正名”的民族，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大概和这种好“正名”不无联系吧？

答：有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以外国为宗，难免有不自主和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谈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外国人常不以为然，但我们谈孔子、老子，他们却只能洗耳恭听。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重建健康自尊的民族心理以便有效发扬我们的生命潜能却极重要。西方文化给我们的养份只是物，不经过“祖辈文化”的胎盘，我们就无法消化西方文化，甚至会得消化不良症。事实上，中国近百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祖辈传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对以西方为宗的一种补充、矫正和发展。

问：显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您说的回归祖辈传统绝对不是抽象意义的复古主义，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同样，回归祖辈传统也不等于排斥西方文化。那么，在当前，如何把回归传统文化和吸入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呢？

答：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限于当时的官媒语境，无法把话讲透，但是这个题目，确实是我自从1975年以来一直思考的。现在凭借网络时代的闪电，竟能以文会友，真乃人生的一大幸事奇缘也。

8

A.阿妞不牛评论：

难得谢先生在这里能够主导这样一次深入严肃理性的大思考。

俺反复看了几遍博文与跟贴评论，觉得这个“中山陵体制”的提出，加上“南北朝”的中国历史观，跟当年“河殇”提出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一样，很有创见性，而且概念更加明确深入。联系到谢先生多年前提出回归“祖辈文化”，从先秦文化中再次寻找出中国人的能够与世界其他主流文明融合会合的基本价值观，这是非常启迪思想的。

说真的，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灿烂，就是在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而这个百家争鸣，就是在于先秦的各国互相竞争与自主发展，也就是楼主提出的“小国时代”的环境下，即在没有出现秦始皇一统天下专制之前。其实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繁荣，也是在对中世纪天主教大一统的分裂与反思之后的自由自治解放而出现的。期待谢教授继续开拓探索，将其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大众化。

B.hukan评论

26楼谢先生提到回归祖辈文化。我个人看法，这也是儒家思想家（不是儒家官僚）一千多年的梦想。某种意义也是我的梦想。

但我个人比较悲观。在中国历史上，祖辈父辈文化基本也就是分封和郡县制度的争论。一派等要回归封建，一派则强调大势不可逆转。

用白话讲，所谓郡县制度的大势本来就是秦统一的产物。我觉得秦已经摧毁了“祖辈文化”的基础。

历史上不少征服毁灭了不少文化。不要说亚述，蒙古的征服，就是汉人在南方的扩张也有类似的效果。古代楚国和现代苗族之间多少就可以看到征服的效果。离开汉人文化圈的壮族可以在东南亚创造泰国，但留在汉人圈内的傣壮族则处于两难，没有融入汉族，也无法走自己的路。

秦和六国文化差异相当大。秦社会结构极其简单，基本是个军国，人才极其单一。不要说文人几乎全靠进口，就是武人也不能全部自产（蒙骜来自齐国）。第二点，秦人（至少商鞅变法后）唯利是图。按贾谊的说法“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崇拜始皇的人常常看到商鞅变法产生的激励，但没有看到其长远的危害。我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特别是北方）转入物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社会远比西欧为早。所谓礼仪之邦仁义之国不过是后来儒家的理想。

很难设想氏族社会或英雄时代普通人会有“将相宁有种”这类的感慨。所以陈胜可以算是第一个平民个人野心家。

贾谊说“以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这是后果。这恐怕是“父辈文化”的社会基础。

汉初也许有一个回归“祖辈文化”的机会，但没有成功。

C.谢选骏回应：

秦始皇与忽必烈其实都不是中原人，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像是罗马人和希腊各国的关系、闪族人和苏美尔各国的关系、波斯人和闪族各国的关系。事实上，类似秦的转辙，各个文明的历史上都有，像是罗马人和希腊各国的关系、闪族人和苏美尔各国的关系、波斯人和闪族各国的关系……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既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也不是“千古一帝”。毛崇拜秦始皇，说明他无知：不知有罗马凯撒，无论巴比伦汉穆拉比、波斯居鲁士。后来在中国，忽必烈也重演了秦始皇的故事。而毛还不如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毛分裂中国；秦始皇北击匈奴、南扩闽、粤，毛对北部的苏联称儿称臣、对南部的越南搜刮民脂民膏予取予求──这是毛泽东个人的无能，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哀。所以毛泽东只能做北齐高欢那样的汉奸事情，无法做隋炀帝、唐玄宗，更无法比肩他所崇仰的一代天骄。由于毛只懂中国帝制时代的“儿臣关系”，不懂先秦战国的纵横术，更不懂现代国际战略，因此只会“一边倒”，白白向斯大林投怀送抱，断送了中国三十年（1949─1979年）发展的黄金时代，没有好好利用美国与苏联的对立来开拓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结果汉奸毛泽东让他所感谢的日本捡了大便宜，受到美国的战略栽培，成为世界经济强权。

而中国的封建制比西欧早了两千年，使得中国进入现代举步维艰，不像滞后中国两千年日本，却恰巧可以从封建制直接过渡到现代化──因为西欧就是这样发展的。一直到今天，西方文明还没有产生过自己的秦始皇与忽必烈，而拿破仑与希特勒都先后夭折了──因为西方文明的征服者，一定不会是法国人、德国人这些西方的小国人。而只能产自美、俄这种半开化的边区。

汉初虽然失去了“回归祖辈文化”的机会，但是唐朝却实现了这一盛世。根据我的文明史的对比研究，唐朝类似西周，五代与宋朝类似春秋战国，而在唐宋之前的南北朝分裂，则类似我们现代中国的“两个党国”分裂。所以我们的艰巨任务，就是开辟唐宋那样的首屈一指的文明。为此我写了一本书，讨论这样一种“第三期中国文明”，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阿妞不牛说，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灿烂，就是在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而这个百家争鸣，就是在于先秦的各国互相竞争与自主发展，也就是“小国时代”的环境下，即在没有出现秦始皇一统天下专制之前。……可谓一语中的。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不是绝后的，中国有过一个“第二次百家争鸣”，那就是唐宋诸子，因为中唐以后到南宋末年是中国文明历史上第二次春秋战国，就像中国现代史像是第二次南北朝一样。相比之下，明清就相当逊色了，与它的前身两汉相似。明清只相当于“第二次两汉”，同样的大一统板块，但是死气却多于活力，而且汉人毫无尚武精神。这是因为佛教的腐蚀作用造成的。

我们现在位于南北朝的荒凉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北朝几乎是文化沙漠，南朝则是靡靡之音……我们正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黎明前，在深不可测的矿坑中，用我们的骨头打基础……

（2010年清明节）

（附录·转贴）

中山陵的风水如同一条死掉的干瘪的长虫

文章提交者：小杨乖乖加帖在文化散论【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

清明节出差到聊城，正在拜谒傅斯年先生陈列馆和祖茔，有个媒体朋友打电话，让我谈一谈陵墓风水问题。我感到一时无从谈起，就一问一答地简单说了一下中国历史上的陵墓建造与规矩等等问题。其间，朋友对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建造的失败与连带的一系列问题，似乎没有听明白，也不太理解。回京后，我较详细地又向她说了几句，现把大意写出，以就教于方家。

孙中山陵的源起是国民党内部一帮拍马屁的糊涂政客所一手促成。同历代皇帝在年轻时就想到或者就正式建造陵墓一样，这位孙大炮早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与手下一位叫胡汉民的帮闲者等一干人马到南京郊外打猎，眼望山区景色，不禁满心欢喜。便道：“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抷土，以安置躯壳尔。”后来入京师谈判议和，病危，又对汪精卫等人重述：“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云云。于是乎，孙中山撒手归天，生前围在身边拍马溜须的一帮政客在争权夺利之余，又怀揣不同的阴谋与阳谋，就“国父入葬”问题忙碌起来。

结果如下：由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紫金山修建中山陵，并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后由青年设计师吕彦直的方案入选。经过为期四年的建造，耗银一百多万两，终于将一座堪比历代帝王的陵墓建成。其靡费之巨，规模之大，在20世纪世界现代造陵史上实属罕见。

但是，这样一座造价奢侈，建筑浩大的陵墓工程，却是一个失败的创作。整个陵墓看上去，就如同一条死掉的干瘪的长虫，混担在紫金山上，有一种“龙死金山”的感觉。这个布局排列，正是刀劈紫金/破坏风水的典型范例，或许，正由于这龙死金山，使得国民党政府寿命短乍，很快就在大陆地区烟消云散，成为一具僵尸供人凭吊了。──当然，这个失败和不祥的建筑要细说起来需要至少几万字的长文，才能说得稍清楚，此处不赘。只要记住，中山陵是一个失败/糟糕加暗含不祥之兆，用易经上的卦相解，就是“主大凶”的建筑物就行了。

那么，要排除“主大凶”，搞一个“主大吉”的陵墓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成例？回答是：“有！”从汉唐以下至明清，只要现在还能看到的陵墓，只要稍加注意就心领神会了。中山陵应该是什么样子？回答是：不要刀劈紫金，也不要像一根长长的木棍或僵尸混担在山腰，而是借助山势，如龙一样顺势而行，呈龙腾虎跃状。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把陵墓往横向的宽/竖向的短方面建，不要往窄而长的路线上走。其成例除了可观的明清两朝陵墓，还可由布达拉宫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看到。

相同的说法还可见胡适日记。1934年2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作了这样记载：

饭后与叔永/莎菲同出城，上孙中山的墓，此为我第一次游此墓的全部，前此皆到墓门而已。

墓的建筑太费，实不美观。若修路直到墓前，除去那四百级石筑，即便游观，也可少不少的费。

此墓修的太早。若留待五十年或百年后人追思而重建，岂不更好？今乃倾一时的财力，作此无谓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

胡适之言，就陵墓建筑的批评在乎情理，但要说待五十年/一百年再重建，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了。要说这个建筑令中山先生蒙受恶名却是真的。

在当时国力衰微的情形下，仅盛殓孙中山遗体的美国造铜馆，价值就达1.5万两白银。造陵更是需要大量征地，据杨杏佛/孙科会同有关方面人员最初圈定的范围，陵墓占有山地包括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平地北至山脚，南至钟汤路，东西以距墓基中心左右各1。5华里之直线为界，估计约6500多亩，其中需占民地超过千亩，而实际上占民地超过了两千亩。这一强占民地的作法，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1925年9月，坐落于紫金山南麓的江宁县钟灵乡孝陵卫各村村长联合向江苏省省长呈文，列陈建造孙陵将迁其祖坟/占其祖产/夺其衣食来源等等罪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文曰：

……伏思民等先人既于洪杨乱时死于非命，而百年以后复将有移尸之惨。谁无父母，谁非人子，言念及此，心胆欲裂。……况中山生前事事以民义为依归，为埋一人之骨，用墟万人之坟，在天有灵，当亦弗取。至测量界线内之田地，为民等七村千数百口衣食之所需。生死以之，更义难听人圈买。（南京市档案馆文档）

尽管这些百姓痛哭涌涕，嗟号悲天，结果仍是被当作一堆挡道的垃圾被扫入圈外，一根呈死蛇状的中山陵就此在紫金山麓横亘而出。中华民国政府的大厦就此向东向倾斜，直至倒入台湾孤岛。这就是恶有恶报。

1928年，在孙中山去世三年之后的12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孙中山先生说政府是诸葛亮，国民是阿斗。政治诸公诚然都是诸葛亮，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期，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可是我们乡下人有句古话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尽管胡适如此说，但臭皮匠就是臭皮匠，即是三千个甚至三万个臭皮匠，也不会成为诸葛亮，至少在自家的土地被官府强占之时是这样的。君不见，发生于2010年春天的四川成都强拆自焚案，这个事件始作俑者──当时现场主要指挥者之一、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地说道：“唐福珍自焚是法盲的悲剧”，并表示，对唐福珍之死“不存在歉意”吗？

从中山陵到成都拆迁，似是一脉相承。关于陵墓风水与附带的故事大体如此。

（参见《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Google）2010-4-132:34:13

（另起一页）

（另起一页）

第三章

北京政权为何邪恶的谜底

──元明清以来的北京斜又邪

2012年9月3日 

有一种说法，叫做“北京是中轴线上的都市”。这种说法甚至被写成了一本书：《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它认为，“中国”的“中”字，是对于古代城市中轴线的最好的图示。从这个象形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座四方的城池，和贯穿城池南北的中轴线。现在的问题在于，中轴线先于城池，还是后于城池？它在中国人的城市观念中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显然，中轴线为我们进入古代城市提供了一条最便捷的途径。

从北京城的初建，到历代不断扩张的城市格局的变迁，从几百年胡同文化的兴衰到现代化建设中四合院命运的沉浮，作者以时间为参照系，结合各朝各代对北京城市布局的改造，探索前人在宗教、建筑、科技、文化等方面，令人匪夷所思的成就，并客观纪录了建国后，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学者，在古城保护、新城建设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引领读者徜徉在文化与历史的记忆片断与思辨之中。该书为配合“人文奥运”，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北京八百年历史，并附有大量的历史老照片。

不过，这个力图作出政治宣传的作者没弄明白，从中轴线的角度看，北京其实是一个“伪京”。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原来，北京八百年古城的建筑解密，显示北京的中轴线“指向”具有一个“斜又邪”的“玄机”。在这个意义上，中轴线也为我们理解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条最便捷的途径。

一、歪斜的北京中轴线

北京比较明确的中轴线起于女真人统治的金代，一条御道贯穿外城的丰宜门、皇城的宣阳门和宫城的应天门，但御道上并无著名的建筑。蒙古人统治的元代，中轴线正式形成，位置在今旧鼓楼大街的中心线及其向南的延伸线，越过太液池（今北海及中南海）东岸的宫城中央，直抵外城正中丽正门。到了明代，蒙古化的朱棣将北京中轴线向东移动了一百五十米，最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格局，目的是为突出皇宫，不与西苑太液池连在一起，避开琼华岛和西海子众多的楼台亭阁，中间有相应的空间，更使宫殿显得凝重富丽，唯此独尊。因此，北京中轴线其实并不完全在城市中心线上，如正阳门与崇文门之间的距离就比与宣武门之间的距离近二百多米。

建立中轴线，目的是为强调帝王的中心地位，正如中国之所以命名为中国，意为“天下中央之国”一样。

据此，北京城市总体布局就以中轴线为中心，左面为太庙，右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为市场，即“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北京因此在城市布局上成为世界典型城市之一。为体现王朝在国家的中心地位，北京许多著名的建筑都处在中轴线的位置上，如正阳门、天安门、帝王所居之地紫禁城、全城报时中心钟、鼓楼等。这些建筑既是古都北京的象征，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因此凡来北京旅游的人，没有一个不来这里参观游览的。

北京中轴线是自元代至今以来北京城市东西对称建筑的对称轴，北京市诸多建筑亦位于此条轴线上。

在元代，元大都城墙即为左右对称，南边正门丽正门即在中轴线上。皇城坐落在中轴线上，也是左右对称的。

除西直门以北城墙的一角外，明清北京城基本按元代的中轴线对称（从卫星地图上看北京故宫可以明显发现其西斜），但北部偏斜的中轴线后来被矫正过来。

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建筑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箭楼（1957年拆除）、永定门城楼（1957年拆除，2005年重建）、天桥（1934年拆除）、正阳桥坊（五牌楼）、正阳门（前门）箭楼，正阳门城楼、中华门（明称大明门，清称大清门，民国时改为中华门，1954年拆除）、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坤宁门、御花园、钦安殿、顺贞门、神武门、北上门（1956年拆除）、景山门、绮望楼、万春亭、寿皇门、寿皇殿、地安门（1954年拆除）、万宁桥、鼓楼和钟楼。

从北往南依次为，钟楼、鼓楼、万宁桥、地安门、景山（寿皇殿、寿皇门、万春亭、绮望楼、景山门、北上门）、故宫（神武门、顺贞门、钦安殿、御花园、坤宁门、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乾清门、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中华门、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正阳桥坊、天桥、永定门城楼和永定门箭楼。

从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就有天坛──先农坛、东便门──西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东三座门──西三座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华门──西华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以中轴线为轴对称分布。

故宫的建筑多数东西对称，因为太和殿等主要建筑也是坐落在中轴线上。

人们在后门桥的河泥裡发现了石老鼠（地支子鼠），在前门附近的河里发现了石马（地支午马），这是北京中轴线（子午线）的标志物。

但是，一个致命的现象却在此时发生了：

自皇城以北，中轴线向西偏斜2°。在这个偏斜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向西偏离子午线二百多米，而元大都的钟鼓楼已向西偏离子午线近三百米。

为什么发生这个偏差？

原来，这个偏斜的中轴线顺延二百七十余公里后，即为忽必烈入主中原前的国都元上都（今锡林郭勒正蓝旗兆奈曼苏默）！

原来，北京的南北轴线是：身在中国，心系蒙古。

由于北京的南北中轴轴线是斜的，东西中轴线因此也是斜的。整个北京，因此成了一个“歪斜的城市”。

二、歪斜的轴线与邪恶的统治

有文章揭示这一“身在中国，心系蒙古”的“玄机”指出：

听到“玄机”这个词，大概大多数的人都会感到好奇吧。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人会知道，在中国，很多东西都讲究“风水”，北京作为中国的古都，皇城的首选宝地，任何的规划和治理应该都格外讲究。可是现在有人对北京的中轴线提出了疑问。中轴线，开始于永定门，终止于钟鼓楼，全长7.7公里，是北京的中心标志，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城市中轴线。中轴线难道不是正中的？到底专家发现了什么？……

中国古代帝王皆自命天子，是以大建九重天庭，“坐北朝南，殿宇接天”，试图构建君权“受命于天”的形象。但是，自元代始，至清朝亡，有三十三代“皇帝”老儿寝居的地方，并不是“正南正北”的朝向──在左右北京城后七八百年的建筑格局上，中轴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今天的专家学者发现，它并没有同子午线重合…… 

航测专家看北京全景图，发现有个地方不对劲。 

原来，地图上的中轴线是“偏的”，“钟楼偏离约三百米”。拿地理坐标一印，它（中轴线）偏离子午线两度十几分，但不到两度半。不仅仅是影像图，在地形图甚至在旅游图上，中轴线无一例外偏离了子午线（经度线）。” 

学者夔中羽介绍，在精确的地形图上，中轴线显示了这种“偏离”：从南端起始点（永定门）开始，向北延伸时开始呈逆时针方向偏离子午线，而终点位置（钟楼），换算后的实际距离，已经离开子午线约三百米！为了搞清楚现实中的北京中轴线走向，夔中羽做了一个实验，名曰“立竿见影”。在新建的永定门下，研究员做了一个日晷，立了根两米高的竿子，在永定门朝北的甬路上，贴了条六米长的黑色胶带。“胶带的方向就是中轴线的方向，竿子的影子则代表了子午线”。

当年成吉思汗攻克金中都（今北京）时，将它破坏殆尽，之后，元朝在金中都的基础上建立了元大都；到了明朝，为防范蒙古人，在元大都基础上，加建了德胜门一线，而东西城墙则沿用元代的土城，包砌了城墙，中轴线方向未动；清沿用明城，中轴线也未改动，到今天已有七百三十多年。明朝继承了蒙古统治的歪斜暴戾，没有唐宋的宽容开明。

中轴线谜局出现不同版本的解读，一说系“汉人有意为之”：中轴线是汉臣刘秉忠、郭守敬故意弄偏的，也就是他们并没按照蒙古鬼子的意图，使影响城市布局的中轴线处于正南正北的子午线上，试图以此反抗元朝统治。 

对此有学者质疑，于是有了第二种看法：可能是建造者采用磁针定位法，造成了技术上的误差。还有第三种说法是，中轴线可能是由于自然因素的破坏而发生偏斜。

在中国，唐朝的学者曾在河南准确地测量了子午线，复原的宋皇城模型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城中那条笔直的中轴线，那根线与子午线之没有一丝一毫的偏离。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的水平，所以北京中轴线的偏离不是测量错误，那又是什么呢？难道是人为的？设计北京城的人故意设计歪的？但是要知道，设计一座城市不是一个人能做来的，一大堆人在做，设计师如果有意设计歪的话，那些捧着罗盘测量方位与方向的人可不是吃素的，敢把中轴线设计歪，那是要掉脑袋的。况且，元实行的是暴政，中轴线设计歪一个人死是不够的，全家都完了。因此，应该不会是设计人员搞的鬼。那么，会是什么原因使北京的中轴线歪了呢？

夔中羽惊奇地发现，上述三种“善意的理解”都不对，因为中轴线遥指的万恶的蒙古“上都”遗址。

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兆奈曼苏默是元“上都”遗址所在地。当年忽必烈就是从此地迁都到元大都（今北京）的。而事实上，忽必烈实行“两都巡幸制”：冬天在元大都办公，元大都就是所谓的“冬都”；夏天在元上都办公，元上都即是“夏都”。 

当忽必烈定都北京之前，元的头领住在元上都，定都北京之后，称北京为元大都，然后他们确定了中轴线，并修起了北京城，但是，忽必烈有个习惯，每年总要回蒙古的上都去过段日子，而他显然是个很迷信的人，所以要求元上都与元大都在一条直线上，这条直线必须贯穿两都的中轴线，那么，元上都已经存在了，只要把元上都的中轴线向南方延伸至北京城就可以了，忽必烈应该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就是这么做的，于是，上都的中轴线向南延伸了270多公里，最终到达北京，并确立了北京的中轴线，于是北京城建立起来了，北京的中轴线也就这样歪了下来，而紫禁城里的龙椅也就跟着中轴线一起歪了。

从此，北京歪斜的、隐瞒真相的轴线，就引导出了元明清邪恶的、蛮不讲理的统治。

欺诈和暴力，从此成为北京政权的“两杆子”：笔杆子与枪杆子（夺取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而完全不讲道理和文明。“笔杆子与枪杆子，夺取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大军阀、次党阀林彪这样总结的，不仅是中共的经验，也是蒙古经验、满洲经验、日本经验、苏联经验。

那么，忽必烈不知道他自己坐歪了吗？不是的，因为使北京的中轴线歪的人就是他，他这个歪人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是如果要纠正北京的中轴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彻底重新确定北京的中轴线，使中轴线回到子午线上来，但是这个办法却不能完美地使上都和大都在一条线上了，也就不能稳定他的邪恶统治了。第二个办法是把上都拆了，与北京城保持一致地修建起来，但是元上都是元朝的发源地，给忽必烈一百个胆，他也不敢拆了元上都，就像邓小平不敢否定毛泽东。因此，忽必烈将错就错，干脆把这件事瞒了下来，就欺骗天下人，说北京的中轴线是与子午线重合的。这样一来使得后来的元明清三代的皇帝们都不知道自己的龙椅其实是歪的，就像现在的中共领导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背叛了共产主义。

三、北京其实是一个“伪京”

从中轴线的角度看，北京其实是一个“伪京”。因为从中轴线的角度看，北京是指向蒙古的上都，呈现出一股奴颜婢膝的朝拜状态。就此而言，这还是一个阴险的布局、召唤了一股邪恶的势力，使得所有建立在北京的政权，都成了名副其实的“伪政权”。

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蒙古逐步脱离中国，北京自那以后的磕头对象，就是俄国和苏联这个“白种蒙古”了，其最后结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元明清以来北京政权为何斜而又邪？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外来政权，根本不顾中国居民的利益和感受。在这漫长的八百年内，只有两度短暂的“南京政权”穿插其间，一个是明朝的建文帝，一个是中华民国的蒋介石与汪精卫，加起来不到三十年，而且南京的汪精卫也还是日本人的走狗，一如北京的毛泽东是苏联人的走狗。

忽必烈“元上都与元大都在一条直线上的愿望”，不是一个骚鞑子的心血来潮，而是说明其政权的性质。北京的中轴线歪了将近八百年，中国文明也堕落了八百年──这个八百年，正是中国从世界第一转变成为倒数第一的时代。这能不让人痛心疾首？这也说明，中国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复国运动：不仅需要摆正自己的中轴线，而且需要恢复中国纯正的良心。

第二期中国文明昌盛于唐宋，衰落于金元明清，结束于歪斜的北京。

我虽然生于北京，而且也是在北京开始发展的，但我的充满痛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要复兴，要建立第三中国、要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一定要迁都、一定要离开北京这个歪斜的是非之地。北京这个地方之所以发生针对平民的屠杀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野蛮歪斜的建城背景决定的。要改正这一背景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把北京全部拆掉、推倒重来。但即使这样，也无法抹掉那歪斜的传统。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迁都。

我虽然生于北京，但不能因私废公，不能不说出这些真话。

（另起一页）

第四章

中国可以参考埃及的迁都计划

一、开罗“搬家”谁撑腰？

《埃及欲迁都，中国可以吗？》一文指出，混乱、拥堵的高压终于让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开罗扛不住了。近日，埃及政府公布了新首都建设计划，开始酝酿迁都。同样处在巨大压力下的北京与开罗有些怎样的相似处？如果“搬家”，北京会比开罗容易吗？ 

埃及兴建“新开罗”的提议最早来源于2014年7月，而在2015年5月7日，埃及政府正式公布了新首都的规划项目，将这一设想转变为现实。 

按照规划，新首都位于开罗以东60公里、苏伊士以西60公里处，规划面积为700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新加坡的面积，可容纳700万人。包括总统府、议会、政府机构及外国驻埃及使馆都将搬迁到这个新首都。此外，新首都还将建设110万套住房、2000所学校和600家医疗机构，还将兴建一个8平方公里的巨大中央公园，约为纽约中央公园的3倍，在距离新首都16公里处还会建设一个新机场，面积约为伦敦希斯罗机场的3倍。不少外资企业和知名酒店都将相继进驻新首都。 

刚刚经历社会动荡的埃及为何突然变得如此阔绰？原来其身后有阿联酋阿布扎比酋长国王室和迪拜酋长国王室的撑腰。据悉，阿联酋“土豪”已承诺，将为埃及人的新首都建设计划提供450亿美元的投资。而其他一些海湾国家也都纷纷蠢蠢欲动，盯上了这块投资的“大蛋糕”，因此，从资金上看，埃及人完全不用太担心。 

不过，埃及人为何要突然迁都呢？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开罗有什么不好呢？ 

比较：开罗有的问题，北京也有——

（1）人口 

根据2014年的最新数据，开罗的城市常住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800万，如果以整个“大开罗”城市群（加上周边的吉萨、盖勒尤卜）来计算，这个数字就可以达到2043万，与北京的2015万旗鼓相当。 

但如果从人口密度上来看，北京每平方公里1300人，而在人口更集中的“城6区”（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每平方公里则为7837人。这一数字在世界大都市里已经算得上很高的了，但与开罗相比，这一数字还是显得“弱爆了”，开罗2011年时的该项数据是，每平方公里19376人！ 

人口的激增，随之带来的就是生活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犯罪率上升等。2011年埃及革命的爆发也正是来源于民众对这一状况的不满。而且，人口尽管上涨势头迅猛，但开罗的住房短缺问题却一直没能得到解决，高房价、高房租让很多年轻人都因为住房困难而不得不“蜗居”到地下室，甚至墓地。 

而与北京相比，开罗人口的构成还具有更大的复杂性。不少从巴勒斯坦、苏丹甚至伊拉克的难民近年来都持续涌入开罗，对开罗的社会治安也构成了一定的隐患。而对于这一部分群体，埃及官方甚至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来进行统计，更不用说采取行动制止了。 

（2）交通拥堵 

开罗地铁目前只有3条线路，共61个车站，总里程数仅有78公里。而北京地铁，随着2014年底7号线的贯通运营，已经拥有18条线路，总里程数已经达到了527公里，车站数量则已超过300个。即便如此，北京地铁的压力都已不堪重负，更何况地下交通如此不发达的开罗。 

而且开罗的地面公共交通也极其混乱。据新华社驻埃及记者卜多门介绍说，开罗的公交车不仅线路少，而且数量也极少，而一些运营不规范的小巴车不仅起不到缓解公共交通压力的作用，反而还经常成为添乱的“猪队友”。 

公共交通的不发达，也导致了开罗私家机动车数量的增加。2014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而开罗的这一数字在2013年就已经达到了600万。阿拉比亚电视台2013年曾做过一档关于开罗交通拥堵状况的专题节目，据该节目调查，开罗的“上班族”每天的平均通勤时间超过两小时，不少接受采访的“上班族”都表示，超长的通勤时间让他们身心俱疲，即使到岗后，也需要至少一个小时时间才能调整到工作状态。 

据阿拉比亚电视台的调查，开罗2012年因交通拥堵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230亿埃镑（约合188亿元人民币），而这其中还不包括交通拥堵所带来的汽车燃料成本，以及环境污染成本。而北京尽管在这一数字上要超过开罗不少，据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4年的报告，北京去年因交通拥堵造成的损失大概在560亿元人民币左右，但考虑到北京与埃及的生活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埃及生活水平相当于国内二线城市），两大都市在交通拥堵方面难说孰优孰劣。 

（3）大气污染 

拥堵的交通状况、激增的机动车数量，随之而来的自然就产生了污染问题。北京就是机动车排放过高的受害者，据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去年介绍说，北京大约22%的PM2.5污染源来自于机动车的尾气排放。 

而与北京相比，开罗的这一状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2014年的调查，开罗城区大气污染有35%都来自于汽车尾气排放。而且，开罗城区老式高排量汽车很多，再加上道路系统设施欠发达，拥堵造成的额外燃料消耗也更多，开罗的大气状况如此恶劣也就见怪不怪了。 

同北京一样，开罗周围也是大型工厂云集。截止2014年底的数据，开罗周边有大约12600家工业设施，开罗的城市污染源50%都来源于这些工厂。而且，这些工厂中，绝大部分都是惯于违规排放的中小炼油厂、化工厂、加工厂等，可持续发展意识差，有关部门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除了“开罗雾霾圈”，这些工厂的违规排污还对埃及“母亲河”尼罗河的水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埃及每年投入到尼罗河治污项目中的经费便可超过10亿美元。 

此外，由于埃及人在垃圾回收处理方面技术落后，且观念陈旧，大多采用焚烧的方式来处理废弃物，这也成为了开罗重污染的另一大源头。据调查，焚烧垃圾带来的污染比例可占到开罗污染的15%，2014年，开罗及其周边日均焚烧垃圾量就超过12500吨，有关部门对此屡禁不止，束手无策。 

在世卫组织2013年公布的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首都榜单中，开罗与北京排名相差无几，前者排名第7，后者则排第10。而且，与北京相似的是，开罗也极其依赖大风天气来驱散雾霾。从1999年开始，开罗每年秋季风力较小时，城市上空都会形成“黑云”现象，整个城市在灰暗中显得压抑不堪。 

若“搬家”，北京比开罗好在哪儿？ 

当然，开罗的这一“新首都”计划是否能最终变成现实，还受到了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比如，本国政治局势是否能实现持续平稳？本国经济形势百废待兴，光是依赖外国投资是否可靠？“新首都”计划与“新苏伊士运河”计划都在政府未来数十年的规划之内，两大项目同时“烧钱”会不会让埃及不堪重负？这些都有可能成为阻碍这一计划实施的障碍。 

且不论这一计划能否得到顺利实施，但至少开罗有这样的雄心来缓解甚至解决目前的难题，那么，作为开罗友好城市的北京是否也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哪怕是鼓舞呢？ 

北京与开罗相比，尽管面临的问题都几乎相同，但北京在城市建设上还是要胜出开罗很多。开罗的疯狂扩张已经将周边一些卫星城也纳入了其版图之内，城市发展潜力也随之消耗殆尽，但在北京周边，这样有潜力的卫星城却还不在少数，如果要实施跟开罗类似的这种搬迁，北京的成本显然会更小。 

而且，京津冀地区如今形成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其便捷程度也绝不是交通设施欠完善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可以比拟的。如果周边新城基础设施能得到完善，城市功能能得到健全的建设，再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北京将部分机构搬迁到这些“新城”也是完全可行的。 

因此，不管开罗的迁都计划是不是“放卫星”，但同样作为饱受发展问题困扰的发展中国家都市，开罗敢想敢做的，北京为什么不行呢？

对于埃及的发展规划，读者评论指出：

（1）北京，政府机关过于庞大也是问题之一。

（2）开罗和北京的共通点：人满为患的文化古都，让人窒息的空气污染，无可救药的交通堵塞。重症须开重方。

二、第三中国首都在嵩山周围

早在1979年，谢选骏就因为对于中国文明的历史考察而得出了北京不适合担任首都角色的结论，并亲自考察了嵩山当地。写出了复兴“嵩高维嶽、峻极于天”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大计。前两年，又建议“第三中国的首都应在嵩山周围”：

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的首都过去位于北京、南京、重庆，现在位于台北。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从1949年到现在一直位于在北京（但最新的消息是：北京市政府已经开始了迁都的准备）。但是北京作为首都，却是一个极为糟糕甚至是邪恶的选择。（参见上文《北京政权为何邪恶的谜底──元明清以来的北京斜又邪》）

那么，未来的第三中国（全称就是“中国”）的首都应该在哪里呢？

四十年来，我经过种种考察，认为最好是在洛阳附近的一个新城。其理由是多方面的，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

例如登封的“天地之中”就可以考虑。

在伊洛之间，与嵩山环抱。故《史记》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河南省登封市西北面，是五岳中的中岳。所谓“嵩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诗经·大雅·嵩高》）我1979年去那里考察，觉得不错。1982年，嵩山以河南嵩山风景名胜区的名义，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2004年2月13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部评选为“世界地质公园”。2007年5月8日，登封市嵩山少林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总面积450平方公里，东依省会郑州，西临古都洛阳，北临黄河，南靠颍水。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最高峰（峻极峰）1491.7米。东西绵延约60余千米。古名为外方、嵩高、崇高。五代后称中岳嵩山，与泰山、华山、恒山、衡山共称五岳。

嵩山古称外方山、太室山，夏、商之际，已称嵩山为中岳。《史记》记载：“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唐武后公元695年封禅嵩山时，改中岳为神岳。自北宋以下，俱称中岳嵩山至今。嵩山属伏牛山系，主脉在登封境内，连绵六十多公里，中为峻极峰，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嵩山是其总名。古人以太室为嵩山主山，太室少有奇峰，东西起伏如眠龙，故有“华山如立，中岳如卧”的说法。嵩山由太室，少室两山组成。“少室如凤舞，太室如龙眠”，形象地道出了嵩山的雄姿。

在嵩山附近建都，将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盛事。

三、嵩山周围地区的心理价值

有研究指出，中国传说中的第一王朝夏，其中心就在伊洛和汾浍河流域。

据说1959年夏，徐旭生等人曾赴豫西等地区作“夏墟”实地考察，这种探索的心理学成分大于考古学成分，因为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居（君），皆在河洛之间”的说法，已经指明了方向。

河南登封告成镇汉代名为阳城。在阳城内，曾发现有战国时期印有“阳城仓器”四字的陶豆，印有“阳城”二字的陶量和印有“仓器”二字的陶片30余片。这就从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两方面为告成自古以来即为“禹居阳城”的地望，提供了实物旁证。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之东部，偃师县西南9公里的二里头村南，北面紧邻洛河（洛河改道以前，遗址原在洛河之北），隔河与古城村南北相望。遗址南面距伊河5公里，东面是较低的平地。遗址所在地势平坦而高亢，面积东西约有2.5公里，南北约有1.5公里。在洛阳平原的南面，有高耸的嵩山，北面有绵亘数十里的邙山。遗址披山带水，东阻成皋，西挡崤函，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形势险要。古人有云：“建都设邦，皆冯（凭）险阻。”

《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在广川之上。”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今属洛阳市管辖下的一个县级市）两者兼而有之，得天独厚，形胜甲天下。

首都的意义主要是心理学上的，而非经济学上的。

葛剑雄《与其迁都，不如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一文指出，在现代化条件下考虑首都的合适位置，不同于传统的“天下之中”。北京尽管不处于地理上的中心，但通过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手段，距离的远近已影响不大。何况全国的资源、人口、城市、产业等基本要素的分布，也是严重不均衡的，自然形成的中心或重心与地理中心或重心并不一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北京也是优劣兼具，至少不比“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差。 

他还主张，在体制改革、精简事权的同时，不妨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将有些本来应该在首都举行的会议和活动分散到地方上举行，本来应该设立在首都的机构或设施建在合适的外地。如现在的全运会轮流在各省市开，既减轻的北京的压力，也促进了各地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体育的发展。这类活动还应再增加。

显然，他主要是从经济学着眼来探讨建都问题的。

但是，他也没有忽略心理学问题，例如他曾建议将拟议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落户山东孔孟故里）建成“文化副都”，行使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

而在根本上，他也知道第三中国需要一个新首都，所以他的结论是：

数十年后中国国力强盛时，“再为一个比较小规模的首都选择最合适的地点”。

我同意他的看法，并认为这个“比较小规模的首都”应该坐落在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共同发祥地嵩山周围地区。

现在，历史已经发展到了2015年，中国的迁都计划不应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地步了。中国现在可以参考埃及的迁都计划，认真履行一个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建设责任。 

（另起一页）

第五章

袁世凯错失百年机遇

2015年11月30日

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决定性的大事：袁世凯称帝。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机关算尽的袁世凯要不是自己称帝，而是推举“孔圣人”的后裔衍圣公出任世袭的中国国家元首，自己仅仅扮演摄政的角色，则会获得更大的回旋空间，并可能成功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稳定制度。从而使得中国避免巨大的社会崩溃、动乱，早日建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武昌起义爆发

1911年10月10日清政府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后相继有多个省宣布独立，支持反清；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势力均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清国知道清国国内，仅有北洋军可以抵抗义军，于是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但荫昌无力驾驭北洋军。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世凯，载沣见内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于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压制起义，袁世凯一面奏请清政府停止进攻，一面表达善意，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议和。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则都希望袁世凯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

如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11月2日，伦敦和芝加哥华侨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将袁世凯与拿破仑和华盛顿做类比，表示若袁能直捣黄龙，南北各省都会听命于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凯表示，只要袁“能来归”，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就非袁莫属。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张绍曾等将领联名向清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独立各省立宪派的诉求，史称滦州兵谏。兵谏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国事犯（即政治犯），解除党禁。11月1日清廷又宣布解散满人皇族内阁，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于11月8日推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从南方抵京组建组阁，11月16日以汉族人为主的袁世凯内阁名单公布。11月26日，北洋军一举攻克汉阳，这样既能给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谈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意调停战事，愿意促成袁世凯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在起义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有意停战，并于11月30日达成停战协议。

12月2日，《时报》发表袁世凯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

二、中华民国约法

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布了民告官为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袁世凯称帝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缺乏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宪法顾问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之称的杨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筹安会，发文支持施行君宪。杨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称帝的氛围。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

依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书，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三、袁世凯复辟帝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当日早上，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拟定《新皇室规范》：“……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此后，中华帝国进入筹备阶段，欲改年号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西南爆发反袁运动。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原令如下：“……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讨袁。他表面支持君主立宪，背后却筹备讨袁，蔡锷这种表里不一的可耻行为毫无荣誉感，亦遭人质疑。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胜负。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和日本帝国也趁机活动，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世凯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袁还曾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四、袁世凯撤销帝制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英语：Royalist attack on Chaves），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机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故袁世凯仍是民国大总统，取消帝制后滇军仍坚持要袁下台。革命党人继续动乱。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中毒。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袁死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者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赶赴河南安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续近两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余万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银元建成，坟墓被称为“袁林”，冒充圣人，占地近130亩。

五、袁世凯恢复传统

满清入主中原后，中华传统的礼仪风俗和文化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汉人袁世凯在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上不遗余力，逼满清宣统帝退位之后，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尊崇伦常文》，提倡国民尊崇伦常，他在《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中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文》，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结合“周制”概念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恢复汉服式祭服，并于同年冬至在北京天坛举办具有汉人政权特色的祭天典礼。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须在孔子诞辰之日举行祭孔活动，并于28日举行中华民国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动，又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另外，华人四大节日与春节的设立也与袁世凯有关，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有关史料记载，中国春节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现行的春节历史却很短，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从1914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

六、袁世凯读书太少

袁世凯临死前总结自己的错误说：“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历事时多，读书时少，这说明在于他的行为中，国家主权压倒了思想主权，因此错失百年机遇。

在《袁世凯登基100周年纪》里，谢选骏写道：

我觉得，我们离开解释“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也需要现代宪政。但是这两者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个“皇帝”身上。

没有精神领袖，中国就会一放就乱。

没有现代宪政，中国就会一统就死。

七、皇帝制度解决不了难题

皇帝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初年，反革命分子梁启超曾经预言：中国革命一旦爆发，必将延续百年以上。果然，辛亥革命之后将近百年，中国迄今还在不断流血，不仅海峡两岸经常兵戎相见，而且大陆中国也不断流血，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偶尔露峥嵘。这种百年革命如果连上1850年开始的长毛和捻军，就显得更加漫长。这种悲惨处境的规模巨大，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是空前的，它迫使中国不得不继续革命，也迫使我们不得不继续思考有关继续革命的话题。

思考“不断流血的革命”，使我在1974年以前成为一个“社会分权”、“互相制衡”的信徒，认为社会的活力来自分权的现实以及随之而至的“制衡与竞争”。那时我崇敬希腊，景仰立法者梭仑──并对历史学术形成浓厚的兴趣。

但是1974年的批孔运动使我燃起了对于古典的热情，并逐渐趋向于社会等差的礼制信念，我认可定先秦精神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脱离惰性、走向自新的可行指引。

时光冉冉，到了1984年，我已经可以较为客观也就是较为超脱地看待社会分权与社会集权等问题，因为我发现，无论分权集权，都是实行并贯彻社会动员的手段；如果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分权；如果集权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一个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就倾向于集权。其中并无一定之规，因为长期观察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发现它在分权集权之间来回摇摆的事实，尽管不同的社会其分权集权的倾向各有不同，但就其自身而言，却是在不断地摇摆之中。

一般说来，多国环境需要进行国内动员，所以容易促成社会分权发展。因此从长期历史观察，单纯的分权倾向与单纯的集权倾向都是不可取的。任用其中一个倾向──不足以使他的祖国摆脱历史的沉疴，直趋复振的朝圣之途。

这种历史精神觉醒使我萌发了一个新观念：新的战略，不仅仅停留在“并用〔兼顾〕分权措施与集权措施”的理论水平；它应深入“交替发展分权实践与集权实践”的政治堂奥。交替式的极端发展──废弃了兼顾式的中庸之道。

那时我对自己说：勇敢的人们！要是我们只能停留在两千年来〔集权式的、压抑的〕的生活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试问，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 

第一步为分权，以驱散那“借集权之名而肆行的腐败”。第二步为集权，以便在腐败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结构。第三步是从业已制度化了的分权结构──日益归于世界性集权的大趋势之中。从而在根本上弘扬中国之精。至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想，首次成为有积极意义的实践指南。〔前此的这类企图都是早产儿〕关键在于“可塑性”──不要死抱住某个“模式”、“道路”、“理论”，以至一道沉沦。

要认清它们的工具性质。要善于更换工具，对于一个具有伟大前程的民族而言，与某种工具一道沉沦、毁灭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

分权不是目标，集权也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在于追求活力；在于追求活力〔反抗增熵趋势〕的激励下进行运动，在不断“完善”的运动中显示活力、以活力自娱……

1984年4月20日，我写下了《中国新王国的战略图景》，首先谈到了“民主也就是分权的口号，具有革新社会的功能”，是“唤魂之始”，即社会动员的第一阶段。其次，任何民主革命或民主运动都会随后经历一个反动时期，其表现是“集权的实践与秩序的重建”。但与此同时，“民主的分权的实践与唤魂术的普及”却在潜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最后造成一个不同于“中王国”也就是秦至清两千年大一统帝国的“新王国”。“新王国”远离“中王国”而接近先秦的“古王国”，可以成为“宪政中国”、“中国宪政时代”，以区别于“中国王政时代”〔古王国〕、“中国帝政时代”〔中王国〕。宪政中国比王政时代更比帝政时代为民主，但在世界范围内，其作用如果发挥开来，却可能导致集权倾向的加剧。

我觉得，我们离开解释“为什么袁世凯以后一百年来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中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也需要现代宪政。但是这两者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个“皇帝”身上。

没有精神领袖，中国就会一放就乱。

没有现代宪政，中国就会一统就死。

皇帝制度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没有袁世凯的袁世凯体制”同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s/xuanjun++xie?_requestid=236307

（详见以上网址）

袁世凯错失百年机遇！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机关算尽的袁世凯要不是自己称帝，而是推举“孔圣人”的后裔衍圣公出任世袭的中国国家元首，自己仅仅扮演摄政的角色，则会获得更大的回旋空间，并可能成功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稳定制度。从而使得中国避免巨大的社会崩溃、动乱，早日建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另起一页）

第六章

中国的君士坦丁何在？

2013年12月29日

一、《牛津基督教史》看君士坦丁

 

《牛津基督教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这不是一本站在教会的立场或以信徒的身份写作的书，而是站在史学的立场并以学者的身份写作的书。 

根据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可以发现，对于基督教的历史过程发挥过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一共有三位：

1、作为人子的耶稣，他宣讲的福音构成了基督教的灵魂；

2、作为使徒的保罗，他组建的教会构成了基督教的规范；

3、作为帝王的君士坦丁，他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支持基督教作为社会与文明的主流。

以前，中国知识界普遍对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原名为“弗拉维乌斯·瓦列利乌斯·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公元280—337年，又称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306—337年在位）有很深的误解：

1、君士坦丁一世只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发动内战的军阀，他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互相利用的关系；

2、君士坦丁一世自己并不信教，也不受教义的约束，直到临死的时候，才模仿第一位罗马元首奥古斯都的榜样，尽其表演的义务，装模作样地受了洗；

3、君士坦丁一世通过官方化、国教化败坏了基督教，使其从穷人的福音变成了统治的工具。

但是，根据《牛津基督教史》提供的史料，上述有关君士坦丁一世与基督教的关系的看法，可能是失真的，是基于无神论者的推测。

首先，君士坦丁一世的母亲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众所周知，孩子受母亲的信仰影响往往超过父亲的，这种影响到人生的危机时候，会发生决定性的力量。（拉丁教父奥古斯丁的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是如此。）

其次，君士坦丁一世让他的军队打出基督教的标志的时候，基督徒的人数并不如以前人们估计的那么多，远远不到人口的半数；君士坦丁一世在大战之前让他的军队打出基督教的标志，这在政治上十分冒险，很可能引起军队叛乱。种种迹象表明，他自己这样做，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真的相信，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具有神奇的功能，可以帮助他击败敌人、战争获胜，带来基督的和平。因此，当他看见天空中出现了十字架的图像，就毫无犹豫地相信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要他改弦更张、靠主得胜。

最后，君士坦丁一世本来早就准备受洗成为基督教徒的，只是由于基督教内部的教派纷争，使他延误了自己的受洗；他推迟受洗下，可在情况混乱的时候使自己拥有一个相对超然的政治地位，以便进行教义上的裁决。

还有一点，说明君士坦丁一世还是具有真心信仰的，那就是他把自己的墓地安排在“十二使徒教堂”里，希望自己作为“第十三个使徒”忝列其后。如果他只是一个并不信教的“大帝”，那么，“第十三个使徒”这个地位，在他眼中就不会这么珍贵。（例如，毛泽东这个伪马列主义者就不肯老实就范，老是想办法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顶峰”，虽然他是一个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那样的历史次角——在中国发展苏联的“红军”统治。）

君士坦丁大帝的活动，对基督教造成根本的影响，使得在他之后的基督教多多少少变成了“君士坦丁大帝的基督教”，也使得他本人可以作为“大帝”名垂青史；君士坦丁大帝和基督教的关系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改变历史到什么程度，从时间上看他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至少超过了列宁的二十五倍；甚至超过了中国的汉武帝（对儒教的影响）和印度的阿育王（对佛教的影响）。

事实上，综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伟大的宗教都是在政权的支持下，才能获得广泛的传播，甚至连“和平的佛教”也离不开“武力的护法”；而传播最快的马列主义和伊斯兰教，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基督教在中国的平等地位，也在呼唤一位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如果没有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出来护法，基督教在中国永无出头之日，无论罗马教廷如何努力也是枉然。因为罗马教廷的权能，本身就是从君士坦丁大帝那里延续下来的，虽然他们声称是从彼得那里延续下来的。至于所谓的“新教”，更是在各国王公或“共和国”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正如，要是没有列宁违背马克思教义的政治赌博（“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只能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或是让其追随者暴尸街头，而不可能入住克林姆林宫和中南海。

“1990年5月11日，在莫斯科红场，反对克林姆林宫统治者的游行中有基督徒，一个拿着和人一样大的十字架的神父对戈尔巴乔夫说：‘基督复活了，米哈伊尔·瑟基耶维奇’。”——《牛津基督教史·大事记》

二、君士坦丁大帝小传

公元312年一天夜里，罗马城外的米尔维亚桥，满腹忧思的君士坦丁一世正发愁第二天即将到来的大战，当他眺望星空之际，突然看到苍茫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四个硕大无朋的火红色的十字架，伴随着这样的字样：“靠此神迹，你将征服。”。这被后人广为传诵的情节，预示了世界历史上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变化即将发生。

于是他命令军队戴上了基督教的标志。果然，佩带了基督标志的军队大获全胜，并使得他成为第一位承认基督教合法的罗马皇帝。

身为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长子，君士坦丁一世在戴克里先的宫廷里度过幼年，他本来没有被考虑为王位继承人，后来靠自己努力成为皇帝。在罗马城外米尔维亚桥战役的胜利使他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原来，公元280年君士坦丁出生于今塞尔维亚的尼什，他虽然来自世家大族，但据说却是他父亲君士坦乌斯和旅店女仆的私生子。当时正值戴克里先推行四帝共治制，君士坦乌斯成为西部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的副手，年轻的君士坦丁很快便成长为帝国上层建筑的重要人物，他曾到东部帝国的皇帝戴克里先军中服役，并在对埃及和波斯的战争中靠自己的勇敢和才干升任高级军官。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连同时退位，君士坦乌斯成为西部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回到他的身边，随父转战不列颠等地。306年，君士坦乌斯病逝，君士坦丁在军队拥立下继位为西部帝国的皇帝。但是，帝国的部分将领不服，于是内战爆发。经过六年的征战，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在上述的米尔维亚桥战役中，在基督圣灵的佑护下击败了挑战者马克森提，统一了西部帝国。

与此同时，李锡尼也控制了东部帝国的政权，形成了两帝并立的局面。两人在初期曾密切合作，包括在313年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告宽容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但统一帝国的野心终于使他们水火不容，323年，君士坦丁击溃李锡尼，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

君士坦丁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但据说内心极其虚弱和怯懦，不得不用珠光宝气来掩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轻度人格分裂者。他颇具仁爱之心，但曾毒死过他能干的亲生儿子。他曾经施行过仁政，给贫困人口以救助，但很快就变本加厉地成为贫苦人的压迫者。他颁布法令，规定奴隶主有权鞭打奴隶至死，对奴隶逃亡者加重处罚。更重要的是，他严禁隶农逃亡，规定隶农及其后代必须固着在主人的土地上，对逃亡的隶农应带上镣铐解归原主。这就开启了中世纪农奴制的先声。此外，他还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着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他规定造币、面包、屠宰等行业为终身和世袭行业，这对中世纪的城市行会制度也有很大影响。

君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之后，致力于加强皇帝本人的独裁权力。他废除了四帝共治制，分封他的子侄统治各地；废除了近卫军，改用皇帝直接控制的宫廷亲卫队来代替它，并降低边疆驻军的实力；同时进一步神化皇帝本人。自屋大维时代开始不断强化和神化的皇权，到了君士坦丁时代，终于达到了它的顶峰。好在他还愿意受到神权的管束，不至于发展出秦始皇那样的恶性膨胀。

尽管随着罗马帝国疆域扩大，拜占廷的地理位置显得日益重要，但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罗马帝国时代，它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君士坦丁重建并扩建了拜占廷，并于330年宣布迁都拜占廷，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从此，这个城市开始了它辉煌的千年历史，君士坦丁的名字与这个城市溶为一体，直到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占。

因为上述种种举措，君士坦丁已足以排进世界历史上有影响的帝王之列。但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变化，使得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都打上了他的烙印，那就是基督教。

罗马帝国前期的信仰是综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多神教，罗马人基本上处于信仰自由的境况。在此之中，笃信一神论的基督教显得特别另类。早期的基督教主要在贫苦人之中传播，信徒之间平等互助，患难相恤。由于他们有明显的反抗意识，不与统治阶级合作，不服兵役，不敬罗马旧神，因此多次遭到罗马统治者的迫害。早在尼禄时代，年轻的基督教就遭到历史上第一次迫害，此后在三世纪中期狄修斯（249—251年）、瓦列利亚努斯（253—260年）时代，又一次遭到残暴迫害。到了戴克里先（284—305年）时代，自称罗马旧神朱庇特之子的皇帝自然视基督教为异端，基督教又一次遭到了厄运。在此之间，也有一些皇帝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基督教在公元1—3世纪中仍呈迅速发展之势，到3世纪已有教徒600多万人，罗马境内已有教堂1800多个。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教徒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大地主、富有工商业者和官吏，甚至皇族也加入了基督教，基督教的仪式逐渐变得复杂，教义也更趋向于顺从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也开始了解基督教。这就是君士坦丁时代到来之前基督教的状况。

君士坦丁从何时开始信仰基督教还是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早年并不信基督。也许是他长年征战所见的血流四野的疆场，也许是他母亲的影响，逐渐使他产生了“罪愆”观念，并从精神上投向当时看来充满仁爱思想的基督教会的怀抱，也许是他母亲和妻子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因为她们都是虔诚的教徒。而流行最广的说法，则是本文开头出现的奇异情景，君士坦丁在十字架的启示下赢得了米尔维亚桥战役的胜利，并从此皈依了基督教。

313年，君士坦丁和东部皇帝李锡尼联合颁布了《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以合法地位，并归还了以前所没收的基督教堂和财产。这是基督教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君士坦丁从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但他的政策明显是鼓励该教的发展。他颁布法令赐予基督教以诸多特权，如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捐赠，教会神职人员豁免赋税和徭役等，在他统治时期，信奉基督教成了晋升国家高级职位的一个捷径；各种坏人纷纷混入教会，而真的信徒反而离开城市，去独自修道并逐渐建立了修道院制度。他本人还建造了多座知名教堂，如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等。但是无论如何，经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终于在392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了在西方文化史上惟我独尊的时代。（这又是一个“社会政治七八十年一变周期”的显著例证。——谢选骏注）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贡献还不只于此。当时基督教已分裂成几大派系，其中正统教会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而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里乌斯为代表的一派则否认三位一体，认为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这一派同时还主张教徒安于清贫。为帮助教会统一教义和组织，君士坦丁于323年在尼西亚召集了主教大会，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大集结。大会通过了《尼西亚信条》，坚持了正统教会的三位一体说为正统，斥责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将阿里乌斯革除出教会。

337年，君士坦丁临终前接受了洗礼，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升向他梦想中的天国。在他的赞助之下，基督教开始成长为世界性的宗教，君士坦丁被教会尊为圣徒。

有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即使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也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理由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许多罗马皇帝都对基督教徒进行了残酷压迫，但并没有能阻止基督教发展壮大的趋势。

但是事实可以对此提出怀疑。因为摩尼教可以证明相反的事情，摩尼教也曾经传播到世界各地，拥有无数虔诚的信徒，也曾屡受压迫而不改其发展壮大的趋势，在罗马帝国时代曾成为基督教的重要对手。但摩尼教始终未能在重要国家取得国教的地位，结果只能受到残酷迫害，在千余年的飘荡之后，终于消失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上。

人类历史上曾涌现过无数杰出的帝王，如亚历山大大帝，查理曼，拿破仑，成吉思汗，秦始皇等等，但他们或许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或许建立的帝国持续时间太短，或许他们功业的影响只局限于少数国家地区，而不能像君士坦丁这样有着长久而遍及世界的影响。欧麦尔一世和阿育王对伊斯兰教和佛教有着与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相类似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和佛教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毕竟不能与基督教相比。

看看我们身边，即使在现代中国，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许多基督教的赠予，如公元纪年（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纪年）、星期日、圣诞节、一夫一妻、政治观念、哲学思想、教育制度、科学技术等等。（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期中国文明”也就是广泛吸收基督教元素的新时代。——谢选骏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君士坦丁大帝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帝王。

从上述《君士坦丁大帝小传》可以看出，当年向其母亲努力传教的无名英雄，其实为天主立下了不朽的功劳；他（或她）的劳苦功效，超过了兴建多少教堂和召开多少布道大会。我想，他（或她）在上帝的永恒的国度里，一定享有崇高的地位。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以赛亚书》第九章8节）阿门！

（另起一页）

后记

如果把人类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原始人就是树根，野蛮人就是树干，文明人就是枝叶，精神人物就是花朵。花朵虽然美丽，却很脆弱，枝叶虽然茂盛，却要依靠树干和树根输送养料。树根源源不断地吸收养料，通过树干传送给枝叶，开出花朵。花朵虽然脆弱，却能播种于未来……并从中创造了新的种族与文明。

人类学的研究认为，现代人是从非洲出来的。如果以埃塞俄比亚东非裂谷这一起源地为中心，离开那里越远的人类，差异就越大，但彼此之间的差异就越小，就像是枝叶；离开那里越近的人类，差异就越小，但彼此的差异反而越大，就像是树干。越原始的人，就越接近“干细胞”。

你不要看不起原始人和干细胞，未来拯救人类的，可能还要靠他们。

（一）

社会发展有三种状态：一，自然状态；二，文明状态；三，野蛮状态。自然状态是本能的境界，文明状态是修炼的结果，野蛮状态是洗涤的始基：复本能、达到新的修炼。绝对的自然状态，在从个体或社会诞生的一刹那，就结束了。生命开始逐步纳入不得不然、参次不齐的文明。在文明晚期，“回归自然”的呼声兴起，它所达到的效果，是有选择的野蛮，而不是无选择的自然。绝对的文明状态，则是经典上所描绘的那种“泥足巨人”──强大的世俗国家，都无异于这样的巨人。文明再好，毕竟是从自然中生长；当它的生长过大、耗尽了基础，崩溃就成为再生的开始。野蛮则是对泥足的冲洗，它打倒偶像，留下真金；它以回归自然的名义，种下新的文明。它说：“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如果这世界的文明没完没了，那么即便连宗教的圣殿，也会沦为商业工厂，甚至妓院。如果没有孤独、死亡，那么即使连艺术的洞府，也会沦为市井的买卖！那样的生命所显现的，不过是其本能的幸福实相：一只又白又胖的蛆。所以，为了保证人的尊严并与白白胖胖的蛆虫们的幸福区别开来──让我们欢呼一种“冰川上的孤独、洗练甚至野蛮”吧！为了保证某种“朝向健康的绝望”，让我们在必要的时刻和必要的地点──学会抵制市场，抵制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技术文明的奴役！

个人与社会的上述三种存在状态，在经验的领域实际上只剩下两种：文明与野蛮。正如在超验的领域它投影为两种概念：自然与文明。

厌倦文明的人们！你们已经永远不再能“在经验中回到自然”；你们只能“回到超验的、意念的自然”，或在经验中清洗文明的野蛮！因为文明，是野蛮之母；因为野蛮，是文明之父。

（二）

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必定充满了令人惊奇的英雄传奇。正如每一个民族命运的转辙，必有英雄传奇的伴奏。不是风流故事，不是才干比赛，而是民族大迁徙的神话又一次成为生动的事实！一切文明都起源于某种史诗，一切史诗都起源于民族大迁徙的严酷磨砺。虽然中国的城市革命，不会在一夜间创造可见的奇迹，反倒像有不祥之光降临人间。但相信吧，加倍的苦难、加倍的罪恶、加倍的毒素、加倍的不满──是幸福、圣洁、营养、喜悦的前提！对那些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是值得羡慕的。尽管在中人以下的庸碌之辈看来，这是黑暗、野蛮甚至血腥的。

如果没有身临其境，生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对即将来临的城市革命，及其暴烈性，是很难理解的。但面对二十世纪迄今为止的中国悲剧来说，城市革命的暴烈，不正是一位仁慈的外科医生吗？他以娴熟的“结尾处的惊叹号”，缝合创伤和刀口，结束病人的痛苦；若非如此，百年革命的漫长手术如何结束！

中国的城市革命，它承袭并发挥中国百年革命的野蛮化倾向于极致，使一切非常手段系统化；另方面，它以革命手段，结束革命，迫使革命成瘫的中国社会，走上现国家的正途。它的目标仿佛矛盾，它的前期是“革命”，它的后期是“反革命”。但正如一切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事物一样，它以惊人反差，展示宏大的器度；它兼有阴阳，故能化生万物。请不要急于谴责这黑色的宿命。

城市革命，在其初级阶段体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在其高级阶段才体现为种族素质的革命、文明模式的革命。社会动员的压力如是说：“野蛮的中国，是走向新生的中国！”这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在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中国它演出过：野蛮的南北朝，盛唐的希望！

城市革命还包括科学领域的内容，就像它也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革命是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虽然本身并不带来迅速发展，甚至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但革命创造了迅速发展的条件，尤其是发展的动力。

（三）

临近二十世纪底部，想象力丰富的人们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而在我们看来，这个预言为时过早，它更多体现了希望甚至仅仅是祝福；而不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分析。

在我们看来，中国重获强盛的地位，可能不是在二十一世纪，而是再晚些，要在二十二世纪。这样，中国从它陷入解体的十九世纪开始，到完全彻底地实现重建，一共需要花费整整三百年。这并不真的漫长。在上一个类似的周期，魏晋南北朝，中国从陷入文明崩解之灾的西元二世纪（东汉瓦解），到重获强盛的西元六世纪（唐的统一），一共花费四百多年！而欧洲曾经经历的类似的周期，更是长达一千年（四七六年罗马帝国灭亡——一四九二年西班牙人光复本土、进军美洲）。由于现代生活的较快节奏，我们可能提早一百年，以结束中国文明型式的根本转变，但是在造就是难上加难了。

出于如此这般的“国情”，所以在今后一百年里也就是国人抱有幻想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民族精力的主要运动方向──依然不是律人，而是克己！继续克己！

自胜者强。上升的中国，其社会重建的矛头，不是指向世界，而是指向自己，持续地指向自己的种种不完善之处。克己，是通向律人的桥梁；若非如此苦修，不论个人或民族，其律人的能力就是一句空话。

一个强大民族的兴起，是前个时代的深刻苦难所结下的硕硕果实。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在他迈出强力扩张步伐前的百年间，无不受到异族的无情蹂躏。先前的蹂躏越是凶狠，后起的外扩就越持续。

由于时候未到，中国在未来一个世纪的对外关系中，依然必须遵循“偃武修文”学生守则──甚至，必须进一步收缩自己的力量于自己的腹内，全力以赴推行“自我更新”而不是像日本帝国主义那样愚蠢地早产扩张。中国人且记：“更新世界”的方略必须自新。这样才能避免日本帝国式的可耻灭亡，使中国稳步走向复兴的道路。

（四）

文献学者们断言，人类历史“是一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这是幼稚的错误。

首先，人类的历史不是“一部”，而是多部之间的“周而复始”。

从人落地、社会刚诞生，自然状态结束，文明就开始了，然后再从文明的衰颓走向社会的野蛮，再后又从野蛮再到文明、文明又再度衰颓……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一部经典接一部经典，有始无终的循环！一个文明到另个文明，一种野蛮到另种野蛮──这就是人的宿命。

在这种意义可以说，文明，是野蛮之母；野蛮，是文明之父。

充满母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爱护文明，哪怕那是非常非常腐朽的文明。因为这爱护，正是你们的本能、你们无法摆脱的职业。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要崇尚野蛮，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本能的残杀。

充满父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私淑野蛮，哪怕那是非常非常恶劣的野蛮。因为这私淑，正是你们的天命、你们无法离却的元气。在任何情况下，你们一定不要崇尚文明，因为这崇尚，是对你们天命的背叛。

“高贵的野蛮人”，并非蜷缩在远古石窟里的哺乳类动物；“高贵的野蛮人”，也不是复古主义者的幻想。高贵的野蛮人，是文明社会里“最后的贵族”！他清洗文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野蛮状态”并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从根本上打破现状的努力。“野蛮状态”是一个更高的“自然状态”，是“后文明状态”。所以任何新兴的文化，无不体现为某种“野蛮的文化”，甚至“反文化”。而“文明”，正是作为“自然状态的毁灭者”而生发圆满的。文明的颓势甚至停滞，是自然力量遭受过度抑制的后遗症……野蛮，则是健康的自然力量重新发作的开始，是首义的发难者，文明疾病的医治者！──“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天之德也。

历史表明，人们并非在天真无邪中走向文明。恰恰相反，是野蛮的动机、野蛮的动力，经过伪装，鼓起文明的风帆。但被缚于文明而变得孱弱的不肖子孙却弄假成真，把戏子当作英雄，把装潢奉为偶像。但是，对于那些有力量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大能者，真正的归宿，并不是文明本身，而是强健的生存状态。强健的生存状态，总是以自我否定的热情──。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从一重天，到另一重天。如果有永生，这就是永生。

从时代着眼，不妨把“野蛮时代”叫做“新的社会诞生及其青春期”，而把“文明时代”叫做“社会的成熟与衰老期”，至于文明的腐败与解体，则类似人的弥留与死亡。如现代中国，在弥留与死亡中“发出最后的吼声”。而在野蛮时代的前夕，则有一个短暂的精神黎明期──为野蛮造舆论，为文明做寿衣。法兰西的百科全书派，中国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八九年先后两次“思想解放”，干的正是这种送终的好事。

在我看来，启蒙与野蛮并不对立，恰恰是同一事物的两面镜象。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妙用，文献学者们的血吸虫般的雕虫小技，与此妙用实在是风牛马不相及。野蛮的要素，永远潜伏在文明社会中，伺机待发；而文明的要素，则在最狂野的时刻，也是存在的。野蛮的要素，可以提供清新的气息、健康的还原。文明的要素可以提供审美的情趣、物产的富裕。它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二者混合，可以激起改革、骚动、变态和创造的源泉。混合的东西很难归类，所以就得背上种种的恶名。人们无力发现它，只能看见它所创造的历史后果。就这样，文明与野蛮的要素配置，形成了不同的主流。人及其社会就是这样奇怪的混和！

文明有其野蛮的用处，野蛮有其文明的功效。文明常是恶的化身，而野蛮倒是善的显现。所以，在不恰当的时机，强行压抑低度的野蛮──要么消灭了生命的活性，要么激起了恶性野蛮。为了生命的健康，请接受我们的新观念：“野蛮化过程”。没有这样野蛮，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化：没有这样的文化，就不会有这样的尊严！

野蛮的文化，虽然血腥，却是生机勃勃的文化。中国的难题，是特别需要但又特别缺乏这样一种野蛮的文化。不是共产党的文盲，而是具有创新的精神。

是青春期的想入非非，成就了中年人的盛德、壮年人的大业。为盛德大业而注入了想入非非的梦幻，是值得称颂的。造就文明的精神越是野蛮，此文化的前途越不可限量。文明的来历越不上路，它所吸取的营养就越丰富；升华的动机越原始、越接近低贱的本能，它的动力就越大、弥久弥纯。

在文明的发育过程中，野蛮的酵母是必不可少的。野蛮不仅会玷污文明，也会使它亲近泥土的营养。只有那真正理解文化并参透文明的人，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顶戴“旷野里的野蛮人”这个称号。这样的人，德配天，应得“先知”的称号。相对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世界来说，那位旷野里的野蛮人施洗的约翰，就是永恒基督预言者。救世主说：“我来，不是要致太平，乃是要动刀兵！”和他相比，那些假冒为善、胸怀恶意的法利赛人，奸诈愚蠢，才特别需要粉饰的坟墓，来遮盖自体的丑陋。

“现代中国日益深刻的野蛮化，无异在为一种新文明打扫场地。”在如此古老的文化国度，竟然出现上述的野蛮行径与野蛮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顺理成章。一扇门关上，一扇门打开：从过于人为的玄圃，发展到彻底荒芜的旷野──是文明的一个逻辑。而从过于荒凉的旷野，发展到“奇妙的新世界”──将是文明的下一个逻辑。

它宣示我们：决不要害怕野蛮化的袭击！更不要逃避它！中国在野蛮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也就越是会深刻地现代化！废墟清除得越彻底，将来的造楼才更容易。中国的智慧想象了两千年的“屠龙之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横生的荆棘使他欢欣，纷歧的乱麻使他宁静。庄严的时刻来到了：野蛮化的利剑，劈开中国再生的四门穆穆。国鼎已立，神位将定。

真正的理解者与参透者，坦荡清爽地面向上苍，“野蛮人”甚至“罪犯”的恶名，只是他“帝降夷羿，革兹夏政”的证明。他是文王，他是蓓蕾，含苞待放的时刻，最美。

（1995年10月─1996年4月）

（另起一页）

书名

从天安门到中山陵

From Tiananmen to the Sun Yat-sen Mausoleum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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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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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2016年1月第一版

January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十七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