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主权——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全集第10卷）

 

竖排：思想主权——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

横排：Sovereignty of Thoughts——A Concept that Terminates Western Thinking Since Descartes

星空照片

谢选骏

2012年—2013年

2014年电子版

2015年印刷版

（另起一页）

内容简介

《思想主权》是谢选骏先生2012至2013年间的著作。其核心观点认为：仅仅承认思想的自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承认“思想主权”的存在。思想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主权，“思想主权”不仅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国家主权，而且还创造了各种科学和艺术，各种道德和宗教。“思想主权”甚至创造了人自身，这不仅体现为“上帝造人”，也体现为“人的进化”。“思想主权”的存在，保证了人和宇宙的互通，使得人可以认识宇宙，使得宇宙也能塑造人。同时，作者还用“你答故我在”取代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你我他同在思想主权之下。“思想主权论”的提出，是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Sovereignty of Thoughts（左为斜体字） is Mr. Xie Xuanjun's book written between 2012 and 2013. The view points at the core of the book are: just to recognize the freedom of thinking is not enough. One has to recognize the validity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Thinking has its sovereignty, which gives rise to cultures of various form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births of science, art, ethics and religion.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creation of man himself, which not only confirms the idea of the creation of man by God but also the idea of the evolution of man. The existence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facilitate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man and the universe, enabling man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universe, and enabling the universe to help create man. Mr. Xie Xuanjun attempts to replace Descartes' assertion that "I exist because I think" with his own assertion that "I exist because of your response", for you and I both live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The proposi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of thoughts" is a termination of Western thoughts since Descartes.

（另起一页）

凡例

本书（尤其《外篇》的“对话”）中带有引号（“”）的引文，多数录自书后附录的三十种“本书援引的主要著作”，因为对话的行文限制难以逐一详列出处，在此谨向上述智慧财产的创造者们致以诚挚而深刻的谢意。

同样我要加以说明，除了“思想主权”的概念之外，本书的众多论说都采用“切磋”的对话方式（尤其《外篇》的“对话”），许多论题并非我的原创。我尽量把前人的原话打上引号。但也不少引号则为了突出我本人的意见而加上的。

（另起一页）

题记

迄今为止，一切被视为荒唐想象的思想都实现了，所以人们可以登入银河、“参拜众神”。

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思想”已经获得了“骇客”的能力，“思想”还将以“骇客”的身份登入世界系统：不是入侵，而是从根本上继续改变世界和人类的文明。这就是“信息时代”的秘诀。

抓住了神秘的思想锁钥，就能打开地球的未来之门。

——从“天子”（ Tian Zi，The Son of Heaven，1979年）、“文化本体论”（On Culture Ontology，1986年）到“思想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ought，2001─2012年）：这个精神跋涉花费了三十年多的时间。

（另起一页）

目录

（以下宋体）

《思想主权》导论

第一章  人所认识的世界仅仅是他自己3

第二章  思想主权不能重蹈国家主权的覆辙5

第三章  “向前的思想”才会迷人7

（以下宋体）

《思想主权》第一部上

“本体·内篇”

思想与思想的主权·上

第一章  比光还快的东西11

第二章  思想的超越性质12

第三章  死亡是一种思想观念15

第四章  思想主权的统一17

第五章  是思想创造了人类19

第六章  科学与宗教的分野21

第七章  能够想到的都可以做到24

第八章  好的信念超越感官26

第九章  上帝与人类基因组工程28

第十章  现在超越国家主权本身30

第十一章  灵魂与灵的内驻32

第十二章  情感是思想的重要领域34

第十三章  人权是思想主权产物36

第十四章  社会契约是一种思想欺骗38

第十五章  语言促进思想但不创造思想40

第十六章  新的文明合乎自然生态42

第十七章  思潮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45

第十八章  生产力也是一种思想的产物46

第十九章  人们本身也是思想的产物49

第二十章  财富——制币权——经济政策51

第二十一章  个人精神和宇宙秩序的对话53

第二十二章  “空”不是虚无，“空”是过程54

第二十三章  人的使命，只在他自己身上56

第二十四章  人的思想无法企及上帝的思想57

（以下仿宋）

《思想主权》第一部下

“本体·外篇”

思想与思想的主权·下

第一章  一切主权都是受到限制的63

第二章  虚幻的比真实的更重要65

第三章  运转的东西无法升级66

第四章  原则上并不存在独一无二68

第五章  人类是自己的最大敌人70

第六章  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比权力还伟大72

第七章  “智人”就是“思想者”74

第八章  科学技术的宗教感情76

第九章  客观世界只是对我们有用的世界78

第十章  奴隶制度存在于监狱和军队80

第十一章  战争和掠夺、欺诈和盗窃，算不算劳动83

第十二章  如果达尔文“神父”说得对86

第十三章  科学企图理解感觉和经验88

第十四章  时间只是空间的一个隐喻90

第十五章  大思想创造了一切存在93

第十六章  不要脑袋的人才能解放自己的头脑95

第十七章  扼杀思想的国家是在执行自杀政策97

第十八章  人生就是把思想付诸行动98

第十九章  思想永远不在一个地方滞留太久100

第二十章  生命的起源不是适应的结果102

（以下宋体）

《思想主权》第二部上

“学科·内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上

第一章  “看破经典”犹如“看破红尘”107

第二章  达尔文就是“牛顿+加尔文”109

第三章  “解题实体”与“属灵生命”111

第四章  “时间崇拜者”是“魔鬼崇拜者”113

第五章  几种文明的分野、对比、交流115（据此改一下正文，加上“分野、”）

第六章  两极化正是文明爆发的导火索117

第七章  我在樱花树下菩提树下想121

第八章  我喜欢耶稣的私人谈话123

第九章  “国家看护者的利益”不是“国家利益”125

第十章  在“世界宗教”的表象之下128

第十一章  踢出巨人的脑浆、创造新型的文明129

第十二章  “哥尼斯堡的中国人”134

第十三章  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的鼻祖137

第十四章  英国人是德国灭绝营的先行者139

第十五章  思想的力量在操纵事实142

第十六章  权力中心·文化优越·思想果实144

第十七章  考古学家和盗墓贼的区别147

第十八章  佛像就是吸毒者的忘我形象149

第十九章  我的著作充满“错误”151

（以下仿宋）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

“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第一章  上帝的基因与上帝的思想155

第二章  人活着不是为了“认识世界”158

第三章  不同的种族只能彼此灭绝161

第四章  天子是种族与文明的“原生细胞”165

第五章  文化方案的基因限制169

第六章  动物和人都是思想的产物172

第七章  “天子万年”的科学依据176

第八章  人的思想远比上帝的思想来得贫乏180

第九章  印度、中国、希腊，原创哲学184

第十章  无意义的世界为何存在187（据此改一下正文，加上“无”）

第十一章  文明除了自身没有其他目的193

第十二章  时间的恐惧与时间的膜拜196

第十三章  刘邦这个淮夷后代的遗风201

第十四章  革命的千年至福学说203

第十五章  慈善可以让人健康长寿205

第十六章  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扑灭一支蜡烛的光辉208

第十七章  不能触发思想的地理起点，毫无意义211

第十八章  利玛窦没有完成信仰核心的完整移植213

第十九章  一枕黄粱、南柯一梦，也是一种人生215

第二十章  牛顿的宗教观点影响了他的科学研究219

第二十一章  生命活着的时候才会觉得悲苦221

第二十二章  “自然的客观”也是“人类的建构”224

第二十三章  黑人的天主教与众不同226

第二十四章  革命豁免杀人纵火的法律制裁229

第二十五章  种族灭绝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232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革命”迫使极权放下屠刀235

第二十七章  打动感情，只用幼稚的推理239

第二十八章  电影的首尾与人生的首尾242

第二十九章  人的创造和神的创造246

第三十章  思想的魔力、劳动的福音251

第三十一章  “文明没落”演化“种族危机”254

第三十二章  测不准还是测得准256

第三十三章  越大的城市，越为强烈的独立精神260

第三十四章  自由主义与市场垄断262

第三十五章  “猎巫狂热”与“阶级斗争”265

第三十六章  “向前逃跑”与“历史的原创”267

第三十七章  人生和量子都是思想的产物271

第三十八章  华尔街的名言吸引受害人上当274

第三十九章  搁置判断与接受信仰278

（以下宋体）

《思想主权》第三部上

“社会·内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上

第一章  思想主权创造国家主权283

第二章  扑灭一种思想的最快方法285

第三章  汉朝开始中国人喜欢伪造东西287

第四章  满洲人是怎样糟蹋儒教的290

第五章  教廷“外行领导内行”292

第六章  巩固奴隶社会，必先制造饥荒294

第七章  国家把头与思想摇钱树296

第八章  没有心肝的浪漫主义299

第九章  领袖要假装为人民服务301

第十章  美国的路霸公司启发我们303

第十一章  种族歧视的双面性306

第十二章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308

第十三章  “皇太极”与“日本天皇”311

第十四章  “军阀建国”不限于现代中国313

第十五章  奥斯卡金像的高度315

第十六章  专制社会的首要祸害318

第十七章  湖南农民的盲流与逆流319

第十八章  暴君的晚年陷入疯狂321

第十九章  中国幼儿园不给小孩喝水323

第二十章  中文的珍珠埋在美洲的荒原325

（以下仿宋）

《思想主权》第三部下

“社会·外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下

第一章  战争与国家329

第二章  思想的借口，权力的需要331

第三章  贪婪永远是人类行为的第一动机333

第四章  战略家不过是历史命运的工具336

第五章  理性的判断通常不会受到蒙蔽338

第六章  思想有其自我设限的瓶颈作用340

第七章  世界上什么奇谈怪论都有343

第八章  误解创造价值，是创新之母345

第九章  宗教与国家之间的缠斗347

第十章  脑满肠肥的神职人员349

第十一章  上帝之城的幻象351

第十二章  皇权与教权的斗争及其延续353

第十三章  野蛮民族也会被思想所开化356

第十四章  信仰扩充了野蛮民族的势力358

第十五章  宗教和语言、民族的关系密切361

第十六章  独立思考与独立空间363

第十七章  “历史的终结”三百年前开始366

第十八章  弥赛亚的保护者斩首示众368

第十九章  阿訇醉心学问和国家财富372

第二十章  日本文化是种民族主义的体现374

第二十一章  困境激发思想，思想突围困境376

第二十二章  “万恶的思想”并非人类的发明379

第二十三章  妥善地使用残暴手段382

第二十四章  帝国没落，人口与税收减少385

第二十五章  官二代的自肥导致政权没落387

第二十六章  达尔文主义的伪真理390

第二十七章  达尔文主义的禽兽393

第二十八章  科学逻辑不让其他种族活下去395

第二十九章  无私的人很容易绝种398

第三十章  纽伦堡审判临时杜撰的法则400

第三十一章  苏联把政治犯当精神病镇压403

第三十二章  没有选举权的中国店小二405

第三十三章  中国农村户口仿佛意大利德国中世纪407

第三十四章  西方的真理祸乱中国410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名字让人感到羞耻413

第三十六章  革命、战争、生态失衡415

第三十七章  来自草原的“人民解放军”417

第三十八章  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421

第三十九章  中国需要消灭方言壁垒423

第四十章  西伯利亚重见天日，为期不远425

第四十一章  华人满足于赚钱，极少问鼎政权427

第四十二章  类似于先秦礼制的民族习惯法430

第四十三章  儒教、佛教、道教缺乏牺牲精神433

第四十四章  宁做上帝的奴仆，不做君主的宰相437

第四十五章  所有生命都遵从“思想主权”439

第四十六章  思想主权可以带来幸福感442

第四十七章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444

第四十八章  天堂、极乐，在此思想中447

第四十九章  再论战争与国家449

（以下宋体）

《思想主权》第四部上

“人性·内篇”

思想主权的解毒·上

第一章  接触得越多越广泛越深入，就越虚无455

第二章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指控上帝457

第三章  批量烧名画，诞生新艺术459

第四章  任何角落都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461

第五章  中国和美国，两个极端的会合463

第六章  生产和财富的奢侈造成生态灾难465

第七章  “经济基础”不过是思想的排泄物467

第八章  穷得剩下上帝，才看见了真相469

第九章  思想救人的最高形式就是福音470

（以下仿宋）

《思想主权》第四部下

“人性·外篇”

思想主权的解毒·下

第一章  “自然的选择”与“上帝的拣选”475

第二章  我们的思想割裂万物、分别彼此477

第三章  国家女神屠杀人类作为祭献479

第四章  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481

第五章  科学主义和传统宗教484

第六章  科学无法提出终极的答案486

第七章  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488

第八章  只要动念，就可能落入陷阱490

第九章  人类成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493

第十章  社会混乱是思想混合的结果495

第十一章  一胎化思想消灭“过剩人口”497

第十二章  贫困令人变蠢，智商下降十三点499

第十三章  多重的价值是人性的一部分503

第十四章  在社会荒漠中创造一个社会结构505

第十五章  理想是水中流动的思想507

第十六章  神权政治的基础是地下水源510

第十七章  人类基因组序列这本书由DNA语言写成512

第十八章  地球能养活1570亿人，是思想并非事实513

第十九章  战争与和平都起源于人之思想516

第二十章  全球化进程政治上失控519

第二十一章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521

第二十二章  第三期中国文明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元素524

（以下宋体）

《思想主权》第五部

“途径篇”

思想主权的发现

第一章  互联网时代的纲领531

第二章  国家主权的来源532

第三章  国家主权制造爱国主义537

第四章  各种国家主权的冲突540

第五章  国家主权的野蛮性542

第六章  上帝的主权与国际法546

第七章  结构主义与语言主权549

第八章  谎言、个人主义、与之合一553

第九章  如何确认“思想主权”的存在555

第十章  思想主权的人形典范557

第十一章  思想主权的体现就是正义560

第十二章  人间没有终极对错，只有思想565

第十三章  上帝的思想与不朽的原罪566

第十四章  一念之差创造了不同的制度567

第十五章  思想家和梦幻家都是被动的569

第十六章  科学是语言而不是客观事实571

第十七章  “三个世界”的文字游戏572

第十八章  真正的美景仅存于内心578

第十九章  感动自己，震动世界579

第二十章  人的贫穷或富足取决于自己581

第二十一章  习惯成自然的人与禽兽582

第二十二章  如何可以不让悲剧降临呢583

第二十三章  划时代人物的生命代价584

第二十四章  没有历史的人最为富足586

第二十五章  苦行就是“被鞭打快乐”589

（以下宋体）

《思想主权》第六部

“钩沉篇”

思想主权的由来

第一章  全球文明的纪念碑593

第二章  国家与器官595

第三章  天性构成的囚牢598

第四章  艺术是信仰的最后防线601

第五章  中国思想主权的觉醒604

第六章  思想与国家互相为敌606

第七章  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608

第八章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611

第九章  国家主权背叛思想主权614

第十章  现代思想的屠龙命运617

第十一章  天命人心的圆周启示619

第十二章  双重的“作对”622

第十三章  黑暗时代的自由真谛624

第十四章  四季天子的过程哲学625

后记627

附录之一

2015年发表的思想主权十三论

一、最早的思想主权论630

二、文化多元论与思想主权论632

三、思想的主权与媒体的灾难633

四、思想主权与网络殖民主义635

五、科学是思想主权的产物639

六、所有的科学定律都是人的思想641

七、宇宙是智慧活动所产生的垃圾642

八、再好的国家主权都是国家主权647

九、思想主权颠覆国家政权654

十、太一、无极、宇宙终结、思想主权658

十一、《圣经》与思想的主权668

十二、互联网是思想主权的恩典！673

十三、我为什么终结了西方思想682

（以下仿宋）

附录之二

主权

附录之三

博丹

附录之四

本书援引的主要著作

（另起一单页）

导论第一章

人所认识的世界仅仅是他自己

（01）

语言结构，就是思想主权确实存在的证据。

在最原始的民族那里，却存在最复杂的语言结构，这是完全超越其文明发展水平的，也不和他们的文明发展水平互相匹配的。这说明语言能力来自先验知识，而不是后天学习得来的。

正如任何力士也无法脱离地心引力一样，任何思哲也无法测量自己。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困局：人可以认识世界，却无法认识这个据以认识世界的自己是否可靠。因此之故，人所认识的世界就仅仅是他自己或自己的表象，而无法是那“客观的实体”；因此之故，那“客观的实体”或“物自体”也只能是人的思想，或人的信仰，或是自以为是的“天启”。

（02）

“以前的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错的！”

“你刚一开口，你所说的就是以前的人们所说的了！那么，你所说的是不是也是错的呢？”

“我所说的自然也是错的了！”

“那么是不是这就意味着：你所说‘以前的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错的’也是错的，从而以前的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呢？”

“不对！负负可以得正，因为这是人造的数学；但错错不能得对，因为这涉及到思想的主权。”

开车开车，不管开到了哪里，都还是在车里！人无法感知自己感官世界之外的任何世界。人无法思想自己思想世界之外的任何世界。而人的感知在根本上上也离不开思想的主权。

（03）

摇曳生姿——思想是在运动中显出它的完美。但运动不是一切，因为既然叫作运动，其实就有一个潜在的目的了。但目的却是所我们不知道的！“不知道”，就“不发生作用”。苏格拉底要“求知”，这就触犯了大忌，因为“求知”就是在颠覆社会，所以人民法庭要判决他死刑。因为知识一旦更新，秩序就会颠覆了。以马内利要求“真理”，这就触犯了大忌，因为这就是在颠覆神殿和社会，所以宗教法庭和人民领袖要判决他死刑。因为偶像一旦破坏，秩序就会颠覆了。

（04）

生命是一个过程。思想也是一个过程。这个世界是一个思想的世界，一个思想所创造的世界。“人是符号的动物”——这是思想；“人是动物的符号”——这也是思想。

生命的意义在于他的不确定性，思想的意义在于他的不由自主。

（05）

这是我的身体，可哪里是我的灵魂呢？这是我的意识，可哪里是我的思想呢？思想是无法认识自己的，“反思”不过是雾里看花。灵魂更是如此，那且是由上帝控制的。

苦难和幸运都是人的思想，天堂和地狱全在一念之间。

重要的不是“事情是怎样的”，而是“人们认为事情是怎样的”。

（06）

生活是思想创造出来的，生命也是思想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眼见的一切都是思想的产物——人文世界是“人的思想产物”，自然世界是“神的思想产物”；无神论者认为，甚至连神也是人的思想产物；在科学家看来，自然世界不过是人的“感觉的综合”。

生活是思想与环境的妥协。一个人的表现是他自己预先不能知道的。

（07）

人的内在倾向，不仅不会“妨碍对问题的讨论”，相反正是内在倾向“创造了对于问题的讨论”；思想“内在于人心”，而非“客观的反映”。

经过思想改变了的人，就是新造的人；在时间的腐蚀作用下，虽然新造的人也会陈旧的，但那毕竟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旧货。

（08）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并不奇怪，“有了我”才是太奇怪了。

（09）

权力（强权、权能）是思想（信息、密码）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把“追求权力的意志”为宇宙的本原是极为荒谬的；相反，宇宙的本原应该是“创造权力的思想”。 

（10）

思想要变得有效，迟早会趋向一种信仰；就像血液循环、心肺呼吸、肠胃消化那样固定和规律——在这种意义上，科学的结论也是一种信仰，而且也只能作为信仰被人们理解和传播。

（11）

思想所创造的主权：一切主权，说到底都是思想的主权。

（12）

“主权是不负责任的权力。不负责任的权力必定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这又是在不加限制地滥用普遍原理：在我看来，人的、国家的主权，才是不负责任的权力；而神的、思想的主权，则是负责任的权力……因为，“万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样不是藉著他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3节 ）

“不是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就不是权威，而是暴力。”——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最终也将演变为暴力，这是由人的原罪所造成的，“必然的败坏”。

第二章

思想主权不能重蹈国家主权的覆辙

（13）

思想虽有主权，但要慎用这一权力；思想主权不能重蹈国家主权的覆辙——滥用权力。

（14）

思想更接近“动机”、“本能”、“欲望”，而不是“意识”、“观念”、“语言”，更不是“概念系统”、“权力意志”、“神圣偶像”。

（15）

思想不仅是对万有引力的“认识”，而且思想就是万有引力的“本身”；不仅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思想，而且客观规律本身就是思想。——这类似于有人指出的，小说是“对思想的白描”；而科学心理学不过是对“对思想的分析”……分析永远赶不上白描，因为白描是“直观的”、“第一手”的。但又不同于，小说、科学心理学是人类的作品；万有引力、客观规律则是超越人类的某种作品，而对它们的认识则又是人类的作品了。

（16）

人在困境中，思想才锋利，因为思想乃是为了突破困境而诞生的。思想的锋芒，都是从生命的攻击性发展而来的；思想的澄明，都是从生活的混浊里过滤出来的。

（17）

思想主权，就是创造世界的力量。

在思想主权面前，个人和国家是完全平等的——因为它们都是思想主权的碎片。

个人可能犯罪。国家也可能犯罪吗？是的。国家也可能犯罪。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都是思想主权的碎片。

（18）

祈祷不是洗脑，不是自我催眠；而是像呼吸、喝水、吃饭、睡觉一样的生命活动。

（19）

仪式，是有形的思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作用集合体，它基于“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眼耳鼻舌身”等五种感觉以及作为第六感的“意”。

（20）

真理不是一种错误，真理只是一种陈述，甚至连思想都算不上——既使对之进行了偶像化装饰。

（21）

思想的宇宙，只是思想的浪人；他不是什么至圣先师，因为他不是孔子那样的国民教育家，而是天地精神的不断折射：

你的航行与沉没，

都被多棱十色的晶体所照射；

苍海横流，

显不出你的本色；

黄天垂死，

逃不过你的眼睛。

你静默广大而澄澈，

你的睿智透明如阳光。

（22）

灵魂在歌唱……灵魂怎么会歌唱呢？其实所有的歌者都是作为灵魂在歌唱的：他（她）们要按照乐谱或其他既定的认可的方式唱，才不是噪音——这是作为傀儡的歌唱、作为道具的表演。

（23）

祷告是自说自话？自说自话也是和上帝说话？只要你奉他的名就可以了。因为人既然是上帝造的，那么和自己说话也就是和上帝留下的信息和密码在说话？所以不论如何祷告都是有其效力的？

（24）

思想创造世界，这并非“一切唯心造”，因为我们的心、思维，都是来自更高的本原，那就是宇宙的思想、思想的主权。思想主权虽然不是我们人类所能证明的（否则我们就大于思想主权了，就像我们大于我们所创造的科学那样），但却与我心心相印。我知道他在，而且我知道他就在我身上。

第三章

“向前的思想”才会迷人

（25）

“希望”之所以迷人，就在于希望是“向前的思想”。

（26）

“你是我的思想，我也是你的思想，他则是我们共同的思想。”谢选骏说，社会是依靠思想组织起来的，除却了思想，将不再有社会，只有组织的废墟。

（27）

“自然界本身”这个概念，其实也是我们的思想。

（28）

“把爱因斯坦质能转换式说成唯心主义物理学”不仅仅是笑话，而且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论。不过换一个思路，所有的科学其实都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思想的产物。

（29）

“超自然”的意思，就是“超越了理解”，就是“在人的理解可以把握的范围之外”，就是“超理解”。“自然”，就是“可以理解”，就是“在理解可以把握的范围之内”。但是，“超理解”并非“超思想”，因为“超理解”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正如“超自然”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超思想”实际上不可能存在于人的语言和思想之中。

（30）

“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证”：谢选骏说，思辨是思想，实证也是思想，在这种意义上，思辨是一种逻辑，实证是另种逻辑。

（31）

“鬼故事”，就是思想对于自然过程所采取的抗拒形式。正如“科学”一样，“鬼故事”也是思想对于自然过程所采取的认可程序。

（32）

人生，不管你怎么赢，也都是在走向输，最终就输掉了生命；人生，不管你怎么输，也都是在走向赢，不断赢得每天的思想。

（33）

“世界”是由我们的大脑合成的图像！这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一旦公开，社会就将失去控制。

（34）

言论自由，是与贸易自由一同兴起的；因为在本质上，言论是一种商品，是用来“售与他人”，与思想的“自己消费”具有不同的本质。“出卖言论”的人，因此必须“隐藏思想”。

（35）

稿费是专门用来歪曲思想的，稿费越高，歪曲得越厉害。版权是僵尸的墓志铭，版权越久，僵化得越彻底。

（36）

国家主权可以控制言论流通，就像控制商品流通，国家主权还可以控制思想发展，但是却消灭不了思想自由，因为思想的能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生物机能，不是任何社会文明可以消灭得了的。

（另起一页）

《思想主权》第一部

“本体·内篇”

思想与思想的主权·上

（“本体·内篇”主要阐述“思想主权”的基本概念。）

第一章

比光还快的东西

（001）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快？光。”但是，有一样东西比光还快，那是什么？思想。因为思想就是宇宙本身，信息创造一切。虚拟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

（002）

你想的是什么，你实际上并不知道，因为思想是无法思考自己的，就像一个人无法自己观察自己。思想来自一种主权，也就是说，思想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你想要“成为你所是的人”？可是你原来是什么？你什么也不是！

（003）

人，对上帝、对思想主权的认识，是随着自身的知识不断变动的；这虽然不等于说上帝和思想主权是不断变动的——因为即使在人的认识中，上帝和思想主权的某些部分也是永不变动的。

人只能通过镜像来观察自己，而“思想的镜像”就是语言，思想的雕像就是文字，一切雕像都会磨灭，一切文字都会走样，一切经典都会歧义。惟有思想主权生生不息。

（004）

“思想主权”的社会功能，扩大了“前电子时代传统”中的“神”、“道”、“玄”、“本原”、“上帝”、“终极”、“命运女神”、“自然规律”的概念外延——以此为现代生活重新注入神秘感，一种不易为科学观察所证伪的本原、一种无法为常识所摧毁的“究竟”。

（005）

思想主权高于国家主权，因为思想可以创造国家，国家却无法创造思想。

思想机器高于国家机器：思想的机器是人脑与人格，国家的机器是强制与暴力。

（006）

契约在法律之下，法律在主权之下，国家主权因此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思想实际上不受任何国家主权的限制，因为思想的主权创造一切。

（007）

国家主权的主人，最后都“成功地一一死去”；惟有思想长存，因为思想的主权没有主人，只有仆役，没有创造者，只有被造者。这是就最大公约数的“自然神论”的意义而言，是无需论证的一个存在与现象。

（008）

拒绝服从国家主权的人，会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对象——逃犯、流亡者、亡命之徒、今晚不知道在那里过夜甚至“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惟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拥抱思想的主权”。

拒绝拥抱思想主权的人们，作为组织的奴隶，为米折腰，他们崇拜米国，崇拜代表组织的财神：他们一边引吭高歌“走到髑髅地”，一边走进了悉尼歌剧院的贝壳里。

（009）

“思想还是自己闷着自己”，思想都是在自己的运动中产生的。甚至“行为方式”也还是一种思想，因为行为也会传播；能够传播的，不是思想又能是什么呢？

（010）

相同的思想主权，产生了不同的和低级的主权形态：野兽主权、个人主权、社团主权、国家主权及其变种；不同的主权形态如野兽主权、个人主权、社团主权、国家主权，都不同程度地呈现了相同的和至高的主权——思想的主权。

人在被造的时候所分享的神性，就是思想：“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又向人吹了一口气，将生命之气吹进人的鼻孔里，那人就活了过来，成了有灵的活人。”

第二章

思想的超越性质

（011）

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描述行为的传播、人际的关系，是不确切的；因为一个行为与思想可以影响所有的人，包括影响那些根本就不是“一群”里面的人。有时则是从反面或侧面，以不为人知的方式影响了人。

（012）

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人，丧失了人的权利，甚至连动物都不如；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民族，放弃了民族的权利，只能充当亡国奴。

《寻找动物意识》（马里安·斯坦普·道金斯）一书通过大量的观察、记录、分析，指出了动物也存在意识。我们知道，意识已经是比较高级的思想形态了。这就是说，动物也有思想！那么，动物的思想来自何处呢？显然不是来自“进化末端”的人类，而是来自更为原始的“存在”或“非存在”。那就是神，就是思想的主权。

（013）

为什么时间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人的眼睛只能向前看……任何“回顾”因此也还是“前瞻”，只不过是“回头的前瞻”罢了——时间因此成为“不可逆转”的怪物。

空间是可逆的，时间是不可逆的——这是一般人认定的“客观事实”；但实际上，“时间是不可逆的”正如“空间是可逆的”，同样只是一个“人类的思想”，而且就像“东方红，太阳升”那样，其实是一个“常识性错误”。

“时间是不可逆的”这个人类思想之所以成形并且顽强有力，是因为类似于“地心引力”的某种作用，迫使“人”这种“活着的动物”必须面对一个“生存的方向”。

“时间不可逆”之作为循环或是轮回的前提：循环轮回或轮回式样的时间成为“同向可逆”的；但“反向可逆”却要求空间的复原──而空间的还原是不可能的，“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所以“时间只能循环或是轮回”，而无法让空间恢复原状……

（014）

“时间可逆”取决于“空间还原”，但“空间还原”是不可能的：例如“回家”并不是“回到原先的出发点”，因为原先的出发点早已消失在茫茫太空中了——而地球环境的景色人物也都已不是离家时刻的状态了……这根本无需“少小离家老大回”，只要刹那之间就足够了。

“空间还原”既然不可能，“空间是可逆的”也是无法成立的了：可逆的仅仅思想，或有关空间的记忆，而不是空间本身——原来的空间已经永劫不复地消失了！这个过程分分秒秒都在进行，永远向前，无法退后：空间和时间一样：“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李贺《古悠悠行》）

为什么中国人发明不了钟表也不遵守时间？因为中文里缺乏时间观念，例如没有时态的清晰表达。

（015）

时间可以逆转：制作一个逆向运转的钟表装置；如果说时间不可逆转，那么其实空间也是无法回头的：局部的空间可以反向运动，全部的空间却是无法反向运动的；否则，时间就是可以逆转的了。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为了证明时间的客观性质，有人竟然主张：是人们的错觉造成了时间的主观性，具体说就是，人们无法把时间和空间的移动剥离开来。这种主张更像是一种诡辩，这种诡辩主张，是人们的错觉造成了度量衡的主观性，具体说就是，人们无法把度量衡和物体空间剥离开来。可是，度量衡真的是客观存在吗？时间真的不是一种度量衡吗？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一种度量衡，和金钱一样。金钱是用来计算人们的劳力和财富的，时间是用来计算人们的昼夜和寿命的。

（016）

时间思维论、宇宙同构论：人会睡着、人会疯掉、人会死去；所以，尽管人自以为“掌握了思想的主权”，但其实没有，人只是“被思想的主权掌握的”，是“主权的器皿”：

                          语言创世——创造论——有神论

思想的主权<

                          规律演化<进化论<无神论

（017）

时间是人的思想创造出来的：多活了一天，就创造了一天；小时候一位老人对我说过：“年轻人，不要急，阎罗王多给你一年，你就有了三百六十五天。”——而一个人能活多久，并不确定；现代人的焦虑，就是产生于未能认识这一点事实，误以为寿命是固定的，活一天就少了一天。

（018）

时间只是人所察觉的空间变化，因此时间是一种“思想”，而不是“实存”——狭义相对论的前提，立足于一种诡辩，因为它暗示时间（这个思想）是四维空间（这个实体）的要素，通过这样的“相对概念”建立了“相对理论”。

如果“相对论”可以用“相对概念”建立“四维空间”，我们也可以用“相对概念”建立“九维空间”——生命：生命诞生的时候，从四维空间进入自己的九维空间；生命结束的时候，从自己的九维空间回到四维空间……有些科学家想象宇宙是多维的，他们认为可以把宇宙分成多维空间，之间由一个临界点连接，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是维数越高，时间越快。

（019）

在“时间的流逝”之假象下，掩藏的其实是空间的变化，一切可能的确认、一切“反对怀疑论的确定性”，都像造在沙滩上的建筑那样，慢慢坍毁、土崩瓦解了……甚至，连“怀疑论”这样的确定性，这样“反偶像的偶像”，也无法逃避“过程”的命运，因为，“只要你说出来，你就错了。”这说明，真正的上品，是只可意会而无法言传的，这不是因为“意会准确”，而是因为意会的模糊及其不确定性质，比较容易远离时间的毁损。《庄子》对于意会的神化，也只是基于一个诡辩！意会的优点，仅仅在于“不易被揭穿”而已。

（020）

人类的时间观念，并非脱离人类而存在的“客观存在的时间”，建立在“静态空间”或“基本静态的宇宙”这一错觉之上；如果，我们还原了变动不居的空间本相，那么“时间的存在”就呈现为虚妄的“迷雾障眼法”了。因为我们人类太渺小了，所以才会“感觉时间的存在”；越小的东西，对时间就越是敏感。越小（年龄、财富、权势）的人，就感觉时间越长。

第三章

死亡是一种思想观念

（021）

被束缚于时间之中，才会有死亡的观念；生生灭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生灭定义为死亡；死亡并不可怕，一切活物都生生灭灭——可怕的是关于死亡的思想、死亡的预兆、死亡的暗示、死亡的意涵以及死亡的纪念物……脱离了死亡的思想、死亡的预兆、死亡的暗示、死亡的意涵以及死亡的纪念物，就脱离了死亡；而进入了生生灭灭的川流不息，那川流不息才是真正意义的永生，真正的永生不是“生生生生的川流不息”而是“生生灭灭的川流不息”，就像植物的生命是通过它的枯荣节律表现出来的。

（022）

“死亡”这一概念比生生灭灭中的灭亡本身更可怕，因为灭亡本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死亡的概念却给与灭亡一种非自然的、不正常的暗示，好像人是不应该灭亡的……于是，亡灵就从纪念物里衍生出来了。

纪念物使得记忆永久化了，把消逝的东西固定下来甚至予以夸大，结果就造成了活人的精神创伤，使他们成为行尸走肉。

（023）

人老想“回到过去”（这是假的）、逃避灭亡（这是真的），但过去其实并不存在，那只是一种记忆：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体的，分别他们的只是我们的感觉和描述——一体的空间像是魔方一样变动着，没有时间的穿插……但人们要用“时间”去说它（变动），仿佛进入的是另一个空间。

空间不是时间，空间也不显现为时间，空间只是空间——人在空间中生生灭灭，但无关乎“时间”，时间只是人对空间变动的认知；明智的人因此超越了时间，也就是超越了自己的认知的束缚、不受自己认知的束缚，超越了时间就超越了生灭，紧紧追随空间的变动，这样的人就永远不死。

（024）

现代人都是“靠数字活着”的，也就是“靠思想活着”的；例如多数人的蝇营狗苟，都是靠“数钞票”活着的，他们所思所想，都“以数钱的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果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变成了一种猪狗哲学。

真正让人们感到痛苦或真正让人们感到幸福的，其实都是人们自己的思想，仅此而已。

（025）

生命的向心力：向着思想主权的认同、趋附、回归……从而形成某种高度聚焦与能量的集约。所以人们灭亡了，还要坟墓和纪念；许多人为此不惜巨额破费甚至浪费自然资源。

（026）

生命就是不完美的，如果一旦完美了，人马上就会找到新的不完美；思想是完美的，如果一旦不完美，人马上就会找到新的完美。

（027）

人不是“诞生”的，而是“延续下来”的；个人不会“死亡”的，而是“灭亡”的，灭亡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基因混杂而延续下去”了，但延续下去的他将不再是他，而是一种变异。——这都是由思想的主权预先决定了的。

所有的结识其实都是偶然的，包括父母和孩子都是偶然的——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人其实都是“野种”，都是偶然相遇的男女、莫明奇妙的结合，所以……“传宗接代”完全是人为的思想，它指代的是一个混乱的自然过程，这个过程执行的本是基因任务。假借“种族使命”的名义，煽动个体的错觉，具体实施创造的末端。

（028）

人“自己的一生”，其实有一半是在完成种族的任务：只有像列宁和希特勒那样“绝后”的人，才能免俗；其结果却是“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

从“断绝了自己的基因却创造了文明的方向”的角度看，“种族”与“文明”其实有其对立的性质——思想的主权要燃烧人的生命，来做成自己的美味佳肴：这就是“人牲献祭”的原始含义。

（029）

“人类”不是“人”，“人类”是“思想”、“推理”的结果；“人”是“具体的实存”，“类”则是“抽象的概念”——所以古人不承认“全体人类”的思想，只承认“我们集体”的实存。他们把其他集体的人类视同禽兽。

（030）

人有弹性，并非环境使然；而是因为人的心智中有许多不同的模组用于学习和适应——这种“心智”就是“思想主权的分叉和绵延”。“分叉和绵延”也是“模组”认识并促成的。

第四章

思想主权的统一

（031）

思想主权虽然可能形成不同的分叉和绵延甚至等级形态，但思想主权本身却是统一的、不可分的、无法算计的。

思想主权大于人的思想，所以人所思考的、谈论的、检验的、运用的“思想主权”，不可能是完整的思想主权；明智的人并不追求思想主权的“实际用途”，他仅仅需要意识到思想主权的存在，就足够了——他的命运将就此改观。

（032）

思想主权，不是哲学上的道、宗教上的神明、艺术上的命运、科学上的客观规律、政治上的主权……而是它们所透露的至高无上的信息。

从学术上分析，我们可以把“思想主权论”看作“灵魂的主权观”，是互联网络时代的主流意识——“思想的主权”弥合了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终极存在之间的关系。

“思想的主权”弥合了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终极存在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不再是一个比一个遥远的“他者”，我们不再是一个比一个孤独的“作为他者的主体”。

（033）

换位思考：把“他者”视为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现他者——因此体验到“思想主权的普遍性”。

为什么伟大作家会在死前烧掉自己的作品？是对自己的全然绝望，还是认为世界不配享有他们的思想？

（034）

有表情的尸体比没有表情的尸体可怕得多，因为人们假定尸体是没有思想的。说不同的语言的时候，人的表情是不同的。因为说不同的语言的时候，一个人的思想是不同的。语言和思想，是互相促进的，因为二者都是和身体的密码一起运作的。人的表情因此也被叫做“身体语言”。在两种语言之间互相变动的人，其思想也就容易产生变异。

（035）

什么是思想主权？是什么思想的主权？——什么思想的主权都可以，但不要仅仅是国家主权的垄断。

互联网络时代的“精神共同体”——就是“思想的主权”。

（036）

个人思想的主权：言论可以造假，但思想却无法造假，“自欺欺人的思想”是思想的奴化与驯化，而不仅仅是“思想的造假”，也就是说，那也算是一种真实的思想；“良心”的存在，说明人们没有能力完全彻底地欺骗自己——所以暴君可以控制人们的言论，却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暴民可以操纵人们的表情，却无法压制人们的疑惑、操纵人们的思想。

（037）

个人主义的音乐和集体主义的音乐：前者是思想的流溢，后者是本能的喧嚣；前者是室内乐何交响乐，后者是歌剧和大型演唱会。我更喜欢无词的音乐一点，音乐比语言更宽广好像，因为音乐是人类最原始的语言，因为那体现了更为原始的思想。

电影是无需语言的，所以哑剧最好；而对话越多的电影就越是蹩脚：这是因为，电影有自己的语言。电影都以最不合理的方式进行，越好的电影就越没有逻辑；但是电影及其怪力乱，毕竟是人在运用思想主权的赐予时积极探索甚至自我放纵的大众形式——“新闻娱乐”成为词组，不是毫无寓意的；影视娱乐甚至体育节目常与毒品为伍，这就不足为奇了。

（038）

“人生如戏”，因为人生和戏都是思想的产物；“戏如人生”，因为戏是对人生的拷贝——再是荒谬离奇的戏，也比不上人生的离奇荒谬；至于生存境况的知觉，更要超过一切语言的概括。

（039）

我们都活在现象中，我们唯一能够认识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思想。

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思”、“我思”、“思想”，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思”、“我思”、“思想”不是一个骗局呢？不是一个笛卡尔那种人为我们所设立的骗局呢？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是庄周梦蝶呢，还是蝶梦庄周呢？

做梦的时候，是没有自我意识的。除非，假定了上帝的先在，“思”也就不再可能是一个幻觉了，而是一个主权了。

（040）

写在纸上的意识（思）就不再是意识（思）了吗？念在嘴里的意识（思）就不再是意识（思）了吗？否则，存在于脑中的意识（思）又怎么可能是意识（思）了呢？

我怀疑我的怀疑！因此“我思”无法证明“我在”，只是再次否决了我在。于是我需要无中生有的客观，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这也是虚妄的。因为我的客观仅仅是我的幻觉。于是我要寻找一个回答者，来消除我的怀疑，来证明世界不是我的幻觉，来证明那不仅仅是我的思。——你答故我在，压抑故反压抑。

“思”是不一定需要一个主体的，“思”可以是一个“纯粹的客体”——那就是“并非存在（而是创造存在）”的上帝。于是，思想就是上帝，是超越了偶像的至高者，是自我摧毁、自我认定的神圣。

第五章

是思想创造了人类

（041）

为什么盐能消毒且有营养？因为人类原先可能是在海水中长大的。为什么思想能使人活跃并富有能力？因为人是思想所创造的——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

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思我故我在”：我们被思想主权驱动，所以便被创造产生了。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1.太初有道，2道与神同在，3道就是神。”，形成一句简练的格言：“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翻拍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虽然现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谢选骏指出：1“（我）思”翻拍了“太初有道”，2“（我）在”翻拍了“道就是神”：因为神是一切存在的源头。3“故”隐含“道与神同在”，作为“太初有道”与“道就是神”之间的过渡和连接。因为“道”见证了“神”的存在，正如“思”见证了“我”的存在。人本主义在笛卡尔的这个翻拍过程中悄然取代了神本主义，但即使如此偷梁换柱，脱胎而来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在谢选骏看来，正因为“我思、故、我在”承袭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陈述，所以也就顺利切入了欧洲人习惯的思路，同时又因为推陈出新的表述而让不明就里的人们拍手叫绝。）

（042）

思想决定事实。“本质”是一种直接的、纯粹的思想，“现象”是一种间接的、混杂的思想。

（043）

人已经被训练得超出其所是，并因此反会悲伤绝望——为了注定要失去那些本来就不是他的东西而悲伤绝望，这难道不是一种根本意义的庸人自扰么？但这是必定会发生的，由于思想的放大作用，由于贪欲也由于恐惧。佛教的涅槃就是要求消除这一贪欲，但是它却用了一种错误的方法，要求人变成植物那样的比较低级的“无思无虑”的东西，而不是推动人成为某种更为高级的“思者”……

（044）

世界上大部分事情人们是不知道的，要是知道了，人们该怎么活？反正不是现在这样活。所以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不论是人类还是类人（作为类而存在的人），永远都生活在生命的最表层。

不可知论与终极信仰，一点都不矛盾；相反，不可知论还是终极信仰的永恒证词。科学与宗教可以一点都不冲突，相反，科学可以是宗教的最新诠释。

如果有永恒，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是永恒；如果每个瞬间都非永恒；那么永恒又在哪里呢？在思想里。仅在思想的主权。

（045）

无情的圣人，并非思想主权的代言人——“思想”显然兼容了“直觉”与“理性”、“感情”与“理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甚至包括了“梦想”与“疯狂”。

（046）

只要导航系统有零点一度的偏差，行者就无法走出直线而只能原地打转，偏差越大，转圈越小，在“向前”的错觉中，在自我的圈套里迷航——所以，人需要成为一个“思者”才能摆脱迷路的苦恼，尽管世界上没有一个头脑可以“准确体现了客观事实”。

但是，丧失了“度”就丧失了意义，因为意义来自限制。荒淫即使可以说成是风流，但荒淫无度却是走向了荒淫的反面，导致了毁灭：走向了风流的消失和下流的崛起。

（047）

我们生活在一个现象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由上帝的语言所创造的或自然的信息所衍生的），而判断这些现象的乃是我们的思想（这些思想也由上帝的语言所创造的或自然的信息所衍生的）；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只能活在思想的主权（上帝的语言或自然的信息）之下。生物电也是一种思想，是宇宙脉息的延伸。

（048）

道德观来自价值观，价值观来自认识论，只有少数人能够超越认识论抵达神恩，获得出人意外的喜乐。

征服者都有特殊的生物电，伟大的征服者，其实都是“思想的无意识工具”。不论他在哪行哪业，他都被思想驱动。

（049）

“物理定律”，其实还是一些思想：“主观的物理定律”是“人类发明的思想”；“客观的物理定律”是“支配宇宙的思想”。

自然科学思考世界，人文学科（伪装成为“社会科学”）思考自身，艺术与宗教体验自我。

过时的自然科学结论，比之过时的人文学科结论，更为可笑、更容易显露其谬误——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结论既容易得到“证实”，同时也就容易遭到“证伪”；而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作为一种思想，面对不同的论证，当然也就具有不同的命运了……自然科学立即失效，人文学科缓慢消亡——这是“思想”，无关“真理”。

（050）

物理学家是在用科学的方法，建立自己的神学体系——大爆炸取代了创世记；进化论取代了创造论。但是科学和神学都依赖人的语言而存在，都承认对于宇宙的认识需要某种“思想基础”——那就是思想主权的所在之处。说“宇宙没有目的”或说“宇宙具有目的”：都是某种思想的结果──除非，“人比宇宙更大”、“人心能够包藏宇宙、吞吐万有”。

第六章

科学与宗教的分野

（051）

从科学上看，不能说“有人格神”，也不能说“没有人格神”，尽管那还不是迄今为止的人们所说的人格神——尤其考虑到：“证明没有”比“证明有”困难许多，因此无神论比有神论更加武断；此外，“自然演化”（进化）如果绝无人格特质（创造），那么人格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从方方面面哺育了人格的那些特质（有机的或无机的），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科学的基础是什么？是实验；实验的基础是什么？是经验；经验的基础是什么？是知觉；知觉的基础是什么？是感官；感官的基础是什么？是血肉；——那么，我们凭什么知道并且那么肯定“自己的血肉”所获得的刺激为“客观事实”？

（052）

我们的感官，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小星球上的某种生物的器官——它能是“宇宙真相”的基础吗？它能成为“客观规律”或“科学真理”的可靠出发点吗？

（053）

普遍论和“非独特论”——“上帝创造人类”和“动物进化为人”，都是“人类普遍论”和“人类并非独特论”；都是指出了“人类是依据某种高于人类的法则或命运出现的”，这就是“宇宙同构论”、“思想的主权”的证据。

生物进化论中的“适者”，指的是“极大地繁衍其同类的一些人”；但是，这些人并不等于“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更不等于“具有创新能力的人”，而他们作为种族的载体，只和“思想的载体”发生间接的关系……在文明社会里，这些“适者”甚至经常体现为“小人”、“市侩”、“社会渣滓”……由此可见，文明社会已把人与自然拉开了多大的距离。

（054）

科学研究，实际上采用的还是“历史的维度”；如果不在历史的框架之中，人们实际上是无法“理解科学”的。历史的连贯性，其实是思想主权的辐射；世界的整体感，其实是思想主权的绵延。

“历史”，这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历史研究”，这是思想主权的体现：国家主权的意义，最终是要由思想主权来确定并追认的；正如国家主权的演变，最终是要由思想主权来催化并推动的。

“历史转折”、“历史阶段”、“历史终结”并非真的存在，而是人的思想结果；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产生不同的“历史转折”、“历史阶段”、“历史终结”。

（055）

科学就像凯撒发行的货币，耶稣也让门徒去赚钱并且带着钱上路；上帝并没有让人们扔掉钱或是唾弃钱，而只是让人们端正对于钱财的态度……所以，好的信仰也学习科学、带着科学，而不是扔掉科学、唾弃科学；好的信仰仅仅需要端正对于科学的态度：科学不是万能的，正如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科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

在社会交往中，货币是最大公约数；但是，制成货币的是什么呢？是思想。如果思想改变了，货币就是一堆废纸。

（056）

对于“世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反过来问道：“世界为什么是‘无’而不是‘有’？”——有和无，无和有，都是一种思想的结果。

（057）

哲学的首要功能，不是认识世界，更不是改造世界；而是催眠自己、思考自己——“统计学”的意义，也基本如此。

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行为属于自己并要自己承担责任，但思想却不属于自己也无法要个人承担责任：这就是世界的秘密所在。

一个最终能够控制思想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超级暴政的社会，并将断绝文明的最后生机，并毁灭所有人类的未来。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不，连一分钟也无法存在。

（058）

哲学的思辨，是最好的减肥术。

“感觉”是通过“思想”起作用的，甚至，感觉也是通过思想传导的；没有思想和语言，人与人之间的感觉是无法交流的——没有思想，就不会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知觉。

（059）

梦境……是否“早先意识的浮现”？所谓早先意识，就是作为原始人的意识以及作为类人猿的意识、作为哺乳动物的意识、甚至作为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昆虫、植物……的意识；在人类的梦境中，这些“早先的意识”层层出现并混杂一起，不受现行意识控制地浮现起来……

“预言”，这是“暗示”、“催眠”、“洗脑”的极端形式，“像真的一样”；“预言”，与“诅咒”、“祝福”类似，但程度更甚，“像真的一样”。

虽然人类的思想来自或者可能来自一种更高的思想，但是，当这种更高或者可能更高的思想落到了人类身上，成为人的思想或科学、宗教、艺术、哲学，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坠落”或者“堕落”，就受到了人的局限——这样的东西，也就不再可能构成“宇宙的真理”或是“上帝的旨意”，就连“真相”也不是作为生物的人所可能企及的了……这就是人的有限命运。这也是“上帝的堕落”，或曰上帝观念的堕落，并因堕落到了人的水平，而受到了人们的夹道欢迎，甚至是从正方两个方面受到了夹道欢迎。

（060）

不同的宗教派别，是对思想主权的不同形式的崇拜；不同的哲学观念，是对思想主权的不同形式的总结；不同的科学体系，是对思想主权的不同形式的描述——科学的谦卑、哲学的狂妄、宗教的虔诚，以及思想本身的飘忽不定、无所不在。

“新教改革”，不是发现了真理，而是摧毁了一个完整的欧洲世界：主权国家的相互攻伐取而代之——这就是思想主权的余威，甚至窃取者都可以据此造作出“翻天覆地慨而慷”的叛乱来。

第七章

能够想到的都可以做到

（061）

“选择生命的道路”几乎是每个人的本能，但为什么人们选择的道路最后却如此不同呢？这是由于思想主权的不同分化所致，还是由于人们对思想的不同反应所致？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伪”是人心的思想，是人对事物的一种判断；“证伪”就是人的上述思想与判断，也就是说，“证伪”其实就是“证实质疑”——质疑在先，证实在后；观察理论先于观察、思想先于行为。

（062）

人的思维特点：“只要说出来了，就一定是错的了。”——这不是所谓“言多必失”的老生常谈，而是说从思想主权的角度看，人其实是“有言必失”的；因为人的思维是局限的，而人的语言则是局限之中的局限。说得少，不过是藏头露尾、故作神秘罢了。

“尽管我说的不对，也还是要说。”——因为“说”就是“生命”，对错不要紧，要紧的是健康地活着不得不借助于说，尽管“说得对”实际上“绝不可能”——但“说”却带来了“思想的福利”。

（063）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因为思想创造一切。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凡是前人能够想得出来的，就是后人能够做得出来的，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就是“思想的奥秘”；这是因为“一切思想本质上都是预言”、“人的思想印刻了思想主权的奥秘”。能够想到的都可以做到，这说明思想先于创造。迄今为止，一切被视为荒唐想象的思想都实现了，所以人们可以登入银河、“参拜众神”。

（064）

政治哲学，也可以叫做“用政治术语表达出来的哲学”；而用“用哲学术语表达出来的政治”，其实就是“主权论”。

理论是意志的面具，而意志则是处境的机能；因此在本质上，理论也属于生存处境的奴隶。

（065）

“主权”是政治概念，“本体”是哲学概念，“神灵”是宗教概念——它们分别是“近代”（“主权”）、“中古”（“本体”）、“上古”的思想主流，其中当然不排除“复古”、“反动”、“逆流”的方向和运动……因为文明是具有周期性的生命现象；但是“思想主权”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思想主权”具有全新的功能，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整合者：主权国家论、哲学治国论、神学政治论、科学技术决定论——共同发现了“思想的主权”；思想的主权的直接先驱是1987年发表的“文化本体论”。

（066）

思想的主权兼容信仰与科学，其途径是把信仰与科学都看作“思想的有机成分”，为建立一个精神融合的世界搭建平台——传统上对于上帝的理解可以与科学融合起来，不仅与过去的科学融合起来，也可以与未来的科学融合起来：既然传统宗教本身就有那么众多的歧异，又如何要求科学与它们完全一致呢？重要的是，开出一条道路，让这些思想获得融合的可能。这路，就是思想的主权。

井底之蛙没有见过“世界”，只是由于生命的短促；理性记忆没有见过“奇迹”，只是由于时空的限制。如果忽略了“内在的光”，生活就是如此贫乏。

（067）

思想空间的绵延：技术、艺术、科学、宗教；思想主权的延伸：自我意识、群体道德，家庭组织、邦国制度。

神话创造历史，因为神话是“思想主权的前沿”；诗歌不过是“蜕化变质的神话”。

科学，是“经过实验证明的神话”。

宗教，是“思想主权的信经”。

神权就是“神圣化的思想主权”。

所谓“技术”，就是思想的谋生方式。

所谓“艺术”，就是思想的化装舞会。

所谓“哲学”，就是思想的地契证明。

（068）

国家主权的范围：国民、国会、国王、社团组织；思想主权的范围：上帝、宇宙、世界、人自身。

“思想的主权”而非“思想的真理”——更非“宇宙的真理”、“上帝的旨意”。

但是没有“上帝”，没有思想主权的依托了，就没有喜乐了，就没有终极的落实、终极的报偿，因为一切现象都会消失无踪，欢乐就会变成虚空，越是欢乐就越是虚空……唯有上帝，唯有思想的主权，可以超越虚空，“所以求主，让思者超越。”

（069）

真正的思者挠挑无极、触犯禁忌，才能冲破网罗，以身殉道、以道殉身，成就思想的辉煌。

（070）

证明“宇宙没有目的”其实要比证明“宇宙具有目的”难得多多——正如证明“宇宙没有上帝”其实要比证明“宇宙具有上帝”难得多多；一般人所说的“宇宙没有目的”其实只是指“宇宙没有人们所知的目的”；一般人所说的“宇宙没有上帝”其实只是指“宇宙没有人们所说的上帝”——至于“宇宙到底有无其自身的目的和上帝”，那是很难证实同时又是更难证伪的；而相比之下，“有神”的可能大于无神，“有目的”的可能大于“无目的”，因为前者比较容易证明。

第八章

好的信念超越感官

（071）

“好的信念”，是在“证实感官”的基础上“超越感官”，而不是低于感官的常识并被科学证伪；“好的科学”，是在“超越感官”的基础上“证实感官”，而不是封闭感官并被思想质疑。

（072）

人的思想，虽然是生存处境下的挣扎轨迹，但却体现了宇宙思的脉息。人的思想，是“宇宙密码的延伸”或“宇宙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人的目的不一定就在人的意识之中。

（073）

“多样性”就是宇宙的目的，或曰宇宙运动的后果之一；进化并不是盲目，而只是人类无法了解“进化的目的”。目的就是结局，就是终极的善。

“宇宙的无穷无尽”并不能证明“宇宙的没有目的”，而只能说明“以往人们所说的宇宙目的是可疑的”——因为“宇宙的目的”属于“信”、“望”、“爱”那样的范畴，是无法证明也无需证明的。

（074）

有关宇宙“爆炸——膨胀——收缩——消失”的“现代天体物理”思想，让人面临如此的结论：没有“永恒”这样的东西，或者，“永恒的只是变化和运动”……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虚无主义实际上“揭开了更大的永恒”。

（075）

“我们身上的元素，相同于最遥远的星辰；我们心里的思想，应合着最精密的信息。”——这样的“宇宙同构”比地球上的“能量守恒”，更加接近“灵魂不灭”和“思想的主权”的奥秘。

（076）

“元素”并非“物质”的同义词；正如中国思想中的“气”，也不是“物质”，而是思想运行的一个轨迹；“气”也是对“思想主权”的感官描述——与其说“气是物质”，还不如说“气是功能”。

（077）

气诞生于灵的召唤。“即使我的皮肉被疾病侵蚀，我仍将以此身觐见上帝。”（英国钦定本《圣经》）——从基因学和生物复制的角度看，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中文和合本的译法“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记》十九章）”——则更多着眼于“灵魂不灭”的观念。

（078）

人虽然“只是动物”，但可以容纳“比人更高的思想”，也就是灵与信息。灵与信息，创造了所有可见的世界，包括动物世界、人类世界、精神世界；至于波普所谓的“第三世界”也就是“客观知识的世界”，实际上只是一个幻象，因为那只是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包括记载符号）的一个感应，而且所谓的客观知识在根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主观精神对客观物质的反应”，而没有“主观精神对客观物质的反映”。何况客观物质本来就是主观精神？

（079）

一个灵的世界，其实也是一个〇的世界。

（080）

宇宙思想的主权：上帝用意念和语言创造世界的时候，所运用的思想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不仅创造了物理的和生命的世界，而且给了人们思想的可能和思想的空间。

意念是思想而不是语言，所以庄子说“得鱼忘筌”犹如“得意忘言”；但语言却指示了意念、度量了思想。

第九章

上帝与人类基因组工程

（081）

人，也许不是“上帝从外部制作的”，而是”用气息从内部生成的“，其生成的制作方式就是用基因记录下的遗传密码：“人类基因组工程。”

人体是一部“生命之书”，地球是一部“宇宙之书”；它们背后，都有信息与思想的主导。

人体构造，只是“上帝的语言”的极小的一部分，但其精妙已经使我们惊叹不已了。在《创世记》里，夏娃在复述上帝的话语时走了样，这不奇怪，因为这是人类的通病，也是思想的功能：不能两次重复同一句话而丝毫不变——即使语句全然不变，但因“刻舟求剑”的原理，腔调和语境的变化已经不可抑制地改变了语句的意义。作为“上帝语言”的遗传基因，任何微小的改变都足以引起重大的生物后果。

（082）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神秘无法解释？因为人们自己就是生活在现象之中，所以，一切感知都像煤油灯那样飘忽不定了，一切现象因此呈现出游离的样态、测不准的原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常在认识中，哪能不迷糊？

重要的不是“有神论”、“无神论”这些思想结论的差异，而是结构差异背后的同一：这些自认为如此不同的人，竟然能够如此深入地互相沟通与反驳……这里难道没有体现出思想过程的同一？

（083）

在基因与行为之间，存在着“智力结构”——这一结构是从宇宙思想派生出来的；甚至，基因和行为，也与生命以外的世界之间，存在着“物理结构”——这就暗示了“宇宙同构”。

“神学结构”乃是“无限大的结构”，换言之，无限大的结构是否就是神学结构呢？但无论如何，相形之下的“哲学结构”、“科学结构”、“艺术结构”，都是有其局限的；而且因其局限而得以成立其结构。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确实是神学的婢女，现代哲学爬到了主母头上：“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肥、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圣经·箴言》三十章21—23节）

（084）

对“奇迹”的认定，不仅是基于一种偏执甚至“迷信”，也是一种“吸取经验”的特别强化的形式；人文主义者、科学主义者不妨视之为“自我暗示”。——相信奇迹的，比相信偶然性的，更容易进步，尤其在无望获得理性支持的前提下。

（085）

在偶然的差别（多）后面，绵延着无言但强大的宿命（〇）：这宿命并不是由习俗的、肉眼看见的善行或恶行所决定的——那是由什么决定的？

灵。

全息。

（086）

对“宇宙同构”所进行的人格化，也就是“宇宙思想”，指出人和宇宙的同一性质——这不是“宇宙生命的玄学”，而是“人在宇宙的现实”。甚至“解构”或“同构”，都是对“同一过程的不同描述”。

（087）

“理念”是静态的，“思想”是动态的；“理念”是“思想”的尸体，“思想”是“理念”的生命；换言之，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所讨论大都是有关“尸体处理”（理念）的问题，而不是有关“生命活动”（思想）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西方哲学确实秉承了其老祖宗埃及人的传统，只会在木乃伊身上大作文章。

（088）

思想的自由，只是思想主权的表层形态；思想自由的权利，只是思想主权的“消极的表层权力”——思想主权的“积极形态”，有时反而会体现为“思想限制”甚至“思想压制”。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089）

“不是人类发明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人类。”——这“不是颠覆了‘思想’一词的本来意义，而是揭示了‘思想’原先的运行轨迹”。“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不是颠覆了‘生命’一词的本来意义，而是揭示了‘生命’原先的运行轨迹”。

（090）

人并不能掌握思想的主权，而只能被思想的主权所掌握——区别只在被拖着走还是被领着走——这并非结构主义的问题，而是发生学的问题；是由人的先天限制所注定了的。

说“个体本身等同于宇宙本身”——这固然充分体现了人类思想的张力与狂醉，妄念之美与自我中心；但也增加了生存的压力与死亡的恐惧：把“个体本身等同于宇宙本身”，就是把人的思想等同于思想的主权，自己扮演神明角色……但问题是，当人自己需要救助时，那该去找谁呢？

第十章

现在超越国家主权本身

（091）

不同的时代，大家认可的思想形态不同，所以建立的国家主权也不同：现在，对思想主权的认同——不仅仅是在超越旧的国家主权、创造新的国家主权，而是在超越国家主权本身。

（092）

神的主权创造了物理世界，人的主权创造了观念世界，神权和人权共同创造了人工的世界。在国家主权的压制下，思想的主权遭到了冬眠；当国家主权颓废时，思想主权就会苏醒过来。当国家主权分裂的时候，思想主权得以空前活跃：这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这是文艺复兴的城市国家；这是南北朝开始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这是二十一世纪四分五裂的全球世界。只有承认上帝的创造、思想的主权、科学的超然——中国才能充分吸收基督教元素，成就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态，如此自觉于思想的主权。

（093）

在思想主权凸显出来的时代，也许需要修改“神权”一词以避免误解：如果说“神”即“天人合一”里面的“天”，那么神权就是天权了，神道就是天道了；另外一面，“天”含有“自然”之意——天权岂不就是“生态平衡”，天道岂不就是“顺其自然”、“切勿勉强”。所以神涵盖天而高于天，神独一圣子也高于天子。

（094）

王者所统治的，其实只是世界的表层，那就是天地人，这是世界的可见的阳面；世界还有其隐秘的阴面，那就是人鬼神，这是儒家的道家能够触及却无法深入的，正宗的佛教也是如此。

（095）

人生，本来就是思想的结果；换一些流行的说法，是“选择”、“自由意志”、“决定命运”甚至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安排其实也是来自思想的主权。甚至人生的隐秘阴面，也是思想的结果。

（096）

“阿波罗神谕”，是“吸入乙烯气体的迷幻者所产生的思想”，而非“天使的晓喻”。《古兰经》也属于这个范围，其他还有萨满的扶乩、活佛的言语、灵恩派的定点降神等等。

不论怎样的“思想空间”，都可以反过来证明存在“思想的主权”；思想空间的存在不仅证明了思想的主权，而且暗示着更高层次的预先存在，那是高于并先于任何权力形态的“肇因”。

（097）

思想比国家更可贵：思想主权是看不见的灵，国家主权是看得见的人；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但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国家——正如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意志，但却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而最终于“毁灭国家”的，必定是“创新的思想”。

（098）

“人生如梦”，也就是说，人生有如思想过程；人生和梦，都是思想的体现。

人们所能理解的，都是思想，而非事实，而且仅仅是他自己能够理解的思想——在这一点上，现代教育的二元论也就是“事实”（Fact）与“意见”（Opinion）的区分，说到底也还是有其条件的：任何“事实”（Fact）的陈述，其实都已经包括了“意见”（Opinion）：“事实”（Fact）与“意见”（Opinion）的区分，只是说者，通过这一区分，把自己的意见隐蔽了起来，以便通过“政治正确”的审查。

（099）

灵魂的不朽：思想创造了世界或思想应和了造物主；灵魂就与世界同在，并预演了未来。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灵魂，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基因。——灵魂是“有关基因的宗教”，基因是“有关灵魂的科学”：灵魂和基因，是思想主权的散落和闪现、是思想主权的绵延和证据。

（100）

思想创造世界：肉体复活的思想，在生物复制的技术里，实现了。

造物主、大爆炸，创造“物理的世界”；思想的主权、宇宙的智慧创造“精神的世界”——两者合成“人造的世界”？

第十一章

灵魂与灵的内驻

（101）

“灵”的内驻，这就是思想在个人身上的起源：个人主义并非“自私自利”、“只顾自己”，而是“灵的内驻”、“人的发现”、“罪的救赎”。

“灵魂”是“灵的内驻”吗？“灵魂”是与生俱来的还是思想的运行所造就的？——我倾向于认为，“灵魂”并不全然与生俱来，而是思想的运行所造就的：因为有些人看起来没有灵魂；而每个人的一生中，有时候灵魂多些，有时候灵魂少些……所以说“灵魂并不全然与生俱来，而是思想的运行所造就的”。

（102）

灵，体现为信息，灵魂也产生了人的信息。“灵魂”取决于思想的运动：“思想运动的形态”造就了“灵魂的形态和降临的时间”，一如“灵魂取法于思想的主权”。

灵魂之火，是思想主权的恩赐；正如地球上的火焰，是太阳能量的转化。

（103）

除了思想，生活完全是虚妄的影子：形象是装出来的（面具性），事业是做出来的（社会性），生命则需要不断地维持和苟活（生物性）；而思想之所以可能避免了虚妄，就是因为它并非实存。

思想决定命运，行动决定结果；上帝的创造，人类的努力。

人生除了事务性的东西还有什么？思想，仅有思想：这就是思想的尊贵之处和人生的贫乏所在。

（104）

人类不是靠“做事”发展起来的，人类是依靠“思想”发展起来的；“劳动是人类的特点”被证明是错误的，“语言是人类的特点”才是较新的人类学。

“做事”如果“不靠思想”，就是盲动；“思想”若不“指导做事”，就是“空想”：“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指导了某些人的做事，尽管那是一些错误的系统工程。

（105）

人如果把事情都处理完了，反而容易陷入情绪低潮，一种空无的甚至无能为力的感觉；这可能因为，没有事情了，就更清楚人自己的真实处境了。所以一些内心空虚的人一天到晚忙于做是，为的是避免想到自己的真实处境。

做完了以后觉得做没做都一样，但没做的时候却觉得做不做是大不一样的：这就是“思想已经落实”和“思想没有落实”的区别。

（106）

决定做一个事情或决定不做一个事情，都在思想的主权范围之内；所以文明的解体、社会的隔离，反而激发思想的活力。

“事件”并不代表“真实发生的事”；“新闻”并不等于“正在发生的事”；因为我们所能感知的时空极为有限，所以到头来，“事件”和“新闻”其实只是语言所激发起来的思想：严格地说，甚至仅仅是“想思”——想象与思考。

（107）

重要的不是世界，而是如何思考世界——因为人们并不知道世界是什么，只知道自己的思考是什么；而如何思考，就决定了此后的世界。

“价值不属于世界的一部分”？——“价值能够改变世界，价值怎么不属于世界呢？”——“正因为价值能够创造世界，所以价值不属于世界，因而也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108）

思想者其实是守望者，是在寒夜里彻夜不眠，为群体守望把风的人——最新的人类学研究表明，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私，而是因为他们能从中获得最大的快感、满足自己的虚荣甚至获得一种唯我独尊的“社会地位”，那是一种可能被流放到社会以外的社会地位。思想者是不会像法国匠人罗丹的雕塑那样摆弄姿势的；姿态是思想的敌人，思想往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109）

每一种“哲学”，其实就是一门“语言”；理解它的难度，不下于理解一门外语——在这种意义上，哲学所产生的理论或概念，完全是自在的，是自说自话的，就像一门语言的所指那样约定俗成、但却充满了能指的霸气。

哲学不是思想，但它伪装成为思想；哲学仅仅是“说思想”，但却冒充自己“是思想”（“主观唯心主义”）甚至“是世界”（唯物主义）、“是上帝”（“客观唯心主义”）……

（110）

理性的分析，经常是一种文饰，甚至是文过饰非，对于了解真相、解决实际问题，似乎毫无助益。

“理性主义”就是“用语言把思想描述出来”；“直觉主义”就是“承认语言无法表达思想”，于是就被称作“反理性主义”——但是，“反理性”是不可能构成“主义”的，因为真正的“反理性”根本就无法描述出来。

理性主义是“商人的思想”，直觉主义是“英雄的思想”——但英雄也会做生意，否则就无法功成名就；商人也会铤而走险，否则就无法满载而归——理性与直觉，其实是互相渗透的；它们都服从思想“意图获得主权”的那种需要。

第十二章

情感是思想的重要领域

（111）

充满激情的辩护为何更能有效地传达思想？因为情感本来就是思想的重要领域，情感也是体现了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现代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只把冰冷苍白的“推理”叫做思想，而忘记热切鲜红的“念头”才是一切推理的出发点。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思想的过程甚至是无法描述出来的。

（112）

哲学就好像“思想模具”，它制造世界观，就像厨房制作蛋糕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口味，因此需要各式各样的蛋糕。

十九世纪的维也纳，是中欧的核心地带，是欧洲种族最为混杂的“文明边缘地带”——所以在这个名叫“维也纳”的大烤箱里，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蛋糕。

二十世纪的纽约，取代了十九世纪的维也纳，成为世界文明的核心地带：作为全球种族最为混杂的“文明边缘地带”，它的创新能力无可匹及——所以在这个名叫“纽约”的大烤箱里，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蛋糕。

（113）

一个人只能拥有一种母语，其它语言都是他的外语；一个人只能拥有一种“母哲学”，其它哲学都是他的“外道哲学”。

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种以上的母语，那么心理障碍将伴随着他；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种以上的“母哲学”，那么行为分裂将伴随着他。

对于“非母语”的人们来说，要完全了解一门语言是不可能的；对于“非母哲学”的人们来说，要完全了解一门哲学也是不可能的。

（114）

宇宙之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宇宙和人脑是由“同一思想”所“设计”的，或说是因为宇宙和人脑是由“同一规律”所“物质化”的——这就是“宇宙同构”。

偷吃智慧果：人类的下降，是思想主权的分化与下放。

思想的至福，就是回归十字路口的智慧，就是回归思想的主权：“帝王借我坐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

（115）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因为是思想的主权，创造了一切的制度。

“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因为思想的主权无须论证。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因为思想的主权绝对自由，不受世界法则的约束。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因为上帝在人子里面说话了。

（116）

确认什么样的思想主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国家主权：欲建立何等国家主权，必先确认思想主权；欲消灭国家主权，必先消灭其思想基础。

统一的思想主权分化为不同的形式：

1、思想主权的层次：天、地、人——神灵、生命、文明；

2、思想主权的领域：技术、艺术、科学、宗教；

3、思想主权的机制：压制与反制；

4、思想主权的历史：宇宙进程和人类文明；

（117）

国家可见趋于没落，人类可能进入末日，天地可以遭到毁灭，但思想的主权不会退场。

思想的主权不断创造新天新地，不断更替新新人类。

思想主权的无间断性质：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越是遭到国家的遏制，思想就越是云行雨施、万国咸宁。

（118）

思想主权的形态永远变化，思想主权的机制永远奥秘；压制与反制只是表象：创造世界是为了反制空虚寂寞，繁殖是为了反制孤独，犯罪堕落是为了反制单调沉闷，而救赎和审判是为了反制罪恶的蔓延。

思想主权不是某人或某些人的思想，正如创造了唐诗宋词的那种能力不是某人或某些人的诗词曲赋；思想主权类似“唐诗宋词现象”后面的“生物能量”，当然，思想主权是一种极大极广的宇宙能量。

（119）

语言是一种思想，行为是一种更深的思想，悔改是最深的思想；语言是外线作战的思想，行为是内线作战的思想，悔改是内外交战的思想。

（120）

文字是思想空间的记录、思想主权的疆域，也是国家主权的基础。表意的图画和雕塑，也是如此。

秦人与楚人的对话：国家主权统治外在的、可见的宇宙，思想主权统治内在的、不可见的宇宙。

第十三章

人权是思想主权产物

（121）

人权，是思想主权产物；“人权高于主权”，是思想主权产物。

欲行彻底专制、全面专政者，反倒为专制与专政所害，并为其覆灭打开了序幕：这也是国家主权的“掘墓之功”，实不可没。

国家不可限制思想，因为思想不会危害国家，只有另一个国家会危害这一个国家：但那是国家的罪过，不是思想的罪过。（122）

上帝创造人，人创造国家：人先于国家，故思想的主权先于国家的主权。

思想的主权是自然生成的，国家的主权是人为制造的。上帝创造人，人创造国家，人因此高于国家；思想的主权是自然的，国家的主权是人造的，思想的主权因此高于国家的主权。

对于无神论者而言，“上帝”不过是思想的产物，而“神权”不过是思想主权的伪装；对于有神论者而言，思想的主权来自上帝的直接授予。思想的主权不仅是上帝对人吹的那一口生命气息，而且思想的主权就是神权的分化形式，是上帝据此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的超级智慧：

“在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

（123）

思想的主权超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因为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出来的：“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其思想分享了主权地位；有灵的思想，其位格超越了国家的尊严。

所谓“异端”，并不在思想主权的彼岸，只在国家主权的迫害下。在国家主权的迫害下，思想的主权才被拆分为“正统”和“异端”。不论“正统”还是“异端”，都是“失去乐园”之后的产物，都是“原罪”划分的产物。

（124）

现行的“国际法”承认“国家的主权”，但还不承认“思想的主权”；这是因为所谓“国际法”是主权国家之间私相授受、自说自话的彼此抬轿——现在，是宣告思想主权诞生的时候了！是宣告思想主权高于国际法的时候了！

你有国家主权的暴力，我有思想主权的平安；你有国家主权的利益，我有思想主权的赐福。

如果说“人权高于主权”言之成理，那么“人的思想主权因此也高于国家的行政主权”，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呢？

（125）

思想主权是创造性的，国家主权是消费性的：思想主权立足于生命和创造，国家主权立足于杀生和掠夺。

（126）

要国家主权还是要思想主权？国家主权就是消费、掠取、强制、死亡；思想主权就是产出、交流、自愿、生命。

（127）

任何制度其实都是起源于思想，而不是起源于生产力；何况生产力也是起源于思想。制度的权威其实是狐假虎威，窃取了思想的主权，玩弄了语言的魔力。

（128）

上帝的主权——国家的主权（君权神授、人民主权）——思想的主权：思想主权就是“回归祖辈的传统”、拒绝父辈的传统。

四大哲人的述而不作：他们是思想主权的见证；他们是国家主权的批判者。

（129）

对视力不好的人来说，“世界上最难找的就是眼镜儿”；根据同样的原理，对平民百姓来说，世界上最难证明的就是国家主权的罪恶。

（130）

国家不应成为人民祭祀与奉献的对象，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契约和互助的关系——肯尼迪总统用自己的行动否决了自己就职演说中的单向欺骗：“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肯尼迪总统对人民（玛丽莲·梦露）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根据“朕即国家”的原则，这句话实际上说的是：“不要问我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我做什么。”玛丽莲·梦露，你为总统做了什么？竟然要问总统为你做了什么？结果呢。

第十四章

社会契约是一种思想欺骗

（131）

“政教分离论”里的“政”与“教”，其实都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是“组织”，是“统治工具”。至于“民间社团”、“非营利机构”甚至“慈善大使基金会”，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种东西——其功能都是“数人头”的、“人肉交易”的、“做人的工作”的。

思想不会危害国家，正如父亲不会杀害儿子，除非儿子不是儿子；思想与国家的关系，其实比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更加缺乏危害性：因为思想与国家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国家主权应该彰显思想主权，而不是违抗思想主权。

（132）

“阿波罗神谕”（the Oracle at Delphi Appollon pythien）其实是人的思想主权的伪装：无论如何，那都是用人的语言说的、从人的嘴里发出的，并且由人的耳朵予以接受、由人的大脑予以理解的。《可兰经神谕》（Quran；Koran）也是如此。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山区和山洞的有害气体，对人的思想活动所产生的特殊效果。

（133）

“前摩西时代的神人关系”——那是私人的、“非组织的宗教”，是“纯粹的思想主权”，而非“思想与国家”。到了“列王纪”以下，历史进入“国家时代”，神人关系变成了公事，上帝的谴责占了主流。

（134）

先知，不仅反对“组织化的宗教”，而且遵循了“私人的、非组织”的传统，他们代言的上帝这样向摩西介绍自己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没有像原始的希伯莱人介绍自己创造天地的丰功伟绩，因为他们的头脑暂时还装不下这样的奥秘。

（135）

独立于国家主权的中国史官，敢于批判国王，他们其实也遵从着某种宗教精神；独立于国家主权的中国史官，可以被认为是思想主权的载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保的言论自由权，是思想主权在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延伸；中国《尚书·泰誓》声明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是如此。

（136）

把国家说成是“社会契约”，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欺骗，是思想主权对国家主权的另一种形式的俯首称臣。实际上，国家起源于“掠夺和保护”的双重性，起源于黑社会。把国家当作一个护身的偶像来敬拜，这本身就是一个遭到了身体侵犯和思想奴役的结果。国家也许是一个“必要的恶”，却不是一个“必须的善”；用国家来压制思想，其实是一种杀父淫母的行为——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行为，必将使得文明随之断子绝孙。

（138）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控制下，其最终作用是“一刀切”；所以在国家主权的法律之下，只有苗圃园林，没有自然之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37）

维基解密（英语：Wiki Leaks），导致了危机的泄密即“危机泄密”：这是思想主权向国家主权的宣战。

诺贝尔奖，这是思想主权运用自己的黑色炸药所形成的爆破力量，所进行的“操纵国家主权的努力”。

（139）

“人使用思想仅仅是为了遮盖错误，而使用语言则是为了掩饰思想”（伏尔泰）。以人最终还是需要服从思想的主权，否则人的出生岂不就是基于一个错误？难怪伏尔泰后悔自己的出生。（谢选骏）

（140）

“语言是一种本能”、“语言不是文化的产物”——思想就更不是文化的产物，思想也不是语言的产物；相反，语言和文化，都是思想的产物，都在服从思想的主权。

思想的主权体现为语言的魔力，但语言的魔力并不一定是思想的主权；希特勒只懂得语言的魔力、不懂得思想的主权，所以他只是一个煽动家，只能满足群众的口味。

如果希特勒不只是一个煽动家，还是思想主权的参悟者，他就会适可而止，不会走向失败；不过反过来看，希特勒主导的国家主权的失败，也为思想主权昌盛打开了大门——思想的主权永在国家主权之上，思想的主权不计成败，日新其德、生生不已。

第十五章

语言促进思想但不创造思想

（141）

“思想其里，语言其表”，但语言却可以促进思想的分化，因为语言是一种细腻的思想，概念促进了思想的形态。

语言不仅是“思想的材料”（The Stuff of Thought），而且是“思想的工具”（The Toil of Thought），所以庄子说“得鱼忘筌”犹如“得意忘言”——但是通过研究语言去了解思维的运作机制，并不像研究微粒运动可以了解物理学定律那样直接；通过研究语言去了解思维的运作机制，只是隔靴搔痒。于是，人的语言无论怎样“丝丝入扣”也无法达到“心心相印”的状态。这表明，“思想的主权”远远超过“人类的思想所能想象的范围”。过分强调语言和表达的重要性，就会堕入某种骗术甚至遭到催眠——希特勒的演说和计划，并没有为那些自称优秀的德国人民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红利，反倒遭到敌国的瓜分和红军的强暴。

（142）

语言促进思想但不创造思想。语言现象并非语言能力，思想结果亦非思想主权；语言能力创造语言现象，思想主权创造思想结果。

科举高手往往思想低下，何至于此？因为科举高手是国家主权的仆人，而非思想主权的仆人——现代的智囊、教授、大众名人，也是国家主权或社团机构的如此仆人；他们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不是为思想主权尽忠的。

（143）

“闻鸡起舞，志在中原。”——舞者成为国家的牺牲。“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行者成为国家的敌人。

（144）

公民不服从运动——之作为思想主权的体现，而不是国家主权的窃贼，才有更为高级的生命。

（145）

摄像机镜头里面出政权。

互联网是思想主权的平台，在技术发展的支持下，虚拟的平台成为主权的实体，每个个人都可以成为思想主权的精兵——这很像古代的“筑城”成为国家的起源。

（146）

国家主权的统治基础，是群众的肉体；思想主权的统治基础，是个人的精神。

然而思想的主权正在通过基因的发现和生物复制技术，抽空现代文明的基础、颠覆所有的国家主权并改造迄今为止的人类，从而扭转文明的走向——这是思想主权确实存在的又一明证。

（147）

“言论自由”仅仅是一种资本面前的跪拜？还是思想主权向国家主权的摇尾乞怜？“言论自由”说到底还是一种初级的甚至低下的奴隶要求——“言论自由”只在“伸张思想主权”的初级阶段。

资本的力量会让言论自由者“自觉地屈从”，例如许多自由主义者敢于反抗专制，却不敢抵抗金钱的诱惑。但思想主权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思想主权给人自由意志、选择权利；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又何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 

（148）

天才，就是思想主权的载体；国家主权的屠夫，怎么成为思想主权的载体？——“伟大的领袖”，怎么成为“伟大的导师”？

天才的后人，常常被视为人渣。

我一生所求，只是朝拜思想的主权，而不是追求那些通过压制这一主权来壮大自己的“圣品崇拜”。

（149）

“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按照同样的道理：“不是我们说思想，而是思想说我们”；我们的一切，都是思想主权的作品。

不是我们说思想，而是思想说我们——所以思想的主权要高于、广于、深于、长于我们的存在；换言之，人类的存在及其可能权利，也是从思想主权派生出来的。

（150）

极权国家强调国家的权力至高无上和国家荣誉的不可侵犯；但是，极权国家的领袖及其欲念却凌驾于极权国家的国家权力之上、并且一再侵犯极权国家的国家荣誉——这也是一种对于“国家思想”的背叛，是主权的堕落体现，同时它也揭示出，国家本来就是思想的玩具。

第十六章

新的文明合乎自然生态

（151）

“合乎自然生态的文明”：“期待全球政府而非主权国家”，甚至“期待思想的主权而非国家的主权”——这就是“互联网络时代的终极盼望”？新的文明例如互联网络文明，总是会在更高意义上合乎自然生态。

（152）

专家治国还是鞋匠治国？苏格拉底的挖苦在十九世纪的亚伯拉罕·林肯（美利坚帝国的国父）和二十世纪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苏联独裁者斯大林）那里，成为现实——这也是一种预言，一种逆反式的预言：国家主权好像是在反驳思想主权说，“鞋匠为什么不能治国？！我偏要出两个鞋匠给你看看。”毛泽东也在中国出了两个太阳，于是现代南北朝就随之出现了。

“哲学家帝王”是思想主权与国家主权的合璧？但愿这不是鞋匠治国的钻戒：虽然可能更加地耀眼。哲学家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谈论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例如普罗提诺，竟然把生物学和心理学也都列入了哲学的名下。

我看到，许多思想的结晶都来自师承的力量，那是师生合作的产物，例如《论语》、《庄子》、柏拉图的《对话》、甚至近代瑞士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年）的“结构主义奠基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也是如此：来自学生的记载和补充以致必不可免的重新阐释。

至于《福音书》和《佛经》就更是如此了。从其后学衍生出来的许多版本，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

现在我还想到了普罗提诺（Plotinus，又译柏罗丁；204年—270年）、新柏拉图学派最著名的哲学家，更被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之父……也是如此。例如，有关普罗提诺的记载，都来自其弟子波菲利（Porphyry，公元232—304年）于301年所编纂的普罗提诺的《六部九章集》（The Six Enneads））的序言中。师徒俩人其言其行，涵盖百年：204年—304年。

人们仅仅看到：《六部九章集》是普罗提诺五十四篇论文的汇总，是以“非体系”的方式写出的“体系”。每篇论文都围绕某个具体观点而演绎“体系”的全部内涵，其思想的“密度”、多层次叙事的“维度”、文字所无法掩饰的生命“力度”以及“自我”直观的“深度”叹为观止。普罗提诺淋漓尽致地诠释了理性所能够达致的颤栗，使“神秘”不因为表述的“神秘”而真正地“神秘”，并以哲学的方式呈现了宗教所要溯及的情怀。

人们却不知道：《六部九章集》思想的“密度”、多层次叙事的“维度”、文字所无法掩饰的生命“力度”以及“自我”直观的“深度”、以及淋漓尽致地诠释了理性所能够达致的颤栗，使“神秘”不因为表述的“神秘”而真正地“神秘”，并以哲学的方式呈现了宗教所要溯及的情怀……这都非个人力量所能及，而是来自师承思想所具有的跨度。

（153）

如果说思想是一种功能，则拥有和运用这一功能的至高权力就构成了“思想的主权”；那么显而易见，这样的思想主权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但这只是人的理解，从思想主权的角度看，它既无善亦无恶，善恶只是它的作品。

所谓获奖，乃是思想对现实的胜利；一切“得奖”，都是颁奖思想对于获奖事实的任意宰割所致。

（154）

诗歌，是“人间的韵律”在回应思想的主权：有各式各样的回应，所以有各式各样的诗歌。

祈祷，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思绪在叩问思想主权的奥秘；有各式各样的叩问，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祷告；而耶稣基督的祷告《主祷词》则是“圣子向圣父的祷告”，是“三位一体的内在奥秘”。

教堂的钟声，是人间的思想在叩问思想的主权；有各式各样的叩问，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钟声甚至声嘶力竭的嚎叫。

（155）

“思想主权”的概念外延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思想主权无中生有，甚至超越了“无始无终的怪物”。“思想”的定义可以不同；“思想主权”的定义也有不同；但思想与思想主权的存在，依然是确定无疑的。

“如果把什么都归结为‘思想的主权’，则其概念的外延会变得无限大，因而会否失去其意义呢？”——那么“神的创造”、“道法自然”呢？这些无限大的概念，是否仍有其意义呢？“失去生命反而得到生命”这样矛盾的论述，是否仍有其意义呢？

如果说“思想的主权缺乏实在的基础”，那么请问：国家主权论又有什么实在的基础呢？仅仅是武力威胁和扣押人质？对不起，这样的“实在基础”比没有的还糟。

（156）

恐怖不是思想，而是基于思想的“情绪反应”；但“恐怖主义”却是思想，是和骑士精神、清教主义、雅各宾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伊斯兰主义一样的“思想体系”——《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讲的就是这个。观念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过程；概念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化石。

开明专制，是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方式，并非思想主权在引导国家主权探索未知——这是月亮文明，而非太阳文明的特点。

（157）

从现代主义的先锋派，到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只有一步之遥；毕加索绘画里的残肢断臂——鼓励了日本部队在中国的血腥屠杀。

从日耳曼人优越论到民族解放运动，只有一步之遥：西方文明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进行的思想自杀。

民族解放运动是在复制西方主权国家，使主权国家的模型在扩散的同时也走向衰亡；联合国的出现，是全球思想即“各国平等观念”传播的后果，缓和了致命的冲突，同时也瓦解了主权国家的合法性。

（158）

世界的确定性已被摧毁，但思想的确定性需要再度确定——无形的思想作为有形的国家之替代，即将有如圣经取代了圣殿成为古代人生的汇聚焦点。大祭司抽打圣子，从而宣告了自己的不法和死刑；而所谓“会堂取代了圣殿”从来就不是事实，只是会堂的瘪三们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因为会堂只是一个读经的地方，会堂甚至可以是一个仓库，也可以是一个殡仪馆，还可以是一个交际中心……会堂毫无神圣性可言。

（159）

唯有创造了价值的，才会觉得自己的富有；觉得自己的富有的，就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真理并不一定是美好的，更不一定是真实的，但却是人们正在遵循的——人们称呼自己的需要为真理，所以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真理的报纸（真理报），还有真理的党派（真主党）、真理的战争（人民圣战）。

（160）

思想不必“符合实际”，因为“思想创造实际”——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真理先于实践，真理是创造世界的先验者。“实事求是”只是农夫的想法，为的是要获得庄稼。“思想创造”才是宇宙真相，所向披靡胜似装甲。社会的秩序，是一种思想运行的结果；社会的混乱，也是一种思想运行的结果，而且是一种特殊思想运行的结果；自然的秩序是一种思想运行的结果，自然的混乱，也是一种思想运行的结果，而且是一种特殊思想运行的结果。

第十七章

思潮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161）

人民主权论是一种思想，也就是说，人民主权论及其制度、国家，不过是思想主权的一个产物；思想主权还有其他许多产物，例如人民主权论取代了的君权神授论及其制度、国家，就是如此。

（162）

“思潮决定一切”！思想是有其“潮流的”；因此思想必定是有其周期性的——思想周期特征特别明显的，就形成了所谓的“思想潮流”；而思想潮流又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又决定了人们所感知的时空形态。

（163）

德国人作为工匠和士兵是杰出的——这也包括德国人作为“哲学的工匠”如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和“音乐的士兵”如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但作为思想主权的仆人和文明话语的掌握者，德国人却失败了，所以他们无法统一世界，本国还遭到瓜分蹂躏……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德国人像浮士德博士一样，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试图以此获得统治世界的权力，而没有谦卑地承认自己本该是思想主权的器皿。就像康德那厮，虽然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Immanuel），意思就是“与主同在”（“GOD is with us”），但基督教传统上认为这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康德竟然敢用，他的狂妄由此可知；为了掩盖这一点，毫无知识或别有用心的中文翻译们都把康德的名字翻译成“伊曼纽尔”，而不是“以马内利”。

（164）

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运动，增强了国家主权的强权力量；解构主义后现代思潮——在走到了反面，作为“原子弹保护下的和平”，成为“小国时代”时代的主旋律。

（165）

国家的杀戮，让思想看见了自己的生命；国家的疯狂，让思想意识到自己的清醒；国家的掩饰，让思想展露着自己的直率；国家的暴怒，让思想审判出自己的正当。

（166）

思想主权的树冠图，在互联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现。互联网时代的主权思想，就是思想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ought）与主权的思想（The Thought of Sovereignty）。

（167）

一切东西都是漂移的，一切思想都是模糊的，一切科学都是测不准的；唯有思想的主权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

（168）

把每个人都卷入的全球化漩涡，将在世界各国的废墟之上，凸现思想主权的荣耀；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漩涡里对话，直到它把世界各国变成一个整体。

（169）

全球化漩涡把世界各国斡旋成为一个整体——这应该不是由于谁的意愿决定的，而是为了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节约管理成本”。

（170）

央行灌水、货币贬值，就是“思想改变经济基础”的证据——和古典经济学的谬论不同的是，货币的价值其实一直是由政府操纵着的，这绝对不是“货币兑换”那么简单和一目了然的：所以，与其说是“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不如说“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尽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二者都是由思想决定了的。

第十八章

生产力也是一种思想的产物

（171）

内线交易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丑闻，而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从动物狩猎到政治决策，所有的行为都是按照“内线交易”、“先到先得”的原则扩散开来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各国央行，就是内线交易的温床、暗箱作业的黑帮。这说明，经济基础无法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无法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由思想决定的；即使所谓的“生产力”，其实也是“一种思想的产物”。思想有多种多样的产物，所以有多种多样的生产力。

（172）

思想决定股票价格，“蜡烛图”的图形分析，其实仅仅是心理分析。也就是说，通过分析人们在市场上的思想变化，也预测股市的涨跌。

（173）

哲学不是“实用”的，不是“蜡烛图”分析，而是“为生存辩护”的；哲学不是“行为的准则”，而是“行为的解释”；哲学是“强盗逻辑”，而不是“强盗动机”——哲学的内在世界因此往往是和哲学的外在宣告截然相反的东西。

（174）

所有的主权，归根结蒂都是思想创造出来的，都是思想主权使之然的；因此在根本上，一切主权都只能是思想的主权，一切所有权也是来自思想的认定……律师的执业就是“钻思想的空子”——建立主权依靠思想，转移主权依靠思想，瓦解主权依靠思想：思想决定主权的命运，思想也决定所有权的转移。一切主权都是思想的主权——或者体现为思想主权的延伸、分叉和变态。所以，要改变所有权，首先要改变思想。

（175）

有社会学家预言，“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人性的终结。”这表明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多么严重地扭曲了人性；另外的方面，“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不满情绪的储藏室，挤满了具有各种背景的人物，从男同性恋到女同性恋的权利捍卫者，到解放神学信奉者”……这样的社会学，与其说是“科学”或“学科”，不如说是一些信仰与教义。尽管“科学”或“学科”、信仰与教义，都是思想的产物。

（176）

“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决定的”，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是由人们的思想决定的；所谓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也还是人们的思想；所谓“客观规律”不仅是由思想总结出来的，而且客观规律甚至客观世界，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投射。

（177）

“单位”（国家、教会、公司、大学、基金会、慈善机构或是非政府的社区组织……）就是小一号的国家；单位所属的个人，其思想无法独立，结果只能沦为“单位的人”甚至“单位的仆从”、“单位的螺丝钉”——这些“个人”的发言，结果就是“代表单位”或是“曲折地隐蔽地反映了单位人的看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座位决定脑袋”。

“单位人”的普遍存在，使得“独立知识分子”成为笑谈，除非这个人是靠他的父母或其他亲属的遗产过活的，像克尔恺廓尔、叔本华那样——二十世纪的社会动乱、物价飞涨和党派撕咬，使得这样的人物近乎绝迹了：于是形形色色的“单位人”爬上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位置。但实际上，“学历是铜牌，能力是银牌，人脉是金牌，思维是王牌。”——这才是思想主权的回声。

（178）

“隔都化”是一种“异化”——“异化”就是用人为的力量，迫使人们接受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不合人性，却是“组织生活”所必需的：组织生活就是把人变成部件和螺丝钉，但组织的领袖也因此往往“反组织”、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结果摧毁了组织化原则也就是异化的原则，领袖成为组织的最大杀手，自然就这样战胜了文明……

阶级分析、阶级斗争，都是为“社会的隔都化”服务的；阶级斗争的洗脑教育则被戏剧性地称为：“喂人民服雾（雾霾毒气）”。其结果是大大毒化了社会气氛，有助于大力推进“分而治之”的阳谋政治。

（179）

“异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社会化的产物”；任何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都会造成严重的异化，并导致大面积的死亡。“异化”其实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文明所造成的“灾异”，它虽然违背自然，但却是文明生活难以避免的。

（180）

机器、人工智能，都是人体的延伸，因此也都是思想主权的证明——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却拥有生命的特征，其基础就是因为，没有生命的东西和生命同样拥有思想的逻辑。所以，生物的人也必须符合思想的主权，才能生存，才能延伸自己、开动机器、创造人工的智能。

第十九章

人们本身也是思想的产物

（181）

表面看来：没有食物的时候，人是最无价值的“客体”；有了食物，人就有了“独立的价值”；食物充裕乃至食物过剩的时候，人则进一步变成了“主体”——现代社会由于粮食充裕，于是变成了一个“主体意识”膨胀到几乎爆裂的世界，但是只要食物一旦减少，各种独立自由、主体意识的花样就会倏然不见了……所以，要建立奴隶社会，必先控制粮食；要巩固奴隶社会，必先制造饥荒。

（182）

思想主权，是一种实际支配生命过程的决定性要素，不论人们如何自以为主权在握，人们的处境却依然是更高主权的产物。国家也是如此，国家主权只能欺负人，却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高的主权，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是否承认它的作用，它都是一如既往地运行着。

人们不仅力图通过思想去把握世界，而且人们本身就是思想的产物——不仅是自身思想之自我塑造（通过学习和适应）的产物，且是宇宙思想无中生有（通过繁殖和生长）的产物，是其分叉、投胎与变形记……而“克隆技术”，不过是“思想创造生命”的人造形式，是“信息复制生命”的较新范例。

（183）

作为“第三次浪潮”之象征的“信息产业”，其实古已有之，那就是文字和图书馆——尼尼微遗址里出出土的大量泥板充分见证了这一点，中国的甲骨文和出土竹简也是如此：具体一步，作为现代社会“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不过是“每天更新出版的图书资讯”而已……甚至现代的互联网，在古代也有类似功能的“烽火台”、“宣召塔”、“教堂的钟声”：对人群起到了一种“连为一体的通讯作用”。

互联网络，尤其是古钩（Google）、推特（Twitter）、扉簿（Facebook）或中文盗版的“百度”“微博”“微信”——体现、传播、放大了“讲闲话”的人类习惯，类似于河边井旁的洗衣妇们的爱好；甚至类似于中古欧洲的沙龙。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许多科学、哲学、宗教，也是在类似的集市上产生并传播、留存下来的。不同的是，其自由度是可以受到更强的操纵的，因为大公司甚至国家机构控制了这些高度集中的技术，从而给人类的未来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184）

互联网络在传教工作中的作用应该超过布道大会……但奇怪的是，后者的工作更受教会组织的重视……这是为什么？公元2000年，我经和一位牧师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指出，教会不重视互联网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网络传教无法收取“奉献的金钱”，他愣了一下，然后诚实地承认了这个可悲的难处。这就是“数人头”的秘密所在，它和“砍人头”本质无异。数人头，是一种软性的砍人头。

（185）

任何一种人类的艺术门类，似乎也都遵循着生物的命运，由简单到复杂、幼稚到成熟地发展着，例如电影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纪初期那样复杂的社会文明之下，电影却呈现着那样地简单与幼稚。即使现在的电影，也都是没有逻辑的，因为那是思想的直接产物，是白描，是捏造，而非事实，而非过程。但是，“影视恐怖主义”和“电影恐怖分子”毕竟正在爬上并盘踞当今世界的制高点，这些蜘蛛侠，为了获得高位不惜制造思想的骗局。

（186）

现实生活中的景象，是电影屏幕无法替代的；社会演变的压力，是戏剧表演无法超越的——什么时候莎士比亚被人淡忘了，什么时候西方文明就真的灭亡了。

（187）

“真正的思想家”其实是一个游魂，他从未真正“介入”自己的时代，他只是像“穿越剧”中的一个主角那样，驾着时间机器访问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这样他才能保持中立清醒的“旁观立场”。

（188）

好的画家、建筑家、作曲家、文学家，首先是作为匠人、然后是作为大师、最后是作为思想家，出现在历史之中。

所谓的现代派艺术，都是在摄影技术逼迫围剿下，慌不择路、亡命逃窜的产物，所以显得毫无章法；脱困的冲动有时演变为垂死挣扎，不惜让艺术家把命赔上来服务于此思想的努力——如此这般的终极赌博，因此需要疯狂、需要毒品的支持，结果使得现代派艺术变得“极为丑陋”，“毫无美感可言”。

现代派美术就是“反美术”，现代派艺术就是反艺术！“反艺术”也是一种艺术！

（189）

为什么要做几何图形的雕塑？蠢猪？！——因为几何图形是现实中没有的，而现实中具有的形象已经被照相器材彻底霸占了！为了思想的突围，必须让没有生命的几何图形具有生命！反正生命和没有生命，都是思想主权的属性，可以混为一谈的。

描绘、雕塑那些现实中具有的形象，原本是很难的，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培训，因此可以卖个好价钱；可恨的是，技术复制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描绘和雕塑的难题，把描绘、雕塑变成了粗活儿，为了恢复描绘、雕塑的尊严及其市场价格，就必须出奇制胜。好在生命和没有生命，都是思想主权的属性，可以混为一谈的。

（190）

人们并不需要描绘和雕塑本身，需要的仅仅是描绘和雕塑的对象；结果摄影等复制的技术已经可以在保存对象、美化对象方面做得惟妙惟肖，岂不哀哉！这时，原本相对容易的、制造几何图形的努力，反而因为其在现实中的缺位，而变得珍奇起来了——于是几何图形大行其道。

把人的思想感情带入几何图形——这就是现代艺术的从业者们唯一能够发挥潜力的地方了；再往下，就只有“行为艺术”了，穷斯滥矣……人人会“搞”行为艺术，人人在“搞行为艺术”，最后只有靠恐怖活动来“分别为圣”。现代恐怖活动，本质上只是一种行为艺术，利用了容易晕眩的人道主义精神。

第二十章

财富——制币权——经济政策

（191）

财富从哪里来？从制币权中来，从经济政策之中来——纽约中央公园旁边地摊上的一幅图画仅仅价值十块美元，同样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里的一幅图画却价值一亿美元，这个差别是为什么？因为博物馆控制了艺术的制币权，因为它通过册封“伟大的艺术家”，而获得了艺术的制币权。“伟大的艺术家”，就是那些“掌握了艺术制币权的艺术家”。

价值是一个思想，所有权是一个思想，“掌握了艺术制币权的艺术家”则是一个思想的成果。

（192）

艺术品又是怎样成为保值手段的？因为艺术品遵循“逆向折旧费”的预期思想，这一思想预期随着艺术家的死亡和时间的磨损，艺术品会越来越少，因此价格就会越来越高——折旧不仅没有减低艺术品的价格，反而因为通过毁灭其它艺术品而增加了幸存的艺术品的价格。所以我说，批量烧毁名画，则会提升其他名画的价值。

（193）

对于蚂蚁来说，触须所及之处就是世界的全部；对于人类来说，思想所及之处就是宇宙的全部——不论人的体积或智力是蚂蚁的多少倍数，但这个原理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蚂蚁和人，都是思想主权所产生，都是受到同样的支配。

（194）

救不了自己，如何救得了世界？认识不了自己，如何能认识世界？这是常识……但思想的火炬却违反了常理：它自我燃烧却照亮世界，因为是它创造了世界的形态和质地。

（195）

人生之所以不稳定，就在于它是思想的产物——越是“低级”的生存，就越是依赖规律、越是稳定；越是“高级”的生存，就越是突破规律、越不稳定：乃至一再突破自己，甚至突破思想的预期，达到惊天动地的状态。

（196）

区分“事实”、“传说”和“奇迹”的，乃是“思想”和“思想的区别”。

思想改变了，实体就改变了——在知觉、经验、思考、言语的各个环节中，任何“实体”都是思想的产物；没有知觉、经验、思考、言语的作用，实体也就消失无踪了……因此，思想和实体是一体两面的对偶关系──如此看来，实体改变了，思想就改变；思想改变了，实体就改变。

（197）

人是靠着规则测量实体的，是靠着思想建立事实的，是靠着语言表达实体的。而规则的产生，大多是由于禁忌；如果没有了禁忌，生活也就全面瓦解了，“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所谓“世界”，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地界的区划。牛羊的生活，是狮子老虎饿狼狗熊帮助建立起来的。

（198）

世界如果没有目的，就不会有强权意志，因为强权意志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实行的手段——所谓意志，一定具有人格或其他的位格；所谓权力，一定具有方向和欲望……但是强权意志无法创造，否则天下就是狮子老虎横行霸道的乐园了。

（199）

道德和灵魂不是人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来的；而是“思想的主权”、“上帝的意志”或“千万年的历史”给人打上的印记——道德和灵魂是维护人类生存的内在本能，因此也是无法通过“自由选择”真正予以放弃的。

你可以出卖你的良心，可是一旦有了你的金钱，你还是会想赎回你的良心；你可以背叛你的尊严，但你一旦有了你的权力，你还是会要重建自己的尊严——良心和尊严，都不是生命的奢侈品，而是健康的必需品；所以机关算尽的奸商，到了晚年不得不变成慈善家——“赚钱机器”迟早会“消费奢侈”。

（200）

只有把其他人类视同“野蛮人”的民族，才能创造自己的文化；只有把古代人类视同“糟粕”的继承人，才能创造新型的文明。

第二十一章

个人精神和宇宙秩序的对话

（201）

“思想主权”的桥梁作用：个人精神和宇宙秩序的对话——“思想”是“个人主义”的；“主权”是“宇宙结构”的。“思想的主权”并不等于“思想的真实”，支配人们的虽然是思想，但支配人们思想的却不是真实，支配人们思想的也不是善良，支配人们思想的更不是美好。真善美，那只是思想的一些结果，但绝不是全部，更不是思想的源头。思想的源头来自主权。

（202）

有权力的东西，并不是真善美的东西——真、善、美，本身就是互相冲突抵牾的；真的不善，善的不美，美的不真。此外，真、善、美还是“失落的乐园”，是权力丧失或权力不足之际产生的升华或幻觉，是思想的出路、适应甚至屈从。

（203）

当“人欲的主权”代替了“思想的主权”成为主流，就构成了“西方的没落”，就构成了“文明对自然的犯罪”，就构成了僭越和自杀——“检阅”是一种最为流行的“僭越”。“大型演唱会”则是“军事检阅”的和平样态。

（204）

“虚空是‘非存在’，而没有哪样东西由‘非存在’构成；因为任何东西都是绝对的。”——但是说这句话的人却不懂得暗物质暗能量，而“虚空”一旦进入思想，也就“存在”了；与此同时，思想也使得任何东西的存在，都变得仅仅是相对的了。

（205）

只有在一个“更差的环境”里，才能够创造出“更好的魅力”；一座全新辉煌的宫殿，反而会把思想逼入自杀的绝地。我相信，真理必定超越于人类的声音、语句、文字之上；即使“读脑器”也无法全然了解人们内心的秘密——因为人们内心的秘密那是来自思想的主权，而非人的头脑里自己产生出来的。

（206）

哲学的慰藉：如果把哲学作为慰藉而不是作为思想，这样的慰藉将会致命。他明智，所以他“知道无解”；他透彻，所以他“惟有思想”。逆境、死亡、绝路逢生，这些全是思想。他反思，所以他想到“意外总会发生的”——“意外”可以被描述成“造物主的意志”；意外迟早会摧毁一切“科学的原理”，正如意外已经摧毁了其他模型。

（207）

意识控制本能、社会的意识控制了个人的本能——使得人的生命趋于紊乱甚至衰竭；这时，只有思想能够对抗意识，并以“一切都是思想”这一方阵，解除无孔不入的社会压力。意识的推力来自思想，意识像是纸张……在混沌的……纸浆一样的背景中，慢慢浮现了……成形了……演化着……。

（208）

人把自己作为万物的尺度，而科学不过是这一尺度的延伸，至于宗教，则是对这一尺度的定期怀疑。

（209）

厄运成就思想，一如逼仄的处境成就了高压水枪的激越。压力和风险，使生命获得了价值和意义；谁也不知道以后到底怎么样，所以生命才有了价值和意义。

（210）

思想是生命的解毒剂。思想还是生命的别墅、旅途的休憩。

第二十二章

“空”不是虚无，“空”是过程

（211）

生命不是无常，而是有常，那“常”就是灭亡；绽放的花朵只是一时，终有凋谢才是永久——佛教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而信神的人则就“依然活着”一事感谢主，感谢命运的垂青。“无常”是人道主义的思想，竟然把偶然的生存看作是“常”态。

（212）

哲学本体论、科学本体论、文化本体论，一言以蔽之曰：思想的主权的分支。

“替天行道”之作为思想主权的回声：写一本《中国传统中所见的思想主权论》，从《十三经》到诸子百家，从诗词曲赋到二十四史，从中钩沉，但不包括佛道。例如：“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屈原：《哀郢》，王逸注：“震，动也；愆，过也。言皇天不纯一其施，则万物夭伤；人君不纯一其政，则百姓震动以触罪也。”）——这是说，上天不是按照人类的想法来行事的；所以在诗人看来，就成了“天道不专而反复无常啊，为何使老百姓在动乱中遭殃？”这是人道主义的悲怆，缺乏神道主义的安详；人道的呻吟，代替不了神道的赞美……徒然责怪上天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运行，真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蚍蜉撼树，结果只使得自己老大徒伤悲，投入汨罗江。

（213）

一个思想“如果只在自己的头脑中”，就似乎还不“存在”；如果分享给他者，似乎就开始存在了。因为思想是在交流中长大的。

（214）

思想的自由，就是思想不受控制地传播权利，但还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作为艺术的思想主权，只有处在至高无上的“出神状态”下，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作为科学的思想主权，只有处在至高无上的“出神状态”下，才能作出最好的研究；作为宗教的思想主权，只有处在至高无上的“出神状态”下，才能作出最好的洞察……这才超越了“1880年代以来的西方神学”。

（215）

“人类的良心”，可以理解为“思想主权的闪光”。思想的主权，还原一切迄今为止的建构（不论硬件还是软件）为“人的思想”；同时，又把人的思想视为“更大思想”的呈现。

（216）

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因为一切都是思想，甚至我的如此之说，也是思想，仅仅是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217）

“空”不是虚无，“空”是过程。过程哲学，就是反对偶像崇拜。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思想主权的过程”。

（218）

“人生是在无聊和痛苦之间的一个钟摆。”——思想则是在信仰和怀疑之间的一个钟摆。“这不是真的，这只是你自己的思想。”

（219）

怀疑论的理据，就是感官世界的脆弱性，即使暴君的愤怒也无法消灭感官的真实，再大的权力也无法巩固，更加无法让国家“永不变色”：再大的暴徒也会落空、再红的颜色也会褪尽，任何偶像无法逃离“过程”的命运。

（220）

谁不承认思想的主权？谁不承认思想主权的事实存在？谁认为世界上没有至高无上的东西？谁说“没有独立的可能？”——那么他为何服从国家主权？仅仅因为遭到了暴力的胁迫和挟持？还是因为身不由己心已死？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虚伪透顶地装天真？

第二十三章

人的使命，只在他自己身上

（221）

所有的科学、哲学、宗教，都是人想出来的——对这一点现在还有疑问吗？

（222）

人只活几十年，但书却可以涉及几十亿年；所以读书容易失眠，欢乐共享，痛苦独吞。这就是“与造物者游”的代价，这就是思想主权的催化力量。

（223）

人生的所有东西，都是人自己通过思想营造出来的；人所观察的所有物件，都是其认知能力的反射：空幻的东西是不能拆穿的，否则就无法修复了——这就是所有的文明不得不兴替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所有的哲学不得不破产的基本原理。

（224）

宗教可以说是人创造的，但宗教所感觉的那种“背后的能量”却不是人所创造的，相反是在人诞生之前就存在了的，现代人管这个叫“本体”、“神秘”或是“信息”、“密码”、“基因”，所以说“人的命，天注定”。

（225）

不同的哲学，其实讲着相似的观念；不同的政治，其实操纵相似的权力；不同的语言，其实说着相似的逻辑。那都来自思想的主权。

（226）

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必有划时代的思想，必有划时代的时、位、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不够的；需要思万种理、解万道题、破万人阵。

（227）

儒家者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科学家说：“技术的力量是无穷的。”鬼神者说：“咒语的力量是无穷。”——人的使命，都在他自己身上，在他的思想里。

（228）

要“弄清真相”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事实的认定都基于思想，而且真相永远都只是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切真相都有待未来的展示，影片的结束赋予其开场以不同的真相。

（229）

因需要而改变自己的使命，这是生命的原创、哲学的本质、极大的天赋、思想的功能。在宗教上，这就像“器皿”的存在，因为器皿里面的不同液体，而改变自己的功能。

（230）

注意！警觉！！防范！！！——对于“上帝”的穿凿附会，很可能流于一个最大最空最无稽可查的偶像。在这种意义上，我不希望“思想主权”有一天被人们解释成为“可以定义的偶像”。

第二十四章

人的思想无法企及上帝的思想

（231）

真正的美景和美景的真实，都是拍摄不了的——因为人的思想（艺术和技术）无法企及上帝的思想（自然与世界）。更不必说用绘画或雕塑来再现自然了。

（232）

宗教是人的思想，宗教的对象则是神的思想或曰宇宙的思想，也就是“物理”、是“化学”所研究的那种对象及其“背后的能量（有或无）”。

（233）

可以有新思想，却不会有新话题；这就像语言可以有新内容，却不会有主动宾以外的新形式。道是我，我是你，你是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234）

过去是一个思想，未来是一个思想，现在还是一个思想。不要为思想而欢欣或伤感，担忧或希望，痴迷或唾弃，思想就是思想，不是任何其他。不要为语言而欢欣或伤感、担忧或希望、痴迷或唾弃，语言就是语言，不是任何其他。

（235）

神交的人是不会死的，因为本来所交的就不是肉身，而是灵。

（236）

“梵与自我同一”这说法表明，印度人对于“思想”的领悟，仅仅达到了人类最高的精神状态，而无法超越自我接近上帝的领域，无法接触天国，无法拥抱思想的主权。

（237）

“宇宙同构”与“万物有灵”：科学语言与巫术语言。巫术是一种语言，科学是一种语言；神学是另外一种语言。

（238）

在思想主权面前，没有邪，只有正，只有宇宙的涡流席卷一切。“你所言的一切，仿佛佳肴，出于我们今日最好的想象外。你所行的一切，恍兮惚兮，根本无从逆料、更难以预言。以前，我们由自己而揣度你；以后，我们能从你去观测历史！”

（239）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与“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一位神。”——这两种译法，哪一个更“准确”呢？在我看来：1、“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的译法，把上帝的话语等同上帝了，但实际上，上帝应该比上帝的呈现给我们的话语更加伟大。2、“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一位神。”的译法，阐明了上帝比上帝呈现给我们的话语更加伟大，但是在人类的理解中，这又很容易演变成多神论。（“三位一体”学说正是为了消除多神论所作的努力之一。）这就是语言的陷阱。

（240）

《圣经》其实是无法忠实翻译的，正如《圣经》其实是无法完全理解的——尤其是，如果你认为那是上帝的话语，那么人怎么可能完全理解上帝的话语呢？又怎么能够忠实翻译上帝的话语呢？除非人具有了神一样的能力。如果人具有了神一样的能力，那还需要神干什么呢？所以圣经自己说了，人们是看不明白也听不清楚的。（《以赛亚书》：“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承认了这样的处境，人才需要上帝，人才可能得救。

（另起一页）

《思想主权》第一部下

“本体·外篇”

思想与思想的主权·下

（“本体·外篇”用对话方式阐述思想主权的基本概念。）

第一章

一切主权都是受到限制的

（241）

“主权（Sovereignty）是独立的。”谢选骏指出：但实际是世界上没有能够独立的东西，所以一切主权都是受到限制的。甚至思想的主权也受其自身的限制。

（242）

“即使上帝也不是独立的，因为上帝需要人的认识、服从、崇拜、赞美。”谢选骏指出：“但是在创世以前上帝显然不同，那时候上帝是绝对独立因而也是绝对自由的，还没有受到自己作品的拖累。大爆炸以前的宇宙是统一的、那时惟有思想的主权。”

（243）

“在无序中产生有序。”谢选骏指出：这不仅是上帝的创世，也是思想的特性，还是生物的命运。

（244）

“宇宙密码：作为自然语言的量子物理。”谢选骏指出：这仅仅是人们所能解读的“思想主权”这本大书的第一页；而比这个“自然语言”更为深奥的，则是“自然思想”，那是无言的、超理的。“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245）

“不能说‘有一个上帝’，因为上帝及其有关的东西，独一无二；正如今天没有人会说‘有一种物理’一样，因为物理只有一种，它被自动地看作是‘对现实的再现’。”谢选骏指出：有一天，“物理”也会遭到抛弃，就像现今的人们抛弃了“上帝”？有一天，“上帝”也会受到不言而喻地接受，就像现今的人们不言而喻地接受“物理”？

如果“上帝”类似于“物理”那样的超然，那么上帝就是无法遭受诬蔑的影响的；而能够遭受诬蔑的影响的，只是那些企图掌握上帝、独占上帝的人或集团——当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诬蔑，就会判决诬蔑者“诬蔑了上帝”……而在我看来，否认上帝就像否定物理一样，主要是一种无知而不是狂妄。

（246）

“生物学家霍尔丹（Haldane，John Burdon Sanderson，1892—1964年）在其随笔《论可能世界》里写道，‘现在我的疑惑是：宇宙不仅比我们设想得更奇异古怪，而且比我们能够设想得更奇异古怪……我猜想在天空和大地，有比任何哲学梦想都更多的东西，或者比能够梦想的更多的东西。’”谢选骏指出：这一点都不需要疑惑，因为事实正是如此。

（247）

“人们经常问：大爆炸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大爆炸根本不在空间的任何一点上发生，空间本身是随着大爆炸而进入存在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同样的困难——在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回答是：没有‘之前’；时间本身就在大爆炸时开始。”谢选骏指出：很明显，“大爆炸”不过是“创世论”的翻版，“大爆炸”是“创世神话”的“科学诠释”。

（248）

“哈勃（Edwin Hubble，1889—1953年）1929年提供的一系列观测数据显示，星系发出的光线表明，它们离我们远去；并且离开我们越远，星系推行的速度也就越快。”谢选骏指出：既然如此，那么不仅在时间上无法还原，在空间上也是无法还原：你不仅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而且也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家里。”因为你的家早就不在原先的位置上了；只是因为无知，人才自以为“又回到了家里”。

（249）

星空不像古典时代的哲思家巴斯卡认为的那样“沉默”：“彭其亚斯（Arno Penzias，1933年—）1964年与威尔逊（Robert Wilson 1936年—），一起发现了微波背景辐射，并因此获得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无论他们把自己的新探测器指向哪里，总能检测到一种令人讨厌的微波背景信号……这种噪音来自宇宙本身，是大爆炸的余波源于正反物质的湮没。”谢选骏指出：“沉默”一般是距离造成的；“无声”只对聋哑人才是真理。

（250）

“粒子是无法严格‘观察’的，对于逻辑实证论者来说，这就形成了严重的困难……最终导致一些实体必须脱离经验观察来推断……这就代表了在原来证实原则上的一个很大的退步……证实原则有着严重的局限，因此，注意到由此而导出的相反的一条路就很有意义，这通常被称为‘证伪主义’。”谢选骏指出：按照证伪主义的原则，你能告诉我，有可以脱离“思想主权”而存在的“客观事实”吗？

第二章

虚幻的比真实的更重要

（251）

“宇宙膨胀理论认为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宇宙是由比原子还要小的‘种子’在转瞬之间爆炸、膨胀而成的；‘宇宙是由来自一个世界的黑洞孕育产生的’这一个观点’，自哥白尼推翻了‘地球中心说’以来，科学又一次来到了革命性巨变的边缘。”谢选骏指出：由此可知，科学只是人类的思想，而不是什么客观的真理。

（252）

思想决定事实：“在分析文明形成的过程时会发现，正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传奇般的事件构筑了整个文明史；历史中，凡是表象、虚幻的一面总是比真实的一面起到的作用更重要。”这是因为，“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只受各种形象的影响，只有形象会使他们感到害怕或受到吸引，从而成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所以脚夫班的头子大声喧哗说：“奴隶创造历史”、“傻瓜干成大事”、“愚公能够移山”、“卑贱者最聪明”、“读书越多越反动”。

“不同傻子争辩，否则就搞不清谁是傻子了。”谢选骏指出：最后的结果就是傻子们占领了全部的舆论阵地。

（253）

思想决定观察、观念决定事实：“众多的人类学家，带着结构的坐标奏响遍了美洲的山山水水，以便更好地把握土著民族社会事件的无意识之维。”但是，思想主权绝非“一切唯心所造”，因为心当来自更高的存在或是“非存在”；《华严经》不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不仅并未揭示根本，甚至未能抵达根本的城下。

（254）

“没有一种人类的权力能在良心上具有绝对的约束力；人获得较高的权力，这种权力高出于国家的权力以及其他一切世俗权力之上。”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神权，或曰“思想主权的至高体现”。

（255）

“无论三维空间还是四维空间，全属我们的思维构建的数学模型，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全然不可知；我们能知的，是我们构建的模型，原本的自然界对于我们永远是个谜。玛雅人就能够直感自然界本身的演变？”谢选骏指出：欧美人现在宣扬被他们灭掉的美洲土著人的思想，甚至封之为真理预言……其实，这不是真的，而是行将沉没的出版行业所布置的一个奸商骗局。

（256）

“数学对实在的描述是否指向某种更伟大的智慧？数学及其DNA，是上帝的另一种语言吗？”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显然只是对于上帝的拟人化，它暗示了一个“人工智能化的上帝”。

（257）

“即使原始人也有这样一个直觉：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本质，而这个看不见的本质又受制于一个看不见的过程。”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思想主权的产物在反观思想的主权”；这也是康德的“物自体”的基础。

（258）

在基督教神学上，上帝用思想而非权力创造了世界，这是“圣经创世记上帝”与“化身型神话”的重要区别；在希腊神话里，奥林匹斯神系都是思想的化身，他们用思想战胜了力大无穷的权力化身——提坦巨神，尽管奥林匹斯神系也还不是纯粹的思想。

（259）

“神学与自然主义哲学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前者主张宇宙永恒存在，而后者主张宇宙的存在是有（期）限的。”谢选骏指出：从“思想的主权”这一角度来看，

神学与自然主义哲学之间并无明显的矛盾；因为人类所能想象的“永恒存在”，其实都是“有（期）限的”；例如，当人说出“上帝”这个词汇时，“上帝”就受到了局限……所以圣经上不让人们提到上帝的名字。

（260）

“信息就是权力”取代了“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口号——因为信息是“最新的知识”；而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社会里，信息战胜了知识。

第三章

运转的东西无法升级

（261）

“钱使世界得以运转”，但钱却不能使世界得以升级；使世界得以升级的，是钱的损失。运动的秘密就是：运转的东西无法升级；所以要升级就必须停顿、必须退隐，甚至必须破产、必须死亡。

（262）

“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物理学甚至是数学的现象。”谢选骏指出：也就是说，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现象、思想结果。

（263）

“当从物理和化学提升到生物学时，事件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继续这种类比，当从生物学提升到人类科学时，事件提升了第二个数量级；现在，当从研究普遍规律的人类科学提升到独特的人类历史时，事件提升到了第三个数量级。”谢选骏指出：这种提升过程，无非都是思想的过程。

（264）

“物理学家一致认为：宇宙起源于一个具有无限高密度、无三维空间的纯能量点；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规律失效，那种独一无二，使得科学还不能解释爆炸最初发生时的事件。”谢选骏指出：等到你们能够解释了“最初发生时的事件”，你们就会发现“最最初时发生的事件”又在向你们招手了。

（265）

生物是进化还是创造的？这个分歧其实具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信息模型或曰思想密码：“创造的过程”是指“宇宙密码突变为世界或生命”，“进化的过程”是指“宇宙密码渐变为世界或生命”。

（266）

“生命对环境的适应”，其实也是“信息模型与思想密码突变或渐变为世界与生命”的一个体现过程；因为所谓的“环境”尤其是“生命的环境”也是由宇宙信息、思想密码一步一步促成的。

（267）

“按照每一个可设想的量度，人类在生态学上是反常的……人比差不多大小的陆地动物在数量上差不多要多一百多倍……人类加速物种灭绝的速率，比正常情况大一千倍。”谢选骏指出：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如伟大人物的出场，无不提升了群众的死亡率；政治领袖的出场费，是由炮灰们（现在叫做“粉丝”）的骨粉来支付的。

（268）

“人，一句话，他没有本性，他只有……历史；人，已经从自然界退出而进入了文化：换言之，对物而言是自然；对人而言则是历史。”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神圣主权和思想主权的微妙分野。

（269）

“历史是暂时的和偶然的，哲学则是永恒的和必然的。”谢选骏指出：难道哲学不是一种历史吗？除非，这里的哲学是作为“活的思想”、是作为“意识流”而出现的；不过，作为“意识流”而出现的哲学，就更加远离“永恒的和必然的”了。

（270）

“历史，不过就是在不断地重复一些判断：谁也不想亲自证实一下这些判断，也无从或无法证实；每个人都是在重复他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直到这些称号和事物无人再敢随意篡改。”谢选骏指出：所以某人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直到把亿万人民都变成了愚蠢的猪狗，除了动物的吞噬排泄本能，一无所有。

第四章

原则上并不存在独一无二

（271）

“生命在原则上并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特征。”谢选骏指出：也就是说，生命是一种由思想组成的宇宙现象；而由思想组成的还有其它许多东西；尽管不同的人会主张生命的组成方式是“一次性的创造”，或“不断性的演化（进化）”，或“一次创造——不断演化”。

（272）

“普遍适用的主张实际上承认无知，那些沉浸在普遍性中的人，永远不能叙述历史。”谢选骏指出：因为历史永远是特殊的；而承认思想主权才是真正承认自己的无知。

（273）

“一切普世信念都是虚构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考究审察。”谢选骏指出：但是从功能主义的观点看，一切普世信念又都是有用的，否则便不会流传开来，受到遵从；生命的智慧就在于：在必要的时刻抛弃不必要的普世信念，在必要的时刻迎接必要的普世信念。这就是“无中生有”的绝妙之处。

“形式永远服从功能。”谢选骏指出：功能其实服从需要，需要为了满足生命，生命是在运行思想。

（274）

“人不再能够接近真理的启示，因为真理的每一次显现同时又是‘彻底的掩饰’；根据这种事物观，历史不过是理性悲惨的呈现而已，自从‘原初破裂’以来，它被神秘化了。”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世界的诞生不是为了提供给人们认识的，而是为了提供给人们生活的；所以本能卓著者，其成功率要高于理性卓著者。

（275）

“科学思想史使得采取下列行动成为必须：把那些著作重新置于它们的精神语境，将其阐释为‘展示作者的精神习惯、偏好和憎恶的一种功能’。”谢选骏指出：读者应该好好想想：作者为什么要那样说、那样想、那样作出反应；而不要简单地把作者所说的当作真理。

（276）

一个严谨的科学家，怎么可能接受奇迹的可能性呢？不过在我看来，科学与奇迹，都是由思想来鉴定的；而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年）也承认事物的另一面向：“怀疑不是信仰的对立，怀疑就是信仰的一部分。”而思想，就是凌驾于信仰和怀疑之上的裁判。一个严谨的科学家，怎么可能不接受奇迹的可能性呢？

（277）

“面对充满迷惑和未知现象的数据，科学家构建有关假说，然后设计实验来测试那些假说；科学前沿的许多实验失败了，大多数的假说结果是错误的；科学在进步，在自我完善，任何明显错误的结论和假说都不能持久，因为更新的观察数据终将推翻错误的体系。”谢选骏指出：科学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自我否定，宗教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坚持不懈。承认奇迹的可能，就承认科学能够自我否定。

（278）

“科学家心底都有一种‘无政府主义情结’，希望有一天能带来出其不意的发现，从而打乱现有的框架：诺贝尔奖就是授予这种发现的。”谢选骏指出：难怪诺贝尔奖金出自黑色炸药的利润：从物质重构到精神重构。难怪牧师家里孵化出来的小丑尼采说他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炸药。

（279）

牛津大学研究“人类将会如何走向灭绝”：有关物种灭绝的研究报告汗牛充栋，但研究人类会如何走向绝种末路的却不多见，于是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这个国际团队就研究了人类在哪些情况下可能遭遇无法战胜的劲敌而整体灭绝，而“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最大危险是人类自己的思想”：人类已经进入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具备了毁灭人类未来的无比能力；这是因为科技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了人类对新科技带来的后果的控制能力；这就像孩童手里的致命武器……具体来说，在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实验已经进入预料之外且后果难测的疆域；科技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人工智能技术既可以成为工业、医药、农业甚至经济管理中的重要工具，但它对可能造成的破坏的广度和深度并不在意。

（280）

“世界开始时没有人，结束后也没有人。”谢选骏指出：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只有思想可以作出断言。而且，人类真的能让自己维持到世界结束的时候？恐龙家族最为强盛的时候，一定也作如是想，如果他们有“思想”的话——其实他们一定有思想的，因为他们也是思想的产物；尽管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思想。

第五章

人类是自己的最大敌人

（281）

“超级电脑可以带来威力一代胜一代的电脑，最后可能出现‘智能爆炸’现象，即电脑威力的加速变得无法预计、难以控制，而其后果却可能影响到地球上每一个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长里斯勋爵（Lord Rees）说，人类成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这是始于二十一世纪；他说，这一威胁体现在科技前沿；每一项科技突破都有正负两面，如果对负面影响控制失当，最坏的结果就是人类自我毁灭。”谢选骏指出：其实他说得不对，人类从来就是他自己的最大敌人，并非从二十一世纪开始，所以公元前几百年写下的《老子》早就说过了：“自胜者强”。同样我也可以挖苦他说：“自胜者不强。”

（282）

思想如何才能摆脱“录音带的命运”？“你想把事实讲出来，但之前所说的一切禁锢了你的言语，强迫你去重复而不是去表达。”谢选骏指出：你要明白，之前人们所说的一切，只是他们的思想，而不是所谓的“事实”，更不是“真理”！

（283）

思想比现实更为丰富（所以小说比电影更加耐人寻味）：“人们所谈论的城市，拥有许多‘超出其存在所必需的东西’，而那座真正存在着的城市，其实只拥有更少的东西。”谢选骏指出：因为思想比现实更为丰富，思想永远走在现实的前头；想象的翅膀无远弗届。

（284）

“即使蜂巢再完美，最拙劣的设计师也比蜜蜂强，这是因为在修建房屋前，建筑师的脑中已经有了建成后房屋的形象。”谢选骏指出：可是，说这话的人怎么知道蜜蜂的头脑中没有蜂巢的形象和“预定的结构”呢？“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些全是思想。

（285）

“完美的形式在诞生之前，已经藏于物形式的、未经雕凿的石头之中了。”谢选骏指出：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思想与世界是同一的”。

（286）

“没有混乱就没有秩序，正如没有尾就没有头，混乱、无序、无法制约，预示着无尽的可能性和包容性。”谢选骏指出：因为这些相反的说辞，都是思想赋予的定义、感觉分析的综合。

（287）

“数学并非属于仅仅人类，且与充满偶然性的宇宙没有什么关系。”谢选骏指出：因为数学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且“纯粹是一种思想”，数学和内容是无关的，否则就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俄罗斯娃娃一样，说出“2=2=5”的蠢话来。相当于中国的指鹿为马。

（288）

“精神病患者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人笔下的人物就和他们本人一样。谢选骏指出：其实，精神病患者和“常人”大同小异；区别仅在，患者缺乏生存能力，常人具有生存能力，而且还能传递自己的生存能力给下一代：“谬种流传”的说法是欠妥的，因此流传的谬种就不再被视为谬种了。在这种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不被大众认定为精神病患者，虽然他们描写了一个个精神病患者的世界。

（289）

爱因斯坦也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试图修改的那些原理，例如光线不会弯曲、时间是绝对的……本来就是人们“观察——总结”出来的，或曰，本来就是“意见”而非“事实”；同样的，历史也将证明，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所试图建立的那些原理，也将是“意见”而非“事实”。

“爱因斯坦与他的第一和妻子有两个男孩，大一点的汉斯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对难题感兴趣，拥有数学天赋，后来成为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一位杰出的水力学教授。小儿子爱德华在孩提时代喜欢音乐和文学，然而很年轻时就被送进了瑞士精神病院，直到他去世。”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爱因斯坦的遗产之一。可见，爱因斯坦的成就与其说是一个必然，不如说是一个偶然。

（290）

“科学先于哲学”：“第一位的学科（物理学和生物学）谈论世界，第二位的学科（哲学）谈论第一位的学科对世界的论述。”谢选骏指出：这等于说“巫术先于神话”……但是许多巫术其实是靠神话才流传下来的；所以，如果没有哲学，科学被人推翻并且遗忘得更快。

例如，现在发生了一件可以被称为“圣灵击溃了科学歹徒爱因斯坦”的活生生的事例：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最新实验证明，物质的确可以远隔万里却相互作用。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科学家报道，他们的实验据说可以证明量子力学最根本的理论之一：远隔很远距离的物体可以瞬间互相作用。

这一发现是对古典物理称为“定域性定律”（locality）的基本原则又一打击。其定律指出，一个物体只能被它周围的环境直接影响。代尔夫特大学的研究，在《自然》杂志上公布，进一步证实了一个科学歹徒爱因斯坦曾经公开拒绝的想法。他说，量子论必须承认“幽灵般的远程效应”，他也拒绝接受“宇宙可以表现得如此奇怪，如此明显地随机”这一概念。

互相分离的粒子可以被完全“纠缠”，其结果是，无论两个粒子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测量一个粒子几乎同时会影响到另一个。科学歹徒爱因斯坦对这一说法更是嗤之以鼻。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引入的不确定性不以为然，他认为量子理论具有上帝玩骰子的暗示。但是上帝真的显现了，击溃了歹徒的胡说。

由荷兰大学的科维理纳米科学研究所，物理学家罗纳德·汉森领导，以及来自西班牙和英国的科学家加盟进行的新实验为量子力学以下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由亚原子粒子纤维构成的奇怪世界的确存在，其中的物质在没有被观察之前，不具有任何形式，并且，时间不但向前行进也向后行进，因为时间本来就是人们的观念。即使相隔整个宇宙，两个已经纠缠的粒子可以立刻互动。

第六章

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比权力还伟大

（291）

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比权力还伟大，那就是思想——说到底，人也是靠思想获得权力的，而不是靠权力获得思想的：这就是人与大型野兽的区别所在，这就是“强权等于公理的反面”。因为公理是最缺乏思想的。

（292）

“追求权力的意志”、“对金钱的贪欲”、“食色性也”、“控制他人”、“自我控制”——本质上都是思想，而非本能；即使所谓的“人类的本能”说到也还是一种思想，那就体现为“语言本能”。

（293）

“我呼吸到其它星球上的空气。”谢选骏指出：这里的“我”并非肉体，而是思想；“其它星球上的空气”不仅是想象的空气，且是思想的空气，超过了登月的奇迹。

（294）

思想的奥秘在于：越具体的越不同，另外一个似乎全是在概念中的，中国古人已经理解得很透彻，所以整个庄子哲学全都在讲概念之虚无，因为概念表达不了思想；“实际生活”是否一种“思想”？或仅仅是“我们谈论时就进入了思想”？难道你在生活时就不是思想？——“生活”，其实是一种“更大的思想”。

（295）

“我们无法决定我们自己是谁。”谢选骏指出：我们的思想实际上是不受我们自己控制的；“性格决定命运”是一个心理巫师、犹太人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年）编造的谎言；实际情况是，“命运决定性格”，这在希腊人那里就耳熟能详了。

（296）

“虽然七十亿人类都希望快乐，不希望痛苦，但是如今世界上造成痛苦的问题，大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主要原因，就是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视所有人为兄弟姐妹的‘人类合一理念’（Oneness），才能消除所谓的‘敌人’概念，才能消除对他人的愤怒与恐惧。”谢选骏指出：达赖喇嘛的这席话，显得他真的“外那个行”：他过高估计了人类和他自己的能力，结果就是强人所难了。如此一来，他对人类的期待很可能变成为对人类的虐待……人类的痛苦怎么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呢？环境压力压的。生存压力压的。

（297）

“观念、文化、语言，是生存的工具”，但是，“思想不是生存的工具”。谢选骏指出：因为思想是生存的先决条件。

（298）

任何真实的或说是本然的意识，如果一说出口，就进入语言了；只要不说，它还是思想——中人以下不得不说，又要在说中勉强作出语言的区分；他们之间彼此一打交道，就创立了另外一个世界——概念的世界；概念的世界，其实还不等于是思想的世界！

（299）

概念的世界，常常被错误地等同于“人类的思想”；其实概念只是思想的表层；而思想后面的更大思想则是“上帝创造”时运用的“宇宙密码”，那是万物的开始；所以人们说：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物理学甚至是一种数学的现象——有人指出：“这样说不妥。数学、物理学是人类的创造物。用数学、物理学比作上帝的创造原理，应该看作人是的狂妄——把上帝的智慧理解为自己有能力创造的学问；那样，人类应该不能理解上帝，至多作些比喻”……不过，我的答案是：数学、物理学应是上帝的“创造原理”的某种延伸，就像动物的叫声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因为人类创造它们所运用的法则，是从创造世界的法则中延续下来的……神还是想让人了解一点神的奥秘的。

（300）

思想是人类的根源：“人类生来要经受环境改变的严酷考验，可以说，人类的适应性表现在思想上；其他动物有更复杂的身体适应性，相比之下，我们所拥有的是思想的能力，因此人类的适应性表现为行为方式的改变；思想的结果是产生文化。”谢选骏指出：这样意义的思想是“小思想”，“大思想”则是“思想主权”。

第七章

“智人”就是“思想者”

（301）

“智人”的意义其实就是“思想者”：“考古发现表明，尼安德特人也有文化性的行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沙一塔什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的遗迹中，一个幼儿的遗骸被山羊角环绕着，表明他们已经有了程式化的葬礼，这正是文化的一种表现；但是，相比于其他任何种类的生命，只有现代人类能被当之无愧地称为‘智人’——如果没有最早的思想火花，我们的原始祖先不可能冒险从森林来到草原；没有它，五万年前他们从非洲踏上欧亚大陆时，也不可能面对种种严峻的生死考验，而能顽强地生存下去。”谢选骏指出：智人就是接通了宇宙能量的人，其最早的典范就是天子。

（302）

思想决定健康或不健康：“在现代医疗系统中，设施不断膨胀，所面对的群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好，医疗人员被迫去对付类似更年期这样的病患，这样就把一种潜在的危险视为一种直接疾病，而且会用繁复的程序来对付琐碎的抱怨——医生和‘消费者’日益陷入一种奇思异想之中：即认定人人都有什么地方出错了，并且每个人和一切事情都能进行治疗。”谢选骏指出：其实，人生是处在“健康”与“不健康”、“正常”与“病态”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唯有思想可以辨别其中的界限，而思想的辨别并非“事物本身的分界线”。不信医生，只信医学；不信法官，只信法律：有什么区别？难道只有医生才能实现医学？医生仅仅按照程序来做，病人不是试验动物。

（303）

如果说“医学是上帝赐予智慧给某些人发明出来的”，那么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年代学为什么不是上帝赐予智慧给某些人发明出来的？如果说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年代学是“违反《圣经》的”，那么医学是不是也“违反《圣经》”？而在我看来，“《圣经》有误”和“科学有误”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我们对《圣经》和科学的理解都是有误的”。

（304）

通常认为“进化不同于进步，进化没有目的”；谢选骏指出：但实际上，进化是有方向的，因此自然有其目的，只是这种方向后面的目的不为人类所解罢了……于是人们把这种“进化自身目的”叫做“无目的”：如此一来，“进化”实际上也含有“人们无法理解的进步意义”，尽管这种“进步意义”体现在人的需要上就成了随机的、无意义的。（相形之下，常人所说的“进步”则包含了“人类需要上的意义”，含有“价值判断”在内。）

（305）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谢选骏指出：这句马克思主义的谎言祸害了世界一百多年、触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制造了虚无主义感冒的世纪流行……现在，到了终结这个荒唐闹剧的时候了……科学主义的咒语必须破除，否则世界不断自相残杀。

（306）

本能是一种思想，身体也是一种思想。谢选骏指出：甚至连石头也是一种思想。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他们要是不作声，这些石头也会呼喊起来。”……按照现代人的说法，石头作为大自然的思想及其记录，似乎构成了“自然历史的关键证据”。谢选骏指出：石头不过是“上帝创世的信息与思想的延伸”。

（307）

“超验主义冥想的倡导者和超验主义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观念可以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在那些正处于冥想状态的人之间：如果在同一时间内进行冥想的人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就会达到某种临界质量，空际间的行星由此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谢选骏指出：这也许不是无稽之谈，至少现代医学似乎证明，忧郁症也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染的；例如在一英里的范围内，忧郁症患者的密度可以增加忧郁症罹患的比例。

（308）

“神经学研究表明，思想是一种电化学过程，这一过程会产生神经间脉冲和蛋白质释放。”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也许可以用来描述人类的思想过程，但那不是思想的全部，更不是思想主权的基本部分。

（309）

“每一种观点都有可能是真理。”谢选骏指出：这是不对的，每一种观点都不可能是真理，而且所有种类的观点的总和，加在一起也不可能是真理，除非那真理仅仅是“有用的错误”。

（310）

《周易》是“圣人的思想”，是“朋从尔思”的人间效应；却不是“宇宙的思想”，更不是“上帝的思想”——谢选骏指出：所以说“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但是从思想的主权来看，天下是思虑的产物，因此可以说：天下不仅“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也是“同途于殊归，一虑于百致”。

第八章

科学技术的宗教感情

（311）

“一切政治、神学、社会信条，必须伪装在没有争议的宗教外衣下才能扎根于群体之中，如果某个无神论的信仰可以使群体接受，那么整个信仰也会表现出宗教感情。”谢选骏指出：不仅政治、神学、社会信条如此，科学与技术也是如此。人们依恋科学与技术，如同依恋政治、神学、社会信条。

（312）

思想主权：“天下出于思虑，天下殊归于同途，天下百致于一虑，天下出于思虑。”谢选骏指出：这里的“思虑”，就是宇宙的信息、思想的主权。

（313）

说劣等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次品”，不仅怀疑了上帝的创造能力，而且误解了“自然的储备”之奥秘——“自然的目的”不同于“人类的目的”：其目标并非“优异”，而是“多样”。

（314）

“许多严重智障的人有很流畅的语言文法能力。”（《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谢选骏指出：有“诺贝尔文学奖”而没有“诺贝尔思想奖”是否说明诺贝尔及其委员会甚至瑞典王室的缺乏思想？诺贝尔及其委员会甚至瑞典王室只能认识“流畅的语言文法能力”，不能认识“深邃的思想主权力量”。这些无脑儿的存在，同时也说明思想主权的尊贵：功高不赏、震主身危。

（315）

亚伯拉罕献祭以撒，不是一个“道德的”选择，而是一个“被拖着走还是被领着走”的选择——克尔恺廓尔不懂“被拖着走”是一种更大的厄运，如此“理解亚伯拉罕的选择”，结果这个丹麦病人自己就像他的同乡哈姆莱特一样，被命运拖走了。

（316）

“亚伯拉罕的上帝和爱因斯坦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尽管他们所信的不是同一位上帝。”谢选骏指出：这虽然牵强附会，但他们确实出自同一的构造，同一的物理构造，同一的生化构造，同一的社会构造，同一的心理构造。

（317）

师徒关系是一种自愿奴隶关系：“他所查考过的人会被发配和无视三年，以检验的他的恒心和对学问的真爱，并了解他是否有对名声的正确态度以及是否轻视地位；这样之后，他要其追随者沉默五年，以检验他们的自制能力……”这就是希腊人毕达哥拉斯干的好事，他就如此这般地吸收了弟子们的全部才华，做成自己的不朽名声。

（318）

“导师——学生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传统’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想脉络’的一种东西……不过聪明的学生通常质疑他们的导师而提出新的观点，并建立一代又一代的修正链。”谢选骏指出：不能反对老师的学生，永远是好学生，也就是那种长不大的学生；而最为狡猾的反对则是“继承发展”，是实质篡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319）

哲学是一种自我夸耀：“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苏格拉底他其实只是想炫耀自己的“新知”——用自己的“无知”去纠正别人的“错觉”，结果苏格拉底为此卖弄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其实苏格拉底不明白，人生的大半是依靠错觉而生活的，只有一小半才是为了改进错觉而作的努力……你苏格拉底为了自我炫耀而破坏了别人的美好错觉，别人理所当然要你的狗命。因为，人们如果失去了前一大半的错觉，后一小半的改进就会失去意义和根基，人生就会变得幻灭，成为碎片和灰烬了。

（320）

“生活需要建立在自我欺骗的基础上，所以必须信仰那些并不存在于感官世界的东西，人才能得到拯救。”——“并不存在于感官世界，那存在于哪？”谢选骏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在感官世界之外有更大的世界，因为人的感官机能是极为狭窄的（这在科学上都有定论的）：人的感官，是服务于‘人的生存’，不是服务于‘客观世界’的。”

第九章

客观世界只是对我们有用的世界

（321）

“要更好地生存，就需要认识客观世界，虽然‘认识客观世界’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但这就像人虽然终究会死，但现在还是要好好活着。”谢选骏指出：“既然‘本质上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那怎么确定现在‘认识的客观世界’哪怕只是一部分，就是真实存在的呢？”——“现在我们认识的，并非客观世界；只是对我们有用的世界：这就是人的根本局限。”

（322）

“‘客观世界’这个概念怎么来的？”谢选骏指出：“一个‘被造者’的局限：客观世界就像上帝一样，是信仰的对象，是人推断出来的。”——“推断出来的？！”——“或说是‘由神启示出来’的，是在感官世界的彼岸。”

（323）

思想能够使得“卑贱者最聪明”；不思能够使得“高贵者最愚蠢”。——其转化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思想”与“不想”；而不是像“俄国+鞑靼”的杂种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是毫无前提的，是可以一刀切的。

（324）

“在柏拉图看来，理想政体是对‘隐藏于天空的模型或原型’的反映。”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显然失之简单甚至有些幼稚，不论是出自柏拉图还是出自总结的人；但毕竟触及了思想主权的存在。

（325）

“柏拉图在《法律篇》中，采用了一个生物学的隐喻：某人手指受伤，整个Koinonia（组织）都会感到痛苦。”谢选骏指出：这个类比是个不幸的错误，显然柏拉图缺乏生态链的知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是社会生态的一个有机部分，也是自然生态的延伸；一个手指受伤，别的手指也会痛苦，但一个人受伤，别的人不会痛苦，反而会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甚至还会从别人的受伤里，谋求幸福。

（326）

“柏拉图所偏爱的谚语‘朋友之间共有一切’”，可能不是一种奴隶主义，而是一句同性恋团体的口号，它让同性朋友取代了异性伴侣；消灭了两性组织的家庭，也就消灭了私有制，因为女人就是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她们具有强烈的筑巢本能（相形之下，男子只有领地意识，却对筑巢不感兴趣）——对此马克思主义完全不懂，他们不懂，除非消灭了女人，否则就不可能消灭家庭和私有制。

“女人善变”的思想基础——根据发表在英国《电讯》的一项研究，女人平均只需要15分钟时间就能决定她对初次见面的异性的感情：是爱的对象？是可以做朋友？还是不想再见到他？也就是说，想要捕获女人的芳心，男人只有15分钟的表现时间。女人是否对一个男人感兴趣，多数时候是无意识的，且显然取决于你对他是否有助你孕育后代的“判断”。据美国《每日快报》的报道，美国俄亥俄州Case Western Reserve 大学的科学家对果蝇的头脑进行分析后，发现即使和人类外观迥异，果蝇体内60%的基因和人类相同。生物学家认为这些昆虫能帮助我们了解了解自己的大脑如何运作，因为它们的大脑和人类大脑一样分成处理不同感官信息的区域（气味，视力和听力），也拥有与我们相似的神经递质（神经元信息传递的分子）。因此，繁殖期到来时，雌性果蝇会在15分钟内决定是否接受雄性果蝇的求偶要求。雄性果蝇对雌性果蝇的“引诱”时间如果超过30分钟，那基本上就是“没戏”。基因突变会让一些女人犹豫不决：然而，人类的感情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它更加复杂和不可捉摸。研究人员指出，有一种基因叫做“Dati”，如果它发生变异，那么就会使得女性在感情方面无法当机立断，显得犹豫不决，让人捉摸不透。即使对面的男性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无法得到明确的回应。所以，如果你付出了许多，排除各方面的疑问，却仍不知道心上人的心意，那么也许仅仅因为她的“Dati”基因发生变异了。谢选骏指出：“女人善变”的思想基础原来就是“Dati”基因！“Dati”基因为何是“女人善变”的思想基础呢？原来所有基因都是一种信息，也就是一种思想！人是基因的奴隶，正如人是思想主权的器皿。

（327）

有人指责“亚里士多德误读了柏拉图的文本，说他是一个不称职的哲学史家”。谢选骏指出：岂不知，历史就是误读？否则，精神活动就成了刻舟求剑的呆鸟：现已查明，即使遗传基因，也有一定比例的遗传变异，为的就是要避免刻舟求剑的命运，避免生命的复制被宇宙的潮流所遗弃。

（328）

“奴隶制的存在本身，可能足以说明希腊罗马为何未能发展出自然权利或人权概念。”谢选骏指出：这是不对的说法；因为奴隶制并没有阻止英国和美国发展出“自然权利或人权概念”。

（329）

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一个人是否是奴隶，被认为是机遇问题，而与正义没有任何关系。”谢选骏指出：这种看法到现代就成为：“一个人是否生来贫贱，不被认为是机遇问题，而是因为没有正义。”

（330）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制理论’是这样的：奴隶制对于一切人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具有内在的智性缺点和道德缺点。”谢选骏指出：这种看法至今还被广泛运用于监狱、拘留所和强迫劳改营的实践之中，甚至在甚至军队和警察的机构之中。

第十章

奴隶制度存在于监狱和军队

（331）

“欧洲自己没有了奴隶制，但却容忍了对于新世界原住民的奴役。”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完全不确；欧洲的奴隶制度广泛存在于监狱和军队之中，举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例：大量的英国和苏格兰、爱尔兰的囚犯，就是从欧洲发配到澳大利亚去成为“原住民”的邻居甚至杀手的。

（332）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谢选骏指出：这黍离之叹揭示出：国家主权灭亡了，思想主权依然存在；国家的悲剧就是思想的喜剧，正如文明的萧索就是生态的茂盛。

（33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谢选骏指出：前者很多是对国家主权的献祭，后者则是对于思想主权的献祭。文天祥没有对此作出清楚的区别，所以他的《正气歌》也不能上升为一种宗教。

（334）

“‘公众的意志总是正确的’这个说法，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比较高尚的、不容异议的偏狭观念，且是一种彻底的、极权主义的偏狭观念。”谢选骏指出：可见，对于人民主权论的批判，早在中世纪晚期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嘴里就开始了。

（335）

一位巴黎大学的学者在1280年写道：1、“饿得要死的人对于维持生命所需的食物具有财产权”（即使这些东西不是他的）；2、“处于极端需要处境的人（如果偷窃生活必需品），似乎更是在使用他的权利，而不是在进行盗窃。”谢选骏指出：问题是，如何定义“饿得要死”和“处于极端需要处境的人”？因为许多人的饥饿，是心因性质的；甚至连独裁者和抢劫犯也经常处于“极端需要处境”的状态之下：在这种意义上，我体会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和保罗所说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问题是，如何定义“饿得要死”和“处于极端需要处境的人”？将近七百年以后，1959年—1962年中国大饥荒期间，“共产党毛主席”禁止人们外出觅食，结果饿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但毕竟，还是有80%的人活了下了——根据“保护大多数”的原则，这还算是共产党的仁政？

（336）

“我思故我在”：我思，我在；我的质疑意识着我的存在。

谢选骏指出：

1、我存在，我就分享了思想的主权：如果没有思想的主权，我怎能思考、我如何存在？

2、“我思故我在”，不如“我思故我思（在）”，不如“我呼吸故我在”；因为我思虽在，我人却可能不在了——我的人不在，我的思何以在？通过我的书籍、音像、自动程序。我的书籍、音像、自动程序不是我的思？那么那是谁的思？是纸张的思？油墨的思？光碟的思？软件的思？都不是。那还是我的思。什么？那只是我的思之遗迹，而不是我的思？那么我原先的思是什么呢？仅仅是我的呼吸？

3、“我在，故我思。”——这看起来合乎经验，但确实和“东方红，太阳升”一样，是一种常见的错觉；那么真实的情况呢？是“我思故我在”、“地球的另边转向太阳”？但实际上，“我在，故我思”正是从“我思故我在”演绎出来的。

（“我思故我在”用“思”来证明“在”，其实是利用了人体的局限；因为人感觉自己的“思”常常依附于“在”，即使在梦中也是如此，所以就推论说“思依附于在”——其实思就是思，思不必依附于在；思也不能推论出在，除非更深一层：在，就是上帝，就是思想的主权，就是宇宙的漩涡。）

（337）

谢选骏指出：“我思故我在”的谬误：星光说明星辰的存在？其实我们看见星光之前，有的星辰已经陨灭好几亿年了；换言之，星光根本不能证明星辰的存在——我思不能证明我的存在；笛卡尔的思还在，但笛卡尔却不在了。笛卡尔这个古人哪里懂得思与在的关系，因为他那时的人还不懂星光与星辰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二十世纪才发现的。

笛卡尔在“思”之外又找到“神”，作为存在的证明，但他还是错了：首先“神”不在“思”之外，没有“思”我们怎能知道我们所思所说的“神”呢？其次，“神”不能作为“在”的证明，因为神本身就无法证明而只能信仰。那么神又怎能证明存在呢？存在只能感受和思考但无法证明。因为任何证明都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结果是没完没了地纠缠不休。除此之外，人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我是无能为力的。证明存在或证明神的努力，除了锻炼思维之外，一无所成。你可以证明，你却无法证明——因为你只可以证明过程，你却无法证明结果。

（338）

谢选骏指出：怀疑论者之所以怀疑一切而唯独不怀疑他自己，并不是因为他在思（如“我思故我在”这个伪命题所宣传的），而是因为怀疑者具有自我的意识、生物的本能，他像每个活着的人都觉得自己永远不死一样，觉得他自己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虽然他的理性也同时告诉他人人难免一死……与“我思故我在”这个伪命题所宣传的相反，真正的存在是要通过“无思无虑”来实现的，例如在坐忘与禅静中：“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译文：“忘却自己的形体，抛弃自己的聪明，摆脱形体和智能的束缚，与大道融通为一，这就叫坐忘。）这可以排除杂念亦即排除思，来达到在：‘长视久生，与造物者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339）

“托马斯·莫尔为他的乌托邦规定的是财产共有，而不是妻儿共有；这是一种典型的宗教解读；早期教父大都反感柏拉图对于妇女的安排。……毕达哥拉斯以及他在克洛屯的门徒并没有共享妇女和孩子，不过他们共有财产。”谢选骏指出：其实，妇女才是家庭的核心，而家庭则是私有制的核心；共产不共妻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共妻了则退化到了猿类以前的状态了，是为人性无法接受的。

（340）

菲尔麦（Robert Filmer，1588—1653年）《父权制或国王的自然权利》在他死后于1680出版，“大概是君权神授理论至今为止最有系统的英文阐述”；他在该书中把《圣经》中的《创世记》的观点作为他君权神授的逻辑前提。他指出：君权的来源是父亲对子女的支配权，“世界上的一切权力或是从父权派生，或是篡夺父权而来，此外再也找不出任何权力的其他来源。”臣民对君主的服从关系来自子女对家长的从属关系，并且“这种子女的从属关系，按照上帝的命令，是一切君主权力的本源。”因为上帝的授予，亚当拥有了统治其妻子、儿女以及后裔的原始的统治权力。他认为，君主统治国家的权力是按照上帝赋予亚当的父权建立起来的。菲尔麦认为，君权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的，它支配着世间一切财富、统率着世上一切臣民、裁断着世间一切事务，“上帝规定亚当的最高权力应该是无限制的，其范围与基于他的意志的一切行为一样广大，亚当如此，其他一切具有最高权力的人们也是如此。”由于亚当对尘世拥有绝对的统治，自然也拥有选择继任君权的继承人的绝对权力。菲尔麦认为：“一个完善的王国，就是君主依照君主其个人的意志进行统治的王国。”世间的法律只不过是根据君主的意志和愿望建立的，“法律不过是具有至高无上的父权者的意志。”因而“君主必须超出法律之上”，无须受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控制。不过国王必须遵守上帝之法，对上帝负有义务，他作为“统领许多家庭的父亲，其关心所及在于保存子民、提供衣食，指导和保卫整个国家——一言以蔽之，一个国王的职责归结起来就是给予人民以普遍的、父亲般的关心。” 菲尔麦极力为英国的专制制度辩护，认为英国国王是亚当的继承人，是唯一的主权者，他享有制定法律、发号施令的绝对的无限权力。至于国家的其他机构，只能是王权的附属物，都不可享有主权。“最高的权力是落在父亲的身份上，并且只限于一种形式的政府，这就是君主制。”政府的目的在于“敬神与和平”，而这个目的只有君主制能够达到。

第十一章

战争和掠夺、欺诈和盗窃，算不算劳动

（341）

“菲尔麦的主要功绩在于，触发了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两篇》（1690年）；洛克勇敢地面对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一传统问题并作出了回答：宣称劳动就是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的起源和证明。”谢选骏指出：但是，洛克没有能力定义什么是劳动：例如，战争和掠夺、欺诈和盗窃算不算劳动？如果不算，那么欧洲人入侵美洲的并盘踞美洲的合法性安在？如果战争和掠夺、欺诈和盗窃不算劳动，那么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安在？国家仅仅是为了管理而存在的？那为什么不让别人来管理呢？

（342）

“约翰·洛克用一种独一无二的逻辑，论证自然状态中获得财产和从美国原住民那里夺取土地的正当性。”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思想”。

洛克的贪欲之一：“大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用来维持人类的存在和舒适生活，大地上所有自然生产的果实和它养活的兽类，既然都是自然地生产的，就都属于人类共有。”谢选骏指出：其他生命的生存权利，被这么个英国财迷一笔勾销了。

洛克的贪欲之二：“然而，这些既然是给人类使用的，那就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拨归私用，然后才能对某一个具体的人有用，或者有益。”谢选骏指出：其他人类的所有权利，被这么个英国海盗哲学家一笔勾销了。

（343）

“格劳修斯（Hugo Grotius，1583—1645年）《论印第安人》说人民的自然权利和国家的自然权利是一样的……这一论文是为荷兰在东印度地区的侵略性商业政策辩护的。”谢选骏指出：格劳修斯好像不懂，人民是上帝/自然造的，国家不过是人造的；借用食物链中的一级消费、二级消费者、三级、四级消费者的概念……人是一级创造物，文化是二级创造物，国家只是三级、四级创造物：国家怎么可以享受人的权利呢。

可惜，赋予格劳修斯以欧洲的“国际法之父”与“自然法之父”的巨著《论战争与和平的法律》（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1625年）也是建筑在一些基本的前提错误之上的；受他恶劣的影响所及，西方社会四百年来国无宁日，从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到1914年至1945年的“新三十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伊始，格劳修斯1618年就因卷入荷兰政治、宗教冲突而被监禁，1621年依靠妻子越狱，逃亡专制王权的法国，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宰相黎塞留的政治庇护，并于1623年2月26日从法国国王那里取得了归化证书；从此之后，格劳秀斯便开始潜心著述，其“国际法”思想及其写作深受这一经历的影响……到了1645年，三十年战争尚未结束，格劳修斯就死于瑞典女王克里斯丁娜的重用之下，和几年之后的笛卡尔如出一辙。这让瑞典女王克里斯丁娜多少像个《西游记》里的白骨精。

（344）

谢选骏指出：国家主权胯下的经济学家说亚当·斯密特别强调同情心，“人无论多么自私，天性当中都有关心他人的一面，看到别人生活的快乐，自己也会感到愉悦”等等——但是，他没有说，这种同情心的前提是：别人的快乐不能超过自己的快乐，否则就会产生嫉妒。

（345）

“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谢选骏指出：这个语义矛盾的句子是因为卢梭没有想到思想主权和国家主权的分野：用我的话来说，那就是：人，生而具有思想主权的自由，但无往不在国家主权的枷锁之中。

“人，生而具有思想主权的自由，但无往不在国家主权的枷锁之中。”谢选骏指出：这足够了吗？这还不够，事实上，人不仅生而具有思想主权的天然自由，而且在生下来以前就具有先天的思想能力和思想权力：因为人是思想主权的产物，这已经遭遇了注定；而且人还能意识到这一注定，并把它表达出来。

（346）

伏尔泰说：“人类通常像狗，听到远处有狗吠，自己也吠叫一番。”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思想的传播”，这也是伏尔泰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哲学通信》的由来”。

（347）

“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誓死保卫你的发言权。”（伏尔泰）谢选骏指出：不过，伏尔泰还应该加上一句：“以便证明我是真理的化身、思想主权的代言人。”

（348）

“我很清楚，人家已经‘榨过桔子’了，现在必须设法保住‘桔子皮’”（伏尔泰）；我很清楚，伏尔泰已经“榨过桔子皮”了，现在必须设法保住“桔子籽”——那就是“思想的主权”（谢选骏）。

（349）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坚持这一论点：土地的最先获得及其开采需要彼此独立的分析。”谢选骏指出：显然，这种论调在后殖民时代听起来比较合理，因为德国当时并无海外殖民地，因此不需要哲学家、法学家们来为血腥的殖民活动制造理论、予以辩护。

（350）

“康德在1760年代的一个学生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可能从康德那里听到了这一说法：‘财产即自由。’”谢选骏指出：这也许是因为，“康德自己就是一位马具匠人的儿子，他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才能爬上当地大学的学术阶梯，然后逐渐引起别人的注意，最终蜚声于他从未闯入的外部世界。”康德显然知道中国人喜欢说的“一文钱噎死一个英雄汉”的道理；不过，在康德匿名写文章严厉批评赫尔德的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之后，赫尔德便转而反对自己的老师，因为出身贫贱的康德之所以能够成功，也得力于他是个名利都要的学霸。不过，我也想借此问问康德的门徒：阶级斗争算不算劳动？杀人放火算不算体力劳动？谋财害命算不算脑力劳动？

第十二章

如果达尔文“神父”说得对

（351）

达尔文说：一个有机体若能正常地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他就有机会把他的基因传下去……谢选骏指出：如果达尔文“神父”说得对，那么“创造历史”的“思想者和行动者”，多是未能“正常地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所以他们断绝了自己的基因却创造了文明的方向。

（352）

谢选骏指出：尼采说他的牧师爸爸就职的基督教组织及其神职人员、尤其是新教的受薪阶层，造就了奴隶道德。因此，与其说是基督教造就了奴隶道德，还不如说金钱造就了奴隶道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世界上又有哪一种组织（不论宗教组织或是政治组织、商业组织尤其是军事组织），所造就的不是奴隶的道德呢？奴隶就是人民，人民只要聚在一起，就更加不能不是奴隶了——这是和他们所受到的教化没有关系的，因为人们在体质上，是需要合群的动物，甚至伟大人物也不能例外：“主人道德”并不存在，除非那是“缺德”与“不道德”；而在我看来，“英雄精神”并非“主人道德”，而是“消灭主人”。在这种意义，英雄精神才是货真价实的奴隶道德。

（353）

“意识存在的时候只是意识活动的时候”，如果尼采的这句话是对的，那么，把尼采的意识记录下来以后尼采疯掉了死掉了，尼采的意识为什么还能存在并被他的妹妹炒作得沸沸扬扬呢？——由此可见“意识”并非达尔文主义所说的那么简单的“脑电波”！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一种来自造物主的思想。

（354）

谢选骏指出：倾听者比言说者更伟大：倾听者其实是在扮演思想主权的角色；“把问题扔还给提问者”其实是让倾诉者学会分享思想主权的秘密——这就是一个“积极的治疗过程的开始”。

（355）

“人的语言结构不同于人造系统的信息结构。”谢选骏指出：这说明上帝的东西（类似于自然）不同于凯撒的东西（类似于国家）、思想的主权不同于国家的主权。

（356）

“火星人会觉得地球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谢选骏指出：这是一个“禽兽理论”，其潜台词是：“太阳系以外的人会觉得地球上的动物与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禽兽理论应该承认人与禽兽都是动物。实际上呢？“语言能力”不同于“语言”：人有近似的语言能力，不等于人有近似的语言。

（357）

“文法的普遍性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的，它经过一个类似于宇宙大爆炸那样强度的认识大突变。”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思想主权的蔓延。

（358）

谢选骏指出：文明的起源是为了“掩盖”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偷吃智慧果而失去了乐园；“挑战与应战”等于“压制与反制”——汤因比说：“挑战和应战、退隐和复出、动乱和集合、亲体子体以及分裂和再生。基本节奏就是阴阳交替的拍子。”“这个永远旋转的车轮并不仅仅是一种循环重复，如果每一次旋转都使这个车轮朝着目的地走近一步，如果每一次重生表示一些新东西的产生而不是复制一些过去已经生活过而又死了的东西，那么轮回就不是在地狱的车轮上永施苛刑的可怕手段了。在这个表演里，阴和阳，拍出的音乐是创造的诗歌，我们不要想入非非，以为我们弄错了；因为如果我们听清楚，我们就能领会出创造的音调和毁灭的音调在交替着。这个二重奏非但不是可怕的虚假的曲调，反而是真实生活的佐证。如果我们认真地听，我们就可发觉当这两个音调相遇时，它们不是嘈杂而是和谐。”

（359）

“神话与音乐：的确是涂抹时间的工具。”谢选骏指出：所以，神话与音乐是最有效的时间止痛剂。

（360）

谢选骏指出：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把“时间”纳为自己的思考对象——我们很难断言，“动物没有思想，植物没有感觉”（法国人笛卡尔语）；但我们却认为，人类以外的生命形式可能还没有树立有关“时间”（这一认知形式）的明确意识，所以人以外的生物缺乏从时间感中派生出来的种种“哲学”。

第十三章

科学企图理解感觉和经验

（361）

“世界”，“世代”所体现的时间和“界限”所体现的空间，是“感觉的综合”；正如“科学是感觉和经验的扩延”，是人企图理解感觉和经验的努力；所以“相对论的宇宙景观”，是“相对的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相关的理论证明或实验证明，则先验地存在于人的身上，然后通过“实践”并被经验地举证出来：在这里，实践和经验都是人所特有的，都是从人的感官、遗传密码和人所获得宇宙信息中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实践和经验都是思想的产物。

人对时间的误解在于，似乎抽离了空间还有时间的独立存在，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时间无法独立于空间，那么时间又怎么可能真的存在呢？事实上，从任何角度去观察，都不难发现：只有“时间的计量”，没有“时间的自身”。

（362）

“时间是乏味之事，是繁琐之事，是一种痛苦，是对人类自由的冷落，是对人权的挑战。”谢选骏指出：因为人类思想的基本形式，都是在时间之中展开的，并将在时间之中毁灭。

（363）

时间不过是思想主权的刻度，“一切信仰的产生、发展和灭亡，同样取决于时间，是时间使它们获得力量，继而失去力量。”因为所谓的信仰，不过是思想主权的回响；弗洛伊德之流所说的“潜意识”，不过是思想主权稍深一层的踪迹罢了。

（364）

在1987年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中，谢选骏曾写道：“时间是恶魔。因此，古代的天神无不企图超越时间并否定时间。时间，不断毁灭着过去的空间——世界。有多少光辉景物，经它那无形影‘巨手’的抹煞，早已形消迹灭。时间是空间的敌人，又是盟友。它以自己的固执，抵消空间的固执；空间则以自己的变化，显示时间的刻度。”——现在经过二十多年，谢选骏终于认识到：时间不是实存，时间只是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和描述”；简单地说，根本就没有时间；因此，我们其实都生活在永恒之中，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永恒里。

（365）

“根本就没有时间的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其实都生活在永恒之中，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永恒里。”谢选骏指出：但是，这样的答案一定会让人失望，一种已经抵达了彼岸之后的失望，甚至是空虚和绝望：因为我们再也无处可去，一切都已经一目了然了！不行，这种状态可不行，于是，我们便需要一个彼岸，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维度的空间，以便我们继续追求，以便我们满足猎人的本能。猎人的本能！这也是“爱的变质”的原因。

（366）

“上帝与爱密不可分”，这不仅是由于能在情绪上让人获得满足，而且由于宇宙同构、同质，因此宇宙所塑造的地球人易于在地球环境中获得适应、安全和归属感。

（367）

“为什么一位充满爱心的上帝会允许邪恶存在呢？”因为邪恶和痛苦都是自我的产物，自我越强，邪恶和痛苦就越强，如果没有自我，就不会有邪恶和痛苦了……那么，如何减轻邪恶和痛苦呢？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可以减轻邪恶和痛苦。

（368）

福音是思想，上帝是主权——“福音所传的上帝”庶几近乎“思想的主权”？

（369）

思想的主权比“人”更珍贵，所以耶稣对门徒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370）

“思想不需要外在于自身的对象，它可以自足，它是纯粹的，它不必从经验中产生：对于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来说，最好的实验室是头脑，最好的实验是思想。”——理性的自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第十四章

时间只是空间的一个隐喻

（371）

时间只是空间变化的一个比喻：《圣经》上说了：“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时间只是一个隐喻：上帝在“七日”之内创造世界，但是，上帝“造日”确实在第四日，那么，前三日上帝依据什么来工作和记录的呢？是依据自己的思想？还是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大日子”？看来看去，时间只是空间变化的一个隐喻。也就是没有时间，只有空间。人在空间的变动中，感觉到了时间的存在。但这是一种感觉，不是真的。

《创世记》原文如下：

Gen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 1: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 1: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Gen 1:6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Gen 1:7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Gen 1:8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Gen 1:9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Gen 1:10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

Gen 1:11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Gen 1:12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

Gen 1:1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Gen 1:14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Gen 1:15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Gen 1:16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Gen 1:17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Gen 1:18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

Gen 1: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Gen 1:20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Gen 1:21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Gen 1:22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2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Gen 1:2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Gen 1:24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

Gen 1:25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Gen 1: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Gen 1: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Gen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Gen 1:29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Gen 1:30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Gen 1:31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Gen 2:1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Gen 2:2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Gen 2:3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372）

任何东西都有其时限的，甚至连鬼魂都没有太古老的——很少听说有千年以上的鬼魂；因为鬼魂的事情都是活人报导的，如其过于久远，连活人的记忆也都磨灭了……“中国古代的说法是，经常性的、制度性的祭祖，会把祖先的鬼魂留住；总在呼唤，就有响应，就会留存；否则就连鬼魂都会散掉了，呼唤有凝聚作用。”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祭奠鬼魂，是为了把自己的记忆留住、把自己的思想留住。这就是把时间留住了。除此之外，时间无法留住，因为时间不是空间，只是人对空间变化的感觉。

（373）

思想不仅创造价值，也创造日子：“数着我们的日子，并使它有价值。”谢选骏指出：尽管日子本来没有价值，但如果不数的话，甚至连日子本身也不复存在了。

“‘死亡无法避免’的事实让人很难接受，如果没有文化的存在，抱着这样的认识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文化是一种元创造，使人类的正常生活成为可能；而这种生活把对死亡的认识包容在内，也使死亡变得可以承受——无视逻辑与理性……文化以某种方式把对死亡的恐惧重新塑造成为生活的推动力，它从死亡的荒谬中创造出了生活的意义。”谢选骏指出：但是在我看来，“死亡的荒谬”其实也是“思想的结果”，是“意识的悖论”。

（374）

“在没有生命之虞的时候，人们想着死亡，惶惶不可终日；相比之下，如果将死亡抛诸脑后，人们反而容易接受它。”谢选骏指出：这恰恰证明了我的论断：死亡也是“思想的结果”，死亡甚至是幻想的结果、幻想的影子，如果拒绝思考，死亡就不存在……其实这就是“涅槃”的含义：拒绝思考。（涅槃来自古印度语的音译：在巴利文中， Nibbāna是源自动词 nibbāti，意为“被吹灭”或“被熄灭”；梵文 Nirvā·a ，有出离、解脱、无臭、无烦恼等等意义──从字根来说，都带有远离烦恼状态的意义在；引申意义是指清凉寂静、恼烦不现、众苦永寂，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远离生灭。）

（375）

“野兔本身不会使我们不去思考死亡，但是追捕野兔却能做到这一点；这正如带着希望去旅行，比到达终点目的地更加令人心旷神怡。”谢选骏指出：忘我才是涅槃的秘密，仅仅寂静是不够的，寂静往往通向涅槃的反面。而一味追求涅槃的人，由于没有忘我，反而离开涅槃越远了。

（376）

“人们都认为是自己通过力量得到所需，其实是圣灵在暗中让他们达到愿望；真理，自太初以来就存在，播种于万物中；很多人只把它看作种子，很少人把它看成收割。”谢选骏指出：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每天认真地谢饭”，只有当“真的吃不下去”了，才体会到原来能吃得下去的时候，是“是圣灵在暗中让我们达到愿望”。

（377）

“如果他们在生的时候得不到救赎和永生的奥义，那么死后什么也得不到。”谢选骏指出：确实，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但既然死了以后什么也得不到，那么在生的时候得到的东西能够满足灵魂的渴望吗？

（378）

有人询问：“没有证据表明上帝的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信仰上帝？”谢选骏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你父母是好人，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信仰你的父母是好人呢？没有证据表明你的爱好有益于健康，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弃你的爱好呢？——“没有证据表明上帝的存在，那么为何我们坚持信仰上帝？”他这是明知故问，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存在”，那么其理由就是因为上帝的创造，“自然演化”的前提就是上帝的创造，否则人们为何不能返老还童呢？

（379）

“重力是什么？物体间相互吸引的引力。物体间为什么会相互吸引呢？因为有重力的存在。换句话说，有重力是因为重力存在。实际上，牛顿的同代人中，有人就拒绝接受他的万有引力理论，原因是该理论使科学退回到了中世纪的神秘哲学。”谢选骏指出：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科学和神学本来就是互补的，甚至是更高意义的同等，因为它们都是人类思想的产物，都是思想主权的回声。

（380）

“我们需要一个彼岸，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维度的空间，以便我们继续追求，以便我们满足猎人的本能。”——但实际上呢？“可以察觉变化的空间”就被认为是“时间”，察觉不到变化的空间就被认为还是空间——因此“时间不是实存”，“时间是人对空间变动的感知和描述”。

第十五章

大思想创造了一切存在

（381）

“压制与反制”：中国的阴阳学说，不仅是汤因比“文明起源、生长”学说的基础；也是电脑“二进位制”的基础——而且可能是思想主权的言谈方式之一？

（382）

“人权高于主权”，但人权本身却是从思想派生出来的，因此人权只能是思想主权的分叉和产物。

Human Right还是personal sovereignty？人权运动还是个人主权运动？——思想主权不等于个人主权，正如思想主权不等于野兽的主权、社团的主权、国家的主权及其变种；而个人主权运动并不比野兽的主权、社团的主权、国家的主权及其变种来得高明：个人主权运动寻求大众的捐款！这将催生新型的“工会”、“XX党”、“人权组织”、“慈善机构”甚至“传教士集团”等吸血鬼阶层。

（383）

有条“微博”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谢选骏指出：这说出了“无形的思想主权和有形的国家主权之间的比重”；思想虽轻，但足以颠覆压制思想的国家机器。不过它忘记补充一句：人类可能得不到一句真话的，所有的人加起来也得不到一句。

（384）

“在痛苦中成长”，因为人生反正是会输得精光的，所以在死亡之前总是需要最后的辉煌——那是一切失败都无法征服的“意志的胜利”（而不是“战争的胜利”）、“思想的成功”（而不是“经营的成功”）。经营的成功、战争的胜利转瞬即逝，唯有思想和意志永存于无形。

（385）

“心灵更像是一把瑞士的军用刀，可以作为多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目的的学习装置。”谢选骏指出：因为心灵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定义的产物。

（386）

“当思想来来去去的时候，谈话之中的某些被保存下来了（得以生存），而另一些则被忘却（走向灭绝）；或许思想在某种别的选择基础上竞争着、进化着或发展着——思想之间的竞争并不发生在地理空间之内，而是发生在所谓的言谈空间之内。”谢选骏指出：这里的“思想”只是小思想，而非大思想；因为大思想包括了地理空间和言谈空间，大思想还创造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387）

“思想并没有‘它们自己的生’，虽然有时人们把它们比喻作‘活生生的’或是‘已经死亡’；然而在一个生物机体内（在DNA之内，以及在生物机体能够获得的任何信息之内）都有信息内容——生物机体体现了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思想’。”谢选骏指出：不仅如此，社会结构也体现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思想”；正如物理世界其实也体现了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思想”。

（388）

为了思想，需要牺牲时间、金钱、自由，甚至牺牲名誉、尊严、生命；西方人只懂得“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却不懂得“自由”只是动物的权利，而人类的权利则是“思想”。

（389）

“在照相机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必须脱下裤子、赤膊上阵，否则，艺术家们就没有生意了！

（390）

“美国人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土地上表现自己的方法。”谢选骏指出：这就是鼓舞“垃圾箱画派”勇敢前进的思想。

第十六章

不要脑袋的人才能解放自己的头脑

（391）

“人类只有在他心灵深处不曾忘记自己是一种野蛮动物的时候，才能生存和发展起来。”谢选骏指出：由此看来，与其说人们是靠“头脑”生存的，不如说人们是靠“脑袋”生存的：“他们不要我的头脑，他们只要我的脑袋。”只有不要脑袋的人，才能解放自己的头脑。

（392）

正因为“思想创造了一切”，所以有时候思想也就构成了一种可怕的犯罪行为，例如“一切犯罪行为之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科普作家、生物学家道金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1941年—）因其“新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而在1988年前后被评为“英国最危险的人物”。

（393）

“创造一种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人们都概无例外地能够接受的唯一标准。”谢选骏指出：那就是思想主权的使命；那就是让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人们，都能概无例外地成为思想的动物，成为真正的人。谢谢命运，这不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是“普世价值他爹”。

（394）

“移民过程，使得有信仰的人失去信仰，却让没有信仰的人获得信仰。”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信仰形态的改变？还是因为思想的功能发生了改变？这是因为，移民过程，就是一个思想主导的、“非自然的”过程。

（395）

“生命没有第二次机会”，只是一个思想而不是一个事实——否则就可以说“今天同样没有第二次机会”：人们每天都在死亡，每个人每分每秒都在死去……奈何奈何；然而我们何尝不可以说：“生命其实是一次新陈代谢的机会”、“今天其实是一次新陈代谢的机会”、“每分每秒都是一次新陈代谢的机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生命的流逝只会带来更好的生命。

（396）

“对于那些在古代的矿坑里留下了献祭物品的人们来说，矿藏就是神的居所。”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人们对于“神”的观念是一直有所变化的：认为众神住在山上或是天空中，已经是比较后起的看法了；受到现代科学影响的人则主张神在某些“不同的时空维度中”。神的观念，其实受到科学认识的影响。

（397）

“战争、仪式和神谕，是所有赌徒获得权力的方式。”谢选骏指出：但是思想不是战争、仪式和神谕，思想会拷问并颠覆赌徒的权力，成就“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生命……尽管，每一场战争、每一个仪式、每一道神谕，背后也还需要一种思想的支持。

（398）

“青蛙的经验世界与人的经验世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两者的思维机制不同；鉴于我们的思维器官并非简单重现并独立于我们存在的自然现象，而是对其进行加工，根据我们的认知规则，在某些重要的层面上，可以了解普遍的自然法则。”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思想创世”、“宇宙同构”的奥秘……康德据此提出：“乍听起来似乎怪异，但事实确乎如此：谈及普遍的自然法则，我要说理解力不是从自然中抽取规律，而是将规律强加于自然。”

（399）

“所有生来拥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同质的。”谢选骏指出：不仅如此，所有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也都是同质的；因为宇宙就是同构的、同质的。

（400）

“在一个没有目的之世界里，上帝没有存在之必要；在一个由原子和空隙构成的世界里，没有‘神灵’的容身之地；鉴于原子很容易‘任意偏离’，因此不可能有定形；鉴于它们只有有限的生命，而万物都由它们组成，因此也不可能有不朽的灵魂；如果神灵真的存在，那么也只能居住在一个我们无需期盼也无需恐惧的世界里。”谢选骏指出：一切无常，但正是这样一种“透彻的意识”，造成了社会瓦解、人性崩溃；因为如果没有了某种程度的愚昧无知和执迷不悟，人生也就没有了方向。

第十七章

扼杀思想的国家是在执行自杀政策

（401）

“资助圣贤的行为本身，成了诸侯威望的一个来源：在中国，被认为是蛮夷的秦国接纳了数以千计地学者。”谢选骏指出：但是，现代中国的“领袖们”却是通过镇压思想来显示自己的权威的，于是加剧了文明的衰落。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秦国并吞六国统一之后就开始收网镇压，大规模屠杀学者和“知识分子”了……国家主权企图彻底扼杀思想主权，目的是“让自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尽管这很虚妄，根本办不到；因为国家只是思想的产物。扼杀思想的国家是在执行最后解决的自杀政策。

（402）

“对于公众来讲，圣贤与圣人总是在政治分裂的时期最能体现作用。”谢选骏指出：在民不聊生的时候，思想主权才会得到承认：在邻邦之间裁决争议，在混乱之中确认方向，于是“学术著作”才能吸引大量的读者；1980年代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了这一盛景。

（403）

“冲突并没有中断思想交流。”谢选骏指出：冲突不仅没有中断思想交流，在我看来，冲突正是思想交流的一种方式。

（404）

“文字对于伟大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必需的，但却是有益的……这是否意味着轴心时代是一个‘证据的陷阱’？圣贤们的思想之所以变得如此具有影响力，完全是因为他们最终被书写成文？”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孔子自白其“述而不作”并非谦虚，而是实事求是；他的以及所有轴心时代作家的幸运就在于：他们时代的文字已经发展到足以记录复杂的“思想对话”的地步。

（405）

“穆斯林认为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并无不同，而耶稣则宣称两者之间有着巨大差异。”谢选骏指出：这使得科学和艺术无法在回教世界获得深入的、持续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基督教的二元化价值观（上帝与凯撒）则赋予了人类的精神以这一发展的可能。

（406）

“上帝与凯撒”这二元化价值观赋予了人类精神以深入发展的可能。以马内利所启示的不可知论说：“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使得基督教世界赋予科学研究以极大的空间，让人可以突破感官世界，发展出现代意义的科学。

（407）

“为了积聚你所不能持有的财富，让死亡、汗水、气喘、折磨遍布了陆地和海洋。”谢选骏指出：但实际上，我们的肉体实际度过的生活不外乎吃饭睡觉等生理活动；其余的一切都只是思想；死亡可以切断文明的生理过程，但死亡不一定能切断我们的思想。

（408）

《箴言》二十一章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意思是说，人的自由意志，其实也是受到神的支配的；思想主权在宇宙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

（409）

“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谢选骏指出：这不是“唯心主义”，不是说“相貌可由心理改变”、“境况可随心态转移”；而是说“主观能动”，是说“‘世界万象’是思想的产物”、“‘命运遭遇’是思考的结果”。

（410）

“思想主权”与其说是“一切福祸，皆由心生”；毋宁说是完全相反的东西。谢选骏指出：因为是“思想主权”创造人，而不是人创造了思想主权。至于“一切福祸，皆由心生”，那才是人自己创造的。

第十八章

人生就是把思想付诸行动

（411）

思想主权不是鼓吹“四大皆空”，而是说出了相反的道理：“酒色财气只是人类的思想，不是创造了人类的那种思想主权。”

（412）

“人生如梦”=“人生就是思想”；“人生如戏”=“人生就是把思想付诸行动。”谢选骏指出：悲剧的导演，你准备好了吗？喜剧的导演，你准备好了吗？

（413）

“语言可以让我们知道‘事物究竟什么样的’，但是语言也把我们与事物的原样、与事物存在的直观意义分离。”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本身也是一种语言，人生的可悲可喜都在于语言。

 （414）

“在语言的药店里，装满毒药的瓶子往往会混合着解毒剂……界线和无限、短暂和永恒、死亡和死后的生命往往是包裹一起的。”谢选骏指出：语言是需要平衡的，而平衡的结果往往就是抹煞事物的真相；换言之，一切事物的真相，其实都是言语提供的。

（415）

“‘永恒’的创造真正是语言的魔术，是一个奇怪的、非凡的发明；难以想象的反而是像人这样的、具有语言能力的物种，无法创造出永恒。”谢选骏指出：就前者而言，永恒是一个天启；就后者而言，永恒是一个思想：就二者的同一而言，永恒来自上帝的信息。

（416）

“碎片”：若无思想，生活只是断续的碎片；其实即使“碎片”也同样是一种思想——“你在现实意义上所期盼和为之努力的，是一个‘不同的今天’，而不是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所以裴多菲才会说“希望是可怕的妓女，无论谁她都拥抱，但是当你丧失了你最可贵的青春，她就将你抛掉。”

（417）

“将权力宝座和垃圾堆、春风得意和灰头土脸、荣誉标志和耻辱记号、热情拥抱和冷酷拒斥……区分开来的界线是如此的纤细和脆弱。”谢选骏指出：不对，实际上没有这条界线，因为这条界线仅仅存在于思想之中。

（418）

“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在群体中的建立，这样在理解法国革命的暴力、屠杀宣传需求和向一切事物战争宣言的种种现象时，我们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谢选骏指出：其宗教信仰的对象变了，但其宗教感情并未改变。

（419）

“在历史事件的背后，我们发现总是群体的精神在运作，而非统治者的权力在操控。”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神话与民族精神——十个文化圈的比较》想要说明的；在民族精神的背后，宇宙密码其实才是普遍的东西。

（420）

勒庞指出：“群体精神是保守的，即使最暴力的反抗最多也只能造成几句口令或条款的变动……寺庙的神像、宫殿中的暴君，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在顷刻间就能被打倒；但是那些控制我们内心最深处自我的无形主人，却不会遭遇任何反叛，只会在数百年的岁月里慢慢衰退。”谢选骏指出：勒庞并不懂得，无形的主人并不会衰退，不要说几百年就是几亿年也不会，因为那是来自思想的主权。

第十九章

思想永远不在一个地方滞留太久

（421）

“言语的力量只与它们唤起的形象相关，至于它们的真实含义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那些意义并不明确的词语往往影响更大，例如民主、平等、自由、社会主义……这些词语将群体在无意识中产生的强烈愿望与实现它们的希望，有机地融为一体。”谢选骏指出：所谓“语言的创造力”、“道成肉身的奥秘”，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宇宙的共振、思想的主权所致。

（422）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得极慢，而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谢选骏指出：这不是坏事，这是思想能量的体现：思想永不停息，思想永远不在一个地方滞留太久。

（423）

“我们已经受惯了来自国家的威胁，因此往往很容易推崇教会，把它看作自由的捍卫者。”谢选骏指出：只是，当教会成为国家的时候，就会成为比国家更为国家的怪物。

（424）

“一切伟大的文本如同人和人类行为一样，都有其根据和驱动之物；但是，与绝大多数人类行为不同，伟大的文本还有一种延展的别样命运；这一命运常常而且实际上或许总是，与其作者的原初意图处于一种有点反讽的关系中。”谢选骏指出：这段话太古老了，竟然谈论“作者的原初意图”；好在还有下面一段：“不过，它的范围和多样性本身，正是对文本自身的不稳定但急迫的力量的一种赞颂。”

（425）

“私有财产及其获得和持有的合法性问题，在困扰了人们的心智两千多年之后，依然没有消逝。……自古至今，为私有财产辩护一直是哲学、神学和法律的一个特征。”谢选骏指出：其道理十分简单，因为一切哲学、神学和法律，都是要靠私有财产来养活的，它们当然要为私有财产辩护：即使在号称共产公有的极权社会，其财产也是只受特权阶层的支配，而拒绝社会大众的染指的：正因为这样，共产公有的极权社会才能制作出极权社会的哲学、神学和法律。

（426）

“根据自然法，万物共有。”谢选骏指出：这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自然界的弱肉强食；除非，你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丛林原则。那也接近“拳头就是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427）

“在基里夫斯基看来，他们的生活经历‘比任何书籍或思想都更重要’。”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基里夫斯基不懂：生活经历和任何书籍，都是思想的产物；表达出来的思想是思想，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也是思想，而且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按照同样的道理，任何支配书籍的思想是思想，任何支配生活的思想也是思想，而且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思想。

（428）

“重要的事件并不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要寻求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感情或知识方面的需要，称职的历史学家应该提供这些原因。”谢选骏指出：这就是说，善于出售自己的历史学家应该作伪，来满足感情或知识方面的市场需要。这就是思想的重要功能之一？

（429）

“观念史无法还原为这样的研究：其内容是超越时间、剥夺了他们显现于其中的连续语境的所谓固定不变的概念或观念。”谢选骏指出：这就像“没有人见过上帝”，固定不变的概念和观念也是可思而不可即的。

（430）

“人们总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宗教的虔诚，正是这一点是宗教如此有力地遍及于人类的生活与历史然后这并不能得出‘人们必会加入某种既有宗教’的结论。人类的宗教天赋，使得新宗教不断发展，既有宗教绵延不绝的历史存在，也恰恰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作为非洲原创教会而著称的教派，实际上是从为基督教各派的传教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为数众多。”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文鲜明的“统一教”（1954年）是对朝鲜半岛政治分裂的心理反应；正如史密斯的“摩门教”（1830年）是对美国孤立处境的心理反应。

第二十章

生命的起源不是适应的结果

（431）

“人类行为的受限本质”：所谓“行为都是生物适应性的结果”，但是只有一个东西不是生物适应性的结果，那就是生命的起源；而如果没有生命的起源，就谈不上生命的进化、生物的适应性。

（432）

“老子天下第一”，这是一切独立人格、个人主义、自由精神的实质。这里的“老子”，不是老聃、李耳那个家伙，而是一个特别大写的“我”。

（433）

个人都是种族链上的环，但个人又都有自我意识链，这就是人生悲苦的原因吧。但是，要没了这些悲苦难受，人生的美丽也就无从展现了。

（434）

“个人主义再次兴起，成为一个新的‘文化阶层’、‘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这个新的‘阶层’现在主宰了世界，他们是信息的管理者，不仅取代了生产的管理者，而且取代了国家的管理者。”谢选骏指出：新的文化战因此正在逼近，它的内涵就是主权国家的式微、全球政府的临近，它的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的主权。

（435）

思想的主权：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就行了；

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436）

“生命中有些事情可以解释，但有些事情无法解释。”谢选骏指出：因为“人类的思想”（意见）在“上帝的思想”（事实）面前，总是贫弱的。即使解释了，也无法解开“真正的谜底”。

（437）

目的地都是相似的，只有道路和盼望充满歧异（奇异）……

（438）

通过虚无之君的赞颂，就平衡了实体（现象）世界的罪恶。因为世界毕竟都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的。“伟大的虚无之君”，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颂扬过了，可惜那时我并不认识他，直到四十多岁，我才见到了他的荣光……

（439）

只有当人感受威胁的时候，才会高叫“高高在上和散那”：“和散那”的本意为“求救”，天主教译为“上主，求你拯救”；“高高在上和散那”就是赞美思想的主权和思考有关主权的思想。

（440）

“你体内几乎所有的原子，曾经都在一个古老的超新星爆炸的核炉里冷却：你确是由星尘构成的。”谢选骏指出：你怎能不是宇宙密码的产物呢？你怎能不是思想主权的儿女呢？

（另起一页）

《思想主权》第二部上

“学科·内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上

（“学科·内篇”主要阐述对于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

第一章

“看破经典”犹如“看破红尘”

（441）

思想和语言的互补作用：印欧语系的语汇多分阴性阳性，但印欧哲学却无阴阳观念；汉藏语系中国的语汇无分阴性阳性，但中国哲学却有阴阳观念。

如果说印欧语言属于“睿智语言”，那么闪含语言就可算为“信仰语言”，汉藏语言就像“政治语言”——这三种语言都从“来源不明的苏美尔语言”中获益匪浅，从不同方面发展了苏美尔文明。

（442）

“看破经典”犹如“看破红尘”：没有通读经典，便无法看破“一切经典”无非“人的思想”。没有遍览红尘，便无法看破“一切红尘”无非“人的欲望”。经典不是客观，红尘只是主观。

（443）

“经典”就是被误读得最多的东西。“经典”就是被误读得最多的而且被国家用武力加以贯彻的东西。“经典”就是扩大误读、灌输洗脑直到成为天经地义的客观知识。

（444）

“承认有看不见的东西存在”，这是科学；“相信看不见的东西存在”，这是宗教。相信“爱能超越死亡”，这是宗教而不是科学。

（445）

任何学术都是一种“历史过程”，任何历史过程都是一种“思想过程”——因为任何学术和历史都是在时间之中发挥作用的，而时间的本质就是思想：空间的延伸就被人视同时间，结果时空都是作为“思想的形式”而存在了。

（446）

“永恒法”是一种思想，体现了对于思想主权的向往和思考，这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传统所缺乏的，甚至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传统所缺乏的——相形之下，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天命”、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佛法”，还是具有随时而易的性质、因人而异的特点，“神的智慧”被“人的理解”所囿，抽象程度大大不足，无法真正垂之万世。

（447）

当人们自以为握有思想主权的时候：他就可以决定相信什么辩护、不信什么辩护，采纳什么证据、拒斥什么证据，就像陪审团那样；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就像法庭的审判长那样；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像根据法律条文和社会习惯（现有的科学理论或宗教信条）作出宣判一样。

（448）

我们以为自己是“人类”，但这种以为其实只是一种“思想”，取决于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定义——例如古人的看法就和我们不同，他们视“他人”为禽兽，并且在其他民族的名字上都要加上一个“犬”字，如“犹太人”；而在“英吉利”三个字的前面还都特地加上一个反犬旁，以示英格兰人都是非我族类的畜牲。而佛教徒和现代人则可以把禽兽看作与他们同等的东西，于是产生了轮回思想和动物保护主义。

（449）

人是小概率事件（small probability event; event of small probability）：在概率论中，把概率很接近于0（即在大量重复试验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低）的事件称为小概率事件——地球在宇宙中是小概率事件，生命在地球上是小概率事件，人在生命中是小概率事件，而能够思考的人在人类中又是小概率事件——如此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如此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所感觉、所思考、所观察的，可能“接近客观事实”吗？在我看来，人所感觉、所思考、所观察的“客观事实”之真实性，就像人自身一样，属于极小极小的小概率事件；人凭借如此极小极小的小概率事件，去谈论真实的世界，是极为荒谬的——但是人就天天生存在这极为荒谬之中。而且小概率的事情和小概率的人，往往还是决定命运的事情和决定命运的人。这在中国古代被表述为“天子”。

（450）

表面看起来，进化论似乎不合《旧约》的犹太教理解，但却合乎《新约》的基督教理解：在选民观念下，旧约、新约，都是“神秘语言的约定”；都是思想主权的亲自出场。

“进化”只是“思想过程”的呈现，“思想主权的呈现”才是进化的实质所在。“进化之树”是由“个体的树”而不是种族的树实现的——而后个体的树才蔓延为种族的树：个体的后续体现为种族，因为种族是个体的扩延——这正是“天子学说”高于“超人学说”的地方。天子其实也是一种选民，是上天拣选出来的。

“天子”是薄发的个体，“超人”是厚积的种族；毕竟，天子学说晚于超人学说九十年，吸收了更新了常识：这就是从达尔文主义到分子生物学的差异——请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天子”

第二章

达尔文就是“牛顿+加尔文”

（451）

以“物竞”（生物竞争）为基础的进化论，其实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物竞”（生物竞争）的突变首先是在个体身上出现的，而后经过“天择”（适者生存）才扩散到种族，并形成新的物种。

与个人主义的进化论相比，创造论似乎比较接近种族主义了，因为现代人理解的创造论是批量定作、一劳永逸的，不是个别出现、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

（452）

在进化论的另外一个环节、“物竞”（生物竞争）以外的“天择”（适者生存）中，占有决定位置的也不是盲目的、随机的“环境作用”，而是深不可测的“思想主权”——蚂蚁看到了盲目的、命定的“大洪水”和“环境作用”，其实那可能只是人类在随意排泄；何况如是超出了生物世界的奥秘，生物又如何测定它呢，又如何能够否定它或肯定它呢？

天择=主权：天=主，选择=权力；天择就是自然主权的体现。这不是很接近选民观念吗？

（453）

达尔文的天择论，其实“借用”了基督教思想中的拣选论——如果说犹太教的选民论还是种族主义的、旧约式的、创世记的延伸；那么基督教的拣选论则是个人主义的、新约式的：耶稣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上帝则拣选人们遗弃的石头为房屋的奠基石。

亚伯拉罕的故事、耶稣门徒的故事，其实可被解读成为“进化论”的、不断成长的；而非“创造论”的、一次定型的——而所谓“生物竞争”岂不是从人的“自由意志”演绎而来的，尽管这一演绎采取了“观察”的途径：达尔文的物竞论，其实“借用”了基督教思想中的自由意志论，自由意志让亚当夏娃失去了乐园：争取多样性的努力，结果成为原罪的源头。

（454）

达尔文“借用”基督教思想——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达尔文上过神学院，而且曾经在教会里工作过；尽管他为了追求多样性，而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455）

成功就是“证明可行”，失败就是“证明不行”：生物进化，就是生命在“证明可行”和“证明不行”的过程中蒙受的苦难历史；人类文明，就是人类失去乐园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失败（“证明不行”）比成功（“证明可行”）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456）

“突变”类似于“自由意志”，“适应”类似于“上帝拣选”——这多少有点像是草木的生长参差不齐（“突变”与“自由意志”），而园丁的工作就是修理它们（“适应”与“拣选”）。

（457）

达尔文就是“牛顿+加尔文”，因为达尔文认为生命是从“万有引力”开始的，然后遵从进化的原则：这就是“牛顿”；而所谓进化，据我所知就是“自由意志——神的拣选”，是预定论：这就是“加尔文”。

达尔文就是“牛顿+加尔文”，正如尼采就是“叔本华+达尔文”，是叔本华的印度式的生命意志加上了达尔文的英国式的弱肉强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坐上了“阿美利加号专列”，想学习英国西进的政策，只是他要向东进发，把斯拉夫人当作印第安人来奴役。结果，却被英国从背后拖住：英国耗死了德国却成全了苏联，并把全球霸权拱手让给了罗斯福和杜鲁门。

（458）

“自由意志+神的拣选=预定得救”：这是神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得到进化”这是生物学。达尔文主义，就是“把生物学的观察塞入神学的框架”：达尔文由此窃取了教会的权威、上帝的荣耀，扮演起了“大自然的代言人”……这是他在教会和神学院里都没有得到过的殊荣，所以他决定“悔改”，成为科学家了。

（459）

“环境”为什么不能是“上帝的手”？“上帝的手”为什么不能是思想的主权？

（460）

人类文明的三部曲：第一，人类开始使用不同的工具，有效地利用石头和其他材料；第二，首次出现了制造工艺，思想观念上前进了一大步；第三，人类利用食物资源的能力较前有了显著提高……总之，这些变化全部反映在人类的行为变化上，甚至发生在DNA的变化上，这些变化只能发生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因为那时，人们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交流，因为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现代语言出现了丰富的语法和表达方式；多数人类学家认为，语言能力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复杂的社会体系的形成，肯定是那个时期人们行为变化的结果，而行为的变化是因为人的大脑发生了变化。

第三章

“解题实体”与“属灵生命”

（461）

“科学家的核心地位”、“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它的科学能力有关”──并非现代社会的新鲜事物；三千年前的中国人就知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就是古代的巫术如占卜求神、古代的科学与技术，而有的学者甚至把“戎”也解释为一种祭祀……可见科学家的核心地位，早在祭司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462）

“人文学科”，其实就是“用思想来解释思想”，这与“自然科学”的“用思想来解释现象”有所不同：所以人文学科无法通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获得结论——这使得“人”成为“思想的载体”，这使人不同于“人科动物”。

（463）

“地中海”与“撒哈拉”的对比：“地中海”好像吸干了“撒哈拉沙漠”的水分；“撒哈拉沙漠”好像把雨水都送到“地中海”里去了……在中国西边的“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和中国东边的“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之间，好像也有类似的反差与互补……这就像“身体活动的时候思想就静止，身体静止的时候思想就活动”。

（464）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罪人的死亡导致善；善人的死亡却导致恶，善恶换位的现象是因为：罪人死亡以后被草草掩埋，因此导致生态学上的大善；善人死亡以后被豪华安葬，因此导致生态学上的大恶。

（465）

医学与宗教：1771年3月3日，日本的“荷兰学学者”参观了由官方医生主持解剖的一具日本女尸，他们惊讶地发现其结果与荷兰书上记载的完全相同，而与中国书上记载的完全不同，一个世界观彻底崩溃了。从此，日本人开始蔑视中国，而崇拜西方。因为中国的“科学”对这么基本的常识都不懂，还竟然把自己冒充为宇宙的真理。——为什么中国的解剖学，犯下这样的弥天大错呢？因为中国的宗教不允许解剖人体，于是中国的解剖学只能凭空想象；不像西方，早在埃及人那里，解剖人体就是家常便饭了……而埃及宗教甚至偏偏还要求解剖人体。

但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其实对人体解剖并不陌生：传说商纣王就就下令曾砍断人民的腿，来观察验证他的祸水女人告诉他的一个理论：老年人怕冷是由于骨髓不太充足了，而年轻人不怕冷是由于骨髓比较充足。这被视为妖孽蛊惑，其实是中国记载的最早的人体解剖。此外，先秦中国就盛行肉刑和车裂，帝国时代又发展出凌迟……这些都是“人体解剖”的活动，而且可以提供给行刑的官吏或医生以第一手资料。问题是，这么丰富的实践活动的结晶，怎么没有记载到解剖学里面去呢？怎么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呢？看来，这足以证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了。

不仅如此，中国人比日本人接触西学还更早，为什么没有像日本人那样产生觉悟？而是一定要在战场上被彻底击溃，才肯认输？甚至到被彻底击溃了，还嘴硬呢？

看来是中国宗教出了问题。中国的宗教吞噬了事实，而不是依据事实来调整自己，最终使得中国文明陷入了僵化。

（466）

基因工程、复制人体，可以带来医学奇迹，也会造成无法预测的灾难；任何一个成功，都会带来一些“更上层楼的挑战”。所以说，“解题实体”这个“人的自我定义”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说出了人的命运，那就是为了解决难题而生；而且，“解题实体”也比“属灵生命”，似乎更能被现代人理解并接受。

（467）

人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不同的人看法迥异：但不论偶然还是必然，都只是人自己的一种想法，是思想；实际状态， 人是无法明了的，所以人只能在试验中过活，事后进行解释，这些解释就成了“科学理论”。而且一切都是流动的，无法割裂、无法流取，因此也无法准确测量、无法周全理解的。人所能理解的，最终是他的信仰，而不是实际情况——所以不同的人所认识的实际情况，是南辕北辙的。

（468）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不仅是人间事业的命运，也是思想的特点，本质上也是时间的特点，因为思想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而时间也是用来测度思想的。所以说：时间=人的时间观念；客观的时间=空间的变动。

（469）

钟表与宗教仪式：钟表由于完全符合宗教仪式的要求，所以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最早的钟表就挂在教堂的顶部。大家知道加尔文教堂要求信徒绝对准时举行一切宗教仪式，于是无形中提高了日内瓦人对时间的重视，间接推动了钟表业的发展。“钟表与宗教仪式”说明，时间本身已经成为崇拜的对象。

（470）

不过，时间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神；从宗教上说，那也是一种偶像，而对于时间的敬畏，则近乎宗教行为；按时作息，犹如履行宗教义务。人对时间的崇拜显示出：“解题实体”把自己升格为“属灵生命”了。

第四章

“时间崇拜者”是“魔鬼崇拜者”

（471）

“时间是弯曲的”，这并不是二十世纪的欧美科学，而是十九世纪从印度哲学和波斯宗教里的古董里获得的“东方信仰”……而中国的四季循环的天子和阴阳消长的周易，也说明了类似的轮回思想与明暗之争，其实也是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时间是弯曲的”，因为人的思想是弯曲的。

（472）

一个“无神论者”如果没有破除对于时间的迷信，那他就是一个“伪无神论者”，就像《时间简史》的作者霍金那样。结果就会成为事实上的“时间崇拜者”，甚至成为“魔鬼崇拜者”，被捆绑得无法动弹。

（473）

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年）的思想孕育在他严重残疾的身体里，而且他的残疾还戏剧性地促销了他的写作的书籍，并把他的黑洞推向世界……这很像梵高和尼采的故事，在百年之后的重演。

“瘫子霍金”学习“疯人尼采”，大言不惭地宣称，现在该是人类掌控自己的进化、规划一个自我完善的纲要的时候了。但是正常的普通人，显然应该采取和这位不能动弹的煽动者正好相反的生存路线，那才是比较明智的举动。否则，可能非疯即瘫。我们自己也要小心，不要触犯生命的底线。

（474）

诗人李白观察到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却没有因此推论出“地球是圆的”，而中国的科学家们也没有能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思想先于观察”，论题的秘密就在于：它同样是先于结论而出现的。地心说和日心说，都是“人的思想”，而非“宇宙的实况”；现代的天体物理学，也同样是“人的思想”，而非“宇宙的实况”。

（475）

思想决定观察：“尽管哥白尼颇为激进的新模型在概念上明快简洁，但并不能解释那些观测数据，这是因为他那些有缺陷的假设认为行星的轨道都必须是圆形的；有意思的是，这种假设似乎来源于古典的欧几里得几何——哥白尼从来没有真正将自身从古希腊的思维方式中完全解放出来。”谢选骏指出：哥白尼学说所颠覆的，并不是宗教，而是一部分古代科学以及根据科学对于宗教的狭隘理解。

（476）

断言心理现象“完全是由大脑的神经心理活动引起的”，并不能抹煞“思想”及“思想能力”、“思想特点”对于人类命运的决定作用。没有大脑的分泌物，大脑本身就无法被认识？分泌物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源头吗？独裁者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

（477）

思想不仅是大脑的分泌物，而且是和宇宙共振的某种脉息；甚至，即使大脑本身也是来自某种超神之神的设计：进化论的模型实际上类似“楼梯”而不是“树丛”——属于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这是由其“上下推理”预先指定的，其论证过程是把一些“左右观察”得到的数据树立起来，进行“实践的检验”。

（478）

文字是由商业活动中“传播观念的需要”而刺激起来的，因此，中国的文字也是起源于商朝：生意人在中国从此被称为“商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商业文明源于商朝，而最早的钱币则是航海民族所用的贝壳——后来仿造贝壳而出现铜贝，则构成了金属铸币的滥觞。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把好东西叫做“宝贝”，也就是“宝贵的贝壳”。

（479）

考古学，诡称“和历史相遇”，从事的却是“合法地盗窃财宝”，也就是攫取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死者遗物，而且还想掌握“过往的神话的证据”，甚至夺取“有关人类未来的发言权”。考古发掘，才是古代遗迹的再次毁灭。

（480）

欧洲大西洋沿岸的石柱文明，号称七千年前，比欧洲最古的爱琴文明更早，这似乎颠覆了传统的两河流域与埃及中心说；但这也暗示，那时的西欧人民具有埃及式的集权制度，得以营建大型陵墓和宗教性质的天文建筑……考古学家在尼加拉瓜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也发现了玛雅文明的远古遗址，新遗迹的发现扩大了玛雅文明所包含的范围，研究人员在库克格拉希尔（Kukra Hill）镇附近的遗址（El Cascal de Flor de Pino）工作了六年，发现了一个大约两千七百年前的古文化遗址，包括一个城镇和多个村庄，有纪念碑和岩石雕刻，以及一个显著的、可能用来作墓葬或祭祀用的巨大石柱中心……欧洲大西洋沿岸的石柱文明，也可和墨西哥式的集权制度相比——但是，西欧人民后来却发展出了民主制度：西欧人民能够完成这一转变，美洲的印第安人为什么不能？因为他们是美洲的黄种人？因为他们和欧洲人人种不同，分属“种族三特性”的不同位置？还是因为创造欧洲巨石文明的不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而是其他更为奴性的民族？

第五章

几种文明的分野、对比和交流

（481）

从语言和人种的角度，而非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欧美的知识阶层在十九世纪所接受的佛教概念、欧美的大众在二十世纪所接受的瑜伽训练……所代表的“东方宗教进入西方世界”，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是“回归雅利安系统”；甚至“人类源于猿猴”也是一种印度思想：印度猴王哈奴曼（Hanuman）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神猴，拥有四脸和八手，曾为解救阿逾陀国王子罗摩之妻悉多而与罗刹恶魔罗波那大战；而神猴救助的悉多之夫罗摩甚至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猴王哈奴曼传到中国就成了神通广大的孙猴子。“回归雅利安系统”，与其说是一种进化， 不如说是一种退化，尽管猴王哈奴曼与进化论这两者都是人的观念而非宇宙的真实。

（482）

文明往往发源于“不同种族交界的地区”，文明往往发展于“不同种族混合的过程”——这种“交界”与“混合”，构成了“压制与反制”、“挑战与应战”，构成了阴阳的化育。

（483）

把发明创造归因于某些“民族”——这是一种最为愚蠢的“结论”……事实上，任何发明创造都是个性的产物，然后才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得到运用；没有这些个性，就没有这些发明创造。

（484）

不同的种族建立其霸权往往需要借助于不同的技术手段，尤其是军事技术的手段对于霸权助力甚大——例如雅利安蛮族通过马拉战车获得霸权，掠夺各个富裕社会，然后让自己从野蛮进入文明；再如匈奴人通过马蹬骑兵驱逐雅利安人于大草原之外……然后是阿拉伯人起而效尤、突厥人鸠占鹊巢、蒙古人后发制人。俄罗斯使用了火器，得以从陆路攫取一切……拉丁人使用了新式帆船，得以从海路攫取一切……英国的日耳曼杂种后来居上，得以称霸海洋至今……英语甚至取得了世界语的地位。

（485）

中国对世界主要贡献是其“连续政治传统”（万国时代加帝国时代）及其“完整的历史记载”（先秦史记加二十四史），其余的五大发明（四大发明加科举制度）和文学历史，不过是政治历史的附加产品，而且主要是在帝国时代完成的（正如先秦的主要成就是诸子百家）。现代中国思想的绝境就在于：只有外来思想，没有本土权能，更无自己的主权要求；没有本土权能就没有科学，没有主权要求就没有宗教……于是连流行中国的外来思想也流于“空疏”，流于“虚伪”，流于“理论脱离实际”。

（486）

把对旧约圣经的信仰叫做“犹太教”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犹太”是后来的东西，甚至比“以色列”的出现还晚——因此，“犹太教”只能用来指称公元后两百年才出现的拉比宗教，而非公元前几百年形成的圣经信仰。

（487）

从写作的角度看，古兰经（《可兰》）是教主穆罕默德口授的，福音书是转述教主耶稣基督的，古兰经的地位似乎高于福音书的地位；可是从神秘的角度说，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人，而耶稣基督却是一位神，所以耶稣基督是无法自己口述一本书的，因为，有谁见过神自己口述过一本书的呢？福音书比古兰经优越的地方，就是上面不仅有神的言论，还有神的事迹。

在“口授神谕”的意义上，古兰经相当于希腊特尔斐神庙里的神谕，而教主穆罕默德则相当于口授神谕的祭司。在这种意义上，就“亚伯拉罕系宗教”而言，伊斯兰教运动基本上属于异教式的活动。

（488）

神谕不是希腊的特产，而原为古老的人类活动。例如，神谕本是萨满教活动结果，由女祭祀代神传谕，解答疑难者的叩问，埃及、希腊和罗马都有世界著名的神谕圣殿。这些女祭祀类似中国民间的巫婆，她们的言语被认为是在传达神的旨意。不论是国家大事，亦或私人小事，都能通过神谕从神明那里得到启迪：是维持和平还是挑起战乱，体制是否需要改革，有没有必要拓展殖民地，要不要制定新的法规，现在能否婚嫁等等问题都可以去向神谕请示汇报，而且不会让人觉得突兀。人们向神谕请示这些疑问表示他们潜意识里愿意服从于神明，而当他们从神谕那里得到了各自所期望的答案时，处事起来就会精神奕奕，更加投入，因为认定这是基于神明的庇佑和眷顾。正是这个道理，使得很多神谕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它们无非基于人的常识。 

（489）

从爱尔兰主教乌瑟（Bishop Ussher，1581—1656年）在1654年推论“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9时上帝创造世界”，到现今流行的“四十五亿年以前地球诞生”的断代——“地球的年龄”一直是由人们自己的思想决定的。

《创世记》的时间如果换算成为文明的时间，为公元前4004年，这很荒唐吗？并不。因为这个日子与苏美尔人的文明的兴起大约同时，因此从人文主义的角度，不妨把《创世记》看作文明的隐喻。如此看来，主教乌瑟的年代学，还是很有一套学问。

（490）

至于苏美尔人自己的传说，也很有趣。据说苏美尔八位先王一共统治了241200年，这与现代人类形成的时间大致吻合；而平均一位国王统治了30150年，而三万年前，正是法国西班牙等地的“洞穴画”时代；……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第六章

两极化正是文明爆发的导火索

（491）

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整个中东地区包括希腊和印度都流行公牛崇拜，印度至今依然盛行；如此看来，西班牙的斗牛作为古代宗教活动的遗迹、具有杀牛作为供神祭品的意味，很可能代表了一种更早的文明。难怪西班牙有一种来源不明的巴斯克人。

巴斯克人（巴斯克语：euskaldun）是一个居住于西班牙中北部以及法国西南部的民族，可能是欧洲旧石器时代居民的后裔，主要根据是巴斯克语和印欧语系基本上没有联系，可见巴斯克人早在印欧民族进入欧洲之前，已在法国、西班牙等地生活。

在中世纪早期，位于Ebro和Garonne河之间的土地叫作Vasconia，在卡斯蒂利贵族统治之下被联合起来。在穆斯林入侵和查理曼大帝的法兰克帝国扩张之后，这片土地被分裂，并最终于九世纪时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王国卡斯蒂利亚王国和Pamplona王国。

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Navarre，经历了封建制，并受到它的强大邻居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和法国的影响，卡斯蒂利于11世纪和12世纪以及从1512年到1521年吞并了它的部分土地。Navarre的剩余部分被法国吃掉了。虽然如此，巴斯克行省还是享受了大量的自治权利，直到北部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并且南方发生了宗教战争试图建立一个天主教神权君主国。从那时起，巴斯克族社会里的一部分人就试图建立一个独立政权，而不满于西班牙规定的“巴斯克国”的自治权。1959年，一个寻求巴斯克国独立的激進组织“埃塔”成立。埃塔（ETA）就是巴斯克语中“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的缩写。

（492）

犹太人属于迦南语族，以色列人其实就是“迦南人中间的旧约选民”，就像最早的基督徒就是“以色列人中间的新约选民”。

希伯莱语是迦南地的通用语言。据《创世记》第十章15－18节，“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革加撒人、希未人、亚基人……”这些居住在迦南的人，其语言就是以后踏足在巴勒斯坦地的以色列民先祖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学习和使用的语言。可以说，亚伯拉罕从美索不达米亚移民至迦南时，迦南居民的语言对他们来说绝对不会很陌生，经过不断的适应、改进、发展，迦南地的语言就被称为希伯莱语了。希伯莱语属于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或属闪含语系闪米特语族），为犹太教的宗教语言。过去的二千五百年，“希伯莱语”主要用于《圣经》与相关宗教方面的研究。古代希伯莱语是撒玛利亚人的礼仪性语言，自从20世纪特别是以色列复国以来，“希伯莱语”作为口语在犹太人中重新复活，渐渐取代阿拉伯语、犹太西班牙语和意第绪语（或称为“依地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交流语），以色列建国后将“希伯莱语”定为官方语言之一，2004年使用人口约510万。

（493）

轴心时代是“从王国到帝国”的转接器：轴心时代的主轴似乎是反省与怜悯，但是其前提却是“把别人也当作人来看待”，因此产生了自我的内省与部落之外的感情……我认为，这是“从王国到帝国的心理准备”；而不是“饱食终日”才能“推己及人”的结果……轴心时代在不同地区（中国、印度、两河、希腊、阿拉伯）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最早的如中国在公元前700年前后，最晚的如阿拉伯世界，要到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同时的日本，刚刚开始接受中国的书法文明。

（494）

中国早就有人分离了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区别，例如公元前七百年的申繻就是如此，所以中国建立了最连贯的历史记载；印度人一直不能区分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区别，所以印度是只有神话，没有历史；欧洲人对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区别分而不离，例如“三位一体”的逻辑超越就是如此沟通了自然和超自然，所以欧洲人能够建立不断进步的科学。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区别，分好还是不分好？只有天知道。

（495）

申繻首开轴心时代：鲁国的大夫申繻在公元前700年前后，就否定“天”具有降灾降妖的惩罚职能，这在世界历史的时刻表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他认为，“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他认为灾异和祸患，都是人类行为失去常态而引起的。这与伯宗说的“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立场一致。郑国的宰相子产曾明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他指出遥远的天道，难以干涉近在咫尺的人类行为，周的史嚣更从历史发展和国势兴衰的角度总结了“神”与“人”对人类事物的影响：“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短短两句，内含的“启蒙精神”却异常深入，“神”，已被理解为社会人类的一种属性。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和上述言论参照相比，并无新意，甚至有所退步；他是以“不语”来作回避，怯于正面的阐述。

（496）

轴心时代与个人主义：轴心时代的创举，是基于以下一个人们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文字的普及，从庙堂走向民间；这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官学”的“私学”的可能性——私学是轴心时代一切原创思想的核心，他们的原创并不在于“前无古人”，而在于“史无前例地记录了下来”……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并非自谦，而是实事求是。古代文字的普及和现代的互联网，具有类似的颠覆作用，大大推动了知识的进步。

孔子的例子也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承认自己没有多少原创性，所以《论语·述而》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但是，为什么孔子声名卓著，而老彭这位“殷初一位热心社会教育的贤大夫”却默默无闻呢？在我看来，是因为文字的普及，及时记录了孔子的言行；而老彭却因为与文字无缘而失传了——殷初那时的中国文字尚不足以细致记录人们的言行举止。

（497）

“站在霸权之上的思考”——孔子站在周公的文化霸权之上进行思考，尽管那时候鲁国在政治上已经衰微，而孔子家族甚至出身于战败的殷人，而且由于孔子是野合所生，不具嫡子身份，因此格外渴望“挤入白鸽队伍”、大肆鼓吹克己复礼；否则，他创立私学无异于自我贬低了。释迦牟尼也是站在王位的废墟上进行思考，尽管他抛弃了王位，否则就无法超越王位。柏拉图站在雅典的海上帝国上进行思考，尽管他看不起雅典，但这使他站得更加的高。保罗是站在罗马帝国的头上进行思考的，尽管他要毁灭整个帝国。笛卡尔站在荷兰的商业霸权上进行思考，尽管他是个法国人出身的雇佣兵。至于近代欧洲的思想家，无一没有霸权的背景；就是两宋诸子，也都一一站在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文化中心。

现代中国思想例如我们的思想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就是由于缺乏霸权基础的支持。有一天，中国恢复了自己相应的霸权，我们的思想自然也会彪炳千古的。

（498）

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所谓束修就是一捆干肉，内含十条；柏拉图的逍遥学派则不收学费，还管吃住（不过这在中国行不通，否则就会挤满了蹭饭的人；例如古代就有“滥竽充数”、“门客三千”。）；教会学校还额外提供零用钱；不过现代商业社会则把学费越拉越高——这是否说明，学费越贵则教育越贱：知识一旦变成了金钱，就像民主一旦变成了生意，穷斯滥矣。

如果说《庄子》是“博士课程”，那么《论语》也许只有“本科程度”，也就是说，《论语》是为本科生准备的……“那么《圣经》呢？”“《圣经》是神秘的，超一切理”……在这种意义上，“儒家宪政”或“儒教社会主义”的叫嚣如果成真，都会封死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大好前景；而唯有充分吸收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所无的“基督教要素”，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大好前景才能展现。

（499）

“思想的主权、良心的自由。”——从这个意义说，《坛经》比《庄子》是一大退步，因为《坛经》仅仅涉及心理学，而《庄子》却是本体论与心理学的结合。而且，庄子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惠能不过是阐释了别人的思想，是二道贩子。

（500）

“意识存在的时候，只是意识活动的时候。”——按照同样的逻辑，“罪恶存在的时候，只是罪恶活动的时候？”——其实不然。否则，《坛经》的“本性清静”观，就可以成立了。“本性清静”观这样的学说只能出现在太平盛世，所以在现代中国这样的乱世天天碰上不讲道理的歹人，“本性的清静”立即破局；剩下的只是热血沸腾或灰心丧气的两极化。不过两极化也并不可怕，两极化正是文明爆发的导火索；中庸学说的流行、“本性清静”的面壁，却会引导文明的衰落。

第七章

我在樱花树下菩提树下想

（501）

我在樱花树下想：释迦牟尼从人群之中来，进入了思想，然后还是回到人群之中，开始了说教（有如一个女佛徒的儿子所说的那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他没有能够摆脱轮回的证据；在这一点上，回到人群的释迦牟尼，还比不上义无反顾投河而死的屈原，《离骚》因此作为“思想的绝唱”，而在一切《佛经》之上。屈原之实践了他的作品，而没有反其道而行之。

（502）

我在菩提树下想：这里是家呢，还是空光远流浪的蛮荒之地佛罗里达？原来佛陀（Buddha，意思是“觉悟者”）的悟道这么简单：他只要说“我是佛”，就成佛了，根本不必放下屠刀。他可以接着吃饭、睡觉，根本不必上十字架。

（503）

佛教开悟的秘密就是“让人直面思想的主权”，而省略一切的中间环节；省略一切的中间环节，就达到了所谓的涅槃——这被庄子叫做“坐忘”，被印度人叫做“瑜伽”……至于其他的神奇，那多多少少是出于宣传的目的。

（504）

佛陀的顿悟是在离家出走之后六年才达到的，换言之，悉达多·乔达摩并不是因为“觉悟”才脱离家庭生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悉达多·乔达摩离家出走成为释迦牟尼甚至佛陀的呢？传统的说法，是他作为王子在外出巡游时，恰遇老人、病人、死者和修行者，深感人间生老病死的苦恼人称四门之游，经常在阎浮树下沉思，但是不得离苦之道，于是在二十九岁出家修道——事情果真如此吗？其实佛陀出家可以和“托尔斯泰路线”对观：那就是荒淫过度——悔恨交加——家庭冲突——离家出走──修道觉悟；区别只在，托尔斯泰年事已高，没走多远就一命呜呼，未能“修成正果”。

（505）

佛陀出家的主轴是“离家出走”，而不是“清静出家”；除非我们把“清静出家”理解为“家庭冲突——清理门户——离家出走”……我的理由简述如下：据《佛本行集经》等记载，佛陀原有三位夫人，第一夫人是释种女耶输陀罗或瞿夷，并与她生有一子罗睺罗。在差不多十三年的“幸福婚姻”期间，佛陀过着舒适豪华的荒淫生活；但随时间过去，真相逐渐显露……二十九岁那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的儿子罗睺罗在那年出生。心烦意乱的佛再也受不了了，终于崩溃。所以佛陀走上了“托尔斯泰路线”。

（506）

驯兽师使狮子变得温顺，却使自己变得凶暴；很多“热爱动物”的人，自己变得越来越像他们所保护的动物，并因此而死于非命。这会不会是“修成正果”之后的佛陀镜像呢？

（507）

佛能度人，人亦能度佛也；神能救人，人亦能救神么？虽然佛不是神，但如果人不能救神或至少是帮助神，神为何要人信神呢？为何要设置地狱来处罚不信他的人呢？在我斗胆看来，仅就人间而言，神的名是要靠人来传扬的，如果没有了人信神，神的名就会被替代了；所以古代的诸神会归入消亡。神不能不救信他的人，为的是天国有一个地上的基础。这样，他的旨意才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说得不对，求主原谅我胡说八道。）

（508）

不论主动地求佛（追求涅槃）还是被动地佛教（接受教育），都是悖论，完全违背了佛的宣称，完全违背了涅槃的所指。至于菩萨，更是一个虚谎，是那些贪恋尘世的修行者们，为自己的苟且偷生、非法滞留所编造出来的借口。菩萨学说，使得佛教回到了出家之前的原点，并把佛爷打回了众生的原形。

（509）

“佛陀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世间痛苦的根源”，这也许可能，只要返身、反思就行了；“佛陀也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摆脱痛苦的方法”，这就是错觉、狂妄、自欺欺人了。——你可以自己摆脱痛苦，但无法帮助别人。因为人们的需要是如此不同，下药还需对症，哪有普遍真理？更何况，按照保罗的“两个律”分析，“神的律”和“罪的律”造成了两个“我”：一个是喜欢上帝的律、立志行善的“我”；另一个则是肉体的“我”、不受前面的“我”指挥，却是服从罪的律的“我”，心里想干好事，干出来却是坏事……佛教的极限，最多只在“心理治疗”而非“终极真理”，才有其意义。

（510）

佛教的无力：佛陀宣称找到了涅槃的方法，但是它却无法涅槃，还要没完没了地普度众生。佛陀都不能涅槃，何况他的弟子？佛陀的弟子都无法涅槃，何况他们教导的众生？“普度众生”无论如何都是涅槃的敌人，就像奥古斯尼古丁的“双城记”，无论如何都是天国的敌人。我喜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各各他髑髅地远远胜过迦南美地。

第八章

我喜欢耶稣的私人谈话

（511）

吾读佛经，喟然叹曰：吹牛妙哉，不用费力。群众大会，好生俗气。人多势众，就是真理？我还是比较喜欢耶稣的私人谈话：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所以在《四福音书》中，记录了耶稣的三十五个神迹和三十五个比喻，意义非凡，令人不得要领、聚讼纷纭。

（512）

西方人从希腊人开始，就以埃及为师了，这在其建筑上最为明显不过了。甚至连美国首都也有埃及的方尖碑（obelisk），埃及人纪念太阳神，美国人纪念华盛顿，所以埃及太阳神的老鹰在美国也是国徽的象征，尽管用了“美国的国鸟”图案。——西方人的理想国是人类的产物，而思想主权却不是人类的产物；人类是思想主权的产物。

（513）

西方人的怪癖：他们把柏拉图和色诺芬记载下来的苏格拉底思想，算在了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头上；但在中国和印度，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的《论语》《墨子》、《孟子》、《庄子》，都没有记录者的份，全被当作诸子思想处理了；印度的佛经更绝，不仅把释迦牟尼的话都算在释迦牟尼头上，还把其他人的话也算在他的头上；至于《福音书》则是处在西方人和中国人之间，既保留了记载者的名字，又保留了福音书的内容。

（514）

希波战争前夕，“德尔斐神谕建议希腊人屈服于波斯统治，因为后者素有效率、慷慨与尊重贸易之名。”——神谕压制了强权意志、培养了奴隶道德……这和哲学骗子尼采的说法完全相反，他胡说基督教之前的异教徒希腊人充满主人道德和强权意志。在谢选骏看来：“强权意志”其实只是分离性的，因而是“乱世的理论”；“思想主权”才是统和性的，因而是“治世的圭臬”。

（515）

强权意志是什么？是一个思想，是的，确实是一个思想。但是，除了强权意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思想，例如尼采自己所说的永远轮回……这些都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思想的主权。

（516）

苏格拉底的愚蠢，就在于他听信了德尔斐神庙的希腊鬼话，居然想要做到任何人也无法做到的“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比登天还难，人类认识不了自己，仅仅只能认识自己的思想；而苏格拉底却不幸被德尔斐的魔鬼推入了“认识自己”的陷阱，结果白白丢了自己的性命，被雅典的暴民用司法程序给杀害了——这再度应验了思想的主权的存在：“血肉之躯想要认识自己，是致命的幌子、死亡的陷阱。”……在近代，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思想小贩，则是利用了人们想要“认识自己”这一点点夏娃式的野心，而大发利市的。

（517）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年）的伪善：当人们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不愿意回答自己是“雅典人”这个个人隐私问题也就罢了，但他却毫无逻辑地说自己是“世界人”——苏格拉底难道不知道，世界上偏偏没有“世界”这么一个地方？苏格拉底的答案，很像谢选骏在日本碰到的一个从来不知道苏格拉底的小孩所提出的“类似答案”：这个小孩的父亲是东三省地区的农民，母亲是不会说日语的“日本残留孤儿”，而他自己却根据这一点关系“回到了”日本，并且拿到了日本国籍，虽然他也不会说日语……于是他就说自己是“世界人”。谢选骏对他说：“你最多只能算是亚洲人，而且只能算是东亚人。”日本想要“脱亚入欧”，其实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可能的吗。

（518）

苏格拉底的六个问题：“德是什么？中庸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善是什么？勇是什么？虚心是什么？”作家说：“这是苏格拉底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在纷繁世事中停下奔忙的脚步，面对自己的内心。”哲学说：“想要左右世界的人，须先能左右自己。” 书商说：“想要左右自己，先来购买我的书。”——其实，这六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思想”；因此也只有一个答案：“思想”……德是思想，中庸是思想，正义是思想，善是思想，勇是思想，虚心是思想。全是思想。全是聪明人想出来的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杨佳语录）

（519）

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年）的所有作品都采用了“先师对话录”的形式，这使人想起了一个多世纪前的孔子（前551—前479年）和半个世纪前的墨子（约前479年—前381年）以及他们的弟子……孔墨显学，也都是采用了“把先师的对话记录下来”的形式——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因此其实都是此前全部口传文明的集中表达，所以才会承前启后、使得后来无人能及。因为“他们的思考”，其实就是“人类一直的思考”，既包括他们的前人也包括他们的后人，这是由人的语言思维的特性预先决定的。

（520）

柏拉图的“理念说”认为，事物不过是理念的“影子”或“摹本”；唯物主义认为，所谓理念，事实上是把人从个别事物中抽象而得的普遍概念加以绝对化，并把它说成是事物的原型，而这种永恒不变的理念的总和构成理念世界……唯物主义为什么会得出如此低级的结论呢？首先，唯物主义是官能的信徒、动物主义者的哲学；其次，也是由于柏拉图的“理念”像黑格尔的盗版“世界精神”一样，是被动的、印刻式的——其本意是要思想服从国家，而不是像他的《理想国》所标榜的那样，是要国家服从思想。

第九章

 “国家看护者的利益”不是“国家利益”

（521）

柏拉图的错误就在于他把“国家看护者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等同了起来，所以他认为看护者可以为了国家利益而去作恶……但实际上呢？任何看护者首先都是个人（姑且不说他们首先都是罪人，因为柏拉图的时候还没有基督教，不拿这个要求他），他们都是首先从自身出发的，他们的自我意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首先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只能首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思考、言谈、行动，这就注定了他在关键时刻必定损公肥私，不会先人后己的——希腊人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再看看近现代。希勒特大约算是最著名的国家至上主义者了。但是希特勒首先爱德国吗？当然不是。因为他在战争失败的时候竟然下令彻底毁灭德国的一切，而丝毫不再顾及德国的“国家利益”……其他“民选”领袖比他也好不到哪里去。相比之下，日本王（冒称“天皇”）还好一点，主动投降了。因为天皇是世袭的，投降就不会杀掉他，甚至可以不上战犯法庭受辱。

（522）

柏拉图在《理想国（共和国）》中关于“洞穴”的比譬是极为荒谬的：他说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只见到事物的影子，从来看不清本相。现在其中有一位哲学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物的本来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却永远没有办法把他所见的真实告诉洞中的人，使他们可以理解。哲学家为了改变洞中人的黑暗状态，这时只有叫这些愚昧的人完全信仰他，跟着他指示的道路走。

柏拉图似乎不懂，不管在洞内还是在洞外，人类都无法得到真实；所谓“看见真实”实际上也还是一种人类自己的感觉和思想，和真实客观本身可能并不等同的。难怪柏拉图陷入了他的荒谬之中，产生了一种错谬的理念神学。柏拉图真是一个“白老土”。

（523）

斯多葛的哲学信条，例如宿命论、用漠然来医治痛苦，与稍早兴起的佛教教义、庄子学说非常相似，并通过罗马精英对基督教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基督教的救赎思想则是独一无二的；救赎可以战胜宿命论和冷漠感，更新人心、重启历史。可以让十字架和髑髅地成为爱的源泉。

与此不同，诺斯替教派认为人是由某种灵体从天上下降而形成的，这也许很合现代的生命起源论（彗星上的水带来了原初的生命）；但现代的生命起源论却不是唯灵论的，而是唯物论的——而在思想主权的理解之下，可以说是：宇宙的密码、生命的信息，构成了一种“灵体”，也就是一种“灵魂的结构”。

（524）

身无分文的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年）“用于晚会消遣”的诗文换取了奖赏，然后再去赞美简单质朴的乡村生活……这就是文明的尴尬处境；贺拉斯还知道中国的存在，并“为中国人正在进行的谋图而烦恼”，虽然他没有想到这样的细节：四百年后，被中国驱逐的匈奴，驱赶日耳曼人毁灭了罗马。

（525）

和基督教文明最无关的欧洲运动项目大概就是角斗场了：“角斗比赛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4年，罗马当时的执政官布鲁特斯（Deimus Junius Brutus）为其父亲的葬礼举行的仪式上出现了角斗比赛。但后来罗马人却使角斗朝功利主义的方向发展，他们把这种致人于死地的比赛作为公开处罚罪犯的一种流行手段：兼有供人观赏和杀一儆百的作用；正像阿兹特克人获取宗教牺牲品的方式一样，罗马的军事讨伐行动也把目标转向获取足够的牺牲品，包括人和动物。”——角斗其实和殉葬差不多，所以许多基督徒在角斗场被害，这就是早期的殉道者。欧洲人的角斗后来“文明开化”为击剑、拳击和斗牛，虽然仍以血腥为本，但毕竟不再直接杀害人命了。

在角斗场上，基督徒为了荣耀上帝而献出生命，与此同时，万恶的罗马人还有其动物保护主义：在罗马人的角斗场上，“还表演各种野兽与人的活拼生屠，被杀掉的动物并且不供食用，仿佛它们也是人。”与此同时，参与角斗的“男男女女都会受到各种惨不忍睹的宰割，以供众人取乐”。这是一种比突厥人蒙古人和满洲人在中国使用的“凌迟”毫不逊色的野兽主义；难怪罗马人会遭到匈奴人的横扫。直到二十世纪的欧洲美术界，还很欣赏这一套割裂人体的艺术，并把它叫做毕加索美术，毕加索“恰巧”就是一个拉丁人。

（526）

我之所以称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为“双城记”，是因为它表面上主张国家主权向思想主权俯首称臣，其实是企图让思想主权向新型的国家主权俯首称臣，结果形成了“教皇国家”的“神权政治”这一怪胎——不，这也许不是怪胎，而是某种得常态：西藏的活佛制度、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哈里发，都是稍后出现的例子，甚至当代，还有各种“人民圣殿教”、“奥姆真理教”等一系列的更新事例……

如果按照“教父”们的神学逻辑推演下去，那么请问：人类的死亡，是对人的惩罚还是对神的惩罚？作品的失败，是作品的责任还是作家的责任？

（527）

苏菲主义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反对派”，因为《可兰》反对自己禁欲苦行，而苏菲派却宣扬耶稣式的献身精神；他们神圣的行为举止满足了普通人对圣贤的渴望，但却让穆斯林神学家怀疑苏菲派信徒是异端分子。

（528）

苏菲派窃取了基督教修道院里的能量，却归荣耀与穆罕默德，罪莫大焉。要知道，“即使没有上帝”，耶稣基督也创造了一个远比穆罕默得更高的范畴，那就是作为宇宙精英的人类，所能够企及的超然无我、战胜死亡。

（529）

十字军：对回教“圣战”行为的滞后反应；十字军：基督徒行为模式的伊斯兰化。这也不是离经叛道，因为在《福音书》里，耶稣就允许门徒带上了两把刀。

（530）

宗教历史学家们认为，“新兴宗教”也被称为“自我——宗教”，这是因为，他们即使没有将自我拔高到中心位置，但还是提升了自我，最起码将他们自己提升到比在传统的主流信仰中更为重要的地步：每个人都有在中心的机会……

第十章

在“世界宗教”的表象之下

（531）

在“世界宗教”的表象之下，其实隐藏着地方宗教、部落宗教、国家宗教的内容，许多地方宗教、部落宗教、国家宗教的神，化身为世界宗教的圣徒、菩萨或圣石、星辰，钻了进来……这些就是“思想”的相通之处。

（532）

人类历史上，“进化得最为充分的”族类，恐怕是南朝的士族——他们连走路都需要仆人来搀扶、抬举，除了思考什么都不会了：这种人物需要多么高级的文明才能养活啊。；我十七八岁的时候一度非常向往他们，想到要是没有躯体、只有灵魂，一天到晚都能沉浸在阅读和思考之中，该是多么幸福的人生。

（533）

浙江，曾经作为“中国精神的最后堡垒”，独力抵抗蒙古帝国半个世纪之久，并且为理学的完成提供了基地——在蒙古风暴过去之后，明清两代开始吸收南宋的临安的唾余。

（534）

中国鼠害严重的一个原因，多少是因为中国第二期文明时代的残余精神——佛教徒的“不杀生”，以及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时代的残余精神——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不讲究卫生，“不杀生”反对消灭病菌病毒的宿主。

（535）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虚拟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没有心肝的浪漫主义”，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一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536）

有“单位”（国家、教会、公司、大学、基金会、慈善机构或是社区……）所属的个人，其思想无法独立，结果只能沦为“单位的人”甚至“单位的仆从”、“单位的螺丝钉”——他的发言，结果就是“代表单位”或是“曲折地隐蔽地反映了单位人的看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座位决定脑袋”。

（537）

“单位人”的普遍存在，使得“独立知识分子”成为笑谈，除非这个人是靠他的父母或其他亲属的遗产过活的，像克尔恺廓尔、叔本华那样——二十世纪的物价飞涨和党派撕咬，使得这样的人物近乎绝迹了：形形色色的“单位人”爬上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位置。

（538）

“隔都化”是一种“异化”——“异化”就是用人为的力量，迫使人们接受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不合人性，却是“组织生活”所必需的：组织化就是把人变成部件、螺丝钉，但组织的领袖也因此往往“反组织”、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结果摧毁了组织化原则也就是异化的原则，领袖成为组织的最大杀手。

（539）

阶级分析、阶级斗争，都是为“社会的隔都化”服务的；阶级斗争的洗脑教育则被戏剧性地称为：“喂人民服雾（雾霾毒气）”。——其结果是大大毒化了社会气氛，有助于“分而治之”的阳谋政治。

（540）

雾霾、胡沙、西方的真理；“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安禄山的叛乱，凸现了南朝士人的文明守护是多么重要。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是北朝的死灰复燃，在他之后，五代、契丹、女真、蒙古相继作乱。直到满清、日本、苏联，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第十一章

踢出巨人的脑浆、创造新型的文明

（541）

有社会学家预言，“意识形态的终结意味着人性的终结”——这表明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多么严重地扭曲了人性；另外的方面，“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不满情绪的储藏室，挤满了具有各种背景的人物，从男同性恋到女同性恋的权利捍卫者，到解放神学信奉者”……这样的社会学，与其说是“科学”或“学科”，不如说是一些信仰与教义。

（542）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踢他们的脑袋，直到踢出了脑浆、揭示了虚无——奥林匹斯神系就用类似的方法，这样战胜了提坦巨人族，并且创造了新型的文明。

（543）

思想的绝处逢生：1460年前后，意大利哲学家菲奇诺（Marsilio Ficino ，1433—1499年）正为美第奇家族工作，翻译这个家族发掘出来的一系列柏拉图对话录；1463年一批令人振奋的文献从马其顿的一个修道院运到佛罗伦萨，它们以《赫尔墨斯文集》或《赫姆提卡文集》著称，对欧洲的科学与宗教的发展将有重大影响。”——这就是“拜占庭陷落的积极后果”：死亡的文明像种子一样飘散到异邦，开出意想不到的花朵；中国灭亡于蒙古，也让中华意识传到了日本和越南。

（544）

巴斯卡的“孤独”是一种思想，仅仅是“意识的孤独”，不是“处境的孤独”——否则巴斯卡就错了：人和宇宙同构，何来孤独之有？——“我们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孤独地活着，我们孤独地死去……”——这只是一个“不幸的思想”，并不是一个“不幸的事实”。

（545）

二十二岁的笛卡尔开始了“雇佣兵的哲学”：“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模仿了罗马恺撒的“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 |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哲学家成了帝王。

笛卡尔这个雇佣兵的哲学，是主权国家的补药；笛卡尔成为近代欧洲哲学的祖宗是出自这个沉思：“为什么我的战友死了，而我却活着？”这也是让希特勒相当纳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看作划时代的历史人物。

雇佣兵不仅创造了欧洲现代哲学，雇佣兵也创造了欧洲古代哲学：笛卡尔是雇佣兵；苏格拉底是雇佣兵，普罗提诺也是雇佣兵。（尼采则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崇拜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广义的雇佣兵哲学。）

强权意志是炮舰时代的意识，思想主权是信息时代的意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雇佣兵创造哲学，这似乎是“西方”精神的特有现象；到了后来，雇佣兵干脆超越了希腊哲学，直接进入了世界宗教，演化出穆罕默德的征服。因为穆罕默德早期从事商队护卫，晚期从事商队劫掠，结果在形成雇佣兵宗教（回教）之后，无意之间造就了阿拉伯帝国。这种征服对于西方是如此有效，以致回民几度兵临欧洲，中世纪征服了大半个欧洲不说，二十一世纪干脆深入西欧腹地，完成了八世纪的摩尔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杂种）和十五六世纪的土耳其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杂种）都没有完成的“占领欧洲的千年大计”。

（546）

笛卡尔虽然绝顶聪明，但毕竟是三个半世纪以前的人了，他的思想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洗礼，因此缺乏新的知识基础；由此而论，笛卡尔的绝顶聪明就显出不如我们的地方来了。

笛卡尔不如我们的第一个理由是：笛卡尔说：“‘我在怀疑’这件事情的本身，是不可怀疑的。”这就错了。

谢选骏八岁那年夏天，跟随哥哥去游泳，几乎被淹死的时候，在濒死状态下，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妈妈在昏黄的灯光下准备晚餐，哥哥在旁边看着……儿童时代的游戏……学校里的场景……爸爸的督促……还有许多摇曳不定的光景……像“过电影”一样闪过。后来他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濒死感”。

以后，每到人生的转折时刻，谢选骏都会怀疑自己的一生是否都在那一时刻结束了，而后来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存、思想甚至信仰的上帝都是那一濒死状态的绵延：因此每当这样的时刻，谢选骏都想要给自己的哥哥打一个电话：“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差一点淹死吗？”“哎！那真是太玄了！要是那次出了事情，我真不知道怎么跟父母交待？！那将成为我终生的阴影！”谢选骏的哥哥如是回答。”每当听到这里，谢选骏知道自己还没有死去，现在的一切还不是濒死的梦幻，因为拉他上岸的哥哥还在回答。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你答故我在”了。

“我思故我在”无法解除谢选骏的怀疑。

如果没有哥哥的“你答故我在”，‘“谢选骏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情的本身，也可能只是谢选骏自己死后的一个幻觉！所以谢选骏需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哥哥，来解除自己对自己的怀疑所产生的怀疑……若非如此，则可能谢选骏已死、谢选骏已经不在，但其思却依然存在——‘我思但我不在’，这才是事情真相。”……

如此看来，“我思故我在”实在不能成立，需要让位给“你答故我在”。

你答故我在，所以找不到对话者的时候我们便需要祈祷。

离别和伤逝为何令人痛苦？因为“你答故我在”的通道被无情切断了：随着“你”的离去，“我”的一部分也隐藏或消失了。如果所有的“你”都“不答”，那么所有的“我”也就“不在”了。

另一方面历史也一再表明，所有的精神人物都已不在，但他们的思依然存在——因为我们依然在回答他们！他们思但他们不在（笛卡尔意义的）；因此笛卡尔却是错了。他们的思之所以还在（谢选骏意义的），就是因为有人回答。

即使上帝，也需要人类回答他。即使基督也需要门徒回答他。这就是上帝需要人类、基督需要门徒的理由。所以谢选骏是对的——仅仅因为我们的“答”，使得前人和上帝、基督继续存在人间。

亲爱的来者呀，请回答我！只要你们回答了，我就还在，我就没有灭亡，我就还与你们同在了。

即使圣父圣子圣灵，也要人们纪念自己，因为这样三位一体的奥秘才在人们身上存在。

笛卡尔没有我们聪明的第二个理由是：谢选骏不会像笛卡尔那样，受到名利的驱动，去给一个瑞典女王或其他大亨上课，以至于为五斗米折腰，结果把自己活活冻死、累死。谢选骏认为，给女王上课和对一条流浪狗说话，没有区别。其结果都可以是“哲学”，也都可以是“非哲学”，何必舍近求远、结果把自己沦为宠物而白白送死？其实，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恩赐，是新工具造就的新态度：现在的思想者，不需要国王作为传声筒了，有互联网就足够了。

笛卡尔没有我们聪明的第三个理由是：笛卡尔开创近代思想是因为他的“三个实体论”：第一个实体是心灵的实体，这就是“我”的存在；第二个实体是物质的实体，这就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第三个实体是绝对的实体，这就是上帝的实体。（这被犹太人卡尔波普歪曲成了“三个世界论”：用“人造的世界”取代了“上帝的实体”，其他两个不变。）

而谢选骏却发现这一切都是人们编造出来的，只有“思想的主权”涵盖一切。

“思想主权论”认为：不同的人把“思想的主权”表述为不同的实体——心灵的实体、物质的实体、上帝的实体……

在这意义上，我们关闭了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我们打开了未来世界的门。

（547）

根本不存在笛卡尔所说的两个世界，即心灵的世界和实体的世界之分；也不存在康德所谓的物自体和现象世界的分离——他们的共同错误就在于笛卡尔搁置了上帝或康德抽离了上帝——上帝是用思想也就是“宇宙思想”创造了世界万物以及人类（对于不承认这点的人来说，那就可以说是“造成宇宙大爆炸的规律或法则”）——而笛卡尔与康德却把“思想”局限在“人类思想”上，也就是局限在“宇宙思想的小小产品”上，结果必定大谬不然……笛卡尔与康德的公式是“思想=人类的思想”，这是他们其它谬误的根源。

即使就人类的思想而言，笛卡尔的“思”只是理性的思，但是关键性质的思想却并非理性的思考过程，而是“一闪念”——就像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的喷射一样不可思议。闪电般的灵感与其说是“思”，不如说是“无思”，是“超思”，而屈原的“抽思”不过是对“思”的演绎，是在闪电般的“无思”和“超思”之后发生的，是人心对于宇宙思想的回应：是思想决定理性，而不是理性决定思想；因为“思想”显然兼容了“直觉”与“理性”、“感情”与“理智”。

（548）

我思故我在？

我如何思，故什么样的我在。

思呈现了什么样的在？在呈现了什么样的思？

“我思故我在”，其实不过是一个“自我证明”：

1、预先用“思”来假定了“在”，然后再来用“我思”来证明“我在”；

2、“我思故我在”和“我思东方红故红太阳真的升起来了”有何区别？这不是强权意志、炮舰政策吗？这不是雇佣兵哲学吗？（尼采也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投靠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雇佣兵哲学。）

3、这雇佣兵哲学是“哲学”吗？不是。是什么？是主权宣言。

4、如果除开了主权，我思只能证明我思，不能证明我在；如果除开了主权，我思甚至不能证明我思，因为那可能是别一样的幻觉，是一种濒死感的绵延，当然就更加地不能证明我在了。

5、请给“在”一个定义！除了主权，没有别的，所以最后只能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怀抱：“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笛卡儿的三个实体论，不能成立，因为多出来的两个只是别神和偶像。

笛卡尔虽然知道思想来自于主权，但却不明白“你答故我在”的道理，因此而执迷于“我思故我在”的假象。

实际上，思想无法脱离主权而存在，正如树叶无法脱离大树而存活。因此与“你答故我在”相比，“我思故我在”不过是一叶障目罢了。

那么，什么是“你答故我在”呢？

“你答故我在”是一个普遍法则，几乎无所不在：正如母亲的回答印证了儿童的存在；读者的回答印证了作者的存在；上帝的回答印证了人类的存在；主权的回答印证了思想的存在；环境的回答印证了笛卡尔的存在——思，不过是回答的回声。

而执迷于“我思故我在”的幻觉，则不能理解“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不能理解“不是我们思考主权，而是主权在回答我们”。

笛卡尔不如我们聪明，因为他是雇佣兵，而我们却不是雇佣兵，我们是自由思想者，自由思想者只能产生于互联网时代！

你答故我在，优越于我思故我在，所以再超然的思想者，都需要言说甚至著述，都需要寻求对话，都需要寻求回答，因为只有回声才能证明我的存在。所以互联网不仅提供了思想，而且刺激了思想；互联网不仅刺激了思想，而且无法阻隔、无从递减、不能扭曲、不能审查地传播了思想。

笛卡尔的时代，缺乏后来的认识论、心理学、脑科学，所以他走向了二元论；我相信如果他活到现代，具有了今天的知识程度和知识范围，一定会赞同“思想的主权”论。

互联网是思想主权的恩典！互联网是思想主权的恩典！我们也是通过互联网，发现了思想主权的踪迹。

（549）

虔诚派的先知是鞋匠雅各布·伯麦（Jacob Boehme，1575─1624年），他说上帝知道一个人是否虔诚，如果真的虔诚就足够了，不需要传教士、牧师、教堂、礼拜，不需要一个宗教团体，甚至连名称都不需要；虔诚的朋友可以在家里或任何方便的地方安静地集会，一起祷告和冥思上帝的真理。——但是他不明白，宗教的社团首先是一种救难组织，仅仅靠虔诚是不足以发挥其社会功能的。

（550）

威廉·莎士比亚的“伟大”，就在于他只是思想的载体而不是思想的作者；所以他那么洒脱，因为那些思想与他无关，他毫无重量，因此他的思想也就处于失重状态，变成了抽象的灵粮。

威廉·莎士比亚的“伟大”，还在于他体现了英国人的岛夷国民性，那就是不拘一格地吸收各国的养料，不择手段地壮大自己，然后把所有功劳都归于一个象征性的箭垛式人物，一个传奇的英雄，一个偶像，就像英语本身一样。

第十二章

“哥尼斯堡的中国人”

（551）

康德曾被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这与其说是赞扬他的博学，不如说是挖苦他的虚伪：康德不信上帝却谈论上帝，显示他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绅士。而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又是什么呢？刻薄地说，其实就是“清奴”、“辩猪”，宽容地说，是些“工蚁”、“应声虫”、“牵线木偶”。难怪“波兰杂种”尼采也认为康德用普鲁士人的思路表达了满清人的思想，并因此正在毒害德国人……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其实德国人还需要毒害么，德国人还不够有害么？甚至尼采自己，虽然只是半个德国人，作为半个“发狂的康德”：他还是一头栽进康德的“物自体”里面，用“错误的肯定”代替了“不可知论”；用“强权意志”表达了康德的“物自体”。

（552）

“思想主权”的观念，可以粉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粉碎黑格尔世界精神的最高体现——普鲁士王国和柏林大学——粉碎其后继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及其御用文人：列宁主义国家作为黑马（黑格尔——马克思）的旁门左道，也随同第三帝国一同远去……“思想主权”是能动的、创造的，“世界精神”是被动的、印刻的。

（553）

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十九世纪全欧革命，是由于各国王室相信了卢梭之类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奴役中”的谰言，以身试法、放纵无度，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带头作乱、引发天下大乱……然后第三等级起而效尤，于是烈火燃遍了世界——这哪里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明明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中国两千多年前就经历过了的老皇历。

卢梭无病呻吟，他其实根本不用到新大陆等“别的地方”、“他人之地”，去寻找“高贵的野蛮人”——“高贵的野蛮人”：就在欧洲，就在巴黎，就在卢浮宫、凡尔赛，在法国王室内部；当然也在律师楼里，在三级会议，在银行家的办公室里……“高贵的野蛮人”不仅带来了文明，也带来革命与战争。

（554）

歌曲之王舒伯特（Franz Seraphicus Peter Schubert，1797—1828年）在写作交响乐和弥撒曲的时候，显然有点力不从心甚至捉襟见肘了——这说明，每一个体，都有不同的思想特质；每位乐师，都有不同的精神状态。

（555）

梵高的画作之所以在其死后才售得高价，是因为里面鬼影憧憧，恰好满足了内心解体、弥漫怀疑的西方社会；而毕加索之类则琢磨逐臭，曲意迎合、推波助澜，盗画不成，就用画作来达到同样的敛财目的。

毕加索在巴黎涉嫌偷窃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是贪财还是为了吸取灵感的“窃书不为偷”？从他一贯的“善于理财”来看待他的“创作热情”，毕加索的“艺术创作”比起毕加索的偷窃名画，难道不是一条更为安全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钱串子路线？

毕加索的“艺术大师”和“艺术窃贼”的双重身份，其实是合一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的聪明告诉他：偷窃达芬奇的作品难免入狱监禁，只有通过自己作画来分享艺术的财富比较安全；他还发现由于照相器材泛滥成灾，追随达芬奇的古典艺术已经无利可图，要想一本万利必须制造离奇：于是毕加索开始探索如何捕捉商机、自己发行“作为货币收藏的现代绘画艺术的作品”。

（556）

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作为“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开创了社会学这一学科”，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与此同时，孔德还创立“人道教”，并成立了具有宗教色彩的“实证主义学会”——这种双重性表明，社会学其实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现代巫术”；而“实证主义”就是“实证主义学会”这个“教会组织的教义”。

（557）

卡尔·马克思之所以会相信人的“悲惨化”来源于自身的贫困状态——这是因为他马克思自己是依靠他人的施舍来供养的，卡尔马克思作为一个毫无尊严的文丐，连现代社会的智囊和教授都不如，干脆是依靠私人捐助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这就是《资本论》的秘密——《资本论》实际上是“马克思的自传体著作”，是“一个经济不独立的思想家的哀鸣”……一个经济不独立的思想家，其思想能够是独立的吗？

（558）

国民党中国人和共产党中国人之所以接受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不仅因为两党的党徒们和犹太人马克思同为费拉居民；而且因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后半段呼应了《礼记·礼运》的大同理论，甚至“两党中国”之前康有为，也不能免俗——因为“大同理论”正是费拉居民的理想；但是中国如要现代化，就需要和费拉居民的理想保持必要的距离。

（559）

“上层建筑”是思想造成的，还是经济基础造成的？——这很有争议，但是生产方式确实基于一种思想，经济基础因此也是思想的结果——请不要忘记：农业是基于一种思想，工业也是基于一种思想；文字是基于一种思想，信息产业就更是基于一种思想。无论如何，二十世纪欧美思想领域的最为重要的发展——相对主义的兴起——终于冲出了“欧洲中心论”的思想、这当然会加剧“西方的没落”的局势：相对主义是“中年危机”的特征，是文明晚期的精神现象学；这也表现为悲天悯人以及“人道主义”、“弱势关怀”、“动物保护主义”的兴起。

（560）

思想主权的“反应论”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我相信各派哲学的“概念游戏”都体现了一种“特殊处境之下的‘生存反应’（而不是‘观念反映’）的精神形式”。哲学家首先是一只动物！哲学和猪狗的呻吟没有“思想”以外的区别。

第十三章

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的鼻祖

（561）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创造了“适者生存”这一用语，并应用在社会学上，演出了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的惨剧：他的进化理论甚至先于达尔文而发明。这位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的鼻祖，证明进化理论首先不是通过生物学，而是通过社会学提出的——达尔文的灵感来自马尔萨斯就并不奇怪了。这也说明，英国这样一个“绅士国家”在贩卖黑奴和鸦片的同时却创造了进化论思想，说明进化理论的诞生并不是孤立的科学事件，而是殖民主义热烈欢迎的强盗逻辑的延伸：“你要成为绅士么？首先要成为一个流氓！”这再次证明了“理论先于观察”。

（562）

弗洛伊德的“梦”与“压抑”，原本只是维也纳犹太人的愤慨情绪──后来随着西方世界的费拉化，随着全球文明的犹太化，弗洛伊德的“梦”与“压抑”才获得了“世界意义”，这和另外两个犹太学说（资本论与相对论）的流行，是一样的道理……“后现代主义”，正是费拉居民的意识形态。

（563）

“毫无疑问，讲出难言之隐也是严肃的、精神分析的目标。”——这就是要撕下人性的面具、袒露兽性的本真，把所有的民族都变成隔都橱窗里的犹太标本：隔都或叫隔坨区，是西方语言“ghetto”的音译，词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犹太区，现代词义则是市区中少数民族的聚集区；例如“黑人隔都”……“隔都化”是“绅士化”的反义词。而绅士的风度，则是建立在隔都的对应、隔都的卑污之上的。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都神气活现，而回到其本乡本土则威风扫地、失魂落魄、形象猥琐。日本大兵也是如此。

（564）

“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精神？也不尽然——西周诸王的“无逸”、克制饮酒、勤政爱民，也是把国家作为企业来经营的典范，这被孔子总结为“仁”：尽管“仁”作为“企业家精神”是“农业企业”而非“工商业企业”的精神范畴。

“仁”可以被理解为“文王周公所示范的农业企业家精神”，所以孔子祖述他们说“仁者爱人”，也就是说“农业企业家珍惜自己的人力资本”——而“礼”就是“农业企业的公约和守则”。

（565）

“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也就是世俗社会里的成功，是因为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基督教的三个思想：神贫、贞洁、服从；相反，“新教伦理”倒行逆施，通过1让殖民地服从、2破坏他种族的贞洁、实现了3“财富的革命”。

（566）

“财富积累欲望”+“消费禁欲主义”并不=“近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古代中国的吝啬鬼及其典型人物隋文帝杨坚也是如此行事的；现代中国的难民头子毛泽东也酷爱搜刮——但并没有形成所谓的“自发的资本主义”。

（567）

在所谓的“克里斯马”（Charisma，原指古代的宗教先知、战争英雄）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思想的主权；“克里斯马”（Charisma）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就是因为“克里斯马”和受到他们感召驱使的大众，同属于思想的主权：其中虽有主次之分，但其实一致——区别在于，“克里斯马”善于切近思想主权，从而有效地切中了大众的软肋。

提出“克里斯马”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生于1864年4月21日，提出“乌合之众”的勒庞（Gustave Le Bon）生于1841年，他们之间有关“克里斯马——乌合之众”的观念对偶，思想模型几乎完全一样，他们之间到底谁抄袭了谁？

（568）

提出“乌合之众”的勒庞指出：“为了了解那些伟大的宗教、伟大的学说和伟大的帝国的起源，提提名望的事例是有好处的；没有这种名望对群众的影响，这些发展就会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而马克斯·韦伯更喜欢把名望叫做“克里斯马”——从“名望”或“克里斯马”的角度看，死亡并非思想的结束，而是思想的转型，甚至是思想的开始。

在我看来，“克里斯马”似乎是一股生物电流：所以，科西嘉的拿破仑“随心所欲地迫害人，为了一次次的征伐，就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只要你有足够的名望和付诸实施的天才，人们就会允许你这样做”；甚至在他死后，依然阴魂不散，拿破仑如此，他之前的克伦威尔如此，他之后的希特勒、列宁、毛泽东，都是如此：每个民族都需要一个混世魔王来完成其“现代的转型”。

（569）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句话之所以争议不休，是因为这里面的两个“时势”，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前一个时势是“前英雄时代的混沌”，后一个时势是“后英雄时代的秩序”。

（570）

犹太人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年）认为宇宙的进化是一个心理学过程……但他没有明确：首先，宇宙并不存在进化现象，所以进化现象不过是生物的自我观察所得到的自我形象；其次，“生物的自我观察所得到的自我形象”，其实仅仅是一个思想过程——结果柏格森得出了“宇宙大生命”的天方夜谭……好像宇宙也长着一个大脑：柏格森德生命哲学因此成为巨人创世神话的二十世纪版。他哪里懂得，宇宙不是生命主宰着的，而是思想操纵着的……

许多中国人喜欢柏格森，也许因为他是犹太人、和中国人同为费拉民族；更是因为他的生命哲学呼应了《周易》的“生生之谓易”、“君子日新其德”的物我合一——柏格森所说的“生命”，其实就是“变易”，而变易和时间一样，显然是一个“思想”。

第十四章

英国人是德国灭绝营的先行者

（571）

请注意：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人（牛津大学教授F.H.布拉雷德），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德国人（纳粹分子）首先建议——精神病患者和遗传疾病患者及其子女应该都被杀掉；而190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对“关押在收容所里的傻瓜”实施新的严厉处罚、对其进行绝育手术——这比美国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于1882年5月6日签署的《排华法案》还晚二十五年，何况《排华法案》还进入了《美国法典》，不仅仅一项州法律。美国的《印第安人绝育法》直到1932年才被废止，而《排华法案》1943年12月17日通过《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才予以废除，这仅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中美成为战时盟国了。这些歧视性法律的立与废，是“思想决定种族比例”的显著证据——《印第安人绝育法》和《排华法案》的废止，加速了白人比例的下降过程；“西方国家的没落”转化为“欧洲文明的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上述思想的物化形态。

（572）

德国纳粹主义的种族斗争，俄国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都是英国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后果——是思想主权侵入国家主权的后果；而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字狱和思想迫害，则反了过来，是国家主权侵入思想主权的后果——其先驱正是欧洲人对于其他大陆的各族文明的毁灭与改造，是日本学生福泽谕吉（1835—1901年）所追逐的“文明开化”。这个人的头像印在日本钞票上面，给人一个钱串子的印象。

人们只知道“英美思想的有益方面”，不知道“英美思想的有害方面”。英国人是德国灭绝营的先行者，他们在澳洲和美洲的种族灭绝，为欧洲的灭犹太灭斯拉夫，做出了“示范”。

（573）

1907年7月3日，庇护十世颁布《可悲》通谕，谴责了六十五条现代主义派命题；庇护十世的通谕毫无新意，北美的阿米什人（Amish）已经身体力行了好几百年了。（阿米什人是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信徒，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而闻名。他们是德裔瑞士移民后裔组成的传统严密的宗教组织，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是1525年来自瑞士，从门诺派或是重洗派分裂出来的宗派。）

1907年7月3日庇护十世颁布的《可悲》通谕说：“信仰是在意志支配下表现出的一种理智行为”——这与其说是一个思想，不如说是一个告白；与其说是一个实况，不如说是一个谎言，一个支撑台面的“冠冕堂皇的宣传”。信仰不是理智行为，而是相反。

（574）

电影《泰坦尼克号II》讲述的故事是，在纪念泰坦尼克沉没事件一百周年的时候，原海岸警卫队队员海顿又造了一艘巨型客轮泰坦尼克号II，为了赶上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在船体几乎没进行检测的情况，下海首航，起航前往美国，大家在船上载歌载舞、勾心斗角……但在北大西洋遭遇因全球变暖融化的冰川，冰川崩塌带来的巨大海浪给船只带来灭顶之灾……这个故事显示欧洲人一百年来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依然没有学到教训，依然向上帝挑战：不仅继续举办“崇拜奥林匹克魔鬼”的奥运会，而且还用更为古老的、早在古代希腊就惨遭覆灭的提坦巨神来命名自己的船只。这样放肆挑战上帝的结果，后来就众所周知了。

（575）

1910年，美国的达尔文主义者戈达德（H.H.Goddard）的智能测试证明：50—80%普通美国成人的智力年龄在十一岁或更小一些，所以他们属于痴愚者；而多达五分之四的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也属痴愚——这种科学和其他科学相似，都是一种思想，经常体现为“思潮”，就像抽疯流感打摆子一样。

（576）

意义不是通过语言产生出来的，意义是思想里所拥有的；语言不过是把意义呈现了出来，所以，不同的语言所呈现的意义，才可能是相近的：由此可见，语言哲学家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价码，才把他们的研究对象（语言），凌驾于思想之上。

（577）

1914年7月，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指出：协约国为了俄罗斯和塞尔维亚这两个劣等民族而向德国开战，这是一种“反文明”的罪行……好像是为了证明他的论断具有“先见之明”，1915年英国还专门组织了“艺术家步枪队”，并派往法国作战……果然从那以后，西方文明就开始了土崩瓦解、内在空洞的过程。

（578）

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坦白交待说：科学定律就是对试验所得数据的概述，创造出来为的是让人容易理解复杂的数据；由此可见，科学定律同“事实”的联系，远远不如科学定律同“思维”的联系来得密切。

（579）

斯宾格勒的局限甚至肤浅之处，就在于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之“西方”，原来是指德国以西的国家，如法、英、美，而不包括德国，更不包括德国以东的欧洲部分，如传统上属于西方的波兰、匈牙利等天主教国家；斯宾格勒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西方文明”不仅位于德国以西，也位于德国以东，至少应该包括天主教的波兰，后来英法就是为了波兰而开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更遑论德国自己？——如果按照斯宾格勒的划分来谈论“西方的没落”，那西方不仅一战以后没有没落，二战以后也还没有没落，因为美国和苏联甚且在二战以后的冷战中瓜分了世界……德国充其量只是斯巴达或马其顿，它奉行的是天主教及其变种“新教”而非东正教更非回教——德国怎么可能不属于西方呢？“德国不属于西方”这个昏乱的思想，大大加剧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一“西方文明的内战”的残暴程度。

（580）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年）为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年）进行考试舞弊，烧毁试卷、抹煞分数、把第二名改为第一名、盗取奖项和奖金……结果二人皆被称为西方二十世纪的大哲学家——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在操纵事实，这就是“思想创造历史”的铁证。

这个罗素后来访问苏联，会见列宁、托洛茨基和高尔基诸酋，他对共产主义者信仰的目标表示同情——这真是“英国思想的骄傲”：因为此举无疑是让英国经验主义的大餐，加上了俄罗斯教条主义的佐料。

第十五章

思想的力量在操纵事实

（581）

哲学阐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揭示了思想的主权高于思想的记录；“读者决定一切”的背后，是思想的能动性高于思想的权威性：在它之后，现代哲学的潮向，面临一个最剧烈的变革——这意味着将彻底扬弃笛卡尔以来四百年的西方哲学传统。这将标志一种异源的、“结构外的”的思维范式，或执世界思想界之牛耳，使之在整体上不同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传统。

（582）

英美人民（“英语民族”）是通过威廉一世和希特勒去认识尼采和超人哲学的，尼采思想因此成为某种“战争哲学”。这并不离谱，因为尼采本来就是达尔文的思想孙子，是大英帝国殖民哲学的普鲁士王国变种——尼采的祖先是个波兰人，尼采在大学里就迷恋英国的一切，和后来的希特勒一样没有出息。难怪他们会输掉战争。

（583）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能之一，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与法英美民主同盟国争相讨好苏维埃政权，先后与苏维埃政权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与苏联）和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英美及法国残余势力等民主同盟国与苏联）——在远东，其标志是苏联扶植的傀儡国家蒙古和日本扶植的傀儡国家满洲国互相承认并争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以及两个中国作为苏联半殖民地的、迄今为止的分裂状态。

（584）

凯恩斯等人的“保持高水平的就业率是一国的当务之急”的理论，不仅加剧了自然环境的恶化速度，而且也加剧了社会成员的肥胖程度：凯恩斯主义是一场生态灾难。“世界上第一个凯恩斯主义国家是纳粹德国”，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风靡一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是个同性恋爱好者——这也许不是孤立的：他的经济学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同性恋合法化的浪潮，也就席卷全球了。

（585）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政权一堆作家”——不同的朝代豢养了不同的智囊、不同的文人、不同的思潮——“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不需要“独立思考”，而是需要“假装独立思考”，以便为政权赢得“宽容”和“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名。

（586）

1941年，坦普尔（William Temple，1881—1944年）在《公民与教徒》一书中把“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与“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对立起来是缺乏说服力的；但他却在不经意之间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福利国家”必须是一个“战争国家”才能维持下去——“福利国家”必须通过对外战争来获得超级利润；“福利国家”与“战争国家”因此是世界争霸者的两把刀。

坦普尔主教的《基督教与社会秩序》一书，其结论恰恰不是基督教的：“让人间更接近天堂”。因为他完全忽略了人的原罪也就是人性本身才是人间无法成为天堂的决定性原因。事实证明，福利国家除了使人变胖、人口变多以外，还使得人口的素质不断下降——正如大学教育的普及化等于消灭了大学的主要职能，那就是培养社会精英——这其实是毛泽东思想的变态。这种矛盾，就是“思想的方向必然会产生思想的死角”这一命运所决定的。

（587）

1919年，中国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料追求，而完全懵然无知：“科学与民主”已在西方世界遭到了普遍的质疑；1949年，中国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的双料专政，而完全懵然无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已在共产党世界遭到了普遍的质疑；2009年，中国继续以“科学与民主”的幌子加速“污染开发”，而完全懵然无知：“科学与民主的污染开发”已经退出了发达国家，而全面转嫁给了落后国家。

（588）

1920年12月，张东荪指出中国的现状是“四病”交加：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冒充美国博士的胡适偷偷去掉了外国侵略、外力病，又多加了贪污和疾病形成“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1942年英国人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1879－1963年）发表《社会保险报告书》（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明确提出当时社会改革目的就是消灭社会中存在的“五大恶魔”：贫困、疾病、愚昧、肮脏、懒惰，并申明在社会福利建设中，“国家和个人共担责任”。

（589）

胡塞尔的现象学可以说是“难民的哲学”，所以他强调真理最好在“边缘情境”也就是难民状态中把握，他把难民被迫作出“选择和行动”的“非常真实”的时刻，称为“无中介生存”的生命——其典型状态就是鲁滨逊漂流记和二十世纪的集中营。

（590）

思想是会传染的：二战之后法国戴高乐政权对于“通德奸细”的清算斗争，与二战之前德国希特勒政权对于“犹太杂种”的清算，活脱脱一个翻版，尽管多少是褪色的、不那么血红的翻版——有人在二战以后以色列对待阿拉伯人的做法上，也看到了战前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类似做法。其实呢，阿拉伯人以前也是这样对待别人的。

戴高乐寡头统治的代言人，就是标榜独立的萨特及其“思想团伙”，他们给战后的法国补上了“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一课，这不但是法国的，而且是西方文明的“最后一课”。

萨特的“被判处的自由”这一概念，取法于希特勒手下的德国工人阶级：“我们被纳粹剥夺了失业的自由。”——“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天然代表，正如萨特是法国工人阶级的天然代表。

存在主义者的智商根本说不清楚这样一个问题：“‘目的’和‘本质’其实是从‘感觉’中产生的——感觉才是真正的目的，因为是感觉创造了本质。”因为存在主义没有解释：“感觉从哪里来？”

第十六章

权力中心·文化优越·思想果实

（591）

二战之后，欧陆思想中心从德国移到了法国，又从法国已到了英国，最后已到了美国……因为欧陆国家的霸权中心，从德国移到了法国，又从法国移到了英国，最后移到了美国……尽管从精致程度而言，美国并非最佳的思想候选。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维也纳沦为地方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柏林、巴黎甚至伦敦沦为地方性城市——权力中心的转移，带走了文化的优越，思想的果实随之飘零。

（592）

说法国作曲家梅西安（Clivier Messiaen，1908—1992年）的音乐“更接近于东方哲学的‘在’，而非西方哲学的‘变’”——正好与中国哲学强调“变”（周易）、欧洲哲学强调“在”（存在）的实况，颠倒了过来。

（593）

《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这个活报剧，其实写的是“后殖民帝国时代的绝望”，“戈多”（Godot），就是始终没有出场的“帝国游魂”，就是变态的别神（God）.等待他的四个人，两个是帝国思想家，两个是帝国里的芸芸众生，还有一个使者就是谎报帝国依然存在的帝国政治家……后者依靠这一谎报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594）

弗洛姆1955年出版的《健全的社会》宣称：“十九世纪上帝死了，二十世纪人也死了。”——其实上帝和人都没有死，死亡的仅仅是欧洲文明自己对于上帝和人的信仰……帝国已死的空虚感弥漫欧美世界；而“上帝已死”不过是“帝国死亡”的一个隐喻。

（595）

美国总统约翰逊1964年在密歇根大学宣传“伟大社会”的方案，差不多同时，他却在公共场合随地尿尿，这就像他的前任肯尼迪那样言行分裂……这激起了嬉皮士们的民权运动；随着减税计划、学生贷款、医疗补助、住房津贴、最低工资的步步深入，半个世纪以后，美国国债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伟大社会”露出了“伟大泡沫”的本相。

自由主义的含义在二十世纪被偷换了——从十九世纪的经济自由和自由贸易变成了二十世纪政治干预之下的平等：其实，平等是“社会主义”，正如博爱是“专制主义”。

（596）

《海特性学报告》是一个模特儿做出来的：在三千份问卷答案的基础上，总结写作而成，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可是有人发现，这个三千份答案，是从十万份问卷中筛选出来的——《海特报告》实际上只有百分之三的统计学意义！这就思想在宰割事实。

（597）

1960年代的西方社会开始的“反正统文化”，其实是一种更为古老的正统文化：一种来源于东方文明的传统复活——这是对于1300年开始的文艺复兴（1300—1600年）的历史性的反攻倒算……将近七百年的时间终于逆转……

（598）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是一对难兄难弟，作为法德两国的犹太难民的最后避难所，这是回光返照：他们试图混合两个犹太思想家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想要抓住业已失去的世界帝国——弗洛伊德代表的二十世纪心理学，“主要奠基于那些没有获得观察证据支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后来还反过来被“社会主义国家”和“福利国家”逐一破产的大量证据给完全证伪了。

（599）

根据英国的人口普查，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宣称自己“无信仰”的人数从2001年的600万增加到2011年的1410万。这也让英格兰和威尔士成为西方世界中两个“最没有宗教信仰的地区”……这种雪崩现象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无神论的“教会”。“无神论教会”的存在，说明人有“聚会崇拜”的需要……就像现代歌迷与体育狂热，其实和纳粹党徒与文革群众的内心是相通的——那就是“人需要聚在一起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的气功热、广场舞，也是其同类项。无神论者的“崇拜聚会”也会低头沉思生命的奇妙，也会认识到人生如此短暂，万事皆空；也谈到他们在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后每逢周日早晨的空虚和无聊……他们喜欢这样的聚会带来的归宿感，只是不喜欢传统宗教的陈旧内容。

（600）

有些无信仰者担心，无神论最后也会发展成一种宗教，有其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也有自己任命的高级牧师；有的聚会者指出，如果聚会长此以往，组织者应该设定出规章架构和人生观；与隔壁的两家福音教堂信众稀少相比，无神论聚会似乎更为“成功”……不过在福音教堂宣讲了三十年的主教却不觉得无神论的聚会有何威胁，他预言这些人对灵性的追求最终将引导他们走向上帝：“他们怎么都得有个出发点啊！”他没有反省为何会出现这种流失现象——无神论者为自己列出了十大美德，还认为无神论应该有自己的教堂；不过无神论始终无法提供神秘，无法满足人类对于神秘事物的好奇，尽管“无神论和有神论都是一种思想的形式”。

第十七章

考古学家和盗墓贼的区别

（601）

哈耶克的浅薄之处就在于他认为民主是“保护国内和平和个人自由的工具”；而完全不懂民主是“对外国际竞争和对内社会动员的工具”，不懂只有“多国环境”才能保障民主的存在与价值——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ABC的历史常识，所以才看得见：当罗马共和国统一了文明世界之后，民主就遭到了取缔，因为民主政治在大一统局面之下，已经成为多余的摆设与奢侈品了；特权阶层已经不需要平民帮助他们去打天下了。

（602）

卡尔·波普的错误就在于他把“历史”与“历史的解释”划上了等号──其结果就是成了他所批评的柏拉图的变形，而且他那比之柏拉图的“理念”更加荒唐的“铁的规律”，完全是一种“犹太化的柏拉图主义”……难怪他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目标，甚至认为《共产党宣言》所列出的许多规划，在现代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看来，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并不贫困，它正在支配其反对者卡尔·波普的脑袋呢。卡尔·马克思是思想者的魔头，卡尔·波普是思想者的魔尾：变节的犹太人从来都是思想界的死亡使者。

（603）

“宗教陈述不能以一种能够被证伪的方式来表达……波普建立有意义的证伪标准的意图，却被证明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人们所称的‘附加悖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任何武断的形而上学假说都可以与一个被证伪的理论吻合，这就严重削弱了波普思路的力量。”如此看来，证伪理论本身，因此可以成为最好的证伪对象了。

（604）

“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这是一个劫后余生的欧洲犹太人德波顿（Alain de Botton，1969年）所能领悟的欧洲哲学：与世不合的苏格拉底、缺少钱财的伊壁鸠鲁、受到挫折的塞内加、有缺陷的蒙田、伤心的叔本华、困难的尼采……写给无神论者的“无神论者的宗教”，充分体现了犹太人自己的“身份焦虑”，并且因此亟需“哲学的慰藉”。

（605）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自由意志”的徒子，是“选择”的徒孙；“存在先于本质”的那个“本质”，是人们认识到的本质，也就是“小本质”——还有一个“大本质”，就是创造了存在的那个本质，是存在主义者无法认知的。

存在主义者就好像小教会（Local Church）：他们攻击大教会，但是攻击完了呢？他们自己就开始把自己的小教会建设成为大教会了。存在主义攻击本质、规则，但是攻击完了呢？他们还是并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种本质和规则的延伸；当“存在主义”出现的时候，“存在”就变成了“主义”，“存在”就被“主义”异化了甚至消融了。

（606）

“他人的凝视”，使“自我”成为“他者”，这就是“异化”的开始——这种“心理异化”，比“社会经济的异化”开始更早，而且是一切文明的始基。我认为，对于自我来说他者其实是“可知”的：我们假定他者具有意识、他者的意识与我们完全相同；我们同样断定，他者的行为和语言可靠地反映了他者的意识，因为他者完全内在于自我，对于自我和自我思想具有化约性。——这就是社会压力的形成机制，有人揍了你一拳，你就知道了。

（607）

与世隔绝就与神相遇了，遭人背弃才有希望拥抱思想的主权；“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上帝垂怜、与神同在”的时候，就是“思想呈现”，就是“意志的胜利”。佛教拥有慈悲的力量，但缺乏扩张的力量和牺牲的能量，因为它缺乏耶稣基督，缺乏那样的思想；但这种意义上，佛教并不是完整的思想力量。

（608）

人多势众，并不能证明思想主权的同在；再多的人都是会死光的，思想主权却不会死去。在思想的世界里， 一呼百应只是黔驴技穷的体现。

（609）

在思想的世界里，是少数人在驱动多数人，但真理也并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那些少数人之所以能驱动多数人，更是无关于真理与谬误。

（610）

考古学家和盗墓贼的区别：前者是“双轮驱动”（金钱与学术）的，后者是“一轮驱动”（金钱）的——所以在“系统化毁灭古人的安息”方面，考古学家比盗墓贼更加危险。

第十八章

佛像就是吸毒者的忘我形象

（611）

儒家说“食色性也”，排除了人的形而上性质。其实人在食色的性质之上，另有一个形而上的性质，儒家不了解这一点，就把人性简单化了。自然的，过于自然的儒家，与自然主义的道家异曲同工，都是无法缔造文明的深度，于是佛教才得以登堂入室于第二期中国文明。

（612）

而从儒家的角度批判佛教则可以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似乎从反面说明：“好色者好德，无色者亦无德也。”因为，连微生物都有性行为，都注重色相，以便推动有性生殖的基因交换。连性别都没有了，怎么可能具有人类的德行呢？反观无性克隆，这些克隆大多都是“英年早逝”，这或许也应验了“有性繁殖后代适应性更强、有性繁殖昂贵但值得”的结论。

（613）

人的官能可以捕捉的世界，应该不到世界本身的百分之几，这是由人类先天的感官局限造成的。那么，在人的感觉世界以外的巨大广延，是什么呢？听之不能闻，视而不能见，那就是无了？但这无不是没有，而是人的感觉世界以外的广延，这也可以被叫做天国。或其他什么。

（614）

“酒神精神”就是“吸毒幻觉”：尼采哲学之所以风靡现代中国，本质上因为那也是一种“东方哲学”，一种佛教的、印度教的甚至拜火教的混合主义，当然还要加上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及其强权政治、炮舰政策。这尤其受到后进社会、被殖民地里渴望翻身被解放者们的欢迎。从这种角度去看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那是嬉皮士的幽默和玩笑，尼采的超人也就是一个嬉皮士，他的酒神精神就是吸毒的幻觉。大英百科全书的条目作者曾经说，尼采哲学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宗教精神，其实这就是印度教的纵欲主义的精神，这在美国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中得到了回应。美国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与中国同期的红卫兵运动，形异而神通，都是彻底反传统的，犹如马恩的怀疑一切与尼采的偶像破坏。

（615）

《楚辞》，那是一种文明灭亡的绝唱、天鹅之死的哀歌，故能击中千万年的人心，也许能够直到所有文明的末日——甚至后来亡国的李后主，也无法在绝望等方面后来居上；因为李后主只是亡国了，屈原还是亡文明、亡天下了。

如果汉朝没有取代秦朝，《楚辞》就会湮灭无闻，在这种意义上，文盲的刘邦也许倒比屈原更接近“灵魂工程师”的角色：“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就是“思想的主权”。“社会学家托马斯的情境定义：一个人对情境的主观解释（或定义）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在任何自觉行为之前，总有一个审视和考虑的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情境定义。一套支配人们行为、调节个人愿望的道德法规是通过连续的情境定义才建立起来的。情境定义的概念使人们在环境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有一个人类行为特有的解释、选择、判断等主观心理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托马斯强调，知道人们实际上怎样想，要比知道他们所想的内容，在客观知识意义上的真伪更重要的缘故。”托马斯不懂的是，客观知识在实际上并不存在。

（616）

步行街的教堂商业化了，装修豪华，大屏幕上放着广告，里面还有高级餐厅……有人说，这是一种对神的侮辱。不过呢，神，却是人没法侮辱的，人只能侮辱另外一些人有关神的观念。要是人能侮辱神，那不就与神同等了么？这可是人不做到的，人最多只是侮辱了自己有关神的想法，我们甚至连太阳也无法侮辱，也无法侮辱物理学。至于宗教的生意，总是会有人做的；但终极的神秘和这些地方与人物，毫无关系，不会被浮尘污染的。

（617）

“使列国归向你”，还是“使列国归向我”？其实，信仰神明主要还是为了自己好。当然，遵守上帝的诫命要比征服世界更难。但神秘，也需要深入人间的意识，尽管那一直在人间，并不断塑造了人间及其意识。

（618）

对于思想家来说，信仰祈福教，本质上是一个思想的堕落，也就是说，是陷入了思想上的循规蹈矩。一个思想家，既要信仰基督教，又不陷入思想的堕落，只有重拾天国思想，向不可能永葆的世俗幸福，说再见。

（619）

“我可以恨上帝，但不能恨耶稣基督，因为他牺牲了自己，我不能亏欠他的宝血。”——于是我知道了，人们常用“上帝”来指代众神，甚至是指代魔鬼。“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佛像，类似吸毒者的忘我形象；只有基督受难的形象，才是人生的真实写照。——这是我在苦闷抽烟的时候，得到的亲身感受！这是两种存在，梦幻与现实：麻醉与苦行，尽管似乎都是为了“应对人生的终极苦难”。“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

（620）

桂冠与荆冠，这就是异教与基督教的区别所在；吸血与送命，这就是异教与基督教的区别所在。“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第十九章

我的著作充满“错误”

（621）

“功德圆满时候，回天受封菩萨。”——这才是不可救药的虚无主义。回到老家，这是多么乏味的事情。回到某种可以追求的完满状态，这就是佛教和诺斯替派的无聊。

（622）

“找”和“我”，到底差在哪里？差在一撇，那一撇，就是思想。无思想之撇，人就在“找”，有了思想（之撇），就有了“我”。

（623）

自然发生的事情也是按照自然的编码或上帝的旨意运行的，那也许不是基于人类的思想构造，但却是与人类的思想构造同一构造的，否则世界就无法被我们所理解了。

（624）

“世界是我的表象。”——英国人罗素就不懂这点一点，所以他嘲笑说这话的叔本华：“好在叔本华没有结婚，否则他的妻子就会质问他，妻子是否只是丈夫的表象？”结婚好几次的罗素竟然不能理解或假装不能理解：只要一个男人不认为一个女人是他的妻子，那么这个女人就会变得不再是他的妻子了。实际上在我看来：“世界连我的表象都够不上，世界只是我的思想。”“意志不是世界的本质，意志只是一个思想。除此以外，世界上还有许多思想，所以再强权的意志无法成为宇宙创造的终极力量。”

进一步而言，我的思想其实也并非“真的”，我的思想它只是一个过程；所以，世界也非“真的”，世界它只是一个过程。

（625）

当我输掉了人生，我才赢得人生的真谛；愿我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后来者的祝福——司马迁《报任安书》所列举的那些人物，其生平岂不也是依据了这一原理。

我的著作像所有的人类的著作一样，充满了“错误”，也就是“人类思想的结果”。我愿意相信：在所有的人类文献中，只有《新旧约全书》是例外的天启。但愿我的著作，也仅仅是在揭示这一点；我用文字去抵消文字，用批判去抵消批判——以便去除挡住了神圣之光的遮蔽物。

（626）

一切都是空的，因为一切都是过程；但只有上帝不是空的、不是过程——因为上帝不是存在，而是创造了这瞬息万变的一切过程一切空；这说明，除了我们的信仰对象，没有任何的实在；因为只有并非实在的信仰，可以逃避实在的检验。

（627）

穷得只剩下上帝的人，是最为富足的，因为人在这世界上什么也带不走。万般现象，最终都是南柯一梦，天上的一枕黄粱也尚未成熟呢。

（628）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为什么？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亡羊不补牢也是犹未为晚的，为什么？还是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

（629）

圣人不是自己想做的，而是命运逼迫他做的，被逼无奈，想不做也不行，就像监狱里的罪犯一样，不是自己想进去的，想出来也不行。所以圣经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以赛亚书》）

（630）

耶稣是绝版：“父阿，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在他以前的都是贼，都是强盗：“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

在他以后的都是狼：“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另起一页）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

“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学科·外篇”用对话方式阐述对于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

第一章

上帝的基因与上帝的思想

（631）

大自然的“3G”：Genes（基因）、Genesis（创世记）、God（上帝）。

“上帝基因（The God  Gene）的作者利用人格测试推断：一种被叫做‘超越自我’的性格特征在同一家庭成员及双胞胎中表现出遗传性……一种特殊的基因变异，‘VMAT2’，与表现出较高的‘超越自我’性格有关。”谢选骏指出：这样的家族显然适合作为宗教领袖或是立宪君主的候选者。

（632）

“当今流行的大爆炸理论解释了宇宙如何从几乎无穷小的核心开始扩张，这个理论与早期的创世神话有诸多相似；在大爆炸为空间重新分配物质之前，物质就已经存在。”谢选骏指出：我查过《圣经·创世记》，上面只有一句话谈到“创世之初”，而没有涉及到“物质就已经存在”：“起初神创造天地。”——从“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看来，物质可能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已经存在，但也可能并不存在，而是在“神创造天地”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而断言“物质就已经存在”，显然只是因为柏拉图，因为“柏拉图的创造神并非从虚无中开始创造，而是重新安排已经存在的事物”。这是典型的自然神话而非创造论。

（633）

“物理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都是研究普遍规律的科学，而生物史则是地球独有的；即使别处有生命（我们可以如此期望，但对只有很少的证据），我们也不期望能找到三叶虫、恐龙或老虎、尼安德特人……它们是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更像是故事，而不是规律。”谢选骏指出：这是思想在观察和叙述其自身。其实，故事也都是有规律的，甚至可以分为几百个类型。

（634）

“生物学中没有‘绝对现象’，一切东西都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一个有任何持久的有效性……每一个生物现象本质上都是历史现象，在生命的无限的整个综合中的一个独特的情况。正式在这种历史性中，最惊人的创生发生了，这就是生命的巨大复杂性。”谢选骏指出：比生命更复杂的，是那种促使生命诞生的“机制”、“条件”、“原因”。

“为什么同样的物质，它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有秩序地显示并可重复、具有比较简单的性质，但当它进入生命机体的轨道，就以最惊人的方式安排自身？”谢选骏指出：因为，“任何一个活细胞，都带有它的祖先几十亿年来试验的经验。”由此可见，世上没有纯洁的生命，一切生存都是复杂的、诡谲多变的。

（635）

“凡是人的头脑所能设想出来的，似乎无所不能实现。”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和现实世界，具有同源的性质、同构的来历。所以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也是思想的卓越之处。

“人类还不大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类的潜在的局限和弱点，或者说是还不大意识到他们的活动常常随意给他们自身的神性蒙上了神经质和犯罪的性质。”谢选骏指出：不是“人自身的神性蒙上了神经质和犯罪的性质”，而是“人自身不可能具有神性而只可能具有神经质和犯罪的性质”；除非，你把这种神经质（“神”）和犯罪的性质（“性”）叫做“神性”。

（636）

“地球物理学和地球化学的材料，把自身组织进生物分子，组织进生物机体；所以，创造性并非从生物学开始，它已潜在于先驱的材料中。”谢选骏指出：这种表达，和《圣经创世记》中所说的其实没有区别。

“进化的创生需要信息去创造并显示出地球上的多样而又复杂的生命形式，这通过把价值纳入生命机体的自我而实现，随着这些自我整合为家族、种族和物种的谱系而实现。”谢选骏指出：这些“信息”与“价值”，其实都是“思想”的一部分。

“同一性问题，这也是一个‘整合’问题……当我们谈到人类的文化时，同一性就变得更为复杂；在某些文化中，人们最认同的是家族；在另一些文化中，则认同部族或氏族，认同民族国家或有共同意识的伙伴，或是他们共同为之服务的事业，或是他们居住的山川；宗教的同一性也可能与其它服务者相关，与教会、上帝，婆罗门或道有关。”谢选骏指出：现代中国的特殊在：缺乏同一性，而其古代的同一性又不同于当今世界的主流；以致中国举足无措、进退失据。

“即使一个克隆体有新的相同的物质，其原子还是与原生物的原子不同的；生物体毕竟不能生殖它们严格的自我，一个克隆体是一个不同的自我。”谢选骏指出：尘埃未定，新的伦理学已经出现了。

“一个个体的生物学同一性，在观念上开始于它出生于世界上，持续到它死亡，在此期间有反复的物质更新……长期维持躯体同一性是不可能的，人们会衰老和死亡，所以必须生殖。”谢选骏指出：学习和思考也是如此，人必须和健忘与迟钝进行斗争，来维持自己的智能和思想。

（637）

“在自然史的整个剧本中，同一性是很多层次的动态现象；生物的同一性与生物的休戚相关形象混合；在基因所属的地方，也即基因有固定的适合地位之处，基因可以因共生关系而变化。”谢选骏指出：社会组织似乎也有这个特性，个体可以因共生关系而变化，但这种改变是有限度的，无法违反基本人性。

“共生联系是地球上生命的中心议题，共生是对进化变革的主要贡献者，承认这一点，现在正是时候。”谢选骏指出：这主要是因为，现代世界已经个人主义所分裂的过于细致了，以致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已经无法达成一致。

“个别生物机体具有的唯一能力是要‘为自己谋利’，保卫它的自我和它的类  ，但事实是生态系统需要生物机体互相合作，在它对处境的依赖性、资源以及其它限制的条件下运作，是在同它周围的其它东西一起运作这个意义上合作。”谢选骏指出：主人和奴隶也要合作，不能一味斗争。食客和食物也要合作，不能只吃不种。

（638）

“基因的证据表明，人类和黑猩猩的谱系大约五百万至七百万年前分离，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化石材料非常少，仅存的证据也互相矛盾，因此， 除了说‘人类确实来自于大猿这个队伍’之外，我们对于这段时期的人类历史确实无法做出太多的论述。”谢选骏指出：这样“人类起源的科学结论”显然存在许多臆断的成分；而臆断恰恰是人类思想的基础。

“基因瓶颈的出现往往导致某一人种的终结，如同那些关于谁能够繁殖后代、谁不能的不幸意外一样，例如，在种群内部所有成员中传递先天性疾病。”谢选骏指出：种族会因为先天疾病而走向自杀，文明也会因为先天限制而走上不归之途：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文明都注定衰落和灭亡的答案所在。

“在进化历史中，我们不是唯一的人种，而我们现在能够统治这个星球，真是一场幸运的意外。”谢选骏指出：既然这是基于“幸运的意外”，那么总有一天幸运会结束，更不用说不幸的意外还会降临……把这一切幸运的意外完全彻底结束掉。好自为之吧，氓之蚩蚩的人类。

（639）

“人类和其他灵长类（或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人类大脑最明显的发育过程是在出生之后的……孩子的大脑并非只是一个等着经验来填充的空荡荡的容器，他们早就准备好接触这个世界，并且积极地与世界交流。”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唯心主义”的科学基础。

“人类在改良了第一种农作物后定居了下来，而领主制度和巨石建筑接踵而至。”谢选骏指出：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但是，农作物又是从何产生的呢？从思想；而从农业模式进入工业模式，也是通过思想……因此，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思想决定上层建筑”、“思想决定经济基础”。

（640）

在基因与行为关系的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会拿到一幅特定的牌，最终都有翻牌揭底的时刻，但是怎样出牌却取决于我们自己。”谢选骏指出：实际上，我们手里的牌，多多少少决定了我们如何出牌；虽然不同的人出牌的方式大相径庭，但那不也是由基因决定了的？

“基因的差异”，可以理解为“思想的差异”，即造物主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所运用的那种思想在具体运行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在太平洋的其它部分，探险家带回太平洋人种里的优秀样本，钦佩者立即将他们归类为‘高贵野蛮人’的样本，也就是说，在道德上受敬佩，未必一定是白人，未必一定是西方人，未必一定是基督教徒，或欧洲人常认为‘文明的’社会习俗或知识传统的教育样本。”谢选骏指出：也就是说，相近的基因多少可以突破文化的限制、教育的樊篱，让人们彼此观照，甚至心心相印。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具有共同的人类祖先：“耶鲁大学的遗传学家肯尼斯·凯德做过这样的计算——每一代有两个前辈（大约每25年产生一代），这样回溯500年，每个人有100万个以上的前辈，如果回到诺曼底人入侵英格兰的时代，我们会有一万亿个以上的祖先，而这个数字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存在人数的总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他的计算错在什么地方？上面的计算中出错的不是计算器，而是计算时所设定的条件：每个人都完全独立，这个假设条件是错误的……很显然，人们肯定有大量的共同祖先，否则无法对上面一万亿的数字做出解释。事实上，每产生新一代时，其先辈的数量应当乘以一个小于2的数，而且对大多数人而言，所乘的数非常接近于1。”

来自上帝的基因其实就是上帝的思想。

第二章

人活着不是为了“认识世界”

（641）

“我们的眼睛并不向大脑呈现一种完全逼真的外部世界的图像，或是随时传递一种精确动感的图像；我们的大脑构造一个不断更新的模型：通过视神经不断发送的脉冲而更新，同时又加以重构；视觉方面的错觉就生动提醒了我们这一点。”谢选骏指出：人活着不是为了“认识世界”，而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这就是人类生存在根本上的“无意义性”和“无目的性”之所在。为了克服这一绝望，人们必须依靠宗教的武装。

“同一雕塑翻制的一凹一凸两张面具，当观众离它们一定距离并来回走动注视它们时，那张凹面具似乎在转动头部一直注视着你。……例如，两个颜色棒先是相向而动，而后似乎是彼此碰撞，交换了颜色然后向反方向而动。但如果你拖动下面的移动条，把背景颜色换到灰色，两个颜色棒看上去更像是穿过彼此。”谢选骏指出：这个错觉就向我们展现了特征可以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整合；整合问题是神经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的大脑可以同时独立地处理颜色，运动和其他各种特征，但是知觉的最终结果总是一个整体的物体。

“大脑模拟软件具有极为强大的力量，它能构筑极为逼真的‘视觉’和极具威力的神咒。”谢选骏指出：作者似乎不知，这也是现代科学的重要基础。

（642）

“观察的行为改变着被观察的对象：即使观察像电子那么小的物体，也必须粉碎那块玻璃；观察者必须深入其间进行研究，必须安置好他所选用的测量仪器……不仅如此，他所选用的测量方法还改变着电子的存在状态，进行观测之后的宇宙较先前大为改观……人类学家们都知道，当他们对某一部落进行研究时，该部落成员的行为会因下面这个事实而改变：即他们知道他们正处在别人的观察之下。”谢选骏指出：所以，表演意识不仅是演员特有的，甚至也不仅仅是人类所特有的。

（643）

“科学家将普朗克天文望远镜收集到的辐射数据制成宇宙地图，发现宇宙南部集中了更多的宇宙微波辐射，这意味着我们所在的宇宙可能还受到另一个平行存在宇宙的重力吸引，这再次证明我们的世界之外，可能还存在一个平行宇宙。”谢选骏指出：这使得我们所见世界的重要性大为降低，并给终极的虚无主义创造了一个更为坚实的事实基础。

（644）

思想的传染性：“拥有这种非凡经历的人，越是去看用外星人绑架观点来解释同样经历人的故事，他们就越有可能把自己的经历也转变成遭到绑架的故事。”谢选骏指出：思想创造事实。

（645）

“遭遇和挑战对于文明的整体作用，并不亚于对于某人的个体作用；而且在城市中，更容易在有效规模和充分连续的基础上，通过互相影响和交易，产生提议和对应。”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广义的“对话”，不仅是哲学的，宗教的，心灵世界的；而且是科学的，技术的，社会治理的……

（646）

“西方科学提供了可靠的承诺：知识是固定的，因为知识与观察一致、实现了语言、经受了考验、；中国的革命者实际上认为科学是一种信仰，是替代儒家思想的‘科学思想’。”谢选骏指出：难怪“科学社会主义”会在各个破产国家造成一个个人间地狱。

“虽然科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奇怪的是科学却被证明具有自我破坏的性质；甚至在科学传播的同时，科学也滋长幻灭情绪：科学揭示出一个混乱的宇宙，科学的干预常出差错，最终的结果难以预料……西方科学主导了二十世纪，但在世界结束时，西方的影响所排斥或掩盖的非主流传统却悄然复苏。”谢选骏指出：难怪“科学方法”会造成共产劳改营、纳粹灭绝营、热核战争、道德瓦解。

“像大多数科学研究一样，整个过程完全没有天衣无缝的步骤，也没有完美预定的目标，没有什么理性的策略，却更像是一系列微小的跳跃，每次都是靠机会、人际关系、必需的经费，甚至受伤。”谢选骏指出：科学不是逻辑的结果，往往是超越逻辑的结果。

（647）

“科学似乎模糊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界限，甚至模糊了人和机器的界限；科学似乎攫取了人类的灵魂，并以基因取代了灵魂；科学似乎使自由变得不可能，减少了道德选择对进化的偶发事件或基因的决定选项应有的影响。”谢选骏指出：科学到底是强化了人的力量，还是削弱了人的力量？看来英雄之死不是死于群众的毒手，而是死于科学技术的毒焰。

“科学把人变成了试验的科目。”谢选骏指出：科学把人民变成了小白鼠，科学家像屠夫对待牲口那样对待人类：他们就这样以一种相反的方式实现了达尔文和尼采的“超人”之梦；进化论导致人的社会的进步，同时却导致人的自身的退化。

（648）

“科学没有使人们变得更好，相反，科学加强了人们变坏的能力；科学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好处’，而使西方强权不成比例地强悍。”谢选骏指出：民主也是如此，西方的民主灭绝了许多原始民族，并与科学一起构成了“科学与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大时代，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全球所有社会的道德基础。

（649）

“科学在理智上把宇宙变得让多数人不可理解，这样做实际上刺激了宗教的复兴；量子科学鼓励神秘主义的复兴，借用英国神学家格里芬自创的说法，这是科学‘再施魔法’……运动我们无法衡量，事件我们无法追踪，原因我们不能追查，这一切似乎纵容形而上学，甚至纵容超自然解释。”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科学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非万能的；“科学与民主”也并非通往理想社会的不二法门。

有人说，“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思想星期之前，无神论一直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出于对中国文明的完全无知：儒学的主流甚至佛教的上流，都是倾向于不可知论或无神论的，甚至道家也是如此……因此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可以反过来说，“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思想星期之前，无神论一直在中国社会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甚至在先秦的“神话历史化”过程中，就十分明显了。

（650）

“亚当和夏娃是上帝用伊甸园里尘土创造出来的只能是历史人物”（创造论）和“其他物种的后裔”（进化论）——在“思想的主权”的框架上，我看不出这两者有何分别？毕竟，“其他物种的后裔”比“伊甸园里尘土”，还更接近生命的意蕴。

“我们所观察的宇宙，既无设计，也无目的，谈不上善恶，除了毫无怜悯之心的冷淡和盲目之外，它一无所有。”（道金斯）──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是典型的“以动物行为学来解释人类的思想”。科学家为什么不去创办儿童主日学、福利救济站、临终关怀所？因为科学和科学家们遵循了他们心中的宇宙楷模：“既无设计，也无目的，谈不上善恶，除了毫无怜悯之心的冷淡和盲目之外，它一无所有。”

第三章

不同的种族只能彼此灭绝

（651）

“有神论的进化论”，自称“既能与科学保持一致，又能在灵性上令人感到满意”，其实，“有神论的进化论”只是把“上帝的大能”降低到了达尔文主义的水平。“魔鬼的真理”，就是“我们应该审慎地让自己对每一条真理之光都保持开放的心态”；这相当于对一切异体蛋白都不设防。

（652）

我看不出“微观进化论”与“宏观进化论”的区别：“微观进化”是指物种内部的变化，“宏观进化”是指一个物种通过进化转变成为另外一个物种——“物种内部”和“物种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物种内部可以基因交流”，“物种之间无法基因交流”。人种之间也是如此，如果不同的种族无法混血，就只能彼此灭绝了。

（653）

“近两个世纪，进化起了意识形态作用，犹如一种世俗的宗教，‘进步教’。……今天，更‘成熟’的、没有偏见的科学家已经从进化史中排除了进步，‘进化无处可去，只是缓慢地原地踏步’……因为这种选择不是为了进步，这种选择只为了生存。”谢选骏指出：上述结论的含义是否有些恐怖的意味：进步既然不再可能，而我们又已经生存过了，那么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呢？

“类比的事物本身不能成为证据，它们仅仅是修辞的工具。”谢选骏指出：既然如此，那么进化论又如何能够成立呢？除非，进化论仅仅是一种修辞的工具。

“年轻地球创世论”的出现，仅仅是为了对抗“把科学理论宗教化的趋势”——人是需要宗教的，如果没了宗教，就会把科学拿来，当作宗教使用。

（654）

人类从古埃及时代就试图解梦，但日本研究人员称他们找到了解读人类夜间脑部活动的更直接的方法：他们让一些志愿者进入梦乡，然后利用MRI磁共振扫描仪监视他们的脑电波，三名志愿者在睡眠后不久就被叫醒，让他们描绘自己的梦境；科学家对每名志愿者进行了两百多次重复试验，并根据他们描绘的梦中物件制作了一个数据库，然后分别归纳分类……例如如果做梦者梦中出现饭店、房子以及建筑物，研究人员就把这类归为“结构”，然后再对志愿者进行脑扫描，之后把他们叫醒后，让他们看计算机上的脑图像……经过这样的反复核对、验证，科学家可以找出具体的脑部活动形态与实际的图像相吻合，他们告诉《科学杂志》，经过反复的试验，他们可以大致猜出志愿者所做的是什么梦，准确性达到60%——但是日本人忽略了：他们只能读出梦中的硬件却读不出梦中的软件，也就是说，读不出梦中的思想，无法揭开梦想的秘密；难怪英国牛津的科学家表示，这距离那种所谓的能够“解梦”的机器还很遥远，并且，一台解梦机也不可能解读所有人的梦……英国人和日本人的这一区别，显示了“思想”的存在与否：英国人是一个富有思考能力的民族，日本人是一个缺乏思考能力的民族。

（655）

“证人在法庭上讲出‘全部事实’，但对历史学家而言，听取这样的誓言充满风险；因为我们看到的过去只是一鳞半爪，许多盲点造成的黑暗使我们特定的观点遭到曲解。”谢选骏指出：这段话的错误在于：它依然给人以“乐观”的错觉，让人误以为自己还是可能摆脱认识的盲点；它不能彻底理解，“历史”只能是“思想的总结”，而不能是“客观的事实”（无论它多么完整）。

 （656）

“如果想接近图画的全景，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看法，转换我们的观察视角，避开或摆脱矛盾的观点，像观者那样看世界。”谢选骏指出：这里的错误依然是，“图画的全景”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客观的真相”；所以说，“在所有可能的视角中，最大胆的就是虚构”……虚构就是思想，就是创造，就是无中生有。

（657）

“视野孕育思想，思想决定未来”这句口号中的“思想”，是“小思想”，也就是“人的思想”；而不是“大思想”，也就是“宇宙的思想”——实际上，不是“思想决定未来”，而是“未来呈现思想”；不是“视野孕育思想”，而是“思想创造视野”。

（658）

“理论都像一套套的衣服，它们或多或少必须适合于数据材料，但很大一部分取决你要如何打扮。”谢选骏指出：但有的理论却不是，它们不是为了适合人的身材，而是为了适合观众的需要，那就是戏剧服装、仪式服装、鬼怪服装。乌托邦理论也是如此。

（659）

“一只灰雌熊不是为了健康而怀小熊，正如一个妇女需要孩子不是为了自身的健康一样。……一个雌性动物有乳腺，一个雄性动物有睾丸，不是因为它们的功能和要保存它们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了保卫更大范围的生命谱系的延续。”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利他主义”的由来或曰“种族利己主义”的奥秘。

这是因为“在生物机体的层次，自我保存是一场很快就要输掉的赌博，一个生物机体真正能够传递给未来的后代的一切，都是它自己的基因要素，是自我的碎片，或者，用我们爱好的词汇，是它自身的‘部分’或‘股份’。”谢选骏指出：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即使传递成功也是徒劳无益的，这就是“轮回”观念的所指。

“整个生物机体的生命是短暂的，与个体相比，基因更看重物种；单个的现在活着的生物机体是注定要死的，能从过去传到未来的是它的种类。”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种族主义”、“超然忘我”的生物学基础。

（660）

“90%的哺乳动物是一夫多妻制的，也就是一个雄性搭配多个雌性，雄性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的雌性，避免其他竞争对手接近；然而，动物的一夫一妻制就非常少见，只有犬科动物实行这样的规则。”谢选骏指出：怪不得现代人这么喜欢犬科动物，可能是把它们当作了自己的学习榜样；但是，仍有“80%的文化允许或赞同一夫多妻制”。

一夫一妻制度的恶果：“加拿大的杀婴数据显示，与继父或继母一起生活的孩子，遭受的致命虐待的比率，比和双亲一起居住的同龄孩子高出六十倍，并且几乎都是由继父或继母对孩子施虐。”谢选骏指出：这就是一夫一妻制度的恶果之一，因为一夫一妻制强化了排他性和嫉妒心，结果削弱了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

“在十九世纪的德国，父亲刚过世、母亲随即再嫁的孩子非常有可能死亡；令人惊讶的是，孩子的死去通常发生在母亲再婚之前；根据这个结果，或许可以推测，年轻的寡妇为了拓宽自己再婚的前景而选择杀害自己的孩子，因为没有孩子的寡妇比起带着拖油瓶的寡妇来说，有着更好的再婚条件。”谢选骏指出：多么野蛮的德国，仅仅在一百多年前；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野蛮社会里产生的野蛮思想。

“巴拉圭的阿彻族人之中，一个孩子的父亲如果去世的话，就会大大增加他在十五岁以前的死亡可能性，死亡的原因通常是被那个与寡妇结婚的男人蓄意杀害，这些男人也很坦然地表示，他们不想耗费自己的资源来抚养其他男人的孩子。”——如果在母系社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美国黑人社会中，也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男人不必对家庭负责供养。

“在欧洲，妻子婚后改随夫姓的习俗，正是父系社会的产物。父系社会的一个特点，是男性保持稳定，而女性要加入新的家庭或部落。这似乎与人的本性相反，比起女人，男人难道不是更愿意过动荡的生活吗？”谢选骏指出：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新的研究表明，男子成家后多在居住地周围，而女子反而倾向于嫁到远方；不仅人类如此，猿类也有这个特点……男人的远走他乡，多是出自被逼无奈的冒险，而不是天性使然；所以苏秦说，假若当初家有二亩薄田，他就无法佩上六国相印了。

第四章

  天子是种族与文明的“原生细胞”

（661）

两组不得不知道的数据：“一对同卵双胞胎中，当一个是同性恋，而另一个也是的可能性大约在20%，男子同性恋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2%——4%……男人进监狱比女人进监狱高出十六倍。”

“个人所能达到的灵性境界是否也有遗传性？……某种人格类型，它们具有微弱的遗传性质，也许就比其他个体更容易接受上帝，这并非不可能。”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天子学说的生物基础。

1、天子，仿佛宇宙派给种族与文明的“原生细胞”：“帝降夷羿，革兹夏政。”由此展开新的种族、新的文明。天子的别名也叫“文化英雄”。

2、种族与文明的原型原生不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发现的，而是宇宙造物者的奥秘；这需要我们用生命的高级部份去体验，而不是用生命的低级部份去经验。 

3、天子是指向新的方向的细胞核，他满载良善健康的宇宙编码。他的诞生与时代（包括当时的天体环境）发生神秘的共振，并以特异的结构性脉冲辐射四周（包括当地的人类环境），优异的范本具有强烈的向心力，形成生命体的同心圆运动。这是从种族命运的角度看。 

4、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则与通常的想象相反，所谓文明与野蛮：分别是对天子的离心运动（文明）与对天子的向心运动（野蛮），也就是说，文明是细胞的异质化过程，因此也是对天子的背离，回到野蛮则是细胞再度趋近同质化过程，因此也是对天子的回归。

5、同样与通常的想象相反的是，人类成员彼此间残忍的对待，乃是异质化行为，是离心的文明化过程的现象；而人类成员彼此间仁爱的对待，则是同质化行为，是向心的野蛮化过程的现象。所以，是爱创造了世界，而上帝也就是爱。在这种意义上，野蛮并不像许多意识形态教导的我们那样，是所谓通向死亡的；它也许血腥一点，但并不像文明那样苍白贫血，缺乏生育力。实际上，文明过程才是通往整体的死亡的。

6、苦难，是细胞的异质化过程所产生的痛感，所以同质性高的原始社会的苦难，并不会多于异质化强烈的文明社会；幸福，则趋向细胞的同质化过程的宁静，所以文明的退化有时带来的并不是苦难的骚动，而是幸福的宁静。

7、所有的社会成员乃至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是一体的，也就是源于同一个细胞。文明的异质化过程，并不能消灭人类细胞的同质性起源这一事实。所以凡偏待人的，就是自己偏离了正规，从而陷入了异质化的不正确、不良善、不健康的状态。这还表明其自身细胞，已经具有高度缺陷。

8、唯心，唯物：是因为看见核的不同与相同。

9、革命：原生细胞征服派生细胞。

10、腐败：细胞角色混乱，并因混乱而畸形、变态、败坏。 

11、在极端病态的社会里，原生的范本细胞“天子”反而被显为是极端的、病态的甚至不可取的。 

12、从天子派生出来的人们，不仅仅是兄弟姐妹，而且包容在一个广延的种族细胞内，这个广延细胞的原生形式就是天子。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常人也是天子的退化形式。而常人的健康，就是从决意回归天子的那一刻，开始的。 

13、天子的天职在于从根本上兼容并蓄，像自然一样生养万物，而不是某一种动物或是植物那样迫害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敦促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把纷扰嚣腾的分裂对峙升华为一个宁静肃穆的统一秩序，是可以的；但决不是通过种族斗争或是阶级斗争的肮脏手段来加剧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的分裂、特化其他的动物和植物的对峙，从而为整个社会秩序埋下了一个破坏力无比的定时炸弹。

（662）

“研究人员认为人类与黑猩猩约有96%基因相同，可是人脑约是猩猩的4倍，而人脑大小与智商有关。蓝田带领的研究生搜集世界各地59个不同族群的1184人的基因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一直到最近一千年，这种演进还在进行，而且新的基因变异在一些族群迅速蔓延，并显然为这些族群带来优势。这些基因突变导致脑部更大和更聪明。在大约四万年前出现的一次突变，刚好是人类开始在洞穴作画之时。另一次突变估计在5800年前出现，主要表现在中东和欧洲人身上的突变，刚好赶上城市和书写文字的发展。这些情况显示脑部演进可能与重要文化改变同步发展。他用地图展示这些改变在欧洲、亚洲和美洲迅速扩散，可是在撒哈拉沙漠南部的非洲却不普遍，显示有些族群没有赶上人类演进过程。而最令人吃惊的发现在于，人类大脑中的一组‘人性基因’仍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进化。由于这组基因的进化与人所处的社会的文明活动有关，大脑的加速进化还可能带来一些社会后果——可能会导致不同社会中的人种间的智力发展不平衡。”谢选骏指出：说“撒哈拉沙漠南部的非洲族群没有赶上人类演进过程”，可能招致美国黑人的攻击，且不论它是不是国王的新衣。

人类学家们说：从1998年开始，通过对全基因组范围内与神经系统有关的两百多个基因的系统性研究，并对人类、猴子、大鼠和小鼠进行比较，发现灵长类（人、猴）的神经系统基因的进化速度比啮齿类（老鼠等）高出30%；而在灵长类中，神经系统基因的进化速度尤其迅速。这两个‘新基因’可能决定人脑的容量，进而可能影响到人类的智力水准。科学家推测，这两个“新基因”的出现可能与农耕、语言、文字等人类文明活动的出现有关，这似乎表明了人类基因进化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而推进，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文明发展速度不平衡，一些落后地区的人大脑中‘人性基因’的进化速度可能较为缓慢。这种进化并不是同时发生在整个种群中，而是一个漫长的选择过程。极少数个体率先发生基因变异，出现新的单模态，而基因的新单模态使这些个体获得生存和繁衍的优势，然后在整个种群中传播。——人类学家老有新的理论，因为他们的头脑不能休息。

（663）

“所有的人格理论都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如果人的本性不同于大猩猩、狗、老鼠或者蟑螂，那么，它是什么？我们如何找到它？”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那就是“思想”；人是思想的主动产物，动物是思想的被动产物。这就是所谓“自由意志”学说的依据，但实际上，动物的自由意志并不少于人类。

（664）

“真正惊人的建构是在生物多样性和复杂性中体现出来的”，这些建构所基于的信息，“记录在基因之中，而这种信息和物质能量不同，可以创造也可以消灭——这种遗传信息是生物自然界一切进步的关键。”

“进步的观念，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历史上是在欧洲启蒙运动中产生的。”谢选骏指出：在欧洲启蒙运动中产生的“进步”，也将在欧洲启蒙运动后消解（现在），并将在欧洲文明的衰亡里受到完全的清算（未来）。

“在世界历史中每一个相继时期的居民，在生存竞赛中都曾打击它们的前辈；因此在自然的尺度上都比前辈高级；而这可以说明许多古生物学家所感到的一种含糊的还未很好定义的情绪，及生物机体的组成从总体上是进步了。”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十九世纪的幼稚的乐观主义。

（665）

“通过运用多重倒退模式，在对一万个资料点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萨洛维发现在家里出生的先后顺序是影响科学革新接受程度的最强烈的因素……晚出生的要比早出生的孩子高出3.2倍：对于那些激进的社会变革，甚至可能高出4.7倍！独生子女对于激进观念的接受程度，介于早出生和晚出生的孩子之间。”谢选骏指出：因为家庭是社会化的第一站，在我看来，一个人对自己家庭的观感，甚至会影响他的宗教态度和哲学观念。

“虽然选择是作用在个体之上（因为总是有个体来应付选择），但选择是为了种类，‘选择’（犹如上帝）挑选那些成功的种类进行复制、成功的种类进行繁殖，更广泛地分布编码在基因中的信息。”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即使最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者，也还是一个集体利他主义者。

（666）

“生存是通过产生别的个体，分享共同的有价值的信息；把自我的基因更好地发送给别的个体的那些发送者生存下来了，最适者生存的结果是发送者生存。”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最大功能的集体利他主义者，往往体现为最狭隘的个人利己主义者。

从种族的角度看，“在达尔文主义的意义上，生物机体不是为自己而活着，它的首要功能甚至不是生殖其它生物机体，它繁殖的是基因，它不过是基因的暂时载体……单个的生物体只是基因的媒介物，一个更复杂的、保存和传播基因的装置的一部分：生物机体只是DNA制造更多DNA的手段。”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即使狂妄的独裁者，大多也还是基因的奴隶。

（667）

从利他主义的角度看，“基因是被生物机体‘传播了’、‘分配了’，它们活着不是为了有利于它们‘自己’，而是把它们所指的东西传播给别的自我。”谢选骏指出：在更高的意义上，这就体现了“基督之爱”。

（668）

生物起源的环境可能与生物发展的环境正好相反：“研究人员分析了约204种古细菌和真细菌的蛋白质DNA。根据共同遗传基因排列，推测出古细菌、真细菌的祖先生物。研究人员通过操作遗传基因，成功将古细菌、真细菌的祖先生物蛋白质复原。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这种古生物蛋白质拥有耐热性，至少在94摄氏度以下不改变性质。另一方面，研究人员通过该试验研究推测，真细菌和古细菌的祖先生活在84——100摄氏度高温环境。研究人员还推测，约38亿年前，海水中温度接近80——100摄氏度。此后，海水温度逐渐降低，生物开始演化成不同种类。”谢选骏指出：在人类社会方面，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一个事物得以起源的契机，与它得以发展壮大的机遇，往往正好相反。

（669）

“海洋，虽然为生命的发端所需要……但它不是产生大脑的环境，引人注目的大脑进化，总是在陆地上发生的，因为更富挑战性的陆地环境，似乎要求更大的神经力量，甚至今天海洋中的‘心灵’（鲸、海豚），也是在陆地上形成之后又回到海洋之中去的。”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多样化的陆地显然有比单一化的陆地，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刺激力。

“哺乳动物有热血，需要较高能量，发展出了冷血的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所没有的新陈代谢的行为技巧。”谢选骏指出：在这方面，人类又是最为突出的。

（670）

“生物进化成智能生物的概率，难以置信地小；人类的心灵是不寻常的，即使在这个谱系中，至少颅容量的稳定的增长，使得人们难以设想智能是产生之后被选择和保存的，脑变得越来越大，生物史上没有一个器官比脑增长的更快。”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其实是“思想在反思自己的起源”；无一例外，这种反思的结果总是错误的，但其反思却富有成效。

第五章

文化方案的基因限制

（671）

“人类的心灵是一个‘为了生存和生殖的装置’，智力不是建构来理解原子甚至不是理解它自身，而是为了人类基因的生存。”谢选骏指出：这就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所在，上述说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甚至连他的这种说法本身，也“是为了人类基因的生存”？

“人脑的惊人复杂性：在一千五百立方厘米的神经网络中，比地球上任何别的地方或迄今为止所知的宇宙中的任何地方有更好的操作组织；脑中神经元可能的连接数目，可以超过宇宙中原子的数目——脑中的每个细胞可以同其他的数以千计的细胞‘交谈’。”谢选骏指出：显然，这种描述是电子时代的产物，而且只能产生于电子时代；在“后电子时代”，这种描述将落伍，并被新的描述所取代。

（672）

“尽管文化中有许多选择方案，基因的限制条件总是限定并统治人类的行为——大脑存在是因为它促进生存和基因的多样化。”──然而，基因工程改变了这一切“上层建筑”，尽管直到今天还很少有人意识到，基因其实也是“思想的产物”。

（673）

“在生殖时，渐进的变异通过基因的混合而出现，因为它们对下一代的需要是‘盲目’的，只能在下一代的一生中（另外三十——六十年）来检验；信息只能传递到后裔，这意味着慢慢地通过一个种群来传播。”“凡是在基因频率有任何变化的地方，进化就发生了……这种变化与选择进步没有任何关系，它们只是在生命的复杂性内徘徊，或多或少地跨越了生命多样性的范围。”谢选骏指出：进化其实是基于风险甚至病态，这就是“生命的悲剧性”所在，这就是“以万物为刍狗”的过程。

（674）

“在进化史中，随着人类的到来，出现了思想的创生；随后出现了文化，思想不断地产生、再产生；这一现象也必须纳入任何统一的世界观……思想的遗传体系是独立于基因的遗传体系的。”谢选骏指出：思想本身就是一棵生命树，往往活得比基因还长久，因为基因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

“一个基因既不是一个物体，也不是一种属性，而是一个没有重量的信息组建，他在发育过程中起指令作用……一个基因是一点儿可转置换的材料……保存不变的不是物质……而是一个信息，它仅当被分配、传播、分裂、倍增、分享时，才能被保存下来。”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为生命的基本特性——侵略扩张，提出了学理上的合法性证明。

（675）

“基因不决定任何信念，它产生开放、空虚的心灵，可以教它们各种信念；文化选择决定信念，占支配地位的、存在着的信念，都是在文化上起作用的信念；那些接受合适的、文化上起作用的信念的人生存下来，那些接受不合适的、文化上功能不良的信念的人，不能适应环境并走向灭绝。”谢选骏指出：基因不决定任何信念，但却决定了任何信念得以产生的模板。

“基因不是道德的主体，基因既不可能是自私的，也不可能是利他的。”谢选骏指出：基因的职能是传递信息，在生命中贯彻宇宙的思想。

“《自私的基因》的论证是：我们和其他所有动物都……像芝加哥成功的土匪。”谢选骏指出：炮舰政策、强权意志、普世真理、阿拉国度。

（676）

“‘Memes（心因）’是基因的文化类比，一个‘思想——心因’可以定义为一种东西，它可以从一个脑传到另一个脑；心因的例子是情调、思想、警句、服装的流行样式，或者建筑拱门的样式；正如基因通过精子和卵子从一个躯体跳到另一个躯体，从而在基因库传播它们自身一样。”谢选骏指出：如果借用孔子的话，心因（Memes）显示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心因，虽然多少类似于基因，但并不受基因控制；它们是在文化上选择，而不是在基因上选择——为了理解现代人的进化，我们必须开始抛弃把基因作为进化的唯一基础的那种观念。”谢选骏指出：这在思想主权论的时代，已经成为一种迫在眉睫的需要。

“人类终于知道，他是宇宙的冷漠中的唯一东西，他在宇宙中出现仅仅是由于机遇。”谢选骏指出：但实际上，这一论断只是孤独者的“主观思想”，而非科学家的“客观事实”；因为科学家只能就事论事，不能概括笼统。

（677）

“正是不协调的适应允许适应，不完备驱使世界走向更加完备──这里的挑战是要达到尽可能大的易变性与尽可能大的稳定性：这是要使对立的双方都达到最佳状态。”谢选骏指出：这论述既解释了命运的残酷，又解释了生命的创造。

“生命在这样一种边界上首先需要的是信息，因为正是这种信息可以使物质和能量形成活的分子，而生命就是由它产生、再生、维持，在这种增生的自然史中，正常的灭绝和更新对于创造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谢选骏指出：这信息就是思想，就是思想体现的主权。

（678）

“自然界通过进化创造了高度复杂化的解题实体。”谢选骏指出：这句话与“上帝通过创世记创造了高度复杂化的属灵生命”，几乎是原版照抄，毫无新意。但是，“生物机体是无比的问题解决者”这个说法太好了，因为它比“人类是上帝启示的承受者”更能被现代头脑所理解并接受。

（679）

“把‘适者生存’解释为‘自然界的爪牙都沾满了鲜血’，不如把它解释为‘适者适应’，因为适应以各种方式发生，只有一种是好斗的或富于进攻性的。”谢选骏指出：其他的适应方式还有屈从的、甘愿为奴的，谄媚的、巧言令色的，阴险的、两面三刀的，例如华人大众就是如此。

古人云：“知识就是力量”；但我们知道：“死的知识不是力量，活的思想才是力量。”——“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欧亚大陆无疑是一所残忍的学校。他们之所以生存了下来，关键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们能够在环境恶劣的欧亚北部大草原上顽强地生存下来：再一次，思想（而不是死的知识）体现出了力量。”

（680）

“最早进入阿拉斯加的肯定不会只有几个人，但只有几个人的后代得以发展壮大；美洲土著人的基因群，诉说着数千年前的人类如何面对当时残酷的生存环境，他们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不断开拓着生存的新空间，向冰层更厚的地区一点一点地深入，在冰天雪地的远东，硬是从冰山中敲出了他们的一个新天地。”谢选骏指出：只有通过追溯和想象，人们才可以了解他们的踪迹。

“‘生物在争斗和竞争’，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同时它们也被连接在一起、相互依赖，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政治上所谓“既斗争又勾结”、“互相坑害但谁也离不开谁”的生物学基础。

第六章

动物和人都是思想的产物

（681）

“如果说海狸的生活场所还不具备人类城镇的许多特性的话，那么它已经很接近古人类的那些村落了，那些村落也完成了许多水利工程事业。”谢选骏指出：生物进化论认为“人和动物相似”，思想主权论则看到了“动物和人相似”：二者都是思想的产物。

“就连劳动分工、等级分化、进行战争、效忠制度、役使奴隶、驯化其他物种等等现象，早在它们出现在人类城市里以前几百万年，就已经风行于某些‘蚂蚁帝国’中了。”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思想主权存在的间接证据”；尤其考虑到，“这不是说两者之间存在着生物学上的延续性，相反，这是平行发展和趋同现象的利益例证。”——不是“生物学上的延续性”，当然也就不是“进化”；不是进化，那是什么？当然是思想的主权。

（682）

“人类总是群居的，且在古代的环境中，如果不生活在群体内几乎意味着死亡，所以人们有强烈的归属需要，它是人性的一个关键部分。”谢选骏指出：难道大猩猩、狗、老鼠或者蟑螂就没有这种群居的归属需要？由此可见，群居的归属需要并非基本的人性特征，人性的基本特征乃是思想。

（683）

“人类具有其他动物没有的特殊兴趣和忧虑；他们尤其关心对死者的安葬问题，表现在他们对安葬形式的精心安排。”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宗教的起源，因此与其说宗教是精神的鸦片，不如说宗教是永恒的盼望。

“这种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需要更有力地促使古人要寻求一个固定的聚汇地点，并最终促成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远在活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先有城市了……且是活人城市的核心。”谢选骏指出：这不仅宗教的来源，也是神庙的起源，甚至是众神的灵感之源。

（684）

“堡垒这种形式始终代表着自古以来的专制主义和无理无知；圣祠也作为一种独立形式流传下来了……从宗教上看，伦敦和巴格达这样的大都市，其地位是从属于坎特伯雷和麦加的。”谢选骏指出：不论国家主权如何嚣张乖戾，它都只是思想主权的附属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谢选骏指出：无独有偶，“克里特人和斯巴达人所说的他们两个民族共享的这个餐桌，可能一段架在庙宇中，另一端架在兵营里。”这两处相隔千山万水、分别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记载，说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在经济基础”：因为经济基础的状态和兴衰，是由祀与戎来决定的，而绝非相反。

（685）

“按照语言学家的意见，我们的分析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但是在西方语言学话语传统中，人们可以争论真理论断的意义和合适性，因为这些论断都是各种各样的语言形式表述的。”谢选骏指出：而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至今还把真理看作一种客观的东西，一种独立于语言和逻辑的东西；这其实只是“中世纪思想的残余”，是“现代思想而非后现代思想”。

人类在语言方面获得的成功，并非独创性的，而是宇宙思想的延伸与进入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没有语言符号连接声音与观念这个环节，就不能使一种思想区别于另一种思想”，就显得多少有点不伦不类了；因为，不同的生命物种作为宇宙思想的不同体现，是在人类获得语言能力之前出现的。

（686）

生命的神秘：“活的有机体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他们只能在早已存在的环境中生长，在世界上无法找到生命可以自发生长的例子。”谢选骏指出：生物学家只会猜测描述“生命的进化”，无法说出“生命的起源”，因为起源才是真正的神秘之处；可是，不知道起源，又怎能理解进化呢？

《圣经·创世记》：“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研究发现：古代人类曾与神秘物种杂交：2013年11月18日在伦敦召开的英国皇家协会会议上展出了来自尼安德特人和另一个不同的古代人类群体丹尼索瓦人的古代基因组。这表明三万多年前，好几个生活在欧洲和亚洲的古代人类群体成员，包括一个来自亚洲目前尚未知的人类祖先之间发生了异血缘交配。“它似乎显示了我们正在观察一个类似指环王类型的世界——其中存在很多原始人类群体”，参会这项会议的英国伦敦大学进化遗传学家马克·托马斯（Mark Thomas）这样说道，他并未参与这项研究。

（687）

第一批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序列彻底革命化了对古代人类历史的研究，这不仅因为它们显示了这些群体会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相互杂交，从而导致现代人类的基因多样化。所有祖先起源于非洲以外的现代人类有2%的基因组来自于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大洋洲——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某些人群的DNA有4%来自于他们的祖先和丹尼索瓦人的混交，丹尼索瓦人是以他们被发现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某洞穴为名，这些洞穴包含了三万年至五万年前沉积的沉积物。然而，这些结论是基于低质量的基因组序列，充斥着错误且到处是缺口，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进化遗传学家大卫·拉克（David Reich）在会上这样说道。他的研究小组与德国莱比锡城马克思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斯文特·帕玻（Svante Pbo）合作进行的研究现在已经产生了更加完备的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版本——已经可以与现代人类基因组的质量相匹配。

高质量的丹尼索瓦人基因组数据和新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都来自丹尼索瓦洞穴里发现的遗骨。最新的丹尼索瓦人基因组暗示着这个神秘的族群到处走动：拉克在会上说道，除了之前报告所提出的大洋洲的人群，丹尼索瓦人还与尼安德特人以及现在生活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人类的祖先杂交。令人惊讶的是，最新的基因组暗示着丹尼索瓦人还与另一个三万多年前生活在亚洲的已经灭绝的古代人类群体混种交配，这种神秘灭绝的古代人类群体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尼安德特人。整个会议充斥了对这种潜在新人类群体身份的猜测，“我们目前毫无线索，”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这样说道，他并未参与这项研究。斯特林格怀疑这个种群可能与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有关，这个物种于五十万年前离开非洲并随后产生了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可能它也曾生活在亚洲，” 斯特林格说道。这项研究最初被发表在《自然新闻》上。

（688）

命运的波折：“至少十一万年前，人类就出现在黎凡特（地中海东部），但他们只局限在几个地区，没有大范围地扩散开。在上一个冰川时代早期，地中海东部实际上和非洲东部是连接在一起的，这里和非洲东部有同样的气候环境和动物种类。在以色列境内的卡福兹和斯虎尔，考古发现了那个时期典型的埃塞俄比亚动物的化石。此后，距今八万到五万年之间，这些人类突然在这里消失了，他们很可能被强壮有力的尼安德特人挤出了历史舞台。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线索：这一时期在黎凡特究竟发生了什么？八万年前，地球变得更冷了，地中海东部的温度急速下降，那时全球的平均温度很可能在10℃左右，这间接影响到了动物和植物的分布；在早先较湿润和温暖的时期，一些现代人经由埃及和黎凡特离开了非洲，踏上了欧亚大陆，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们曾猎杀了几千年的动物永远没有了……他们很可能就此灭绝了，或者也有可能返回了非洲，但可以肯定，他们没有走向已经被他们占领的欧亚大陆的深处；他们就像是人类最早伸出的一支探针，去试探一下非洲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们走得并不远；此后，大约四万五千年前，现代人再次出现在黎凡特，但这一次与上一次有极大的区别，因为上一次到来的现代人使用的工具和他们的同时代人尼安德特人十分相似，而这一次来的侵略者带着他们的‘杀手级应用’。他们既有技术上的优势，又有复杂的文化，这一切保证了优势在他们一边……他们再一次踏上了这块大陆，而这一次，这块大陆每个角落的大门，都向他们敞开了。”谢选骏指出：每一次前进，都要伴随着若干后退；生命就像潮汐但不是潮汐，生命还是有一个方向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那后面究竟是什么。

（689）

“猎民的搜索活动使他们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而且甘愿打赌和冒险……能够实施领导职责，这就是贵族政治的基础……猎民向政治首领演变的这一自然过程，大约就为他们跻身于当权者的地位铺平了道路。”谢选骏指出：不过这一西方的真理可能不适合于东方；重文轻武的中国，还要把周武王排在周文王之后；就连印度的佛教都要贬抑屠杀与军事，例如中国南派禅宗的六祖惠能，就由于出身猎户而不被看好。后来，由于佛教的影响，中国在军事上日益衰弱。

（690）

“1971年，卡瓦利·斯福扎和沃特·波曼首次推算出：非洲人和东亚人的分离时间为四万一千年前；非洲人和欧洲人的分离时间为三万二千年，欧洲人和东亚人的分离时间为两万一千年。”谢选骏指出：如果“非洲人和欧洲人的分离时间为三万二千年前，欧洲人和东亚人的分离时间为两万一千年”，那么，非洲人和东亚人的分离时间就不该是四万一千年前，而应该是五万三千年？

我们身上的历史经典：每个人的基因都堪称一部历史书，这些写在分子结构内的“语言”, 向我们讲述着人类进化的过程，把我们带回生命开始的地方。分子就像我们的祖先留在我们基因组内的“时间舱”，我们所要做的，是学会如何使用它们。……离树根最近的非非洲树枝不会早于六万年。人类的大部分进化是在非洲完成的，因此，在非洲发现的多样性最多，这棵树上的大部分树枝都是非洲的。这棵美丽的橡树，一步一步清晰地向我们展现出，人类是如何由非洲迁徙到了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

男性的家族之树扎根在非洲，结果与“夏娃”的生活之地完全一致。但是，当算出这位最老的男性祖先的生活时期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结果，这个现今每一个生活着的男性的Y染色体都由他而来的男人，生活在距今五万九千年以前！但是，前面我们已经推断出“夏娃”生活在至少八万年以前。难道“亚当”和“夏娃”从未相遇？对，他们没有。……所以，对“亚当”生活的时期，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大致的范围：在距今四万年到十四万年之间，这样看，五万九千年正是居于中间的一个大概平均数。“亚当”和“夏娃”的“年龄差别”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而且这一差别是几千年以来性政治的结果。

第七章

“天子万年”的科学依据

（691）

天子的故事：“太阳从东非的草原落下，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你打了一个寒颤，值得安慰的是，今天你和狩猎队的成员打到了一只瘸腿的瞪羚，它是今天晚上部落的晚餐。你转身向帐篷走去，看到人们手拿简单的石头工具，正在宰杀那只瞪羚。那是一种一边锋利、一边钝的工具，人类学家会把它划分到中石器时代，它十分简单但很有效。你活动了一下身体，在火堆边坐了下来，看着火上正烤着的一块肉。远处一只饿狗在嚎叫着，你陷入了沉思。你在思索白天的狩猎，你们的运气不错，因为动物变得越来越少了。当然你并不知道这个事实，非洲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动物们的食物也越来越少。晚饭之后，你的儿子走了过来。他是个强壮健康的孩子，但他似乎和其他的孩子都不一样，他在两岁岁就开始说话了，而别的孩子要到三岁才学会说话。在部落里，他比其他的孩子更会做事，而且他喜欢玩帐篷周围的小石子。他似乎比其他的孩子更有感情，时常爆发出令人害怕的愤怒。最奇怪的是，他开始在地上画一些动物，你发现这些画令人恐惧，一发现就立即把它们擦掉。部落里的人也看到了那些画，他们开始在背后议论这个孩子的古怪行为。……一年一年过去，你的儿子长大了，你开始教他怎么打猎，如何制造简单的工具，很快，他的知识就比你多了。他似乎具有神奇的能力，能预知动物如何出没，所以他成了部落里最受欢迎的人，尽管他行为古怪，但他成了你们那个小部落的首领，在他的带领下，部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他有很多孩子，他的孩子们也比其他部落的孩子都聪明。几代之后，这个部落的每个人都是他的后代，他成了部落的‘图腾祖先’，也就是部落之父。而周围的其他部落，他们不愿意学习有关动物行为的神秘知识，他们使用的工具也没有任何优势，结果是他们或者迁走了，或者遭到那支部落的袭击。袭击者带走了女人，但是男人通常被杀死或赶走。很快，在那个小小的地区，这个部落的成员越来越多。随后，因为分配食物等方面的一些争执，有些年轻人带着他们的配偶离开了，去寻找新的生活之地。此后几千年里，这样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但是在那个相对固定的地区，每个男人的祖先都是那个成为首领的聪明男孩。”

在《“天子万年”的科学依据》一文中，我曾指出“天子神农的使命”，指出“天子万年”的所指，正好与中国农业的起源时间大致吻合。天子观念起源于农业时代，那是一个“靠天吃饭”因而“以农立国”的时代，天气决定了人类的命运而天子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祭天，保证风调雨顺。“天子万年”的“天子”，特别指向了神农——这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在古代典籍《月令》中，天子依据太阳的方位、季节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应对，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天子神农”的所指就更加明显了。换言之，我们如果从“神农”的角度去理解“《月令》中的天子”，就比从其他角度去理解“《月令》中的天子”，更能切中其内涵所指。

（692）

“建群者效应（Founder Effects）使得一些特质在种群中有了牢固的地位，即便它们不能给个体贡献实际的好处，甚至对个体有害。”谢选骏指出：建群者效应指从一个大的种群里分出若干个体，它们迁移到另外的地理区域，如海岛等，并从此同原来的大群体隔离，开始新种群的繁衍生息；在新种群的创建中，“建群者”所携带的基因将决定今后群体的遗传特质和遗传结构：“建群者效应”就是“天子的命运”；即便天子不能给个体贡献实际的好处，甚至对个体有害。

（693）

“古代城市开始于一些神圣地点……有人认为并非方舟而是上古的城市充当了抗御洪水的主要工具。”谢选骏指出：然而在城市之前，应该还是舟楫拯救了人类，例如埃及法老金字塔的核心贡物，就是太阳船，据说那就是埃及文明从两河流域前来的证据，这种船并非尼罗河上的河船，而是海船；就像北欧海盗征服世界的海船那样。中国的河姆渡遗址也有船舶的遗迹。

“城市，作为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宝贵的集体性发明，从其产生之初便成了内部各种分裂势力的容器，被用于无休止的破坏和灭绝活动。”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城市本身也是一个“语言”，把人分成不同的集团，是指彼此对抗；由此看来，“巴别塔”的故事太有意思了：因筑城而分裂，而分裂而加速地筑城……但其实，语言的变乱不是一朝一夕做成的，而是时空的隔离造成的。

（694）

“巴别塔”的故事的双重性似乎显明：筑城和语言一样，是人的一种本能活动，而非一般意义的创造发明——《语言本能》揭示，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但你却无法选择不要语言；建筑城市也是如此，人们可以选择别的城市，但却无法选择不要城市。——筑城是人的本能活动，就像蚂蚁筑巢、乌龟钻洞。

“每一代历史文明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核心、城邦国家开始兴起，而结束于一片枯骨狼藉的公共墓地、死亡之城；大火焚烧后的废墟、残垣断壁、空荡荡的作坊、一堆堆废弃物、被宰割被奴役的大群人口。”谢选骏指出：现代文明也正在逐渐地步入这一凄凉晚景，尽管在此之前还会回光返照，把野蛮国家变成文明国家：但全球社会的文明化，终将继之以“一片枯骨狼藉的公共墓地、死亡之城”。

（695）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每一个居民都分别隶属于某个庙宇及其神祇，并且他还要为这个神祇效力；这种宗教性质的特有联系，就是他的当地‘居民身份’的基础。”谢选骏指出：这一传统现在依然存在于伊斯兰教的社会之中，所以不信这个宗教就无法获得“居民身份”，就必须作为客居者缴税，即便是原住民在回教的征服后，也被迫接受这种客居待遇。

“僧侣、官吏、园丁、石匠、商人甚至奴隶，都是某位神祇的仆人……人生到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赞颂和侍奉他的神明，这就是城市存在的终极原因。”谢选骏指出：反过来说，多神教的精神，来自于“多城市”的现实；而“神明”也是作为“城市精神”而存在的：在上述意义上，城市也是产生于思想，就像是蚁巢和蜂巢产生于本能那样。

（696）

历史是健忘的：“希腊人和以色列人，都没有记录苏美尔人：这个文明完全是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苏美尔人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亚洲东方某地：因为他们是‘黑头发的人’。”谢选骏指出：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黔首”；有一天，现代人类也会被后来的生命如此彻底地遗忘。

苏美尔人把死亡称作“众神的邀请”，葬礼上的宴请不同于寻常宴请的“贿赂”性质，具有“重新连接亲属网络”的功能。因为众神的存在，“内疚的概念在苏美尔法律中居于主导地位。”谢选骏指出：这与现今流行的“坦白从宽”、“认罪协议”，体现了相通的思想，但后者却更多依赖外在的胁迫。

（697）

“对于埃及人来说，最宝贵的便是能在死后获得再生，那里的先民由于一次暴烈的人民革命至少也曾梦想与僧侣阶层分享永生的福祉，让每个人死后都把尸体制成木乃伊并以魔法保证它们都有机会升入天堂。”谢选骏指出：这个虚妄的想法却促成了现代生物复制技术的诞生和成熟；人人都有机会的复活，不但是宗教意义的领域，也是科学意义的领域。

“每个法老都建造了自己的都城，而不想去继续经营他的祖先们的都城，也不想去继续扩大它的都城；他的城市家园同他的陵墓一样，同样都是排他性的。”谢选骏指出：这很像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每个领导人都各自制造一套理论、推行一条路线，要和他的前任区别开来，并且显得与众不同；这就苦了那些三姓家奴，他们必须挖空心思地智囊、改头换面地理论，以便自己艰苦奋斗、继续生存。

（698）

“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城市被表述为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封闭圈，圈内的十字交叉路把城市分割成四份。”谢选骏指出：这很像中国甲骨文里的“田”字，而与中国的“国”也就是古代的城邦，也是异曲同工。

“金字塔是名符其实的死人之城，坟墓排列得井井有条，还有纵横交错的街道，贵族的墓室甚至还筑成房屋的形式。……死人优先于活人……皇家都城本身保留过渡场所的风貌，惟有陵墓和死者之城才建成永久性居所的式样。”谢选骏指出：埃及神殿对希腊建筑的影响是一目了然的，埃及的复活观念也深深透入欧洲的意识形态。

（699）

“古埃及具有美索不达米亚所没有的‘神王’，这是一个重要差异；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多数既不仁慈又不讲理，不安和恐惧因此写满了那里的古籍……而法老作为神，则体现了太阳的友善和活的动植物丰富多产的特性。”谢选骏指出：这可能由于两河流域“四冲之地”的四方受敌、埃及却有沙漠的屏蔽于尼罗河的丰饶；相比之下，印度的安全处境接近埃及，中国的安全处境介于埃及和两河之间，欧洲半岛的安全处境也比中国大陆要好…… 这些地理环境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那里的居民的心理状态及其文明；而在我看来，地理环境还要通过人的思想来发挥潜力。

（700）

“公元九百年左右，发生在中美洲社会中的危机，导致了由神权政治形式向世俗军国主义形式的变化；在此变化中，宗教依然是社会控制的强大力量，但僧侣阶层却退居世俗权利的附属地位了社会。”谢选骏指出：中国在殷周之际就完成了类似的转折，宗教神话向政治神话的演化也已开始，早约两千年。

“玛雅人的城市与古王国埃及的城市相隔四千年。”谢选骏指出：中国居间两千年，正好是一半左右，所以有人怀疑，这代表了城市文明由西东渐的时间跨度。

第八章

人的思想远比上帝的思想来得贫乏

（701）

“许多学者相信，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文字发明，促使埃及人也去发明自己的文字。”谢选骏指出：还有人相信美索不达米亚的塔状建筑与美洲的金字塔有所关联，如果这样看，中国的王陵与埃及的金字塔不也有几分相像？中国的文字也有可能是在外来概念的影响下创造出来；正如中国的烽火台可能影响了欧洲的哥特式建筑：通过塞尔柱人的营垒而潜移默化。

“城市的概念大约是从遥远的疆域传输到新大陆的，只是传播路线现今难以考察。”谢选骏指出：但为什么比城市更为简单的金属、轮子、犁具、马匹，却没有在哥伦布以前传到美洲？为什么美洲的玛雅都没有把文字概念传输给美洲的印加？人的思想永远比上帝的思想来得贫乏。证据之一就是人的思想远比自己的基因来得贫乏。

（702）

美洲的玛雅没有金属、轮子、犁具、马匹、灌溉渠网，却拥有太阳崇拜、数字计算和时间概念，这是否说明科学技术是外在的知识，而宗教和数学却是内在的本能？

欧洲大西洋沿岸的石柱文明，与爱琴文明同时甚至更早，这似乎颠覆了传统的“两河流域与埃及中心说”；但这也同时暗示，那时的西欧人民具有埃及式的集权制度，得以营建大型陵墓和宗教性质的天文建筑……考古学家在尼加拉瓜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也发现了玛雅文明的远古遗址，新遗迹的发现扩大了玛雅文明所包含的范围，研究人员在库克格拉希尔（Kukra Hill）镇附近的遗址（El Cascal de Flor de Pino）工作了六年，发现了一个大约两千七百年前的古文化遗址，包括一个城镇和多个村庄，有纪念碑和岩石雕刻，以及一个最显著的、有很多可能用来作墓葬或祭祀用的巨大石柱中心……西班牙考古学家认为，出土的陶器和在伯利兹（Belize）发现的“前古典时期”（pre-classical）的文物相似，这里发现的圆柱与在墨西哥遗址发现的、作为祭祀用途的圆柱相同。可见，那时的西欧人民具有墨西哥式的集权制度——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西欧的史前建筑有可能是印第安人留下来的！也就是说，那时已经产生了“大西洋公约联盟”！

但是，西欧人民后来却发展出了民主制度：西欧人民能够完成这一转变，印第安人为什么不能？显然，是因为人种不同：他们因为分属“种族三特性”的不同位置，而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文明。

（703）

复活节岛的生态灾难起源于人们的虚荣心：“这些雕像与波利尼西亚其他地方祖先崇拜雕像相似，不同的是它们用石头而非木头雕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雕像的制作变得越来越大，十足的竞争推动了文化成本的上升，两个世纪之后，这种文化注定崩溃。”谢选骏指出：这也许就是西方文明过度消耗地球资源的预演；当今世界，大多数的生产都是浪费和犯罪。

“北太平洋沿岸的美洲印第安人的炫财冬宴（Potlatch）的竞赛里，这个部落会被邻近部落举行的炫财冬宴所压倒。”谢选骏指出：这多少有些近似现代主权国家所推行的军备竞赛、GDP主义，也有些近似复活节岛上的石像雕刻竞赛。

（704）

“占星术的吸引力有一种知识上的倾向，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思想的一贯的、可以理解的体系”，与此同时，“占星术的另外一个公开宣称的目标是帮助人们解决个人问题和帮助犹豫不决的人们做出决定。”谢选骏指出：由此看来，占星术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它不是神秘学，而是运用了一些“宇宙方面的解释”。

“占星术相信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反映了天体的运动。”谢选骏指出：但是占星术却不懂得银河系的存在，不懂得更广大的星系宇宙的蔓延，这就使得一切可靠的预测都成为徒劳的；生日占星术除了不懂银河系的存在，不懂更广大的星系宇宙的蔓延；还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没有两个人能在同一地点孕育并诞生、成长……所以，一切预测都是不可能的。

（705）

“美洲印第安人相信树一直是绿的，甚至当没有感知者在场时也是如此；现代科学家相信是树的电磁波反射进入人的眼睛，而关于绿色的经验是在观看者的眼睛之中。”谢选骏指出：陕北的原始人相信“东方红、太阳升”，现代人则相信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太阳围绕更大星系的涡流。

苏美尔人认为，病痛可能是人因为罪而遭受了神的折磨；“在中国的记载中，公元前540年一位官员告诉他的国君，身体健康要依靠节制饮食、劳作和个人品行，而不是依靠河流、山川和星辰的精灵。”这比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前460年至约前370年）的学派，要早了一个半世纪。

（706）

“对于疾病的宗教性解释一直存在，但希波克拉底和他的中国先行者们开始提出了自那以后渐渐获得了认同的假设：医学无需神启的术语来解释，生理世界就是所有的一切。”谢选骏指出：思想的发展需要外界的刺激，但受到刺激的思想依然是思想，而不是外界的刺激，更不是“客观世界”与“客观规律”、“客观真理”。

可惜的是，“希波克拉底学派迫使西方的患者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都必须接受以饮食、呕吐、轻度腹泻、放血为主的治疗，这一理论是错误的，但它却是不折不扣的科学，建立在‘对人体在疼痛或疾病时的排泄物的观察’这一基础上。”谢选骏指出：科学是一种方法，科学与“正确和错误”毫无关系；也就是说“科学”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违背科学”也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多少是由于，“在希腊，科学起源于一种巫术；自然崇拜以及尝试通过仪式和狂迷揭示幽冥世界之萨满教背景密不可分；事实上，大多数古希腊人可能从未摆脱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谢选骏指出：“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不仅“大多数古希腊人可能从未摆脱”，而且可能大多数现代人和未来人也无法摆脱；因为我把这看作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707）

四大文明古国都不是雅利安人创造的；而希腊史诗《伊里亚特》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所描写的那些希腊蛮族，是典型的“文明的清道夫”，是“文化史上的兀鹰”，是阶级斗争的凶手，是军阀建国的先驱——雅利安人就是这样的兀鹰、凶手、先驱、清道夫；雅利安人（黑客索斯人、希腊人）杀害了埃及的文明、雅利安人（米底人、波斯人）杀害了巴比伦的文明、雅利安人（吠陀人）杀害了印度的文明，雅利安人（现代欧洲人）也几乎或已经杀害了中国的文明。

“黑色雅典娜”的说法，其实渊源于两千多年前希腊人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425年），他认为希腊文化是从埃及引进的；只有十九世纪欧洲的希腊徒孙们，才把希腊看成绝无仅有的原生之物；在希腊和两河流域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希罗多德早就说了，“将两种神学体系中的神与神，神话与神话一一对应，就能发现美索不达米亚与爱琴文化的相似性。”黑色雅典娜，这根本不需要等到二十世纪的有色人种予以“发现”；“言必称希腊”也无须毛石三伢子来批判。

（708）

希腊大大落后于文明古国：“距离雅典两千年之前的苏美尔的乌尔城和印度的哈拉帕城，所拥有的各种卫生设施，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却根本没有；垃圾、粪便堆积在城郊，使疾病和瘟疫的受害者剧增……雅典人抛弃的婴儿 就放在这些垃圾堆上，待其自行死亡。”

“‘希腊和贫穷是一对孪生子’，这句老话中包含了某种自豪的意味。”谢选骏指出：这句欧洲老话来自《登山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的价值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709）

他者意识在古代希腊的觉醒：“1、德尔斐的箴言‘认识你自己’；2、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说他学会用别人的眼光看待他自己。”谢选骏指出：在中国，这种精神发展可以追溯到庄子齐物论，孔子的《论语》还欠火候。

“人的基本属性是不可由他人来代言的，一切重要职责都必须亲自履行，正如国王们要亲去德尔斐领教神谕；由于这一局限，希腊城市与其殖民地的积极政治联系也未能保持。”谢选骏指出：在近代殖民主义体系中也是这样，殖民地必须从宗主国独立，否则就没有成熟起来。

（710）

“促成希腊殖民运动的是宗教说服和自觉行动，而不是统一的军事控制；当宗教权威崩溃，城市规范不复存在时，军事控制的作法才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开始实行起来。”谢选骏指出：这相当于西方社会在宗教改革以后的状态，通过三十年战争，逐步走向拿破仑和希特勒，中间夹杂着十九世纪瓜分世界、二十世纪世界大战。

古代希腊的十字军东征：“在殖民时代早期，德尔斐皮迪亚的阿波罗发出特别谕示，向四面八方扩充殖民地，而且是在阿波罗神的亲自保护之下。”谢选骏指出：这一神谕指示下的扩张运动，显然也影响了后来崛起的伊斯兰教。“所以，几乎所有城邦都以这一神谕的名义进行了大远征。”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并非基督教制造了十字军东征，而是欧洲人的扩张周期促成了十字军东征，这个周期是对此前的失地时代的弥补和反扑。阿拉伯人后来也沿袭了这一路线进行了弥补和反扑，所以我也可以预言，伊斯兰教的扩张不可能永无休止的。

第九章

印度、中国、希腊，原创哲学

（711）

“希腊就曾有过山区人口、平原人口及海岸人口互相混合的现象……城市里面，长期近亲繁殖的危险消除了……并产生了一些优良的变种……文明的某些动态现象，部分地归因于杂交的生物学优势。”所以说，“农村包围城市”必定导致近亲繁殖，导致文明的退化、野蛮的滋长，优良的变种遭到扼杀。

 与中国生活的隐蔽性相反，“希腊城邦将自己的全部生活都展示在外，市场、作坊、法庭、议会、体育场，都可以公开检查。”谢选骏指出：这样习惯于公开性的社会，才可以运行民主制度；民主的前提就是公开，例如，从公布公务员的收入开始；否则，一切都是国家主权的耍花腔/耍花枪。国家主权，因此常为万恶之源。

（712）

“雅典市民在拥有六千名法官的法庭中任职（雅典公民一共还不到十万人），每年被剧作家的比赛要出十二部新作，需要一百八十名合唱队员和舞蹈队员，每年约有两千名雅典人要背台词和练习音乐，练习喜剧和戏剧合唱中的音乐和舞蹈……这不仅是一种高级的审美体验，更是一种智力训练。”谢选骏指出：这种传统，显然潜在于欧美国家的教育系统中；相比之下，中国人早就遗忘了自己的六艺。

（713）

“圣人的想法深刻而宝贵、神圣而庄严，将这些思想记录下来的观念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不过，就智者的早期信徒而言，通过书写来吐露他们的秘密似乎是不敬的。”谢选骏指出：这个说法有点像古人不随意画像一样，也有点像摄影术早期被人们所畏惧一样；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初创时期的不习惯而已，所谓圣人，正好处在书写普遍化的前夜；所以他们虽然述而不作，却成为继往开来的灯塔。

“在印度、中国和希腊，‘唯一创世者’的概念为多神论所取代；在严格的逻辑上，如果一个存在居于永恒，为什么其他的存在就不行？”谢选骏指出：印度、中国和希腊，是有原创哲学的三个地方。问题是，“唯一创世者”不该被定义为“存在”；只是当人们说“唯一创世者”时，他才“被存在”了；所以圣经禁止人们讨论神的名字，因为神不喜欢人们议论他。

“早期印度作品把永恒的存在称为‘婆罗门’，婆罗门像‘蜘蛛结网一样’从自身中创造了世界。”谢选骏指出：这是典型的“工匠神话”，比《圣经·创世记》的“思想创世”、“语言创世”、“信息创世”，远为原始。

（714）

“思维、生活与信仰方式，是如何从核心地区向外辐射的？南北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洋洲相对隔绝的地形，不利于展开在东西走向的欧亚大陆上得以展开的那种较为深入的交流……遍及欧亚思想的一致性表明：长距离的文化交流必定在他们之间发生过。”谢选骏指出：这在城墙建设、交通工具和粮食作物、家养牲畜的相似上，也可以得到“硬件的证明”。

（715）

“古代希腊的那些伟大思想家们，却未能以其思想建树去突破他们的地理环境或文化环境。”谢选骏指出：任何文明都有其地理局限和文化极限，所以文明必须让位给野蛮，以便另一种文明得以生长。

“公元前六世纪初，希腊第一代圣哲中的赫拉克利特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孤僻者，他拒绝接受学生；不过他还是将他的著作存放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的以弗所城内著名的阿耳特弥斯神庙，此处实际上就是他所在地方的公共图书馆。”——若非如此，他的著作就会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那才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不过即使比赫拉克利特更孤僻的诗人李贺，也梦想着“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

（716）

“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约前515年—前450年？）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72—497年）的几何学出发：假如人们认为几何数字是真实的话，自然就会相信一个超感官世界的存在；因为举例来说，一个完美的三角形就像神一样，没有人真正见过，尽管粗略的人造近似物却很常见……巴门尼德因而提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树木，适用于其他一切事物。”谢选骏指出：数学概念其实就是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的真正来源，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数学不过是一种“伪科学”，也就是说，是喃喃自语、自说自话的结果，是“自己授权给自己”，就像那些伪造的、橡皮图章的“民主政权”一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巴门尼德和毕达哥拉斯一样，也是东方的学生，就像后来的苏格拉底和皮浪一样。

（717）

“苏格拉底，他长着一副狮鼻子，魁梧的身材，经得起战争考验的体质；他本是一个采石匠人，并且是两个劳动者所生的儿子，他父亲也是个石匠，他母亲是个接生婆。”谢选骏指出：这种神形兼备的状态，显然与佛教化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文弱性格格格不入，而比较近似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尚武性格；所以第二期中国文明一再遭受蛮族入侵乃至入主（五胡、鲜卑、沙陀、辽、金、元、清），就不足为奇了；而第三期中国文明开始开局不利，遭受八国联军、日本、苏联的轮番强暴，这都怪华人的病夫状态不能胜任一个新文明的建设重任。

“苏格拉底宣称，星星、石头、树木，不会教他懂得任何事物……但是他忘记了城市对于乡村的明显依靠，不仅依靠粮食等农产品，而且依靠其近似根资源。”苏格拉底确实不懂，人其实是一种原始信息的衍生物：“巴比伦人关于行星运动与人类事件的错误联系的迷信，也比希腊人关于人与自然、城邦与宇宙互相分离的所谓理性主义，更接近真理。”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周易》这种“原始科学”也许比现代科学更接近人的存在。

（718）

“色诺芬（Xenophone，前430—前355年）的《长征记》记述了波斯人具有希腊人缺乏的文雅和美德，例如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在公共场合里解手（大小便）……”谢选骏指出：这显然与现代人流行的偏见正好相反，为什么？因为“历史是胜利者改写的”还是“一美掩百丑”？不过综合看起来，现代西方人则是波斯人的私密性与希腊人的公开性的结合：既有普遍的私人厕所，又有公开的天体浴场……如此看来，西方文明不仅是“两希”（希腊与希伯莱）的产物，还是波斯（以及巴比伦）的产物。

（719）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哲学命题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其实，并非“人是万物的尺度”，而是“人把自己当作万物的尺度”：人的尺度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所以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意思是说，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人的感觉怎样，事物就怎样；对同一事物的感觉，因人因时而异，这些不同的感觉并无真假是非之分……尽管柏拉图自己并不同意这一说法。

（720）

“厄里斯的皮浪（Pyrron，前365或360年—前275或270年），随同亚历山大大帝参加公元前327年至324年对印度的入侵，并模仿他在那里遇到的裸体圣人超然物外的举止；在返航的船上，他赞美并仿效一只猪面对一场暴风雨时无动于衷的反应。”谢选骏指出：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说明欧洲人是怎样在饥渴地“寻求东方的真理”。

“皮浪指出：既然人们在一个论点的正反两面都能找到同样充分的理由，那么唯一明智的举措就是停止思考并根据表象进行判断；尤其考虑到，一切论证都开始于假设因此没有一个是可靠的。”谢选骏指出：尽管作为论证的思想都是基于假设的前提，但还是“可靠”的；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就更无依据了。除非，变成像皮浪那样的一只猪。

第十章

无意义的世界为何存在

（721）

“德谟克利特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交的时候说过，‘真理隐藏在深处’；科学家寻求透过表象来解释潜藏的真理。”谢选骏指出：这样的真理像是洋葱或俄罗斯套装娃娃，剥到最后一层所发现的乃是虚空，乃是思想的终端……原来，真理是一个走向虚无的过程，真理蕴含在每一个步骤之中。

“斯多葛哲学的立足点在于：‘自然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只有人类有善恶之分，智者因而通过接受不幸的现实而获得幸福。’”谢选骏指出：“思想作为生命的调节器”而发挥积极作用，比“思想作为认识世界的真理”，更加可靠。

（722）

螺丝钉的哲学、奴隶主义的理念：“在柏拉图看来，完整性和均衡性不可能存在于个人，而只存在于整体之中；为了城邦他甚至不惜牺牲市民的生活……柏拉图不能设想出不带有这种牺牲的完美。”谢选骏指出：不过论者没有注意到，柏拉图自己的理论就否定了自己：完整性和均衡性显然存在于柏拉图这个人的思想中了；柏拉图没有牺牲自己的生活就实现了整体的完美！

柏拉图主义似乎不懂：哲学是从粪坑里出来的，完美是从不完美中产生的——“柏拉图那敏捷的头脑，和他死板的理论、古老的情感发生了矛盾；晚年的他承认：‘永远会有一些有灵感的人，同这些人结识真是一种无价之宝；而秩序坏和秩序好的城市，都会出现这种人。’”谢选骏指出：所以“理想国”、“乌托邦”其实都是扯淡，“有灵感的人”才是决定一切的；这些人“下一语扫尘，旋下一语扫扫尘”，在“出尔反尔”中创造历史也日新了自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柏拉图低估了重大刺激和各种挑战对于发展的作用。”谢选骏指出：因为柏拉图的老师埃及人当时已是化石文明了。而刺激和挑战，这才是生活的不朽源泉，这才是思想的不朽源泉：“变化、混乱、冲突、紧张、衰减以及暂时性的失败”，这才是命运的密钥。因为，“变化、混乱、冲突、紧张、衰减以及暂时性的失败”……本来就是思想的产物，不是外在的客体；同时那也是思想的激励，不是身体的损失；柏拉图连这个都不懂，难怪人们说希腊思想是一种静态的思想，经常像天才的乡下儿童一样显得幼稚可笑。相比而言，早期希腊的邻居如两河流域和埃及，那才是世界的大都会。

（723）

“奥古斯都最喜欢的罗马诗人维吉尔（Vergilius，前70─前19年）被普遍地、即使是错误地，看作预言基督诞生的人。”谢选骏指出：罗马教会从公元四世纪开始认为他是未来世界的预言家；在中世纪，维吉尔被教会奉为圣人，他的《埃涅阿斯纪》在中世纪被当作占卜的圣书，由此衍生出“维吉尔卦”；而维吉尔在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影响是但丁的《神曲》，在其中他作为但丁的保护者和老师出现了。罗马的农夫终于创造了永恒之城的神话。

“由于把城市奉为自己的神灵，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开始丧失了神灵所赋予的最重要的恩惠——超越自然界的局限，追求超过眼前利益的宏大目标；因为城邦是无法产生一个和谐有序的空间的，而一个不容变化、不容发展、不容改造的宇宙观，是无法产生一个更高级的城市的。”谢选骏指出：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思想深度，就牺牲了下一步的物质开发；当然也不能像玛雅人那样，为了思想而牺牲生命本身，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思想。

“新的城邦只存在于精神思想之中，那些寻求超度的人摒弃了尘世的城市，将短暂、腐朽的城邦尸体弃诸身后，而一意追求能抵消一生顿挫的光明与幸福。”谢选骏指出：新兴势力除了思想之外，常常一无所有。

（724）

1、“《梵经》认为，世界的最高主宰是‘梵’，‘梵’是宇宙精神，是无限、无所不在、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既没有差别，也没有形态和属性，不能以概念来理解，不可用言语来表达；它是超越人类感觉经验的永不磨灭者，是世界各种现象产生、维持和毁灭的终极原因。”谢选骏指出：即使这样的“梵”，也和饭桶一样，同为思想的产物。因为思想才是“世界各种现象产生、维持和毁灭的终极原因”。

2、“《奥义书》（Upanishad，原义为“坐在某人身旁”，引申为“秘传”）认为物质是虚幻的，世界是婆罗门的梦，创世就像入睡一样；感官无法告诉我们任何真实的东西，语言是虚幻的，因为它依赖唇舌，思想也是虚幻的，因为它产生于身体或至少是通过身体产生的。”谢选骏指出：《奥义书》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易经》在中国的地位，尽管如此，《奥义书》的作者和解释者们还是不懂：《奥义书》的道理，也像物质、感官、语言、思想一样，是虚幻的，不是“客观的真理”。

3、“虽然奥义书由吠陀发展而来，因而经常被理解为婆罗门教与印度教的经典，但奥义书并不都是由婆罗门阶层写的，也不都完全反映婆罗门教的观点。实际上，某些奥义书敌视婆罗门祭司。有的奥义书写成时间晚至十六世纪，甚至有宣传伊斯兰教思想而挂名奥义书者（如“阿拉奥义书”）。准确的说，奥义书是一种哲学论文或对话录，讨论哲学、冥想以及世界的本质。大多数奥义书成了研究神秘主义哲学的著作。关于奥义书的秘传性质，在它们的行文中常有所反映。歌者奥义书说，关于梵的知识只能传授给儿子或入室弟子，而决不能教给其他人。”谢选骏指出：因为《奥义书》实际上是“见不得人”的、“见光就死”的。

4、“《正理经》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两种对立的哲学观点：一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原子不灭论，一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灵魂不灭论。这两种对立观点并存于同一哲学体系，说明在早期的正理论哲学中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二者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取得压倒谁的优势。”谢选骏指出：其实呢，“原子不灭论”和“灵魂不灭论”，是一回事情，都是“思想不灭论”。而思想到底灭不灭呢？其实思想自己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思想连自己到底是否存在，其实也不知道。

5、“吠檀多派一方面把无属性，不可描述的宇宙本体作为上梵，一方面又给其以人格，有智，有喜，能创，能毁。”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强求。以便欺骗：“创造出一个与神秘永恒的不可知紧密融合的我，使之永生。”

6、“《王者之王瑜伽经》是世界上最灵性的瑜伽经典，此经有如佛教的《金刚经》、《六祖坛经》和《心经》；道家的《道德经》、《庄子》和《清静经》；儒学的《易经》和《中庸》。本书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能了知真我自性即至上本体者，知道‘有与无’只是一种妄执。”谢选骏指出：按照这样的逻辑，“真我自性即至上本体”岂不也是一种“妄执”，也就是说，是“人的一种思想”。

7、“二元论”其实也是一种信仰：“二元论主张梵和我之间有着真正的、永恒的区别。该派主要创始人是摩陀婆（1199─1278年）。他生于南印度芒格洛尔以北迦纳罗南部的乌迪皮，属于婆罗门种性。早年曾从事吠陀研究，不久成为苦行僧。后来他花费多年时间从事祈祷、沉思、著作和辩论，并将他的思想广为传播，在乌迪皮曾为大神毗湿奴的化身黑天建寺庙，后在该地逝世。他是中世纪南印度虔诚派运动继罗摩奴阇之后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建立了摩陀婆派。他对于梵、我、幻的解释执有神论的二元论立场，认为梵是最高实在，是宇宙万物创造、摄持、保护和破坏的最终原因；梵的化身是毗湿奴，毗湿奴是最高之神。”谢选骏指出：他似乎没有能力这一点：“宇宙万物的创造、摄持、保护和破坏”，都是思想所总结的；因此其“最终原因”其实就是思想。

8、“唯物主义宣称，所有的目的论都是迷信，但是他们也情不自禁地要追问无意义的世界为何存在。”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思想的压力作用，任何铁石心肠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彻底毁灭时，都难以无动于衷；他们都要为自己编造一个存在的理由、不朽的远景。

（725）

思想的绝望：“印度的大雄（Mahavira，前540─467年，又译为马哈维拉）创立了耆那教（Jainism），从禁欲的实践中解脱灵魂，只能接受上天施与的东西，不做乞丐、不行布施、不讨奉献，挨饿也不愿损人利己，结果其言行只能在宗教团体内部传播，无法像佛教那样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并印度以外的地区得到广泛回应。”谢选骏指出：中国古人已经看出类似的道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越纯粹的思想家就越是孤独。

和耆那教相比，佛教与其说是通过“仁慈”传播的，不如说是通过“伪善”传播的；与其说通过“施舍”传播的，不如说是通过“压榨”传播的；与其说通过“节制”传播的，不如说是通过“放肆”传播的；与其说通过“出世”传播的，不如说是通过“入世”传播的；与其说通过“冥想”传播的，不如说是通过“宣传”传播的；与其说通过“涅槃”传播的，不如说是通过“勾结”传播的；与其说通过“佛陀”传播的，不如说是通过“官府”传播的——以此为“成功神学”鉴。

（726）

“很难说孔子是否创造了一个宗教，虽然他为崇拜神灵和祖先规定了许多仪式，但他拒绝超越此世的彼岸真理。”谢选骏指出：事实上，孔子是一个经验论者，他只说自己看到的，不说自己想到的；而我们既说自己看到的，也说自己想到的。

“墨子在世俗范围内传授一种兼爱哲学，这比耶稣宗教的泛爱，早了四百多年。”谢选骏指出：但是墨子没有为他的兼爱“流血赎罪”，所以无法把他的“学说”激活为“十字架上的真理”；由此可见，要想成功必须先有一个彻底的失败，才会发生根本的转折。

（727）

1、《庄子·逍遥游》里面的“生物进化论”：“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传统上人们看到“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很难把它与生物进化联系在一起，不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引导读者重新理解《庄子》这开篇第一句？所以有学者竟然猜测：在庄子的进化论中出现了一些我们闻所未闻的动物名称，比如“蛴螬”、“乌足”、“鸲掇”、“干余骨”、“颐辂”、“黄軦”、“九猷”、“瞀蚋”、“腐蠸”、“羊奚”等等……

2、庄子的错误言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译文：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以有限追求无限，是非常疲困的；既然已经知是这样还要汲汲追求智识，只会更增加疲困罢了。）谢选骏指出：事实上，人的知识和人的生命一样都是有限的；因为人的知识受困于自己的生理机能，更加无法超越自己的生命：人怎么能认识自己能力之外的知识呢？所以我觉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要追随知识。

3、作为“进化论者”的庄子，其“梦蝶”理论也有“来自西方真理的呼应者”：“约瑟夫·巴特勒主教在《宗教之类比》一书中，巧妙地以毛毛虫可变态为蝴蝶，来证明人死之后尚有来生。”——《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译文：“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飘飘然，十分轻松惬意。这时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庄周。一会儿醒来，对自己还是庄周十分惊奇疑惑。认真想一想，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庄周？这就叫做‘生物的进化’。”） 

4、在庄子思想的面前：“齐万物，一生死，等贵贱”谢选骏指出：思想可以不像是在欧洲思想传统那里一般的，“只能把自己与世界撕裂开来”。

5、不过《庄子》还是有说错的时候：“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事实上，是“以道观之，物有贵贱。”──道就是思想，有道的区分，才有贵贱的。（难怪《秋水》被归入《庄子》的外杂篇目。）

（728）

“《列子》提出了一个观念，它是如此危险，以至于要通过一个孩童之口说出以避免直接的宣扬；这个孩童挑战了正在赞颂上苍赐予美食的主人：‘人类获取能吃的东西食用，哪里是上天专门为人降生的呢？比如，蚊、蚋吸人的血，虎狼吃人的肉，难道能说上天生出人类是为蚊蚋和虎狼制造食品吗？’”（“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囋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也？”《列子·说符》）谢选骏指出：这个孩子虽然说破了“国王的新衣”，但他并不懂得“生物链”的道理；也不懂得“向上帝的感恩谢饭”是“有助于健康”的道理。

“中国的道教用‘观’来称呼其寺院，这是‘观察自然界’并对其现象做出自然主义解释的地方……其部分结果是，道教鼓励了科学实践（观察、描述、归类和实验）的发端。比如说，在公元前二世纪的中国，道教传说讲述了神射手后羿根据圣人的建议去遥远的西方寻找不死药，当他要铲除杂草时却发现不死药就生长在他的家门外。”谢选骏指出：后羿比毛泽东之流“向西方寻求真理”显然高明得多、幸运得多，未来的中国不鸣则已，要想长鸣一定会采取后羿的方式：在自家发现真理，而不是到西方取经。

（729）

“几乎每个时代的中国艺术家们都喜欢以‘马’作为主题，汉代尤胜……不只是因为马的功用，还因为马作为人生短暂无常的象征，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谢选骏指出：深刻的哲学家庄子说“白马过隙”（《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骏马驰过狭小的空间，速度极快，一闪就过去了，形容时间过得极快。）；天才的诗人李贺有《马诗二十三首》，写尽马的千姿百态（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山。……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西母酒将阑，东王饭已干。……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宝玦谁家子，长闻侠骨香。堆金买骏骨，将送楚襄王。……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写出这些骏马的多姿，不是汉代，而是唐代；可惜现代中国人却只懂表现马的“雄姿英发”，用以安慰自己业已“断了脊梁骨”的悲惨处境。

（730）

《韩非子·五蠹》里面的“社会进化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译文：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谢选骏指出：难怪中国的马列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社会进化论）学徒毛泽东在“批儒评法”运动中，极力推崇韩非思想。

第十一章

文明除了自身没有其他目的

（731）

实证主义者多马（托马斯）：“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摸原文作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二十章24—29节）谢选骏指出：托马斯的实证态度后面，是怀疑论……这使我想到，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名字也许不是毫无来由的，托马斯就是多马：《神学大全》也许首先是说服托马斯自己的；因此我反而相信托马斯是一个真诚的作者……《神学大全》也许首先是用来说服自己的作品，《神学大全》也许不是为了欺世盗名，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732）

关于《多马福音》的几段摘录和评论：

1、“我去了另外一个伟大和圣洁的世代。”谢选骏指出：这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的粗浅表达。

2、“为什么用你们有限的心来思想那个伟大圣洁的世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亘古以来没有人见过那个世代，连众星上的天使也不会主宰那个世代，地上必死的肉身是不能够承受那个世代的。”谢选骏指出：这就明显具有诺斯替派的思想痕迹。

3、“万籁、有形相之物及众生乃相辅相融而存；一切已构成的势必要瓦解，万有按其原来属性复归予其本源，物质世界亦会还原为物质世界之原点；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谢选骏指出：这明显具有希腊思想的痕迹，例如赫拉克利特。

4、“你们要经历生老病死就是一切所作的果，因你们脱离了那医治你们的；凡有思想的，就应当去明白：贪恋物质将衍生违逆自然之情念，使身体处处百病丛生。这是为何我告诉你，常在调和的心境中，倘若你落入失衡的状态，就得从你的真自性中得灵感。凡有耳的，就应当去听。”谢选骏指出：其实人还是不能明白，因为说到底，人的思想终究是围绕着自己的生存的，人无法脱离自己的生存去思考任何问题。人只能被宇宙思想所思考，人只能被创造或被救赎。

5、“一些人笑着走入天国里又走出来，他们结果不在天国里面。”谢选骏指出：这也许说出了信仰的真相；不过下面这句话却可能是人文主义的谎言：“凡想进天国的人也会得到它。”

（733）

“各种新宗教都表现了这种精神：文明除了自身的存在以外，就没有其他的目的了；文明的这一空洞性十分明显：空而又空，天光之下，一切皆空。”谢选骏指出：所以说，“富贵思淫欲”；所以说，“物质丰富，精神空虚”：因为一切富贵都走向淫欲；因为一切物质都填不满空虚……人的敌人就是他的自我。

乌托邦的虚妄：“世界由错误而来，因为他想创造一个既不凋谢又不朽坏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欲望里头：世界从来就是会凋谢的。”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世界却也因其终将凋谢，而变得弥足珍贵；并使得新陈代谢与推陈出新，成为可能。说到底了，凋谢也是人们的观念；正如反凋谢的乌托邦一样。

因材施教并非儒家的特产：“与神的使徒相比：如果他是个敏感的人，他就会知道什么信徒需要什么，人的形态不能欺骗他们，他可以透过交谈了解每一个人的灵性状况：世上有很多动物拥有人的身体，他鉴别他们，把橡子掷向卑贱的人，把大麦，谷壳和草喂给牛，把骨头郑给狗；他只给奴隶基本的教导，但把全部的教导完全给予神的儿女。”谢选骏指出：这相当于《论语》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734）

“科学家、伦理学家或是圣人在世界上传播他或她的思想和论据，是自私行为吗？哲学家和生物学家应该不再反对DAN复制本身，就像它们不再反对他们的书一再重编重印。当这些书影响别人时，围绕这些书有更大的争论，这些学者是否希望他们的思想严格地复制呢？”

（735）

“奥里根争辩说：如果耶稣之死是一笔赎金的话，那就必须付给某人；但这是谁呢？它不能是付给上帝的，因为上帝并没有拉住罪人讨要赎金；在他看来是唯一必然的神学推断中，奥里根得出结论：这只能是付给魔鬼。阿奎利尔的鲁夫纳斯和伟大的格里高利把这种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魔鬼已经掌握了堕落的人类，上帝不得不正视这一点；唯一能够把人类从这种撒旦的控制和压迫下解救出来的方法，就是使魔鬼超过它权力的界限，从而被罚掉它的权利。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格利高里认为，这只有靠把一个无罪者用罪人的外衣送入这个世界才能做到。等到魔鬼发现时就已经太晚了：由于宣判一个无罪者，魔鬼就超越了它权力的界限，所以只能被迫放弃它的权利。”谢选骏指出：对救赎论的这一解释看起来很好，但由于不是圣经上明确记载的，所以我不敢置其可否。

（736）

奥古斯丁学说的异端性质：“奥古斯丁强调尊重那些与《圣经》注释相联系的科学结论的重要性，他本人在对《圣经》的注释中，一些章节事实上已经具有多重解释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发现《圣经》中一些章节可以用极不相同的方式来阐释，而不会损害我们所接受的信念。’”谢选骏指出：这听起来很好，海纳百川；但实际上却是纵虎归山，为异端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奥古斯丁本来就是个摩尼教徒，是钻入殉道者队伍里的精神垃圾。

教会的法利赛化的过程：1、“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2、“奥古斯丁的双城记”。3、教会的世俗化。

（737）

“当安布罗斯（Ambrose·SAINT，340—397年）等许多早期教会的神甫支持‘圣餐中圣体实在’的主张时，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其他人却声称那只是象征性的存在。”——在我看来，这两种主张背后的思想未必有何根本的差异，只是二者表达思想时运用的语言，有所不同；而两种主张的张扬本身，却主要是为了“通过话语获得权力”。

（738）

思想殖民运动先于身体殖民运动：“圣本尼迪克特（Saint Benedict of Nursia，480—547年）探索一条可以在这个世界‘模仿天堂’的途径，他找到了一个让文明得以延续的方法，因为修士的学习同样涵盖古希腊罗马的学问，修道院变成了对荒原矿业进行殖民的中心。”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在这个世界模仿天堂”这个概念，远远好过“上帝之城”的概念……因为耶稣早就说过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模仿只是模仿，并不是真的实现了。

（739）

现代连锁店的古老起源：“圣本尼迪克特（Saint Benedict of Nursia，480年－547年）创建了十二所修道院……形成一个教团系统，他们“用和平代替战争，用日常工作来调解修道生活的枯燥，他们的圣洁基于‘按每个人的能力用其所长’，教团系统的网络将相同的社区联合起来，使其产品互相交流，从协调中而不是从鼓励中吸取这个欧洲的力量。”

（740）

“否定神学（Negative Theology）起源于公元六世纪的伪狄奥尼修（Pseudo-Dionysius Areopagita， 约公元500年前后），他主张对上帝存在不作直接论证，因为上帝作为存在、生命及万物的根源和始因，超出有限的人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范围，人不可能真正或完全弄清上帝的本质及特性；因此，否定神学主张，人对上帝的认识只能通过判断‘上帝不是什么’来展开，而无法确定‘上帝究竟是什么’；否定对上帝的任何人为界定，强调上帝本身不可触及、不可认知、不可言状、不可界说和解释。”谢选骏指出：人类不具有建立“神正论”时所需要的那份心智能力。由此看来，不可知论的神学其实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只有它可能接近神秘的本原。

否定神学并非因其悲观的、有缺点的、缺乏良好品质或“内容有问题”，因而被“否定”；相反，所谓否定指的是“拒绝承认”；亦即将神学作为科学处理时所抱持的一种拒绝态度或思想程式：因此否定神学除在英文中称“negativetheology”外，亦称“apo-phatic theology”，也就是在论及神学时，宁持拒绝而非肯定方式；亦即一种带有拒绝和沉默方式的神学，才是真的。

不过在我看来，在上帝这样的“对象”面前，否定神学和肯定神学同样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自以为是地认识上帝，而不能认识自己思想以外的上帝。这一点圣经早就启示过了，所以它禁止人们给上帝命名。

第十二章

时间的恐惧与时间的膜拜

（741）

有人说，“世界上第一座以‘嘀嗒嘀嗒’的机械擒纵机构为标记的时钟，相传是出现在中国的宋代，由苏颂组织创制的‘水运仪象台’，此后在十三世纪传入欧洲；在这之前，日晷、漏壶与沙漏这样的计时装置，以简单的原理，反映着当时人们同样是‘原生态’的时间观念。”谢选骏指出：如果真是这样，对于时间的敏感甚至恐慌，在晚唐其实就出现了，而集中体现在诗人李贺的作品里：

1、例如《浩歌》：“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

2、例如《湘妃》：“筠竹千年老不死，长伴秦娥盖湘水。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离鸾别凤烟梧中，巫云蜀雨遥相通。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

3、例如《铜驼悲》：“落魄三月罢，寻花去东家。谁作送春曲？洛岸悲铜驼。桥南多马客，北山饶古人。客饮杯中酒，驼悲千万春。生世莫徒劳，风吹盘上烛。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

4、例如《日出行》：“白日下昆仑，发光如舒丝。徒照葵藿心，不照游子悲。折折黄河曲，日从中央转。阳谷耳曾闻，若木眼不见。奈尔铄石，胡为销人？羿弯弓属矢，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讵教晨光夕昏！”（奈尔：一作奈何。）

5、例如《夜坐吟》：“踏踏马蹄谁见过？眼看北斗直天河。西风罗幕生翠波，铅华笑妾颦青蛾。为君起唱（一作舞） 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明星烂烂东方陲，红霞梢出东南涯，陆郎去矣乘班骓。”（起唱：一作起舞。）   

6、例如《昆仑使者》：“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龙鳞下红枝折。何处偏伤万国心？中天夜久高明月。”

7、例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8、例如《王浚墓下作》：“人间无阿童，犹唱水中龙。白草侵烟死，秋藜绕地红。古书平黑石，神剑断青铜。耕势鱼鳞起，坟科马鬣封。菊花垂湿露，棘径卧干蓬。松柏愁香涩，南原几夜风！”（坟科：一作坟斜。）

9、例如《古悠悠行》：“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

10、例如《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吹笙：一作吹箫。）

11、例如《巫山高》：“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楚魂寻梦风飒然，晓风飞雨生苔钱。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高插天：一作齐插天。首句一作：巫山丛碧高插天。大江：一作巴江。飒然：一作颸然。云间：一作云端。）

12、例如《相劝酒》：“羲和骋六辔，昼夕不曾闲。弹乌崦嵫竹，抶马蟠桃鞭。蓐收既断翠柳，青帝又造红兰。尧舜至今万万岁，数子将为倾盖间。青钱白璧买无端，丈夫快意方为欢。臛蠵臑熊何足云？会须钟饮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管愔愔，横波好送雕题金。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强知元化心？相劝酒，终无辍。伏愿陛下鸿名终不歇，子孙绵如石上葛。来长安，车骈骈。中有梁冀旧宅，石崇故园。”（崦嵫竹：一作崦嵫石。）

13、例如《苦昼短》：“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服：一作饵。似：一作是。碧：一作白。）

14、例如《梦天》：“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这是说诗人李贺自己梦游天上，看见指海上的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在自己下面，千万年的时光像走马灯一样轮转不已。而在天上俯瞰中国，九州小得就像九个模糊的小点，而大海小得就像一杯水。

好像是对李贺“泄露天机”的惩罚，在无尽的时空面前，“天文学家”李贺终于被击垮了，还原为诗人李贺：他在《将进酒》中绝望地唱到：“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罗帏：一作罗屏。香风：一作春风。）而在日常生涯中，他常常悲哀地想到：“园中莫种树，种树四时愁。独睡南床月，今秋似去秋。”（《莫种树》，南床：一作南窗。）这就像一个曾经登天游雾的灵魂，重新坠入无奈的人间。

（742）

诗人李贺式的时间恐惧症，产生了对于时间的膜拜；“时间崇拜”则演变成为“时间教”——对于时间的偶像崇拜，其神像就是钟表：钟表的变革，代表了时间观念的演化，也呈现了“时间宗教”的“思想发展史”。

试看李贺《古悠悠行》：“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谢选骏指出：说明了时间的本质是一种记忆：“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如果没有了记忆，那么就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了：“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时间，完全是记忆的产物；对于失忆症患者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既然对于失忆症患者时间是不存在的，那么对于无生命的世界来说，时间就更不存在了：时间只对人有意义，而且对越“文明”的人，就越有“意义”。

人说唐朝诗人李贺的作品，“有佳句而无佳篇”，何以至此？原来，李贺的短诗除外，稍微长一些的作品，都宜从“戏剧”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说，八句以上的，往往像是一个四幕的话剧：例如《致酒行》第一幕（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第二幕（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第三幕（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第四幕（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其背景是，唐代的戏剧发展（例如“参军戏”）远远超出前代的表演，但还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剧种，于是形成了“李贺的诗剧”。

（74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好歌诗。不过，房间里面怎么会有霜呢？这岂不是神经错乱的酒鬼比喻？怎么能够继续进入小学教材呢？当然作为诗人，这也正是李白的妙处，白描了醉态，说明他后来何以水中捞月而死……只是，这绝对不是写“思乡”的，而是写“狂醉”的。

（744）

“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开始：“751年塔拉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技术人员向中亚的撒马尔罕城的企业家透露了造纸的秘密；到十三世纪末，纸在欧洲得到了应用，并对我们现在称之为‘信息技术’的传播，作出了主要贡献。”而所谓的第三次浪潮，就是被定义为信息革命带来的“信息社会”。

从硬件的角度而不是软件的角度看，第一次浪潮是游猎业，第二次浪潮是农牧业，第三次浪潮是工矿业：“大约在1190年指南针首次被记录在欧洲的教科书中；航海图的最早记录是1270年才开始的；火药和鼓风炉是十三和十四世纪从中国首次传播到欧洲的，当时是属于带有魔力的技术……这些发明对未来的影响无法估计，使得西方的科学变得更为实用，更加依赖于现实感，更加相信对自然的观察。”谢选骏指出：工矿业的发展是依赖于信息技术的，而“中国的科学”也曾改变了“西方的神话”。

（745）

“从1043年开始，纸币成为宋朝政府的一种专营货币。”谢选骏指出：而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是中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交子虽然还是一种兑换券，但实际具有纸币的功能；纸币本来就是一种虚拟货币，有点类似现在的支票甚至信用额度。

 （746）

“在宋朝的书画中很少出现女人，因为她们没有草原上的夷狄女人所拥有的开放性。”谢选骏指出：中国在宋朝甚至开始流行缠足现象，缠足的功能就是为防止草原上的夷狄深入中原抢劫妇女儿童、拐带她们作为奴隶离开中原；而现代中国盛行拐带妇女儿童，则是游牧民族的侵夺传统所遗留下来的恶习。我在《缠足战略》里对此曾经论述。

（747）

诗人出现在绝望的处境之中：“当女真人1127年入侵中原时，李清照夫妇逃离南下，他们仅仅带走了十五马车的书籍，结果也在途中遭到抢劫，她的丈夫死后，仅剩的几箱书也被窃贼一扫而空。”谢选骏指出：难怪李清照后来能够成为伟大的诗人，因为她失去了一切书；唯有自身的艺术是剥夺不掉的，她把生命倾注在剥夺不掉的艺术之中，写下了如此惨痛的悔悟：“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748）

“中原地区的思想家很难去适应一个与蛮族平起平坐的世界；欧阳修却主张绥靖政策，用尊严来换取和平……在欧阳修看来，文明总会征服野蛮，中原总能渡过难关——但是他似乎不懂军事失败常常先于文化上的胜利，通常是在血腥战争和惨烈破坏之后，蛮族才采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谢选骏指出：反观现代中国，所谓“1949年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就是苏联蛮族及其中国帮凶在中国推行的“惨烈破坏”，是在1949年之前二十多年的血腥战争之后相继展开的“系统毁灭”。

（749）

“对十一世纪（北宋）的中国精英而言，哲学并不是一个奢侈和闲暇的职业，而是治国的基础。”谢选骏指出：这只是对那些汲汲于功名的精英才是适用的，对于沉湎于琴棋书画的精英来说，这么说就不对了：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哲学真传在“文人”而不在“儒生”那里；前者秉持庄子的遗泽，后者拾取孔门的牙慧。

（750）

“朱熹是一位世俗的人文主义，他拥护的教条就是人类的自然美德；他很怀疑是否‘天堂里有一个裁决罪孽的人’，并且鄙视有利于自省的祈祷很对经典的学习；他认为， 道德是一种个人责任，而非天条。”谢选骏指出：这种人道主义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理学”成为中国的官学以后，中国就缺乏了基督教社会甚至回教社会那种抗击蒙古入侵的精神力量……因为群众是没有承担个人责任的能力的，一旦失去天条就会陷入混乱和软弱。

第十三章

刘邦这个淮夷后代的遗风

（751）

“从十一世纪开始，印度在文化影响的创造性和改造性上的作用渐渐衰退……印度的圣哲们极度自满，对学习海外的东西毫无兴趣。”谢选骏指出：这就导致伊斯兰教的加速入侵。这也是明清两代的中国人所陷入的弊端；从时间上看，那是发生在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也就是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衰落，比印度文明的衰落还晚了三百年，结果导致西方文明的入侵。

（752）

“1236年印度德里的苏丹立下了接班人，作为一名前奴隶，他并不尊重官僚社会的传统观念，在指责其子无能的同时，他选择其女为继承人——在大草原，妇女们常常处理大事；在伊斯兰世界，妇女统治则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不敬以及对自然秩序的颠覆。”谢选骏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显然更接近伊斯兰世界而远离草原世界；欧洲一般说来更接近草原世界而远离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这不由使人想到：吕后、武后、西太后等人的专政，显然是背离中国传统而接近草原传统的；武后和西太后现象很好解释：她们的政治都有鲜卑族和满洲族的背景，那么吕后呢？吕氏专政是一个何等的怪胎？是秦始皇这个西戎后代还是刘邦这个淮夷后代的遗风所及？刘邦这头流氓还喜欢烹饪人肉（他的同乡朱元璋也极其变态残暴），同时两汉的外戚专政都很严重。

（753）

“1260年9月，在叙利亚的一次会战中，埃及奴隶集团（马木留克人）击退了蒙古军，这是‘成吉思汗’以来蒙古人所经历的第一次严重溃败。”谢选骏指出：战争好像是在比赛下贱和野蛮，谁更卑贱，谁的胜算越大；难怪苏联的第一号屠夫列宁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754）

“马木留克人利用蒙古世界不允许军队远离权力中心这一内部策略而带来的影响，一举将蒙古人赶出非洲。”谢选骏指出：看来，明朝的太监政治（从“郑和下西洋”就开始了）从蒙古人的“不允许军队远离权力中心这一内部策略”那里获益良多，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蒙古主义”：建立了太监政治。比较一下斯大林主义和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奉行的“政委政治”，就一目了然了，那是太监政治的遗产。

（755）

是蒙古压力的后遗症和西班牙复国战争的最终后果，而不是热内亚的海盗哥伦布等等探险家，才是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寻找印度”的动力：所以，“1291年，出现了一次从意大利的热内亚城市出发，试图去发现‘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的探险……此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这些航海者的消息。”谢选骏指出：早熟也是危险的命运。

（756）

“十三世纪的西方所拥有的革命意义的经历：技术进步、艺术创新、以及用一种新科学的眼光对现实的概念进行调整——所有这些部分要归功于各种影响在蒙古人盘踞的道路沿线所进行的传播。”谢选骏指出：欧洲因蒙古风暴而崛起，中国因蒙古风暴而没落——“但即使这样的反差依然不能让西方的科学和中国的科学齐头并进，因为从公元前一千年开始，观察和实验的科学传统就一直在中国延续。”但是中国缺乏基督教那样的精神力量，无法汇聚科学的努力。

（757）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的思想和技术广泛地西传，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如果没有‘蒙古治下的和平’，欧洲人将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谢选骏指出：这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见；这种意见表明，西方社会不再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宰。

（758）

“开拓交流的路径，需要那些希望取得联系的两个端点的人们发挥作用：欧亚大草原就像一个哑铃，两端人口稠密，经济文化发达。”谢选骏指出：欧亚大草原的两端，就是欧洲各国与中国各地；目前看来，“中国的崛起”并非“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鼎盛”，除非，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的总量超过了欧洲各国（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和。

（759）

“蒙古人通过大规模屠杀带来的‘和平’不到一百五十年，但它带来的瘟疫蔓延却延续了漫长的时间，这不仅对欧亚大陆，而且对整个地球都发生了严重影响。”谢选骏指出：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各种意想不到的灾难就飞了出来；中国至今没有从蒙古灾难中恢复过来，而中国得以恢复一个标志就是完全同化蒙古灾难的策源地，也就是外蒙古加上远东和西伯利亚。

（760）

“黑死病的光顾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巨大变化的一部分……各种环境变化让千百万人失去生命，国家遭到破坏，扩张受到抑制……与主要贸易和旅行路线的隔绝突然间成为一种优势；受到重创的是那些最有抱负的人……他们之间的互相联系，换来了空前致命的疾病。”谢选骏指出：这就叫做“因果关系”，尽管对于因果的认识永远是模糊的，对因果认识的表达更是模糊加上模糊的错乱。

第十四章

革命的千年至福学说

（761）

“气候就像鞭子，瘟疫是上帝行使的惩罚手段，用来打击人类的傲慢无礼，并且提醒人们死亡具有不可动摇的历量。”谢选骏指出：这种想法也太高估人类自己了，人类的傲慢无礼真的值得上帝来行使惩罚吗？其实呢，那不过是“自己不注意交通规则，结果自己撞上了更强悍的对手”。

（762）

“在中国，通常的智慧把自然灾害理解为历史学家马克·艾尔文所称的‘道德气象学’的警戒：天命在修复由于人类的邪恶而遭到破坏的自然平衡。”——“道德气象学”里的“上天警告”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是古代的思想智慧在总结“现代的生态意识”。

（763）

“气候和疾病属于‘自然界对抗人类势力’的两大利器。”谢选骏指出：大家都说：人类“可以战胜自然”，却“不能战胜自己”；不过，大家不懂：人类自己就是最可怕的自然力量。

（764）

“1341年，疾病从大草原食草的畜群中出去，其后，风把它们及其主人的臭气刮到周围世界……中国东北地区的死亡率达到众所周知的百分之九十，1353—1354年，在中国八个受害最重的地区，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于瘟疫……当时很多观察家指出，是蒙古人传染了瘟疫。”谢选骏指出：蒙古人在那空旷的草原上养成的不讲卫生的习惯，到了人口密集之处就会引起大规模传染病；198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大规模传染病，也是由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把空旷地带的农民带入了人口密集的城市。空旷的自然地带无需卫生也不会致病，但密集的文明地带讲究卫生也很难避免流行瘟疫。

（765）

“在中国，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瘟疫，连同其他的灾害，有助于引发宗教运动，而宗教运动的过度发展，将演变成政治革命。”谢选骏指出：这不仅仅是对过去中国的总结，也还是对未来中国的预言：因为宗教机构本来就是一种救难组织。只要人性不变，政治和宗教的需求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科学所能影响的，不过政治与宗教的形态。

（766）

“瘟疫时代蹂躏欧亚大陆的一些疾病在那个时代就是特殊的：它们在先前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自那以后也不复存在。”谢选骏指出：说这句话的人似乎并不懂得：类似的病毒一直在花样翻新地变异，而病毒本身并不致人死命，致命的是传播这些病毒的社会条件；例如不当的接触和过分的开放……开放社会的另外一面，就是疫病流行的社会。

（767）

历史的分析显示：“我们改善中的健康状态，也许不在于我们假想的清洁卫生，而是更多地在于微生物习性的自然改变。”谢选骏指出：当然医学的进步也在这一改变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768）

“男人是瘟疫的主要牺牲品，与男人相比，女人过着相对与世隔绝因而是受到保护的生活。”谢选骏指出：这是七百年前的十四世纪的景况，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女权主义，妇女已经失去了这一安全屏障，成为自由也就是自负盈亏的试验品。

（769）

“瘟疫起因的宗教解释，从未抑制对于瘟疫原因以及治愈方法的科学研究……即使在十四世纪也是这样。”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宗教无法束缚思想，正如科学无法束缚思想；宗教的事务归宗教，科学的事务归科学。

（760）

“革命的‘千年至福’学说——在一个即将出现的神所创造的历史中，上帝将赋予穷人以权力的学说；这种情况是独立地分别发生于欧洲和中国，但其方式则惊人地类似。”谢选骏指出：这种“分别论”是出于实际的无知，因为中国和欧洲的宗教都在中亚受过波斯宗教的来世论和日光轮的影响。其实呢，千年很短，连鼠目寸光的纳粹分子都会忏悔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穷则思变的心理是人性共通：穷凶则可能导致极恶；由于无情地竞争，富人渐渐忘记了克制的美德，不断把穷人逼上了绝路，时候到了，穷人就把富人送进了焚尸炉……由于恶性竞争，穷富形势是永远不改变的，能够改变的只是穷富的成员。

第十五章

慈善可以让人健康长寿

（771）

思想的力量：“热衷慈善活动近乎狂热”的人，“每有亲友来访，就会拿出厚厚一迭自己出席各种慈善活动或接受感谢状的照片，让大家看。”……“这个情形在她老年失智后更夸张，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把照片拿出来叫我看一次。”“高龄九十一岁的她多次说，若非长期从事慈善活动，自己绝对活不到这个年纪。”谢选骏指出：慈善思想的力量之一：可以超越“失智状态”；慈善思想的力量之二：可以使人长寿。慈善可以让人健康长寿，因为得到众人的簇拥。那份优越的感觉和心理的满足，促进了血液的循环。根据同样的道理，花钱也比挣钱有利于健康。

（772）

“十二世纪的日本，一个文本如此定义禅宗：‘经文之外的一种特殊传导，不是以言语为基础，而是直接靠内心去参透事物的本质。’”谢选骏指出：这个定义忘记了，禅宗无论怎样神奇，都是一个宗派，而不是一个灵魂……不以言语为基础，任何宗派都无法形成的；所有“制度的弊端、组织的恶行、人类的原罪”，在禅宗那里同样存在。

（773）

“禅宗在日本取得发展，是由于那些逃避蒙古灾难的中国僧人的涌入，而禅宗的简要概念又能适合那些正好开始统治日本的大名和武士。”谢选骏指出：这些暴发户不像宫廷贵族那样有闲暇有教养，简易繁荣禅宗正对他们的粗鄙胃口；这与中国的发展相似，中唐以后，中国社会趋于破落，禅宗因而兴起。

（774）

“十四世纪的混乱有利于禅宗的兴起，禅宗是佛教的一种传统，它尊重个人的消失为神秘体验的一部份。”——“直到十四世纪，日本的婚姻绝对是私人的、而在根本上则是性的关系；而后来，日本人的婚姻开始逐步规范为两个家族的一种联合，妻子们搬到丈夫家族的家中，而不是待在她们自己的家中。”谢选骏指出：这时，日本社会的父权制才开始确立，比中国的西周晚了两千多年……在时间上，禅宗的虚无主义在日本的兴起，与日本社会父权制的确立，是同步的……所以，这样原始的日本在进入现代文明时，反而获得了“后发优势”。

（775）

“在蒙古人统治的废墟上，一个新的国家在安纳托利亚兴起，它是由被称作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王朝来统治的，从1326年开始，它的统治中心就在以前的拜占庭城市布尔萨。”谢选骏指出：奥斯曼压力加剧了欧洲向西逃窜的动机和动力，进而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运动；如此说来，欧洲的殖民扩张可以视为“对于蒙古入侵的长期反应”：相形之下，中国“下西洋”的反应就只有三分钟热度，连同明朝的汉人复国加在一起，也维持了不到三百年，就被满洲人一举歼灭、“回到元朝”了。

（776）

“在朝鲜和越南，对占有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和中国影响的‘民族反感’，刺激了其思想；可笑的是，朝鲜的‘实学’开始是对儒学的反动，最后还是经由中国获得了某些西方的科学知识。”谢选骏指出：这一点在美国踢开了日本的大门以后开始改观了，日本径由西方获得知识，不再经由中国，反过来还俨然成为满清眼里的“东洋”……中国就这样在满清的“领导下”，在“西洋鬼子”和“东洋二鬼”的夹击下，落入了自己文明历史上的最低点，直到沦为苏联及其理论的殖民地。

（777）

谢选骏注意到，朝鲜、越南、日本对中国的不恭，是从蒙古统治中国以后开始，并在清朝达到顶端。这是因为，蒙古和满洲，是比朝鲜、越南、日本更不汉化、更少中华意识的夷狄，这样的生番夷狄统治中国，熟番朝鲜、越南、日本自然不服，而且从此以小中华自居，这只要看一眼朝鲜、越南、日本他们的文献，就一目了然了。

例如倭人（“大和民族”，“和”就是“倭”的汉译美化）的人生态度是：贫穷不要紧，只要肯努力。这样自然不会产生“笑贫不笑娼”的民风（社会心理）。在我看来，“贫贱不能移”太消极了，应该是“贫贱更努力”，那才能加速改变贫贱的命运。整个社会开始了“良性的竞争”。

（778）

“在中国，佛教僧侣原本具有一些让世俗追随者很难接近和理解的特性。但是高僧袾宏（1535—1615年）、憨山（1546—1623年）再次把佛教变成了人们可以在家修行的宗教。……十八世纪，彭绍升（1740—1796年）进一步改革，认为精神祈祷者可以在神像前自动受到启发，他实际强调了没有僧侣作为媒介的直接的信仰体验，而这与当时欧洲正在进行的宗教改革，竟有惊人的相似。”谢选骏指出：其实这种比较是肤浅的，因为明清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大一统良久；而同时代的欧洲还处于唐宋或是春秋战国那样的多元时代。

（779）

宗教刺激了社会的发展：“西方在时钟技术方面的领先：时钟把一天人为地等分为几个小时，让生活变得有条不紊，这是为了适合西方的修道院，除了黎明和傍晚去做祈祷外，祷告仪式的最佳安排是根据有规律的间隔，而不受太阳四季变化的运行而定。”

“相传欧洲的首座以砝码作为动力的机械钟是在1283年出现于英格兰的一家修道院；德文资料里也有诸多关于十三世纪欧洲教堂塔钟的记录：1344年意大利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大教堂塔钟、1370年巴黎西岱宫塔钟因损毁已不存于世；目前存世最早的塔钟是1392年于英国威尔士大教堂建成的天文塔钟，它的指针尚在准确走时，记录着迄今为止六百二十多年的‘时间史’。”

“悠悠钟声代表着上帝的声音，对作息与祈祷的指示，成了黑暗中摸索着的人们一道最为清晰、明确的指导；可以试想这样一个场景：中世纪意大利的任何一座小镇，睥睨一切周边建筑的宏伟教堂，塔尖高耸入云；劳作的人们一双双仰望的眼睛伴随着朗朗钟声的礼拜，在心理上，已先于教堂里的仪式而完成。

“到十六世纪甚至更早，随着座钟的出现，钟表终于走出教堂塔楼，进入欧洲的贵族家庭：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座钟’在德语里甚至还被称为‘小塔钟’（Türmchenuhr），钟的形制及其大量的宗教装饰体现出几百年来宗教对钟表的影响；1530年，德国纽伦堡锁匠于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只怀表‘纽伦堡鸡蛋’，状如鸡蛋的球形怀表，实现了钟表史上的第一次便携，‘装在口袋里的时间’，算是完成了人类对时间计量的第一次控制。”

（780）

宗教刺激了技术的发展：“十三世纪，由于教堂越来越多地使用透光的染色玻璃制作窗户，穿透进来的阳光照亮了神圣的教堂”，所以，西方对精美玻璃制品的需求陡增；与此同时，玻璃制造商运用他们的新技术，来满足国内对玻璃镜和光透镜的需求。”

“透镜和时钟的结合非常重要：十七世纪，当两者结合在一起，西方天文学就对穆斯林和中国的竞争者构成了优势……他们因此赢得了因为占星术而对天文学感到兴趣的世界各国统治者。”谢选骏指出：占星术“相信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反映了天体的运动”，而企图据此推断自己未来的命运，使统治者成为占星术的头号消费者：因为统治者的头上，永远悬着最大的不确定性、最锋利的“达摩克利斯剑”。

第十六章

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扑灭一支蜡烛的光辉

（781）

“我们发明了日历、钟表，力图使得世界井井有条，但视网膜实际上能够控制什么呢？”谢选骏指出：是的，除了控制自己的暂时行为，我们什么也控制不了，甚至连自己的长期行为和偶尔的思想也无法控制……我们一无所能，除非，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些束缚。

表面上，从“人们仰望教堂塔顶、平视厅堂的座钟、再到俯首端详手心里的怀表，人与钟表相对位置的变化，再生动不过地映照出人们的意识形态之变”，人们好像能够主动操纵时间了；但实际上，人们却在遭受时间的更深支配：启蒙运动带来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却让人类受到工业革命的役使——人们甚至把时间说成是“第四维度”，是与生存空间结合为一体的。人对时间的态度，也成为人对自身生命的态度；人对时间的态度，不止触动甚至改变了生命的基础。

（782）

“十二世纪第一部此类规范或‘骑士法典’强调禁欲、守贫、服从等宗教誓言，而世俗的美德再度凸现，重新指向致命的罪孽：用慷慨对抗贪婪、用自制对抗愤怒、用忠诚对抗谎言和诱惑。”谢选骏指出：世俗的美德如果没有宗教的担保，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世俗的理性”只有经过“宗教的灵性”，才获得了“存在的理由”。

（783）

头上长着灯笼的深海鱼类：这是动物世界的圣弗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1181─1226年）：它好像注释了弗兰西斯的绝望说，“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扑灭一支蜡烛的光辉。”（All the darkness in the world can 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

宗教之作为科学之母：“培根是圣弗兰西斯会的传教士，他对科学的热情，要感谢弗兰西斯对自然的重新认识——因为世界让上帝变得明白无误，这是值得观察的……弗兰西斯是新欧洲幻想的见证人和创造者。”

宗教之作为艺术之母：“艺术与它所处时代的科学和虔诚相关；圣弗兰西斯会用史无前例的现实主义手法搅动了虔诚者的情感——用新科学思想家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他人们想亲眼目睹耶稣和圣徒们的生活。”

“圣弗兰西斯会的修道士记载了这种共同的看法：犹太人在井水里投毒引发了瘟疫，‘由于害怕惩罚，很多犹太人接受了洗礼，从而保全了性命。’”谢选骏指出：到了无神论流行的二十世纪，犹太人连这个“改宗”的救生圈也没有了，只有从肉体上遭到彻底消灭，这才符合科学唯物主义和进化论。

（784）

语言交流不仅是社会集体所需，也是个人生命所需：“德意志皇帝——西西里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1212─1250年在位）‘为了解决人们用什么语言来自然说话的问题，曾默默养育了一批孩子，看看他们能用什么自然语言来互相交流’，但是他白费功夫，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死掉了，未能成年。”谢选骏指出：语言不是“困惑的王国”，语言是“试图战胜困惑的一个战场”。

（785）

“雕刻于十三世纪的韦泽莱修道院的门廊仍是西方艺术的杰作之一，它试图用其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行为、悲伤与希望来描述这个世界，这种努力令人震惊。”谢选骏指出：“假如科学可以作出解释，就不要求助于奇迹。”因为奇迹就是打破自然规律，这是在非常时空甚至超越时空里运用的。

（786）

“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的著作里，把靠经验、听传闻所认知的每件事，按照精确的目录进行了编排；在西班牙的西北部，同时代的法国艺术家在莱昂天主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了整个宇宙的相似情景。”谢选骏指出：这正是蒙古大军打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并向欧洲大肆输出思想、暴力、人员、技术、货物的巅峰时代……没有成吉思汗的铁蹄压力，就没有《神学大全》的垂死挣扎的辉煌？

托马斯·阿奎那对于“中国宪法”的预先的概括：1、“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论断为依据，严格地和真正地说来就根本不是法律，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2、“然而，只要它考虑到公民的福利，它就具有法律的性质。”谢选骏指出：可惜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今没有“考虑到公民的福利”，更没有把它提到议事日程；而是把党的特权放在首位甚至作为前提。

“国家的法律仅限于对外在的行动作出裁判；基督教个性论的精神并没有削弱；个人永远不能完全为国家所并吞。他的身上有一种东西是留给较高目的之用的；个人的价值有赎罪的代价所确证。”谢选骏指出：这并不是“阿奎那的教权论”，而是“思想主权之返照”。

（787）

“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第一篇第二章）：‘人在达到德性的完备时是一切动物中最出色的动物；但如果他一意孤行，目无法律和正义，它就成为一切禽兽中最恶劣的禽兽。’这是因为人和其他动物不同，他拥有‘可以用来抑制卑鄙欲念和残暴行为的理性’这一武器。”谢选骏指出：托马斯·阿奎那这样论述就等于承认：1、人从来就不是天使，2、人确实是一种动物，3、人是可以被思想所决定的动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人是一种动物论”与“进化论”之间，其实没有根本的冲突。

托马斯·阿奎那怎样利用甚至歪曲了亚里士多德，后人也将如法炮制地利用甚至歪曲他；借题发挥是好的，但也不该强人所难，专挑自己尊敬的古人过不去。

（788）

托马斯·阿奎那：“犹太人，他们残酷成习、贪婪成性，而残酷和贪婪则是导使人们走向淫虐的两种主要恶德；所以上帝一开头就没有把享有无上权力的君主置于他们之上，而是派一个士师和官长去治理他们。”谢选骏指出：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如果犹太人做了国王，其淫虐程度将使人无法承受；但实际上，这也是指着其他民族说的，甚至也是指着一切国家机器说的。

“托马斯主义的哲学观，强调人类的灵魂（‘理性的灵魂’）跟动植物以及其他所有生物的灵魂是不同的，每一个‘理性的灵魂’都是由上帝直接注入人类肉体的。”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在“生物学”上也许是缺乏证据的，但在“文明论”上却是充满证据的，也印证了孔子的“上智与下愚是不可改变的”这一说法。（《论语·阳货》：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789）

今天很少有人记得：“托马斯·阿奎那因为大力倡导‘综合接受各种意见’，曾经两次被险些逐出教会组织。”谢选骏指出：我认为这才是天使博士之所以是天使博士，而且能在经院哲学中鹤立鸡群的首要原因：他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附庸的理论家。

“如果周围的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一些基本思想，那么这些基本思想就会被当作真理来看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基本思想是令人安稳的定心丸。”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甚至是“自然科学原理”的真相，这是理论家的用武之地，也是思想家的致命陷阱。

（790）

托马斯主义的异端性质：“上帝通过二级原因行动：痛苦和苦难不能归因于上帝的直接行动，而是要归因于二级原因的脆弱和过失，上帝是通过二级原因行动的……其实自然是完全受制于上帝的，谈论二级原因有任何独立性都是不合适的。”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不仅是自相矛盾的，而且竟敢随便议论上帝，真是胆大妄为。

第十七章

不能触发思想的地理起点，毫无意义

（791）

“埃塞俄比亚教会认定耶稣是完全的神，没有独立的人性；丝绸之路上的景教会则鼓吹相反的信条，说耶稣是完全的人，把神性留在天堂；公元792年之后的天主教会主张，圣灵是从圣父和圣子而出；而东正教会则公开把这种说法当作异端来加以谴责。”谢选骏指出：其实呢？耶稣，神，独立的人性，完全的人，神性，圣灵，圣父，圣子……的内涵，比埃塞俄比亚教会、景教会、天主教会、东正教会的所有说法的总和加起来还要复杂，但是这些复杂性彼此之间却是完全没有任何冲突的——因为那是神秘，不是人的语言可以说清楚的，哪怕这些语言比希腊语、拉丁语、叙利亚语言和埃塞俄比亚语言的总和还要大一千倍。

（792）

“十四世纪，在长期享受与伊斯兰世界和中国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所带来好处之后，西方似乎为殖民扩张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谢选骏指出：这不是“农夫与毒蛇”故事的历史版，这不是“恩将仇报”的注脚，这是生命的常态：生命的生长需要互相吞噬，肉食动物和杂食动物都是如此，杂食动物所创造的种族与文明有何独能外乎？

（793）

“传统历史学家都强调正规科学对改进海图和星宿指导下的航海工具做出了贡献，但这些革新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个时期欧洲有经验的航海者都未采用过它们；除了逐步提高技术，逐步增长的对于气流和洋流的认识也在为欧洲人探索通向世界其他地方的海陆做准备。”——“正规科学”之所以无关紧要，就是因为它是死的；而获得成功的“逐步增长的认识”，其秘密就在于那不是既定的知识，而是未定的思想，是探险的冲动。

（794）

“对大西洋的突破性开发并非‘欧洲’壮举，而是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地区几个社群的壮举；他们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拥有正确的文化，而在于拥有正确的地理起点。”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上面的说法应该改为：对大西洋的突破性开发并非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地区几个社群的壮举，而是这些社群里少数思想家的思想；他们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拥有正确的地理起点，而在于拥有这些地理起点所触发的“正确思想”……不能触发思想的地理起点，毫无意义；否则，为什么这些地点偏偏在十五世纪触发了地理发现和航海运动，而不是更早？

（795）

“一个威尼斯人的盾徽上写着：‘美德是唯一而独特的高贵身份。’为了证明这一点，十五世纪末有一种意大利的社会思想理论，借用希腊神话说道：‘无论是克罗伊斯（以世界上最富的人著称）的财富，还是普里阿摩斯（荷马史诗记载的特洛伊国王）的古老血统，都不能和理性相比，因为理性是一种高贵身份的要素。’”谢选骏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需要重新学习祖先的美德，因为美德是比存款更为可靠的财富和安全保障；儒家的“富而有礼”还是过于消极的，应该像基督教那样寻求并创造“天上的财宝”──这样，第三期中国文明，才有可能成长壮大、欣欣向荣，而不是像现在的两个中国（作为现代南北朝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繁荣娼盛”、物价飞涨。

（796）

在“很多人离经叛道、离开教会”的前面还要加上一句：“很多人窃据教会、离经叛道。”谢选骏指出：教会的败坏比教徒的离开往往更早开始，正如以上帝的名义犯罪，甚至也早于无神论者的犯罪。在有些“新教福音派”的传教中，甚至接纳共产党而不接纳天主教。这也许因为，“亨利·魏恩（Henry Venn）1841─1872年间担任英国宣教会的干事，他工作突出，设想了一种期望能建立‘自养、自治、自传’的传教方略。”谢选骏指出：“三自教会”也是来自一种“西方的真理”，是舶来品，而且是比天主教更新出炉的进口货。

（797）

“近代科学的诸多特征脱胎于中世纪的唯名论哲学（Nominalism），这包括摈弃试图回答‘为何事情会发生’的问题，转而用数学‘定律’描述其如何发生；近代科学和中世纪唯名论的共同之处是都认为：只有通过经验检验的知识才是正确的；在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保守的宗教论点反而给与近代科学研究以巨大促进。”谢选骏指出：这也许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压迫科学和宗教”的欧洲中世纪产生了现代科学，而“宽容科学与宗教”的中国元明清诸朝却扼杀了启蒙思想。当然，关键的区别在于欧洲的分裂不利于组织扼杀思想，而中国的统一却有利于组织扼杀思想。

（798）

“古代原子论认为，存在‘原子’和‘虚空’，主张原子在虚空中运动自由，直到和另一个原子碰撞，从而发生我们所经历的现象；另一方面，笛卡尔与霍布斯坚称，这符合他们关于物质之定义，既不存在虚空空间，因为所有的空间都有维度，因而必须包含物质……排除了非物质的神灵，排除了虚空空间存在的可能性。”谢选骏指出：其实这些“原子”、“虚空”、“碰撞”、“维度”，都只是人的思想结论，它们来自于人类的感官和经验以及思维和语言。

（799）

“关于新大陆的土著居民是否为‘有理性的、完全的人’这一问题，1530年代的教皇保罗三世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至少为天主教徒解决了这个问题。”谢选骏指出：因此，总的来说，印第安人在南美的遭遇，要略好于印第安人在北美的遭遇。

（800）

“西班牙美洲的天主教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和多数英国殖民地的新教一样，完全不同于天主教的主流……以致拉丁美洲天主教至今仍有土著特色……天主教和异教似乎被混合成为一种新的宗教。”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地缘政治的力量；事实上，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也是某种地缘政治的结果：日耳曼人用宗教改革做成新教，反抗拉丁人统治的大公教会（天主教）。而天主教呢，则是使徒宗教与罗马异教的混合物。

第十八章  利玛窦没有完成信仰核心的完整移植

（801）

“美洲乡村的基督徒，与欧洲乡村的基督徒，存在相似的问题：他们都更担心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存，而忽略了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救赎。”谢选骏指出：一般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宗教特点；现在看来，中国人的实用性格也不是孤立的。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社会的文明周期尚未进入其文明晚期的绝望，所以还对现世抱有贪婪的生存欲望。

（802）

“利玛窦认为，中国人的敬祖与西方人的圣徒崇拜差不多，无须禁止；但圣徒崇拜也是西方上层神职人员所抨击的惯例；所以传教士在是否允许中国人敬祖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谢选骏指出：这既是混合主义，又是双重标准。当然，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有其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没有传扬“基督的奥秘”，从而回避了信仰的核心问题，其结果只能是调和并混合“中西文化”，而没有完成信仰核心的完整移植。

（803）

“早在路德对教廷，甚至对他自己的灵魂产生怀疑之前，鹿特丹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年）已经对教廷发起了口诛笔伐；他的《愚人颂》比《九十五条论纲》的出版，整整早了八年……但是路德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历史虽是由思想创造的，却是由暴力推动的；没有宗教战争的血腥，就没有马丁·路德的功成名就。这是因为，历史发展需要动员并塑造那些“社会物质”。

（804）

“宗教改革运动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怀疑论者不再相信充斥于四周的‘巫术般的’弥撒……新教将它自身表现为把巫术从宗教中加以驱逐的一种直接的努力。”谢选骏指出：如果上述说法有点道理，那么新教改革其实也是一种“科学的胜利”，是科学的进展影响宗教观念的典型事例，如此看来，新教运动也就不仅是制度改革或人事改革，而是“真正全盘的宗教改革”，是教会世俗化的开始，结果造成“改宗”。同时，新教机构并未放弃对于科学进展的敌视态度，它们对新新科学的敌视，绝不亚于天主教会对于新科学的敌视。

（805）

加尔文学说的异端性质：“加尔文积极鼓励对自然的科学探索，通过奥古斯丁式的弹性解释，他的《圣经》阐释排除了科学发展的主要障碍。”谢选骏指出：我不是说加尔文胡作非为，而是说加尔文对现代教会的世俗化，难辞其咎。世俗化对导致信仰的瓦解，这是从新教对“巫术”的否认开始的。因为群众需要巫术，没有巫术他们就会变回动物了。

（806）

“1543年在明斯特，一个被称为‘莱登的约翰’的裁缝创立了再洗礼教派，带领他的追随者建立起一个理想王国；他们横行地方、欺凌百姓，也是打着平等的口号，但是他们的平等是约翰统治之下的平等，而约翰是独裁者，自己妻妾成群，这个王国满足了西方人脑子里的一个梦想：共产共妻。”谢选骏指出：其实，共产共妻的梦想也支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农夫，他们之中的一小部分人达到了目的，“先富”了起来；而大多数人成了大饥荒的受害者。前三十年（1949年─1979年）大多数人被“先锋队”共了产，后三十年（1979—2009年）大多数人被“先富人”共了妻……而且连生儿育女的权利也被“计划生育”给剥夺了，三亿左右的胎儿遭到杀害。

（807）

“卢塞利（Girolamo Ruscelli，1504─1566年）在1555年出版的《瑟格雷塔》（Segerti Nuovi），作为欧洲十六世纪广受敬仰的巫术著作，一百五十年间再版了七十多次，这本著作的中隐含的观念是：实验知识应当是集体努力的产物，集体中取得并检验的知识较之于个人取得的知识更为可靠。”谢选骏指出：可见科学与巫术的内在关系，都是源于力图控制自然的思想努力。在我看来，思想的诞生与知识的诞生正好相反：思想当是个人努力的产物，集体中取得并检验的思想，反而往往是“再生的思想”，是普及的巫术和科学，都像再生纸一样粗糙，是用于推销给大众的次品。

（808）

“科学和巫术都试图解释自然并由此控制自然，可是它们有何差别呢？实际上，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西方科学，部分地产生于巫术……那时科学革命中的许多大人物，不是从巫术开始，就是对巫术保持着兴趣。”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成功的巫术就是科学，失败的过时的科学则被贴上了巫术的标签。

（809）

“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是因为鼓吹赫耳墨斯巫术和宣称摩西是魔法师，而不是因为任何天文学观点而被宗教法庭宣告有罪，并于1600年2月17日被处死于火刑。”谢选骏指出：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还是阴错阳差、歪打正着呢？但无论如何，在新时期，为了证明宗教法庭的邪恶，这一点必须隐瞒起来。

（810）

“培根从弗拉芒科学家海尔蒙特（Jan Baptista van Helmont，1579──1644年）那里得到的箴言是：‘逻辑对于科学发现毫无用处。’他更重视观察，而不是传统惯例。”谢选骏指出：所谓的“观察”，实际上也是一种“活的思想”或“思想活动”。观察在本质上还可以说是“科学的祭祀活动”，观察可以证明科学法则的神灵存在，祭神神就在。

第十九章

一枕黄粱、南柯一梦，也是一种人生

（811）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1608年听说荷兰有人发明了望远镜（1608年荷兰米德尔的眼镜制造商利浦喜，Hans Lippershey，1570─1619年），受到鼓舞，动手制作了‘第一架望远镜’，并用它迅速发现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天文学事实。”谢选骏指出：开普勒随后改造了伽利略的望远镜，并且更上层楼……望远镜的传播，类似文字观念的传播，可能从一个源泉开始，传播并创造了许多不同的文字系统。功成名就的大师，往往都获益于他人的首创：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还有这个伽利略。他们首先都是“经营家”，而不是“发明家”。美国现代科技公司的老板也是如此，微软、苹果，都是靠“出局者”起家的。

（812）

“事实上，有许多耶稣会的天文学家都接受伽利略的观点；但是他却惹来了学术对手的怨恨，这些人要求教会予以干预。”谢选骏指出：这是科学家反对科学家，而不是宗教组织反对科学家。这是科学反对科学，而不是宗教反对科学。

（813）

伽利略说：“我不认为上帝给我们感觉、理性和智慧，是为了让我们弃之不用。”谢选骏指出：怎么这样说话？你难道能说，“我不认为上帝给我们犯罪的能力，是为了让我们弃之不用。”但是伽利略的这个说法理应得到巫婆和科学家们“双料的和双重的”夹道欢迎。

（814）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1631年的《法律定理》、1643年的《论公民》、1651年的《利维坦》和1656年的《论物体》，逐步提出一套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以抨击拒绝臣服于世俗权力的各种宗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认为“与教会体团作斗争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证明神灵或者说‘非物质的主体’并不存在。”谢选骏指出：由此看来，在许多场合之下，有神论和无神论可能都是一些幌子，是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御用工具。

“霍布斯所谓‘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 ）的原始斗争是不大可信的，所谓好战的原始人，其历史真实性甚至不如卢梭所谓‘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谢选骏指出：霍布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是英国殖民者的杀人自供，卢梭“高贵的野蛮人”是法国殖民者的土著配偶。

（815）

被单亲父亲遗弃但仍旧付给生活费的孤儿笛卡尔，成为一个二元论的怀疑主义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不幸被他所风靡影响的西方世界，从此却充满了内心分裂和孤立无援的感觉。

可怜的孤儿笛卡尔悲愤地哀号：“某个邪恶的天才已经用他所有的力量来欺骗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件确定的事实……我无疑还存在着……如果他骗我的话，就让他尽力地骗我，只要我认为自己是某个重要的事物，他将永远不能使我变成不存在的事物。”谢选骏指出：可惜，笛卡尔的前提是不能成立的：1、如何证明“我无疑还存在着”？（因为“思”可能只是一个幻觉。）2、如何让自己相信“我自己是某个重要的事物”？（因为“我”可能只是一个幻觉。）3、据上所知，“我思故我在”，依然是一个信仰，而不是什么事实。所以说呢，“笛卡尔的自我把主体当成了实体和容纳真理的容器”——但实际上，近代欧洲及其一切文明所立足这个假设，是完全不可靠的。因为人在本质上只是一个“高级动物”，他是无法解释宇宙的真相的。

（816）

笛卡尔（Descartes）“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简单的真理”，“但是，什么能保证认为‘明白无误的东西’不会是一个感官陷阱和思想骗局呢？于是笛卡尔声称，只有上帝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因而没有一个欺诈者能够给予这样的保证。”谢选骏指出：同样，这个结论如果有理，那么也一定适用于笛卡尔本人和他的命题：有什么能保证“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样明白无误的“简单真理”不仅仅是一个陷阱（自欺）和骗局（欺人）呢？难道思想不可能是一个陷阱或骗局吗？除非，思想的来源是一种至高无上因而也无法证明的主权？笛卡儿的肤浅之处，就在于他竟然认为“怀疑主义者并不怀疑自己的怀疑”——我，谢选骏，就怀疑自己的怀疑，所以我才可能经常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自信。而笛卡儿却极为肤浅地胡说：“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权威解释说：“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因为我在思考在怀疑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执行“思考”的“思考者”，这个作为主体的“我”是不容怀疑的，这个我并非广延的肉体的“我”，而是思维者的我。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这表明，笛卡尔已经从希腊人皮浪的立场后退为经验主义者了，因为皮浪宣称：对自己的怀疑也要怀疑……皮浪这样说也许“不合逻辑”，但却是真实的。

这也许表明，欧洲人不能理解希腊思想。

这也许还表明，现代欧洲语言中没有中文里“将信将疑”的概念存在？

笛卡尔不懂：幻觉也是一种存在！

幻觉也是一种存在？

是的。所以，一枕黄粱，也是一种人生！

南柯一梦，也是一种人生。

（817）

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的“不道德”、“假虔诚”：因为他说了，“如果上帝不存在，而你相信上帝存在，你虽可能一无所获，但是你也不会失去什么。”谢选骏指出：为什么说巴斯卡的这句话显示了他的不道德、假虔诚？因为这段话证明巴斯卡没有也从来没有准备为信仰上帝付出任何重要的代价，所以他方能“永不言悔”。

巴斯卡的“不道德”和“假虔诚”，导致他最终沦为一个赌徒：“如果上帝存在，信他便能得到永恒生命与无限快乐，不信他便会落入无尽苦痛中……以此论之，即使上帝存在的机会微乎其微，你也要赌他存在，因为这种赌注有百利而无一害。”谢选骏指出：巴斯卡的这段赌徒论及其产生的博弈论（Game Theory），同样显示了他的不道德、假虔诚；因为，“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赌注，意味着那只是一张空头支票。退一万步说，那也只是一种彩票，亿万人里面才有一个中奖的可能。这只对无事可干的人才有吸引力。但许多人确实无事可干，所以巴斯卡的不道德与假虔诚就可以大发利市了。

（818）

“平权派不仅强调精神上的平等，而且强调政治和物质上的平等”（往往后者还是重点）……英国平权派的创始人之一奥弗顿（Overton）1643年写了《人类的覆灭》一书，“像霍布斯一样声称一切都是物质的，进而灵魂不过是一个用来描述物质性质的名词，必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他利用这一观念抨击有组织的宗教机构，以捍卫纯粹的平等。”谢选骏指出：在这里，思想也被用作政治的争斗，思想主权再次变相屈从于国家主权，尽管那是对于另一种屈从（对有组织的宗教机构的屈从）的反击。

（819）

格兰维尔（Joseph Granville）是十七世纪晚期的一位英国牧师，喜欢调查异常现象，尤其是英伦三岛的鬼怪事件；他的《科学怀疑论》（Scepsi Scientifica）认为：“机械主义并未为反宗教张目”；相反，它使“人类精神在处理宗教分歧的问题上更趋向于冷静而谦逊，仁慈而审慎”。谢选骏指出：这里的“机械主义”可以十分容易地引伸为一般的“科学”：“科学并未为反宗教张目；相反，科学使人类精神在处理宗教分歧的问题上更趋向于冷静而谦逊，仁慈而审慎。”

（820）

“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年）1674年出版的《机械假说之优长与基础》主张：‘我为之辩护的哲学仅仅关涉有形之物。’”谢选骏指出：传统上认为这种“仅仅关涉有形之物的哲学”，其实应该叫做“科学”，甚至连“科学哲学”都算不上；而我认为，“仅仅关涉有形之物的哲学”实际上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哲学甚至科学只要一旦进入思辨，就脱离了“仅仅关涉有形之物”的原始阶段，而受到思想主权的控制。

第二十章

牛顿的宗教观点影响了他的科学研究

（821）

号称“英国博物学之父”的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年）作为当时重要的“反对唯物主义的科学家”，所写的《造物所体现的上帝智慧》，被现代的科学史家誉为“达尔文之前的描述自然特性的最好的著作”——可见科学与宗教完全可以和平相处，只有科学势力和宗教势力为了争夺社会资源和话语霸权，才不能和平相处。

（822）

“近来更多的研究表明：牛顿的宗教观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科学研究，而且他的宗教论著以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在宗教文献方面显示出各自的重要性：一方面这些著作是英美原教旨主义神学直接的、核心的来源；另一方面，这些文献刺激了《圣经》批判向着更高水平发展。”谢选骏指出：科学家从事宗教活动，正如思想主权投入国家主权的怀抱，往往南辕北辙，最终损害了自己的职能。

（823）

“1699年，克雷格出版了《基督教神学之数学原理》，这一奇书模仿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正式的历史证据和概率计算，目的在于首先计算出福音书的正确性所带来的信心，并进一步计算‘基督转世’的时间……”谢选骏指出：这是典型的“混淆科学与宗教”，其结果是对自己进行神化。因为，按照福音书上的记载，连耶稣本人也不确定自己重临的时间，他告诉门徒：“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824）

“科学和宗教之间没有必然的矛盾……科学确实比任何宗教显示出更多的文化上的机动性，在世界上吸引了更多的人……能渗透到任何地方。”这是因为，科学是基于感官的，宗教是基于冥想的；感官的产物无法替代冥想，冥想的产物也无法替代感能。

（825）

理论追求事实并且发现了事实：“自然界生存竞争的概念，反映出达尔文对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年）人口著作的阅读；竞争意味着那些最有可能适应的物种最有可能留存下去。”达尔文于是提出他所说的“马尔萨斯学说应用于整个动物和植物的世界。”谢选骏指出：现代西方文明，基本上就是基于这种“动植物主义”的世界观。欧洲人就这样首先从自己身上发现了骡马的特点。

（826）

“牛津主教塞缪尔·威尔博福斯就《物种起源》写了一篇内容广阔的评论，并无‘教会蒙昧主义’的痕迹，但还是能指出《物种起源》存在严重的问题；达尔文对这篇评论很是重视，并据此作出几处修改。”据此可知，宗教可以成为科学的盟友，而非敌人；科学的敌人是玩弄宗教的利益集团，而非宗教本身。

（827）

“从笛卡儿到伏尔泰，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由耶稣会教育出来的。……我们也知道，加尔文尽管受的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却没有变成一个无神论者。”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思想的奇妙，一个压制与反压的交互作用；而思想的奇妙是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料到的。“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

“自然神学对康德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全新思考方式，以及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有所启示、触发。”谢选骏指出：可见，没有基督教的神学，就没有欧洲的现代科学。因为现代科学的基础，正是福音书所提供的不可知论。

（828）

“将宗教视作人类感情的一种需求，就不难发现：这种感情诉求无法通过‘自然神学’的核心也就是理性思维得到满足。”谢选骏指出：例如，佛教就缺乏福音那样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体现出来的；道教也缺乏福音那样的人格魅力，所以《老子》的逻辑尽管头头是道，但却没有终极的神秘性。而神化老子的，只能使自己蒙羞。

（829）

“英王亨利指派一批医学专家调查驱魔事件，1599年的调查结论指出：大多数巫师和许多所谓‘妖魔附体的人’，其实不过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谢选骏指出：这使我想到了二十世纪，许多“政治运动”的发动者（例如斯大林、毛泽东一类的“巫师”）以及他们所整肃的“妖魔附体的人”（包括各种名目的对手和“阶级敌人”），“其实不过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这就展示了比之通常人们认为的“历史过程”更为悲观的人类历史——精神病人控制的极权国家。

（830）

“威廉·沃伯顿《摩西的神圣使命》认为：原始部落的人无法进行抽象思考，所以才将上帝拟人化。”谢选骏指出：其实，这完全是因为他不了解人类语言的运作方式；现代语言学证明，再原始的人都有能力进行抽象思维，都有能力讨论“看不见的事物”……换一个角度，说到拟人化问题，难道现代科学没有拟人化的因素？事实上，没有适度的人格化，人们就无法进行思考。

第二十一章

生命活着的时候才会觉得悲苦

（831）

零点哲学：“1755年地震后，复仇天使飞过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灰尘弥漫的天空；这个画作的主题在同时代的文学中得到回应：恐怖之后宗教复兴、神圣的正义、施行善举的道德机会、灾难的削平作用——它使富人遭受与穷人同样的命运。”谢选骏指出：一条通往零点的归途，抹掉一切，从零开始。

（832）

“1755年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里斯本的大地震，使得二十万人无家可归，几乎也摧毁了八十一岁的伏尔泰对于进步的信仰。”谢选骏指出：伏尔泰对于进步的信仰竟然会被一场地震摧毁，可见其脆弱程度；如果他不幸活到了二十世纪，目睹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党专政，他会不会变成专制主义者？

伏尔泰临死的时候悲叹说：“但愿我从来没有出生过。”亚西西的弗兰西斯临死的时候，代表灵魂向肉体道歉，这一生太是劳苦了——他们两人的表现虽然两极化，但却同样体现了生命活着的时候才会充满的悲苦。其实，生命并没有那么悲苦，否则人就活不下去了。何况多数人死的时候，还是漂漂亮亮的，而没有一块一块地烂光了皮肉。我由此而知，悲苦其实是一种思想。正常的自然死亡仿佛凋谢，何尝不是“神的祝福”？

（833）

“欧洲启蒙运动的更为重要的贡献，是西欧思想与海外特别是中国思想的相互作用。”谢选骏指出：这正如反过来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变局，则是中国思想与海外特别是西方思想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1780年代中期，当西方热气球发展的消息传到中国宫廷时，中国人立即询问其可能的军事用途，‘只有在战争中’，一位亲王解释说，‘我们才不计代价’、不畏艰险；我们愿意尝试任何事情。”谢选骏指出：什么时候中国人改变了满洲人遗留下来的这一鼠目寸光的短视行为和官方垄断科学思想的陋习，什么时候中国才可能在思想上配得其庞大的体积，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一流国度。

水涨船高：“通过启蒙运动的敌意，十八世纪成为西方宗教的复兴时期。”谢选骏指出：科学和宗教之间，似乎存在“在冲突中互相激励”的关系；新的科学促成新的宗教觉醒，新的宗教，促进新的科学发现。

但伏尔泰敏锐地指出：“下层民众不值得启蒙，他们乐于插科打诨”，他于是把希望寄托在“文明并乐于思考的人”身上；只是他似乎忘了，即使像他自己这样“文明并乐于思考的人”，也还是“乐于插科打诨”，而且其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下层民众。因为人类基本上还是一种动物，尤其当他们理屈词穷或蔑视对方的时候。

（834）

“即使在欧洲，新思想也会遭遇怀疑、检察、迫害……《百科全书》从1751年到1772年，出了十七卷文字和十一卷图解；到1779年，在国家主权的口诛笔伐之下，在欧洲销售了两万五千册。”谢选骏指出：这就决定了，新思想一般都是在多元格局下才有可能发展壮大；在中国历史上，新思想一般都是在长期分裂的格局下发展壮大的，例如春秋战国、南北朝、第二次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辽金元）；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次南北朝（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835）

思想的普遍性：“《百科全书》强调功用、工程、机械、技术，在狄德罗看来，较之‘形而上学体系’，‘在织袜机中有更多的才干、智慧、结果。’……其基调是高度批评欧洲既有的君主和贵族的历史。”谢选骏指出：高度批评欧洲既有的君主和贵族的历史，是不够的；还要高度批评过去和未来的各种历史，也就是说，高度批评各种形式的国家主权的历史，其中当然必须包括人民主权论的国家主权的历史。

（836）

“如果上帝是全能又是全善的，那么实践为什么还会有恶？”对此，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的答案是：“善与恶不可分离，因为没有了这一个，那一个也毫无意义。”——“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对此伏尔泰讥讽说：“在最好的一切都可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最好的。”谢选骏指出：但是他们两位都没有想到：他们所说的善恶都是人的感知；也就是说，人把上帝的创造分割为善与恶了，这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带有原罪……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古代的希腊人，后者知道人是把自己误认为万物的尺度了。

（837）

“如果你信仰人类之善，那么你就信仰自由。”谢选骏指出：那么，对于信仰“原罪存在”的人来说，自由岂能不是意味着“作恶的自由”？

（838）

“罗曼蒂克的价值包括想象力、直觉、情绪、灵感甚至狂热，领先于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作为真理和行动的指南。”谢选骏指出：这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没有骑士精神，只有侠客精神；所以中国也没有罗曼蒂克，只有风流倜傥。

（839）

在西方哲学史上，贝克莱被公认为是主观经验论的创始人：“存在（esse）就是被感知（percipi）”，指出了人类经验的本质局限；所以他的《人类知识原理》论证了“物体就是观念的集合”这一命题，而“我”所感觉的一切来自“一切心灵”，而世界就是“一切心灵”创造出来的；在这里，贝克莱的“一切心灵”其实还是一个假定，其前提，只能是对于“上帝”的信仰。而实际上，“心灵”和“心灵”之间是无法沟通的，更加无法联合起来。除非，那只是自以为是的、联合起来的思想。（所以，不可知论者后来变成了大主教，这不是一个意外。）

（840）

“休谟指出：感觉并非除它自身以外的任何意义的证据——引起人们感觉的物体其实质是一个无法眼见的假设。”就人对物体所做的解释的不完整性而言，确实如此；这不是“主观唯心主义”，而是指出了人类认识的主观局限性。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才是明智的标志。

“休谟把怀疑主义分为两类，一种如勒内·笛卡尔所代表的‘先行怀疑主义’，该主义对那些不依‘先行’绝对正确标准作依据的一切信仰都加以怀疑；一种是休谟自己所代表的‘后果怀疑主义’，该主义承认由于感官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主张用理性来纠正这些错误后果，‘明智的人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谢选骏指出：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更接近休谟而不是笛卡尔，毕竟休谟比较晚出，更为周全一些；但我更加知道，信仰说到底是无法证明的，更不用说“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了；而且，信仰的价值就在对于没有证据的事物的确信不疑，这种确信不疑能够给人无比的勇气，而且往往能够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我比休谟高明的地方。

高明的人如想美化一下休谟，则可以认为“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就是尽量让信仰减少来自常识的质疑和阻力。但事实上呢，常识往往不是信仰的证据，而是信仰的对手。休谟还是太古旧了。

第二十二章

“自然的客观”也是“人类的建构”

（841）

“休谟认为这么一种‘秩序’能够被辨认为‘人的大脑的创造’，而不是客观实际本身；在休谟看来，‘秩序’是喜欢秩序的人类大脑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客观呈现本身；它是人类的建构，而不是自然世界自身的内在特征。”谢选骏指出：休谟故意忽略或是没有弄懂的一个事实：“自然的客观”和“人类的建构”其实具有统一的渊源，那就是思想的主权。这就是“思想主权”高于科学和宗教、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地方。

（842）

休谟说，哲学是智者的宗教，宗教是群众的哲学（大意如此）；而谢选骏则认为：哲学是“把有限的，无限化”，宗教是“把无限的，有限化”——分离的哲学因此通向虚无主义，整合的宗教因此通向实在论……如此说来，哲学可谓浪子，是青年的生命扩张；宗教可谓悔改，是晚年的生命归宿。

“休谟试图通过自然神学证明上帝存在，且能论述清楚上帝的特点，结果却陷入了怀疑论的困境；看来，使用传统的自然神学的方法，几乎毫无可能证明到底是只有一个上帝，还是有多个造物主，还是根本就不存在上帝。”谢选骏指出：休谟忘记了自己名言，结果试图调和少数人的哲学与多数人的宗教。但是上帝是无法得到人类的证明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正好说明上帝超出人力之外，人类的智能因此无法捕捉到上帝的本质。

（843）

“卢梭是个永不安宁的流浪者，热衷于下层社会生活和贫民的享乐；他两次改变宗教信仰，没有一次郑重其事，他背叛了所有的情妇，与所有的朋友争吵，抛弃了他所有的孩子……在断言原始社会人类的自然美之外没有提供任何的新东西；伏尔泰憎恨这些思想，他在读过卢梭的文章以后说，人应该像动物一样‘四肢爬行’。”谢选骏指出：但伏尔泰还是小看了卢梭，他不知道还有一种“人面兽心”的根深蒂固；否则就无法解释卢梭为什么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甚至在美国宪法里都搭上了自己的印记。

（844）

“卢梭宣扬‘自由’的热情，让许多读者难以明白他的思想有多么不自由；革命者拿起1762年文章的开场白：‘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谢选骏指出：但结果却给更多的人带来的奴役，并使得精神病人从此主导了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不是这些革命心里真的不明白，而是因为他们需要“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从殖民者到无产者，都是如此贪婪。自由主义者强迫别人赞同他们，而根本不管这违反了他们自己的教义。强迫的自由，就成了奴役；强迫的解放，就成了镇压；强迫的革命，就成了反革命。

（845）

欧洲“自由主义者”造成的真实景观：高贵的野蛮人在卑贱的文明人的手下，遭到屠杀：“美洲土著休伦人（Hurons）作为典型的高贵野蛮人，先是被欧洲人大量屠杀，随后被欧洲人带来的传染性疾病真正地摧毁。”这是一种进化呢？还是一种退化？当然我们知道，进化不同于进步，有时是一种退步，甚至是全面的堕落。

（846）

神话的精神：“休伦神话的醉人潜力，经过不知名作家提炼成喜剧，于1768年在巴黎演出……他们的美德全都胜过英国人……休伦人鼓动民众攻陷巴士底狱。”谢选骏指出：这等于预演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印第安亡灵的诅咒。类似的事：2001年的九一一恐怖袭击的设计，也是首先出现在美国电影场景之中的。

（847）

“与所有的革命一样，激进派利用了赞成改革的情绪，组织和鼓励‘比大多数人所需要的更多的变革’。”谢选骏指出：不是激进派利用了什么，而是人的惰性使得任何群体运动一旦开始就不容易收住脚步。结果这些“变革”的结尾大多沦为“暴力主导”、“流血投票”，直到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变革和“复辟”。

（848）

“1794年6月和7月间，仅仅巴黎就有1584颗人头落地；一位政府成员承认：‘这不是原则问题，这是屠杀问题。’”谢选骏指出：二十世纪后来居上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让法国革命相形见绌了：在屠杀数字上，超过法国万倍有余；俄国死了五千万（包括苏德战争），中国死了五亿人口（包括计划生育的强制流产）。

（849）

“1798年法军入侵埃及和叙利亚，在其撤退后却留下了西方思想的种子；但如同在印度和中国一样，这些种子是在十九世纪的西方军事力量得到明白无误地展示之后，才开始发芽的。”谢选骏指出：思想的有效传播，从来都需要一定的“硬件”作为条件或杠杆的；在中国，耶稣会没能贯彻的思想，被英法联军贯彻了；因此侏儒们发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就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要两手硬”。

（850）

“历史学家已经发现，拿破仑行为中的机会主义和缺乏任何一般原则；他统治的地方都是残酷的警察国家。”谢选骏指出：其实，这就是科西嘉野蛮岛民的特性，在经过法国式的权力夸张以后的不幸结果；正如“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湘村韶山冲里的一条冬天诞生的毒蛇，在为了生存下去而随机应变地呻吟着。

第二十三章

黑人的天主教与众不同

（851）

毛泽东之作为一个萨德主义者（Sadist）：“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脱胎于薩德侯爵（Donatien Alphonse Franois Sade, Marquis de Sade，1740—1814年）的理论——“把革命需要的社会责任，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结合起来。”文革是毛瘌痢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尽管那是打着“群众专政”牌子的、极权主义的滴血红旗。

（852）

“黑人的天主教信仰，没有发挥宗教通常所起的那种作用，即让信仰者安于现状，反而激发了人们改善世界的愿望；所以，它更像兴奋剂，而不像麻醉剂……黑人天主教徒常常描绘的一幅图景，就是黑人的酷吏在地狱中折磨白人的犹大。”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思想所具有的、“绝处逢生”的再生功能。

（853）

“康德对于科学所进行的阐释，质疑了‘独立于人类理解者之外’的‘正确’或‘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谢选骏指出：这就构成了一切现代知识的起源：科学仪器是人类感官的延伸；科学知识是人类理解的延伸；科学不过是人的思想，而非客观事实。

“康德认为我们无法知晓我们自身之外的目的，认识不能够离开心灵方式而进入‘物自体’，正如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视觉而看见什么，不能离开我们的听觉而听见什么，我们只能假设存在知识进而阐明之：判断力规定了我们的知识。”谢选骏指出：康德是贝克莱的学生，德国哲学是英国思想的二道贩子。有人自称“研究广袤的宇宙、探索事物的本源”，其实他不过在研究自己的感觉。

（854）

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年）及其门徒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他们认为，“宗教试图回应或激发人们的情感，有时也促使他们行动；但是宗教不应提供对于现象的解释。”谢选骏指出：他们难道不懂，人是一种“受到思想支配程度最高的动物”；如果缺乏“对于现象的解释”，人们既无法行动，甚至“难以表情”（难为情）？因此，人们对于现象的解释，只能来自宗教或准宗教（如科学教条和意识形态）。

（855）

“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年）抛弃了大多数启蒙运动学者的理性主义观点，他认为人类从原始的知识过渡到启蒙的理性是一种退步，而非进步——具体的图像要比抽象的表现形式，更为有力，更有创造性，更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因此上帝的形象总是出现在寓言。以及栩栩如生的画面而不是乏味的散文中。”谢选骏指出：这说明人类的最为本质的思想往往超越理性和理性的说明，而更加接近“本能”。因此可以认为，语言不仅发展了思想，也限制了思想。

（856）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年）认为必然存在某种比个人内心经验的主观世界或人类共同经验的物质世界更为根本性的东西；在其1803年出版的《自然哲学概念》中，他将这种更为根本性的东西称为‘绝对’，他继而论述‘绝对’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我们的‘思想’，二是我们身外的‘自然’；自然和思想均为‘绝对’之体现，说明了我们的思想功能为何能与自然世界的结构相配。”谢选骏指出：两百年前的谢林，其时代还不足以理解：人的思想功能之所以与自然世界的结构相配，就是因为二者同为宇宙信息的产物，同为思想主权的产物。在这一点上，这个德国人还不如在他之前两三百年的王阳明呢。

（857）

斯拉夫化的普鲁士王国豢养的哲学奴才黑格尔，其奴化思想的表面是来自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第一篇第五章：“如果法律是非正义的，它就不能存在。”谢选骏指出：结果自然就是“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了，强权就是公理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了……《法哲学原理》和《小逻辑》的变奏，说明这不是一句心血来潮，而是自由意志的系统工程。国家犬马和教会犬马在此竟然一拍即合。

“黑格尔鼓吹，奴隶可以通过他的劳动改变世界，同时也改变他自己；而奴隶主却陷入了完全依赖奴隶的境地，由于不能通过工作改变世界，奴隶主无法实现他的真正自我。”谢选骏指出：黑格尔哪里懂得，奴隶主的工作就是“管理”奴隶，奴隶主的真正自我就是通过奴隶改变世界、创造更加高级的文明；而奴隶“通过他的劳动改变世界同时也改变他自己”，却是假象，因为那只是在实现奴隶主的意志。

黑格尔无法理解思想的价值是超越于哲学的。正如德国人无法理解自由的意义是超越于经济的。

（858）

叔本华说，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的钟摆；他的意思是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因此人生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悲剧……其实，叔本华的诡计就在于他把幸福说成是无聊了：一切幸福如果按照叔本华的红眼病哲学就都是无聊的了——这其实也不是叔本华的哲学，而是来自埃及神话——按照埃及人的思想，感觉孤独的不灭之神阿图姆（Atum），极端无聊，于是以手淫的方式，创造了两个同样为圣体的子孙：空气与干燥的男神“修”（Shu）、湿气女神“泰芙纳”（Tefnut）：“我使种子进入我的手中。我把它倒入我的口中。我排泄，修显形，我放尿，泰芙纳显形。”出生的方式不怎么荣耀，修（Shu）和泰芙纳（Tefnut，也就是雨云女神（修的姐妹而兼妻子，具有母狮头）却是与时俱进地成为众神的源头。难怪叔本华不许女人进入他的生活，因为他自给自足了，像阿图姆一样。

好在阿图姆创造宇宙众神及天地万物的过程，还有较为高级的版本：“他在自己的头脑中创造了天和其中的天体、众神、地、男人和女人，动物、鸟类、虫。这些创世的思想或观念被阿图姆的智慧转变成词语，当他说出这些词语时，一切创造物就出现了。”在埃及的太阳神拉（Ra）的相关神话中，语词与创造依然相随：“当他需要一个立足之地时，他首先在脑中想出那个立足之地的样子，当他给它起名，并说出那名字时，这立足之地就立即出现了。”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思想主权在埃及人心目中产生的共鸣。

（859）

“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认为人是将自己的特点集中起来，投射到宇宙背景下，从而创造了上帝。”谢选骏指出：如果他说得对，他应该一直活到现在而不会死去……因为费尔巴哈的幼稚就在于，把“上帝”和“人们有关上帝的观念”混淆起来了，结果他就得出了“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阿图姆推论；人类如果真能自己创造自己，这样的人就应该不朽，比尼采的超人还要“有病”，可以直追埃及的妖孽神明了。

（860）

“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年）提出了最具影响的中间路线思想‘功利主义’，国家的宗旨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效用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他被奉为一个世俗的圣徒，他的遗体在伦敦的大学学院展出，以鼓励学生求学上进。”谢选骏指出：边沁引出但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多数”，由谁定义多数？

“边沁的弟子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显示修改了功利主义，然后拒绝了功利主义；他认为自由是绝对的，除非它干扰了他人的自由。”谢选骏指出：可是他无法列举，世界上有哪一种自由，可以不干扰他人的自由？殖民者有没有干扰原住民的自由？还是功利主义的老毛病：如何定义“自由”，由谁定义不干扰他人的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世界之大，你吃得完吗？对于功利主义来说，世界复杂，你算得过来吗？

第二十四章

革命豁免杀人纵火的法律制裁

（861）

典型的以偏概全或曰“一切历史都只是当下史”：“卡尔马克思倡导一种历史理论——富人和受富人剥削的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贯穿和推动了整个历史运动。”谢选骏指出：这一理论依据的是一系列的统计错误，外加古为今用的“错施”，强制推行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结果使得“千百万人头落地”。人头落地，许多社会矛盾自然不解而开了，因为原先纠结的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了。“杀人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方法。”如果可以豁免法律的制裁的话。而一切革命，说到底就是首先豁免了对于杀人放火的法律制裁。而所谓的革命理论，就是对于杀人放火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进行理论说明。

（862）

“科学不能像宗教或政治制度一样决定普通大众的效忠。”谢选骏指出：因为科学不同于“科学主义”，缺乏独断论的气质，不能满足普通大众的心理依赖；结果，只有像“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现代巫术才能以其独断论的气质满足普通大众的心理依赖，并让最顽劣的无赖沐猴而冠，领袖装神弄鬼、痞子登堂入室。

（863）

“反人类”的马列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所以马列主义者设立了许多劳改营，集中改造人民，结果损失了几千万的人命，而人性丝毫未变，只是表现更加恶劣了。民众由于“社会抗药性”的增强而变得更加狡猾了，禁令一松，恶习变本加厉地反弹回来——马列主义的失败，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太强大，而是由于马列主义者把“人性”与“人的表现”画上了等号……竟认为“大公无私”是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真的不知道马列主义者做的是什么梦。因此，在马列主义的国家或圈子里，生活变得很不真实，大家都在进行社会表演，谎言与政治表白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以至于共产党国家的影视戏剧就假之又假，变得格外矫揉造作，简直让一个正常的人受不了。

（864）

卫理公会的神学家雷蒙德（Miner Raymond，1811─1897年）在1887年出版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中写道：“如果种族的起源随处可见而非源自繁衍了所有人类的、神所创造的一对男女，那么整本《圣经》就是一本误导人们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谢选骏指出：一百年后，“夏娃理论”（所有现代人类都是起源于十多万年前的非洲的共同祖先）的出现，从人类学的角度证明了他的信仰具有科学价值……不过我还是要指出：用“整本《圣经》”来打赌的方式非常轻率，也印证了神学尤其是英国神学的可悲处境。

（865）

瑞士生物学家阿格赛兹（Louis Agassiz，1807─1873年）认为，世界上所有实体包括每一个生物物种，都是“上帝头脑中一个概念的物质近似值”；因此“没有一个人曾在同一个地方发现证明生物物种逐渐变化的化石证据……相邻岩层中出现的生物群体十分不同，好像每一个岩层都代表着一次新的神圣创造的爆发。”谢选骏指出：就连达尔文自己也承认：如果把人工选择的变种放到野外，它们会逐渐出现返祖现象，而无法产生稳定的新种。（附注：十九世纪初，地理学经历了一场革命。达尔文是均变论学院思想的追随者。查尔斯·伊尔最早提出了均变论，他相信即使在遥远的过去，在自然界发现的力和物质在本质上始终是均同一致的。和均变论持相反观点的是灾变论，如著名学者路易斯·阿格赛兹，他由瑞士移民到美国并创建了哈佛大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灾变论者相信地球经历过一个长期没有变化的停滞期，此后由于偶然事件而产生了突变，如遇到像《圣经》中所描述的大洪水，或冰山期，或地壳剧变等。在有机体内和地球内部，所有的剧变都源于这些反常的事件，地球上植物的分类和动物的种类形成都可归结为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事件。）

（866）

“《天演论》的作者赫胥黎承认：在‘道德和伦理行为能力方面’，在‘有意识地介入以改变进化方向的能力方面’，人类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强调这种独特性是人类语言发展的‘自然结果’，因此，认可任何关于‘人的产生和进化过程中神力介入’的学说，是没有理由的。”谢选骏指出：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置于神的地位了，其结果就是二十世纪流行的阶级屠杀和种族灭绝。

“我们可以称灵感是一种成长，它通过历史，以及和历史相似的内容呈现出来，像物种一样受到进化的支配。”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这句话说反了，不可说“灵感像物种一样受到进化的支配”，而应说“物种像灵感一样受到思想主权的支配”。

（867）

“达尔文广泛引用他人的著作，他仅仅通信就达一万四千多封，其中大部分都用极长的篇幅讨论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几种互相抵触的思维方式同时展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谢选骏指出：“几种互相抵触的思维方式同时展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其实是信仰者而非科学家的特征。

达尔文曾经断言“思维作为大脑的分泌物”，但这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按照这一说法，那么他的这一说法本身岂不也是大脑的分泌物？作为大脑分泌物的达尔文主义怎么可能是宇宙的普遍的真理呢？

（868）

达尔文的经营能力要强于他的思考能力，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是如此——这是国家主权时代的思想悲哀，也是一切成功神学的通病。

“在达尔文壮大自己的重大理论的同时，布尔诺修道院的神父孟德尔也在发展着他的遗传理论，但是他的工作在他家乡以外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达尔文都是由孟德尔的论文复制品，但他显然没有发现其重要性——这个能解开达尔文重大理论之门的钥匙在满是灰尘的昏暗图书馆里呆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初一位遗传学家发现了它。”谢选骏指出：孟德尔神父才像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相形之下，达尔文更像是一位学术总监，像那种脑满肠肥的学阀学霸。

（869）

“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家实际上把自然选择看作等级的唯一根源；但达尔文不可能猜到自组织的存在，这是新近的发现，是某些复杂系统的本性……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把进化理解为训责和自组织的联姻。”谢选骏指出：概述混沌系统在随机识别时形成耗散结构的过程被定义为自组织。

在我看来，达尔文的“还原论”也就是通俗所说的把人还原为猿类、动物，是相当地不彻底的；还应该进一步推向前去，把人还原为无机物质、宇宙信息，也就是说，把人还原为某种“广义的思想”。

（870）

“（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承认：要想找到两个在时序上彼此相近而又在同一位置的化石岩层极为困难，所以基本上无法在一个地方找到连续变化的生物化石记录；结果只有不同地方搜集来的不同岩层的化石拼凑起来，才能会建立大致的纵向序列，才能得出物种持续变化的证据。”……“达尔文对于批评人士很不耐烦，这些人士认为：科学家必须严格依据事实，只能从现实进行归纳。……事实应该高于理论；而达尔文的做法违背了这种科学精神。”谢选骏指出：历史已经表明，达尔文的“科学”其实也还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

第二十五章

种族灭绝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871）

“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创立了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但华莱士是一个深信宗教的人，华莱士强调，人类的智力水平远远超出其最近的动物亲戚，这迫使我们必须承认：单单依‘自然选择’来解释这个差异是不够的。”谢选骏指出：其实，如果前提成立，这个差异并不难解释：人类把不能杂交“通婚”的“亲戚”全都杀光灭绝了，只把不具竞争性的“亲戚”一步一步地驱逐到丛林里，结果显出了自己的高贵和“光荣的孤立”……按照这样的逻辑，种族灭绝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华莱士陷入了‘超适应主义’的泥沼，因为他认为在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中，进化论能创造出最好的有机物。”谢选骏指出：但他忘记了，这仅仅是如此被造的有机物自身的“自以为是”而已，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

（872）

“埃达·拜伦1815年出生在英国伦敦，是诗人拜伦与安娜贝拉·米尔班克的女儿。但在其出生后不久，父母便离婚，尽管拜伦苦苦请求，但米尔班克却禁止拜伦看望女儿。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中，埃达受到了文化和科学知识的熏陶，并得到了包括伦敦大学首席数学教授A·德·摩根在内的诸多优秀数学家的指点。摩根还向她引见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玛丽·萨默维尔。埃达准确地对分析机的作用和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见，例如制图和制作音乐，以及进行庞大的、重复的大型计算。于是，埃达担当起为分析机编制程序的任务。埃达首先为计算拟定了算法，然后拟定了程序设计流程图，这也被后人认定为一个计算机程序。”谢选骏指出：诗歌死亡，电脑诞生，这似乎是“文化转向文明”的象征；也是人类现在阶段“精神现象的轴心”：诗歌死亡，电脑诞生。

（873）

英国人马修·安诺德（Matthew Arnold，1822年—1888年）这样形容自己身陷两个世界之间的黑暗：“一个是死亡的世界，一个是无力诞生的世界”……这是窃取了“两约之间的沉默时代”这一概念；其实，“两约之间”的沉默时代并不真的沉默，那是正是希腊化时代，是世俗主义甚嚣尘上、淹没圣殿的时代——说它沉默是因为承认上帝的存在，并说上帝沉默了；用十九世纪的德国鬼子（从黑格尔到尼采）的语言，就是“上帝死了”（Gott ist todt……Gott selbst ist tot……Gott gestorben ist）——德国人是本质上的多神教徒，他们信奉原始日耳曼人神话，认为一切神必定会死亡（alle Goettermuessen sterben），所以他们才会发动“宗教改革”，摧毁从来就并非完美的基督教传统。基督教的神是无限的，不是德国人的有限神；这也许是马丁路德无法理解的；加尔文东施效颦而不能自觉。

（874）

托尔斯泰（Lev Tolstoy，1828—1910年）的确是先知：他预感到俄国革命的血腥残暴，急不可待地想要捐出全部的家当，以便保住他们家族的“狗命”……可惜的是他的妻子索菲亚无法理解他嗅觉灵敏的先见之明，坐等布尔什维克进入自己的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Yasnaya Polyana），只好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这样的革命终究要如何结束，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看见人们牵着他们的牛，推着小推车浩浩荡荡地赶往西部城市图拉去。”先知者托尔斯泰死后仅仅七八年，他的遗属就大祸临头、伴随俄国人民一起走向覆灭的道路。

（875）

“在维持帝国运转时，女人也是当地最重要合作者……英国陆军元帅沃尔斯利爵士（Garnet Joseh Wolseley，1833—1913年）早年从印度写信给他的母亲说，他有了一名印度的小妾，和妻子一样，而不费什么周折。”谢选骏指出：这其实是一个“父权制的陷阱”：孩子成为人质，成为被征服的女人榨取征服者男人的“剩余价值”的工具；优越的男人不得不承担起了为卑贱的女人抚养孩子的责任……许多原本遭到灭绝的种族，就是通过这样，通过女人沦为性奴而留下了自己的孽种。

（876）

思想的所有权主张：“虔诚的婆罗门教徒认为西方的每一种思想都起源于印度……以印度各地语言写作的作家在作品中注入了西方的影响，达到了焕然一新的效果……莫卧儿王朝的风格装饰了十九世纪的英国建筑物；苏格兰的佩利斯企业家生产纺织品时模仿印度的图案……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帝国主义掠夺来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影响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艺术家们因而有了新的模式可以遵循。”谢选骏指出：中国也有类似的爱好，不仅如此，还喜说“中国特色的”云云。结果呢？“中国正在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

“在印度，有人建议用《吠陀》或其他印度经文在适合印度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中取代《旧约》；在亚洲其他地方，人们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谢选骏指出：看来“ABC神学”一类的所谓“宣教神学”并不孤立，而是一种普遍人性的体现，也就是说，是自我中心的“罪性”体现。（“ABC神学”的方法是：通过考证“A神=B神”、“B神=C神”；然后就得出了“A神=C神”的结论。）“老子化胡”就是古代的“ABC神学”，也就是说，“老子化胡”就是古代的“宣教神学”。这样的神学，岂不是神的仇敌吗？

（877）

“1865年，十九世纪最有洞察力的传教士、纳塔尔主教科伦索（John William Colenso，1814─1883年）潜心研究日耳曼地区《圣经》考证家的著作，并写出了他自己五卷本著作《摩西五经和约书亚记的考证》，他的方法是显示某些圣经故事在算术上的不可能性（因为他是一个知名的数学家）；而该著作的真正用意是表明《旧约》在文字上是不真实的，因而其诸多荒唐和不道德之处，不能视为信仰的主要部分。”谢选骏指出：这位主教竟然不懂最基本的基督教信仰：“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由此可见近代欧洲人在“精神上的堕落”之深。 

1981年我曾经写道：“中世纪万岁”；那倒不是希望中世纪永存，正如不是希望冬天永存。向往中世纪，是向往“黑暗”凸现了文明的光芒……因为，仅就科学这一小小的方面来说，“中世纪创造了一种智力背景，在这种背景中，自然科学才作为严肃的学科发展起来，它也提供了观念和方式，对这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谢选骏指出：何况，中世纪还有骑士精神、封建堡垒以及对于人性的全面颠覆：例如恋尸癖及圣骨崇拜（这与大乘佛教不谋而合）。

（878）

“英国牧师兼诗人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年）：‘因贸易而变得冷酷无情、因艰辛变得暗淡可鄙，人人污迹斑斑。’……对工人阶级而言，合理节制的生活方式才是罪恶；赌博是他们的投资，酒是他们润滑剂。”谢选骏指出：看来，喜欢赌博并非“华人恶习”，而是“工人恶习”。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从这些人渣里面熬炼出来的“先锋队”，天晓得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

（879）

阿伯特（Lyman Abbott，1835─1922年）的《基督教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hristianity，1892年）打开了一个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原罪、没有神圣救世主的“当代基督教”的大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短短二十二年之后，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的主流“背叛”了上帝，上帝也就“离开”了欧洲的主流；“西方国家的没落”最终演变为“欧洲文明的没落”。

（880）

“托马斯·卡莱尔是典型的英国狗屎。”谢选骏指出：因为他的嘴里只有人物，没有塑造这些傀儡人物的思想；因为他的笔下只有英雄，没有支配这些历史道具的思想主权。尼采比他聪明，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上制造了“强权意志”，使得人物傀儡获得了思想，使得历史道具体现出思想主权的皮毛。尽管，尼采也不懂得“强权意志”并不能创造物理的世界，只能创造关于物理世界的幻觉。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革命”迫使极权放下屠刀

（881）

崇拜英国的尼采所主张的“权力意志”不该歪曲性地翻译为“强力意志”，而应该还原为“强权意志”（The Will To Power）、“炮舰政策”（gunboat policy）！因为在我看来，尼采哲学就是“炮舰哲学”，所以他才骄傲地宣称：“我不是一个人，我是炸药！”尼采同志，您真的很牛，上承诺贝尔炸药大王，下启伊斯兰恐怖自杀。

“尼采说：‘正如动物所表明的那样，不带记忆地生活，而且生活得愉快一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没有遗忘，生活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惠子说：“你不是动物，怎么知道动物快乐？”（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秋水》）谢选骏指出：尼采无言以对，只好冒充超人…… 没有遗忘，生活就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只是人类的特点；而动物也是有其记忆的，甚至是本能式样的记忆。否则，它们怎么能够生活得如鱼得水？

（882）

尼采用强权意志标榜自己的“敌基督”（Anti-Christ，中文翻译们错误地译为“反基督教”），但其实它最多只是做到了“敌方济”，也就是翻拍了圣弗兰西斯及其方济会士的言行如下：

强权意志啊，求使我成为战争之子：

哪里有仇恨，就让我火上浇油；哪里有残害，就让我火上浇油；哪里有猜疑，就让我火上浇油；哪里有绝望，就让我火上浇油；哪里有黑暗，哪里有悲伤，就让我火上浇油。

噢，强权意志啊，

我不企求人的安慰， 但也绝不安慰他人；我不企求人的谅解，但也绝不谅解他人；我不企求人的爱护，但也绝不爱护他人。

因为，我不需要得着施予，我不需要获得赦免，我不需要得到永生。阿们。

——尼采哪里懂得，人是无法和基督敌对的，因为人根本构不成基督的“对手”。他为了血洗他父亲偷吃教会粮食的耻辱，就只好冒充一下敌基督来抬高自己了。如果他是敌基督，就不会那样收场了。

（883）

强权意志就是“执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们忽略了，般若其实也是执著：“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一念愚即般若愚，一念智慧则般若生。”（《坛经》）谢选骏指出：其实智愚，都是思想；“念念不愚”的日子，何尝不是执著、迷惑、愚蠢？

（般若（bō rě），梵语的译音，或译为“波若”、“钵罗若”，全称“般若波罗蜜多”。梵文：Praj & tilde；āpāramitā或“般若波罗蜜”；意译“智慧”，英文写做“panna”；大乘佛教称之为“诸佛之母”；般若智慧不是普通智慧，是指能够了解道、悟道、修证、了脱生死、超凡入圣的智慧。）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我发现了一个语言的秘密：任何言论，反过来说也都是可以成立的，而且往往更好。据此《翻新摩诃般若波蜜多心经》曰：观自我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实，落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是空，空不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实在，又生又灭，又垢又净，又增又减。是故空中有色，多受想行识，多眼耳鼻舌身意，多色声香味触法，多眼界，乃至多意识界，多多明，亦多多明尽，乃至多老死，亦多老死尽。多苦集灭道，多智亦多得。以多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多挂碍。多挂碍故，多有恐怖，纠结颠倒梦想，决不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无大神咒，无大明咒，无无上咒，无无等等咒，不除一切苦，真实乃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884）

李宗吾的《厚黑学》，可能来自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年）的研究群众心理的著作《乌合之众》，正是乌合的大众促成了厚黑的学问：《乌合之众》和《厚黑学》，都是在讲述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而并无思想创造发明的含义；换言之，它们只是发现，不是发明……例如，毛泽东思想作为厚黑学之一，就是基于乌合之众的痞子运动。但是李宗吾的《厚黑学》在中国不登大雅之堂，而勒庞的《乌合之众》在西方却进入学术主流。这说明中国社会的伪善？还是因为《厚黑学》瓦解了中国的圣人传说和祖先崇拜？

（885）

“如果人类只是沉着冷静地建功立业，世界史里便不会保留太多关于他们的记载。”谢选骏指出：只有为非作歹的暴行，才能获得同侪的佩服、后人的敬仰；因为人类天生畏惧强权（Power）甚至向往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金权政治，不过是强权政治的退化形式；官商勾结，则是强权政治的二代变种。

（886）

“每一种文明都是有少量而稳定的基本观念结合而产生的，而且这些观念很少受到革新浪潮的波及……但是这些观念一旦发生变化，就会产生历史的大动荡。”谢选骏指出：例如中国的“天子观念”及其衍生的秩序、制度，就是这样的基本观念；所以天子观念一日瓦解，中国就陷入了百年乃至数百年的大乱，迄今没有结束的迹象。

（887）

“只有简单明了的观念才能被群体接受，因此当观念经过彻头彻尾的改造变得通俗易懂时，才会受到大众的欢迎……这些观念如何改造取决于群体和群体所属种族的特点……无论一个观念最初有多么伟大或正确，为了能够被群体理解并对其产生影响，其中那些崇高而伟大的成分最终会被剥夺殆尽。”谢选骏指出：所以伟大的思想家都需要几个门徒来把他们的思想通俗化，否则就会失掉群众的驴耳朵。

（888）

法国人的幼稚：“到目前为止（十九世纪末），世界还从未出现过因为一种思想的传播而引起的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活动。”谢选骏指出：他们完全不知道两个战国末年（春秋战国的战国，两宋时代的战国），以及那时中国所经历的大规模屠杀；因为所谓思想的传播，其实不过是给屠杀提供了一种借口。

（889）

“名望的特点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个人名望的性质不同于先天的名望，这是一种与一切头衔和权力无关的品质，而且只为极少数人所具备，它能使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人施以真正神奇的幻术，即使这些人与他们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也不具备任何平常的统治手段；他们强迫周围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众人对他的服从，就像吃人毫不费力的动物服从驯兽师一般。……当然，对他（它）们是不能探讨的，只要一探讨，他（它）们便烟消云散。”谢选骏指出：不对，探讨之后，他（它）们也不会烟消云散，因为人类需要这些，并且服从这些，因为人类就是按照这些样式塑造出来的——即使批判这些现象的哲学家，也还是受到这些因素的主宰的，这就是思想的本性：他只能顺从思想的主权，不论以什么样五花八门的方式。

（890）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不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易；而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甚至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几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谢选骏指出：由此看来，“和平演变”纯属虚构，是为了麻痹极权国家而专门制作的烟幕弹；因为不经过一场“最后的革命”，极权主义是不会放下屠刀的。

第二十七章

打动感情，只用幼稚的推理

（891）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在改变其信念的同时，不破坏其文化的所有构成要素；民族在持续这一转变时会一直处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直到它接受了一种新的普世信念。”谢选骏指出：但上述说法似乎并未明了：政治制度、司法系统其实也是一种“适者生存”的互动结果，反过来又塑造了此后出生的居民，形成社会生态，唯有外来的强力可以打破这一循环。中国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在没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世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因为普世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各种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谢选骏指出：这是法国人对其十九世纪经验的反思，同时也无意中预告了中国二十世纪的经历……中国要想走出二十世纪的革命泥沼，就必须确立“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892）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意见时，总是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这显然事出有因。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无论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它都会进入最清醒的头脑。”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不宽容的态度和哲学的批判，都是思想主权的延伸，是作为精神平衡的两翼而展现出来的生命能量。

（893）

“新的教条一旦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实干家一心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无他想。”谢选骏指出：一旦“第三中国”的意识成为信条，中国就能重返文明的状态。一旦“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成为信条，中国就能不仅再现而且超越“历史的辉煌”。

（894）

“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惟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谢选骏指出：暴君深知人性的这一弱点，所以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节录。根据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刊印。）

（895）

“一名杰出的律师，其工作重心所在，就是打动陪审团的感情，而且正如对付一切群体一样，不要做很多论证，或只采用十分幼稚的推理方式。（竞选和布道的方式也是一样。）”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和逻辑的、理智性的论证相比，原始的、生物性的论证，更加接近思想的底层，因而也就是远为深刻的东西了。

律师们常常利用的“打动感情、不做很多论证、只用十分幼稚的推理”的方法，不仅用来征服群众十分有效，在关键的时刻也能俘虏杰出的个人，权力机构在“招降纳叛”的时候，就经常使用：并被总结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896）

“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明……”所以说，“群体拥有宗教一样的力量”，与此同时，“组织”则成了犯罪的渊薮——“在一般性问题上，四十名院士的投票不会比四十个卖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一个人不会因为他通晓希腊语或数学，或因为他是个建筑师、兽医、人医或大律师，便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民主制度或其他组织控制的主权国家，先天具有的致命缺陷。

（897）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等——取得过一致意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不过是我们的普遍无知的一种十分弱化了的形式。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众多，从本质上说人们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谢选骏指出：我曾经问过一位牧师：你们教派林立、传道的时候各说各的，究竟谁是对的呢？他说让我自己作出判断。我回答说，我自己判断哪个教派和哪位牧师是对的，那么就说明我的信仰水平在你们这些神职人员之上了，那么，还要你们来做什么呢？

（898）

“制度和政府会对一个民族的生活产生影响，但这种作用不大，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禀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所谓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宇宙信息决定人类思想”的迹象之一。

“在议会中也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意见的简单化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谢选骏指出：如此说来，现代代议制其实和古代直接民主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群氓政治甚至是暴民政治：台湾立法院里的肢体冲突、污言秽语，并非议会政治的罕见例外，而是议会政治的本性暴露。

“在议会里，一次演说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几乎完全依靠他所具有的名望。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如果一个演说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名望，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影响，即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表决的能力。”谢选骏指出：难怪希特勒的中期演说那么有效，可是等到他打了败仗，就再也不敢露面了；毛泽东也是如此，晚年再也不敢登上天安门神气活现了。越有名望的人就越可以肤浅，甚至可以公然地耍流氓；例如斯大林就是一个典型，不仅如此，斯大林又给苏联的每一个卫星国家，安置塑造了一个流氓领袖，如中国的“人民领袖毛泽东”。

（899）

“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人类思想，也是动植物世界的普遍信息：“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

“决定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尽管聪明过人，智力超强，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籍籍无名；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有利。”谢选骏指出：他不是“没有思想”，而是体现了“深刻思想”，那就是动物的本能、植物的属性，那就是“宇宙信息的延伸”。

（900）

“只有当观念披上形象化的外衣，才能被群体接受；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与连续性，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就像放映着从幻灯机中取出一张张叠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谢选骏指出：作者似乎不懂形象思维比逻辑思维更加原始也更为有力，而最原始最有力的则是梦想思维；不幸的是，与梦想思维最为接近的恰好是幻灯片，电影则处在形象思维与梦想思维之间，是一种接近爬行动物的艺术。

“群体犹如一位暂时失去推理能力的睡眠者，脑中会出现一幅幅十分鲜明的形象，一旦他开始思考，这些形象便立即烟消云散。”谢选骏指出：所以任何一部电影都经不起推敲，因为电影都是用于催眠群体的梦想思维的，任何电影都无从唤醒个人的思想。

第二十八章

电影的首尾与人生的首尾

（901）

反对一个事物的人，一旦做起这个事物来，反而能使这个事物达到较高的效率，例如，反对在电影中使用声音的早期法国导演克莱尔（Rene Clair，1898—1981年），极为克制地使用有声电影的技术，结果把早期有声电影从“声音的暴政”下解放了出来，从而获得了丰富的暗示效果、创造出新的电影语言——这就是思想的制衡作用。

（902）

演说之作为“前电影时代的催眠艺术”：“演说词是用来说服群体的，不是写给哲学家阅读的。”谢选骏指出：个体的思想只会置疑演说家的煽动，因为需要俯就多数人智力水平的演说，永远都只能达到说书人的程度。

和罗斯福一样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戈培尔的名言是“电影不会说谎”谢选骏指出：但实际上这位德国博士忘了补充一句：电影的剪辑除外，因为它的蒙太奇利用人眼的错觉，创造了虚拟的现实。

（903）

电影的开头不重要，结尾才重要；人生的结尾不重要，开头才重要；至于中间，都像鬼故事是一样一晃而过。思想的神秘：“好像一部优秀的电影，只有等到电影结束，你才能充分地了解电影的开头”；以致于人们“在某一点上因迷惑而备感惊诧，过分地沉溺于深奥的抽象观念……并渴望知道他们是否正在理解。”其实这一切全是基于观众的想象和想象的神秘。观众就是“导演的导演”，因为票房的上座率就是无言的暴君。正如有钱能使鬼推磨、稿费是作曲家的指挥棒。

（904）

“迪斯尼（Walt Disney，1901—1966年）作为电影制片厂的老板，擅长刻画卡通人物，把著名童话改编成电影；他的卡通描绘了最常见的情感、道德、性格类别，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任何人，可以立即看得懂。”谢选骏指出：这是原始人对文明的复仇，是西方社会从内部开始野蛮化的可靠征兆。

（905）

摄像机镜头出政权——摄像机镜头首先通过“曝光旧有的阴暗”，来迫使观众直面无言的现实，从而在思想上毁灭了那个现实；其次通过思想的转化机能“给出了一个相反的正义”，从而在心理上重建了一个虚拟的现实，并把它引入生活之中。

（906）

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等系统论著，加起来就等于一句话：“国之大事在于祀。”希特勒《我的奋斗》和一堆讲演，加起来就等于一句话：“国之大事在于戎。”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大约韦伯和希特勒的总和，加起来才可以理解《左传》的道理；难怪希特勒会失去帝国，而韦伯也不能发现完整的真相。

（907）

“弗洛伊德发现人无法理解自己， 人并不具有完全的意识，人的行为取决于他的无意识；他无法接近无意识，但无意识又使得他的言语和行为可以为人所理解。”谢选骏指出：但是弗洛伊德却假装他自己的意识可以理解人类；这是自相矛盾的：除非弗洛伊德不把自己当成人类。

“人发现自己日甚一日地丧失了自己的属性，但他重新促成知识领域中的突破，把许多工具熔在一起，以此宣告自己仍然处于统治者的地位。”谢选骏指出：人应该让自己成为知识的主人，而不是知识的奴隶；成为知识之主人的唯一途径，就是让活的思想主宰死的知识。

弗洛伊德用《摩西和一神教》表达了犹太人的“忏悔”：1、摩西是一个埃及人并且犹太教是由埃及的阿顿神教发展而来；2、犹太人对于摩西的感情类似儿子对父亲的感情，所以摩西实际上是被犹太人杀死；3、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犹太人解脱杀死摩西的罪恶而寻求的长子型的赎罪替身；4、但在基督教传播之后，基督作为主被尊重，犹太人作为杀死摩西的罪魁祸首却没有被忘记，所以有了反犹主义……但是，这些只是一个犹太精神病医生而兼有精神病人双重身份的弗洛伊德自己的思想。

（908）

“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1912年）指出，有多种假设符合实验结果，科学家们只是根据惯例甚至‘个性’加以取舍……。他把物理学家比作‘尴尬的神学家受困于……’矛盾的命题。”谢选骏指出：庞加莱比爱因斯坦的工作更早一步，起草了一个狭义相对论的简略版；庞加莱第一个发现混沌确定系统並为现代的混沌理论打下了基础。但是爱因斯坦却拿走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这很正常，因为社会就是如此运作的。

（909）

“瑞士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年），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在1907年开始发表演讲，但是直到他在1913年去世之后，他的讲稿才得以发表——他的弟子·巴利（Charles Bally）及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等人在1916年根据收集的索绪尔课堂的听课笔记，编写了《通用语言学》（又译《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该著作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开山之作，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基础都来自于此书；他的学生既完善了他的学说思想，也扭曲了他的思想学说——通常说来，只是对于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来说，他的学术思想才具有革命性。”谢选骏指出：索绪尔戏剧性的一生，岂不就是其学说的生动注解？

“索绪尔于1890年四十三岁的时候设计完成了语言学的主要轮廓，并坦率地告诉他的学生自从那时起他就增益不多；课题中的困难使他感到灰心丧气，他并非真想返回语言学；他诚恳地认为自己在普通语言学方面不值一提。”正因为索绪尔如此厌恶自己的工作，所以才突破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枷锁——“当索绪尔着手准备那（校方要求他讲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讲课笔记时，他没有从古代开始对语言进行一种高度和广泛的审视，他没有涉及到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为什么？一位想象丰富的语言历史学家推测，索绪尔受到了佛教哲学的影响。”谢选骏指出：如此说来，索绪尔主义的出现和流行，确实是西方精神业已衰退的又一个旁证。

（910）

“晚年的索绪尔在孤独的学术求索中越来越沉默寡言，他深陷在那种对比之语言符号本身更重要的‘符号间差异’的沉思中，这一颠覆性的语言学思想使他与他的时代、热火朝天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渐行渐远；索绪尔的沉默好像一出充满痛苦的戏剧，随着一年一年痛苦的加重，索绪尔看不到出路。”谢选骏指出：“出路”都是后来的人发现的，但却是迷路的当时人无意中创造的；这也是一种“当局者迷”。

“1912年夏，五十五岁的索绪尔在病痛压迫下离开教学讲台，回乡养病，住在洛桑诺附近一座被中世纪庄园的葡萄园围着的寓所内。妻子玛丽陪伴着他。他在病床上的唯一乐趣是学习汉语，这种古老的东方语言一定给索绪尔许多新的理论启迪。第二年开春，索绪尔病情恶化，于1913年2月22日与世长辞。”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日内瓦大学的外行领导内行、强迫老学者改行的意外收获。

“1913年2月28日，索绪尔的学生齐聚在索绪尔上课的教室里，悼念他们的老师。为索绪尔代课的弟子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1870─1946年）发表了悼念索绪尔的演讲；另一位弟子巴利（Charles Bally，1865─1947年）继任索绪尔任普通语言学教授后，在10月23日也发表了《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的现状》的纪念演讲；三年后，这两位弟子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思想由此成为二十世纪世界语言学的共同财富，这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索绪尔的夙愿。”谢选骏指出：这个“实现夙愿”其实是遭到误读、是讽刺的闹剧。这是由于他的不幸遭遇不仅激发了学生们的占有欲因此也就激发了他们的主动性和想象力，而且有效降低了同行们的嫉妒心和破坏力，并使得后学获得了自由联想的空间并在自由联想中创造了索绪尔主义。

“索绪尔死后不久，他的学生们采取了思想史上最令人吃惊的一种措施：他们承担这项工作，替他写这本书；三年之后，他们根据自己的听课笔记，编辑和出版了署名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了，著名的古典著作都是以“追记”的方式传世的——《论语》、《佛经》、《柏拉图对话》；那也是多国文化相互冲击所产生的结果。

《普通语言学教程》力图化繁为简、逃避见木不见林的命运，这是必要的，但还是需要有一个限度：简单的并不总是最好的——虽然这是索绪尔为了自救，力图出来透一口气的结果。因为他被十九世纪的古典语言学给淹没了，而他的学生则因为大报不平而决定出头。

《普通语言学教程》仿佛索绪尔的墓志铭和纪念碑：他本来是一个梵语教授，“曾经讲授古代梵语课程整整二十一年；但后来校方却让他在五十岁的时候改讲普通语言学课程，这使他感到震惊，但他却不能拒绝——从五十到五十四岁，他三次讲授这门课程，之后过了不到两年就死了。”谢选骏指出：难怪这是一门绝学，因为它出自“绝命的活儿”。

第二十九章

人的创造和神的创造

（911）

“索绪尔主义”的特点是其思想的“多元性”：来自多位学生的再创作；这个多元性造成其思想的立体型，这也许正好是其本人生前极力反对的。

只有瑞士这种“三国语”的多语言混杂的国度，才可能产生索绪尔主义。

索绪尔主义的双重性，显示了十九世纪“对立统一”的思想根深蒂固：1、语言/言语，2、能指/所指，3、共时/历时，4、形式/实质，5、意义/价值，6、差别/对立，7、线形关系/联想关系，8、任意的/具有理据的。

索绪尔主义的辩证法：“语言结构的第一个特征建立在符号的可区分性和符号的之间对立的基础之上；在共时语言学中，存在着一种符号间关系类型的基本对立。”

所谓“能指”，就是“我们通过语言（Langue）所能做到的”；所谓“所指”，就“我们在讲话时通过言语（Parole）所做到的”：但索绪尔似乎忘记了，正是在前人的“历时性”的研究的基础上，他的“共时性”的假说才能成立。

共时性概念是为了克服语言哲学家的自卑感和无力感，而发明出来的：“在早期语言学家（也就是“非哲学的语言学家”）的信念中，一切对既定语言秩序的偏离都是不规则的、都是对理想形式的违反；语言原有状态被看作优越的和尽善尽美的。”谢选骏指出：而此前的（原有的、优越的、尽善尽美的）语言状态、历时性的语言秩序，必须颠覆。

索绪尔主义认为：“语言学的真正的、唯一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谢选骏指出：这使我不禁纳闷：为什么“就科学、宗教、哲学、文学”和“为科学、宗教、哲学、文学”而研究的语言，不能成为语言学的内容之一？难道科学、宗教、哲学、文学不是一堆语言的汇编吗？

（912）

“有名万物之母”的观念表示：是“名”（概念和音响形象）创造了“万物”（“事物和名称”）；所以“名”号称“万物之母”——索绪尔主义不过是重复了《道德经》所涵盖的李耳老耽哲学，索绪尔主义作为哲学在哲学上的老套，由此可见；其新奇之处是对“名”进行了现代探讨：

1、索绪尔写道：“如果一个画家想要绘出山峰的全景，他就会选择一个固定的有利位置，同时从几个山峰来展示这种全景将是荒谬的。”谢选骏指出：为什么？索绪尔这个闭门造车的书呆子也许还不知道：多重透视画法的立体画派，恰逢索绪尔讲授他的普通语言学课程时，开始发展。

2、索绪尔主义认为：“语言使用者认为书面文字比口语更重要，就仿佛一个人相信看某人的相片比看她的面貌更能了解这个人。”谢选骏指出：这一点也不奇怪，索绪尔主义形成得太早，还无法懂得：模特儿、演艺明星虽然如此受到公众热捧，但公众认识模特儿和演艺明星们，主要是通过照片和影片，而不是通过他们本人的面貌；对于观众来说，模特儿和演艺明星的面貌并无意义，有意义的只是他们的照片和影片。例如我本人就亲见一些演员，脸上凹凸不平，一点美色也无，令人大倒胃口。

3、索绪尔主义认为：“符号是代表其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那么，我不禁想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不是代表其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的东西呢？换言之，一切都是符号，岂有他哉？因为一切都是思想，岂有他哉？

“符号就是能够传达给我们其他含义而非其本身的东西。”谢选骏指出：错了：如此说来，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不是符号了。例如在屠夫眼中，生命只是可供食用的蛋白质，那么生命本身岂不也是一种符号？

4、索绪尔主义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谢选骏指出：作为语言哲学家，索绪尔虽然懂得佛经，却显然没有读过《老子》或假装没有读过它，《老子》第一章就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就是说，在“事物和名称”与“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其实是没有界线的。

5、索绪尔主义认为：“语言能够建立它所选择的任何联系；因此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谢选骏指出：但是索绪尔主义却不懂得：这种“非黑即白”是片面的错误；语言其实不能建立没有逻辑的联系，也不能建立自我否定的联系，甚至不能建立重叠的联系。

索绪尔主义认为：“任意性使得在任何理性的方法上讨论符号的相对价值都是不可能的。”谢选骏指出：但是索绪尔主义却不懂得：这种绝对主义的断言完全违背了科学甚至哲学的精神，而具有了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气息。可以说，在“任意性”的问题上，甚至古代的星相学家懂得都比索绪尔主义多得多。

6、索绪尔主义认为：“在数字的名称中，应存在更多的任意性符号；英语中的1和11、1和12的发音变化巨大，使人无法识别它们之间的联系；11和12这种具有理据的符号转变成任意性符号。在Teen数字的名称方面，法语比英语存在更多的任意性符号。”谢选骏指出：如果这种总结是对的，那么一个显然易见的问题是：既然是“任意性的符号”，为什么不能把它改掉呢？为什么不能把“任意性符号”转变成“具有理据的符号”？由此可见，“具有理据的符号”和“任意性符号”的二分法完全是人为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那些“任意性符号”似乎要比“具有理据的符号”更为强大，更非任意的。

索绪尔主义认为：“如果语言符号不是任意的，那么世界上就只有一种语言了。”谢选骏指出：但是索绪尔主义却不懂得：如果语言符号是任意的，那么世界上就连一种语言也没有了；任何语言都非任意，而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

索绪尔主义认为：“政府不能立法废除一个词，为什么呢？因为词汇不是通过立法而产生的。”谢选骏指出：但是索绪尔主义却又错了：这种绝对概括是不能成立的，例如，古代中国的“避讳”就是通过立法却废除词汇的；而现代的“两个中国”的政府就审查的办法，更为制度化地、经常地废除了许多词汇；并且，现代中国政府还有办法创造新的词汇，学步唐朝的武后在自立为“大周”之后，还通过立法创造了一个“瞾”，作为自己个人的专有名词。后来的宋朝皇帝，每每自取名字中的几个部首合成一字，作为自己的专有名字。

7、索绪尔主义认为：“语言的‘术语集’观点是不适合的，因为它假定人类早已存在观念。”谢选骏指出：但是索绪尔主义却不懂得：人类在产生观念之前，已经产生了思想；换言之，思想先于观念，思想也先于语言或言语。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

索绪尔主义认为：“让我们再回到棋盘上，把马拿起来；它的独特特性（它的形状）是游戏的本质要素么？不是，它在棋盘上的位置和游戏的条件才是本质性的。”谢选骏指出：但是索绪尔主义却不懂得：“马在棋盘上的位置和游戏的条件同样不是本质性的，只有人的联想力、想象力，才是本质性的。也就是说，决定性的是思想，而不是符号。

索绪尔主义认为：“正如为了得到更多的鸡蛋，小鸡可能是鸡蛋的观念一样，观念和词语的出现可能是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的。”谢选骏指出：但索绪尔主义却不懂得：观念和词语的出现都是为了表达思想的，为了说出搅扰人们的那些冲动。

（913）

“索绪尔把语言变化置于更广泛的语境之中，并且赋予它以心理基础；这迫使语言学家不得不问到：‘哪里是模仿的起点呢？’”谢选骏指出：这些语言学家并不懂得连农夫都懂得的常识：权力中心。索绪尔主义不是语言学而是语言哲学的证据：“索绪尔认为任何一个词都好像是一个联想星座的中心。”

“令人奇怪的是，‘结构’一词并没有出现在索绪尔的讲授之中”，他所沿用的，仅仅是十九世纪常用的“系统”一词，据说，在三百页的书中用了一百三十八次之多，但就是缺乏“结构”的概念……结构是后人强加给他的！“但他为语言学方法而进行的基础工作却以结构主义而闻名。”谢选骏指出：这一点也不奇怪，这就是所谓的“歪打正着”、蝴蝶效应，这就是历史的闹剧性质，连人间喜剧都算不上。

“结构主义”不就是“先验知识”吗？“从婴儿为自己发明的发音练习倒被命名为‘口语言语’的宗教体验中的那些莫明其妙的言语流。”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都不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但却都是人的活思想、有机思想（相对于符号这种“思想化石”而言）的体现。

索绪尔主义认为：“思想就其本性来说是混沌的，当其获得了形式之时，也就获得了秩序。”谢选骏指出：但是索绪尔主义却不懂得：这句话是从《创世记》第一章引申出来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索绪尔主义认为：“意义和语法功能仅仅依靠特殊形式而存在。”谢选骏指出：这又是不对的，实际上，意义和语法功能仅仅通过特殊形式而体现；而在没有体现时，它们也还是存在的，所以当它们体现时，才可能避免了草创时的混乱。这正如在上帝创造之前，秩序已经存在，只是尚未显现，那秩序就是上帝的思想，所以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914）

“自然界存在着某种深层的秩序，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人类的全部经验都包含其中，只是我们不能看到而已。”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是无法被毁灭的；因为即使把我们这些果子摘掉了，其他的果子还是源源不断、滚滚而来，因为那是神的创造。

（915）

“爱因斯坦说，‘在漫长的一生中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与现实相比，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显得原始和幼稚——然而它却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爱因斯坦不懂的是，还有一样东西比所有的科学知识加在一起还要珍贵，那就是人的头脑和智能——科学知识是人创造的，人的头脑和智能却是神（上帝或自然）创造的。所以，等到爱因斯坦过时了以后，他的科学知识就一文不值了。

“爱因斯坦宣布：‘如果光谱线中基于重力潜能的红移不存在，那么相对论理论也就站不住脚了……1920年代的技术不行，所以观察不到，直到1960年代最终的证实终于来了，按照爱因斯坦自己定的标准，他的理论不能够被证实。’”现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神话到了需要终结的时候了，否则，那就不再是科学，而是神学了，而且是极为蹩脚的神学。

（916）

“俄罗斯艺术家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年）在1911年阅读了描述原子的文字：‘这一发现以可怕的力量冲击着我，仿佛世界末日已经到来，所有的事物都变得透明，既没有力量，也没有确定性。’自此以后，他以新的目光描绘这个世界，画中的一切都会竭力让人不会联想任何真实的物体。”谢选骏指出：艺术家并不见得总是“先知”，康定斯基在这里就体现出仅仅是一个“思想的学徒”；实际上，毕加索一类的艺术家也是如此描画了他们笔下的行尸走肉。当然，这些现代艺术前提是：照相机的功能，抹掉了现代艺术家的所有技能。 

（917）

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1868─1963年）写的《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其实讲的是“黑人的白人灵魂”，所以他说：“这是一种双重的意识，往往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待自己，根据带着自得的鄙视和怜悯而旁观的世界设定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心灵；总是感觉自己的两面性：既是美国人，也是尼格罗人；两种心灵，两种思想，两种难以调和的挣扎；一个黑人身躯之中存在两种地对思想，自己是凭借坚忍不拔的力量才使其免遭摧毁。”为了让这个“黑人的白人灵魂”免遭摧毁，杜波依斯甚至两次前往北京朝拜毛泽东，还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以及黑非洲的加纳国国籍。

（918）

“教皇利奥十三世（1878─1903年在位）明确表示天主教的社会关怀有必要与时俱进……他认可工会，并鼓励天主教徒组织自己的工会。”谢选骏指出：所以，这也是共产党不能容忍天主教会在中国脱离“政府”控制的原因之一。

（919）

“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施莱尔马赫及其追随者自由神学的幻灭；施莱尔马赫等人把基督教缩减为一种宗教的体验，把神的事情变成了人的事情。”谢选骏指出：这就必定导致全面的毁灭性战争、西方文明的自杀毁灭。

（920）

“1916年，研究者询问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是否相信这样一位上帝，‘能主动跟人交流并回应人们的祷告’，大约40%的科学家回答相信；1997年重复同样的问卷调查，令人惊奇的是，同样比例的科学家回答相信这样的上帝。”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信仰是一种需要，就像食物一样，不会受到科学的瓦解；马克思可以戒除鸦片，但他戒除不了自己的贪欲。另外一面则是，亲爱的祷告者，你怎样才能事奉神呢？而不是仅仅向神索取。

第三十章

思想的魔力、劳动的福音

（921）

“工业精神乃是‘劳动福音’……建造的工厂很像一座教堂，带有巨大的拱门和彩色玻璃窗，员工就餐时有管风琴伴奏，老板像对待教友一样对待员工……资本和劳工不是无法化解的仇敌而是天然盟友。”谢选骏指出：这些梦话和《礼记·礼运》所说的异曲同工：“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谢选骏指出：一切梦话都是可能的，但要实现梦话却是很难的……所以康有为（大同书）、孙中山（三民主义）、毛泽东（劳改农场）的社会主义，没有一个救得了中国。

（922）

“美国梦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噩梦，将穷人的希望从追随革命转向了自主创业。”谢选骏指出：革命永远是少数人的梦想，多数人即使从事革命也只是为了讨生活；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卓有成效地扑灭革命、消除动荡。

（923）

“使大部分世界以及某些美国人感到惊奇的是，美国设法避免了军事独裁体制、逃脱了其它‘共和国’与‘平等革命’的命运。”谢选骏指出：这可能得力于英国传统，而不是美国的“国父们”独立创造的；而照搬美国宪法模式的中华民国，却陷入了百年混战……至今依旧断裂为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称此为“现代南北朝”，有效颦者改其名曰“东西华”，但无论怎么称呼它们，迄今仍无重新统一的迹象。（“东华”者，台湾也；“西华”者，大陆也。“东西华”这种拙劣的仿造品，忽略了南北朝的其它方面。）

（924）

“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876—1944年）的未来主义美化战争、力量、混乱、破坏，认为这一切能将人类推入新的天地；追求速度的兴奋感，代表了时代精神，他所发起的运动，团结了二十世纪最激进的政治信徒：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谢选骏指出：法西斯分子认为国家应为强者服务，共产党人则希望在革命中毁灭传统……但他们一致认为“进步”的功能就是要摧毁过去……但他们并不知道：传统是无法超越的，任何变革都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

（925）

意识流小说（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是描写梦境和白日梦的，这当然要比传统小说来得传神，但也因此变得费解……这是传播过程的特点所造成的一体两面的效应。

人是“会思考的芦苇”（巴斯卡），人是“自己床上的昆虫”（卡夫卡）——这就是思想的魔力。

如果卡夫卡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他反而会没有了影响了——卡夫卡的支离破碎、内部混乱、走投无路，恰好迎合了一个时代的需要：那就是奥匈帝国的瓦解所留下的“真空状态”；这个真空稍晚还产生了希特勒和党卫军，正如俄罗斯的瓦解立即产生了列宁和红军，因此不容俄国出现卡夫卡式样的人物。

（926）

奥地利人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年）像希特勒一样：在奥匈帝国瓦解后，自我放逐到德国；他的小说《无个性的男人》说出了战败国的痛苦：“在科学时代做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世界上将如何生活呢？”这才是希特勒主义的心声。希特勒与“无个性的男人”表面上正好相反，其实一脉相承：希特勒的一切言行，仅仅是为了成为一个“有个性的男人”谢选骏指出：所以我看到希特勒的遗体照片，又恢复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面容：谦卑而懦弱，一点也没有了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姿态。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姿态，原来是谦卑而懦弱的希特勒，为了满足群众心理的需要而特意设计制造的“扮相”。他原想追随强者的，失望之余只好自己扮演。

我之所以说这个话，也是因为我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寻求一种精神导师，结果不得要领。最后我决定自己做自己的精神导师，以便为以后像我这样迷茫的年轻人，指出一条思想出路。

（927）

“科学和技术的革新是‘对真实世界日益好奇’和‘对看清事物如何运作的日益增长的兴趣’的并行结果。”谢选骏指出：科学和技术并非客观真理；而是“试错”过程的产物，是“碰巧”、“碰对”的结果，是“不断排除失败”的艰苦奋斗，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928）

西方科学之作为一种中国道教：“物理学家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年）1947年接受丹麦政府的封爵时决定，在其紋章上加上道教的图案；他认为，各带一点的波浪双曲线（太极图）是对宇宙的一种描绘，并且预示了量子物理的宇宙，而他本人正是这一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他的纹章上的铭文是：‘对立互补’。”谢选骏指出：丹麦王室无孔不入，甚至用物理学来给自己的国家主权贴金；但欧洲玻尔的“对立互补”其实就是中国周易的“阴阳互补”；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之所以大力鼓吹中国的阴阳思想，看来也并非灵机一动，而是受到了现代物理学家的启发。

即使在古代中国，道教与其说接近西方意义的宗教，还不如说接近西方意义的科学：“1980年代，西方一些科学家通过自己的工作揭示了宇宙的复杂性，但对用来描述这种复杂性的术语感到不满，于是他们转向了亚洲哲学；佛教的禅宗与道教对自然界的描述给一些西方人提供了揭示宇宙的模式，这些模式似乎与科学发现相符。”中国佛教里的禅宗，其实也是道家传统的体现。

（929）

“十九世纪的书籍使得西方思想在全世界能轻易流传，并传播到那些西方人几乎无望塑造的世界……文化交流的相互影响，已经从‘以外部对欧洲的影响为主导’，转向‘以西方对全球的影响为主导’。”谢选骏指出：有欧洲传教士指出，中国人好像更容易接受传教书籍的影响，而很少参加布道大会；所以针对中国人进行传教工作，互联网络的作用应该超过布道大会……但奇怪的是，后者的工作更受教会组织的重视……这是为什么？因为布道大会赚钱，而互联网布道在金钱上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就这样，这些拿钱的“仆人”把阵地让给了异教徒。

（930）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的《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一书，探索了中世纪的时间观念，发现那时的人们对时间观念很淡漠，并解释其原因在于那时的人们“对于时间的准确度量没有兴趣”；不过实际上，他“对于时间的准确度量没有兴趣”这一解释是错误的——中世纪人们对时间观念的淡漠，是由于那时的人们“对于永恒的关注压倒了一切”，而在永恒面前，时间丧失了意义……而布洛赫的错误解释，恰恰仅仅说明了他自己对于时间的极度焦虑，到二战时期，这一焦虑终于使他成为一位“抵抗英雄”。

第三十一章

“文明没落”演化“种族危机”

（931）

维也纳小组的精神领袖、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Moritz Schlicklisten，1882—1936年），把他自己理解不了的东西一概称为“无意义的”，这也许是普遍人性中的“劣根性”体现，无可厚非但也不值得炫耀。——其实在我看来，一切思想都是“有其意义的”，包括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这样的不理解无意义的思想在内。

石里克在他的《箴言》里有这样一句话：“追随别人的人，大多依赖别人。”谢选骏指出：这其实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德国人）石里克陶醉于（犹太人）维特根斯坦，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结果，1936年7月当石里克站在维也纳大学的楼梯上时，一个他从前的学生走向他并向他开了枪，石里克很快身亡。尽管石里克本人出身德国贵族，但他和犹太学者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因此这个刺杀事件得到了奥地利纳粹党徒们的欢呼，凶手也仅被轻判了十年徒刑；两年后凶手出狱，并在1938年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之后成为纳粹党员。“追随犹太人的人，大多依赖犹太人。”

（932）

维特根斯坦也许集中体现了其家族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逻辑哲学论》认为，“语言与世界相一致，就如图象和模型与它试图描写的世界相一致”……他后来去做乡村小学的教师，不是大材小用，而是为了休养自己的脑袋和心思——实际上任何作者或是画者都知道自己词不达意并且画不出自己想要的境界，有人甚至为此自杀；只是后来的人们或是作者画者已经习惯了作品的拙劣表达，才误以为真的“一致”出现了。

“维特根斯坦试图远离毁灭性的怀疑论，然而一部作品的影响往往超越了作者的意图。”谢选骏指出：逻辑实证论就这样走向了生命的归途，回到原点，一切从零开始。

（933）

“能说的则说，凡不可说的，即应该保持沉默。”谢选骏指出：这是哲学教师维特根斯坦保住声誉的最好办法；这个精明的犹太人知道如何“见好就收”。但是我觉得，“能说的则说，凡不可说的，也要强说：说、说、说，就说出了国王的新衣、文明的进程；说、说、说，思想就战胜了国家。”谢选骏指出：这才是哲学创造者们的座右铭文。

（934）

维特根斯坦不愧为希特勒的同学：他要求人们“应对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保持沉默”，例如对不同流派的哲学，因为它们是“无意义的”——这不正与纳粹的“焚书政策”十分吻合吗？所以就有了集中营，就有了“应对那些并不存在的人保持沉默”，结果导致了“消灭那些并不存在的人也就是犹太人”的行为艺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态度”通向希特勒的“社会政策”：希特勒是政治领域的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是哲学领域的希特勒……正如“希特勒是一个掌握了政权的行为艺术家”；行为艺术家因此可能就是“尚未掌握政权的希特勒”。

（935）

汤因比似乎没有完整地读过圣经，所以他不明白“亚伯拉罕宗教的排他性”其实具有不同的内容：犹太教的不传教，基督教传教但不首先使用暴力，伊斯兰教的暴力传教。

“要改变人们的信仰，一般可以通过以下四种途径：1、经商，2、传教士的宣扬，3、发动圣战，4、加强王朝联系。”谢选骏指出：苏联对中国的征服，采取了第三种“发动圣战”的方式，其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因为西方发动的鸦片战争（经商）、基督教的传教士的宣扬，都力有不逮，而中国的王朝也已灭亡。

（936）

“欧洲人习惯了‘几乎看不见的力量能产生强大力量’的思想。”谢选骏指出：这与其说是得力于科学的观察和实验，还不如说是得力于基督教的“圣灵”观和“创世”论；没有基督教的“奥秘”，就不会有哲学上的“本质”；没有宗教的“奇迹”，就不会有科学的“奇观”。

（937）

“像许多经受折磨的科学探险家一样，莫佩尔蒂最终对科学不再抱有幻想，而受自然激励；他开始相信每一条真理都是可以计量的，每一个事实都是可以被感知的。”谢选骏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思想总能战胜科学”的理由所在。

“贯穿了十九世纪晚期和整个二十世纪的恐慌——饥荒、非人化、种族灭绝、阶级屠杀，引发大多数人的质疑：所谓进步是否必然或是否真实？”谢选骏指出：进步都是片面的，所以一方面的进步就伴随着它方面的退步，正如经验和年轻不可兼得（智慧伴随着衰老），效率和正义不可兼得（效率会牺牲弱者）。

（938）

思想状态导致人口增减：“非洲在十七世纪与欧洲的人口大致相当，但是到了1850年，非洲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却下降到了8%多一点。”谢选骏指出：二十一世纪现在的情况反转了过来：欧洲的白人人口急剧萎缩，非洲人口大量入侵欧洲；西方的“文明没落”已经演化成为“种族危机”，这样一来，欧洲人终于开始尝到印第安人历史经验的痛苦了。

（939）

在缺乏医疗设备和现代药品的黑人非洲，一个合格的美国医生，还不如一个土著的巫医更能对付大量的病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亟需现代化的中国，所有的留洋生和思想家，还抵不上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他们制造的两个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巫医。

（940）

“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年）将完美的生命看作一种获得性结构生物界限内充满创造力的个体。心智发展或成熟，而结构形程序却是不能被任意加速的；当一个人逐渐成长，他对生命的理解是受到数学和语言知识调解的（两者在本质上都是思想的逻辑系统）：这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应付世界，也因此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这个世界。”谢选骏指出：如果这段话不是局限在进化论的框架以内，就非常接近思想主权论了；因为逻辑系统和组织世界，都是思想的派生体。

第三十二章  测不准还是测得准

（941）

“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年）所说的无私之爱（Agape）不求回报，它是对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公然蔑视，是一个人所能体验的最甜蜜的欢欣。”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省略了一个核心问题：这种大爱、无私之爱，其实还是基于语言的交流、语言的唤魂，基于语言所带来的“对于以往教养和共同经历的甜蜜回顾；换言之，是移情，是来自“内在吗啡”的激励。

（942）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年）的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表明，可以分别测准一个粒子的位置或者动量，但不可能同时测准这两者，这就让科学和神学都深感不安。”谢选骏指出：不过在我看来，神学的不安正是应了圣经上的话：“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马可福音》第四章）神或自然的奥秘，总有一部分是永远向人封闭的。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观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自然是根据我们提问的方式而展露自己的。”谢选骏指出：可以作为注解的是海森堡本人的失败：他曾是纳粹德国核武器发展的领导人，可是纳粹德国始终没有能力将核武器从理论变为现实……希特勒不该让一位科学家去组织科学研究的；因为思想和实践永远具有紧张的关系，甚至是对立的关系。

思想主权的角力：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即将遭遇打破的宿命——“测不准原理”又名“不确定关系”（Uncertainty principle），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该原理表明：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但现在研究人员认为，在不久的未来量子存储器出现之后，利用量子存储器一对纠缠态的粒子能够被同时精确测量位置和动量……根据发表在《自然物理学》杂志的一篇论文，研究人员声称一种量子存储器或能打破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限制：当两个粒子纠缠，对其中一个粒子的一个变量的阅读会导致这对粒子的波函数坍缩，从而给予所有变量有限的值选择……因此，通过利用量子纠缠的过程，使用两个粒子去计算出一个粒子的完整量子态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可以测量出不能同时精确测量的位置和动量值……测量也许不是十分精确，但这无疑打破了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限制。

（943）

1931年哥德尔（Kurt Godel）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直观的正确会超过数学的证明：“无限的数学直觉，本质上是与现存的物理学结构相悖的”；直觉主义者认为数学产生于直觉，论证只能用构造方法，他们认为自然数是数学的基础。

哥德尔认识到了“认识的限制”，结果他所认识的限制又被别人总结为“哥德尔定理”：“这个定理彻底粉碎了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理想。……哥德尔定理其实是两个定理，其中哥德尔第一不完备性定理是最重要、也是误解最多的，从这一定理的版本众多就可以看出；第二不完备性定理是第一定理的一个推论：任何相容的形式体系不能用于证明它本身的相容性。”谢选骏指出：这些迹象充分显示了人类思想在思想主权面前的无能为力。

（944）

“科学理论中的句子，和支持它们的观察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更加整体主义的，却并不那么形式化的关系。”谢选骏指出：这种“整体主义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思想主权在人类心中的绵延。

（945）

海德格尔说，“诗歌不可能凭借诗人的意志写出来，它只能自然地流露。”谢选骏指出：这说明他不懂诗，由于“外行”，他反而把诗理想化了。什么叫做“自然地流露”！诗歌其实是意志遭遇挫折之后的产物，这难道不是凭借诗人的意志写出来的？难道只是所谓的“自然地流露”？就看《存在与时间》，也是德国“在凡尔赛投降”这一挫败之后的产物。弥漫在《存在与时间》之中的阴暗与死亡，体现了德国的战败者们对于阵地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的深深恐惧；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在西线摆脱了阵地战，但在东线又陷了进去——这个双重失败使得德国人终于像亡国奴一样丧失了斗志，也使得《存在与时间》获得了持续的欧陆价值。

（946）

海德格尔说：“思想是理解的死敌。”谢选骏指出：这很无知，也很无奈，是一个农民在城市里面的迷幻，是“中世纪的最后痉挛”；所以他投入了纳粹的复古主义的怀抱来寻求慰藉，这就合乎了他的逻辑：海德格尔不是在“思想自己”，而只是在“理解元首”，在寻求主流……但我认为，思想并非理解的死敌，而是理解的前提──父亲怎么能是儿子的死敌？除非“理解把思想当作自己的死敌”、“理性把本能当作自己的死敌”……其实质，犹如“学生把老师当作自己的死敌”……就像海德格尔把自己的犹太恩师胡塞尔列为敌人并加以迫害——但实际上呢？实际上，“思想是自在的理解”，“理解是依附于思想的”——海德格尔怎么能说思想和理解之间的关系是死敌呢？仅仅因为他迫害了自己的老师、出卖自己的灵魂？

海德格尔与其导师、犹太人胡塞尔之间的关系，酷似希特勒与其偶像犹太人卓别林之间的关系——血肉相连又不得不公开决裂……海德格尔与希特勒在内心深处都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尽管并不纯粹，但却是永恒的流浪者，不得安宁的“敌基督者”。

海德格尔的“林中路”和列子的“歧路亡羊”相对比，不仅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对比，也是夜郎自大和审慎明智的对比，是“客观真理”与“主观认识”的对比：“林中路”是二十世纪的夕阳；“歧路亡羊”是二十一世纪的朝日。

海德格尔副教授与他的犹太女学生阿伦特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像希特勒与他的诸多犹太人朋友的关系……难怪海德格尔如此受到纳粹的喜爱——他们都是半犹太化的产物！海德格尔的成名大作《存在与时间》，实际上也是他与犹太女生私通三年的“合作结晶”，正如《我的奋斗》也是半个犹太人的作品：希特勒这个四分之一犹太人加上罗森堡这个四分之一犹太人——这就先天注定了纳粹运动及其反犹主义的失败命运。

（947）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谢选骏指出：因为这个女人（Hannah Arendt，1906—1975年）写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其实运用了“第一手材料”的秘密武器：他的老师兼情夫海德格尔这个“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标本”……因此老年的阿伦特不喜欢被人称为哲学家，免得被人认为她是靠临时制定的“假游戏规则”和不言而喻的“潜规则”出人头地的；她更喜欢自己挣来的“政治理论家”这个头衔。

（948）

“1918年的《达达宣言》是‘毁灭的伟大成就’……从捣毁的机器和毁坏的建筑中找来碎片，然后把它们拼接起来……通常使用战争材料，诸如铁丝网和糙木板，以此揭露战后的噩梦。”谢选骏指出：二十世纪的主要工作就是毁灭：二十世纪的主要建设，就是建立毁灭性的机器；从科学技术到国家政权，都是如此。

（949）

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的《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写得不错，但是应该加上一个限定词“西方”：变成《西方城市发展史》（The Western City in History）。

“芒福德相信，人类与其他动物之不同，最初源于语言（符号）而不是工具（技术）的运用；他证明在早期原始社会的人就已经自然的共享信息和思想了，并且随其日益成熟和复杂而明显的成为社会的基础；他希望在人类走向未来时信息能够积累和延续。”谢选骏指出：可以现代文明却用“版权”和“专利”来霸占知识、垄断信息，使得社会发展日益畸形，人心诡诈、民风浇薄。

“芒福德是工业文明的非理性内容的尖锐批评者，他的论述像一柄楔尖，把混沌不清的两种文化，从思想理论到学术队伍都一劈两半，并在工业（机械）文明的拥护者和生态文明倡导者之间，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谢选骏指出：生态文明的兴起，最终将使世界进入新的黑暗时代，蒙昧主义将取代文明开化，成为时髦。

（950）

“社会是一种‘累积性的活动’，而城市正是这一活动过程中的基本器官。”谢选骏指出：这是毛泽东一类的流寇完全无法理解的，他直到1960年代进城充当把头已经十几年了，还叫嚣要“重上井冈山”，殊不知城市早就把他腐化了，如果他敢于离开城市一步，就会像黄巢和李自成那样暴尸荒野，而绝无可能重振旗鼓的；对他个人来说比较走运的是，他已经通过其老大哥苏联集团开始了初级工业化，从而牢牢控制了中国内地，但也使得他自己炮制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鬼话破了产。凡是听他号令的共产党，没有一个成功地夺取了政权。

第三十三章

越大的城市，越为强烈的独立精神

（951）

“城市人类以缩小个人生活范围的代价换来了权力和环境控制能力的极大的集团型发展。”谢选骏指出：另一方面，城里人因此也特别需要个人主义，来保持心理的平衡；越大的城市，就会发展出越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和独立精神：由此可见，个人主义和独立精神乃是对于狭小生活空间的弥补和反制。

（952）

“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对话使人们互相亲近，使人们逐渐脱离了野蛮和暴力，而具备了某种温和的举止，具有了人性与正义，因此他们满足于权利和义务的均衡，与同仁和下属互相迁就，并且服从自己的领导和上司……它推动社交圈子的扩大，以致最终能使所有的人都参加对话。”谢选骏指出：1980年代的中国好不容易蹒跚走向了这条对话之路，就被1989年6月3日晚间开始的街头屠杀运动给中断了；看来中国注定还要经历一次隋朝末年那样的人民起义，才能重新走向对话的道路。

（953）

“除了开放性这个特点以外，广场表现不出任何其他统一性；几乎任何功能这里都包括了，几乎任何类型的建筑这里都能找得到。”谢选骏指出：但在“开放性”的意义上，“天安门广场”却是最为欠缺开放的元素的，因此“天安门广场”实在没有“广场”的性质，“天安门广场”只有“天安门墓地”的性质：“天安门墓地”不仅有“毛房”，还是屠场；然而除了封闭与镇压，它也不是一无所有，因为它的血泪凝聚了一个新的民族：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华人，不同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人、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汉人。

（954）

“有一种社区既不懂得超脱又不懂得反抗，既不懂得诙谐讥嘲又不懂得标新立异，既不懂得机智的斗争又不懂得公正的解——这就是1989年6月3日晚间开始的街头屠杀运动以后的北京——“与这种社区相比，死城的沉默反而显得更加的庄重而威严；这样一出戏，必定不会有什么好的收场。”

（955）

美国总统雕像山（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是如此效法了古代的专制主义和暴君统治：“亚历山大大帝的建筑师提出，要利用阿索斯山（Mount Athos）给亚历山大大帝雕凿一个英雄雕像。”谢选骏指出：如果说在前基督教的希腊化时代这样的英雄崇拜的异教信仰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一个号称“清教传统”的新大陆，这样的英雄崇拜就是不可思议的了——我个人猜想，那肯定是南北战争的血腥屠杀的后遗症，是一种与“清教传统”和“自由美国”格格不入的东西。

我后来专门对此查考了一番，原来美国总统雕像山（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不仅肯定是那南北战争血腥屠杀的后遗症，而且是世界大战的总结和准备：完成于1927年至1941年的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显然，这是罗斯福“新政”的产物，是一个唾弃上帝、崇拜英雄的国家主义至上的明确信号，是偶像崇拜，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同路人。

（956）

“雅典的民主需要雇佣两千名斯基泰人（Scythians）的弓箭手来保护议会和法院。”美国的民主就不需要外国雇佣军来保护，因为美国人民还有英国封建制度沿袭下来的效忠习惯，知道应该服从自己所反对的权力。

（957）

“历史的辉格式解释”表明：“历史”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思想”——《历史的辉格式解释》（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相应的形容词和名词还有Whiggism 和Whiggery）是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1931年出版的，它例举英国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从党派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依照现在的需要来解释过去的历史……其实，这“历史的辉格式解释”是“人类的通病”，其他党派也无一能免。例如文革期间的“影射史学”。

（958）

鼓吹“福利济贫思想”的英国的工党活动家韦伯（Webb）夫妇，却写出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的宣传小册子，说苏联的一切将在未来的一百年中传播到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韦伯夫妇助长了斯大林的恐怖，并加固了苏联的地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类也在中国发挥过类似的作用——他们在潜意识里可能是鼓励俄国与中国，复制英国殖民者在澳洲和美洲的种族清洗，这一次是以“阶级利益”的名义。

（959）

只有像英国作家威尔斯（H.G.Wells）如此只见“事实”、不见“思想”的人，才会具有这样的信仰：“总而言之，把历史和神学区分开来不是件太难的事情。”谢选骏指出：威尔斯没有多余的头脑用来想一想：他这样的信念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神学”的体现，例如“人道主义神学”。人道主义神学信仰自己的“感官”和基于感官知觉的“经验”。

（960）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年）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是对于思想主权的初级认识，而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则看到了国家主权对于思想主权的威胁；可惜的是，他的眼界不如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来得宽广，无法看到即使自由主义对国家也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准备阶段”，欧美国家“民主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向社会主义的转化，说明了这一“通往奴役之路”的准备阶段已经完成。

第三十四章

自由主义与市场垄断

（961）

“透彻的伪善，甚至让我们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意图。”谢选骏指出：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实况！有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说，“伪善”毕竟比“不善”要好；但是伪善如同假药，“假药”难道比“无药”要好？伪善难道还有可取之处？（有一个冷笑话，说到有人想自杀吃了老鼠药，最后因为是假药而没死，因此卖假药的人功德无量。——这就是中国奸商或自由主义者的“聪明自辩”。）

（962）

“自由市场是一种知识成就。”谢选骏指出：也就是说，自由市场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自由市场并会进一步刺激生命的发展。但是自由市场却不是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往往变成了一种市场垄断。

（963）

消极自由是“放任不管、无所限制的权利”，积极自由是“一个人想成为自己所想成为的那种人的权利”——消极自由可以定义为“你不要管我”，积极自由可以定义为“我还要管你”：追求上述自由，是所有人的“劣根性”，是人类的“原罪的起源”。

（964）

存在主义就是“没有规矩”：“批评者谴责存在主义是一门腐朽的哲学，这种批评在实践上没有多大过错，因为人们援引存在主义为一切形式的自我放纵辩解：性滥交、革命暴力、蔑视法律、滥用药物，都被视为正常的行为。”谢选骏指出：“没有规矩”曾是中国大人斥责小孩的经典句子，也是一切后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

而“‘新人文主义’的概念，也就是炮制出一种普遍的‘被思考和说出来的做好东西’的意识形态并将之列入日程，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简直就是一个乌托邦。”谢选骏指出：可惜的是，这还够不上一个乌托邦，因为它缺乏乌托邦的宗教性质，而且由于人性的作用很快地会遭到证伪的检验而一败涂地。

（965）

年鉴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的《地中海》一书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欧洲的恶劣气候使得其农业劳动力较为昂贵，从俄而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其实，华北的气候比欧洲远为恶劣，但为什么没有促进类似的技术发展？相反，倒是气候比较适宜的江南，发展了比较华北更好的农业技术——江南的农民比较华北的农民更少休闲的时间，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农业以外去发展手工业，而中国北方的农民却以在漫长的冬季晒太阳和捉虱子著称。

（966）

“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年）在艺术和科学之间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拉斐尔的圣母玛利亚如果没有拉斐尔、贝多芬的奏鸣曲和交响乐如果没有贝多芬，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科学家所取得的成绩，其所在领域的其他科学家也可能取得。’”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却忽略了科学发现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发明创造，是思想的产物；换言之，尼采的“塞进去”和“找出来”的二分法，也同样是表面化的甚至是科学主义的：在这种意义上，尼采和胡克都无愧于“达尔文主义者”的称号。

（967）

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视野：“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年）1931年制作的《记忆的永恒》‘使混乱有了条理，使现实没了信誉’；时间像软软的奶酪一样溶化，尺寸遭到扭曲，黄金因为腐烂而璀璨闪亮。”谢选骏指出：这也是濒死感的发作：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八年之后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968）

科学的本质是总结人的感官经验，这一处境使其无法脱离人性：“戈尔丁（Willeam Gerald Golding，1911—1993年）在1959年创作了《蝇王》，书中注定死亡的主人公佩奇说：‘生命是科学。’其他人物将他打死，然后恢复了本能和野性，从而证明他的观念是错误的……在多数人看来；科学爬得太高，然后重重摔下：科学力图刺穿天堂，却以玷污地球而告终。”谢选骏指出：科学力图刺穿天堂，却以玷污地球而告终，其原因就是因为科学无法脱离人性，结果扩张了人性的贪欲，引起了巨大的恶果。

（969）

1935年，奥地利生态学家劳伦兹（Konrad Lorenz 1903—1989年）在研究小动物的过程中，发现了“印刻”（Stereotype）现象：小动物（如小鸟）出生后最先看见或听见的对象似乎是印入其感觉中，因而对该对象产生追随的反应；小动物不但偏好追随该对象，而且喜欢接近它；印刻的对象消失后，小动物会发出悲鸣；当它重新出现时，小动物会发出满意的叫声……人类也有类似现象，如母亲和孩子；在社会上，这构成了“奴化”的起源；领袖与信众之间的关系，类似与饲养员与小动物的关系。

（970）

“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是一本1920年代出版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它指出：典型的美国城镇只有商业阶级和工人阶级，而缺乏欧洲式的上流社会——这样的美国显然不是一块适于思想发展的土地，所以美国的思想和技术多在那些拥有上流社会传统的移民社会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美国欠缺文化之美是显而易见，不仅显得粗鄙，而且以此自豪——这与中国革命尤其是“土地革命”造成的后果，倒是不谋而合的。

粗鄙的美国欠缺文化之美，这与中国革命尤其是“土地革命”造成的后果倒是不谋而合的——这一现象是否说明，“中国革命乃是某种欧洲殖民主义活动”？例如，是苏联殖民主义的后果？苏联的西伯利亚，岂不相似于美国的中西部？苏联对待中国的态度，类似于美国对待南美洲的态度。苏联消灭了中国的上流社会，让毛泽东一类的土人登堂入室。所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再是改革开放，也还是没有上流社会，只有商业阶级和工人阶级。

第三十五章  “猎巫狂热”与“阶级斗争”

（971）

“中古时代的猎巫狂热，犹如1980年代的‘撒旦式的恐慌’和1990年代的‘恢复记忆运动’。”谢选骏指出：那么所谓的麦卡锡运动是否也属于这一类思潮呢？“上百万的成年妇女孩提时代都遭到过性虐待，只不过她们把这份受虐待的记忆压抑起来，这种事情真能发生吗？不可能。像遭到外星人绑架的故事一样，这些只是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幻觉，而不是现实：它们是在一种称为反馈环’的奇特现象的驱使下产生的幻觉。……有人被指控与魔鬼为伍，而他本人却矢口否认；这种拒绝承认的态度，就像缄默不语或坦白承认的态度一样，倒成了有罪的证据。”

“或许在历史上没有比撒旦和巫婆更有说服力的罪恶形式，更能说明社会的分裂和变迁：通常情况下，迷巫狂大多出现在社会经历宗教转变的时期——可以这样说，社会面临着重新界定其边界的问题的时期。”谢选骏指出：这种唯物主义的说法无法解释“社会何以经历宗教转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这为何演变成了“斗地主”一类的无神论形式的猎巫狂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为纲，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实呢，发起这些运动的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富农出身的土财主。也就是说，毛泽东扮装成为猎巫的革命法官，而他的父亲其实却类似魔鬼的富农巫师。这在他和斯诺的谈话中是一目了然的。问题仅仅是：毛泽东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淫母，是否构成了中国大陆沉沦的动力？

（972）

理论先于观察、思想先于行为：《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Ruth Benedict）其实是尼采“日神——酒神”模式的翻版，并非“田野作业”的结果；“田野作业”其实只是“日神——酒神”的注解……其作者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年），后来奉命写作《菊花与刀》，可是连日本都没有去过，而且根本不懂倭族的语言和汉字……她自白写作《菊花与刀》是带着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任务”研究日本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思想对国家的臣服”。尽管这个国家是“自由”的，但这个思想却不自由了，更无任何主权可言。

（973）

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年）给世人提出忠告是：“一旦前提确立，就不容易犯逻辑错误。心理学家报告说，疯人说话逻辑严密，但是其前提不切题。”但是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年）的名言却是：“生活是一种艺术，要在不充足的前提下得出充足的结论。”（Life is the art of drawing sufficient  conclusions from insufficient premises.）——如何理解他们的差距？麦克卢汉生于巴特勒死后九年，他们的差异一方面说明二十世纪的欧美国家已经丧失原创的勇气，一方面也说明“疯人和艺术相去不远”。

（974）

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年）假设了某种更完美的世界，作为自己《正义论》的思考出发点，这并不违反“思想主权”的原则，但问题是，当他把这样的思想称为“正义的社会”时，就没有分清这并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而是一个“有关正义社会的思想”——罗尔斯没有“思想”，由此可见一斑；换言之，罗尔斯用他没有思想的观念，以有关“正义”的诡辩论，把所有的社会都诅咒了一遍，因为罗尔斯的正义社会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之中——“能够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这样语义矛盾的话他也说得出口？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拥有的自由，只能是最小自由；最大自由只能被绝对少数人享有——否则的话，社会将被挤爆，人间毫无运转的空间了。

（975）

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 ─1994年）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 ）、告别理性（Farewell to Reason），鼓吹“什么都行”……“他提出科学和科学进步没有逻辑可言，‘人类寻求真理的强迫性冲动，虽然高贵，却往往以霸道告终’；他认为科学对于思想有着恼人的同质化的影响，而别样的形式则被惊得落荒而逃。”谢选骏指出：不过从思想主权的角度看，方法不必反对，理性也无需告别：方法和理性各有用处，只是应该和万物一样，“受到必要的约束与合理的限制”，而不能成为偶像崇拜的对象。

（976）

科学家斯腾特（Gunther Stent，1924─2008年）认为，世纪之交的科学发展特别强劲、成功、有效，这个时候也许正是它濒于死亡的时候，“当前令人目眩的进步速度，看起来会很快使进步走向终点，我们（也可能是我们之后的一两代人）会目睹这一天的到来。”……他认为物理学正在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变得越来越带有假设性和“非实践性”……但是他无法说出以后该怎么办；而在我看来，新的出路已有指向了：那就是“思想的主权”。

（977）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984年）说过，结构主义不是一种新方法，而是被唤醒的杂乱无章的现代意识。”谢选骏指出：其实，在所谓的“方法”和“杂乱无章的意识”之间，并无鸿沟。“方法”就是“貌似有序的杂乱无章”。

（978）

《疯癫史》的作者福柯说：“如果上帝让我继续活下去，在研究了疯癫、犯罪和性之后，我想研究的最后一个课题就是战争问题和战争制度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军事之维’。”谢选骏指出：注意，这里把“性”与“疯癫”、“犯罪”并列，还有大规模杀伤人类的“战争”……难怪“1953年‘人民的小爹爹’斯大林去世后，福柯（这个法国龟儿子）曾经大哭一场。”

（979）

结构主义，其实是强调了事物的主观性；也就是所谓的思想性：结构主义思潮与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年）的“感觉的分析”其实是相通的，《感觉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Sensations）一书就是从各个角度去阐明生物学及感觉的分析是全部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基础——不仅如此，而且结构主义和感觉的分析都指向了“世界的思想性质”、“语言的创世功能”……谁也不能否认，感觉才是人们分别世界的时候，所运用的尺度。

（980）

科学家的神秘主义：“在1895年─1898年间，为自己的发现所困，索绪尔甚至对召灵降神会兴趣盎然起来；例如在1898年，日内瓦的心理学教授弗勒里来拜访他，向他请教一个语意不清的病例（史密斯小姐在处于催眠状态时声称，她说的是梵语）；而身为梵语教授的索绪尔竟然说：‘这不是梵语，但也不是与梵语背道而驰。’”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类的普通语言学或曰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

第三十六章

“向前逃跑”与“历史的原创”

（981）

“1913年8月，密会居里夫人的爱因斯坦发现：为了逃避丑闻的压力和围剿，居里夫人加倍努力地投入科学发现的工作：她的头脑充满了辐射的光辉。”谢选骏指出：“向前逃跑”的无奈，经常是“历史的原创力”。与其说他们伟大，还不如说他们不幸，不幸创造了伟大。

（982）

帝国的遗产：“布拉格小组的观念完全符合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胡塞尔的思想，也符合格式塔的观念；此外，布拉格小组还与维也纳学派建立了联系。”谢选骏指出：布拉格小组、维也纳学派及其衍生物，是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甚至俄罗斯帝国（白俄流亡者）的学术碎片。

（983）

“列维·斯特劳斯的知识先驱是他所谓的‘三大主妇’之一，卡尔·马克思，另外两位是弗洛伊德和地质学。”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马克思认定：“社会科学不再以事件为基础，正像物理学不再以感觉材料为基础。”也就是说，要赤裸裸地以思想、以先验结构为基础。

“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抨击了启蒙思想及其自负：它竟然要向全人类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西方社会对于南部比卡瓦拉族印第安人的‘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的迷恋；则表明了西方与历史性的一刀两断，揭示了‘后现代时期的肇始’。”谢选骏指出：有人说，这是“列维·斯特劳斯以某种方式使南比卡瓦拉复活的”，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他者的复活，而是“西方自我的借酒浇愁、借石攻玉”，是西方自己的转变所造成的外部捏造和所谓的“创造”。

（984）

“《忧郁的热带》得益于双重的失利：1、列维·斯特劳斯先是想利用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累积的经验，创作一部小说，但在写了三十页之后放弃了……2、另一重失利是他两次试图入选法兰斯学院都遭到失败：‘如果当时能申请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教职的话。这本书是永远不敢动笔的’。”谢选骏指出：绝处才能逢生：不仅人生如此，思想也是一样；因为人生本来在绝路，人生必须通过思想获得出路。

这是西方文明的忏悔：“《热带的忧郁》是以‘我讨厌旅行、我憎恨探险家’的著名语句开篇的；不仅如此，它还说道：‘当我们环球旅行时，门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自己排泄出的污秽，吐到了人类的脸上。’”谢选骏指出：这是西方文明的忏悔……这样的文明，还会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吗？

（985）

“作为意识形态退潮的标志（意识形态曾经激发结主义的灵感），结构主义露出了正在发展的整体化意识形态的轮廓，它以一种令人晕眩和致人死地的盘旋，既揭示了综合精神的形成，也表现了综合精神的灭亡。”谢选骏指出：这是西方精神的末日，也是女权主义和同性婚姻的开始。

“结构主义的记号，体现了知识先锋派的欲望，即通过写作使世界革命化。”谢选骏指出：写作并不能使世界革命化，因为世界上多数写作不过是为了把世界固定化；唯有努力突破现状的写作、唯有其背后具有真正活的思想的写作，才能使世界革命化、即展现“世界的本来样子”（这其实是一种思想）。

（986）

“理性丧失了魅力：西方的进化论的断裂在1943年，即‘最终解决’的那一年，‘在达豪和奥斯威辛，在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营’，科技现代性成了一种高度的压制力量，成了陷入怀疑的意识形态的杀人机器。”谢选骏指出：当然，这还不包括用科技手段强制流产掉的三亿中国胎儿。

“我们社会的抵抗、封锁、惰性，瓦解了革命末世论；政治意志和政治承诺已经失信于人，同样，相似的理论失信也玷污了所有的历史事物。”谢选骏指出：现在，惟有回到“思想主权”的原点，重新出发，才能再创世界历史的新局。

“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走得更远，在1988年出版的《语言与知识问题》中他宣称：‘这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或许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可抗拒的），即我们从小说中要比从科学心理学中学到更多关于人类生活和人性的知识’。”谢选骏指出：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小说是“对思想的白描”；而科学心理学不过是对“对思想的分析”……分析永远赶不上白描，因为白描是“直观的”、“第一手”的。

“乔姆斯基在1957年发表的著作，涉及有关人性的思考：小孩能以从来没有听到的方式合成单词……语言之间的差别与‘深层结构’相比似乎肤浅，这一现象存在于所有的语言之中（所谓‘深层结构’是指词类即我们所说的语法和句法之间的关系），语言结构和大脑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谢选骏指出：阐释学所主张的“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甚至“读者决定一切”，原来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实证科学”；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唯心主义”距离“实证科学”，比“唯物主义”距离“实证科学”，其实更为接近。

（987）

“结构主义”之作为犹太思想（马克思+弗洛伊德）的回光返照，是一种十九世纪的垂死挣扎，尽管它不再坚持欧洲中心论了，甚至做出了“后殖民时代”的让步，但这个让步只是一个开头，远远没有结束——结构主义因此必须让位给更加通情达理的思想。

作为犹太思想分支的结构主义，“本来是可以在苏联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奥塞梯人斯大林击败犹太人托洛茨基，结构主义也被勒死了——这一事实，“表明结构主义的下列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文学以自身为目的，它完全处于历史语境之外。’”谢选骏指出：实际上，历史语境虽然是由思想创造的，但却不是由文学创造的；文学也不是什么灵魂的工程师，而只是权力的奴仆。只有不见于文字的思想，才是文学和灵魂之母。

（988）

百猴效应（Hundredth monkey effect）：“1952年，幸岛（Koshima Island）的科学家将红薯扔在沙地上喂猴子，猴子喜欢红薯，但讨厌上面的泥沙，一只小猴子发现用小溪里的水可以解决泥沙问题，然后把这个诀窍教给了妈妈。不久伙伴们也学会了这个方法。1952年到1958年之间，所有年轻的猴子都学会了清洗红薯上的泥沙，而成年猴子中，只有效仿自己孩子的猴子才学会了这种进步，其他的成年猴子还是吃脏红薯。在1958年的一个秋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夕之间幸岛上几乎所有的猴子都学会了洗红薯！更惊人的事情是，清洗红薯的习惯跨越了海洋……其他岛屿以及大陆上的猴子也开始洗红薯！这是否意味着：当只是有限数量的人知道一个新方法时，它仍是这些人的个体意识，但是存在着一个临界点，只要再有一个人接纳了新思想，之后几乎每个人就都会接纳这种思想！”……有人认为上面所述，是一种典型的伪科学，因为猴子的学习始终是缓慢而连续的，并不存在临界的突变点。并且学习这个方法的大多是年轻猴子，老猴子很难学会。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老猴子逐渐死掉了，这个方法才逐渐变成整群猴子的主流。附近另一个岛的猴子也学会了这一手段，不过这是因为有一只猴子游到了那个岛上并活了好几年，从而传播了这一知识，目前似乎并没有扩散到别处的迹象。

“时至今日，印度南部宗教戏剧演员，挟其银幕上的神圣形象，跃身政治舞台的情况，仍旧屡见不鲜；影像与现实的边界，在印度特殊的文化氛围下，似乎显得特别模糊。”谢选骏指出：这是一个“只有神话没有历史”的文化所特有的现象；但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美国的里根不是当上了总统？中国明星的丈夫（毛泽东、习近平）不是慢慢都当上了“国家领袖”？而且他们也都是秘书出身的，毛泽东是汪精卫的秘书，习近平是耿飚的秘书。

（989）

“乔治亚州上诉法庭的法官指出：‘达尔文的猴子神话是引起放纵、乱交、吸毒、服用避孕药、变态、怀孕、流产、看色情刊物、污染、毒害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犯罪形式的罪魁祸首。’（《时代杂志》1981年3月16日第82页）”谢选骏指出：老师考试学生，是因为他不知道学生的学习成果到底如何，上帝考验人们不可能不知道结果如何——那上帝为什么还要故意让一些人“犯罪跌倒”？ 难道是为了提供一个“自然选择”的程序？

“毫无疑问，如果知道二十世纪的人如何利用他的理论来为所有的意识形态辩护（从资本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再到纳粹主义），达尔文的亡灵也不会安宁。”谢选骏指出：因为他将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纳粹主义欠下的累累血债负责；尽管他也可以为自己辩解说：“科学理论是中立的，但对科学理论的应用却不尽然。”

（990）

“作为一项社会活动的战争”：这个标题说明了“杀人产业”远比打猎和屠宰业兴旺发达，军火工业不过是冰山一角——“利比里亚和卢旺达原始的大砍刀杀死的人多于海湾战争中时髦的现代军火所致死的人”，与此同时，“计算机程序编制专家中的一个先锋已经发动了电子战争中的一次小规模战役。”

“个体之所以在进化中得到选择，是因为他们为了自身的繁殖利益去做出行为，而物种的命运其实与个体的繁殖成败无关。”──所以反过来看，“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在生物学上也是荒谬的，结果只能被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用来欺骗公众；或是牺牲了优秀的品种来补偿劣等的品种。与此相关，优生学的努力，不仅徒劳，且让那些“优秀民族”里的劣种生得更多。

第三十七章

人生和量子都是思想的产物

（991）

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29年—）在《一致性：知识的联合》（Consilience：The Unity of Knowledge）中“提出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极端还原论观点，他不仅阐释了科学知识正在综合起来的趋向，而且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有朝一日科学能够‘解释’艺术、宗教、伦理、血缘关系的模式、政府形式、礼节、时尚、求爱、赠送礼物的模式、葬礼仪式、人口政策、刑事审判——如果还不够的话，那可以这样说：科学事实上将结束任何其他事物。”谢选骏指出：这种观点，不仅“把人还原成为蚂蚁”，比达尔文走得更远、逻辑贯彻得更为彻底，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科学宗教的雏形”，并自己任命自己成为“科学的大祭司”。

（992）

布鲁姆（Allan D. Bloom，1930—1992年）的《西方经典》（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如果没有了经典，我们便停止了思想。”谢选骏指出：显然，他所说的思想仅仅是“咬文嚼字”，是“大学教授在出售课程时才说得出口的行话”；而真正的思想却是无所不在的，无需任何经典予以支持，相反，经典才依赖思想而存在。布鲁姆这样的浅薄之辈，难怪可以在美国走红。

“布鲁姆坚持认为伟大的诗人‘发明了我们’，‘人性在我们现有的意义上，是莎士比亚发明的。’”谢选骏指出：这样谄媚或曰“神化”的话，能出自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一是由于他不懂作为母语的莎士比亚，二是由于他好像没有读过莎士比亚以外的诗人作家……

（993）

“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2013年）《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争辩说：最基本的权利（只要这个词还有意义），就是个人反对国家的权利，对此的最佳理解是，人人有权得到和他人一样的待遇。”谢选骏指出：这与其说是“个人反对国家的权利”，不如说是“个人反对打着国家的旗号的个人”，其结果演变成为“个人拥护国家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仅仅企图从国家那里拿到和别人一样多的待遇，那么他在实际上只能是拥护国家而不是反对国家的，因为反对国家的唯一理由只能是“为了思想的主权”。

（994）

法国人居伊·德博（Guy-Ernest Debord，1931─1994年）是一位孤儿，他后来写了《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1967年）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作品”，《景观社会》认为现代社会使得“真实的社会生活”已被表象所取代：“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这一过程，在他看来就是“商品完全成功地殖民化社会生活的历史时刻。”——“景观”一词定义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大众媒体和各种形式的政府的合流；景观就是商品关系取代人的关系的社会的颠倒的表象……在对景观社会的分析中，德博指出生活已经贫瘠……缺乏真实性使得人类知觉受到影响，批判性思维的阻障伴随着知识的堕落……其实，德博和后来的托夫勒一样，都有夸大其辞的毛病：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中，生活一直如此的——“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在此之前，不是“商品”统治，就是“暴力”统治；在此之后，“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这个表象说到底就是某种思想，例如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

（995）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年—）的福利经济学提出过一个“经典问题”：收入丰厚但患有慢性病的人处境更糟，还是收入很少但健康良好的人处境更糟？——他这是把社会学问题和生物学问题混为一谈，是真正的诡辩，是一种印度式的狡黠。

（996）

巴勒斯坦的逃亡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2003年）撰写了“东方主义”来反省自己的“归化西方的行为”——其实，倾向相反的“西方主义”或曰“欧洲中心论”也是一样的“忏悔”，反省“欧洲在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向东方叩头”的“可耻行为”：大家都“忙着给他者贴标签”，但是这个贴标签的动作，更多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行为”。（例如赛义德，他鼓吹东方主义的背后，是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了“爱德华”，把自己变成了一条典型的英国宠物。）

（997）

在波纳尔（Martin Bernal，1937年—）1987年开始发表他的《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源泉》（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之前一年，谢选骏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在1986年出版并且深入讨论了希腊的宗教与神话的“人神同形”，是从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人兽同体”、“人鸟同体”发展过来的，而希腊神话的人格性与系统性，也和希腊这个“第三代文明”从东方的苏美尔、埃及等“第一代文明”，以及从巴比伦、赫梯、米诺斯、迈锡尼等“第二代文明”那里沿袭下来的“继承性”有关。

（998）

犹太人诺奇克（Robert Nozick，1938—2002年）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1974年）一书认为，一个拥有更多天然才能的人并不会剥夺其他人的那种才能，因此，一个社会强制其成员以便取消才能的不平等现象，和由此导致的不平等现象是错误的；不过，他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拥有更多天然才能的人虽然不会剥夺其他人的那种才能，但是却会剥夺其他拥有那种才能的人所可能获得社会回报，并因为而在实际上压制其才能的发展——诺奇克的“忽略”造成了一个盲点：看不见“嫉妒”的生物性根源；看不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是人类社会的通则。

1、有人指出，“一个人越是远离救济线、越是富裕，他的欲望就越可能被操纵，广告的作用就越大。”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一个人越是远离救济线、越是富裕，它就越容易受到“思想”而不是“本能”的劫持，尽管“本能也是一种思想，而且是更为根本的思想”。

2、“受教育阶层和科学家阶层为什么没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思想的力量互相抵消了……一个行动，只能有一个计划来完成；一个运动，只能由一个思想来贯彻。

3、“在资本主义对效率的渴望和现代文化对自我实现的渴望之间存在矛盾。”谢选骏指出：其实，这是无中生有的问题：他岂不知道，效率就是欲望的自我实现。

4、“虚假意识”：“知识或理性向来遭到所有社会的权力关系的扭曲、调和甚至伪造——知识、解释、理解，并且总是服务于某个目的。”但是，思想不同于“知识或理性”，也不同于“解释和理解”；思想可以是纯粹的——全然不同于康德的“纯粹理性”，而是所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动因。

（999）

“库恩将‘范式变化’与‘转换’进行对比，他对范式变化的主观原因的强调，导致他的一些批评者说他对于科学发展的描述似乎过于倚重‘暴民心理’了。……库恩的‘范式变化’概念，对于理解宗教思想史所发生的重大智力变化有帮助。”但是，库恩的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科学活动中的“动物精神”；也就是说，动物精神不仅存在于市场之中，也存在于堂奥之中；不仅存在于政治和宗教的庙堂里，也存在于科学和思想的殿堂里。

“理论所需要的证据总是不足，理论的选择就在社会性考虑的基础上发生，换言之，接受这种理论或那种理论，并不那么依赖实验证据，而是依赖各种社会价值、既定利益和习俗上的考虑。”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动物精神的典型范例。

“所有知识——不论它是与自然科学、宗教或是哲学相连，在本质上都是个人的；知识必须涉及个人的信奉，尽管知识涉及概念或是观点，但它也涉及更为深刻的东西，即‘所有理性中的信托根源’。”谢选骏指出：这又是动物精神的典型范例。

（1000）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撰文指出，他已经构建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宇宙学框架，在这套框架内，宇宙并非在膨胀，而且，万事万物的质量一直在增加。这一理论或许有助于科学家们理解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宇宙大爆炸中出现的“奇点”等；有科学家表示，最新解释或许可以帮助天文学家们避免落入单一思维的窠臼。

“量子论不仅是一个关于自然图景的理论，也是一个信仰、一个认识论、一个人生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科学观似乎总与哲学和宗教相纠结。现在我们看见了，人生观也可以从量子生出来。”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人生观”和“量子”或“量子论”其实都是一种“思想”；“人生”和“量子”其实都是一种“思想的产物”。

第三十八章

华尔街的名言吸引受害人上当

（1001）

“嬉皮士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1939年）的《物理学之道——探索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平行》（Tao of Physics──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将《华严经》思想与现代物理学联系起来……他在里面看到了“暗中的秩序”；“伯曼认为，艺术与科学的差异通常是暂时的，‘它并不存在于过去，同样没有理由存在于将来’；科学不是纯粹的事实堆积，而是‘新鲜的概念模式的创造’”——“暗中的秩序”也许是“暗物质”的通俗表达，但依然是“思想主权”的产物，否则就无法被思想的产物所感知。

暗物质是指一种用人眼看不到的物质，但可以通过引力效应感受到。现有物理学理论认为，人类目前所认知的物质世界大概只占宇宙的4%。在这之外，暗物质占了宇宙的23%，还有73%是暗能量。目前，寻找暗物质粒子、研究暗能量的物理本质、探索宇宙起源及演化的奥秘、结合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已成为二十一世纪天文学思想和物理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思想决定观察！观察刺激思想！

“卡普拉《物理学的道》尤其是《转折点》毫不掩饰地宣布说，只有科学、精神和希望混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谢选骏指出：不过这还是高估了人性，仅仅回到了前基督时代的异教信仰；而科学、精神和希望的混合主义，很可能产生更坏的东西，导致毁灭的结果。

（1002）

英国动物行为学家道金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FRS，FRSL，1941年）说：“信仰是一种放弃，一种借口，用以逃避对证据的思考和评价；信仰就是信念，它缺乏证据，甚至就没有因为证据而成立……信仰，因其是一种没有证据垫底的信念，因而是所有宗教的主要缺陷。”谢选骏指出：这在科学上也许是对的，但其在艺术上和爱情上就是错误的了；宗教在功能上更接近艺术和爱情而非科学，宗教也是艺术和爱情的升级版，并构成了一种对于艺术和爱情的制约，使之不致走火入魔。

动物行为学家道金斯，“反对宗教的第三个论据是：以宗教的名义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谢选骏指出：他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同样适合于作出以下论断：1、“以科学的名义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2、“以民族的名义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为，历史表明人类曾经以任何名义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不是宗教的问题，也不是科学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是人的动物性的问题——英国动物行为学家似乎恰好不了解动物行为，因为罂蒺藜（英吉利）人的动物性最强，也就是说，离开中国最远，和中国人相差最大。难怪罂蒺藜人最为擅长的工作，就是贩卖鸦片。

（1003）

英国动物的行为学家不太明白人生需要科学，但同时也需要艺术和爱情，后者的重要性并不逊色；艺术和爱情甚至常常作为“人生的目的”而出现，相形之下，科学反倒显得只是“人生的工具”……但艺术和爱情也是极端危险的，就像自由一样，经常像落下的尖刀，让人猝不及防。

英国动物的行为学家需要理解：艺术和爱情具有危险的一面，就像自由若无宗教的责任予以约束，是无法持之以恒的；这一制约对于科学也是适用的——只有“不科学的宗教”、“超科学的宗教”，才可能制约科学中的魔性成分，一如制约艺术和爱情中的魔性成分；使得科学、艺术、爱情中的现象的、现世的、现金的动物因素，受到限制……这一限制对于人类这个超强集团来说，可能是避免自我毁灭的主要途径。

“道金斯的主要创造性贡献就是他的‘文化因子’（memes或曰“心因”）概念，一个描述基因的文化对应物的新词语；他论证说，作为人类认知进化的结果，诸如观念、书籍、旋律和文化实践之类的东西变得类似基因，即更成功者存活下来，并将‘再造’和为后代所用……”谢选骏指出：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文化因子只是“思想的惰性部分”；正如“意识”是“思想的可见部分”。他的这一举显示，英国人毕竟是极为实际的、不惜贩毒赚钱的海盗民族。

（1004）

“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年）宣称：科学和信仰应各自分离，因为它们属于‘不相重叠的权威’。”谢选骏指出：尽管在“思想”的层面上，两者具有同一性质。但正如社会领域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一样，精神领域也应该实行科学和信仰的两权分离。

（1005）

“丹尼特（Daniel Clement Dennett，1942年），试图说明：生命、思想、语言、艺术和意识，本质上不超出‘工程学问题’。”谢选骏指出：他这里所说的“思想”，显然只是“狭义的思想”；因为广义的思想的主权即主权意义的思想，不仅包括了语言、艺术和意识，而且包括了生命本身，甚至包括了全部非人的自然世界……甚至暗物质、暗能量。

（1006）

“胡桃中的宇宙”（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作为《哈姆雷特》（传说是半神话人物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里的一句台词，与其说是像书商们吹嘘的那样、是对现代物理学的预言，不如说是对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年—）瘫痪在轮椅上的悲惨处境所作出的预言，显示霍金不甘屈服于命运的摆布，他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以“果壳中的宇宙”为题写了一本书，来抗议命运的捉弄，并宣告自己就是神，他甚至替人类的灭亡定好了时刻表，结果只是使得自己成为一个典型的英国精神病人。

（1007）

普洛特金（Henry Plotkin，1945年）《达尔文机器和知识的性质》（Darwin Machines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指出，人们“适应性地思考，而不是符合逻辑地思考”……他从沃森和科斯米德斯的研究当中找到例子表明，当逻辑智力难题抽象地提供给人们时，他们解答不了；当难题以普通的社会问题提出时，人们就很容易解答出来——“适应本身是一种知识形式，是一个有机体历史的组成部分，它决定了一个有机体如何出生，知道什么以及如何知道；按照这一推理，‘高级’动物所展示的智力显然是一种处于不断进化的适应过程，它自身又有助我们去适应：在普洛特金看来，存在几种智力功能，其中之一是协助社会整合：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从与他人的合作中受益；语言和文化因而可能从这个角度得到阐释。”谢选骏指出：那么，还有其他的生命过程、其他的智力功能、其他的思想角度吗？他没有说。

（1008）

“《拯救奥菲利亚》（Riviving Ophilia）认为：女性比男性的自尊水平低，成年男女的人格差异源于发展过程中的破坏性事件。”谢选骏指出：这种观点虽然观察到了现象，却作出了错误的解释：成年男女的人格差异其实并非源于发展过程中的“破坏性事件”，而是源于荷尔蒙的差异。男性的自尊，还是出于“领地意识”的需要。其极端就是“不成功便成仁”。作者没有想到这些，是由于他的性别差异吗？天哪。我写完了这句采取查了查作者生平，她果真是个女的：Mary Pipher。

（1009）

据说华尔街有句致富格言：“要想致富，就必需远离蠢才，至少五十米以外。”谢选骏指出：这等于说“鲨鱼要想吃饱，就必需远离蠢才，至少五十米以外。”……这怎么可能呢？如果远离蠢才至少五十米，鲨鱼吃什么呢？又如何可能吃饱呢？如果远离蠢才至少五十米，华尔街又如何致富呢？可见，所谓“华尔街的名言”其实是诱饵，是用假装的清高来吸引受害人上当受骗的“局”。华尔街的名言吸引受害人上当，因为当大众一旦遵从了他们的指示，他们立即就开始逆向操作，让大众血本无归。

“到二十世纪末，商业化最成功的艺术门类是魔幻，表面原因是因为适合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对于一个科学主导的世纪，这充满讽刺意味。”谢选骏指出：实际上，现代科学已经走到了“科学怪人”的地步，走到了失去控制的、反人道的境地。

（1010）

有一本书的题目是《依赖理性的动物：为什么人类需要德性》（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Alasdair MacIntyre）；它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依赖理性的动物：为什么人类需要病毒”（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uses）——电脑病毒的肆意横行说明人类的内心深处具有“渴望病毒”的深刻需要，这种需要接近《圣经》上所说的“魔鬼”，但也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于德行的需要，其实是产生在对于病毒的需要之后的，其功能是为了抑制病毒、抑制原罪。

第三十九章

搁置判断与接受信仰

（1011）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种鼓噪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找死”。果然，这种鼓噪在1960年代开始不久，大面积的死亡在中国大陆随踵而至。“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曾经言辞激烈地责骂大学，事实上大学是政府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和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主要手段。”谢选骏指出：可悲，西方的大学已经沦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安在哉？思想主权变成了国家主权的奴仆。难怪西方要走向没落了。

（1012）

“研究西方文明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过去，但要想了解人类的未来，我们就不得不研究西方以外的文明。”谢选骏指出：西方以外的文明终将取缔大英博物馆一类的文化妓院、封闭欧洲的著名大学，就像思想主权历史上曾经封闭了柏拉图学园、焚烧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

（1013）

思想是简洁的，理论是复杂的；例如，“幸灾乐祸”这么简洁的思想，美国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年）却需要用一本书来理论之：《旁观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旁观他人之痛苦》活生生地展示了这一实情：思想犹如闪电，瞬间照亮一切；理论却为了追求系统，而跌入了暧昧不明。

（1014）

给书籍颁奖是商业行为，也是对书籍内容的扭曲；正如制作《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是政治行为，启动了对于书籍的过滤程序和销毁工程。

《读书》和《文摘》一类的杂志，是对书籍的屠杀宰割、切碎烹饪——那不是对于生命的善意，而是文章作者在零售书籍作者的血汗。

《纽约客》（Newyorker）杂志是用烘烤面包的利润制造出来的——这个事件生动诠释了“精神食粮”这一词汇的内在含义？“俗气的，太俗气了，所以它能卖到上百万册。”——这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纽约客》的自由”终于和“共产主义的奴役”在“精神食粮”的意义上，获得了同一性。

（1015）

“佛教根据业之教义主张基于惑乱的情感与态度导致的业行之生命轮回。嗔、贪、痴引起的恶行或对行为果报的障昧导致转生于地狱、或转生为饿鬼或动物。障昧或许是因为无知或许是因为误解。善行——仍然与对现实的障昧有关——导致转生为人、阿修罗或转生在天堂。上述之转生类型人人或可经历——包括转生于天堂或地狱，每种转生类型有各自身形貌状。一个人不可能以人形转生于天堂或地狱。此外，佛教教导，任何一业之业果导致的幸福抑或痛苦其满盈有时日之限。一旦对一个业果消受满盈，它将殆尽无遗。这样，一个个体可以从天堂或地狱里起死重生入另一轮回当中。在佛教看来，转生天堂或地狱均非永恒。但是，除非摆脱根本因，否则个体之轮回转世将此彼相续、生生不息。此外，即使转生于天堂之幸福也是一种痛苦，因为彼亦有所终、永远不会餍足。因此，佛教教导，一个人如果能够摆脱惑乱的情感与态度，他就能停止导致无休止的轮回转世的造业行为，不管身在天堂、地狱、人间抑或别一道。同样，他摆脱已经积得之业果。因之，基于没有现实之障昧而造就之善行，一个人将获得永恒、平和、欣悦的涅槃、从不息的轮回中解脱。没有末日审判、也没有审判者。无休止的轮回转世不是惩罚，达到涅槃也非回赐。行为动因及其结果之间的联系只是按部就班地运转而没有神之参与。和牲祭一事相类似，来世以及永恒的天堂或地狱之问题本质并没有仅仅局限在佛教和伊斯兰教主张之异趣上。这是一个以佛教和印度教为一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另一方的论题。”谢选骏指出：表面上看，佛教说得很有逻辑，可惜，这些逻辑都是依据现在的思想，也就是从世界去想象天堂或地狱，从感官去思考宇宙，其愚昧可见一斑。在我看来，还是基督的福音所提出的不可知论，更为高级。（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But of that day and that hour knoweth no man, no, not the angels which are in heaven, neither the Son, but the Father.）

（1016）

“禅宗认为，人只有对真理有了直接的、直觉的把握，才能获得精神的安宁。”谢选骏指出：禅宗这样说当然错了，是因果倒置的。实际上，人们是把自己的“精神安宁”，叫做“对真理的直接的、直觉的把握”，所以拥有不同欲望的人，就有不同的精神安宁。

（1017）

真的自由，其实还是在“宇宙思想和人类思想的中保”那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1018）

“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谢选骏指出：这不仅是宗教上的断言，也是科学上的陈述：因为宇宙是同构的。

（1019）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谢选骏指出：吃基督肉喝耶稣血的人，就分享了永恒圣子的能量。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上帝在你心里”，上帝在思想之中。

（1020）

“神是个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拜，就是思想；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就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思想那“思想的主权”。

“神也是人心的创造”，对此我只能搁置判断；但我知道，“人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人心的创造”。至于在人的认识之外有没有神，或有什么样的神，那超出了我的认识，不是作为人之一员的我，所可能知道的。但我愿意相信有一位神，“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理智在此搁置了判断，我的感情在此接受了信仰。

（另起一页）

《思想主权》第三部上

“社会·内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上

（社会·内篇”主要阐述思想主权和国家主权的关系）

第一章

思想主权创造国家主权

（1021）

文王与武王：文王是思想主权的代表，武王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周公与孔子：制礼作乐是国家行为，述而不作是思想行为。述而不作所本的，不仅是古人的思想，而且“天道的思想”，也就是类似于“上帝的话语”、“自然的密码”那样的超越人类的某种作品。所以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

（1022）

圣人与领袖：思想主权的话语VS.国家主权的王国。在宗教领域，“教会组织”类似于“国家主权”的体现；“神学体系”类似于“思想主权”的体现。在政治领域，史官是思想主权的体现；史书是思想主权对国家主权的批判。

（1023）

国家主权统治人们的肉体，思想主权统治人们的精神；国家主权的功能是统治他人；思想主权的功能是认识自己。

思想主权不是思想斗争，更不是宗教战争——思想主权没有内在矛盾，没有实质分裂，没有新旧冲突，只有生生不已。

（1024）

认识自己的目的是“控制自己”；统治他人的结果是“放纵自己”。认识自己并“控制自己”的结果是：艺术（感性）、科学（理性）、宗教（理性加感性）。统治他人并“放纵自己”的结果是家族（感性）、社团（理性）、国家（理性加感性）。

（1025）

“消灭国家”是国家主权的口号；“消灭思想”是国家主权的做法。实际上，国家乃不可祛除之恶，而想要消灭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结果。同时，国家主权的不可战胜——那也不过是思想所产生的幻觉：即使人人信从的幻觉，依然是“集体的幻觉”；正如“导向大规模杀伤死亡的不断革命幻想”依然是幻觉。

思想寻求世界的可理解性，国家则阻扰、误导甚至禁止这一可能性。

（1026）

政治一旦和金钱挂钩，就会产生腐败；信仰一旦和金钱挂钩，就会产生伪善，思想一旦和金钱挂钩，就会产生剧毒。

思想主权的力量——任何暴徒都要不同程度地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说尽天下漂亮话”才能“干完世界丑恶事。”

（1027）

国家主权塑造国家主权的容器；思想主权塑造思想主权的容器：国家主权的容器就是领主、官吏、公务人员；思想主权的容器就是祭司、哲人、科研人员。

（1028）

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欺压：政治家丘吉尔草草地与物理学家玻尔见了一面，实际上在告诉后者停止干预政治……玻尔后来说，丘吉尔把他当作了一个小学生——于是物理学家希望阻止的核军备竞赛，在政治家之间疯狂地展开了，整个世界都被卷入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蛇狂舞……然后，这般脑满肠肥的国家主权的代表们，再坐下来谈判裁军……这完全是一种动物行为。

（1029）

欧洲的主权国家与印刷术一同崛起，而纸媒的败退浪潮，则是国家主权解体的象征：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将随着纸媒的消失一同瓦解；思想主权及其主权思想将得到独立的、至高的地位。

（1030）

“我思故我在”颠覆了“我在故我思”，就像“地球自转”颠覆了“东方红”（太阳升起来了）——这是“近代欧洲的启蒙；现在，“思想主权”即将颠覆“我思”的神话，澄清现代思想的混乱、弥合现代心灵的分裂、解决现代意识的孤立。“思想主权”提出了“你答故我在”，并指出社区、集团乃至一切人间组织，都是国家主权的延伸或变态。

仅仅“无政府主义”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思想必须摆脱国家和一切组织的束缚、并且获得至高无上的独立地位；不仅要获得独立地位，而且要获得至高无上的主权地位。我再重申一遍：是思想创造了国家，而不是国家创造了思想，是思想主权创造了国家主权，而不是国家主权创造了思想主权。“你答故我在”不仅思想主权对人说的，也是人对思想主权的祈祷效果。

第二章

扑灭一种思想的最快方法

（1031）

“扑灭一种思想的最快方法，不是隐藏它，而是过早地让这个思想‘物质化’。”——败坏一种创造能力的最快方法，不是压制它，而是让它过早地“主导社会”甚至夺取政权。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创造能力？因为中国社会名流多是官员或和官府勾结之人。中国历史上最有创新能力的时代，官员的影响力最小。因为彼时彼地，思想主权支配了国家主权。

（1032）

国家的首要使命，是按照等级来养肥自己的公务人员——这是一切“国家主义”的动机，这是一切“国家哲学”的核心，因此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一切国家，反过来还要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形形色色的“三民主义”（民权、民生、民权；民有、民治、民享；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以便掩盖自己搜刮人民、压迫人民、欺骗人民的“真三民主义”。

但国家主权的存在，也对思想发展有所刺激：曼哈顿的“岛屿限制”和“地域压迫”，促成了纽约的摩天大楼和顶尖群体——思想的产生需要压力，建筑思想如此，主权思想亦然。

（1033）

国家是人类的敌人，犹如园丁是植物的敌人、猎人是动物的敌人——国家的登峰造极的集中体现就是“纳粹”和“文革”。

（1034）

没有国家，只有政府机构，它从老百姓这里偷钱；自由的和财富的窃贼，这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

缓和政府毒性的办法就是定期选举，这就像病人的定期体检一样：“人既不免于死，就无法永远生存；甚至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精力也不会始终如一；因为人生变化多端，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并不能总是胜任同样的工作。”——根据类似的原理，没有定期选举的“共和制度”，其实就是军事管制下的“绑匪集团”。而定期选举最高领导人，就把绑匪集团变成了执法机构。

（1035）

国家不是美德的化身，而是以恶治恶的代表、以暴易暴的道具。国家不一定是政府，教会组织也可以是一种国家主权；例如基督教会的法利赛化所显示的：1、“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以后三百年——2、奥古斯丁的双城记，在地上建立天国。再以后八百年——3、地上教会的世俗化。

教会组织所利用来获得权力的那些思想，其实是反对教会组织所分享的国家主权的。“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其实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而不仅是真的思想斗争。真的思想斗争无须如此。

（1036）

十字军：对回教“圣战”行为的滞后反应；十字军：基督徒行为模式的伊斯兰化。十字军当然也不是基督的化身，而是以恶治恶的代表、以暴易暴的道具。

（1037）

天主教堂却挂着所在国的国旗，这是思想主权向国家主权的谄媚和叩拜——这是什么时代？这是主权国家霸凌一切的时代……试想，如果全球所有天主教堂有朝一日都挂上了梵蒂冈的旗帜，那么教皇国岂不成为世界上最广袤的国度？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和蒙古帝国的最盛时期。

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宣布退位并请推选新的教宗，他的理由是自己心力体力衰弱，难以履行职务；但实际上，几百年来的教皇都是干到病死或被杀掉为止，包括他的前任波兰人约翰保罗二世，看来德国人和波兰人是不一样，同时这也表明世界思潮正在变化。

（1038）

迦太基人难道真的全在布匿战争之后被卖为奴、融入欧洲了？那么腓尼基人怎么也在那以后消失无踪了？迦太基人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多有腓尼基同族的网络联系，腓尼基城市除迦太基殖民体系里的之外，还有西顿和推罗等宗主国体系的；而且即使是迦太基人，也不可能在三次布匿战争后被一网打尽，更何况迦太基人有很多分布在众多的殖民地中……有人指出：腓尼基人和犹太人是闪族体系里的亲缘民族，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腓尼基人应该比较容易融入犹太人群体，也能得到苦难中的慰藉——宗教最能把不同的民族融合一起，何况是两个亲缘民族？……当时地中海各地的海港有不少腓尼基商人学习犹太教，而在腓尼基人在历史上失踪之后，在腓尼基人曾经到达过的那些地方，比如西亚、北非、南欧各地，同步出现了许多“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恰巧”特别善于经商，令人看到腓尼基人的影子。

（1039）

东亚人是东逃的弃民：东亚人的祖先，很可能是从中亚细亚和中东地区被挤压出来的；印第安人的祖先，有可能是从东亚地区被挤压出来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的种族怎么会越往东方，就个头越小？地中海型的（原出中东的农民）小于北欧型的，中亚细亚型的小于地中海型的，东亚型的小于中亚细亚型的，印第安型的小于东亚型的。但是最小的却是非洲最为古老的土著居民布须曼人。

（1040）

秦始皇取号曰“皇帝”的时候，怎么没有意识到这是“荒地”的谐音呢？“皇帝”制度，使得中国的原创能力陷入了两千年的“荒地”状态；结果，第二期中国文明主要依靠的是西域佛教的灵感。而佛教却大大软化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削平了中国确保政治独立的华夏精神，这也是中国被迫屡次发起灭佛运动的深层原因。在欧洲，基督教就不曾引起这个问题，反而增强了欧洲社会的尚武精神。

第三章

汉朝开始中国人喜欢伪造东西

（1041）

汉朝开始的中国人喜欢伪造东西，连《尚书》这样的经典都敢伪造：这一方面说明费拉时代的中国人蔑视权威、目无法纪，完全忘记了孔子的“三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另方面说明中国人在帝国时代已经开始进入了“后现代”，早就确认了“世界的不确定性”。

汉武帝的儒教（而非孔子的儒学）是帝国时代（秦两汉到元明清）的思想，随着帝国的瓦解，儒教会解体（十九世纪末叶），但随着野蛮时代终结，儒学还会复兴（二十一世纪末叶）——正如帝国时代的之前的王国时代，在帝国时代解体之后也会复兴，成为“新王国”，即科举时代的唐宋文明和宪政时代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1042）

四书五经可以建立稳定的中央帝国时代，福音书及其解释的圣经其它部分为什么不能建立作为第三中国的新王国？须知：思想主权创造国家主权。

（1043）

1096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启动了基督教社会的扩张过程，1517年开始的宗教战争（Reformation），启动了基督教社会的瓦解过程。

扩张过程、上升过程与瓦解过程、下降过程，主动的宗教与被动的宗教：前者如外扩的十字军东征是一股具有动力的思想，后者如内乱的宗教战争是一派贯彻教义的制度。

拜占庭的灭亡触发了“向西逃窜的思想”，“向西逃窜的思想”所触发的难民潮，引起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不仅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和教廷的权威，也败坏了欧洲人的道德和教会的权威：直接导致分赃不均，引起了以宗教为借口的“宗教战争”。

（1044）

作为“虔诚者”的法国王路易九世1250年阵亡于突尼斯的城下时，思想主权的能力在欧洲人民的心中就开始被国家主权取代了，信仰主宰欧洲生活的时代开始远去，十字军运动也就宣告结束了。这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主权似乎在回教国家的国家主权面前败北了，于是人民的虔诚对象也开始从思想主权变成了国家主权。

（1045）

中国正如意大利，是韩非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沃土；秦汉以后韩非在人们内心大行其道，故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统治者用“儒表法里”，默认韩非为里面的至圣先师，同时却宣扬孔子是外面的至圣先师。统治者必须足够坏，让人们因为恐惧他而服从；统治者又必须足够好，让人们因为感恩而服从他。

（1046）

“长春真人”丘处机（1148─1227年）聪敏过人，周旋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唐后期五代两宋）”的“诸侯国”之间：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金宣宗下诏，派东平军王庭玉召丘处机赴汴梁，但丘处机认为金朝皇帝有“不仁之恶”，推辞未往；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宋宁宗派遣将领李全、彭义斌持诏书敦请丘处机赴临安，丘处机认为南宋皇帝有“失政之罪”，也推辞未前往；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农历五月，成吉思汗派使者刘仲祿等人携带诏书前往山东邀请丘处机前往蒙古帝国相见，丘处机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欣然同意前往。这说明，宗教上的成就，往往和政治上的投机，密切相关。

（1047）

丘处机投机成功，甚至连满鞑子乾隆也撰写了一幅对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其中“一言止杀”四字简括了丘处机的历史贡献——全真道道士撰写的《金莲正宗记》收录了一个故事，记载三个人在讨论丘处机的贡献，首两个人分别称许他的修炼精湛和弘道有功，而最后一人则批评两者“见其小不见其大”，赞扬丘处机的最大贡献是使“四百州半获安生”，幸免于难的百姓“不啻乎百千万亿”……这从其背面可见蒙古屠杀的惨烈程度。这种说法，使得政治投机具有了某种合理性。

（1048）

蒙古征服了南宋，宋朝皇帝宣布退位，摇尾乞怜说：“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蒙古征服了南宋，但并不等于征服了中国文明；相反，他们却像篡汉的王莽自称“新”朝一样，自称“元”朝，鞑子僭称“皇帝”，还号称什么“太祖”、“世祖”、“宗”的。这等于向中国的习俗投降了。

（1049）

朱重八为什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朱元璋”？传说朱重八原是回民，到濠州城投奔郭子兴举义反元，郭子兴就给他取了个大号朱元璋，所谓璋，是一种尖锐的玉器，“朱元璋”的意思就是“诛元璋”，朱重八被当作诛灭元朝的利器，而他则趁机窃取了帝位成为“明太祖”；还有一种说法是朱重八利用谶纬、冒充石头人、暗示自己应验了预言、不是普通一兵、以便争夺皇帝的位置：当时黄河南北流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韩山童等人特意凿了一只眼的石人，并在其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为民族革命、消灭鞑虏，进行动员……结果让朱重八这个要饭的坯子在垃圾桶里捡便宜，投机取巧、趁乱夺权，摇身一变为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林彪则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把朱元璋的厚颜无耻，反过顺序来，加封在毛的头上。好像他们是凭借什么理论或思想主权获得了胜利似的。

（1050）

杀人如木的瘸子帖木儿是“伊斯兰正统的拥护者，曾经作为穆斯林教育的资助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是改变游牧民族信仰的一个典范，使游牧民族由伊斯兰世界的祸根变成伊斯兰教的利剑。”——清朝的皇帝们对于中国文明，大体上也发挥了类似的“典范”作用。他们其实都是窃取了思想主权的冠冕，自己加封在国家主权的头上，从十恶不赦的凶手，变成了英明厚道的恩主。

第四章

满洲人是怎样糟蹋儒教的

（1051）

说满洲人在中国推行儒教其实是基于一种很深的误解，例如，儒教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满洲人却颁布“剃法令”，厉行汉人薙（剃）发政策，不是刀飞头发落，就是刀飞人头落，正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就把中国人全都变成了禽兽……这哪里是什么儒教，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披发左衽——“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到了明末，没有了管仲；中国人沦为夷狄禽兽：以至于三百年后（1644—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中国时，奸淫掳掠也毫无内疚，因为他们已经不把中国视为中华上国，反倒把自己看作是继承了中华正统的政治力量。好像他们到中国大陆来，不是侵略文化的祖国，而是为了肃清夷狄禽兽的残余势力，并把中国从欧美的侵略下解放出来……所以他们表现得那么凶残，就像英国对待美洲、澳洲的土著人一样，毫不留情。

（1052）

满洲人入主中国，用儒家学说统治汉人，自己信的却是萨满教，这种“二律背反”（antinomies）和邓小平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用社会主义统制民众，自己信的却是金权政治。这说明他们实际上奉行的是“强盗逻辑”和“实用主义”，只是把思想当作遮羞的幌子而不是当作行动的指南；“强盗逻辑”和“实用主义”也使得满清政治陷入了内在冲突和制度性的内乱。

（1053）

人亡政息的悲哀象征：满人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年号乾隆，他“年老呆滞，他最后的画像形容枯槁，满面皱纹——与他年轻时画像中的猎人、武士、祭拜时的圣人等形象，形成对照。”——清朝在他之后，陷入了百年瓦解（1800─1911年）。清朝瓦解之后，中国陷入了百年革命（1911年─2012年），还要再经百年（2012─2100年），中国才能达到第三期文明的盛世。

（1054）

十字军之所以是对伊斯兰圣战的同类反应，是因为对待异族的异教者，“殉教”这样的行为是起不到感化作用的，“殉教”只能打动意识形态不同的同胞。天主教徒在日本惨遭屠戮就说明了这一点；“殉教”的感化作用，只能在同族人之间发挥作用，举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内战的时候，共产党驱使平民在军队前面抵挡子弹，面对这样的“殉教行为”，同族的国民党军精神崩溃了，放下武器当了俘虏，结果自己遭到消灭；但是，这样的手段对于异族的日本人就毫无作用了，他们毫无顾忌地在中国发动屠杀平民的清剿运动，趁机推行他们削减中国人口、推动日本殖民中国的百年大计。

（1055）

日本的两个举世无双：1、屠杀基督徒的历史举世无双；2、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历史举世无双。——这两个事情看起来毫无关联，但其实都是由于做事太绝而引起的。

（036）

日本虽然号称师承中国，但日本人却是绝对主义者，完全不同于中国人的相对主义；所以日本人做事太绝，完全不留余地。

日本人后来在二十世纪推行的南京大屠杀，就像蒙古人、满洲人在中国发动的多次屠杀和苏联人、毛泽东在中国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屠杀”一样，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永不休战”的状态里面去了；因为在未来，只要中国存在一天，日本人就永远也不得安宁了。同样，中国如要复兴，必须拒绝主张内斗的毛泽东，并视之如同匪类；否则，就说明中国社会还没有走出灭顶之灾。

（1057）

十八世纪后期日本研究西方文学的本多利明（1744年－1821年）的译稿和著作，显示其荷兰语水平不高；但他却懂得声称，“日本需要远洋轮船、枪械弹药和自己的帝国；而一旦拥有了殖民地，就能夺取那里资源、剥削那里的人民。”——中国没有这样的人物，中国就永远无法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当然，时代不同了，未来需要的是新的形式，但是这种敢于出击的精神，却是一切强权的先决条件。

（1058）

“当中日战争在1931年开始时，交战国的人民相互之间抱有偏见，以为对方与己方亲善，认为他们是同文同种。”——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越是兄弟才越是相残：中日战争其实是在争夺中国文明的主导权，中日战争其实是“汉字文化圈的内战”。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比独立战争残酷得多。由此可见，内战往往比外战更加血腥；而“战争推动历史”的作用，内战似乎也比外战更高。

（1059）

与其说“社会主义是一种乐观主义”，不如说“社会主义利用了人们的乐观主义”——“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年）计划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甚至性爱都要根据平等的原则进行安排。”——这个鬼主义一旦被人狂想出来，就被坏人彻底利用了：他们对别人雁过拔毛、共产共妻，对自己却是一毛不拔、先富起来，阿猫阿狗都把自己变成了“毛主席”；还竞相比赛着伟大、光荣、正确。

（1060）

宗教战争的“本质”是战争而不是宗教，宗教不过是战争的借口。

宗教迫害的“本质”，不是思想之争，而是权力之争——是“控制”与“反控”之间的博弈。

如果不是为了争夺所谓的话语权，并进而争夺其他权利，哪有市井之辈会为了“思想问题”而与人斤斤计较呢？

第五章

罗马教廷的“外行领导内行”

（1061）

教廷和伽利略的冲突并非“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而是“外行领导内行”结果，正如共产党和知识阶层的冲突并非“政治与科学”的冲突，而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是强权政治的霸凌；而在“宗教与科学”之间，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正如“政治与科学”之间其实也没有冲突——宗教与科学、政治与科学之间，只有互补；而所谓的冲突，只是宗教从业者与科学从业者之间的权力之争，只是政治从业者与科学从业者之间的权力之争。

（1062）

制度和反制度（例如“公民抗命”），都是思想造成的。但这并等于“唯心所造”，因为我们的心、思维，都是来自更高的本原，那可以追溯到宇宙的思想、思想的主权。

（1063）

由臣民依法处决国家元首，这是西方历史的重大发明，其公开审判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东方国家互相攻伐或阴谋暗害。在这种意义上，列宁处决沙皇一家的方式，更接近东方式的阴谋与暗害，而不像西方式的公开审判。过了十几年，斯大林比列宁进步了一点，懂得运用西方式的公开审判来执行东方式的阴谋与暗害。“莫斯科审判”的闹剧，结果比“叶卡捷林娜堡屠宰”（比“屠杀”的规模要小）著名得多。

（1064）

个人安全的基础是：“不要和那些能够杀你的人打交道”；不论他是独裁者还是黑社会。社会安全的基础是：不要生活在一个能够随意消灭你的“国家”，那其实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红区”。

（1065）

苏联的建立并非“庶民的胜利”，所以苏联需要解体，让位给美国的霸权。美国的霸权才是所谓“庶民的胜利”。这种一人一票的做法，终将摧毁所有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一个新的“中央王国”或曰“中国”；至于这个中国的首领集团，我们尚不知出自何处。

（1066）

“主仆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预先规定共产党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仆人——这就是国家主权对于思想主权所发动的预防性战争的典型案例。

（1067）

枪杆子可以建立暴政，也可以保障自由，甚至确保言论自由、抵制国家的侵权行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持枪权，紧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不是没有逻辑的——枪杆子里面出了自由……但思想的主权却不是枪杆子的产物，而是天然的，在人生下来以前就注定了的。

（1068）

强权意志，或者像某些智囊所文饰的“追求强力的意志”，不过是无权者、弱势者、梦想夺权的伙计们炮制出来的白日梦：如果他们一旦拥有了权力，就会转而消费，也就是消遣和游戏，以便寻求放松和软化，甚至腐化堕落——饥饿的蚊子比饱足的蚊子更加凶残：无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专政更加贪婪、德国殖民者比英国殖民者更刻薄、尼采比斯宾塞更疯狂。

（1069）

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会转而消费，也就是“消遣和浪费”，以便寻求放松和软化，甚至腐化堕落——无产阶级的腐化堕落比资产阶级还要迅速，根本不像资产阶级杜勒斯所说的需要等到第三代、第四代：无产阶级在实行专政之后的第二天，不，是当天夜里，就开始变成“万岁”，就开始腐化堕落了。

贵族阶级的腐化堕落，需要几百年；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需要几十年；无产阶级的腐化堕落，只需要几年甚至几天——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最不需要负责任的阶级，就像他们的老祖卡尔·马克思一样。杜勒斯所说的需要等到第三代、第四代的“和平演变”，那是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培养成为狼狈为奸的莫逆之交所需要的时间，无产阶级的乞丐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变成“有教养的”，所以他们还发明了“劳动教养”的方法论。可是杜勒斯这个小殖民者哪里懂得，土生土长的无产阶级可以立地成佛、马上腐败，一夜之间就从“革命者”变成“反革命”。

（1070）

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这些都是渴慕国家主权的伟光蛋们所制造的理论；唯物主义所抽象出来的“物质”，其实是一种观念，一种冷酷无情、嗜杀成性的观念，是某种思想过程的产物；至于现代人所说的“反物质”、“暗物质”，其实也是如此——“反物质”、“暗物质”，正在为极端的虚无主义、后现代意识形态，打开方便之门。（暗物质是指一种用人眼看不到的物质，但可以通过引力效应感受到。现有物理学理论认为，人类目前所认知的物质世界大概只占宇宙的4%。在这之外，暗物质占了宇宙的23%，还有73%是暗能量。 ）

第六章

巩固奴隶社会，必先制造饥荒

（1071）

治国者可以没有物质财富犹如无产阶级，但治国者必须拥有超级丰富的精神资产——否则他们就会像无产阶级专政的把持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样，发生惊人快速腐化堕落：这就是思想主权的秘密，思想主权能够减缓腐化堕落的过程。

（1072）

要建立奴隶社会，必先控制粮食；要巩固奴隶社会，必先制造饥荒。这就是苏联和中共建国十年就不约而同地发生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尽管这和他们自己所说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看起来是相反的；但实际上，他们把“有粮”留给政权自己，把“心慌”留给人民大众。

（1073）

“数人头”和“砍人头”本质无异，都是社会控制的方法；“数人头”和“砍人头”形式不同，是一种比较软性的砍人头：民主政治就是“数人头”的形式之一，因此它被“砍人头”的“无产阶级专政”称为“资产阶级专政”。

（1074）

澳大利亚黑人（Australoids）的悲剧，源于1788年起，澳在利亚开始沦为英国的移民殖民地，而且澳大利亚这个移民殖民地和其他英属移民殖民地如新西兰、南非、加拿大和北美十三块殖民地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还经历过一个“犯人移民殖民地”时期，就是说澳大利亚沦为殖民地后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犯人流放殖民地时期（1788—1830年）和公民殖民地时期（1831—1900年）。在英国殖民者开拓澳大利亚过程中所发生的残暴事件，多少和英国罪犯的比例过高息息相关。澳洲土著黑人因此遭受了空前的灾难，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最为后进的西欧人吃掉了最为“先进”野蛮人：因为这种澳洲人是最早进入亚欧大陆的早期人类，甚至早在黄种人之前就遍布了南亚。

（1075）

西欧最瘪三的、开化最晚的英国人，却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并把他们的混杂性质极为严重的语言，推广为卓有成效的“准世界语”，还构成了一个“最后的帝国遗产”。

但是，英国人将被英语消灭掉——就像古代希腊人被古希腊语消灭掉一样……因为英语的海量信息无情吞灭了不列颠小岛，甚至歪曲了英语，让英国人看不懂英语……其冲击波还从种族上带来了无数“逆向殖民”，逐渐混杂窒息了英国的原住民，就像五百年来发生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的情况那样，不过这将是一个“翻版”，一个“翻转过来的版本”。

1940年德国未能入侵英国，但是却通过大量炸弹，几百年来第一次直接打击了英国本土。这是一个预兆，说明欧州最偏僻的西部海岛，也开始纳入了全球化的范围，英国本土受到征服的日子，为期不远了。那时，才是殖民主义遭到彻底清算的时候，当然，还要搭上葡萄牙和西班牙。

（1076）

虐待狂卡尔·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因为虐待狂想看到人类无助的痛苦，马克思想看到人在缺乏麻醉剂的情况下动手术，这样他才比较过瘾：人生就好像动手术，每时每刻都被矫正、被修理、被侵犯甚至被虐待。

（1077）

有人提出要“终结马克思主义”——殊不知“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作为一种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终结的；那么，什么是可以终结的呢？“马克思主义政权”是可以终结的，因为那是一种社会体系，有害无益；不像思想，再错误的思想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都是有所助益的：思想可以换一个角度，政权却无法换一个角度；因此，马克思主义无法终结也无需终结，马克思主义政权却可以终结也必然终结。

（1078）

诺贝尔奖能够持续地赢得世界性的声誉，是因为它卓有成效地周旋于大国之间，并充分展现了“小国时代”的神韵：超然中立（唯我独尊）和精于计算（巴结强权）的结合、暴发户（富有奖金）和贵族风格（王室颁奖）的粘合。

黑色炸药创造了诺贝尔和平奖金，而原子弹则创造了持久的大国和平——极权暴政受到了“全面毁灭”的限制，人权思想和普世价值才得以蔓延开来：这其实是“以暴易暴”的范例，而不是人类真的变得良善了。

（1079）

奥匈帝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得以崛起的要素（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得以崛起的要素（个人的创造精神）受到权力机构、商业机构的扼杀（政府权力日益泛滥、大学都变成了商业机构）。

值得玩味的是，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还专门为美国写了一部小说：《美国》还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十六岁的卡尔因受中年女佣引诱，与她生下孩子，父亲一气之下将他逐出家门；他只身流浪来到美国，在“已成了富人”的舅舅的帮助下摇身一变成了“人上人”，可后来他又违背舅舅的意愿与“坏人”为伍，同两个流浪汉打得火热，沦为别人的仆人和妓院里的跑腿……显然，那时的美国还不是一个城堡，而是一片丛林。

（1080）

奥匈帝国对于西方文明的贡献——在奥匈帝国诞生的时候发挥出来的对于西方文明的贡献，就是防止奥斯曼土耳其的侵略扩张；但这甚至远远不及在奥匈帝国瓦解过程中发挥出来的对于西方文明的贡献，那就是产生了一大批绝望的并因绝望而变得极其辉煌的思想家……

第七章

国家把头与思想摇钱树

（1081）

什么是摇钱树？国家政权就是摇钱树。所以任何歹徒都想用枪杆子建立政权，因为这比抢劫银行的“致富效率”还要高得多。可悲的是，人类的思想一旦获得了主权，也会沦为思想的摇钱树、国家的把头。于是，它开始册封官学，为的是封官晋爵，“把思想统一起来”。

（1082）

黑社会之所以屡禁不绝、生生不息，就在于黑社会其实是一种主权结构，尽管那是地下的、秘密的、因此是黑暗（“黑色”）的主权。——这并不值得惊奇，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原本都是来自“流寇”、“坐寇”、黑社会；所以我们对此不必惊奇：许多现行的国家主权，它们的现在和将来依然是“坐寇”和黑社会。

（1083）

尼采赞颂掠夺者，认为后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了世界——其可笑的程度，有如说“进食就是创造”；其实，掠夺只是财富的转移、能量的转化，掠夺也许为创造准备了条件，但它本身并非创造；正如奴役现象和奴隶制度所造就的积累，为文明准备了条件，但它本身并非文明。按照同样的道理，动物的进食、植物的光合作用，本身也不是创造，只是为创造提供了一种可能；因此佛教认为掠夺和进食（包括植物的光合作用），仅仅是轮回，并非创造的超越，这有其道理的。可怜的尼采，毕生努力还不及佛教的水平，可见欧洲人在哲学上的贫乏真是憷目惊心。

（1084）

斯特拉文斯基1913年上演的歌剧《春之祭》，像是僵尸狂舞，仿佛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预告——播种大面积的野蛮、死亡、败坏、恐怖；聂耳1934年篡改民间乐曲《倒八板》编出《金蛇狂舞》，也预告了扭秧歌时代（1949年—）的群众专政、暴民政治。难怪它当时就受到观众的强烈抵制，因为欧洲人凭借动物的本能就已经嗅出：他们文明的末日已经来临。

（1085）

“线形进化”及“种族差异”的思想——不仅导致“文明开化论”（福泽谕吉）和“优生学”（纳粹分子），也导致强制洗脑和世界大战；强制洗脑是英国在澳大利亚的同化政策……文明开化的结果就是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八国联军1900年在北京拉开的帷幕，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各国列强在华利益一旦瓜分完毕了，就立即刻不容缓地在欧洲兵戎相见了。在这种意义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首先在中国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爆发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表面上，引起两次世界大战或曰“新的三十年战争”（1914年——1945年）的，是塞尔维亚刺客加夫里若·普林西普（1894—1918年）刺杀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Franz Ferdinand，1863—1914年）大公夫妇的七颗子弹；但实际上，引爆世界大战的是促使西方走向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想——只是一旦过了临界点，促使西方走向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想，终于走向了有害的反面：从推动力变成了破坏力……在北京胜利会师的八国联军，仅仅用了十四年时间，就在巴尔干半岛兵戎相见，分成两个阵营厮杀到底。半个世纪以后，除了美国它们受到的伤害一点也不亚于中国了。

（1086）

一战之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索取的巨额赔款，其绑架勒赎的惩罚方式，也是取法于八国联军之后《辛丑条约》对中国的巨额赔款及其绑架勒赎的惩罚方式——八国联军的元凶德国自己终于在不到二十年之后就得到了报应……这样看来，八国联军之役不仅打开世界大战之门，连绑架勒赎的方式也得到世界大战的继承发展：更加穷凶极恶的是，甚至到了二战之后，英美苏还从“战胜国”中国那里，割走了外蒙古作为给予“五大战胜”之一的中国的“奖赏”。不仅仅是苏联匪首斯大林从“二战战胜国中华民国”那里割掉了外蒙古，而是民主国家英国美国和苏联合作的“远东慕尼黑——雅尔塔会议”的分赃条款决定这样做的。不过，这次却没有发生什么“五四运动”，因为国共两党比北洋军阀更加卖国。

（1087）

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德语世界带来了最大的精神收获？因为德奥同盟是战败国。俄国虽然瓦解，但布尔什维克的灭绝政策消灭了一切精神发展的可能，法、英、美则因为战胜而在精神上变得颟顸——惟有德语世界得到了“适中的刺激”……

（1088）

第二次世界大战短短几年（1939—1945年），就摧毁了德国和日本的思想能力，例如德国从数学的营垒变成了数学的荒漠；所以想想中国，遭到元（蒙古）明（回民）清（满洲）等异族的轮番祸害，现在又加上半个世纪的日本侵略、六十多年的苏联荼毒……思想的无能就是“自然”的了——但也许呢，一个“自然状态的中国”，更能拥抱思想的主权？哀哉！

（1089）

苏联匪首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实际上，“社会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举例之一，就是最大的“生态帝国主义”（eco-imperialism）行为，都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生态帝国主义”将污染留给别人，尤其是留给农民；举例之二，生态帝国主义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喂人民服雾（霾）”的垃圾桶。

（1090）

列宁是他所憎恨的俄罗斯帝国的产物；希特勒是他所憎恨的魏玛共和国的产物；毛泽东是他所憎恨的中华民国的产物——他们其实无法摆脱自己所憎恨的对象，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他们所要反对的东西一脉相承——那就是国家的把头与思想的摇钱树。

第八章

没有心肝的浪漫主义

（1091）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虚拟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没有心肝的浪漫主义”，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一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拉丁美洲，所产生的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而是魔幻现实主义社会，是一种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为离奇的怪物；所以拉丁美洲，可以产生比苏联和中国等卫星国（即使是敢于造反的卫星国）更加荒诞的现实

（1092）

文学，是“事后的思想”，所以可成“时代的装饰”，而无法成为“时代的先导”——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文学作品的风格、题材甚至体裁，都是依据社会政治事件划分的时代而开启的：而不是相反。由此可见，文学只是时代附庸，说“文学是灵魂工程师”还不如说“党和暴君才是人格的设计师”。只有先知思想，才是时代的先导。

“党的文学”之所以一败涂地，就是被自欺欺人的“灵魂工程师”理论给蒙蔽了，以为文学这种“事后的思想”，可以从“时代的装饰”变成为“时代的先导”……但事实证明了相反的东西：文学只能是“马后炮。只有先知思想，才可能成为“灵魂工程师”。

（1093）

“日耳曼人优越论”的实际前提是“神圣罗马帝国”对欧洲的统治权利（而非实际权力），这是虚拟的，且是矛盾的：日耳曼的能量原来还要仰仗拉丁人的阴魂“罗马帝国”——这远远不如中国的“受命于天”。

（1094）

希特勒的谦卑与庸俗：1906年他竟然作为一个追星族从维也纳赶赴格拉茨去观看R.斯特劳斯的格局《莎乐美》；难怪我看现今流行的大型演唱会，怎么越看越像希特勒的演讲集会——他们之间的一脉相承，说明希特勒是一个“行为艺术家”，这类独裁者或革命家并非思想主权的代表，而是思想主权的道具、国家主权的奴仆。

（1095）

希特勒的幼稚：他直到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也就是二十五岁的时候才知道生命的虚无，而我们只有他一半大的时候就在文革里知道了人生比一场梦、一场戏都不如——会在瞬间，毫无理由的、毫无逻辑地、毫无预兆地：结束。

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一个彻底的神秘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正反极。

（1096）

纳粹主义在早期就受到苏维埃的栽培，而其播种者希特勒则是英国的毒气熏陶长成的：一次大战末期，希特勒差点被英国的毒气毒死掉，眼睛几乎瞎了……这个悲惨的遭遇，使得他二十年多后，缘此触类旁通发明了奥斯威辛的毒气营（被德国医生叫作“世界的肛门”），专门用来灭绝他同一祖父的犹太兄弟们：这多少有点类似毛泽东驱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走他当年几乎断魂草地的长征路——“我们吃过的苦，你们大家也要多吃几遍！”和毛同样的知识青年，和毛同样上山下乡了，到穷乡僻壤受尽折磨……毛泽东因此和希特勒一样心花怒放了。

共产党比纳粹党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把“国家的敌人”、“反革命分子”驱逐出境，从而壮大了敌国的声势和能力；而是把“国家的敌人”、“反革命分子”就地监禁、改造、处决、销声匿迹之，从而“削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对思想的温床要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是唯物主义的一大发明。

（1097）

希特勒三入英国陷阱：一入英国“毒气陷阱”，一次大战末期，希特勒中了英国人的毒气弹；二入英国“思想陷阱”，麦金德的陆权论宣传蒙蔽了德国人的视听；三入英国“海洋陷阱”，把海洋让给英国不如直捣大英帝国的老巢伦敦，功亏一篑的海狮计划和废弃的原子弹、V型导弹……让希特勒遗恨终生——看来种族主义理论确实不对，日耳曼人败在了日耳曼人手中，日耳曼人的山民（奥地利人）败在了日耳曼人的岛夷（英格兰人）的手下。海洋文明的优越性由此可见一斑。

（1098）

冲锋队只能在德国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到了俄罗斯的荒原就迷失了方向：大街是文明的、思想的产物；荒原是野蛮的、自然的产物——德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苏联，却对俄罗斯的严寒一筹莫展。

（1099）

希特勒的样板不是条顿骑士团而是英国殖民者——条顿骑士团不过是要斯拉夫人接受教化并成为农奴；英国殖民者却让澳大利亚土著和北美印第安人种族灭绝；希特勒的唯一创造性，就是把欧洲殖民者对付澳大利亚土著和北美印第安人种的手段拿来，在欧洲本身进行实验推广，用来对付犹太人和斯拉夫土著了。

希特勒和倭寇武士一样都是艺术家（有一首倭寇歌曲唱道“皇军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所以他们拒绝投降……但“日耳蛮”人民和日本“舔皇”（就是巴结比他更大的强权的倭王，他后来文理不通地冒用了中国道教的称号“天皇”），却不是艺术家，而是苟且偷生的俗物，于是他们接受了胯下之辱、背叛了自己的手下、“无条件投降”了。

（1100）

二战之后的德国，只能沿着纳粹开辟的道路前进，而无法沿着魏玛共和国的道路前进了；未来的第三中国也只能沿着现在的第二中国也就是共产党中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正如共产党中国要受国民党中国也就是第一中国的栽培，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事情。

第九章

领袖要假装为人民服务

（1101）

现在的部队都赢利，所以都不会打仗了；不赢利的战争是没有的，什么样的战争不赢利？但是，不能像“解放军”这样为了赢利而经商，也不能像日耳曼人那样为了赢利而打仗，赢利只是附带的，而不能变成主要的动机；否则就会像日耳蛮那样战败投降；这个说法也同样适用于侵华倭寇的例子。

（1102）

希特勒对黑格尔的迷信，是其战败的重要原因——为米折腰的老黑吹捧自己的主子普鲁士王国为中央贵国，却轻视美国和俄国为边缘蛮国，但是百年之后国际形势丕变，麻雀变成了凤凰，希特勒这个内陆的乡巴佬和斯大林、毛泽东等山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大海，还想两线作战，终于被开化了的边缘蛮国夹碎了；而斯大林和毛泽东却由于甘居二流而逃过一劫。在这种意义上，列宁、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山民，就不及克伦威尔和拿破仑这些海水里泡大的岛夷。

（1103）

希特勒对画家和音乐家的攻击，正如毛泽东对诗人和学者的谋害，是劣等生面对优等生的时候所进行的“自我防卫”——他们利用国家主权作为掩护，掩护他们自己对于思想的洗劫、对于青春的复仇，以便自己党同伐异、屠杀特立独行的人。

（1104）

思想驱动历史，失败的画家希特勒用他的行为艺术导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导演”还开创了二战以后的“大型群众演唱会”，间接地培养了无数“闪亮的国际巨星”，尽管这些“成功人士”完全忘了他，甚至唱着和他完全相反的调子。但他们和希特勒本质上是一路货色，都在宣扬暴力和扭曲的“爱”。

（1105）

大卫王、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都曾派遣他们情敌或是政敌到前线作战送死，这说明犹太人（以色列人）、法国人（科西嘉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俄国人（格鲁吉亚人）的内心深处也都埋伏了中国帝国时代的哲学：“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而对好兵的奖励则是把他们从前线抽调下来，送进军事学院……

（1106）

没有1941年的希特勒，就没有1991年的新俄国——这就是“历史的吊诡”。1945年攻克柏林：“全世界劣等民族联合起来”——这是来自东方的“蒙古杂种”再次入侵欧洲，使得苏联多活了四十六年（1945─1991年），并用一个回马枪彻底蹂躏了中国（1949年至今）。

（1107）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毛泽东的阶级政权——没收、阶级压榨和社会主义：这是国家主权的登峰造极、思想主权的遭受窒息。希特勒要不灭亡，就不会有民族解放运动的崛起；毛泽东要不灭亡，就不会有思想解放的运动。

（1108）

希特勒的虚伪：他临终的时候哭哭啼啼，好像一生的事业全都失败了，其实他应该像那个在他手下执行灭犹计划的艾克曼一样说：“等到盟国军队到来的时候，我将笑着跳进坟墓，因为我把五百万犹太人送进了坟墓。”希特勒比艾克曼做的买卖更大，因为通过德国人民的助纣为虐，他已经把自己送上了欧洲征服者的宝座，可以和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拿破仑相提并论，而远远超过了那些联合起来才能击败他的几个对手。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这几个名字加起来的分量也不及他，他还有什么不满的呢？除非他临终的时候仍在演戏，就像他的手下戈培尔那样，假装自己真的在“为德国人民服务”。

（1109）

《议会制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Paliamentary Democracy）的作者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年）坦率地承认：“统治者就是拥有豁免权的人。”这与中国的古训“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相当一致；这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并无根本区别，只是豁免的形式不同而已。这无非是因为，国家主权窃取了思想主权的荣耀，迫使灵魂成为肉体的奴隶。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统治者的财富不断增加，文明的创造者沦为社会的掠食者。

（1110）

中国的新闻都要检查，美国的新闻不检查，但要考虑到广告费，这也是一种软性的检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实践都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是“政治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国是“赚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十章

美国的路霸公司启发我们

（1111）

美国地名的大量重复，是说明其建国的仓促和多头的分裂，还是说明“地方自治”的殖民者缺乏文化资源和想象能力？

我觉得印地安纳州的人们，很像西部片里被人欺负的良民；也许这才是美国力量的基础——如果美国能摆脱都会地区的腐败，也许就能摆脱债务的奴役，重获强大的生机……可惜的是，即使印地安纳州的人们也都太胖了，没有了十九世纪的风采。

印地安纳州首府印地安纳波利斯的最大纪念碑是纪念南北战争的：这清楚表明，那不是什么“内战”，而是两个美国之间的生死搏斗——地方自治的自由美国与中央集权的帝国美国之间的终极较量。

伊利诺斯州作为警察国家，到处都潜伏着密探和警犬：这是林肯与奥巴马这两位和黑人有关的“大变总统”的发迹之处……也许不无“因果联系”。

（1112）

美国的种族歧视：黑人叫做“非洲后裔”，黄种人叫做“亚洲后裔”，白人却不叫做“欧洲后裔”；好像白人本来就是美洲的主人。──有人乐观地认为当白人的人数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时候，他们的垄断就会温和；不过，根据共产党专政的例子参照看，百分之五六的人照样统治百分之九十四五的人。

（1113）

自由社会，就是责任社会，就是自己负责的社会，每个人都“孤立面对整个社会”的社会，自由社会因此是“狼群社会”而非“羊群社会”，自由社会的文明基于“狼的友爱”，在自由社会里，羊的哀求是无济于事的。

现代社会，即使美国的权力机构、商业机构，也都已经进入了卡夫卡式的城堡时代——《城堡》是卡夫卡最具特色、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土地测量员K受命赴某城堡上任，不料却受阻于城堡大门外，于是主人公K同城堡当局围绕能否进入城堡之事展开了持久烦琐的拉锯战；城堡就位于眼前一座小山上，可它可望不可即；它是那样冷漠、威严，像一头巨兽俯视着K；它代表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那儿等级森严，有数不尽的部门和数不尽的官吏，可又有数不尽的文书尘封在那里，长年累月无人过目，得不到处理；面对这座强大的城堡，K很无奈，直到最后也没有进入城堡，也没见到城堡当权者……

美国的权力机构、商业机构，已经进入了卡夫卡式的城堡时代；表面上这是“官僚主义”的恶果，实际上是全球文明丧失了进取精神、开始步入奥匈帝国的归途。

（1114）

美国的公权力，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体制；索要罚款就好像索要贡金一样，缴纳罚款就好像购买礼物——一切都在彬彬有礼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勇于向“公权力”挑战，不仅是美国人民的传统，也是美国独立和美国立国的基础；可是在美华人却在两千年的皇帝制度下丧失了这一能力，所以在美国只能充当“二等公民”。

一切“公权”，都是从霸权、王权演化而来的，这甚至在幼儿园和小学校的“霸凌”、“小霸王欺侮同学”的现象中就体现了出来──公权永远和自由对立，尽管屈服公权之后，个人自由也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这就像，对黑社会交纳了保护费之后，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安全”。

（1115）

保险行业，基本上是一个高度诈骗性的行业，大斗进、小斗出，是他们的基本原则，否则就无法想象他们怎么可能养活那么多的“从业人员”并积累如此惊人的庞大利润……银行业、股票业的行业秘密，也基本如此。

美国南部的保险公司Regions，名副其实，那是一个地区性的公司，他们很狡猾，把责任辖区都分得小小的，声称是学习麦当劳的管理方法，其实是用来逃避理赔的责任；这家公司在各个城市都没有固定的分号，所以受害者们也无法起诉他们。这样的经历，可能是为了让我更好地认识世界吧：失去法律保护的个人，只能仰望上帝的供应。

Frozen Food Express Industries Inc，是一家大型的美国运输公司，他们自己给自己车辆投保，从而节省了大笔的保费，同时便于拖延、抵赖、拒绝对受害车辆的赔偿；而美国南部的保险公司Regions竟然与这样的公司合作，给他们提供名义上的车辆保险，以便掩人耳目、欺世盗财。在这种狼狈为奸中，他们有效逃避了自己的理赔责任、严重破坏了美国社会的信用——不过他们能这么做，也是通过院外活动所授予的合法的特权，才得以成为横行美国的路霸。

美国的路霸公司给予我们的启发：在一次猛烈的撞击中一了百了，还是浑身插满管子死在病床上？我觉得相对来说，“意外”之间死在路上，那才叫幸福呢，因为那比较合乎自然状态，也比较合乎美国的丛林法则。难怪美国的“自杀——他杀”案件层出不穷，因为这是一个“拥有武装的人民”保护自己尊严的最后方式。

（1116）

宣告破产、表演投降，是容易的，其代价是毁灭一贯之道，这对商人是天天的功课，对政客月月的功课，对军人是年年的功课，但是对于思想家，却是一生的功课付诸东流，因此格外是难能可贵的——而对于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自我控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社会成员一个一个地逼疯，迫使他们丧失耐心、铤而走险，然后一个一个地予以各个击破、分批消灭，这一社会控制的法宝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自由社会”和“独裁社会”只有风格区别、程度区别，没有机制区别、最终区别，就像警察、监狱、法庭、精神病院、公司行号，在所有社会都发挥类似的作用。

（1117）

“无选票的奴隶”和“有选票的奴隶”：A、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B、多数的暴政或曰仁政，C、少数官员对多数民众的变相劫持和不断盘剥，D、自己奴役自己的自由社会——这都是由于国家主权的作祟。

（1118）

美国人见多不怪，什么事情都不上心，所以年年打仗，老百姓都习惯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民族”，颇有罗马人的遗风，有一天美国统治世界，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能够统治世界的，往往是最为迟钝的民族。

战争是为那些比较迟钝甚至没有心肝的民族所准备的人体盛宴：1939年9月4日，住在柏林的美国记者发现，英国对德宣战之后，其驻在柏林的使馆人员还在谈论赛狗会一类的事情，而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无动于衷——只有这样没有心肝的英国人，才能击败同样没有心肝的德国人；他们毕竟同出“日耳曼野兽的窝棚”啊。

（1119）

地方自治是美国的力量所在，地方自治可以把每个人的潜能发挥到最大限度；可惜中国与地方自治相违已久，大家都只看上边的脸色行事，导致整个社会机能退化萎缩。

如何在地方自治的同时，仍可保持社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就需要一种精神纽带，例如基督教或天子精神，前者使欧洲强大，后者使中国存续——精神纽带不是用“精神的反作用力”可以解释的，精神纽带是原创的、生生不息的万物之母。

（1120）

成功神学，就是实用主义的神学，一种典型的“美国神学”；而实用主义就是商学院里的哲学，一种典型的“美国哲学”——商学院不仅是商业殖民的结晶，也是多种族可以有效融合的地方，尤其在一个缺乏贵族文化的粗放大陆、在一个“种族熔炉”里：贸易的语言从来就是一切“世界语”的先行者。

第十一章

种族歧视的双面性

（1121）

1960年代和1970年代美国的“伟大社会”的实验，不仅是“国家干预”的典型（这在小罗斯福的“新政”里就开始了），而且进入了“准社会主义阶段”——但是，政府官吏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年）在《失去根基的美国社会政策》里承认：伟大社会的创新政策不仅失败了，而且使事情变得更糟了：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伪造的：伪造冬季、伪造学校的课程、伪造大学的文凭……伟大的社会是一个伪造的社会，它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改变；伪造、伪造、滥发纸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工作成果。

（1122）

在1950年到1993年之间，美国的“妇女主导的家庭（单亲家庭）”总数增加了三倍，但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相差三倍的比例，并没有改变：1950年黑人“妇女主导的家庭（单亲家庭）”的比例，相当于1993白人“妇女主导的家庭（单亲家庭）”的比例。——这是种族的异化，还是文明的演化？

（1123）

19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接受了“混合经济”，这就造成了日甚一日的社会主义化，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应运而生——这和马克思主义政权的蜕化变质，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性；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也导致了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化——其最终结果就是“缓和”的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大阵营”的统治集团的握手言和，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覆灭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一种“全球规模的社会主义趋向”出现了，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伴随着英特耐特（internet）而实现了。

（1124）

加尔布雷思对于美国盛行的“非法出生”现象的研究指出：这部分源于“不良行为”，部分源于“种族原因”。——承认这一点，就是种族歧视呢？还是拒绝承认这一点，才是种族歧视呢？

积极鼓吹“黑色之美”的黑人作家、黑豹党领袖克利弗（1953年出生）自己承认：白种女人对他的吸引力，实际上超过黑种女人对他的吸引力——这就是“思想的吊诡”。

（1125）

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奥巴马手按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用过的圣经来赌咒发誓——这是国家主权在利用思想主权来壮大自己？还是思想主权在利用国家主权来张扬自己？

总统就职仪式上，奥巴马手按两本圣经发誓就任，这表明国家主权开始趋于分裂：精神的分裂——圣经只有一本，而手拿两本圣经者，是取其物，非得其道；是崇拜偶像（圣经的物体），而非信仰思想（圣经的精神）——这是国家主权在利用思想主权来壮大自己，而非思想主权在利用国家主权来张扬自己。

奥巴马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用过的圣经开创了第三个美国：第一个美国是华盛顿的美国，奴役黑人；第二个美国是林肯的美国，黑人解放；第三个美国是奥巴马的美国，黑人掌权。

（1126）

一个能够容忍人民反对它的国家，才是好的；在这种意义上，美国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国家。——但即使美国，也不会“为人民服务”，上层人士也不会为了下层人民而变得更好一点，除非是为了自己的钱包。所以，建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迫使上层人士为了自己的钱包而对下层人民变得仁慈一点。

（1127）

苍蝇和蚊子在运动的时候是较难猎杀的（只有美国总统奥巴马那样的高手，才能一把抓住飞行中的苍蝇）；人生也是在这样，停顿的人容易遭到袭击，而运动则比较容易使人躲过灾难，就像昆虫那样……但人不能总是运动，而当人休息的时候，敌害就悄然逼近了。

（1128）

五花八门的中国，和五花八门的美国，哪个更复杂？中国和美国，哪个更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结束的时候获得优势？

美国有双重结构：一是表层的、民主的结构，一是深层的、陷阱的结构；有两个美国，一个是我们能够认识的美国，一个是我们不能认识的美国。如此看来，专制中国在与民主美国的角逐中，未必能赢。因为美国还是有其深不可测的一面，有其潜规则的、陷阱的一面。

（1129）

参与西班牙内战的西方民主国家左派，为什么对苏联1930年代前后三十年的恐怖、中国1960年代前后三十年的恐怖，一概视而不见？——因为他们与苏联和中共同属一个思想体系？还是因为他们对“关起门来打狗的共产主义”比较放心？

（1130）

九一一恐怖袭击，代表了“城市游击队、不对称战争的最高成就”，何以致此？因为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布置并实施的，而基地组织的后续行动，更是几乎完全依靠互联网络来延续，包括人员的招募、资金的筹集、训练的实施……几乎完全没有国家主权的支持，对比一下其前辈国际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需要仰赖国家主权的支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意义上，这乃是“思想对国家的战争”，而不再是“国家对国家的颠覆”（例如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所谓“世界革命”）：通过思想来传播、通过思想来集结、通过思想来展开、通过思想来战争……完全无视国家主权的存在、积极对抗国家组织俱乐部（“联合国”）的取缔、镇压、围剿。

第十二章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131）

描写遭受异教恐怖组织渗透毁灭的东伦敦故事“无心”（Heartless），事实上宣告了“欧洲文明的内心死亡”，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宣告了“西方国家的没落”——这标志着斯宾格勒宣告“西方国家的没落”近百年来的死亡进度，欧洲社会一层一层地剥落着。

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全部优势，也必将颠覆西方文明的全部结构——“成于斯者必毁于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132）

从一个社会其成员待人态度的善恶，可以测度其成员自身遭遇的好坏。这就是所谓的“报应”、“社会循环”。

（1133）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报告文学《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第一版就卖掉了三千多万册，因为这是用6600万亡魂铸造的，由277人提供的血腥资料堆砌而成的，而且其中多数都是白种人（高加索人种）……相比之下，中国的死亡数字虽然大大高于苏联，但因为种族原因而不受重视——因为西方主流媒体是由白种人控制的，西方社会的居民也多由白种人构成……他们对于同种的灭绝当然更有切肤之痛。 

“新耶路撒冷”是一座苏联的强迫劳改营，它让索尔仁尼琴患上了癌症，给了他写作小说《癌病房》和一系列作品的动机和动力以及素材……可以说，“新耶路撒冷”是通向诺贝尔文学奖的康庄大道。

（1134）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遗腹子：遗腹子的痛苦、当兵的危险、劳改营的恐惧、癌症患者的绝望——这样的四重奏，才成就了一个作家……他在母腹里就受到了有害的化学物质的伤害，这伴随他的一生，使它具有特殊的性格与思想——这是通过他母亲怀孕时的悲痛而产生的毒素……所以他不是普通一兵，不是一个普通的囚犯，不是一个普通的病人，他生来就是一个思想者。

（1135）

苏联劳改营“古拉格群岛”的设计理念与核心概念，出自一个犹太人，而且是出自土耳其的犹太人——这从两方面给出了谜语一样的内涵：因为犹太人和土耳其人都是俄罗斯人民的施害对象，是受害者……而且支配古拉格群岛的还是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奥塞梯人“斯大林”……这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人”的多重的历史复仇，向骇人的俄罗斯民族讨还血债……阴魂不散，只是漂游。

（1136）

西方作家认为，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德国的犹太人灭绝营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其实，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德国的犹太人灭绝营加起来，也不如中国的死亡数字：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的政治运动消灭了一亿多成年人，邓小平时代三十年的强制堕胎消灭了三亿婴儿。

虽然亿万人民遭到杀害，但人类的精神思想并没有被杀死，思想的能力依然存在，甚至在废墟之间依然保持着思考的状态，他们能够重新学习、理解、创造惨遭消灭的一切。

（1137）

共产党整风：建立等级制度——这种苏联的等级制度，是从沙皇俄国的军事贵族等级制度发展沿袭而来的；而沙皇俄国的军事贵族等级制度，又是和满清、蒙古、辽、金、沙陀、鲜卑、五胡的军事贵族等级制度一脉相承的蛮族体制，是定期清洗中国平民社会的。

（1138）

为满洲人工作的汉官都是汉奸？也不尽然。但为满洲人镇压汉人的，总应该算是汉奸了——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龚自珍还不算是汉奸的话，那么林则徐就一定是汉奸了，大家不该忘记：他除了虎门禁烟被誉为“民族英雄”之外，还衔满人之命前往镇压金田的汉人起义……在民族气节看来，这是地地道道的“狗官”行为，《礼记·曲礼上》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走兽。”林则徐之谓乎。

（1139）

满洲人保护义和团，不仅由于“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共同需要”，而且由于满洲人和义和团都是萨满教徒，他们都相信那种民间的巫术是有效的法宝，就像中国的乱党相信趁火打劫的毛泽东思想。——萨满教在义和团之前的洪秀全和义和团之后的毛泽东身上，体现出根深蒂固的一脉相承：例如洪秀全的跳大神和拜上帝、毛泽东的破四旧和批斗会，都是从巫师的作法那里学来的“土法炼钢”。

（1140）

依附于别国政府的革命者，如孙中山、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吴三桂一类的吃里爬外的“汉奸”；只有奉天承运、独立行动的革命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依靠北方蛮族的势力从东北侵入关内，这既是吴三桂的行径，也是毛泽东的战略。所以毛泽东经常自比秦始皇，而不怕人家骂他专制独裁，因为他知道秦始皇虽然失败了，但毕竟是奉天承运、独立行动的革命者，而他毛泽东却不过只是一个仰人鼻息、投靠苏联的可怜虫。

“中国的‘革命’首先是国际共产主义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它大大加强了苏联的实力。”——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一直把毛泽东这个现代吴三桂看作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世界上还有比这个说法更为南辕北辙的吗？吴三桂后来反清与毛泽东后来反苏，并不能净化他们的起源。

第十三章

 “皇太极”与“日本天皇”

（1141）

“极权主义的统治出现了……列宁和斯大林（还有他们的下陈孙中山、毛泽东、胡志明）模仿古代埃及君主把尸体腌制起来供奴众来崇拜，他们是用各种方法实行高压和恐怖统治，其程度远远超过古代最坏的统治者；而在民主国家里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甚至重复这一古老的做法：让整个城市的居民全部灭绝……各处都有监视和密探，扼杀了有效批评和民主管理；而体力劳动的解放，带来了一种新的奴役：悲惨地依附于机器，围着机器团团转。”——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产物，都是苏联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唯有消灭这样依附他人的两个汉奸附庸国，才能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唯有这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才能成就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是所至盼：废除两国论，建第三中国。唯有改旗易帜，方能统一中国！

（1142）

“研究证明，欧洲白种人的基因65%来自亚洲人，35%来自非洲人，欧洲人是亚非人种的杂交种族。”——难怪人们说，远处的基因交流才能产生优良的品种；白人殖民者到亚非各国四处侵略不过是“回馈父老乡亲”，就像日本人侵略中国就是日本人里的优秀分子（占日本人口四分之一的华人移民的后代）回来“报效祖国”、“推动四个现代化”了。这不是指那些劣等的普通日本兵，而是指侵华战争的策划者，包括“天皇”本人。

（1143）

从“文明史交流”的角度，“日本侵华”是一种“文明的回馈”，尽管那不是原生的、而是派生于西方的文明——日本从来都不是太阳，而是月亮，日本古代是中国的月亮，日本现代是西方的月亮：我怀疑作为月亮文明的日本怎么能够产生太阳神话的？太阳神话是在殷末周初的中国流亡者经过朝鲜（箕子建国朝鲜，后来改称“韩国”）输入倭国（后来改称“日本”）的……这并非无稽之谈，因日本开国的“神武天皇”，其元年算是公元前660年，那正是中国文明大肆扩张的春秋时代；而日本神道教从神器到意识和教义，都有明显的道教色彩。

（1144）

像“皇太极”（1592─1643年活着，1626─1643年在位）、“天皇陛下”这类称号，都是不懂中文的少数民族乱用汉字的产物。

“在管理国家方面，较有希望的持久试验存在于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偏远边缘——日本，这里是草原威胁到达不了的地方。”——结果呢？“中华意识”飘洋过海，在日本落地生根；日本成为“中华意识”的保留地，不仅有“九州”，还有“近畿”和“中国”，至于“天皇”就更不必说了，那是道教里的一个角色。

（1145）

中日统一的基础——中国礼仪在战国时代已经传到日本传到日本：后来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了倭王制度及其神话，到了唐朝，进一步发展为天皇制度和神道教，终于形成了具有日本地方特色的中国文化……并在这一系列基础上，进行了好几次“中日统一战争”——1、663年白江口之战：唐朝、新罗联军与日本、百济联军对决，日本与百济被唐朝、新罗联军打败而全军覆，日本改派遣唐使成为附庸国家；2、1274年、1281年，元朝两次试图统一日本；3、1592年─1598年，丰臣秀吉计划统一中国并着手统一朝鲜；4、十九世纪日本并吞琉球群岛和台湾澎湖，扩大日本地方政权的统一基础；5、二十世纪日本试图统一中国并且拿下了满洲和内蒙；6、未来中日的最终统一。百炼成了钢。不过，下一次恐怕将是由中国主导的统一了。

（1146）

核子战争中止达尔文主义的合理性，日本人不幸沦为第一批“供作核子战争的实验老鼠”——此后，“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成为新时代的预言……以前，我是从“个体死亡”的角度理解这句话的，还不以为然地想到“谁能不死呢？即使悔改了不也要灭亡吗”；现在，我是从“种族灭绝”的角度理解这句话的——相比之下，个体的死亡不过是种族的新陈代谢：所以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而不是说“你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日本人很聪明，所以立即悔改了，签署了《和平宪法》。

原子弹的当头爆炸，结束了蒙古入侵失败以来的日本“神风”，六百年培养的神话毁于一旦，于是日本就心甘情愿地扮演美国的属国——日本人的“凶残和恭顺的双重性格”，都是来自“汉委奴国”里的奴性传统，而东京涩谷的“忠犬八公”则是其理想的化身。

（1147）

“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最能证明这一点不仅是因为空气的污染使得中国月亮变得又小又远，而且还有一个来自日本的证据：日本的现代胜过了日本的古代——日本从来都不是太阳，而是月亮；日本古代是中国的月亮，日本现代是西方的月亮。

（1148）

马克思主义太重视物质，结果培养出了一大堆拜金的人渣；而惟有懂得倾听“自己献给自己的最后颂歌”的灵魂，才能超越生命的局限。

冲锋陷阵容易，保家卫国很难；所以英雄国家只能沦陷，只有地痞无赖坐拥庙堂。

（1149）

“无产阶级不断革命论”的“资产阶级前驱：“功利主义者设计关于人类命运的新概念，没有声色之乐，只有全力生产……像战时被围困的时候那样……摒弃历史上的积累，致力于创造未来，而这个未来，从他们自己的进化论看来，一旦成为过去，他也同样地不屑一顾，同样也会被无情地抛弃。”

（1150）

民主就是独裁、自由就是奴役——这不仅是在挖苦斯大林主义，也是在揭露自由主义：“这个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实际上是巴罗克专制暴君概念的民主化；现在，每一个富有创业精神的人，都在追求成为他自己权利的专制君主：感情上的专制君主如浪漫派诗人；实际生活中的专制君主如生意人。”

第十四章

“军阀建国”不限于现代中国

（1151）

两个“中华党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军训政治、军阀建国的由来：“军队训练有素，为其他形式的高压政治提供了一个模式；人们逐渐习惯于接受训练教官的蛮横吼叫和上流社会的野蛮态度；新兴的企业主也向他们看齐，像至高无上的独裁者那样统治血汗工厂。”

“军阀建国”的现象不限于中国，也不限于“中国的第二南北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国家正在无情地、持续不断地变成一个‘军事体制国家’：它一面保护全球的跨国集团利益”，‘同时加强它在国内战线上的镇压和军事化的程度’。”

（1152）

“军阀建国”不仅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特色（军阀先后建立了两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君主沉醉于安逸比对关心军事想得更多，便亡国：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军事专业，而使你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精通军事专业。”

（1153）

蒋介石一定为1945年重庆谈判时没有宰杀毛泽东而悔恨终身，结果还反过来被毛泽东嘲笑是“不可沽名学霸王”……蒋介石放过毛泽东，就被熟悉厚黑学的中国人民看不起了，这就埋下了他几年之内迅速败亡的伏笔：大家知道蒋介石只是妇人之仁的楚霸王，而毛泽东才学习了无毒不丈夫的汉刘邦。于是“蒋家王朝”迅速兵败如山倒于“毛家王朝”矣。而未来能够统一中国的人，比之毛泽东就像毛泽东比之蒋介石。而且犹有胜之，他才能夺占中国历史的制高点，把两千二百多年来的皇帝们全部踩在脚下。

（1154）

“无毛的两足动物”，并不一定就是人类；也可能是一只斗败的、被拔光了鸡毛的公鸡及其母鸡——这就是“去毛化”的必要性。

（1155）

毛泽东支援各国恐怖分子……而一旦他的“世界革命”停止了，他的“革命政权”也就瓦解了，被邓小平的“先富政权”取代了：在这种意义上，“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其实是一种独裁权力的自保战略，是“以攻为守”、“以战养战”。因为革命一旦停止，革命政权也就死了。

（1156）

中国要建立现代国家，其首要任务与其说是“反封建”，不如说是“反党”、“反家族”、“反裙带关系”、“反部落主义”；所谓党性也就是部落主义，也就是所谓的“小圈子”、“小山头”。——这些东西的水平，连封建主义都够不上。

（1157）

由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大屠杀”所触发的“社会主义阵营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实际上仅仅肢解了三个非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而其他的民族共产党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丝毫无损，而东德甚至还与西德合并统一了；至于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本来就是强权干预的产物，像许多殖民地国家那样，迟早是会还原、解体的，而捷克斯洛伐克，基本上就是一个吉普赛化的“非民族国家”。

（1158）

革命不是“为实现某个信念，通过暴力造成权利和财产的转手”；革命乃是“用实现某个信念来制造借口、凝聚人心，通过暴力造成权利和财产的转手”。

（1159）

“野蛮，这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实际上，野蛮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第二期中国文明就诞生于五胡乱华以后的野蛮之中，第三期中国文明就诞生于八国联军以后的野蛮之中，再后继之以日本军阀和苏联红军的野蛮，最后创造了劣质产品和环境破坏的野蛮化浪潮。

（1160）

“中国不时地经历土地所有权的革命。”——这句话并不实在；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从秦汉以来就基本掌握在自由农民的手里，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只是在野蛮民族入侵之后，才会实行短暂的“圈地运动”或“军事封建制度”，包括“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制度”。

第十五章

奥斯卡金像的高度

（1161）

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后来改组的激进政党如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似乎暗示：大学是一个专门培养“人渣”的地方，这些人渣有时以学术权威的姿态，有时以激进青年的姿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横一张嘴，竖一张嘴，横竖都是他们的对——五十年以后的1949年，历史的报应终于来到：一个五四运动时期考不上大学的地痞流氓充当了中国政府的最高领袖，他以“消灭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借口，关闭了所有的大学，并从肉体上消灭了比他更有教养的人们。

“文化大革命”，就是“大规模革除文化的生命”，或者严格从字面上说，就是“文化大（规模地遭到了）革（除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淫虐大众的暴民首领、丐帮头目的“即兴之作”，他明确说过文革发展下去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些什么了；其结果仅仅是把他自己这个乞丐变成了唯一的地主，而且是像乞丐一样的地主。

（1162）

有一位得了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台湾出身的华人导演在谈到中国的“文革”时说：“我从未看到过哪种文化如此痛恨自己。”——他错了，错在完全不了解中国而且还敢于表达其误解：中国的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的文化在痛恨自己，而是一种外来思想（马列主义）及其组织制度（共产党专政）在痛恨中国。

这位得了奥斯卡金像的台湾出身的华人导演在谈到台湾时候说道：“我们高举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封建社会文化的火炬。我们没有经历文革和共产主义。在香港和台湾，我们是以传统方式长大的，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又错了：台湾高举的也不是中国帝国时代的传统文化，更不是更早之前的封建社会文化的火炬——台湾是三民主义的，那是一种半文革、半共产主义的东西，是由一个“半列宁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操纵的；而香港，少了三民主义的半革命，却多了英国的殖民主义……至于这位导演说到“我的成长过程相对来说与我父亲的仍很相似”，那倒是对的，因为他谈论的是自己，而不是自己不懂的东西——但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北朝中国（中国大陆）未来的前途一定会比现代的南朝中国（港澳台）更为远大，就像第一次南北朝时代发生过的、野蛮的北朝兼并文弱的南朝那样……

（1163）

英国作家J. 米切尔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忆苦思甜”变成了“意识提升”，美国作家皮尔和鲍温“态度决定一切”、“不抱怨的世界”……一路走来，似乎反过来说明——“忆苦思甜”本身即含有“意识提升”的功能、那就是“洗脑”、是“转变立场”，是“改造思想”、是“歪曲事实”、是“重新解释历史”……如此看来，英美世界确实是在迅速地“中共化”。

（1164）

思想主权的证据之一，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信奉“同一种思想”的人群，其实是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和层次的；例如，一个党派于其“非法时期”与“合法时期”、“在野时期”与“执政时期”所吸取的人员，往往是正好相反的两种人——这就是“清党”（国民党，1927年）、“整风”（共产党，1942年）的由来。

中国国民党1927年“清党”和中国共产党1942年的“整风”，表面上互相反对，实际上是一股合力：其共通职能就是把一个“非法的在野党”改造为“合法的执政党”，把桀骜不驯、一盘散沙的痞子，改造成俯首帖耳的奴仆和走狗。

（1165）

大家都忽略了：现代中国的“长征”（1934—1936年）其实是欧洲思想的胜利：早在两千多年前希腊雇佣军色诺芬（Xenophone，前430—前355年）的笔下，就有了《长征记》（Anabasis），此后更有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Alexander III of Macedon，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年7月20日—前323年6月10日），从希腊长征到了印度——这样长度的征服、这样的长征概念，是贪恋家乡的中国人从来未有的……中国实际存在的长途奔袭，从来都不是主动的征服行为，而是流寇的逃命动作，就像李自成和工农红军那样，且是内战的结果，而非对外的，所以从来都不叫做“长征”，所以说现代中国的“长征”（1934—1936年）是“用西方思想包装起来的中国式的逃窜”，专门用于共产国际的对外宣传部门。

（1166）

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最后的殖民主义”——用西方的激进主义改造原住民的生活：例如所谓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强迫他们进入“全球化的供求体系”，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加残酷的殖民主义，一种比之商业殖民和种族殖民更加无孔不入的“思想殖民”：思想殖民的后果，就是形成了一系列苏联胯下的“人民共和国毒瘤”。

（1167）

中国人只有“中国人权”，没有人权；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只有“中国民主”，没有民主……

不是理想主义；而是追求真相、看清现实。——毛狗最恨这样的人，因为他自叹不如：“你书看得太多了，需要到青海湖劳改去。”

（1168）

可以安慰现代中国的专政暴君们的是：他们对中国虽然没有名义上的占有权利，但却拥有一项“充分消费甚至无限消费的权利”：而真正没有所有权的人，实际上是无法获得“充分消费的权利”；而拥有所有权的人，实际上也不舍得运用“无限消费的权利”——现代中国的专政暴君们实际上比合法的所有者可以更加痛快地消费一切东西，正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才更彻底地占有了这些东西：这就是现代专制比古代专制还要好的地方；而“无论是谁，只要拥有这样一种‘使用’，他同时就拥有所有权”。

（1169）

官场之所以会“沦为道德垃圾场”，就是因为“没有思想的人掌握了政府权力”；而只有思想的人格或人格的思想，才能使人稍微抗拒一下权力与时间的腐蚀、多少坚持一下自己年轻时代的梦想。

（1170）

“在私人生活的领域，人应该获得充分的自由”？问题是，如何定义“私人生活的领域”，如何定义“充分的自由”？有的社会不承认私人生活的领域，有的社会不承认充分的自由。

第十六章

专制社会的首要祸害

（1171）

在专制社会里，思想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动能，而思想动能比起思想空间来，更能创造自由——这种“出乎意料”的反应，其实入乎情理：这正是“思想”的奇妙甚至神秘之处……越是压制越有活力，越是边缘化，越是能够更新自己。

（1172）

专制社会最大限制，不是迫害的压力，而是资讯的限制。文字狱的首要祸害不是杀头坐牢，而是无声的窒息。

（1173）

“真正富于创造力的人都很难相处”，因为他们缺乏平行线也难以交叉——这样的人可以远观而不可亵玩，所以秦始皇除了杀害韩非，就没有其它的办法……但他又不愿背负这样的污名，所以就借用了李斯的名义下了毒手；毛泽东画虎不成反类犬，借用林彪发动文革，但最后却要对之进行暗算杀害。

（1174）

无个性的、集体式的艺术，基本上是“长期战争的产物”，流淌着军国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的毒素——“为工农兵服务”是一个幌子，真实的动机和功能，是“总体战”；是笔杆子的杀人作用：“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毛泽东——林彪）

（1175）

“和平鸽”，释放出来的并非和平，而是战争；“人民民主”，释放出来的并非民主，而是超级独裁——这就是思想的陷阱；而知道思想不过是一种思想时，思想就不再是陷阱，而是舟楫了：不知道思想是一种思想，而以为思想是一个现实的话，思想就是一个陷阱了。思想正如舟楫，必须移动，而不能停留。因为宇宙正在移动，而决不停留。

（1176）

原子个人主义能够造就一种城市结构吗？我们意外地发现，在中国专制制度的确立及其走向解体的“改革开放”之中，似乎“产生了一种较前为低级的、更简单的生物物种”，这个生物物种的名称就是“党员”，也就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非人。

（1177）

唐人街为什么脏乱差？因为思想有病，因为思想的脏乱差！对比一下十九世纪的欧美就明白了：“工人不愿迁出他一直住的居住地区，除非也让他随身迁走一些他熟悉的脏物、混乱、噪音和过分拥挤；向较好的环境前进时，每走一步都会碰上那种阻力，这是对疏散的真正障碍。”——由此可见，脏乱差不完全是民族性，也是一种社会病。克服这种社会病态，用自由民主的办法是行不通的，美国在管理唐人街方面的完全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相反，用日本和新加坡那样的亚洲式的暴政，倒比较有效。

（1178）

大饥荒是由思想引起的：例如苏联建国十年开始的大饥荒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开始的大饥荒，都是由于“农业集体化思想”导致的；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一书也指出，自由世界的饥荒也是因为哄抬价格等“权利”因素引起的……尽管他避而不谈苏联和中国的大饥荒，只挑了一些次要的饥荒来“研究”。

（1179）

人类的希望在于：人们尽管自私，但还是具有“他人权利”的概念，正如人们具有“自身权利”的概念；人们也想继续维持“团体”的观念，也就是说，具有一种并不完全自私的有关生命的普遍的伦理观——这就是所谓的利他主义，或曰“种族利己主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把它推广到了动植物的世界。

（1180）

被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洪流打得支离破碎的社会（人际关系的世界）和人心（自己的内在世界），需要支离破碎的现代艺术和破碎支离的逻辑哲学来安慰：这个“两极化反应”有助于“以乱其臭”，就像奸相李斯用鲍鱼的尸臭来掩盖秦始皇的尸臭，以便密不发丧、发动政变。

第十七章

湖南农民的盲流与逆流

（1181）

现代民族国家的格言：不说国语者就是劣等人；只说方言的就是乡下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劣等人革命、乡下人造反，是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回流”现象。而一个湖南农民所发动的盲流和逆流，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倒行逆施”。

（1182）

一党专政，就是把党凌驾于国家之上，把部落主权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这不仅体现了一种部落主义，而且是一种退化形态的部落主义——相反的、进化形态的部落主义，则是朝向国家主义前进的部落主义；而进化形态的国家主义，则是朝向全球政府。最好的全球政府，则体现了思想主权。

一党专政，是一个后进入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其“进化”途中首先进入但终将脱离的蚕茧，不脱离，则无法成就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

一党专政，是社会危机的结果；当一个社会摆脱了自己的危机，一党专政即将结束。

（1183）

君子不党：因为“党”永远与团伙、斗殴、护短、偏见、宣传、谎言、黑手、是非不分……紧密相连——党是思想的敌人，党是奴役和操纵的工具。

（1184）

任何性质的“党”与任何权力来源的“政府”，从来不是容纳一流人物的地方，所以说“狐群狗党”，而不说“虎群狮党”，尽管虎狮有时也是成群结队的；任何性质的“党”与任何权力来源的“政府”，最多只能容纳一个“一流人物”，这个人把他团队里的其他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其他一流人物怎能忍受这样的遭遇呢？不是挂冠求去，就是拒绝加入。

（1185）

“外行领导内行”不仅是“共产党文化”，而且是一切费拉社会的特性，在那里，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外行领导内行”不仅是“一切费拉社会的特性”，也是形形色色的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提出的“领主要求”，是“国王要求统治上帝”。

（1186）

“矛盾论”、辩证唯物主义，擅长玩弄人类的思想弱点，进而能够成功地操纵低劣的智力，最后把受到操纵的大众，变成物质傀儡和僵尸代理，变成阶级斗争的镰刀、种族清洗的斧头。斧头帮的“统治”必须结束。

（1187）

最后的底线，比生命更重要；但是唯有突破最后的底线，才能战胜并扼杀专制的暴君。 反过来说，也是同样正确的：最后的底线，比生命更重要；但是唯有突破最后的底线，才能成为专制的暴君并传给余孽。

（1188）

在一个地方就要爱一个地方；这种心态就是地方自治的基础，但中国人却不此之图，相反是在一个地方就恨一个地方，所以中国不存在长期分裂的心理基础。

（1189）

独裁者掌握了人性的最大秘密：这个世界之所以不安静，就是因为有人，而且还因为人太多了；所以，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杀人。——人都死了，人所引起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再存在了；所以蒙古人曾经计划灭绝汉人，来解决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

（1190）

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一切问题都是人造成的；因此杀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毛泽东思想本质上是一个蒙古的思想，一个畜牧人员的思想。

第十八章

暴君的晚年陷入疯狂

（1191）

暴君们为什么在晚年会陷入疯狂的绝境？因为权力战胜不了青春。权力为什么战胜不了青春？因为青春乃是自然的、上帝赐予的，因而是最大的权力。

“恢复年轻时代的气势”，这是独裁者的梦想；实现不了就只有杀人，杀掉一切比自己年轻的人——这是历史上所有大屠杀的终极秘密。我看穿了这个秘密，所以诸君也可以用我的眼光看一下，是不是历史上的大屠杀多是由老人或病人发动的？老人和病人自己没有了未来，所以也不想给别人以未来；好在执行他们的灭绝命令的人多是年轻人，于是打了折扣，使灭绝任务无法进行到底。

（1192）

战争是剪除多样性的最佳途径，承平日久必定多生妖孽；在本质上，妖孽还是一种战斗力的过剩，是因为和平环境的压制而被迫展示出来的“和平的花朵”。

（1193）

中国女人缠足裹脚，是为了阻止贩卖妇女儿童的“运输”，防止野蛮民族抢劫；后来野蛮民族进化了，发起了“天足运动”，终于把中国妇女抢到日本、苏联、欧洲、美国来了，抢到全世界了……有人说，她们“现在可都是自己个儿跑来的”；有人说，“不然，那是用思想抢过来的，用意识形态抢过来的。”毛泽东这个汉奸头目1970年代就许诺犹太奸商基辛格，要送一千万黄色娘子军到美国去！

（1194）

现代中国的腐败，是全民性的，已经无可救药，只有出现一个“忘我的王者”，才能走出民族的死荫；如果没有这样的王者，中国永远无法企及世界的一流，只能充当南美洲那样的角色，甚至连俄国都不如，其标志就是无法拿回中国的失地——有人说这种说法“未见什么新意，还是人治的嘛”；我说“法治都是从人治发展过来的；没有人，哪有法？全是腐败的人，怎有健全的法？”法治，就是“机关不大于法律，领导不大于机关”。问题简单，解决困难。

（1195）

这王者就是未来世界的种子——建立廉政公署、六亲不认、严格执法、从亲属开始动刀；然后一层一层的剥笋，最后才能贯彻到垃圾工人那里去；否则，首先光杀垃圾工，只能引起民愤和暴动。

（1196）

克服万难而争取来的胜利，却往往是灾难性的，例如共产主义革命，农民帮助共产党，结果导致倾家荡产；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人民支持战争，结果自己肝脑涂地……我的意思是，要追随命运的启示，不可按照自己的心意强求什么；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还是可取的。

（1197）

“王者宽容为怀”，那或是杀人结束以后的“赦免”，如阿育王；或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们的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例如文革的恐怖高潮里，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也达到顶点，那时瑟瑟发抖的群众体会到了“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的什么都大”。“成王败寇”的成语，倒是清楚说明了注解了这一点：“王者宽容为怀”，不过那是文字狱的后遗症，或是幸存者的哀求。

（1198）

政治是低俗的东西，其职能有如滥发纸币和“圈钱”；政治还是“用舆论导向进行国家诈骗”的活动。其收税的目的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用英夷莎士比亚的话）“把你的钱拿进我的口袋里”。

（1199）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样虚妄的口号落实到中国的现实里，就成了“挖出人心的衣冠禽兽最终得到了天下”：这就是从秦始皇到忽必烈、斯大林的丰功伟绩。

（1200）

封建政治之所以比较克制，是由于具有地方自治的“制衡”格局，因此任何一方如果违反公认的规范，迟早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或意料之中的制裁。而大一统格局，却只能造成蛮不讲理。

第十九章

中国幼儿园不给小孩喝水

（1201）

理论和实际总有脱节的地方，在管理得好的国家，脱节的地方少一点；在管理不好的国家，脱节的地方多一点。

要想管理好一个国家，需要训练民众：让好行为和奖励挂钩，让坏行为和惩罚挂钩，这就像训练动物一样——群众就是社会马戏团里的动物，成人就是“过家家”的儿童。

（1202）

中国幼儿园很不人道，都不给小孩喝水（例如“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幼儿园就是如此），因为这些共产党“幼师”怕自己麻烦，不想让小孩们尿尿。这样的幼师是培养不出幼狮来的。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健康，怎么可能强盛呢？日本幼儿园就是另外一个极端：那里的幼师为了和一个中国孩子沟通，竟然去买了一本汉和字典，查出了“毛巾”的意思，知道小孩要的是毛巾，于是就拿来了毛巾……这样的民族几乎每个人都是幼狮，几乎每个人都是“军国主义者”。由此知道日本何以强盛：无孔不入地工作，完全不计较成本地教育——所以日本人打仗会一往无前，中国人打仗会半途而废。中国人著名的“五分钟热度”，是否因为从小就喝水不足？中国人口是日本十倍，地方大了二三十倍，一个中国人要是抵得上半个日本人，中国就比日本强大五倍有余了。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中国人，准备好了登陆日本的征服战吗？那样，你们才能恢复祖先的光荣！

（1203）

坏国家的问题是，人们全是马戏团动物，社会没有了训练者；结果就是“动物训练动物”，整个社会成为动物庄园——中国就像苏联，都是如此，比十九世纪灭绝印第安人的美国还要恐怖。

如果精英都缺乏自律了，如何能教育民众呢？毛说要斗私批修，他本人却最为腐化堕落；树立了最坏的榜样，整个统治阶层乃至全体百姓都在学习他，结果把作恶当成了行善。

（1204）

好的国家，是从好的思想发展出来的；好的思想，是从好的信仰发展出来的：“好的信仰”就是无条件的信仰，因为它自己就是它自己的条件，它自己就是它自己的报酬——这样的信仰因此是无法证伪，因而也就是无法推翻的了。

（1205）

中国国家太大了，导致中国的个人大多变得迟钝、麻木、厚颜甚至无耻；症结究竟在哪呢？是人太多了所导致的“搭便车现象”的横行、揩油行为的泛滥成灾，结果导致社会信任逐渐遭到蚕食以至最终瓦解掉了。人口太多的社会，容易造成“搭便车”的揩油行为泛滥成灾，结果导致社会信任的逐渐蚕食以至最终瓦解：这正是所谓“费拉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1206）

人口质量太低，渊源于缺乏教育和野蛮化过程的旷日持久。古代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否则日本人就不会用汉字了，否则中国早就被日本人统治了。但现在的中国社会，头已经被砍掉了——意思是中国没有大脑了，所有思想都是进口的。我有时想想自杀算了，因为生为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仅毫无出路，而且只要活着，就在经受耻辱。

（1207）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阴柔害羞、胆怯软弱、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甘愿为奴、永不言不、落井下石、顺手牵羊、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态度决定一切，思想创造未来。

（1208）

“中国好脏好乱好快活，国外好山好水好无聊。”——这样的人民及其所思所想，会使得“世界工厂的可能性”，最后沦为“世界垃圾场的必然性”。

（1209）

给猴子洗澡、戴上大礼帽！——这不是新闻，而是故事：沐猴而冠。全面戒严！坦克集团军出动！！其实他们也都是在过家家，和幼儿园的孩子没什么区别，装神弄鬼的像真的一样——这就是国家主权的真相。

（1210）

“沙和尚的箱子里挑的是什么，沉甸甸的？衣服吧，他们师徒从没换衣服；吃的吧，他们总是采野果或找人讨。”——“礼品和真心。”——“那是什么呢？老挑着，很重的样子。”——“去西天换取真经。”——“是不是护照呀？到各国盖章。”——“他们不用护照，他们去印度和日本人到中国来一样，是用武力通关的。”

第二十章

中文的珍珠埋在美洲的荒原

（1211）

列宁称赞黑格尔语录，说“罪恶推动历史进步”；社会需要坏人，坏人制造事端、推动社会发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说的其实是“坏蛋，只有坏蛋，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后来这个坏蛋登上了天安门，不再是人民了，结果梦想成真地富贵了，于是躲到中南海作威作福，不再能成功地创造历史了。

（1212）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新青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沦为“中国老党棍”，并把中国分裂为两个党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反过来证明他们当初的“新”仅仅在于他们的相对年轻，而不在于他们“握有真理”。年轻就是真理，“学生总是对的”——甚至连孔子都说“后生可畏”。但是“党棍”老了，就归零了，就什么也不是了，他们的真理瓦解、他们的红旗堕地。

（1213）

官僚机构的世袭制度导致国家败落，所以，一个富有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就是“竭力避免权力转向无法轻易解职或代替的人”；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把官僚机构的世袭制度称作“太子党现象”。这让中国回到了魏晋南北朝。

（1214）

中国的污染状态突出说明：西方文明正在瓦解地球环境，这也将反过来导致其自身的瓦解，这也构成了“必须取缔西方文明的‘生态理由’”。

（1215）

中国出现的“网络反腐风暴”、“人肉搜索运动”，其意义要超过清末民初的“报纸风暴”和“通电运动”，已经超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范围，进入日常生活，形成草根运动——其更深的其功能将推动国家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折、国家主权向思想主权的演变。

（1216）

“我们的思想主权”将整合“祖父母一辈的信仰”和“父母一辈的科学”：怎样把信仰和科学整合起来？——信仰是“努力超越自己的感官”，科学是“努力证实自己的感官”；在这种意义，艺术和爱情是属于科学，而非属于信仰的，因为艺术和爱情 都是在“努力证实自己的感官”，而非“努力超越自己的感官”。

（1217）

权力是思想，金钱是思想，社会关系是思想，上层建筑是思想，经济基础也还是思想。这些全是思想的产物，甚至物理世界，如果没有思想或不经思想，也无法存在、无法生成、无法演化。

（1218）

“再造一个辉煌的汉疆和唐土”像是魔咒一样抓住过我年轻时代的感情：“一部春秋史，千年孤臣泪，成败难长久，兴亡在转瞬间，总在茶余后，供予后人说，多少辛酸话因果，百战旧河山，古来功难全，江山几局残，荒城重拾何年，文章写不尽，悠悠沧桑史，悲欢岁月尽无情，长江长千里，黄河水不停，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只剩古月照今尘，莫辜负圣贤，效历朝英雄，再造一个辉煌的汉疆和唐土。”——但愿我们能驱逐自己身上的费拉文化的余孽，再创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而不仅仅是再造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汉疆和重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土。

（1219）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不是求神拜佛，这是第三期中国文明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求神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拜佛的特点。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为了“谋幸福”，而是为了“找苦吃”。这样，文明的大树才会参天。

（1220）

现在，中文的珍珠却埋在美洲的荒原里。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上帝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成熟，作准备的“丰盛的恩典”。

（另起一页）

思想主权第三部下

“社会·外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下

（社会·外篇”用对话方式阐述思想主权和国家主权的关系）

第一章  战争与国家

（1221）

“除人类以外，战争现象仅存在于社会性昆虫之中，它们早在人类之先就形成了复杂的部门和高度专业化的社会，甚至拥有王权制度的组织形式。”谢选骏指出：这是说明了人类的高级，还是人类的低级？这一现象是合乎进化论的，还是反进化论的？由此也许可以看到，进化论是毫无逻辑的。

（1222）

人类社会的基因筛选：“在战争技术的各种改良底下，隐藏着一个违背理性的信仰：它认为只有牺牲掉大批同类，才能拯救人类社会。”谢选骏指出：这个信仰一点都不违背理性，因为随着文明的进步，“自然选择”的机制已经失去作用；因此有必要用“社会筛选”来进行过滤：种族清洗、阶级斗争，都是假面具；目的都是取代“自然选择”进行“社会选择”……为此，甚至兄弟阋墙也是需要经常地发挥作用的。

（1223）

在恐怖统治下还能活得安宁、在野蛮状态下还能获得知识——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奇迹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就是由于有这样一句格言激发了思想的运动：“书到用时方恨少”。没有思想的运动，便没有思想的成长。

（1224）

“当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总结十三世纪的西方思想状态时，他去比拟了个别国家的律法和他称之为国际法的法律，这种法律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并规范着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他从未说过这种法律是什么，或它们在哪里，或是如何编纂的。”谢选骏指出：这种法律的前提其实是基督教，是基于《神学大全》的；因此有效的国际法其实只能通行于基督教为主的那些社会（最多），而不可能被异教国家（伊斯兰教的、印度教的、神道教的或无神论的）真正遵循。除非，有坚船利炮作为后盾。这在古代各个文化圈也是如此的，这就叫做“”内外有别。

（1225）

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的君主论取法于托马斯·阿奎纳的《论君主政治》：尽管这两者之间两百五十年间的欧洲世俗化变迁，深深打在了这两个意大利人的身上，但是在思想主题上，他们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这体现为对于君主政治的系统思考。看过阿奎那的论著，就知道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远远不及一般人认为得那么高。

（1226）

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年），是法国的律师、国会议员和法学教授，因他的主权（sovereignty）理论而被视为西欧政治科学之父。博丹认为主权是“在臣民之上，不受法律节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拥有者，除了上帝的旨意和自然法之外，任何人的法律都可不必遵守，因为法律是由主权所创造的。主权拥有者不必然是君主，也可能是国会。主权包含了有设立官署和规定其职务的权力；立法和废法的权力；宣战与媾和的权力；接受请愿的权力；生杀之权力等。

（1227）

“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增长，人们对政治的想法也改变了，他们逐渐把国家主权视为理所当然；博丹在1576年系统地阐述了这个思想：主权界定国家，它有制定法律、实施公正的唯一权力，主权不可分割，没有一点可以分给教会、其他利益集团或任何外来势力。”谢选骏指出：从其历史观之，“理所当然的国家主权”，其实只是一种思想的产物；而写作《主权论》的博丹，其实是“小了一号的马基雅维利”，正如《主权论》反倒是“大了一号的《君主论》”。

（1228）

后来居上的国家主权从《君主论》、《主权论》里，“借用了两种重要的因子：1、现实政治的教条，即国家只为自己服务，并不从属于道德法则；2、认为结果证明手段，允许使用极端手段来确保国家的生存、公共的安全。”谢选骏指出：其逻辑发展就是人民主权论、列宁主义及其塑造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伊斯兰革命。

（1229）

“一个不是根据理智而是根据情欲来行使职权的人，实际上与禽兽毫无分别……所以人们逃避暴君，像逃避凶恶的野兽一样。”谢选骏指出：说这句话的托马斯·阿奎那终生独身，当然无法了解多数人的情欲心思，因为世界上的统治者本来就与禽兽无异，否则他们是无法统治一群禽兽的。

（1230）

“传道者也劝我们要避免这样的政权，他说，‘疏远有权杀你的人。’在这种政权下，死亡不是为了正义的需要，而是由于放纵的情欲，不自然地来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安全，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谢选骏指出：这好像是在预言二十世纪的革命政权，推而广之，看来古今中外的革命政权或其他政权，都摆脱不了这一“有权杀人——放纵情欲”的宿命。

第二章

思想的借口，权力的需要

（1231）

“那些但求掌权而不为社会服务的人，在其臣民的任何进步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因为他们一心想到这种进步会威胁他们万恶的统治。”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愚民政策的现实意义、新闻管制的合理功能。

（1232）

“1625年，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年）提出了一套‘一直盛行到二十世纪晚期的体系’，认为自然法迫使国家互相尊重主权……”但是我认为，格劳秀斯这是在胡说；因为它暗示即使上帝并不存在，这种自然法也可以在基督教以外的世界奏效——为什么格劳秀斯这是在胡说八道？因为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自然法只能迫使国家互相消灭主权，而不能迫使国家互相尊重主权——二战以后的和平是假象，是原子弹之下的和平、是核威慑造就的联合国，而不是什么自然法造就的和平……否则就不会发生种族灭绝的生物运动和阶级灭绝的社会运动了。

（1233）

“为了要求他们的绝对君主权力或绝对人民权利，一些统治者或革命者还逐步阐明了其意识形态上的根据。”谢选骏指出：其实，这些根据和古代神话类似，不过是一些思想的借口，是根据权力的需要随意杜撰出来的……“理论”。

（1234）

“近代国家越来越维护其绝对主权，拒绝服从诸如教会领袖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类的传统权威。”谢选骏指出：深入一层就会发现：教会领袖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常常也是作为“国家主权的代表”而发挥作用的，尽管那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他们也都致力于压制思想主权，至于教皇国，它在玩弄权柄上和世俗国家并无本质不同。

（1235）

《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欧洲版：“在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an，527─565年在位）指导下编辑的《学说会纂》，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对大量法律文献作了有意的删除，其中绝大部分是早期文献；这一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工作，破坏了任何含有理论思辨和历史重构的法律论文。”一切没落的文明，都以编纂著称而不是以创作闻名的。

（1236）

“《美国独立宣言》在其导言中所列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并没有包括财产这一项……这个遗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意义重大……如果存在一种自然的财产权利，那么欧洲殖民者所拥有的一切财产，事实上就会受到怀疑。”——“而杰斐逊和他的同事一道，自1760年代以来一直都在‘获得’印第安人的土地。”在这一点上，欧洲殖民者原来都是无产者，他们的行径因此和后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基本类似。这就是一切“真理”、“法律”、“秩序”、“权利”背后的自利动机。

（1237）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本人不是教会成员，在美国总统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在战争期间和在战争结束时，他却努力援引《圣经》。”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国家主权随意处置思想主权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淫威”。

“富有的企业家都是教会成员和慷慨的捐赠者，他们对神学院、大学、慈善机构注入大笔资金，在他们的影响和监护下，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先知很难对（通过残酷甚至非法手段获得的）财富提出质疑。”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淫威。

（1238）

“1789年的法国国民会议颁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谢选骏指出：之后不久，国民会议就开始带头策动大规模的恐怖屠杀，这是思想主权遭到国家主权窃取的著名案例；所谓“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的对联，文革中的横批是：“如此党委”。

（1239）

“拿破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声望以后，他知道，要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声望，对待自己身边的重要人物就要像对待马夫都不如，这其中包括国会里的一些著名人物……暴君对其身边的人态度极为轻蔑因为他只把他们看作‘炮灰’。”谢选骏指出：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是这样，他们在私下里完全是个流氓，但只有这样“把流氓进行到底”，他们才能控制革命团体内部的其他流氓和人渣群体。

（1240）

“暴君所猜忌的总是好人而不是恶人，并且还常常害怕德行；他们经常想方设法阻挠他们的臣民成为有德之士，阻挠他们在胸襟的豁达方面有所提高，免得他们在无道的统治下渐渐不稳起来——暴君阻挠他们的臣民彼此建立友谊、享受友爱和平的利益，希望他们经常处于互相猜忌的状态，永远不能联合起来反对暴君的政权。”谢选骏指出：所以在苏联以及作为苏联的半殖民地的现代北朝、共产党中国，人民永远不能享有结社自由的权利。

“暴君也想法使任何人不能获得权力和财富，因为他们凭他们的坏心肠来衡量他们的臣民；他们自身既然把权势和财富用在作恶的方面，也就唯恐臣民的权势和财富对他们不利。”谢选骏指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臣民和他们实际上是一路货色，并时刻准备着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心思，使得王冠与达摩克利斯剑（The Sword of Damocles）一样的危险，随时可能落下来切断统治者的“狗头”。

第三章

贪婪永远是人类行为的第一动机

（1241）

“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暴力和秘密统治之上的，告密和暗杀作为统治工具，这种制度势必阻碍一切城市的工作、公正的判决、互相之间的合作信任，使得那些在中央的人由于自己病态的怀疑、恐惧和想入非非，变得非常愚蠢。”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有“共和”而无“民主”的寡头政治的先天特点，几百年后东亚半开化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具有这种寡头共和、军事独裁的特点，尽管前者声称自己通过军政、训政已经到达了宪政，而后者则号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军事民主制”。

（1242）

“美第奇家族渐渐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政权；虽然这个家族支持古典艺术，但是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实际在金银首饰和华而不实的宝石类‘艺术品’上花费更大。”谢选骏指出：贪婪永远是人类行为的第一动机，艺术装璜不过是为了满足这个动机的需求而发明出来的遮羞布罢了；戈林在二战中掠夺艺术品，毛泽东在文革中窃取古董书，都是贪婪的体现。毛泽东是所有人渣中最坏的一类，因为他在偷窃的同时，还查封了所有大学和图书馆，不许别人读书，让全体人民都变成文盲，好让他的“语录”能够取代孔子的“论语”，并把他拱上“导师”的位置。为此他还调来了钱钟书一类的文丐，配合洋人为自己充当翻译，向外部世界推销“毛主席语录”。

（1243）

当宗教成为饭碗的时候：“曾为美第奇家族别墅绘制异教徒色情图画的大艺术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年）转而创造以圣经为主题的作品。”谢选骏指出：“为五斗米折腰”，看来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毛病：“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而“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也不仅仅是儒家的弱点。国家主权的强大，足以扭曲思想主权的存在。

（1244）

失败的阴谋家被迫成为阳谋家，妖怪撕掉了自己的画皮：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神圣教会保护”（Gonfalonieredi Santa Chiesa）；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但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亚历山大致死于1503年，博尔贾亦得重病……“当我回顾公爵（博尔贾）的一切行动之后，我认为他没有可以非难之处；恰好相反，我觉得应当像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来，让那些由于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法；因为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行动，舍此别无他途；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短命和他本人患病，才使他的鸿图终成画饼。”谢选骏指出：毛泽东的反右、文革，也是如此自掘坟墓。如果毛泽东多活几年，也许就能把他的“革命”（“革大家的命”）进行到底了。那么，他就能超越成吉思汗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夫了。

（1245）

“奥斯曼土耳其人继承了普遍主义者的三大传统：1、受中国影响的草原传统力图把帝国扩大为天下；2、伊斯兰的哈里发遗产和名号；3、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阴魂不散。”谢选骏指出：第一条给它独尊的可能，第二条让它统治回教，第三条使它与俄国变得势不两立。由此，“中国”即“中央国家”的思想，得以逐渐传到西方，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打下心理基础。这里的“中国”不是指“China ”（“支那”），而是指“the Central Kingdom”，即“中央王国”。“中国文明”（“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是一个思想主权的概念，不是一个国家主权的概念，它可以由任何一个民族来代表和推行。

（1246）

中国式样的腐败：“在土耳其帝国里，军人生活与行政生涯是无可争议的最佳致富之道：外省总督聚敛的钱财，要比顶尖商人从生意中挣取的多得多，许多时期掠夺程度超过了税收的比例。”谢选骏指出：而我有关《军阀建国》的研究显示，这是任何一个军事政权都必然具有的特征，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必然导致的腐化堕落。

“近代国家体制使得欧洲人不再像中国或是奥斯曼帝国那样，拥有统一的指挥，结果就促使统治者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为创新者提供了获得资助的渠道。”谢选骏指出：这样的近代欧洲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中晚唐时代（相当春秋时代）和五代十国、南北宋时代（相当于战国时代），是一种文明比较富于创造力的时代。

（1247）

“挤在奥斯曼土耳其和莫卧尔印度之间的萨菲波斯王朝在某些方面与这两个伊斯兰教国家相似……他们一面汲取古代王权的传统，一面拥抱穆斯林的政治思想，目的都是使其统治合法化……与此同时，它的阿巴斯一世（1571─1629年）却囚禁了自己的儿子，杀光了自己的远亲。”谢选骏指出：囚禁儿子、杀光远亲，这是由伊斯兰教的“顺位继承制度”造成的，不及中国传统的继承制度有效。但类似的兄弟阋墙在中国的极端状态下也是屡见不鲜的。而现代中国则在继承制度上则陷入了根本的混乱，导致内乱频生。文革期间，有一道对联写道：“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横批是“市委领导”……其实说出了最高领导权的真相。进一步观察也可以发现，不仅土耳其王朝和中国的党委是这样“双重性格”，古今中外一切权力机构，都多少具有如此的言行背离。这是由思想主权和国家主权之间的角力决定了的。

（1248）

“萨菲王朝统治的大多数人不是什叶派教徒，但是萨菲王朝希望拥有与奥斯曼帝国逊尼派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独特的意识形态，这一想法似乎驱使了他们的政治行为；就像莫卧尔印度的阿克巴一样，他们想要一种自己的宗教……随后的统治中，令人眼花缭乱、震撼人心的典礼，把什叶派的教义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头脑里。”谢选骏指出：原来，现代伊朗人的什叶派宗教，是他们古代的统治者强行灌输给他们的祖先的，就像满清迫使中国人剃发留辫，而中共迫使中国人崇拜马恩列斯，其手段就类似于“留发不留头”、用暴力强迫洗脑。这是由于，国家主权总是要拿思想来为自己镀金。 

（1249）

伊斯兰教的扩张法则就是以战养战：“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发现了一条使其莫卧尔帝国的制度得以继续下去的规则——不断的战争让贵族们应接不暇，不断的征服使他们奖赏有加；正如一位大臣所观察到的那样：‘生在军营’，新的领导人涌现出来。”谢选骏指出：这其实也是野蛮的军事征服者斯大林—毛泽东的秘密法宝……他们对内清洗屠杀，对外渗透扩张，斯大林建立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支援各国恐怖分子……而一旦他们的进攻停止了，他们的政权也就停滞腐败、面临瓦解了。

（1250）

“传统上，征服者或印度的重新统一者总是外来的……对印度人来说，更容易接受外国征服者而不是印度人。”谢选骏指出：中国也有类似的倾向，虽然程度稍轻；但日本侵略军属下的“东亚研究所”编纂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却列出了北魏、辽、金、元、清等五大外来政权，并自命为中国的第六征服者……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日本失败了，苏联却成功了。中国的这一特点，是在接受了印度宗教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期间才变得突出的。所以我想，中国要是不想再当亡国奴，一定要彻底摒弃“鼓吹吃素”“严禁杀生”的佛教。

第四章

战略家不过是历史命运的工具

（1251）

政府、银行、保险公司，都是趁人之危的“寄生虫”。他们搜刮民脂民膏，让白手起家的自己成为庞然大物。

（1252）

“保险公司乐意为健康人士提供医保，因为就算每年收取低廉保费还是有利可图；但当投保人开始体弱多病，医疗账单接踵而至时，保险公司便可以取消保单。”谢选骏指出：美国的货车保险更是恐怖，竟然可以让运输公司自己给自己设保，然后想方设法拒绝给受害者理赔。而且他们躲在偏僻的得克萨斯州，还是在那个血腥的杀害美国总统的鬼城达拉斯，让美国其余四十九个州的受害者们投稿无门，因为很难长途旅行前往控告他们。俄克拉荷马的牛仔警察也有类似的精明。他们陷害过路的旅客，让你无法杀它个回马枪。

（1253）

“一个政客要统治天下，用什么比使用武力更好的呢？”似乎没有，因为社会上大部分的人是稻草人、是跟随者，他们把统治者培养成为割草机、把自己培养成为纳税人——所以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军事力量强大，一个人要强大必须拥有权力和实力，也就是说，必须拥有残暴的武力（然后再用遮羞布掩盖起来，以便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1254）

2013年11月3日，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写的《真理宣言》（A Manifesto for the Truth）一文，这是思想主权向国家主权的宣战——斯诺登在文章中表示，目前有关诸多国家遭到大规模监控的讨论表明，他的披露行为有助于引发变革。对政府情报机构进行更多监管的呼吁表明，他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搜集情报的方法和目标的行为是正确的：“公众对社会的新认识不仅无害，反而有明显的用处，因为大家正建议对政治、监管和法律进行改革。”“公民必须反抗当局对事关民众重要事务的信息压制，那些讲出真话的人并没有犯罪。”讽刺的是，从自由社会逃出来的斯诺登目前必须在专制社会俄罗斯避难，他曾发表致德国的公开信，说他需要仰仗国际社会来制止国家主权对他的迫害。实际上，它只能依靠一个主权国家来对抗另外的主权国家。这就是思想的尴尬处境。

（1255）

2013年11月4日，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赛贝特说，美国“棱镜”监听项目曝光者爱德华·斯诺登在德国境内不会得到庇护，因为维持和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关系”对德国很重要；赛贝特说，默克尔总理认为政府有义务保护民众隐私。“尽管如此，（同美国关系）关乎德国安全和盟友间利益”。德国的言行不一表明了，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敌视态度。

（1256）

“2013年，美国副总统在与韩国总统开始会谈时表示，‘美国从来言出必行。跟美国对赌绝不会有好结果……’。”谢选骏指出：不错，迄今为止美国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历史上还没有过一个永远屹立不摇的强权；所有强权的命运都是被别的强取而代之，甚至遭到彻底揉碎。只有思想的主权不可战胜。所以我想说的是：“思想主权从来言出必行。跟思想主权对赌绝不会有好结果。”

（1257）

到了二十一世纪，“恐怖主义威胁不仅成为好莱坞喜欢的一个剧情，而且也成为西方国家政府滥用的一种假想，借以说服公民放弃自由。”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不仅残存的共产党政权要感谢伊斯兰恐怖分子，而且自由社会、代议制国家的政客也要感谢恐怖分子：帮助自己巩固了对于选民大众予取予求的政权。

（1258）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纪念，有人指出‘所有的这些就发生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即将到来的百年纪念让我们有理由反思，那些伟大的战略家都能犯下怎样的严重过错’。”谢选骏指出：你难道不懂，这些张牙舞爪的战略家不过是历史命运的工具？“欧洲必须沉沦”，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判决。而这是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就显露了端倪的。

（1259）

人说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弥漫悲观主义，而1939年—1945年更为悲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反为欧洲带来乐观情绪……其实这是皮相，这种说法只看见欧洲的回光返照，没有看到二战之后欧洲各国已经坐上了轮椅，“大英帝国”则成了木乃伊。难怪它们都像输光了的赌徒，反而显得一身轻松了。

（1260）

债主——对手——敌人：这就是“继承人”！

第五章

理性的判断通常不会受到蒙蔽

（1261）

思想的相同之处：“中国人尊重古代的礼仪，如占卜打卦和祈拜神龙，但是理性的判断通常不会受到蒙蔽，而且不会妨碍军队的作战。”谢选骏指出：这是中国人的“实用性格”使之然也；古人因此说“成王败寇”、今人因此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周易》开始，中国人就是只讲利咎、不论善恶的，更无永恒善恶的观念。

（1262）

思想创造时势：“像所有的技术优势一样，西方的军事优势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如果把帝国的统治仅仅归于技术原因是错误的，归于人口数据更是错误。”那么，到底应该归于什么呢？归结于文明的周期？或者归结于命运？实际上，社会是按照“思潮”来发展的，即使所谓的“生产力”，也不过是思潮的表象，而不是真正的主宰。否则，生产力怎么会衰退的？又怎么会瓦解的呢？归根结底，还是思想创造了时势。 

（1263）

“如果说推行白人帝国主义不是依靠人数众多，也不是完全依靠技术，那一定是依赖土著的合作者……亚洲、非洲、太平洋国家的土著远非白人的被动玩物，……土著既是剥削者与控制者，同样也是受害者。”谢选骏指出：看来“盛产汉奸”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欧洲人在许多实施间接统治的地方受到欢迎，正是因为那种‘访客现象’。”——一些民族特别尊重和顺从访客，认为访客的外来身份使其具有客观性，因而把访客视为纠纷的仲裁者、公正的施与者、和平的保护者。穆罕默德，不也是依靠访客身份在麦地那发家致富的吗？

（1264）

“1860年，秘鲁总统卡斯蒂利亚（Ramón Castilla，1797─1867年）说：‘我们在许多场合都得不到认真对待，对于大国的当权派来说，共同的国际法似乎并不存在。’”谢选骏指出：这个总统忘记了：国际法和国内法其实是一样的：规则是由强者制定的，弱肉强食才是一切国际法的真髓。

（1265）

十九世纪的二十一年间，“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贪婪统治下，屠杀掠夺的模式行为造成非洲刚果的人口减半，上千万人死亡……他假装宣布对刚果的奴隶贩子开战，但真正的目的是以道德的花言巧语掩盖抢劫象牙和橡胶的残忍行为。”——如此劣迹斑斑的欧洲文明在百年之后却变得日益人道起来，但奇怪的是，在日益人道化的同时，欧洲列强的命运却日益走向下坡，甚至好像要一直走到末日；这不禁让人想到，是否一切强大的国家主权，都是依据强盗行为发展起来的，而一旦文雅起来，也就是寿终正寝的时候到了。

（1266）

“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往往讨厌英国人的统治，但是他们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里的官员和商人中的代表却不成比例地高。”谢选骏指出：这正如侵华日军最残暴的行为往往是那些自身就是亡国奴的朝鲜人和台湾人干出来的；这些人为了摆脱自己受到的压抑而使劲虐待比他们更为弱势的“新近奴隶”群体；在中国，人们也说“汉奸比鬼子还坏”、“东洋鬼子比西洋鬼子还坏”。在大陆地区，“积极分子比党员干部还坏”；在元朝，“色目人比蒙古人还坏”。

（1267）

互相牵制所造成的举步维艰：“大国之间的竞争阻碍了帝国的拓展，而不是推动了帝国的扩张……欧美列强和日本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他们却在如何分赃这个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谢选骏指出：这些强盗之间的竞争，在1940年代引爆了太平洋战争，让原子弹首先登陆日本，“大日本帝国”伴随其航母舰队一同沉入了太平洋底。强盗竞争的两败俱伤，留给中国喘息的空间。

（1268）

“欧洲定居者在南非至少允许土著居民留有一条生路……而在其它许多气候条件相似欧洲的地区，如美洲和澳洲，白人都对土著进行了灭绝战争。”南非白人的“仁慈”反而倒为自己的后人挖掘了坟墓，最后导致黑人统治卷土重来；而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斩草除根政策，则预先清除了“祸根”，白人统治稳稳当当。

（1269）

“在十九世纪建立一个加拿大国家的过程中，土著居民损失最大：在制定宪法时，他们遭到忽视；在西进运动中，他们被赶到一边；到了二十世纪，他们的人数只剩下十万，减少速度与美国的土著相似。”谢选骏指出：如果英国在南非也采取类似的政策，后来根本就不会存在“非洲人解放大会”之类的“翻身运动”了。

（1270）

“法国作家托尔维克（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宣称，法国人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可以‘持枪耕种’……他坚信土著民族，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美洲，都没有文明开化的能力；土著人最多只能希望与欧美人团结起来，并被吸收。”谢选骏指出：这说明他“深刻理解了法国革命和美国民主”；这就像共产党国家的党外人士，永远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党外人士最多只能希望被共产党团结起来，并被吸收掉。

第六章

思想有其自我设限的瓶颈作用

（1271）

思想也有其自我设限的瓶颈作用：“中国GDP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但创造力却远远无法与美匹敌；因为中国社会不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谢选骏指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自我限制的现代中国，其人均产值将永远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为戴着脚镣，就无从发挥最高水平的舞蹈。

（1272）

“李光耀预测中国的GDP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但创造力永远无法与美匹敌，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谢选骏指出：但这个南洋种族的异教徒并不明白，如果有一天，中国进入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全盛时期，并有幸成了一个基督教主导的国家，中国就能恢复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那样的创造力量，甚至大大超过之，那时候的中国，就能执世界之牛耳。

李光耀这个南洋小人哪里能够懂得中国事务：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五代宋，中国文化是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的；只是秦两汉和元明清的统一帝国，才改变了并取消了这一允许。与此类似，中华民国时代也是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的；只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改变并取消了这一允许。

（1273）

“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是生下的婴儿长着两个头一个身体的话，应该把他算作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塔木德》中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头上淋上热水，如果另一个头也发出悲鸣，就是一个人；要是另一个头满不在乎，那就是两个人。用犹太人的话来说，如果有人听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受到迫害，或者俄国犹太人受到迫害，会感受到痛苦，并发出呼喊的话，那个人就是犹太人；如果不会呼喊，就不是犹太人！”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中国人应该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因为一个中国人看到别的中国人遭难时，往往幸灾乐祸，而不是发出呼喊；或者说，他们的呼喊是开怀大笑，而不是愤怒谴责。所以，毛泽东才会感谢日本的侵略帮助他夺取了中国政权。

（1274）

美国副总统2013年12月4日到访北京，他为了证明美国青年习惯于挑战权威、打破成规，竟说“如果小孩能够敢于挑战现状是不会被惩罚的”，他还说“只有生活在呼吸自由、敢于挑战政府、勇于挑战宗教领袖的环境中，才会培养出创新意识。”谢选骏指出：副总统的官职使他看不清以下事实：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勇于挑战宗教领袖不算什么，因为宗教领袖都失势了；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勇于挑战法律权威才需要真正的勇气，并且同样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在美国和在中国都一样，这是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的通病。（只是在对待行政当局的权威上，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因为中国是政教合一的，美国是政教分离的。）

（1275）

“正如1980年代和1990年代大多数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并不根据那种古典经济学家所宣称的‘彻底的理性方式’行事，而是以一种‘近似于理性的方式’行事；并且主要考虑短期的情形和仅仅使用他们容易到手的信息。……这意味着每个人明智地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集体后果。”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社会共振”足以摧毁任何上层建筑的秘密所在。

（1276）

“巴基斯坦作为一个社会的失败，导致了巴基斯坦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求助于信仰……原教旨主义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封闭的恒温室，使得这些失败者可以处在一种低沉平静的状态中。”──这段话怎么越看越像是在描述“罗马帝国晚期到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当然区别还是有的：“伊斯兰社会都将其注意力集中到过去，从而妨碍了发展，而发展的缺乏又意味着伊斯兰的人民无法应付西方”——这种困境倒是“罗马帝国晚期到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不曾遇到的，因为“罗马帝国晚期”经历的不过是蛮族的入侵，而“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所经历的伊斯兰教的威胁，也是较为“同等发展程度”的，并非像现在伊斯兰社会所面对的西方文明如此难以应对的。

（1277）

“即使战争是由合法当局宣布的，并且也有理直气壮的根据，然而它还是会由于居心叵测而变成非正义的。”谢选骏指出：这是否意味着，战争一旦开打，就将失去控制，从正义的变成非正义的？尤其考虑到这一可能性：谁在战争中寻求仁义，谁就将战败，死无葬身之地。最后的胜利，经常属于寡廉鲜耻的一方。

（1278）

“苏联摇摇欲坠，并不比沙俄更有能力控制境内各族人民历史悠久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东欧平原的帝国总是维持不久。”谢选骏指出：这是地缘政治论，东欧平原的帝国“总是维持不久”与其“无险可以据守”相关，与此形成对照，中国之所以即使一再遭到外来征服依然“总是维持很久”，也是因为“有险可以据守”；但在这一点上，大陆中国比半岛西欧还是有所不如。

（1279）

“对于经历过苏联衰败和灭亡的人们，挖苦的政治幽默是当局最终倒台的标志，苏联倒台的另一标志是蓝色牛仔裤和美国摇滚乐的流行；推特、脸书和iPad就是现代中国的蓝色牛仔裤，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彻底封锁了前两个（推特、脸书），并可能正计划杀掉第三个（iPad）的原因。”谢选骏指出：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敌对性质的计划，往往从相反的方向推动了过程的实现；这就是需要宽容反对派的理由之一。

（1280）

“在哈萨克斯坦的教科书里，帝俄、苏联时代一律被视为殖民地历史，直到1991年，该国才‘成功完成了民族解放斗争’；近年来，哈国连续对省、市、县、村庄、街道等发起更名运动，实现‘去俄罗斯殖民地化’，而将保罗达尔和彼得保罗斯克二市更名的问题，在俄、哈两族之间引起分裂；网络论坛里的俄罗斯人‘建议’主张更名的哈萨克人：请自己建哪怕一个城市，然后，随你怎么命名。”谢选骏指出：俄罗斯殖民者不明白，城市是依附于土地的，否则，按照他的逻辑，未来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在莫斯科旁边的荒地建立一个“西京”来开发西伯利亚呢？就像饿国人（俄罗斯人）以前干过的那样。

第七章

世界上什么奇谈怪论都有

（1281）

“现代日本是一个信奉高科技神道的土地，鬼魂寄生在计算机里，更紧和平板玻璃构建的办公楼顶断不致了狐神的神龛，部分医生与信仰疗法的术士合作。”谢选骏指出：这除了“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之外，还因为日本是一个拼盘文明、复合文化，例如，日本的文字就是一个三合一的复合拼盘、日文有三种文字：平假名记录日本话、片假名记录欧洲话、汉字记录中国话。

（1282）

这是日本东京的典型状态：“中间集聚成大团块，十分拥挤，同时向四周盲目蔓延开去。”这是短期内盲目西化的结果；神似于怪异的片假名：日本文字是三种文字的拼盘，汉字写出中国来源，片假名写出欧洲来源，平假名写出土著来源，就像日本文化其他方面的拼盘一样。

（1283）

“美国和英国（在1940年代）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同盟’，非正式的名称是‘盟国’，正式的名称是‘联合国’；其宗旨在继续作战，或者至少说，使这场战争（二战）合法化。”谢选骏指出：联合国的这一起源，决定了其只能是连衡合纵的产物，而无法转化为一个世界政府。

（1284）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德国承诺不轰炸牛津和剑桥，所以当时牛津是个安全的出生地。英国亦以不轰炸海德堡和哥廷根作为回报。可惜的是，英德两国这类文明的协议却不能惠及更多的城市。”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主权国家本质上都是怪兽，文明不过是它们的伪装……主权国家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也当如是观。当然，德国和英国比起日本来还是文明得多，日本天皇的部队在开战之初，就轰炸了中国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企图一举摧毁中国的文化，他们的遗愿后来由毛泽东的文革实现了。

（128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政权有意消灭在他们看来会带来社会弊端的团体：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犹太人，有几百万惨遭屠杀……杀人过程是如此冷血地工业化。”谢选骏指出：这些人并不在欧洲社会之外，而在欧洲社会之内；同样地，“二战以后，德裔少数民族遭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驱逐，遭到苏联的屠杀和流放。”谢选骏指出：这些白种人之间的自相残杀，手段先进，比白种人对黄种人、黑人的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286）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花了两亿美元建造了屠杀犹太人纪念馆，如果用同样的态度来建造屠杀原住民纪念馆，大概要花费二十亿美元，因为美洲原住民的被杀人数，远远超过犹太人的十倍。”谢选骏指出：在白种人居多数的时代，建造屠杀原住民纪念馆是不可能的；但在白种人势衰以后，什么可能都会有：一切牌，都会洗。

（1287）

世界上什么奇谈怪论都有，例如《世界·一部历史》（World a History）写道：“出于自愿的选择，苏联的‘占领’或者说‘共产党掌权’，铁幕移动的所有国家……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谢选骏指出：还好，下面说了一句“事实”：“这些国家拒绝了马歇尔的援助”；“不要钱”这一违反人性的“选择”表明，这和苏联的占领或者共产党掌权一样，都不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而是斯大林的坦克造成的。

（1288）

个人崇拜不仅是共产党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特产，也是后殖民国家的特产：“当殖民列强在1960年代仓促撤离非洲时，他们丢下了机制失衡的政府，任由新型的精英分子实行残酷无情的独裁；为了削弱传统领导的权威，欧洲人曾经大力提拔这些精英分子，例如，1971年在乌干达夺权的阿明（1971─1979年间当过八年的乌干达总统），此前是英国殖民当局的一名警长。”谢选骏指出：就像共产国际提拔过连警长都不是的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这位非洲乌干达总统像猩猩一样野性十足，曾经杀害妻子并进行分尸：有媒体披露，猩猩总统阿明发现自己的情人有了男友之后，居然将其当场残杀然后把他的尸体煮熟吃了！曾有欧洲记者向阿明求证他是否真的吃过人肉，猩猩总统居然回答：“人肉太咸，不符合我的口味”。

（1289）

“国家主权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二十世纪掌握这么大的权力、这么多的资源……国家保险计划和公共教育体系成为现代化的符号，为此消耗了比例巨大的国家预算，因为其成本是难以控制的。”谢选骏指出：这凸现了一个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及其唯物主义特征。

（1290）

民主基金会的钱拿多了，人也会糊涂，还会真的自认为政治正确。这和吃共产党的饭的理论家异曲同工：附和掌权者久了，就真的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了。有人敢于“炮打中宣部”，却没有能够“炮打基金会”。因为中宣部是阎王殿，基金会却是鬼门关。

第八章

误解创造价值，是创新之母

（1291）

“当城市内部的各种活动变得更合理、更有益，他们就会在对外关系上变得更不合理、更不有益；这一论断甚至适用于当今一些继城市之后出现的更大聚集体。”谢选骏指出：这就是自治国家、主权国家、联邦、邦联、国家联盟，甚至是联合国；拥有梵蒂冈主权的梵蒂冈只愿意成为联合国的“观察员国”，梵蒂冈的置身事外，使得联合国成为梵蒂冈的“另一个自我”：在某种意义上，联合国就是梵蒂冈的世俗化复制品。

（1292）

纽约市是现代民主的象征，它的自由像远近闻名；但是，纽约的地铁布局却体现了高度的专制性：所有的线路都必须经过曼哈顿；切断各条线路之间的自主联络——其秘诀，就是在制度上建立并确保曼哈顿的垄断地位甚至独裁地位。

（1293）

二十世纪初，“在估计纽约新的地下铁路的需要时，公共设施委员会的工程师们在他们的报告中写下了建设新地铁的目的：‘所有交通线路都必须通往这个目的地——曼哈顿；每一条把乘客运往曼哈顿的路线都会增加曼哈顿房地产的价值；由于地理上和商业的位置，曼哈顿岛上的财产价值，一定会随着它周围地区人口的增长而上涨。’”这条资料证实了我的直观，就是纽约地铁莫名其妙地缺乏一个必要的环形；因为环形会分散曼哈顿的拥挤程度……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年，终于招致九一一恐怖袭击，而且爆发了房地产泡沫，这个先前的 “曼哈顿阴谋”让美国经济倒退十年，从此一蹶不振。

（1294）

“对很多国家来说，征服既是生存的手段又是生存的障碍，而征服总会遇到不可突破的界限；即使是战争胜利，国家也会由于力量的过分扩张以及贸易的中断而被削弱。”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国家主权的原罪，在国家成长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自然破坏、农田蹂躏、城市废弃、宫殿化为废墟。

（1295）

“古代希腊留存下来的纯白大理石建筑与雕塑，原先被视为古典艺术品味纯正的典范，但我们今天知道，当时上面绘有各种艳俗的色彩。”谢选骏指出：误解创造了价值，误解是创新之母。

（1296）

“公元前六世纪希腊七贤之一的贝亚斯（Bias of Priene）说过：‘一个人可以由权力来测验。’这是因为，许多人在还没有飞黄腾达的时候常常道貌岸然，一旦大权在握便立即背道离德。”谢选骏指出：古代希腊人当然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理解：这种测验是做不得的，因为你一旦把权力交给这些测验品了，你自己就成为他们的试验品了。紧接下来，“共和国公民”的命运，就是像实验小白鼠一样，被“共和国卫士”们集体屠杀。

（1297）

“伊壁鸠鲁说过：人们对于生命的诞生才应该恐惧，而不是对生命的死亡感到恐惧；生命的诞生将带来痛苦，相反，因为死人却是没有痛苦的。”谢选骏指出：如果伊壁鸠鲁真的这么说过，他一定是在说相反的话以便安慰自己：因为他丝毫不懂“意识的滞后性”；被打死的人们，远远少于被吓死的人们。

（1298）

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前后的时代，“对奢侈品的钟爱以及对妇女的尊重，是另一种令希腊人感到古怪并为希腊人诟病的波斯习俗……在希腊的社群中，妇女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希腊人认为妇女处于较低的文明状态之中，并认为他们又制造混乱的危险。”谢选骏指出：两千年后，一切都逆转过来了：欧洲人开始抬举妇女，而中东人却极力隔绝妇女，强迫她们戴上头巾面纱。

（1299）

思想主权堕落为国家政权：“亚历山大从公元前334年开始，三年征战摧毁了波斯帝国……胜利与阿谀使他确信自己享有神明的眷顾，甚至自己就是神明，他变得专横，喜怒无常，个性难以捉摸。”谢选骏指出：而原先，他只是“希腊第一勇士”阿基里斯（Achilles）的崇拜者，是阿基里斯的思想载体。

（1300）

希腊化时代的女权主义：“看着，我会带领她成为男人，因此她也会变成有生命的灵，像你们这些男人一样。凡是把自己变成男人的女人，就会进天国。”

第九章

宗教与国家之间的缠斗

（1301）

“印度古代文本评论中的正理派，以类似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方法，把逻辑过程分解为五个阶段；而他们的观念却迥异于希腊人：他们宣称理性是一种神灵赋予的非凡感觉，他们相信单靠人的头脑产生不了意义……神灵、传统、共识，把意义赋予给思考的对象。”谢选骏指出：他们不是欧洲意义的理性主义者，而是印度意义的理论工作者。

（1302）

“阿育王的自责，至少部分是旨在作为一种警告，因为除非运用战争手段，他不可能赢得如此一个巨大的帝国；阿育王实行‘通过宗教皈依来进行征服’的政策。”谢选骏指出：这并不奇怪，事实上，释迦牟尼佛也大致如此；区别只在重点不同：阿育王的模式是“政——教”，释迦牟尼佛的模式是“教——政”；我们不会忘记，释迦牟尼本来就是释迦王族的牟尼，所谓成佛，只是他的老年镜像。

（1303）

国家政权有无可能回归思想主权？在佛教故事中，释迦牟尼在成佛前修学菩萨道，有一世曾是做萨波达国的国王：他为保护一只被老鹰追逐的鸽子，同时也为了满足老鹰而舍身……不过在经过考验以后，一切恢复正常，所以这是一出喜剧，像是为表演无私和仁慈而专门营造出来的。——实际上呢？国家政权回归思想主权，就像返老还童一样困难无度。

（1304）

“佛教与传统王权结合起来的努力，却在佛陀的故乡印度本土遭遇了最为显著的失败。”谢选骏指出：我相信，这是由于种姓制度的隔阂造成的，因为佛教不承认种姓制度；而印度的王权毕竟是建立在种姓制度的基础上，这也是佛教在印度全盘失败的主因。

（1305）

“大多数印度王公，宁愿把力量放在对于个别神祇的信仰上，而不是负载对佛教的信仰上。”谢选骏指出：这说明印度人除了种姓制度的壁垒，还缺乏宗教上的抽象能力。

（1306）

“根据公元405年到411年在印度的中国佛教高僧法显的记录，最低种姓的‘不可接触者’不得不拍击木板以警告他人不要受到他们的玷污。”谢选骏指出：这是比纳粹和文革更加彻底的“标签迫害”，不论古今中外，是国家思想把人分成等级的，而不再尊重以个体为主的神思。

（1307）

“就像在基督教世界一样，信仰佛教的统治者们对佛教进行了显著的知识歪曲，辩护自己用暴力推行‘和平宗教’的行为。……公元十一世纪中叶，阿那律陀王把佛教教义引入缅甸时，为了获得经文而对邻邦孟国发动战争，并以此显示自己的虔诚。”谢选骏指出：“最好的借口”可以掩盖“最坏的行径”；结果也使“最坏的事情”达到“最好的效果”。例如宗教与国家之间的缠斗就是如此。

（1308）

“没有蛮族能够抵御罗马文化的诱惑，汪达尔人（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毁灭”的代词）将自己的形象描绘在罗马风格的镶嵌画中；即便是不列颠的日耳曼定居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从未接触过罗马帝国）也在其诗歌中对罗马‘巨人’的统治有所反映。”然而在事情的另外一面，对亡国之后的罗马人而言，“新的统治者依旧是野蛮人、出身劣等文化的异族……罗马公民权的观念逐渐瓦解，多数蛮族都渴望保持自己的身份。”谢选骏指出：世界永远向人们显现出双重面相，但世界始终无法阻挡思想的诱惑。

（1309）

“哥特国王奢华的十字架（所有信奉基督教的蛮族国王都有某种相似之物），是一柄胜利的权标：凭此征服的标志。”谢选骏指出：这当然不是耶稣的受难十字架，而是耶稣左右两侧的那两个强盗的十字架：悔改的强盗或是拒绝悔改的强盗。

（1310）

“相互的敬意缓和了波斯和罗马的争斗，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文明国家，而把其他所有邻居视为野蛮人。”谢选骏指出：但是，这一格局实际上放弃了自己作为“世界帝国”、“天下一体”的地位，而把自己沦为“分裂势力”了……后来基督教蛮族国家（日耳曼等）和回教蛮族国家（土耳其等），也大体维持了这种“相互承认”的兄弟关系……这与中国在东亚的独大至尊地位是基本不同的。

第十章

脑满肠肥的神职人员

（1311）

“巴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在1736年写道：‘我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把基督教视为当然之物；现在，人们终于发现基督教是杜撰和虚构而成的。’”谢选骏指出：这个国家主权的代表、脑满肠肥的神职人员就是不懂，有什么东西不是“杜撰和虚构而成”的呢？有什么东西不是“思想的产物”呢？难道科学不是吗？难道政府不是吗？难道货币不是吗？

（1312）

教会僧侣和军事贵族，构成了欧洲史上的文武之道，其特点是二元制衡；而不同于中国史上的二元轮替——“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王与武王，文帝与武帝，前赴后继。

（1313）

“人类这一物种在地球上生活的历史并不长：从考古发现的人类化石中可以看到，直到三万年前，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才有了身体外表的区别，再以前，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活的人是非常相似的。”谢选骏指出：现在人类的命运似乎开始了逆转，重新向“非常相似”的状态靠拢；近代以前的印度，现代的美洲，似乎正在成为未来全球种族混合的样板：最后形成的可能是一种“灰褐色的人类”，一种“全球民族”。

（1314）

“根据美国人种普查局的报告，25%黑/白混血者选择填报自己为白人；将近一半的亚洲黄种人/白人混血者、西班牙土著/白人混血者选择填报自己为白人；高达81%的美洲土著/白人混血者选择填报自己为白人。美国人口普查的一个结果，是表明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大熔炉’，其深刻的融合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谢选骏指出：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隐藏在上面的事实：如果除去上述的“自己填报”所掩盖的真相，除去大量的“假白人”，白人其实已经沦为“少数民族”（不过半数）；此外，上述“自己填报”的比例也可看出“种族自卑感”和人数的多少成为正比：人数越少的，瞒报的比例越高。

（1315）

“一些少数民族意识到了世界大同所带来的灾难，纷纷反对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欧洲的激进主义分子，比如巴斯克ETA、炸毁麦当劳店的法国农民、在世界经济首脑会议期间反全球化的示威者等等，他们所发出的信号，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多元文化正在消失。”谢选骏指出：这还算是少数民族的幸运：多数民族其实是“早就被同化了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其实是“等候进入早就遭到同化（文明开化）了的多数民族的候选人”……换一个角度，少数民族应该为自己的幸存至今，而感到额手称庆。

（1316）

“由于意识到了民族文化面临被吞食的危险，许多地区的人现在已经拒绝参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在殖民掠夺的历史中，二十世纪中期曾经发生过用澳大利亚土著人做药物试验的可怕事件，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地区的原居民都对科学工作者怀着戒备的心理。激进主义者还提出考古挖掘应遵守古老的禁忌，要求将出土的文物重新埋藏。”谢选骏指出：科学对于人类未来的实际威胁，可能远远大于传统宗教的迷信作用。

（1317）

“今天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使用着十五种语言。在这些最常见的语言中，有些（如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是通过殖民统治扩展的，有些语言是由于所使用的人口数量的膨胀（农业的刺激）,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好的例子；这些语言的‘成功’，创造民族语言的努力起了重要的作用。”谢选骏指出：语言的能力是天然的，但语言的势力却是人为的，是需要努力工作加以推广的，其中，强制性的同化作用，不可忽略不计。

（1318）

“虽然现在法语是法国的官方语言，被法兰西学院像守护神明一样守护着，但直到十八世纪，法国的许多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有数百年或数千年的历史，如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欧苏丹语、科西嘉语、阿尔萨斯语等，这些语言现在大部分已经灭绝了；例如布里多尼语是凯尔特语的一种，生活在法国北部海岸的布列塔尼人说这种语言，但与法语相比，它和威尔士语、盖尔语的联系更紧密。”谢选骏指出：法语其实来自“法国王室的语言”；未来的全球政府也会创造一种自己的语言，虽然不是“凭空”地创造，但却是“没有它就没有那种语言”地创造。

（1319）

西方文明的“伟大创举”：“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人类生活在如此残酷而恶化的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外貌丑陋 、内容低劣，像是瘟疫横行的监牢……工业城镇对黑暗和肮脏漠不关心、满不在乎，这使得城市处于可怕的野蛮状态中。”谢选骏指出：在这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三等学徒，表现得最为充分了。什么时候中国摆脱了西方化、日本化、苏俄化的阴影，什么时候第三期中国文明才能获得独立健康的发展。我个人估计，这需要等到二十二世纪的时候了。

（1320）

“一旦工业政权建立以后，工人居住区的情况普遍下降。”谢选骏指出：一旦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无产阶级的处境就会急剧恶化……“穷人们过分拥挤的标准化的居住情况，也扩大到中产阶级的住宅和士兵们的营房……其标准也常常达不到合乎人类生活的标准。”——贫穷和革命一样，也是会传染的。在海外的中国移民社区里也存在类似情况，很多移民擅自更改所在国家的建筑格局，把它们改建得更加猥琐，以适应自己低下的生存标准。

第十一章

上帝之城的幻象

（1321）

“我们为各国执政掌权的人祷告。”谢选骏指出：这应该是思想主权对国家主权的怜悯而不是祈求。如果反过来是为了国家主权的保护而这样说，那就是犹大了，就是基督的叛徒了。

（1322）

“治理权、统治权、掠夺权、生杀权、破坏权——这一切都曾经是并且继续是 ‘最高统治者的权利’；因此，一种类似偏执狂的心理结构便由城市的城墙保存并流传下来，它的集团表现形式便是那些森严壁垒的武装人员。”谢选骏指出：这些武装人员，号称“人民的军队”，却不惜在大街上公开屠杀表达不同意见的“共和国公民”，事实证明，“共和国公民”比“待宰的牛羊”都不如。

（1323）

“国王凭借威仪把社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里，这就消除了居民集体性忧虑状况的根源……几千年过去了，但埃及人至今一提到古代法老的名字，还是会不由自主地随即补上几句祝颂：‘福寿！富贵！安康！’”谢选骏指出：这就像现代日本人听到它们“天皇”的名号似的，马上就会放下抗议旗帜，转而高呼“天皇万岁”。许多左翼分子就是这样转舵的。他们不知道，“天皇”这两个字都是来自中国。追随国王，就像买了保险；好像很安全，其实只是天天交保费：等到真要理赔的时候，才发现问题来了，原来有许多条款是你先前并不知道的！保险公司开始赖账了！这就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

（1324）

“古代苏美尔象形字里的‘奴隶’一词，意即‘山区来的女人’。”谢选骏指出：这和中文里的情况差不多，“奴”首先是个女的；其次才是来自不发达地区，而且是抢亲的牺牲品。但是这也使人想到，许多惨遭灭绝的种族，是通过女奴保存了部分的基因。

（1325）

宗教战争由来已久：在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本地城市的神祇都以自己的魔力同外地神祇竞相较量，庙宇因而既成了侵略行动的出发地，又成了它的夺取目标……城市就变成了一支被动员起来的常备不懈的军队。”谢选骏指出：宗教战争并非“亚伯拉罕信仰系统”的专利，尤其我们考虑到，亚伯拉罕本人就是从两个流域的中心城市乌尔出来的，那里曾经是一个月神崇拜的中心（后来同为闪族的阿拉伯人所创造的回教，也同样崇拜月亮。）。

（1326）

“恐惧充当着亚述帝国的粘合剂，其统治观念是巨兽守卫着厚重的宫门，宏伟的雕塑描绘着无尽的战争和纳贡的队伍。”谢选骏指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是，天下还是没有不散的宴席。

（1327）

“尽管对亚述人而言战争永远是第一位的，但亚述巴尼拔也曾因领过一个崇尚文化的浪潮，他从巴比伦劫掠图书，收藏在尼尼微的图书馆中。”谢选骏指出：从这个实例来看，好战成性的亚述人其实比纵火焚烧图书馆的马其顿人、秦人、罗马人更加文明，所以反而无法荡平各国、合一宇内。虽然，在一幅留传至今的画像上，亚述巴尼拔及其妻子在葡萄树下野餐，而树上还悬着战俘的头颅。

（1328）

“兵马俑应为郎官俑、铜车马坑应为祭祀坑、铜车马应是秦人献给皇天上帝的礼品。”谢选骏指出：这应该是无中生有的说法，因为秦始皇是把自己看作上帝的化身的，流风所及，帝国时代（秦至于清）就把国君与皇天上帝等同起来的，并且简称为“皇上”，比“皇帝”还有逻辑。

（1329）

“在各个社会里，建造宫殿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功能：把臣民和属国一起纳入一个共同的事业。”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斯德哥尔摩情结”的古代版本；在现代，许多“十大建设”、“国家项目”也在扮演同样的角色：还有奥运大会、太空竞赛、GDP、软实力等等，不一而足。

（1330）

上帝之城的幻象：1、“能把远在天外的神威变成眼前活生生的社会组织”；2、“把最大限度的保护作用和最大限度的侵略动机融合一身，提供最广泛的自由和多样性，同时又推行彻底的强迫和统治制度”；3、“早在圣经上的甚至苏美尔人的方舟传说之前，‘这个大地便充满了暴力’”。

第十二章

皇权与教权的斗争及其延续

（1331）

英王亨利二世1170年谋杀托马斯大主教，算是开了“圣公会”的先河；后来所谓的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新教”，其实是中世纪“皇权与教权的斗争”的延续。

英王亨利八世为了休妻另娶新后，与当时的罗马教皇反目，推行宗教改革，并通过一些重要法案……“英国人对亨利八世的禁令没有丝毫的违抗，这有点难以理解，他们迅速服从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谢选骏指出：只有这样愚蠢迟钝的民族，才能建立世界霸权。（秦人和罗马人也是如此。）

（1332）

从1239年开始，“教皇的政策把所有的优先权赐予和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斯陶芬王朝作战的人，显然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谢选骏指出：这只是由法国人取代了德国人在意大利的统治，教权和王权的这一拼杀形同全欧内战，结果导致十字军的全面失败，并让庸众怀疑上帝的能力。这是因为教皇国家把思想主权变成了国家主权。

（1333）

思想实际上还是主导着社会：“修道院、同业公会和教堂是形成中世纪城镇的基础；它们塑造了城市的每一个区并为人们铸造了一种生活模式，使人们指望能战胜原先扎根于古代城堡中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志愿合作、契约规定的义务和相互之间的责任，部分代替了盲目服从和单方面的强制高压。”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专政来自那种“扎根于古代城堡中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要求盲目服从和单方面的强制高压；而志愿合作、契约规定的义务和相互之间的责任等“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欧洲在中世纪已经完成的转型：中国要全面转向民主，并非一场短暂的政治革命可以奏效的，还需要“补补中世纪的课”，补补基督教的课。

认为民主政治“体现了科学的试错法”，不是极其愚蠢就是诚心欺骗；极其愚蠢的就是群众，诚心欺骗的就是领袖及其智囊——在我看来，民主就是一种商业政治，其功能是“交易”，而不是“科学”；民主的功能是“瓜分利益”，而不是“判断对错”。否则它就不会杀死苏格拉底了，也不会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了。

（1334）

教皇比共产党更廉洁：“尼古拉三世在1279年的《从何源头而出》的教谕中裁定，方济会士‘弃绝一切财产，无论是个体的还是共同的，是值得称赞的和圣洁的；基督在表明完美之路，既用言词宣告了这一教义，也以榜样加强了这一教义。’”谢选骏指出：而共产党却让“自己的人先富起来”：先用三十年时间（1949─1979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地主资产阶级的钱拿到国库里；然后再用三十年时间（1979─2009年），用“摸着石头过河”浑水摸鱼、“三个代表理论”偷梁换柱，把国库的钱拿到自己的腰包里。

教皇比共产党更廉洁，所以教皇制度可以存在两千年，而共产党制度只能存在七十四年——如果按照苏联的1917─1991年来推算，中国共产党统治期应该是1949─2023年。

根据我1996年提出的“七十年理论”，一般政权在七十年左右都会发生一次脱胎换骨，甚至美国，也在建国七八十年的时候发生了分崩离析、重新改组的南北战争。七十年以后罗斯福新政，在七十年以后黑人上台执政。法国1789年大革命到1870重建共和，也花了七八十年。俄国民主革命失败（苏联建立）重建民主（苏联瓦解）也是七十多年，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到民主化（1987年），也是七十多年。而鸦片战争到满清灭亡，也是七十年（1840—1911年）。辛亥革命七十年以后，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从1980年在延后七十年，中国走上新轨，大约要到2050年前后。

（1335）

“圣弗兰西斯梦想，新的教会应该规定修士修女没有自己教会的房屋，没有永久性的财产，从而断绝占有欲的私念；这是沿着老子和耶稣的思想，又企图冲破用权力和财富建立起来的利己主义围墙。”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把“老子和耶稣的思想”相提并论，是一种盲目的混合主义，因为老子没有十字架上的宝血，也就没有“十字架上的真理”。

（1336）

“1362年，英国诗人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约1332—1400年）在头韵体长诗《农夫皮尔斯》里提到贵族和夫人开始不再同大家在大厅中进餐和娱乐，封建社会上下层之间互相交往的关系趋向结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个人逞强即将开始，因为对待看不见的人，就容易残暴和不人道。”谢选骏指出：在共产党专政下，“吃小灶”隔离了官兵，“二十几个级别”加剧了非人性化，使得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共产党的腐化堕落的速度，就远远超过了封建领主，而且远远超过“改革开放”之后的贪官污吏。毛泽东的独裁其实比他的徒子徒孙的寡头政治，造成更加集中的骄奢淫逸；结果大大小小的共产党棍，都自封为“我们身上都有个小毛泽东”。那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的“小毛泽东”，而是鱼肉乡民的“小毛泽东”。

（1337）

“埃塞俄比亚一直是一个以对抗相邻国家和民族为意识形态的山地王国，其文明一直显示了伟大的独创性……十二三世纪的石匠们，在边疆地区挖凿教堂，并新建了一座神圣的都城。”但就是这样一个顽强独立的半黑人国家，却要宣称自己是犹太人的后代，并把首都建成为“新耶路撒冷”。

（1338）

被征服民族遭到种族混血的命运：“希伯莱人是只有母亲的孤儿，但后来就同时拥有父亲和母亲了。”所以，犹太人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认定一个人是否犹太人的标准，也是看其母亲是否犹太人。至于他们的父亲，往往只是名义上的。

（1339）

“突厥人的战争本来已经粉碎了伊斯兰世界——正如阿拉伯人摧毁了波斯帝国、欧洲蛮族毁灭了罗马一样；但是通过成功地吸引、改造、驯化之后，突厥的武力为穆斯林所用……这是伊斯兰历史决定性的与众不同之处。”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回教自己就是起源于游牧部落；所以，尽管喇嘛教在西藏和蒙古、西伯利亚也成功地吸引、改造、驯化了游牧民，却没有鼓动侵略扩张，因为佛教不像回教那样起源于游牧部落。基督教也是如此，它不是海盗民族的产物，所以在欧洲殖民主义海外扩张中，基督教是缓和了而不是加剧了殖民统治的血腥残暴。

（1340）

“所有幸存的证据（多多少少）都是宣传品，他们都是在国家的赞助（至少是默许）下，制造出来的。”谢选骏指出：但愿以后的人们能够摆脱这样的奴役，直接面对思想主权的自由：1、“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加福音》）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

第十三章

野蛮民族也会被思想所开化

（1341）

传说日本“应神天皇”在位时有一个汉人从百济前往日本，向当地传播了汉字和儒教：晚出的《日本书纪》写他的名字是“王仁”，早出的《古事记》却写成“和迩吉师”（朝鲜史册却没有一个相应“王仁”或“和迩吉师”的历史人物）：从“和迩吉师”到“王仁”，显示了汉化的迹象，而“王仁”显然就是“王者的仁泽”，指的就是他带来的那些经典文献——在中国和朝鲜的典籍中，之所以找不到这个叫做王仁的人，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群众，一个货郎那样的掮客，而非台面上的人物。

（1342）

公元十世纪受女人保护的日本：“和尚义昭放弃了与一位美丽女人的爱情并乘船驶往朝鲜；女人跟随他并纵身跳入大海，在海里变成了一条龙，保护他免受风暴的袭击。”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那时的日本还是女权主义社会，但在向父权社会的过渡下苦苦挣扎；另外有意思的是，这条龙完全是中国式的。

（1343）

日本的低能：“公元936年的日本，沿着海岸航行，从高知到大阪，不过四百英里，却花了足足两个多月时间……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进行长距离的越洋航行……一个波斯船长曾经七次往返于中国和波斯之间。”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无须在海上畏惧日本，并且迟早还要和日本一决雌雄，以定亚洲的归属。

“日本统治者担心自己的臣民流失而移居到富裕的地区，并且对中国的权力深感忧惧；于是，在公元838年他们中止了与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大约在一个世纪后，与朝鲜断交并中止了贸易。”谢选骏指出：所以中国人管日本人叫做“日本鬼子”，意思是日本人的行事相当诡秘，完全不可理喻，因此无从预测。这与中国人管欧洲人叫“洋鬼子”是不一样，那仅仅因为欧洲人长得古怪，像佛教壁画里青面獠牙的妖怪一样。

（1344）

“紫式部所创作的《源氏物语》描绘了一个把趋炎附势和极度敏感作为最高价值的世界……当时，宫廷就是一切，即使被任命为一个外省的长官也是丢面子伤自尊的事情。”谢选骏指出：也许正是出于“矫枉过正”，武士道和武家政治随后兴起，以幕府的名义开始瓜分倭国列岛。

“紫式部笔下的一些人物表现出对于‘中国化风尚’的不耐烦，进而呼唤‘日本精神’；通俗文学确实把中国描写得陌生而异常迷人，但日本的知识阶层都相当清楚地知道，他们在一切学问、艺术和体制上都依赖于中国。”谢选骏指出：一千年后，这一依赖对象转移为美国，是美国强迫日本打开大门，又是美国用原子弹迫使日本屈膝投降。

（1345）

“著名的日本和尚文觉曾是一些后来的幕府将军的军师；1200年，他在受邀为一个新的幕府将军做祈祷时，表达了对于这一要求的看法，他认为，‘在犯罪者的居所，祈祷是无用的’。 ”谢选骏指出：显然，这不同于基督教的赎罪观；所以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日本，其“现代化”的层次注定是肤浅的。

（1346）

“玛雅统治者最重要的仪式就是‘王室的放血’，为的是引起幻觉；在这些放血过程中，国王们与祖先或神灵进行了交流。”谢选骏指出：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对“玛雅人的血腥人祭”，做出比较接近实况的理解……毕竟玛雅王室不是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二十一世纪的寡头派，对自己对别人用的是一重标准；玛雅人是真的相信血祭的办法可以沟通神秘的，并非一味牺牲他人。

说玛雅人的“金字塔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吸引贸易、震慑敌人”，显然是基于一个“二十世纪的误解”；因为如果玛雅人真的这么“现代化”，玛雅人就不会给自己放血了——玛雅人的金字塔显然和放血相关，是为了和神秘世界的交往而兴建的；因为他们并不把比他们远为落后的邻居放在眼里。

（1347）

“世界最大的寺庙吴哥窟的设计是为了让信仰者想起世界的神圣的布局：中央山脉（格鲁山）和群峰围绕——‘中央山脉标志世界的中心，他觉得在自己的首都的中心应有一座格鲁山。’……他授权制造的雕刻作品再现了创造世界的情景，暗示他的统治意味着世界的重建……生命之水在海洋里不断翻腾的场面，暗示着幸运富足的时代即将来临。”谢选骏指出：这些思想并非虚幻的，因为它们至少促成了伟大的建筑。

（1348）

在“东南亚”也就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东盟国家”（“印度支那”的意思就是“印度和中国之间”），印度教最终让位给了佛教，正如在印度，佛教最终让位给了印度教——我认为这一互置的秘密不在意识形态，而在种族差异：建立在印度多种族社会基础上的种姓制度，在种族区别不大的东南亚是多余的累赘，所以繁琐的印度教必须让位给简明的佛教；而在印度，由于种姓制度的作祟，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最终遭到扼杀。只有手执刀剑的穆斯林，才能有效地敲打印度教。

（1349）

在十字军运动中，“骑士不必再依靠僧侣获得灵魂得救的道路：武士们可以履行作战的天职，同时又可以拯救灵魂；很多十字军成员都是富有的人，他们自己出钱从事十字军远征。”谢选骏指出：因为圣经上说，应当努力去获得来自天上的奖赏；有钱人占有了大地上的一切，由于厌倦了尘世的享受，因此反而特别想升入天堂。

（1350）

十字军从伊斯兰教学得了“圣战”的观念，而伊斯兰的好战性在于，圣战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在基督教社会，基本不存在“圣战”这个政治压力；所以十字军运动昙花一现，只在危急时刻才会出现；伊斯兰扩张却经久不衰，和平时期甚为短暂。相比之下，那些没有圣战观念的宗教例如佛教，只能被动挨打、归于消灭。

第十四章

信仰扩充了野蛮民族的势力

（1351）

“公元751年，中国和阿拉伯的军队在塔拉斯河沿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生了直接冲突，战争结果是阿拉伯人和他们的突厥同盟大获全胜，中国永远收缩到帕米尔山区之后，中亚大部分沦陷给回教世界。”谢选骏指出：后来，回教民族还随同蒙古军队深入中国，占领了大量的飞地，还通过购买中国女婴繁殖后代，在中国形成了将近千万人口的“回族”。这个形势一再警告中国：若不解决广义的回民问题，即同化所有的中国穆斯林，中国无法形成内在的统一。

（1352）

“公元897年，在臭名昭著的‘尸体审判大会’上，教皇司提反六世把他的前任弗莫苏的尸体从坟墓中挖掘出来，交付审判。”谢选骏指出：原来西方人也和现代中国人一样野蛮过，如此看来，未来中国人要达到西方人现今的文明，并非遥不可及。

（1353）

“罗斯人中流行人牲的恐怖场面，给阿拉伯哈里发的使节留下了惊悚的印象，他在公元969年看到被选中给主人陪葬的女孩在与刽子手进行仪式性的交媾前，对着手上的最后一杯酒唱起了告别之歌……‘死亡天使’将一把匕首反复刺穿女孩的胸膛，接着火葬堆被点燃……”如果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不会对此后一千年来俄罗斯的残暴历史感到不可思议了。

（1354）

公元十世纪，罗斯国王想娶一位拜占庭公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却告诉他们：“正如动物只跟它的同类交配，每个民族也不该与同族、同方言以外的其他种族和语言的人通婚相处。”谢选骏指出：不过后来拜占庭人没有能够遵循这一先见之明，结果自己的霸权就被俄罗斯分流窃取了；中国的汉朝和唐朝，也有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和亲外交”，肥水外流、丧权辱国。

（1355）

蛮族模式：在帝国瓦解之后的“中世纪”，“欧洲和亚洲几乎每个国家或民族的皈依，都是以其蛮族国王的皈依为开端的。”谢选骏指出：这和罗马帝国、汉帝国的模式全然不同；另一方面，这一蛮族模式却和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分相似……这只能说明社会主义依然保留了“中世纪的野蛮”。这一方面也使得社会主义可以在中国的野蛮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另外一面也说明：仅仅依靠时间是无法冲淡这一野蛮化进程的。

（1356）

“十字军运动最初是从朝圣的传统发展而来的，在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基督教徒到耶路撒冷和其他几个圣地的朝圣之旅越来越困难，而朝圣是他们的赎罪行为。”——赎罪是信仰者的生活必需品，所以不朝圣就无法健康地活着，这是无信仰的人无法理解的；这就像具有祖先崇拜信仰的中国农民，觉得如果不多生几个孩子光大门楣、让后人祭祀自己，活着就失去方向、没有意思了。

有人感叹：悲哉，现代中国人不会“朝圣”，只会“超生”；并且组成了庞大的“超生游击队”：现在，这种游击队已经发展到美国，进入“月子中心”，构成“跨国超生游击队”了。——其实，这种超生也是一种朝圣，一种朝向祖先崇拜、儿孙满堂等“信仰”的“朝圣行为”。

（1357）

翻译工作离的创造性：“从波斯景教徒描述西方人的行为和政治中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看出，有很多内容显然在翻译时被遗漏；他误把外交辞令当作认可，把对基督教伙伴情谊的含混表达视为教义上的一致。”谢选骏指出：这很可能是由于翻译的偷工减料，他们还要考虑那些愚蠢的上级和可能的怪罪。为了避免上级的迁怒，他们可能在翻译过程中故意迎合上意、篡改原文……这在当代中国也是屡见不鲜的。由此可见，专业工作保持独立性，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358）

“拜占庭的外交特别擅长通过复杂的礼仪，威慑前来造访的蛮族；甚至有的官员的工作就是贿赂穷人在街头夹道欢迎帝王的出行队伍，或奖赏以任何方式粉饰太平的人，设计者们要的是寡廉鲜耻的戏剧性效果。”谢选骏指出：这与隋炀帝和毛泽东时代的“接待外宾”、“布置外事工作”的做法十分相似。看来，古今中外，人们的想法和国家罪恶是相通的，尤其是这些腐朽的集权帝国，彼此之间真是十分相似。

（1359）

“大学教育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始于1088年，在法国的巴黎始于1150年，在英国的剑桥始于1229年，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始于1243年；大学的原始根据无疑早就潜伏在古埃及、巴比伦的寺庙中，然后的脉络就是柏拉图创办学派、亚历山大城设立图书馆学校、罗马帝国各自治市形成讲学机构。”谢选骏指出：相比之下，中国西周教育的“学在官府”使得“官府”发挥了类似于西方神庙的作用，史官扮演了类似西方祭司的角色；所以在政教合一中国，大学的独立性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的大学，只是“入党做官”的掩饰，所以虚假文凭泛滥成灾。

（1360）

“方济会士宣称：‘我们放弃了一切：所有权、占有权、用益权和使用权；其他人可能拥有所有这些权利：我们没有，唯独我们没有。’”谢选骏指出：但是方济会士却有一项别人没有的权利：“唯独没有的权利。”这是一种十分优越的权利，而且具有讽刺性的，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存机会，反而大大扩充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这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精神资源，后果也是具有讽刺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终于先富了起来，成为他们原先极力掠夺的阶级敌人。

第十五章

宗教和语言、民族的关系密切

（1361）

“用拉丁语不能表达神学上的细微差别，用希腊语却很容易阐明。”谢选骏指出：宗教和语言、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换言之，有怎样的语言就有怎样的民族，有怎样的民族就有怎样的宗教；所以，要建立好的宗教，必先建立好的民族，要建立好的民族必先建立好的语言……而做不到这些，就是纸上谈兵、一厢情愿了。

（1362）

“当封建制度的发展威胁到教会的独立时，它们发生了冲突：前者要求主教们严格服从国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是条顿国家所特有的一种形式。”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实质内容，宗教改革就是国家侵夺教会财产。所以十分明显，新教大多存在于条顿（德国以及日耳曼的其他边缘地区）社会，而拉丁社会主要还是服从独立的天主教。

（1363）

第二次十字军的积极倡导者、法国僧侣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1090—1153年）认为修道院就是天堂的堡垒，他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拉丁文新词Paradisus Claustralis（修道院天堂）；这也许不合福音书，但却意外开创了一种世俗的文明：“古典文献的各种书籍正是在修道院中从糟朽不堪的纸草书卷中誊写到坚实的羊皮纸上的，拉丁语言也是在修道院中首先应用于日常会话的……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医学方面的成果也是在修道院中得到保全和发展的。”谢选骏指出：修道院是西方文明之母；而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发展出一所修道院，可见中国在“现代化的软件”上，有些精神层次比欧洲落后了千年。

（1364）

“那些在蛮族入侵面前勉强能够保卫自己的城市，其面积也大为缩小了：奥古斯都敕建的奥顿城，从五百英亩缩小为二十五英亩。”谢选骏指出：按照这一尺度，二十世纪的“共产改造”确实具有中世纪“蛮族入侵”的性质，这在“红色高棉”那里表现得最为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野蛮化过程在暴烈程度上程度紧随其后：1949年─1979年期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整整倒退了三十年之久，上亿人口死于非命。

（1365）

“十一世纪中世纪早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均极其强调严密、庇护、安全、坚固、经久，充分体现了那一动荡时代的特殊要求。”谢选骏指出：严密、庇护、安全、坚固、经久，恐怕不是动荡时代的产物；因为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百年动荡中，一点也没有留下严密、庇护、安全、坚固、经久的建筑物的影子；由此可见，十一世纪中世纪早期遗留下来的那些建筑物其实是一种思想的产物，天国思想的产物。而支配近代中国百年动荡的则不是天国思想，而是暴力革命的思想，所以没有建筑，只有破坏。

（1366）

“一个有效的城市法人，只有通过与占有城市土地的主教或封建领主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才能获得它充分的合法权利。”谢选骏指出：从“合法权利”的角度考虑，“改革开放”如果是合法的，“共产革命”就是非法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如果是合法的，“三个代表理论”就是非法的：这些南辕北辙的说法都是出于自称是同一个政治团伙，而且作为单方面的规定强行贯彻……不仅说明这是非法的强盗逻辑，而且说明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政权的“临死抱佛脚”。

（1367）

在欧洲历史上，第三等级的出现，是有新的社区作为其标志的：“十一世纪雷根斯堡（Regensburg，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直辖市）新发展起来的社区，不是诸侯居住区也不是僧侣居住区，而是商人的居住区。”谢选骏指出：中国没有这样的社区，中国的财主都是围绕着权力机构而居住的；所以中国不能形成独立的中产阶级。

（1368）

中世纪欧洲的现代性：“中世纪城镇已经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均衡，任何一个阶层都不曾强大到足以永久统治其他阶层的程度。……从巴塞罗那城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堡主人放弃特权有多么彻底：国王下令，任何收税官或其他行政官均不得阻碍或干预任何市民的行动，也不准阻留他们的信使和货物。”谢选骏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这个八百年前的“城市自治水平”。没有城市的自治，军事权力就没有约束。

（1369）

“虽然说任何一个欧洲中世纪城市都不曾充分实现过自由、平等、民主参与、自治管理，但中世纪城市对于这些事物的限度也大于以前任何时代，甚至包括希腊。”谢选骏指出：而没有基督教的支持与庇护，这些自由、平等、民主参与、自治管理的扩大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和“基督的仁爱”发挥了“思想杠杆”的作用，降低了人际关系的阻力。种族歧视、地域歧视、阶级歧视，其实是人际关系的阻力所运用的借口，是集团和组织在阻碍人们自由交往时，拉起的势力范围，它借口安全保护来隔离人类。

（1370）

“在某些国度，如英国和法国，国王的统治遭到封建贵族的挑战，为了削弱这些贵族势力，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形成了暂时性的联合，这些国家的城市自治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不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无法形成城市自治的传统，因为中国的王权独大，缺乏神权的制衡，甚至到了政教合一的程度，君主同时身兼祭司；这一点不仅比不上近代欧洲，而且比不上希腊罗马，甚至比不上两河流域和印度；只有古代埃及可以和中国比拟（埃及也是没有任何城市自治的传统的）。但是埃及的王权还更多神秘化，不像西周以后的中国王权，已经相当理性化了，基本上采取了自然主义（自然神论）的路线。

第十六章

独立思考与独立空间

（1371）

“在中世纪初期，流行过一种正规的、整齐匀称的几何形规划，城内地块以长方形划分基础……斯宾格勒把棋盘格规划解释为纯粹是一种进入文明的文化最后固定化的产物，这种概括和判断是得不到事实支持的。……相似的形态在不同的文化中不一定有相似的意义，同样，相似的功能可能会产生很不相同的形态。”谢选骏指出：我相信常人首先满足的都是低级需求，然后才会考虑爱好和趣味方面的文化问题；但是伟大的天才不在此列，他们往往忽视身体的需要而寻求精神的突破。只是，天才从自己出发去思考常人，往往得出“高级宗教”方面极为荒谬的结论。所以说，“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1372）

“中世纪的人们喜欢明显的界限……界限和分类分级是中世纪思想的精髓；所以哲学上的唯名论对中世纪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破坏，正如炮火能破坏城墙一样；因为唯名论向社会阶级的客观现实挑战，并把世界描绘成许多不相关的院子和无联系的时间。”谢选骏指出：但可能比较接近自然主义，但是，“唯名论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这种观点却可能成为思想主权的敌人而出现。实际上，共相和个别可感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存在，都是思想的产物。

（1373）

独立思考的前提条件：“‘文化渗出规律’的一个例子：占人口少数的富有阶层想出一些新玩意儿，经过几个世代普及到经济上较低的社会阶层中去；中世纪住宅形式的第一个根本改变是，人们感到需要独处，单独用膳、单独睡觉、单独举行宗教仪式和社会仪式，最后，独立地进行思考。”谢选骏指出：独立思考是独立住宅的结晶，杂乱的环境很难形成一致的思想，住宅对于文化的发展因此是至关重要的；在探索的意义上，思想其实是探索时空的一个触须，正如闲暇是文明诞生的必要条件。但是，思想却不仅仅是外在空间的产物，也是出自内在的生理机制。

（1374）

早期反对晚期，晚期背叛早期：“在中世纪早期，在组织贸易基地时，商业甚至抄袭宗教上的一套制度，汉萨同盟要求以宗教的虔诚去追求金钱，而圣殿骑士团的主要职能是银行和转运商——但到了中世纪晚期，宗教让位给了商业，信仰位给了信贷；商业精神甚至敌视大学，中世纪的城镇例如布鲁日和吕贝克从来不以有个智力中心为荣，而别的城市如威尼斯或布鲁斯托尔，长期以来一直不要这类新事物。”市场经济并非万妙灵丹，而且往往敌视高级文化。

（1375）

“天国理想由于教会本身的物质化而从根本上受到损毁……这种自己出卖自己的行为受到许多中世纪教会神甫的相继谴责；许多圣徒指出：现在教堂喧宾夺主，太轻易地代替了神灵。”谢选骏指出：这种意义的“基督教”，其实是一种偶像崇拜：崇拜人的组织，并且将之神化为“基督的肢体”。还有人把教堂叫做神的家，直接违反了耶稣的教导。

（1376）

“威尼斯的规划不是一个静态设计，而是一系列改变的延续，从复杂状态中脱颖而出的统一；圣马可广场的形式化和内容都是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各种城市意图和目的的产物，同时还加上了历代环境、功能和实践的影响；不是某个人类天才在几个月内的绘画板上生产得出的。”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经验主义的逻辑，但实际上，这还是某些人类天才在几百年内生产出来的。

自然的导师胜过人为的设计：“牛习惯于按地形走路，它在丘陵代代走路形成的道路，其图案设计常常比任何笔直的道路网更为经济而合理。”但国家主权却不此之图，一定要做出种种硬性规定；但实际上，习惯法比成文法更有效，而判例法的优点更是有目共睹的，但却不适合中央集权的社会和奴性十足的官员。

（1377）

欧洲殖民主义的程序：“当可供分配的土地分光了，出现了拥挤的苗头，那么，社区多余的成员可另选一名新牧师，迁到一处新的地方进行开拓，去盖一座新的教堂，选一块新的公地，组成一个新的村庄，规划新的田野。”谢选骏指出：当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驱逐当地的土著居民，其冠冕堂皇的借口是野蛮人不需要文明空间的。

（1378）

“十一世纪晚期在意大利比萨的一个图书馆重新发现了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于是十二到十五世纪，欧洲出现了《罗马法》‘复兴时期’，许多国家相继采用了罗马法；德国是采用罗马法最积极的国家。德国马克西尼安一世于公元1459年，发出通告‘宣布帝国法院的审判以共同的法律为基础，由十六名法官共同执行’；法官中至少有八名是法律博士，他们必须精通罗马法；另外八名，则是从罗马法赋予其特权而对罗马法深具好感的贵族阶级中选任；罗马法在德国一直被沿用到十九世纪末期，而重新制订的《德国民法典》也挣不脱罗马法深入骨髓的影响；在法国，罗马法一开始曾遭到严格禁止，但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下，从十六世纪起，罗马法逐渐成为法官断案的具有权威性的准则；拿破仑引以为傲的《法国民法典》也是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它后来成为大陆法系中民法典的经典之作；英国贵族不满查士丁尼将所有特权均归诸于帝王一人，故纷纷抵制罗马法的采用，但这没能阻止罗马法成为十二世纪英国法律进修科目的讲义；虽然英国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来源于原始的日耳曼法的‘私法’部分——契约原则、遗嘱、信托制度及人法、海商法等方面，没有接受罗马法的形式，但它仍摆脱不了罗马法的影响。”谢选骏指出：如果意大利没有找到失传的《民法大全》，欧洲的历史还能这样发展吗？显然，类似的发展在拜占庭帝国已经中断了。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1379）

意大利是现代世界微缩版和预示图：“1300年时半个意大利境内存在的自治城邦，比2013年全世界的主权国家的数目还要多……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意大利的自治城市合并成为十个政治单位。”谢选骏指出：我觉得，到2133年前后，全球社会也将合并成为不到十个政治单位。现在可见的雏形是：1、欧州联盟、2、非洲联盟、3、美洲联盟、4、阿拉伯联盟、5、东盟日本中国、6、英语同盟、7残缺不全的印度和俄国。

（1380）

瑞士联邦是欧洲联盟微缩版和预示图：“寻找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制度的最成功的例子时，我们必须从瑞士与荷兰去寻找：瑞士人在取得统一时，没有产生专制政府，也不归顺于任何专制形式的中央权力，这表明，瑞士的这套办法，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瑞士流行三种语言，且境内山峦阻隔，影响交通运输和互相交往，对联合统一障碍甚多，与整个欧洲境内四分五裂的情况相似。”谢选骏指出：可惜的是，亚洲国家没有一个类似的样板，而且缺乏统一欧洲的基督教传统。因此亚洲只能发展出一套不同于欧洲的政治结构。

第十七章

“历史的终结”三百年前开始

（1381）

精神让位给了物质，灵魂成为被掳的肉体——其结果就是个体的孤立和普世的绝望：“普世教会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这个组织的存在也遭到了否定，结果只剩下个人，独自追求现世的荣华富贵或来世的得救；如果可能，两者都要一点，如果必要，可牺牲他的同伴。”谢选骏指出：这里的“来世的得救”并不真切。例如，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人习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甚至在第二期中国文明初期归信佛教的人心中也还激起了回声。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来世及其报应。对于不信来世的现代人们，自然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了。如果中国人不能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精神形式，则无异于行尸走肉。

（1382）

民主自由是中世纪酝酿的：“从中世纪开始，即使王权强大的地方如阿拉贡，王权也远非至高无上的；例如其臣民是这样对国王宣誓效忠的：‘无名指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谢选骏指出：这样宣誓效忠的前提条件，是绝对不见于亚洲各国的，因此我想，亚洲的所谓民主自由，就像日本和台湾那样的，只能只是美国军事保护下的表面文章，最后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1383）

“为了获得对于邻邦的统治权，古代城邦和现代国家，一步一步失去了内部的自由。”谢选骏指出：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失去了一部分内部自由（林肯取消了各州脱离联邦的自由）；一次大战以后，美国又失去了一部分内部自由（罗斯福取消了个人负责、经济独立的自由）；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又失去了一部分内部自由（拒绝政治正确主义的自由）；反恐战争以后，美国又失去了一部分内部自由（不受检查的通信自由）。

（1384）

“军队是纯粹的消费者，即使在打仗时，也是反面的生产者；军营的吃喝拉撒，培植了另外一支常备大军：酒吧和妓女等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谢选骏指出：但是，这样的军队却是一切现代国家的基础；仔细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现代“文明”啊：它传染各种病毒，并把人类变成了依靠吃药的怪物。

（1385）

宗教的最后业绩：“教堂本部，也就是教徒集会的地方，变成了交易所，十七世纪时，经纪人是在圣保罗教堂的本部里做交易的……教堂的瓦解使得教堂的各个部分都有‘向各自方向发展的机会’……假如教会仍然掌握着戏剧，就不会有莎士比亚；如果伦勃朗继续为同业公会的要员画肖像，也无法产生他后来的名作。”教堂——宫廷——市场：这是文化收购方面的三级会议……到了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络综合并取代了一切，终于斯文扫地、鼠辈登堂。

（1386）

思想主权的堕落：“基督教的思想在逆境中最能兴旺，而在成功的环境中，它会遇到一系列不幸……教会不仅把凯撒的东西交给了凯撒，而且一下子把上帝的东西也交给了凯撒；教会不仅不触动政治和军事力量、私有财产、知识垄断等古代的基础，反而把它们据为己有，而这是与圣洁的生活格格不入的。”这是由于教会成员的原罪发展而成的。他们狡辩说，信了耶稣就没有了原罪，这是把自己神化了。神化自己的结果，就是制造了新的偶像崇拜。

（1387）

“十六世纪以后，中世纪的城市逐渐趋向于变成一个外壳，这个外壳保存得越好，留在里面的生命就越少。”谢选骏指出：二战以后，欧洲致力于恢复被大轰炸所破坏的城市，而不是像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积极创造新的城市来取代战争所毁灭的城市，这被某些历史学家看作是欧洲文明衰落并丧失创新能力的可靠证据。

（1388）

在拜占庭与十字军的关系方面，大家都知道，十字军作为蛮族后裔，对拜占庭所代表的东罗马帝国，实际上充满了嫉妒与仇恨——这是从几百年前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陈年老账中延续下来的，这一隔阂虽被“蛮族的开化”、“基督教的共同信仰”过滤掉不少，但还是有不少的沉淀；再加上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隔阂，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1389）

“如果没有与伊斯兰世界以及拜占庭之间互相得益的交流，古典传统在西方的复兴恐怕是不可能的。”谢选骏指出：但西方世界一旦复兴，马上就咬了拜占庭一口，接着又咬了回教世界一口，当然最惨的是毫无相关的美洲和澳洲的土著，不是被咬了几口，而是被完全吃掉了，只剩下一些残余分子——这就是文明的秘密，一定要以他者为食，如果不忍心吃人，就一定会被别人吃掉。

（1390）

“北非的穆斯林历史学家回顾十四世纪末以前的历史发现：历史就是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过程。……因为游牧民族没有条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经济活动，因此要取得上述物资，就不得不通过偷窃和抢劫、贸易和战争。”谢选骏指出：如果赞同这一观点，那么也可以说：随着游牧民族被火器击溃，“历史的终结”过程，早在三百年前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而不是等到苏联崩溃才开始的。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最后一个草原帝国的变种。“元帝国”就是“草原帝国”，“元朝”就是“草原朝代”。

第十八章

弥赛亚的保护者斩首示众

（1391）

放肆的恶果：“1230年格鲁吉亚女王鲁苏丹的名字以及‘女王中的女王、世界与信仰的荣耀、弥赛亚的保护者’的文字，印在了钱币上；仅仅十七年之后，另一枚格鲁吉亚钱币上刻上了骑马的肖像和如下的文字：‘大卫国王、大汗贵由之奴。’”谢选骏指出：“弥赛亚的保护者”这一僭越的称号，终于被斩首示众，并让位给蒙古人的野蛮专政（类似于二十世纪苏联、纳粹、中共等前赴后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无产阶级专政”、“雅利安人专政”、“三个代表专政”）。三个代表是三头政治的退化形式。

（1392）

“1377年的阿尔及利亚村庄，伊本·赫勒顿写下了《历史绪论》，其主题是农民和牧民的对比，而他是把农民看作历史变化的动因的。”谢选骏指出：相对而言，伊本·赫勒顿认为游牧民族主要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我把赫勒顿的《历史绪论》称作“第二次浪潮的哲学”，也就是对于农牧时代的总结：尽管他没有看到，游牧民族的定期破坏会使得农业民族得到“流血更新”。

（1393）

“与宋人相比，女真人在数量上毕竟是少数，他们大概只有几十万而他们的中国臣民据1207年的人口调查表明有五千多万。”谢选骏指出：这种“少数军事贵族统治多数平民人口”的军事专政模式，是五胡、辽、金、元、清、日本（满洲国、汪精卫政权）、苏联（毛泽东政权）统治中国的共同模式；而中国的本土政权虽然也有军事专政的起点，但最多一代人就文官化了……对比一下两者，显然不同，据此，投靠草原帝国的汉奸毛泽东大言不惭地宣称：“只有社会主义（蛮族的军事专政）能够救中国”。

（1394）

“1921年至1990年，当蒙古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时，铁木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被提及的人物，因为他与信仰共产主义的蒙古人所竭力突出的‘热爱和平’的形象不相吻合。”谢选骏指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事实上，“铁木真——成吉思汗”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真正幽灵；斯大林及其走卒禁止下属的蒙古人提到铁木真，是欲盖弥彰，凸现了斯大林自己想扮演“铁木真二世”，就像毛泽东扮演了吴三桂还嫌不够，还想扮演“湖南苗族版本的忽必烈”，甚至想用“延安的宝塔山”代替“铁木真的六盘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目。

（1395）

“铁木真——成吉思汗”这头野兽在“给僧侣和隐修者训话时，强调自己的‘禁欲主义’：‘上帝对中国的过度奢侈感到厌倦’，他声明说，‘我有牛仔和马倌那样的衣食，我对待士兵如同我的兄弟。’”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后来附体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等野兽身上“魔鬼幽灵”：这些僵尸（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等）“打倒了地主资产阶级”，结果把自己变成了“唯一的地主”和“唯一的资本家”；正如“野兽——铁木真——成吉思汗”这个“禁欲主义者”的行为目的，其实是要把自己变成“世界上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纵欲狂”。

（1396）

“蒙古人的扩张就是为了得到够几个月使用的食物。”——“可汗在色欲和杀人欲望方面无人能敌，人们记得铁木真发表过这样的声明：‘我的最大快乐就是让人们流血，榨干女人们的眼泪，带她们的女儿上床。’与此同时，他声明要让北京的街道‘用被杀者的脂肪涂得滑滑的。’”谢选骏指出：前一个声明被毛泽东在1976年以前偷偷沿用；后一个声明被邓小平在1989年公开执行。由此可见，蒙古阴魂迄今在中国没有散尽。

（1397）

就是“铁木真——成吉思汗”这样的两脚野兽，也有信仰，他及其下属的信仰对象就是“腾格里”（Tengri）：“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腾格里’一词最早出于匈奴，写作‘撑犁’，所以匈奴首领单于的全称即为‘撑犁孤涂单于’，意为‘天子般伟大’，这显然是受了中国天子观念的影响——古代阿尔泰语系一些游牧民族称呼‘天’为‘腾格里’，也是萨满教腾格里信仰的中心神灵。匈奴之后，鲜卑、柔然、突厥以至蒙古等草原民族，都继承了腾格里信仰。与突厥同族的敕勒，则发展出了‘苍天’（Koke Tengri）的概念，而蒙古人将腾格里称为‘Mongke Tengri’，汉语译作‘长生天’，作为最高的信仰对象。在之后，由于受到佛教、印度教等影响，腾格里被加上了各种称呼，分裂成为众多神灵，十七世纪后甚至出现了‘九十九腾格里’的说法。” 汉语把“腾格里”译作“长生天”，真是一种典型的野蛮退化，因为“Tengri”本来就是“天子”（Tianzi）的音译。这些草原民族大舌头发音不准，所以把汉语念歪了。

“今日土耳其语中，‘神’一词就是从‘腾格里’转化而来的‘Tanr’，也就是汉语所说的“天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穆斯林信众不但以此词称呼基督教的上帝，甚至还在非正式的场合代替来自阿拉伯语的‘安拉’之名；而欧洲的可萨人与保加尔人、马扎尔人、阿瓦尔人也曾信仰腾格里……关于‘腾格里’一词的语源，有不同说法：德国历史学家霍梅尔（Fritz Hommel，1854—1936年）认为该词起源自苏美尔人的‘Dingir’一词，意为‘神’或者‘明亮的’；而中国历史学家刘义棠、陈庆隆等人则认为该词是上古汉语‘天’一词的音译。”

“蒙古人以‘腾格里’为永恒最高神，故谓‘长生天’（Mongke Tengri）；腾格里被认为是世界与人类的主宰；柯尔克孜族也保留有渊源于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有关腾格里（天神）创造宇宙和人类的神话；在蒙古等民族的语言中，‘腾格里’构成了北亚游牧民族精神中的‘圣洁角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多次赋予‘腾格里’不同的宗教意义：在信仰祆教时，‘腾格里’被用以称呼该教的至高神阿胡拉·玛兹达；在信仰佛教时，‘腾格里’被用以称呼佛祖；在回纥改宗伊斯兰教以后，‘腾格里’又被用以称呼伊斯兰教唯一的神安拉……由此，‘腾格里’逐渐成为一个表达抽象概念的词，用来泛指诸神。”

“腾格里——长生天”观念虽然是从中国的“天”的观念里派生出来的，却不具有类似“天”的珍爱万物的仁慈性格；事实证明，“腾格里——长生天”却是一个大肆杀伐的思想道具，与其名号（天）的中国内涵正好相反：名号与内涵正好相反，这也是许多哲学观念和神话叙事的共同特点；泄露了国家主权的残暴本性，不能独怪草原民族的虎狼之心、禽兽之德也。

（1398）

蒙古军是尼采哲学的先驱，尼采哲学是蒙古军的回响：“具有邪恶一面和没有一丝怜悯之心的反基督的急先锋”、“他们兴高采烈地去屠杀，仿佛是参加婚宴或是去狂欢”、“他们毫无人性、惨无人道，更像是怪物而不是人，嗜血，剥开和吞下狗肉和人肉……这样，当他们以闪电之速越过基督教世界的边界时，就烧杀抢劫，手段极其恐怖。”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列宁和他周围的那批人（布尔什维克）不仅是尼采主义者，而且是蒙古人的后代；尼采主义者和蒙古人的后代，原来是一体两面。尤其考虑到，列宁本人就有四分之一的鞑靼血统，是蒙古杂种的再杂交的后代。而尼采也根本不是从什么希腊酒神获得灵感的，而是从他的波兰祖先充满恐惧的血液里，得到了蒙古思想：杀杀杀，杀出一个新世界。

（1399）

“蒙古人领袖对外来宗教的兴趣，至少部分原因是用来抵销当地神职人员的影响和权势——萨满教巫师把灵魂从容纳他们的袋子里释放出来，疯狂地打鼓、跳舞和饮酒……然后与亡灵进行交流，这种职能使他们在蒙古人的决策中获得巨大权威，其中包括可以干预大汗的废立。”所以蒙哥声称：“正如上帝给予手不同的手指一样，他同样给予人们不同的宗教。”谢选骏指出：这是“国家主权利用思想主权”的典型事例，也是中国皇帝的惯例。

（1400）

“蒙古时代，欧洲的色目人常常到中国旅行，这反映了当时的财富和实力的对比；中国富饶先进，欧洲贫穷落后。”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中国为何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建筑大教堂呢？在我看来，欧洲到中国旅行超过中国人到欧洲旅行，是因为欧洲人更富于进取精神和侵略性格；在这方面中国人连日本人都不如，真的令人汗颜。虽然许多烧杀抢劫的倭寇，是华人冒充的，但他们却没有胆量亮出自己的名号。

第十九章  阿訇醉心学问和国家财富

（1401）

伊斯兰革命的先驱：“早在1717年，一位英国大使夫人注意到，阿訇们如何‘醉心于所有的学问和几乎所有的国家财富；他们既是作家，又是战士，还是革命的演员。’”谢选骏指出：这与马丁·路德、加尔文、孙中山、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毛泽东等“作家、战士、革命的演员”何其相似乃尔。这是因为，穆罕默德是作为“基督教的异端派别”出现的，而后才成为一个分庭抗礼的新兴宗教；而马丁·路德、加尔文、孙中山、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毛泽东等也是深受穆罕默德思想之影响的。他们一手拿刀，一手拿书，枪杆子加笔杆子：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向西方寻求真理”，还不如说是“向回教寻求真理”。难怪现在的回教势力如此庞大：西侵欧洲、东侵中国、在美国炸倒世界贸易大厦。

（1402）

“圣母马利亚的母亲圣安娜为矿工和金属制品加工工人所熟悉，年轻的路德即来自后一个行业，当他遭到雷雨的袭击时，他大喊：‘帮帮我，圣安娜，我决意成为一个修士。’”谢选骏指出：马丁·路德这个由于紧急状态而混入修士队伍避难的小矿工，紧急状态一过，就原形毕露，为了摆脱誓言的约束而发起了“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企图达到“圣灵恩典，为我所有”的目的（这是他在一首歌词中宣告过的）——这不是在洁净宗教的系统，而是在夺取宗教的控制权。

（1403）

“明帝国似乎无法应付1630年代流行中国的生态灾难、洪水与饥荒……1636年，原先的明朝边防附庸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他由于不懂汉字而取了这么可笑的一个名字——引者谢选骏）改国号为‘清’，该名称显示了纯净之‘水’将浇灭‘明’朝的‘光明’之火。”──这种国号的取法，始自新莽，其实是一种咒语的运用，极其幼稚可笑；但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统一时代元、明、清（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统一时代秦、两汉），就是如此可笑的蛮族盘踞北京的时代。现代的两个中国，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比赛着对于“人民”的所有权（而不是代表权）。

（1404）

“被野蛮部落满洲人征服所引起的震惊，使得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政治合法性的整个基础；最惊人和最富创造性的是类似于西欧的人民主权论的思想生发。”谢选骏指出：这与现代中国人思考的共产党专政缺乏合法性的过程，是一致的；不过，明末的类似思想并非原创的，而是在先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虽然说明人类思想的普遍性质，但却不是说中国人也可以据此发展出西方类型的自由主义学说来。

（1405）

“十五世纪后半叶，莫斯科突然腾飞了……当土耳其人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之时，莫斯科人认为：他们的都城将像曾经取代了罗马成为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那样，成为第三罗马……伊凡大帝为此还伪造了一张族谱，并把疆土扩张了三倍多，达到了二十四万多平方英里。”谢选骏指出：在俄罗斯帝国被1917年的二月革命瓦解以后，列宁和他的同伙又重施故技，捡起了共产主义的时髦，和英美争夺霸权，建立第四罗马也就是所谓“共产国际”，以此把俄罗斯的版图扩大到全世界。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借助于共产主义的伪宗教而暂时延迟了解体，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除了退回原来的八万平方公里，还有垂死一跳。

（140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个邪恶帝国，包含了欧洲殖民故事所包含的典型要素：“宗教的启示、冒险的远航、对原住民的冷酷、为适应和创立可行的经济制度所作的努力，商业利润的迅速实现以及百折不挠而赢得的胜利。”谢选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沿着这条外来的道路继续前进多久呢？

（1407）

沙皇俄国的崛起和西班人的崛起几乎同步，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分别起源于“蒙古压力”和“突厥压力”，但在此之前俄罗斯的处境更惨：“俄罗斯亲王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时不惜利用蒙古统治；特别是莫斯科的统治者最擅长利用蒙古人来并吞其他的俄罗斯人，他们甚至为蒙古人向其他俄罗斯人收税。”谢选骏指出：这几乎是“汉奸救国论”的俄罗斯注解，难怪二战的时候，苏联的投敌奸细仅次于中国，这都是蒙古占领的长期后遗症。

（1408）

俄罗斯具有下列思维定式：“异民族无权利可言、异民族的土地荒芜、异民族不是人而是野兽和怪物；经济特权可以促进殖民、征服是神圣的。”决定性的一步是俄罗斯1552年征服喀山，由此控制了伏尔加河的贸易走廊；然后俄罗斯对喀山殖民进行农垦开发——未来消除俄罗斯侵略的后果，也要参考上述的经验；然后一个逆向运动：俄罗斯必须退出喀山殖民地及其以东地区，把侵夺所得归还各个民族。

（1409）

热内亚冒险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451─1506年）千军易得，而西班牙国王（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一将难求——1492，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刚刚征服了格拉纳达这个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的穆斯林统治地区，他们在科尔多瓦的基督教君主城堡接受了哥伦布探险印度的请求：伊莎贝拉先是根据自己的忏悔神父的建议拒绝了哥伦布的建议；当心灰意冷的哥伦布正要离开的时候，斐迪南干预了此事，于是伊莎贝拉让一名皇家卫士追回了哥伦布，斐迪南后来声称自己是“为什么那些岛被发现的首要原因”……他们也不知道发现的其实是美洲新大陆。谢选骏指出：这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欧洲版。而忏悔神父似乎预感了美洲原住民即将遭受的劫难。

（1410）

宗教与扩张的关系：“在十四与十五世纪之交，传教士为使森林和寒带的居民皈依基督，开辟了许多道路，为此俄罗斯王国便不断朝北部扩张。”谢选骏指出：俄罗斯的扩张势头后来也随着宗教精神的瓦解而于十九世纪结束，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借助于共产主义的伪宗教而暂时延迟了解体。但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除了烧酒再也没有了精神寄托，这样的劣等民族怎能不走向灭亡呢？

第二十章

日本文化是种民族主义的体现

（1411）

“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们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谢选骏指出：越有钱的人越吝啬，他们的慷慨和慈善多是为了制造假象、漂白自己、以便骗取更多的财产；只有较少部分的富人是为了买个安心、在压力综合症之后进行心理治疗；当然，这话也不能反过来说。（并非越贫穷的人越慷慨，正如并非吝啬的人们都能做出伟大的事业）。

（1412）

“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啊！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多数人民是不讲信义的，所以诡计多端的君主才能获得成功；不讲信义的人民是不会惩罚不讲信义的君主的，只会背叛恪守信义的领袖。 

（1413）

“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都有的斗争方法；如果只具有一种方法而缺乏另一种方法，不论哪一种方法都是不经用的。”谢选骏指出：“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其结果是所有的革命者一旦掌握政权，马上翻脸不认人，自己立即变成了反革命，掉转枪口、屠杀企图继续革命的人民。

（1414）

独裁者的秘诀：“人们是那样地‘单纯’，那样地受着当前需要的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谢选骏指出：独裁者运用“剪韭菜”的策略，永远对年轻人下手，从小“培养炮灰”，运用斯德哥尔摩战术，定向栽培上当受骗的顺民。

（1415）

“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谢选骏指出：所以，“国父”们和开国皇帝们，需要格外残暴、极其狡诈，才能稳住阵脚。

（1416）

日本应该吸取的教训：“一个君主应当注意，绝不要为了进攻别国而同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因为即使你获胜，你仍然成为强国的俘虏。”谢选骏指出：日本就是如此失算的，这个黄种人国家一再巴结白种人国家：缔结英日同盟对付俄国、缔结三国同盟侵略中国、缔结美日同盟扮演老二，结果却一再失算……由此可见，日本人是战术上的小巨人、战略上的大侏儒。

（1417）

“君主（常常被推广到领袖、元首、总统、主席、书记那里去）豁免于一切法律。”谢选骏指出：按照人的罪性说，君主（常常被推广到领袖、元首、总统、主席、书记那里去）就是那种“拥有‘可以为非作歹而不受任何惩罚’的权利的人”。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人呢？因为同样按照人的罪性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那么人人都想对其他人实行这样的豁免权利了。

（1418）

“1553年，法国波尔多城的一个耶稣会士惊奇地发现，周围乡下人‘从没听说过弥撒或其他任何宗教词汇’；1615年，一个西班牙耶稣会士听说许多同事想去亚洲或美洲传教，觉得难以置信，因为‘我们身边还有许多人没有明确地皈依上帝’；1628年，一名英国议员抱怨道，在乡村，‘人们几乎与印度人一样不了解上帝’；1693年在利沃尼亚的瑞典总督下令，摧毁人们所崇拜的石头和树木，‘彻底铲除偶像崇拜的纪念物。’”谢选骏指出：由此看来，所谓“基督教欧洲”、“基督教国家”作为实存，从来就存在大量的异教空洞；但基督教作为“思想幻影”，却大大改变了历史进程。

（1419）

“1545年至1563年，承认教皇权威的欧洲主教们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史称‘特伦托会议’……命令教堂内不许跳舞，一些地方甚至完全禁舞……目的是让人们抛弃‘在尘世上求生的宗教生活’，转而追求‘在天国被拯救的宗教生活’。”谢选骏指出：这两种宗教生活的差别十分巨大，甚至南辕北辙；那么，你所追求的，是哪一种呢？

（1420）

鉴于基督教在日本的迅速发展，“1639年日本政府决定：彻底禁止基督教在日传播，并对拒绝叛教者，流放或处决。不过，当耶稣会士把他们在日本使用过的传教方法搬到中国以后，却不能改变中国人的信仰。……日本人之所以欢迎西方的世界观，是因为这样可以削弱中国人宣称的文化至尊地位，并破坏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说法；而对于是否应该把西方思想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他们仍然犹豫不决。”谢选骏指出：日本为了从中国独立，就要和中国较劲并显出不同和差异。夹在中日之间的韩国，同样有这个文化尴尬，所以他们既不能坚守儒教，又必须拒绝神道，只能接受西方的基督教……日本文化是种民族主义的体现，除此地区色彩之外，并无更深的内涵。琉球、越南和朝鲜、契丹、西夏、南诏、大理就更是如此。文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不得不提请注意。基督教也必须处理好“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否则就难以获得主导中国命运的机能。

第二十一章

困境激发思想，思想突围困境

（1421）

十六世纪，修道院创立的中学（初中和高中），间接起源于军事训练：“修道院按照军队体制改组，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对修道院领导要绝对服从，……修道会不再满足于传教或树立虔诚的榜样，而是为了满足教育的需要，创立了一些新的学校即中学，就是介于小学和大学之间的学校。”谢选骏指出：教会介入世俗教育，结果加剧自身的世俗化。教会拒绝介入世俗教育，则会导致自身的边缘化。怎么办？

“尽管识字者增多有利于世俗化进程，但实际上他们是教会教育的结果。……与伏尔泰不同，神职人员并不认为使穷人受教育有什么危险，他们希望穷人能够阅读简单的祈祷文。”谢选骏指出：在这里，伏尔泰是作为思想主权的代表出现的，而神职人员主要代表了国家主权；事实证明，穷人受教育之后并不是去阅读祈祷文，而是阅读别的东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1422）

“欧洲文化的真正复兴，城市建设和智者胜利的时代，是十二世纪开始的，而且在阿奎那、但丁的作品中，达到了顶峰。”谢选骏指出：我们注意到，这正是十字军东征的高峰时代；那时欧洲名义上收复圣地，实际上输出意识形态，构成文艺复兴之前的“宗教复兴”：如此看来，即使世俗的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是以神圣的宗教复兴（法国十字军东征）为开端的。

（1423）

人类的贸易活动是基于思想交流还是基于物资交换？“他们用他们的任何东西来交换我们的任何破烂。”1492年10月19日哥伦布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写美洲印第安人和他的船队所进行的贸易活动……从这样的描述看来，印第安人的动机显然不是基于物资交换而是基于思想交流；物资交换更多是作为思想交流的一个媒介而出现的。

（1424）

“霸占美洲百年之后，财富源源不断流入欧洲，这是前所未有的……藏身于世界各地的地图、报告、奇珍异宝和新鲜事物开始为欧洲的科学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观，刺激了欧洲人的称霸梦想：像微光闪现一样，‘西方兴起’乃至称霸全球的前景，开始变得隐约可见。”谢选骏指出：难怪欧洲人后来总结历史时，把“奴隶社会”列为“文明的曙光”：这是从他们自己对新大陆的奴役中获得的闪光和领悟。

（1425）

“1487年在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举行的一次寺庙祭祀活动中，阿兹特克人一次就屠杀了俘虏几千人。”谢选骏指出：这是在西班牙人入侵美洲之前不到十年的时候……印地安人的首领不把别人当作人，难怪西班牙人也不把印地安人当作人……这促使西班牙的登陆，变成了血洗美洲的序幕。

（1426）

“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其胜利并不完全来自战场，更多是外交策略上的胜利……这也得力于南美洲土著的文化特点：一些民族特别尊重和顺从访客，认为访客的外来身份使其具有客观性，因而把访客视为纠纷的仲裁者、公正的施与者、和平的保护者。”谢选骏指出：印第安人这种“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特性，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居民十分相似，特别容易招致外国统治；因此我们也看到，第二期中国文明历史上的强大王朝，大多具有外来背景：北魏、隋、唐、辽、金、元、清、毛共，皆此类也。

（1427）

“一些玛雅人社群与西班牙人的关系，比与他们所痛恨的邻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常常借助西班牙人的帮助，去解决有时可能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古老恩怨。”无独有偶：“加拿大的法国人也像这样被卷入了易洛魁族人不同分支之间的战争。”谢选骏指出：无独有偶，而且有三：难怪史学界有“玛雅——中国联合体”一说……玛雅人喜欢勾结外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居民也是如此，喜欢勾结外敌来对付本地人。这多少有点像希腊人而不像罗马人，如果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居民（华夏）也是如此，那中国就结成不了类似罗马的秦汉帝国了，而就提前被草原野人统治了。

（1428）

精神之爱是铁血的先驱：“在刺激海外探险方面，骑士精神却比人文主义更为重要；虽然骑士精神（以及后来据此发展起来的绅士风度）不可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能把人变好，但它却有助于赢得战争。”谢选骏指出：骑士精神是“性压抑”的结果，而“性解放”则扫荡了骑士精神的最后残余，从而抽掉了西方文明的最后一根柴火，西方文明渐渐享乐主义中熄火了。

（1429）

困境激发思想，思想突围困境：“欧洲殖民探险者的出身通常都很卑微，因而他们希望能把虚构的故事变成生活的现实……探险的目的，在于免受国内的有限机遇的束缚。”中国也是如此，所以汉武帝的推恩令磨灭了中国人的冒险精神。

（1430）

“漠不关心教权主义清规戒律的英国人，很少承受‘西班牙式的良心谴责’，为自己在美洲的侵略活动的合法性或战争的道义问题而苦恼。”谢选骏指出：经过了“宗教改革”的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加残暴；我认为这不是教义问题造成的，而是由于新教缺乏一个统一的宗教权威；结果很容易受到世俗贪欲的摆布。实际上，教廷虽然腐败，却还是比那些独立的“地方教会”更有纪律。

第二十二章

“万恶的思想”并非人类的发明

（1431）

“殖民活动毫无疑问带来了新的疾病，‘西班牙人的气味’就足以使美洲土著致命；1542年最早到达亚马逊河的西班牙航海家看到了高高矗立在河岸上的城市， 人们靠水产和大量种植苦味述薯生活，虽然西班牙人仅仅从那里一走而过，但二三十年之后，当下一批欧洲人来到那里时，原来那个人口密集的世界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人口密集并极易受到疾病侵袭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口数量有代表性地下降了90%。”谢选骏指出：这种现实无疑启发了二十世纪的“细菌战”，“万恶的思想”其实并非人类的意识所能“发明”的，而是人们从自然界、从人们的无意识行为中“发现”和“总结”出来的。

（1432）

“1650年代，在俄罗斯帝国触动过的叶尼塞河以东，西伯利亚部落的死亡率高达80%；此后，英国人对澳大利亚和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渗透，也导致类似的结局。”谢选骏指出：欧洲人的毒素可此可见一斑。俄罗斯是欧洲殖民国家中唯一维持到二十一世纪还没有完全解体的，尤其是俄罗斯迄今为止还霸占着西伯利亚地区；当然英国殖民者更高明，他们通过“独立”，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彻底“本土化”了。

（1433）

“北美奴隶制实际仿效的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先例，因为在美洲人口被疾病削弱或拒绝从事种植园劳动的地方，他们早就采取了黑奴制。”谢选骏指出：那么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又是从哪里学会了这种奴役制度的呢？从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从穆罕默德时起，在奴隶制的历史上就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他们从欧洲跨越大海贩运奴隶到印度尼西亚，进而南下非洲……由于伊斯兰教占领西班牙和葡萄牙七百年，就教会了后者如何推行奴役制度。

（1434）

“尽管奴隶在中世纪的欧洲存在过，但美洲规模的奴隶制是前所未有的；充斥西属美洲和葡属美洲的那种庞大的多民族人群，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在穆斯林世界之外出现。”谢选骏指出：伊斯兰世界是美洲殖民地的先行者，是现代奴隶制度的根源。

（1435）

“暹罗国王的使臣1686年登陆法国……他后来写道：‘说实在的，我想我们的水牛都比绝大多数法国人闻起来要香，因为我们的水牛更勤于洗澡。’”谢选骏指出：思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十七世纪末叶的法国人不洗澡实在没有道理，因为一千五百年前法国人的祖先就曾在罗马人的治理下，惯于在公共浴池里洗澡了……

“当暹罗（现代泰国的前身）使臣递交国书时，路易十四起身、颔首、脱帽，这种屈尊俯就的姿态是任何一个欧洲外交官从未享受过的。”谢选骏指出：这不仅仅是对待一个小小的泰国使臣，而是面对泰国背后的更为高级的亚洲君主，太阳王路易十四只是欧洲货色，这种姿态，说明欧洲最著名的国王，其真实状态大大低于欧洲中心论者们所吹嘘的高度。

（1436）

“1513年，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热心国务的政客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年）对国家目标的传统思想提出挑战……他的《君主论》震惊读者，不仅因为它提倡说谎、欺骗、无情、不公，还因为它这么做的时候，没有对于道德的明显认可。”谢选骏指出：马基雅维利受到谴责，是因为他说出了国家的真相，而国家主权实际上比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还要缺德。

（1437）

“当初的奴役是由罪孽产生的，但人们靠洗礼洗净了罪孽；但人们通过洗礼而对上帝负有义务。”谢选骏指出：上帝的仆人应该拒绝世俗的统治权，因为那是对自己的贬低而不是抬高。上帝的仆人应该为了上帝而掌握世俗的统治权，因为那是对自己的贬低而不是抬高。

（1438）

世界上最穷的人就是君主：“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因此我们常常看见人们把骏马、武器、锦绣、宝玉以及‘同君主的伟大相称的’一类装饰品献给君主们。”其含义是，君主没有这些东西，于是需要搜刮他人，才能变成“先富”、“X二代”。

（1439）

世界上最傻的人就是君主：“现在我想向殿下献呈本人对你一片忠诚的证据，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我认为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我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了；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的不断钻研而获得的；对于这种知识，我曾经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它写成小小的一卷书献给殿下。”谢选骏指出：马基雅维利如此愚弄殿下，难怪殿下要把他“下放到基层劳动锻炼”。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之所以废话连篇，主因在于其写作是为了取悦于一只君主的驴耳，所以本应作为思想主权代言人的历史学家，却为国家主权写出了历史的小学课本，而这样的课本，竟然还受到国家主权假装清高的公开拒绝（虽然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料，他们私下里偷偷捧读。）。

“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谢选骏指出：这是马基雅维利的错误说法，因为统治人类国家的政权，不仅有共和国和君主国，还有教皇国、喇嘛国、党国，也就是说，还有共和国和君主国以外的最大一类：神权政治；神权政治既不是共和国也不是君主国。马基雅维利连这个都不懂，所以才被叫做“现代欧洲政治学之父”。

马基雅维利“教会的君主国”也是一个错误的提法，因为教皇国其实不是君主制国家，当然也不是共和制国家，甚至不是简单的“混合政体”；毋宁说是一种“神权国家”，就像早期的哈里发国家、后来的喇嘛国以及现代的党国家——例如苏联及其扶植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是“思想缔造又反过来压制思想的国家”。

马基雅维利自己也承认：“教会的君主国……是依靠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更高的力量支持的，我就不再谈论它了；因为这种国家显然是由上帝所树立与维护的，如果议论它，就是僭妄的冒失鬼的行为。”但即使如此，这个冒失鬼还是忍不住要信口开河：“罗马教会现在取得了这样大的世俗权力是何因缘？……”马基雅维利的信口开河是因为，这个冒失鬼没有信仰，所以他只能“透过宫廷阴谋去观察神权”，结果他是在分析他自己不懂的东西，那就是以无神论的态度在分析奇迹的奥秘、信仰的力量。

（1440）

“耶罗内（此处指锡拉库萨的暴君耶罗内二世，Ierone Siracusano，前308？─前215年，前269─215年在位）做国王，‘除需要有领土之外，本身无所不备’：他解散了旧的军队，组织新的军队，抛弃了旧的友谊，另缔新交；由于他有了自己的盟友和军队，他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厦；因此，虽然他在取得王国的时候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他在保持王国的时候，就很少困难了。”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打天下的好处”，比“坐天下”可以更加放肆妄为。

第二十三章

妥善地使用残暴手段

（1441）

“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谢选骏指出：马基雅维利这样说，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不仅人类如此，动物也是这样，而且变本加厉，毫无愧疚，因为生命的法则就是趋利避害，而非刻舟求剑、青史留名，更不是傻瓜诗人李贺所说的“金泥泰山顶”（或杂种诗人普希金所说的“纪念碑”）。难怪桓温将军说他如果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默默无闻是最大的惩罚，因为圣经说了，耶和华神要涂抹掉那些恶人的名字。这比遗臭万年还要可悲。

（1442）

“当一支军队全是意大利人的时候，它遇到考验，总是失败。”谢选骏指出：中国似乎也有这个问题，尤其是接受了吃素的佛教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两次北伐似乎成功，但分别借用了回民（1368年）和苏联（1927年）的力量，结果给自己留下了后患无穷；中国人已有六百年之久，没有能在军事上独力击败外国的记录了。佛教让人变得懦弱，甚至连蒙古人和西藏人，在接受了佛教以后都变成了迟钝的龟奴，可以接受满人的役使。

（1443）

布尔什维克和纳粹主义的起源：“人民法庭（iudicio civile）建立于1502年10月至11月之间的意大利的罗马尼阿，由平民的法律家组成，与军事法庭相对待，而不是与刑事法庭相对待的民事法庭。”

参照意大利的情况来思考一下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想要表明：如果过去发生任何残忍行为，那并不是由他发动的，而是来自他的大臣刻薄的天性；他抓着上述时机，在一个早晨使雷米罗被斫为两段，曝尸在切塞纳的广场上，在他身旁放着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这种凶残的景象使得人民既感到痛快淋漓，同时又惊讶恐惧。”（当时马基雅维利正在作为佛罗伦萨的使者在切塞纳的切萨雷·博尔贾的宫廷。在1502年12月23日、26日向佛罗伦萨所作的书面报告中，他谈及雷米罗被囚和民众对雷米罗的反感，以及目击曝尸实况。马基雅维利对处决的作法没有任何反感。）——这样就强化了头号暴君的无上权力；刘少奇、林彪，都是作为“暴君的垫背”而生而死的。

（1444）

“贫穷的终结”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贫穷”是相对的，而且因为“贫穷不仅是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一个人的富裕，会使得十个人丧失了追求富裕的勇气；正如一个作家的才华，会扼杀许多人的写作自信。

（1445）

“怎样把人们争取过来，就会怎样丧失人们。”谢选骏指出：从哪里来的，就回到哪里去；也许只有思想可以例外，因为思想属于上帝，不属于尘土般的人类。

（1446）

“如果任何人相信给以新的恩惠就会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就是欺骗自己。”谢选骏指出：不仅如此，“大人物”们往往还会恩将仇报，通过食言而肥，发家致富。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论文集》（Discourse）中写道：‘人们越是接近我们宗教领袖罗马教会，就越发变得不信宗教了。’”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权力核心和民主国家的政府，也都陷入类似的困境和怪圈；这都是因为权力的现实碾碎了权力的神话，国家主权破坏了思想主权。

（1447）

毛泽东的原型人物：“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不仅是从平民的地位，而且是从下等而卑贱的地位崛起，成为锡拉库萨国王的；1、这个人是一个陶工的儿子，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都过着邪恶的生活；可是他的邪恶行径同时在身心两方面具有巨大的力量，因此，他投身军界之后，经过各个级别，擢升为锡拉库萨地方执政官；2、当他取得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当上国王，并且打算依靠暴力而不依靠他人的帮助，保有大家同意给他的一切；3、他在一个早上召集了锡拉库萨的人民和元老院，似乎要同他们商讨关于共和国国事似的，可是在发出一个约定的信号的时候，就让他的士兵把元老院全体元老和最富豪的人们统统杀掉；这些人死了，他没有遇到市民的任何反抗，就夺得了并且继续保有这个城市的统治权。”谢选骏指出：但是连马基雅维利都批评他说：“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称作‘有能力’的；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不能赢得光荣。”（阿加托克雷，Agatocle，公元前361─前289年，西西里人，锡拉库萨Siracusa的暴君，前316─304年，后成为希腊西西里国王，前304─前289年，支配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公元前310年出征非洲获胜；后回归西西里，完成其专制的统治，前305年；以后入侵意大利本土和科尔西拉，Corcyra，前300─295年。）

（1448）

略论“恶也会贬值”：“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像他一类的人们，为人无限奸诈、残暴，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地生活下去，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而与此相反，其他许多人，依靠残暴的方法，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由于神与人的帮助，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而采取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谢选骏指出：这里的意思是似乎可以总结为：罪恶的手段不能多用，只能在必要的时候用，否则恶也会“贬值”，对敌人的杀伤力会越来越缩小，对自己的杀伤力会越来越增大，最后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后果。结果1976年毛死前不久，大家都去悼念他的政敌，他死不久，他的家族就覆灭了。

（1449）

“就雇佣军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若就外部援军而论，其英勇彪悍却是最可怕的；因此，英明的君主总是谢绝使用这种军队，转而依靠自己的军队：他宁可依靠自己的军队打败，而不愿依靠他人的武力制胜，因为他并不认为用他人的军队赢得的胜利是真正的胜利。”谢选骏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主权虽然“在民”，但任何一个承袭了君主遗产的主权国家依然无法依靠同盟关系来获得充足防卫，因此不得不设立常备军，结果造成恶性的军备竞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遍布世界，并使得整个地球环境不胜负荷。

（1450）

“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quod nihil sit TAM in firmum aut in Stabile quam Fama poten——tiae non SUA vixa.引自塔西佗《历史纪年》XIII，19.）谢选骏指出：不仅如此，“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还会因为“树大招风”而失去控制，加速持有者的败亡。

第二十四章  帝国没落，人口与税收减少

（1451）

“对亚洲人的传教活动困难重重，这不仅因为葡萄牙人遭到忌恨，而且还因为许多传教士的所作所为给他们的宗教留下了坏名声。”谢选骏指出：可悲的是，许多人是通过人和人的组织来认识上帝的，而不是被上帝亲自拣选的。

“由于出现印度式和中国式基督教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故而尊重当地习俗政策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因为这种政策倾向最终会导致各国教会的独立；到1701年，罗马所以决定放弃传信部的早期观点，并决定结束耶稣会士在东方的冒险。”谢选骏指出：结果导致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搁浅。

（1452）

“（在十七世纪）日本人注意到天主教和新教、耶稣会和方济各会的冲突；许多日本人对欧洲人感到怀疑，认定其真实意图在于占领。”谢选骏指出：结果导致天主教在日本遭到屠杀。宗教传播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不得不再次提请注意。所以，要让中国主流社会接受基督教，必须给出一个充足的理由；这就是我提出的，“第三期中国文明要以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元素为主要任务”。

（1453）

“1550年代，意大利北部帕多瓦的解剖学家法洛皮奥（Gabriel Fallopius， 1523─1562年）解剖女尸发现，它们并非不寻常的人体结构；女性并不是早期医学宣扬的那样，是大自然制造男人的试验品。”谢选骏指出：这种男女平权观念不仅是科学发现，也是社会发展：在先秦中国，姓是种族区分，氏是阶级分野；姓氏合一、国姓运动，给所有的人以姓氏，这就打破了阶级的壁垒，而在日本，这是晚于两千年才做到的（中国在汉朝，日本在明治）；所以日本近代还有活力，还保持着类似中国秦汉那样的原始动能。

（1454）

“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很罕见，十六世纪法国的宗教战争，与旧式内战一样，贵族从家臣、亲戚、佃农中雇佣私人军队，相互作战，其他十六世纪的反叛也有同样的性质；英国1640─1653年的内战过去常被作为阶级革命的经典范例，即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实际上，这场战争不过是传统的反叛、外省对抗中央集权、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斗争、宗教战争的混合物。”谢选骏指出：中国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两百年革命也是如此：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传统的反叛、外省对抗中央集权、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斗争的混合物，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革命是传统的反叛、外省对抗中央集权、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斗争……这与其说是“阶级斗争”，不如说是“现代化之争”。

（1455）

“十七世纪俄国的彼得大帝（Pyotr Alexeyevich Romanov，1672─1725年），是一个凶残的人，他最欢喜的时刻就是观看杀人表演、处决囚徒；他被反对派视为‘反基督教分子’、‘沙皇=魔鬼=撒旦=骗子’。”谢选骏指出：但实际上，问题不在其个性，而在其背景：“欧洲重心的北移，例如，十七世纪的新兴国家，尼德兰、英国、法国、瑞典，都在北部；一些成长神速的城市也是这样，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相形之下，地中海世界显得停滞不前”：这都是由于航线北移造成的，西方世界的中心舞台，从地中海变成了大西洋和北海，波罗的海成为重要的出口之一。这样、俄罗斯暴发户就变成了吃人的魔鬼。

（1456）

“古老城市、自治市镇和市场全都蒙受损失，逐渐衰落，伦敦对此要承担责任……各郡的贵族绅士常常蜂拥来到城里，各有所图。”谢选骏指出：现在，中国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逐渐撕裂、全面解构中国社会，如果说中国还有最后一点“社会有机存在”的话，那就是钱币，那已是维系中国社会的最后纽带了。

（1457）

困境里的优势：“1、世界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像阿姆斯特丹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把城市设计得如此全盘的整齐优美，即使荷兰人后来也没有能遵循他们早先的伟大范例；2、这是五个世纪共同努力整治河山的结晶，从围海造起的低田一直到城里，都是井井有条。”谢选骏指出：什么时候，大陆中国也能从它的千年颓势和帝国灰烬中走出来，朝向海洋的蔚蓝色，建立与其陆地面积相称的海上强权。那时，长期的亡国奴的经历就会变成一种财富：“疾病最后也会产生克服疾病所必须的抗体。”因为我们知道，西班牙之所以能够在美洲建立帝国，就是因为此前他们有过八百年的亡国经历。

（1458）

“英国殖民者盲目地模仿西班牙殖民者，在1609年下令北美第一个永久殖民地弗吉尼亚的移民，继续装神弄鬼去对付土著，并为了展现殖民者的不朽形象，隐瞒任何白人死亡的消息。”谢选骏指出：中国的古语也有相同的论调：“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对大多数殖民地的英国臣民而言，美洲土著只是他们攫取土地的障碍，对付土著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屠杀；1637年康涅狄克特州米斯提克河大屠杀几乎将新英格兰佩克特族的美洲土著消灭了一半。”谢选骏指出：即使到了1920年代，英国人还是手痒痒，忍不住要在长江上向“看洋船”的中国百姓随意开炮，一下子就杀掉了好几百个中国人。难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就知道需要在“英吉利”三个字前面都加上反犬旁，以示这种洋人是一种人面兽心的鬼家伙。

（1459）

“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托普卡皮王宫，其布局体现了苏丹认为的统治方式，是政治运作的方式的指南：御座亭是一个圆亭许多房间像游牧牧民的帐篷一样散落在周围的土地上……后宫可以容纳两千名妇女，马厩可以容纳四千匹马，七百五十万平方英尺的土地上 建有十座清真寺、十二个浴室、和两家医院，御厨每天侍候五千名食客，宴会时达到一万人。”谢选骏指出：很明显，主导这种排场的是心理学原则，而不是经济学原则，企图达到“不战而屈人”的效果。

（1460）

帝国的没落，常常伴随着人口与税收的减少，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就是如此——无独有偶还有可能更多：“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试图占领哈布斯堡首都维也纳的行动失败了，在随后的和约里，土耳其放弃了在欧洲的更大的野心……这是因为帝国发生了无法解释的人口增长的停滞。”谢选骏指出：人口增长的停滞不仅意味着社会的衰退，也导致种族的灭绝。现代白人社会，正在陷入日益增强的人口下降过程，这与“西方的没落”正好同步；中国在“放宽生育政策”之后如果无法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过程，就将步入西方的没落所带来的灭顶之灾。

第二十五章

官二代的自肥导致政权没落

（1461）

官二代的自肥导致政权没落：“在十七世纪，土耳其禁卫军以牺牲军事效率为代价，变成了世袭部队（也就是中国人现在所说的“太子党”、“红二代”、“官二代”），对基督教地区的征服活动也停止了。”谢选骏指出：照此看来，中国共产党政权在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官僚阶层的世袭化所导致的政权没落”，其外部特征是“停止对基督教地区的征服活动”（“开放”），其内部特征则是腐败和裙带关系盛行（“改革”）。

（1462）

野蛮人入主文明地区导致自身的文弱：“莫卧尔人对主权本身的理解根植于其信念，坚信主权来源于帖木儿，归根结底来源成吉思汗……但他们逐渐认同于他们所统治的领土。”谢选骏指出：野蛮人中唯一能避免这一命运的，大约就是阿拉伯人，他们终于使被他们征服的文明人，接受了他们的伊斯兰教……甚至连周天子和罗马人，最后也同化于他们的被征服者。

（1463）

“传统的武士阶层遭受了商业繁荣之害，面对严峻的局面。”谢选骏指出：革命者也是如此：他们是商业繁荣的受害者，是经济萧条的受益人。

（1464）

“许多武士沦为浪人，失业的武士为不同的领主服务。”谢选骏指出：革命者也是如此：他们在和平时期遭遇失业，并为不同的政治集团服务；他们加入某个党派或是帮会，纯属偶然之举；“意识形态”不过是他们的幌子，是现代形式的“江湖忠义”。他们的目的是混饭吃，吃饱了才想往自己脸上贴金。

（1465）

“领主很少付给武士合适的薪金，他们强调单方面的效忠。”谢选骏指出：“党组织”和“黑社会”也是如此，它们很少付给成员合适的薪金，仅仅强调单方面的效忠：例如，“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而完全不提“组织对党员有什么义务”、“老大对手下有什么责任”。当然，鱼肉百姓是一个例外。

（1466）

“一旦大陆帝国扩张开始，它就会继续下去；安全总是意味着要控制下一个边疆。”谢选骏指出：无独有偶，不仅大陆帝国如此，海上强权也是这样：一旦海上强权扩张开始，它就会继续下去；安全总是意味着要控制下一个港口。直到两个强权相遇，干掉一个或两败俱伤。

（1467）

十六世纪的诚恳体现在：“送达传票者受到这样的训诫：在这个交易所或人类事务所中，完全充满着商品买进卖出，……今罚款十英镑，见到传票后，请准备现金和实物出庭，以维持这个世俗市场。’”谢选骏指出：遭到了当局罚款，就是作出了社会贡献；这就是十六世纪的诚恳；到了虚伪的现代社会，一切都反了过来，作出了财政贡献的人，还要受到谴责，说他犯了规，才需要遭到罚款。因为，对于法律的偶像崇拜，已经树立了；最高法院代替了宗教会议。

（1468）

“投石党运动（Fronde，1648─1653年）其实预演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源于红衣主教马萨林（Cardinal Mazarin）的支持者被巴黎暴民以石块破坏窗户。投石党运动大概可划分为两次时期，前期为1648—1649年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the Fronde of the Parlements），后期为1650─1653年亲王福隆德运动（the Frondeof the nobels）。1643年，法王路易十四登基时只有五岁，由太后‘奥地利的安娜’任摄政女王；她的宠臣红衣主教马萨林任首相，他是法国的实际统治者。当时，三十年战争即将结束，马萨林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而向金融家预支款项，并以允许他们征收捐税和收取国家的收入作为交换条件。这些包税商从中获得巨利，引起了贵族的嫉妒和人民的愤怒。当外省已被搜刮得民穷财尽，政府打算向巴黎的中产阶级和高等法院法官榨取，1648年4月宫廷颁发敕令，停发四年各地高等法院法官俸禄，从而激化矛盾。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联合各地法院，以整肃政府弊端为名，提出二十七条建议，宣布国王派往各地的监察官违宪，并要求厉行财政改革，保障人身自由。1648年8月，受孔代亲王朗斯大捷的鼓舞，太后与马萨林下令逮捕领导运动的P.布鲁塞尔等三人，这一行动立即引起愤怒。1648年8月26日，巴黎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起义者一夜之间就筑起了一千二百个街垒，他们用投石射击马萨林拥护者的住宅。在外省也爆发了反政府的起义。1648年10月，国王路易十四出走，马萨林被第一次流放。不久，法国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法军从前线撤回。1649年1月孔代亲王统率大军包围巴黎。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畏惧人民起义的扩大，又闻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刚被处决而更为惊骇，遂与国王妥协。1649年3月11日，双方签订《吕埃尔和约（Peace of Rueil）》。起义的巴黎人民和王军战斗三个多月，终于失败。但零星的分散的斗争并未停止，直至1652年才被彻底镇压下去，是年10月21日，法王路易十四返回巴黎。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投石党”运动。1650年1月-1651年12月第一阶段第一次“投石党”运动后，孔代亲王因谋取马萨林的职位未成，便联合对宫廷不满的孔蒂、贡蒂、隆格维尔夫人等亲王显贵，密谋推翻马萨林政府。1650年1月，马萨林拘捕孔代亲王、亲王的兄弟孔蒂及其妹夫隆格维尔公爵，亲王的拥护者在外省暴动，教士亦与贵族联合，对抗宫廷。叛军由蒂雷纳子爵（Viscount de Turenne）率领，联合西班牙军队进攻法国。迫于各方压力，孔代等贵族被释放，马萨林第二次被流放。第一次内战结束。1651年12月─1653年2月第二阶段1651年12月马萨林被召回巴黎。孔代亲王联合西班牙入侵法国。1652年2月-4月间，叛军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王室再一次逃离巴黎。蒂雷纳率王室军队与孔代亲王军作战，在巴黎附近取得一系列重要军事成果。巴黎反叛人民组建政府。马萨林感到民众的愤怒集中于自己，第三次离职。马萨林离职后，孔代亲王失去民众支持的基础。1652年10月，十四岁的路易十四被人民迎回巴黎。孔代亲王流亡国外，奥尔良公爵加斯东被贬他乡。第二次内战逐渐平息。”谢选骏指出：中国为什么难以发生“城市革命”？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城邦自治的传统。中国的革命，只能由游民发动，这直接导致流氓上台执政。

（1469）

“不列颠能崛起为十七世纪科学活动的中心，一是因其已经成长为商业霸主，二是因其宗教的发展出创造出一种探求自然知识的积极氛围”；而当代中国的富人却为富不仁，只关心吃喝嫖赌、谋财害命，结果自然优劣立判……“十七世纪科学不列颠实验自然科学的狂热在清教徒和温和的英国国教徒中均大行其道，但每一宗教团体都出于其自身的特殊原因而倾向于支持特定形式的宗教”；而当代中国的左右各派都在竞争如何才能更好地扼杀科学，结果自然优劣立判……如此恶劣的中国，要想取代英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世界工厂”地位，势必不可能也。

（1470）

“1759年，由于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的请求，不列颠博物馆向市民开放，这是从宫廷转变为大众文化的一大标志。”谢选骏指出：这一转变的完成则继续了两百多年，到手机上网的时代才算告一段落；因为技术的发展让平民得以克服时空的距离，也能像有闲阶级那样“进入博物馆”；可悲的是，多数人拿了手机不会求学，只会电子游戏和到处串联，这是由下等人的动物本能决定的。

第二十六章

达尔文主义的伪真理

（1471）

“达尔文在其《猎犬号记事》中写道：‘我不相信能够描绘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要比一个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差别大。’……他尤其奇怪火地岛的印第安人几乎赤身裸体，竟然能够忍受严寒，他开始明白人类的本质就是‘适应能力特别强的动物’。”谢选骏指出：达尔文的这些直接观察影响了他的生物进化理论，并为即将展开的世纪杀戮（马列阶级灭绝、纳粹种族灭绝、日本出入中国、美国原子弹轰炸），准备好了理论及基础。这就是达尔文主义的真相。

（1472）

“达尔文个人的遭遇也影响了他的生物进化理论：他与表妹成亲，他们所生的孩子天生有病，存活都成了问题……他抱怨大自然是‘笨拙的、浪费的、会出错的、低下的甚至极端残忍的’，他发现自己暗自憎恨上帝。”谢选骏指出：这是中国式的一叶障目还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自身体验无疑在任何理论的形成中，都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更不是符号的动物，人的思想超越了符号和理性。

（1473）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达尔文主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达尔文认为在与白人竞争时，黑人注定会遭到灭绝。”谢选骏指出：资本主义、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文革主义、波尔布特主义还有伊斯兰主义，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只不过，他们消灭的不是生物学上的黑人，而是政治上的黑人。

（1474）

“在玉米进行杂交时，把一株生长受到阻碍的矮小脆弱的品种，与另一株生长正常的品种杂交，比起两株生长得很好的品种进行杂交，效果会更好。”谢选骏指出：文明之间的杂交也是如此，思想之间的杂交也是如此：不怕你差，就怕你没有特点；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北宋的黄庭坚（1045—1105年）曾经写道：“余尝为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嵇叔夜诗与侄木夏》）不俗，就是有特点——我曾经把这话凝缩为八个字：“士可百般，唯不可俗。”黄庭坚的理想人格，就是嵇叔夜，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交汇之处的浪漫诗人嵇康（223─263年，字叔夜），他崇尚自然，虽然遭到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司马昭的杀害，但其人格光辉不绝如缕，而司马家的报应后来大家都看到了，好像是历来“皇族”里后裔最少的一族。

（1475）

“《大英百科全书》（1884年）写道：‘没有一个纯种的黑人’曾被当成是科学家、诗人或艺术家；无知的慈善家声称黑人具有本质的平等，这一说法与黑人的整个历史并不相符。”结果，“一些黑人和爱斯基摩人竟然被欧洲人安置在动物园示众。”谢选骏指出：白种人的这些作为很快就返还到白种人自己头上：先是发生了白种人杀白种人的“灭绝犹太人运动”，接着又发生了准备在俘虏希特勒之后把他送到美国的动物园展览示众的计划；至于莫斯科的“公审”，也比动物园示众好不了多少。这就是达尔文主义的真理。

（1476）

古拉格群岛和文革上山下乡的思想先驱：“自从1848年6月巴黎的‘暴徒街区’被清理后，大批叛乱的‘可怜人’以及‘没有被清理的人’被输送到海外——非洲的阿尔及利亚；1870年巴黎公社后历史又重演了，尽管这一次亚洲新喀里多尼亚备选为更远的目的地。”谢选骏指出：斯大林和毛泽东声称他们“继承了巴黎公社的精神”，其实他们“执行的是‘镇压巴黎公社的任务’”。这就是“从革命者到反革命的蜕化变质”，是人性的自私与诡秘。这就是达尔文主义“生存斗争”的真相。

（1477）

“十九世纪末期，欧美人、日本人更加有志于夺取他人的土地和财富，这似乎是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劣势地位所做出的反应：以前欧洲低于亚洲、日本低于中国，北美低于南美，而美洲低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谢选骏指出：压制和反制，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旋律；往复、循环、轮回；侵略和反侵，也常常主客易位，不断往复、循环、轮回。这就是达尔文主义的真相。

（1478）

“殖民主义所到之处，不仅毁坏了当地的文明，也表现出令人诧异的创造性。”谢选骏指出：一部文化人类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弱肉强食的殖民历史；一部体质人类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强食弱肉的殖民历史。这就是达尔文主义的真相。

（1479）

“‘欧洲人’，一位在印度的传教士听说，‘所到之处都发生饥荒，他们多如满天的秃鹰。’”谢选骏指出：殖民主义带来的饥荒如此沉重，共产主义带来的饥荒更加严重，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本质上，这是一场“重新洗牌”甚至是“为新的人种进行选种活动”而进行的布局，结果就是种族灭绝和阶级灭绝。这就是达尔文主义的真相。难怪毛泽东说了，“长征是播种机。”

（1480）

“美国画家雷明顿（Frederic Sackrider Remington，1861─1909年）的‘鬼舞’，描绘了美国西部印第安苏族的‘跳鬼舞的人’，根据南达科他州的家园卫队成员的素描所作；1890年12月，南达科他州的家园卫队与苏族发生武装冲突，屠杀了大批苏族人，并剥下了七十五人的头皮。”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现代艺术的血腥起源！画家等于喝人血！野蛮行为会传染，声称镇压野蛮的人，自己变成了更为野蛮的人。这就是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真相。

第二十七章

达尔文主义的禽兽

（1481）

“普通大众从来没有掌握权力，从而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或他们组成的社会，甚至在革命建立的国家或民主体制规范的国家都是如此。”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人民没有思想”，确切地说，群众更没有执行自己思想的意愿及其能力；仅仅有“权力意志”、强权意志是不够，还需要拥有实现这些意志的思想……否则，人就无异于禽兽了。达尔文主义者尼采及其追随者就是这样的禽兽。

（1482）

“每种类型的社会都倾向于把另一方视为道德低下的社会；这是因为在某种生活方式的追随者看来，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人民代表了异己的一切……他们对彼此的描述充满了不解甚至是厌恶。”谢选骏指出：很少有人喜欢印度人身上的味道，这就是“歧视”的根源。就人性来说，歧视是正常的；就更大范围整合来说，歧视是需要克服、超越的，因此是“不文明”的；就思想主权论来说，人类是一体的。

（1483）

“1900年德国国王威廉二世对即将入侵中国的德军说：‘你们应该给德国扬名立威，让中国佬刻骨铭心，哪怕千年以后也不敢正眼看德国人。’”谢选骏指出：可是德国自己的历史那时还不过千年，而二十年之后，德意志帝国自己则已经灰飞烟灭；这就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结果把自己撑死了。这就和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夺取大清帝国的遗产，所犯的错误如出一辙。

（1484）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灭绝美洲印第安人视为对文明的无私奉献：‘先锋者和定居者实际上站在正义一边，这块大陆不能仅仅被当成肮脏野人的猎场。’”谢选骏指出：这些话怎么越看越像“毛主席语录”？只是把“种族灭绝”换成了“阶级斗争”：“在我国（中国大陆），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国不能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乐园；不过这并不妨碍后来通过“先富起来运动”，共产党自己成为最大的地主资产阶级了。这其实就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那句话：把你口袋里的钱拿出来，放进我的口袋里。（大意如此）

（1485）

人类天生具有分层的倾向：“写于1902年的一本名为《我们的仁慈的封建制度》的书中，W.J.根特指出美国的百万富翁正在变成世袭贵族；1899年，托斯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美国已经形成一个不用为钱发愁的财富精英阶层。”谢选骏指出：即使在美国这个“平民社会”中也是如此；而在中国这个具有两千年多年传统的平民社会中，自我孤立的深宅大院，也是富人的首选。这就是拙作《礼制的天下统治》（1975年）所看到的人性及其心理学基础。

（1486）

“英国冒险家杨赫斯本（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1863─1942年，汉名“荣赫鹏”）在1902年率领一支英国远征军到达西藏，声称他的所闻所见使他相信：‘不仅我们的智商更高，而且我们所达到的道德水平更高。’”谢选骏指出：他显然忘记了英国先前不久是奴隶贩子的老窝、毒品贩子的祖国；而英格兰人本身就是罗马人、日耳曼人、丹麦人、法国人的多重杂种，所以英国才获得了“统治世界的综合能力”。现在英国人又反了过来，使劲谴责中国对西藏的统治。

（1487）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争夺权力的冲突逐渐被看作是阶级的冲突，或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摊牌。”谢选骏指出：这其实不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思想冲突”，而是“思想伪装下的国家冲突”；“例如在中国，争夺政权的两个政党分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的冲突在1930年代升级，尽管双方都面临日本入侵的威胁。”——结果他们这个“新的南北朝”就和日本的代理人满洲国——汪精卫一起，演出了一出蹩脚的“现代三国演义”。于是，千百万人头落了地。

（1488）

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革命是传统的反叛、外省对抗中央集权、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斗争……这与其说是“阶级斗争”，不如说是“现代化之争”；而在其中，共产党专政扮演了类似于满清专政的“反现代化的角色”，也就是“政治上的反动派角色”。

（1489）

“理解日本在二十世纪与中国发生的冲突，方法之一是视其为‘一个文明之内的某种内战’，因为两国人民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念，在思想、宗教和艺术上拥有重叠的遗产。”谢选骏指出：此外还有一层，那就是“现代化进程先后次序之战”，领先欧化的日本把中国作为殖民地对待，希望通过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完成毒蛇吞象的帝国战略。但在“客观”上，让日本成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头部队。

（1490）

“‘国家建设模式’的吸引力似乎是无可抗拒的。”谢选骏指出：恶总是相似的，善则各有不同；国家建设总是相似的，思想发展才各有不同。共产党“解放以后”系统执行了日本占领期间的许多政策，但所运用的意识形态却完全不同。

第二十八章

科学逻辑不让其他种族活下去

（1491）

“1880年代阿根廷南段的火地岛发现金矿，这使得西半球最南端成为竞相争夺之地，捕人猎头公司来到这里消灭土著的食物采集者，每杀死一个印第安人约收费五美元。”谢选骏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这些种族灭绝行动的指南书；因为按照科学的逻辑，没有理由让其他种族的人活下去：问题只是让这些人站着死还是躺着死，所以纳粹主义就是进化论的逻辑结论。纳粹主义受人谴责仅仅在于，德国人杀害的是自己的同种犹太人（他们同为高加索人），而不是印第安人。

（1492）

人类天生具有增加礼节与奢侈的倾向：“1870年代，安哥拉的一位酋长掠夺自己的部落民众来修建中世纪样式的城堡和收藏小提琴；1890年代，另外一位酋长雇用一位曾经作为奴隶为葡萄牙人服务的女仆来教导自己欧洲的礼节。……西服在任何地方都成为上流社会的标准装。”谢选骏指出：反正人总是需要礼服的，不是这种就是那种，而且要精益求精甚至争奇斗艳，总之都是为了趋炎附势、自抬身价、增加自己的社会筹码。甚至文革期间作为其反面的装穷与扮演朴素，也是如此，都是为了趋炎附势、自抬身价、增加自己的社会筹码。

（1493）

“鸦片贸易代表一个重要的突破，一举打进一个多数外国人几乎毫无东西可以出售的市场……到1830年代中期，运抵中国的鸦片每年的货值在二十年里翻了五倍……很像当今全球贩卖海洛因和可卡因震动了西方一样。”谢选骏指出：历史似乎呈现着圆形，报应的追剿永远追随着任何一个强权或强人。

“英国人，至少是负责贸易的人员和政府官员，对于道德层面的呼吁并不理睬；只要鸦片贸易带来利润，他们就不愿停止鸦片生产。”谢选骏指出：中国何时能找到类似鸦片的“商品”倾销西方，那时就是中国自己由衰而盛并且盛极而衰的分水岭：其潜台词是，鸦片战争是英国自己盛极而衰的分水岭；而道德败坏、丧失自我控制，则使一切文明走向坠毁之途。

十九世纪的英国人认为：“禁止鸦片贸易就是干涉自由贸易，没收英国毒贩的鸦片就是公然侵犯私有财产。”谢选骏指出：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英国开始奉行另外一些准则和理论，表面上甚至完全相反，摇身一变，成了严查贩毒的“文明国家”。

英国的崛起是吸血鬼的自肥：“1842年的《南京条约》割走了香港和两千一百万两白银，购买力相当于2000年的二十亿美元。”谢选骏指出：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不可能是“和平崛起”，否则只能被“不和平的对手”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进行敲诈、勒索赔款；英国对中国的一脚，踩了一百多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开始结束。这期间资金源源不断流入英国，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

（1494）

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年）可以说是“第一个纳粹分子”，他认为：“战争势必涉及到交战国的全体人民，每个人都是敌人……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永久解除武装。”他的观念最终影响了欧美的整个军事政治体制……“‘纪实摄影之父’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1822—1896年）的照片，揭示了南部邦联和北部联邦的士兵尸体布满战场。”谢选骏指出：美国南北战争的血腥残酷，预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浩劫；亚特兰大的炮击平民，是二十世纪狂轰滥炸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美国能够夺取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空前残酷的南北战争垫了底的。

（1495）

不论“宇宙进化（演化）”还是“社会进化（发展）”的思想，都来自英国这个鸦片贩子的祖国；达尔文主义促成了阶级清算和种族清洗的血红现实——英国国旗米字旗的图像，活像一部绞肉机，上面的红色就是屠杀的号令。

一个十字架是十字架，带钩的十字架是纳粹旗，而三四个十字架摞在一起的米字旗则成了绞肉机——神学现代主义认为，教会和信仰应该“有所发展”；其前提似乎是说教会和信仰从未“有所发展”似的，似乎教会和信仰自古以来就是一成不变和先验存在似的……这显然是错觉的产物。

（1496）

“‘没有计划’这个词在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赞扬性的词……自然界的生存斗争，无计划地发展，进化出新的物种；人类在耕作养殖业中，有计划地生产出新的品种。”谢选骏指出：有计划地活动、尤其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结果却让统治者自己和人民奴隶大众全都沦为非人。

（1497）

“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形式的意识。”谢选骏指出：这一论述本身就从反面说明了“阶级”和“阶级分析”乃是“思想”的产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教条忽略了“社会存在”本身就是思想主权甚至是人类意识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反人类”由此可见。

（1498）

“卡尔马克思认为暴力是好事，而且能够促进进步。……社会主义者逐渐接受恐怖理论家莫斯特（Johann Most 1846─1906年）的嗜血狂言：整个精英阶层，包括他们的家人、仆人和所有与他们做生意的人，都是武装斗争的合法目标，要利用一切机会将他们处死，任何遭到‘误杀’的人，都是实现崇高事业的牺牲品。”谢选骏指出：贺龙所谓的 “两把菜刀闹革命”、毛泽东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都是脱胎于恐怖主义。文革的口号是“红色恐怖万岁”，可惜仅仅维持了三年（1966—1969年）就以“九大”画上了逗号；两年以后，就以林彪一家的殒命沙漠画上了分号。又过了五年，就以毛泽东家族的俯首就擒画上了句号。

莫斯特创造了‘行动宣传’一词，作为谋杀的代号；他在1884年出版了一本手册，介绍如何在教堂、舞厅、公共场所引爆炸弹，这些地方正是贵族、牧师、资本家这样的‘爬行动物’可能聚集的场所。”谢选骏指出：显然，社会主义者正是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先行者；而“资产阶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行者。

（1499）

炸药大王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1896年）可以说是“头号恐怖分子”：这个人虽然遗嘱创立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在死前六年却公然宣称：“如果国内的民众像前线的部队一样面对死亡的伤痛，那么战争将会‘立即中止’；他认为和平的最大希望是发明一种细菌战，或者发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谢选骏指出：由此看来，诺贝尔确实是最大的和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他想通过屠杀平民带来“和平”。伊斯兰的自杀爆炸，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金。

（1500）

诺贝尔的祖国瑞典作为古老的海盗国家和新兴的列强，也曾参与“瓜分中国”的勾当——大家都记得192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与美、英、法、挪威、荷兰、瑞典等六国签署关税条约，六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大家都记得，在英、美带头下，截至1943年，中国与瑞典、比利时、挪威、加拿大、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九国重新立约，终结了列强（“一系列强盗国家”）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但都忘记此前连瑞典、比利时、挪威、荷兰、瑞士、丹麦、葡萄牙这些弹丸之地，都参与了瓜分中国的盛宴……这就是诺贝尔奖的资金来源。

第二十九章

无私的人很容易绝种

（1501）

交通拥挤的由来：“往返于住家与工作单位之间，本来只是大城市里富商们的特权，直到十九世纪才普及到其他阶级，而且使这个特权变成了负担。”谢选骏指出：这很像科举制度的瓦解，使得原本“有功名的人”才有的题字权利，无限制地普及到所有百姓，结果大家都来伸爪涂鸦，风景名胜充斥题字刻符，大煞风景。

（1502）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反思的现代性’一直到奥斯维辛的‘现代性的终结’，各种极权主义的火焰毁灭了西方文明，也把整个世界卷入了灾难之中。而自由民主与各种宗教也在多元化与虚无主义的威胁下日益式微。‘一切都是政治的’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是政治的’！”谢选骏指出：窃贼的民主是一种“自由民主”吗？“不威胁他人的自由”，其实并不存在；“不掠夺他人的民主”，其实也是在集团内部，绝不会扩展到集团外部的。

（1503）

“王宫、国库、监狱、疯人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比这四大建筑更能完全地概括这个新制度或更好地代表它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谢选骏指出：任何一个国家主权，都离不开这四样宝贝的护持。因为这四个东西，是血肉相连的，甚至就是一个同体。“病夫治国”并非或然，而是必然。

（1504）

1929年经济崩溃的思想根源：“1920年代，人们把遍及美国的道德沦丧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在一起：‘向孩子们的肚子里灌输毒药还比不上向孩子们的心灵里灌输进化论。’正统派的基督徒想通过取消进化论教育来制止美国的道德的衰落。”这个努力失败了，一百年后到了二十一世纪，在道德败坏的前提下，私人经济危机则被美国两党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次第转变为国家债务危机。

（1505）

“公正的法官是受害者的堤坝，保护他，唯恐他被淹没；腐败的法官是泛滥的湖泊，仅仅放纵自己的欲望。”谢选骏指出：公正的法官执行法律的思想，腐败的法官操纵法律的思想。这就是“器皿”和“自主”的区别。

（1506）

强权意志（“权力意志”）导致奴隶道德、法西斯专政、共产主义红色恐怖：“权力会哄骗人，让人只会看见眼前的就是好；他们用自己的意志，用名字去区分好与坏，利用名字把不好的东西蒙骗人，让人瞎了眼，然后他们会使自己名声大噪起来，把认为不好的除去，用他们认为好的取代之；自由的人知道这些伎俩，所以他们都想方设法把自由人抓起来，让他永远受奴役。”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完美结合”。

（1507）

阶级斗争是献祭给死亡而绝不是让人获得解放：“权力让人斗争，不是把人解救出来；如果人得救，就不需要用各种献祭，动物也不需要为权力牺牲，他们事实上是献祭给死亡。”谢选骏指出：在阶级斗争的普遍死亡中，获益的仅是极少数的恶棍领袖和他们的狗官。

（1508）

“希特勒承认，对他的审判和以及有关审判的公开报道，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而在服刑期间他写出了《我的奋斗》一书的第一部分，如果他没有被送进兰茨贝格监狱，他可能不会写出任何东西。”谢选骏指出：这说明，是德国公众的关注，塑造了德国公众的领袖；是大众思想塑造了大众领袖。紧接下来，是思想塑造了行动，下士成为元首，发起了推翻凡尔赛和约的二战。

（1509）

机械化战争以其特有的方式加速了西方的没落：“现代战争中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应征参战，结果遭到残酷的屠杀，而在后方大量繁殖的却是劣等人。”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现代反犹主义的根源，因为犹太人看穿了欧洲国家的诡计。犹太人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并在后方大量占有所在国的寡妇群体，尤其搞乱了德国的种族……纳粹宣传如此痛心疾首。

（1510）

人类堕落的原因：逆向淘汰制度的作用，使得“坏人”比“好人”更多保存和繁衍的机会；人为何不能无私呢？因为那样无私的人很容易就绝种了。

第三十章

纽伦堡审判临时杜撰的法则

（1511）

1945年纽伦堡审判时临时杜撰的法则：“每个人都负有国际义务，它们超越了对国家义务的服从。因此，为防止危害和平与人性的罪行发生，公民个人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可以与国家法律相抵触。”谢选骏指出：这可以说是国际义务载入了国际文献，但是很快，它就被宣布这些义务的国家所破坏；国际义务虽然还无法企及思想主权的高度，但已经不能被强权国家所忍受。 

（1512）

纳粹是被同性恋者击败的：“1954年，英国数学家图灵（Alan Turing，与冯·诺依曼同被称为计算机之父）因被揭露在其私生活中的同性恋行为而被迫自杀……由于曾对破译德国人的密码起过关键作用，图灵有理由被认为在打败纳粹方面作出了比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更大的贡献。”谢选骏指出：如果他早被揭露二十年，德国就可能平定英国、征服苏联、威慑美国。为了报答他的恩惠，西方国家需要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化”。

（1513）

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年）开创了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他在《原始人的心智》一书中指出：“原始人与文明人的区别在很多情况下都只是表面的，而非真正的区别。由于其特殊性，这种社会条件很容易给人一种原始人的思想方法与我们大为不同的印象，而事实上他们与文明人的基本智力特征是相同的。”……“人类心智一致性”，这是一个信念：所有的人类都具有相同的知识能力，以及所有文化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心智法则；习惯与信仰的变异是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一切都指向了“思想的主权”。

（1514）

“黑泽明1954年执导的电影《七武士》，讲述武士们向村民传授武术，却使得自己失去了利用价值。”谢选骏指出：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者的命运：他们让自己为思想而活着，不是让思想为自己而活着……思想和金钱是格格不入的，虽然金钱也是思想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在传统上就相当狡猾；人们用“秘方”来确保“思想为自己而活着”、而防止“自己为思想而活着”——这与西方社会的“专利保护”、“版权保护”的精神是相当一致的，而在具体做法上，“秘方”传统更绝，而“专利”、“版权”比较折衷。“秘方”传统杜绝了技术的传播和扩散，而“专利”、“版权”则只是限制了技术的传播和扩散。

（1515）

“Megalopolis，译为 ‘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区’，法国地理学家哥特曼（Jean Gottaman，1915─1994年）用此字来形容美国东部自新罕布什尔到弗吉尼亚北部由许多大城市绵延构成的城市系统；1960年代，希腊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多克西迪亚（Konstantino Doxiadis，1913─1975年）预测：城市绵延区发展下去将超越国家、洲界，建议用‘Ecumunopolis’即世界城市（World City）来描述这一现象。”谢选骏指出：城市绵延区已经出现在欧洲（法德边界）和北美（美加边界）了，即将出现在南美、中东、东南亚以及中俄边界和印度孟加拉边界；那时，国家主权和夺取领土相对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了，“神圣领土”的嗜血魔咒也许不再能够掠取人的生命。

大都市房地产的抵押业务变成了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主要支柱……为了保护他们的投资，这些机构必须对任何减缓大都市拥挤状况的努力企图进行战斗，因为这种努力会降低‘靠城市拥挤而产生的价值’。……从短期看，保险公司也许能解决一些问题；从长远看，保险公司本身就是促进整个制度崩溃的一种因素。”谢选骏指出：不仅如此，投资机构还组成了院外游说集团，用缰绳套住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建立新的法规来扩大自己的利润、保护自己的投资。

（1516）

西方文明的“伟大创举”：“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人类生活在如此残酷而恶化的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外貌丑陋 、内容低劣，像是瘟疫横行的监牢……工业城镇对黑暗和肮脏漠不关心、满不在乎，这使得城市处于可怕的野蛮状态中。”谢选骏指出：在这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三等学徒，表现得最为充分了。什么时候中国摆脱了西方化、日本化、苏俄化的阴影，什么时候第三期中国文明才能获得较为健康的发展。我个人估计，这需要等到二十二世纪的时候了。

（1517）

“一旦工业政权建立以后，工人居住区的情况普遍下降。”——一旦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无产阶级的处境就会急剧恶化……“穷人们过分拥挤的标准化的居住情况，也扩大到中产阶级的住宅和士兵们的营房……其标准也常常达不到合乎人类生活的标准。”谢选骏指出：贫穷和革命一样，也是会传染的。在海外的中国移民社区里也存在类似情况，很多移民擅自更改所在国家的建筑格局，把它们改建得更加猥琐，还像毛泽东一样在城里种上庄稼，以适应自己低下的生存标准。

（1518）

“官僚主义发展最厉害的，反而是在非政府部门，例如工商业界——一些国际性的大企业，在世界各处组成了一个商业网络，各国各地有其代理人、商务关系人、市场代销店、工厂和投资者，这些大企业，如果不靠大都市里一支耐心听说、安分守己的职员队伍，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谢选骏指出：官僚主义也是一种传染病，不仅会从衙门传播到私营企业，还会从私营企业传播到家庭，传播到各种有人居住的地方去。

（1519）

“在威尔士和苏格兰，1931年至1951年的二十年间，总的就业人数比过去增加8%，但其中机关和市区所在的工作人员的就业人数比过去增加了63%。”谢选骏指出：学坏容易学好难，坏东西要比好东西更有感染力，越是上层就越容易学坏。

（1520）

来自敌人的反作用力：“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人才意识到，和政治秘密不同，自然的秘密是不能被隐藏起来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垄断自然规律。”谢选骏指出：于是受了三十年抑制的进化论教育，在美国一变成为公共教育的主流；黑人民权运动随之兴起，与此同时，美国也逐渐“社会主义化”了。

第三十一章

苏联把政治犯当精神病镇压

（1521）

“在北京的遗传学研究所中，苏联扶植的谬误遗传学家李森科的理论，流传得比在俄罗斯还长。”谢选骏指出：汉奸比鬼子更可恶，这就是“苏联半殖民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悲的滞后命运的缩影；正如在日本，保存了比中国更多更古的中国文明的要素，例如“礼”，以及喜爱读书的习惯。

（1522）

在苏联，把“政治犯”当作“精神病”来进行镇压（1960年代），其实比起让精神病人斯大林集团充当政治领袖（1930年代）来，还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呢——“把政治犯当作精神病来进行镇压”，只不过是“精神病集团充当政治领袖”的后遗症。

在苏联，“把政治犯当作精神病来进行镇压”，牺牲了几百人；“精神病集团充当政治领袖”，则牺牲了几千万人——在中国，这个数字甚至还要多上好几倍。中国文革比苏联肃反，迫害更为惨烈。

（152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个邪恶帝国，包含了欧洲殖民故事所包含的典型要素：“宗教的启示、冒险的远航、对原住民的冷酷、为适应和创立可行的经济制度所作的努力，商业利润的迅速实现以及百折不挠而赢得的胜利。”谢选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吗？如果还能，又能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早在“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多久？

（1524）

中国革命的根源：“中国是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官员等级制度统治的国家，与法国一样，想做官必须参加考试竞争，而唯一的考核手段就是从容镇定地背诵应试书籍；在中国，这支受过教育的失业大军，已经成为国家的真正灾难。”谢选骏指出：从这支失业大军中，先后产生了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大乱中国已经一百余年。

（1525）

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局：“用革命手段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说是可以为无产阶级解决贫困问题，但是从数量上来说，这就是荒谬的。”谢选骏指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无产阶级人数太多了，无法通过平分资产阶级的财产来获得富裕，最后，资产阶级的东西只能分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结果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变成饿蚊子。中国的饿蚊子，通过学习俄文字，终于变成了更加穷凶极恶的地主资产阶级。

（1526）

成吉思汗向受害者道歉——2013年5月30日，柬埔寨首都金边，事隔三十八年之后，“赤柬（红色高棉）头目乔森潘及农谢向受害者家属道歉：这两人在国际法庭受审，农谢淡化对屠杀责任，乔森潘坚称对暴行不知情，据联合国统计，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柬埔寨有多达一百七十万人因劳役、饥荒、疾病和政治处决而死。”我相信，毛泽东在同样处境下也会如此道歉的，而且可能更加卑躬屈膝，甚至一哭二闹三上吊，就像“毛主席的好学生江青同志”那样（尽管江青是邓小平死前不久遭到谋杀的）。

（1527）

“不义的政治可以由许多人实施，这就叫做民主政治；当平民利用他们人数上的优势来压迫富人的时候，这种政治就是暴民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下等社会变成暴君。”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社会主义改造”、“群众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挥手我们前进、砸烂阶级敌人的狗头”……

（1528）

国庆阅兵式的由来：“在枪炮和常备军的帮助下，产生了一批无视一切法律、专横独断而有任性的统治者，他们把妄想狂的猜疑和幻想，提高为一种强制的个人崇拜仪式……军队的操练检阅，变成向日益被奴役的平民百姓耀武扬威的盛大场面。”谢选骏指出：这才是真正的“国家恐怖主义”，而那些被称作“恐怖主义”的小组活动，不过是在这种高压威吓之下的喘息。

（1529）

拆毁北京城是为了阅兵式，天安门广场（不同于天安门城楼）和东西长安街的出现是效法其欧洲的祖师爷的蛮横行径：“新的城市规划师经常牢记军队的需要，笔直宽大的马路是为了军队在各处都能列队前进。……军用大街与非军用大街不同，需要穿越市中心，并从这个城市通向另个城市。”

（1530）

天安门大屠杀是天安门广场的逻辑结果：“士兵们整齐的队伍、笔直的行列，能产生美的感觉；军威大振之下，使人感到这支部队能所向披靡、摧毁铜墙铁壁：这就是统治者要想灌输的信念，让百姓必须驯服，不敢起来与当局较量，因为一旦较量起来，军队的表现可能非常糟糕。”谢选骏指出：天安门大屠杀之所以变成“广场体制”的典型样板，是大多数百姓被吓傻了，而不是被打死了。“广场的绞刑架上，有你心爱的人；他的头颅垂挂着，像你撕裂的心。”——爱情、叛逆、政治、杀戮——这就是国家主权的全部故事。未来的中国，要想不再发生天安门大屠杀，就需要杜绝天安门广场这个祸根的存在。要拆除毛泽东纪念堂或改造为公共厕所、改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为民族英雄纪念碑。

第三十二章

没有选举权的中国店小二

（1531）

为何要“改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现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实只是“人民领袖纪念碑”，是那些窃国篡党的领袖们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产物。英雄不同于领袖：领袖是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所以先有人民运动而后才有领袖；英雄则不然，他不是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英雄是独立的，英雄是自在的，英雄是孤胆的，英雄是献身者——相形之下，领袖则是吸血鬼，是靠着人民的尸骨爬上去的。

（1532）

以下的文字不仅使我想到清朝的部队（包括八旗和绿营，也包括新军），也使我想起民国时期军阀的部队，还是我想起国民党军和共产党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他们既不敬畏上帝，待人亦不讲信义；毁灭之所以迟迟出现只是由于敌人的进攻推迟罢了。因此你在和平时期受到这些雇佣军掠夺，而在战争中则受你的敌人掠夺。这是因为，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性命。当你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情愿给你当兵，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就逃避或者一走了事。”谢选骏指出：因为他们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无论军阶多高，都只是店小二，而不是国家的股东，对这个国家没有归属感。现代民主国家的秘密，就在于把全体选民都变成了国家股东，从而诱使他们为国家而战。

（1533）

领袖或曰吸血鬼毛泽东曾对整个中国拥有“实际使用权”：“就像一匹马拥有它所吃稻草的实际使用权，但没有对于它的任何所有权一样，一个奴隶和一个弃绝了的修士只有对面包、酒、衣服的实际使用权……而没有对它们的所有权，也没有产权和使用权，而只有实际使用权，它意味着对于使用之物没有任何权利。”谢选骏指出：这种状态肯定让这位暴君很不高兴，他毕竟不能像古代的暴君（皇帝）那样获得一切名义上的权利，例如让自己的崽子继承大位并获得世袭的的权力，所以他最后就满心醋意地发了疯，用文革的折磨来剥夺所有的人的权利。文革就是“猫（毛）的临死一跳”。

（1534）

“美国作家”（Felipe Fernandez-Armesto）是这样伪造历史的：“‘文化大革命’旨在强迫特权阶级分享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从而改造社会……政治宣传竭力隐瞒真相，至少是不让毛泽东了解真相。”谢选骏指出：其实，这是不对的说法，因为毛泽东自己就是特权阶级的总头目，他霸占了旧皇宫、图书馆、多处公园设施和许多人的生命；另外，毛也是整个中国最了解人民悲惨处境的一个人，因为他掌握庞大的情报特务机构：问题在于，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虐待狂和被虐狂，他喜欢看到人们受苦。他经常听取折磨他政敌的秘密报告，然后哈哈哈大笑，畅快无比。他的“反人类”罪行，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思想”。文革只是“猫（毛）的临死一跳”。

（1535）

“约两个世纪以前，中国人发明了测谎试验；测验包括：问嫌犯一个问题，等待回答，然后在嫌犯的嘴里撒一把面粉；如果嫌犯不能吞下面粉，就被当作是在说谎……这些听起来好像是迷信，但是如果你了解到紧张往往伴随着口干舌燥，因而难以吞咽面粉，那么这一早期的测谎技术应该具有一定的效力。”谢选骏指出：这和指纹也是由中国人首先发现的一样，看来中国的官府确实“善于做人的工作”。“毛的政治运动”，其实就是“猫整人的临死一跳”。

（1536）

“一个民族无法真正改变自己的制度，虽然通过革命可以改变制度的名称，但却没有办法改变其本质。”谢选骏指出：这个观点无法解释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差异。

“决定民族命运的是民族特征，而不是他们实行的政治体制。”──这个观点无法解释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差异；更无法解释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完全是因为仿照了中华民国的“台湾经验”。由此可见，语言是思想的陷阱。

（1537）

“在现代社会，领袖也可以被定期出版物所取代，虽然往往效果不佳，这些期刊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说理操心。”谢选骏指出：中国的“两报一刊”、官办媒体就是这样的货色；为什么集权国家都要控制新闻出版？“为了洗脑”，“为了传播谣言”，这就是答案。但愿互联网最终能够打破期刊造成的洗脑浴盆。

（1538）

“不管是上帝的旨意，互联的电脑群，或是我们大脑中的‘投票的’神经细胞，都无法将个人的理性选择转变为集体的理性。”谢选骏指出：这就给了国王的统治（或“人民的主权”）以可趁之机，把个人的理性强化为集体的疯狂，并以组织的暴力（国家、公司、黑社会……甚至家庭）来贯彻它。

（1539）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不可能兑现的空口许诺，是政治家的骗术：因为掌握制度的正是权力，“自己监督自己”无异于痴人说梦；“把权力关进思想的笼子里”，才是可能的——所以独裁者害怕三权分立的思想，国家主权害怕思想主权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1540）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注意了，你们倒是应在拒绝寡头制度的同时，学学威尼斯城市规划方面的经验：“1928年重新发明的‘雷德朋规划’，把步行者与车辆交通分开，而在达·芬奇为解决米兰的交通拥挤问题而提出采用人车分开的办法之前很久，威尼斯早已实行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注意了，你们不要再把中国的城市全都弄得乱哄哄、乌烟瘴气的了。华人本来缺少公共空间的概念，你们不要继续推波助澜了。

第三十三章

中国农村户口仿佛意大利德国中世纪

（15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制度仿佛意大利和德国的中世纪：“技艺和发明上的胜利，使城市更加瞧不起它落后的邻居——农村；农村被看作是个愚笨的寄生者，甚至更加糟糕地被看作异国人了；在意大利，自治市不给农民以公民权利；而在德国，则强迫农民提供粮食和工业原料给附近的城市。”谢选骏指出：毛泽东1957年说中国没有殖民地所以要加紧压榨农民来实现工业化，说明他并不懂得，压榨农民并非他的主子斯大林独创的，也不是欧洲殖民者的专利；而是欧洲城邦国家早已有之的中世纪暴政。

（1542）

对于毛式政治运动（或曰“整人运动”）的精辟预告，在他几百年之前的意大利就出现了：“当一个暴君在受他支配的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以便更容易地统治他们的时候，他本人就犯了远为严重的叛乱的罪行。”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是一个国家叛匪、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是一个民族败类，而不是什么国家领袖、民族救星，毛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匪帮（苏联）在中国的狗奴。这个毛，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分裂的北朝领导，却要冒充并吞六国的秦始皇，实在太可笑了。

（1543）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类似于中世纪的欧洲：“正当贸易通商的线路正在伸展延长的时候，正当市场上需要不断的货源以保障经济稳定的时候，道路关卡、河面关卡、城镇关卡——这些勒索钱财的关卡却日益增多。”中国若不经历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就进入不了现代社会；中国若不建立一下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无法确立宪政、发展健康的君主立宪。

（1544）

邓小平“先富路线”（走资派路线）的原型在法国：“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当能力并不被重视、公众舆论遭到漠视时，金钱统治了整个法国；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用金钱收买的：权力、荣誉、文官职位和武官职位，以及贵族阶级本身，……你若要成为一个重要人物，你必须先富起来。”谢选骏指出：邓小平不愧是一个“留法”的四川民工，尽管他一直逃学，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人民民主专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专政者就是国家意志”。

（1545）

复古其实是一种创新：“考古者崇拜过去，那显然不是恢复历史，而是否认历史；真实的历史是不能恢复的，除非它在新的形式中成为另外一个新的生命。”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我在1988年“反传统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播出不久就公开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光明日报）之精义所在。因为回归祖辈而不是回归父辈这一“跳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而不可能是一个复辟。

（1546）

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竟然成了“奢侈品大国”？因为，“人们招摇打扮自己，让别人认出他们的身份地位……时髦服装是时代的制服，有钱人在家里或在街上都要穿着，就像部队士兵在首长检阅时那样一丝不苟、训练有素。”谢选骏指出：精心打扮自己的人不是因为富有地位，而是因为缺乏地位。这使我想到，体育虽然起源于军事训练和成年考验，但停留在军事训练和成年考验的体育，却是幼稚的。

（1547）

“文明时代流行的技术工艺，不把人与空气、水、土及其其他有机生命的关系看作是他一切关系中最古老和最基本的关系，而是千方百计去制造一些精巧的 、机械的（可以控制的！可以赚钱的！）代用品，来取代能够独立生存的有机物……特大城市将会普遍化、机械化、标准化，完全丧失人性，这是城市进化的终极目标。”谢选骏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市，在剥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空气、水、土等方面，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一，并将“继续创造人间奇迹”，现在的雾霾笼罩，仅仅是在小试牛刀。

（1548）

“我们的空气中充满了一氧化碳、氯气、硫酸、甲烷、氟和其他二百多种致癌物质……对生命如此敌视的城市是依靠从农村不断输入的新生命才能生存下去的。”谢选骏指出：城市化完成之后，城市只有最后一条死路了：通过自己吃自己的肉才能生存下去……古代中国的寓言里，有勇士就是这样面不改色地自食而亡。这种属于文明末日的寓言，不幸正在中国大规模上演，比其西方的先行者还要“先进”（于死亡）。

（1549）

“在他们的‘未来城市’里，把那些有活力的、能独立生存的、充分有感觉的生命降低到最低程度；只要能适合机器要求的一点点生命就行了。”谢选骏指出：这不仅是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迫害运动的特点，也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迫害运动的特点，其共同目标就是“消灭人类正常生活”，只要留下“政治成就”和“经济成果”就够了。

唯生产力论”、“发展是个硬道理”，所产生的洪流已经成为淹没一切的洪水：“泽东”、“泽民”成为恐怖主义的生动写照，“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溺死者万劫不复的咒语。

（1550）

“大城市所以有催眠般的吸引力，原因有两点：1、大城市是国家主权的工具手段，2、大城市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这是一切城市功能中最早的功能之一）……但是，城市滚雪球似地连续扩展和增长，是十六世纪开始的全球性的商业交往。”谢选骏指出：这个欧洲殖民主义的观点比较狭隘，事实上，大城市在一切晚期文明的社会中，都经历过类似的“滚雪球似地连续扩展”，苏美尔城邦、希腊城邦、意大利城邦，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七雄时代）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辽金宋时代），都是如此。

三十四章

西方的真理祸乱中国

（1551）

“与其他征服者一样，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年）旨在离间敌人从而摧毁敌人，他成功组织了一个战斗同盟。”谢选骏指出：克莱武被认为是英帝国的缔造者之一，集冒险家、军事家，外交家、政治家于一身的人物；无独有偶，毛泽东也善于离间敌人从而摧毁敌人，也成功组织了一个战斗同盟：其三大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骗人的鬼话，但也都是以此为目的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保护民族工商业，都是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因为群众和统战对象、民族工商业，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并非传统人物，更非民族英雄，而是欧洲东部边区的苏俄殖民者在中国的代理人。就像克莱武是欧洲西部边区的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黑手。

（1552）

“和许多仿效中国皇帝行事的君主一样，暹罗国王需要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在规定的时刻施行国家礼仪，以便使他的王国与上天和谐一致。”谢选骏指出：《礼记·月令》所描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看来已经超出“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而渗入了佛教世界，成为“亚洲价值”的核心；但愿这样的天子观念能对现代及未来世界的生态秩序，发挥哲学上的甚至宗教上的支持。

（1553）

“1788年一位牙买加的英国奴隶主宣称：‘在一位仁慈的主人手下的奴隶的处境，比英国一般穷人的处境要好得多。’”谢选骏指出：其原理相似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人的日子，比“独立自主”的中国人还要舒服；这是因为，印度已经名花有主了，中国却需要自己面对列强的轮番蹂躏……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还要面对苏联的强暴，毛泽东也是斯大林的玩物。

（1554）

“在托马斯·杰斐逊（1742─1826年）的思想里，‘生为英国人的权利’就包括‘放弃英国身份的权利’。”谢选骏指出：一个缺乏退出机制的身份，就是奴隶身份；例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词就是如此一个“奴隶主义的宣言”。

（1555）

推动美国独立的一个因素是为了维护黑奴制度：“1772年，一位英国法官宣布，奴隶制在英国领土上违法，这份判决激起了美洲黑人的期望；佛蒙特殖民地迅速地付诸实施；但在英属北美大部分依赖奴隶的经济区不受欢迎。”谢选骏指出：一个世纪以后，通过一场比独立战争血腥十倍的南北战争，美国才解决了黑奴问题；只有美国人才能消灭美国的奴隶制度，英国“不得干预美国（北美殖民地）的内政”，包括贩卖黑奴的内政。

推动美国独立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为了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英国政府决心在‘印第安人边疆’保持安定，在北美腹地的英帝国和西班牙帝国之间，保持美洲土著居民的缓冲国，而这里正是美洲殖民地居民指望扩张的地方。”谢选骏指出：只有独立、摆脱英国的控制，殖民政府才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

维护黑奴制度、夺取印第安土地——这两条理由已经足以构成美国独立的要求；至于代表权和税收问题，向来已被强调得过分了……所以，独立战争期间“大多数黑人和印第安人都站在英国一边”；由此可见，历史过程的复杂，常常超出官方教科书的总结。

美国独立还是国际力量运作的结果：“法国在1778年、西班牙在1779年对英宣战，参与美国独立战争，这对美国战胜英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谢选骏指出：在全球化的今日就更是如此：没有一个国家的革命可以脱离国际干预而成功的。甚至汉唐的开国者们，也不得不和北方的强邻勾勾搭搭。

（1556）

独立思想的先驱作用：“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年）说：‘每个当局在这国、臣民在那国的殖民地，在原则上都是邪恶的体制。’……许多欧洲精英乐于为殖民地的独立而鼓掌欢呼。”谢选骏指出：例外的只有俄国，因为俄国的殖民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不幸是和其欧洲部分连在一起的，至今无法独立自主，而俄国的精英却对此装聋作哑。

海外扩张的失败推动了法国革命：“1759年法国在加拿大败给英国；1788年法国又在澳大利亚败给英国。”谢选骏指出：更不用说在印度等地了，结果外患加剧了内忧，内忧促进了外患：就像明朝末年的中国、清朝末年的中国。

（1557）

法国国民大会的一位代表发言，“他被‘我们不需要哲学’那样的喊叫声打断；其他人则大喊着‘继续！继续！’，鼓励这位发言者。”谢选骏指出：这真像一位“投资失败”的赌徒那样穷凶极恶；与此相比，德国国会里的希特勒发言，不过是一种“群众魔术”的表演仪式罢了；而毛泽东的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则是更为低俗的耍猴，还不如马戏团的驯兽表演那样多彩多姿地好看。这是因为，毛泽东当时以为自己是胜券在握的赢家，无须国民大会的代表那么原形毕露。

（1558）

“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历史学家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宣布为现代的开端，我觉得革命年代是一幅雅努斯（Janus）的面孔。”谢选骏指出：还是那句话：“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霸占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罗马人最懂得这个秘密，因为雅努斯（Janus）是罗马人的门神，也是罗马人的保护神：他具有前后两个面孔或四方四个面孔，象征开始；两副面孔一个在前，一个在脑后；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罗马士兵出征时，都要从象征雅努斯的拱门下穿过，发展成四方双拱门，后来欧洲各国的凯旋门形式都是由此而来；雅努斯是罗马本土最原始的神，拉丁语“一月”（Januarius）这个词就是起源于他，演变成西方各国语言里的“January” （一月）；雅努斯还是掌管开始与终结的神，罗马人往往会在结婚、出生等场合祭祀这位神祇——古罗马的钱币上就常刻着他的形象，他一只手拿着开门的钥匙，另一只手拿着警卫用的长杖；雅努斯是天宫的守门人，他每天把天空的大门打开，让阳光普照大地；黄昏时就把门关上，黑夜也随之降临了。

（1559）

饥饿导致革命：“1789年夏天，政治紧张与严重的食物短缺的意外结合，使得形势变得更糟；农业歉收、面包价格飙涨（7月14日达到顶峰），以及对阴谋（通过拒绝供应食物来阻止革命）的‘大恐慌’，导致乡村和巴黎街道上的暴力升级。”谢选骏指出：只有大饥荒能够造成革命并创造独裁。难怪各国共产党掌权以后十几年间，饥荒就越演越烈，因为饥荒可以使得人民丧失理智，“革命得以深入发展”。所以，人为地制造饥荒，可以“强化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发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1560）

“1789年8月4日那个难忘的夜晚，法国贵族一时冲动，全体表决通过放弃所有特权，然而，如果换作任何一个贵族成员单独做这件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绝对不会同意这样做的。”谢选骏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也是在毛泽东的胁迫下，把自己的成员一个个送上了批斗会和送进了刑讯室；由此我可以看出，法国贵族这样做肯定不是出于“一时冲动”的愚蠢和所谓的理想主义，而是受到了比“放弃所有特权”更加严重的胁迫；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宣布放弃所有特权，他们当时可能就会死于非命。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名字让人感到羞耻

（1561）

在工业革命前夕，“1800年，中国的生产能力大约是英国的八倍；到1900年，英国的生产能力大约是中国的三倍；1800年，英国和德国加起来占全球的工业生产的5%还不到，到1900年，仅这两个国家就占了全球工业生产的近三分之一；同期中国的份额，从三分之一下降到不足6%。”谢选骏指出：中国一度高居榜首，但是这没有用，因为中国缺乏自由，因而缺乏创造力，很快就被欧洲国家超过并击败了。尽管，从人口和领土的综合比重看，1800年的对比才是接近正常的；什么时候，中国能回到1800年的比重，什么时候中国才真正地“现代化”了。

（1562）

被尊为“近代印度之父”的罗伊（Raja Ram Mohan Roy，1774─1833年），“写出摒弃其祖先的文稿《对印度偶像崇拜宗教的理性谴责》时，年仅十六岁……其自由、激进、人道、质疑的观念，为西方的影响所证实，而非西方的影响所创造……他不是寻求把印度变成西方的东方版，而是想借助西方来恢复印度历史深处的理性黄金时代，他拒绝不管是印度的还是西方的流行迷信和社会陋习。”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印度人的精明，学习了西方却假装是自发的，不像两个中国的创始人那样甘愿为西方做奴。

（1563）

“黎萨（Jose Rizal,1861—1896年），菲律宾国父、诗人、作家、民族解放的活动家，出生于菲律宾一个华裔家族；1896年12月30日被判处死刑，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临死之前他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划掉了‘中国混血儿’一词，代之以‘纯种土著’。”谢选骏指出：这说明和中国沾上关系，是一件令人恶心的事；中国，为什么你的名字让人感到羞耻？因为，中国人，你是一个亡国奴！

（1564）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年）说：“我们俄国人在欧洲是附庸和奴隶，而在亚洲则将是主人。”十九世纪俄罗斯在高加索的一位总督说：“处死一人，数百俄国人免遭杀戮，数千穆斯林免于反叛。”谢选骏指出：俄罗斯帝国主义就是通过这种“边缘地带的两面派”而坐大成势的。日本后来也效法这种政策成为亚洲的精英。中国没有这样的人物，中国就永远无法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1565）

“对早期的目击者来说，工业技术代表了思想对自然的胜利；机械化的倾慕者把它看作浪漫的——一种我们今天已经失去的视角。”谢选骏指出：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大自然本身也是一种“思想主权的结果”，所以他们极其愚昧地提出了“人类一定能战胜自然”的悖谬口号。

（1566）

“和第二次浪潮（农业社会及其书籍）一样，第三次浪潮（工业社会及其电讯）也是一个‘精英的选择’：它适合那些权力上升的人，它使工业财富的控制者加入或取代现存的精英，还授权工业化和工业化社区支配世界其它地方和侵占或剥削其它资源。”谢选骏指出：第三次浪潮并非前无古人的“信息产业”，而是工业化的电子产品，因为信息产业早在公元前书籍诞生的时候就开始了。

（1567）

社会分裂时代的流行见解：“十九世纪西方世界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整个世界正在按着阶级的标准重新组合；二十世纪的极权政府甚至用阶级来划分国民。”表面上看，这是分而治之的诡计；实际上是因为，在社会分裂的时代，实行这种诡计比较容易控制权力：所以阴谋家说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568）

“全球贸易导致世界各地发展出许多港口城市，纽约经历了蓬勃的发展——从十九世纪初期的六万人口发展到1900年近三百五十万人口。”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美国内在的黄金时代是十九世纪而不是二十世纪，因为整个二十世纪，纽约的发展始终没有超过一千万人。

（1569）

“十九世纪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所实行的 ‘全民义务教育制’，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所有发展中最不寻常的，因为它 破坏了当时备受珍视的两大信条：父母主导子女和个人自由。”谢选骏指出：“全民义务教育制”尤其是统一教材、拒绝民间办学的全民义务教育制，是极权统治的文化基础。

（1570）

文明开化运动，使得“服刑的犯人被当成奴隶般的劳工来使用……仅澳大利亚一地在1788年至1868年间就接收超过163021名来自英国的罪犯。”谢选骏指出：这十六万多人繁殖到现在，到底有多少呢？2007年7月24日法新社报道：伦敦宗谱学专家说，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有不少触犯法律的英国罪犯被放逐到澳洲，至今有逾两百万名英国人与估计约四百万名澳洲人血脉相通——这个数据是来自在线家谱网站ancestry.co.uk以及www.ancestry.co.au——网站估计，当今澳洲人有22%是当年英国罪犯的后裔……不过，澳洲的治安目前还大致良好，可见“好的教化”抑制了“坏的基因”；但从澳洲人的某些方面，人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超高比例的犯罪基因的影响。

“从1834年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度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由四百万名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劳工为英帝国提供了廉价劳动。”谢选骏指出：没有这些“黑奴的补充”，“大国崛起”是无法实现的；而当今的中国，由于缺乏廉价的外国劳工，本国的农奴也就是没有户籍的农民，充当了“中国特色的黑奴”、“没有城市身份的黑户”。

第三十六章

革命、战争、生态失衡

（1571）

“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成员各自独立时是性情温和的开明公民，然而一旦转为群体，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拥护最野蛮的提议，将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他们会一反常态，放弃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并将自己极度弱化甚至毁灭。”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在“比赛谁更激进和更革命”，也是因为他们这样胡闹不必承担个人责任，而且有利于自我保护；中共的“不断革命”在1971年之前也日益左倾，最后把毛派分子一一送进了监狱。毛泽东一死，遗族就被一网打尽，他因此失算，而成为天下的笑柄、著名的蠢猪。“杀猪拔毛”的谶语在1976年竟然不期而中，猪毛（朱德——毛泽东）竟然真的死于同年。如果猪毛早死三十年，中国大陆能够逃过一劫吗？

（1572）

“法国大革命时的人，以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物；但是，他们除了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含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谢选骏指出：作者似乎不懂，这是一种“联想与印证式的创造”，不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战略”，也是谢选骏“回归祖辈的文化”的秘诀，还是“披着复古外衣的走向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拟态中前进并创新的。

（1573）

“1792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启用断头台处决人犯……直到1977年法国才废除用断头台来执行死刑。”谢选骏指出：断头台是启蒙运动的象征，也是野蛮主义的象征。启蒙和野蛮相连，其奥秘就在于群众心理学。

“法国革命中，在倘若不接二连三地宣读革命宣言就可能掉脑袋的情况下，神学家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君权神授的理论。‘当不切实际的忠诚外衣被剥去后，剩下的基本原则就昭然若揭了：必须服从事实上存在的政府。’”谢选骏指出：在中国，新教神职人员的叛教现象比天主教严重得多，因为牧师们多有老婆孩子，而神父们只能以教会为家，对于家庭来说，活命哲学是第一位的。

（1574）

现代军国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1790年代，法国募集公民队伍或‘武装的民族’、征集所有成年男性服兵役……德国人把这总结为‘总体战’概念，这使得欧洲列强得以征集数百万军队，军队成为民族身份的冶炼厂。”谢选骏指出：百年之后，世界大战展开了序幕。直到现在，参加美国军队也还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居留权甚至美国公民身份的捷径。

（1575）

思想决定成败：“成功的帝国缔造者需要不断更新其战争技术和枪支与船只。”谢选骏指出：军备竞赛古已有之，聪明的征服者，必须在武器过期之前发动侵略战争！否则，他的投资就泡汤了。

（1576）

“库克船长对太平洋的大规模科学探险……使得另一个‘新大陆’澳洲等待西方帝国主义的搜刮，另一个自然资源的宝库将为西方经济打开，从思想史的角度，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其中居民。”──这些澳洲人和欧亚人差距过大，英国人因此不把这些土著人当作同类；但是经过百年，英国人却渐渐从这些土著人反观出了一个进化论的道理：“英国人自己的祖先也不过是一群猴子”……这真是历史的反讽。

（1577）

“尽管英国政府道貌岸然地命令其臣民要与土著居民‘和睦相处’，但是，无情的迫害和剥削紧随其后，与欧洲人对待美洲土著和新西兰毛利人等黄种人相反，英国人从不遵守和澳大利亚半黑的土著所签订和约。”谢选骏指出：这可能是由于种族差异过大所致，结果，“殖民者毫无内疚之心地猎取澳洲土著，就像猎取袋鼠一样。”这也是由于文化隔绝的时间太久，就像生物隔绝造成了澳洲袋鼠和欧亚大陆动物的差别。

（1578）

“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不久，英国作家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1785─1866年）在1816年写作了长篇讽刺小说《鲁莽的庄园》，书中汇集了几位虚构的哲学家。”谢选骏指出：看来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总算有个出处了：《动物庄园》也译《动物农场》、《动物农庄》、《一脸猪相》，也是在世界大战之后写成的；在乔治·奥威尔写给伊冯·达韦（Yvonne Davet）的信中，他自己提到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反对苏维埃这个“猪狗政权”、反对斯大林这个动物农庄的猪头领袖的。

（1579）

“加拿大人在1818年被美国人赶出明尼苏达州的边界外，1842年被赶出了缅因州，1846年又被赶出了现在的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到了1900年，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只有237196人，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下降了50%。”谢选骏指出：这类似于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消灭了上亿中国居民；不过中国共产党消灭的不是外族人，而是本族的较为优秀的成员（政府、地主、资本家、文化人）。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到底还是一种殖民主义运动，殖民主义的秘诀就是砍去被征服社会的头，再对他们的身体进行嫁接，从事制造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僵尸社会。

（1580）

未来中国可能恢复生态平衡的榜样：“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随着食物生产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向美国西部转移，那里1800年时的硬梆梆的可耕地开始转变为森林。”谢选骏指出：未来的中国如果在经济上把东南亚、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变成自己的“食物生产的西部”，就能把自己的本土变成“新英格兰的核心地带”。

第三十七章

来自草原的“人民解放军”

（1581）

罗马人指出：草原民族“如同野兽一样，他们完全没有善恶之分，他们……没有任何信仰，也谈不上什么迷信，只对金子有着无穷的贪欲。”谢选骏指出：中国民谚所谓“他（她）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也就是在比喻这样的贪心。看来“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生存”，并非新鲜事物；而是“古已有之”了……对金子有着无穷的贪欲……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字早就先于信仰”了。

（1582）

阿提拉（Attila，406─453年）的愚蠢：罗马使节普利斯库斯（Priscus）公元448年到了阿提拉的营地，他的《出使匈奴王廷记》描写阿提拉：“我惊讶于他如此器重这个小儿子而忽略其他的子女，但坐在我边上一个懂拉丁语的蛮族人先是请求我不要把他的话外传，然后便告诉我：先知曾经对阿提拉预言他的民族有一天会灭亡，但终有一天会在这个孩子的手中复兴。”谢选骏指出：显然，这个所谓的先知可能是受到了收买，并参与了宫廷阴谋，而阿提拉却不知道宠爱幼子的危险足以颠覆政权，更没有发现类似的阴谋。难怪他后来死得不明不白……甚至没有人敢于追究他的死因，甚至还放风说他是病死的，甚至知栽赃说是一个来自哥特人或勃艮第的日耳曼新娘伊笛可（Hildico）谋杀了阿提拉。

回顾一下公元418年，年仅十二岁的阿提拉，被作为议和条约中的人质之一送到罗马宫廷（时值荷诺里皇帝在位，西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同时，匈奴人亦获得了埃提乌斯（后来指挥罗马军队，成功抵抗阿提拉进一步西侵的将军）作为人质交换；在罗马的时候，阿提拉在宫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同时亦从那里学习到罗马人的传统和习俗，还有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罗马人希望藉此使他能把罗马文化在回到匈奴人领地时带回去，以增加罗马对周边部族的影响力。而匈奴人则希望透过人质交换，能使他们获取更多罗马内部的情报。阿提拉逗留在罗马时，曾经一度尝试逃跑但失败了，于是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罗马内部结构上，并专注研究罗马的内政及外交政策，有时，他甚至会透过暗中观察外交官们举行的外交会议去研究这方面的资料。可以说，阿提拉于当时学习的一切对后来他对匈奴帝国的统治，以至于他对罗马的征伐战役，都有极大的帮助。

有一人可以被视为“阿提拉的先行者”：公元九年，在欧洲内陆莱茵河（Rhine）沿岸的条顿堡（Teutoburg）山里，三个罗马军团首次被日耳曼─条顿（Teuton）民族的克鲁斯部落（Cherusci）的领袖阿尔米纽（Arminius，前18？─后19年）一举击溃，其惨败程度号称“条顿堡屠杀”；阿尔米纽并不是“勇敢的土著人”，他曾经深入罗马帝国，在帝国军队中服役六年（公元1—6年），他甚至还是罗马公民，但返回日耳曼后仅仅两年就发动战争反对罗马——所以这个战争与其说是民族战争，还不如说是特殊的内战，有点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更像匈奴人刘渊（？─310年）、羯人石勒（274─333年）发动的五胡乱华：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五胡十六国里匈奴汉国的创立者；羯人石勒则出身贫贱，十六国羯赵的创立者：他们发动的“五胡乱华”，与其说是蛮族入侵，不如说是“革命战争”，因为他们都是汉化的人物，其兵源也是杂牌，是“国际部队”，并非土著部落。

要知道秦始皇的父亲也是人质，秦始皇本人虽然没有沦为外国的人质，却因为老爹的早死而在本国沦为宰相的人质；我一点都不怀疑，秦始皇后来的疯狂扩张，是基于类似亚历山大那样的“逆子情结”。

（1583）

“在这些（拜占庭——东罗马周围）流动民族中，最可怕的就是阿拉伯人……在‘先知’穆罕默德公元620年到630年前后把‘和平与正义’带给半岛之前，阿拉伯世界由于混乱和道德沦丧而声名狼藉。”谢选骏指出：这比欧洲蛮族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改宗基督教之前的状态，更为可怕；所以之后阿拉伯人反而进展快速；就像在欧洲蛮族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比较上，日耳曼人比斯拉夫人更可怕，所以日耳曼人之后的进展反而更快。

（1584）

“已知最早的阿拉伯文献来自公元四世纪之后，是镌刻在石头上的铭文；然而，最早版本的《可兰》出现于公元八世纪时用毛笔书写的卷轴。”谢选骏指出：这与欧洲的蛮族例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的历史进度，大致相同。而《可兰》也不是什么原创性质的东西，其书写方式甚至不是阿拉伯人原有的。

（1585）

“自公元630年到660年，阿拉伯穆斯林通过一系列战役并吞了整个波斯帝国。”谢选骏指出：但是波斯人却钻到了阿拉伯帝国的内部，在阿拉伯人的胯下活动，使之变质为穆斯林帝国；从此以后，波斯人和波斯语在回教世界，扮演了希腊人和希腊语在罗马世界的角色：波斯语得以统治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半部分。

（1586）

“《可兰》声称：‘对于宗教，绝无强迫。’罗马天主教会的法令也严禁使用暴力来传播信仰。”谢选骏指出：但这并没有阻挡宗教战争的步伐；思想虽然可以没有冲突，但是掌握思想的人们彼此却有冲突：他们把自身撕裂的伤痕带入思想，并且用思想的名义发动战争。回教用重税来进行宗教压迫，迫使不同信仰的人边缘化，并变得日益贫困。

（1587）

在回教扩张的早期，“穆斯林是免税的，很多人宣布自己成为穆斯林就是为了享受免税的好处。”谢选骏指出：如此获得的“传教效果”，当然会熄灭一个社会的真正虔诚和创造精神。所以，要消灭伊斯兰教，可以借用伊斯兰教的方式：采取重税。对穆斯林课以重税，对脱离伊斯兰教者则可以免税。道理很简单，既然穆斯林是为了免税而信教，也会为了免税而脱教。

（1588）

“伊斯兰法非常重农，地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其土地进行使用和买卖，自由的土地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它意味着农田能够集中到这样的人手里：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谢选骏指出：发生在阿拉伯帝国的这一现象，与中国的帝国时代相似；而与日本、欧洲中世纪、王国时代的中国，完全不同……这不是什么“重农”，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这种状态容易形成集权的平民社会，但不利于发展自治的、多元的、富于活力的封建文化。

（1589）

“隋文帝杨坚的粗暴高压的方法正适合一个通过武力实现了统一的时代；他的继承者隋炀帝杨广宣称要复兴仁政儒学 和古法。”谢选骏指出：但结果呢？隋炀帝反而变成了荒淫无耻和贪残暴虐的代名词；不过唐宋的液态文明大体上还是按照隋文帝推动的方向前进的，最后在元明清才形成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固体板块。

（1590）

在“南北朝统一战争”中惨遭隋朝俘虏的陈朝后主死后，“隋炀帝杨广认真翻阅《逸周书·谥法解》，左看右看，思前想后，最终挑了一个字：‘炀’——谥法对这个‘炀’字的释义是：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杨广发自内心地认为，对于像陈后主这么一个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最终导致国破家亡的人而言，再也没有哪一个字比‘炀’字更适合做他的谥号了……他以此证明自己抢夺别人领土是一件积德行善的事情。十几年后，新朝皇帝李渊和他的大臣们也是出于与杨广完全相同的想法，给了他‘炀’字的谥号；来证明自己的叛乱有理、篡位有功。结果，陈后主所得到的‘炀’字并没有被后人记住，反而是杨广的‘隋炀帝’谥号最终像现代人记忆中的‘毛主席’那样遗臭万年……”谢选骏指出：难怪有句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有一句可以配套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三十八章

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

（1591）

“隋炀帝因为强征修建运河所需的劳力和赋税而丧失了他的仁慈，他企图在修建工程的同时征服高句丽的战略使得帝国的财政捉襟见肘。”谢选骏指出：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可能因为投资过度、信贷膨胀而再度面临这一“大国崛起”的风险。

（1592）

“佛教成了中国那些皇位篡夺者们喜爱的精神资源，他们企图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而且亟需一部宣传机器……但是，信仰佛教的皇帝们没有一个曾经暂停中国本土的礼仪和祭祀。”——这是因为，中国本土宗教（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的礼仪和祭祀直接关乎皇权的合法性。这在现代的第一中国（中华民国），被叫做“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在现代的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叫做“披马列之皮，执秦皇之法”。他们尽管利用外来的东西，还是不愿放弃本地的资源。

（1593）

“佛教僧团是武媚的代理人，他们宣称武后时弥勒佛转世在整个帝国为她作巡回宣传，在六万名的劝进者的敦促下，她成了‘皇帝’。”谢选骏指出：她成了“皇帝”而不是“女皇”，这意味着她使用了男性化的象征；所以武媚（武则天）的出现和女权主义毫无关系，她是靠和尚登基的，但这也埋下了武宗灭佛的深层原因。

（1594）

“印度、中亚、中国风格的柱子以及一直模仿波斯原样的守卫狮子，说明吐蕃是一处文化交汇点。”谢选骏指出：由于直接触及印度、中亚，直到现在西藏也比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更“不像中国”；如果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那么“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就更加‘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出土，多少可以说明这一点，而朝鲜更是汉朝的直属领土，越南甚至还是唐朝和五代的属土。只是由于海洋文明的离心因素，朝鲜、日本还有越南现在直接从欧美吸收文明的元素，所以中国影响大大衰微了。

（1595）

“帝国时代，并没有对此之前的思想成就做出什么新的贡献，不过却扮演了守护、珍藏、培育的角色。”谢选骏指出：有时情况会更加消极，例如在中国，帝国时代还对王国时代的思想成就进行了宰割、冰冻、烹调等负面处理；因此，我们现在阶段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之努力方向，不是父辈文化的秦两汉与元明清，而是祖辈文化的两周与唐宋。

（1596）

“宗教信仰随着政治联盟而变化，这种现象开始变得司空见惯：哈扎尔人，一种黑海和里海之间的突厥游牧人的统治者，在不同的时代分别信仰过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目的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独立。”谢选骏指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同样存在这种见风转舵的机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事实证明，这种机会主义态度是无法持久的；社会主义不能救国，只能剥夺基本人权。

（1597）

“由一个国王执掌政权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同样地，由一个暴君执掌政权的政体是最坏的统治形式；市民政治可以和民主政治相对照……贵族政治也可以和寡头政治相对照。”谢选骏指出：在中国，“国王”的典型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暴君”的典型是蒋介石和毛泽东——“暴君”也就是Tyrant，也译为“僭主”；在西方语言中特指那些自己夺权但缺乏传统合法性支持的独裁者。他们的手段不得不因此变得残暴无度。

（1598）

“如果君主制度蜕化为暴政，那么它所带来的恶果，比多人执掌的政权变成腐败时还要少些……所以一人的统治比多人的统治要好，虽然二者都有其本身的危险。”谢选骏指出：为什么许多中国人竟然在二十一世纪怀念起暴君或曰暴民头子毛泽东来了？就是因为碰上一条恶狼（毛泽东）总比碰上一群饿狼（集体领导、寡头专政）稍微“好”些：尤其因为现在普通的中国人已经无法想象甚至不能理解一个“没有恶狼进行统治的社会”了。

（1599）

“在多人执政的国家里，往往比在君主统治的国家里，更容易产生层出不穷的暴政。”谢选骏指出：这可以解答下述疑问：为什么两个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共和国”反而比泰国和日本那些君主国（都属黄种人的亚洲）产生了远为巨额的暴政；在北朝鲜、缅甸这两个“共和国”和日本、泰国这两个“君主国”的对比中，也是如此。

（1600）

“统治者在失败和叛乱面前自我谴责，这是因为他们依靠一种谎言生活，操纵着不可靠的神谕，与心不在焉的神灵磋商，与敌对的大自然做交易；在一些案例中，在大转型期内破产或者步伐踉跄的传统仅仅是转移了地方，在别处再次出现。”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唐宋的“古文运动”、“新儒学”，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在蒙古奴役之下，中国文明的重心，甚至转移到了“躲避了蒙古灾难的日本方面”去了。

第三十九章

中国需要消灭方言壁垒

（1601）

“仅仅一百五十年前，或者说六代人以前，在法国说法语的人连一半都不到，大部分人使用的是方言。大约同一时间，在意大利说意大利语的人数更少；当时，奥地利大臣克莱曼·冯·曼托尼曾这样讽刺意大利：‘说它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考虑到语言的因素，他说的恐怕是有道理的。”谢选骏指出：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志，就是消灭方言壁垒，否则，中国就还是“地理概念”；而就消灭方言壁垒这一点而言，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做到，现在只有留待第三中国（统一的中国）来完成了。

（1602）

“随着国家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语言成为创造国家一统性的工具，政府通过用一种语言代替其他的语言，来形成一统的国家文化；十八世纪以前，英语在不列颠只是文学语言和官方用语，许多人使用的语言只能说与英语有一定的联系；英语的发展是以牺牲凯尔特语为前提的。”谢选骏指出：未来中文的发展，不仅要以牺牲方言壁垒的形式出现，而且要以牺牲少数民族语言的形式出现，这就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道路”。

（1603）

“雅各布· 格林和威廉· 格林是著名的童话家，欧洲的孩子是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的。……通过童话，他们要写下德国的民族文化，以铸造一种民族的国家性；德国逐渐变为‘德意志’，而格林兄弟等知识分子正是这种新观念的建筑师。”谢选骏指出：德意志，其实质是格林兄弟所草创的一个神话。我们今天的工作，正在草创未来中国的现实：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就在我们的脚下。

（1604）

“语言决定文化，文化与语言有着亲密的联系：一种语言的形成需要大约五百至一千年的时间，比如罗马尼亚语大约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它最早起源于罗马帝国的拉丁语；现在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罗曼斯语，这些语言全部彼此联系，具有一个共同的罗马祖先。”谢选骏指出：从“一种语言的形成需要大约五百至一千年的时间”的角度看“现代汉语”，也就是所谓的“白话文”，已有千年的历史：从宋代话本小说（如《碾玉观音》所示）算起，至今已有千年了：从话本小说的白话文到现代汉语的全面开花。千年的道路显示，一种新的语言、近代汉语已经形成……由此可见，“二十世纪的白话文学革命”完全是一个拙劣的谎言。但是，如果一个现在的“中国人”完全读不懂文言文，他还是不能算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他已经忘记了“中国古典文化”也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成果。

（1605）

“一种语言的形成，代表着一种文化独立的发展与成熟；因此，一种语言消失，我们就失去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一种语言死去，我们文化的历史就永远失去了一个章节，尤其是对那些没有经过研究、也没有记载下来的语言。”谢选骏指出：先秦书诰和诸子百家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精髓，佛道经典和宋明诸子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精髓，近现代的翻译作品和即将出现的新型诸子，将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精髓：三期中国文明，各自运用的语言都是有所不同的，但也有一脉相承之处，这就是汉字的框架，中国精神的生命所在。

（1606）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有些情形下，文化的传播和基因的变化是相联系的，也许那些已经作古的优生学家们，会遗憾他们当时没有基因的武器来证明种族差异；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只会使他们大失所望。”谢选骏指出：因为文化的传播和基因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之复杂，已经超出现今人们的理解能力可以把握的程度。

（1607）

“人类的大多数基因的多样性是共有的，只有10%至15%的多样性可以用来区分一个人群与另一个人群。”——与此同时，“大约每代每一亿个碱基对中，会发生一个错误……我们所有人平均有六十个新突变，它们不存在于我们的父母之中。”每个人有六十个新的基因变异，使他／她完全不同于他／她的父母。使得一个人成为某人而不同于他／她的父母和任何别人的的，就是这六十个基因变异！

每个人因此都是新人。而天才的六十，则独步古今。

（1608）

“基因的一致性：1500年以前，美洲土著中O型血基因的人口，分布高于世界上其他地方；这正是由于他们与旧大陆人们的长期隔离，并使他们易受疾病影响。”谢选骏指出：研究表明，死于欧洲传染病的印第安人，远远多于死在欧洲人枪弹之下的冤魂。这说明适应性有时比创造性更加重要，适应性就是回归最低级的状态。

（1609）

人们运用城市所创造的不朽：1、“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村落里，圣祠占据了中心位置”；2、“堡垒要塞的象征意义要早于其军事作用”；3、“村落社会的根基原本深入土地，城市却把它颠倒送入天堂。”所以中国先秦古人认为人死之后进入地下黄泉，那里不是不朽，而是一个与阳间并存的阴间。

（1610）

“世俗权力和宗教神权的融合，像核反应一样，使人类力量产生出难以估量的裂变……使之具备新的形式，成为令人生畏的庞大造物。”谢选骏指出：“精神原子弹”的出处，说明宗教神权原来还是需要世俗权力的元素；而世俗权力也需要宗教神权的元素；“政教分离”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现代主权国家不过是用“国家崇拜”取代了“宗教神权”，把“国家崇拜”变成了“宗教神权”。

第四十章

西伯利亚重见天日，为期不远

（1611）

“俄罗斯人口持续下降，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将只剩1.078亿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最感人口缺乏，不得不接纳大量中国人和朝鲜人；2006年12月，俄罗斯开始执行从近邻国家吸引移民回俄罗斯的国家计划，预计在2007年移民5万人，到2012年前移民30万人——不包括家庭成员。”谢选骏指出：但是，备选的12个移民目标区中，7个却是位于西伯利亚或远东，都是俄罗斯的不发达地区：这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这表明俄罗斯殖民统治不是已经撤退完毕，而是在继续崩溃：西伯利亚的重见天日，已经为期不远。这就像一百年前的满洲或曰“中国东北地区”一样，不论腐朽的满族人如何阻挠，终将向具有活力的人们开放。

（1612）

殖民的历史终于逆转：“2013年2月25日《苹果日报》说，九岁大的白人男孩道格摩尔（Aaron Dugmore）遭到亚裔同学的歧视，上吊自杀……他可能是英国有史以来因为受到同学霸凌而自杀的学生中年纪最轻的。他去年九月因为爸妈工作的关系转学，进入了伯明罕的Erdington Hall小学，这所学校有75%的学生都不是英国本地人；他的继父说：“他从到这里上课的第一天，回家就变了个人”，妈妈眼看他一天比一天忧郁、一天比一天浮躁，也曾多次与他沟通，“他说学校同学们都因为他是白人而欺负他”，几次向学校反映，但学校也没半点作为；日前，道格摩尔下课回家路上，一群同校的亚裔同学围住他，没有什么理由就修理他一顿，“因为他皮肤的颜色，让人看了恶心”，最后带头的拿出一把塑胶刀，在他身上眼前挥舞着，并说：“下次就是真刀了。”道格摩尔回家，走进自己的房间，用简单的绳索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613）

安全与自由的冲突：“美国《华盛顿邮报》和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6月10日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用户电话；美情报机构表示，监听电话只是出于监视和识别恐怖分子的目的，但不会记录电话内容——针对这起‘监听门’事件的调查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可以接受的，41%的人认为不可接受。”接受监听的是“安全”，反对监听的是“自由”，调节两者的是“民主”。全是思想在作祟。

（1614）

“德斯累利把谎言划分为三类：日常谎言、弥天大谎、统计学。”——第一种日常谎言是“人际关系润滑油”、第二种弥天大谎是“意识形态”、第三种统计学是“科学”。全是思想在作祟。

（1615）

“《天生反叛》（Born to rebel）中，举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作者考察了超过十二万名个体的个人特质，发现在第一胎、最后一胎和中间几胎之箭存在着明显的人格差异：平均来说，第一胎的孩子比较墨守成规、保守、对弟弟妹妹更有责任感，也更加注重地位取向；而后面几胎的孩子在长大之后，相对于第一胎的孩子会更有想象力、更懂得变通、以及更加反叛；排行靠前的孩子更可能选择保守的工作，而后面的孩子对不那么墨守成规的工作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家庭是社会化的第一站，亲情也是一种残酷的锻炼。全是思想在作祟。

（1616）

“在进化论的世界里，很难去设想杀婴这种行为的发生，家长本应该养育和保守自己的孩子，而不是杀了他们”；但在异常环境下，如果长期的收益可以抵消短期的成本，父母就会做出如此的行为。”谢选骏指出：这说明进化并不是进步，经常表现为退化甚至更为糟糕的堕落。

（1617）

“兄弟相争的模式：孩子们为得到父母的关爱和认可而彼此竞争起来；早出生的孩子身高力大、反应敏捷、懂事早，因此受到的褒奖和惩罚也多；那些晚生的孩子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总是要出一些新的花招。”谢选骏指出：所以在家族中，最小的兄弟不仅受到更多地照顾，也受到更多的压力；所以最小的兄弟不得不有更强的个性、创造和冒险精神。“兄弟阋墙”不仅是王家模式、富家特点，而是人性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动物性格的组成部分。

（1618）

领袖受到权力的腐蚀：“在过去，信徒常常引领科学；在今天，教会领袖常常落后于科学进展的步伐，在没有充分理解新发现的情况下，他们却敢于冒险去攻击科学的观点；结果就是招来对教会的一片讥讽谩骂之声，从而迫使虔诚的追寻者疏离上帝而不是投入他的怀抱。”谢选骏指出：但是另外一面，信仰的对象应是上帝而不是教会的领袖；假如有人由于人的因素离开了教会的领袖，这对上帝并没有坏处。

（1619）

“当一个发达国家把食物送给那些发展中国家的饥民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信念和事件是决策的结果，这或许是个人的决定，或许是公司或国家的决定，但要坚持认为主要的决定因素是要在下一代产生更多的后裔，似乎不在可信了：文化使自然选择的压力放松了。”谢选骏指出：这多少有些像是对待宠物的态度，这些发达国家相信那些饥民不会威胁自己的生存，反而能抑制自己的精神疾病。

（1620）

人在赚钱的时候是理性的，赚到钱就不理性了：这是精明的商人始料不及的；宗教是没有理性的，但最后控制人类的却是宗教：这是无神论者无法理解的，因为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无法证明的信条。谢选骏指出：尽管无神论的党和有神论的教会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十一章

华人满足于赚钱，极少问鼎政权

（1621）

“由于内陆内地很大一部分权力、影响、财富被大都市吸取走了，那些想重新夺回这些权力财富的外省人，就必须远离家乡，到大都市里来奋力争夺一席之地。”谢选骏指出：1、毛泽东自述北大生涯：“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毛出纳员不老实工作，他忘记了自己的图书管理员职位，一心只想攀龙附凤。2、毛泽东和仇恨知识份子，源于当年在北大挨了傅斯年一记耳光：“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3、胡适说按照毛泽东的水平考不上北大，因此毛泽东决断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4、“毛出纳”升值为“毛主席”以后，花了十几年站稳脚跟，决心对大都市全面复仇、发动文化大革命清算陈年宿怨、封闭所有的大学，到他临死之前，也仅仅同意“选拔”一些“工农兵学员”，其目的仅仅是，他处心积虑想从根本上让大学低于他这个中专生的水平。

“纤夫爱皇后，就要闹革命，打进北京城，登上天安门。”——这首儿歌虽然粗俗，却道破了“湖南纤夫”毛泽东的苦难身世。

（1622）

什么是帝国的晚期？“偌大一个帝国，变成了一架单纯为保证其人口继续存活的机器，是其国民‘永远维持其习以为常的状态’。”谢选骏指出：在前三十年（1949—1979年）和后三十年（1979—2009年）之后，在1989年的“二十年稳定”期满之后，2009年的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帝国的晚期”：偌大一个帝国，变成了一架单纯为保证其人口继续存活的机器——一切都以GDP为核心。

（1623）

美军前太平洋舰队司令詹姆斯·莱昂斯说，美国正帮助一个无可救药的‘侵略性’国家发展其军队，这将使美国自己面临危险。在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对华政策的核心，出了严重的问题。……分析人士罗伯特·萨特2005年写道：‘中国是世界上准备与美国作战的唯一大国。’”谢选骏指出：这种看法出于职业的警觉，同时也合乎历史的命运：无论作战还是扩张，都需要一个充足的理由……俄国丧失了东正教的理由，所以帝国崩溃，苏联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由，所以阵营瓦解；而中国在共产主义之后，还存在一个民族命运、文化命运上的理由：汉字——地缘政治——种族特征──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五方面要素所组成的“中央王国”，它具有天下、天子、天命、天然、天性的合一，如果丧失这个合一，中国就没有灵魂，那是无法与美国抗衡的。

消灭主权国家，建立一体天下；在此之前，消灭两个中国，建立一体东亚。

（1624）

根据“恶也会贬值”的原理，看看“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区别”：“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思想统治中国的前三十年”（1949—1979年）就属于“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邓小平理论统治中国的后三十年（1979—2009年），就企图“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

（1625）

新左派可以认为，毛泽东比邓小平较好的理由如下：“一个企求荣耀的人不是被迫走向上博得人们赞许的真正的德行的道路，便至少是竭力想用欺骗和欺诈的手段赢得这种赞许（这类似于毛泽东政权）；但是，一个但求统治而不计较荣耀的人将不怕公正人士的指责，而是会越来越厉害地以毫不掩饰的罪行拼命求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其残暴淫乱甚至胜过禽兽（这类似于邓小平政权）。”

（1626）

“人多力量大”其实是一种毫无廉耻的政商勾结：“为了搜罗更多的顺民——即更多的炮灰、更多的租金和税收的摇钱树——政客们的欲望与资本家变得一致起来了，强权政治与强权经济互相加强了彼此的地位。”谢选骏指出：“人多力量大”翻译过来就是“猪多肉量大”。为了保障这种利益勾结，就需要一种养猪哲学、一种“让你活命就是给了你人权”。

（1627）

“幽默，尤其是讽刺性的幽默，是对独裁政权的诅咒，就像其他地方的独裁者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害怕被民众嘲笑的程度，超过了害怕民众的反对、甚至是叛乱。”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公众思想”的造化力量……由此可知，贪污腐败之所以在亚非拉流行，主要是因为民众的羡慕、纵容和支持。这就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明确证据。

（1628）

“在中国，甚至私企和合资企业也要依赖与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这令其追求真正商业理念和机遇的能力受限。”谢选骏指出：在中国，不仅是“政治决定商业”，而且是“人事关系决定商业成败”：这提供了“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典型事例，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权所干的事情，正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错误……与此相反，现在倒是西方绥靖主义者们还在极力地信奉着马克思主义，企图用“和平演变”的幻想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然还是有效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掌权者们，现在是比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独裁者们更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自主义者”。这就证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说法是错误的。

（1629）

“华人满足于赚钱，极少问鼎政权。”谢选骏指出：以至于在自己的本国华人都一再沦为亡国奴；这样的民族现在遭到共产党统治，一点都不意外，而是“罪有应得”。俄国也是同样适合这一论述，虽然俄国的亡国病症略微轻一点。

（1630）

“在有些地方，海外华人为贸易的缘故而夺取政权。”谢选骏指出：在本土，有些华人为了“分田地”而夺取政权（毛泽东），有些华人为了“先富起来”而夺取政权（邓小平），他们都是看中了经济基础甚于看中了上层建筑的，正如海外华人的“政治难民”（六四血卡）多数都是经济难民，即使少数政治难民，最后也都同化为经济难民：如此一种国民性，自然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犹太人的钱串子哲学。如此一种国民性，就是接受了基督教，也会沦为吃教者：“Rice Christians”（大米基督徒）一词就是专门为中国教会发明出来的。

第四十二章

类似于先秦礼制的民族习惯法

（1631）

“所谓‘历史的主动性’，就是‘世界上有些集团影响其它集团的能力’。”谢选骏指出：这首先体现为“军事力量”，其次体现为“话语权力”；至于经济力量，则是“军事力量和话语权力的背后力量”，也可以说是“军事力量和话语权力的背后力量的副产品”……例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毕竟是在实现了两弹一星之后，才可以通过绑架勒索、出售人质的方式挤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大肆推销廉价产品、积累巨额外汇、左右世界风云。

（1632）

“拉丁民族大量炮制的宪法资料与英国宪法的比较：后者是在必要性支配下缓慢地发生变化的，绝非四边是推理的结果。”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现代中国走上了一条比拉丁人更拉丁人的“大量炮制宪法资料”的动乱之路；就此而言，中国可以通过英美法系的参照醒悟过来，从而回到自己的民族本位：那就是类似于先秦礼制的民族习惯法。

（1633）

“如今产生这些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地方，正是教室；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落铺平道路的，也是教室。”谢选骏指出：这句话就好像是说：产生顽固派和反动派的，正是科举制度；为中国社会走向衰落铺平道路的，也是科举制度：但是作者没有想一想，拉丁民族以前岂不正是依靠这些教室崛起的吗？中国思想家们也应该想一想，中国社会以前岂不正是依靠科举制度维持强大的吗？但是现在为什么不行了？也许天亡我，但非战之罪也。

（1634）

“战略性贸易”把国家当作类似于公司的实体，它力图在与其他经济体的比较中，把自己的经济体“放置”在一个“战略性位置”……谢选骏指出：这个思想的局限在于，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强权机构，它不像一个公司那样受到法律的约束；如果国家按照公司的方式行事，无异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1635）

历史的倒退：“虽然在大规模开拓殖民地、创建新的居民点方面，十九世纪是第一个可与中世纪初期相比美的时期，但是，这些企业在殖民地上建起的房子远比十一世纪时建造的原始落后。”谢选骏指出：这多少有些像“两个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复制的苏联制度，比他们的主子在以前建造的还要原始，尽管迄今为止它们还在中国的“台海两岸”苟延残喘着。也许，要等到中国在外观的建设上都超过俄国的时候，中国才可能摆脱这些俄国留下的阴影，从而实现真正的内在的统一。那时候，新的唐朝就能出现了。

（1636）

“德国带头推行社会福利并在1880年代引入了养老金、医疗服务和全民教育……这是源于启蒙运动的一种趋势，从思想上尊重群众。”谢选骏指出：按照这样的逻辑，纳粹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群众运动，正如毛主义文革的“运动群众”也是一种群众运动，因为毛自己就是一个群众，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痞子，而不是什么书香门第、王公贵族。

（1637）

“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的胜利已由历史决定，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于，这种胜利究竟是通过暴力手段取得，还是通过民主方式取得，或是通过罢工取得。”谢选骏指出：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一旦执政，不论是第三国际还是第二国际，后果可想而知都是肆无忌惮，不是形成特权阶层，就是滥用公款，往往二者兼而有之。

（1638）

“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包括哲学悲观论者，他们认为人类无法改造自己，只有法律和秩序才能救赎人类的罪恶。”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主张原罪说的基督教，理应是社会主义的天然反对派；因为在基督教看来，法律和秩序当然无法救赎人类的罪恶，注定灭亡的人们只有仰望天国的奇迹和上帝的救恩。

（1639）

满洲人的野蛮：“中国政府盛行卖官鬻爵——有力摧毁了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不再根据个人的才能选拔高官，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地方官员买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满洲人的野蛮不是孤立的，事实上，一切外来统治都会落入这一腐败的泥潭；中国共产党政权从“进城”伊始，就废除了公务员考试，专门推行任人唯亲。而到了二十一世纪，他们建立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满了五十年以后，更是肆无忌惮地买官卖官。

（1640）

略有不同的思想自杀：“清朝仍然自以为是，对其中央帝国的地位充满了自信，几乎没有察觉到更加广阔的世界所发生的事件；日本对全球事务也一无所知，只满足于向荷兰特务打听消息，而这些荷兰人竟然把荷兰在1794年被法国革命军攻占一事，对日本政府隐瞒了多年。”谢选骏指出：情报消息刺激起来的思想活动，是一切进步的原动力，“落后就要挨打”只是村妇之见；历史的真实则是“无知就是找死”，因为建立在知识之上的落后，有时还是前卫。

第四十三章

儒教、佛教、道教缺乏牺牲精神

（1641）

“基督教会善于利用机会……领导了城市的发展，向难民提供圣所，为落拓者提供庇护，修建桥梁，开办市场，许多修女院也是难民庇护的中心。”谢选骏指出：不仅在欧洲中世纪如此，在近代中国也是这样：我们记得，修女院和修道院都抵制了日本1937年策动的“南京大屠杀”，并对中国难民发挥了重要的庇护作用，这都来自是耶稣基督自我牺牲的精神感召；相比之下，比较缺乏自我牺牲精神的儒教、佛教、道教，在救难方面的表现则比较平平。

（1642）

在欧洲中世纪，“金钱到处都取得了胜利，压倒了封建保护制度和行业公会系统；因为金钱有广泛的动员能力、集中能力、增值能力，其它形式的权力则较死板、狭窄、难以整合；因此连最有势力的君主也处于金融巨头们空前的紧密地操控之中。”谢选骏指出：这种情况从未在中国出现，即使最为开明的唐宋也罢；由此可见，毛泽东等人像半瓶子一样，外行冒充内行地说，要是没有欧洲的侵略，中国也会自己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可是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并非必由之路和普世真理，只要西方的影响一旦衰退，这些西方思想和西方历史的特殊产物就会随风扬弃，退出历史舞台。文革历史告诉人们，如果没有西方影响，中国就会倒退，甚至连中学数理化都会废除，甚至会消灭电灯，重启菜油灯，因为这才符合韶山村夫的自给自足。

（1643）

“基督新教本身作为基督教对资本主义新习惯的一种抗议，早已在十三世纪随华尔多教派（Waldensians）一同产生了；而不是相反的像韦伯说的那样是新教创造了资本主义。”——华尔多派（也翻译为“瓦勒度派”）在教义上接近加尔文主义，以上帝的圣言为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它被当时的天主教会视为异端，也因此受到迫害；现在被新教视为宗教改革的先声。

勒度派的源起已无法考证，可能是源自意大利的古代信徒，甚可追溯到使徒时代。瓦勒度派这个名称来自里昂一位名叫彼得·瓦勒度的富商，在1175年左右归信基督，他舍弃家财、效法基督的榜样，过着贫穷的传道生活。他把拉丁文的新约圣经翻译为家乡语，成为他布道的基础。他将与他同样过献身生活的男女集合起来，教导他们明白圣经，赞扬贫穷为美德，并且过着真实贫穷的生活。此行为对当时教会中普遍奢华和放纵的生活无疑是一种讽刺，以致于激怒了当时的教宗。1179年，有两个瓦勒度派出现在第三次拉特兰大会，并且请求教皇能够承认他们的那种生活，而且能够准许他们继续讲道。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教皇还是决定开除了他们的教籍，并禁止他们讲解圣经。然而瓦勒度的响应则是更加地热心讲道，将教会应负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这是中世纪许多异议人士所共有的特点。这一次教宗路西三世忍无可忍，索性下令将瓦勒度派判为异端，交由异端裁判所加以消灭。这一次瓦勒度派的信徒们的响应方式是逃走，并不与国教正面冲突，他们往伦巴底和普罗旺斯发展，所以他们在地理上和教义上都扩展得极其广大，甚至在1218年于意大利的贝尔加莫召开大会，讨论法国瓦勒度派和伦巴底之间教义上的歧见。1229年，土鲁斯（Toulouse）会议宣布禁止平信徒购买圣经、圣经译本（针对瓦勒度派等“异端”而起的严格规定），并组成异端裁判所，瓦勒度派在十三世纪末是欧洲最常受迫害的一个运动。大约在1320年法国有一位有名的裁判官伯纳德基伊写了一篇论文，就是针对瓦勒度派的教义所做的批判，但是这篇文章也让我们能更了解到瓦勒度派的教义：1、瓦勒度派否认教宗的权威，认为传扬福音以及讲解圣经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尤其他们坚信他们是不受教宗以及革除教令的支配。2、他们除了认罪、告解以及圣餐之外，其它公教的圣礼他们都否定掉，并且不会对这些的圣礼重新做解释。并且他们的圣餐是所有瓦勒度派的男女都可以主持，并不是像当时的教会一样，只有圣职人员可以主持。瓦勒度派每年只有一次圣餐。3、他们强调新约，遵守星期日、圣母玛丽亚节以及主祷文以外，其它公教所设立的节日、节期和祈祷一律不遵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不符合新约的教导，是公教为了人而设立的。4、瓦勒度派认为贫穷为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反对拥有私人财产，所以要变卖所有的货物及资产，其变卖的所得要救济穷人，自己则要靠着施舍生存。5、瓦勒度派拒绝发誓，除非发生非常特殊的状况，因为他们在圣经中发现，圣经是反对发誓的。6、他们否定炼狱，所以他们也否认公教对于施舍以及为死者祈祷的教义。因为没有地狱所以不需要向死人祈祷，同样的理由，他们也拒绝向圣者的图像、圣像、圣物以及十字架敬拜与祈祷。7、他们坚持讲道要用当地的方言，到如今还是一样。瓦勒度派的组织在当时相当简单，分为完人以及普通信徒，这样的组织区分在迦他利派中也能找到，对于完人他们的要求就更严格、更俭朴。

（1644）

“市民配备武装的权力，大约比火药的发明更能有效地削弱封建贵族的权力；法兰德斯的自治市民们不是在没有火器装备的不利条件下，在野战中也战胜了法国骑兵的精锐部队吗？”谢选骏指出：所以，火器输入中国的结果，不仅没有造成公民社会，老百姓连臣民也做不成了，只有天天遭受军阀蹂躏、党阀专政，运动之苦、就地为奴；因为火器使得官民之间的武力对比过于悬殊，“揭竿而起就能推翻残暴政府”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而不是什么“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当今的时代，已经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转变为“摄像机镜头出政权”。揭竿而起既不可能，只能诉诸良心觉醒。然而，对于一个可以被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异族（满人）一统治就是两三百年的社会（汉人），要唤醒其礼义廉耻的良心何其难哉。

枪杆子之一：“军事化是工业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强大源泉，因而，军事化也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军队消耗大量的税收，征召大量的兵源，所以军队的发展虽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却是集权化和官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枪杆子之二：“军事化的社会制造了政治化的军队——军队成为独立运动的代理人，在某些情况下也是现代化的代理人，是国家的卫士，因而也是宪法冲突的仲裁；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自己的军队动员全社会的国家都有可能遭受类似的后果。”

（1645）

“西欧自罗马帝国衰落后，唯一强大而广泛的社会组织便是教会了；参加这种组织，从道理上说是自愿的，而实际上是非参加不可的；被清除出教会，当时是一种极为严厉的处罚，因此直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连国王听说自己要被教会清除，也会不寒而栗。”谢选骏指出：有一些处境比疾病更难受、比死亡更恐怖，所以让人想去自杀；而一般说来，疾病反而更能激发人们求生的欲望。而那些比疾病更难受的处境，也许就是宗教改革的动力之一。宗教改革在革除教会腐败的同时，也废除了教会的纪律和控制，使得欧洲社会迅速地世俗化了：

1、“在英国与荷兰从海盗国家转向商业国家、继而转向帝国之前，异教徒不可能获得新教的福音；新教徒否定了修道的生活观，他们缺少耶稣会和方济各会所拥有的那种专门从事传教活动的会士。”

2、“如果某位新教牧师确实使一名本地人入了教，他就可以获得一笔薪水以外的奖励，荷兰人就使用了这种办法。”

3、“上帝的选民互相承认和合作，这种概念适合于非常时期的对敌武装斗争或逆境生存奋斗，但不适合于和平发展时期的神学，同样也肯定不适合于理性时代。”

（1646）

“惟有教会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家园，一个普天同享的避难所；同样的信条、同样的职能、同样的弥撒，甚至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姿势、同样的动作，进行着同样目的的宗教仪式，整个欧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毫无二致。……这样形成的团结一致，却是培养了而非阻遏了各地社区的差别与个性。”谢选骏指出：整个欧洲的教会网络一旦世俗化了，就会演化为统一的商业网络，这当然有助于连锁店的兴起。而共性与个性常常互相促进，因为个性其实是基于“对于共性的突破与矫正”。

（1647）

勿忘基督之爱：“基督教的生活观念肯定受苦，主张援救弱小，而且他缔造出了历代的城市文明都不曾有过的一整套的组织机构：修道院的招待所和救济院为旅客提供了必要的免费食宿；养老院也是中世纪城市开始提供的一种组织形式：如今，国家政权想要大规模去做的一切事情，最初都首先在中世纪城镇的条件和环境中做到了；而且是以一种更亲密的方式，更有人情味。”谢选骏指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污蔑的“黑暗的中世纪”，这就是中世纪的历史贡献。而中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中世纪，所以现代化才举步维艰。

（1648）

“中古时代，人若想生存，就必须隶属于某个团体——某户、某庄园、某修道院、某行业公会；没有团体的保护便谈不上个人的安全和自由，更谈不上履行共同生活的经常责任。……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1842—1921年）特别喜欢从中世纪城镇社会里援引有关‘互助’的例证。”谢选骏指出：但是这些伪集体主义者经常打着“互助”的名义巧取豪夺，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1814─1876年）就热衷于借钱，惯于欠债不还；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更是一个惯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盘剥他人劳动的吸血鬼。

（1649）

“在城内和乡间，还有许多由‘第二谦逊派’办的男女修行院，数目达到二百二十个之多，院内有许多人，一边劳动，一边过宗教生活……但是教会领袖非常不欢迎这种建立一个基督教城市的运动，他们认为这是对神权的挑战，非常危险；这样，整个运动受到严厉指责，硬被引回到老路上去。”谢选骏指出：这种指责具有大权独揽、利益垄断的倾向；但确实也有圣经依据，因为耶稣说过，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

（1650）

财富对于精神的腐蚀和瓦解作用：“普世教会的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的文化……十三世纪以后，它搜刮了许多世俗财富，这是损坏精神权威的必然之道；教会巨头们的财富，不但使君王们相形失色，也使天主暗淡无光。……如果教会能看破世俗财富，保持对经济利益的不感兴趣，那么，它也许能与城市齐心协力为它们的联合提供一个基础……十六世纪时，教会的恩赐权和赦免罪恶之权，在分享的基础上租给了当时首屈一指的投资银行家。”精神让位给了物质，灵魂成为被掳的肉体。

第四十四章

宁做上帝的奴仆，不做君主的宰相

（1651）

国王往往缺乏贵族风度，且是狂妄的自恋者：“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塑中，国王在任何场合中都是最大的人物形象……把泥土制成第一块泥砖是国王的特权，官窑中制成的泥砖也都印有王室的名字，因为众神用泥土创建了世界，而把泥土变为城市是王室的魔力。”谢选骏指出：而在中国的绘画中，皇帝的画像不仅比周围的人都大得不成比例，而且似乎超凡入圣，这就窃取了神的荣耀；而“人民领袖”甚至比皇帝还要伟大，没有胡子还要带有观音菩萨般的雌性微笑。毛泽东比慈禧还要女性化，简直是个妖孽。但问题是，现代汉人为何喜闻乐见这样的领袖呢。

（1652）

在中国，“殷商的卜辞中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像是交易的口吻。”谢选骏指出：用祭祀来向天神行贿，这非常合乎“商人”的身份；但最后殷商还是很不光彩地亡了国，从此以后，中国走上了抑商政策的道路。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重商主义在中国只能导致王朝覆灭。二十一世纪初年的两个中国，都在不约而同的重商主义道路上狂奔。

（1653）

“通过接管甲骨的占卜，商王把巫术和宗教的最重要的功能——预测未来和诠释灵魂的意志——转移到国家那里；记录和保存占卜的结果变成了一项世俗的或非宗教的功能。”谢选骏指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史官文化就不再是周文王的创造了，而是殷商内部产生的；不过我很怀疑这一点，这可能是把商王“现代化”的结果。

（1654）

“商朝晚期，国家处于萎缩之中，前1100年开始，臣属册封、进贡物品及盟邦属国从甲骨文中渐渐消逝……但是殷商文化已经输出到境外地区，远到越南和泰国，一个与商敌对却受其影响的国家正在兴起，这个国家就是周。”谢选骏指出：周的不同凡响在于，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文主义的政权，强调王朝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政绩之中。即使五百年后，周王的遗泽还是迫使殷商的后人孔子发出由衷的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 八佾》）

（1655）

“周人是高原牧民，对商而言是高地的、上游的威胁，就像阿卡德人对于苏美尔人的威胁一样”；周人创造了“天命”的意识形态：不仅“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而且“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由此看来，后来居上的孔子，最多不过是“周文王的幽灵”。就像卡尔马克思不过是他老婆家里的德国封建主义幽灵。

（1656）

“伊特鲁里亚人的城市是意大利最早出现的城市，他们的妇女拥有一种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是不正派的自由，她们可以走出家门、参加竞技、和男士们共餐：在希腊艺术中，唯一能做这些事情的女士就是妓女。”谢选骏指出：可能因此，伊特鲁里亚人在角逐意大利霸权的斗争中惨遭失败，亡国灭种；中国的“祸水”理论，在西方也有其政治的样板。但是，这种不正派的伊特鲁里亚妇女，却是现代欧美妇女的原型。欧美女权主义国家，真能统一全球吗？

（1657）

“随着罗马人渐渐变富，他们不再欣赏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那种全身裸体的希腊习俗；在罗马人看来，裸体不是排便的表示就是色欲的前奏，他们宁可要各种形式的装饰。”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差异，就像种族体质的差异一样确实存在；我在《神话与民族精神——十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中，已有论述：中国在从印度西域吸取佛教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取舍；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多这样的取舍……所以我说：“只有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

（1658）

罗马人迷恋公共空间的表演，即像现代人迷恋虚拟空间的网络一样：“如果罗马皇帝表现出他个人不喜欢这种表演，哪怕只以不出席观看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对他自己也是很危险的。”谢选骏指出：与此相同，现在各国领导人对于互联网络都是恨之入骨，但是却不得不假装喜欢，甚至还要和民众进行网上对话，展现“三民主义”（胡温政权）；或者利用社交网络来取得民意支持，甚至用来敛财、“收集竞选经费”（奥巴马团队）。

（1659）

“第一个罗马公民”也就是所谓的罗马元首奥古斯都，临死之际自称是一个即将谢幕的喜剧演员，还让别人向他祝贺演出成功；这也许说出了一个政客的秘诀：政客的一生就是表演的一生，一个成功的政客就是一个成功的表演艺术家——这比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还要一语中的；换言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其实还太稚嫩……要知道，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是无需良心的，因此也就谈不上无耻，政客也是如此：演技就是一切。

（1660）

公元一世纪的拉丁作家华列里厄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谈到当时的罗马人说，“他们宁可做富国的穷人，而不愿做穷国的富人。”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富国的穷人可以分享富国的优势，而穷国的富人只能独占穷国的劣势；尤其当时的罗马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富国，而是首屈一指的世界霸权。

按照“宁做富国的穷人，不做穷国的富人”这一逻辑进行推理，我也许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宁做上帝的奴仆，不做君主的宰相。”

第四十五章

所有生命都遵从“思想主权”

（1661）

“议会制度是现代所有文明民族的理想象征，这种制度反映出一种观念，即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比一小群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虽然这种观念在心理学上是错的，却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所谓“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的费拉民族的信条。不过，“一大群人比一小群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却并不是现代议会制度的理由；因为现代议会制度的理由是具有更广泛的利益代表性：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为了科学管理，而是为了分配利益。

（1662）

“我们所说的领袖，常常是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没有远见卓识，他们也不会如此，因为远见卓识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疑不决；而领袖却常常产生在那些神经异常、容易兴奋、游走于疯子边缘的半癫狂的人之中；不管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多么荒诞，他们的信念却是如此坚定，这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谢选骏指出：—这样的人虽然常给周围的人和他们自己的生存带来危害，但是却能开辟出人意外的新局。当然，这也包括灭顶之灾。

（1663）

“民族从不缺乏领袖，然而，他们并非全都受着那种适合于使徒的强烈信念的激励……但具有狂热信仰的领袖，才能打动群众的灵魂：他们是在自己先被某种信条搞得想入非非之后，才能让别人也想入非非；这样他们才能在自己信众的心里唤起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信仰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梦想奴役。”谢选骏指出：注意！任何“自己”的梦想往往“其来有自”；奴役自己的往往并非自己，而是自己的创造者。虽然人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创造者，而仅仅记得自己。

（1664）

“在任何一个社会领域，从最高贵者到最低贱者，人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在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领袖的作用就是充当他们的引路人。”谢选骏指出：“运动群众”不仅是领袖的阳谋，也是群众的需要；群众专政不仅是暴民政治，也是基于丐帮头子的红太阳神话。而拒绝处在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的人，就会受到社会的孤立。

（1665）

“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激发起群体的热情，让他们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譬如掠夺宫殿、誓死守卫要塞或阵地，就必须让群体对暗示做出迅速的反应，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样……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所谓的“煽动”，是政府运作或反政府运动的基本方式。

（1666）

“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甚至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马厩里有一匹马踢它的饲养员，另一匹马也会起而效尤；几只羊感到惊恐，很快也会蔓延到整个羊群。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这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在自己是疯病专家的医生中间，不时有人会变成疯子，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当然，最近有人提到一些疯病，例如广场恐怖症，也能由人传染给动物。……很多影响要归因于模仿，其实这不过是传染造成的结果。”谢选骏指出：据说忧郁症也会传染，不仅传染给家人和邻居，还会神秘地传播到两英里之外。这也许就是“领袖”、“明星”极具感染力的病理根源；但同时，也是“思想主权”确实存在的证据之一。

（1667）

“得到民众接受的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这些观点多么荒谬……当领袖和鼓动家被这种更高深的观念征服以后，就会把它取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组织起使它再次受到歪曲的宗派，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而他们又会使这个篡改过程更上层楼。……从长远看是智力在塑造着世界的命运，但这种作用十分间接：当哲学家的思想通过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终于大获全胜时，提出观念的哲人们早已化为尘土。”谢选骏指出：作者只看到表面，所以割裂开来进行论述；其实操纵这整个“反复其道”的过程的，是所有的生命都在遵从的“思想主权”。

（1668）

中国联邦制的前车之鉴：“西班牙1873年那场血腥的革命……激进派已经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是乔装打扮的君主国，于是为了迁就他们，议会全体一致宣告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虽然投票者中谁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赞成的是什么；然而这个说法却让人皆大欢喜，人们无比高兴并陶醉于其中……什么是‘联邦共和国’？有些人认为联邦制是指各省的解放，即同美国和‘行政分权制’相似的制度；还有些人则认为它意味着消灭一切权力，加速社会清算的进程……为此，他们建议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根据它们自己的要求制定法律，在建立这些自治区的同时禁止警察和军队的存在。在南部各省，叛乱很快便开始从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有个发表了宣言的村庄，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破坏了电报线和铁路，以便切断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关系……联邦制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到处都在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这片土地上充斥着血腥的狂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联邦制的变相形式。这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都导致了国家解体。中国其实也面临这一危险，虽然汉人的高比例可以抵挡一阵。

（1669）

“刑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的破坏；而不是为了报复……统计数字已经表明：初犯者受到惩罚后一定会再次犯案；但是法官却宁可要一个危险的惯犯也不愿放弃报复。”谢选骏指出：因为法官也是人，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而不是法律的化身，更不是法律的工具：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赢得官司，而不会坐以待毙地等候“司法的公正”。

（1670）

“第一次世纪大战后，在越南领导共产主义革命的胡志明（1890年—1969年）曾在巴黎当过男招待。”谢选骏指出：所以他要报仇雪恨、驱逐法国人；而且他终身无法结婚……因为有人研究过，难以结婚是男侍应生的一个职业病。

第四十六章

思想主权可以带来幸福感

（1671）

“‘斯堪的纳维亚硬化’和‘自杀乌托邦’：前一个术语指国家管制限制了商业效率，而公有制则挫败了生产活力；后一个术语指‘保姆国家’的高自杀率，官僚体制似乎扼杀了个人的主动性，福利规划剥夺了生活的风险和热情；社会工程不管带有怎样的善意，但却无法提供个人幸福。”谢选骏指出：国家主权不论怎样完善，都无法保证人们的幸福；惟有思想主权，可以给人带来幸福的感觉。

（1672）

“在世界上七个最富裕的国家，公共开支从196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增加到2000年的37%；各种监视手段无孔不入……一旦承揽了社会福利责任，政府再也无法开拓，否则就会丢掉选票。”谢选骏指出：福利国家的最后结局，就是国家财政破产成为整个社会的唯一选项。我估计，这会迫使“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希腊罗马民主制度的最后失败，大致也是遵循了这一路线。

（1673）

“由于‘非殖民化’增加了政府的数量，再加上乌托邦项目的劳民伤财，因而全球的货币供应量失去了控制。”谢选骏指出：其结果不仅是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国家财政破产成为社会唯一的选项，而且全球所有社会都因此陷入金融海啸的风口浪尖，日益颠簸，沉沦汪洋。这就为全球规模的集权机制，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借口。

（1674）

“货币交换货币或是任何种类的物品交换货币，它不是为了必要的生活问题，而是为了牟利而进行的……这里应受到谴责，因为它势必会助长利欲，而且总是令人得寸进尺的。”谢选骏指出：现代的外汇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应是最为典型的“货币交换货币或是任何种类的物品交换货币”；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其实就是“国家主权开办的巨大赌场”。它们不仅不受谴责，还指导国家前进的方向，成为全民追逐的热门话题。

（1675）

“现代从一开始就是大移民时代，人们离开无法生存的故乡，从全球的‘较发达地区’，殖民到‘欠发达地区’……在这个过程中，经不完全统计，约有3000万到5000万‘前现代地区’的殖民地居民，占当地人口的80%，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五百年被欧洲人消灭了。”谢选骏指出：但是这些死亡数字加起来，还不到中国在二十世纪非正常死亡数字的一个零头。

（1676）

非洲的马列主义：“部落战争和大屠杀是‘游击队’的一种扩大，他们不停地杀戮对方的军队，同时在此过程中吸收和消除‘剩余人口’，这是一种‘邻里殖民主义’或‘穷人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像黑帮一样互相仇杀，基本上也是这个模式，结果还引来了日本的入侵和苏联的控制。“邻里殖民主义”的体现形式是“阶级斗争”，“穷人的帝国主义”就是“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导致中苏战争、越柬战争、中越战争。

（1677）

“一位曾经经历过中央集权的政党暴政和普遍管制的人，说出了一句丝毫不带感情的真理：‘无论自由主义是打着1789年的原则的旗号，还是打着神圣权利的绝对原则的旗号来实行，它的祸害丝毫不亚于专制主义。’”谢选骏指出：因为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都是“强权意志”的孽种，都是国家主权的仆役。

（1678）

统一帝国的宝典、专制制度的护符、化石社会的哲学：“一生都是修来的——求什么？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么？不礼爹娘礼世尊——敬什么？兄弟姐妹皆同气——争什么？儿孙自有儿孙福──忧什么？岂可人无得运时——急什么？人世难逢开口笑——苦什么？补破遮寒暖即休——摆什么？食过三寸成何物——馋什么？死后一文带不去——悭什么？前人田地后人收——占什么？得便宜处失便宜——贪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欺什么？荣华富贵眼前花——傲什么？他家富贵前生定——妒什么？前世不修今受苦——怨什么？赌博之人无下梢——耍什么？治家勤俭胜求人——奢什么？冤冤相报几时休——结什么？世事如同棋一局——算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巧什么？虚言折尽平生福——谎什么？是非到底见分明——辩什么？谁能保得常无事——诮什么？穴在人心不在山——谋什么？欺人是祸饶人福——卜什么？寿自护生爱物增——杀什么？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济公活佛慈训》）”

（1679）

“征服者——商人——传教士”分别体现为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活动，综合起来代表了扩张中的社会实体。这种意义的传教士，并非思想主权的代表，只是国家主权的政委。

（1680）

“政治家们不得不依照自己不再相信的理念进行统治。”谢选骏指出：要知道，政治家从来没有理念，因为具有理念的政治家都失败了；拿破仑就曾对他脚下的法国国会说：“通过变成天主教徒，我结束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穆斯林，我在埃及站稳了脚跟；通过变成教皇绝对主义者，我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将会重建所罗门神殿。”不过，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政治家需要假装相信理念，以便团结群众。马基雅维利所不知道的一个秘密，但是却被基督教原罪说和现代心理学先后证实了的，就是群众实际上和政治家同样败坏群众，所以才会“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的现象。

第四十七章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681）

“远古城市中仅表示神秘信仰的事物，例如相信整个社区的生存都有赖于君主的生命——在昆虫城市里则是一个真实情况；整个蜂群或蚁群的生存的确有赖于女王健康、安全、生殖能力。”──天人感应的哲学，对于蜂群或蚁群比对于人群应该更有号召力；同样，天人感应的哲学，对于古人比对于今人也该更有号召力……那是自然主义的天籁。

（1682）

人墙的起源及其功能：“侍卫人员可能早于城堡和宫殿而产生……一层又一层的城墙……以此精心地增加了心理距离……造成了冷酷无情、神秘感、独裁控制，以及极端的暴力。”谢选骏指出：“让列宁同志先走！”影片《列宁在1918》如是说。即使这样层层保护，矮子列宁还是未能逃脱一个高度近视的革命女人所射出的致命子弹。“消灭独裁者”，就是这个女人的唯一信念。她被布尔什维克活活打死，再补上一枪、扔到汽油桶里烧成了灰，但是她的独立精神却不断发酵，终于在七十多年后瓦解了苏联。

（1683）

“由于有了城墙，城市生活便有了一个共同基础，这几乎可以说和宇宙本身一样深厚：城市则无异一位强大神祇的家园。……作为控制手段而开始的东西，最终却变成了社会融合与理性观念。”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是典型的“乌托邦”，把城市（国家）理想化了，因为城市（国家）不是理性观念的产物，而是生存压力的体现，至于社会融合，则完全依赖强制行为。

（1684）

“封建生活将其主要目标集中于战场、竞技、游猎，而城镇则创造出了最大的堡垒也无法实现的经济和文化资源。”谢选骏指出：在欧洲，由于国家主权受到了思想主权的限制，所以城市自治反而可以增进领主的收入；在中国，由于国家主权不受思想主权的限制，所以城市自治无法存在，更无从增进政府的收入。

（1685）

国王有王后，皇帝有皇后；但《荀子》却说“天子无妻”，这是为什么？因为天子需要宣告：天子特立独行、无可匹及（《荀子·君子》“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谢选骏指出：在这种意义上，很明显，皇帝不是天子，一切君主都不符合天子的特征；因为他们都有配偶，都和女人一样俗气，而不再可能超人一等了。拥有的女人越多，就不得不越俗，这是由有互相磨合的过程造成的。《荀子》说“天子无妻”如果是对的，那么再伟大的国王和皇帝都不能变成天子。所以即使从上述中国思想的角度看，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名人，也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这样无妻的天子：“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6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2─23节）

（1686）

“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威胁，以正义而不是以压迫和恐怖主义为基础的那种大同社会，根本不曾在人间实现过。”谢选骏指出：这种大同社会也永远不会在人间实现；所以《老子》退缩保守的自然主义， 可以帮助中国社会从秦汉之际的毁灭下缓过气来……那仅仅因为，秦汉之际的中国，在压迫和恐怖主义方面走过头了。就像现代的两个中国一样，在压迫和恐怖主义方面走过头了——因此也需要回转一下、缓解一下。这就是中国需要走向“第三中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两个中国一旦统一，第三中国自然出现。

（1687）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但现代中国的麻烦就在于理论脱离实际、宪法充满谎言，结果造成了一个“小人竞相喻于义”的“雷锋时代”——连小人都在“竞相喻于义”，君子哪里还敢再喻于利了呢？结果不是完美社会的出现，而是导致现实社会假大空流行，大家都用假话大话空话糊弄彼此；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假货横行、毒物交流。

（1688）

“如果有机会的话，任何人都可以收回别人非法地向他夺取的东西；可是许多世俗的君王已经横暴地占据了他们所统治的土地；所以当叛乱发生的时候，他们的臣民并无继续服从他们的道德义务。”谢选骏指出：正是根据这一中世纪的教条，而不是根据是约翰·洛克的理论或什么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美国人民获得了独立的借口，获得了武装推翻暴政的权利。其实在古代中国，人民也有这一权利，《孟子》因此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但是中国后来统一了，就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失去了推翻暴政的权利。

（1689）

“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俗话，显然违背了“威武不能屈”的《孟子》教导——后者是“王国时代”的教导，前者是“帝国时代”的写照（虽然《周易》也鼓吹这一信条）；至于崖山之后，则再无中国：人们说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文天祥），做的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弘范）；不过可笑的是，胜利者张弘范（1238─1280年）竟然死在了战败者文天祥（1236─1283年）之前：可见天道好还。正如《老子》所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孟子有点类似欧洲的贵族：“他一生坚信，贵族对穷苦百姓负有道义责任，这远比贵族对百姓享有特权来得重要。”这就像青年的理想主义，还没有被世故老成所扼杀。可惜文明的没落，犹如个人的颓废，是不可逆转的生物现象，这是生物的密码所决定的自然现象。

（1690）

上下（南北）埃及的领袖崇拜和人治传统，伴随着政治统一。两河流域的神权崇拜和法治传统，却伴随着政治分立。奇妙的相似也体现在中国和欧洲的对比中——上下（南北）中国的领袖崇拜和人治传统，伴随着政治统一、文明衰落；欧洲各国的神权崇拜和法治传统，伴随着政治分立、文明兴盛。

第四十八章

天堂、极乐，在此思想中

（1691）

“虽然罗马人给生活中的每项内容都发明了专职的神灵，借此抬高神学的作用，但他们真正崇拜的最高神灵则是自己的身体；不止一块墓碑对此提供了证据，上面的铭文记载着死者生前如何享尽吃喝之福，而且要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些事情。公共浴池便是这一宗教的庙堂。”谢选骏指出：难怪保罗在《罗马书》中批评罗马人并告诫基督徒：1、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2、在《哥林多前书》中更指出：“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3、《腓立比书》说：“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在中国民间，广东人说的“祭五脏庙”，就是一种典型的身体崇拜，其仪式就是以贪婪饮食来祭祀自己的五脏六肺；所以华人上餐馆就像信徒上教堂一样，正如罗马人在接受基督教以前一样。

中世纪的欧洲人之所以能发展出比较高级的文明，就在于摆脱了前基督教时期的那种身体崇拜；可惜的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人，多少已经发生了返祖现象，所以现代文明开始再度沉沦。在美国，这就体现为“清教徒精神的逐渐失落”。

（1692）

“他人的铠甲，不是会从你的身上落下来，就是会把你压倒，或者会把你束缚得紧紧的。……考察罗马帝国覆灭的头一个原因，就会察觉。这是从雇佣哥特人当兵才开始的。因为罗马帝国的势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衰微的，而以前曾经使罗马帝国勃兴的一切力量都转移到哥特人那里去了。”谢选骏指出：这充分证明了韩非子所谓的“权借在下”（《内储说下·六微》把这叫做“权借”），是指臣下盗用君主的权势为自己谋取利益：韩非子认为，“权势不可以借人”，君主失去一分权势，臣下就会当作百分权势去利用。与此相似，台湾商人则公然鼓吹“用老板的钱给自己创业”。所以，无产阶级一旦同意“无产阶级先锋队”来统治自己，就会变成先锋队的奴隶。

（1693）

“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前163─前132年）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地上的走兽，天上的飞鸟，都有他们的洞穴藏身，而那些为意大利战斗和献身的人却只有阳光和空气。’”谢选骏指出：这段话出现甚早，甚至早于《福音书》，虽然它还缺乏属灵的恩典、天上的灵粮……

想想现在，可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连阳光和空气都没有了，只剩下雾霾可以享受。不过这也许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出现某项重大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来应对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

（1694）

在罗马帝国早期，“日耳曼人过于野蛮一直无法同化……日耳曼人是对法律或文明技艺一无所知的野蛮动物……因此罗马人对日耳曼人放任不管，这可能是个错误。”谢选骏指出：不过好在有了这样的错误，才有了后来的欧洲及其文明……看来野蛮并不值得担心；中国现在的分裂和野蛮同样不值得担心，这可能预示了第三期中国文明迟早也会像第二期中国文明那样，在南北朝的野蛮结束之后终于来到：隋唐的统一和文明。尽管我们注定要为此忍受“地基”的命运。

（1695）

罗马帝国的宗教混合主义：“基督教与异教文化，在公元四世纪的罗马帝国如此相似与混杂，以至有时很难将它们分清……皇帝在异教徒那里被当作神来崇拜，而在基督教艺术家的笔下则是基督形象的代表；长着翅膀的天使护送皇帝的灵魂，穿过由黄道十二宫代表的天界，到达他异教的祖先所居住的地方。”谢选骏指出：宗教的混合主义，不仅盛行于罗马帝国，也盛行于现今的中国和中国的海外侨民居住地。看来，这是不同的社会文明在互相接触之后必不可免会产生的通病：对这种弊病，应该尽量纠正，而不是去寻找理由加以粉饰（例如说“这满足了宣教神学的需要”），更不是去加以人为扩大（例如去“发现中国有自己的福音书《老子》”），甚至企图“建立新的系统神学和崇拜仪式”。

（1696）

欧洲人捐赠遗产的著名样板：“凯撒大帝把自己的花园遗赠公众，这是历史上私人特权转赠给民众的最早记录之一。”谢选骏指出：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所以欧美国家的主流社会通常用捐赠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而近代中国社会缺乏捐赠的习惯，是因为军阀专政，只有掠夺，没有回馈，并以此为荣。结果导致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社会习惯于巧取豪夺、杀鸡取蛋。

（1697）

这就是现代城市现状及未来：“若无城市的宗教功能，光凭城墙是不足以塑造城市居民的性格特征的，更不足以控制他们的活动；若无宗教，若无伴随宗教而来的各种社会礼仪和经济利益，那么城墙就会使城市变成一座监狱，这座监狱的囚徒们就只会有一种愿望：消灭看守、逃出监狱。”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各种犯罪、暴乱、革命、恐怖、专政的根源。

（1698）

“在没有城镇的斯巴达人的文化中，统治阶级居住在开放式的村庄中，没有城墙作为保护手段，只好时刻处于戒备状态，手不离剑，否则便会被农奴推翻，这样的统治者只能仰仗公开的恐怖主义来维持赤裸裸的强权。”谢选骏指出：我发现日本社会也有这样的传统：没有城墙反而滋生了恐怖主义，也许日本武士的好战性格，就是对于“没有城墙”的一种弥补。

（1699）

“城市在其围绕王家堡垒形成之初，便是一种宇宙的人工复制品；这就开启了一副很有磁性的景象：使人由此憧憬天堂。”谢选骏指出：天堂、极乐世界，其实不在彼岸的现实，而在此刻的思想之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来没有人“从天堂回来报告天堂的消息”，只是有人不断从思想里述说有关天堂的思想：不是从“彼岸”，而是从“思想”。彼岸就是思想。

（1700）

“（城市的）神灵只有在彻底破坏其敌对神灵的一切权力和傲慢之后才会心满意足。”——如此看来，文明人类的空前扩权甚至自我神化，岂不是对于神灵的一种冒犯；这迟早要招致“致命的报复”、天道好还。

第四十九章

再论战争与国家

（1701）

罗马人比希特勒，是更加野蛮的侵略者：公元前146年，西庇阿·艾米里安（Scipion  Emilien）率领的罗马军烧毁了迦太基图书馆；同年，罗马军队再次占领希腊，屠杀科林斯城的居民并毁灭全城——相比之下，希特勒却保留了巴黎，不动那里一砖一瓦……难怪他会败在斯大林格勒的蛮荒中。这是因为，西方文明还没有到达瓜熟蒂落、铲平一切的历史时刻。

（1702）

“迦太基人长于文学及其他艺术，同时也精于航海，海战，以及统治帝国；但战败之后他们的腓尼基语却逐渐消失了，残存下来只有碑铭上的只言片语及腓尼基一流世界的独特礼物：字母表。”谢选骏指出：罗马人烧毁了全部腓尼基─迦太基文献，造成了秦始皇一样的文化浩劫，但人类的思想却是活的，再野蛮的暴徒也无法在年轻人的脑子里“爆发革命”、“彻底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在压力之下，腓尼基人逐渐化为犹太人，遍布了整个罗马帝国，并通过基督教，从内部消蚀了罗马的野蛮生命。腓尼基人逐渐化为犹太人，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不少的希伯莱人还受过腓尼基人的影响，特别在北部地区，有些希伯莱人甚至开始崇拜腓尼基人的神。

（1703）

“罗马人对屠杀的浓厚兴趣持续了许多个世纪，无怪乎他们嫌希腊体育运动有些女人气、没意思：因为其中缺乏足够的流血、恐怖和苦恼，只是单纯的体育竞赛。”谢选骏指出：但正是这种嗜杀成性的民族精神，才让罗马人得以一一克服强敌、统一了地中海世界。其他的东西，甚至连著名的罗马法，都是他们从希腊人的梭伦法那里照搬学来的！这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明确坦白过的。

（1704）

赛车起源于罗马暴徒的狂烈行径：“罗马已经变成了角斗场中的角斗场，在这座城市中，城市的一般活动都要服从于民众的情欲、残害、凶杀等类狂暴的感情需要；在这类比赛中， 最文明的要算是战车比赛了，其中发生车毁人亡的事件，使得观众爱看流血的不良情感得到满足，正像现今的汽车赛车所起的作用一样。”谢选骏指出：从这个渊源说，无论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赛车活动，都属“异教的骚动”，是“前基督教旧欧洲的沉渣泛起”，而直接导致基督教文明的没落。例如异教的日本，“暴走族”就很放肆，而且得到警方的默许。

（1705）

“皇权不仅以创造能力，甚至更以抢劫能力、破坏能力、屠杀能力，来度量‘自身的力’和‘神的恩宠’；正如柏拉图在《法律篇》说的那样，‘其实，每座城市与其它城市都是处于自然的战争状态。’”谢选骏指出：当然，他这里所说的“城市”，其实是“城邦”，也就是“城市国家”；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其实，每个国家与其它国家都是处于自然的战争状态”，这样一说，我们就能理解战争和国家关系的本质了。列宁不懂这一点，想用“国家与革命”来代替“国家与战争”，结果只能割让领土给德国。这就招引了希特勒在二十年多后进军俄国、收复《布列斯特和约》应许的领土。

（1706）

罗马的和平及其代价：“意大利考古家兰西尼（Rodolfo Amedeo Lanciani，1845─1929年）说过：‘的确很难相信罗马埋葬场地的景象，那是一连串的大坑，各种人畜尸体，各种污秽不堪的废弃物都胡乱地扔了进去；这些大坑日夜敞着大口……人们像扔掉臭肉一样把人类死尸扔到这里，直到壕堑被填满，与相邻的街面相平。’兰西尼在挖掘中发现了七十五个大坑，每个坑三十英尺深，里面盛满了一种‘黑色、粘稠、油性物质，很均匀，已结成团块’的东西。”谢选骏指出：这就是二十世纪“万人坑”的先行者，比“西方的真理”更早的“罗马的真理”，里面盛满了人类尸体所酿成的“准石油”。

（1707）

“帝国赶走了威胁其疆界的各个野蛮部落，却在自己版图的心脏地带竖起了一种更厉害的野蛮。”例如秦始皇、忽必烈、斯大林的宫廷，就弥漫着这种“更厉害的野蛮”。这种野蛮还被某种意识形态给包装了起来。“共产国际”就是这样一种包装。

（1708）

“罗马尚未由共和制转变为帝制时，这座城市纠缠了一个巨大的集体用刑室……这座城市欣赏害人、杀人，这种积习如此之深，连后来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也无法铲除这种习俗。”谢选骏指出：这就解释了罗马灭亡的原因：不是因为主张自我牺牲的基督教，而是因为基督教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消除异教的野蛮。

（1709）

“455年曾攻破罗马城的汪达尔蛮族（Vandal）兵临奥古斯丁担任主教北非希波城下，城头上殊死搏斗的守兵的喊叫声竟与马戏场中观众们的呐喊声混成一片，这些观众在面临最大危险时仍然不忘终日玩乐。”谢选骏指出：这就解释了希波城陷落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奥古斯丁主教，而是因为奥古斯丁主教没有中世纪主教们那样的感召力量。看来教权主义对于欧洲后来免于回教入侵，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教权主义本身，可能就是回教侵略进攻的产物。

（1710）

“在一份记述罗马国家崩溃前夜状况的记事文件中，作者说罗马是由各个不同的城市实体组成的，其数目多达5627个。”谢选骏指出：无疑，这与“郡县制度下的秦汉帝国”是全然不同的组织形态，依然保留着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地方自治传统，中世纪及其以后的民族国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而非单靠蛮族入侵就能促成的。与此类似，俄罗斯也由许多不同的政治实体拼凑而成。这就注定了俄罗斯无法像中国这样，而会像罗马那样。第三罗马的明天，就是罗马的今天。

（另起一页）

《思想主权》第四部上

“人性·内篇”

思想主权的解毒·上

（“人性·内篇”主要阐述思想主权对于人性的解毒作用）

第一章

接触得越多越广泛越深入，就越虚无

（1711）

人人都生活在全球环境中。而这个地球，已经被公认为“一个村落”。

可是在这个“村落”中，如今“虚无主义”却成了流行病。这多么荒唐！因为人，已经意识到那看不见的、弥漫在整个世界后边的“无限虚无”。

如果世界无往而不是“实存”，如果世界充斥了“存在”，那么“虚无”观念这面镜子所“反映”的那个“虚无的现实”，又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们的思想之中。

接触得越多越广泛越深入，就越是能认识到虚无的弥漫。

（1712）

未来的平面媒体和印刷出版，是由网络世界来界定的。

这是大众时代，大众时代不需要专家。大众时代需要演员，需要总统和明星那样的演员把浑身解术都使出来，然后才能刺激成亿的观众买票入场。

这时，社会的活力来自每个个人所接受的具体传承……文化、文明，常常不是抽象的，而是每个个人的放大……“用数字管理的社会”，必须是在结构的基础上才能运行，也才“有得管理”，否则，一盘散沙如果数得过来？费拉居民，像是沙漏，是无法用数字统计管理的。

（1713）

城市的发展，破坏了思想的一致性，却激励了思想的多元化，结果则造成了精神病态的广泛流行——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时刻：“在思想多元化的基础上重建思想的一致性。”

城市是思想的结晶，城市的建筑是思想的结晶，城市的名字也是思想的结晶，所以我特别喜欢“攻占”城市的感觉，长驱直入、穿插市区中心地带……在我心中，城市乃是“最美的自然”。

（1714）

人怎能知道未来呢？尽管未来是由思想创造的，但未来却不在思想预测的有效范围之内。——你可以创造，但却无法决定；创造论丰富，决定论贫乏……但思想纵然有千种风情，却恰恰是无法预测自己的。

（1715）

有人把思想叫做“想象力”，把世界叫做“想象力的世界”，一词之差，谬以千里：要知道想象力只是思想力的一个部分，且是一个极小的部分——这个世界不是“想象力的世界”，而是“思想主权的世界”、“思想主权创造的世界”。例如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主权的前沿：领土、人民、疆域、行使主权的机器——从刻符、书籍，到广播、电视、互联网。

（1716）

在互联网上，一切东西是崭新的，一切书画都像在月亮上一样，逃避了氧化的命运，不再衰变：硬件可以折旧，但软件永远是新的，不会退色，不会走调——信息的传播，挣脱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变成了“纯粹的思想”。

（1717）

我在二十世纪末就知道网络将摧毁一切媒体，所以致力于网上的写作与发表……有一阵还自己设计网页呢，后来发现这简直是胡闹，我把自己变成什么下等的工具了，宁可难看也不能干这个，所以就随机发帖了。好在网络日新月异，二十一世纪一个现成的网页设计，都比二十世纪的独出心裁还要好得多。

（1718）

二十世纪我已经预见了电子出版将扫荡传统印刷，但也没有预料到它来得这么迅速。如果说印刷术是“沉默的革命”，那么互联网的普及就是一场“喧嚣的革命”了；因为他还带来了音乐和录像。印刷术消灭了贵族时代，互联网将扫荡文明的残余。

印刷术（1456年）在欧洲流行六十年后，逐渐激发了新教革命（1516年）；那么，互联网络（1996年）在全球流行六十年后（2046），将会激发何等事变？那时，就是确认思想主权的时候了，全球政府的雏形将开始出现。

（1719）

“第三次浪潮”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所谓信息产业，和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并不均等，“现代信息产业的成果”说穿了就是互联网，它和工业革命的关系，就像农业革命与文字产业的关系相似：文字产业的最高体现是印刷技术，这是在中国正式开始的，但在此之前很久，书籍制造已经和城市文明一同兴起了：那算是第几次浪潮？

至于游猎文明，则是以洞穴壁画和山岩壁画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的。游猎文明——洞穴壁画和山岩壁画；农业文明——文字和书籍的出现；工业革命——印刷术和互联网。

壁画、文字、书籍，都是古代的信息产业！

（1720）

《纽约客》杂志：“克林顿和戈尔都在随着托夫勒的节奏起舞，托夫勒式的音乐穿透了美国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进程。”——可惜的是，“第三次浪潮”的宣传狂飙，促成了高科技股泡沫，带来了九一一袭击、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房地产泡沫的崩盘，导致白种人统治的美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走向终结，被半白的人接管了白宫。

“第三次浪潮”也就是所谓信息时代，在中国发明印刷术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三次浪潮”的宣传狂飙，二十年后也在中国得出了一个令人愕然的后果。

第二章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指控上帝

（1721）

IBM的广告思想“计算机对社会和组织的长期影响”，不仅创造了丰厚的利润，而且拨款促成了“第三次浪潮”的宣传口号。但我们已经证明，这是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的欺骗宣传，事实上，第三次浪潮也就是第三次信息革命，也可以说是从印刷术的发明开始的。因为产生印刷术的，显然不是农业技术，而是工业技术。

（1722）

“今天，许多人都在攻击整个的西方规范，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了、失效了，但人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谁是规范的代表。”——但是我知道：我们头脑中的思想，就是下一个历史阶段即将呈现出来的规范及其代表。

如果说，“观念和意识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一种基本被动的月光式的东西（有限的主观能动性！）——那么，“虚无”的观念又是何由产生的呢？虚无仅仅来自“人性本身的不稳定”吗？它虚无是种“被扭曲了的意识”吗？或者，虚无是人所思考的世界及其绝不确定？

不是的。世界和虚无，都是思想所创造的。世界和虚无，是思想的两个面相。

（1723）

当徒有其名的天主教徒阿克顿男爵（1834─1902年）不加限制地宣扬“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套话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指控上帝的权柄。这个流窜到英国的意大利人想干什么？脱离天主教转而效忠新教？——我以此颠覆了全部的现代政治学。现代政治学，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继承了撒旦爵士的路线，那就是造反有理。我的这一发现颠覆了全部的现代政治学。

如果仅仅从“原罪”的意义去理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政治学家阿克顿可以说是毫无新意。

（1724）

民主自由像饭菜一样，需要每天做，否则就会腐败；从根本上说，饭菜只要做了出来，保鲜就是不可能的，虽然保鲜的措施可以推迟腐败，但那也会破坏营养成分的。甚至让食物成为有毒的东西。这就是生物圈的秘密。这就是民主自由的秘密。一劳永逸的民主自由，那和永动机一样是欺人之谈。

（1725）

自由主义的要害，就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我以此还原了所有的自由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异教元素，是敌基督的。

（1726）

民主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个保障，把民主当作既定的保障而不是“需要不断争取的可能”的社会，将最终失去民主。自由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把自由当作既定的结果而不是“需要不断争取的过程”的社会，将最终失去自由——例如，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其民主和自由就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时刻受到权势集团的秘密的公开的侵犯。

（1727）

共相和个别事物，其实都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如果一定要攀比，那么共相当然比个别事物更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因为共相仅是精神实体，最多只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之假设”，甚至仅是“后于事物的共相是个别事物的名称或人们语言中的声息”。“所有的主观”加在一起也还是主观，而非客观；而且，“所有的主观”也无法“加在一起”，所能相加得最多只是语言。

（1728）

对于人类来说，世界是可知的，但不是可以全知的；对于人类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不是可以全能的。

就有关上帝的观念来说，“上帝是全能”与“上帝不能否定他自己”、“上帝不能摧毁他自己”，是矛盾的；因此，人们谈论的上帝不可能是上帝自己。难怪上帝不喜欢人们谈论他呢。

我们的思想总是受到诱惑，要我们去理解甚至回答一些属于奥秘的问题……如果我们受不了诱惑，而去理解甚至回答了，就会得出错误的答案——因为我们无论从智力上还是从限制上，都不足以理解并回答这些本不属于我们生存范畴和生存机能的问题。我们怎么可能容得下宇宙的奥秘呢？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729）

“信仰瓦解”的秘密，在于“获得了控制权”——对于“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他所信的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对于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但还是想拥有信仰的人”，信仰的形态必然改变，新的信仰必须建立在自己对于环境的控制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对于环境的控制权之下，不是建立在自己对于思想主权的服从之下。

（1730）

科学和宗教属于不同的思想范畴：科学和宗教可以互补，却无法互换；科学和宗教可以并存，却无法互证——除非，把科学变成科学教和科学主义，让现代科学家发挥古代祭司那样的“政委”功能。

第三章

批量烧名画，诞生新艺术

（1731）

有的科学家认为，个性是帮助动物生存下来的产物；有的科学家则认为，个性只是动物的生理活动的副产物——一项关于青蛙的新研究支持了后者的观点：即使身体不再，我依然是我；例如“变态”这一生理过程几乎改变了蝌蚪身体的所有形态，但其“个性始终不变”。例如，新陈代谢快，就会产生积极的个性，哪怕这样会使捕食者更容易发现自己的行踪。也就是说，生命并没有屈从“适者生存”的压力去改变自己：这样的“个性”，你有吗？

“适者生存”是伪科学！实际上，肯定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或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肯定人是和蚂蚁、青蛙相似或不和蚂蚁、青蛙相似——都是“一种思想”而且“仅仅是一种思想”。科学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不是“客观规律”，除非，“客观规律”是作为“主观意识”被确认的！科学仅仅是一种思想，虽然科学思想不同于宗教思想、哲学思想、日常思想。

（1732）

用科学检查宗教，可以发现“无法证明的信仰”；用宗教检查科学，也可以发现“无法确认的事实”——因为在人的思想深处，信仰与事实，其实是互为表里的，甚至是互相交融的。

用科学去攻击宗教，正如用宗教去攻击科学——最终伤害的是科学和宗教自己，而不仅仅是对方：适宜的科学与适宜的宗教，应该都是互补的、递增的，而不是互相拆台的、功能递减的。

（1733）

宗教与科学作为不同的思想领域，互相渗透并互相影响：宗教信仰可以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科学知识也可促进宗教信念的演变——宗教与科学的互相抵销与相互压制，只是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暂时现象。

“防止宗教侵入科学领域”如果是对的，那么，也应该“防止科学侵入宗教领域”；这就好像是说：“防止金钱侵入爱情领域”如果是对的，那么，也应该“防止爱情侵入金钱领域”。

（1734）

信仰所要解决的，不是“知识上的洞察”，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爱情也是如此，其特征不是肉体上的冲动，而是心理上的迷恋。

1、在科学里，也就是说，在科学入侵了宗教并形成了科学教之后，“上帝”就成了“总因”；2、“自然选择”就是“人存原理”、“自我中心”；3、我因此看不出“智慧工程师”（“智能设计者”）和“自然选择制”之间有何差别；4、“智能设计者”最多只是一个比喻，他并不像也不可能像人类那样工作。

（1735）

科学与科学的斗争，经常比科学与宗教的斗争，还要激烈；宗教与宗教的斗争，经常比宗教与科学的斗争，还要激烈——科学和科学既然能够和平相处，可见宗教与科学，也完全可以和平相处；相反科学势力和科学势力、宗教势力和宗教势力，如果为了争夺社会资源，更容易同室操戈甚至血流成河。

（1736）

科学是“业经证明的信仰”，宗教是“有待证明的原理”；科学——宗教——信仰——原理：都是“思想”——都是思想主权的产物。

“科学教”、“科学主义”，会批评传统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种种非理性成份，但是，所有这些成分的总和，也比不上生命的起源来得奇怪。

现代的科学教育教给孩子他们是从猴子进化来的，结果，孩子们的言行就越来越像是猴子了——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基本轨迹。进化论者谴责宗教屠杀，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形形色色的屠杀包括宗教屠杀，那岂不都是在遵循进化的道路吗？

（1737）

“基因”是一种思想，“智商”也是一种思想——“百分之八十的智商差异归因于基因的差异”、“种族差异是无法通过平权教育法案予以消灭的”，这些也都是一种思想……所有这些“事实”到头来都需要思想的确认，否则就“毫无意义”了。一个“承认种族差异”的人，是种族主义者？还是一个“不承认种族差异”的人，是种族主义者？

（1738）

西方文化已经被科学瓦解，但却没有东西可以取代它，于是巨大的真空出现了；全球文明正在形成，但却没有力量能够主导它，于是剧烈的混乱开始了——现在，“所有的文化都在尝试与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达成妥协，并创造美、产生知识、追求真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疾足高材者得焉。”（蒯通语录）“真理”和“知识”、“善”与“美”的类似，就在于它们全都是思想，甚至仅仅是人的思想！

（1739）

（中国的）圣人，和（希伯莱的）先知，都不是（思想的）创造者；他们只是听闻者和言说者——先知知道宣告神意，圣人耳口传扬王道……那么希腊的哲学家呢？他们说的是自然的声音还是上帝的旨意？是科学还是宗教？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其实什么都不是的，他们只是说了自己的语言。

（1740）

如果哪些艺术家能领悟以下三点，其艺术自然不同：1、颠覆共产主义，使得“中国”而非“前苏联半殖民地”能够重返世界中心；2、消化吸收西方文明，推动新的全球文明中心形成；3、颠覆西方艺术，对八国联军进行历史清算，焚烧一切过时的艺术珍品。——因为新的历史，都是在熊熊烈火中诞生的。

批量地烧毁掉西方的名画，

新的艺术就会在火里诞生！

第四章

任何角落都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

（1741）

小说家奥威尔曾在《1984》中写下一句经典名言：“欺骗无处不在时，实话实说就是革命行动。”因此，有人将斯诺登形容为一个揭秘数据时代的“革命者”。——革命者的命运就是有国难投、无家可归；这怪不得别人，这是他自己的个性选择：他应为此感到幸福并感谢上苍的仁慈。“斯诺登素描”可以迅速风靡网络世界，但还不足以颠覆现实世界。共产主义是因为有人颠覆，现在才灭亡了一半，还有一半依然在奴役中国；仅仅依靠“公知”和“行为艺术”、“网络泄密”，是不足以解决血肉筑起的长城的。

（1742）

如果真有一位画家，一个原始的怪胎，一个在历史上没有记载过的画家，能够符合目前这个女权主义和新母系社会的期待，那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洞穴艺术。

画家的工作就是要战胜时间，三万年前的岩洞壁画清楚展示了这一点；思想家的工作则是战胜自己，所谓“文以载道”、“道成肉身”，在人文主义的意义上，是“不同文化中的类似表达”。（在信仰的神秘中，两者的本质当然不同。）

（1743）

历史，与其说是被“正确”所推动的，不如说是被“错误”所激励的——“正确所推动的历史”，远远不及“错误所激励的历史”来得强劲。这就是人的原罪和弥补机制。这种机制就使得监狱和刑场所做出的贡献，往往要超出庙堂和皇宫。（何况人生，本来就是从一个监狱换到另外一个监狱。）

（1744）

许多人喜欢写作“思想史”，但是，作为意识流的思想史是可以编辑成书的吗？编辑成书、拿来售卖的“思想史”，不过是断章取义甚至偷工减料的“思想商标、思想货币的流通史”罢了……那是国家主权的奴仆，而非思想主权的道具。

（1745）

欧洲人的教堂一修都是几百年，急功近利的中国人对此真是望尘莫及。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建筑是坟墓，但那也最多不过只修个几十年，一代而终。唯一可以和欧洲教堂相提并论的中国建筑，只有万里长城。这是由中国人的实用性格所决定的。

此外的中国，只有看不见的道统中心了。那就是载道的文字。道统中心还是中国历史的大势所趋。一个事情不论好坏只有进行到底才能回转落地；例如所谓“离文明中心最为遥远的文明”，作为文明的解构者，其实是在成就现代文明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说，建立了全球文明中心以后，再预见它的解构。我们不是乌托邦分子，因此知道颠覆与建立，是穿流不息的永恒运动，是西西弗斯的宿命，一切的艺术与美感，都在里面得以完全。

（1746）

现在的全球社会，大公司正在培育最坏的专制主义！

最坏的专制主义：用广告消灭人们的思想，用金钱腐蚀人们的灵魂。

（1747）

购买赃物是否合法？购买赃物如果合法，那么偷窃抢劫是否合法呢？购买赃物如果不合法，那么主权国家所颁发的一切权利证明，是否都该宣布作废？因为一切主权国家的权力，无不起源于偷窃和抢劫。明抢暗夺，强盗逻辑，这就是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

（1748）

中国强大了，中共就削弱了？六四屠杀以后，中共甚至不得不乞灵于中国传统的民族力量，这是中共强大了还是削弱了呢？这就像苏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是强大了还是削弱了呢？表面上是强大了，实际上是削弱了——共产主义已经遭到证伪，民族精神开始复活。这样离开中国的复兴，实际上进了一步。

（1749）

对新的开拓者来说，“马革裹尸归”也属多余的了；因为全球一体，“青山处处埋忠骨”都不足以形容那样的壮怀激烈：任何角落都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九章·涉江》）这样的部落主义，必须终结。

这个世界不是为上等人准备的，所以越低下的人，活得越好，就像蟑螂和老鼠一样到处都是。而蟑螂却是因为和人类在一起才变得肮脏，正如鼠辈中最肮脏的就是家鼠。

（1750）

成为亿万富翁的前提是：非常希望成为亿万富翁；自以为能够留下的，并不一定能够留下，自己就知道不能留下的，一定不能留下。

第五章

中国和美国，两个极端的会合

（1751）

人作为“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结果，于是理解了“不可还原的复杂性”是可以还原的，那就是回到人自身——这就是理解了，除了人自身以外，人不可能认识和了解任何其他东西；“人存原理”承认：我们看到的宇宙之所以是这个样子， 那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是这个样子；科学之所以是这个样子， 那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是这个样子。科学对宇宙的认识和描述，都带有人类特有的认识，人们之所以看到宇宙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人们在这里并这样去观察它。

（1752）

上瘾与死亡：1、上瘾是因为生活的无聊吗？2、如果是的，那么禁止一切上瘾的活动，那人就近乎死亡了？3、没有人喜欢被监禁、被束缚；那么，热爱自由是否也是一种上瘾的体现呢？4、“不自由毋宁死”是否意味着“不上瘾毋宁死”？

（1753）

“永远别在饿着肚子时逛超市”，否则就会失去正确的判断力，买下一堆废物；所以，也永远别在专制制度下努力工作；否则只能加强专制，反过来就会给自己戴上更坚固的镣铐。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救不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同样救不了美国。但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说，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美国。这才是人性特别险恶的地方。

（1754）

二十世纪的主要灾难，起源于西方的精神崩溃；二十世纪的国际灾难，是由于各国的思想解放——所谓“解放”就是“文明的解体”。

（1755）

1969年至1970年之间，电脑联网开始在美国运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行“复辟倒退进入原始社会”的文化大革命——将来有一天，这两个极端将要会合，并上演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剧目。

（1756）

我的亲身经历是，只要关闭了所有的电器，各种迷信就会死灰复燃——但这并不等于就是“信仰又回来了”……谁愿意关闭医院而仅仅依靠祷告治病呢？现代人的精神需要，是在电器的基础上，寻求神秘——寻找那电器无法照亮的部分；而不是相反，在电器的基础下面，去寻求电器能够照亮的部分。

（1757）

是“科学知识的发展摧毁了对于上帝的信仰”？还是“电器的普及（尤其是电灯的照明）瓦解了对于鬼魅的迷信？”——我看是后者的因素大于前者：十九世纪是电子时代的序幕，也是传统神学的末日——这不是一个巧合，所以我们看到，在没有电灯的农村长大了的孩子，比在有电灯的城市里长大了的孩子，远为迷信。

（1758）

火帮助人脱离了动物世界的控制，电则帮助人控制了自己的环境；由于控制权的建立，人觉得自己不再那么需要传统宗教中的上帝了……于是对上帝的要求提高了，对上帝的思考也提高了——所谓“现代信息社会”不过是“电信社会”而已，是“电文明”的延伸：谁愿意完全放弃用电而彻底保持淳朴？恐怕连北美的阿美什人（Amish）也做不到。至于信息社会，那则是古已有之的。秦始皇的驿道，就是信息社会的体现。

（1759）

社会哲学家把现代世界流行的世界观区分为两种世界观：个人主义的与普救论的，个人主义发现真理，普救论者体验真理——思想的主权则是个人主义与普救论的对话，思想的主权可以把个人主义与普救论凝结起来，形成合力。

（1760）

富裕社会之所以存在广泛的贫困现象，是由于人性中的“安贫”或曰“惰性”、“懒散”造成的，这其实是人的智慧之处，能省则省，能躲则躲，多干了就是白干了；因为与富裕同时发生的，往往并非自由，而是束缚。与财富同时发生的，往往并非舒适，而是通货膨胀。

富裕社会之所以存在广泛的贫困现象，还是由于人性中的“恶性竞争”造成的，恶性竞争造成了货币贬值；并使得安贫的懒人成为穷人；如果没有他人的恶性竞争，懒人再懒也不会变成穷人的。

第六章

生产和财富的奢侈造成生态灾难

（1761）

两个世界：悲惨世界与极乐世界，一念之差；思想决定了悲惨与极乐的界限。祸福相倚，因为“祸福都是思想”。一转念，祸福变。

（1762）

我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听新英格兰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序曲》的复杂感受：这是第三罗马（莫斯科）在朝觐第一罗马（罗马城）。但是，第三罗马能够超越第二罗马（拜占庭）而理解第一罗马吗？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了第四罗马，它能够超越第三罗马、第二罗马、第一罗马，而理解内在的罗马吗？内在的罗马，就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1763）

为什么中国和欧洲都未能原创出来最早的文明？从地理条件上看，因为它们都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缺乏交流的刺激；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由于边缘处境而受到保护，不像中东地区这个文明的发源地那样由于频繁的争夺，而一再遭到毁灭性打击。

和中国相比，欧洲的优势在于它具有“破碎的套装半岛”的地理特点：这一方面不容易“大一统”，从而保障了“分裂的生长”；另方面可以层层抵御来自外部的侵袭——因此欧洲逃过了“匈奴狂风”、“阿拉伯沙暴”、“蒙古来袭”、“突厥进逼”，从而保存了现代文明的种子。相比之下，中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巨大板块的地形，既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又促进了中国的沦陷。这其中当然也有佛教的责任，因为它的素食主义软化了中国的尚武精神，对后来的吐蕃和蒙古也是如此。好在中国还有道教的血祭进行补充，所以方能苟延残喘。欧洲就不同了，耶稣的“两把刀”思想，使得十字军可以应对回教和蒙古的入侵。

（1764）

永恒的天子不是过渡的超人，宇宙的天子也不是人间的萨满（Shaman，巫师），尽管近来的考古学已经发现了三万年前的萨满形象（半人半牛的样子），但天子的来历远远比这还要古老（参见谢选骏《天子》），因为那是基于生物学的奥秘。

（1765）

人脸是世界上最容易辨认的，这是因为人脸也是世界上最难辨认的；而且人们对同种的辨认度，远远高于对异种的——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生物学的奥秘。

（1766）

“性”是可以测量的，“爱”却是无法测量的；所以有“性科学”，却没有“爱科学”——“物质”是可以测量的，“精神”却是无法测量的；所以有“物理学”，却没有“精神学”：和“物理学”相比，“心理学”其实只是“伪科学”。

（1767）

“一个人独步古今”和“千百万人征服世界”，在思想的意义上并无二致；如果说“一个人独步古今和千百万人征服世界有何区别”，那只能“一个人独步古今”比“千百万人征服世界”，更具精神能量，因为这是由一个人的精神决定的，较少物理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干扰，更加接近纯粹的精神、宇宙的思想。

（1768）

如果没有了牧人，牧羊犬身上的狼性就会复活，进而就会变成专吃羊群的征服者——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马太福音》第七章15节）向中国民族主义者进一言：如果中国能够接受基督教为中国国教，那么就能卓有成效地分化西方社会、抵挡回教社会，获得世界的主导权：“我要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中国登堂入室、荣耀天父。”

（1769）

钱币是生命的垃圾，越是有钱的人，就越是为地球制造了更多的垃圾；所以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越是有钱，就越是为地球制造了更多的垃圾，污染地球的结果就是自然的惩罚、上帝的愤怒——“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马太福音》十九章23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可福音》第十章25节）相形之下，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年）等新教徒却把福音篡改为“拼命地赚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殊不知，“赚钱”作为一种垃圾行业，在其运行过程中已经污染了地球、败坏了道德，事后的省钱与捐钱，于事无补；不过是进行了财富的转移、重新的分配，并不能改变“钱”和“财富”在其产生过程中已经污染了世界这一后果。

（1770）

维持生命所需的生产和财富是有益的，超过生命所需的生产和财富是奢侈的，奢侈造成了生态灾难；维持种族生存所需的人口繁衍是有益的，超过种族生存所需的人口繁衍是奢侈的，奢侈造成了战争和饥荒，造成了生态灾难。但是恶性竞争会模糊其中的界限，造成“非理性的繁荣和奢侈浪费”。

第七章

“经济基础”不过是思想的排泄物

（1771）

在“政治决定商业”、“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背后，是“思想决定政治”、“思想创造了上层建筑”的现实；“经济基础”不过是思想的排泄物。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排泄物主义”，美其名曰“研究排泄物的理论”（《资本论》就是“研究排泄物的理论”）。

（1772）

“报纸经常篡改了事实”，与此同时“新闻又是历史的初稿”——由此可以证明我的论断：“思想是事实之父。思想是历史之祖。”

（1773）

人际关系的疏离，有时还算是好的，因为人是杂食动物……杂食就不仅仅是素食，也包括了肉食，其中就有食人族的项目……“人相食”不仅是荒年才有的悲剧，所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是每天发生的，其极致就是杀人、吃人——实际上，是人自己创造出了荒年。因为有了荒年，才有人发了横财，适度的荒年，有利于财富集中、文明进步。

（1774）

政客们需要更多的国家来施展自己的才干；一个国家可以养肥一套官僚，一堆国家可以养肥一滩官僚：在1830年代，拉丁美洲获得独立的大国分裂为多个小国；到了二十世纪，同样的事情出现在非洲——联合国有成员国两百左右，堪比德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完成统一大业之前的封建割据。

（1775）

文明的扩散及其无产阶级化：“埃及3000年前文物被刻上汉字‘XXX到此一游’”：在科举制度下，本来是“有功名的人”才有权利题字的，结果科举制度的瓦解，使得文化变成了流氓的玩物——“中国领导人”最喜欢到处题字、刻符，流风所及，大家都来涂鸦，就像美国黑人区的流行风景一样。

（1776）

为什么美国文化能在全球社会大行其道？仅仅是因为其粗鄙的大众化、无产阶级的牛仔形式？另外还有一层，美国文化的流行体现了一种“人欲充满的最大公约数”，这是由“民众买票”决定的，不是由“上级领导”拍板的。

（1777）

汽车文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金玉就是汽车，败絮就是坐在里面开车的人。有时你真不明白，这些人怎么会有这些车，难怪地球遭到如此严重的污染。

（1778）

这个时代的生存特点就是：用表浅化来对付表浅化，一如游泳的基本技能就是“浮起来”，现代人生的基本要义就是“避免沉下去”——沉潜虽然必要，但不能拒绝换气，否则就会被淹没掉，变成芸芸众生和行尸走肉。

（1779）

“没有思想才是幸福的。”——不对，有思想而不被思想所惑，才是幸福的；而不被思想所惑的唯一途径是拥有思想的能力，而非没有思想的能力、只有思想的残渣。

（1780）

“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那么，你的目光呢？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你的思想。取决于你和思想主权的接触。

第八章

穷得剩下上帝，才看见了真相

（1781）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散曲同样也可以用来举一反三地表明：不论在什么时代，人们的道德状态和信仰状态，其实是差不多的。原始的魔鬼，往往是在文明的呼唤下出笼；粉墨登场的，并非总是戏剧表演。内省、仁慈、自我克制的高级宗教，只有可能起源、发展、续存于一个“社会压力大于自然压力的环境中”；否则，信徒就会被自然外力所吞灭。

（1782）

思想主权的代表不是王师（帝王之师、太子太傅），更非智囊（狗头军师、理论智囊），不是听命于他者的市场奴仆（投稿卖钱者）；而是自说自话的天籁传声筒、先知动静者。

（1783）

对于思想载体来说，人生在世最终会死掉，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尤其是在“恰当的时候”即使死去，还像一幕戏剧的完美落幕；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死亡是意味着苦役的骡马终于也有解脱、自由的一天——相形之下，希腊诸神可能更加悲苦，因为他们无法死去，也就无从安息，只能永远劳作：因为即使花天酒地，也有厌倦的一天；而在无尽的时间中，只剩无尽的磨难。在无法忍受的时候结束生存，总比活受罪好得太多太多了。奥林匹斯诸神啊，要是你们厌倦了生活，该如何收场呢？

（1784）

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卖的，就是没有“后悔药”卖的；生命可以服毒自尽，但是却没有“长生不老药”可吃。一切售卖“后悔药”的，都是骗局；一切想吃“长生不老药”的，都是煞笔——这是由生命的“向前”性质预先决定的。

（1785）

“天人永隔”是一个虚妄的说法，比“物质不灭”还要远离真相呢。

（1786）

所有的抱怨都来自贪心递进，所有的恐惧都来自患得患失。不贪心就没有抱怨，不恐惧就没有得失。

（1787）

如果“重活一遍”就能“避免弯路”？如果“避免弯路”就能“直达目标”？这并不一定。因为避免了已知的“弯路”，可能跌入未知的“陷阱”，一种比弯路还要糟糕的处境；如果“直达目标”又能如何呢？直达目标之后，岂不是就要面对“真相的空虚”或“空虚的真相”，或是面对更大的野心煎熬、更不可企及的目标？有了图书馆却写不出东西来，掌握了政权却丧失了思想。

（1788）

恨世界容易，恨自己难；但惟有憎恨自己的，才能进步——从恨世界转向恨自己，这是新的生命在启动，这是思想主权论的高屋建瓴。

（1789）

死亡的可怕，就在“生命是真实”的，如果“生命是虚假”，死亡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消除死亡恐惧的最好办法是告诉人们以下的真相：其实，“生命的真实”本身只是一个“思想的结果”；既然生命本身只是一个“思想的结果”，甚至只是一个幻想的结果、幻想的影子，死亡也就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

（1790）

当一个人穷得只剩下上帝的时候，他才可能看见世界的真相。世界的真相，那就是“过程”。思想的过程与过程的思想。生命的过程与过程的生命。输赢只是思想的计算，作为游戏的筹码，仅仅为了动员人们的投入。

第九章

思想救人的最高形式就是福音

（1791）

“空”不是没有，“空”是一个过程——要抓住这个过程的某个特定的片断不放是不可能的：刻舟求剑、抽刀断水、上天揽月，都会落空。人只能选择要这个过程还是不要这个过程，而往往，人连这个选择的机会也没有。可以安慰人的仅仅是，“不要结果只要过程”也不可能，因为“一切结果都在过程之中”了。

（1792）

生活被思想解构，思想被生活重行结构；思想被生活解构，生活被思想生活重行结构……

（1793）

失忆症患者就“失去了灵魂”，失忆症民族就“失去了活力”：记忆就是思想的沉淀，没有记忆就失去了思想的纵深及其拥有的能量。

（1794）

当人歌唱说“全然为了你”的时候，是其自我膨胀的时候，不论对象是人抑或是神。因为人的自利性质决定了“全然为了你”是完全做不到的。即使父母对孩子也做不到。做不到却硬要说，这样的人不仅存心欺骗，而且是强加于人，实在太可恶了。

（1795）

“天助者自助也”就是“思想救人”——“天”与“自”的一体性：在西方语言中，“天性”（Nature）即“自然”（Nature）；在甲骨文字里，“天”即是人的天庭、额头，天就是自己的直接源头……“天”与“自”不论在古今中外，在“思想”层面都有同一。这就是宇宙同构。

（1796）

“思想救人”与“基督的救赎”并不冲突，因为思想救人的最高形式就是福音；思想救人，并非“思考救人”、“理性救人”，尽管“思考救人”、“理性救人”也都包括在了“思想救人”的里面了。

（1797）

信、望、爱，都在思想之中，人的终极盼望和得救，都在思想之中——也就是说，一切盼望和得救，都在思想之中，都在“灵魂”的意义上。

（1798）

人的恩典并不在身外，就在思想之中；所以说“要感恩”，而不说“要恩惠”——因为恩惠平安已经在这里了，问题只在当事人能否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灵魂和肉体就立即得救了。所以耶稣对同钉的犯人、悔改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得救，和是否放下屠刀，没有因果关系。

（1799）

如果没有属灵的恩典，你只是大地上的爬虫；如果没有中国的资源，你只是洋教的传人：兼具属灵的恩典和中国的资源，你能开创历史的传奇，从东面进入耶路撒冷，一如从东方进占俄国。

（1800）

第一期中国文明：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第二期中国文明：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第三期中国文明：菩提思想树，明镜主权台，感觉生万相，摇曳是尘埃。

（另起一页）

《思想主权》第四部下

“人性·外篇”

思想主权的解毒·下

（“人性·外篇”用对话方式阐述思想主权对于人性的解毒作用）

第一章

“自然的选择”与“上帝的拣选”

（1801）

“在我们的星系中有10亿到300亿颗行星，而在宇宙中有大约有1000亿个这样的星系。……即便是面对这样荒谬得不可能的机会，生命还是在10亿颗行星中的一颗上出现了——那就是地球上的我们，当然只有一颗。”谢选骏指出：如此说来，生命的起源是无法用“自然选择”加以解释的，否则，就不会是10亿分之一了，而会是一个大得多的数字。而我们还知道，所谓“自然的选择”其实只是“上帝的拣选”的无神翻拍。

（1802）

“自然选择”代替了“上帝的创造”，因此，“自然选择论才有真正的简单性，一切均起始于它；另一方面，它解释的那种复杂性，几乎难以诉说：要比我们能够想象的任何事情都更复杂。”

（1803）

自然选择之作为必然性：“对于不可能之谜的解决方案，并不只有设计和偶然两种，正如曾被错误地认为的那样的；偶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只能是设计或是自然选择。”谢选骏指出：不过在我看来，设计或是自然选择都是一种必然性，而且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偶然论呢，等于没有说明。

（1804）

“自然选择过程的残酷性和低效率，似乎违反了十九世纪欧洲人对于‘上帝的仁慈’和‘社会的进步’的希望。”谢选骏指出：这是由于，刚刚得到酒足饭饱的人特别容易妄自尊大，他们开始审判上帝，其结果是被自己的贪婪给毁灭了……中国的古书说“天地不仁”，圣经则充满“耶和华的愤怒”——上帝从来不像正在瓜分地球的欧洲人想象的那么“仁慈”，好像上帝为了塞满欧洲人的钱包才创造世界似的。

（1805）

“上帝的选民”观，“自然的选择”观——这在“思想的主权”的意义上，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是以“自然”代替了“上帝”，以“选择”代替了“选民”；而二者之间的机制是完全相同的；甚至语焉不详的部分，都是异曲同工的……由此可见，科学具有神学的内胎。科学和神学的看法虽然不同，但都是从人的眼睛里看出来的。

（1806）

“人类想要征服自然，首先要服从自然。”谢选骏指出：服从自然，首先就是启动思想的力量，思想不是“违反自然”的，而是最大的自然力量：西方思想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是极大的错误，虽然这个错误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但实际上，我们支配不了自己的思想（例如不能让自己想什么或禁止自己去想什么），正如我们支配不了自然的力量。

（1807）

人类的进步立足于，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利用自然：“探险家们掌握了世界海洋的风向规则，以前无法想象的直接联系成为可能——欧洲与印度洋之间、美洲和亚洲之间、非洲和美洲之间。”这是在蒸汽时代和电子时代以前就完成了的。蒸汽时代和电子时代，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了自然。

（1808）

“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星光，来自多少多少亿万光年之外的星体，这些星体在多少多少亿万光年以前已经消亡了，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见这些星光，并以为这些星体依然存在，不会去想它们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谢选骏指出：这有些类似人类的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如此思考“灵魂与肉体”，不禁豁然开朗。哪些星光是真实的，并不因为星体陨灭而成为幻象。

（1809）

“地球毁灭肯定与我们无关，地球的毁灭将在我们消亡之后很长时间才会发生，地球毁灭的原因将取决于宇宙力量。”谢选骏指出：地球毁灭可能与人无关，但人们却会思考地球的毁灭；而且十分奇怪，这段话竟然让人感到有些欣慰……也许，人们宁愿自己毁灭的时候地球还在，也不愿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这就是“人的良心”的所在？良心，是为了连接一个更为长阔高深的存在。

（1810）

《牛津基督教史》的高见认为：“《圣经》缺乏真实性似乎很少对整个社会的宗教产生什么影响，除了人数有限的整个知识界以外，更可能使宗教发生动摇的是人口迁徙这样的社会事件，至于有关进化的理论发现，则不大可能对宗教产生多大撼动作用。”谢选骏指出：不过这也部分揭示了宗教心理学的秘密所在：既然人们经常痛苦，就需要止痛剂，这是超乎“药物成份的科学研究”的一种生理甚至病理方面的切实需要。

这似乎是对迷信的辩护。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在《圣经》的年历表上，创世的时间少于一万年。”谢选骏指出：这似乎不合现代地质学“地球年龄的四十亿年”，但却十分近似“文明历史的长度”，尤其近似苏美尔文明的年表；这也与中国的“天子万年的睿哲文明，在时刻表上非常接近……这似乎暗示，文明的进程、神人的立约，这也许才是《圣经》的重点。

第二章

我们的思想割裂万物、分别彼此

（1811）

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家利特尔伍德（John Edensor Littlewood，1885─1977年）曾经指出，生活中随时有可能出现不可思议的事，根据数学统计推算，一个人约隔35天就会见证一次奇迹：“利特尔伍德法则”（Littlewood's law）自称超越了宗教与超自然，纯粹用数学观点加以解释；它所谓的奇迹，是指发生机率百万分之一的事件——它认为一个人每秒可以听见或看见一起事件，而一天当中清醒且保持警觉的时间约有八个小时；由此数据计算下来，大约每隔三十五天就会碰到一次百万分之一的事件。也就是说，只要样本数量足够，任何离谱的事件都有可能发生，再怎么难以解释的情形也变得家常便饭……

英国这个“鸦片贩子的祖国”里面的数学家，就以如此狡猾的方式，否认了奇迹作为奇迹的存在。

（1812）

“科学，作为技术的对立面，恰恰有悖于常识；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每次你喝一杯水，这种奇异性就体现在，你至少会吸收一个曾经通过克伦威尔（英国革命的独裁者）膀胱的分子，这正是基本的概率理论：每杯水中的分子数量，要远远超出世界上所有杯子的数量；所以，每当我们喝上一杯，我们就是在与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的水分子打交道。”谢选骏指出：世界其实是一体的，但我们的思想却割裂万物、分别彼此。

（1813）

化学家眼中的生命：“在一个行星上（整个宇宙可能只有这样的一个行星），在通常情况下不会比石头更复杂的分子， 聚集起来成为一块如石头般大小的东西，它具有一种令人惊愕的复杂性，以致能够跑动、跳跃、游泳、飞行、视听、捕猎及吞噬其他类似富有生气的复杂物；在某些情况下，它还会思考和感觉，陷入于其他复杂事物的恋爱之中。”但是分子以外的其他方面呢？

（1814）

科学家眼中的生命所构成的世界是这样的：“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世界，不是不加掩饰的实际世界，而是实际世界的一个模型，它被感官提供的素材所掌控调节——模型的构筑是为了在面对实际世界时有用，模型的性质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动物（不同的世界必然会有重叠）。”但这种说法本身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描述”，不是“真的”。

（1815）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斯莫林（Lee Smolin）在《宇宙的生命》（Life of the Cosmos）中写道：子代宇宙源于亲代宇宙，但不是通过一种面目全非的临界转变方式，而更多是在局部黑洞之中诞生；他还引进某种遗传模式：子代宇宙的基本常数源于亲代宇宙常数的轻微‘突变’……因为宇宙的生殖发生在黑洞之中，于是，成功的宇宙必定适合形成黑洞……多元宇宙中一直存在着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它直接促成了大量黑洞的演化，同时还间接有益于生命的诞生。”谢选骏指出：这种“子代”“亲代”的宇宙论好生缠绵，与其说是接近科学，不如说是接近诗歌甚至宗教，可以说是“科学的创世记”。

（1816）

科学创世记里的万物有灵：1、意大利托斯卡纳的葡萄园主卡罗·卡格纳兹说：“昼夜不停地播放莫扎特音乐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葡萄成熟得更快，而且还能驱走寄生虫和鸟类。”2、贝多芬的音乐可以丰乳：研究发现让奶牛听慢音乐可以增加产奶量，奶牛更喜欢贝多芬的音乐而不是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尽管英国Leicester大学的心理学家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动物是有修养的，而仅仅是通过舒缓的节奏得到放松而已。——然而，这种并无教养却有共通感应的现象，似乎更能说明“万物有灵”。

（1817）

“那些热衷于摆弄动物的人，最终要么成为生物学家，要么就因触犯禁忌而不得善终。”谢选骏指出：在人类社会里也是一样，爱好和异族或不同阶层的人交往的人，也面临类似的处境。他们要么成为亲善大使或是慈善家，要么就因触犯禁忌而不得善终。

（1818）

科学代替不了信仰，就是因为人最终不能忍受“临时性”：“科学研究中，所有的事实都具有临时性，容易让人提出疑问；因此，怀疑主义只是引导得出临时性结论的一种方法。”谢选骏指出：人是无法依靠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生存下去的。人必须找出一个长治久安的解决办法，哪怕这是虚假的的安慰剂，尽管人自己都不是长治久安的。

（1819）

“持有神秘主义的人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他呈现了不可行性：“但寻求客观事物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时，他必须同时求助于一些客观的理论，这样一来他自己就否定了神秘主义的存在。”谢选骏指出：神秘主义的最好方法就是拒不论证，“老子就这样说了”。但那也需要借助于仪式或是暴力的权威，那还是需要某种意义的论证！

（1820）

“科学的结论都带有试探的性质”，所以“人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在科学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定的道德规范”；而怀疑主义者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看起来立足于信仰的反面，但其实已经确立另外一种信仰，那就是“什么都不相信”。这种低级的怀疑主义，很适合用笛卡尔的方法予以破解：你思故你在，你不怀疑你自己，而你又必定死亡，所以你什么也不可能知道。

第三章

国家女神屠杀人类作为祭献

（1821）

“再没有比对‘成功’进行神圣化这种行为更有害和更不道德的内心习惯了。”谢选骏指出：再没有比“成王败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说法更有害和不道德的宣传口号了。

（1822）

“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智力高低和身体条件，都有可能具备‘通灵’的本事……冰河时代的社会，就是通过推举那些拥有通灵之能的人，来避免身强力壮者和出身显贵者的压迫。”谢选骏指出：这似乎表明，思想主权自古以来就促进了公平合理与社会进步。另方面也说明，精神威慑比肉体威胁更有效力。

（1823）

“冰河时代的世界属于一个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在广泛的范围内甚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流行单一文化体系的时代……它与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的显著差异在于，它没有像如今的世界一样将各地连为一体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沟通。”谢选骏指出：需要补充的是：冰河时代的全球化是“从单一走向众多”，而今的全球化是“从众多走向单一”；正像我在《从小国时代到全球民族》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一个“全球民族”正在出现。

（1824）

“在冰河时代，世界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文化的基本要素是相同的；人们过的都是狩猎兼采集的生活。所用的技术相似，食用的食物相似，享受的物质文化水平相似，而且从我们可以断定的情况看，宗教仪式也相似。”谢选骏指出：这样的时代即将重来：“‘中国’（‘中央王国’）文明整合全球”。

（1825）

“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和任何类型的社会里，都存在着聪明才智——纽约是这样，新几内亚也不例外；现代是这样，古代也如此。”谢选骏指出：这种现象就是“天子论”的基础，也是“天子理论优越于超人理论”的证据；天子，就是思想主权的体现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超人，最多只是天子的一个较新的例证罢了。

（1826）

“我们人类并不孤单，以为人类可以很容易地与地球上的其它生物区别开来的假设是不可靠的；我们都以为我们知道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让我们给人类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们其实做不到，至少我们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定义。”（《世界：一部历史》The World：a History，Felipe Fernandez-Armesto）谢选骏指出：这是严重的混淆视听，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出于谣传；其实，“给人类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十分简单，那就是：“可以和你我他的种族生出下一代的生物种类，就都算人类。”

“各个物种之间的界限是模糊变化的，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两个生物之间的联系要紧密到何种程度才能归入同一个物种。”（《世界：一部历史》The World：a History，Felipe Fernandez-Armesto）谢选骏指出：这混淆视听仅仅剩下无知了，连谣传都算不上了；因为，各个物种之间的界限其实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可以互相生出下一代的生物种类”……例如，马和驴虽能生出共同的后代骡子，但骡子是无法生育繁殖的，所以马和驴子依然属于不同的物种；白人和黑人虽然属于不同的种族，但可以生下具有“再生殖能力”的后代，发生混血现象，所以属于同一物种。

（1827）

“人在改良了第一种农作物后定居了下来，而领主制度和巨石建筑接踵而至。”谢选骏指出：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但是，农作物又是从何产生的呢？显然，从思想。而从农业模式进入工业模式呢？显然，也是通过思想……因此，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思想决定上层建筑”、“思想决定经济基础”。

（1828）

“昆西·赖特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写道：文明产生于好战的民族。和平的采集——狩猎民族被他们驱赶到偏远地区，逐渐地消亡或者同化。他们只能带着某种莫名的满足感，观望着那些曾经非常有效地运用战争工具摧毁自己的民族发展壮大，最后反过来又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谢选骏指出：“和平的狩猎民族”，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称号；这似乎暗示，他们的和平不是“不杀害生命”，而仅仅是不敢对其他的人类开战，或由于寡不敌众，望风而逃了。

（1829）

“随着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和权力日益集中，会产生出一些十分复杂的军事机构和非常高级的战争技术，社会的军事技术越先进，越复杂，就越有可能扩张其领土，取代同自己竞争的文化。文化演变与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交织在一起，促进了文明的进步。”谢选骏指出：在各种思想和哲学的面具下，掩藏的依然是暴力核心；因为迄今为止的思想和哲学，都是获得战争胜利的民族流传下来的：即使所谓的和平主义，其实也还是嗜血成性的；那不过是弱者向强者的宣战方式及其系统神学。

（1830）

“在过去的五千年中，主权国家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但这个国家女神（“祖国母亲”）却需要并接受人类大屠杀的祭献。主权国家相互进行战争，它们在战争中要求本国最优秀的男性青年国民，冒着被别人杀死的危险，去杀死‘敌国’的国民。自古以来，除了极少数人，所有人类都把在战争中杀人或被人杀死不但看作是合法的，而且看作是值得称赞的光荣行为。在战争中杀人，以及在死刑判决中杀人，都被看作‘不是谋杀’而受到宽恕。”谢选骏指出：人类的经验似乎在说：如果不让一部分人先死，就得让全体人民跟他们一起死；“先死主义”因此是对“先富主义”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第四章

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

（1831）

“留给人民去处理的事情越多，就越发需要小心防范邪恶的影响大行其道。”谢选骏指出：“大众民主”其实就是“代议制民主”的末日；因为这是典型的“水往低处流”，“债务危机”表明，“大众民主”一再拒绝“人往高处走”。我认为，如果没有原罪论的制衡，代议制民族本来还就诞生不了。遗忘了原罪论，代议制只能彻底崩溃。

（1832）

直接民主制度的危害在于选民的贪婪：“在一个关键时刻，只是由于雅典不给其统属的众城以自由，而并非由于斯巴达的好斗挑战，才爆发了那场标志希腊彻底内乱和没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谢选骏指出：美国的南北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民主制度的致命之处，在于负有原罪的选民忘记了自己的原罪而妄图成为最高的裁判：这就是希腊罗马民主制度最终衰亡的秘密原因；基督教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极力控制人欲，并通过禁欲主义创造了新的文明。

（1833）

“许多在历史上很著名的希腊姊妹城市，居民数目从未超过三四千人；我们与人口统计学家们意见相反，而认为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人数。”谢选骏指出：当代的中国和世界与此相反，不论民主派的“数人头”还是专政派的“砍人头”，奉行的其实都是粗鄙的“人头主义”，他们是人口政策、GDP魔术的奴隶，都以人口作为出发点、以人头作为目的地。这就是同一个摇篮与墓地。

（1834）

民主政治的地缘基础就是山区：“自然堡垒的形式，周围有村庄环绕，又有陡峭崎岖的山坡屏障，不经特别设防就能防卫——这就使意大利和希腊一带地理环境的共同特点，事实上还包括了小亚细亚到西西里的整个地区。”所以即使在中国，专制国家的权力中心，也经常来自北方的板块，而非南方的丘陵。

（1835）

“民主的理念，分别来自古代的希腊和原始的基督教……希腊的公民全仅仅限于自由的成年男子……使徒时代的基督教推崇社会团体所有成员相互平等的理念。”谢选骏指出：迄今为止的全部民主政治，都还是“集团内部”的决策机制，从来没有扩展到全体人类之中。它等于在说：“非我族类，不予民主。”

（1836）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哲学命题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其实，并非“人是万物的尺度”，而是“人把自己当作万物的尺度”：人的尺度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所以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意思是说，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人的感觉怎样，事物就怎样；对同一事物的感觉，因人因时而异，这些不同的感觉并无真假是非之分……尽管柏拉图自己并不同意这一说法。因为柏拉图毕竟只是剽窃了东方的智慧，柏拉图本身还不是东方的智慧；在我看来，人的尺度也不过是他自己的思想。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思想，而不是什么理念，更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真理。

（1837）

“当任何人认为一个特定的（心理）过程是如此一目了然，以至不容许对它的根源进行探讨，并且进而抵制这种探讨的时候，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真实的根源是他不能理解的——而这种不能理解几乎可以肯定地归因于真实根源的不可接受性。”谢选骏指出：伪思想要想精心掩盖真思想的来源，免得自己的全面崩盘。

（1838）

“苏格拉底未能预见到‘那种复杂的思考，一旦你不再需要用脑记住你眼前的所有问题，就有可能进行的那种复杂思考’，他推测，当我们能在大脑之外，以电子形式存储并轻松访问大量信息和记忆以后，同样也会有能力进行那种复杂的思考。‘我们自己脑中那些知识和我们身边的海量信息，这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他问道，‘当我们能如此迅速地获取信息时，我们是更聪明了吗？还是越多进行信息搜索，我们就会越笨？’”谢选骏指出：我相信，对于不同智力类型的人而言，结论不会一样。就像进入大海游泳，有人会被淹死，有人会破纪录。

（1839）

“苏格拉底最大的担心是，人们会把事情写下来，而不是用心记住。‘你的这种发现会使学习者的灵魂产生忘性，因为他们不会再利用他们的记忆力’，柏拉图称苏格拉底曾如是说。‘他们会信任在头脑之外写下的文字，而不是靠自己来记忆。’”谢选骏指出：不论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不太明白，记忆是思想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的摹本；因此，记忆只会间接消耗人的思想能力，而不仅直接增进人的思想能力。

（1840）

“西塞罗在其《法律篇》中说：‘意大利城镇的每个当地人都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他出生和生活的地方，另一个是使他获得公民身份的地方。”对于当今和未来的全球社会而言，这也是同样的现实：凡是能让我们成为公民的地方，凡是能授予我们公民权利的地方，就是我们第二个祖国——人们的效忠感将因此而分裂。所以，为了避免普遍的分裂和混乱，全球必须走向统一。

第五章

科学主义和传统宗教

（1841）

在现代社会，科学经常变成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最后变成了科学信仰甚至科学教。

大家看看，下面科学教的教义描述和传统宗教里的“上帝的作为”，有何差别：“自然选择每时每刻密切监控，在世界范围内，每一个变异，哪怕是最微小的；淘汰不利的变异，保存并且积累有的变异；悄无声息、不知不觉地起作用。”谢选骏指出：再看看，这是不是很像“信徒与上帝的关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有机会，生命体就利用自然选择来改进自己。”——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年）说：自然选择这一想法是他自己患疟疾时突然在脑海里闪现的……事实明显，这种创作灵感其实是来源于儿童主日学里读到的圣经先知书及其某种形式的歪曲抄袭，就像打摆子时常常发生的那种错觉一样。

（1842）

科学的信仰：“与我们生存的宇宙大相径庭的其他宇宙，几乎无疑必定存在。”谢选骏指出：这样的信仰是现代心灵所必需的解药：因为人们的大脑不能休息下来、停止思考，所以需要一个“与我们生存的宇宙大相径庭的其他宇宙”这样的假想敌；否则，精神生活就难免因为极度的无聊而陷入疯狂的自戕。

（1843）

科学如果不能变成宗教、也就是形成一种“科学教”，就只能加剧人们的焦虑，而无法提供心灵的安宁；科学教的特征是用科学的术语和科学的方法，来完成宗教的全盘解释和宗教的全面安慰。

（1844）

“科学教”的布道者们说：“基督教通过一种类群选择形式而生存，因为它培植群体内的忠诚及其兄弟般的爱这样的观念，这就令宗教性群体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科学教”所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了；所以科学教只能解释世界，无法帮助生存。

“科学教”的布道者们说：“儿童有一种倾向于心灵二元论的天性，在他看来，（非科学的）宗教就是这样一种本能性的二元论的副产品；他指出，我们人类，尤其是儿童，都是与生俱来的二元论者：承认物质和精神之间具有一种根本差异。”

（1845）

除了科学教、科学拜物教，还有商品教，商品拜物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代现象：“人类学家已经注意到，在新苏格兰有过两次独立爆发，在所罗门群岛有过四次，在斐济也有四次，在新赫布里底群岛有过七次，在新几内亚则超过五十次，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相互独立和无联系的——这些宗教的大多数都宣称，一个特定的弥赛亚在天启之日带来了商品。”即使科学教也承认：“如此之多独立且又相似的崇拜表明，人类心理具有某些一般意义上共性。”那么这个共性是什么呢？显然，它是思想主权的踪迹。

商品拜物教十分接近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白人被赶出岛屿再也不会回来，而货物则会源源不断地降临，以致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谢选骏指出：商品拜物教的启示录还包括：“伴随着一场巨大的灾难，山脉将夷为平地，而谷地将会被填满，老人会返老还童，疾病会消失。”

（1846）

是“科学知识的发展摧毁了对于上帝的信仰”？还是“电器的普及（尤其是电灯的照明）瓦解了对于鬼魅的迷信？”谢选骏指出：我看是后者的因素大于前者：电器发明和应用于十九世纪，而科学则是古已有之的；古代的无神论并不少见，但那并不能消除迷信思想……因为黑暗是迷信扩散的最好基地。

（1847）

“一座中世纪的大教堂可能会耗费上千年时间来构造，且绝对不是用于居住或任何有用的目的。”谢选骏指出：只有缺乏常识的人才会如此胡说；难道宗教聚会不是有用的目的？难道教徒们真的不食人间烟火？真的如此不实际？实际上，在中世纪社会，没有什么比宗教聚会更重要的实际目的了；那时，宗教是作为一种救难组织而存在的。

（1848）

爱因斯坦感到茫然：“我们在地球上的存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都是匆匆过客，不知为何要来此走一遭，有时又似乎认定有一种神圣的目的。”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爱因斯坦不懂：“如果你教给孩子，他们是从猴子进化来的，那么，他们将会表现得像猴子那样。”爱因斯坦这样一位匆匆过客，已经意识到自己就像一只这样的进化论的猴子。

（1849）

“精神疾病是对于无法容忍的处境的一种极端的但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反应。”……“但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愤怒作为一种极端的情绪表现，它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病态、不正常。心理治疗中的各种愤怒调节法都是基于这种观点。在后朋克时代，霍华德·德维托的歌词中写道，‘我愤怒，我痛苦，我罪恶’。”……古挪威语“angr”是愤怒（anger）和痛苦（anguish）共同的词源，它们都保留了古语中悲痛的意思。《人性：情绪的历史》这本英国人斯图加特·沃尔顿写的书如此说——在这种意义上，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是“正常的人”；而“正常的人”之所以存在，仅仅是由于他们没有遇到极端状况；而在这一点上，人们真的应该感谢上帝，而不是仅仅感谢自己或自己的运气：因为任何的自己和自己的运气，都有终结的一天。

（1850）

“思想是最强烈的、最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谢选骏指出：不过还要补充一句：“弱小的、反抗的力量才能产生思想，强大的、统治的力量只会摧毁思想。”尽管，任何强大的、统治的力量，也都是基于某种思想的力量，并且，是从弱小的、反抗的力量发展而来的。这正如“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历史轨迹所示。

第六章

科学无法提出终极的答案

（1851）

“对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有三种认识模式：1、（科学与宗教）同领域模式，2、（科学与宗教）异领域模式，3、（科学与宗教）领域冲突模式。”谢选骏指出：我的主张接近第二种：科学与宗教不是一个领域之内的事情，所以不必冲突也无法冲突。

（1852）

“那些荒谬的东西能使人的欲望得到即刻的满足。”谢选骏指出：这也许不能单面责怪人性的贪婪，实际上也是因为人所面对的世界本身就太荒谬了，完全不可思议，完全不讲道理，人们只能被迫接受和加以习惯适应；然后再从中发现道理和思想……所以人们只能求助于在理性看来是荒谬的东西。

（1853）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面对一个好像寒武纪、冷酷无情、毫无意义的宇宙进行描述的过程中科学所提供的知识逻辑，是冷酷残忍的；伪科学、迷信、神话、魔术和宗教却能使人在瞬息间就能感受到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安慰力量，因为后者所提供的解释简单、直接，能深入人心。”谢选骏指出：但这种说法忽略了：由于人类智能的限制，科学无法提出终极的答案；又由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无法满足长远的预期，人就无法安排眼下的活动。人的烦恼突出体现在：要在一个可能没有目的的世界里，寻求或建立一些生活的目的。

（1854）

从自我中心的角度和贪婪者的心理看，“退隐的上帝就是悠闲安逸、无所事事、饱食终日、多余且无用的上帝。……对于上帝的存在，你能说的就是，他根本上就是一个差生。”

但是无神论者也承认，“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友好的行星上，而且还生活在一个友好的宇宙中。根据我们已经存在这一事实来推断，物理定律并不一定允许生命的出现。”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这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尽管这个证据只能说服那些心存感恩的人，而对霍金那种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就不起作用了。

（1855）

和犹太人的律法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得到基督的救恩：“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谢选骏指出：这是对犹太人说的，但也同时是对犹太人以外的所有异教徒说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1856）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十八章》）谢选骏指出：现在，我来回答比拉多：真理并不是错误。（例如“真理是这样一类的错误：某类有机生物离开它就活不成。）真理是主权——真理是人脑所看见的思想主权。

（1857）

《多玛福音》里的希腊思想：“追寻者不该停止追寻，直到他们找到为止；当他们找到，他们将受到困扰；当他们受到困扰，他们将会惊奇，然后统治一切！……如果你们不认识你们自己，你们就处在贫困里，而且你们就是贫困！”谢选骏指出：这其实是人本主义的、现世主义的，甚至科学主义的，本质上是感官论的东西。这和同为“希腊思想”的《约翰福音》相差太远了，在那里，耶稣说，是他拣选了门徒，而不是门徒拣选了他。

（1858）

殉道者的秘诀：“不要说谎，不要做你不喜欢的事情。……我已经放了话在这世界上，我会顾着它，直到它发出熊熊火焰。”不说谎的人，在世上无法生存，只能追随主，走上殉道的十字架。

（1859）

这是新的万物有灵论：“向外看的话，天国不会来。不是这么说：‘看，那边！’或‘看，那个！’其实，父亲的天国遍布在地上，而人们看不见它。”但即使如此，这新的万物有灵论也还是比奥古斯丁的双城记更加可信。

（1860）

时间的奥秘就是没有时间：“要是你们已经找到起点，还要寻找终点吗？终点就是起点所在的地方。站立在起点的人有福了：那人将知道终点，而不会尝到死亡的滋味。在出生之前存在的人有福了。”因为时间只是人的思想，天国里没有时间，所以才是永恒的。

第七章

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

（1861）

“宗教是怀疑论的第一个受害者……繁荣会削弱信仰，财富会诱惑信徒远离上帝……为了应付世俗主义，许多信徒感到信仰需要更加坚定。”谢选骏指出：没有经历诱惑和罪恶的纯洁，并不牢靠；只有经历诱惑并克服了罪恶的纯洁，才是可靠的。

（1862）

回教的乌托邦：“霍梅尼号召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这是一个福利国家，所有信徒都将获得财富，所有生活品都将免费提供。”谢选骏指出：这和斯大林主义很相似；“这有助于选民支持其非同寻常的计划，折息计划体现了互助的、宗教的、民粹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精神。”谢选骏指出：这和毛主义很相似，是打着“维护传统”旗号的反传统；所以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群众游行，竟然扛着霍梅尼的画像，这明显违背伊斯兰教义，而具有共产党和法西斯和纳粹主义的风格。

（1863）

“传统宗教的挑战不是来自无神论，也不是来自世俗主义，而是来自新兴宗教。”谢选骏指出：所以，能够毁灭伊斯兰教的正是“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传统宗教可以彼此“宽容”、“对话”甚至“合作”、“混合”，但却称呼新兴宗教为“邪教”；而原先按照传统的做法，传统宗教彼此之间也以“邪教”至少以“旁门左道”互相称呼的。

（1864）

“原教旨主义是一种现代学说，不仅是科学的，也是伪科学的，因为贬低了宗教，认为宗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谢选骏指出：而实际上，宗教高于事实，因为宗教应该是超验的。

“原教旨主义惧怕陌生的东西……所有的不同都是颠覆性的……到二十世纪末，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综合起来，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运动……好战、敌视多元化、向世俗主义宣战……像早期的法西斯组织一样，其行为让人不寒而栗。”

与原教旨主义相反的有“另类教会运动”，“提供汽车修理服务，开设‘发现离婚动力’班；美国的教会没有模仿天堂，而是模仿为人熟悉但却微不足道的中产阶级生活，咖啡聚会、背景音乐、休闲服饰和不甚严格的道德规定应有尽有。”谢选骏指出：大部分人信仰宗教，本来就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非来世的遥远福报。

（1865）

“令人奇怪的是，怀疑论却偏爱传播怪异的信仰，因为据称英国作家切特斯顿（1874─1936年）曾经说过：‘如果人们不再相信某些东西，那么他们什么都不信，他们也都什么都信了。’”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人心需要确定性，以便为自己定位，以便寻求行动的依据，甚至为自己脸上贴金。

（1866）

“二十世纪的情形造成了异教在城市的兴起，无所寄托和精神空虚的人到处都是，他们充满了急切的期待……占星术是新世纪运动的起点，这一始于1960年代的运动宣告‘宝瓶座时代的黎明’即将到来。”“二十世纪的情形造成了异教在城市的兴起，无所寄托和精神空虚的人到处都是，他们充满了急切的期待……”谢选骏指出：如此看来，新世纪运动与其叫做“新世纪运动”，还不如叫做“废墟世纪运动”，因为那等于是回到巴比伦时代，甚至 回到了苏美尔人的废墟之下。

（1867）

“这个时代由于缺乏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因而健康是唯一公认的好东西……宗教运动与其说是宗教运动，不如说是政治运动，旨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耶稣所否定的王国。”谢选骏指出：大部分人信仰宗教，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非来世的福报。所以换位思考兴起了：“如果某个人追求其中一个我不理解的价值，但我却能理解他为什么追求这种价值，或者说，我要是处在他的境况之下，我会禁不住去追求它，那会是怎样的情形，这样人类就能互相理解。”谢选骏指出：人们其实不是不能互相理解，而是不愿互相理解，因为那样就无法恃强凌弱了。换言之，一旦人们无法恃强凌弱了，他们就会互相理解了。

（1868）

“大多数的科学家为他们已经发现的东西而烦恼，因为正是未知成为他们的研究动力。”谢选骏指出：真的，每当一次比较大的写作完成的时候，人就会产生空虚之感，与小规模的写作完成之时的充实感正好相反；这说明精神活动其实也有一种猎人特性：人们真正需要的是捕猎活动，而不是猎物本身。作者的终极需要是写作过程，而不是作品本身。只有假的作家，才会“后悔成为作家”。

（1869）

这是科学侵入了信仰领域的症状：“如果几年以后化学家报道说，他们已经成功地在实验室里催生出了新的生命，这一点也不用奇怪，虽然这样的事还没发生；这种发生的可能性极度稀罕，尽管它曾经发生过！”谢选骏指出：什么时候化学家们已经成功地在实验室里催生出了新的生命？那不是化学家干的？而是大自然干的？那么，怎么能叫做“它曾经发生过”？这实验室也算是大自然的论证吗？

（1870）

进化心理学家们认为：“虚拟世界包括了‘说故事’和‘宗教’……制度宗教或世界宗教，从祖传的信仰演变而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术作为基础而形成的，通过恳求存在于超自然世界中的事物，来理解和控制自然世界。”谢选骏指出：这一结论显然是“以自己的感官为真”的典型体现。请问一句：暗物质算不算超自然现象？暗能量算不算超自然事物？

第八章

只要动念，就可能落入陷阱

（1871）

“如果人能同等合一，就会充满光；如果人有所分别，就会充满黑暗。”谢选骏指出：同等合一，就超越了时间；有所分别，就局限于时间——超越了时间，就是天国；局限于时间，就是尘世。

（1872）

人生的完全不足：“知道一切，却无法自足的人，就是完全不足。”——人知道时间是虚幻的，却因为自己的生物性而无法超越时间，因此人生只能是完全不足的：“水井旁边的人很多，却没有人进到井里面。”

（1873）

“当他发现了一颗珍珠之后，精明的商人就卖掉货物，为自己买了这一颗珍珠。你们也要这样，去寻找他不朽的宝藏，没有蛾能来吃，也没有虫能毁坏。”谢选骏指出：但实际上，不要货物的才最超然；只要动念，就可能落入陷阱：不想占便宜的，就不会吃亏了。

（1874）

“我就是一切：一切从我而来，一切回归于我。劈一块木材，我就在那里。举一块石头，你会在那里找到我。”谢选骏指出：这实际上就是《庄子·知北游》的“道在屎溺”之翻版。当然《知北游》里的庄子更过分，他赤裸裸的“下流表述”，使得他的对话者东郭子完全失语、不敢应承了。

（1875）

文明人拒绝受孕和生育：“人群中的一个女人对他说：‘孕育你的子宫，以及哺育你的乳房，是有福的。’他对她说：‘听了父亲的话而真正信守的人，才是有福。在将来的日子，你们会说：未曾怀孕过的子宫，以及没有喂过奶的乳房，是有福的。’”

文明人拒绝婚姻和同居：“依赖于某一个身体的这个身体，是多么可悲，而依赖于这两个身体的灵魂，是多么可悲。……依赖于灵魂的肉体多么可悲。依赖于肉体的灵魂多么可悲。”

（1876）

借贷的智慧：“如果你们有钱，不要收利息给出去。要把钱给出去，不要由别人手里拿回来。”谢选骏指出：不要借钱给朋友，只能送钱给朋友，否则朋友和钱都没有了；退一步讲，如果你舍不得损失利息，就不要把本钱借出去；否则，连本带利都收不回来了。

（1877）

“找到他自己的人，这个世界就对他没有价值。”谢选骏指出：这是自恋么？须知一切伟大的爱，都是自恋的延伸；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就不会爱世界。所以才说，要爱人如己。一个人如果恨自己，怎么可能爱别人呢？

（1878）

“我将给你们眼睛没看过的东西，耳朵没听过的东西，手没碰过的东西，人心中没出现过的东西。”谢选骏指出：那是什么东西呢？只能是思想的主权或其创造的“暗物质”、“暗能量”。

（1879）

人们都试图谈论自己不懂的东西：“对宗教抱怀疑态度的人现在仍然相信，科学与知识将破除宗教，在他们眼中，宗教不过只是一层幻觉和假象的薄纱，他们当中的杰出者深信，人类正沿着逻辑的指向，朝着知识迈进，自动地趋向信息，因此，有组织的宗教势必继续退却，正如黑夜在黎明的曙光面前销声匿迹一样，但是，关于人性的这种观点虽然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和芝诺，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荒诞无稽。只需要看到，知识正在被千方百计地用来为宗教服务，例如，在科学技术登峰造极的美国，信仰宗教的人仅次于印度而居世界第二位，根据1977年盖洛普民意测验，94％的美国人相信上帝或某种高级的存在，而31％的美国人都经历过某种神灵感应、某种突然的宗教顿悟和觉醒，1975年最畅销的书是比利、格雷厄姆的《天使：上帝的秘密使者》一书，共售出精装本81万册。”谢选骏指出：这就是俗谚所说的“乌龟吃大麦”。乌龟吃了大麦就会变成人？这就是进化论？

（1880）

人们都试图操作自己不会的东西：“一些好心的学者企图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使科学和宗教这两个对手言归于好，牛顿不仅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科学家，而且也看作是一个历史学者，负有责任向人们展示《圣经》中历史记载的深奥含义，虽然他的巨大努力使近代物理学得到第一次综合，但他自己却认为那不过是认识超自然的征途中的一个小站。牛顿相信，造物者给学者两本书可读，一本是自然之书，另一本是《圣经》，今天，由于牛顿所开创的科学所取得的节节进展，上帝的无所不在性已渗透到亚原子粒子和最遥远的星系，这种很显著的扩张已促使另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创立所谓‘过程神学’。在这种理论里面，上帝的存在可以从原子结构的固有性质中得到推断，按照怀德海原来想法，上帝不能看作是一种创造奇迹并主宰超自然实体的外在力量上，上帝是一种连续而且普遍的存在，它在冥冥之中指导原子产生分子，分子产生有机体，以及物质产生心灵，在作为最终结果的心灵没有被完全理解之前，电子的性质是不可能被最后揭示出来的，过程就是实在，实在也就是过程，上帝之手正是通过科学规律显示出来，因此，宗教信仰和科学探讨本质上是可以相容的，好心的科学家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到他们的科研事业中去，但是，读者会马上认识到所有这些与大洋洲土著人狂欢时和特兰特宗教会议所表现出来的宗教，确实是难于一致的。”谢选骏指出：人们都试图操作自己不会的东西；而当人们学会之后，经常反而不想操作了，甚至厌烦了。干一行，怨一行，人性就是不能安分守己的。

第九章

人类成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

（1881）

“一些困惑的人认为宗教只是一种‘副现象’即其他东西比如庞大的大脑所附带的、没有适应性的副产品；然而这个观点在进化上是说不通的，因为任何如宗教一样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东西，必须要有十分显著的适应优势，否则用以维持它的认知体制就会经受不了自然选择而被淘汰。”谢选骏指出：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凡是存在的就是“有用的”，尽管不是黑格尔、马克思一类的“政治骗子”所说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以生物学原理揭示了“宗教的实用价值”一直存在。

（1882）

信仰是一种超然，宗教是一种中断：“信徒需要将那些正常的日常经验（他们平时对现实的认识）暂时收存起来；而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主动暂停信仰的事实意味着，这么做（暂停信仰）肯定会带来极大的收益：一个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无视现实的自然规律，他就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谢选骏指出：日常经验为什么一定是正常的呢？但是这里所说的现象，确实接近保罗所说的“两个律”的对立，身体的律和上帝的律。

（1883）

“公平地权衡道德的收支……以多层级选择作为理解人类进化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慷慨、利他、包容行为、有益于群体的凝聚力，似乎是人类独有的特点，但它并不符合达尔文进化论所预期的‘狗咬狗’世界……”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人类是依靠社群取得成功的生物物种，而个人主义、个人奋斗，也只有在社群存在的基础上才可能立足。而个人主义与个人奋斗，则是对社群存在的有力补充。

（1884）

生态乐观主义：“至于今天人类繁殖活动的再高涨可以部分地解释为：这是人类对于全世界千百万人过早死亡的一种本能的回答……可能受到灭种威胁每一物种，都会采取过度繁殖的形式……人类超乎生物繁殖的更高发展手段，也会采取为后代着想而节衣缩食的态度，那将改变整个人类的前景；到那时，公共服务的目标将驾乎私人的利益之上，为建设和重建村庄、居住区、城市、区域而提供公共资金，将比过去的贵族们所能提供的更多而且更为慷慨；这样一种变化将恢复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训练，重享花园环境的愉快。”谢选骏指出：这显然是一种“企图对文明进行起死回生的努力”，所以是注定要落空的。只有让该死的东西死掉，自然的东西才会生长出来。

（1885）

“生命中未经揭露的潜力，远远超过现代科学引以为荣的代数学……没有城市养育起来的宗教上对来世的憧憬，人类生活和学习的能力能否发展到今天这样大的地步是值得怀疑的；人是按照他的神灵的形象及其所定的标准而成长起来的。”谢选骏指出：城市驱散了“孤魂野鬼”的恐惧，建立了天堂和地狱的层次结构。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代数学”只是人的思想；而“生命的潜力”却是宇宙的思想、是思想的主权之体现，它总要寻求自己的出口。

（1886）

“必须按照我们自己时代意识形态和文化来重新衡量由神性、权力、人性组成的复合物（它是古代城市的遗产），并将其倾注到城市的、区域的、全球的全新模式内。”谢选骏指出：“伟大政治、世界的统治已经不远，它的原则尚付阙如。”在我看来，这一原则就是“天子哲学”。那也是最早的“城市遗产”，所以说“天子万年”。

（1887）

“网络空间：看起来很像是银河系，每一根纤细的线条都代表了几百万个计算机网络它们纵横交错，把我们这个星球联系在一起。”——这是星相学的最新例证？或者星相思想是互联网络的预演？

（1888）

“超级电脑可以带来威力一代胜一代的电脑，最后可能出现‘智能爆炸’现象，即电脑威力的加速变得无法预计、难以控制，而其后果却可能影响到地球上每一个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长里斯勋爵（Lord Rees）说，人类成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这是始于二十一世纪；他说，这一威胁体现在科技前沿；每一项科技突破都有正负两面，如果对负面影响控制失当，最坏的结果就是人类自我毁灭。”谢选骏指出：其实他说得不对，人类从来就是他自己的最大敌人，并非从二十一世纪开始，所以公元前几百年写下的《老子》早就说过了：“自胜者强”。 

（1889）

“可以容纳全部人类知识记录的‘整合性的电脑装备’。”谢选骏指出：这并不等于“思想的储备”，而且可能构成“对于思想能力的窒碍”；因为思想是活的灵感，而不是死的知识。

（1890）

“我们的文化和这些思想概念，正在把地球缩减为一个头脑。”谢选骏指出：电脑及其网络已经把人类的头脑连为一体了；“地球村”的概念因此已经大大落伍了，现在出现的已经是一个“地球人”，甚至类似于一个“单个的人”：而不是所谓“地球的主人”；这个“唯一的地球人”，终于可以成为一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庄子》）……尽管在生物层面上，人类还是分裂为个体的。

第十章

社会混乱是思想混合的结果

（1891）

“2013年11月中旬，哈佛经济学家、哈佛校长、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桑莫斯（Larry Summers）在国际货币基金会发表论文说，日本1991年的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以及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是事前预测不到的。”谢选骏指出：这样的猪脑子会说话却不会加上主语，猪脑子把自己不懂的东西说成是“事前预测不到”的，好像没有人懂得的。早在2000年，谢选骏就预测到了全球金融危机，所以才在2004年出版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十年过去了，桑莫斯还在闭目塞聪，甚至像格林斯潘一样装聋作哑，美国怎生得好？这样的猪脑子还主宰了美国的学界、政界，并主宰了全球舆论界，难怪美国要走向衰颓，西方世界要进入危机……

（1892）

“全球领导者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巧妙结合，令每个体系在其擅长而非难有作为的领域发挥作用——但中国恰恰相反，在经济中，共产党政府并未现身于市场不能胜任或表现乏力的‘公共’领域，如环保、职业安全和保护民众免遭金融诈骗等；与此同时，政府却以所有人和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在生产洗衣粉和铝材等商品的国企或乡镇企业中；共产党政府也插手私营企业，并占有足以控制其经营活动的股份，共产党政府还存在于银行业，通过政治法令而非市场力量控制着几乎所有主要银行的贷款；这些令中国形成一种掺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危险混合。”谢选骏指出：这种社会混乱不是孤立的，而是思想混合的结果，思想混合造成了“混合主义”，不仅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还有基督教与儒释道的混合，结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超级酱缸”，在这个混合主义的酱缸里，甚至毛语录歌的调子也被谱写成为基督福音的赞颂，共产党政工干部摇身一变为基督教的职业传道人。

（1893）

“不管赞成或反对，中国模式似乎构成着欧洲的政治思想：1760年代，一位英国讽刺作家抱怨，在上流社会的住宅里，孔子塑像取代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塑像，‘我们的知识来自明智的中国人’。”谢选骏指出：三百年以后，经过几度浮沉，风水好像又转回来了；但愿这一次不是中国再次沉沦的开始。

（1894）

“西方人总是从中国学到许多，而不是中国人从西方学到许多。”谢选骏指出：什么时候这一点开始反转过来，什么时候就是中国社会超越西方社会的开始。

（1895）

全球一体的思想是这样出现的：“时间的标准化是工业化造成的趋同效应最引人注目的或最明显的例证；在十九世纪以前世界各地根据日出日落来决定自己的作息时间，然而铁路的问世使得继续保持这种‘自然’时间不再可能。”谢选骏指出：铁路网成为全球社会一致性的基础纽带，这是十九世纪的故事；电脑网成为全球社会一致性的基础纽带，这是二十世纪的故事；什么网将成为全球社会一致性的基础纽带，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悬念。同时也要知道，“时间的标准化是工业化造成的”是一个误解，因为在那之前之前，教会礼拜时间的统一，促成了时间的标准化和钟表的普及。

（1896）

全球标准的出现是这样的：“1852年英国在格林威治的王家天文台设立一套电报系统向全国报时；1880年，格林威治时间成为英国的法定时间；1884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成为划分全球时区序列的基础。”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各个方面都已经陷入全球标准的统治之下，只有一个领域是个例外，那就是各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权力，还是拒绝接受全球标准的规范。只有消灭主权国家，才能建立全球政府。

（1897）

全球一体的实质需要来源于此：“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一个以上的民族，许多民族跨越国界，因此民族主义具有破坏国家的潜在力量。”谢选骏指出：虽然，正是这种“破坏国家的潜在力量”激发了思想的活力，促成全球政府的建立。

（1898）

全球宗教的需要具有现实基础：如果大家都“生活在中国式的大家庭里”，就无需组成教会了，思想的萌芽反会窒息掉……教会应该是促进思想自由而不是遏制思想自由的，所以耶稣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1899）

全球民族的形成具有现实基础：“犹太人没有民族家园，像寄生者一样无须承担民族义务，但他们的人口却不断增长，且其速度相当惊人，这就激起了反犹主义的情绪。”谢选骏指出：“没有民族家园”的处境，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会有比较突出的个人成就；反观“以色列国”1949年立国以后的犹太人国民，就很少产生“杰出人才”了……寄生虫和流亡者，最有创造性；而美国的犹太人最有成就，他们甚至能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为以色列服务。。

（1900）

“从1810年起，开始于德国的一场改革运动把新的生活方式带进了犹太会堂，引进了管风琴音乐、悦耳的合唱和讲道。”谢选骏指出：这并不新奇，因为所谓的“犹太教”本身，就是公元后几百年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从犹太流亡群体中发展起来的；而绝对不是像人们误解的那样，是公元前几百年甚至上千的时候产生的：因为公元70年的耶路撒冷沦陷，从根本上摧毁了圣殿崇拜时代的“旧约信仰”，然后才出现了流亡者的会堂信仰、“犹太宗教”。

第十一章

一胎化思想消灭“过剩人口”

（1901）

新的民族认同开始形成：“媒报道引述密件称，1989年6月4日凌晨1时，距离北新华街角1.6公里的民族饭店周围，开始听到枪声。西长安街上，巴士、卡车被反转、放火，橙色的火焰在道路两旁蔓延。枪声越来越大，亮着车头灯的解放军装甲车向东驶去，群众很愤怒。年长的妇女大叫：‘为什么中国人打中国人？’年轻的男子高呼：‘我们是中国人，他们不是。’又指着中南海的方向说：‘他们是坏人。’”新的民族认同就这样在1989年开始形成了：“我们是中国人，他们不是。”这一认同完成之日，就是中国统一之时：第三中国出现在历史的烽烟里。“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天迟早会来到。

（1902）

新的民族是这样觉醒的：“1989年6月4日凌晨2时30分，约百名（苏联培植的）解放军在历史博物馆旁马路对面趴在地上，瞄准（中华民族的）群众开枪，群众四散逃跑，但数分钟后又折返运送尸体，解放军再开枪，10至15人倒地。天安门广场的照明在3时半熄灭，但4时27分再次亮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冒烟。清晨5时30分，50辆装甲车、战车和卡车组成的第2支部队通过东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解放军用吉甫车上的两台机枪扫射约15分钟。这次大屠杀之后，天安门广场与北京饭店之间的东长安街上有25至30人倒在地上。”谢选骏指出：中国必须铲除外来的思想分裂，才能实现民族的和解；只有落实第三中国的结构，才能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风采。让我们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祈祷。

（1903）

“民族的理念不过是国家身份的一个空洞支撑而已，而且它也被认为是如此……超级大国动用武力保护‘非民族国家’（科威特），却对‘无国家民族’（巴斯克人、库尔德人）的灭绝无动于衷；由此可见，‘民族身份’其实只是‘国家身份’的伪装。”谢选骏指出：等到消灭了主权国家、建成了全球政府，那时，世界各族就会在同等基础上，合作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民族！

（1904）

“国家主权在今日不过是幻影，不再能够主宰蓝图的绘制，但是它们仍然保留着主权的最基础和本质的权利：豁免权。”谢选骏指出：这意味着主权国家可以犯下任何罪行，而不受到相应的制裁和惩罚。主权国家已经成为最大的罪犯，而且可以逍遥法外。

（1905）

国家主权的为虎作伥：“同样的一帮人，他们昨天还积极抗争，要求‘国家少干预’，以求‘解放资本’，解放其使用劳动力的方式；而他们今天又费尽心机，要求‘国家多干预’，以遏制和隐蔽地解除就业管制、对社会空间中劣等地带的社会保护的恶化所造成的有害社会后果。”谢选骏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狼狈为奸，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支持……结果“苛政猛于虎”，诚如中国古人如是说。

（1906）

“今天，没有哪一个主权能够声称对其表面上的主权领土拥有独一无二的控制权；即使是警戒最为森严的边界，也能渗透，并且证明是容易穿越的。”谢选骏指出：思想的力量从来就不受国界的制约，任何技术都在各个社会来回滚动。这迟早会消除国界的分割，实现人类“大同”。

（1907）

“当代国家的政策预示着一种更加动荡、更具风险的生活；这种生活要求的是一种边缘政策……号召每个个体自行寻找办法解决社会制造的问题。”谢选骏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笑柄，甚至是一个反讽；极端个人主义的各自为战，席卷中国大陆的残山剩水。

（1908）

“二十世纪最令人恐怖的悖论是：这个时代所有的进步——科学技术上的、教育和知识普及上的、信息获取便捷上的以及全球物质繁荣上的……均无法逆转道德沦丧。”谢选骏指出：不仅如此，二十世纪所有的进步还加剧了道德的沦丧；这不仅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且是“物质丰富导致精神空虚”：仿佛人性的原罪在越是繁荣的土壤中，就越能滋生出璀璨的罪恶之花。

（1909）

人类被国家蹂躏，沦为地基；思想主权遭到国家主权的践踏，成为废话：“‘过剩人口’是另一种人类废弃物，他们不像‘可牺牲的人’——后者是‘不配生存的’、是建构秩序的设计所预定的牺牲品，而前者不是在主权强制下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的，他们只是经济进步的‘附带受害者’。”前者在中国被叫做“下岗人员”，后者在中国被叫做“敌对阶级”。

（1910）

“从技术层面来说，人口过剩不过是新型的全球文明在制造和处理废弃物时的一个副产品。”谢选骏指出：难怪中国的“一胎化·谋杀婴儿运动”，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出现于1970年代末期；一胎化思想要“预先消灭过剩的人口”，结果扼杀了不知道多少天才！

第十二章

贫困令人变蠢，智商下降十三点

（1911）

“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是否值得以杀人的痛苦为代价呢？人是否比一棵树更有价值？一棵树是否比一个阿米巴虫更有价值？只有当我们把力量的词义引入上升的概念，生命的进步才导致一系列物种的进步。人类是迄今最强大的物种，但也只有人类是罪恶的。因为只有人类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能作出审慎的选择，所以也只有人类才有作恶的能力。诗人威廉·布莱克想到传统说法中有生命的创造物是由一个与人类形状相同的造物之神创造的，因此他为创造出老虎而感到惊讶。但老虎与人和假想中的造物之神不同，它是无辜的。老虎在杀死并吃掉它的牺牲品来填饱胃口时，它不会感到良心上的痛苦。另一方面，如果上帝创造了老虎，让它捕食羔羊，创造了人来杀死老虎，创造了细菌和病毒，通过消灭全部人类来保持它们的物种，这就是一种毫无目的、毫无必要和极其邪恶的行为了。所以，初看起来，生命的进步是罪恶的。即使我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精心创造的，它在客观上也是罪恶的。如果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一定比任何人类都更为邪恶。然而，对生命进步的后果作出这样的初步判断，证明了在生物圈中除去罪恶以外还有一种谴责和厌恶罪恶行为的良心。”谢选骏指出：上述说法是“人类在审判上帝”的典型表现，是“有限在审判无限”的典型表现。几千年前的《约伯记》早就嘲笑过这一表现。

（1912）

“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显现出两种对立和相反的倾向。当人们对生物圈迄今为止的历史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它同时带来了‘是与非’、‘善与恶’。当然，这些只是人类才有的概念。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才能区分是非，才能在行善与作恶之间进行选择。这些概念对人类以外的生物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善恶只能由人类来判断。”谢选骏指出：这是一种典型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在“人类来判断善恶”的后面，还有有一些宇宙密码在发挥作用，那是来自思想的主权。

（1913）

“圣安东尼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aint Anthony），他跪倒在礼拜堂前被众魔鬼和撒旦纠缠的情景：画的主角圣安东尼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将财产尽数散给穷人，自己隐居墓地，苦苦修行；其间经历了魔鬼的种种诱惑，从未动摇过他的坚定信念：画面中心的圣东安尼孤独而无助，各种魔鬼幻化成的离奇古怪的怪兽、恶魔重重围困着他——读着《圣经》的老鼠、披着铠甲的鱼、拿着刀坐在篮子里的猴子、人面兽身的怪物，天空中飞翔的船、远处的屋顶上饮酒作乐的传教士、裸体的女子，一个从楼上跳下的人在画面的左上方，出现了熊熊烈火，喷吐的火苗施虐地吞噬着远处的建筑物，浓重的黑烟遮掩了大半个天空，毁灭的气息笼罩着大地；整个世界都疯狂了，魑魅魍魉粉墨登场，扭捏作态尽情狂欢。”谢选骏指出：其实，这一切都是圣安东尼的心思意念，是“圣安东尼的诱惑之心”，甚至，只是一千多年后的一个画家博斯（Hieronymus Bosch，约1450─1516年）“对圣安东尼思想的思想”。

（1914）

“圣安东尼（St. Anthony the Great，约251年─356年），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基督徒，生长在富有的基督教家庭，大约十八至二十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便将庞大财产和唯一的妹妹交付给他；圣安东尼放弃所有财产，并将妹妹交托给可靠的贞女们后，便进入隐修生活；圣安东尼首先在自家附近退隐达十五年之久，三十多岁时便渡过尼罗河到沙漠中一座名叫庇斯比尔（Mt. Pispir）的山上，住在一个荒废多年的军用城堡中，追求祈祷和独修的生活；圣安东尼将自己锁在城堡中二十五年之久，他的一位朋友每年两次把半年需用的面包送给他，因为当地天气干燥，面包不易变坏，此外，城堡内有泉源供应食水；二十五年后圣安东尼的样貌比二十五年前更平静而健康；因此，圣安东尼的品格与智慧就吸引许多民众向他求教，以致于影响他的独修生活；当时跟随圣安东尼的群众效法他的榜样，也在庇斯比尔山附近的山洞或小屋中独修，而圣安东尼则固定地予以会晤并指导，如此维持了五至六年；随后，圣安东尼退隐到尼罗河与红海间的克津山（Mt. Colzim）旷野，在那里度过他最后的半独修生活；虽然圣安东尼重视独修，然而他也关怀其他基督徒的生命，因此他时常往来于自己的小室与庇斯比尔山之间；后来圣安东尼不再需要完全的独居生活，于是将追随者组织为一个隐修团体；他做了这个早期修道院的院长，并且将类似的团体联结成一个网络。”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圣安东尼传奇故事，他最终还是耐不住寂寞，像佛教的开创人释迦牟尼一样，完成了“从一个组织到另一个组织的轮回”。他们哪里超越了呢？涅槃成为更大规模组织聚敛的借口。

（1915）

“基督教是一种更为进化的宗教。”谢选骏指出：这一点也不奇怪，它的福音精神、三位一体的神秘、自由意志的神学、个人救赎的激励、“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的”的思想主权……这样的基督教“正好”是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发展起来的，而在其发祥的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北非地区）反而逐一衰落了……这难道丝毫没有地缘政治方面的条件吗？不错，我说的是“基督教”而不是“基督的福音”。

（1916）

“一个多世纪以前，托克威尔曾经指出：过去八百年的历史是各个阶级逐渐平等化的历史。”其标志可说是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约翰被迫签署的宪法性的文件《大宪章》（拉丁文Magna Carta, 英文Great Charter），宗旨在保障贵族的政治独立与和平民的经济权益。谢选骏指出：显然，这只是就欧洲的情况而言的；在中国，“各个阶级逐渐平等化的历史”不是在九百年前开始的，而是在一千四百年前开始的，那就是隋文帝父子设立科举考试制度的时候（587年隋高祖文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世袭的九品中正制度；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606年隋炀帝增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形成。）……由此可见，我们需要警惕这样的危险：“西方真理”一旦到了中国，就成了“胡说”；马列主义一旦到了中国，就成为“马勒诅咒”。

（1917）

“贫困令人变蠢，智商下降十三点：研究报告《贫困导致智力折损》（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显示，贫困让人的判断能力和智力受到折损，导致一错再错的恶性循环；贫穷本身压抑了智力，从而影响到个人的判断力，导致贫困进一步延续……例如，受到财务问题困扰的个人，本身的智力表现以及逻辑思维受到负面影响；一个受金钱问题困扰的人其智力会出现十三个IQ点的折损，等于丧失了一个晚上的睡眠；一系列的实验中发现，务农人士在拿到报酬之前，智力出现折损，而生活条件较宽裕的其他人则没有出现这一情况——这种表现并不能以营养差异以及体力透支来加以解释，研究显示，贫困所带来的精神压抑不同于压力，压力有时候反而可以激发出一个人的潜在才能；而当一名贫困人士作出错误判断时，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加惨重：而贫困人士会作出更多错误判断，形成恶性循环，一错再错，让贫困人士更加难以摆脱困境……延迟缴费最后演变成延迟交租；时间掌握不准可能导致丧失工作等。”谢选骏指出：“不要钱”成为卓尔不凡甚至不可战胜的前提。不过我想，这肯定无法概括那些以贫穷为美的圣徒。但是，即使为了保持人类的标志、发展自身的智力，也需要我们摆脱金钱的诱惑、财务的压力。因为圣徒一旦沦为乞丐，就可能成为别人手中的玩物。那时别说成圣，就连做人都很困难了。

（1918）

越是贫穷人口就增长越快：“地球政策研究所2002年预计：最贫穷国家六亿六千万人口，到2050年将增长为十八亿。”而中国的人为一胎化政策，将迫使中国“未富先老”。

（1919）

“微博的粉丝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关注的人群，这也是话语权的代表，很多人经历了这种话语权的体验，就很容易把虚拟的权力现实化，但是虚拟权力是有其脆弱性的，不是所有的虚拟权力都可以转换为现实权力，这个是微博大V们应该注意的。”谢选骏指出：那么，什么是“现实权力”呢？现实权力就是暴力，就是可以化身为“执法力量”的那种军事权力。

（1920）

“造谣大V狱中对话：柳宗元入狱，遇李白也在狱中，问，因何？李白道：造谣啦！我说飞流直下三千尺，人家派直升飞机去量了，根本没有这么长。柳宗元叹气：这么说彼此彼此。我说千山鸟飞绝，人家说有一只鸟还在呢，还有好事者为那剩的那只鸟画了像。法官说证据在此，你还有什么说的？我没什么可说的！正唏嘘间，王之涣关进来了，三人相视而笑：哈哈，不光说一片孤城万仞山——哪里会有一万仞？还造谣说长河落日圆，误导国民都跑到黄河去捡外币，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王之涣瞪大眼睛，对李白说，你又造谣，那话不是我说的！”谢选骏指出：如何区别谣言和诗歌？没法区别。所以柏拉图建议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因为和谐社会不能容忍艺术的存在。

第十三章

多重的价值是人性的一部分

（1921）

“多重的价值是客观的，是人性的一部分，并非是人类主观想象的任意创造。”谢选骏指出：这就承认了，多重价值来自思想的主权，而不是仅仅来自人类的思想。

（1922）

人权之作为手段而非目的：“人权对于‘普世价值观念能否在一个多元世界发展’，提供了一次重要的考验。” 谢选骏指出：但是这一说法没有想到的是：人权一旦沦为手段，就将异化为自己的反面。

（1923）

“虽然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但并不等于这些国家认为人的生命不可侵犯；在许多国家的司法解释中，人的生命不可侵犯的原则并不适用于胎儿。安乐死是另一个焦点问题，事关人权的极限：垂死之人和植物人该有人权吗？人有选择自杀的权利吗？”谢选骏指出：安乐死本来选择的扩大，但愿这不要成为合法谋杀的借口。不过按照人类的原罪性质，安乐死迟早会发展为合法谋杀。那时，毒气室就会得到广泛应用。

（1924）

“美国的文化是：我们一切从零开始，然后打败你。”谢选骏指出：这显然是早期殖民的历史所决定的，但这种文化模式不会永远有效的。中国的问题则是相反，永远不肯回到零点，永远无法重新贴近大地母亲的怀抱；结果只能通过外部野蛮民族的定期入侵，来完成自己的年轻化工程，古代的五胡乱华和近代的八国联军，都扮演了这样的……中间还有沙陀、辽、金、元、清诸蛮。

（19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司”不公——“人类基因组序列，作为人类的共有遗产，不该成为公司的商品，而应该成为公共产品。”但是公司不作此想，它想出卖一切，甚至出卖月球上的土地所有权、在宇宙空间重演殖民主义的海盗法则。

（1926）

“人类废品（Human Waste），或者用更准确的说法，废弃的人口（Wasted Human）的产生，即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和必然的副作用。”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也许是一个实情，但是说了出来，就成为掌权者的推卸责任，是宿命论和耍赖。

（1927）

“有毒废弃物总是沿着最小抵抗力的经济道路倾泻而下，中国的贵屿镇已经变成了一个电子垃圾场；和印度、越南、新加坡或者巴基斯坦等很多地方一样，那里居住着从经济进程汽车上摔下来或被扔下来的农民；在那些地方，西方的废弃物被‘再循环’。”谢选骏指出：看来有害物质也是“有容乃大”，万国污水因此汇聚到了中恭中央……因为中国是《老子》“水哲学”的故乡。

（1928）

二十一世纪的精神：“要避免卷入那种‘终身轨道’类型的长期工作中；事实上，当‘商业概念、产品设计、竞争者的情报、资本设备、各种知识的信用寿命缩短了的时候’，发展那种机构式的忠诚，或者长期专注于任何给定的工作，都是不明智的。”这种精神，会加速“城市游牧民族”的形成。

（1929）

“‘可牺牲的人’是同人类废弃物的主要类型，它们在秩序化（遵从法律、受制于规则）主权国家的现代长城中被展示出来。”谢选骏指出：古代长城是暴君的杰作，现代长城、主权国家是人类的公敌。而维护它们的“钢铁长城”、军事力量则是万恶之源。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恶棍产生了恶果。

（1930）

希特勒（二战）之后的症候群：“把自己托付于比自身更稳固、更持久的东西——一个职业、一个事业、一个工作场所——却发现没有什么稳固和持久的事物愿意接受他们献出的终身承诺。”谢选骏指出：实际上，并非“没有什么稳固和持久的事物愿意接受他们献出的终身承诺”，而是“一切稳固和持久的事物都崩溃了”。随着希特勒的垂死挣扎，欧洲文明不久咽气了。

第十四章

在社会荒漠中创造一个社会结构

（1931）

“难民就是‘噩耗的预言者’……边界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不对称的隔膜’，它允许向外流出，但是会‘阻止其不希望的、来自另一边的个体进入’……同时将世界的其他部分当成垃圾堆，倾倒自己持续的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废弃物。”谢选骏指出：现代主权国家，已经沦为互相坑害的一群恶棍，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互相倾倒垃圾的场所；未来，是结束主权国家的霸道割据的时候了，全球王道即将兴起，雪洗污染、再造蓝天。

（1932）

“难民是人类的废弃物”，这是因为，“在他们到达和暂时停留的地方，他们毫无用处，既不愿意被融合、吸纳进新社会体，同时也没有实现这一融合吸纳的途径。”谢选骏指出：他们无法像秦人和罗马人那样组成新的国际融合集团，再创历史。因为一般来说，国际融合集团往往是胜者的组合，而非败者的堆积。

（1933）

“难民是人类的废弃物”，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只是无法确定的“主流观点”；事实上，难免创造历史，人类扩张的历史，就是一部难民史——但难民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变废为宝。

（1934）

“个人主义未能抑制政府权力的增长……每一个乌托邦设想都变成了灰烬……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世纪……乌托邦滋长了道德沦丧、自杀、犯罪。”谢选骏指出：山有多高，海有多深；道高一尺，魔高一尺……因为原罪是无法消灭的。

（1935）

“调查人员发现：在访问的人中，每五个人就有三个承认，他们买了后来让自己感到后悔的东西，使得自己陷入债务之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承认，买了自己实际上支付不起的东西。”谢选骏指出：这是一个自我毁灭并毁灭后代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

（1936）

“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使得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变得非常放纵并缺乏耐心；现在我们都想改善自己的命运，因此，我们陷入了债务，最为重要的是，债务已经失去了任何负面的道德含义。”谢选骏指出：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没落”所结出的苦果；而不仅仅是“（德国以西的）西方国家的没落”。

（1937）

这就是世界大都会的宿命：“寄生城市早已变成的病态城市，病态城市则会演变为精神病城市……这是无可救药的，即使它变成暴政城市，以固定不变的状态和地位去谋求安定与苟延，也无法摆脱毁灭的命运。”

（1938）

“1、历史性大都市的积极功能，不是作为国家或帝国的经济中心；而有更为潜在的话总要作用，那就是作为世界的中心；2、正是这些活动的中心，使得各国各族人民第一次集合到一个合作和互相影响的个体领域中来了。”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全球政府的出现──“1、它的新任务是把促使世界团结和合作的文化资源传递到最小的城市单位去；2、在这里，人类的各族代表第一次在中立的场所面对面地相会……现代社会对时间和空间的征服使得这种联系和统一成为可能。”谢选骏指出：尽管如前所述：时间不是实存，时间只是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和描述”；简单地说，根本就没有时间；因此，我们其实都生活在永恒之中，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永恒里。

（1939）

“如果在一个远方的村庄里，就像在拥挤的市中心一样，看到同一个电影，听到同一个广播，那就不需要住在那个城市中心，或为亲闻目睹那个活动而赶到市中心区……在这地方，机会、相遇、挑战，如人物与人物之间，相互补充并把现在位于它周围的时间空间网络重新还原到人的尺度。”谢选骏指出：二十世纪有关这些特点的最大设想，已经在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络上整合实现了，并大大超出了此前的最大设想。

（1940）

“人们所以能利用到最大的设施，不是由于把他们的许多有关单位集中在一地，而是由于把它们联系起来、组织在一个统一的网络中。”谢选骏指出：这不仅适用于电子互联网，也适用于社会互联网；在社会互联网方面，中国要走的路程将远远大于在电子互联网方面的。因为中国缺乏“从教会到社团到连锁店”那样的欧式传统网络。那就特别需要我们：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所造就的社会荒漠中，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结构。

第十五章

理想是水中流动的思想

（1941）

“后现代意识将所有人类的交流模式视为‘权力话语’，在此‘富有讽刺意味的自我意识就是所谓时代的秩序’，而且，由于个人无法避免‘服务于自身目的的操作’，因此不能把理想太当真。”谢选骏指出：这种说法其实误解了理想，理想毕竟还是认真的，因为理性从来不是固定的概念，更不是意识形态的体系，最不是的就是那些宣传机构、广告部门的产品；理想是水中流动的思想，不是刻舟求剑的船板。

（1942）

“现代犯罪学深深根植于这种信念之中：主流公众舆论一致认为，罪犯不应该对其行为负责，因为他是‘被支配’，或是遗传方面的，或是社会方面的，恩赐没有惠顾他。”谢选骏指出：“宽容”演变成为“纵容”，“自由”变成了“散漫”，“散漫”变成了“解构”。

（1943）

“‘史后人类’（Post-historic Man）将丧失同情心、情感、创造精神，直至最后丧失思想意识。”谢选骏指出：我不相信。除非人类发生了生物学上的突变以致进入了灭亡的程序，否则思想永远存在；看看历史就知道，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史后”，例如秦两汉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史后，元明清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史后——人们的同情心和创造精神大大降低，但没有丧失思想意识，直到下一个解冻的时代。

那时候，“知识财富不再由个人来拥有而是由共同体来拥有。”──这意味着“新的匿名时代”的来临、版权制度和专利垄断的衰落……由此形成的“新的史前时代”，将把人类文明带向一个未知的高地。

（1944）

“当猿的祖先与旧大陆猴的祖先2500万年之前分离之后，一定发生过某种特殊的、迅速的变化。”谢选骏指出：可见，生命的要义在于“分离”，一定要有所分离，才会有所成长；虽然分离伴随着痛苦和撕裂。

（1945）

“哈特人（the Hutterites），一旦人口超过一百五十人，就会将社群一分为二，因为超过此数的群体是无法和平管理的，除非动用警备机构；而他们认为警备机构都是邪恶的，所以为了辟邪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的人数。”谢选骏指出：禁忌与秩序，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功能主义”的互补作用。禁忌一旦破坏，秩序也会瓦解。

（1946）

“尼安德特人的墓葬表明，他们属于一个与我们不同的物种；但是他们拥有祭祀生活和道德习惯，包括照顾老人和尊重死者……这些证据表明，曾经存在的‘非人物种’与我们人类在道德上没有区别——然而人权的概念却基于一个假定，即人类组成一个有意义的道德范畴，不包括非人动物。”谢选骏指出：从遗传学的角度看，很难想象不能进行遗传交流的“非人动物”与“人类”可以在“道德上没有区别”；在我看来，即使可以进行遗传交流的“人类”，彼此之间在“道德上”也是具有很大“差别”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法庭、监狱和精神病院存在的必要。就不用说不同的种族之间的遗传差异，造成监狱里面种族比例的严重不对称了。

（1947）

“宗教信仰的先天倾向是人类心理中极其复杂而强大的力量，也很可能是人性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部分。埃米尔·迪尔凯姆是个不可知论者，他把宗教活动的特点归结为群体的精诚献身和社会的核聚团结。这是社会行为的共相之一，从原始的狩猎－采集部落到社会主义共和国，它都具有可资识别的形式，宗教活动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尼安德特人的骨头祭坛和丧葬仪节，早在六万年以前，在伊拉克的上尼达地方，尼安德特人就曾用七种具有医药用途和经济价值的花卉装饰坟幕，也许是追念一位沙门（萨满）巫师。根据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的研究，从那个时候起人类大约产生了十万种不同的宗教。”谢选骏指出：其实，更细地区分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他自己的宗教；而每个不同的人，其宗教也都有某些共性。尤其考虑到，甚至在现代人的身上，还有1%—4%的尼安德特人的遗传基因！

（1948）

“在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正如当年和他们分享着森林住地的奇异的袋狼一样，已经绝种了，不列颠的殖民者只花了四十年的时光就残忍地灭绝他们，而袋狼还比他们多存活了一百年，到1950年才绝迹，这种突然的灭绝，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是特别不幸的，因为这批塔斯马尼亚土著人（所谓的“野人”）甚至没有机会把他们的文化向世界作一番描述和介绍，人们几乎只知道，他们是一些身材矮小的狩猎采集者，有着红褐色皮肤，头发满是卷结，据最先和他们接触的探险家说，他们的性格开朗而愉快，对于他们的起源，我们只能猜想，很可能他们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后代，大约在一万年前来到塔斯马尼亚岛，随后也就在生物学上和文化习俗方面适应了岛上凉爽而湿润的森林生活条件，我们手边现在只存几张照片和一些骸骨，甚至他们的语言也无法再现，因为遇到塔斯马尼亚土人的欧洲人很少有人去留心他们的语言。在1800年初期到那里去的不列颠移民者，并不把这些塔斯马尼亚人看作是同类，而只看作是妨碍农业和文明发展的动物，他们受到有组织的围歼，无缘无故就遭到虐杀，在一次猎取袋鼠的大规模活动中，一群男女和儿童只因为向白人方向奔跑，就被子弹扫射倒地，很多土人死于梅毒（这表明欧洲人在虐杀他们的同时，还和他们交配）和其他来自欧洲的疾病，到1842年，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当时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数目已经由原来的五千左右下降到不足三十人，其中的妇女已经年龄太大，不能再生儿育女，他们的文化也从此衰亡了。”谢选骏指出：向塔斯马尼亚人发射子弹的同时和他们性交、向他们传播梅毒，这就是“英国绅士的逻辑”。正如向中国人强行输出鸦片、在内河炮击平民，这就是“英国绅士的道德”。没有这些逻辑和道德，“大英帝国”就无法成立。

（1949）

“然而土著人的最后灭亡，却是一个从伦敦来的传教士、非凡的利他主义者乔治·罗宾逊所一手造成的，1830年，当塔斯马尼亚土人还残存几百人的时候，罗宾逊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想要把这个种族保全下来，他以同情的态度接近这些被追猎的幸存者，说服他们跟着他走出森林中的避难所，向追猎者投降，有少数土人果然住进了白人移民者新建的村镇，终于沦为乞丐，其余的人由罗宾逊带领，到了弗林得岛，那是一个位于塔斯马尼亚东北方的孤独的哨所，在那里，他们吃咸牛肉，喝放糖的茶，穿西服，学会讲个人卫生，使用钱币，并信仰严格的加尔文派基督教，部族的老文化就这样与他们完全绝缘了。每天，这些塔斯马尼亚人走进小教堂，听乔治·罗宾逊讲道，对于最后这一个阶段的文化史，我们倒有一段洋泾滨式英语的记载：“一个上帝……土人好，土人死，土人升天……坏土人死了，下地狱，坏人的灵魂，如火熄灭。土人哭喊、哭喊、哭喊……”教义问答中反复重述着这容易理解的信息：‘不久以后上帝将怎样处置这个世界？’‘烧毁它！’‘你喜欢魔鬼吗？’‘不！’‘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他有自己的打算……’塔斯马尼亚土人受不了这种灵魂的冶炼和熬煎，他们变得忧郁阴沉而毫无生气，不再生儿育女，许多人因流感和肺炎而死去，残存者被迁移到塔斯马尼亚本土上一个靠近霍巴特的新保留地，他们中的最后一个男子，即欧洲人称之为毕立王的人，于1869年死去，剩下的几个老妇几年后也相继去世，人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也许略带几分尊敬——观赏他们。在这同时，乔治·罗宾逊自己却生养了一大家人，他一生的目的在于挽救塔斯马尼亚人免于灭绝，他心安理得地以更为文明的宗教驯服，取代了残酷的杀戮灭绝，只不过按照无意中支配着他的严格的生物学的运算体系，他总算没有失败。”——拖儿带女的传教士就这样下手毁灭了上帝的作品塔斯马尼亚人。他们怎么能说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呢？除非，人们仅仅把“上帝”理解为“大自然”甚至是“弱肉强食的赞助者”。

（1950）

“我一直认为谦谦有礼的伪君子是一种可怕类型的对手。”谢选骏指出：“谦谦有礼的伪君子”，这就是英国“绅士”能够成功掠食并建立世界帝国的秘密武器。

第十六章

神权政治的基础是地下水源

（1951）

“做人如水，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淹没你的优长；做人如水，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曝露你的缺陷; 做人如水，你动，我便随行，绝不撇下你的孤单；做人如水，你静，我变长守，绝不打扰你的安宁；做人如水，你热，我便沸腾，绝不妨碍你的热情；做人如水，你冷，我便凝固，绝不漠视你的寒冷。”谢选骏指出：这是《老子》水德阴谋的通俗化？还是《太一生水》宇宙生成的商业化？

（1952）

“做好事成本很高，做坏事不仅成本很低，而且还有很高的利润；所以做好事的人少，做坏事的人多。”谢选骏指出：其实，做坏人的成本也不低；只有做小民的成本才低，因此低成本的小民只有接受高成本的高压统治。

（1953）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这是多么庸俗的思想；如果寒士有了广厦，那就成了“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除了摇尾乞怜，再也不会干别的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套话，只有和以下限制结合的时候才是可取的：“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这是对的，但也要知道：腐败的权力只能是人间的，而不会是自然的，更不会是上帝的。

（1954）

“历史并不是由道德上无辜的一双双手所编织的一张网。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伴随着暴虐权力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谢选骏指出：这些现代政治学的经典论述实际上并无新意，不过是基督教原罪论的翻版。

（1955）

“历史让人清醒地意识到：在人类事务中并不存在终极，并不存在一种静态的完美和至上的智慧。”谢选骏指出：正因为这样，所以，思想才体现出经久不息的活力与价值。

（1956）

“超自然的明证并非每时每刻都对所有人显明，因而那些没有亲身体验过它们的人可能会合理地质疑它们的存在；而从自然现象中提取的证明就能被最低劣的智力所理解。”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科学的妙用，所以科学就被封为“大众时代的圣经”了，可惜的是，科学这部“大众时代的圣经”每天改写，让人无所适从，社会因此弥漫着焦虑，陷入举止失措的混乱。

（1957）

“千万别轻易摧毁一种暴力。因为当它不具有压迫的性质时，它是可以用来制衡压迫的。”谢选骏指出：这种“以暴制暴”的思想，不同于“以暴易暴”的思想；因为“以暴制暴”是多元制衡，而“以暴易暴”则是一元嬗替；这也是“竞选制”与“禅让制”的区别。

（1958）

“平等的理念导致帝国主义。众所周知，民主也喜欢奴隶制、帝国主义、征服战争、宗教的不宽容、暴政、普遍的无知。”谢选骏指出：平等的理念不仅导致西方帝国主义，还导致东方社会帝国主义、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独裁。秦两汉和元明清的出现，也是“社会平等”的结果，社会沦为平面的废墟。

（1959）

“神权政治：神明给人们制定法律。民主政治：人们自己给自己制定法律。一个是由过去、由传统来引导；另一个是由未来、由思想来引导。双方相互不宽容。一个是信仰的不宽容，一个是理性的不宽容。”谢选骏指出：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神权政治至少是试图引领人们“人往高处走”；民主政治则公然引领人们“水往低处流”。

（1960）

神权政治的地缘基础就是神秘的地下水源：“这些天然的防御地点还有一个特点，使之更为理想——都有泉水。泉水意味着整个地点有某个神灵保佑，遇到危险，聚居的村民也能有效地组织抵抗。”谢选骏指出：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多泉的日本可以形成神权政治，而在少泉的中原，神权政治却在西周初年就消亡了。当然，更著名的例子是伊斯兰教也起源于“渗渗泉”（Zamzam）。

第十七章

人类基因组序列这本书由DNA语言写成

（1961）

“一瓶浸在核废料中的可口可乐”——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未来缩影？如何逃避这样的厄运，是人类面临的最大课题。

（1962）

“为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之类道德指令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正人心、移风俗的效果，反而还助长了伪善之风？道理很简单，这类道德指令没有正视人性的复杂性，对人类克服自身弱点的能力有一种盲目的乐观，因而带有道德乌托邦的色彩，也就很难转化为广泛而自觉的实践：而无法转化为广泛而自觉的伦理规范、可以实践的道德指令，无论笼罩着多么神圣的光环，也无助于世界秩序的重建。”谢选骏指出：上述说法是错误的，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什么道德指令；而只是哲学家的自我期许；而把这种自我期许变成了道德指令的，恰恰是帝国时代的世界政府，因为作为强制性的道德指令，自我期许可以约束并镇压群众的骚动、有助于世界秩序的重建。（《礼记·乐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

（1963）

“宗馥莉说：‘中国人丧失了灵魂，在美国他们就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了；而在中国，虽有佛教，但我不认为中国人会从内心相信。’”谢选骏指出：然而，中国人会从内心相信基督教和天主教吗？举一个起码的例子，中国人具有殉道精神吗？还是仅仅为了“吃教”才“信教”的呢？由这样的人渣组成的社会，如果有朝一日成了基督教国家，就真的有可能转过身来，“拯救那个早已被异教统治的堕落美国”？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努力传福音，因为这是主的命令。

（1964）

“一种新的来世观，可以匡正现实世界的不平，所以埃及的社会精英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改变了宗教态度：后期陵墓的壁画表现了众神称量死者的灵魂……被检验的灵魂宣布脱离一系列的罪行。”谢选骏指出：宗教态度作为一种思想，即使出于人的现实处境，也可以改变人的现实处境。

（1965）

全球时代的思想纲领：“作为人类，我们拥有一部共同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携带着独特的一章，它就锁在我们的基因组里，它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的后代，它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它、了解它。”谢选骏指出：这并不等于“事实陈述”，但无疑却是“思想结晶”。

（1966）

“人类基因组序列这本书由DNA语言写成，神的声音让生命得以诞生……他以一种我们知之甚少的语言写成，得花上几十年，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我们才能读懂它的指导含义。”谢选骏指出：既然你读不懂它的含义，你怎么能谈论它呢？除非，只是在“思想主权”的意义上的谈论。

（1967）

生命是一种先天的冒险：“位于基因编码区的突变则更不常见，因为这类突变大多有害，仅极少数才会提供一种选择优势，从而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

（1968）

每个人都是新人：“大约每代每一亿个碱基对中，会发生一个错误……我们所有人平均有六十个新突变，它们不存在于我们的父母之中。”而天才的六十，则独步古今。他死之后，遂成绝响。

（1969）

“长期以来，这些有利的稀有突变在物种的所有成员中广泛传播，最终导致生物学功能的巨大改变。”谢选骏指出：这证明人不会死亡，人的基因会流转易形；这正如“想法会改变”但“思想不会枯竭”，每个人都只是“思想主权的一个想法”而已。

（1970）

“人和老鼠有共同祖先”，这并不奇怪，人和蚂蚁也有共同祖先，人和石头还有共同的来源，例如共同的化学成分什么的……于是这些“共同”不仅成为动物保护主义的依据，也可以成为“见佛杀佛”的唯物主义依据。

第十八章

地球能养活1570亿人，是思想并非事实

（1971）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的《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一书，探索了中世纪的时间观念，发现那时的人们对时间观念很淡漠，并解释其原因在于那时的人们“对于时间的准确度量没有兴趣”；不过实际上，他“对于时间的准确度量没有兴趣”这一解释是错误的——中世纪人们对时间观念的淡漠，是由于那时的人们“对于永恒的关注压倒了一切”，而在永恒面前，时间丧失了意义……而布洛赫的错误解释，恰恰说明了他自己对于时间的极度焦虑，到二战时期，这一焦虑终于使他成为一位“抵抗英雄”。

（1972）

年鉴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的《地中海》一书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欧洲的恶劣气候使得其农业劳动力较为昂贵，从而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其实，华北的气候比欧洲远为恶劣，但为什么没有促进类似的技术发展？相反，倒是气候比较适宜的江南，发展了比较华北更好的农业技术——江南的农民比较华北的农民更少休闲的时间，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农业以外去发展手工业，而中国北方的农民却以在漫长的冬季晒太阳和捉虱子著称。甚至身在陕北的湖南人（毛泽东）也沾染了这一恶习。

（1973）

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年）给世人提出忠告是：“一旦前提确立，就不容易犯逻辑错误。心理学家报告说，疯人说话逻辑严密，但是其前提不切题。探索的方法谋求发现充足的前提。”但是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年）的名言却是：“生活是一种艺术，要在不充足的前提下得出充足的结论。”（Life is the art of drawing sufficient  conclusions from insufficient premises.）——如何理解他们的差距？麦克卢汉生于巴特勒死后九年，他们的差异一方面说明二十世纪的欧美国家已经丧失原创的勇气，一方面也说明“疯人和艺术相去不远”。

（1974）

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年）假设了某种更完美的世界，作为自己《正义论》的思考出发点，这并不违反“思想主权”的原则，但问题是，当他把这样的思想称为“正义的社会”时，就没有分清这并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而是一个“有关正义社会的思想”——罗尔斯没有“思想”这一概念，由此可见一斑。换言之，罗尔斯用他有关“正义”的诡辩论，把所有的社会都诅咒了一遍，因为他的正义社会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思想之中——“能够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这样语义矛盾的话他也说得出来？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拥有的自由，只能是最小自由；最大的自由只能被绝对少数人享有——否则的话，社会将被挤爆，毫无运转的空间了。

（1975）

法国人居伊·德博（Guy-Ernest Debord，1931─1994年）是一位孤儿，他后来写了《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1967年）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作品”，《景观社会》认为现代社会使得“真实的社会生活”已被表象所取代：“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这一过程，在他看来就是“商品完全成功地殖民于社会生活的历史时刻。”——“景观”一词定义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大众媒体和各种形式的政府的合流；景观就是商品关系取代人的关系的社会的颠倒的表象……在对景观社会的分析中，德博指出生活已经贫瘠……缺乏真实性使得人类知觉受到影响，批判性思维的阻障伴随着知识的堕落……其实，德博和后来的托夫勒一样，都有夸大其辞的毛病：他不知道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中，生活一直如此的——“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谢选骏指出：也许以前不是“商品”统治，而是“暴力”统治；但都是“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这个表象说到底就是某种占有支配地位的思想。

（1976）

犹太人诺奇克（Robert Nozick，1938—2002年）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1974年）一书认为，一个拥有更多天然才能的人并不会剥夺其他人的那种才能，因此，一个社会打击其优秀成员以便取消才能的不平等现象，和由此导致的平等假象一定是错误的。不过，他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现象：一个拥有更多天然才能的人虽然不会剥夺其他人的那种才能，但是却会剥夺其他拥有那种才能的人所可能获得社会回报，因而在实际上压制其他潜在才能的发展——诺奇克的“忽略”造成了一个盲点：看不见“嫉妒”的生物性根源；看不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才是人类社会的常规。

（1977）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写道：‘如果事情都是如此简单就好了！如果什么地方有坏人在用心阴险地作恶就好办了，那只需要把他们清查出来消灭掉，但是善恶的分界却刻在每个人心中，谁愿意毁掉他自己心灵的一部分呢！’”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员索尔仁尼琴错了。它回避了一个重大的试题：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有坏人在用心阴险地作恶，你该怎么办？共产党员索尔仁尼琴的答案似乎简单：紧跟他一起做恶——实际上，共产党员索尔仁尼琴的前半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公司的员工们也经常是跟着老板一起如此做恶的（只要合法，就尽量缺德）。否则，就面临失业的危险。

（1978）

谭盾（Tan Dun）的乐曲“Internet Symphony ‘Eroica’”和纳粹歌曲“Erika”一字之差；其主旋律就是“混杂感”，是现代英雄的特征，具体到作曲家身上，可以名曰“纽约印象唐人街”——十九世纪的“Eroica”，小邦德意志的悲惨现实，二十世纪“Erika”，大德意志的梦想光荣，二十一世纪的“Eroic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音乐逃犯”。

（1979）

牛津大学研究“人类将会如何走向灭绝”：有关物种灭绝的研究报告汗牛充栋，但研究人类会如何走向绝种末路的却不多见，于是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这个国际团队就研究了人类在哪些情况下可能遭遇无法战胜的劲敌而整体灭绝，而结论认为“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最大危险是人类自己的思想”：人类已经进入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具备了毁灭人类未来的无比能力；这是因为科技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了人类对新科技带来的后果的控制能力；这就像孩童手里的致命武器……具体来说，在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实验已经进入预料之外且后果难测的疆域；科技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人工智能技术既可以成为工业、医药、农业甚至经济管理中的重要工具，但它对可能造成的破坏的广度和深度并不在意。

（1980）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0年修改了将会普遍爆发饥荒的预言，并且根据1967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Colin Clark，1932—2002年）的估计说地球能养活1570亿人。”谢选骏指出：然而，这是思想，并非事实。这个思想也许就能毁灭人类的未来。

第十九章

战争与和平都起源于人之思想

（1981）

“‘我们的星球已经满载’，这是就社会学和政治学而言的。”谢选骏指出：但是就思想而言，我们的星球却相对贫乏得可怜。

（1982）

“怨怨相报何时了。”谢选骏指出：这才演出了世界历史的波澜壮阔。没有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即使这是一个自杀中的文明。

（1983）

“未来的四大趋势：报告认为未来四大趋势之一，是个人力量的加强（Individual Empowerment）。因为全球范围内贫困的减少、中产阶级的增加、教育的普及、通讯和制造业技术的普及、以及健康保健的进步，会导致未来个人的力量的加强。

四大趋势之二，是权力的扩散（Diffusion of Power）。他们认为未来不会有任何霸权存在，权力会转移到多极世界内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各种力量的联盟。

四大趋势之三，是新的人口模式 （Demographic Patterns）。人口的不稳定性会缩小，经济增长在老龄化社会可能会下降，60％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化的地区，移民将有所增加。

四大趋势之四，是食物、水和能源的新关系（Food、Water、Energy Nexus）。全球人口的增长，使得对食物、水和能源这些资源的需求大幅增长。解决其中任何一种商品的努力，都会影响到其他商品的供需关系。

游戏规则的改变：报告提出，有五种可能的方式或领域，会导致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它们分别是1全球经济的危机、2政府治理的缺口、3区域不稳定加剧和冲突增加的可能、4新技术的影响，5美国扮演的角色。”

谢选骏指出：这样的美国，实际上是“中国”，也就是文明中心、霸权中心、中央国家。

（1984）

四种未来世界的格局：报告指出了四种不同的未来世界格局，也非常有趣。这四种格局分别是“引擎熄火”、“融合”、“基尼失控”和“非国世界”的产生。

“引擎熄火”（Stalled Engines）是指最糟糕的局面，国家间冲突的风险增高。而如果美国开始内敛，全球化的过程就会停滞不前。“融合”（Fusion）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这里指的是中国和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合作，导致更广泛的全球合作。所谓的“基尼失控”（Gini-Out-of-the-Bottle），是指国家间的不平等导致一些国家成功，一些失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则造成社会紧张局势。“非国世界”（Nonstate World）的设想意思，是因为新技术的发展，在政府角色之外，非政府的势力可能带头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

这些预见，不管人们信不信，应该说都满有新意。人类，的确正处于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前进方向不同，会导致非常不同的未来。研究中国和美国的人们，可能见仁见智，在“引擎熄火”、“融合”、“基尼失控”和“非国世界”的格局中产生许许多多的联想。

（1985）

“全球经济的变化多端，和不同角色的国家因为经济利益的不同所展现的不确定和不平衡，也许会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或者，多极社会的架构，可能会为世界经济秩序提供足够的弹性。

政府治理的缺口，在于各国政府和机构是否能够迅速反应、驾驭变化、足够快地适应变化，还是被变化给淹没。而国家实力的迅速变化，有可能导致国家之内、和各国 之间的冲突。区域性的不稳定性，尤其是中东和南亚，有可能蔓延到国际，并造成全球的不稳定。新技术可能会及时突破、推动经济和生产力，从而解决世界人口增 加、迅速的城市化和气候变迁造成的问题。在这些因素中，美国的角色很重要。但问题是，美国能够与新的伙伴合作、来重铸国际社会的体系吗？”

谢选骏指出：当然不能，美国不可能毁掉自己建立的东西。而这实际上是在呼唤一位新的周天子及其虎贲。

（1986）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文王周易、武王革命、周公制礼作乐、西周诸篇大诰的写作……所表达的信息是明确的：人需要通过自己的内省和行为，而不是通过崇拜和祭祀，来获得上天的恩宠——这其实是二十世纪人们所说的“轴心时代”的精神；只是，这比地中海东岸的轴心时代要早了几百年，因此不为现代欧洲人所知。

中国的象征：周文王姬昌：昌平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县城，“昌平”的含义是“文王平安”——昌平已经成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起点”。这就是我在1988年所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这就是“中央国家”，中国。

（1987）

第二期中国文明时代，中国人只写过一本最薄的佛经，而且还是《论语》《孟子》（先秦诸子）式的《六祖坛经》；《坛经》上承《论语》，下接宋明诸子的“语录”和“传习录”——这就是“语言特点”、“文化传统”所体现的思想本能、思维模式的顽固力量。

（1988）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谢选骏指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居民是佛教化的饥民，是世界上最阴柔害羞、胆怯软弱、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甘愿为奴、永不言不、落井下石、顺手牵羊、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的民族。于是他只能被人征服，一再沦为五胡和新五胡（辽、金 [清] 、元、日、苏）的鱼肉。

在“世界上最阴柔害羞、胆怯软弱、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甘愿为奴、永不言不、落井下石、顺手牵羊、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的中华民族的示范感染混杂下，“不自由毋宁死”的民族将日益稀少，最后的贵族完全绝迹？

（1989）

“而我们所谓灵魂者与思想截然不同。灵魂即生命最原始最本质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潜在意识。而释放出灵魂深处的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而这种最高境界往往就只是随心而发之感，常用这种心态写作的人往往不追求任何形式，以自己高度原始的纯洁心境，抒发自己真正的所想所感而不拘泥于这种思想是与常人相悖的逻辑思维，也不至于置身于那种本不想要却被强加的怪圈。”谢选骏指出：其实，上述意义的灵魂、思想、潜在意识、随心而发之感、与常人相悖的逻辑思维……都是思想。包括“灵魂”，除了思想还是思想，对它们作出区分的，也还是思想。

（199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石碑上有这么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谢选骏指出：当然，联合国组织的智力无法参透：在“人之思想”后面，绵延着思想的主权；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只是幻象，实际上并无可能存在。所以，战争与和平、贪婪和恐惧，都是深植于人类基因中的某种密码，某种思想主权的产物，因此也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宿命。

第二十章

全球化进程政治上失控

（1991）

“西方正在形成新的多种族社会，由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二十一世纪伊始，多元文化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乌托邦梦想，面临遭到丢弃的危险。”谢选骏指出：多元文化从来就是而且继续将是“这种一元文化向那种一元文化过渡的混乱时期”。对于一体化世界而言，一个中心是可能的，没有中心也是可能的，只有多个中心是不可能的。

（1992）

“为数不多的大企业在世界各地转移资产、逃避个别政府的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延续了世界经济的旧殖民地格局，贫困国家的农民和血汗劳工给富裕的国家提供的廉价商品，导致的贫富差距，变成了贫富沟壑。……甚至连承认全球化的好处的经济学家都怀疑全球化的稳定性。”谢选骏指出：全球化如果不能走向全球政府，必定招致全球灾难。全球灾难只有通过全球政府予以解决。

（1993）

“公正地说，最佳产品是完全浪费钱的产品，这些产品只能提供短暂的满足，甚至实际有害……到公元2000年，全球酒精产业的产值高达2520亿美元，烟草业的产值高达2040亿美元，毒品贸易价值1500亿美元，其中美国消费了试制大约600亿美元的毒品。”谢选骏指出：鸦片战争正在全球范围不断上演，西方殖民者种下的毒品，正由他们的子子孙孙不断收获。

（1994）

“我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欲追寻的真理，只有把那真理本身和追寻过程的废料分别开来之后，才能显出其价值。”谢选骏指出：这是结构主义的胡言（胡人的言）、马克思主义的乱语（乱党的语）；因为“真理和废料”的区分只在人的主观，只是人自己的思想：一念之差，可以导致“真理和废料”的倒置……“真理和废料”的同一……

（1995）

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现代世界还处在四千年前“米诺斯文明的前夜”：“克里特岛……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尚未融合到一个形成具有统一文化的单一民族的程度……但这些社区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因为这里发现的金属工具、石头罐子，都具有相同的形式。”谢选骏指出：历史的进步在于，现在不是一个克里特岛即将被卷入一体化过程，而是整个地球已经被卷入了一体化运动。

（1996）

“全球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强大的、无法规划的、政治上失控的进程；这一过程已经导致的结果是：曾经存在于现代主权国家的权力容量的一大部分已经被转移到全球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而在此空间中产生了新的边疆地区（frontier-land ）。”谢选骏指出：新的世界霸权即将从中兴起，就像一度名不见经传的罗马和秦那样从新的边疆地区崛起。

（1997）

“全球化的力量剥夺了政府大部分的特权和能力，他们根本无力抗拒，更不用说控制了；政府别无他法，只有精心挑选出一些他们能够制服的目标，可以对其进行言语攻击并炫耀实力。”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恐吓威慑”、“把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大部分人是被吓死的，而不是被打死的，如何大家都不在害怕，政府立即垮台。

（1998）

全球时代的主权国家，其实已经沦为地方政府了；他们的最后挣扎，就是“找到‘维护国家主权’的活动空间，并公开地、有说服力的进行宣传。”

“全球空间是超越管辖的，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免疫区’；‘全球化的核心事实’在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经济境况已经超出了国家法律的控制……有一种全球性超富阶层，它作出了所有重要的经济决策，并使其完全独立于任何国家的立法机构之外，更不用说这些国家选民的意愿了……缺少一个全球政体意味着，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之外，那些极其富有的人可以自行其是，丝毫不用操心其他人的利益。”谢选骏指出：这样的政治现实，呼唤一个全球政府的出现；只有全球政府，才能平衡全球各种势力，达成新的综合。

 （1999）

“全球化最为险恶的影响之一，是真正的‘非常规性’，绝大多数的当代战争式行动，以及它们中最残忍血腥的行为，都是‘非国家实体’造成的，这些实体拒不遵从任何国家的法律和国际常规。”谢选骏指出：但这些实体其实是国家主权的好学生，它们既是“国家主权被不断被侵蚀和‘国家间’的全球空间不断边疆化的结果，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强大辅助性原因”……“革命政党”、“恐怖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多如牛毛的黑社会、帮派团伙等等。

（2000）

“没有一部现行全球性法律能将那种在‘正常商业活动’中进行的黑手党式的犯罪活动区分出来……在全球空间之中，规则在行为过程中被制定和舍弃，而能够使规则变得牢固或松懈的是那些更强大、更狡猾、行动更迅速、更善于随机应变、顾虑更少的人。”谢选骏指出：全球化的条件，必将推出全球性的人格；前无古人的事情层出不穷，直到整个地球再也无法经受爆炸性的压力，以致出现一个统一全球的人物。那就是未来的“秦始皇”、“凯撒大帝”，即便是个过渡性的小丑也行。

第二十一章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2001）

“在如此强有力的进化证据面前，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公众竟然在接受进化论方面没有什么进展。”谢选骏指出：只有13%的美国人持有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观念；这说明，美国公众还保留着最后的自尊。

（2002）

“没有突变论，生物学中的一切都将无法理解。”谢选骏指出：把生物学中的一切都归之为突变，等于把球踢给了上帝或随机的偶然概率。上帝或随机的偶然概率，其异同仅仅是思想上的差异。

（2003）

“达尔文的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帮助西方文明回到了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到二十一世纪，科学和宗教双方的极端主义者都坚决要求压制对方。”谢选骏指出：惟有一位天子可以仲裁这一闹剧，惟有一位天子可以中和科学和宗教：“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

（2004）

“如今，我们大家都在见证古典的阅读时代正在走向终结……电视并不仅仅是一种做老事情的新方式，它所提供的是视觉图像而非语词，是简单明了的意思而非复杂隐晦的表述，是短暂性而非永久性，是片断的插曲而非结构，是戏剧而非真理。”谢选骏指出：这是电视时代的担忧，电脑时代强化了其中的某些部分，但也削弱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因为电脑结合了电视和书籍。

（2005）

“显而易见，文学将在电子时代消失，或者萎缩为一种纯粹的礼仪角色，也许就像京剧那样的东西。”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只有过于繁琐的长篇小说会走向末日，因为那是在蜡烛时代帮助人们度过漫漫长夜的工具，相形之下，短小精干的东西则可能在网络空间得到进一步发展。

（2006）

“音乐、文学、油画、戏剧应该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精神、有助于我们‘持之以恒’。”谢选骏指出：科学、理性、方法、机器可以发挥最大效力，但无一应该获得全面专政的地位。

（2007）

“我们时代需要设计发明一些渠道，来疏导那些超越了有机界限的过剩能量和猛烈冲动的流向：控制每一领域内的洪泛同样要求建立堤坝和水库，以便这些横流四溢的洪泛日益平稳，进而疏散到最后的储存器——城市和区域、团体、家庭和个人，他们能利用这些能量促进自己的生长和发展。”谢选骏指出：这段写于1960年代的话，多么像西汉成篇的《礼记·坊记》，这种异曲同工是否说明西方社会已经开始准备进入大一统格局？

（2008）

“我们不是一个派别，我们不想也不能另成一派，除非我们否认真理的绝对性格。当然天国不属于这世界，但是天国却的确要求每件事都为它效命。天国是独一的，不容许有任何独立的或中间性的国度与它平行存在。自然，若叫这个世界自行其道，不管世界，而在安安静静的隐退中寻求自己的力量，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此处却不容许这样的安舒稳妥存在，因为如果凭着感谢的心领受，那么凡事就都是好的，没有什么可以拒绝，因此若拒绝的话，那就是对神忘恩负义，也是对神恩慈的误断与低估。我们所从事的战役就是抵抗罪，因此，不拘我们信徒被安置的关系如何复杂，也不拘社会、政治，特别是科学上的问题如何严肃困难、无法克服，但如果我们假藉基督徒的动机，或认为此世代是属魔鬼的文化，而想从此挣扎中退缩下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不忠与懦弱了。”谢选骏指出：以上就是巴文克为辩护他的信仰，在一篇名为《基督教的大公性与教会》的致词中发表的言论之一；但这也可以作为“基督教可以成为中国国教”的理由。

（2009）

“一种棕色的小鸟阿拉伯画眉，喜欢群居，合作抚养，奉行利他主义法则：当一只画眉给它的同伴喂食时，它并不是出于期待日后自己也能被同样喂食，不属于是功利性的互惠互利。那么这种喂食仅仅只是在血缘近亲中发生——个体利益自我牺牲是为了更加广的基因传播吗？——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对动物中利他行为的解释，但研究结果完全颠覆了它：群体中一只占据优势地位的画眉，恰恰是因为不断通过给其他画眉进行喂食而获得这种优势地位的。奉献越多越具优势。所以，当一只初出茅庐的画眉要给地位优越的画眉喂食，会遭到后者富有贵族风度的拒绝。还有一种方法也可取得优势，那就是抓住芦苇尖尖在高处站岗放哨，为了让其他同伴可以安全、放心觅食，不惜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画眉之间会积极竞争那个危险的哨兵角色。”谢选骏指出：这多少有些近似现代社会流行的“财产捐赠”、“公益活动”、“慈善事业”，我相信研究家们大概还没有琢磨出阿拉伯画眉利他主义后面的利己动机（姑且不说“种族利己主义”），否则，就不会那么感动不已了。

（2010）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说：“一个人若不把自己交给主，以致使一切生活受主旨意的支配，就不算是真的克己。”谢选骏指出：这句话很像二十世纪的独裁者语录：“一个人若不把自己交给党，以致使一切生活受党性的支配，就不算是真的无产阶级战士。”然而他忘记补充一句了：他所说的主，只能是他加尔文自己的思想！因为“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加尔文怎能把自己交给耶和华呢？

第二十二章

第三期中国文明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元素

（2011）

“十二世纪意大利僧侣乔基姆（Joachim of Fiore，1135─1202年）从未被天主教教会判为异端，其思想却被包括闵采尔、康帕内拉、温斯坦利等后世追随者以激进千禧年主义的方式加以诠释：乔基姆视历史为三个不同阶段的呈现，首先是圣父，其次是圣子，最后是圣灵（Holy Ghost）；他认为第一阶段主宰人们的是对圣父的恐惧，第二阶段是对圣子的信仰，但第三阶段是爱，如同‘上帝的朋友’，而这个阶段已经开始。……人类会在修道世界中作为信仰相同的弟兄姐妹实现大同。”谢选骏指出：这显然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耶稣基督说过，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

（2012）

“社会主义之所以是自由的最坏的敌人，原因在于：如果社会主义能实现它的诺言，它将对世界做出这么一种贡献，即自由的旨趣将显得苍白无力，人类将把自己对自由的忠诚转移给那主张给他们带来更多实惠的恩人。”谢选骏指出：最可怕的是，这个恩人、老大哥、伪领袖，不用自己的名义进行统治，而是用人民、社会的名义进行统治，因而可以更加不负责任地胡作非为；就像美国的坏人用公司、政府的名义进行活动，危害社会的程度远远超过街头犯罪。

（2013）

“从来不敢反时代潮流和抵制大多数人意见的人不但是个懦夫而且也是个诡辩家，而这也正是伟大人物孤身战斗的部分原因。”——能够孤身战斗到底的，就是伟大人物的开始；这个法则，不论在专制制度下，还是在民主制度下，都是通用的。

（2014）

“随着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展，人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成为经常性的事件，人们为土地而战，为面包而战，为女人而战，为权力而战，目的、旗号各有不同，但和小孩枪玩具的对抗模式也没多大分别，都是由各不相让演变为暴力相抗，谁力量大谁就是胜利者。当然，成人之间的冲突比小孩枪玩具的血腥程度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可能造成的灾难也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日益严重，以致把人类命运带到了‘不妥协就毁灭’的临界点，于是，在历经无效世代的恩怨情仇之后，‘世界政府’的构想出现了，‘国际法庭’的功能激活了，‘全球伦理’的建构也已韧露端倪。这类全球化的制度建设或价值诉求听起来何其堂皇宏大，但其基本功能不过相当于拆解小孩争斗的幼儿园阿姨或写给监护人看的‘入园须知’。”谢选骏指出：如果在其背后，没有某个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这些宣传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且，这个强大的武力还需要谨守分寸，绝不进行破坏规则的“军事管制”。所有这一切，没有“思想主权”的遥控是不可思议的。“军事管制”若不让位“思想主权”，就没有和平——这对现代中国，尤其迫在眉睫。

（2015）

1993年，来自世界各地的6500名宗教界领袖、神学家及其他人士汇聚“罪恶之都”芝加哥，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宗教大会。大会最后一天公布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该宣言宣称，呼吁建立一种“全球伦理”的基本理由是，我们这个世界正处于苦难之中，而各种难以历数而又深刻的当代人类苦难之根源或症结之一，乃是当代人类的道德危机。如果我们还存有一种“人类家庭”的道德意识，那么，就全人类而言，这种道德危机之深刻已经足以使我们认识到，“没有新的全球伦理，便没有新的全球秩序”这一宣言显然是在告诉那些自以为能够主宰全球政局或发展趋势的政客、军人和金融大亨乃至精神领袖们，世界秩序的重建也离不开人文的参与和道德秩序的重建。这和亨廷顿于同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思路上有一致的地方。亨廷顿在他的后冷战思考中把“文化认同”列为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这其实也是把世界秩序的重建和一些软性因素挂上了钩，并从学理上为国际政治研究与人文思考的整合提供了一个“范例”。

但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是一个伪理论。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就不可能存在“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只存在“建设文明”和“破坏文明”的区别、“文明共享”和“文明独占”的区别。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文明冲突”的宣传只能撕裂全球社会。相反，惟有“文明共享”的方针才能弥合伤口，以减少而不是扩大冲突。我主张，应该用“文明共享”的方针来取代“文明冲突”的宣传。只有这样，人类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2016）

“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全球治理’，这一命题其实不过是早期‘世界政府’理想的新版亮相。由于生态危机、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国政权的掌控范围，也由于人道主义灾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人类罪等全球化问题的出现，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治理’模式使成了世界秩序重建的向度之一。”谢选骏指出：在现存的文化中，只有中国曾经提供过类似于“全球治理”的“礼制的天下统治”。“礼制的天下统治”，这是谢选骏在1975年构想的一个书名。

（2017）

十七世纪的东南亚，“更多殖民者来自中国：在许多殖民据点，例如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虽然权力机构、守备部队、名义上都是欧洲人的，或者至少在欧洲官员的管辖之下，可是真正的殖民者却是中国人，他们大量定居于城镇中，并大规模地开发经济，因为缺少一个致力于发展海外帝国的本国宗主国政府，他们就利用西方的帝国缔造者，保护和促进自己的活动。”谢选骏指出：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模式正被复制到全球范围；这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礼制的天下统治的一个侧影。这个模式也反过来推动了“中国的崛起”，迫使一直向内龟缩于灰色长城之内的“中国政府”，走向蔚蓝色的海外。

（2018）

“我们中国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礼乐’与‘礼法’建构起的文化难道没有对礼物更丰富的表达？中国文化如何从‘血缘的共同体’向儒道的‘阅读解经的共同体’转化的？这个转化的后果是什么？而佛教佛学的渗入是否形成了共同体的新形态？”谢选骏指出：这牵涉到了“部落主义向帝国时代的转化”：儒教影响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以及佛教影响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向基督教影响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转化。

（2019）

“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一个神圣的共通体？《红楼梦》写作的破碎性与未完成性向我们启示了什么？是否会有一个新的正在到来的共通体在召唤我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topos）呢？我们还听说：有一个名为‘托钵士的共通体’将会带来与之有关的新消息。或许，它她可为我们显示一种新的共同体的样式？！那就让我们去寻找它！”谢选骏指出：你难道还不知道：那不是只要寻找就可以得到的既有之物，而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出来的未有之物；那就是谢选骏所说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2020）

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拥有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中国，在充分吸收了欧洲与基督教文明的元素之后，所创立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命中注定地海外扩张、整合世界；否则中国还会遭受奴役、走向亡国灭种。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命运，就是主动地把自己化身到全球文明之中、带领别人前进。否则，也会被动地化入全球文明的汪洋大海、被人带领前进。

（另起一页）

《思想主权》第五部

“途径篇”

思想主权的发现

（“途径篇”显示谢选骏如何接近“思想主权”这一主题，并最终确认了思想的主权。）

第一章

互联网时代的纲领

（2021）

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明确提出了一个纲领：人类的发展，仅仅拥有国家主权是不够的，还需要拥有思想的主权：惟有思想的主权地位，才能更新国家的主权状态，使之避免食言而肥的腐败堕落。

（2022）

仅仅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不够的；我们还须明确“思想主权”的存在。“思想的主权和主权的思想”。The  Sovereignty of thought，The Thought of Sovereignty.

（2023）

“互联网不仅提供思考的素材，也塑造了思考过程。”谢选骏指出：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思想的结果。互联网塑造思考过程，其实也是思想塑造了思考过程。

（2024）

人拥有思想的主权，虽然可以不受国家主权的支配，但人所拥有的思想主权，不可能是真理，不可能等于上帝的直接启示，不可能等于思想主权本身。

（2025）

人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分享了神性；国家是人造的，因此只有人性而没有神性。这也暗示出了，国家主权背后必有思想主权；思想的主权高于国家的主权。

（2026）

国家主权，不过是思想主权的分化形式甚至堕落形式。

（2027）

“世界”是由我们的大脑合成的图像！这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一旦公开，社会就将失去控制。

（2028）

在神的选民面前，政府不过是社会的管理者，是一个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供作崇拜的偶像。

在思想主权面前，国家主权只是一个物质领域、现象世界的无奈之恶。

（2029）

全部近代（笛卡尔）、近代（叔本华）、当代（解构主义）的西方哲学，都是宗教神学的退化形式。说它是一种进化形式也是同样的意思。而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不过只是巴比伦塔的演绎与“证明”。至于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就更是如此了。他们也许可以蒙蔽那些不懂基督教的华人，但是对于精通福音信息的人而言，这是不言而喻的。

（2030）

人的思想虽然不可能是真理也不可能产生真理，但却可能接近那个产生了自己的“本原”，也就是所谓的“真理”，因而人可以标榜自己的思想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世间万有惟有“思想着的人”可能分享了“神的本性”，也就是那个产生了甚至创造了人类自身的宇宙本体。“真理”的意思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本原”，世间万有惟有“思想着的人”似乎能够接近甚至分享这个神秘的本原及其真理。由于这一接近自己的本原与分享自己的本原之过程，是无法阻断的（例如依靠祈祷可以接通）；一切文明因此只能是“从思想开始”的，一切精神因此也只能是“思想主权的外延”。

第二章

国家主权的来源

（2031）

主权（sovereign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其本意即为“最高权力”。法国人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在1576年出版的《共和国六论》（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一书中把主权定义为“国内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权力。博丹的主权学说不同于他的《论共和国》的希腊前辈柏拉图，也不同于他的《论共和国》的拉丁前辈西塞罗，反而接近他的没有《论共和国》的意大利前辈马基雅维利：属中央集权国家主权学说。在他看来，主权者是君主。

上面这几个人所处的社会，分别奉行了不同的政治体制。而被称为国际法奠基者的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Hugo de Groot，1583－1645年），则认为主权属于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由于格劳秀斯超越了共和国与君主国，他的论述因而具有更强的普适性。但即使格劳秀斯也不懂得，“主权属于国家”仅仅是一种思想的产物，或说国家主权仅仅是思想主权的衍生物。

（2032）

博丹作为法国律师、国会议员和法学教授，凭借法语的影响力，使得他的主权（sovereignty）理论被视为近代欧洲政治科学之父。其代表作《共和国六论》，与霍布斯等人同为西方专制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博丹认为主权是“在臣民之上，不受法律节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拥有者，除了上帝的旨意和自然法之外，任何人的法律都可不必遵守，因为法律是由主权所创造的。不过在事实上，主权拥有者不必然是君主，也可能是国会。主权包含了有设立官署和规定其职务的权力；立法和废法的权力；宣战与媾和的权力；接受请愿的权力；生杀之权力等。

（2033）

博丹试图说明，主权不是上帝意志的产物，他是人为自身利益而创造的，产生于人的本性、人类的需要和祈望。显然，这样的主权只能是基于思想主权的国家主权，而不可能是思想主权本身。尽管博丹错误地认为国家主权是绝对的，而不懂得国家主权只能是基于思想主权，但他最终还是承认国家主权是受到限制的，比如受到自然法的限制，但似乎他并不重视这一点。根据古人的理论，他承认三种国家形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整个人民被排除在主权之外的国家是君主制；主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或者多数人手中是民主制；主权掌握在联合成集团的少数人手中，并由这个少数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国家是贵族制。

从主权不可分割的角度上看，君主制是最为相宜的国家形式，能够调和各种对立因素使之和谐统一，因此君主是实现真正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的最好国家形式。民主制因为人民缺乏理性判断，所以容易产生无政府和无秩序状态，是最坏的一种政体。而贵族制则因容易陷入党派斗争和争权夺利，也容易走向极端。

（2034）

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认识，是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天赋人权”也就是“自然权利”说，来反对“君权神授”思想。他在著作《政府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ment）的上篇里主张人类拥有生命、自由及财产之“自然权利”，来驳斥罗伯·费玛（Robert Filmer）爵士在《先祖论》一书中所主张的“国王之自然权”；并严厉批判其为“君权神授”的思想。《政府论》下篇则阐述洛克自己的法律政治理念. 他主张君主若违反了自然法，就可以被推翻。洛克的人权自然论，也就是“天赋人权”以及其法政理念，不但深深影响了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更成为十八世纪以后全球民主化的基础起点。他把在英国革命中提出的各种基本要求概括为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并把它们说成是天赋人权。

更有人追溯说：

1、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英语：Natural and legal rights）是两种在理论上不同类型的权利。自然权利源于拉丁文“jus nafural”，中文习惯译为“天赋人权”，或称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并有普遍性。法定权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给予其统治下之人民，由国家的立法机构逐条订立并编纂成为法律条文。

2、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荷兰的格劳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及卢梭等对此一思想进行发挥。现在自然权利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马里旦说过：“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3、西塞罗，罗马共和国演说家和政治家，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西塞罗曾说过：“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用立法来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当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被允许的，而要消灭它则是更不可能的……它不会在罗马立一项规则，而在雅典立另一项规则，也不会今天立一种，明天立一种。有的将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法律。”

（2035）

流行的理论把“天赋人权”说成是“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和普遍性”。

“法定权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给予其统治下之人民，由国家的立法机构逐条订立并编纂成为法律条文。自然权利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十七、十八世纪，荷兰的格劳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及鲁索等对此一思想进行重要的发展。现在自然权利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

上述“自然权利”的理论显然是荒谬的。为什么“自然权利”是谬论呢？因为天赋人权其实只是一种“思想”，如果硬要说它是天经地义的、可以脱离思想而独立存在的权利，那么它只能来源于圣经的信仰：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在这里，神把一切权力都托付给了人类，天赋人权其实起源于此，也仅仅起源于此。

（2036）

流行的谬论说：“天赋人权论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首先由格劳秀斯与斯宾诺莎提出来的，后经霍布斯与洛克将其发扬光大，最后由鲁索等人完成理论系统化工作。”这显然是信口开河了，因为“天赋人权论”其实是《圣经》提出来的。

“天赋人权的谬论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受自然法则支配，人人都平等享有自然权利：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由于人们同时具有自私自利等缺点，从而会对他人权利构成侵害和破坏，因此，有理性的人们便联合起来，订立契约，让渡权利，组成国家以保护人民的权利。由此得出结论，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人权，国家权力的原旨和目标是维护人权，政治民主化是天赋人权的内在要求。”

上述“胡说”也就是“西方的真理”提出，“人民主权”与“君主主权”相对立。其实不然，因为“人民主权”和“君主主权”同属“国家主权”的思想——和它们对立的乃是“上帝主权”或“思想主权”，“人民主权说”不过是“君权神授说”的翻版，都是越权的、僭妄的，毫无神圣与尊贵之可言。

（2037）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更加荒唐地提出了《社会契约论》（Du Social Contract，又译民约论），成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所宣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基础。

人民主权论否定君主主权论，但其实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翻版：主张国家主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政府应由人民产生并服从人民的意志，国民公意即是国家主权所在。虽其后被国会主权说、法律主权说等理论挑战，但仍是现今主流社会的主权论点：人民主权论可以驳斥法律主权说、国会主权说之处，在于国会既由国民选出、无法背离公意，只能代表国民行使主权。而人民主权的体现，除了国会以外，亦可经由全体公民投票来表达公意。例如，既使采用了“国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的英国及新西兰，还是要以“全国公投”来解决重大争议。

“人民主权”的思想看起来新颖，其实不过是“君主主权”的思想翻版，二者同属“国家主权”的思想。

可以和“国家主权”相对立的，是“思想的主权”：思想的主权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被认识成为一个独立的至高权力。在国家诞生以后，思想的主权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脱离国家主权的压迫，成为一个社会意义的至高权力——在此之前，思想的主权虽然创造了一切国家主权，但却反过来遭到国家主权的绑架，不能向公众显示自身的独立不拔。

（2038）

中世纪的“君权神授论”不过是古代“天赋人权论”的翻版。现代的“人民主权论”不过是中世纪的“君权神授论”的翻版。

（2039）

在动物园里住三天是可以的，但长久一点就会让人发疯，在专制国家、封闭社会居住也会如此——对于一个不是出生在那里或虽然出生在那里却读过不同的书的人来说，专制国家、封闭社会是不能忍受的牢狱。

（2040）

“社会主义的五条原则：不要思考；如果思考了，不要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了，不要写下来；如果写下来了，不要签名；如果签名了，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讶。”——不仅社会主义社会如此，人在一切国家主权的屋檐之下或多或少都是只能如此生活的，不同的只是，屋檐的宽窄及其表现方式。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卖劳力、做生意，也需要牢记并遵循这个原则，否则只有走向失业和破产。如果在错误的文件上签了名，结果被赶出自己的家门，就不要责怪社会不公了！

第三章

国家主权制造爱国主义

（2041）

一个相当独特而经常引起争议的问题，在于医院骑士团也是一个拥有内飞地的微型国家（自从1869年两名骑士获得治外法权，也就成为了“主权”的领域），但主权的权利从来没有被宣告过，几个现代国家仍然与骑士团维持完整的外交关系（也就是最有名望的骑士团部），联合国也给予其观察员资格，“是世界上唯一的有主权无领土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奇特王国。”

（2042）

“主权在法律上的主要基础便是对司法管辖权的独占权力。它超乎国家法律之上。更具体地，经过主权实体所做出的决策，不可能被地位更高的权力机构所驳回。除此之外，通常认为主权的另一个法律基础便是在现实上对于其权力的行使，而不只是在法律上拥有那样的权力。换句话说，仅宣称拥有主权或是仅行使主权权力都是不够的，主权要同时具备这两个要件。”——在这种意义上，国家主权和黑社会并无根本区别，更何况《庄子》就说过“盗亦有道”呢。

“公道自在人心”，就是“思想主权的司法管辖权”的体现。

（2043）

在理论上，国家主权是一种对某地域、人民、或个人所施展的至高无上、排他的政治权威。在实际上，国家主权等于是对人群的绑架和控制。简言之，作为“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主权自说自话地自封为“对内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来源，对外保持独立自主的一种力量和意志”。主权的法律形式，对内，常规定于宪法或基本法中；对外，则是国际的相互承认。“相互承认”也是国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国家主权基于互相承认、协同犯罪；思想主权却无需承认而径直支配人们的言行。

（2044）

“宪法”是一个主权司法管辖区内的最基本和最高法律，常被称为“母法”。而“自然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自然权利”在法理上与“宪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存在着悖论。目前在宪政国家，解决这个悖论的方法是宪法对自然权利的背书法制化，并将人权内容明细化。例如：美国权利法案是以修正案的形式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

但是人权作为“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并不是宪法赋予的，而是宗教赋予的。宪法的作用，仅仅是保障和实现人权的一种手段。在历史上，也曾有用“实证法”否定人权的先例，比如法西斯政权为其种族灭绝提出了“合法的途径”。

（2045）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主权也就是国家主权一词在数百年间获得众多内涵，但不论是作为思想，或是作为制度，主权都同一种强制性力量有关。”——但是思想主权却无需强制，却是人们不得不遵循、不由自主地遵循着的，因为人么就是由它造的。

（2046）

如同一个国家的元首（无论主权是否在其手上）能被国内的几个重要人士同时担任一样，主权的司法权在一个政治区域里可以被两个或更多的既定权力所分担，尤其是在如共同管领（condominium）的形式，或者如安道尔的多重公国。

（2047）

政府部门权力、司法管辖权及立法权的行使需要主权为依据。在民主制度里，主权属于国家的全体人民，这被称为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人民主权可以藉由国民大会等形式直接的行使。更普遍的是由人民选举代议士参与政府的代议政制，也是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其旧殖民地所采取的形式。人民主权也能藉由其他形式行使，如英国和其联邦所采取的君主立宪制。代议制度也能混合其他的行使方式，如被许多国家采用的公民投票制度。

（2048）

在其他的形式如君权神授、君主专制和神权政治下，主权则被定义为一种永恒的起源，为一种由上帝或自然界所赐予的国家权力。另一个较正式的区别则是法律与主权的关系，法律的条文（如果立宪正确的话）是能够在现实上应用并予以执行的，即使与人民的民意相违背亦然，但这只有经过立宪的程序才能正式更改。严格地说，任何违反这个立宪程序原则的行动都构成了革命或政变的“罪行”，不管其动机和宣传为何。

（2049）

在宪法和国际法上，主权的概念也赋予了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权对其疆土和地理领域拥有彻底的控制权，在他们掌控的各种机构（如法庭）下拥有法律的审判权，而不是透过他国的指令和管理。至于判定何种特定实体才属于主权的问题则不属于精密科学，反而时常是外交上的争论议题。

（2050）

对于主权的阐释，基本上分为国内和国际两大体系。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呈多极化，碎片化；但是在国内，所有的主权中心理论都认为，秩序、统一和政府是规范标准。现代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在其主权管辖的范围内，通过各种组织和技术，将社会权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资源加以整合与综合利用，实行无孔不入的空间控制。主权成了国家的一种属性。主权国家的职能，即在公民与既定领土之间制定一种强制的、明确的、永久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以领土为特征的、包围式的关系，成为公民认定的或自我认同的核心。

正因为这样，“爱国主义”也就成了国家主权理论的基本主题。霍布斯鲍姆指出：“宣扬爱国主义的政治口号，往往都是出自统治阶级与政府之手。”他解释说，由于现代国家以领土及公民为基础，因此必然时时将居民牵扯进国家事务当中，为他们描绘出一幅合理的有诱惑力的远景；这幅远景是独一无二的，是针对他们的生活而设计的，故也是命定的。完全以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通常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足够强迫人民对任何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不得不产生习惯性的认同。国家主权制造爱国主义，作为自己的安全便捷的工具，以便用软实力来维修自己的硬武器（被毛派分子庸俗化为“笔杆子与枪杆子”）。

第四章

各种国家主权的冲突

（2051）

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政治制度上，议会主权乃英国国会特有类型，其它国家的国会则是代表国民行使主权。英国及承袭体制的纽西兰采不成文宪法，由惯例与国会制定法律而定；其它成文宪法的国家需有特定修宪程序，且国会制定法律不能抵触宪法，表示国会在宪法架构下非最高性而为国民之代表。

（2052）

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否定国家或政府的主权，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主张的是特定的个人主权，认为个人本身拥有他自己的主权，也就是意识的形成基础。如尼采所证实的，一个人的意识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身体，虽然他反对上帝的观念，从而把自己的意识放在了一个没有根基的模糊地位，也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地位。

（2053）

主权和联邦制：在联邦制的政府里，例如美国，主权也是州政府所持有的、独立于联邦政府外的权力。问题在于，个别的州，尤其是那些分离为美利坚联盟国的南部州是否拥有主权？美国国内对此引发许多争论，尤其是在南北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著名的约翰·卡德威尔·卡尔霍恩（John Caldwell Calhoun，1782──1850年），虽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十年就逝世了，但他是后来短命的美利坚联盟国的主要精神设计师。卡尔霍恩享有“铸铁人”之称，原因是他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信仰。他提出了“无效论”，这个理论是说任何一州在认为任何联邦法律违反宪法的情况下，可以宣称这个法律无效。卡尔霍恩的这个遗产使得他与南方独立运动息息相连。但是卡尔霍恩生前却始终为联邦政府服务。他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任多个高职。他是第七任美国副总统：首先任约翰·昆西·亚当斯（1825年至1829年）、后来任安德鲁·杰克逊（从1829年至1832年）的副总统。1832年辞职后任美国参议院议员，在参议院里他的势力更加加强。从1810年到1817年他还曾任美国众议院议员，从1817年到1824年美国战争部部长，从1844年到1845年美国国务卿。

（2054）

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宣布联邦税收无效导致了无效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当时的联邦税收对北方工业的利益比较有益，对南方农业比较不利，因此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关宣布它违反宪法。

作为反应国会通过武力法案允许总统使用军事力量来强迫州政府履行所有联邦法律。杰克逊派遣美国海军战舰赴查尔斯顿港。南卡罗来纳州宣布武力法案无效。最后亨利·克莱提出了一个折衷法案改变了联邦税收法律平息了这场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杰克逊在一次宴会上说出了一句著名的祝酒辞：“我们的联邦必须和应该被保存。”副总统卡尔霍恩回答的祝酒辞是：“我们最爱戴的是自由，第二是联邦！”两人之间的决裂已经无可补救。1832年卡尔霍恩参加竞选参议员，而不愿再当副总统了。这可以看作是“南北战争”的起源。

（2055）

州和联邦之间的冲突推迟了一代人，一直到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南方宣布它可以宣布任何北方施加的禁止奴隶制的法律无效，这场冲突才以南北战争的形式正式爆发。那时卡尔霍恩已经死了十年了。奴隶制的存废不过是南北战争的一个导火线，或者说是一个借口。南北战争的实质是：“联邦和自由”谁是第一位的？

（2056）

部落主权指的是美国联邦所承认的印第安人部落所拥有的权力，部落有权在其区域内（有时也在区域之外）行使有限的司法权力。

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如魁北克和印度克什米尔，“主权”一词成为国家独立的同义词（指的是在当地的“国家主权”或民族自决的权力，也就类似伍德罗·威尔逊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可与之相较的还有毛利人用以形容主权的“Tino rangatiratanga”一词。

（2057）

“生产者主权论”（Producer Paramountcy Theory）的概述 ：‘生产者主权’是一个与‘消费者主权’相对立的概念。加尔布雷思从现代公司以实现‘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一点出发，提出了‘生产者主权’论。”

“消费者主权是指在商品市场上消费者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状况，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决策决定着生产者生产什么； 而生产者主权则是指生产者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并控制价格，消费者要根据生产者的意志来进行购买和消费。加尔布雷思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设计和生产产品，并控制着产品销售价格，然后通过庞大的广告、通讯网络和推销机构对消费者进行‘劝说’；现代大公司还对政府进行游说，以左右政府的采购决策。这就是‘生产者主权’论的主要内容。”

（2058）

“生产者主权的产生，关键在于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力量的不平衡。生产者总是有组织的集中的机构，可以动用规模性的力量。当面临外来力量的冲击时，可以进行组织协调，可以有条不紊制定策略，展开应对。消费者则是分散存在的，消费行为本身就具有散在和灵活的特点。消费者很难对生产者采取集体行动，即使生产者对消费者采取了明显的损害行为，消费者或者期待自己可以幸免，或者等待他人采取行动自己可以坐享其成。当人们都等待‘搭便车’的时候，具有公告产品性质的维权行为的供给必然会低于社会的合意需求。当个别受害者不得不采取行动时，公众的一般态度也总是观望，很少自发地给予公开支持。这就是维权行为所面临的公共产品供给困境。”

（2059）

“生产者主权论的表现：生产者主权表现为生产者对市场的操纵，对消费者行为的控制。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借助于专业的市场调查机构，生产者能够获得消费者需求及其变化的丰富信息，把握消费发展的流行趋势，设计和生产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通过庞大的广告网、通信网和推销组织对消费者进行轰炸式的‘诱导’，生产者可以迫使消费者接受其提供的品种、款式、规格、价格，按照其指导购买和消费。生产者借助于现代技术将其意志强加给消费者，于是，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不是需求创造供给，而是生产创造消费。”

（2060）

“生产者主权或者消费者主权，不是在市场行为中谁支配谁，谁服从谁的问题，也不是谁的利益得到更充分实现的问题。当然，在经济学的意义上，一个有效的市场应该是一个均衡的市场，是一个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均衡的市场，一个消费者利益和生产者利益都得到成分实现的市场。现代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主权的强势，意味着市场效率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提高。”

第五章

国家主权的野蛮性

（2061）

“非正义”作为“国家主权的特性”，首先体现为暴力胁从，类似于绑架与勒赎，其次体现为游说圈套，类似于语言欺诈，最后体现为立法圈地，类似于仗势欺人。

相对于国家主权的“暴力”，思想主权的特性是“正义”，而一切正义都是建立在“合理”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国家主权的对策，则是以正义与合理来装扮自己的暴力，以获得合法性，其结果，就是形成了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所有的国家都不遵守自己的意识形态；相反，国家主权倒用自己的才智和诡诈，把思想主权变成了“奴隶道德”并进一步用国家主权所雇用的笔杆子，也就是御用文人、理论家、智囊等等，把奴隶道德册封为人类的良知。其实，这个人类的良知不过是国家主权的奴仆，与思想主权毫无关系，甚至针锋相对。

（2062）

国家形成的第二阶段——寇成为统治集团：“现在，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不断地四处进行军事进攻和征服的军事组织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尔森（Mancur Olson）把它们称作：‘寇’，并把这些‘寇’分为‘坐寇’和‘流寇’。这些‘寇’们的军事活动，把原来互不往来的部落氏族们联系了起来。所谓‘流寇’是指那些到处进袭、扫荡的‘寇’，比如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北欧的维京人在北欧、西欧、中欧等地四处劫掠，到一个地方就杀光、抢光和烧光，然后呼啸而去；这种人是没有出息的‘寇’，永远也成不了气候。真正能做大事的是‘坐寇’，也就是真正控制住了一个地域的‘寇’，这种‘寇’占住了一块地方就不走了，他们要在这里‘坐江山’。‘坐寇’所重视的，不是一杆子买卖的劫掠，而是长治久安的统治；‘坐寇’不仅是要对其他人群进行军事战役上的胜利，更要对其他人群的全面征服、全面专政；‘坐寇’不仅是要被征服者们在行为上的屈服，更要他们在心理上恭顺，要他们心服口服，要把他们从桀骜不驯的‘野畜’变成温良恭俭让的‘家禽’。‘坐寇’要的是制度化的压迫和压榨。如果一个坐寇组织，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最终成功地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域中建立了统治权，垄断了该地区的暴力使用权，一个地域范围或大或小的国家就形成了。国家的范围要比原来的氏族部落大很多。那个坐寇组织就成为该国家中的统治集团，其他人就是被统治者；原本是军事组织的坐寇集团现在要管理国家，原来的各级军官（在罗马帝国中就是骑士，在满清帝国就是八旗），现在大都变成了各级官吏，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占有了大量土地——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财富。所以我把这个集团称作：‘统治性的官僚军事集团’。”——现代术语叫做“人民公仆”或“国家公务员”。

（2063）

“‘统治性的官僚军事集团’当然不仅为罗马人独有。这是人类发展的前期阶段普遍的情况。比如罗马国家对广大欧亚非地区的占领，秦始皇对广大中华大地的占领，中世纪欧洲各个王国各自对泰晤士河流域、塞纳河流域、波河流域等的占领，等等。这样的坐寇遍及古代世界，埃及的法老王国、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莫卧尔王朝、日本的大和国家、南美的印加国家、非洲的库施王国、马里王国、桑海王国，不胜枚举。这个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是世袭的，但另外一部分则是处在动态变动之中。这个集团内部充满激烈的权力斗争，一些倒霉蛋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抛出该集团，而被统治人群中的一些幸运儿则会挤进该集团。”——挤进的，就叫“主流社会”、“执政党”；抛出的，就叫“非主流”、“在野党”。

（2064）

“在这种人类前期的国家中，该集团是国家中的主导集团，国家的命运兴衰主要取决于该集团的决策、政策和管理。该集团和被统治者们的关系同时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要在该集团控制的地域范围内建立秩序，不能再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不能再有暴民和土匪存在，不能犯上作乱，不能没有国法，不能没有社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规则。第二，要压榨被统治者们，也就是要多一些拿走被统治者们的剩余产品，最好是尽量压缩他们的生活消耗，剩下的产品和劳动时间都用来去满足该集团成员的需要。第三，要让被统治者们有一个安定的进行生产的环境，要让被统治者们有一定的生活资料，要让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就像牧人和牲口的关系一样，所以中国古代的地方首长就干脆叫做“州牧”。 

（2065）

“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93年9月号上发表了《专制、民主与发展》一文，张宇燕阐释了奥尔森该文的思想：在大群体内的秩序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据奥尔森自己讲，他曾长期为此问题苦恼。有一天他偶然读到一本讲述中国1920年代军阀混战故事的书，其中特别谈到了两种军阀的异同。一种是占山为王的‘坐寇’，另一种是到处流窜的‘流寇’。两者的区别甚大，并主要表现在税收的征收形式上：前者定期地、持续地、相对稳定地收税；后者则是随机地、扫荡式地‘收税’。虽说‘坐寇’总是贪得无厌，其规定的税率也相当高，但由于税后百姓总还能剩下一点儿，特别是相对于那些生活于流寇区的人民而言，所以他们也就只好接受现实了。另一方面，‘坐寇’的贪得无厌也是有上限的。他们由于驻守而产生了长远的眼光，并逐渐认识到‘竭泽而渔则明无鱼’的道理。这样一来，理性的、自利的‘坐寇’便会逐渐安顿下来，戴上皇冠，用政府（即提供秩序与公共产品）来取代无政府。由于前者逐渐地把随机的劫掠变为正常的税收，特别是他们将劫掠的权利垄断于自身，结果其统治区的百姓便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此时可安全地受一人劫掠而不必再担心他人的压榨。由此奥尔森引出结论说：大群体内出现政府，不是源于社会契约或自愿交易，而是出于无政府状态下匪帮首领的自利目标。”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此不攻自破了。这是中国社会对于人类作出的又一个“贡献”。

（2066）

“霍布斯认为：人类的最初状态就是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争斗，从而没有社会秩序。他的这一判断如果是指那时不断发生的部落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下面的观点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人们为了建立社会秩序，自愿把政治权利让渡给国王，由国王来维持社会秩序。确实，在人类的前期国家，只有国王才有权使用暴力，并以此维持社会秩序；但是，人民并没有自愿把权利交给国王，人民这样做只是出于被迫。几千年的欧洲历史都是如此，古代中国同样如此。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通过工商业活动组织起来的市民们，才能通过组织性力量摆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国王统治，并在互相之间达成一致，自愿把政治权利让渡给政府，由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你不自愿就强迫你屈服，留发不留头！

（2067）

“韦伯把国家定义为成功地垄断了在某一地域内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制度。而政治秩序就是一种制度，通过它，某些个人和群体获得并行使对其他个人或群体的权利。在人类发展的农业文明时代，是坐寇们、也只能是坐寇们，给人类带来了国家，带来了政治秩序，带来了安定的生活，带来了大范围的和平。在罗马帝国或我国的唐宋元明清各朝，一个人可以不佩刀剑安全地行走千里。能取得这样成就的‘坐寇’已经不能再被称作‘寇（寇就是匪帮）’”了，而应该被称作‘皇帝’‘国王’‘王侯将相’‘官人’；人们提起他们，再不会像提起土匪一样鄙夷，而是像提起父母官一样崇敬。这时，坐寇就是官吏，官吏意味着地位、权势、财富、荣誉。中国古代的百姓，如果有哪一位在结婚时能请到县太爷，那就是莫大的面子，可能三十年以后，当时的新郎还会对别人夸耀这件事呢。而对于中国古代90％以上的人来说，能光荣地成为坐寇性官僚集团中的一员，那真是祖上积了大德了。”——科举制度，是坐寇集团的一大发明，让自己的主权具有了合法外衣。

（2068）

“当我们看待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大致从利益的一致性和利益的矛盾冲突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流寇和被劫掠者之间可以说没有什么利益的一致性。工人和资本家一方面在权益的分配上有着直接的矛盾，另一方面在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上双方又有利益的一致性。坐寇和被统治者之间虽然在压迫压榨上利益是矛盾冲突的，但也有利益的一致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坐寇垄断了暴力，使得老百姓们能拥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在这里，这个‘统治性的官僚军事集团’主要包括文官和武官；那么，大一统坐寇性国家中（比如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但不包括中世纪欧洲的领主）的地主阶层，是属于什么性质呢？一方面，他们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他们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勤奋、节俭、聪明能干，而在生产上取得比别人大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他们一定会和统治集团建立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因为是统治集团的一份子而获得大量土地，很可能利用优越的经济条件供养子弟读书从而进入官僚阶层，很可能通过贿赂当地官员而获得税收、司法、行政等方面的大量好处，不论是在罗马还是古代中国，这种联系经常是通过家族的方式来建立的。总之，他们紧紧地依附在统治集团身上，以至于几乎成为统治集团的一份子；而统治集团的成员也因为有这样的依附者而获得各种经济上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共犯结构”。

（2069）

对“良心”的两种理解：

1、良心之作为“公平的秤”，这种良心人无法拥有，只有思想中的神明可以拥有。

2、良心之作为“衡量的秤”，这种良心人人拥有，只有公平的程度有所不同。

3、最为邪恶的人，也有其“衡量的秤”，只是极端偏向自己，大斗进，小斗出，甚至只进不出，因此被人称为“没良心”。

（2070）

如果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承认君王也是人，也有人权，那么，那么，老百姓可以胡来，君王为什么不可以胡来？“百姓和君王都可以胡来”？难怪天下会周期性地大乱。“他是君王所以不能胡来。所以他不是人，而是天子。”这是什么理由？这“说明真正的法制和真实的人道是冲突的”。

第六章

上帝的主权与国际法

（2071）

加尔文的上帝主权论：“一般研究加尔文神学的人，大多会指出‘神至高主权的教义，是整个加尔文思想系统的基础’；1618─1619年的多特大会（The Synod of Dort）后，加尔文主义的五项要点（Five Points of Calvinism）也大扺被确定，此即：全然败坏（total depravity）、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限定的赎罪（limited atonement）、有效的恩典（irresistable grace）、圣徒的坚忍（preseverance of the saints）这五点，而此五要点背后所反映的均是‘上帝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God，the divine sovereignty）的观念。”——其实，加尔文所说的“神至高主权”，只是他自己的教义，是他自己的思想。不论他如何用上帝来给自己镀金，其“上帝主权”说的质地，依然是人的东西。 

（2072）

“上帝主权、上帝神圣的统治这观念，就像逻辑演绎的公理（axiom），发展了加尔文每一部分的神学：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曾说：‘严格说来，我们说认识上帝，却没有宗教或敬虔，这就是不对。’因此，有关加尔文对上帝主权的看法，绝不能单就上帝观理论层次来谈，必得由其在日常生活、灵修层面上之实质来检证其实在性。”——逻辑演绎的公理，数学的演算也罢，甚至科学的观察和推测，都是人的思想，不能升格为宇宙法则。

（053）

“J.I.Packer在所著《传福音与神的主权》一书第一章里说过：‘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是祈祷的；承认神的主权乃是你祈祷的根据。……实际上，每逢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就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和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应是无所不在。”——但是这样的主权显然不是超越于人的，否则是无法被人说出来的，更是不可能被人总结归纳的，否则上帝岂不是比人们的语言还小了？事实上，许多人在祷告的时候，都自以为聪明地认为，可以通过祷告来影响上帝甚至操纵上帝、控制上帝的决定。

（2074）

“《基督教要义》卷一第十六章，加尔文讨论上帝以祂的权能保存并支持宇宙，以祂的旨意统治宇宙。在论上帝的摄理上，加尔文也提醒我人‘所谓天命（providence），不是指上帝高踞天上，清闲自在地注视着下面人间所发生的故事，乃是说上帝掌握了宇宙的枢纽，统治一切。’在此，加尔文一方面排除了自然神论（Deism）的看法，一方面则已指向预定论的说法，‘一切都是出自上帝一定的旨意；因此，没有什么事是出于偶然的。’。”──显然，加尔文所谈论的上帝，仅仅是（关于上帝的）信仰，不是上帝（及其能力）本身。但是，为了实现他本人不曾告人的目的，他却把两者（关于上帝的信仰和上帝及其能力本身）混淆起来了。加尔文于是成了一个假传圣旨的伪造者，一个沐猴而冠的伪善者。

（2075）

“‘人在上帝的权能以外，甚么都不能做’，这是加尔文信仰中很根本的一个观念，上帝的主权即在此显明。在《基督教要要义》卷一第十七章中，加尔文再深入发挥上帝的主权的观念，加尔文说：祂统治世界的奇妙方法，称为‘深渊’是很正当的，因为那虽不是人力所能认识的，还应该是我们崇拜的目标。’（卷Ⅰ，17章，2节）加尔文更指出：‘上帝统治世界的权力，既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我们就应当接受这最高的统治，认祂的旨意为公义的唯一规律，和万有最适当的原因。’。加尔文认为，‘一个虔敬的人必把每一幸福与愉快的事完全归于上帝’，但所谓幸福，愉快的事不是指物质方面的。”——这里所说的，是些真假参半的东西；一会儿承认自己不懂，一会儿又假装自己懂得。一个人若把两者（关于上帝的信仰和上帝及其能力本身）混淆起来，就只能成为加尔文那样的假传圣旨的伪造者，一个沐猴而冠的伪善者。

（2076）

在国际法下罗马教廷被承认为一个主权的形体（与国际法的实体梵蒂冈是分离的），虽然土地面积极小，但也拥有一小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内飞地。这就是欧洲人的精明之处，通过保留给教廷的一小块地皮，来合法化自己的全部权利主张。以噢挪威欧洲人的“国际法”都是从上帝主权的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上帝的主权，就没有欧洲人的合法权益。

（2077）

国际法上的主权：在国际法上，主权指的是国家的权力行使，也可能因某些外力因素导致暂时无法行使主权，但这并非主权丧失。在原则上，主权是“合法行使权力的根据”，在实际上，则是“拥有行使权力的实际能力”。外国政府承认了一个国家的领土，也就承认了其主权，又或者也可能拒绝做出承认。例如，在理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宣称其政府主权包含整个中国大陆和台湾，而两岸政府相互不承认彼此的“国家”地位。目前上一些国家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地位，而多数国家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实际上缘于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主权是重迭的，区别在于他国承认哪一个“政府”为“中国主权的代表”。然而，“主权重迭之认定”实际已违反了“主权的排他性原则”。由此可见，所谓“主权”在本质上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是“一种思想”，甚至是“一种文字游戏”。

随着时代与观念的变化，加上两岸政治情势与过去的不同，目前“拒绝双重承认”变化为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中华民国与新国家建交时则不再要求对方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2007年5月1日圣露西亚与中华民国正式建交，同时并未主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涉至2007年5月5日，宣布即日起与圣露西亚正式断交，因此，目前仅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还认为两岸主权重迭，至于中华民国一方，从两岸开放交流之初就一直公开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台湾主权，因此中华民国一方实际属于否定两岸主权重迭。

（2078）

文天祥的《金陵驿二首·其一》感人至深，但无论如何，他的地理意识已经从“中国人”变成了“江南人”了：“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中国就这样灭亡了。但中国意识依然存在。中国意识后来甚至被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乃至某些苏联人继承了。

（2079）

“大学，是死人统治的地方。”就像“政府，是统治死人的地方。”大学是死人统治的地方，这在毕业典礼上最为明显了，大家都身穿丧服。政府，是统治死人的地方，这在国庆游行上最为明显了，大家都像木偶一样行为划一。百兽率舞，自古及今，中外各国，概莫能外。

（2080）

一些支持民主全球化的人士则认为国家应该让出一些权力给世界政府（比联合国更具权力的全球性政府），由世界上的人民所控制，而不是依据国与国之间的准则。这种主张，事实上也是从上帝主权的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上帝主权的观念，也就没有人民权利的余地。这种“主权国家应该让出一些权力给世界政府”的主张，事实上也是从上帝主权的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上帝的主权，也没有人民的权利。

第七章

结构主义与语言主权

（2081）

语言主权理论：“有种观点认为，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它建构了思想本身。在奥威尔的设想中，极权社会改造语言就可以起到阉割思想的作用。一些女权主义者也要求通过改造语言来消解性别歧视。操持不同语言的人们，关注世界的不同层面。比如英语时态指引我们关注事件的发生时间和说话时间之间的关系，而印第安温图语的某种词尾可以用来区分说话者是亲身经历的还是道听途说。如果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极端化，引用大量印第安语言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印第安人和英语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例如对于‘船搁浅在沙滩上’，印第安的表达习惯是‘沙滩是这个独木舟动作的地方’。然而这种论证有翻译的陷阱在里面。若是不讲究方法，你可以把任何一种据说是先进的语言翻译得蹩脚生硬。马克吐温曾经故意把自己在维也纳新闻俱乐部的德文演讲翻译成蹩脚的英文以达到滑稽效果，难道能据此推断德国人真的思维方式很另类么？”——显然，共产党员奥威尔不大懂得什么是“思想”，他显然是按照“思想改造”意义的“思想”来定义思想的，这十分浅薄。因为真正的思想是无法阉割的，因为那并不成型，没有器官，如何阉割？能够遭到阉割的，不过是思想的表达方式。

（2082）

“有一些实验支持语言决定思维，但多数实验是检验词语对记忆或者分类的影响，而不是整个思维观念。真正重要的发现是语言学家布鲁的《语言对思想的塑造》。布鲁曾拿同一则故事（分别写成中英文）给中美学生看并要求他们答题：故事中提到的某某情形是否真实发生。美国学生回答正确率极高而中国学生多数都回答错误。结论是，英语中有虚拟语法而中文没有，所以导致了思维的差别。中国人很难理解假设中的情境？作为中国人，我表示反对。问题一定出在故事的表达方式上。别的心理学家质疑了该实验：布鲁给中国学生提供的中文故事本身就写得不好，表达上模棱两可，而且中国学生科学训练更好，能够发现字里行间的模棱两可性，所以反而给出了不正确的回答。而且模棱两可本身就说明了思想和符号的不一致。同一个符号可以对应不同的思想，反之亦然。”——语言也许可以决定思维，也就是思想方式或思想表达；但语言无法决定思想，甚至无法充分表达思想。

（2083）

“如果语言决定思维，那么没有语言的人肯定是没有思维了，就像一条不会说话的狗。苏珊席勒《没有字的人》中提到了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聋哑且不会手语和唇语，也不会书写。当席勒开始教他手语后，智力正常的他学得很快，并突然意识到原来各种事物是可以有名字的，于是产生了强烈求知欲，学习一切能够学到的表达，并告诉席勒他过去的种种经历——如果学习语言之前他无所谓思维，那些记忆如何可能？还有其他的研究，不会说话的婴儿，以及灵长目动物。毫无疑问，他们或者它们都是具有初级的思维能力的，包括抽象思维——对数量的认知、对亲缘关系的体察。在科学家中有的擅长图像式思考，有的擅长符号式思考，这同样说明了思维和符号的不同。”——这里，似乎发生了一个奇迹：“没有思想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富于思想的人”。但其实呢，不过是“不会表达思想的人”变成了“善于表达思想的人”。奥威尔之流还不明白么？！

（2084）

“近代语言学的划时代发现：世界上所有语言中的短语都有着相同的结构。”——这种“结构主义”后面，隐藏着思想的主权。

（2085）

“语言本能是否存在？他借用了一个包含十个问题的心理测验，问题包括马丁·路德·金去世时的年龄（39岁）、一架空的波音747有多重（18万公斤）。回答问题的人只需给出一个他90%相信是正确的范围。如果这十道题你估计的范围都涵盖了正确答案，说明你不够自信。因为要想给出包含正确答案的范围，只要把估计的范围说得特别大就行了，比如马丁·路德·金遇刺时肯定是在1岁到200岁之间。但几乎每个人做答时都太自信了，忍不住把范围限定得很小。人们总以为他们比实际知道得多。一般人能答对3到6道，只有不到1%的人给出了9到10个包含正确答案的数字范围，99%的人都太自信了。艾尔斯想借此说明人们都太相信自己的直觉了。阿申费尔特用数据推算后说1986年波尔多葡萄酒的质量会很一般，而帕克依赖他的专业技能预测说那年的酒会特别好。结果阿申费尔特的预测是准确的。但统计数字总是要由人去分析和使用的，应该无法全面取代人的判断。”——多数人都以为真理在握，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就活得很不自在了；多数人都害怕面对真相，因为真相揭示了人的渺小和短暂；多数人都把自己当作万物的尺度，因为这样也够他们活一阵子了。

（2086） 

“语言本能是否存在？‘9·11恐怖袭击’到底是一起事件还是两起？可以说它是一起，因为它们毁于本·拉登的同一个计划，相距不远的双塔被撞击的时间只相隔数分钟。但也可以说是两起：南塔和北塔之间相隔一定的空间，是两座不同的玻璃和钢筋组合体，在不同的时间遭到撞击并倒塌。一起还是两起，这并不是类似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那样的问题，不同答案之间有35亿美元的差距。因为按照世贸大厦保险合同的规定，遭一起破坏性事件赔偿35亿美元，两起赔偿70亿美元。结果双方打起了官司，保险公司的律师说是一起：发生的是一场恐怖袭击。世贸大厦租户的律师说是两起：发生了两次倒塌。庭审时法官们对“事件”一词的含义发生了争议，官司打了近6年，最终协议是保险公司在赔偿了23亿美元的基础上又赔了20亿美元。这是斯蒂芬·平克在他的新书第一章讲的事情，意在说明语言学研究并不是一门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跟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语言的重要就在于：人其实是语言创造出来的一个物种。

（2087）

“看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由于我们的头脑非常灵活，使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个复杂事件。堕胎是妇女控制她自己的身体还是终止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美国在伊拉克是作为解放一个国家的国家还是作为侵略一个国家的国家？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词语问题。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时代》周刊评出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个人之一：‘他能清晰、潇洒、幽默地传达复杂的思想，这是他的书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书在学术界激起的浪潮，他站在知识界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的最前沿。’”——因为他的《语言本能》一书揭示了，人类的种族和文明其实是“预定”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揭示这些预定或放弃这些预定。我们甚至连这个也做不了，只能听天由命。

（2088）

“1960年代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后天教育比先天更重要，这样教育才有改变、塑造人的可能。但1975年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一书挑战后天论，他声称人类天生好战，男性倾向凌驾于女性之上等等。平克发展了乔姆斯基的天生语法理论，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本性。比如我们习惯于以空间的方式表达时间（“把会议往后推一个小时”）。但进化的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人具有创造性，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修正我们的认知模式。关于决定论，他常提起的是他决定不能不假思索地做自己基因的奴仆，而是选择不要小孩，说明人还是能克服自私的想繁殖自己的基因的。”——他怎么知道是自己能克服自己的基因？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他可能具有这方面的基因缺损。

（2089）

“在新著《思维的要素》（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中，平克说，通过研究语言可以了解思维的运作机制，就像研究微粒运动可以了解物理学定律。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一些内在倾向会妨碍对问题的讨论。比如我们倾向于对物体做整体化的思考，‘货车要么是满满的，要么就是空荡荡，它会影响人们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如果我们说男性平均空间感知能力强于女性，人们本能地理解成男性是一边，女性是另一边，所有男性都强于女性。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像做统计一样想问题，知道平均的意思’。”——这就是语言的局限，“类”的局限，“概念”的局限。因为“女强人”不仅比多数女人要强，也比多数男人要强，但女强人再强也强不过男强人：“所以女人不如男人”，这就是“类”与“概念”的局限与超限。

（2090）

平克说，“语言在理论上应该可以描述实际情况，但在实践中，因为人自己的限制，总不可能达到这一‘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在我看来，平克说的这种说法是极为幼稚的，因为语言所描述的，本来就不是实际情况，而是人自己的思想。实际上，这个聪明人之所以会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是因为他叫卖语言知识的欲望，压倒了正常的常识和理性。在我看来，正常的说法应该相反：“语言在理论上应该无法描述实际情况，但在实践中，因为人自己的自我膨胀，总说自己说得对，结果就需要没完没了的争辩、诉讼甚至法庭和战争。”

第八章

谎言、个人主义、与之合一

（2091）

“在绝大多数国家，讲真话比较容易，实事求是，既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牺牲。而讲假话需要很大勇气，因为你骗人要承担后果，搞不好就身败名裂。可我们正好相反，讲假话很容易，张口就来，脸不红心不跳。而讲真话需要极大勇气，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风险。这种真假颠倒的实质是是非颠倒了。”——其实在每个社会，谎言都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中国只是比较突出罢了。

“这仅适用于‘善意的谎言’，不包括‘打算用谎言进行利益的欺骗’。”——总统和其他公职人员竞选时候对选民们进行的无法兑现的许诺，算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打算用谎言进行利益的欺骗”的呢？广告和推销员对顾客进行的无法兑现的许诺，算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打算用谎言进行利益的欺骗”的呢？其实在“善意的谎言”和“打算用谎言进行利益的欺骗”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因为语言的本质就是如此：语言无法清晰描写实际情况。只有骗子才不承认这一点。

（2092）

“善意的谎言是为人，非善意谎言是为己。至于政客商人之言，或是世上大部分谎言是为一己利益，更是不在话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概只存在教科书了。对朋友、小孩的赞美，也许有虚伪成分，但多半没有利己成分。”——我觉得呢，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这一区分也许明显，但不同的人彼此之间的“明显”又是“明显”不同的。两个明显乃至无数个明显重叠在一起，明显就变成模糊的乃至明显不同的了。这就像底片，一次曝光很清楚，两次曝光乃至多次曝光就无法成像了。

（2093）

“有些时候，说谎的人出于主观自利的目的说谎骗人，但在客观上让被骗的人至少变得更舒服。比方说，很多宗教人物（真正的基督信徒除外）给别人一个虚幻的盼望，来达到自己敛财或其他自利的目的，但在客观上给了被骗的人某种必需的疏解。再比方，有人比如老毛骗大家说他是人民的救星，让大家对他的画像跳‘忠字舞’，大家不得不跳，但是那些被他骗住的人跳的时候就会比那些看穿他的人要少很多痛苦。再比方，假如被梁骗子骗走的钱最终没有偿还，被骗的人继续被骗（例如认为梁骗子只是“在坦桑尼亚作铜生意失败或被当地人骗了，他们夫妇自己也是受害者”），会比认清真相（知道梁骗子是个蓄谋专拣熟人下手的职业骗子），要少些痛苦。如果一个人计划不利哪个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有可能的话最好用骗的方法，这样较少阻力，较少消耗。否则就算被剥削的人的反抗能被镇压，社会的内部消耗必然增加，反而不利社会整体发展。”——这大概是“谎言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之说的理由吧。在很多其况之下，不说谎言，不仅被视为“不友好”，而且还可能被认为是“挑衅”甚至“宣战”。

（2094）

总统和其他公职人员竞选时候对选民们进行的无法兑现的许诺，算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打算用来进行利益欺骗的谎言”呢？股神们忽悠股民们进场垫背送死的怂恿，算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打算用来进行利益欺骗的谎言”呢？其实，“善意的谎言”和“打算用来进行利益欺骗的谎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因为语言的本质就是如此：语言无法描写实际情况，语言只能描述自己。

（2095）

“言语包含太多的欺骗了。”——谢选骏指出：因为固定的语言难以描述流动的事情。固定的语言还能给活动的思想激发出不同的理解。语言不能说清意义，意义不能揭露事实……知道了这些，就无需苛求自己了。

（2096）

透彻的思想出自三不要：不要钱，不要命，不要脸；仅仅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是不够的，因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最多只能概括“不要钱、不要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具有语义的重复），而无法概括“不要脸”——而唯有“不要脸”的、不怕被群体用讥笑来予以毁灭的卓越个人，才能脱离因袭、达成原创。

（2097）

人类无法认识真理，人类只能认识自己的思想，正如猪只能认识猪的思想，而无法认识人的思想。什么样的人，就认识什么样的思想，除非有个金刚不坏之身，认识真理只能是人的吹嘘；或者，“真理”的意思仅指“我说的就是”。

（2098）

击败历史？人们自以为突破与创新，其实不过循环与翻新。个人主义，不过是种族奴隶的调味剂。“不是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因为我是思想主权的奴仆。

（2099）

仅有思想自由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获得思想主权，思想自由迟早是会失去的。否则，多问几个“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一切答案和意义就都突然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无边的虚空。这就是“有思想自由而无思想主权”的终极结果。

（2100）

人只不过是“一只大一些的蚂蚁”。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蛛丝马迹。人们所做的一切，本质上和电影无异。人，浮光掠影而已。除非，他能拥抱思想主权，并且“与之合一”。

第九章

如何确认“思想主权”的存在

（2101）

那么，我们如何确认“思想主权”是确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我们的一种幻想呢？

那么，我们如何确认“思想主权”是确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我们的一种“我说的就是”呢？

似乎合理的推断是：有思想的王国，所以有思想的主权；有世界的存在，所以有创造或形成这个世界的信息存在。

思想的主权，因此超越于国家的主权和主权的国家。反而，思想主权才是国家主权和主权国家的终极设计者与创造者。

（2102）

言就是行，思想是行动的第一步；甚至思也是行，所以说“心里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因为思想的主权是贯穿一切的，甚至是至高无上的。思想的主权它仅仅服从“神的意志”，而且也就是“客观规律”、“超越思想自身的逻辑”。

（2103）

思想的功能不在于“认识真理”，因为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人的思想功能在于“指导行动”，因为这是可能达到的目标：“思想主权”是为了“指导行动”而推断出来的，如果认为那可能导向“认识真理”，就太自以为是了。因为是所谓的“真理”，就仅仅存在于神秘的启示里，而无法被人类所把握。罗马总督彼拉多这头国家主权的猪猡代表，就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所以只会嘟嘟囔囔地问说：“真理是什么呢？”

（2104）

“真理是什么呢？”罗马人的这一愚蠢问题应该代之以一个更加聪明的问题：“血肉之躯怎能掌握真理呢？”

（2105）

没有对错，只有思想；没有意义和事实的区别，只有思想一以贯之。因为所谓“正确的思想”如果不仅是指“有用的思想”，那么只能是指“神明的思想”——那不是人类所能触及得到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从天上掉下来的！”

（2106）

1、思想的轨道其实无不合乎天意；2、思想的律动其实无不依从四季。逆天悖理的言行，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人们所能做的逆天悖理，无非是违反习俗、破坏国家主权的言行。

（2107）

国家的主权是人为的领域，思想的主权是自然的领域；任何违反习俗、破坏国家主权的言行，只能毁坏人为的领域，无法毁坏自然的领域；因为即使“遭到破坏的自然”，也还是一种自然。

（2108）

在思想的主权中，有神性，也有魔性；在思想的主权中，有人性，也有国家。

（2109）

可以说，神性创造自然，人性合乎自然；也可以说，魔性创造人为，国家合乎魔性。

（2110）

读书真好，超级麻醉。难怪“滥杀无辜”的毛泽东临死的时候也被吓得只敢读书、麻醉自己的极端恐惧，而再也不敢去铲除异己了。她一咽气，异己分子立即铲除了他家族和他的遗迹。 

文学是麻醉剂，可以抚平时间的伤口。

第十章

思想主权的人形典范

（2111）

“思想主权的人形典范”是谁呢？可以说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当他说“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上帝的东西当归上帝”（《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我以为他确立了一个原则：“上帝”就是思想主权的体现，正如凯撒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显然，凯撒的东西不是上帝的东西，凯撒的旨意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主祷文也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种愿望的背景，是现实里的匮乏和阙如，以及对于最后审判和天国的盼望。也就是说，上帝的的国没有降临，上帝的旨意没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2112）

上帝的主权通过什么显现呢？通过思想，通过信息创造世界。上帝不仅用思想、信息、命令在“七日”之内创造了宇宙，而且还给人赋予某些神性和神的形象：“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创世记》第一章26—31节）

（2113）

思想主权所遵循的轨道，就是正义，是内在的平安、良心的自由：

1、“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十四章10节）

2、“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十五章5—8节）

（2114）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为什么喝了耶稣基督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喝了耶稣基督的活水，就在天国里了。

（2115）

孔子、释迦、苏格拉底、耶稣基督，这“四大哲人”，谁最荣华富贵，谁最穷困潦倒呢？释迦牟尼，生为王子，最为荣华富贵；拿撒勒人耶稣，生于马槽、长于流亡、后来卑微，且死在十字架上，最为穷困潦倒。苏格拉底虽然也被处死，毕竟还在学生和朋友的簇拥之下，因为他是作为雅典人被雅典人处死的，不是作为外邦人被罗马人处死的，还保留基本人权，不像耶稣基督在众叛亲离之中，受尽凌辱虐待。至于孔子，虽少也贱，后却尊荣，鲁君封赏，门徒环绕，虽不及释迦之盛况，毕竟胜过苏格拉底多多，故不能企及揭示宇宙之真相也。因此之故，唯有那被神遗弃、遭人背离的耶稣，独能彻底征服我心、融化我灵，让我得以口称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的、大卫称他为主的基督，是我的救主。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使徒行传》）《以赛亚书》说：“耶和华却定意（或作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

耶和华所“生出”（而非“创造”）的基督耶稣，是“以马内利”、与神同在；所以《箴言》上他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2116）

思想主权的最高体现就是“以马内利”，那就是“与神同在”：“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箴言第八章》）

（2117）

世上最美的事？那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慢慢享受流血至死的痛苦——那就战胜了世界、亲近了与神同等的荣耀：“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2118）

在《旧约》里思想主权的宣告不绝如缕：

《箴言第八章》这样说智慧Sophia：“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哪，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哪，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哪，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或作红宝石）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坐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货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阿，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这就是思想主权的表达？

1、“耶和华阿，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记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以赛亚书》二十六章8—10节）

2、“（大卫的诗。）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诗篇》一百零三章1—4节）

3、“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袋快要破裂。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约伯记》三十二章16—22节）

我愿意相信那“不可能发生的事”，这就是奇迹、神迹、上帝的干预。

（2119）

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许活出了生命的终极目的，那就是让自己最终被吃掉，当然，为让它者吃得丰盛，先允许自己长得壮大：“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以马内利与其他生命不同之处，是他主动地让人吃掉自己，而不是被动地、无奈地，所以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种主动态度，就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 因为那是来自“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因为这样的生命机制，是维持生命系统所不可缺少的，而且“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生下来就吃它者，从母奶到其他生命，我们死去的过程就是被它者吃——在这种意义上，个体的死亡只是表象，其实质是生命的转化：从母体转移到子体，而养育过程如同输血过程。

（2120）

“我活得不耐烦了。”

“你想与主同在吗？”“怎样才算是与主同在呢？”“与主同钉十字架。”

“你想为主而死吗？”“怎样才算是为主而死呢？”“与主同钉十字架。”那样，你就与思想的主权全然合一了。

第十一章

思想主权的体现就是正义

（2121）

用汉语说出来的神学，就已经是中国特色的了。尤其不是直接翻译的，而是中国人转述的，无论如何都有中国特色了。除此之外，故意去追求所谓的“中国特色”，所产生的只能是异教甚至邪教。

（2122）

中国特色神学思想是必然会出现的，但是怎么能由一个“宗教局长”提出来呢？这不能典型的“鞋匠治国”吗？这是以奴仆名风月，不可取也。

（2123）

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因为普遍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没有非正义便不可能管理国家”。而当时罗马还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法治严明的民主共和国。由此看来，“非正义”确实是“国家主权”的基础。

如果说“国家主权的基础乃非正义”，那么“思想主权的基础就是正义”。“正义”，而非“秩序”，乃是思想主权的第一要义，而国家主权为了秩序，经常牺牲正义，甚至把秩序当作正义，以致演出“强权就是公理”的丑剧。甚至为了稳定就牺牲一切生命。“妥协”也好，“民意”也罢，都无法掩盖在“势力均衡”名义下放弃了正义的秩序。这实际上违背了思想的主权。

（2124）

早期的奥古斯丁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只要不超出体力和环境，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相反的，人不想，就不会选择去做那事。……其实奥古斯丁能够这么想，是因为他还有多余的体力需要消耗；等到他老一点了，没有那么多过剩的精力了，他还有自由意志吗？他想都不想了。他躲到《双城记》里面去了。

（2125）

《上帝之城》其实就是《双城记》。其第四卷第4章：“没有公义的王国就像一个强盗团伙”：取消了公义的王国除了是一个强盗团伙还能是什么？所谓匪帮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王国吗？这个强盗团伙本身是由人组成的，有一个首领，凭他的权威实行统治，由于一种同盟关系而结合在一起，按照一致赞同的法律来分赃。如果这个强盗团伙接纳被社会抛弃的恶人，后来发展到攻城略地、征服民众的地步，那么它就更加名符其实地就是一个王国。它变得越来越真实，不是由于消除了罪恶，而是由于它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受惩罚。确实，这就是那个被捕的海盗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回答。这位国王问那个海盗，你说通过占领大海来保持敌对是什么意思？那个人大胆而又傲慢地反问道：‘那么你说占领整个世界是什么意思？我用一艘小船来做这件事，所以我被称作强盗；而你用一支大舰队来做这件事，所以你被称作皇帝。’”

（2126）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指出：撒路斯特的历史揭示了处在危难时期或和平时期的罗马人的道德——在此，我要停顿下来，引述一下撒路斯特本人的证言，他赞扬罗马人的话语（“在罗马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与其说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说乃是出于本性。”）提供了讨论这个问题的机会。他提到的那个时期就在国王们遭到驱逐之后，而那座城市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有了巨大的增长。然而这位作家在他的《历史》的第一卷，即这部著作的绪言中承认，甚至在那个时期，在国王的统治转变为执政的统治的短暂间隙中，比较强大的人开始不公正地行事，激发了普通民众与贵族的分离，以及城中的其他混乱。撒路斯特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布匿战争之间的那个时期，罗马人的社会享有前所未有的和谐与纯洁的状态，其原因不是他们爱好良好的秩序，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与迦太基之间的和平遭到破坏，（就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纳西卡反对彻底摧毁迦太基，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导致邪恶盛行，无法保持罗马人原有的生活方式）。然后他继续说“然而，在摧毁迦太基以后，混乱、贪婪、野心，以及其他罪恶，因为繁荣而变得与日俱增”。如果这些罪恶是在“增加”，并且是在“与日俱增”，那么这些罪恶早已出现，并且一直在增加。所以撒路斯特进一步解释了他所说的事情的原因“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强者的压迫、平民与贵族的不断分离，以及其他民事纠纷，平等与公正地管理事务只存在于驱逐国王以后，城邦担心遭到塔克文的报复和面临与伊拙斯康人的战争的那个短暂时期。”你们瞧，他承认，甚至在驱逐了国王以后的那个短暂时期，恐惧也是平等和良好秩序的原因。事实上，他们担心塔克文在被赶下王座和赶出城邦以后会对他们开战，会与伊拙斯康人结盟。但是再来看他添加的话：“在那以后，贵族把民众当作自己的奴隶，像国王一样对待他们，鞭笞和杀害他们，剥夺他们的财产，像僭主一样对待那些身无分文的人。民众在这样的残暴统治下，在高利贷的压榨下，被迫要为连绵不断的战争奉献金钱和服兵役，最后他们拿起武器逃往阿文廷山（Mount Aventine） 和圣山（Mount Sacer） ，建立了自己的部落，有了自己的法律。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混乱和纷争才告一段落。”你们看到罗马人是什么样的人了，哪怕是在驱逐国王以后最初的那几年里。这种状况就是当时罗马人的状况，亦即他所说的“在罗马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与其说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说乃是出于本性。”如果这些日子就是罗马共和国表现得最为优秀和最为杰出的时期，那么我们对那些后续的时代又该说些什么或该怎么想，用这位历史学家本人的话来说，“通过逐步的演变，它怎样不再是最崇高和最公正的城市而变成最坏、最邪恶的城市？”如他所提到的那样，这就是在迦太基遭到毁灭之后。（第二卷18章）

（2127）

罗马史家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揭示了共和国政治高层的腐败与政变的关系，《朱古达战争》揭示了共和国军事高层的腐败与战事的关系——两书关注的都是共和国领导阶层的道德品质问题。撒路斯特的两部纪事让人们看到：优良的政制首先取决于领导阶层的德性品质，共和国领导阶层的品德败坏必将断送共和政制。反过来说，共和政制再完美，如果领导阶层品德败坏，共和政制必然会衰败。

（2128）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希腊人服从神灵而允许诗歌，古罗马人则对此加以约束”——“西塞罗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考察了古代罗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著作中的对话人之一西庇阿（Scipio）说：‘如果喜剧没有为日常生活习惯所接受，它便不可能以自己的可耻表演博得观众的赞赏。’早先时候，希腊人还保存着某些合理的演出许可制度并制定了法律，无论什么喜剧若要提到任何人，必须指名道姓。而在西塞罗的同一本著作中，西庇阿说：‘有谁没有受过喜剧的攻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凌辱？有谁得到过它的宽恕？姑且承认它嘲弄过民众派首领、无耻之徒、图谋对国家发动暴乱的克莱翁（Cleon）、克莱俄丰（Cleophon）、叙佩伯鲁（Hyperbolus）。我们暂且容许这样做，尽管对这类公民的抨击最好来自监察官，而不是诗人。但是对伯里克利（Pericles）这样一个在这么多年间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领导过自己国家的人用诗歌进行嘲弄，并且在舞台上表演，这样做并不比假如我们的普劳图斯（Plautus）或奈维乌斯（Naevius）企图抨击西庇阿兄弟，凯西留斯（Caecilius）抨击加图合适。’稍后他又说：‘相反，当我们的十二铜表法仅对极少数罪行判处死刑时，其中却包括这样的案件，即如果有人唱歌或作诗攻击和诋毁他人，这有多好啊！要知道，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接受长官的审判和法律的裁断，而不是由诗人来评判，并且只有在法律赋予我们回答的权利和可以依法辩护的情况下，我们才听取指责。’上述话语是我从西塞罗的这本书的第四卷中摘引下来的，我逐字逐句地加以引用，只在个别地方省略了一些字，有少量的移位，以便使其含义更加清楚。这些引文与我努力想要解释的主题是相关的。西塞罗还做出进一步的陈述，并在结论性的段落中说明古代罗马人并不允许任何活着的人在戏台上受到赞扬或谴责。

但是希腊人，如我所说，尽管并非更加道德，但却更加合理地允许了罗马人禁止的事情；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神灵批准上演那些低级的、使用肮脏语言的喜剧，并以此为乐，这些喜剧不仅指责人，而且也谴责神灵本身；这些无耻的行为强加给他们的无论是诗人的虚构，还是真实的邪恶行为的写照，都没有什么区别。观众对此难道只会嘲笑，不会模仿吗？所以他们会得出结论，当神灵自身都不希望他的名声得到维护的时候，要维护那些城邦的领导人和普通公民的好名声显然是太狂妄了。”

……

为国家主权服务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不懂“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也许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这位一心向往罗马城的非洲人不懂“为宗教而宗教”、“为信仰而信仰”、“为荣耀上帝而荣耀上帝”，那么他写的东西就不过是垃圾了。因为，“为宗教而宗教”、“为信仰而信仰”、“为荣耀上帝而荣耀上帝”，也就是“为思想而思想”，恰恰是思想王国的象征、思想主权的标志。

（2129）

思想的机能、思想与意志、思想与灵魂：

古人认为：基本上，精神就是思想，只有靠思想人才有别于其它的动物，不过不要想象人是一半思想、一半意志，好像人把思想与意志放在服装的两个衣袋里，因为这种想法是空洞不实的。思想与意志的分别只是理论的态度与实践的态度之区分而已。不过这两者并非〔心灵〕两种不同的能力。究其实际，意志乃是思想的独特方式，也是思想转变其本身为存在；思想透过需求〔欲求〕而成为存在。

今人认为：思想，总是在尝试和探索中萌芽；意志，总是在挑战和磨砺中铸就。思想，总是在学习和积累中升华；意志，总是在磨砺和挫折中坚韧。

我认为：参照“上帝的主权”，《神学大全》里面的“质疑”、“反之”、“正解”、“释疑”其实都是“思想的呈现”。

（2130）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从“结束百年革命的最后革命”得到好处，那就是公平、正义、恢复秩序、获得赔偿，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该再度遭遇“百年革命”中那样的不公平、非正义、破坏秩序、拒绝赔偿。

这首先不是一个可行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该不该的问题。只要是应该，就需要去做。至于如何做，那是一个实践问题；并且可以通过长期的司法活动，来建立完善中国的司法系统。

中国的“国情”，就是以“可行性”为借口，来扼杀正义。这样的国家必须取缔。这样的国情必须消除。

第十二章

人间没有终极对错，只有思想

（2131）

欧美人的狡诈：把他人提供的事实（Fact）叫做意见（Opinion），把自己提供的意见（Opinion）叫做事实（Fact）——这就是法庭辩论或政策辩论的内幕技巧。然后再赢事实去否定意见，用程序去封杀异议。而实现这一偷梁换柱的关键就是所谓的“数据”。

（2132）

人间没有终极没有对错，只有思想；没有意义和事实的区别，只有思想一以贯之。因为所谓“正确的思想”如果不仅是指“有用的思想”，那么只能是指“神明的思想”——那不是人类所能触及得到的“此曲只应天上有”。

（2133）

没有支点与立场的思想，仿佛在宇宙之外；没有支点与立场的思想，才会接近上帝。

（2134）

有两种思想：一种是逻辑的、基于概念演绎的；一种是处境的，基于命运召唤的——前者是“历时”的，后者是“共时”的；前者基于教养，后者基于本能。

（2135）

确认思想主权的“存在”，只能通过信仰而不能通过科学——因为科学最终只能导向怀疑论。可以这样说：科学的怀疑论为我们扫清了所有的偶像，把我们引到了思想主权的面前。

（2136）

对一个事物的正确看法，应该不能叫做“歧视”；对一个事物的不正确看法，才应该叫做“歧视”；不过现在，对事物的正确看法，反而常常被叫做“歧视”了。这就是“政治正确主义”。

（2137）

“被命运鞭打”，思想产生了。

“被命运抚慰”，思想消失了。

这就是上帝的公平。

（2138）

在国家主权那里，“程序”经常是作为一种“潜规则”来使用的！

（2139）

如果你是从永恒中来的，那么你就是永恒的。如果你是从暂时中来的，那么你就是暂时的。你是永恒的呢还是暂时的呢？这可以由你自己决定的吗？

（2140）

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改变人们的观念，其实是没有必要且得不偿失的——因为人们的观念虽然改变，但观念后面的东西其实并没有改变。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改变人们的观念，这其实是一种高尚的创造行为，而不是为了获得某种报酬的交易行为：这才是救赎的本意。所以人性虽然没有因着上帝之子的牺牲而变好，但耶稣基督却也并非白费力气。因为他提供的榜样，不仅具有无穷的力量，而且揭示了天国的奥秘。

第十三章

上帝的思想与不朽的原罪

（2141）

我们的心和脑是无法包容上帝的，我们的心和脑最多只能包容有关上帝的思想。我们的心和脑受到圣灵感动是有其可能的，但让圣灵内住，却是我们的心和脑无法长期忍受的。这就是“不朽的原罪”。

（2142）

“高级生命发展出有关上帝的观念”，这并不等于说上帝是人们臆造的。因为在“有关上帝的观念”背后，很可能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存在。例如，人们为什么会感到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存在？答案是显然的：因为确实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存在着。例如如暗物质暗能量。这是由人的感官局限所决定的。

（2143）

神秘的语言不在人的层面得到理解，就像人的语言也不在狗的层面得到理解。人怎么能听懂神秘语言呢？除非神秘故意降低到人的层面，这就是“道成肉身”。

（2144）

“回头是岸”是一句宽慰，也许算得上“白色谎言”，类似于警察对那些即将跳楼解脱的人们所说的“缓兵之计”。“回头也不是岸”，这是警察和急救人员都不敢面对的残酷真相，因为他们自己也各有各的跳楼的理由。

（2145）

平面的空间就是空间，纵深的空间就是时间；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的东西，只能是肤浅的东西：所以空间比时间更能为人们所理解。过去是一个思想，现在是一个思想，未来是一个思想，过去——现在——未来还是一个思想。

（2146）

与其说“人生如梦”、“人生如戏”，不如说“人生是一种思想”。

“人生如梦”的潜台词就是说，人生与梦都是人的感觉。“人生如梦”的意思就是说，人生虽然不等于梦，但却是和在梦中类似的某种东西。你设计，你建筑，大风袭来，毁于一旦；这不是一次意外，这是一个预定的时刻表。

（2147）

现实与梦境的区别似乎仅仅在于：现实具有因果连续，而梦境则缺乏因果连续……但事情真是这样的吗？梦真的没有因果连续吗？我也不能全然确定。

（2148）

做梦的时候，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在这种意义上，自我意识与其说是“灵魂”，还不如说是“标签”。

（2149）

人在梦中，人自己似乎是某种自己不能控制的力量之下的傀儡。

（2150）

如果人能长生不老，生活可以一成不变——那么，人生更像梦幻呢还是更不像梦幻呢？我以为那就更像梦幻了，因为一切可以刻骨铭心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因为一切思想的基础全都瓦解在了。

第十四章

一念之差创造了不同的制度

（2151）

“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这话很深刻，但不全面。其实在‘谋’之上，还有一个层次叫‘势’。所谓‘势’就是国势，是国家的综合实力。而综合实力背后是制度，以及由于制度先进衍生出来的技术优势。孙子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靠综合国力。”——创造了所谓的“综合国力”和“技术优势”的所谓“制度”又是什么创造的呢？作者没讲。其实，创造了“制度”的还是思想；制度基于思想，是一念之差创造了不同的制度。

一念之差不仅创造了不同的制度，还创造了不同的命运：十五世纪的时候，欧洲人都知道在印度洋向东出发就可以到达印度，但哥伦布认为向西航行也能到达印度，但这个想法却被当时的航海先驱国家葡萄牙的君主约翰二世坚决地反对掉了。但思想是不会死亡的。其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却在丈夫的决定下一改自己的初衷，大力支持哥伦布的想法，并遣之实行。结果，哥伦布成功地发现西印度群岛，此地其后更成为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基础。

（2152）

“语言是生活的化身。（德谟克利特）”——谢选骏指出：生活又何尝不是语言的化身呢？德谟克利特不懂得这一点，因此被称作“唯物主义哲学家”。

（2153）

“语言既可以掩饰思想，也可以暴露思想。（加图）”——谢选骏指出：这就使得测谎仪成为可能。当然，这也包括了所谓“身体语言”。

（2154）

“说出烙有所处时代印记的语言，这一点历来合法而且永远合法。（贺拉斯）”——谢选骏指出：但是，“务去陈言”经常会招致文字狱，因为国家是思想的敌人，包括自由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2155）

“人使用思想仅仅是为了遮盖错误，而用语言则是为了掩饰思想。（伏尔泰）”——谢选骏指出：伏尔泰的思想总是这样浅薄，因为玩世不恭的他，永远讨厌厚重的思想。

人使用思想不仅为了遮盖错误，还为了改正错误；人用语言不仅为了掩饰思想，还为了表达思想——谢选骏就是如此。

（2156）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一个人的心灵受了鼓舞，那不用说，器官虽然已经萎缩了、僵了，也会从死沉沉的麻痹中振作起来，重新开始活动，像蜕皮的蛇获得新生的力量一样。”——谢选骏指出：这是对于复活思想的基本认定。

（2157）

“我的言语高高飞起，我的思想滞留地下；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莎士比亚）”——谢选骏指出：人们把莎士比亚想象得比莎士比亚更伟大，这是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读者的想象促成了作者的伟大。

（2158）

“心灵最深切关注的一切，只能经由嘴唇吐出的言词讨论。（歌德）”——谢选骏指出：这就是人的可悲之处，好在我们还可以运用“通感”来察觉思想主权的存在。

 [通感（Synesthesia），又译共感觉、联觉或联感，一词源自古希腊语（syn）“共同”和（aisthēsis）“感觉”。这是一种具有神经基础的感知状态，表示一种感官刺激或认知途径会自发且非主动地引起另一种感知或认识。具有通感的人通常被称作通感人（synesthete）。真正的通感是无意识的，文学修辞手法的通感（如“苦涩的风”或“尖利的笑声”等）有时也会被描述为“通感的”。据估算平均每23个人中会有1人拥有某种通感。一个通感人的通感感受很少发生改变，例如一个人“感到”数字1是红色，他每次看到1字时，都会“看见”红色。当问及通感人怎么发现自己的通感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经验不寻常，直到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不同。有些通感人感觉好像整个生活都在保守这秘密。] 

（2159）

“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公众事物。”（休谟）——谢选骏指出：因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结果；难怪等到社会瓦解之后，语言就无法释读了。即使同一个民族，等到某个朝代结束以后，人们对前面一个朝代的语言，也会进行不同的释读。

（2160）

雨果《悲惨世界》：“语言在人的心里，从思想走到良心，又从良心回到思想的时候，才是一种灿烂无比的神秘。”——谢选骏指出：他意识到神秘的存在，却不知道语言、思想、良心，都统一于思想的主权。

第十五章

思想家和梦幻家都是被动的

（2161）

雨果《海上劳工》：“思想家是主动的，梦幻家是被动的。”——谢选骏指出：法国人的肤浅，使他无法知道：思想家和梦幻家都是被动的，除非他受到激励。思想家也是被造的，他的思想只能来自于思想的主权。

（2162）

巴尔扎克《论艺术家》：“思想常常好比宝藏；然而这些思想正像分布在地球上的金刚石一样，是十分稀有的。需要长时间去探找，或者不如说去等待；需要使用测探器遍访思想领域的汪洋大海。”——谢选骏指出：他不知道思想并不需要寻找，思想早已在我们心中，需要的只是把它呈现出来。

（2163）

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人的肉体只是那内存生命的一个贮藏室，一个不可少的依傍，一种外壳。”——谢选骏指出：“内存生命”就是思想主权的余脉。

（2164）

巴尔扎克《司汤达之死》：“人类在世间，有着自己灵魂的星座，自己的天，自己的天使……”——谢选骏指出：那就是思想主权在每个自我里面的绵延。

（2165）

托尔斯泰《致阿·夫·日尔凯维奇》：“思想，就是推动自己和全人类的生活的力量。”——谢选骏指出：他意识到思想的力量，却不知道思想的主权。

（2166）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类头脑不能完全了解事件的原因，但是寻找那些原因的愿望植根于人类的灵魂中。”——谢选骏指出：算计的头脑属于撒旦，理解的愿望属于上帝。

（2167）

“语言是一座城市，每个人都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增添了砖瓦。（爱默生）”——谢选骏指出：但不是每个人都是爱默生所说的人的，否则，语言的改变就会加速百倍。

（2168）

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思想的滋味是苦的，不过苦得使人很舒服。思想就像许多条涨满冰冷秋水的溪流，潺潺地流出来。”——谢选骏指出：苦力说思想是苦的，甜心说思想是甜的，其实思想是无味的。

（2169）

高尔基《人》：“自由的、不朽的思想，把动物造成人，创造出无数神祗，哲学体系以及能够打开世界之谜的钥匙——科学。”──谢选骏指出：看来无神论者和宗教信徒没有多大区别。

（2170）

高尔基《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不找到灵魂，是不会找到正确的行为的。”——谢选骏指出：这个俄国浪人无法懂得，即使他能找到自己的灵魂，也无法实施正确的行为。

第十六章

科学是语言而不是客观事实

（2171）

“语言是科学的唯一工具，词汇只是思想的符号。（塞·约翰逊）”——谢选骏指出：由此看来，科学不过是一种语言，是思想的产物，而决不是什么“客观事实”。

（2172）

“语言是一块琥珀，许多珍贵和绝妙的思想一直安全地保存在里面。（理·特伦奇）”——谢选骏指出：这话说反了，其实，是思想激活了语言。

（2173）

“语言的真正作用与其说是表达我们的需求，不如说是掩饰我们的需求。（哥尔斯密）”——谢选骏指出：因为掩饰是一种更巧妙的暗示和表达。

（2174）

“一般的人都用语言来表达交流思想，而聪明的人则用它来掩饰思想。（罗·索斯）”——谢选骏指出：其实任何人都会“用言语来掩饰思想”，这就是“谎言”的产生。

（2175）

“语言得意洋洋地把思想定在适合自己发展的范围内，就像河流与山脉限定着国家的疆界。”（赫兹里特）——谢选骏指出：但思想迟早会冲破语言的桎梏，结果就是“语义的改变”。所以，文法总是赶不上思想的；而突破了文法的思想，就被叫作“先知先觉”（当然，其前提是这些突破被后人接受了，并构成了新的文法。）

（2176）

“学生活在言词中，而真理和事实则以远胜于语言公式的种种方式涌入我们的生活。（威廉·詹姆斯）”——谢选骏指出：这里所谓的“真理和事实”其实就是人们的所思所想。

（2177）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语言，而且通常各个时代词汇的差异要比思想的差异大得多。作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其他时代的思想译成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语言。（奥古斯特·海尔）”——谢选骏指出：说这话的人把“思想汇编”和“思想活动”混淆了。思想活动是活的，抓不住的，辑录不了的；每个懂得写作的人都会因此深深地苦恼。

（2178）

“随着一种观念的流行，言语创新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习惯改变的程度。（塞·约翰逊）”——谢选骏指出：观念显然比思想更为狭隘，因此用观念一词必用思想一词更容易把握。

（2179）

“无论在哪里，只要风俗与时尚腐败了，语言也会腐败，它模仿公众的骄奢淫逸。（本·琼森）”——谢选骏指出：其实，不是风俗与时尚腐败了，更不是语言腐败了，而是人腐败了。

（2180） 

“而我们所谓灵魂者与思想截然不同。灵魂即生命最原始最本质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潜在意识。而释放出灵魂深处的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而这种最高境界往往就只是随心而发之感，常用这种心态写作的人往往不追求任何形式，以自己高度原始的纯洁心境抒发自己真正的所想所感而不拘泥于这种思想是与常人相悖的逻辑思维，也不至于置身于那种本不想要却被强加的怪圈。”——谢选骏指出：“反体制作家”是思想主权的代言：圣经的先知和中国的史官。

第十七章

“三个世界”的文字游戏

（2181）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也会是客观存在的吗？比如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客观存在的吗？客观知识只是波普尔更一般的客观世界的理论之一。波普尔重新阐述了客观的含义，把‘世界’分为‘三个世界’。唯物主义和物理主义只认可‘世界1’。二元论者承认‘世界2’的存在，即人类的思维过程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更激进的一种理论, 反而否定了‘世界1’的存在，认为‘存在即被感知’：电影《The Matrix：黑客帝国》便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波普尔却打算还要为‘世界3’辩护，一切都因为因果关系和反馈机制。”

不过在谢选骏看来，“三个世界”其实是一种“三元论”或“三神教”的人道主义变种，下面一一说来：

波普的信徒认为：

“‘世界1’即物理世界，由物质客体、由石头和星球、由植物和动物、由辐射线和其他形式的物理能量构成的世界，它尤其包括诸如应力、运动、力和力场之类的状态和事件。如果想这样做，我们可以把物质的‘世界1’再分为无生命物质客体的世界和生物世界即生物客体的世界，尽管我们要冒区分不明的风险。

‘世界2’，即精神世界，内心的或心理的世界，我们的痛苦与愉快的感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决定、我们的知觉与我们的观察的世界；换言之，内心或心理实体的，或主观感受的世界；‘世界2’能够以种种不同方式再分。如果想这样做，我们可以区分完全有意识的经历和梦想，或潜意识的经历，或者我们可以区分人类的意识和动物的意识；‘世界2’非常重要，尤其从人类观点或从道德观点看非常重要。人类的痛苦属于‘世界2’；人类痛苦，尤其是可避免的痛苦，是所有能对此有所帮助的人的中心的道德问题；内心的‘世界2’的现实——及人类痛苦的现实——有时被人们所否认；最近被一元论唯物主义者或物理主义者，或被某些激进的行为主义者所否认。然而主观经历的‘世界2’的现实得到常识的承认。

‘世界3’，即客观知识世界，是指人类心灵的客观产物的世界，即，‘世界2’的人类部分的产物的世界，例如语言，传说,，故事与宗教神话；科学猜想或理论以及数学建构；歌曲和交响曲；绘画和雕塑；书籍、鞋、飞机、计算机之类的事物；也包括十分简单的物质客体，它们十分明显地属于‘世界1’，例如有柄小平底锅和警棍。包括诸如人的心理活动的所有计划的和深思熟虑的产物都被划归‘世界3’，即使它们大部分也可以是‘世界1’客体，这对于理解这个术语是十分重要的。‘世界3’中不难区分许多不同的世界。我们可以区分科学世界和虚构世界、音乐世界和美术世界以及工程的世界。

世界3客体的例子为：美国宪法，或者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暴风雨》或者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或者牛顿的引力理论。

用上面这种三神论的术语说，我们的现实由三个世界构成，它们相互联系，以某种方式相互作用，也部分地相互重叠。（此处“世界”一词显然不是用来指宇宙“universe或cosmos”，而是指它的组成部分。

（2182）

“世界1”与“世界3”的关系

波普的信徒认为：

“世界3和“世界1的联系：许多属于“世界3的客体同时也属于物质的“世界1”。（关键就看其有没有形成“硬件”？）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垂死的奴隶》（The Dying Slave）既是一块大理石，属于物质客体的“世界1”，也是米开朗琪罗的心灵的创造物，作为心灵的创造物属于“世界3”。对于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世界3”客体，可以说它们被体现或物质地实现在一个或许多“世界1”的物质客体中。一幅伟大的图画可能只作为一个物质客体存在，尽管可能有一些优秀摹本或复制品。相比之下，《哈姆莱特》体现在包括《哈姆莱特》一种版本的所有那些物质的书籍中；换一种方式，它也体现或物质表现在一个剧团的每一次演出中，与此相似，一部交响曲可用迥异的方式体现或物质表现。有作曲家的手稿；有印刷的乐谱；有实际演奏；有这些演奏的唱片或磁带的物质形式的录音。但是也有在一些音乐家的大脑中的记忆印迹：这些也是体现，而且它们尤其重要。如果想这样说，那么可以说“世界3”客体是抽象客体，它的物质表现是“具体客体”。（其实也就是硬件，不同于软件？）

“世界3”和“世界1”的区别：就书籍而言，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书显然是物质客体，这是其硬件，作为物质客体它属于“世界1”。如我们所知，属于同一版本的所有个别书籍在物质上都是很相似的；但是我们所称的“同一本书”——比如说圣经——可能是以物质上大相径庭的种种不同版本出版的。让我们假设所有这些版本都包括同样的正文；即，同样的句子序列。就此而言，它们都是同一个“世界3客体”的同一本书的版本复本，无论从物质观点看它们多么不同。显而易见，在“世界3”意义上的这一本书并不是物质意义上的一本书。

（2183）

“世界2”与“世界3”的关系

波普的信徒认为，“世界2”的客体是思维过程：于某些场合出现于某些人物、出现于某个地点某个时间的意义上，思维过程是具体的。我们也有理由猜想，有与这些思维过程密切相关的大脑过程。

“世界3”的客体是思想内容：它们是抽象的“世界3客体”。它们可以处于逻辑关系之中。一种理论的逻辑结果尤其是“世界3”思想内容的特点。我们甚至可以把抽象的思想内容看作这些逻辑结果的集合。举例来说，经常有不同的人独立的发现相同的理论。再多的人发现同一种理论，在“世界3”中, 也只有一个客体. 但对应的“世界2”的思维过程却很多, 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思维过程当然不一样。

“世界3客体”的最大特点是，这种客体可以处于彼此的逻辑关系之中。逻辑关系的例子是：相等、可推断、相容、不相容。这些逻辑关系只能在抽象的“世界3”内容之间维持，例如猜想或理论，逻辑关系从不在具体的“世界2思维过程”之间维持， 即使我们谈论类似的思想，我们通常心中想到的也是思想内容和一种逻辑的相似性。不仅逻辑关系，而且对与错的观念也只适用于思想内容，适用于“世界3的猜想或理论”。因此，我们不能说某人的思维过程/大脑活动是对的或错的, 只能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或错的。因为思维过程/大脑活动是“世界2 ”，想法是“世界3”。

（2184）

对“世界3”客观性的辩护 

波普的信徒认为，存在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3”，他们试图表明，“世界3客体”可能在十分清楚的意义上不是虚构的，而是十分实在的：仅仅因为“它们可能是实在的，因为它们可能对我们、对我们的‘世界2经历’，甚至对我们的‘世界1物质客体’有影响”。

波普的信徒也明白：“‘世界3客体’的实在或存在，可能变成词语问题。毕竟，我们可以称呼我们喜欢的无论什么事物为‘实在的’或‘存在的’。”但是他们又狡辩说：“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摆脱这种危险，即从最原始的实在观念出发，并采用物理主义者自己的使这种观念一般化、最终完全取代它的方法。我认为，我们都非常确信中等大小的物质客体的存在或实在：其大小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握它们，翻转它们，放下它们。这些东西在这个词最原始的意义上是‘实在的’。我猜想婴儿就学习区分这些东西；我认为，对婴儿来说，那些他能放进嘴里的东西是最令人信服的实在的。对触摸的阻力也似乎很重要，还有某种程度的时间持续。从关于这类实在事物的原始观念出发，物理主义者通过使它一般化扩展了这个观念。我认为，唯物主义者或物理主义者的关于实在的物质存在的概念是通过把很大的事物和很小的事物和转瞬即逝的事物包括在内而获得的；也通过把任何可以因果地作用于事物的东西包括在内，例如磁的和电的吸引和排斥，力场；还有辐射，例如X射线，因为它们可以因果地作用于照相底片。我们从而导致了下面的观念：实在的或存在的是任何对于物质事物，尤其对于那些可以很容易地把握的原始的物质事物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具有因果影响的事物。因此，我们可以用下面的问题取代我们的中心问题，即是否诸如牛顿或爱因斯坦引力理论之类的‘世界3客体’具有真实的存在：科学猜想或理论能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对物质事物产生因果影响吗？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是：是的，它们确实能够。”

根据上述科学哲学的狡辩，波普的信徒得出以下结论：

“总而言之，我们得出下面的宇宙概貌：有物质宇宙，即‘世界1’，及其最重要的亚宇宙活的有机体。‘世界2’，即有意识的经历的世界，作为由有机体世界的进化产物而出现。‘世界3’，即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作为‘世界2’的进化产物而出现。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出现的产物都具有对它出现于其中的世界的巨大反馈效应 。例如，我们包含这样多氧气的大气层的化学成分是生命的产物——植物生命的反馈效应。‘世界3’出现对‘世界2’通过它的介入也对‘世界1’具有巨大的反馈效应。‘世界3’和‘世界2’间的反馈效应尤其重要。我们的心灵是‘世界3’的创造者；但是‘世界3’又不仅形成了我们的心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它们。自我观念本身依赖于‘世界3’的理论，尤其依赖于时间理论，它构成了自我的同一性的基础。昨天的、今天的和明天的自我。语言的学习作为‘世界3的一个客体’，它本身部分是创造性活动，部分是反馈效应；对自我的充分意识维系于我们的人类语言。”

在波普的信徒上述狡辩之下，语言的学习就成了“世界3的一个客体”。那么我倒想问问波普的信徒：疯狗的狂吠算是“世界3的另外一个客体”吗？

如此看来，“三个世界”理论真的是一种“三元论”或“三神教”：是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偷天换日和粗暴割裂——圣父创造的是“世界1”，圣子的救赎是“世界2”，圣灵的果子是“世界3”！圣灵引导我们认识“真理”，类似于科学哲学引导我们认识“世界3客体”。……这种自诩为不同于“哲学”的“科学哲学”，即“假定科学是研究客观实体的一种哲学”，想不到其实还是一种伪装的神学。

这就是建筑与蜂巢的区别，更是建筑与山峦的区别；是音乐和鸟鸣的区别，更是天籁和人籁的区别……但是，若非“三神论的人道版”（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催眠、暗示、诱导、强词夺理，谁能相信：小孩子在沙滩上的胡乱堆积，就把“世界1”变成了“世界3”？或曰，谁能相信：人对自然世界（“世界1”）的破坏，就出了个救星一般的“世界3”？！

因此我也想问问波普的门徒：动物或其他生命所改造的自然景观，算是“世界1”呢，还是算作“世界3”呢？更进一步，动物或其他生命的内在的、心理的、精神的世界，算是“世界1”呢，还是“世界2”呢？在这个问题上，万物有灵论者、生命有灵论者、人类有灵论者或人类无灵论者（人道主义者），不可有一致的意见罢。因此，说到底了上述“三个世界”的理论，说到底还是一个思想，而非“客观知识”。

如果没有类似于“基督的救赎”（类似于“世界2”）所造成的“圣灵的果子”（类似于“世界3”），“世界3”不过是“世界1”，例如，对于动物或直觉的人们来说就是如此。而且，如果没有类似于“圣灵的光照”，“世界2”与“世界3”也不会产生任何勾连与共鸣，例如，对于动物或处在全异背景下的人们来说就是如此。因为，不被“世界2”接受为“世界3”的“世界3”，就只能被“世界2”看作是“世界1”！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波普理论，如果不把这“三个世界”理论册封为神秘的启示，从而只是领受、不加思考，如何能够穿透波普这个犹太人的心智呢？

（2185）

“制度决定思想”，但是，难道制度不是思想创立的产物吗？

“事实决定意见”，但是，难道事实不是思想认定的产物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难道经济基础不是思想（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的产物吗？

（2186）

思想的双重性：每一家饭店的花样都不一样，但每一家饭店都是在做饭、出售。各派哲学都以为自己说出了真理，其实仅仅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苏格拉底说自己知道自己的无知，但苏格拉底却不知道这也仅仅是他的思想——人们和别人相比觉得自己有知，但苏格拉底却和神明相比说自己无知，难怪他要被处死，因为他太狂妄了，只配吃毒药。

（2187）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只要说出来了，就注定会要错的了；如果不错的话，我们人就死了。正如吃饭，我们吃的每一顿饭，只要吃饱了，就注定会要饿的了；如果不饿的话，我们人就死了。

（2188）

每个人的思想都是真实的，正如每个人都是活着的；但是真实的思想不一定是有效的思想，正如活着的人不一定是健康的人。然而，不能因为一个人不健康，就说他已经死了；因此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没有效用，就说他的思想不是真实的。

（2189）

“一切思想都是真实的，一切客观世界都是虚妄的。”但是感官论者却说，“思想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实呢，“客观世界说到底还是思想的创造和延伸。”

（2190）

“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作主。”这是实际情况。但由于教育的结果，人们却说，“我自己的思想，是客观情况决定的；我自己的意志，是上帝决定的。”这也不完全是逃避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甚至是无知。因为不论是上帝还是客观情况，都是通过思想在发挥作用的。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上帝”和不同的“客观情况”。

第十八章

真正的美景仅存于内心

（2191）

风景很多有名无实，所谓国家公园，其实就是空旷之地，那里的特点就是禁止开发。真正的美景都在天上：我发现，云彩可以变幻各种美景，因为真正的美景仅存于内心。

（2192）

到美术馆里看展览，觉得看作品还不如看观众，众生百态不仅是“艺术的源泉”，而且，“人是神的作品”。“人的作品”呢，“人的作品不过是神的作品的作品”，只是一种“次生的作品”。正如人的思想是原生思想与思想主权的产物，只是一种“次生的思想”。

（2193）

名画的缺陷：我发现没有一幅名画没有缺陷，至于普通的画作那就更不用说了，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它们。究竟其所以然，不是由于“画家们不行”，而是由于“思想的特点”——因为“一切造型艺术”说到底都是“思想的结果”，因为必然带上了“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思想之网的特点。思想之网再密，也只能挂一漏万，难免力有不逮。

（2194）

造型艺术被照相器材的写真能力彻底击溃了，在自惭形秽、精神瓦解的状态之下，艺术家们只能改行做起了“现代艺术家”，也就是一种“以破坏形象为主、以塑造形象为辅”的职业。

（2195）

现代画，基本上是主观视觉，所以都是基于灵魂的颤慄。它们造就的不是美感，而是痛感。

（2196）

电影的台词都是“骗人”的，只有场景是“真实”的。

人生的理由都是骗人的，只有场景是“真实的”。

（2197）

有故事线的电影和没有故事线的电影，一开始就有所不同，甚至泾渭分明。有故事线的人生和没有故事线的人生，一开始也有所不同，甚至泾渭分明。要想让一个没有故事线的电影变成有故事线的电影，太难了；要想让一个有故事线的人生变成没有故事线的人生，也太难了：这近乎命中注定的，不是偶然的机遇造成的。

（2198）

帮助电影导演和演员们恢复理智的办法，就是快转影片；这也是观众可以保持自己理智的不二法门。

（2199）

傻瓜把电影当作真实的事件来解读，费力理解其中的因果；智者把电影当作表演的艺术来解读，仅仅欣赏编剧的心思、导演的苦力、戏子的演技。

（2200）

口传的思想无法达到文字的思想那么深入和细腻，因为记忆的容量和复杂都不及文本，因此，依照文本进行推理，显然比依照口传进行推理，具有较大的优势。

第十九章

感动自己，震动世界

（2201）

“世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剑更有力量！”因为（1）剑是思想制造出来的。所以（2）剑与思想是不可比的。所以阴谋家都是先制造了思想，而后才拔出了宝剑。一手拿经，一手执剑，巧取豪夺，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就是穆罕默德做的，和耶稣基督没有做过的。

（2202）

“感动自己，世界就会随之震动！”因为（1）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2）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不是“感动自己，世界就会随之震动”，而是“感动了自己就震动了世界”。但是，假装感动了自己，世界并不会随之假装震动，除非，那假装感动的家伙是一个抢匪，一个征服者，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

（2203）

中国专杀教育人才，体现了国家主权与思想主权之间最为残酷的拼死搏斗。文字狱，则是国家主权镇压思想主权的基本手段。

（2204）

“天生我材必有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吗？也不尽然。这要看如何理解“用”。对于一般人来说，被剥削就是“用”，对于猪牛羊等，被人屠杀就是“用”。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2205）

当西方殖民者已经无法随意杀人的时候，就编造出大量的吸血鬼电影，来满足自己的嗜血欲望。

（2206）

奥斯威辛灭绝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向东殖民：德国，被英法的向西殖民和俄国的向东殖民夹在中间，无法伸张“殖民的正义”，所以就在欧洲本土推行“美澳政策”和“西伯利亚政策”。

（2207）

奥斯威辛灭绝营，是苏联劳改营的逻辑发展：劳改营和灭绝营，其实就是人生的缩影：一站一站地走过来，一批一批地倒下去，然后无踪无影地消失掉……如果不是拥有“对于上帝的盼望”，人生再怎么进化，也都是一个死胡同，是一个“胡人同志”所指示的阴暗绝路。

（2208）

死里逃生的感觉、刻骨铭心的感恩，这是比死亡恐惧更为直接的宗教动机。死亡恐惧人人皆有，但死里逃生的感觉、刻骨铭心的感恩，不是人人都有的，所以宗教动机不是人人皆有，因此宗教动机不是人的良知良能。宗教动机只有通过“反思”才能获得，所以缺乏反思能力或缺乏反思机会的人，是无法产生宗教感悟的。当然，按照弗洛伊德自己缺乏永恒感的例子来看，永恒感作为一种时间的想象力，其生理基础也是宗教感悟的基础。

（2209）

再美妙的音乐人生，也是会结束的，而结束了之后，就像是没有过一样，留下只是其遗烬或曰结晶，乐谱或唱片……这也许能让后人再度感受到美妙，也许则不能，但即使能让后人再度感受到美妙，那也是会结束的，而一旦结束之后，还是像是没有过一样。——结束，而结束了之后就像是没有过一样……这才是世界得到更新再更新的根本机制。

（2210）

棒有棒的苦恼：树大就会招风——富人被钱淹死，秀才被官吃掉，作品有人剽窃，创意付诸东流，白布就要染黑，女神难免强暴，思想遭到阉割，雅颂横竖歪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秀于众，众口铄金。

第二十章

人的贫穷或富足取决于自己

（2211）

一个人是贫穷或富足完全取决于自己：按照一个穷人的方式生活，就是一个穷人；按照富人的方式生活，就是富人。“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要穿过针眼还难”，是因为富人依仗自己的财富而忘记了上帝。许多富人活得比穷人还要穷。富人舍弃财富，才能把财富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就不至于被财富累死了，就可以完成万般业绩，甚至可以进天国了。这就是亚西西的弗兰西斯的业绩，他用再度贫穷也就是基督的贫穷，赢得了更高的“财富”。

（2212）

“有钱人”多数都是穷人心态，想通过事业赚钱；而实际上，只有不想赚钱的人，才是富人。“慈善家”多数是恶人心态，想通过捐款立碑树传；而实际上，只有不想立碑树传的人，才是慈善。

（2213）

对于守财奴来说，钱只是一种思想，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个行动，一个现实性。“存财宝在天上”的理解之一，就是把财宝花掉。花掉财宝的过程，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2214）

花掉的钱才是钱，不花的钱就只是纸张和数字而已。

（2215）

输钱，可以成为神秘的祝福。

（2216）

抛锚的车船还不如废铜烂铁，飞机的故障就更加充满了负值。

（2217）

人自己是万物的尺度：矮人看什么都是高大的，反过来说，高人看什么都是矮小的。所以神看人都是有罪的，好人看世界是坏人多，坏人看世界是好人多。

（2218）

你对世界笑，世界就对你笑了。世界就像镜子，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笑一下，镜子就笑了。不想笑的话，就扮个鬼脸，然后创造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就是多看积极方面。

（2219）

所谓灾难，就是使得人们提前经历了死亡，甚至“比死亡还糟糕”，“想死也死不了”——于是明白了了常人不能明白的真相，从此得以接近了思想的极致……这是一切科学与宗教的终极出发点。

（2220）

喜剧就是“生活中不会发生但人们希望它发生的事”，悲剧就是“生活中有时发生但人们希望它不再发生的事”；喜剧就是“人们希望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悲剧就是“人们希望它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所以看完喜剧会有失落，看完悲剧会有安慰。

第二十一章

习惯成自然的人与禽兽

（2221）

天才，有时往往就是“提前五秒钟得到结果”，胜者，有时往往就是“推迟五分钟退出战场”。

（2222）

不仅人类的天才，就是马类的天才，也是不可世传的：那是鬼斧神工的偶然造化。

（2223）

人的欲望、希望，都是自身的产物，人终究无法得到自身以外的满足；外在的东西，最终是为迎合内在的需要：人生各有所好，从其所好就是“意义”的所在了；所谓“意义”，就是给“从其所好”制造一个借口。

（2224）

王国维为什么会自杀？从他的《人间词话》可以看出，他还是把世界看作是客观的了。虽然他也强调诗人有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的区别，但是他还是迷惑了，以为自己的困境就是世界的困境，以为一时的绝望就是永久的绝境。实际上呢？诗人没有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的区别，因为在我看来，诗人都是主观的，没有客观的；绝望正如希望，都是一种思想，绝望的不是境遇，而是自己的心情。所以，没有人会面临绝境，只有人会面临绝望。

（2225）

人生就像一个棋局，再有起色的棋局都会结束，再有意思的棋盘都会厌倦：一切都是根据行者自己的思想而定的。最大的输赢是生命的流逝与生命的延长，所谓“立德、建功、扬名”仅仅“属于延长的领域”，而非“来自天上的赏赐”。

（2226）

房东说：正知正见正心正念；房客说：诚念诚心诚见诚知。正确与否虽然人各异词，但诚心与否则心知肚明。

（2227）

“同样的事情重复两次以上就构成了一种模式，而模式就可以证明意图了。”——这其实与“孤证”的意思是相反但是相映的。

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是必然，第三次则是当然的了，习惯成自然。这就是人与禽兽的共同之处。所以独裁者说，“要把动乱扼杀在萌状态”。

（2228）

无类，而非另类，就打破一切类别，得以超一切理：而所有的标签，都是为那些批量生产的“复制品”、“复制人”预备的商标。

（2229）

真正的仁慈是出于自己的脆弱；真正的怜悯是缘于自己的苦痛。这是就人道主义而言的。至于上帝的仁慈和基督的怜悯，另当别论，那是无法猜透的神秘。

（2230）

再远的路途，总有穷尽的一天。唯有思想，是无休无止的。是思想，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路途。

第二十二章

如何可以不让悲剧降临呢

（2231）

“我们无法选择不让悲剧降临，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悲剧。”——我们无法选择生活，但我们可以选择思想！选择如何回应悲剧，就把悲剧化解掉了，甚或从中发展出罕见的美感。

（2232）

地铁里上来一个演说家，滔滔不绝地诉说着他的真理和他的需要，卖力展示他的口才与思想，我想他真是浪费才能，应该去竞选，变成议员甚至国家元首，向全体选民电视乞讨才好。

（2233）

“对同一个挑战进行不同的应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同一个挑战”对不同的人来说，实际上是“不同的挑战”。对貌似“同一个挑战”所进行的“应战”，因此只能是“不同的应战”——这涉及到，不同的种族与文明，所进行的反应必定不同。

（2234）

有人说：“人民不应该害怕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人民”；我说： “艺术家用谎言道出真相，政治家用谎言排除真相”。 

（2235）

长期的劳动改造其实质是剥削廉价的劳动力，而真正有效的思想改造，其实就是砍头或是车祸一类的“震荡疗法”。

（2236）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经过一次小小的车祸，难易的本性却被易改了。所以独裁者和杀人犯都知道，杀人是解决问题的最为简单的办法，人都死了，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2237）

“没有人能持续节食，人也没法解决对于电脑来说小菜一碟的逻辑问题。”——这就和望远镜是人体感官的延伸一样，电脑也是人体感官的延伸。

（2238）

“医术救治个人的生命，文化则救助种族的生命。医术救治实体，文化救助精神。”但是，谁来救助医学呢？谁来救助文化呢？

（2239）

出神入化必先脱胎换骨，脱胎换骨必先血肉剥离，这不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伎俩，而是源于避之唯恐不及的悲剧。划时代的人物，出自划时代的难处。

（2240）

如果我所能做的，别人也能做，那我就是“常人”了；如果我所做的，是别人不愿做的或不能做——那我就是损之又损的“圣人”了。

第二十三章

划时代人物的生命代价

（2241）

出家人要建立一个家庭是很辛苦的，或是运用阴谋诡计，或是发动宗教改革……前者是堕落的主教们，后者是马丁路德们。相反，思想家要离开家庭是很艰难的，或是通过老病死去，或是经历忧患。出家人建立了家庭就不再是出家人了；思想家不离开家庭就无法成其盛德大业。圣洁的耶稣从来没有过家庭，释迦牟尼因为进修早年离开了家庭，苏格拉底因为死亡而晚年离开了家庭，孔子则通过学生而疏离了家庭。

（2242）

苏格拉底说自己无知，什么都不知道；释迦牟尼却说自己全知，什么都知道，还会帮助别人进入极乐世界。苏格拉底自称是人，释迦牟尼也自称是人而不是自称为神，释迦牟尼怎么能比苏格拉底全知如此呢？是不是苏格拉底比释迦牟尼愚蠢呢？不是的。这是因为苏格拉底所说的知，不是释迦牟尼所说的知：苏格拉底所说的知是客观的知，释迦牟尼所说的知是主观的知。当然我们知道，即使客观的知也还是一种主观的思想，但它毕竟与主观的知有所不同，因为它需要减少一些任意性。这就是希腊思想不同于印度思想之处。

（2243）

甲：“思想家哲学家走得太远，估计若干年后才能证明得了。”乙：“思想是无法真正应验的，思想需要突破的，仅仅是自己。例如机器人，完全是思想的体现；机器人有朝一日对人类的胜利，那就是思想对现实的胜利。”

（2244）

“有了思想才有目标和方向，说和写作，也是一种主导方式：都是先有说和写作，后有行动和政策的。”即使动物本能，也是受到了“潜意识”即“潜在思想”支配的。当情况看起来不利时，任何强烈的动物本能都会受到抑制，并且随时可以转化为相反的东西。

（2245）

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之所以出现，是以其生命代价为前提的，而不是“事后才付出生命代价”的。当然，创造之事后，还需进一步付出生命代价，但这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

（2246）

精神人物就是为了兴趣而不拿报酬的“非义工”。他之所以不是义工，因为义工都是为组织在工作的，而不拿报酬的组织却是不存在的。因此义工都是“变相拿钱”的，他们只是“领钱的白手套”；只有“非义工”是为了精神的兴趣而在推动历史前进。

（2247）

百家争鸣皆是人的思想，光彩夺目却是片面之词。

（2248）

感觉，也是通过思想起作用的；知觉，也无法脱离思想而发生。

（2249）

用康德的观点去看康德：康德所以流行，不是因为他讲述了正确的东西，而是因为他的讲述投人所好了。（“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依赖于我们的心灵结构。”——我们对于康德哲学的认识，同样依赖于我们的心灵结构。）人都是会死的，何况附属于人的感觉？人都是会疯的，何况附属于人的理性？

（2250）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哲学的作用，就是把厄运说成是好运；思想的功能，就是把苦难说成是幻觉。

第二十四章

没有历史的人最为富足

（2251）

如果人们只会称颂自己“看得见”的东西，那就与禽兽无异了。

（2252）

只有把“并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思想和思想的主权”放在首位，人生才不会“落空”。这就是“把财宝存在天上”。

（2253）

“不知”不是“不能”，不知是“未知”，因此不知就不是不能，而是有可能。不知因此很有意思，因未知而有盼望、有悬念。

（2254）

“无价”就是“天价”的吆喝。因为对于人这样注定朽灭的存在形式来说，一切看得见的“东西”或看不见的“南北”（“南北”，这是我对“暗物质、暗能量”的东西的称呼），都是有其价值的，而且也是据其价值而被定出价格的。至于说到“人不一定朽灭”的问题，那则是属于“神的权柄”的范围，是超出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区隔，而进入了信仰的领域，并非人力可以企及，也非人嘴可以讨论、人脑可以思考的了。（在此我定义：“东西”就是“看得见的存在”；“南北”就是“看不见的存在”。）

（2255）

“科学家：暗物质或正在正消失，宇宙将变空旷寒冷”：构建宇宙的基本建筑材料、“粘合”我们周围可观测大星系（银河系、星云等）的暗物质有可能正在消失。据西班牙《阿贝赛报》2014年11月21日报道，意大利和英国的宇宙学家在最近发表在《物理学评论通讯》周刊上的文章中指出，他们的研究发现，暗物质正在缓慢转变成暗能量，虽然这个转变过程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这很可能是导致银河系和宇宙中其他星系团从大约八十亿年前开始生长越来越缓慢的原因。如果暗物质继续以科学家探测到的速度转变成暗能量，那么宇宙最终会变成一个“空旷、寒冷、黑暗”的巨大空间，而这个过程所用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很多。自从科学家1998年确定宇宙正在加速膨胀后，冷暗物质模型（ACDM）便成为描述这个膨胀机制的宇宙学标准模型。冷暗物质（CDM）在宇宙中不能用电磁辐射来观测，因此是暗的；同时这种微粒的移动是缓慢的，因此是冷的，冷暗物质微粒具有超长生命。此外，暗物质微粒数量是组成星星和银河系的普通物质微粒的近6倍，占据了宇宙中所有物质的85%，所有星系都附着在由暗物质构成的宇宙架构上。然而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一简单的模型无法解释天文学家们目前已经掌握的全部数据。尤其是宇宙结构：星系以及星系团的成长似乎要比ACDM模型预期的速度更慢，这意味着暗物质微粒正从宇宙中逐渐消失。对此，意大利罗马大学和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科学家提出了新的解释，即暗物质正在消失，变成了暗能量。虽然暗物质变成暗能量的比例很小，速度很慢，但科学家相信如果这个过程继续，宇宙中所有暗物质将会在1000亿年后消失，最后宇宙会变得“巨大，空旷而乏味，其中几乎空无一物”。显然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它为我们理解宇宙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角度。”——谢选骏指出：这意味着，“万有引力”其实是一个错误理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谎言。因为支撑宇宙结构的并非宗教崇拜对象一样的“万有引力”，而且牛顿先生无法看见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2256）

“机器人寿命六个月，却在月球活了二十五年：机器人不管多么奇怪，它在月球表面上迄今仍然在发挥功能，虽然已经过了二十五年，它的电池所充的电能总共应当只够用六个月。起初，这个机器人曾经默不作声，但是后来又显示出生命的征兆，并且至今仍然继续在月球表面行走。问题是：是谁给它充了电呢？”这不奇怪。铝制品在地球上很快氧化，在月亮上却永远簇新，因为那里没有氧化作用。而地球上的氧化作用，不仅是生命的基础，也是衰败的原因。由此可见现象学与生物学之同一：人生如梦的原因，是因为生物圈的变化太快了。作为生命的人，感悟作为生命的万象：人们感觉的“现象”，大多是和“生命”现象息息相关的。如果在月球上，黍离之感就会减少许多甚至根本无从谈起了。在那里，人们更能意识到永恒。

（2257）

“伽马射线4.8分钟穿越黑洞视界，打破光速定律！根据‘物理学定律’，光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任何物体的移动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因此，当距离地球2.6亿光年的一个星系中心的特大质量黑洞喷射出高能量束时，天文学家观测到的现象令他们感到困惑不解。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014年11月28日报道，测量结果显示，这束闪电般的伽玛射线在穿越视界时的速度似乎超过了光速。视界指的是黑洞的边界，由于黑洞的巨大引力，任何物质都无法逃出视界之外。这些伽玛射线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穿越了视界，而据科学家估计，光走完这段距离需要25分钟。这意味着，要么是这些伽玛射线的速度超过了光速，要么就是当时还发生了其他现象。研究人员现在相信，这给了他们一个窥探视界之内活动的难得机会，使他们得以一瞥黑洞内部的情况。由于连光也无法逃出黑洞，处于黑洞中心的物质自然十分神秘，而且看上去就像是空中的一块黑暗区域。科学家说，当前有关伽玛射线喷射原因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他们的观测结果，所以他们得出了一套关于黑洞视界内活动的新理论。位于巴塞罗那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朱利安·西塔雷克说：‘任何物体都不可能以比光穿越它更快的速度一下子提高整个表面的亮度。’IC310星系位于英仙座，拥有一个活跃星系核，会向周围的空间喷射出无线电波。利用设在加那利群岛拉帕尔马的大气伽玛切伦科夫成像望远镜，天文学家在2012年花了近4个小时，观测到来自IC310星系的一次大规模喷射。这被认为是物质落入大质量黑洞时产生的辐射现象。该现象也被称为“河外星系喷流”，被认为是掉入黑洞的物质产生冲击波，令粒子加速穿出黑洞视界。然而，对IC310星系的观测结果显示，从这个黑洞中喷射出的伽马射线速度已经超过了上述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这些射线只用了4.8分钟就穿越了黑洞视界，相当于走了4.5亿公里，而光需要25分钟才能走完这段距离。”——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任何“科学定律”都只是“人之思想”，无关事实，更加无关“宇宙真”。

（2258）

抓住了神秘的锁钥，就能打开未来之门；破译了原创的密码，就能摧毁整个地球。

（2259）

美好的东西都不完美，而一旦完美了，就会走向破碎了。这就像鲜花盛开了就会败落，而含苞待放的痛苦也另有一种美丽。

（2260）

没有历史的人将是最为富足的。开创历史的人，就是那些没有历史的人。

第二十五章

苦行就是“被鞭打快乐”

（2261）

“一个人在被鞭打的时候也可以是快乐的。”这并不离奇。对俗人来说，如果鞭打可以带来乐透大奖，我想许多人都愿意如此快乐的。对于苦行者来说，虽然没有奖励也会快乐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善于忍受痛楚，而是由于他看穿了肉体和自我的虚幻性质（也就是“迅即消失”这一事实）？不对，只是因为他有比鞭打更加痛苦的遭遇，鞭打有助于他忘记或分散注意力。苦行，那是一种快乐，而不是一种道德；基于道德的禁欲全都失败了，只有基于极乐的禁欲，才会胜利。

（2262）

活着，是一个偶然的恩典，不是一个必定的当然。所以“人的命运就是必死”这一表述，远远不及“人的命运就是曾活”，来的精确。

（2263）

永恒就意味着没有变化，有变化的就不能是永恒的，但是人性却是喜欢变化而讨厌单调的，因此人无法永恒，就此而言，无法永恒、“人的命运就是必死”，到底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诅咒呢？

（2264）

上帝要是发起怒来，就比魔鬼更加恐怖。因为魔鬼都是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的。

（2265）

要是真有上帝就好了，人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2266）

人不能活在时间以外，上帝却能活在时间以外；能活在时间以外的人，就是上帝。人不能战胜自己，上帝却能战胜自己；能战胜自己的人，就是上帝。只有耶稣基督能活在时间以外并战胜了自己。

（2267）

说到底，我们人类不过是“众神”养在瓶子里（“透明地球”）的一些蚂蚁，或是为了观赏，或是为了消遣，或是为了爱，或是为了某种我们无法猜度的计划。

（2268）

“上帝能造万物却不能造自己，人却能造上帝，因此人比上帝更有能力。”这是无神论么？这不是无神论，因为它承认了上帝的存在。

（2269）

极乐世界只有二十九种庄严？太可怜了！这和基督的丰盛怎么相提并论啊。

（2270）

“我要杀佛”，假如他抵挡基督：“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锭原文作弥拿，一弥拿约银十两），说，你们去作生意，直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作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阿，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阿，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阿，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他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阿，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十九章）

（另起一页）

《思想主权》第六部

“钩沉篇”

思想主权的由来

（“钩沉篇”摘录自谢选骏1980年代发表的各种相关著作）

第一章

全球文明的纪念碑

（2271）

国家在拼杀中，文化在冲突中……

一个席卷全球的文明，似乎注定要以无数地方文化和许多主权国家的遗体，铸造自己的纪念碑。

（2272）

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再具备道德的性质，它原先包含的压制精神、约束行为的功能，已经结束。

近古的宗教则以自我克制与道德异化的形态，垂范至今。因而，神话是失去仪礼的言语，类似童年的冲动。宗教则是固守仪礼的教义，有意无意的过年的规范。

（2273）

突破仪礼拘束的神话，近乎天启。作为一切新文化的前兆，为蓬勃有力的生活，提供最持久的动力。高级宗教则相反，它的起源是为一个衰竭了的居民实体提供定心丸；为精神阳痿的民族，开出一帖内在充实的补药。

（2274）

千万不要混淆清晨（原始宗教），与黄昏（高级宗教）：尽管二者都是朦朦胧胧、神秘动人。它们中间，毕竟还隔着一个热闹非凡的世俗主义时代，那也是主权国家横行无忌的日子，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启蒙轴心。

（2275）

人的来源迄今为止仍是神秘的，但凡千万年的演变，使得人们占有权力、支配他人的冲动，已经成为生存发展的基本模式。这不断的转换，形成历史生活的基本旋律。而过度膨胀的权力感，则是现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要消除现代灾难，唯一的药方就是降低权力感在全文化中的比重。而实现此一拯救的唯一道路，是一个空前有力的全球世界权力核心的兴起，它以其“天地四方之王”的使命，消除权力感造成的世界性紧张。

（2276）

在现代世界的普遍混乱中，将产生吞没一切的漩涡（此谓“否极”），它不负荷阿提拉、成吉思汗、列宁同志的“无情破坏”，而是秘藏秦始皇、凯撒、阿育王、穆罕默德同志的“重新组合”。一切主权国家的“私权”，将付之一炬，超级权力中心，将带来强制性的世界和平。

（2277）

现代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融为一个巨型的“全球社会”。日益密切的国际联系，导致国际约束力的加强。在向这整体秩序行进的步履声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文化群落的重要性都已经并将继续有所跌落。这与他们古老的自尊心和有关的光荣传统及其种种教育是相抵触的。因而对每个个体、每个群体的心理，这一转换过程都带来诸多的痛苦和彷徨。“未来的震荡”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就是变换迄今流行的基于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社会体制、价值观念、文化傲慢等一系列的既定观念。这一变换的动力不可能来自书斋里的教育，而是来自“国际社会趋于一体化”（“全球化”）的压力。现代国际冲突的剧烈，只是大规模整合“各个横征暴敛的主权国家”，为一个至仁至爱的全球秩序作出预演。

（2278）

悲剧是否可以定义为，为了保卫一种注定要消逝的东西，而作出慷慨的牺牲？当然，这一定义与古希腊人和古典主义的悲剧观，也许不尽相合，但却合乎历史上那些充满了慷慨悲歌和空前堕落的矛盾时代。为了即将胜利的事业而牺牲，这是新时代的正剧。而英雄般的业绩拒绝对即将消亡之事物承当义务，这是新时代的喜剧和黑色的幽默。但这两者都不如上述意义的悲剧那么有力，不如悲剧那样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与人的命运中的深刻矛盾与巨额反差。

当代西方世界，充满了此种悲剧。它在形式上有时很美，但内容上却不免流于呆板。为了自己的文化方式（包括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而战的武士们，也许恰恰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是为了挽救急剧消亡的往昔而战。为了夺回日益流失的主动，他们投入狂热的斗争，不惜动用一切技术手段，以致背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头来，这反倒进一步加速了自己的衰败。例如，西方社会使用蔑视基本人权的测谎仪，正是这种衰败的迹象之一。这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的没落。

（2279）

“测谎仪”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中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也许不应视为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效率与机器向人道和个性的宣战，是西方文明开始背弃其固有价值、信念的又一征兆。诸如此类的事件却在提示我们：科学正与它在中世纪与近代初期的母体“人本主义”不断分裂。人对机器文明的利用程度越深，自己的独立性也就越脆弱。随着依赖性的加强，人也就越来越不能无视机器文明对人的天性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满足这些压力，对人性来说，意味着某种牺牲“有所得者必有所失”。古老的箴言再次表现了新的含义。

（2280）

越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用来为一个反文化的目标服务，所造成的文化破坏也就越大科学的盲目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章

国家与器官

（2281）

一个新兴的小国或凝炼着新文化之精的“国中之国”（如自治的社会组织、独立的文化中心、廉洁有效率的割据区域、纪律严明的造反组织等等）——这是准国家水平上的分压制的“力凝结”。一个积弱不振的大国、自命为世界帝国或霸权中心的“万王之国”——这是国家水平上的压制。前者，往往通过对后者的挤压、冲击、蚕食、扫荡、取而代之——去推动历史、更新文化。就力量的会演、比武以及就检验生命力的意义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论采取了或兴或亡的变化形式，都是值得庆贺的！其兴也，象征生命力的升腾；其亡也，象征死亡力的沉沦。其兴其亡，都意味着生成力量的移动。

（2282）

各种水平、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国家，在理论上都拥有维护自己生存、抵御外来侵略、实现自己意志的主权。但这意志决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天赋特权。国家的意志，应以调和诸多阶级相互冲突的利益为前提。其功能，以调和为手段，团结尽可能多的内部力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以完成保护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文化使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即实现了国家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上升中的国家的意志，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

（2283）

根据其与超级的社会组织——主权国家——的关系，分出两种社会组织：一是前国家的，作为国家的创造者与基础，或是旧国家向新国家转换的中介，出现在文化史上。一是由国家创造出来以推行自己意志的，这种组织与各种形式的国家共存亡。而后一种社会组织中，除了比重很大的行政机构外，还有许多与行政机构形成犄角之势的辅助物。在三权分立制度下，立法者议会、执法者法院，也都属于此类社会组织。第一种社会组织在国家强盛时，可能并不显眼。但到了发生国家危机时，它们就会脱颖而出，负起社会责任。以前批评中国国民性的学者常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民气浮嚣”，究其原因，实为第一种组织的发展，受到集权国家的过度抑制。由于缺失了这个不可缺少的调节者与救济者，以致中国社会总在高压统治与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无定，人民无法养成牢固的社会责任感，使文化遭到周期性的大破坏。

例如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割据的藩镇成了唐代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战，但过度的中央集权也不免产生明代那样的太监政治。在长城时代，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却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的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的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言。

（2284）

趋向于自治的力量，如政教分离中的教会；唐代的地方藩镇势力等等，是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大角力者。中国在先秦时代，民族水平上的大角力者，组构成许多区域性国家，国家内部又有自制实体（封臣等）；所以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运隆盛。秦皇攻灭六国的同时，也兼并了各种地方自治实体，甚至连秦王宗室也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故秦之后，中国文明的发展趋于程式化，进入长城时代，几乎成为“化石文明”。

（2285）

大角力者时代的结束，使民族的活力，在釜底抽薪的厄运中沉没了。司马迁作《史记》还能写一笔“游侠”：大角力士死了，只有通过对小角力士（游侠）的描写，去平衡社会弊端。司马迁以后，游侠之流，只能退入“小说家言”，中国社会日益化石化了（而不是像有些冒充历史学者的马列主义者想当然胡说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2286）

求安欲的一种派生欲望是对空间的占有欲望。不受侵犯的、享有主权的边界，独占或分享（这是独占的力量不够时采取的一种妥协方式）的版图（国家）、稳定的地产（庄园）、崇山峻岭、无际山林——是作为生命安全的各层保证，而被各种生命样式追求、把握着。甚至连植物界也有它们关于领土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在我们人类看来是采取了沉默的、根须校体伸张的形式。生命的世界，是依其占有生存空间的形式，而悄悄分化为各物种、各种族、各社会、各阶层的多层面的大立体从山巅到海底，从冰点到沸点，从最潮湿的沼泽地到最干燥的黄土高原。即便在同一个池塘中，不同的水层也生活着不同的鱼种。

（2287）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现代工业文明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西方社会没落的一大标志，是流浪者队伍的日益扩大。这在以西方世界的首脑自居的美国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我们知道，流浪生涯并不总是由于物资的匮乏（如缺乏建筑材料）所引起的，心理压力导致的流离感，会使它变得更危险。更加地难以平息或控制。

（2288）

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发挥着各自功能的“机关”，它为此而活动着、存在着。不活动了，便不存在了。每个身体器官，就像每个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独自展开针对外在敌对势力的“反击战”，它们于是只得协同一致共同作战：共同缓解压制力量的专横倾注。就此层次而言，机体是个共存共荣的“攻守同盟”。“结盟”，本是生命从古以来也许直到永远的伴生现象，并非战国时代的独有智谋。在当今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大战国格局下——结盟可能意味着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

（2289）

同一个器官，同一种功能，有时是反压制的天骄；有时则为压制的暴君。关键在于：它冲力的矛头是指向外部压制，还是指向“同盟体系”内部？前一种指向是天骄的模式；后一种指向是暴君的模式。其实，一个社会有机体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分为二”、“好事变坏事”的辩论——经由上述注解则获得了更严肃、更深刻的含义：功能高于一切，正如皮相地说，“关系”决定了形态，也决定了事物的命运。

（2290）

有机结构的每一部分，都间接承担了普遍压制的一份力。但阴性的暴君是如此强大、柔韧而无孔不入它透入各种反制的形式、力量、行动之中，并变相支配了它们。我们知道，有压制（因），有反击（果）；却很难从具象上分辨哪是压制力（因），哪是反击力（果），除非依据各人自体的反应和感受。这，已近乎穷尽人的智慧的边缘永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宇宙能被人的智能活动所“穷尽”吗？历史上常见的倒是，人的智能被宇宙运动（包括狭义的历史运动）所穷尽、所扭曲。这就是所谓“文明的衰落”。往往是在“衰落”中，人才更清醒地发现自己及自己在宇宙中、在生活里的真实处境。所以，认识的客观性便增加了。

第三章

天性构成的囚牢

（2291）

宗教与信仰的道德热情，经常是披着神圣外衣的谋生手段。使命感诚然重要，它美化了生活的龌龊的原动力，并给原先没有方向的生命指出一个生活方向，在文明社会的极端情况下，方向甚至代替了生活本身而成为主宰，所以不少人因此乐意刻苦甚至受苦。方向感经常对人的生命本身施行统治！然而，谁又能否认，各种使命感就其本来面目（而非其宣传辞令）而言，其实都是自我中心意识膨胀的结果？不论是口称基督佛陀的使命感，还是口称主权在民的使命感，不论是明确公开的自我中心为形式的使命感，还是暧昧诱惑的宣传口号进行的利他主义的使命感，都是自我中心意识膨胀的结果——它们都是“我”的，而不是“你”的，更不是“他”的。即便像佛教式的“以一切有生有情之物作为自己慈悲对象的”极端利他主义哲学，其核心依然是“我的”或“我们的”利他精神、慈悲精神，只不过是，把有情有生的万物众生，处理成了自己慈悲心怀的客体， 这就是使命感的坚实内核。

（2292）

“哲学是各个学科的统领，而佛学是哲学中的哲学。”——然而，“如果说佛学是哲学中的哲学，那么，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才是佛教之上的佛教。”——此外，在探讨使命感问题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各种使命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利他目的号召徒众的，而一个使命感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程度，正与其提出的利他主张的膨胀度，成正比。极端个体化的设计（如“阴谋”）因此和社会使命感（如“公益”）难以衔接，因为那不是一种可以公之于众的东西，不能煽动广泛的共鸣和动荡（“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样就决定了，“阴谋”如果不能转化成“阳谋”，就无法登堂入室、盘踞中央。这种现象说明，使命感的形式和使命感内核，往往是相反的！所谓“说尽天下漂亮话”才能“干尽天下丑恶事”，就成了各个阶级、各种政体、各种统治集团甚至包括宗教的、学术的、商业的统治集团的活动分子们的从政必修课，似乎在人类的天性中包含一种“愿意受骗”的本能，所以被统治者最欢迎的仿佛就是那些最惯于撒下弥天大谎的统治者。

（2293）

任何组织关系都是貌似强大其实极不稳定，它处在永久的流动状态下。我们看到“组织系统称霸的时代”，其最为典型的就是“战国时代”，因为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组织，就是战国。在战国的意义上，秦汉、罗马、乃至哈里发阿拉伯，也都是战国的果实。而一旦战国过去太久，这些果子也都糜烂了。

（2294）

在古代的战国，争夺兵员和土地是最大的国家任务，在现代战国，争夺资源和技术成了个人和组织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控制资源与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取得了与国家平起平坐的位置。有人预测，跨国公司还可能控制主权国家本身，而成为其全球帝国的奠基者与先行者。

在这样的时代，中立的态度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只是暂时的“夹缝中的生存”，它会招致支配者的怀疑与取缔。因为全球化的膨胀，使得剩余的空间已经如此狭小，再也容不得回旋的余地了。谁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岂不算作社会意义的骚扰行为？其实不然。实际上个人的独立性应该包含自律，尤其行为上的自律，是一种深入到自我以内的它律，经过自律的个人独立性不仅不会骚扰社会，而且有助于协调社会关系。

（2295）

人的禁忌不可能是超出时空的绝对禁忌，反过来风俗也并非没有根据的虚无。

根据禁忌形成的尊严，是相对的、流变的。而强调一时一地的禁忌具有绝对性，只是人性中虚伪一面的表现。

（2296）

禁忌与尊严的不稳定性，来源于人的生活需要和功利目的在因时因势而易，趋利避害的途径，因之也在不断地修改中。许多神话为此提供了线索，如《创世记》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一度生活在伊甸园里，那是个极乐世界，既没有禁忌，也没有尊严，人们不用板起面孔、夹起尾巴“做人”，既没有自我意识及其羞耻感，又没有可以称之为精神世界的东西。后来，他们智慧果，才产生了羞耻感和尊严性，知道了禁忌才穿上了衣服。有了精神世界，与此同时，生活的极乐状态也就破毁了。照此解读，神话时代的思想家已经知道：

第一，尊严性的规范不是从遗传得来的，而是通过后天行为（偷吃智慧果）得来的。

第二，人吃了智慧果，就可以获得了自我意识及其尊严，这表明“尊严性的因素”早就存在于人，所以撒旦的诱惑可以奏效。

（2297）

神话时代过后，科学时代的人们通过对动物生活的观察，发现动物也有它们的行为规范，例如，狼群之间也有边界，这是两群不同的狼或两只不同的狼之间的外交，它们一般在自己的地盘上活动，尽量互相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

而当某群狼侵入另一群狼的领地时，遭受侵略的那群狼就会因为愤怒而奋起驱逐入侵者，而这群入侵者竟然能感到理亏！所以它们侵略更多表现为袭击而不是占领，它们还没有进化到可以用强盗逻辑武装自己，于是一旦被发现也就灰溜溜地逃跑了。狼群侵略者即使敢于抵抗，也是颇为无力的招架，不像人群侵略者那因为尊严受到伤害而作出激烈的抵抗。动物一般不会因为逃跑而感到羞耻和丧失尊严，人比狼有更明晰的尊严感，所以人群很难发动无理由的侵略，于是在人群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之前，总是要制造并宣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性谎言，以鼓舞自己的士气。

（2298）

在对“尊严规范”的考查中，往往可以发现尊严规范的形成过程与人们对这种尊严规范的描述恰好是相反的。例如，尊严规范的形成是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功能，然后才从功能上升为禁忌和行为规范，

最后再从禁忌摇身一变而为尊严规范。但当人们描述的时候，却是从上端开始往下顺延的，或从表层往里层刻划的。人们总是先从“尊严规范的神圣性质”开始，再谈到尊严规范禁止人们去做某些事情，最后才涉及禁令的条目及其功能。这样，宣传家们就把尊严规范偶像化了，使之达到“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的神像地位。相反，倒把禁忌功能列为臣仆了，使之成为一个“使用说明”。尊严本来是基于爱美的自我意识用来管束人们的工具，现在倒成了主宰。

（2299）

现代技术能力的空前膨胀，使得人的生存空间空前紧张，由于现代文明努力向外扩张的势头，使得现代国际关系正进入地中海区域古代的“希腊化时代”和东亚大陆的“战国时代”，各个主权国家迎头乡撞，互相兼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不仅误人，而且误国，是没有国家的、四处流浪的犹太人在十九世纪发明出来的国家，专门破坏压迫他们流浪生活的各国，现在，随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也不相信马列主义了。马列主义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送进了坟墓。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能阻止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西班牙侵占美洲得到教皇特许所开辟的主权国家至上的时期，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全球范围如果不能再开始一轮与此势头规模相当的“地理大发现”，通过再度殖民化，以便获得“更广大的发展空间”，恐怕现代文明也就只有放弃或削减外在扩张的努力，而改采“内在的发掘”了，在类似于老子哲学和佛教原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生态度来改善生态平衡，而不是在开创和掠夺的基础上，树立新范式。

（2300）

从哲学上看，如果一个人干了了偷窃、斗殴、诈骗乃至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令人发指的罪行，这并不是他个人的过失，在法律上，社会当然可以而且必须判处他极刑，但社会却无法在哲学上谴责这个牺牲品——难道他能对自己的天性和处境“真正负起可怕的责任”吗？

他如何负得起这个责来？！他又能拿出什么来做抵押呢！因为这一切无论是前定的或后发的，说到底都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刺激、反应，反应的强度及其形式……这些主要属于“生物存在”的特征。因此，这些特征是不由“你的意志”自主的，即使其中有些社会教养的成分是后天习得，但那又何尝不是生物存在与环境际遇的相乘之后所得的复杂之积？它貌似自主，但支配的“自主权”仍然掌握在那难以控制甚至未被认识的生物因素里！——这就是天性对你构成的囚牢！

第四章

艺术是信仰的最后防线

（2301）

艺术的原始功能，并不落实到社会规范、道德驯化的强调上。没有艺术，这类规范、驯化也许推行得更为无碍。柏拉图就深明此理，所以他主张，把诗人和浪人一同逐出“理想国”，以免他们玷污理想国民的高尚道德。艺术，发自人类性灵需求的深部；而社会规范、道德训化，只是为了协调人际关系而制作出来的风俗。风俗的改变比人类性灵的改变迅速得多；而以永恒的艺术去为暂时的风俗服务，犹如以黄金去镀青铜。青铜虽然金光闪烁，仿佛万古长存；但黄金本身却悄悄消耗掉了。 

（2302）

艺术的最大功能也不在于娱乐或消遣。不带娱乐和消遣性质的艺术品，虽说很难一下子流布开去，迅即成为一种“畅销的时髦”；但绝妙的娱乐和消遣，也并不能构成艺术。娱乐的目的在于刺激官能的兴奋度，给人松弛与满足。这项万古不变的招数，多少带有精神前进意义上的消极性。而且松弛与满足，常与厌倦同来。人的娱乐要求，与儿童对待玩具的态度相似，喜新厌旧、随时迁化、没有止境；但其本能却单调一致——以新刺激来激发官能的新兴奋。 

艺术的最大功能甚至也不在于“培养雅致的趣味并陶冶性情”。附庸风雅者心目中的这种最高价值域，其实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因为，这类培养与陶冶，一般只能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的表层。因而流于一层浅浅的“粉饰”。况且，在大多数场景中，它使被培养和被陶冶的人们，陷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不自知，久而久之，难免压制了他们可能具有的天生灵性；现代的许多电视节目，就是这样的玩艺儿。 

艺术的最大功能，在于它击碎了灵的蒙昧、生存的浑沌。赐人以心境的豁然开朗，使创造的冲动得以涌起。也就是说，艺术可以使人从心理压抑、社会压制乃至生存压制的诸层缠裹中，获得解脱。人们常说，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是需要天才的（机遇也是天才的一部分）。而天才，则意味着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个从生活经验中得出的道理，生动地阐明了：“艺术是力量的表现。” 

（2303）

无力者，不可能有艺术；既不能拥有艺术、创出艺术，甚至也难去领略他人创作的艺术，哪怕仅仅是从外观的形式上去把握艺术的语言。所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力量，他的艺术和天才，不在绘画、建筑，而在战争鼓动、设计谋略！所以，他的前二十五年（1920年以前）的和平艺术平凡，后二十五年（1920─1945年）的战争艺术非凡。在后面的这个值得谈论的25年中，前十二年他的艺术是潜龙，后十二年他的艺术成了飞龙。在这个称为历史事变的后十二年中，其前六年他的艺术达到德国统一史的巅峰，收回莱因兰主权、统一奥地利、合并苏台德与捷克、进占德国在波兰的失地；其后六年他的艺术达到欧洲统一史的巅峰，超过拿破仑和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不过，就世界范围看，希特勒的艺术，比起英国人还略逊一畴，不仅败于英国人（及其变种美国人）之手；而且他的霸权思想主要还是局限在欧洲，主要还是民族国家形态的。不比英语民族的霸权，乃是全球形态的，甚至连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也都国际化了！ 

（2304）

对于一个充溢着智慧的心间，艺术大概是信仰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如果你的智慧之水高涨得甚至漫过了“艺术的水位线”，我的天啊，你将会不幸终生了，因为人间已没有什么可以填塞你心间的虚空。——“一个透彻的怀疑主义者”，这是上帝对凡人的最大惩罚。艺术是信仰的最后防线，信仰也是艺术的最后防线。

（2305）

从创造力的角度去理解艺术，可以看到两个大项。一是广义的艺术（如希特勒的战争艺术和英语国家的国际霸权），一是本位的艺术（如希特勒的绘画、建筑和英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产品：从它们大而好莱坞到它们的布道）。广义的艺术力量，推进着这些门类的创造活动。 

（2306）

一切都瞬息万变。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依靠的。连自己都“不可靠”……一个人不是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吗？不是经常改变自己的行动吗？不是更为经常地改变自己的情绪甚至情感吗？这种改变是什么？说得严重点、是叛变、是自我背弃。尽管人人都愿意给这种“变节”戴上“进步”与“提高”的冠冕。但有许多的“变节”、并不能用“进步”、“提高”来解释；它们纯然是些情趣和口味上的转移……

具有最经久魅力的并非实实在在的血肉之躯或具体玩物；而是那些最抽象、最费解的“咒符”。因为这些东西、永远都能唤起年轻一代充满生气的想象力。非洲人或印第安人的怪诞神像——至今还给我们这些充斥着理性精神的现代生灵：以最激动人心的感受。

（2307）

哲学、宗教、艺术、音乐、图画、尤其是诗——一言以蔽之曰：“咒符”。

（2308）

我们并不真正理解先人的东西，而且永远不可能理解，至少，不能按其本来面目来理解。我们欣赏它们，不过是由于它们唤起了我们的某种感受，我们无意拒绝的甚至是乐于接受。但恕我直言，这决非什么“同感”，但我们却将之作为“文化遗产”给“继承”了下来。然而、一切皆变。连“文化遗产”亦不能幸免！对它的理解随着理解者的变化而变化。而文化的价值，说到底只是那些被理解的价值。

（2309）

我发现：对一本书、一套观念、一个思想体系的最好批判方式——就是为它详加注解。也就是说：用自己的语言将它翻译一遍！……通过这种翻译，我们不仅可以还其“庐山真面”；且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的注解不必是一本书；只须用“名词解释”这类标题即可：一枝化学分解剂、足以消融整个有机体。

（2310）

真正的思想家可以不需要论证；论证应由学者们去干。真正的思想家，只是提出命题。而历史本身就是其命题的论证。如果谁不能从历史本身去理解这些命题，他也就不配懂得这些命题。真正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不是从书本上、管理中、推断下，而来的……而是发自生活的磨难、神灵的启示。

第五章

中国思想主权的觉醒

（2311）

中国是一个思想主权的意识觉醒很早的地方，例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所揭示的：

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译文）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2312）

实际上，正是这些行走在绝路上的人们所开拓的思想空间，才成为下一个历史周期的行动指南。

这就示范了“思想主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2313）

而中国最早的思想主权的体现者就是《周易》。《周易》是先于国家的；《周易》体现的思想主权高于国家的主权。所以即使在明清帝王的故宫里，也布满了《周易》的语言和观念，用来证明其国家主权合法性。

（2314）

如果说“《报任安书》是揭示思想主权的宣言”，那么，“《周易》就是思想主权的古代地图”。

（2315）

圣人，作为“思想主权的行使者”，是这样的：

中国传统的“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总的来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这个词语最初出于儒家对“止于至善”的人格追求，所以圣人的原意，是专门指向儒家的。但后来的诸子百家，乃至古今各种宗教、学派，也都有自己认定的圣人，但儒家认定的尧舜禹等圣人是受到诸子百家的公认。

（2316）

如果把儒家和诸子百家对圣人的理解汇总起来，那也就接近“圣人的真容”了。诸子百家其实并没有矛盾，他们有的强调的是整体格局，有的强调的是某个特征。在《孔子家语·五仪》中，提到了孔子对“圣人”的描述，虽然此书真伪难辨，但这段话却对“圣人”一词的真实意涵做出了最详尽，最贴切的解释：

公曰：“何谓圣人？”

孔子曰：“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译文：“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宇宙的法则融为一体，智慧变通而没有固定的方式。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天道拓展入自己的性情，内心光明如日月，却如神明般在冥冥之中化育众生，凡夫俗子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了解一点，也无法真正明白他精神的边际到底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

（2317）

基于“圣人”一词原始的儒学立场，中国古典中记载的、著名的、比较受认可的圣人主要有：伏羲、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皋陶、舜、禹、伊尹、傅说、商汤、伯夷、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柳下惠、孔子，而颜子、孟子、子思和曾子，还有一些先贤大儒，只能被视为境界接近圣人的人；虽然他们有时也被尊称为圣人，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圣人。凡此种种，在神话学的研究中，把他们都归类为“文化英雄”。

（2318）

古代天子，也往往是作为文化英雄，受到传承与颂扬的。后来， 天子才作为政治创新的典型载入史册。现在，我们可以从生物进化的层面去领悟天子的神秘。

（2319）

“圣人”是什么？是“道”（即“生路”）的创立者。用现代术语说，是某派精神、某种文化模式的开山大师。所以只有“时之圣”（“圣之时者”的注释），无有永恒之圣。永恒的圣者，只是永恒而普遍的否定者，可是这类绝对否定者，对生路并无积极的含义！所以，很快就被短暂的人们遗忘了。

（2320）

相对于圣人，“御用文人”则是“服务于国家主权的理论家、宣传家、智囊或是帝师”，本质上是一些“伪思想者”。因为他们的思想主要是用来推销售卖的，不是用来明心见性的。

第六章

思想与国家互相为敌

（2321）

思想主权先于国家主权：思想主权仿佛文王，国家主权仿佛武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思想与国家却互相为敌。武王所干的事情，近乎“逮捕囚禁文王”。

（2322）

《旧约圣经》的先知是思想主权的代言者，先知书则是丧失了国家主权之后产生的“思想主权的复辟蓝图”；《新约圣经》里施洗的约翰所说的“天国近了”，则开启了神圣主权的宣告，也就是思想主权的见证。

（2323）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些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学上的概念，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能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

（2324）

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是宇宙间最细赋、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末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

（2325）

对于伟大天才及其事业而言，压制与迫害实质上不失为一种可爱的“成全”。精神之花，灿然于一片死寂的精神奴役之后！天才，不惧压制，不怕迫害。真天才不会毁于压迫之下，只会消磨于幸福之中。因为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激发起来”的。

孟子对此有真知灼见。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是什么？不是现代人所误解的“人格神”，而是“无言”又“阴沉”的普遍压制。

“大任”是什么？

“反压制力”的社会化说法。你反抗了压制，你就实现了大任！

（2326）

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

（2327）

哲学，是思想王国的创建者，而思想主权的行使则通过圣人。政教合一的结果，往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强盗绑架思想化妆自己成为天纵英才。

（2328）

如果让希腊人说，科学就是思想主权的维护者，如果让犹太人说，宗教则是思想主权的维护者，如果让中国人说，成功才是思想主权的维护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种偏瘫的思想，因为基督徒说，上帝是思想主权的维护者。

（2329）

人，都在追求自己追求不到的东西。人，都留恋即将失去的东西。所以人们留恋生命、痛惜“青春”、畏惧死亡，所以人们才渴望“长生不老”。有一种无形的内力逼迫我们，强使我们去完成难以做到或根本不做的事。仿佛这才有“意义”与“价值”。

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与“价值”啊，这是人间众多苦难的起源——人们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他感到空虚无聊。于是人们就发明了战争；每当新年将届、人们就拼命燃放爆竹焰火、以模拟某种微型战争。他们把这叫做“充实生活”。

（2330）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认为，“想要从理想国中驱逐诗人的柏拉图胜过那些想要在戏剧表演中得到荣耀的神灵”；从反面看来，那就是：被驱逐的诗人获得了思想的主权。而“文字狱”就是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宣战。

第七章

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

（2331）

在互为因果的意义上，人类可以被区分为“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也就是思想主权的仆人与国家主权的仆人。而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对立，则是永恒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2332）

幻想者，是阳的化身；生活者，是阴的形骸。所以，在他们之间永久的对垒与战争中，也有着永久的交媾与调和！幻想者，多是处在主动的、攻击性的、支配性的地方；生活者，多是被动的、接受挑战的、最终要遭到支配的……

（2333）

幻想者是精神人物，是创造世界的工匠；生活着是两足动物，是创造世界的材料。工匠，并不是耽于梦想而拒绝行动的懒蛋，他的幻想是在求得生命的更高值。

（2334）

幻想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观念的制造者”，一是“运动的推进者”。前者是哲学家、思想家、诗人、音乐家，不是讨好观众的叫花子，不是欺世盗名的大祭司；而是驱使生活者投入运动的精神征服主。后者是政治、军事、世界战略上的征服者。他们的征服，服从于更高的目的：将生活者淹没在新精神、新天命的役使。所以，他们的肉体征服是实现精神征服的步骤。

幻想者的两大类型，统一为拓荒者与收获者的兼容并蓄于一身。幻想者并不是生活者所臆想的那样，是苍白无力的、缺乏生活能力的。恰恰相反，幻想者比生活着更重视力度，更珍爱力量，更懂得施展力度、力量于世界的要害，更注重提升生命的能力。

（2335）

生活者，是生命的消费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本身，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他们对生命的功能，是纯然消极的。幻想者，是生命的培殖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的再生，置于首位；他们恶狠狠地对待自己和他者，仿佛乐于践踏生命，并以生命的敌视者与毁坏者而自豪……但实际上，他们才算理解了生命，并把生命的火焰刺激得发狂。生活者，在物质上延续种族。

（2336）

幻想者，在精神上发育种族。生活者，在物质上繁荣社会。幻想者，在文化上支配社会。二者都是不可偏废的。幻想者不事生产，因为他们是文化的灵魂、社会的中枢；“劳心者”、“劳力者”——这也是古人对幻想者与生活者的某种阶级化的因而是不太确切的称呼。我们的幻想者还包括柏拉图所谓的“卫国者”，哲学王则是他们的天然首领。无疑，精神上的创制，要比肉体的寻欢作乐，更能满足幻想者。因为他容易受到观念的激励；不易感到官能的诱惑。他们的想象力太丰富、感受力过强，官能的快乐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是徒然使他们感到人生的空虚。于是，他们便起来创造，起来征服，起来创造性地征服，起来征服性地创造……

这样的天才，必然会创造新生活；如此天才的活动，就是向善的运动。所谓天才，也就是那些在其基因中即已蕴藏了逼使他创新的人。能否表现为成功的天才？当然需要得力于他与环境的互动，但先天的因素却是第一位的。如其命运不佳，失败必矣，默默死去而不为后人后世所知，尽管如此，天才的基因也无法因环境不利而改变，因为“天才”的含义与“变色龙”是正好相反的。他的本能冲动，就是对环境的厌恶，并要自己创造新环境；他的本能冲动追求崇高、不朽，无法满足于平凡的生存，对超越物质形式的生活，才感兴趣。这种本能冲动及其意向如此强烈，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抵抗生命本身！他的全部生存史，可以归结为，“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向善？

（2337）

生活的人创造国家主权，幻想的人创造思想的主权：“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正气歌》） 这就是思想主权的写照。

（2338）

人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是对王权的制约力量。《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不过在我看来，这还是小看了史官所代表的那种超越国家的力量。史官虽然属于国家机器，但史官精神却是文明的产物、良心的见证。

（2339）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齐太史的故事，见之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

“董狐笔”的故事是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叹口气，听任董狐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这个故事记载于《左传·宣公二年》。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自古以来，是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

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不但保证中国文明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历史记载，而且，这类历史著作对国君、大臣来说，多少总使他们的言行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遗臭于后世，从而也就产生了某种制约力量。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文明还有一个规定：皇帝不能审查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这也是为了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褚遂良坚持原则，就是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2340）

在在表明，史官精神的背后存在一种“思想的主权”，这种思想主权的产物是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立的人格使得文明冲破国家阻力，得以健康成长。

第八章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2341）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人类谋求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生产许多后代，这可以叫做“r策略”（rate）。而在欧洲与亚洲，各种生存危险与机会是并存的，于是，生存之道是需要更好地照顾后代，哪怕少生一些，这被叫做“K策略”（Keep）。

（2342）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以“生命历史理论”为基础的基因问题来进行讨论，解释脑部大小、智力及其他特徵的“种族模式”——演化论的生物学家称这为生殖策略的r到K范围（r-K scale of reproductive strategies），范围的一端是r策略，代表高生殖率；范围的另一端是K策略，代表的是花较多精力照顾小孩。这常用来比较不同动物的生命历史；加拿大西欧达里欧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1943－）用它来解释人类之间的不同与微妙关系。他指出，这范围表显示，东方人的K值比白人多，而白人的K值比黑人多。与倾向r值的女人比较，高K值的女人产生的卵子比较少，同时有较大的头脑。高K值的男人花较多时间与精力在他们的小孩身上，而不一味追求性的刺激，所以他们是“有责任感的爸爸”（dads），不是“拈花惹草的风流人物”（cads）。

（2343）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决不仅仅是现在残存的古代中国文化的碎片，也不是现代中国所产生的非驴非马的主义、假货和杂碎，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有机系统，是“K战略”面临环境压力和生存危机时所发明的一套“防卫机制”，这当然不同于“r战略”的“玩世不恭”。在欧洲近代侵袭之后，中国幸免于难，没有像印第安兄弟尤其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兄弟那样遭到系统灭绝。人们希望，这场劫难使新文明的核心开始凝聚成形，但它的骨血肉毛现在尚付阙如，还说不上衣饰打扮与风度翩翩……虽然人们可以察觉新文明的消息不断传来。

（2344）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已经宣告的法则、定理及预算，并不一定构成新文明的结构，反而是不宣而战的进攻，可以催化新文明的形成，只要具有这样的需要。新文明的基本功能就是使人们与自然更为和谐地共存，而这正有待于中国文明的“再生能力”。无论一种文明多么优越，它接管世界的步骤也不可能是在平安无事中实现的。其中的原因，我想可从人的惰性、以及保持既得利益的贪心这两个根源去寻找……正因为世间有这样的阻隔与“非理性”，新文明要接管世界，非经“整合”的战役而无从实现。当然，这场战争是无孔不入的“文化战”，而非近代意义的殖民战争，更非现代意义的解放战争，它因此不必采取军事战斗的形式。“文化战”用文化的优劣来定胜负：未来的文化战比之过去的“思想战”、“意识形态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不以人类的一部分种族和阶级去残害另一部分种族和阶级。

（2345）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在西方语言中，K是“国王”的缩写，因此不妨把重视养育功能的“K战略”（Keep）视为“王道”。王道主生，霸道主杀；在生命哲学看来，延续自己远比杀害对手重要，因此人生的战略应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王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成就，霸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毁灭。这就使我们理解的“养生主”。“养生主”之后是“大宗师”，大宗师之后是“应帝王”。

（2346）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也就是“中心城市”（Central city）、“中心国家”（Central State）。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可以位于任何地点，位于印度？可以。位于美国？可以。位于俄国？可以。位于非洲？可以。位于南极？可以。只要能发挥“中国文明”即中心城市、中心国家的主导作用，即可。在2004年伊拉克遭到美─英联军攻占一年之后的日子里，我们甚至不妨设想，未来“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既可以位于美国境内，也可以位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

a、公元前4000年前闪族的苏美尔主要城市发展到前2371年闪族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建立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伊拉克由前闪族的苏美尔人控制一千六百多年；

b、闪族的阿卡德人接管伊拉克六百多年后，前1750年闪族人汉穆拉比建立巴比伦帝国并控制伊拉克将近千年，二者合计又是一千六百余年；

c、公元前720年左右闪族的亚述人征服伊拉克后，该地区长期陷入外来统治：前550年雅利安人的波斯居鲁士征服伊拉克、前330年雅利安人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伊拉克，然后雅利安的罗马人、拜占庭人、波斯人交替控制伊拉克到公元656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在外来统治下长达一千四百年。

d、然后闪族的阿拉伯人征服伊拉克，并以此为中心控制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公元762年前后，巴格达建立阿拔斯哈里发政权，伊拉克重新获得一千四百年以来的中心地位。

e、五百年以后，蒙古人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伊拉克先后陷入蒙古人、土耳其人控制，长达750年，1915年，英国占领伊拉克，以国联的名义对其进行统治，直至1932年伊拉克独立。

f、伊拉克恢复独立以来，不过七十多年，已经再度成为世界焦点，美国对伊拉克的一次打击（1991年）和一次入侵（2003年），乃是一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帝国向一个最古老帝国的所在地所发动的攻击。它摧毁了一个作为主权国家的伊拉克，但却把一个丧失了主权的伊拉克，拖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现在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但谁知道以后呢？也许再过百年，伊拉克作为下一次出击的主角而不是这一次挨打的配角，重回舞台中心，甚至成为全球的“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也说不一定。百年时光，足以缔造一个世界强权：一百年前，谁会想到二十一世纪的全球中心、世界的唯一超强巨霸，竟然是“英国的前任北美洲殖民地”？

（2347）

“中国”的概念就是“世界中心”；“中国文明”的概念因此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全球技术平台”概念：谁能创造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即真正的“中国”。中国的古代意义是“王畿”，现代意义则可以理解为“中心数据库”、“控制中枢”、“首选投资国”、“人才聚集地”：谁能提供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吸纳了全球的能量和创造力，以此执天下之牛耳。这样的“中国”是世界规模的“中央国家”、“全球中枢”，显然不是任何一个种族集团可以垄断的，而是属于全体文明人类。这就是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2348）

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这就是思想主权的体现，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灵魂的”主权。

（2349）

在互联网时代，思想主权论的基础，就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召集小众，从而把虚拟变成现实，把思想化为行动，从个体生出主权。

（2350）

“《吸引力法则》提出，兴奋的、高兴的、友爱的、美好的，这些都是高频率的振动；相反的，则是低频率振动。乐观的、积极的、谦虚的、自信的、成功的，都是高频率的振动。美国一位医生调查发现：很多人生病因为没有爱：美国的大卫·霍金斯博士（David R. Hawkins MD Ph.D，Power vs. Force），是一位医生，他医治过来自世界各地病人。渐渐地，他发现，凡是生病的人都充满负面的意念。也就是说，很多人生病是因为没有爱。他说他做过这百万次案例，全球调查过不同的人种，答案都是一致的。只要振动频率低于200，这个人就生病。他发现有病的通常在200以下。200以上的就没有病，200以上的意念有哪些？喜欢关怀别人，慈悲、爱心这些都是高的振动频率，达到400多到500，喜欢慈悲喜舍，帮助别人关怀别人，净定安乐，这些都是很高的振动频率。相反的，嗔怒、怨恨、指责别人，这些振动频率都相当的低，是导致癌症、心脏病种种病的原因。所以他从医学角度告诉我们，意念真的是不可思议！”——谢选骏指出：上述说法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或许可以改善人们的心情、促进血液的良性循环。

而积极的想法显然有助于健康：“对自己不现实的信念（积极错觉）与生理健康相关，例如感染了艾滋病毒（HIV）的男性，病情的发展会因此较为缓慢。”

“人生无所谓浪费，一切都只是心愿。”——谢选骏指出：这不是安抚，而是真的，因此反过来说，也是对的：“人生全都是浪费，一切都只是思想。”

第九章

国家主权背叛思想主权

（2351）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圣经创世记》第一章26—30节）

人既然分享了神性，就拥有了思想的主权；我们需要破除主权国家的断言，还原神性的主权。例如，有关“原罪”的思考，就是这一还原思考的结果。

这一思考的另一结果就是明确：思想的主权先于国家的主权；严格说来，国家的主权也是思想所创造的。

（2352）

神的主权——思想主权——国家主权。

“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歌篾，玛各，玛代，雅完，土巴，米设，提拉。歌篾的儿子是亚实基拿，利法，陀迦玛。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单。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圣经创世记》第十章1—5节）

这个时候，只有国族的现实，却无主权的意识。

这是自然的国家。

（2353）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圣经创世记》第十二章1—3节）

这是信心的丰收，但不是应许的国家。

（2354）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八章4—22节）

失去对于神明的信心，这才是国家主权的性质。

（2355）

思想主权与国家主权，此起彼伏，互相消长，所以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里的诗家，是思想主权的代言人，就像荷马传说的希腊史诗那样，直接创造了亚历山大的国家传奇。

（2356）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题遗山诗》，赵翼）

这些“诗句”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廿二史劄记》为后盾的，《廿二史劄记》又是以其历史兴衰故事为后盾的。

这只是表象，其实质为：思想的主权因为国家主权的减压而凸现出来，就好像“水落石出”那样。而无论国家主权的洪水如何汹涌放肆，坚毅的石头永远矗立在那里的，并非因为水淹七军而消失过一天——因为思想的主权是神创造的，而国家的主权不过是人创造的。

（2357）

世俗的眼睛看不见“超出生活一步之遥”的美，结果许多互相吹捧的“历史家”、“艺术家”、“鉴赏家”甚至“思想家”，无不睁开一双双肉欲熏心的俗眼死死盯住生活的圈子不放。

（2358）

无休无止的求知欲，这是思想主权的处子。

（2359）

思想革命的成功标志，是新的种族和种族标准形成。

（2360）

尘埃已落定，天穹已清朗……看，星辰像晴天霹雳轰击人类的思想，放射中央国度的光环……思想的演化与肉体的突变，将与社会的演化与种族的突变，一起来到我们中间。

第十章

现代思想的屠龙命运

（2361）

现代自诩“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被称为“信息”的资料、概念、理论，如钱塘江潮涌，又像是吼叫的狮子，雷鸣卷地，咆哮而来……思想家因此被称为“弄潮儿”。这是什么现象？这是文明衰落的朕兆。据此，明智的人们自然认为，一切生命的质量（即其生命力的“度数”），是与他所重复的信息量成反比的……这里的“生命”，当然包括由生命派生的一切文明现象，如社会、国家、文化、技术以及人类行为如经营与战争等。生命力的度数越低，就越倾向于机械的动作，就越是倾向于重复已有的信息。正如油灯将尽时，会突然变得很亮很亮，“回光返照”成为万物的常理。

但实际情况更为严重，现代的信息泛滥症表明，自以为得计的进展背后，隐藏看虚脱的徵候。在学派的繁荣反面，是原创力的颓废。这是“希腊化时代”而非“城邦时代”的一个特徵，是类似于战国百家而非春秋显学的最后挣扎……外观上勉强维持一个强盛的印象，骨子里却像八十老人的骨髓一样，空虚了。强者总是含蓄的，他的含蓄在于有意无意掩饰自己的力量，以便出其不意地攻击。而弱者却擅长虚声的恫吓，如黔驴之对阵猛虎。所以，猛虎般的沉默者决不被表面信息所惑。

（2362）

当此礼崩乐坏、斯文尽扫的现代，我们的思想才获得这样空前的自省机会，从而对永久的虚无和无限的茫无归宿，有所醒悟……

它的观念塑造下个历史时代本身，而不是塑造这个时代的思想。

（2363）

在直线的、合理化的思想称量之下的“灾难与痛苦”，其实也是弯路上的祝福，是献给一切高尚生灵的奢侈品！他们敢于服从自然的严酷的浪费的生存法则，正如他们敢于反抗最后的审判，并从中起死回生。因为，历史的直线，就是弯曲的！

（2364）

思想的批判者与社会的杀伐者。这是清算文明本身的时代，收获不仅意味善收藏，还意味着目标的异化，即生命主体演化为生命的客体。

（2365）

二十世纪的最大梦想曾是，用某种人为的方法造出某种作为类的新人。现在，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法创造新人类的道路已经中断；但是，以生命科学从事这类事业的思想行为，正在如火如荼地行进。甚至，以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创造某种“造福于人类的无机生命类型”（如超级电脑与超级机器人），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无机物能实现有机物（例如，作为类的人）的“幸福”吗？新的“类人”（作为“类”的人）能克服以往类人的通病吗？“科技发达”的一个讽刺旁证就是：艾滋病的猖獗蔓延。新的类人，之所以不能填满老的类人未曾填满的宇与宙的真空，是因为类人的毛病，主要就在于“寻求类”，“唯类是从”，而不在于“人的发现”。也就是说，哪怕人类成为超级人类（“超人”），他在骨子里也还依然是寒酸的！“类”败坏了一切“人”可能拥有的美质。类，使人退化为猴子。“新人类”、“新新人类”只要是基于对“人类”的修订，他就不可能是“新”的！公共的统治，即便形成新文明的潮涌，也难以促成生物史的革命。

（2366）

须知不论古人还是洋人，都未曾遭遇这般严酷、近乎疯狂的两军对垒与战线错乱！甚至罗马帝国的崩溃和中世纪的来临，也没有造成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不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无法达到“天子”这般纯净、近乎透明的思想液态。

（2367）

不是孤立的旋律，不是几条旋律的交错，而是汹涌澎湃的海。任何交响乐，即使最丰富、最狂乱、最凝重的表达，在思想主权面前也默然失色，显出单调、浅显、轻薄。他的无言不是无信息，而是拒绝通常手段的信息表达。这心灵隐士，只有当他偶或用世时，才借助语言来充当手杖。尽管传播学意义的限制，一直是社会交流的难题，于是，“实践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脑浆的容量，要靠泥腿子的弯度来衡量！然而我们终于弄清，这些乌七八糟的理论并非属于心灵本身，而只是社会权力的语言霸权罢了。所以说，“天子在人的测度以外”。因为人的测度一旦脱了政权之刀、泥腿之嘴，便也无能

（2368）

他以超群的直觉、犀利的决断、无边际的思想、无底线的本能，负荷无人通晓的天文。

（2369）

古代思想家讽刺那操练屠龙之术者的徒劳。确实，屠龙之术不是可以学习的。屠龙术是生就的、不可雕琢的。屠龙术所击毙、肢解的那龙，正是世界本身。关于这一点，各种原始神话早就歌咏过了。盲目学习屠龙之术的人，最后受到了这一惩罚：根本找不到那条可供屠宰的龙。因为被屠的龙，是先于屠龙者存在的，是上天预先安排在那里等待屠龙者的。

龙就是他立足的大地，他既然已是龙的一部分，他又如何找到那龙，如何将之屠戮？这样，人所欠缺的已不是勇气或技能，这里所欠缺的，恰恰是一种屠龙的命运！

（2370）

命运与至德同一，至德与盛业同一，他的盛业是其人格的外延。没有盛业，无以显至德，没有至德，无以现天子，没有天子，无以成大业。天子的业，成了他命运的证明、人格的屏障。就社会的层面说，忠实于天子的事业，就是对他可能的理解、最好的效忠。对天子的深刻信念，将使社会（尤其是流氓国家）重获整合力，重获推动力，重获方向感。天子使整合与动力合一。

第十一章

天命人心的圆周启示

（2371）

宗教哲学是半个圆，社会现实是半个圆。而宗教与哲学的形式，就是对社会与现实的抗议甚至诅咒。尽管这些抗议、诅咒时时采取了逢迎与辩护的角色，但无疑的，在这种逢迎与辩护中，社会被“超现实化”了，所以到头来还是对真实的现实社会的真正批判。

（2372）

宗教是群众的哲学，哲学是优秀人物的宗教……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无一例外的社会批判。这些抗议与诅咒的形态千奇百态，但都以打动人心著称于世——以致人误以为它们有独立的价值。其实，即使是纯粹的艺术（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极为罕见了）、纯粹的象牙塔中的精神之花，也都无一如此。宗教与哲学的特点仅仅在于往往戴上了“出世”（宗教）甚至“超俗”（哲学）的面具。宗教所常用的方法，是暗示与崇拜；哲学所常用的方法，是思辨与批判，尽管有时是颂歌体的社会批判（如颂扬官方同时也就是在用讽刺的方式挖苦官方惯于欺诈这一的现实。

（2373）

宗教和哲学里有的，或“过剩的”东西，生活里就没有，或缺乏。生活里所充斥的诱惑物，宗教和哲学就不遗余力地大加挞伐……这是从“顺时针”向“逆时针”的反转，是从零点到六点，又从六点到十二点的“挺进”，其含义无非是，赋予生活以“全面平衡”，避免生活的挪亚方舟过于危险地偏向一边，招致不必要的倾覆。

（2374）

宗教和哲学，从来都是如此事后“补救生活”而非事前“指导生活”的！任何时代，它的主导宗教与哲学怎样说了，它的生活和现实就必定指向完完全全的另一方向！这就是所谓“既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种现象即使不是“有意识的欺骗”，也是无意识的掩盖、调和、缓冲、伪装……

这伟大的圆滑使得好学生们好生困惑！却给予生活的勇者更多的机会。牧师的儿子叛教者尼采，对他爷爷的基督教的指控是没有依据的！实际上，主控社会的强盗们从“弱人筋骨的道德说教”中得到的不是削弱、软化，而是强化强化再强化！

（2375）

这是永远也不能消除的奇特现象！不论人们走到了如何迷人的乐土或“理想社会”（任何宗教与哲学都致力于新生活的生动幻想或晦涩构思），乐土的本来功能还是对生活的苦难进行粉饰与平衡。因为对于人这种敏感的、天生会分泌出不幸感的生灵来说，苦难是日课，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人类伴侣！

很多宗教与哲学，在这种意义上都是“同志加兄弟”，都是无可奈何情绪的宣泄。真正的有为之士，也就是那些还没有被生活逼得缴械投降的人，就不会投身于宗教和哲学的运动。他的精力，大可用到更现实、更富于感官作用的对象上去。于是，活着的宗教和哲学，当然致力于否定“现在的生活”——打着“提高”、“净化”的欺骗性旗帜。只有死魂灵的宗教、伪善人的哲学才为“现在的生活”辩护、粉饰。你要测定一朵“精神之花”的内在活力？就看一看它对“现存秩序”进行批判的程度是否达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

（2376）

很多宗教或哲学都自我宣称致力于“提高”或“改善”人的生活，可是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或哲学能够在它们所宣称和许诺的根本问题上获得成功，即使它曾给成员的生活以持久而重大的影响，但它们原先的“宗教目标”或“哲学目标”却总是达不到的！因为，那是观念世界的东西，只能作用于现实世界，却不能代替现实世界。而其具体作用，还常与始作俑者的许诺大相径庭，而常常构成“欺诈性的保险”。

（2377）

宗教与哲学，只能在自己的天地里实现自己、完成自己，简言之，宗教与哲学只能走自己的那一半，而不可能多一步跨入现实世界里，践行不可能隶属于它的另一半。任何宗教和哲学或多或少都对生活深刻不满，不是对这种生活，就是对那种生活，即便是那些粉饰官方规定的死宗教、伪哲学也是假装如此的，否则，它们还谈得上什么“对生活的改造”呢？但是，任何宗教与哲学都远远不及生活这株“长青之树”本身的丰富多彩、变化万端……生活是复杂的，生活是混乱的，甚至是颠倒的、充满错误的……唯其如此，它才叫做生活！生活是兽性的，不像宗教或哲学那样一维决定——“吾道一以贯之”。所以，任何宗教和哲学都禁止不了、阻遏不了生活的节奏，无法消灭生活希奇古怪的罪恶，充其量只能缓和某些过分的节奏而已。结果，是替令人作呕的生活加上了一点酵母、味精、食盐、甜酸苦辣的调味品罢了，但生活本身的易腐性却是泼洒不掉的！

（2378）

我们应当承认一切生活！承认，是颇富宽容气派的态度，对于固执某种要求的新势力而言，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多大的耐力！尽管我们自己还是需要回避某些生活方式、弃绝某些生活态度，但仍在内心深处理解他们——既然身为动物，怎能全然规避动物生活呢？在这里，认识与行为最好是相对独立的、互不关照的。认识应是清澈的，行动应是有力的。认识若是正面的，行动就经常是负面的；认识若真是负面的，行为才会是正面的——二者就如是整合为奇妙的一圆。

（2379）

人的精神与现实生活，从根本上说就是这样一个有机整体，这整体需要各种矛盾和敌意冲突……割弃了有害之物，就损害了有益之物。诚然，我们必须开出自己的清单，列出清醒的评价。但不论你对其中的某一部分评价为“善”抑或对另一部分评断为“恶”——都消除不了这一有机体的其他部分。这难道是偶然的失误？仅仅是人自身的无能所招致的悲剧？不。这是生活。这是那永不停歇、永不固执、永无规范、永非定形的庞然易化在人间的反响……尽管经常是“害人”的反响。

从此，我们理解并承认了生活的各种形式，圆形的世界是整体的世界，你不能只要这一部分不要那一部分。

（2380）

他的存在被人们目为怪异，何足为奇？因为他的思想与行为，不是人的思想与行为所能局限的，而是天命对人心的圆周启示。

第十二章

双重的“作对”

（2381）

“天子的人格”是其主权的外现。他的人格乃是他之外的人类，不可能拥有的生命要质。主权的人格！只有这才能解开一切思想纷扰、平息一切思想斗争；仿佛太平斧救苦救难，劈开燎原赤火，断绝地狱之门。这不是枪杆子，不是标语、口号、小册子；这是他的身体所发布的“创新思想”。

（2382）

他的主权在双重意义上与世界“作对”：

1，对立；2，对偶。

（2383）

一个完整的天子，把发动革命与扑灭革命、进行扩张与中断扩张，集于一身，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同时，止于至善。他给千秋万代的历史打上自己的烙印，以天庭的力量扭转地府的朝向，用充沛的元气确立新的方位、开辟新的轨道。他拒绝乱党的思想，他看穿“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口号，只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企图乱中夺权、趁火打劫、霸占民产、欺男霸女的招魂幡。

（2384）

如果人自视为生命世界的冠冕，“人民的意志”就是现代狂欢节的假面具，然而，冠冕并不是基础，假面具也不是本体。佛教式的虚无主义，宣传众生平等的颓废思想。这一颓废思想虽然立足于高远的观察，但却错把文明的冠冕当作了种族的基础，把等同人人、等同人兽、甚至等同生命与无机物的假面哲理，当作自然过程的真相。这种“以假修真”的结果，最后是让假的掩盖了真的，结果宗教骗子横行。

（2385）

要使人的文明变得健康，就得定期地归返自然，必便恢复充分的内力；而决不是相反，凭借文明的强制，脱离自然，另立门庭。信徒们！不能持之以恒的假面，应该摘下来。

要使人的文明变得健康，就得摒弃佛教的虚无、西方的原理、俄国的主义、中东的血腥，就得拒绝使人成为手段（哪怕是“为了实现文明”这样美好的许诺）；而把耶稣的救赎看作是“健全生命”的途径，。更进一步，只要坚持灵魂的价值优于生命，就难以拒绝承认还有比人更重要的存在，这一存在甚至可能还是人的根源。对当下的人而言，这种认识就是“天命”、“文化的精魂”（思想的主权），一旦作用于广漠的人群，就能开出惊天动地的结果。

这主权基于自然，保证他对群众的骚乱，拥有天然的安抚力量。除此之外的各种社会性镇压，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只能激化危机，不能消除危机。只有他能驾驭激烈的冲突，并在烈焰中获取自然的宝石。他的好战精神，蕴藏生生不已的神明之德。这就是“全球化的振荡”之后，形成“礼制的天下统治”。

（2386）

自私自利、离心离德的社会风尚——是伟大个体和特异人格即将大兴的前兆。这尤如行将铺天盖地的簌簌风潮……“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没有理由为乱世之象而担忧，没有理由对乱象的反弹，感到恐惧，“专制统治”激起了“民主运动”，“民主运动”激起“权威主义”……继乱象和反弹之后，将是新秩序。民主运动——权威主义——宪政国家：这至少需要三部曲。

（2387）

对小人，生活的每一瞬间都涨满了乐趣（所以，市井化的禅宗非常投契这些人的口味），有趣的躯壳和形式本身的魔力，化为一座座思想偶像……

对君子，生活只是一种出击前的准备，精神的旋律是“期待”和“继续期待”。

这两种人，需要生活在不同的水域。否则，必有一方被挤压甚至埋葬。在狭路相逢中，无论被埋葬的是谁，普遍的天子终究还是要在晦暗中熠熠生辉，像炸开一座颓废的古墓，他炸开了已经存在的一切：“在我前面来到的，都是强盗和恶狼。”这劳作不息的淘金者，以时光之箕，在荒漠中拣选出了沉甸甸的未来。

（2388）

作为新世纪的保民官，天遣的自由之使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只对自己的命运与良心负责。他不执善于某一服色，拒绝趋奉时装而作即兴的演技。他鄙视皇帝，唾弃精神领袖，人生的禄位无异牢狱，而周流在炙热的天运中，发难（俗语称之为“伸张”）他的正义，派遣（俗语称之为“实现”）思想，放任（俗语称之为“驰骋”）想象，否则就会窒息而死。

（2389）

“克服内心的败北，比克服外部的敌人，需要更大的力量：控制思想比控制国家，更加困难。夺取国家主权十分困难，但夺取思想主权则绝无可能。”（天子经注集）

（2390）

持久的胜利，不是取得外在空间的扩张，使世俗世界惊羡、颤栗；而是完成内在机能的调整，兵不血刃的思想主权跃自渊底：如果不能自我战胜，即使震惊了世界，也不过昙花一现如文革；如果已经自我战胜，思想主权的外在扩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欲取得空间，必先战胜时间，战胜时间，就是祛除自身的腐朽，使空间的夺得不可逆转。

第十三章

黑暗时代的自由真谛

（2391）

只有在黑暗掌权的时代，才能理解自由的真谛！因此，历史记载著：是奴隶主哺育了自由思想！而全然解放的时代，只剩下自由的消费和消费的自由罢了，最后只有衣服的解放，甚至内裤的解放，这构成动物式的自由，是伪自由。真的自由不可以无代价。在解放（不只是那种解解裤子放放裙子的“解放”）的力量来到的时候，一定要记取这代价，一定要珍重这代价。新时代的解放将是，“要创造而不要消费！”创造不是重复的制造，而是“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卦）。

（2392）

思想革命的成功标志，是新的种族和种族标准的形成。有些人成长为新生命的良种；有些人暴露为旧生物的渣滓、废料、畸形物……天子的狂飙不仅是宇宙选择的标尺，他的劲旅还将开辟一个蔚为壮观的新自然。

（2393）

一切精巧的制作、英雄的业绩、浩大的思想，归根结蒂是指向无尽头的虚无。而任何人造之物既然依托于人形，就不可免地沾上了人情与兽性，修炼的极境也难以抹尽道天生的缺憾。

（2394）

他的情感与思想，不为寻常的百姓日用而浪费。更重大、更紧迫的用途，在历史的转折处等待著作。

（2395）

他不遵循任何道，因为他就是道。他的思想与行为的总和，就是世界的命运：“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陆象山语录）他以变数的形式出现、出奇制胜世界的腐败。

（2396）

在“以无为本”的否定中，却潜含着对一切可能性的肯定。对两汉官学而言，魏晋玄学带有精神文化领域中兀鹰运动的特质：它以真切的虚无主义否决了经学幻构起来的实在主义，从而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思想空间。正如那些实干的兀鹰们摧垮了一元的社会模式，从而为新的社会力量及其多元化的组织形式，拓开了广泛的生存空间。

（2397）

《大禹谟》的预言即将兑现：“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他以超群的直觉、犀利的决断、无边际的思想、无底线的本能，负荷无人通晓的天文。

（2398）

他的趋避，以自然的脉息为归。而他的身体，即是一座生生不已的脉息场。这自然之子的主权，赤子之心的新奇，化合人心，何须伴随“思想斗争”的血腥。他消弭思想战争，达到人格沟通、天人交流。天子的来临，宣告“以思想为武器的时代”之结束。布施者与受施者之间的一以贯之，成为主流；对等的斗争，让位给主权的同化。

（2399）

空灵的文字具有生命，藉助个体的想象绵延下去，这因人而易的思想圣品，承载优越个体的优越想象，突破齐一的标准，颠覆偶像崇拜的视觉图象，在豪杰的生存状态上，激发关键的力量，充分的抽象继承，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无限的生命轮转，得以发挥本身的活力。对天子的圣德崇拜因此投影为文字崇拜！？

（2400）

他的主权空灵无物，深静如渊，除了自然脉息，无物滞留，对人类的催眠针砭无异天意的启迪。

第十四章

四季天子的过程哲学

（2401）

四季的天子，春夏秋冬的周流，那就体现了“过程哲学”。

（2402）

请允许我为你们的行为扩张，预先辟开思想的空间！

（2403）

宇宙编码。不仅古老，也是锐进精神的现代主宰……天子因此是超现代的！因为天子永远驱遣驶向未来的精神……吞噬肥胖的统治阶级、捣毁溃疡的既得利益……

（2404）

表里相符的宇宙编码，不是活佛，不是教宗，不是哈里发，不是一切通过种族与文明的力量来推举、选择、淘汰、培养的蜂王一般的“精神领袖”；而是种族与文明的独往独来的开辟者。他像“不正确的思想”那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405）

他是不可替代的种族本能，是天赐众生的礼物。尽管从形式说，他仿佛来自人民之中……但他禀受的天命，非由人意宣传制造，却如火（天子）由薪（人民）传。

（2406）

他不是埃及法老，不是印加王，不是哈里发，而是永远孤独、永远健在、永远周流易形的匿名者。

（2407）

面对浩莽无际的大年，我们无能为力，只能兴叹。我们甚至无法见到它的边缘，而其尽头对我们，就像天堂一样遥不可及……在此思想的陷阱中，欲解除焦虑，必先明晰自己生活的季节特徵，从而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或什么仅仅只是一种慰藉罢了。尤其对拥有历史感的心灵，更是如此。

（2408）

那一天，将会有新的《雅》与《颂》，从中国的大陆深部流出，文化的废墟变成了文化的绿洲。”

（2409）

那一天，新的民族将说着新的语言，他们饶舌，仿佛在操练一种战略。人们仿佛知道他从哪里来，却不知晓他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的关怀，并不能使人宽慰；因为他所开启的一切，过于巨大，以致托出无限的预期。

（2410）

世界之主！良善的思想精华汇聚于此，颠扑不破的一缕光，贯透了宇宙的阴霾。

（另起一页）

后记

（1）

我所写下的是虚空的虚空，惟有仰望上帝的才是真实——我的母亲1973年1月24日临终时担忧，我将会因为思想问题遭到流放，现在我已经活过她的年龄，依然决心“把思想进行到底”，质疑并挑战一切权力。

（2）

我很认真，也很轻信，于是变得迂腐；但我经历了六十年，一个甲子的周期，终于渐渐看清了：我的世界其实只是思想——这不仅适于我，也适于所有的生灵，因此我把它写下来，并去追溯透视自己的一生，也可启发其他生灵……因此，不要相信我写的东西，除非仅仅把它当作打开眼界的一把钥匙。

（3）

不拿稿费的写作才可能是真的、少受外在干扰的；正如没有荣华富贵的腐蚀作用的传教授业解惑才可能是真的、少受外界干扰的。没有稿费的时代，其文化最有创造性，有了稿费的时代，版权和注解扼杀了性灵。

（4）

残篇较之煌煌巨著，可能会有更大的杀伤力、穿透力，如果那是来自启示和暗示的力量。

（5）

命运的最好礼物，就是“作品”，作为“生命的结晶”、“精神的遗烬”、“思想的引信”。

（6）

“后人类时代”的出现：

A——在电影《非我》（Self/Less）中，本·金斯利（Ben Kingsley）饰演了一位身患癌症、濒临死亡的富豪戴米恩，他将自己的意识转移到了一名身体健康的青年男子身上，以期延续自己的生命。虽然该技术目前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但是专家们认为长生不老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遥不可及。

B——200年内人类或可实现长生不老：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研究人员Wolfgang Fink指出：“从生物学领域入手，如果能够阻止细胞死亡或者延长细胞生命，或许可以实现长生不老。”

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研究人员Michael Bonaguidi说道：“未来长生不老会成为现实，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有所突破。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是一次经验的积累，最终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跨越。”

Michael Bonaguidi称要想实现长生不老，首先在一些科技上要取得突破，他和同事们正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减缓衰老。“比如说一个我感兴趣的问题，你的身体循环是怎样产生和适应新生细胞的？这个问题是将来理解整个大脑移植的基石。”但他警告说：“利用科学技术来实现长生不老可能引起社会分化。开始时可能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支付该科技所需费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成本的下降，最终每个人都可能实现长生不老。”

希伯莱大学（Hebrew University）教授Yuval Noah Harari预测，在今后两百年间富人将会变成如同神一般的“生化人”。通过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富人将变成一种新的神明——拥有对生和死完全掌控的不朽之躯。

Harari教授在威尔士干草文学节发表演讲称：“人类天生就不满足于现状，即使得到快乐和成就，我们还想要得到更多。”

Harari认为，凭借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等领域不断取得的突破，200年以后富人将像神仙一样能长生不老，这是生命出现以来，最大的一次生物进化。以前人们将神明当作信仰，直到现在我们的社会还是由宗教、财富、人权等一些编造出来的东西支撑着。如今人类渐渐地强大起来，他们需要的不再是神而是科技。

C——世界正迈向后人类时代：另外一面，英国天体物理学家Martin Rees认为，人类将迎来“无机后人类时代”（inorganic post-human era），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逐渐将人类推向灭亡的边缘。他猜测，在未来25年内，机器人将开始实现智能化并与人类不相上下。很久以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大自然，而如今却是人类自己带来的恐惧，尤其是人工智能。他还表示，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会越来越强大，强大到最终能替人类思考问题。作为人类，大脑的大小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会受到新陈代谢的限制，而且人类可能已经接近了这种极限，但计算机却不会面临这样的困扰。

D——我认为，无论“后人类时代”还是“后后人类时代”的出现，都无法改变“思想主权”的存在，也无从摆脱“思想主权”的主导。即使人类灭亡，但创造了人类或曰进化出人类的那些宇宙密码，依然如故。

（7）现在，人类神气活现，占领整个地球；可是未来，有谁知道呢？

踩着落叶生命遗迹

天人感应心有灵异

永恒思想寂寞同在

亿万光年川流不息

（另起一页）

2015年发表的思想主权十一论

论文之一  

最早的思想主权论

“国家”的本质，决不像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欧洲人所设想的，仅仅是个“主权”、“统治权”问题。例如，中国人对“国家本质”的最高理解和最后解释——统统凝聚在“天命”一辞之中。在中国人看来：承受天命者必能承受地土；丧失天命者必将丧失地土。可见：统治权和统一的心理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在那个先是体现着天命、而后获取了统治权的崇高象征和铁腕人物身上——既闪现着新宗教、新理想、新观念、甚至新学说的耀眼光辉〔当然有其时间性〕；又预示着新国家的精神威力和心理倾向。 

天子，往往以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天子代表着未来，所以他毕竟不会是耆耄者。国家和文化是真命天子的可爱孪生子。它们是互相依存的。马基雅维里矫枉过正——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历史表明：二十一世纪已经是“纠正”这个历史性错误的是时候了。

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叛乱势力和割剧势力——尽管手持强大的统治权并拥有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延续了十几年之久并占用广袤的领地：却难以被承认为“国家”。人们只能用“政权”〔“共产党政权”即一例〕一词来称呼它们。可见，“统治权”只是“国家”的一个基础；并非“国家”的“本质特征”。

舆论与天命——在大多情况下是誓不两立地对峙着。舆论总力图抹杀天命的存在；天命则要驱迫舆论向它投降，为它效命。在历史中——有时舆论抑制了天命，有时天命奴役着舆论。前者是繁荣的和平时代；后者则为混乱的革命和战争时代······支配前者的是习惯；鼓舞后者的往往是一种图腾的崇拜。这里无所谓优劣；只有季节而已。当时则行，过时则易——岂有它哉。

中国要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必须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入手。这种基本价值观念，既非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或专政主义，亦非传统中国式的家长制；而是根据现代中国在国际间的处境，切实制定出来的一项战略。 用最简单化的表述，可以这样说：以一元化之名，行多元化之实；以中国复兴之名，行现代化之实；以乌托邦之名，行伸张国势之实。

在这种意义下回顾“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由伦理社会转向技术社会的关键。思想上的排斥异已从来没有这么激烈与彻底，中国历史来看。比如，使毛泽东“伟大”的，不是他在1949年以前的暴力夺权；而是1949年疯狂改造。1949年以前的“理智时期”，他不过是一个精明的土寇与流贼而已；1949年以后，他才成长起来，成为中国野蛮化的旗帜、颠乱纲常的始作俑。虽然在许多事情上，他的残暴性和迫害规模相对说来还比不上隋扬圣人。所谓相对说来——显然是指现代中国的人口比隋代已有十倍之巨······杀人利器和“软刀子”〔颠倒黑白的宣传技术和红白喜事的鼓动吹手们〕也高妙许多了······不论这些创新活动的价值到底如何——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尤其对历史而言。须知：社会意义上的价值与历史意义上的价值根本不同，往往甚至是互相对立着。它们彼此都渴望着能吞噬对方。把对方从后代的心目中抹到。在这一点上说——成功的往往是“历史价值”；因为“社会价值”的寿命往往超不过一代人〔三十年；至多一个甲子：六十年〕。除了历史视野过于狭窄的西方记者、失败政客外，谁不同意上述说法？

而二十世纪的僭主们之所以敢于玩弄舆论、践踏社会价值——这正是他的伟大与不同凡响的唯一实在基础。至于说到他曾经统治过大部分中国——那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尤其就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漫长、兴衰无定、充满来去匆匆的野心家与争霸者；并经常因为无原则、无新价值标准的争权夺利而搞得精疲力竭、举国残破的国家——而言。

就全球而论，中国居民在这种状态中陷得最深。不但是信息系统的严重紊乱，以至于文化建筑的全部崩解与堕落——而且连语言系统亦由于一系列社会地震而分崩离析、面目全非，人群中没有共同的语言，只有各自为政式的孤立门阀——这些门阀间多是声息不通的，流行的语言不但鄙俗，而且词不达意、足以酿成混乱。

由于信息系统的全面紊乱和崩解，整个区域实际上已陷于分裂状态，整个区域显然疲弱不堪，这种分裂不是那种积极的、竞争性激烈的分裂，而是被动的、不足以维持自身统一、向心的那种分裂······我们时代中国的一切灾难，都可归结到“信息系统遭到人为屏蔽以致全面紊乱”，这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癌症”。这一癌症难以治愈，还会长期扩散，把社会系统的扰乱活动进行到底、扩张到极限，然后才可逆转、消退。

〔摘自《新王国：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立宪时代——中国可否君主立宪？）》〕

论文之二

文化多元论与思想主权论

1970年代以来，文化多元论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倡导将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平等看待，不将任何特定种族、宗教或文化价值作为主体观念。这种文化多元构想被称为文化“马赛克图案”（cultural mosaic），经常与同化论和社会整合论相对立，也被称为“色拉碗”（salad bowl），与美国传统的文化熔炉（melting pot）相对立。二战后，在反对纳粹的种族清洗、反对殖民主义、特别是美国民权运动中反对以英美文化为标准进行种族歧视的斗争中，这种思想成为少数族裔维护自己权益的斗争策略。有些西方学者将这种多元文化潮流看作“人权革命”。但同时，人为强制推行的文化多元主义，也会侵蚀一个社会的文化一致性。

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通过一项长达10年的研究，证明文化多元论会导致人们之间的不信任和人们对于政府和制度的不信任。

1990年代以来，随着网上媒体、网上通讯和交流的迅速普及，社会群体之间的网上交流也迅速发展起来，文化多元论与网络结合起来。在西方国家，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的网络活动十分活跃，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1、建立展示自己形象、宣传自己主张的网页；

2、通过被称为邮箱列表的电子信件群发，来宣传自己的网页和主张或者传递一种特殊信息；

3、建立一种类似中国的QQ群的邮箱网络，进行圈内交流。

据英国的剑桥在线统计，当地的种族和宗教团体的网页有21个。代表少数族裔利益平等的英国组织在其网页上列举了21个全国性的英国宗教组织网页。美国社会学家布伦达·布拉舍（Brenda Brasher）找到了一百万个宗教网页，认为网上宗教活动会助长排外倾向和宗教间的仇恨。

但是，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够容忍这种状态，而坚持文化开放，而中国却不能呢？

为什么，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澳门能够容忍这种状态，而坚持文化开放，而中国大陆却不能呢？

可见，这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肯不肯”的问题。否则，中国人岂不真是一个劣等民族了吗？

网络的跨越空间特性，使得信息发送者可以摆脱特定国家法律和特定社会环境的约束，来表达观点、传送信息，容易形成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恰恰是某些害怕中国强大起来的利益集团所恐惧的。这些利益集团受到前苏联训练、受到现俄国支持，一心想削弱中国的自主能力。

他们为了自身的特权利益而封锁中国的网络，借口说是“网络殖民主义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和国家整合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交往手段，但也会被特殊利益集团和犯罪团伙所利用。同样，它也可以通过政府干预，得到合理的治理，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互联网是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延伸，但也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相区别，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和政治。在现实社会和政治中存在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在互联网上也有虚拟主权。”

这种论调忽视了：所谓的“政府干预”，可能常常也是被特殊利益集团和犯罪团伙所操纵的“一心想削弱中国的自主能力”的阴谋。特别是当一个政府严重背离文化自主权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

简言之，中国需要恢复思想主权，需要放弃对于马列主义的膜拜和屈从。

我认为，文化多元论倡导的其实是一种“选帝侯”的机制，让各个文化可以在同一文明内部竞争帝王位置，这对中国其实是一项利多，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中国可能打破西方的文化垄断，从而为第三期中国文明走向成熟，创造条件。 

论文之三

思想的主权与媒体的灾难

有一种说法是，“媒体创造了灾难和末世。”

这是因为在接二连三的自然灾难面前，人们产生愈发强烈的“世界末日感”，但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媒体借助卫星技术和信息的快速传播，让全世界人对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灾难都有了身临其境之感，真实的画面放大了人们对灾难惨烈程度的感受。

所以有人觉得，自有人类记录以来，地球一直是人类的朋友，然而现在它似乎变成了敌人。大地震让人类亲身见识了大自然的威力。在强震引发的海啸面前，人类惊呆了。很多人不禁把眼前的场景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联系在—起，并且给了宗教骗子大发横财的机会。

然而，地震悲剧只是人类遭遇的诸多自然灾害中的“最新章节”。据美国地质勘探局通报，2010年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地震最多的一年。2010年以海地大地震为开篇，这场发生在1月12日的强震共夺去近30万人生命，首都太子港完全夷为平地。之后是2月27日智利大地震，里氏8.8级的地震引发了海啸，浪高超过8米。这次地震曾被列为人类历史上五大强震之一，日本此次强震则让智利地震下降至第六位。智利强震造成700多人死亡，200多万人受灾，50多万房屋被毁。

地球似乎认为这些还不足以显示它的力量，于是又让巴基斯坦感受了一次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洪水灾害。强降雨覆盖了巴基斯坦30%的国土面积，造成至少千余人死亡，将近200万人无家可归。就在巴基斯坦遭受大水冲击的时候，俄罗斯却迎来了火的考验——130年一遇的森林大火。

2011年2月22日，新西兰发生里氏6.3级地震。这场地震是该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灾难。强烈的震动触发新西兰最大冰川崩裂，大约3000万吨的碎冰滚落。

在接二连三的自然灾难面前，人类不禁产生了一种千年预言即将应验的感觉——世界末日将近。人们越来越相信，洪水、地震和海啸等各种灾难都是相互关联的。这到底是真是假？

地壳压力增大、从科学的角度看，必须把全球气候变暖与地震区别开来对待，因为前者属于极端气候现象，而后者则是由板块变动造成的。全球变暖是因为气温不断升高，这种现象在最近30年来尤为严重，是造成各种不寻常气候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强降雨、严冬、干旱和酷暑。

一些科学家认为地震和气候变暖与水对地壳的压力有关。北极地区融冰的加速势必会影响到岩石层的压力和能量。有些科学家证实，导致太平洋海平面上升的厄尔尼诺现象_正在给海底断层造成额外的压力。专家认为，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地球就有可能发生更多的地震。

美国地质勘探局指出，2010年共监测出1.2万至1.4万次大小规模的地震，平均每天约50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1900年以来的10次大地震中，有3次都是在最近6年中发生的。每次地震之间是否有关联，其实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被排除。地壳如同七巧板，其中一块运动了很有可能会带动另一块的摇摆。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罗斯·斯坦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地震会产生地壳构造波。

但人类的感觉却是，现如今的灾难是越来越震撼人心、破坏力越来越强了。媒体借助卫星技术和信息的快速传播，让全世界人对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灾难都有了身临其境之感。过去灾难只属于发生地，现在灾难变成了一次直播剧。真实的画面更加放大了人们对灾难惨烈程度的感受。社交网络风行，每个普通人依靠手中的便携式设备都能成为现场直播报道的 “记者”，于是更加强化了人们的一种认识：此时此刻地球上正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每一件事之间似乎都是有关联的。

人们产生愈发强烈的“世界末日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思想认识逐步深入的如今，灾难的样式显得越来越复杂。德国克里斯蒂安·阿尔布雷希特大学灾难研究所的马丁·福斯说： “现在不单有各种自然灾害，还有许多技术灾难。”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继而导致的福岛核事故已经危及到人类生存。“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人类拥有自我毁灭的潜力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福斯说。心理学家何塞·波萨达指出，在真实的灾难面前，一些人越来越认同宿命论的说法。在集体歇斯底里中，恐慌快速蔓延。

实际上，人类一直相信末世论。高级宗教好像对现代天文学具有预见似的，认为世界终有一天会灭亡。曾有心理学家通过儿童进行实验，论证为何人类要把自然灾害与末世论联系在一起。专家惊讶地发现，只有发育成熟的大脑才会把二者联系起来。但奇怪的是，这并非人类天生的才能，而是通过个人社会化获得的，也就是说是后天学来的一种文化。

环保主义者认为，人们混淆了概念。他指出，一种自然现象不能被归类于灾难。灾难是生活在危险地区所带来的后果。因此，不能把责任推给上帝或者大自然，而是要认识到是人类创造条件让自己自作自受。古斯塔沃认为，与其预测世界末日何时到来，不如积极地寻找解决办法，创造低风险的能源，让人类生活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中。

这就是思想的作用。

是思想创造了灾难和末世。

同样，思想主权能够帮助人们渡过末世，进入另外的世界。

论文之四

思想主权与网络殖民主义

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思想主权，这在现阶段体现为反对全球化、限制互联网，并把超越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的生长力量称为“网络殖民主义”。

这种落伍的甚至反动的努力，把超越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的生长力量称为“网络殖民主义”，它们借口维护国家主权，其实反对思想主权，这在现阶段体现为反对全球化、限制互联网。

这种落伍的甚至反动的努力，好像真的不懂，任何文明的进展，或多或少都不得不体现为“殖民主义”。这些人也不想想，若是没有夏商周的殖民，哪里来的中原和中华文明？若是没有秦和元的殖民统治，哪里来的两汉和明清的帝国和今天的中国？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殖民的历史。所以，“后殖民时代”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没有“后殖民时代”，只有“后欧洲殖民时代”；从欧洲以外的角度看，没有“后殖民时代”，只“逆向殖民时代”。

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属下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2012年第4期，很有代表性地叫做“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主权、民族国家与网络殖民主义”，声称“提出了四个新观念，即国家主权弹性化、网络殖民主义、虚拟主权和民族融合逆向现象，分析了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发达民族国家与发展中和欠发达多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新特点，以及美国推行网络殖民主义的巧实力策略、网络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和运行机制，以及虚拟主权与现实主权的辩证关系”。

该文承认，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学说”的基石，现代主权国家的存在形式是民族国家。然而，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这两个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实，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无国界、科技无国界、文化无国界、污染无国界、疾病传播无国界、反恐无国界的现实，中国一些学者支持主权让渡观点，认为相互依存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国家必须适当让渡主权，才能增进国家利益。拒绝承认现实的人则认为国家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让渡，认为“全球化只是使国家置身于更多的‘契约’约束之中，并未减损国家的身份。”

1990年以来，各国陆续进入互联网时代，同时，全球化时代的新霸权主义也延伸到互联网。非洲学者注意到，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非洲国家的域名往往被国外公司所控制，形成“网络殖民主义”。

由此，有人提出“信息殖民主义”观点，意指发达国家发展和垄断信息技术，以国际互联网为工具，控制他国的信息网络系统，对其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以期达到政治、经济、文化控制。

另有人提出“网络文化帝国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都会反映到网络上。

仔细梳理一下，不难发现，“网络殖民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这些说法，都有一种仇富论的味道。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网络殖民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

为什么中国网民付了钱却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这是“网络殖民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造成的吗？

当然不是。“网络殖民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是最为公平的：你只要付了钱，就会得到服务；不会让你付出了信息费还收不到信息，甚至还傻乎乎地自以为自己得到了信息！

“网络殖民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这些说法，都有一种仇富论的味道，是由人编造出来愚弄网民的“指鹿为马”。

这些指鹿为马的人说：“网络殖民主义是新殖民主义在国际互联网上的具体表现，也是美国推行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具体体现。软实力观点主张采用联合拉拢和吸引的外交手段。”

但实际上呢？

中国自己要想崛起，恰恰需要提高自己软实力和巧实力！

中国为什么不能把美国的武器接过来，变成自己的武器呢？

是不相信自己统治的人？

还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统治自己所统治的人？

恐怕二者兼而有之。

总而言之，是极端缺乏自信。

民族国家害怕自己“统一的官方语言”遭到蚕食，其实，民族国家通过语言和文化政策创造出一种同一的民族文化，那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历史现象，并非万古长存的东西。试想，中文汉字在自己的几千年历史上，消灭了多少民族语言？如果没有这种吞食过程，现在中国在哪里呢？

如果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片区域和欧洲局部地区，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还有许多种族融合程度较低和很低的国家”，那么可以想见，这些国家迟早会被全球化过程吞噬掉的。对于怀旧者，这固然值得惋惜，但对发展者，这是难免的。

问题仅仅在于：谁来主导这一过程。

在我看来，强者为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天下者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者文明扩张者之天下也。

谁拥有更强大的文明，谁就能统一世界。

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提出世界扁平化观点，认为全球化的贸易和政治永久性地改变了世界，其影响好坏参半。从长远来看，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最终将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当然，全球化竞争的现实情况不可能像现代化理论所想象的那样平稳合理。在全球化的现阶段，三种国家，即稳定统一的发达民族国家、国内局部地区民族融合不彻底的发展中民族国家和主要以部族为社会基础的欠发达国家，在内部整合和管制水平以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国际比较实力完全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发达国家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维护其霸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但其国内局部种族冲突常常被发达国家所利用，内政遭到外来干扰；那些国内种族冲突严重、缺乏统一有效的内政管理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任意摆布的对象。

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不能争当发达国家，而要扮演次等的角色呢？

依附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是世界市场经济中的弱者；在不对称竞争中，资源从作为“边缘”的欠发达国家流向作为“核心”的富裕国家。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经济主权萎缩的观点主要适用于欠发达国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还没有成为国家统一、种族融合、管制有效的民族国家。虽然以砖头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管制水平，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力图用新的手法干涉、甚至控制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这种新殖民主义的重要表现就是网络殖民主义。网络殖民主义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流散移居（Diaspora）潮流相联系，其历史背景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其国际背景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自由主义的文化多样性潮流，其运作方式是互联网，其实质是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多民族国家移居发达国家的少数民族成员从事分裂自己祖国的活动，其后果是导致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延缓、甚至中断和国家分裂。

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不能争当发达国家，而要扮演次等的角色呢？

实际上，美国的民族成分远比中国复杂。但美国远比中国更为成功地处理了民族纷争。中国有“民族独立”的言行，美国却要微弱得多。这是为什么？显然，中国官员都忙着自己发财了，中国的执政当局远远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对此要负担主要责任。

据联合国《世界人口政策2005》（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2005），截至2005年，美国新移民，即父母非美国出生的居民数量为3835.5万，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移民总数的20.56%，远远超过居第二位的俄罗斯的1208万（6.474%）和居第三位的德国的1014.4万（5.437%）。

美国能够成功做到的，中国为什么不能？

中国人真是劣等民族吗？

我不完全相信这是真的。

我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表现为劣等民族，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背离了思想主权，或是距离思想主权过于遥远了。

什么时候，中国人明白思想主权的存在，什么时候中国人就能变废为宝，从“网络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变为受益人。

那时中国才算真的崛起了，而不仅仅是蹶起屁股让别人猛踢了。 

论文之五

科学是思想主权的产物

《物理学家发现推动电子的新途径》指出，关于电子在电场中的运动，物理学家们有新的发现。

下面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一篇报道：当电子在电场中的导电材料里运动时，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电场的方向——走。可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们发现，当石墨烯片放在一块氮化硼二维材料上面时，电子垂直于电场移动，而不是顺着电埸方向运动。他们发现，当石墨烯片——二维纯碳的阵列——置于另一个氮化硼二维材料上面时，电子会垂直于电场运动，而不是沿着电场方向。即使没有磁场——感应电流的唯一已知方法——的影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麻省理工学院的Leonid Levitov教授说，更重要的是，两个独立的电子流在相反的方向流动，都垂直于电场，电荷互相抵消，形成“中性的不带电的电流”。Levitov说，这个电流相对于电场的角度可以精确地控制。他把它比作垂直尽风向航行的帆船，它的运动角度，可以通过调整帆的位置来控制。Levitov和他的合作者Andre Geim说， “人们普遍认为，对于未来的硬件，用新的、非常规的方法来处理信息是关键。”“这个信念一直是推动着近来的重要进展，尤其是自旋电子学”——这时，是电子的自旋携带信息，而不是他们的电荷。Levitov说，麻省理工学院和曼彻斯特的研究人员展示了用这种新材料做成的简单晶体管。

“这个效应相当有趣，它击中我们在理解复杂的所谓拓扑材料方面情有独钟的地方。” Geim说。“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它把材料科学，粒子物理，相对论和拓扑结构联接起来。”Levitov，Geim和他们的同事在实验中，把一块石墨烯置于一层氮化硼上面，形成一个六边形晶格结构，如同石墨。两种材料在一起形成超晶格，它相当于半导体。这个超晶格使电子获得意想不到的扭曲——Levitov把它描述为“一个内置的涡旋”，它们改变运动方向，犹如一个球自旋时的运动呈曲线轨迹。

研究人员说，石墨烯中，电子表现得像无质量的相对论粒子。但是，观察到的效应，在粒子物理学中没有已知的同类现象，它加深了我们对宇宙如何运作的了解。这个效应是否可以用来减少电脑芯片消耗的能量，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早期发现。很清楚的是，有机会局部地减少能量变成热量造成的损耗，同时，这种系统的其他部分可以抵消这些收益。”Levitov说，“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有趣问题。”

在技术层面上，这个发现会带来什么呢？

当年杰克·基尔比发明集成电路时，人们对这项发明的影响的认识，只不过是把当时用分立元件做的各种数字电路做成集成电路，不曾想到今天在一块小小的芯片上可以整合那么多的功能，不曾想到会造就一个规模巨大的集成电路产业，也没有想到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竟然如此之大。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人类预测未来的能力其实是很低的。将来会有什么科学发现，会做出什么技术发明，是无法预先知道的，也无法计划。所谓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科学技术落后国家做的事，不过是罗列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做过的事。对于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制定这种规划无疑是必要的。不过，需要创新的社会更要做的是，创造一个能够让人们充分发挥创造力、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这个，是可以规划的。

关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们的这项发现的意义和影响，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清楚的。至于在技术层面上它会带来什么，现在能想到的，只不过是能耗更小的新型晶体管和微芯片。一项科学发现，或者一项技术发明，对产业将产生什么影响，对国民经济将有什么影响，现在是看不清楚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动脑子、广开思路，提出更多原创性的点子，落实到行动中，再产生更多新点子，再落实到行动中，坚持不懈地干下去 。人类社会，不就是这样从远古走过来的吗？

……

事实正是如此，人类的发展不过是误打误撞出来的，文明的前进往往也是盲目的，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的人命运拖着走。人的思想之是思想主权的延伸产物。

科学是思想主权的产物：仅仅有思想自由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思想主权！仅仅有言论自由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言论主权！

论文之六

所有的科学定律都是人的思想

所有的科学定律和数学定理一样，仅仅是人的思想。

这不，伽马射线4.8分钟穿越黑洞视界，打破光速定律！

根据物理学定律，光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任何物体的移动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因此，当距离地球2.6亿光年的一个星系中心的特大质量黑洞喷射出高能量束时，天文学家观测到的现象令他们感到困惑不解。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014年11月28日报道，测量结果显示，这束闪电般的伽玛射线在穿越视界时的速度似乎超过了光速。视界指的是黑洞的边界，由于黑洞的巨大引力，任何物质都无法逃出视界之外。

这些伽玛射线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穿越了视界，而据科学家估计，光走完这段距离需要25分钟。这意味着，要么是这些伽玛射线的速度超过了光速，要么就是当时还发生了其他现象。

研究人员现在相信，这给了他们一个窥探视界之内活动的难得机会，使他们得以一瞥黑洞内部的情况。由于连光也无法逃出黑洞，处于黑洞中心的物质自然十分神秘，而且看上去就像是空中的一块黑暗区域。当前有关伽玛射线喷射原因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他们的观测结果，所以他们得出了一套关于黑洞视界内活动的新理论。其实这些新理论，还是他们自己的思想。

位于巴塞罗那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朱利安·西塔雷克说：“任何物体都不可能以比光穿越它更快的速度一下子提高整个表面的亮度。”IC310星系位于英仙座，拥有一个活跃星系核，会向周围的空间喷射出无线电波。利用设在加那利群岛拉帕尔马的大气伽玛切伦科夫成像望远镜，天文学家在2012年花了近4个小时，观测到来自IC310星系的一次大规模喷射。这被认为是物质落入大质量黑洞时产生的辐射现象。该现象也被称为“河外星系喷流”，被认为是掉入黑洞的物质产生冲击波，令粒子加速穿出黑洞视界。

然而，对IC310星系的观测结果显示，从这个黑洞中喷射出的伽马射线速度已经超过了上述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这些射线只用了4.8分钟就穿越了黑洞视界，相当于走了4.5亿公里，而光需要25分钟才能走完这段距离。

所有的科学定律都无法一锤定音地解释宇宙现象，因为在怎么高明的科学定理都人的思想，不是“真的”。

论文之七

宇宙是智慧活动所产生的垃圾

（一）

“宇宙”一词，最早出自《庄子》这本书，《庄子·齐物论》曰：“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淮南子·齐俗训》的相关解释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字。”《世说新语·排调篇》刘孝标注引《尸子》也说：“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案，《荀子》杨倞注亦引此文）《尸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在汉语中，“宇”代表上下四方，即所有的空间，指的是一切的空间，包括东，南，西，北等一切地点，是无边无际的；“宙”代表古往今来，即所有的时间，指的是一切的时间，包括过去，现在等，是无始无终的。“宇”：无限空间，“宙”：无限时间。所以“宇宙”这个词有“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的意思。

（二）

《宇宙的形状》说，现在，宇宙大爆炸还是未知的，人类在大胆想象。有的人说宇宙其实是一个类似人的这样一种生物的一个小细胞，而也有人说宇宙是一种拥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电脑生物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程序或是一个小小的原件，宇宙其实就是一个电子，宇宙是一个比电子更小得多的东西，宇宙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宇宙是无形的。根据大爆炸理论，宇宙的发展史可表示为一个右端开放的封闭曲面体。左端中心为爆炸奇点，向右延伸137亿光年，到达我们现在这个开口部。从左往右依次为：奇点、40万年的初期膨胀、近4亿年的黑暗期、出现恒星、星系和行星发展期、含有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加速膨胀期。

宇宙年龄（age of universe）：宇宙从某个特定时刻到现在的时间间隔。对于某些宇宙模型，如牛顿宇宙模型、等级模型、稳恒态模型等，宇宙年龄没有意义。在通常的演化的宇宙模型里，宇宙年龄指宇宙标度因子为零起到现在时刻的时间间隔。通常，哈勃年龄为宇宙年龄的上限，可以作为宇宙年龄的某种度量。

年龄推算

宇宙年龄约为137.5亿年。使用整个星系作为透镜观看其他星系，目前研究人员最新使用一种精确方法测量了宇宙的体积大小和年龄，以及它如何快速膨胀。这项测量证实了“哈勃常数”的实用性，它指示出了宇宙的体积大小，证实宇宙的年龄约为137.5亿年。

宇宙最大结构，史隆长城：研究小组使用一种叫做引力透镜的技术测量了从明亮活动星系释放的光线沿着不同路径传播至地球的距离，通过理解每个路径的传播时间和有效速度，研究人员推断出星系的距离，同时可分析出它们膨胀扩张至宇宙范围的详细情况。

科学家经常很难识别宇宙中遥远星系释放的明亮光源和近距离昏暗光源之间的差异，引力透镜回避了这一问题，能够提供远方光线传播的多样化线索。这些测量信息使研究人员可以测定宇宙的体积大小，并且天体物理学家可以用哈勃常数进行表达。

KIPAC研究员菲尔－马歇尔(Phil Marshall)说：“长期以来我们知道透镜能够对哈勃常数进行物理性测量。”而当前引力透镜实现了非常精确的测量结果，它可以作为一种长期确定的工具提供哈勃常数均等化精确测量，比如：观测超新星和宇宙微波背景。他指出，引力透镜可作为天体物理学家的一种最佳测量工具测定宇宙的年龄。

宇宙结构观念的发展：众多的观点——

远古时代，人们对宇宙结构的认识处于十分幼稚的状态，他们通常按照自己的生活环境对宇宙的构造、璀璨的宇宙星空作出推测。在中国西周时期，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人们提出的早期盖天说认为，天穹像一口锅，倒扣在平坦的大地上；后来又发展为后期盖天说，认为大地的形状也是拱形的。公元前7世纪，巴比伦人认为，天和地都是拱形的，大地被海洋所环绕，而其中央则是高山。古埃及人把宇宙想象成以天为盒盖、大地为盒底的大盒子，大地的中央则是尼罗河。古印度人想象圆盘形的大地负在几只大象上，而象则站在巨大的龟背上，公元前7世纪末，古希腊的泰勒斯认为，大地是浮在水面上的巨大圆盘，上面笼罩着拱形的天穹。 也有一些人认为，地球只是一只龟上的一片甲板，而龟则是站在一个托着一个又一个的龟塔······

地球原来是球形：最早认识到大地是球形的是古希腊人。但直到1519——1522年，葡萄牙的F.麦哲伦率领探险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后，地球是球形的观念才最终被证实。

地心说、日心说和万有引力定律：公元2世纪，C.托勒密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地心说。这一学说认为地球在宇宙的中央安然不动，月亮、太阳和诸行星以及最外层的恒星天都在以不同速度绕着地球旋转。为了说明行星运动的不均匀性，他还认为行星在本轮上绕其中心转动，而本轮中心则沿均轮绕地球转动。地心说曾在欧洲流传了1000多年。1543年，N.哥白尼提出科学的日心说，认为太阳位于宇宙中心，而地球则是一颗沿圆轨道绕太阳公转的普通行星。到16世纪哥白尼建立日心说后才普遍认识到：地球是绕太阳公转的行星之一，而包括地球在内的八大行星则构成了一个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系—— 太阳系的主要成员。1609年，J.开普勒揭示了地球和诸行星都在椭圆轨道上绕太阳公转，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同年，伽利略·伽利雷则率先用望远镜观测天空，用大量观测事实证实了日心说的正确性。1687年，I.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深刻揭示了行星绕太阳运动的力学原因，使日心说有了牢固的力学基础。在这以后，人们逐渐建立起了科学的太阳系概念。

宇宙里不光只有银河系：在哥白尼的宇宙图像中，恒星只是位于最外层恒星天上的光点。1584年，乔尔丹诺·布鲁诺大胆取消了这层恒星天，认为恒星都是遥远的太阳。18世纪上半叶，由于E.哈雷对恒星自行的发展和J.布拉得雷对恒星遥远距离的科学估计，布鲁诺的推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18世纪中叶，T.赖特、I.康德和J.H.朗伯推测说，布满全天的恒星和银河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天体系统。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首创用取样统计的方法，用望远镜数出了天空中大量选定区域的星数以及亮星与暗星的比例，1785年首先获得了一幅扁而平、轮廓参差、太阳居中的银河系结构图，从而奠定了银河系概念的基础。在此后一个半世纪中，H.沙普利发现了太阳不在银河系中心、J.H.奥尔特发现了银河系的自转和旋臂，以及许多人对银河系直径、厚度的测定，科学的银河系概念才最终确立。

18世纪中叶，康德等人还提出，在整个宇宙中，存在着无数像我们的天体系统（指银河系）那样的天体系统。而当时看去呈云雾状的“星云”很可能正是这样的天体系统。此后经历了长达170年的曲折的探索历程，直到1924年，才由E.P.哈勃用造父视差法测仙女座大星云等的距离确认了河外星系的存在。

河外星系离我们越来越近：近半个世纪，人们通过对河外星系的研究，不仅已发现了星系团、超星系团等更高层次的天体系统，而且已使我们的视野扩展到远达大约200亿光年的宇宙深处。

宇宙演化观念的发展：在中国，早在西汉时期，《淮南子·俶真训》指出：“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认为世界有它的开辟之时，有它的开辟以前的时期，也有它的开辟以前的以前的时期。《淮南子·天文训》中还具体勾画了世界从无形的物质状态到浑沌状态再到天地万物生成演变的过程。在古希腊，也存在着类似的见解。例如留基伯就提出，由于原子在空虚的空间中作旋涡运动，结果轻的物质逃逸到外部的虚空，而其余的物质则构成了球形的天体，从而形成了我们的世界。

太阳系概念确立以后，人们开始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太阳系的起源。1644年，R.笛卡尔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旋涡说；1745年，G.L.L.布丰提出了一个因大彗星与太阳掠碰导致形成行星系统的太阳系起源说；1755年和1796年，康德和拉普拉斯则各自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现代探讨太阳系起源z的新星云说正是在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银河系：1911年，E.赫茨普龙建立了第一幅银河星团的颜色星等图；1913年，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则绘出了恒星的光谱-光度图，即赫罗图。罗素在获得此图后便提出了一个恒星从红巨星开始，先收缩进入主序，后沿主序下滑，最终成为红矮星的恒星演化学说。1924年 ，亚瑟·斯坦利·爱丁顿提出了恒星的质光关系；1937～1939年，C.F.魏茨泽克和贝特揭示了恒星的能源来自于氢聚变为氦的原子核反应。这两个发现导致了罗素理论被否定，并导致了科学的恒星演化理论的诞生。对于星系起源的研究，起步较迟，目前普遍认为，它是我们的宇宙开始形成的后期由原星系演化而来的。

1917年，A.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运用他刚创立的广义相对论建立了一个“静态、有限、无界”的宇宙模型，奠定了现代宇宙学的基础。1922年，G.D.弗里德曼发现，根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宇宙不一定是静态的，它可以是膨胀的，也可以是振荡的。前者对应于开放的宇宙，后者对应于闭合的宇宙。1927年，G.勒梅特也提出了一个膨胀宇宙模型.1929年 哈勃发现了星系红移与它的距离成正比，建立了著名的哈勃定律。这一发现是对膨胀宇宙模型的有力支持。20世纪中叶，G.伽莫夫等人提出了热大爆炸宇宙模型，他们还预言，根据这一模型，应能观测到宇宙空间目前残存着温度很低的背景辐射。1965年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证实了伽莫夫等人的预言。从此，许多人把大爆炸宇宙模型看成标准宇宙模型。1980年，美国的古斯在热大爆炸宇宙模型的 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大爆炸前期暴涨宇宙模型。这一模型可以解释目前已知的大多数重要观测事实。

宇宙图景：当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宇宙是有层次结构的、像布一样的、不断膨胀、物质形态多样的、不断运动发展的天体系统。

层次结构：行星是最基本的天体系统。太阳系中共有八颗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冥王星目前已被从行星里开除，降为矮行星）。除水星和金星外，其他行星都有卫星绕其运转，地球有一个卫星月球，土星的卫星最多，已确认的有28颗。行星小行星彗星和流星体都围绕中心天体太阳运转，构成太阳系。太阳占太阳系总质量的99.86%，其直径约140万千米，最大的行星木星的直径约14万千米。太阳系的大小约120亿千米（以冥王星作边界）。有证据表明，太阳系外也存在其他行星系统。2500亿颗类似太阳的恒星和星际物质构成更巨大的天体系统——银河系。银河系中大部分恒星和星际物质集中在一个扁球状的空间内，从侧面看很像一个“铁饼”，正面看去则呈旋涡状。银河系的直径约10万光年，太阳位于银河系的一个旋臂中，距银心约3万光年。银河系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天体系统，称为河外星系，常简称星系。现已观测到大约有10亿个。星系也聚集成大大小小的集团，叫星系团。平均而言，每个星系团约有百余个星系，直径达上千万光年。现已发现上万个星系团。包括银河系在内约40个星系构成的一个小星系团叫本星系群。若干星系团集聚在一起构成更大、更高一层次的天体系统叫超星系团。超星系团往往具有扁长的外形，其长径可达数亿光年。通常超星系团内只含有几个星系团，只有少数超星系团拥有几十个星系团。本星系群和其附近的约50个星系团构成的超星系团叫做本超星系团。

目前天文观测范围已经足以说明：是思想和思想的主权创造了我们所说的宇宙。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扩展到200亿光年的广阔空间，它称为总星系。

······

（三）

上面的说法如此复杂，那么，宇宙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宇宙到底是什么，不是人们可以讨论思考清楚的。因为人们所能讨论思考的，说到底不过是人们自己的思想。人们只能交换语言，甚至无法交流思想，更加无法交流真相。

“从一个更高的意义说”：宇宙是智慧所产生的垃圾，不过这是一个可以回收的垃圾，于是废物利用，变废为宝，从头开始，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新的智慧将重新吸收宇宙的能量，吐故纳新，产生新的垃圾。 

论文之八

再好的国家主权都是国家主权

（一）

许多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因为美国的制度是世 

界上最公平的制度。

这个观点也许不错，但是按照“思想主权论”的观念，再好的国 

家主权都是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则是思想主权的堕落形式 

。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文章《美国该为掩盖731部队人体试验暴行道歉吗？》，正好体现了国家主权和思想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新闻舆论，作为著名的“第四等级”、“第四权力”的代表，确实更加接近思想主权而不是国家主权。

（二）

《 美国该为掩盖731部队人体试验暴行道歉吗？》是说， 位于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遗址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于8月15日开馆。在这家新博物馆外，乔伊·陈（Joy Chen）坐在的一张长凳上，试图消化她在博物馆里了解的情况：二战结束后，美国掩盖了日本使用人体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让作恶者逃脱惩罚，过上舒适的生活。

在这栋黑色大理石建筑里，展览说明及语音解说详细讲述了 

上述情况，这个坐落于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平房区的建筑， 

看上去像一个分线箱：“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决定不起 

诉731部队的首领及其手下的罪犯。他们都逃脱了战争罪审判。 

”

在日本博士石井四郎（Shiro Ishii）的带领下，日本731部队培育鼠疫细菌，然后故意感染数千名女人、男人和儿童。他们进行了活体解剖、冻伤及气压实验，将马血注入囚犯身体，研究武器对人体的影响，等等。乔伊·陈非常恐惧，留下两个同伴自己走出了陈列馆。“我被吓到了，”24岁的乔伊·陈说。“我无法再看下去了。作为 一名中国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乔伊·陈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我第一次知道美国人是这么做的。他们为什么不起诉？我觉得这真的很难接受。中国人肯定有这种感觉，”她说。“太令人震惊了，是不是？”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历史学家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塞尔登表示，“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没人被起诉。所有人的改过都是做了交易的。”这使得美国能够收集信息，在后来冷战初期的生物战项目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相比之下，欧洲很多做过类似事情的纳粹医生都遭到纽伦堡战争罪法庭起诉。不过另一个相比之下，美国对黄种人的日本使用了原子弹，对同为白种人的德国却没有如此做。

美国在日本的行动“在某些方面与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及其它科学家被带到美国的情况类似，”塞尔登提到德国火箭专家时说。“美国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他说，“在日本，他们确实希望获得生物战研究成果，他们也确实得到了。我们可能会怀疑这么做是否明智，但事实是没有遇到巨大的阻力。”

根据乔伊·陈的反应来看，这种直言不讳地宣告包庇行为的举措产生了一些影响，将来某一天可能会引发一个难题：美国应该向中国道歉吗？这种要求目前主要还是来自民族主义激进人士，但如果两国关系恶化，要求道歉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也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认为，这件事在道德上关系重大，对人类造成了危害，难以饶恕。新西兰奥塔戈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的聂精保就这样认为。聂精保在邮件中写道，“从道德上看，坚决无情地追求国家利 益和国家安全，进行包庇，这是在践踏公平正义。”

“从法律上看，包庇行为构成事后共谋，”他说。“而实际上， 进行正式道歉将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因为这会积极促进中美关系。”可能有一天会有这个必要，塞尔登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存在很多紧张的地方。”但他表示，目前，中国的愤怒几乎完全是针对日本的。他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怒气常常让我感到惊讶，那种愤怒 远远超过了对美国的不满，即便我们正处于摩擦不断的时期。”

（三）

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是指媒体与公众视听。源于西方“国民阶级”（estates of the realm）的概念。传统上的“三个等级”分别是神职人员（上议院中的神职人员）、世俗议员（上议院中的其它人员）和下议院议员。也有说法认为，the Fourth Estate所指的其它三个Estate（等级）乃是“贵族、僧侣、平民”。

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一词的产生汇集多位思想家和作家的贡献，包括埃德蒙·伯克、理查德德·克莱尔（Richard Carlyle）和19世纪《泰晤士报》的领导人亨利·里夫（Henry Reeve）。里夫在1855年10月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撰文写道：“今天新闻界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国民阶级；甚至比其它任何的阶级都更为强大”。

第四阶级的观点认为，新闻界在宪法里担负着一个非官方但却是中心的角色。他有助于公众了解问题、发表公共见解，因此可以领导和成为对政府的一种制衡。但是要达到这种功能，新闻界就必须独立和免于受到审查。

长期以来，新闻自由国家都有意无意标榜第四阶级的概念，与之相配合的有“无冕王”说法。大有水门事件将总统拉下马的案例，小有让里根夫人放弃奢侈卧房的实例，第四阶级作为一个在法律条文中并不存在的概念，已经在欧美、港台等新闻自由区域扮演了巨大的作用。

1980年代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希望将白宫官邸内的卧房床铺换成好莱坞式的奢华大床，此事被得知后，经由媒体的广大报导，引起美国人民的普遍愤慨，认为一国之首不当有铺张浪费的生活示范，由于公愤形成，迫使南希打消此念，此即是第四权发挥制衡效用的一例。

第四等级也被指责为自大而浮夸，并在1855年安东尼·特洛勒普的小说《沃尔登》（The Warden）里遭到讽刺，但该词依然被广泛使用。并且带有意识形态的作用，2001年BBC的政治编辑安德鲁·马尔（Adrew Marr）在《独立报》上写到：“如果人们不了解权力而陷入迷乱，那么有权的人就正好能够得利。”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官方以及官方背景的学术界与新闻界受主流影响，对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多持反对意见，并斥其为欧美的糖衣炮弹。

（四）

“第四权力”则与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大致近似又有所不同。它所表达的一种政治权力：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政治权力，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

许多论述都认为，“第四权力”这个比喻体现的思想建立在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基础上，18—19世纪之交的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关于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的论述，为后来无形中出现这种比喻奠定了认识前提。

何为三权分立？孟德斯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认为国家的三种权力应由不同的人独自行使。

关于立法权 ，孟德斯鸠曾经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的人会无休止地使用权力，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为此，他把立法权授予议会，行政权赋予君主，而司法权则应由人民选举的法官来独立行使，这样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关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认为行政权该由君主或国王行使。行政机关有权对立法机关的越权行为进行制止。但是，立法权不应对等地钳制行政权。同时，行政权可以通过它的“反对权”参与到立法中来，但不参与立法事项的讨论，甚至无须提出法案。它对立法机关决定国家税收时，只限于表示同意。另外，行政机关直接掌握军权。

关于司法权 ，孟德斯鸠认为，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选择法官去行使司法权。法院可以是不固定的，它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需要而有所改变。但是判例需要加以固定，“以便做到裁判只能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 ”  

“第四权力”就是在这三权分立的机制的前提下产生的。

19世纪中叶，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新闻传播业从政党报刊时期逐渐转向商业报刊时期，新闻传播媒介构成了社会中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这是“第四权力”的比喻得以出现和流行的背景。英国在18世纪由于议会设置记者旁听席，而出现关于记者是议会贵族、教会、平民代表之外的“第四等级”的比喻，这个比喻和出现在美国的“第四权力”的比喻背景有所不同。英国的政治结构到19世纪实际上也形成三权并立。

（五）

第四权力的提出，只有在“思想主权高于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美国的杰佛逊最早提出“第四权力”的思想。1804年，杰佛逊在反对派报纸的大力攻击下，竟以压倒的优势连任总统。18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等级”，他说：议会中有三个等级（贵族、僧侣、资产者），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等级，他比那三个等级都重要。。从此，“第四等级”、“第四权力”成为西方新闻界的口头禅。

报业第四权力的理念被视为共和制的灵魂，其前提是媒体的独立，因为只有独立行使报道权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美国报业先辈们的这一美好、珍贵的遗产，一直是西方新闻界的精神寄托，记者的职业因此而披上神圣肃穆的灵光。当19世纪英国《泰晤士报》的多数主笔卸任后被内阁吸收为阁员，另一个光昌流誉的概念出现了——人们称记者为“无冕之王”。

“第四权力说”——这一西方报业先辈的美好遗嘱经过长期司法与立法实践，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初步实现。美国1923年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关于“芝加哥市对《芝加歌论坛报》案”的判决确定了报纸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利原则。1964年，最高法院关于“《纽约时报》对苏里文案”的判决确立了报纸批评官员的权利。1971年由“专业新闻人员协会”提议创立的“盾牌法”保证了新闻人员对新闻来源的保密权，防止官员钳制舆论。一系列的法律保障，使美国新闻界享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耙粪精神也以调查式新闻形式得以继承。西方媒体为民请命的客观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督促政府清政为民、廉正无私。

（六）

第四权力的历史滑落：由于新闻传播媒体本身也是利益单元，它与各种政治权力之间有许多利益联系，因而关于媒体地位的“第四权力”的比喻不断受到批评。有的美国学者指出，华盛顿的新闻记者团实际上并不是对另外三权起制衡作用的力量，而是与三权并存的“政府的第四个部门”。

还有学者认为，倘若今天高赞西方媒体是第四权力、记者是第四等级，就像倾诉中世纪的欧洲君王们那样：“给那些出版商以许可证吧，他们是第四等级”，已无法让人理喻。从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公民热中辩论政治，到记者赢得报道内政外交、监督政府的自由，一向被视为极具危险的媒体权力，总是处于向欧洲君王发威的时代。因为它的法力太大了——让腐败者发抖，让罪犯走进监狱，气昏专制主义者，所以在西方一度把记者称为无冕之王。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市场化经营曾帮助新闻业实现了经济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集团的束缚。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众媒体出现集中化的趋势，渐渐集中在报团手里。大的媒体集团垄断了新闻与意见资源，媒体的独立在新闻集团的阴影下开始黯然失色。

竞争导致了新闻与节目资源高度集中，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各个媒体以“收视率”和“发行量”为追逐对象，不惜以公共利益为祭品，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陷入渺茫。传媒界同时也追求“成本极小化”的目标，用简单、标准化或“互相观摩”的方式制作节目，或购买廉价影带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播出，传播内容的雷同使独立思考彻底化为泡影。到90年代，美国三大电视网为700多家地方电视台提供节目，其数量占全部新闻和娱乐节目的90%，1000多家日报和8000多家电台播发的新闻，大部分来自两大通讯社。九大报系的发行量则占美国全国报纸发行总数的1/3。媒体高度垄断，大量中小媒体的独立被鲸吞了，公共传播者对抗市场力量的防线漏洞百出，一上阵就处于崩溃状态。

现代媒体均以广告收入为主要财源，广告客户往往将广告刊登在影响力或销量最大的媒体上，媒体变成了追逐广告额的商业组织，监督政府的欲望大大减退。广告商的口味决定着媒体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媒体具有大企业的背景，最关心的是每年盈利多少，以及如何获取盈利以挤垮对手，有时已无暇顾及为民请命、制约政府的施政活动。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认为，不论真理或谬论都应自由表达出来，通过自由竞争使某种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种意见就应该是国家政策的基础。新闻事业享受的这种自由被私营媒体的高度集中消灭了，但这不是被一个阶级由于政治需要消灭的，而是被资本垄断这一经济规律埋葬的。在那些公共媒体的报道中虽然没有出现这种危机，但是它们的能量太小了。

媒体“第四权力”的滑落完全是自行的，除了市场引力和法律“自尽”外，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迫使它陷入这种地步。媒体离不开市场化经营，不依附于某一资本雄厚的集团难以经济独立，也难以坚守报道的独立性。“独立”已成为理念和实践上的冲突，媒体高度集中的体制正在使其化为泡影。市场以利益为中心，无论是对目标受众的定位、新闻选择，还是对操作流程和规则，完全根据消费者的喜好来决定，致使媒体的低俗化和煽情主义泛滥，日益远离民众的正义呼声和监督职责。市场利润的诱惑使许多记者难以“出污泥而不染”，他们一边竭力塑造“第四权力”的形象，一边却被压倒优势的市场驱力所吞噬，捏造事实，索取贿赂，置新闻理性于不顾，其后果只能是的“第四权力”精神的泯灭。

西方许多媒体喜好揭丑，但这并非行使监督权，而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好奇，扩大市场占有率，也渗透着党派的相互倾轧。美国报业经济协会2000年12月5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80%以上的民众认为煽动性新闻不在于新闻价值，而是为了刺激新闻消费。这就是问题的要害。“第四权力”变成媒体兜售与受众消费的奴仆，它的滑落作为商业化结出的苦果，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历史趋势。今天已无人能够扭转这种趋势。

（七）   

“政府管理下的媒体权力虚化”，这代表“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反扑和限制”。

退一步而言，即使许多媒体和记者没有被市场利润蒙住双眼，仍有独立监督政府的意识，但官员们会想方设法把他们置于欲做不能的困境。

媒体要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独立且有法律保障。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条件。西方国家以法律形式肯定媒体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但又被另一些法律条文所虚化。美国政府常以“诽谤罪”、“保密权”、战时安全等法治名义威胁新闻界，欧洲国家也常以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为借口干预记者采访，法律保障的新闻监督权往往被法律所注销。这是一种法律“自尽”的规则。

此外，政府手中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媒介不得不按照政府意图行事。在今天，记者通过非正式程序，有更多机会了解公共事务，但进入政府规定的敏感领域是有代价的。记者必须对官员加以说服，尽可能和他们合作，否则就无法运作。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只有官方才有资格界定事情的大小，新闻官员更有发现新闻的机会，优先安排符合政府目的的话题向记者提供。白宫官员如果不透过新闻媒体让他们喜欢的故事流出去，这个政府根本无法治理。

美国在历次战争中都实施新闻检查，法律授予政府这一权力抵消媒体的新闻自由权，成为“第四权力”自行滑落的不容忽视的因素。看上去，政府并没有压制新闻界，一切限制都有法律依据，这是政府管理新闻的奥妙。法治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存在“法律打架”的问题，“第四权力”的滑落成为法律冲突的牺牲品。在政府的威胁和检控下，媒体为了生存必须和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主动控制自己的新闻内容。

媒体与政府就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媒体虽然不直接受控于政府，但两者的人员互通和彼此进进出出，构成被美国人称作的“旋转门”的现象。一方面在政党纠纷和其他次要问题上媒体扮演政治角色，监督和制约政府。另一方面，媒体又与政府采取合作态度，成为政治肌体附属物。媒体确实可以成为第四权力，但它的监督极限就是对官员内部的奖清惩浊、以贤代庸，而对政府的许多错误举措常常倍加赞扬。这样，西方媒体与政府以对立为支流，以合作为主流，不惜牺牲“客观性”来附和政府。今天尽管在西方依然无人否认第四权力说，但在重大问题上只留下一道影子，似乎已经虚无缥缈得无法辨认。

（八）

至于专制国家，根本就不容三级会议的存在，哪里还有第四等级的活动空间？

至于专制政权，根本就不容三权分立，哪有第四权力的容身之地？

但我相信，专制也是建立在思想主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总有一天会被思想主权所颠覆。

论文之九

思想主权颠覆国家政权——略论“颠覆国家政权罪”

公民不服从运动，只是一种消极的思想，它只是拒绝“思想服从于权力”，公民不服从运动还没有认识到“思想是一种主权”，而且“思想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如果人们谈论上帝的主权，当他谈论的是错误的时候，那么他所说的上帝仅仅是他自己的思想；如果人们谈论上帝的主权，当他谈论的是正确的时候，那么他所说的上帝就是思想的主权。

中国共产党编辑的《百度百科》这样陈述“颠覆国家政权罪”：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这里的颠覆，是指以非法手段推翻或篡夺国家现政权，包括中国各级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内的整个政权。中央政权的安危，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决定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中央政权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犯罪分子也可能是推翻地方人民政府作为第一步，进而推翻中央人民政府，以实现其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目的。因此，实施推翻地方人民政府的行为，也是本罪客观方面的表现。颠覆政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等各种手段。如策动武装政变、直接推翻国家政权，或者利用已经窃取的国家部分领导权，实行和平演变，改变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等。所谓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指以各种方式改变人民民主专政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的行为。其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本罪属行为犯，本罪的构成，不要求有颠覆政府的实际危害结果，行为人只要进行了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不管其是否得逞，不影响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成立，只要查明犯罪分子以颠覆政府为目的而进行了秘密谋划活动，就足以构成本罪。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本条将犯罪主体分别规定为首要分子、罪行重大的、积极参加的和其他参加的。实施颠覆政府行为的都可以成为本罪主体，但主要是那些在中央和地方窃据党、政、军重要职位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野心家、阴谋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具有颠覆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意。

刑法条文

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 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 犯本章之罪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五十六条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一）颠覆国家政权罪与分裂国家罪的区别两罪都是极为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因此处罚很重，在条文上位于本章犯罪的前列。它们的区别主要是：

（1）犯罪的直接客体不同。本罪客体是国家政权，后罪客体是国家统一。

（2）犯罪行为内容不同。本罪是颠覆政权，后罪是分裂国家。

（3）犯罪主观主面和犯罪目的相应地存在区别。

（二）颠覆国家政权罪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区别一是行为方式不同，本罪是组织、策划、实施的方式，后罪则是煽动群众的方式。二是犯罪故意不同，但两罪在犯罪的直接客体上、犯罪目的上是完全相同的，这正是它们被规定于同一条文的原因。

（三）在颠覆国家政权罪中行为人如果使用暴力手段时，应注意与本法第104条中武装暴乱罪的区别。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属于武装暴乱的，则应依第104条规定的武装暴乱罪定罪处刑。

处罚犯本罪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根据本法第56条和第113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根据本法第106条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依照本条规定从重处罚。

一、这里所指的国家政权主要是指中央人民政府。犯有此罪的行为人若从推翻某些地方人民政府开始，企图逐步做到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篡夺国家领导权，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权”又可以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

二、本罪所指的行为无论有无危害结果，只要查明行为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进行了秘密谋划活动，就构成本罪。中国人、外国人、无国籍人都可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政权的稳定。

三、本罪主体有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三种类型，着重惩处首要分子。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区分，分别量刑。

陈平福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于9月4日开庭审理了一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今年55岁的陈平福，大学文化程度，甘肃皋兰县人。2012年6月27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皋兰县公安局监视居住。起诉书称，2007年7月至2012年3月，陈平福在网易、搜狐、新浪等多家网站，用博客或微博发表、转载财新网消息，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于9月4日开庭审理了一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今年55岁的陈平福，大学文化程度，甘肃皋兰县人。2012年6月27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皋兰县公安局监视居住。

起诉书称，2007年7月至2012年3月，陈平福在网易、搜狐、新浪等多家网站，用博客或微博发表、转载《向埃及人民学习，我们不想再忍受花言巧语的愚弄》、《不当奴化教育的帮凶》、《中国特色——领导创造思想》、《抗拒民主和法制，全民族都是输家》、《我在自己的祖国被自己的仆人欺负》等34篇文章。起诉书认为，陈平福通过互联网攻击党和政府，诋毁、诬蔑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相关规定，应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首先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 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陈平福在互联网发表文章，有的是根据自己的遭遇撰写的，有的是转载的，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表达“对现状不满，发泄心中的不快”，没有“造谣、诽谤”的内容，是在履行《宪法》赋予一个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权，如何能被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政府不等于国家，公民批评政府工作人员、乃至批评政府，不等于要颠覆国家政权。

据陈平福公开发表的多篇博文所述，他原是皋兰县一家国企学校的数学教师。2005年，他遭遇了一连串的生活打击。先是企业倒闭导致失业，继而又生了一场大病，负债累累，孩子又要上大学，生活难以为继。不得已，他来到省城兰州，靠拉小提琴卖艺为生，却多次遭遇当地政府救助站的“驱逐和羞辱”。

该案结果：2012年12月14日拿到甘肃省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以兰州市检察院撤回起诉而划上了一个句号。

……

很多人批评上述条款，认为没有经过选民同意。但中国还没有选民，所以专制政权的恐惧是一个“客观事实”。

既然专制有理，那么颠覆国家政权也就是天经地义的：

思想主权启示人们说：“大楚兴，陈胜王。”你秦始皇可以灭人国家，我为什么不可以灭你国家！由此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国家政权传统。

思想主权启示人们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你忽必烈可以灭人国家，我为什么不可以灭你国家！由此开创了此后八百年秘密会社对抗国家政权的传统，直到这类秘密会社以“党国”的形式控制了国家政权。

由此可见，思想主权不仅可以颠覆国家政权，还可以创造国家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说法是错谬的。因为没有获得思想主权或曰天命许可的枪杆子，只是土匪，是出不了政权的。这也是共产党和土匪的区别所在。

但是毛泽东的智力理解不了这一点。而且毛的学力不足支持他的思考，因此毛只能把国家政权理解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程度，终其一生，无法摆脱“造反有理”的魔咒。也因此，毛泽东建立的政权，只能在国家政权和土匪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转悠，无法建立稍微长治久安一点的正规国家。这无形之中使得颠覆国家政权，成为必然发生的正义之举，那就是“天命的鼎革”、“思想主权对国家主权的重新任命和授权”。

由此看来，“颠覆国家政权罪”，无上光荣！

例如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就是一种“颠覆国家政权”。

“颠覆两个中国”，新王国的开始，这是基督教中国的曙光。

论文之十

太一、无极、宇宙终结、思想主权

——超越太一的无极，超越无极的思想主权

（一）

（西方哲学名著品赏系列）之下的《万物来源于太一》“品赏”普罗提诺的《九章集》曰：

普罗提诺（又译柏罗丁，205—270年）是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他把柏拉图的某些思想进行了改造，增添了神秘主义成分和宗教因素。《九章集》由六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有九章，书名便由此而来。

他把整个宇宙描述为从一个原始的本原流溢，又回归到原始本原的过程，这样，宇宙就表现为一个圆满的、自足的系统。

这个本原是什么呢？是太一。什么是太一？从根本上说太一就是万物的统一性。万事万物千差万别，变化无穷，但它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这些差异和变化，而在于它们的统一性，统一性是事物的生命之所在，事物一旦失去统一性，就会解体和死亡。例如，一个军队，假如不是一个统一体就毫无力量，只是乌合之众；动物的生命来自其身体的统一性或整体性，其躯体的各个器官若是分割开，它们的生命就立刻消失。可以看到，宇宙中的每种事物都有其统一性，它们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有一种更高的统一性制约着它们，这种统一性规定着它们的存在方式。进一步，整个宇宙也就一定存在着一种终极的统一性，使万物共同构成一个统一体，形成井然有序的宇宙结构。这个最终的统一性就是太一。

太一是万物之父。每种事物都有其来源，都可以追溯到它们的源头。所有事物也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即太一。太一必定是完满的，它什么也不欠缺，因此它才是终极的；如果它有欠缺，它就不是终极的，而是被派生的了，被派生的东西是次一级的东西，是被包含在派生者之中的，因而低于派生者。因此太一必定包含一切，而不被包含，它就是万物最后的根据。

太一与万物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产生存在，但不是任何存在中的一种，否则它就不能够产生万物了。它是一，而不是多，万物是“多”，太一则是“多”的统一。它不是存在，也不是非存在；它不是物质，也不是心智；它是不动的，若是运动，就成为多；也不能说它是静止的，静止是相对于运动而言的，它没有运动，也就没有静止。可见，对于太一，我们不能以通常的理智去理解，通常的理智只能理解有限的事物，而不能理解太一，理智是借助于概念来把握事物的，而太一不是任何语言能够描述的。太一是超出理智之上的，凡是我们能够说出的东西，都是次一等的东西，都是后于太一的。

太一的完满性意味着万物已经包含在太一之中，不过这种包含不是现实地包含——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具有了存在的性质，与万物没有区别了，而是像现在的事物中包含未来的事物那样的包含，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万物不是实在的，而是“虚在”，类似于种子包含着未来全部生长历程中的事物那样：根茎叶花等只表达出了种子中的一种性质，而种子却包含着全部性质，但种子中所包含的根茎叶并不是实在的存在。太一包含着一切事物的全部性质，规定着它们的全部历程，而这些事物却不能。

从太一中怎样产生出万物呢？太一既然是圆满的，就必定要把这种完满性表现出来，即要成为现实；如果不表现出来，只内在于自身之内，那就不能说它完满，完满的东西一定具有现实性，必然要成为现实的存在。太一产生万物的过程是流溢的过程，类似于太阳放射出太阳光那样，流溢出整个世界。太一产生万物也无需运动——这是被派生物产生的方式，就像太阳放射出光芒而自身不动一样。

万物也不是一下子流溢出来的，而是有一个流溢的过程，经过了不同的阶段：最先流溢出来的是心智，由心智产生出灵魂，从灵魂再产生出有形象的万物。流溢的过程是一个倒退过程，越是往后的事物就越低级，越粗糙，距离太一越远，最后产生出最低级的有形的物质世界。

但是，这个过程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堕落的过程达到一定阶段后会发生反转。一开始，灵魂委身于物质的世界，沉浸于物欲之中，变得放荡起来；持续一段时间后，它会变得厌恶在尘世中的放荡，重新纯洁起来，回过头来，转向它的父亲——太一，力图重新回到父亲的怀抱。它认识到物质世界中的爱是短暂的，所爱的事物都是幻影，而对于太一的爱则是永恒的。灵魂本来来自太一，天生就具有对于太一的爱。这种爱可以称之为天上的爱，与世俗的爱完全不同，是绝对纯洁的。于是，灵魂便试图尽快地脱离这个物质的世界，抛弃世间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肉体，回到纯粹的光明之中，完全沉浸在太一纯净的光辉里，毫无重量，一直上升，回到太一的怀抱，与神（太一）合而为一，处于永久的幸福之中。

若是考察一下各个民族的思想史，可以发现，像普罗提诺这种对于原始状态的怀恋，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无论中国的道，基督教的伊甸园，卢梭的野蛮人，佛教的涅槃，还是这里的太一，都表达了同样的感受。然而，那种原初状态是否真的美好，则不一定。我们都怀恋自己的童年，觉得那时美好，可实际上，在童年时代并未觉得如此。那时的美好或许来自无知，由于无知，便有了想象的余地，美便因之而生；或许由于那时已经远去，因距离而产生了美感。试想一想，我们在母腹中时无知无觉，有何美好可言？在太一中的状态也如是。

太一这样一种永恒而终极的东西，未尝不可以说是人类逻辑的设定。在一个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变化莫测的世界中，人感到无所依靠，于是便寻找一个不动者作为心理的支撑物。有了这样一个东西，精神的大厦也才牢固。动荡的不是世界，而是人心；永恒的不是宇宙，而是逻辑。

……

然而普罗提诺自己说了：“太一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名状的。”他一举摧毁了自己全部论说的真实性，任何商业品赏都不能挽救他的哲学。

因此可以说：只有“太一”，才能描述“哲学”；而不是相反，由“哲学”去描述“太一”。

（二）

太一，又作太乙、泰一，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星名，即北极星，后成为先秦两汉民间信仰的最高神明，奉为天帝，相当于上帝。哲学家则把太一哲学化，想像为永恒不变的法则，即“道”，或宇宙的本源。

汉武帝时期，成为官方信仰，由皇帝进行奉祠，位居五帝之上。在魏晋六朝以后，太一神的地位下降，不再是最高神祇。

1、太一星即天龙座42（或184），在商、周之际是北极星，到汉代，太一去极20.7度，在天文图中位于紫微垣宫门外，已不是北极星。

2、太一神在民间信仰中，视为北极星，是最尊贵的星神，在《楚辞》中称为“东皇太一”，有人奉之为“天帝”。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汉末郑玄：“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

3、太一操控人间吉凶祸福，纬书《春秋命历序》：“太一主风雨、水旱、兵革、饥疫、灾害。”祭祠太一，可以招致神仙。拜祭时，信众以歌舞娱神。

4、汉代道教也崇拜太一，汉末太平道尊崇太一。修道之士瞑想存思升上太一，《太平经》：“入室思道……乃上从天太一也。”太一并变成神，六朝前期成书的《老子中经》教人存思太一。

5、官方祭祀：前133年，方士谬忌上奏建议祀祠太一，指太一位于五帝之上。汉武帝为太一立祠，最初只让祠官主祭，自己并未参与。前112年，汉武帝开始把太一列入国家正祀，郊祀太一，成为国家认可的天帝。汉代天子所祀最高神原是“皇天上帝”，汉武帝为了登仙，却将太一作为国家祀典的最高神祇来祭祀。乱了国家，肥了自己。

6、儒生不太接受太一为最高神，主张回复祀祠皇天上帝。公元5年，汉平帝将皇天上帝与太一合二为一，连称为“皇天上帝泰一”。东汉的国家祭祀，基本沿用汉平帝时的制度，最高神祇却是“皇天上帝、后土神祇”，但却略去了“太一”之名，太一失去与皇天上帝并列的资格，下降为星神之一，与山川等神灵共祀。

7、在唐、宋两代，太一地位曾一度重升，为朝廷所尊崇。

8、太一形象：在战国时的楚国，太一半神半兽，头戴双羽冠冕，身披铠甲，双手和胯下各有一龙，左足踏日，右足踏月。在山东、河南地区现存一些汉代的画像石，也雕刻了太一的图像。汉初的太一仍未人形化，有时是人首蛇身，戴冠，身着长袖身服，有时是面目狰狞凶恶的怪兽，往往伏羲、女娲分列左右。自东汉起，在儒家人本思想影响下，太一已人形化，衣冠整齐。

9、哲理的太一：在先秦两汉的哲学想象中，太一就是元气，是宇宙本源，开辟天地，又是宇宙法则“道”。战国中期《太一生水》：“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吕氏春秋．大乐》：“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庄子把太一视作绝对的虚无精神“道”，《庄子·天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

10、到了近代，希腊哲学的翻译，创造万物而又超越万物的一元原理便借用了“太一”。 普罗提诺坚信一切事物之所以如此存在，必须要有其“原因”。像自然哲学认为那样由于元素（如“原子”）的偶然凑合就能产生林林总总的世界的观点，普罗提诺视为荒谬、坚持反对。而且原因必然“高于”结果，“先于”结果（当然，这些空间化的“高于”、“先于”概念都是“非空间化的逻辑关系的比喻”）。那么，万物之所以能如此存在的根本原因则是同一性或统一性。一事物唯有“有统一性时，才是这一个事物，才能存在。那么，把各种各样的“多样性”组织成一个个“统一者”的统一性、“一性”本身，就是万物之因。

其实，这依然是一种“思想”，不是所谓的“事实”。

希腊哲学翻译里“太一”的两个特性：

（1）太一的超越性。这也就是所谓普罗提诺的“否定神学”。太一的本质是无限。

（2）太一的创造性。这是普罗提诺的肯定的、积极的“神学”。 《九章集》中《导言一》：普罗提诺建立了系统的新柏拉图学派的理论。他主张世界的本原是“太一”，即神；太一创造万物的过程表现为源溢的过程。他把理论世界归纳为太一，绝对完美，放射除了心智和灵魂，而灵魂的一部分以追逐心智为目标，另一部分在有形的物质躯体。太空是空无一物的，因为万物皆由他而生；所以太一就是我们的“道”，是“〇”，而不是“1”。〇不是没有，〇是一个起点。

因此可以说：只有“无极”，才能描述“太一”。

（三）

周敦颐《太极图说》首句的“无极而太极”之义，历来争论不休，解说分歧，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2008年11月5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束景南教授受邀讨论此课题。

束教授指出，学界有不少讲法将“无极而太极”直接解释作“自无生有”，且认为朱熹对这关键的一句进行过“作伪”和“窜改”。但经过考证，至少在唐代，道教已有描述万物生化过程的“太极图”和说明逆施成丹过程的“无极图”，而且是一图二用。今存《道藏》〈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中的〈太极先天之图〉即是用以讲明顺行造化的，而黄宗炎在《太极图说辨》中详叙的〈无极图〉，则是道教藉以解说内丹修炼的逆、反之图式。在和周敦颐同时代的张伯端的《悟真篇》中，已对这种“逆施造化”的过程有清晰的表述。他说：“大丹妙用法乾坤，乾坤运兮五行分；五行顺兮常道有生有死，五行逆兮丹体常灵常存。”（《悟真篇》下）因而所谓的“太极图”或“无极图”，都是借象以明义，当描述道生万物、无中生有时，顺行造化的最上圈是“太极”，故称作“太极图”；若描述逆施成丹、返本还元时，最上一圈则是“无极”，乃称为“无极图”。因此，最上一圈既是无极又是太极，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谓“无极而太极”的说法即源于此。而原本的图可能是一张没有注说文字的道图，图旁各圈的注说文字应该是后世解图人在进行具体解说时所增添，这也造成道图最终演化出两类图式的结果。

不仅图式的演变有迹可寻，从师承授受的角度来看，周敦颐也和张伯端一样，可将其学术源流往前追溯到宋初的陈抟。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解释张伯端与周敦颐思想之间的类似性。更进一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并非“以《易》说图”而是借道图讲述生生不已的“变易”思想。故《太极图易说》的“易”不是指《易》书，而是指“变易”。这理由来自周氏同时采用了道图逆顺正反的解说之法，既描述了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运动变化，又主张通过主静复归于“道”，与天地合德，将内丹修炼之说，转而为修养仁义之理。所以周敦颐在《图说》开头所下的“无极而太极”一语，实乃高度概括了宇宙顺逆终始变易的全过程。故又说“太极本无极也”，这根本上和道图原来的架构一样，“无极”和“太极”本不为二也。它们在周敦颐的思想中，就是指性命之理，指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理。

因此可以说：只有“无极”，才能描述“太一”；只有“思想主权”，才能诠释“无极”。

（四）

其实说到了底，宗教甚至哲学，也还是一种诗歌，而且诗歌比较哲学更加能够切入事物，切入现象世界，所以诗人感叹反问说“太一安有”：

飞光飞光（1），劝尔一杯酒（2）。

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

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3）。

食熊则肥（4），食蛙则瘦。

神君何在（5）？太一安有？

天东有若木（6），下置衔烛龙（7）。

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

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

何为服黄金、吞白玉（8）？

谁似任公子（9），云中骑碧驴？

刘彻茂陵多滞骨（10），嬴政梓棺费鲍鱼（11）。

（李贺：苦昼短）

作品注释

（1）飞光：时光，指日、月、星光。

（2）劝尔句：《世说新语·雅量》记载：晋代孝武帝司马曜时，天上出现长星（即彗星），司马耀有一次举杯对长星说：“劝尔一杯酒，自古哪有万岁天子？”

（3）煎人寿：消损人的寿命。

（4）食熊两句：指富人食熊掌，穷人食蛙。

（5）神君、太一：都是汉武帝供奉的神灵（参《史记·封禅书》）。

（6）若木：古代神话传说中，东方日出之地有神木名扶桑，西方日落处有若木。屈原《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王逸注：“若木在昆仑西极，其华照下地。”

（7）烛龙：屈原《天问》：“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王逸注：“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

（8）服黄金、吞白玉：《抱朴子·内篇·仙药》：“《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

（9）任公子：传说中骑驴升天的仙人。

（10）刘彻：汉武帝，信神仙，求长生，死后葬处名茂陵。《汉武帝内传》：“王母云：刘彻好道，然神慢形秽，骨无津液，恐非仙才也。”

（11）嬴政：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輼凉车中，……会暑，上輼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唐代诗人李贺讽刺唐宪宗李纯喜好求仙，此诗慨叹时光易逝，人生短促；而迷信神仙，服药求长生的人，也永远无法企及彼岸。

能够企及彼岸的，仅仅是思想；而彼岸的可能，仅仅在于思想的主权。

李贺短命（790——816年），仅仅二十六岁就死，字长吉，福昌人，人称“诗鬼”。因避家讳，不得应进士举，终生不能做官，故不俗气。他上承《楚辞》，又取汉魏六朝乐府及萧梁艳体诗的长处，以想象力和诡异语，表现出幽奇秘的意境，凌驾自然创造新奇、独出艺术、摇曳思想、启示主权。 

《苦昼短》的虚无主义，实际展示了“无极”。

因此可以说：只有“无极”，才能描述“太一”；只有“思想主权”，才能诠释“无极”；只有“诗歌”，才能咏叹“思想主权”。

（五）

科学家称宇宙或已开始大收缩，最终化为乌有——

宇宙的一种可能终结方式被称之为“大收缩”。如果宇宙内的物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减少，大收缩便会出现，导致引力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力。引力导致宇宙收缩，其结果是恒星、星系和行星相互撞击，宇宙发生塌陷。理论物理学家表示宇宙内的一些区域已开始塌陷，这种塌陷将最终吞噬宇宙其他区域。

最后一种假设最符合当前的物理学知识，也最有可能发生。根据这种假设，人类或者看到大冻结，或者看到热寂。物质随着宇宙的膨胀慢慢衰变成辐射。经过数万亿年的变迁，甚至连构成余下物质的原子也开始衰变和分解。恒星将最终溶解，黑洞将蒸发殆尽，甚至连光粒子也将最终消失。

很多理论物理学家认为宇宙将最终走向终结，宇宙内的一些区域可能已经开始这一过程。虽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过程如何发生，但物理学家提出了各种理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论包括大收缩、大撕裂和大冻结。德国慕尼黑的设计团队Kurzgesagt制作了一段时频，解释这些理论阐述的过程如何让宇宙走向终结。

理论物理学家指出人类或者慢慢衰变成辐射，自身塌陷之后彻底消失，或者因为宇宙膨胀速度加快走向崩溃。根据大撕裂理论，暗能量将让宇宙的结构发生扭曲，导致星系首先撕裂，紧随其后的是较小的黑洞、行星和恒星。宇宙膨胀的拖拽力不断增强，一旦达到超过将星系聚集在一起的引力，大撕裂便会出现。宇宙最终会以光速膨胀，到这一刻，将物质聚合在一起的力将被撕裂。最终，宇宙将化为乌有，只剩下单一粒子并且不与宇宙内的其他任何物质存在联系。

宇宙正以相对于过山车的速度膨胀。得出这一结论前，研究人员首次对110亿年前形成的星系进行测绘。朴茨茅斯大学的马特·皮尔博士解释说，年轻时期宇宙的生长因引力的影响变缓。但在过去五十亿年时间里，宇宙却开始快速膨胀，原因就在于一种神秘的力。科学家将这种力称之为暗能量。

宇宙的另一种可能终结方式被称之为“大收缩”。如果宇宙内的物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减少，大收缩便会出现，导致引力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力。引力导致宇宙收缩，其结果是恒星、星系和行星相互撞击，宇宙发生塌陷。理论物理学家表示宇宙内的一些区域已开始塌陷，这种塌陷将最终吞噬宇宙其他区域。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令人惊骇的理论。2014年，丹麦研究人员声称他们用数学方程式证明了这种可能性。这一猛烈的过程被称之为“相变”，与水变成蒸汽或者磁铁加热后丧失磁力类似。

根据希格斯理论，这种相变在大爆炸后百亿分之一秒发生，导致时空结构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真空区域充满一种不可见的物质，被称之为“希格斯场”。一些基本粒子与这个场发生交互作用，这种固有能被称之为粒子的质量。借助于数学方程式，丹麦南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希格斯场能够以两种状态存在，就像物质以固态或者液态存在一样。在第二种状态，希格斯场的密度是科学家已观测的数十亿倍。如果这种超密集希格斯场存在，在这种状态下，宇宙的一个确定区域会在任何时刻突然出现“气泡”，就像水煮沸一样。这个气泡随后以光速膨胀，进入所有太空区域，将希格斯场从这种状态变成现在的状态。

最后一种假设最符合当前的物理学知识，也最有可能发生。根据这种假设，人类或者看到大冻结，或者看到热寂。物质随着宇宙的膨胀慢慢衰变成辐射。经过数万亿年的变迁，甚至连构成余下物质的原子也开始衰变和分解。恒星将最终溶解，黑洞将蒸发殆尽，甚至连光粒子也将最终消失。

三种宇宙终结理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逻辑，当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随着基础物理学研究的深入，科学家将进一步了解宇宙的终极命运。

……

在我看来，上述的物理学理论首先是一种思想，而且已经非常接近神学了，甚至具有诗歌的味道。

（六）

哲学家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谈论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例如普罗提诺，竟然把生物学和心理学也都列入了哲学的名下。

哲学家们认为，他们的思想体现了宇宙的实存；思想主权论认为，哲学就好像一个花篮，仅仅体现了哲学的精湛技艺，和宇宙景观毫无关系。也许唯一的关联就在于，哲学和花篮，都是出自思想主权的法则，就像哲人和花篮都有相似的元素构成。也就是说，思想是思想主权的派生，而思想并不能表达思想主权。这就像“人是神造的”，但“没有人见过上帝”，人并不能看见神。人不能看见神，怎能知道真理呢？

柏拉图说，辩证法是“思维和智慧的最纯洁部分”。这简直是白痴言论，无疑让“美学”侵入到“科学”甚至“真理”的层面了。把自己的说法与定义，升格为宇宙的道理与真相！

这是一个半瞎者的独白：“你要闭上眼睛，转向并唤醒另一种视觉，一种人人都有但很少有人使用的内视觉。那么内视觉能看见什么呢？当它还刚刚被唤醒时，根本无法凝视眼前的华美。因此必须对灵魂进行训练，首先让它看美的生活方式；然后看美的作品，不是那些艺术作品，而是那些以德性闻名的人的作品；再后看那些创作美的作品的人的灵魂。那么，你怎样才能看到良善灵魂所拥有的那种美呢？退回到你自身里面来看；如果你仍然看不到自身的美，那就学学雕刻家的做法，他为使一个雕像变得美丽，总是这里敲敲，那里磨磨，把这一部分磨光一点，把那一部分削掉一点，直到最后为他的雕像刻出了一张美丽的脸；同样，你也必须除去多余的部分，整平歪曲的部分，照亮阴暗的部分，孜孜不倦地“雕刻你的作品”，直到德性的神圣荣光照耀在你身上，直到你看见了‘自主在它圣洁的位置上做王’。如果你已经达到这一步，与自身的纯洁亲密无间，那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妨碍你成为这样的统一体，里面没有任何一点杂质混合，整个自我就是真实的本性，唯有真光充盈其内，这真光没有空间限制，没有形状局限，也不是时间上的无限扩散，事实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衡量，因为它比一切度量还要大，比一切数量还要多。当你看到自己达到了这一步，你就已经成了视觉本身，可以完全信靠自己；你已经上升至此，不再需要向导指路了，你可以自己凝视并且看见。唯有这样的凝视才是看见大美的眼睛。如果有人因不义和不洁而目光短浅，或者因软弱和怯懦无法凝视极其明亮的事物，那么他什么也看不见，就是别人向他指出那里有什么可以看到，他也仍然看不到。因为人必须带着一种看的能力来到景象前面，这种能力能使他成为与所看的对象相似并一致。眼睛如果没有变得与太阳相似的，就永远不可能看见太阳，灵魂如果没有成为美的，就不可能看见美。如果你想要看见神和美，必须首先变得像神一样，必须全然成为美的。灵魂必须首先上升到理智，到了那儿才能知道形式，才认识到它们是美的，并且断言这些理念就是美；因为万物都是因这些，因理智和本质的产物而成为美的。超越于理智之上的，我们称之为至善的本性，它拥有美作为它前面的一个屏幕。因此，按宽泛而一般的说法，可以说至善就是原初的美。如果有人把可理知者（与至善）区分开来，他就会说，形式是可理知的美而至善是超越于其上的那者，是美的“源泉和源头”；或者有人把至善与原初的美放在同一层面上。无论怎么说，美都是存在于可理知世界的。”（九章集）——“普罗提诺在这最后几句话所讨论的是语言问题，他强烈地意识到人的所有语言在描述这里所讨论的实在时都力不从心，因此允许在表述美与善的关系时可以有多种方式。有一点是他坚决主张的，真美只能在可理知的世界里找到。不可能在感知世界显现。”这段评论的作者显然没有半瞎者的经历，无法理解普罗提诺的痛苦和超然。

（七）

正如普罗提诺的《九章集》，也是那个时代神学，其实也是一种绝望的诗歌，甚至是一种“灵魂的祷告”。

这就是在走向：超越太一的无极，超越无极的思想主权。

现代物理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就是在显示：太一后面的无极、宇宙终结后面的思想主权。

“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是一个伪命题！

论文之十一

《圣经》与思想的主权

（一）

主权英文中的主权(sovereign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其本意即为“最高权力”，16世纪法国人博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把主权定义为“国内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权力。博丹的主权学说属中央集权国家主权学说，主权者是君主，被称为国际法奠基者的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也认为主权属于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认识，是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天赋人权”也就是“自然权利”说，来反对“君权神授”思想。他在著作《政府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ment）的上篇. 主张人类拥有生命、自由及财产之“自然权利”来驳斥罗伯·费玛（Robert Filmer）爵士在《先祖论》一书中所主张的“国王之自然权”；并严厉批判其为“君权神授”的思想。《政府论》下篇则阐述洛克自己的法律政治理念. 他主张君主若违反了自然法，就可以被推翻。洛克的人权自然论，也就是“天赋人权”以及其法政理念，不但深深影响了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更成为十八世纪以后全球民主化的基础起点。他把在英国革命中提出的各种基本要求概括为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并把它们说成是天赋人权。

至于天赋人权，则是来源于圣经：

（1）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Gen 1: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Gen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Gen 1:29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Gen 1:30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圣经创世记》第一章26—30节）

人既然分享了神性，就拥有了思想的主权；思想的主权先于国家的主权。严格说来，国家的主权也是思想所创造的。

（2）

Gen 10:1 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

Gen 10:2 雅弗的儿子是歌篾，玛各，玛代，雅完，土巴，米设，提拉。

Gen 10:3 歌篾的儿子是亚实基拿，利法，陀迦玛。

Gen 10:4 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单。

Gen 10:5 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

这个时候，只有国族的现实，却无主权的意识。

这是自然的国家。

（3）

Gen 12: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Gen 12:2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Gen 12: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是应许的国家。

（4）

1Sa 8:4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

1Sa 8:5 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1Sa 8:6 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

1Sa 8:7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1Sa 8:8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1Sa 8:9 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1Sa 8:10 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

1Sa 8:11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

1Sa 8:12 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

1Sa 8:13 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

1Sa 8:14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

1Sa 8:15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

1Sa 8:16 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

1Sa 8:17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

1Sa 8:18 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1Sa 8:19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1Sa 8:20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1Sa 8:21 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1Sa 8:22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

这是国家主权的性质。

1、思想的轨道合乎天意

2、思想的律动合乎四季

国家的主权是人为的领域

思想的主权是自然的领域

在思想的主权中，有神性，也有魔性；有人性，也有国家。

神性创造自然，人性合乎自然；魔性创造人为，国家合乎魔性。

在思想的主权看来，自己虽然不受国家主权的支配，但思想不可能是真理

真理只来自于上帝。

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明确提出了一个纲领：

人类的发展，仅仅拥有国家主权是不够的，还需要拥有思想的主权：惟有思想的主权地位，才能更新国家的主权状态，使之避免食言而肥的腐败堕落。

仅仅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不够的；我们还须明确思想的主权。

（二）

人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分享了神性；国家是人造的，因此只有人性而没有神性。在根本意义上，思想的主权盖于国家的主权。

“天赋人权说”不过是“君权神授说”的翻版。

主权是一种对某地域、人民、或个人所施展的至高无上、排他的政治权威。简言之，为“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也是对内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来源，对外保持独立自主的一种力量和意志。主权的法律形式对内常规定于宪法或基本法中，对外则是国际的相互承认。它也是国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则提出了《社会契约论》（Du Social Contract，又译民约论），成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所宣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基础。

人民主权论否定君权神授说，主张国家主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政府应由人民产生并服从人民的意志，国民公意即是国家主权所在。虽其后被国家主权说、法律主权说等理论挑战，但仍是现今主流社会的主权论点：人民主权论可以驳斥法律主权说、国会主权说之处，在于国会既由国民选出、无法背离公意，只能代表国民行使主权。而人民主权的体现，除了国会以外，亦可经由全体公民投票来表达公意。例如，既使采用了“国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的英国及新西兰，还是要以“全国公投”来解决重大争议。

“人民主权”的思想看起来新颖，其实不过是“君主主权”的思想翻版，二者同属“国家主权”的思想。

可以和“国家主权”相对立的，是“思想的主权”：思想的主权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至高权力，思想的主权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脱离国家的压迫，成为一个社会性的至高权力——在此之前，思想的主权虽然创造了一切国家主权，但却反过来遭到国家主权的绑架，不能实现自身的独立。

思想虽然不可能是真理也不可能产生真理，但却可能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世间万有惟有“思想着的人”分享了神的本性。真理来自于上帝，世间万有惟有“思想着的人”能够分享神秘的真理。

由于这一分享过程，一切文明都是从思想开始的，一切精神都是思想主权的外延，宪法是一个司法管辖区内的最基本和最高法律，常被称为母法。而自然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在法理上与宪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存在着悖论。目前在宪政国家，解决这个悖论的方法是宪法对自然权利的背书法制化，并将人权内容明细化。例如：美国权利法案是以修正案的形式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但是人权作为“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并不是宪法赋予的，宪法的作用仅仅是保障和实现人权的一种手段。在历史上，也曾有用实证法否定人权的先例，比如法西斯政权为其种族灭绝提供合法的途径。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主权一词在数百年间获得众多内涵，但不论是作为思想，或是作为制度，都同一种强制性力量有关。

政府部门权力、司法管辖权及立法权的行使需要主权为依据。在民主制度里，主权属于国家的全体人民，这被称为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人民主权可以藉由国民大会等形式直接的行使。更普遍的是由人民选举代议士参与政府的代议政制，也是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其旧殖民地所采取的形式。人民主权也能藉由其他形式行使，如英国和其联邦所采取的君主立宪制。代议制度也能混合其他的行使方式，如被许多国家采用的公民投票制度。

在其他的形式如君权神授、君主专制和神权政治下，主权则被定义为一种永恒的起源，为一种由上帝或自然界所赐予的权力。

另一个较正式的区别则是法律与主权的关系，法律的条文（如果立宪正确的话）是能够在现实上应用并且进行执法的，即使与人民的民意相违背也亦然，只有经过立宪的程序才能正式更改。严格地说，任何违反这个原则的行动都构成了革命或政变的罪行，不管其动机为何。

在宪法和国际法上，主权的概念也赋予了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权对其疆土和地理领域拥有彻底的控制权，在他们掌控的各种机构（如法庭）下拥有法律的审判权，而不是透过他国的指令和管理。至于判定何种特定实体才属于主权的问题则不属于精密科学，反而时常是外交上的争论议题。

对于主权的阐释，基本上分为国内和国际两大体系。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呈多极化，碎片化；但是在国内，所有的主权中心理论都认为，秩序、统一和政府是规范标准，现代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在其主权管辖的范围内，通过各种组织和技术，将社会权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资源加以综合利用，实行强大的空间控制。主权成了国家的一种属性。主权国家的职能，即在公民与既定领土之间制定一种明确的，不可分的，永久的依存关系。这种以领土为特征的、包围式的关系，成为公民一致认定的或自我认同的核心。

正因为这样，“爱国主义”也就成了国家主权理论的基本主题。霍布斯鲍姆指出：“宣扬爱国主义的政治口号，往往都是出自统治阶级与政府之手。”他解释说，由于现代国家以领土及公民为基础，因此必然时时将居民牵扯进国家事务当中，为他们描绘出一幅合理的有诱惑力的远景；这幅远景是独一无二的，是针对他们的生活而设计的，故也是命定的。完全以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通常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足够让人民与新成立的国家产生最基本的认同。

论文之十二

谢选骏：互联网是思想主权的恩典！

——对笛卡尔哲学的终结

如果说笛卡儿哲学是欧洲活字印刷术普及的结果，那么对笛卡尔哲学的终结则是全球互联网普及的结果。

（一）

“古代原子论认为，存在‘原子’和‘虚空’，主张原子在虚空中运动自由，直到和另一个原子碰撞，从而发生我们所经历的现象；另一方面，笛卡尔与霍布斯坚称，这符合他们关于物质之定义，既不存在虚空空间，因为所有的空间都有维度，因而必须包含物质……排除了非物质的神灵，排除了虚空空间存在的可能性。”谢选骏指出：其实这些“原子”、“虚空”、“碰撞”、“维度”，都只是人的思想结论，它们来自于人类的感官和经验以及思维和语言。

我们都活在现象中，我们唯一能够认识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思”、“我思”、“思想”，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思”、“我思”、“思想”不是一个骗局呢？不是一个笛卡尔那种人为我们所设立的骗局呢？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是庄周梦蝶呢，还是蝶梦庄周呢？

做梦的时候，是没有自我意识的。除非，假定了上帝的先在，“思”也就不再可能是一个幻觉了，而是一个主权了。

谢选骏指出：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把“时间”纳为自己的思考对象——我们很难断言，“动物没有思想，植物没有感觉”（法国人笛卡尔语）；但我们却认为，人类以外的生命形式可能还没有树立有关“时间”（这一认知形式）的明确意识，所以人以外的生物缺乏从时间感中派生出来的种种“哲学”。

谢选骏指出：怀疑论者之所以怀疑一切而唯独不怀疑他自己，并不是因为他在思（如“我思故我在”这个伪命题所宣传的），而是因为怀疑者具有自我的意识、生物的本能，他像每个活着的人都觉得自己永远不死一样，觉得他自己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虽然他的理性也同时告诉他人人难免一死……与“我思故我在”这个伪命题所宣传的相反，真正的存在是要通过“无思无虑”来实现的，例如在坐忘与禅静中：“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译文：“忘却自己的形体，抛弃自己的聪明，摆脱形体和智能的束缚，与大道融通为一，这就叫坐忘。）这可以排除杂念亦即排除思，来达到在：‘长视久生，与造物者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二）

为什么盐能消毒且有营养？因为人类原先可能是在海水中长大的。为什么思想能使人活跃并富有能力？因为人是思想所创造的——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

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思我故我在”：我们被思想主权驱动，所以便被创造产生了。

思想决定事实。

“本质”是一种直接的、纯粹的思想，“现象”是一种间接的、混杂的思想。

“休谟把怀疑主义分为两类，一种如勒内·笛卡尔所代表的‘先行怀疑主义’，该主义对那些不依‘先行’绝对正确标准作依据的一切信仰都加以怀疑；一种是休谟自己所代表的‘后果怀疑主义’，该主义承认由于感官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主张用理性来纠正这些错误后果，‘明智的人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谢选骏指出：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更接近休谟而不是笛卡尔，毕竟休谟比较晚出，更为周全一些；但我更加知道，信仰说到底是无法证明的，更不用说“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了；而且，信仰的价值就在对于没有证据的事物的确信不疑，这种确信不疑能够给人无比的勇气，而且往往能够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我比休谟高明的地方。

高明的人如想美化一下休谟，则可以认为“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就是尽量让信仰减少来自常识的质疑和阻力。但事实上呢，常识往往不是信仰的证据，而是信仰的对手。休谟还是太古旧了。

“科学的结论都带有试探的性质”，所以“人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在科学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定的道德规范”；而怀疑主义者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看起来立足于信仰的反面，但其实已经确立另外一种信仰，那就是“什么都不相信”。这种低级的怀疑主义，很适合用笛卡尔的方法予以破解：你思故你在，你不怀疑你自己，而你又必定死亡，所以你什么也不可能知道。

哲学阐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揭示了思想的主权高于思想的记录；“读者决定一切”的背后，是思想的能动性高于思想的权威性：在它之后，现代哲学的潮向，面临一个最剧烈的变革——这意味着将彻底扬弃笛卡尔以来四百年的西方哲学传统。这将标志一种异源的、“结构外的”的思维范式，或执世界思想界之牛耳，使之在整体上不同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传统。

（三）

笛卡尔（Descartes）“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简单的真理”，“但是，什么能保证认为‘明白无误的东西’不会是一个感官陷阱和思想骗局呢？于是笛卡尔声称，只有上帝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因而没有一个欺诈者能够给予这样的保证。”谢选骏指出：同样，这个结论如果有理，那么也一定适用于笛卡尔本人和他的命题：有什么能保证“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样明白无误的“简单真理”不仅仅是一个陷阱（自欺）和骗局（欺人）呢？难道思想不可能是一个陷阱或骗局吗？除非，思想的来源是一种至高无上因而也无法证明的主权？笛卡儿的肤浅之处，就在于他竟然认为“怀疑主义者并不怀疑自己的怀疑”——我，谢选骏，就怀疑自己的怀疑，所以我才可能经常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自信。而笛卡儿却极为肤浅地胡说：“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权威解释说：“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因为我在思考在怀疑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执行“思考”的“思考者”，这个作为主体的“我”是不容怀疑的，这个我并非广延的肉体的“我”，而是思维者的我。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这表明，笛卡尔已经从希腊人皮浪的立场后退为经验主义者了，因为皮浪宣称：对自己的怀疑也要怀疑……皮浪这样说也许“不合逻辑”，但却是真实的。

这也许表明，欧洲人不能理解希腊思想。

这也许还表明，现代欧洲语言中没有中文里“将信将疑”的概念存在？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1.太初有道，2道与神同在，3道就是神。”，形成一句简练的格言：“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翻拍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虽然现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谢选骏指出：1“（我）思”翻拍了“太初有道”，2“（我）在”翻拍了“道就是神”：因为神是一切存在的源头。3“故”隐含“道与神同在”，作为“太初有道”与“道就是神”之间的过渡和连接。因为“道”见证了“神”的存在，正如“思”见证了“我”的存在。人本主义在笛卡尔的这个翻拍过程中悄然取代了神本主义，但即使如此偷梁换柱，脱胎而来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在谢选骏看来，正因为“我思、故、我在”承袭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陈述，所以也就顺利切入了欧洲人习惯的思路，同时又因为推陈出新的表述而让不明就里的人们拍手叫绝。）

（四）

“我思故我在”：我思，我在；我的质疑意识着我的存在。

谢选骏指出：

1、我存在，我就分享了思想的主权：如果没有思想的主权，我怎能思考、我如何存在？

2、“我思故我在”，不如“我思故我思（在）”，不如“我呼吸故我在”；因为我思虽在，我人却可能不在了——我的人不在，我的思何以在？通过我的书籍、音像、自动程序。我的书籍、音像、自动程序不是我的思？那么那是谁的思？是纸张的思？油墨的思？光碟的思？软件的思？都不是。那还是我的思。什么？那只是我的思之遗迹，而不是我的思？那么我原先的思是什么呢？仅仅是我的呼吸？

3、“我在，故我思。”——这看起来合乎经验，但确实和“东方红，太阳升”一样，是一种常见的错觉；那么真实的情况呢？是“我思故我在”、“地球的另边转向太阳”？但实际上，“我在，故我思”正是从“我思故我在”演绎出来的。

（“我思故我在”用“思”来证明“在”，其实是利用了人体的局限；因为人感觉自己的“思”常常依附于“在”，即使在梦中也是如此，所以就推论说“思依附于在”——其实思就是思，思不必依附于在；思也不能推论出在，除非更深一层：在，就是上帝，就是思想的主权，就是宇宙的漩涡。）

谢选骏指出：“我思故我在”的谬误：星光说明星辰的存在？其实我们看见星光之前，有的星辰已经陨灭好几亿年了；换言之，星光根本不能证明星辰的存在——我思不能证明我的存在；笛卡尔的思还在，但笛卡尔却不在了。笛卡尔这个古人哪里懂得思与在的关系，因为他那时的人还不懂星光与星辰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二十世纪才发现的。

笛卡尔在“思”之外又找到“神”，作为存在的证明，但他还是错了：首先“神”不在“思”之外，没有“思”我们怎能知道我们所思所说的“神”呢？其次，“神”不能作为“在”的证明，因为神本身就无法证明而只能信仰。那么神又怎能证明存在呢？存在只能感受和思考但无法证明。因为任何证明都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结果是没完没了地纠缠不休。除此之外，人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我是无能为力的。证明存在或证明神的努力，除了锻炼思维之外，一无所成。你可以证明，你却无法证明——因为你只可以证明过程，你却无法证明结果。

（五）

被单亲父亲遗弃但仍旧付给生活费的孤儿笛卡尔，成为一个二元论的怀疑主义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不幸被他所风靡影响的西方世界，从此却充满了内心分裂和孤立无援的感觉。

可怜的孤儿笛卡尔悲愤地哀号：“某个邪恶的天才已经用他所有的力量来欺骗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件确定的事实……我无疑还存在着……如果他骗我的话，就让他尽力地骗我，只要我认为自己是某个重要的事物，他将永远不能使我变成不存在的事物。”谢选骏指出：可惜，笛卡尔的前提是不能成立的：1、如何证明“我无疑还存在着”？（因为“思”可能只是一个幻觉。）2、如何让自己相信“我自己是某个重要的事物”？（因为“我”可能只是一个幻觉。）3、据上所知，“我思故我在”，依然是一个信仰，而不是什么事实。所以说呢，“笛卡尔的自我把主体当成了实体和容纳真理的容器”——但实际上，近代欧洲及其一切文明所立足这个假设，是完全不可靠的。因为人在本质上只是一个“高级动物”，他是无法解释宇宙的真相的。

二十二岁的笛卡尔开始了“雇佣兵的哲学”：“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模仿了罗马恺撒的“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 |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哲学家成了帝王。

笛卡尔这个雇佣兵的哲学，是主权国家的补药；笛卡尔成为近代欧洲哲学的祖宗是出自这个沉思：“为什么我的战友死了，而我却活着？”这也是让希特勒相当纳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看作划时代的历史人物。

雇佣兵不仅创造了欧洲现代哲学，雇佣兵也创造了欧洲古代哲学：笛卡尔是雇佣兵；苏格拉底是雇佣兵，普罗提诺也是雇佣兵。（尼采则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崇拜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广义的雇佣兵哲学。）

强权意志是炮舰时代的意识，思想主权是信息时代的意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雇佣兵创造哲学，这似乎是“西方”精神的特有现象；到了后来，雇佣兵干脆超越了希腊哲学，直接进入了世界宗教，演化出穆罕默德的征服。因为穆罕默德早期从事商队护卫，晚期从事商队劫掠，结果在形成雇佣兵宗教（回教）之后，无意之间造就了阿拉伯帝国。这种征服对于西方是如此有效，以致回民几度兵临欧洲，中世纪征服了大半个欧洲不说，二十一世纪干脆深入西欧腹地，完成了八世纪的摩尔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杂种）和十五六世纪的土耳其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杂种）都没有完成的“占领欧洲的千年大计”。

（六）

根本不存在笛卡尔所说的两个世界，即心灵的世界和实体的世界之分；也不存在康德所谓的物自体和现象世界的分离——他们的共同错误就在于笛卡尔搁置了上帝或康德抽离了上帝——上帝是用思想也就是“宇宙思想”创造了世界万物以及人类（对于不承认这点的人来说，那就可以说是“造成宇宙大爆炸的规律或法则”）——而笛卡尔与康德却把“思想”局限在“人类思想”上，也就是局限在“宇宙思想的小小产品”上，结果必定大谬不然……笛卡尔与康德的公式是“思想=人类的思想”，这是他们其它谬误的根源。

即使就人类的思想而言，笛卡尔的“思”只是理性的思，但是关键性质的思想却并非理性的思考过程，而是“一闪念”——就像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的喷射一样不可思议。闪电般的灵感与其说是“思”，不如说是“无思”，是“超思”，而屈原的“抽思”不过是对“思”的演绎，是在闪电般的“无思”和“超思”之后发生的，是人心对于宇宙思想的回应：是思想决定理性，而不是理性决定思想；因为“思想”显然兼容了“直觉”与“理性”、“感情”与“理智”。

写在纸上的意识（思）就不再是意识（思）了吗？念在嘴里的意识（思）就不再是意识（思）了吗？否则，存在于脑中的意识（思）又怎么可能是意识（思）了呢？

我怀疑我的怀疑！因此“我思”无法证明“我在”，只是再次否决了我在。于是我需要无中生有的客观，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这也是虚妄的。因为我的客观仅仅是我的幻觉。于是我要寻找一个回答者，来消除我的怀疑，来证明世界不是我的幻觉，来证明那不仅仅是我的思。——你答故我在，压抑故反压抑。

“思”是不一定需要一个主体的，“思”可以是一个“纯粹的客体”——那就是“并非存在（而是创造存在）”的上帝。于是，思想就是上帝，是超越了偶像的至高者，是自我摧毁、自我认定的神圣。

笛卡尔不懂：幻觉也是一种存在！

幻觉也是一种存在？

是的。所以，一枕黄粱，也是一种人生！

南柯一梦，也是一种人生。

（七）

我思故我在？

我如何思，故什么样的我在。

思呈现了什么样的在？在呈现了什么样的思？

“我思故我在”，其实不过是一个“自我证明”：

1、预先用“思”来假定了“在”，然后再来用“我思”来证明“我在”；

2、“我思故我在”和“我思东方红故红太阳真的升起来了”有何区别？这不是强权意志、炮舰政策吗？这不是雇佣兵哲学吗？（尼采也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投靠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雇佣兵哲学。）

3、这雇佣兵哲学是“哲学”吗？不是。是什么？是主权宣言。

4、如果除开了主权，我思只能证明我思，不能证明我在；如果除开了主权，我思甚至不能证明我思，因为那可能是别一样的幻觉，是一种濒死感的绵延，当然就更加地不能证明我在了。

5、请给“在”一个定义！除了主权，没有别的，所以最后只能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怀抱：“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笛卡儿的三个实体论，不能成立，因为多出来的两个只是别神和偶像。

笛卡尔虽然知道思想来自于主权，但却不明白“你答故我在”的道理，因此而执迷于“我思故我在”的假象。

实际上，思想无法脱离主权而存在，正如树叶无法脱离大树而存活。因此与“你答故我在”相比，“我思故我在”不过是一叶障目罢了。

那么，什么是“你答故我在”呢？

“你答故我在”是一个普遍法则，几乎无所不在：正如母亲的回答印证了儿童的存在；读者的回答印证了作者的存在；上帝的回答印证了人类的存在；主权的回答印证了思想的存在；环境的回答印证了笛卡尔的存在——思，不过是回答的回声。

而执迷于“我思故我在”的幻觉，则不能理解“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不能理解“不是我们思考主权，而是主权在回答我们”。

（八）

笛卡尔虽然绝顶聪明，但毕竟是三个半世纪以前的人了，他的思想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洗礼，因此缺乏新的知识基础；由此而论，笛卡尔的绝顶聪明就显出不如我们的地方来了。

笛卡尔不如我们的第一个理由是：笛卡尔说：“‘我在怀疑’这件事情的本身，是不可怀疑的。”这就错了。

谢选骏八岁那年夏天，跟随哥哥去游泳，几乎被淹死的时候，在濒死状态下，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妈妈在昏黄的灯光下准备晚餐，哥哥在旁边看着……儿童时代的游戏……学校里的场景……爸爸的督促……还有许多摇曳不定的光景……像“过电影”一样闪过。后来他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濒死感”。

以后，每到人生的转折时刻，谢选骏都会怀疑自己的一生是否都在那一时刻结束了，而后来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存、思想甚至信仰的上帝都是那一濒死状态的绵延：因此每当这样的时刻，谢选骏都想要给自己的哥哥打一个电话：“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差一点淹死吗？”“哎！那真是太玄了！要是那次出了事情，我真不知道怎么跟父母交待？！那将成为我终生的阴影！”谢选骏的哥哥如是回答。”每当听到这里，谢选骏知道自己还没有死去，现在的一切还不是濒死的梦幻，因为拉他上岸的哥哥还在回答。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你答故我在”了。

“我思故我在”无法解除谢选骏的怀疑。

如果没有哥哥的“你答故我在”，‘“谢选骏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情的本身，也可能只是谢选骏自己死后的一个幻觉！所以谢选骏需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哥哥，来解除自己对自己的怀疑所产生的怀疑……若非如此，则可能谢选骏已死、谢选骏已经不在，但其思却依然存在——‘我思但我不在’，这才是事情真相。”……

如此看来，“我思故我在”实在不能成立，需要让位给“你答故我在”。

你答故我在，所以找不到对话者的时候我们便需要祈祷。

离别和伤逝为何令人痛苦？因为“你答故我在”的通道被无情切断了：随着“你”的离去，“我”的一部分也隐藏或消失了。如果所有的“你”都“不答”，那么所有的“我”也就“不在”了。

另一方面历史也一再表明，所有的精神人物都已不在，但他们的思依然存在——因为我们依然在回答他们！他们思但他们不在（笛卡尔意义的）；因此笛卡尔却是错了。他们的思之所以还在（谢选骏意义的），就是因为有人回答。

即使上帝，也需要人类回答他。即使基督也需要门徒回答他。这就是上帝需要人类、基督需要门徒的理由。所以谢选骏是对的——仅仅因为我们的“答”，使得前人和上帝、基督继续存在人间。

亲爱的来者呀，请回答我！只要你们回答了，我就还在，我就没有灭亡，我就还与你们同在了。

即使圣父圣子圣灵，也要人们纪念自己，因为这样三位一体的奥秘才在人们身上存在。

笛卡尔没有我们聪明的第二个理由是：谢选骏不会像笛卡尔那样，受到名利的驱动，去给一个瑞典女王或其他大亨上课，以至于为五斗米折腰，结果把自己活活冻死、累死。谢选骏认为，给女王上课和对一条流浪狗说话，没有区别。其结果都可以是“哲学”，也都可以是“非哲学”，何必舍近求远、结果把自己沦为宠物而白白送死？其实，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恩赐，是新工具造就的新态度：现在的思想者，不需要国王作为传声筒了，有互联网就足够了。

笛卡尔没有我们聪明的第三个理由是：笛卡尔开创近代思想是因为他的“三个实体论”：第一个实体是心灵的实体，这就是“我”的存在；第二个实体是物质的实体，这就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第三个实体是绝对的实体，这就是上帝的实体。（这被犹太人卡尔波普歪曲成了“三个世界论”：用“人造的世界”取代了“上帝的实体”，其他两个不变。）

而谢选骏却发现这一切都是人们编造出来的，只有“思想的主权”涵盖一切。

“思想主权论”认为：不同的人把“思想的主权”表述为不同的实体——心灵的实体、物质的实体、上帝的实体……

在这意义上，我们关闭了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我们打开了未来世界的门。

笛卡尔不如我们聪明，因为他是雇佣兵，而我们却不是雇佣兵，我们是自由思想者，自由思想者只能产生于互联网时代！

你答故我在，优越于我思故我在，所以再超然的思想者，都需要言说甚至著述，都需要寻求对话，都需要寻求回答，因为只有回声才能证明我的存在。所以互联网不仅提供了思想，而且刺激了思想；互联网不仅刺激了思想，而且无法阻隔、无从递减、不能扭曲、不能审查地传播了思想。互联网是思想主权的恩典！

笛卡尔的时代，缺乏后来的认识论、心理学、脑科学，所以他走向了二元论；我相信如果他活到现代，具有了今天的知识程度和知识范围，一定会赞同“思想的主权”论。

（九）

“站在霸权之上的思考”——孔子站在周公的文化霸权之上进行思考，尽管那时候鲁国在政治上已经衰微，而孔子家族甚至出身于战败的殷人，而且由于孔子是野合所生，不具嫡子身份，因此格外渴望“挤入白鸽队伍”、大肆鼓吹克己复礼；否则，他创立私学无异于自我贬低了。释迦牟尼也是站在王位的废墟上进行思考，尽管他抛弃了王位，否则就无法超越王位。柏拉图站在雅典的海上帝国上进行思考，尽管他看不起雅典，但这使他站得更加的高。保罗是站在罗马帝国的头上进行思考的，尽管他要毁灭整个帝国。笛卡尔站在荷兰的商业霸权上进行思考，尽管他是个法国人出身的雇佣兵。至于近代欧洲的思想家，无一没有霸权的背景；就是两宋诸子，也都一一站在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文化中心。

现代中国思想例如我们的思想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就是由于缺乏霸权基础的支持。有一天，中国恢复了自己相应的霸权，我们的思想自然也会彪炳千古的。

互联网是思想主权的恩典！我们也是通过互联网，发现了思想主权的踪迹。

附录之二

主权

（一）

古希腊就有了“主权”的概念，指的是那些拥有权威的人，与直接的最高统治权不同，这个权力由执政官（或“行政官员”）所保留。英文中的主权（sovereignty）一词，因其拉丁文的本意即最高权力。

让·博丹（Jean Bodin, 1530年─1596年）被认为是现代主权概念的创始者，他在1576年所著的论文Six Books on the Republic里形容主权是一种超越了法律和国民的统治权，这种权力由神授或自然法而来。从这里他也先行定义了君权神授说，指出“主权是一个共和国所拥有的绝对和永恒的权利”。主权是绝对的，因此是无法被分割的，但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它只在公共的领域行使权力，而不是在私人的领域。它也是永恒的，因为对它的拥有者而言，主权并没有期限存在（而掌权者则有其期限）。换句话说，主权并非一个人的财产：在本质上，它是无法被割让的。

这些特色都决定了主权概念的形式，这些概念在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理论里也可以找到，例如在让·雅各·卢梭（1712年─1778年）对人民主权的定义中，都与这些概念相符合，差异仅在于卢梭认为只有人民才能正当的行使主权。同样地，主权是无法割让的—卢梭谴责对于主权的起源和行使间的区分，在这种区分上成立了君主立宪制和代议政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也是发展主权概念的重要人物。

卡尔·施米特（1888年─1985年）将主权定义为“决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提出的非正统的主权概念也影响了如雅克·德里达等思想家。

主权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简言之，为“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也是对内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来源，对外保持独立自主的一种力量和意志。主权的法律形式对内常规定于宪法或基本法中，对外则是国际的相互承认。因此它也是国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国家主权的丧失往往意味着国家的解体或灭亡。

当今主权的概念正因为其至高无上的排他性，外交官不断援引之；跨国组织及企业设法规避之；政治学家、宪法、国际法学者等学者仍争论之，讨论全球化及国际及区域组织对主权概念的影响。

主权观念也形成了民族主义。

（二）

政府（行政）部门权力、司法管辖权及立法权的行使需要主权为依据。在民主制度里，主权属于国家的全体人民，称为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人民主权可以藉由国民大会等形式直接的行使。更普遍的是由人民选举代议士参与政府的代议政制，也是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其旧殖民地所采取的形式。人民主权也能藉由其它形式行使，如英国和其联邦所采取的君主立宪制。代议制度也能混合其它的行使方式，如被许多国家采用的公民投票制度。

在其它的形式如君权神授、君主专制和神权政治下，主权则被定义为一种永恒的起源，为一种由上帝或自然界所赐予的权力。

另一个较正式的区别则是法律与主权的关系，法律的条文（如果立宪正确的话）是能够在现实上应用并执法的，即使与人民的民意相违背也亦然，只有经过立宪的程序才能正式更改。严格地说，任何违反这个原则的行动都构成了革命或政变的罪行，不管其动机为何。

在宪法和国际法上，主权的概念也赋予了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权对其疆土和地理领域拥有彻底的控制权，在他们掌控的各种机构（如法庭）下拥有司法的审判权，而不是透过他国的指令和管理。至于判定何种特定实体才属于主权的问题则不属于精密科学，反而时常是外交上的争论议题。

“主权”国家的主权权力是单一还是多元的？它在事实上是否真正代表了所谓“公民”的利益，而把保护公民作为它的惟一的或是重要的职能？若然如此，它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的？与霍布斯的专制主义观点相反，洛克认为，那种关于任何共同体的最高的或合法的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权利的主张，都是荒谬的。他抛弃了霍布斯的有关国家主权是最高强制权力的概念，相信政府只有在接受人民的信托，征得人民的同意时，才是合法的，有效的，强调主权最终属于人民。

可以说，分散和限制国家权力是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洛克拥护多数规则和代议制政府，这同后来的标榜自由主义的精英主义者还是很不相同的。鲁迅的“大众”观念，大体上符合传统自由主义的多数规则；但是这个多数，仅只是作为与政府少数官员相对立的全社会的代表或象征而存在的。离开这个前提，多数则未必是可靠的，甚至是可怖的，尤其在它已然形成某种绝对霸权的时候。

（三）

20世纪初，政治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开始形成。这一理论认为，民族国家其实也是众多社会团体之一，并不具有权力的独立性，而其他团体，自然也不是由国家授权产生的，它们完全以独立于国家的地位而存在。国家能否超越其他团体而获得优先的地位，则应决定于它对于国民的在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是否具有代表性。

1930年代广有影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拉斯基坚决反对使用“国家主权”的概念，他认为，国家主权仅仅是其命令被国民接受的可能性，与其他如教会、工会等的权力无异。国家对公民的制约力，并非服从政府的法律义务，而是遵守社会正义的道德义务。在他看来，个人是人类行为的最高仲裁者；主权属于个人，而不是国家。与这样的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现代宪法学说，无一不将所有秩序、法律和法令的道德渊源推向个人公民，而不是社会结构的某一个极点；它们强调的是，所有国家行为都不能违反基本人权。罗尔斯在设计他著名的“万民法”时，声称首要的步骤是为国内社会制订正义原则。这一原则，包括“军队不得用于对付自己的人民”，“有序的法治”等等，总之是为了限制国家的漫无限制的国内自主，即对国内人民随心所欲的权利。他说：“主权权力也为国家授予了一种自主权以对付自己的人民。按我的观点，这种自主权纯属谬误。”他同时指出，“人权的作用更其明显地联系着国家国内主权权利的变化，这乃是适当确定及限制政府国内主权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主权的道德根基存在着非常多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也转变为各种不同的制度： 

君权神授说的支持者主张君主拥有神授的主权权力，而不是经由人民们的同意。这个理论成为了君主专制制度。 

建构主义者认为，主权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为了不让教宗干涉内政而提出来的理论。 

主权民主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概念上。与卢梭的看法不同，代议政制允许将主权的行使过程从人民本身转移至议会或政府上。议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指的便是在代议民主制里，最终的主权属议会所有，而不是行政的权力。 

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否定国家或政府的主权，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主张的是特定的个人主权，认为个人本身拥有他自己的主权，也就是意识的形成基础。如尼采所证实的，一个人的意识超过了他自己的身体。 

一些支持民主全球化的人士则认为国家应该让出一些权力给世界政府（比联合国更具权力的全球性政府），由世界上的人民所控制，而不是依据国与国之间的准则。 

主权在法律上的主要基础便是对司法管辖权的独占权力。

更具体地，经过主权实体所做出的决策，不可能被地位更高的权力机构所驳回。除此之外，通常认为主权的另一个法律基础便是在现实上对于其权力的行使，而不只是在法律上拥有那样的权力。换句话说，仅宣称拥有主权或是仅行使主权权力都是不够的，主权要同时具备这两个要件。

（四） 

主权原则的含义和意义。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所确立的重要原则，其要求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要尊重对方的主权，尊重对方的国际人格，不得有任何形式的侵犯。换言之，国家是独立的、平等的，各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各国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其他国家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干涉。现代国际法确认上述内容为整个国际关系的基础和现代国际法的基础。这就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基本含义。 

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详尽阐述了主权原则的内容，其中心是各国主权平等。该宣言规定，主权平等包括下列要素：①各国法律地位平等；②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③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④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⑤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⑥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 

在国际实践中，只有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才能使国家主权原则得到切实的保障。相反，如果各国可以互相干涉，可以恣意侵犯，可以借口主权性质不同而兵戎相见，国际关系就要混乱，国际法也就无法存在了。因此，将国家主权原则比作各国保护自己生存，反对他国控制和干涉的法律盾牌，是完全正确的。 

国家主权原则对国家、对国际法都有重要意义。国家主权原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特别是二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国际文献都确认了这一原则，包括《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此原则列为首位，也说明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 

在国际法上，主权指的是国家的权力行使。在原则上主权是合法行使权力的根据，在实际上则是拥有行使权力的实际能力。外国政府承认了一个国家的领土也就承认了其主权，又或者也可能拒绝做出承认。

例如，在理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宣称其政府主权包含整个中国大陆和台湾。虽然一些外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为合法的国家，但大多数国家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如何，在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陆行使其权力，中华民国也在台湾行使有效的政府权力。由于外交大使只能派遣至其他主权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常也和台湾有著实际上的外交关系，但并没有在法律上的外交大使往来，而改称为“办公室或代表处”—如美国在台协会等，而不是称为大使馆。

（五）

在联邦制的政府里，例如美国，主权也是州政府所持有的独立于联邦政府外的权力。

问题在于个别的州—尤其是那些分离为美利坚联盟国的州是否拥有主权，美国国内对此引发许多争论，尤其是在南北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

依据约翰·考宏的理论，在地方州当初加入联邦时所签下的协议中，如果其他联邦成员违反了这个协议，那么他们便能脱离联邦而仍保有其主权。考宏的理论促成了分离的理论基础，刚好就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夕提出。不过，在考宏提出的“无效”（nullification）理论中，地方州有权拒绝接受任何他们认为违反了宪法的联邦法律。但同样的这些南方州也拒绝北方的非蓄奴州拥有类似的无效权力，他们坚持联邦政府应该在所有州执行逃亡奴隶法，拒绝让非蓄奴州拥有收容逃亡奴隶的权力。无论如何，逃亡奴隶法是在宪法里明定的，要求所有逃跑至其他州的奴隶和囚犯必须被遣返回原本的州。 

依据联邦党人文集的理论：“任何批准了宪法而加入联邦的州，都被视为是一个主权形体，独立与其他所有州之外，而且只有在出自其自愿的行动下才会与联邦连结。在这种关系下，新的宪法（原本）是一个联邦体制，而不是一个国家体制。”接著文集的作者又检查了宪法的其他观点，其中一些则使联合政府高出了地方州，并总结道“所提议的宪法，也因此严谨地，既不是一个国家的宪法也不是一个联邦的宪法，而是两者的综合。”(Federalist No. 39) 

在各州批准宪法后的半个世纪，出现了几次宣称分离权力的情况，几个州也曾考虑过分离联邦（如1812年战争中的新英格兰）。直到后来1840年左右，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和约瑟夫·斯多里（Joseph Story）等人开始发布他们的理论，主张分离是非法的，并主张美国是一个拥有至上地位的主权国家，超越其下各州的地位。这些理论也影响了林肯，他后来宣布“没有州可以只因为他们各自的动机而合法地脱离联邦”。

部落主权指的是美国联邦所承认的印第安人部落所拥有的权力，部落有权在其区域内（有时也在区域之外）行使有限的司法权力。 

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如魁北克和印度克什米尔，“主权”一词成为了国家独立的同义词（指的是在当地的“国家主权”或民族自决的权力，也就类似伍德罗·威尔逊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可与之相较的还有毛利人用以形容主权的“Tino rangatiratanga”一词。 

在国际法下罗马教廷被承认为一个主权的形体（与国际法的实体梵蒂冈是分离的），虽然土地面积极小，但也拥有一小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内飞地。 

一个相当独特而经常引起争议的问题，在于医院骑士团也是一个拥有内飞地的微型国家（自从1869年两名骑士获得治外法权，也就成为了“主权”的领域），但主权的权利从来没有被宣告过，几个现代国家仍然与骑士团维持完整的外交关系（也就是最有名望的骑士团部），联合国也给予其观察员资格。 

如同一个国家的元首（无论主权是否在其手上）能被国内的几个重要人士同时担任一样，主权的司法权在一个政治区域里可以被两个或更多的既定权力所分担，尤其是在如共同管领（condominium）的形式，或者如安道尔的多重公国。

（六）

对于主权的理论根基存在些不同观点：

国民主权说、人民主权论

人民主权论又称为国民主权说，主张国家主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政府应由人民产生并服从人民的意志。亦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理论基础来源于启蒙运动，伴随18、19世纪民权思想而来。洛克、鲁索等人依自然法及契约论观点，否定君权神授说、主张主权属全体国民，国民公意即是国家主权之所在。虽其后被国家主权说、法律主权说等理论挑战，但仍是现今主流的主权论点，并驳斥法律主权说（国会主权说）；盖因国会既由国民选出、无法背离公意，即代表国民行使主权的机关。

国民主权之体现，除了国会以外，亦可经由全体公民投票表达公意。既使采“国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的英国及新西兰，仍不免以全国公投解决重大争议。

法律主权说亦称国会主权说。19世纪英国学者奥斯汀（John Austin）认为“法律乃主权者之命令”，主权者可为一人，亦可为多数人。由于当时英国国会至上，因此被其它学者引申，既然法律由国会制定，则主权者当是国会。19世纪末学者戴雪（Albert Venn Dicey）集其大成，提出主权可分成“法律主权”和“政治主权”，法律主权决定法律上国家最高意志，政治主权为国家最高权力之所在，故具法律、政治最高权力的英国国会拥有主权，即“国会主权”。

国家主权说又称国家法人说。法国大革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主权本质上全属于国家”为滥觞。盛行于19世纪、20世纪初的德国，盖因那时国家统一之需要，将原德意志邦联各主权邦国统合为一个联邦国家。在国家主义思潮下提出主权归于国家，国家为法人、有人格意志、权利义务的主体之学说来凝聚向心力。日本著名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受其影响，提出“天皇机关说”，认为国家是法人，天皇为法人下的机构，但后来不见容于高举皇国大纛的军国主义者而遭政治迫害，直到二战结束才平反。

君主主权说以君权神授说为典型。16世纪法国学者博丹认为理想制度是由君王总揽主权，向上帝负责。17世纪英国学者霍布斯则是在《巨灵论》（利维坦）中表示，人在自然状态下，避免伤害别人或被别人伤害，将所有的自然权力也就是主权，交付给一个绝对的威权、一个巨灵，即是君主，让它来维持内部和平和进行外部防御。

团体（组织）主权说

国家纵有主权也是由多方运用，关键在于人与人因利益结合为团体，去影响权力分配及运用。所谓主权，其实由多元竞争的团体掌握。

主权否定说

除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否定国家的主权外，由于国际体系互动频繁，使主权的最高及不可分割性遭到挑战；例如美国、欧盟都是各成员让渡部分主权组成一个国家或组织。因此主权不过是个概念，逐步被多元协商、妥协的共识，甚至由超强霸权取代（可参考德意志帝国的形成）。

附录之三

博丹

主权，是现代政治学、法理学、国际法特别是国际公法的一个核心概念，说起主权不能不提博丹（Jean Bodin，1529-1596年）、不能不引用博丹《主权论》的宏文。博丹的《主权论》是政治学与比较公法的集大成者，其理论精华尽显在本书所选的四章中。这四章是博丹著名的主权理论的凝练，通过它，我们可以管窥博丹在国家问题上的哲思，也正因此，《主权论》才成为欧洲政治思想演进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华章。博丹的主权理论包含了对至高无上的权威的界定，对权威范围的划分和对主权功能的分析，这就使公法成为一门有严格科学规范的学问，使得对国家理论的研究能够更加系统和深入。

《主权论（On Sovereignty）》是美国学者朱利安·H．富兰克林（Franklin J.H.）从博丹的《共和国六书（Six livres de la republique）》（1576）中节译出来的。

宗教战争的阴影对博丹主权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让世俗国家或王权拥有绝对主权似乎是解决宗教冲突的一条可行的方法。

博丹是在讨论主权，却是默认君主为主权者这一路径来讨论的，因此算是天然的绝对王权主义者了。但事实上主权者并不需要天然等于君主。富兰克林所节选的4章中，首先界定了主权的性质：主权是共同体拥有的绝对而永久的权力。就君主而言，永久意味着终身；而绝对意味着对人口和财产的不受阻拦的处置权，“主权性权威和绝对权力的精义就是不经臣民同意可以颁行对全体臣民都适用的法律。”立法的根本理由来自君主的自由意志。这一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其绝对性可以诉诸君主是上帝的形象这一神学主张和相应的君权神授理论。接下来，博丹分析了主权的内容，即立法权、宣战媾和、创制高级官职、征税、赦免，以及铸币等权力。博丹还是强调了主权的不可分割。在所选第3章中，恰恰因为主权不可分割的观念的内在要求，导致博丹坚决地拒绝了混合政制的观念，因为在那里如何安置主权是不能设想的。所选最后一章中，博丹主张哪怕真正的主权君主变成了恶棍和僭主，臣民也没有任何权利去攻击和反抗之，只能忍受。

博丹完全认同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传统：必需之善、品德之善和玄思至善依序上升，从而博丹让自己的具有法律实证主义的主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安放到一个古典的道德框架之中。

依据富兰克林的分析，博丹将主权仅仅设想为统治者主权，这是容易造成混乱的，而其主权不可分割（indivisable）的观念则几乎肯定是错误的。

博丹，十六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法学家，近代主权学说的创始人，因他的主权理论而被视为“政治科学之父”。

作为近代西方著名的宪政专家，他的《国家六论》也被誉为西方关于国家主权学说的重要论著。博丹出生于法国，年青时在大学攻读法律，毕业留校任讲师，后在巴黎任律师，1570年代任王室检察官，被聘为亨利三世的宫廷法律顾问。1576年博丹发表了《国家六论》，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国家主权学说。

家长制与国家的特征。家长制说是博丹主权学说的出发点。他认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家庭的汇合体。一个家庭要有一个主人为主事者，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是国家区别于家庭的基本特征。他指出：“国家就是由许多家庭及其共同财产所织成的，具有最高主权的合法政府”。

主权的定义是“超乎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约最高权力。”

主权的特点：

1、主权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性。除受神法和自然法的约束外，不受其他任何法律和权力的限制。

2、主权具有时间的永久性。它不是一种临时性的权力，它不受时间的限制。

3、主权具有不可转让性和不可分割性，它是立法权力的来源。立法权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

4、主权的内容：立法权；宣战、言和与缔约权力；官吏任免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有关忠节、服从的权力；货币铸造和度量衡的选定权；征税权。

5、主权学说的意义。博丹主权学说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为当时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基础；为后来各国政府维护自身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近代主权学说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博丹论证了主权观念的定义，其是在一个国家超乎公民和居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掌握国家主权的人叫主权者。主权由谁掌握，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主权的绝对性是指它是最高的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博丹指出这种主权本质上不属于政府而属于国家，统治职能可以从一个政府转移到另一个政府，但是主权本身却是国家永恒的属性。无论政府的形式怎样变化，只要国家存在主权就存在。国家法律体现的主权，保证了政治社会的秩序和统一，从而使国家合法化。

博丹《主权论》摘抄

1、《主权论》（P32）第一位的是君主，其他的人就是臣民；第一位的是主人，其他的人就是仆人；第一位的是主权的所有者或合法拥有者，其他的就不是所有者，也不是拥有者，而仅仅是受委托才得以持有。（谢选骏指出：在思想主权论看来，第一位是思想，其他的则如上所述。）

2、《主权论》（P35）如果赋予他的是纯粹的、单一的绝对权力，而不是像选任官或者专员那样，也不是需经他人同意授权才能行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有权宣称自己是一位具有主权地位的君主。因为人民已放弃和被剥离了自己的主权性权力，为使他拥有主权，才将主权授予他。强权、权威、特权和其他主权性权力均转让给了他，并让他（保有），正如有人放弃了一项属于自己的财产，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凝结在财产中的原属于他的所有权利一样。正如罗马法所规定的：人民已经将全部的权力让渡给了皇帝。

3、《主权论》（P37—38）赋予君主的主权，如果还要受若干条件和义务的限制，那么这样的主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或绝对权力……这种权力是绝对的，是主权性的，因为除了自然法或神法外，它不附带任何条件。英译者注：博丹……缺乏一个像“构建性权力”这样的概念，也不可能设想一下在人民手中还抱有什么样的权力会来认定违反自然法的事件，对博丹来说，认定这些事件就应隐含着对普通统治权力的保留，根据假设，普通的统治权力已完全赋予给了君主。

4、《主权论》（P42—43）虽然一个臣民有可能被免除法律对他的管辖，但他对主权者则永远保有服从和隶属的义务。拥有主权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必服从他人的支配，而且定能颁布适用于其他臣民的法律，并且能废除和搁置会带来不利后果的法律，或用新的法律来代替这些有弊病的法律——这一点是必须服从于法律的人或臣服于对自己有支配权的人所不能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罗马法规定君主不必服从法律的原因，实际上“法律”这个词在拉丁文中暗含着它是拥有主权的人所下的命令。

5、《主权论》（P45）拥有主权的君主制定法律，即使有其他更深刻的、更好的理由，最根本的立法理由仍来源于自身的自由意志。但对于神法和自然法，每一位世俗君主均应服从，无权抵触，除非君主们想背叛上帝，想与他为敌。

6、《主权论》（P46）君主不必受自己和先王的法律约束，但他应受其作出的正当承诺和签订的公平契约的约束，不论该承诺或契约成立时是否有他的宣誓，这和任何普通私人间立约的状况是一样的。就像私人能够撤回他的承诺，如果此种承诺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或者会使他承担过重责任，或者该承诺是在诈欺、欺骗、重大过失、强迫、畏惧等情况下作出的，会给承诺人造成重大的损失。基于同样的原因，作为主权者的君主，如果他做出的承诺会减损他的权威，他当然可以解除它。

7、《主权论》（P48）十分有必要不将法律和契约混淆起来。法律依赖于拥有主权的君主，君主能够通过法律约束自己的臣民，但绝不能约束自己。然而臣民和君主间的一项契约却是双向的；双方的义务是相互的，一方不能出于对另一方的偏见而违约，也不能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违约。在这种情形下，君主并不比他的臣民占据更大的优势。英译者注：（博丹认为）法律在本质上从来就不是一项契约，即使法律能成为一项契约或承诺的对象。

8、《主权论》（P54）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仅能够提出诉愿，私人顾问委员会只能认真商讨问题，而列席参加这种顾问委员会的仅能提出某些建议，然而国王却单独享有决断权。因为如果相反，决断的大权操纵在许多人手中，那么主权的标志便会丧失。君主制与民主制或贵族制就别无两样，也就成了那种邪恶的、派别林立的危险体制。英译者注1：博丹并不认为选举与君主制的基本原则天生就是不兼容的，而仅是拒绝选举的权力包括一项处置的权力。英译者注2：既然博丹使用“民主政体”这一术语仅是指人民直接的统治，那么一个代议制政府一定被认为是一种贵族政体，这种用法，在那时是很正常的。

9、《主权论》（P60）主权性权威和绝对权力的精义就是不经臣民的同意可以颁行对全体臣民都适用的法律。（谢选骏指出：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术表达。）

10、《主权论》（P73）那些声称君主不必受他们的法律，甚至他们所签订的契约的约束是一项普遍性的规则的人严重冒犯了上帝，除非君主被免除了神法和自然法对他们的管辖，并且也不受他们自己所签订的契约、加入的条约的约束，或像给别人以特权那样的其他一些特别豁免。（谢选骏指出：这个“除非”后面的特许，就是二十世纪一切暴政根源。）

11、《主权论》（P73—74）如果君主受自然法约束，如果市民法也是公正且合理的，那么君主是不是也应该受市民法的约束呢？

12、《主权论》（P76）有时候市民法将是良善的、公正的且合理的，但君主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受其约束的义务。比如，为彻底肃清谋杀和反叛，君主下令禁止私藏武器，否则便会被处死刑。然而，君主不应受此法律的约束，相反，他更应装备精良，已足以保护善良的臣民。（谢选骏指出：这是二十世纪“党军”的先驱理论。）

13、《主权论》（P75—76）但是臣民假以善和正义的名义去违背君主的法律缺失不合法的……这样，如果君主为解决饥荒而禁止必要的粮食出口——这项禁令不仅是公正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然后接收某些特定私人的金钱而允许他们从事粮食出口贸易——即使这样会有损那些粮食供应商甚至共同体的利益，但是在君主废止这项禁令前，这些商人出口粮食，仍然是违法的。上面的叙述仍然适用于即使违反这项禁令有极大的理由的情况，比如说一个国家丰衣足食，存货和粮食都是充足的，而自然理性会促使我们向那些正在忍饥挨饿的外国人提供一些粮食，但是如果存在着上述君主的那些禁令，就仍然不能将粮食供应给他们。除非君主设置的这种阻碍明显违背了神法和自然法，否则这种禁令的效力是明显地高于这种公正的祈求的，而公正之名却可能被想要满足自己私欲的任何人无限滥用。（谢选骏指出：私欲与公义，一面两体。）

14、《主权论》（P77）君主还要受其签订的契约的约束，不论另一方签约人是他的臣民还是一个外国人。因为既然在双方意志一致且达成共识，并具相互义务的臣民间，他是担保人，那么这更有理由说明对他自己的行为，他应施以公正。

15、《主权论》（P78）君主的许诺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法律授予他的自由要比他的臣民少得多的原因。君主若没有正当理由就不能随意剥夺已授予他的臣民的官职，但是一个封建领主就可以这么做，正像法院通常所判决的那样。没有正当理由，君主也不能剥夺他的下级附庸的领地，而其他领主根据封建法的规定却可以这么做。（英译者注：教会法学者中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虽然一项诺言一般来说要受自然法约束，但一项严格要履行的债却是根据市民法才成立的，以至于在市民法之上的君主，就并不受市民法的严格约束，基于这个原因他也不会基于道义参加市民法庭上进行的审判，去接受诉讼的约束。博丹称自己是遵循着世俗法学者的观点的，认为：第一点，严格的债务义务也来自于自然法；第二点，即使一项市民法上的承诺和义务的履行是根据市民法的规定，君主也应受这些承诺和义务的约束。后一点表明，博丹认为君主并不是受市民法的约束，而是受根据市民法签订的契约的约束，这也是严格遵守自然法的要求。）

16、《主权论》（P79）法官经常会维持判决允许君主在没有正当理由时仍可以牺牲他人利益，而使自己受益，但我要说，这是有悖神法和自然法的。一项更为公正的巴黎高等法院的判决判称君主应考虑被指控有罪的被告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还应放弃自己的利益，但是不能放弃其他任何市民团体的利益；更进一步讲，在关涉罚金的事项上，法院认为应考虑将市民利益优先于国库利益。

17、《主权论》（P82）正义基于纯粹的公正；而法律则隐喻着支配与统治。因为法律只是君主运用强力实施统治的手段。

18、《主权论》（P83—84）如果君主没有权力逾越上帝所构建的自然法的界限，并且君主只不过是上帝的影子，那么君主没有正当、合理的理由就不能获得他人的财产——如果只能得出攫取私人的财产是为了使国家得以存续这样的结论的话，那么就必须经购买、交换、合法征用、通过和平方式与对手谈判等方式来获得他人的财产。

19、《主权论》（P84）虽然许多人坚持每个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财产，私人财产一般不能被公众所侵害，但是在公共利益最紧急需要的情况下，公众通过补偿，是可以从私人手里取得财产的——如果实施起来会十分便利，我是支持这种观点的。

20、《主权论》（P85）君主拥有治理国家的一切权力，私人则拥有管理自己私产的一切权利。——注：这里是“权力”对“权利”。

21、《主权论》（P86—87）君主在关涉自己私利的纠纷中，一直被看作是一位成年人。然而，共同体应该总被看作是法律上需要保护的“未成年人”……这样，我们就能体悟到国王的正直和巴黎高等法院的公正，因为他们使公共福祉优先于个人利益，而使个人利益又优先于国王本人的私利。

22、《主权论》（P97—98）主权的明显标志不是进行审判，因为君主和臣民都能享有这项权力；也不是任免官吏，因为君主和他的臣民也都有这种权力。

23、《主权论》（P109）习惯需要获得效力非一朝一夕，要历经多年，民众才能达成共识。而法律的颁行迅速，经主权者一人之手就会获得足够的权威。对习惯的服从是温和的，毋须暴力来推行；而法律往往会借助强力来实施，并且经常会有悖臣民的意愿……简单来说，习惯本身并不具有强制力，即使有悖习惯，它也只能忍耐；它只有在符合了君主的意愿时，君主才会通过制定法律对其予以认可。所以，市民法和习惯法的强制力均存在于主权的君主的权力中。

24、《主权论》（P110）至此，我们能够明确君主的首要的主权性特征就是立法权和发布命令权，不论这种法律是适用于全体民众，还是适用于某些具体的个人。

25、《主权论》（P149）我们可以说只存在三种政体形式，或三类国家——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君主制”这样的称谓仅在一个人拥有主权，而其他的民众只是主权的旁观者的情况下适用；“民主制”或民众政体指称全体民众或者民众中的大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主权的情形；“贵族制”指称只有一小部分人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主权，他们能够制定适用于个别人或其他全部民众的法律的情形。

26、《主权论》（P149—151）古代人也都赞成最少有三种政体形式；但有些人混合这三种形式。形成了第四种政体类型……佛罗伦萨最聪慧、最有教养的公民们已接受了先哲们的观点，相信最好的政府是一种由三种基本政体构成的混合政府。（谢选骏指出：即使这种“三种基本政体构成的”混合面真是最好的，但如何混合呢？混合的比例是多少呢？不同的混合方式与混合比例，将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

27、《主权论》（P152）但实际上，将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制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相互冲突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主权可以分割，那么君主、贵族和全体民众怎样才能同时共享主权呢？主权的首要特征性权力就是能够给臣民制定法律，但是如果臣民们也能够制定法律，那么谁将是臣民？这样的法律应让谁去服从呢？如果立法之人自身还要受到法律约束的民众们的拘束，那么谁还会有能力进行立法呢？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人能独享立法权，这项权力是由民众共享，那么毫无疑问，这必然是一种民主政体。或者说，如果我们承认人民拥有立法权和创制官职的权力，但是绝不允许人民随意干涉官吏们行使职权，那么我们还是要承认赋予官吏们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官吏们只不过是作为委托人才能行使被让渡的权力。人民有权开启这种政治局面，当然也有权结束它，所以这样的政体将总是民主制的。

28、《主权论》（P164）有人竟敢宣扬和印发这样的观点，即法国的政体也是混合了国家的三种政体类型的——高等法院体现贵族政体的形式，三级会议体现了民主制，而国王代表着君主制，而这种观点不仅是荒谬的，并且持这种观点的人简直罪该当杀。因为这使臣民们获得了与拥有主权的君主同样的权威……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三级会议，绝不能看作是民主权力的反映，其功能并不大于、甚至远逊于西班牙和英格兰的等级会议。在贵族们组成的特别法庭上，或者是在百官会议上，更没有多少贵族制的特征得以显现。因为首先考虑到在这些会议上，过往的在场会导致所有公会和行会、大小官吏的权力和权威的暂时中止，以至于当他在场时没有一个官吏能够拥有终极的支配权……多数情况下，国王会采多数人的意见，但是要明白，国王也可以不这样做。御前大臣在宣布判决时，他不是说“会议或法庭认为……”，而是说“国王对你们圣言……”。（谢选骏马指出：看来杀人真是造就权威和真理的最好办法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9、《主权论》（P168）然而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有可能构建出一种政体。在这种政体模式下，人民能够创设官职，控制财政支出和赋予豁免权——这些是主权的三项重要的特权；贵族能够制定法律，决定和平和战争问题和征收税负——这也是主权的特权。另外还存在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具有王权的选任官，所有民众均要对其表示忠诚和尊重。他拥有终审权——对他的裁决不能为重审再提出市民申诉和进行任何形式的上诉。很明显这是另一种对主权性权力和标志划分的新方式，它的确混合了民主、贵族和君主政体的成分。但我始终坚持这样的政体是根本不存在的，从来没有被构建过，甚至也没有人曾设想过，因为主权的特权是不可分的。

（另起一页）

本书援引的主要著作

01圣经

02礼记

03君主论

04主权论

05多玛福音

06上帝之城

07神学大全

08乌合之众 

09走出非洲

10语言本能 

11反思财产

12废弃的生命

13西方的没落

14论人的天性

15上帝的语言

16上帝的迷思

17进化心理学

18牛津基督教史

19从结构到解构

20历史上的城市

21历史研究插图版

22二十世纪思想史  

23世界：一部历史  

24剑桥插图宗教史

25基因·创世记·上帝

26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27科学与宗教：从哥白尼到达尔文  

28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29人们为什么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30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

（另起一页，版权页）

书名

思想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Thought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5年11月第二版

November 2015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