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脸中国（多脸谱的中国） ──揭开现代南北朝的原理（全集第20卷）

 变脸中国（多脸谱的中国）

──揭开现代南北朝的原理

A Multi-Faceted China

-- An Elaboration of Theory Behind a Modern Version of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谢选骏

2008年电子版

2016年印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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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初到中国的人，常常被它的多重面相所震惊：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差别，聪明和愚昧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多脸谱的地方，而且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上也具有脸谱化的特征，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待遇”。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变脸”。变脸艺术是川剧的绝活，舞台之上，演员撩起斗篷衣襟一遮面一俯首，霎时千般脸谱应声而出，令人称奇。

Synopsis

First-time visitors to China would be surprised to see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the country: the stark contrasts between the rural China and the urban China, and between the well-educated and the benighted......China is a place where the nation reveals itself in multi-types of facial make-ups, so to speak, which can be seen in people's inter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one another -- people could meet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depending on their social status. This reminds us of the type of performance called "Face-changing", an art form originated in the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performance, an actor reveals himself with numerous "faces" with different colors and motifs, just by turning around so as to block the view of the audience for a split second with his sleeve, a feat invariably marveled at by spect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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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初到中国的人，常常被它的多重面相所震惊：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差别，聪明和愚昧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多脸谱的地方，而且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上也具有脸谱化的特征，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待遇”。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变脸”。变脸艺术是川剧的绝活，舞台之上，演员撩起斗篷衣襟一遮面一俯首，霎时千般脸谱应声而出，令人称奇。变脸艺术不但是川剧的绝活，也是急剧发展的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从晚清帝制到民国纷争，再到毛泽东革命的政治挂帅与邓小平改革的经济挂帅，“中国的真面目”似乎被意识形态和社会风尚的千般变脸遮盖了。但在本书作者看来，中国社会的大变脸好像复杂，但其实却有其社会脉动的内在结构。这就像变脸艺术虽有许多脸谱，但却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持的。而本书的任务就是向读者揭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本书试图突破政治经济的限制，从文明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变脸过程。

本书部分章节内容曾在“大跃进50年和改革开放30年国际研讨会”上，以“鄧小平的改革和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比較研究”为题宣读过。

［纪念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于2008年10月17日下午开始在美国新泽西举行，会期三天，于19日在纽约结束。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合作主办题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对上述中国当代史上这两大相隔久远但有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进行探讨。研讨会有60余名学者参加，其中有不少专程前来的中国大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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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

分裂的生长1

第一部：

古今中国社会之贯通7

第一章

走出“延安精神”9

第二章

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13

第三章

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20

第四章

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25

第五章

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28

第六章

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32

第七章

中国的二元性41

第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42

第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47

第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50

第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54

第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59

第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70

第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之七76

第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82

第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90

第二部

如何理解现代中国97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99

第二章

新一轮的三国演义107

第三章

野蛮的胜利者114

第四章

游击战的历史含义121

第五章

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128

第六章

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134

第七章

宗庙崇拜与革命领袖141

第八章

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147

第九章

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154

第十章

野蛮的国有化事业161

第十一章

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165

第十二章

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169

第十三章

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177

第十四章

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182

第三部

革命史观 VS. 中华史观189

第一章

历史比较学191

第二章

朝代周期的差异197

第三章

我看现代南北朝206

第四章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217

第五章

佛教与社会主义224

第六章

共产党何以征服中国229

第七章

中国现代化两阶段233

第八章

新士阶层进驻文明238

第九章

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245

第十章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中国文明251

附录之一

僵尸盘踞的现代南北朝271

一、孙中山亮相天安门广场272

二、僵尸现象的政治原理273

三、僵尸统治的现代南北朝273

四、僵尸统治是苏联的遗产274

五、僵尸的颂歌275

六、僵尸统治与个人崇拜276

七、诱人堕落的方法277

八、中国需要结束革命278

附录之二

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提要本）279

──“世界仍在关注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

序言279

第一章 中国高储蓄与全球金融危机283

第二章 中国的高储蓄率与血汗工厂 285

第三章 血汗工厂与六四镇压288

第四章 中国的“血汗工厂化”290

第五章 六四镇压不是孤立的293

第六章 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296

第七章 中国的崛起造成世界的改变299

第八章 世界仍关注天安门惨案？302

第九章 迟到二十年的血腥教训305

第十章 八九民运与人血馒头308

结束语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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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分裂的生长

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发现日本基本上是在统一状态下有序吸收西方文明的，而中国却仿佛只能在分裂状态下的无序中实现这一吸收过程。所以，尽管清朝比日本更早接触西方文明，但却无法吸收西方文明，直到清朝瓦解，中国社会对于西方文明的吸收过程才逐渐在混乱无序中展开。

中国只在分裂状态下的无序中吸收新的文明，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低能甚至无能，而且由其结构特点造成的，这就是此前中国社会的高度一元化，包括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

中国的一元化倾向，在建筑上也有体现。这就是中国的建筑严格遵循中轴线和对称的布局。日本建筑就不同于中国，遵循的是无中心原则，将大自然纳入庭院建筑构图，开放式的房屋建筑，与自然浑为一体，与自然保持协调关系。这就与日本社会的多元化、政教分离的社会制度相一致。

“大化改新”作为日本古代的变革运动，基本上就是在同一状态下完成的，它发生于645年（大化元年），但其实渊源于593年圣德太子摄政后实行的推古朝改革。初步确立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中心思想，削弱了氏姓贵族的分裂势力。但改革没有触动部民制，更未摧毁氏姓贵族势力。圣德太子死后，外戚苏我氏专权，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排斥改革势力，杀死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另立天皇。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节时，于朝中杀死苏我入鹿，其父虾夷翌日自杀。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政变后，皇极天皇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以中大兄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建元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新政府以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旧习，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646年元月以诏书形式公布改新的主要内容：（1）废除私有领地和部民，全国土地和人民都作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2）制定班田收受法，国家对公民班给口分田，六年一次，死后归还，受田者要负担租庸调，租为田租，交稻米，庸为徭役，每人每年十天，也可以绢代替，调为贡物，交纳各种土特产品，一般交纳绢布。（3）改革官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各级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中央设二官八省，分掌各部事务，地方设国（省）、郡、里（乡）等行政组织，国司、郡司由中央任命，里长由当地族长担任。667年迁都近江大津（今滋贺县）。次年，中大兄即位为天智天皇，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689年，编订《飞鸟净御原律令》，以防止旧氏姓贵族的复辟。大化改新五十余年后，藤原不比等于大宝元年（701年）编成日本封建国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最后完成大化改新。

大化革新是个逐步的过程，改革的纲领在实施中也不断完善和修改。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全面吸收国际文化。和大化改新相似，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也是在统一状态下有序吸收国际文明的典范，也同样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一次类似大化改新的政治运动。它虽然在推翻德川幕府的过程中伴随着一些流血冲突，超出了宫廷政变的范围，但在大政迅速归还天皇之后，日本社会基本上是在统一的状态下有序吸收西方文明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现代国家：1871年废藩置县、摧毁封建政权，同年成立新的常备军；1873年实行全国义务兵制和改革农业税、统一货币等等。尽管在1870年代中期，这些改革遭到两方面的反对，但和后来中国发生的长期革命相比，这些骚动基本上都控制在统一状态下，没有造成国家的分裂、社会的解体。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们纠集对农业政策不满的农民多次兴兵叛乱；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民权论者，他们要求立宪、召开议会、万事决于公论。而极力维护统一状态的明治政府为了平衡这些压力，也就在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从而有效推动了文明开化运动。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很大发展。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为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思想，到二十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完成。 

（一）从593年圣德太子实行推古朝改革、致书隋炀帝到藤原不比等人于701年编成《大宝律令》最终完成大化改新，历时一百多年。

（二）从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到1947年制定和平宪法，日本现代化同样延续了将近百年。

现代中国学界偏爱孤立观察十九世纪的故事，仅仅看到当东方国家在西方压力下相继沉沦的时候，处于远东岛国的日本却以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崛起。日本明治维新缘何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等改革运动缘何失败？仅仅从这一成一败中比较，已经无法揭示两国改革的不同命运。

实际上我们发现：中日两国的这一差异，不仅是现代才有的，而是古代就存在了。例如，大规模吸收新的文明，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上有两次：一次是东汉初期到南北朝时期吸收印度－西域文明；一次是明末清初到现代两个南北党国吸收欧洲文明。众所周知，这两次吸收过程最后都导致中国社会的完全解体和长期分裂。现代中国在欧洲化过程中的灭顶之灾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中古中国在西域化的过程中同样遭到了灭顶之灾，那就是著名的“五胡乱华”。

那是在中国上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的东汉—魏晋与南北朝时代的中间。中国南北朝（4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由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日本也有一个南北朝，发生于1336年到1392年期间，主要是政治分裂，没有民族迁移和文化革命。由于同时出现了南、北两个天皇，并有各自的承传，所以之前称为镰仓时代，之后称为室町时代。中国南北朝则同时还是民族大迁徙、文明大转型的时代，国际化过程在东亚大地上急剧发展，其中某些变化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该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唐，整个中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胡风浸淫一切，绝不亚于现今的西化。胡琴、胡椒、胡床、胡服，甚至胡娘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云岗、龙门石窟等地大型的佛教造像，唐三彩、敦煌艺术所代表的西域文明，都是南北朝的杰作。例如俗称“千佛洞”的敦煌莫高窟，就开凿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前秦，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典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寺。有洞窟近五百座，壁画数万平方米，内容以西域传来的中国的佛教为主。

东汉社会和满清社会一样，无法由一元化的政教合一的的统治机构来有序吸收国际文明，结果造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被动局面，进一步导致五胡乱华、各国在华建立租界，最后形成南北朝、国共党的长期分裂。但正是在这种长期无序和分裂中，一元化的政教合一打破了，国际文明才有可能乘虚而入，帮助中国完成文明的转型。

与日本大化改新、明治维新等在统一状态下有序吸收国际文明的典范相比，中国则是在分裂状态下的无序中实现文明转型的。其结果使得中国只能“在破坏中实现文明转型”，这种中国模式被毛泽东片面总结为“不破不立”。其实，不破不立之是中国文明转型过程的特有现象，而不是中国社会一般进步时期的普遍现象，更不是其他社会如日本社会的文明转型及社会进步的规律。所以毛泽东的片面总结一旦作为指导思想，就在中国形成了过激反应、流血不断的革命病态。

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辻康吾教授，在2008年曾向笔者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主导近代中国演变的‘革命历史观’好像已经失灵了，无法再用来解释目前的中国社会了。既然革命历史观已经不起作用了，那么外国人在了解中国社会的体制时，应该从何角度观察比较能够掌握社会的脉动、切近中国的实际？”

我认为辻康吾教授的这一提问好像一个晴雨表，说明我所观察多年的中国近代社会脉动的内在节律，已经应该揭示的时候了。因此，我从自己多年来撰写的“现代南北朝的原理”的手稿中，选择了一部分出来，编成本书，作为对于上述提问的一个答案。

辻康吾教授的提问还不限于此，他继续追问，像是1840年（鸦片战争）、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北伐战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历史年表还有没有意义？因为在辻教授看来，现在回顾这些革命，好像很不真实，好像它们只是提供了一些“抓权”、“夺印”的借口。

我认为辻教授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一针见血，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化”现象，也就是理想服从于利益的现实。但是我认为像是1911年、1927年、1949年这些历史年表还有另外一些意义，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从“现代南北朝的原理”去把握中国社会脉动的内在节律。现在回顾这些革命，虽然好像只是一些“抓权”、“夺印”的借口；但在已经过去的历史脉动中，这些被利用甚至被出卖的革命，对于中国社会“在无序中实现文明转型”的特有模式来说，也许是必不可少的。

2008年10月26日星期日 纽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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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古今中国社会之贯通

人们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两个朝代十分相似于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是以暴烈和短暂著称的秦朝和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短命与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其暴烈程度却是超过了秦、隋这两个朝代以外所有中国王朝。而在某些方面，如社会改造的深度和全面专政的广度上，甚至超过了秦、隋的总和。

不过就社会观察上说，秦、隋都是具有完备制度的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缺乏制度，其国家结果仅仅处于草创阶段，早期模仿苏联还未完成，就落入文革旋涡，文革并未建立制度，又投入改革的急流，到现在力图国际化但只有十分肤浅的成绩。历史上秦汉并称、隋唐并称，因为秦、隋尽管短命，其制度却有独创性，并开创了汉、唐制度的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制度建设、国家建设方面的成就，显然远远不及秦、隋。秦、隋当时都完全统一了中国，并建立了国力上的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做到：建国六十年了，既没有能够统一中国，也未能建成一个强盛的国力基础。

从朝代的相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像北魏：也就是那个创造了云岗和龙门石窟造像的“北朝中国”。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走向革命化然后又脱离革命化的历史，北魏的历史是一部走向野蛮化然后又脱离野蛮化的历史，而现代意义的“革命化”就是古代的“野蛮化”。于是在“古今中国社会之贯通衔接”的意义上，现代南北朝理论也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相当有效的尺子了。

第一章  走出“延安精神”

第二章  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

第三章  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第四章  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第五章  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第六章  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第七章  中国的二元性

第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第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第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第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第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第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第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之七

第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第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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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出“延安精神”

在1988年1月写作的《走出“延安精神”》（后来据此写出电视政论片《河殇》的解说词）的第四集《两种选择》中，我曾经提到，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这也许就是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以上见《向东方》文集第二章《走出黄河心理》，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所谓延安精神，就是长城精神的翻版，是内陆的、封闭的、倒退的精神，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必须加以扬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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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治；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个时代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

2006年4月30日台湾TVBS电视报道说，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将在党部展出一系列五四文物，其中最特别的，是毛泽东还是国民党员时期的书信手稿，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毛泽东是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他。报道说，“老式的十行纸印着红色的国民党字样，看起来真的很有历史，上头的毛笔字迹，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还是国民党员时，写给党部的一封信。除了亲笔信，还有毛泽东当年以笔名“二十八画生”投稿新青年刊物的文章。”显示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企图挤入大学生们推动的五四运动不遗余力。毛泽东的亲笔手稿，5月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展出。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毛泽东也曾是那个时代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毛泽东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当选了后补执行委员，在宣传部得到了一份工作。   

而2006年4月12日《凤凰周刊》2006年第10期也曾报道，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而其中收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信件首次公诸于世。其中包括作为“国民党干部”的毛泽东所写下的信函。报道指出，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

这些秘密资料显示，共产党员如何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很多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陈公博以及毛泽东等人的亲笔文稿，都能在国民党中央找到。其中毛泽东写的书信有三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职员时，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书。

第一封报告是1924年5月毛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写的，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三报告都是毛担任国民党职务时写给党中央的，可见他当时掌管的都是请假、提干、加工资等鸡毛蒜皮的“人事工作”。作为小职员面对诸多上级长官书写报告，其毛笔字的风格就有所收敛，字体清晰可辨，大体上都写在行内，比较他日后夺取政权后放肆挥洒的字迹要工整得多。尽管如此，毛的霸道依然可见，信中流露对于小职员日常工作的不耐，向上级请假用“特此奉告”，信封上“报告中央”四字压在红线上，毫无敬意。据心理学分析者认为，这是潜意识里强盗性格的表现。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可能与缺乏适当的教养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的两封信都提到自己“脑病增剧”，似乎有头痛的问题，可是过去公开的有关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相关文献，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未来继续公开的毛泽东信函还有类似内容，说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历史线索，因为身体的病痛对于解释人的特定行为始终是重要依据。

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的史料，不过却生动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的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十分传神。李大钊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收容毛泽东为图书馆管理员。1920年共产国际派人到北大见了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次年7月，各省共产主义小组即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一大”，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中共“一大”到广州“三大”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中共的发展实际上很慢，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里的演讲，以召唤知识青年为主，对“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跟孙中山联俄后，毛泽东在农村随便一拉就是成千上万的队伍，实不可同日而语。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何以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很难迅速壮大队伍。从这个角度看，国共合作确实双方互蒙其利，国民党获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势力一日千里；共产党则摆脱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学术联谊社”的阶段，开始操作苏联控制的政治──军事机器，学者型党领袖逐渐由暴力革命实践者取代。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1921年“南湖会”上诞生的，不如说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诞生的。

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性质。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党国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十分滑稽；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来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八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朗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坛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别具一格的说明。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治；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治。

（四）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治，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六）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治、海洋中国一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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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一）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朝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

（三）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六百三十二年间，竟有三百五十六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州人的关系，要比与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州“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自己手里。

（四）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毫不犹豫。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五）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治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一）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蕃镇──辽金宋”；

（二）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四）西汉与明，后汉与后明（清）；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袁绍与曾国蕃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一）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１）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蕃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蕃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蕃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蕃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１）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２）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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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说来也许奇怪，在许多方面，北方的内陆中国的革命，有时比南方的海洋中国的革命，所触及的底部更深。行为方式因而更野蛮，国民性的改造也更彻底，文化上更偏离传统，创新也就更多。因此，保守僵化的内陆中国在它无以为继的绝境中所兴起的革命中，表现更甚：

（一）过激主义的泛滥泛滥、极端精神的兴起，成为潮流。在这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文化荒原期，“中庸之道”的古训不是被忘却，就是被嘲弄。人们不再理解宽容的正面价值，高级精神被急于采取行动的人群，视为万恶之源。而各种极端主义者却在互相淹没的旋涡中厮咬不息──他们如此执拗地牺牲他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为抵达期许的天堂；他们宣称超凡救世，结果带来屠城不断的恶梦。在这种时代，纵欲与清教、欺诈与献身、强权政治与自甘为奴、虚无主义与工作狂热……奇妙地交织，有时竟在一个人身上并存！幅幅光怪陆离的历史画卷，弄得人们眼花缭乱。这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残忍、弥漫梦想与疯狂的英雄时代。

（二）旧的社会组织的普遍解体、新的社会制度的摇摆不定，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意味无政府状态和严酷的军事专政轮流交替；为了在组织解体和制度阙如的沟壑中一步登天，就得求助于“从肉体到精神的屠城不断”──他们将此叫做“运动”，视为社会控制和天路历程的万妙灵丹。这种屠杀，通过文化思想、社会身份乃至阶级和种族肉体的灭绝，“确保新文化生长的方向”。结果，以强悍的战士集团（在古代南北朝为“部曲”；在现代南北朝则为“党”）为“核心力量”。社会分裂，越演越烈。这些“核心”为屠杀机器的组就提供了支点；但一切高级的、精致的文明，却在他们的运动中销毁了。

（三）文明的荒原化、社会的野蛮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无法无天，非法之法，非天之天，主宰中国。

马立诚《是谁诱发了中国人的暴力倾向》写道，2006年8、9月间发生在陕西深山道观的血腥大案，“震惊社会”。作案人邱兴华因为怀疑道长熊万成“摸了我的媳妇一下”，就在深夜用斧头砍死道长，接着还杀死了另外九名熟睡的道士和香客，理由竟然是，“不把他们杀了，我跑不掉。”有人以邱某是“变态狂”为由，解释这起惨案，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看法，容易忽略生活中正在累积的一个令人惊心的变化，那就是近年来暴力在社会上的蔓延愈演愈烈。

“记忆犹新的是，就在半个多月前，北京市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在中关村执行检查任务时，被无照摊贩崔某用尖刀刺中颈部，抢救无效死亡。骇人听闻的是，2005年10月，北京726路公共汽车上，一售票员因怀疑一个十四岁小女孩买票时少报一站，竟当场把小女孩掐死。杀人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几乎每天的媒介上都能找到暴力事件的踪影。暴力正象野火一样蔓延。暴力倾向的普遍化，很难完全用个体的‘心理变态’来解释。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残忍的暴力，在民众心中留下了恐惧不安的阴影，也给建设和谐社会带来严重的困扰，应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并提出相应对策。

什么原因诱发了暴力心理，使暴力行径四处蔓延？有人说，“文革”遗害是一个因素。在“文革”中，用批斗、打倒、“再踏上一只脚”的粗暴手段对付异己，把肉体暴力和话语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什么理性，什么沟通，什么耐心，通通在人的内心深处被否定掉了，伦理道德和知识理性被肆意践踏，暴力哲学俘虏了整个社会。“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将会影响两代人、三代人，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后果。‘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其心理基础、范式影响并未根绝。君不见，网络上某些话语暴力，不就是大字报的翻版吗？”这种说法显然有意忽略了文革和网络暴力之间的纽带：1989年在北京，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血腥镇压，以及更为可怕的，紧接下来的扭曲人格的逮捕、处决、清查、人人过关。

有人说，官员、执法人员和资本势力中的害群之马对老百姓采用粗暴手段，缺乏法律公正，是诱发社会暴力特别是报复性暴力的原因之一。的确，在各地“拆迁运动”中，颇有一些官员和开发商沆瀣一气，以暴力对付拆迁户。少数执法人员徇私枉法，以刑讯逼供手段折腾老百姓或嫌疑人，导致冤假错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媒体在这方面披露很多，无须赘言。“有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抑制暴力动机，有的社会条件则可能诱发暴力。”

作者认为，以上看法各有各的道理，再深入现实生活反思一番，也许会更有助于对暴力蔓延的解读。目前，中国社会正在高速发展，不同群体的利益也在急剧变化之中。诸多问题凸显，引发深度焦灼。比如资源紧缺、污染严重、城乡分割、贫富分化、腐败成风、监督乏力，住房、医疗、教育成为“三座大山”。再比如权力介入市场，官煤勾结大发横财；矿工惨遭盘剥，性命难保死不瞑目。欠薪经年累月，农民工呼救无门；假药行销市场，受害者义愤填膺。凡此种种，使弱势人群往往处于无助的困境之中，其中更有人陷入绝望，铤而走险。去年，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未果遭到羞辱连杀四人然后自首就是一例。当然，这种报复性暴力只是习见暴力的一种。因琐细小事而大动杀机，是当前暴力行为又一个突出特点。类似的暴力事件，突出说明了社会中存在的狂躁情绪。至于见利忘义图财害命，应属一般刑事犯罪，近年来也出现了高发势头，比如从南方城市肇始而蔓延各地的骑摩托车抢包案件。从根源上看，更多地与贫富分化相关。

马立诚的现实分析很好，但是缺乏历史深度。他不知道，中国当下的苦难有其延续性，是一百多年来“野蛮化”过程的结果。而常人说的“共产党文化”，就是“野蛮化”过程最主要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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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在现代南北格局下，中共的统治特征，始终是“内陆”的、“北朝”的、封闭的保守的，而且是野蛮的。中共取胜于北方；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和组织取自北方主子──继犬狨、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而起的──“俄罗斯──苏联”。这北朝甚至连国号（“人民共和国”）也取自北方的老子党苏联。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之于中国，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于匈奴、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

长征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归化北方，北靠贺兰山（这正是民族英雄岳飞梦想“驾长车踏破”的巢穴），得以拉开继续野蛮化的新一幕。后来，毛与他的北方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创作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本质，是代表了“内陆中国对海洋中国的颠覆”，它依据的北方农村，由于海洋文明的工商业袭击而陷入了破产。相形之下，国民党则是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城市工商业。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党抵制海洋中国的成长，而大力扶持内陆中国的发展，甚至把大量知青下放为奴，恢复农奴制，再企图驱迫中国回到石器时代；这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但也是其内陆特性使然。

试比较“国民党的海洋中国”和“共产党的内陆中国”，即“现代南朝”和“现代北朝”，从一九四九年迄今的对峙以来，海洋中国（台湾）与内陆中国（大陆）似乎不成比例：面积一比三百；人口一比五十。然而不要忘了，长江以南的中国大陆向来具有强烈的对北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1976年4月，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祖龙感到内心的恐慌，他终于知道了，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台湾排除在外也罢。而从整个渤海湾到东京湾的海洋中国，也是时刻抵制着黄土高原上的尘暴、延安窑洞里的油灯。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其实就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是“海洋中国在内陆中国内部的发酵”。对此，毛泽东这位隋炀帝式的北朝诗人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而毛的“人民公社”，实与北朝的“均田制”异曲同工。

对比一下古代南北朝。

均田制是历史上蛮族入侵造成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它是在大屠杀过后北中国土地荒芜、自耕农民稀少的时刻出现的。蛮族王朝按照均田令规定的土地项目载入户籍，并且限制桑田的买卖，不许人民迁移，以加强人身控制，保证“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征发。至于均田农户的土地，如果不足均田令规定的分额，是否可以补充，其实没有保障，是因时因地特别是因本乡官府掌握的荒地的有无和多寡来决定的。所以现存的西魏大统年间敦煌残计账中，就有许多“未受地”的记载。均田的目的，主要是利用荒地来诱使农民耕种，通过“交公粮”来榨取赋税徭役。

“交公粮”所榨取的赋税徭役，使得解放军获得大量的军饷。观察一下1949九年解放军的神速征服，像当年的蒙古和满洲一样，把人们的想象力都甩在了后面；甚至急于求胜的毛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共军来不及接收海洋中国的遗产。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毛能适可而止、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例如南方的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就被日本人赶走了。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共产党北朝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北洋军阀的“兵败如同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海洋中国的北伐火力下。

历史已经表明，这两次“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例如，当年共产党接管海洋中国时的人手紧缺，使得“南下干部”的素质低劣，这导致此后终其一朝的“红与专”论争；且使“社会主义建设”在1958──1961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在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所谓“海峡两岸”之间，也无法就国家的发展达成相近的观念；而中国大陆本身的内陆省份和沿海省份之间更是利益冲突严重。这些，都是由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性质、由“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来一次“兵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南方海洋中国对北朝内陆中国的反击所致。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虽然琅琅上口，但却忘了他并不是刘邦，只是苻坚式的北朝领袖。

当年苻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

因为“南──北朝”的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以逾越。

这一格局，其实在著名的“赤壁战役”就开始形成了。

赤壁战役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产物。作为最大的军阀，曹操击败袁绍之后把黄河以北诸州收置自己控制之下。208年，他出击襄阳（湖北襄樊）的刘表。恰巧刘表逝世，他的儿子刘琮投降曹操。原先投靠刘表的一支散兵游勇的首领刘备，当时正驻扎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的城镇），仓促南撤，到夏口（湖北武汉）会和刘表的另一儿子刘琦。曹操部队尾追南下，打算一举歼灭二刘和江东（鄱阳湖以东地区）的孙权。这时双方的兵力极端悬殊，曹操有二十万人，对外宣称八十万；孙权不过四万人，二刘联军不过一万人。但二刘和孙权决心结盟，共同抵抗曹操。刘备进驻樊口（湖北鄂州西北樊口镇），孙权坐镇柴桑（江西九江）并派大将周瑜率领主力三万人投入战场，逆流迎战。曹操则率领二十万大军从江陵（湖北江陵）顺流而下，双方在赤壁（湖北蒲圻西北处）会战。结果曹军大败，三国演义的局面开始浮现。

远在成都的刘璋，受到北方五斗米教教主兼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张鲁的威胁，邀请刘备为他抵挡张鲁。211年，刘备率军进入益州（四川及云南）与张鲁作战，第二年刘备与刘璋决裂，214年，刘备攻陷成都（四川成都），刘璋投降。220年曹操逝世，其子曹丕改朝换代，灭亡了一百九十五年的东汉王朝灭亡。曹丕自称魏帝，把首都从许县迁回洛阳。当消息于221年传到成都时，一向以刘姓皇族后裔自居的刘备宣布继承汉献帝刘协的帝位，建立蜀汉。222年，孙权在武昌（湖北鄂州）称吴王，稍后迁都建业（江苏南京）。

三国的形成花费了整整三十年：自190年袁绍在关东起兵讨伐董卓，到220年汉亡。就像1911年清亡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全面争夺满清的遗产，也是三十年。

毛的枪杆子，虽然渡过了苻坚的刀斧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也过不了台湾海峡，只能像河伯一样望洋兴叹。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这说明他至死不知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理”。而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留下后患的痛史，在在警醒人们注意“南北朝”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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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考古学称良渚文化为距今五千三百年至四千年前，分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约三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比台湾岛略大）的新石器文化。良渚文化中物质因素已经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人挖掘的井，既在现代的高丘上，也在现代的湖底深处，这是水陆演变的痕迹，良渚人的村落随之搬迁。当然，也有人把井的变迁看作战争的结果：在江阴横塘峰，土墩高达七米，面积约二三千平方米，竟然发现四口水井。一般的灌溉用井当选在较低处，在高墩上挖井，是战争期间一方困守高墩时的无奈选择，这也说明古代部落战争的紧张和残酷。再看井中出土的器物，夹沙陶贯耳壶、双鼻高颈壶、宽把带流杯等，都明显地带有龙山文化的特点，这暗示昆山赵陵山、嘉兴雀幕桥、江阴横塘峰、上海马桥等处，当是古代战争的历史舞台，它们的发掘，为现代人展示了良渚文化集团与龙山文化集团既相互抵御又互相交融的千古遗址。四千年前，良渚文化终于在其发祥地太湖地区失去了生存环境。有人联想到《尚书·尧典》上所谓“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可能就是那个山崩地裂时代的记载。考古地层里不含任何文化物的断层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在阜宁陆庄有良渚遗址，在徐州新沂花厅有良渚遗址，在石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都发现有良渚文化因素。顺着这些遗物延伸的轨迹，似能见到良渚人或其文化四千年前的大迁徙路线，由南渐北，深入中原。有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曾与周围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以玉琮和玉璧为代表的玉器文化曾对周围地区以强烈的辐射，其影响范围向西北抵达中原甚至甘青地区，向西南到了广东。

河南省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被推测为是夏王朝的都城。它是良渚文化消失约三百年之后的遗址。有观点认为，大洪水之后良渚的人们先移到了二里头，并且带来了玉器文化，如果这样，则中国最早的王国夏，就是由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融合而诞生的了。例如，历史学家们人工复原了怀疑是“夏朝宫殿”的建筑，结果发现其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建筑宫殿的方法，与良渚文化十分相似。在那里，还出土了黄河流域以前从未发现过的象征军士统制权的“玉钺”。进一步看，良渚玉琼到了商代不仅为殷人所继承，而琼上雕刻的神徽，更成为商王朝青铜礼器装饰上所具有的饕饕纹，呈现出一派庄严威武而又神秘的气氛。三代以降，良渚玉璧融入中原文明，且其功能仍具有良渚遗风。良渚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富、雕琢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首屈一指。据江南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其最早墓葬为西周早期，因此与良渚文化之间的断层长达千年。“湖熟文化”、“马桥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商”、“奄”、“越”三族居民，均源于中原地区，他们迁徙江南地区均在周成王时，迁徙原因均与商禄父及三监叛周、遭周公东征讨伐相关。可见距今四千年左右，有一千多年文明史的良渚人可能是被大洪水覆灭，而不是被外来征服毁灭的，否则就会有征服者在其故地继续活动的文化遗存。

共产国际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及其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不行？不难看出，“社会主义阵营”与“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正好吻合。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完全不同于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它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缘政治：它是“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变态反应。

而蒙古帝国的传统，并不只是从1206年铁木真自称“成吉思汗”开始的，而是源远流长。

罗新《北魏直勤考》一文考证南朝文献及出土石刻史料所记北魏直勤称号，确认其意义指神元帝力微子孙，也就是北魏的宗室范围，并且探寻这一古老部族制度与古代北亚草原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由此分析出，拓跋鲜卑在其社会发育和政治进化的过程中，经历了重要的转折，才改造了蒙古式的部族传统制，走向华夏国家体制，而这个过程无疑是充满曲折甚至痛苦的。

研究表明，直勤和敕勤等名号，不是政治组织中的一种官称，而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这一身份所反映的内容，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英文中的royal clan，是对血缘范围的界定和认可。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种界定和认可，首先是对统治权继承权利的界定和认可。继承权利的实现要经由继承顺序的制约，而继承权利又是继承顺序的前提。从民族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看，这种血缘身份源自古老的部族传统及其社会制度。拓跋鲜卑、嚈哒和突厥，以及某一难以确认的胡族，都有这种直勤、特勤的社会制度，反映了这一制度在中古时期北亚草原民族的普遍存在，而不是某一民族、某一部族的孤立现象。

在鲜卑之前，由于现存的匈奴史料过于稀少，使匈奴社会的类似制度已无从考辨。在突厥之后，契丹的部族社会传统中，可与直勤相比类的，是横帐制度。辽代所谓横帐，大致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宗室”。刘浦江说：“历代中原王朝的所谓宗室，都只包括开国皇帝以下的子孙，而辽朝横帐除诸斡鲁朵皇族外，还包括由太祖的两个伯父和五个弟弟的族属所构成的三父房，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我认为，三父房正是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出长契丹部落联盟以后，耶律氏家族内具有世选可汗资格的大致范围。”可见所谓横帐，正如直勤、特勤一样，代表着继承权利，界定和确认继承权的范围。当然，中原王朝的所谓宗室，也并非只包含开国皇帝的子孙，事实上往往要扩大到开国皇帝的同父兄弟及其子嗣，甚至及于从父乃至从祖的子嗣。这与北魏直勤包含神元帝子孙、辽朝横帐包含三父房，还是有一定近似的。与此相类的，还有著名的蒙古“黄金氏族”（Altan Urugh）。所谓黄金氏族，指姓乞颜（乞牙惕）·孛儿只斤（Kiyad Borjigin）的氏族。拉施特《史集》明确说，把儿坛把阿秃儿的“第三个儿子为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把阿秃儿。乞牙惕-孛儿只斤[部落]出自其后裔”。这就是说，黄金氏族包含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元烈祖神元皇帝）的所有子孙，这与辽朝横帐包含三父房完全一样。可以认为，直勤、特勤、横帐、黄金氏族，在北亚草原游牧社会的部族背景之下，就显出漫长岁月里游牧部族制度的相似、相同和一致。

从直勤制度看拓跋部族的汉化，正如田余庆所指出的，北魏前期宫廷政治的核心纠葛，是解决君主继承问题，消除部族传统的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代之以中原王朝式的嫡长子继承制。道武帝为此思虑最多，用力最巨，但是他本人仍然死于亲子弑逆，可见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明元帝以太武帝监国，太武帝以景穆帝监国，显然都是意在及早树立储君的地位和影响。景穆帝的早死，是对成立未久的嫡长子继承制的考验。虽然经历了宗爱和吴王余的小小波折，有嫡皇孙身份的文成帝终于即位，这可以看作北魏嫡长子继承制完全成立的象征。后来献文帝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遭到大臣强烈反对，咸以奉戴皇太子为辞。这更进一步显示，北魏的嫡长子继承制，在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至此，拓跋鲜卑游牧部族的国家机器，已经具备了全面改造为传统中原王朝的条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孝文帝才能够展开其激烈的汉化改革。

对照一下不难发现，困扰现代南北朝党国政权的最为严重的难题，也是所谓“接班人问题”。越是强大的专制政权，就越是容易倒在接班人的手下，不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是如此。毛泽东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发动文革，企图预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然而背叛他的还轮不到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而是中国的马林科夫华国锋！

就二十世纪的北朝内部来看，“八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北魏式的大军营；企图把文弱的汉人训练成俄国式的亡命徒……但这也不是中共的创举。远处看，古代南北朝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等内陆铁蹄们，均精于此道；毛只是把这一切应急反应推向了高峰，他以此自称“人民的大救星”。但第二次南北朝格局的巨大旋涡，终于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说：“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这不仅是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灰心：因为现代中国的命运，是与和谐富强的幸福无缘的！

康梁当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中国百年来的苦难历程仿佛表明，他们的反对在逻辑上是多么合理。然而历史不是按照逻辑发展的，历史不是定向的实验室，而是复杂力量的汇聚。事情没有到此结束──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他的手术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但并没有成功……现在即使停止手术，对病人也是远水不救近火的。此外，这一停止对主刀的大师，固然是政治死刑；但对病人也岂不等于宣告其只能等死的命运？所以最低限度地讲，以天翻地覆的改组方式“重建中国”的孙中山时代，至少将囊括我们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以后的某时刻。它的政治、社会甚至文化特征，如上所述就是两个中国并存的南北朝格局。

我们注意到，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曾经指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内亚游牧国家的组织表现为“帝国联盟（imperial confederacies）”的形式，处理外交事务时，它就是专制国家，而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也就是说，北亚游牧国家的政治构造，是一种军事专制政体与部落联盟的复合体，部落联盟的基础，仍是其传统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看，这正是一种酋邦（chiefdom）形态。

同时我们相当惊讶地发现，这种“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的“酋邦”，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概念的来源！

在历史上，随着这些“酋邦”的势力一步步深入汉地，游牧国家便逐渐转向全面而彻底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传统，逐渐让位于汉式官僚机器。这就是从酋邦向国家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部族传统的利用与扬弃，值得特别留心。北魏的直勤制度，是拓跋鲜卑代北集团部族传统的一部分。从考察直勤制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着探寻北魏国家制度的部族背景及其变化。

在现实中，而中共政治脱离苏联模式的发展，与北魏的汉化过程显然具有某种相似性。

在这方面，比较一下南北朝之间的差异，看一看南朝的特点，也许不无裨益。

阎步克的《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指出了古代南北朝之间一些很有意思的对比现象，可以用来思考近代南北朝的异同。

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例如，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而北魏的“三清九流”则主要出自皇权的法令，与江左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

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

南中国的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北中国五胡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北方民族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专政权力中的军人因而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在北朝比在南朝得到更大重视__不仅古代如此，现代也是一样。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 ；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印度的挑战造成古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欧洲的挑战造成现代南北朝的社会裂痕和文明嬗替。印度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一次外来挑战，欧洲的挑战是中国文明面对的第二次外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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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的二元性

二元的协调：北南协调为中国，海洋内陆协调为文明，游牧与农耕协调为政治实体，城市与农村协调为地大物博、华与夷协调为天下、阴阳协调为易……

──笔者1979年10月31日

中国的地理形态大体上呈现一个梯形：从世界屋脊的8848.13米（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主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界，海拔8848.13米，世界第一高峰），下降到太平洋海沟的11034米（太平洋最深处为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1034米左右，位于北纬11度21分、东经142度12分，即关岛附近的马里亚纳群岛的东方）──其间的落差高达两万米，中国陆海因此堪称地球上最为复杂壮观的景色。1960年1月23日午后1点06分，美国海军中尉唐·华许（Don Walsh）与雅克·皮卡（Jacques Piccard）驾驶深潜艇（bathyscaphe）的里雅斯特号（Trieste），以铁球压舱，以汽油为浮槽，在一次史无前例的潜航中抵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艇上系统显示深度为37,800呎（11,521米），但后修正为35,813呎（10,916米）。华许与皮卡于海沟底部，惊讶地发现近30厘米长的鲽鱼或比目鱼及虾。皮卡说：“海沟底部看起来光亮清澈，是片坚硬的硅藻泥荒地。”

中国的这个梯形地理形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总结和考察：内陆与海洋、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城市与农村、华与夷、阴与阳……

第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在欧洲人象征性中，黄色是卑贱的颜色──它不仅色情庸俗，而且意味着背叛。在中国人的象征性中，黄色是高贵的颜色──它不仅象征着大地，而且暗示着皇权。而在新的精神透视之下──黄色，既不卑贱也不高贵；说它是背叛的象征或皇权的标志，同样是囿于民俗的陈辞。

黄色本非人间色彩，而是沙漠色彩。是半荒漠的、沙风鼓起的“黄土高原”的原色。黄色的尊贵，也许正是来自这贫瘠、凄凉、寸草不生的象征。自古以来的“中国人”，震慑于这恶魔般的颜色；于是，他们象膜拜恶魔一样顶礼它，将之奉为至上之色。

黄色或对黄色的崇拜，压抑了中国的生命力，黄色甚至成为五星红旗上的星星的颜色。星星怎么可能是黄色的呢？黄色的权力，这是由荒凉的北方统治秀丽的南方；它压抑了中国的生命力，使中国的绿化永不可能，只能被黄色的沙尘暴统治。中国花不得红，叶不得绿，甚至黑白也因此黄色的统治而变得混淆不清。

黄色，它在中国的脸上打上了贫弱的标记──黄色除了荒凉，还是软弱的象征。有人说中国人的“黄皮肤”决定了中国应当崇拜“黄色”；而中国人的崇黄倾向，正是来自自己体肤的色彩。然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反对这种变相的有色人种论：

（一）在近代与世界其它人种尤其是黑人大规模接触前，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黄种人”。相反，那时中国人认为人长得白才是比较好的，是富贵的象征。

（二）人的“灵魂”没有固定色彩，只是反射宇宙纷纭无限的光谱、色谱──生命的纯净与活泼，也不为颜色所限所拘。即便是人的肉身，也具多种色调。就拿“黄种人”来说吧，他的肤色黄，却眼睛都是深邃的黑褐色，牙齿则是爽心的涅白色；心是殷红的、胆是碧绿的、脑浆是乳白的──因此并不是“黄色的人”；而中国崇拜的黄色，也并不等于中国人的肤色。

（三）黄色，只是传统中国之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代表色。中国的新希望，因此在于突破古老而僵化的黄色传统的束缚与限制；未来的中国必会兴起一个反对黄色的精神运动。内在力量的解放，有待于中国精神从古旧形式的压抑下、外来形式的役使中，解放出来。而它的双重象征──就是反抗“黄色”。不仅是龙袍上的黄色，也是五星红旗上的黄色。

现代中国，仅仅扯下了黄色的龙袍──这还远远不够。未来中国，还将反对“黄色的希望之星”。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的荒漠状态，荒漠中的人们被迫把黄色的“核心”捧上了天。人们用殷红殷红的鲜血浸透它、祭祀它。黄色，皇权之色，成为噬血之色。嗜血者将下降冥府。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驾驭黄河？什么时候中国人把黄土高原的荒漠辟为绿色的宝库？什么时候中国人战胜了沙尘暴这黄色的梦魇──什么时候人们将不再贡奉这荒芜的、晦气的、恶魔般的黄色！

（以上《论黄色》，写于1984年10月16日）

1986年出板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书指出，在古代各大文化圈中，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广阔平原和内陆腹地，以及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其它文明在这方面都相形见绌。

埃及文化圈，只是沿尼罗河河岸延伸的狭窄条状地带，鼎盛期，加上巴勒斯坦（Palestine）一带东地中海岸，最宽之处不过一百多公里。两河流城文化圈，即使在其鼎盛期，面积也不及中国的核心区城──中原地区。况且，两河地区其北有崇山峻岭，东南濒临大洋，北，西南两面临河，远比中原更易获得安全保障。视美洲古代文明：阿兹特克（Aztec）文明、玛雅文明建立在中美地峡上，地盘还比不上中国春秋时代的一个区域性国家。南美的印加（Incan）文明则于高原、沿太平洋岸南北展开，但东西宽度不过四百公里，其稳固的核心地区不过相当于我国一个中等面积的省，不及中国战国时代的一个区域国家。至于欧洲文明的源头，希腊是散布在爱琴海周围岛与半岛，无所谓内陆腹地。正如罗马帝国不过是沿地中海周围而展开的政治实体，所谓北欧只是北海与波罗的海（Baltic Sea）海岸的代称。

这也许可从侧面解释，何以当中国古代文明在地域上日益扩大时；宗教神话的主导地位反倒逐渐丧失。我们发现，中国文明在地域上大拓展的两个关键时刻──殷末周初与战国时代，也正是超自然的祀拜转换为人伦的实践、宗教神话转换为道统神话的关键时刻。因为不完成这种原创式的转换，则难以用一种各个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都能一致认可的原则（如基于家族集团关系的伦理准则），协调日渐扩大的文明实体内部的矛盾，同时，难以用一种有助于国力增强的现世精神，去抗御同时增长的外都压力。殷的覆灭，也许就与它无力实现这一转换有一定关系。因此，殷代重巫、重祭的宗教文化与周代重史重礼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大规模转形，不仅有民族文化的相异、一时的政治需要等背景，更有一个持久得近乎永久的大背景──地理政治上的压力。

在古代文明的拓展中，逐鹿中原、争夺对肥沃地去的控制，并非中国持有的历史现象。许多文化圈内的居民，自视为“世界之中”，其统治者号称“万王之王”。但是，在最大规模内演习上述角逐，却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在这方面，只有古代印度文化圈的地理规模，还可以与中国比较。印度平原，曾频频上演《摩珂婆罗多》中描写的那种大战，但其活动空间毕竟不及中国文化圈宽大，因为它受到了印度这个锥形半岛的天然限制。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坚固屏障。对印度文明的外来压功，向来只能经由西北一隅透入。

与印度北部的崇山峻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北部的大草原──这个无遮无拦的万里边疆，对入侵的游牧人始终是敞开的，而农耕居民想要通过它向北移殖却很困难。对中国文明不断威胁的阴影，经常徘徊在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壮观的开阔地带。这一来自欧亚大陆北部纵深腹地的特大压力，是其它古代文化圈没有经受过的。甚至毁于蛮族入侵的罗马帝国也未曾遇到如此经常的挑战。面对这双重的不利（只宜退守，不宜进取），双重的应战出现了！

对外，是古代中国北部各区域国家边城的不断延伸、连结，最后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它缓阻了北部压力的直接灌入。因此，长城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地理环境的持续产物。

对内，强调群体一致性的家天下的伦理文化日益强化。使得各个社会集团在“礼”的制度与“仁”的精神的交叉作用下，各安其位。它发源于促进周王与诸藩（方国与封地）政治协调的需要。周室衰微后，它成了“诸夏”互相联系、以“勤王”名义行“攘夷”之实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文化的双重纽带。在各区域性国家争霸中原的逐鹿中，抗御北部开阔地的共同威胁，则是一项经常的考虑。

与长期分裂的印度诸邦不同，中国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基调。尽管“合久必分”，但分终究还是回归于合。分合二元的重心似在于合──大一统情结几乎成为中国长城时代民族精神中不言自明的真理。统一的政治实体需要一个维系文化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而这，是各执一端的宗教神话所无法胜任的。因为在广阔的中国，区域文化及其区域性信仰之复杂，可以说是居世界之冠，其中任何一个也无法冠盖群伦，取得压倒的优势。基于这种形势，比来世的宗教意识更有效率的现世道统，遂上升到中国意识形态的前台。

《小雅·六月》篇记颂周宣王时尹吉甫征伐猃狁事。它指责猃狁不守周王法度，随意侵入农耕地带；它颂扬文武双全的吉甫，率军来到太原驱逐入侵者，堪称天下表率。……类似这种绵延不绝的大规模对抗，以务实的、政治性的“佐天子”为号召，当比陷溺在对“天”、“帝”的无休止的争议与祭祀中（如殷人那样），更能激发同心同德的排外力量。其结果，对弘扬中原政治伦理精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背景，正是西周诸王、春秋诸侯乃至秦汉诸帝，都不得不面对的北方草原的特大开阔地。

它所构成的举世无双的压力，在版图相对狭小的殷商时代尚未突出，只是“小邦周”灭殷并广封天下诸侯之后，开始立足于“大中原”之上，很快便面对这个挑战。但周人以其新兴民族的历史敏感，很快抓住了新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神倾向和现世伦理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和精神强烈得多，春秋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强力渗透，双方差距渐趋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个人意识区别于伦理意识和幻想精神（区别于现世精神），似仍强于北方。

正是基于这种对政治伦理（人伦礼乐）精神的深刻认识，孔子才会说出这段经典性名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本质在“祭”）而后礼，先野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是的，古代中国文明面临特殊地理环境造成的内外压力，使对宗教祭祀的仪式性狂热，终被对家族关系、社会集团关系的务实性把握取而代之。对天神的“尊”，转换成对族人的“亲”。作为殷王后裔的孔子，最终选择了“吾从周”的文化归宿。这，恐怕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一种民族性的选择吧。

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结果却导致对个人行为强加约束。“礼”不仅给予贵族以特权，更重要的是以等级形式强化了对社会行为的普遍规范。亲族集团内的等级化，有助于对内控制、对外争强。从此，宗教神话中超自然的帝就让位给了历史神话里的人伦道统的表率。“天道远，人道迩”──政治权谋逐步受到比宗教信仰更大的关注。这种孕育于远东广袤、苍凉、雄浑的地理环境中的精神，经历代学者损益，渐成所谓“儒家精神”。它在本质上，并不与希腊理性主义对应，而与其它古代文明的宗教神话的主导精神对应。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充满伦理色彩的中国历史神话及其源远流长的史官精神。它的要害，在于给世俗政治以神圣地位。它的失败之处，在于对民族性格的不利影响，正如孔子一针见血指出的，“利而巧”（投机取巧、缺乏信仰）、“文而不惭”（文过饰非、缺乏真诚）、“贼而蔽”（精通权术但不明大义）──已成为周民族文化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业已成为后来中国居民悲剧性的历史遗产。

总之，我们从幅员广大的角度来看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看它的人口及灌溉。我们不仅从区域文化，还从各区域内部犬牙交错的文化势力之间矛盾与统一的运动，来看古代东亚大陆上的民族融合与兼并。唯其大，故造成了对人类智慧的巨大压力，促成这一特定民族精神的“早熟”，导致小区域内宗教神话在向大区域政治神话的过渡中，变成了中国独特的道统神话。唯其复杂，故使得任何单一的、绝对化的宗教神话系统都难以作为统治思想在此立足，难以成为整个中国文化圈内各个社会集团各种文化势力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

正是基于对此复杂性的“应战”，以务实为要、以人伦为纲，不以任何独断的宗教意识形态相标榜的特殊意识形态──现世的道统文化，才在各种区域文化、小范围神系的互相牵制所造成的半真空状态中乘虚坐大，征服了中国民族的心。反观周初统治者创立“改厥元子”的宗教神话试验的失败，以及天命观、道统神话、伦理原则、政治挂帅，最终确立为中国国家的统治精神和官方哲学，正为本书的上述结论，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

1988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承接《神话与民族精神》议题，提出中国历史上曾有“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对立；并指出，内陆的虎狼之国秦，对沿海各国齐、楚、燕的征服，是内陆中国对海洋中国的悲剧性的胜利。这一胜利使中国从此躲到长城后面，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终致保守落伍。但海洋中国终将觉醒，并重振雄风，走向蔚蓝色的大海。1995年，台湾民进党领袖许信良为竞选总统计，推出数十万言的《新兴民族》，开宗明义，重提《河殇》的海洋中国论，并以此为纲领，全面展开世界历史的考察，最后落实在海洋文明与新兴文明、新兴民族的关系上。凡此种种，都是意识到了中国的二元性。

第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1978年10月，我通过“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五十取一，入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是1961年全家下放离开北京之后，十七年后首次回到北京。重归北京给我的最大印象，除了沉重肃穆的古代建筑、空前尘暴的滚滚而来，就是它的居民性格特别迟钝或叫富有耐心。这使得我明显感到北方和南方是如此不同。一天，当我走向旷野的时候，一个疑问突然跃入我的思潮之中：为什么北方的史官文化与南方的巫觋文化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据考古学者们说，本来史、巫一家也。可是史所造就北方文化与巫所造就的南方文化之间，却有深刻的差别，这不仅在先秦、在汉魏、在唐宋元明清，就是到了近代，二者的差异依然鲜明。所谓“京派与海派”只是这一差异的一角。

在我看来，地理因素对北中国与南中国两大文化的特性影响极深。在北方一扫千里、迷漫环宇的尘暴之下，处于大平原之中（高原亦然）的人们是不难产生“天帝”等观念及天命思想的，如《尚书》展示的思想线索。反之，处在南方的人们，有着江湖山林的幽深神秘，自然不难产生灵异神怪及巫术思想，如《九歌》展示的多神教。北中国的“现世精神”可能与其逆境的艰难条件，不无关系，而南方的求仙意念则与其顺境的舒适生活，密不可分。

由此，中国文明的两大原素显现了出来：

南中国的庄子与北中国的韩非子。所谓儒家，我们可以把它设想为中庸的、调和南北两端的“中中国”。老子亦然──他既可以引领庄子，又可以引领韩非，难怪能与孔子比肩而立，成为儒道并称的大宗师。

北中国特性：理智的、现实的、入世的、儒家的、重政治的；其第一要义是“礼”，以求达到政治理想的目的，故其内在精神主克己、服从、秩序。

南中国特性：感情的、梦幻的、出世的、道家的、重艺术的；其第一要义是“乐”，以求达到生命自由的目的，故其内在精神主进取、反抗、变易。

在此二者之上的至者，则为“太极”──阴阳氤氲的易道。故此南北中国的精神，一为阴、一为阳；但并不绝对，而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各以其时、其势，交汇并显示其属性。

还有一些事例也可以说明中国文化的二元性：

（一）山水诗在南朝晋宋之间的兴起，表明当时中国的政治传统及其儒教精神处在总的衰落中，及时行乐的思潮席卷一切。

（二）山水画派在唐宋之间的兴起，也首先得力于唐宋之间“政治传统及其儒教精神处在总的衰落”甚至“边缘化”的过程中。唐宋并非强有力的政治实体，甚至唐的对外征服也多多得力于“以夷制夷”，而不是汉朝式的亲自出击。其次，山水画派之转向所谓“空灵派”，则是在中国遭受异族统治（蒙元、满清）和军事管制（明朝）之后的“心死”时代，所产生的政治精神彻底僵化、文化精神彻底堕落。

郭璞（276──324年）是北方人，河东闻喜（今山西）人。他如何理解南方文化的集大成《山海经》？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山海经》是记述古代神话的，但我们不难发现，郭璞是用唯理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山海经》的，故全由郭注来理解《山海经》，只能掌握名物训诂，而无法把握精神内涵。郭璞注解《山海经》的时代，去古已远，而且跨越南北界限，有此隔膜现象不足为奇。

随着中国文化的定向发展为政治实体，南中国的因素逐渐退居次要位置，但永远不会落入泯灭的地位；北中国的因素则逐渐膨胀，好像囊括一切甚至吞噬同化了前者！以至于易学的阴阳概念中，引伸出了太极这最高的范畴。单一化替代了二元性，逼迫前者沦为注脚、做了后者的牺牲。这就是“政治挂帅”单行线。

但时至今日，新的历史关头需要我们揭示中国精神更为丰富的内存，并使之自新。我们理解：若不复兴南中国特性的感情、梦幻、出世、宗教、艺术，则北中国特性的理智、现实、入世、哲学、政治，亦将萎缩。

片面强调上述二元性中的某一面相者，实不足语中国文化。而我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化的贫乏现象，不仅由于其历史包袱造成的骄傲与惰性，也是由于这类偏狭的理解所致。我们若能克服前人的偏狭性，则能恢复中国文明强大生命力。并能以新的姿态将这生命奉献给世界！

中国文明的特质在于推崇“仁”，即崇尚同化功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讲的都是同化，只是侧重面有所不同。所谓同化，就是合一不同的要素：把非我的化为我的，又使我的注入非我的，并进而再去化育非我的。从而使我的永远年轻，永远易化，永远独立，永远绵延……这一特质从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可找到大量证据，诸如政治、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甚至人种、语言、文字、器具、衣饰、心理、希望等各方面皆可验证之。我们的理想，即在于激发这一特质，运用中国文明的这种同化功能，来作未来世界的凝聚剂，化育各个民族作为同化的素材。从而创建一个新的全球生活规范，提供新的文明历史的节奏。

第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探讨史前文明的方式，除了寻求考古学的证据，是通过研究古代神话的痕迹。凫游在神话的汪洋中，神话文献和神话的雕刻、绘画、更以其迷宫般的结构，使人茫然。要看清它们，就不能身陷其中──而需要略略脱开，以其它学科的丰富知识来打量它。因为丰富的神话材料，都是漫长发展所造成的复杂积沉与结晶。严格说，它只代表搜集、记录时代的神话形态，所以，“在现代无法搜集到古代的神话”。只能说，“希望现代搜集的神话，可能接近其古代形态”。

“农耕与游牧”的主题与“神话”何干？

这种相关性是因为我在研究“神话与民族精神、文明样式的关系”时，体会到一个现象：游牧民族比较容易产生史诗，而农耕民族的神话则比较简短。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游牧社会通常缺乏记录手段，因而更多仰仗口耳相传。定居社会即使没有文字，也比较容易运用图画、雕刻、建筑来记录神话故事，所以其口头表达反而不易发达。

甚至在文字领域，游动生活（包括渔猎、游牧、通商与航海）和定居（包括农耕与城市）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分别造成两种文字传统：注重口耳相传的游动社会，更加倾向于运用拼音文字；而注重视觉相传的定居社会，更加倾向于运用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分别起源于侧重视觉──造型与听觉──声音的不同传统。

文字的形式，本是信息的储存体：

1、听觉──声音的信息是──语言；

2、视觉──造型的信息是──手势、舞蹈、绘画、雕刻、建筑；

3、听觉视觉综合的信息是──文字。文字兼顾了语言与绘画。

可以思考一下：

1、两种不同的生活：如航海、游牧等不定居与农业、城市的定居式。

2、在不定居式的生活中，语言是保存神话的主要手段；在定居式的生活中，则可兼用多种手段──结果后者的长处反而在无形中抑制了神话作为语言形式的充分发育。

3、中国境内的两种基本生活方式：不定居式的游牧型与定居式的农业型；它们造成了中国神话的分道扬镳。

4、史诗，因此经常是民族大迁徙的产物：不仅来自民族迁徙这一事件的刺激，而且来自它造成的文化中断的恐惧，以及迫切需要回忆民族传统的巨大心理压力。

5、民族迁徙的后果是传统的动摇反而激活了创造力；并使得记忆方式更侧重于口头讲述──其结果就是史诗的诞生。

“关于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阿·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上册，第92页］

气候和地势对神话与文化民族精神的影响，不限于“色调”一类的皮相，而足以促成某种“气质”。说到底，人的生产活动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处境（包括气候、地势等地理因素）而发的，而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则受到地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交叉作用的制约。

隋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个重心一直座落在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流域。隋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但政治军事中心却滞留在北方，且不是洛阳这类中部的城市，而选择了北京这个边境战略要点。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的重心相脱离的态势，造成了物资运输上的严重困难，肩负着“南粮北运”任务的“漕运”（通过大运河）繁忙之至，耗费极大。但两个重心相分离这一事实，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最大原因即在于：自然地理的气候条件发生了严峻的变化。

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一个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首先，气候的干旱和草原周期性的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紧伴随着严重干旱、草地干枯，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中亚、印度、中东、欧洲等农耕地带，受到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大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行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是饥饿，和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干旱使农耕人面临双重压力：游牧人的入侵和干旱对农业的影响。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专制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这些例证，说明在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只是问题的表面，实质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土地（即“生存空间”）的斗争。于是中原人有不断南移的趋势，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来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农业与游牧业的对峙，曾给世界史以重大影响；对世界意识的形成提供过丰富的刺激。相形之下，这种争夺、角逐对世界政治的发展史要超过对世界文化史的影响……从现在看，商业民族（尤其是航海的商业民族）与农业民族（尤其是内陆地带的农业民族）的对峙与角逐，对世界文化史的发展影响更大。例如，商业性的海上文明，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要素，这就是注重系统的知识；而全部内陆农业文明，加起来才提供了另一半。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的生活。一部中国史，写满了有关两方面时而斗争、时而妥协、时而和平共处的内容……。

在这种意义上，“万里长城”只是中国文明五方范围内部（中原、北狄、南蛮、东夷、西戎）的游牧人与农耕人，在历史上的临时分界线，而不是“中国文化圈的边界”。因此这条分界也是不固定的，明代的长城与秦代的长城即南北错落相隔一、二百公里之遥。

鄂尔多斯草原，现在是游牧区，但考古学者，已在那里发掘出了秦汉时代农耕社会的遗址，表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明代长城比秦代长城靠南，并不像通常假设的，是由于明朝的国势不及秦朝强盛；而是用一个实例说明了：随着华北地区的日益干旱化，游牧地带自然地整个南移。游牧与农耕的界限──长城──因而同步南移了。

修筑长城，因此也成为东亚农耕社会一个重要的防卫手段。长城因此也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今天以长城命名或作商标广告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原因主要有三：

（1）长城历史悠久。2300年以来历尽沧桑，为我国现存的地面上最大的古老建筑。

（2）长城工艺伟大。是从月球上唯一可凭肉眼能见的人造物。尤其在工艺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我们的祖先造出如此巍峨的奇迹，而令今人叹为观止！

（3）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长城的精神与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相通，即“防御思想”。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在历史上，只要入侵的游牧势力一旦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心理方面的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铁蹄践踏的心理“堤坊”。

渐渐地，在民族的内心深处，便相应形成了“长城精神”。长城，不仅成为我们的物质象征，也成了我们的精神象征。“长城精神”的一般特点是：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重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命，不冒风险……与欧洲航海民族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

“坊”在文化上的含义与“长城”同属“防卫型”，各自漾溢着“防患于未然”的古老智慧。所不同的仅仅是“防”的对象：“坊”所防在内部，用以维持等级制度，巩固统治权力和既定秩序；“长城”所防在外部，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尤其是区分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

长城的修筑和防御思想的胜利，合乎历史条件造成的“情理”。看一眼地图便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中原），基本上是一片冲积平原。在面对欧亚大陆广袤、纵深的腹地中经常喷涌出的游牧人压力时，它基本上无险隘可守。此外，由于农耕技术的限制，它也难以去垦殖气候寒冷、干燥的草原地带。故而，只能死死抓住已有的农耕区域这一生存空间。这便是修筑“万里长城”的根本原因。

在帝国时代比较单一的社会环境中，“长城精神”完成了它“凝聚农耕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一历史使命，否则，它就不会受到持久的崇奉，成为我中华民族性格中的重大要素。然而，在今天这样多变化、高效率、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便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束缚我们民族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

第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城乡差别最大的社会。展示今日整个中国，其实绵延着数千年人类历史的全部缩影：从最原始的居住区到最现代的居住区都有。甚至，离开现代都市仅仅十几公里，就可以找到极其落后的地区。这种“并行不悖”的状态，是由中国内在的二元性决定的，而不完全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状态所致。

尤其是毛泽东人为分割农村与城市户口的政策，导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民仍被视为二等公民，这很像是南非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农村出生的人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即使在城市打工的一亿五千万左右的农民工，也是如此。他们得不到城市住房，他们的子女不能上学。农民工只能在工厂和建筑工地打工，生活紧张，收入微薄。这些农民工的唯一安全感就是他们回到家乡还有一块土地，可就是这一点点土地现在也受到了威胁：中国城市正向农村地区无情扩展。

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北京记者在2006年3月8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比较说，英国人习惯把乡村同绿色田园和心情舒畅的农民联想起来，但中国人则尽量不想农村。因为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生活艰苦。英国乡村是逃避城市紧张生活的好去处，可中国的情况相反，人们不断涌向城市。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2月23日的文章则认为，“中国的城市把水从农村吸走”，而农村地区缺水将威胁农业收成，并可能引发农民的不安。中国的水资源短缺体现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甘肃省民勤县下润村有五百户居民，村长沈佳道（音）说，他每年两次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帮助减少上游的用水量，“每一次他们的回答都是，石羊河干涸了，我们也无能为力。”根据水利部的数据，2004年，工厂和城市居民使用了中国34%的水源，1998年这一比例为25%。这使粮食生产降低了8.4%。而中国45%的居民生活在北部省份，但他们只有19%的水资源，围绕着水资源问题，农村利益和城市利益之间的紧张形势越来越严重。

城市与农村在中国构成的二元性质，甚至使某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三元结构”，其第三元就是城市农民工。因为“二元社会结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大量城市农民工现象，因受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城市居民。城市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既不同于农村居民，也不同于城市居民。城市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存在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大，足以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第三元。新三元的出现，将给城乡三元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甘满堂：《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

“市”成为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有关。但北朝（386──618年）研究则相对寥落，这是因为野蛮的北朝盛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萧条衰退。尽管北魏孝文帝改革促使北中国商业恢复，都市复活，但商业发展水平毕竟不高。

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基于他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否认“自然经济说”，认为历史上中国农民的活动方式有一种周期循环的趋势，当外部形势有利时，农民就积极参与到市场体系里。到了动乱时期，农民就逐渐回撤，最后会取消与外界的接触，以至一个村子完全与外隔离。

南北朝间，南中国与北中国之间的差距，绝对不小于中华民国与中国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差距。例如，南朝拥有不受官府控制的“草市”，北朝则没有。显然南朝接近中华民国，北朝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魏时仅逆旅中偶见商户，道旁也有零星商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卖部”、“自由市场”相似，具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后遗症。隋初汴州居民向街开门，或许在经营商业；亦有所谓“临道店舍”买卖兴利，但绝不普遍，且经常被列为铲除对象，可见毛泽东的“公有化”源远流长。

北朝境内的各个城镇的市场数量不一：州镇郡县一般仅立一市，都城常设置数市，而北魏迁都洛阳后则设三市；东魏与北齐的都城邺，则有东、西二市，隋都长安有两市，东都洛阳则有三市。集中管理的萧条状态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

侯旭东《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认为，北朝的市的形制，则像汉、唐一样，是集中、封闭的场所，周置市门，早开晚闭，市内有店肆，依行业列肆，市中心亦如汉、晋之制设市楼、旗亭之类建筑，驻市司治市。北朝城市的布局，权力中心位于宫城及内郭城铜驼街两侧，居全城的核心，礼仪中心（太庙、太社）在权力中心之南。明堂、辟雍亦是礼仪中心一部分，位于宣阳门外的外廓城中。相对而言，位于外廓城的三市则分布于边缘，之间隔以城墙。隋都长安、洛阳情况与此相仿。这种市肆隔绝于权力和礼仪中心之外、居于边缘的做法，与欧洲国家城市的布局全然不同。

公元前四至前一世纪处于繁荣期的古希腊城市普南（Priene），其中心广场居于显着位置，是商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广场东、西、南三面有敞廊，廊后就是店铺和庙宇，位于西面与广场隔开的鱼肉市场，市场居于中心地位。公元476年以前作为罗马帝国都城的罗马城，其中心就是罗马广场（Forum），集政治、宗庙与贸易中心于一身。公元79年为火山喷发所掩埋的意大利城市庞培（Pompeii），其位于城西南的中心广场（Forum）也是全城的宗教、经济与市政生活的中心。广场四周分别建有朱比特神庙、大市（the Macellum）、城市守护神庙及市政会堂（Basilica）、市政府等。建于九世纪的德国城市诺林根（Noerdlingen）城，也以教堂广场为核心，向外呈放射状发展，该广场同时也是集市贸易中心和举行集会的地方。甚至中美洲古代印第安文化中心之一的特奥蒂瓦坎城（Teotihuacan），也在这个问题上接近欧洲而不同于中国：公元600年达至鼎盛时期的该城，八世纪后半叶就被毁灭，显然没有接触过欧洲文明，但是位于该城主要大道交叉口的，则是主要神庙、宫殿群（the Ciatdel）与首要的市场（the Great Compound）。

对于“市”内的活动，北朝亦禀承前代，实施管理。首先，坐市商人另立市籍。明确记载仅见《隋书·李谔传》，知隋初有是制。附籍者应只限于市内坐贾。开皇十六年（596年）六月规定“工商不得进仕”，确定工商身份亦是依据市籍。准此，北魏神龟年间曾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此议最终未能施行，却说明工商应自立户籍，这是产生该议的前提。其次，各代亦立法管理市内活动。《隋书·刑法志》记北周律篇目，“十曰市廛，”隋大业律“十五曰关市”，包含有关规定。隋开皇律无“市廛”篇，但《唐律·杂律》有若干管理市的律文，《唐律》乃损益开皇律而成，开皇律杂律篇当有类似规定。程树德推测北魏律有“关市”篇，似可信从。至于市内交易用“称”、“钱”是否符合要求，朝廷与各地官府亦尝立制约束。

东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释“市”为“买卖所之也”，道出了汉人生活中买卖已经非常发达的事实。但是北朝作品《颜氏家训·治家》却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遭到北朝俘虏的南朝人颜之推在北朝看到的是“自给自足”画面，说明在“北朝革命”的摧残下，生活的野蛮化程度不断深入。当然随着南北朝的末日逐渐临近，北朝的野蛮化程度也日益减轻。而北朝官吏贾思勰（高阳太守）看来，北朝已经有所进步，不那么野蛮了。他在《齐民要术》中开列了作物的单价与收入，如该书卷三讲冬种葵法，“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负郭良田三十亩，”十月末撒子下种，次年“三月初，叶大如钱，逐穊处拔大者卖之。一升葵，还得一升米。日日常拔，看稀稠得所乃止。”“一亩得葵三载，合收米九十车。车准二十斛，为米一千八百石”，“自四月八日以后，日日剪卖”作者估计种三十亩葵“胜作十顷谷田。”但作为北朝官吏，贾氏本人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他声称对“商贾之事，阙而不录”。这里的演变，很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演变，值得玩味。

同样，城镇的工匠在北魏前期受到朝廷、官府的严格控制，就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一样。孝文帝改革以后官方的束缚逐渐放松，工匠们开始通过“市”与普通顾客直接交易，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期一样。据《魏书》卷三十七《司马悦传》，宣武帝时豫州居民已能买到同城刀匠制作的刀，就像枪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期已经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问题入手》认为，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的城乡对立就很严重。而在我看来，这显然也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的城乡户口制度，具有某种可比性。

第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春秋·左传》记载了不少华夷之辩的思想，体现了那个战国临近时代的民族主义：

1、“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尽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2、“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公四年：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3、“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僖公二十五年：戊午，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邢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4、“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初唐史臣吴兢的《贞观政要》也记载了那个民族大融合时代的民族思想。其中著名的有凉州都督李大亮的上疏说：“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但不被李世民采纳，结果后来酿成安史之乱。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到了清朝初期，被爱新觉罗玄烨（乾隆）凌迟处死的清人曾静认为：“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大义觉迷录》卷一，五十四页）他表达了一种极端的华夷之辩，又称夏夷之辩。

因为元明清现代南北朝以来的“中国政府”，却变“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为“德以柔四夷，刑以威中国”，美其名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颠乱唐人所说的“自古明王”的规范：把“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变成“夺中国以诈，驭百姓以权”，用诈骗的方法夺取中国，用对付夷狄的权术驾驭百姓。

“华”的本意如下：《诗·周南·逃夭》：“灼灼其华。”《淮南子·时则训》：“桃李始华。”这些“华”都是“花”或者“开花”的意思。在古代，“华”同“花”，“化”同“花”，“华”又同“化”。“化”为何意？《华严经·音义上》：“教成于上而易于下，谓之化”，许慎释“化”为“教行也”。因此，“化”就是“教化”之意，“华”同“化”，也就是说“华”有教化的含义，教化则必然要和“文”联系到一起来，“华”其实就是要以“文”而“化”之。

“夏”的本意如下：《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又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这是因为传说的夏朝作为第一个中央王国，无论在人口、版图、化方面都远远超过其它的方国，“夏”也就从原来的“夏地”的地名变成了为“大”、“大国”的代词。

“华夏”、“中华”都有“教化”的意思。《唐律名例疏义释义》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正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是说无论何族，只要继承中央文化，也就可以成为中华成员，即成为华夏族。

至于夷，早在殷甲骨文就有了“夷”。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夷”说：“夷，平也，从大，从弓，东夷人也。”《淮南子·原道训》：“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钠服。”《毛诗正义》：“幽王时，四夷交侵，中国皆叛。”这些“夷”又带有“四”字，则“夷”被扩延为四方民族的统称。《礼记·王制》因此说：“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其中的“雕题”是指文身，“交趾”就是足相向，是南人跣足的结果。《左传》襄公十四年，诸侯会于向，戎子驹支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语言不达。”《淮南子·坠行训》：“东方，其人兑行小头，隆鼻大嘴鸢肩企行，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其人修行兑上，大口决龇，早壮而夭；西方，其人面未偻，修颈印行，勇敢不仁；北方，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其人愚蠢禽兽而寿，中央四达，其人大面短颈，美须恶肥，惠圣而好治。”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出，华和夷，不仅文化、语言、风俗、饮食、服饰不同，甚至人种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史料上具体的非东方的夷有：

北方的畎夷，《竹书纪年》：“帝癸（夏桀）即位，畎夷入歧。”

西方的昆夷，《诗·大雅·采薇》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

南方的夷，《春秋公羊传注疏》：“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这些都可以看出，“夷”是四方的民族的统称，非仅指东方之民族，周朝有“东夷，北狄，南蛮，西戎”之说，这个时候的“夷”又演变为专指东方的非华夏民族，这是狭义上的“夷”，但是广义上的“夷”仍继续沿用，直到现代。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所以《春秋》说：“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国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春秋左传正义》上记载齐国的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因为诸夏之国是一体。而春秋时期的夷狄戎蛮势力壮大，华夏面临夷狄戎蛮的入侵：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北狄伐郑，十四年（公元前706年），北狄伐齐，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山戎病燕，十五年（公元前662年），狄伐邢，十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卫，襄王二年（公元前650年），狄灭温。南方自称“蛮夷”的楚国也北上中原与诸夏争夺霸权，相继灭掉淮河流域和南方许多诸夏国。“华夷之辩”就在这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兴起了。

“贵华”、“贱夷”的思想兴起了：《论语注疏》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礼记正义》说：“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周大夫富辰云：“狄，豺狼之德也。”

从此，“华”贵、“夷”贱，成为“华夷之辩”的主要内容，华贵夷贱，所以夷须从华。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指出华夷之别不是血统之别，而是文化之别。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民族区别观念，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认为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有志气有才能，都可以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但强调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要用华夏的文明礼仪改变四夷的野蛮状态，纳四方之民于华夏之光，如此实行民族的同化融合“华”者，化四方民族也！

反面的例子是，先秦和随后的史料中关于“华”变成“夷”的记载颇多。举其要者由“华”变成“夷”：

《史记·五帝本纪》有云：“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嵩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驩兜与三苗的族属历来具有争议，但是共工和鲧的族属，则多认为是华夏，共工和鲧原为华夏，后因共工和鲧及其后人战败，僻处四方，不和中原诸夏相往来，弃华夏礼仪不用，堕入诸夷文化，由华变夷。

《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遁于被野，随畜转徙，号荤育，逮周日盛，曰猃狁。”《魏书·序纪》记载：“后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国，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以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为拓，谓后谓跋，故以为氏（拓拔氏）。”

王易遁《先秦华夷之辩杂论》认为，楚人原为华夏，但春秋时期的楚人多认为自己是蛮夷，不是华夏，到战国时期的楚人才又再次认为自己属于华夏，从史料看，楚国经历了由华变成夷，再由夷变成华的过程。因为民族的认同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决定民族属性的是文化，不是血统。不同血统的民族，可以通过文化因素同化融合为一个民族，同一血统的民族也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民族。“华夷之辩”其实就是“居夏则为夏，居楚则为楚，居越则为越。是非天性，乃积糜使然也。”

事实上，华夷之辩的存在是因为华夷杂居的存在。这不仅先秦如此，南北朝和以后的年代也是如此。正如朱延辉《大唐二元帝国──雷海宗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片段》一文所记雷海宗观点所说，唐朝就具有“二元帝国”性质，尤其在618──755年间即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间，十分显着。其实不仅唐朝，当中国某一朝代鼎盛、外藩四服时，均有这种“二元的情况”。所谓二元帝国，就是兼为中国本部与外藩之主。这样，中央政权对待外藩与中国本部人民，于可能范围内，就都一视同仁、不加歧视了。

考证贞观四年（630年）外藩上书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正好是日本派出第一次遣唐使年分。太宗接受这一称号，从此在给外藩文件、封敕上，都以“大唐皇帝天可汗”自称──这可以说是二元帝国正式表现在名称上了。根据当时正史和非正史的记载，长安居住的外人很多，许多是外人中的高等阶级人物，如酋长、世子、使臣等。甚至某些区域，纯由外人居住。虽然其中详细情况不明，但长安似乎不仅是汉人的首都。

这一时代风气不可能不影响倭国。

唐代统治权力扩展的情况：

１、突厥──居匈奴、鲜卑、柔然故地，李靖在629──630年平之。

２、西突厥──今阿尔泰西迄中亚。

３、回纥──突厥灭后之继承者，对唐和战不定。

４、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侯君集破之于640年。高昌乃汉及汉以后的戍兵、商人、迁移之汉人所建，因此当地属汉人文化。西方僧人东来时，因为地缘关系，多先停留在高昌，学习汉语汉文，然后东来。这样高昌成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换（接）点。恐怕因为高昌人是汉人，明了中国内部情况，知道归附中国难于保持自由，因此不向唐屈服，并且煽动其它国家反唐，于是唐朝遣兵灭之。

５、龟兹──今库车，646年臣服。

６、党项羌──今甘肃西部青海东部，635年李靖加以征服。

７、吐谷浑──今青海境内，635年李靖定之。

８、铁勒──薛延佗──今蒙古迤北，李靖于646年灭薛延佗。

９、吐蕃──今西藏，未能真正征服。太宗时虽有小胜，但无关大局，多采取和亲羁縻政策。以文成公主嫁与吐蕃君主弃宗弄赞，甚受尊重，特仿造中国城，并输入中国产品和工艺，于是中国文化进入西藏。

10、南诏──今云南，时和时战，因为地势险阻，瘴疫流行，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11、高勾丽、百济、新罗──百济灭于660年，高勾丽灭于667年，新罗接受了唐的文化，但未臣服。

12、靺鞨──渤海──今黑龙江及吉林东部一带，接受唐代诰封，输入唐朝文化。

13、奚──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唐朝于732年大败之。

14、契丹──今热河一带，与奚同族，亦于732年被击败。

15、天竺（印度）──在中国史上，只有唐朝的政治势力一度到达此地。当时印度方面只知中国又统一，但不知内情。同时因为经常称中国为摩诃震旦，即大震旦，所以对中国存有尊敬畏惧心理。唐朝使者王玄策至印度，商谈交通贸易，已获圆满结果；但旧王突然逝世，新王即位悔约，于是王玄策逃到吐蕃。当时吐蕃与唐关系密切，王借得吐蕃军数千并连同尼泊尔军，同时攻入天竺。短时期内，攻下七十余城，印度大大震动，于是东南西北中五印度国家，均称服于唐，这是一次冒险的偶然结果。

16、日本、波斯、大食（阿拉伯）、南洋──这几个地方唐朝的武力没有达到，但与中国保持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日本援助百济失败后迅速汉化并努力和中国通好。波斯为抗御阿拉伯曾请唐朝出兵援助，唐以相距遥远，婉言推辞。大食扩张到中国西部边界，没有继续东进，避免与唐发生冲突。后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中国广州扬州等地贸易的很多，有黄巢在广州屠杀十万色目人的说法，虽然未必正确，但可以证明阿、波诸国人由海上东来的确实不少。

中国人下南洋从唐朝渐渐增多，现在南洋甚至全球的华侨，均以唐人自称，这一方面表示汉人移到海外唐朝正式开始，另方面也表示闽粤在唐代才完全接受中原意识，以汉人自居。

唐代对藩属统治，分威抚和恩抚两种。一是羁縻府州的创立：外藩无论是败降或自臣（自动归顺），皆分为府州。其刺史、都督多是当地酋长，其中亦有汉人，但须受唐边疆都督或都护的统辖。刺史、都督的名称虽和内地相同，但办法不一样。首先名位大都世袭，具体统治方式亦不尽同。这属于威抚。二是都护制，例如盛唐时有“十都护府：，各设有正副都护：

1、安西都护府，辖天山以南至波斯以东

2、燕然都护府，辖漠北

3、单于都护府，辖阴山之南、黄河之北

4、瀚海都护府，辖漠北

5、昆陵都护府，辖西突厥之一部

6、蒙池都护府，辖中亚楚河以西一带

7、安东都护府，辖高勾丽百济降户

8、北庭都护府，辖金山以西及天山北路

9、安南都护府，辖诸蛮

10、峰山都护府，辖蜀爨蛮

中国一向以地大物博自诩，在历史上，通商对中国虽然也有相当好处，但并不是必要的，但对周边国家就不是如此。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用“许可通商”作为对于别人开恩的手段，因此当时的通商有“对外人市恩”的涵义。因此当时通商买卖两方，均须经过官方进行，私人不得交易。陆海各有专司贸易的官，陆地称互市监，海上是提举市舶使，名称不同而任务相同。陆方以河西（甘肃）一带为中心，商人多从河西外出，外商第一是犹太人，次波斯人，再次是西方各国人。海上中方为岭南人（闽粤浙南一带皆属之），此为闽粤海外发展之始。外方则为大食（阿拉伯），次波斯，再次为其它地中海滨人。

说了“二元帝国”，再看“外夷与中华”。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说出了一种理论叫做“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它之外族有关，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其中指出唐朝太宗高宗两代之所以能够倾力攻灭高丽，首先即在于当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还没有兴起成为唐朝的大敌，其次是唐“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而唐取高丽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不得已在东北取消极退守之策。

当时唐朝与倭国以及唐朝与朝鲜半岛三国之关系，也与当时唐朝东北、西北边境的全局，密切相关。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分期论，是以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推移为标尺的。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表现在地域上由内向外的扩展性波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波动，即中国文化向四方扩展，由近及远，促进周围野蛮种族的文化觉醒和民族自觉，后者又转而向中国内部产生反作用。

汉与“倭国”、唐与“日本”，以及近代中国与“日本帝国”之间的关系及其演进，也与这一过程相应。“倭国”对汉、“日本”对唐的向心运动属于夷狄向化；而近代殖民扩张浪潮中的岛屿实体“日本帝国”，对近代中国大陆广大腹地的向心运动，则体现为企图入主：尤其以满蒙优先。其实是想重复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道路，否则日本的对华交通线仅仅依靠辽东半岛或是海上航线就太容易被切断了。

史料研究表明，日本帝国曾计划对中国大陆移民五百万，这一移民计划以东北地区（满蒙）优先，并被列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

早在1936年8月25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就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官方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的十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一百万户、五百万人的庞大移民群落。日本的方式是：把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这与蒙古的保甲制度、满洲的八旗制度，有某种相似性。“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农家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三十年内由当时的三千五百万人增至五千万人，而日本人必须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五百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十三万人。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四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五地。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五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一千户移民，殖民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日本向东北移民，不仅是为了镇压东北人的反抗、巩固自己的军事占领。尽管当时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并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从入侵东北的日本武装移民的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都是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是日本人希望予以永久占领的地区。正因为如此，1937年以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政策，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所谓“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的“帝国大陆政策”的目标。这个政策表面上模仿欧洲的殖民主义，其实是继承了蒙古和满洲的“反客为主”，是对于中国所展开的向心运动。尤其考虑到，日本人自以为和蒙古、满洲、朝鲜同属所谓“阿尔泰语系民族”。

为推行向心运动，日本的入主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必须要掠夺东北地区的汉人土地，就像蒙古和满洲曾经做的和朝鲜现在试图做的那样。

早在1932年，日本就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购、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日本帝国在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5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三百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的地方，房屋土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这很像蒙古和满洲以往在中国推行的土地掠夺政策，也很像红色高棉后来在柬埔寨对华人采取的剥夺、驱逐和灭绝政策。所不同的，蒙古、满洲、日本对中国是向心移民，红色高棉则是对中国的吸引力予以抵制，同时还利用中国共产党来抵制中国移民。日本帝国表面上比近代中国文明开化，其实还是重复了“外夷与中华”的关系史。

第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中国的二元性最为显着的体现是阴阳概念。而系统表达阴阳概念的是《周易》，其神髓通过象数鼓荡中国文明的灵感：现代人津津乐道的“《老子》的辩证思想”、“《庄子》的相对论”，其实都是从周易那儿借用来的。《老子》受《周易》的启发，正如王弼开创的玄学传统也是从《周易》开始。中国哲学家莫不受周易启迪，不通《周易》，非中国哲人。《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此实为《周易》之翻版，如《系辞》曰，“一阴一阳得之道。”何谓“道”？阴阳交运的奥秘万物大成的源泉。道通过阴阳运化而实现阴是混沌物质，先于《老子》所谓的“有”；阳是无处不在的动力，现形为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力”，这“力”只能“感到”而不能“看到”，也就是说不能全面知道。

《老子》的“无”具有这样的含义：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而不是浑沌一片，正是因为阳与力的活动所致。没有阳─力─无，也就不会有世界─万物，所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近似“天下万物生于阴，而阴生于阳”）。不过这仍然不能尽意。我们知道“有”作为形体不如“阴”作为因素那么广泛；有只是阴的产物，况且阴是生阳而不生于阳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与一，实为同指，不过要呼应随后出现的数字，须以“一”名之。一生二的“二”，则指阴阳，二生三的“三”，乃是阴、阳与阴阳混合物，后者乃阴阳的中和、万物的始祖。故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此“和”实为《周易》的灵魂。与较为系统化的《周易》相比，对《老子》只能诵读而不能批判。谁知道“老子的原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的诠释和争议，最后不过是在发挥自己的思想，结果徒然成就了《老子》的伟大。

而与《老子》相比，易道的最高精神却可以归结为对于易经本身的否定！易道不可形状，不可言喻；可以形状及言喻者，只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易道，但不可能就是易道。人的弱点，常把有形有名者导向无名无形者，结果跌入了绝对主义泥坑，在冒充易道的同时与易道大相径庭。然而不通过有形有名者，即使圣人也无法领略易道；因此易道与易经的差异，可以比之于直觉与分析的差异、灵感与科学的差异。由可形可名的易经，进窥无形无名的易道、领略易道的深邃悠远，再反过来观察核查易经，使易经的理解契合于易道的理想。

元明清以降，军事管制暴政（“专政”）下苟延残喘的中国文人，暗地里私淑佛门，他们把周易的变通与佛教的虚无主义等同起来，再也无力用自己的神髓激发社会的灵感。事实是，他们的生命和民族的命运一同趋于枯萎。精神创造力的衰竭，使得灵魂沉沦到佛学的汪洋，甚至顶礼膜拜那些挂着佛教招牌的偶像崇拜。那些高妙的答案、圆融的归宿，也许正是精神的坟墓，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费力的创造。对于那个具有一切相反素质的庞然大物周易体系来说，一切思考和创造似乎都是多余的、太多余了，因为它和佛的世界一样，早就完成了。佛教比马列主义更接近“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万妙灵丹”，无论对象、不限时空，只是缺乏生育能力，是文明晚期的现象。

在中国生活里，哪种要素相当于“阴”？哪种要素相当于“阳”？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此两大要素的任何一种，“本身都是对方运化结果”，因为“阴阳本身都是既包含阴又包含阳的”──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阴阳的玄妙之处。

不论阴阳具体如何，可说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复合的文化”，所以中国的复杂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推崇同化力的关键所在。反观自身，甚至我们“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的思想，本身也带有复合中国式的二元性：它是摄取儒、道二元的特点，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它是入世的；另方面它是寻求异境的。所以从这种意义而言，这一思想是吸取了两大文化要素中动的与阳的部分。

“顺邃在天命，安于终极善”这一思想也是这样：它摄取了两大文化要素中静的与阴的部分。（虽然天命与终极善本身也在迁化中，因而充满了阳性，但关于它们的思想却只是在静静地追随天命及终极善，并不要求甚至禁止持有者发挥本身的冲动。所以可说我们的“思”乃是从中国文明五千年的“土”中长出来的；我们的命运及遭遇和由此形成的特有精神状态都是“中国的定数”。

中国文化认为“知易行难”；西方文化认为“知难行易”。知与行，其“语言与仪式”乎？可否认为，“中国文化重仪式而轻语言，西方文化重语言而轻仪式”？中国人所谓的“伦常”、“实践”，其实无不带有强烈的仪式性，带有并非现代人经验中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神秘性。不理解这一神秘性，何足与论“中国文化”？

从总体看，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极为相似：都以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为主要生存空间；都要防卫和抵御周围游牧人的侵扰、攻击甚至征服。在受到的压力上中国与埃及相近似。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西部沙漠中的古代利比亚人（他们金发碧眼，不像象现代北非的属于含米特[hamite]种系的柏柏尔人[Berber]）。正如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压力，主要来自北方草原。但两河流域却是一个“四冲之地”，在它的东、北、西二面，都面临压力。历史上，两河流域曾数易其主，各民族轮番统治不下十余次之多：从6000年前苏美尔人、经历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伊朗人直到今天的阿拉伯人。

古今历史上最成功地抵御了异族势力的侵略和同化的民族，还是要属中国农耕民族。 

无论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社会，都以宗教意识妆扮起来的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形态不同。对于抵抗来自游牧人的压力及征服，现世意识支配下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意识支配下的神权政治，效率更高。所以，埃及、巴比伦的文明早已毁于异族征服，唯有中国文明得以延存。此外，汉字的规范力量，中国政治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也为闭关自守创造了地缘上的条件。 

我们理解：各种理性主义的共同基础其实就在于“对于语言的信仰”。例如汉字对中国的制约性的影响，比一切风俗、意识形态甚至社会结构都严重得多。我们的延伸理解：如果未来的中国废除了汉字，社会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革。而这对整个世界历史，又将发生无法预测后果的化学反应──一群群不识汉字、念着拼音字母的“中国人”将走遍世界，使发达世界饱受蝗灾之苦。世界名城的贫民窟里，将住满不讲信义、没有约束、什么都干的流民……他们用身上的油污改造世界。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未曾被另个文明的全面优势压倒过。然而对于印度、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人民而言，这种文明意义的互相征服却是历史的周期现象，甚至是家常便饭。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只经历过一次并非全面优势的文化入侵，那就印度──西域的佛教输入。可是那次印度与西域的文化入侵并不伴有欧洲与东洋的武装压力和政治优势，因而也就使得那次外来文化强制性影响降到了最低限度。

相对来说，两千年来的中国人面对佛教可以“自由选择”，而现代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就不再具有这种“自决权力”。因为西方文化的进出中国，是伴随着欧美的武装压力、日本的武装压力以及苏联的武装压力──一起来临的。现代中国人被异族或同族人（生物上的“同族”，并不等于文化上的同族）强迫着接受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西方的生活方式，甚至是“适应了中国国情的理论和实践”……这不仅使我们猜测：难道第三期中国文明──宪政中国或曰“新王国”的降临：有待于“废除汉字于文化流通领域”？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相对独立状态，其实是它在地理上的孤立状态的延续。地理上的阻隔──东、南两面的大海以及大海外面没有文明中心，西、北两面的高旷及其辽阔的不毛空间，再加上印度支那的支离破碎──至少加剧了文化上的孤立状态。而从文化的独立生出的心理上的疏离──使其居民心理上的阻隔也无形加大。从此中国文化圈内的居民甚至包括日本人都觉得自我孤立才是正常的，而与其它民族的过从甚密，反倒是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了。

地理、文化、心理的孤立，造成传统中国人的保守意识。而加强了这一保守意识的则为一个“大”字。正因为中国版图之大、人民之众、历史之久──才使其孤立状态更容易延续下来。相对来看日本，正因其“小”，在迫于外来压力（先是中国、蒙古，再是美国、西欧）时，才不得不一再“革新”、“维新”。从此，中国“华夏”之大的优势却就变成了保守的根子。中国一再以其“巍然不动”的态势，顽梗坚持其保守立场，反复把生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对任何较小因而面临势均力敌之敌国的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思议的浪费、难以理解的罪行。更不用说那些面对优势敌手的国家了。

我们这样分析，并非在滥用“因果关系”。显而易见，其中至少有一种“并生关系”存在。

一部中国史，就是帝国政府与家族势力苦苦斗争的历史，优势的互相转移是经常发生的。在多数情势中，二者还能达成有效的妥协，造就社会的平衡状态。帝国政府承认、保障并适当鼓励家族势力；家族则作为政府的统治基础与社会政策的支持者：这近乎默契下的交易。

政权的更替甚至改朝换代的革命──对家族的命运和作用殊少影响，除非某个家族卷入了政权更迭的争斗。而家族的兴衰与政权的更迭也无直接和必然的联系。这里的“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并无互相“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正如皇帝和他的政府不仅不“代表地主阶级”，而且恰恰相反，经常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打击地主阶级。

在古代中国东商沿海，并不存在强大的海上文明的中心，而等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相继东来时，中国文明的内陆气质基本定型了。它只注意来自陆地上的危险，对海上的威胁则视为“癣疥之患”。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曾断言，英国的海上入侵只是小小的祸患，而陆上的俄罗斯才是对中国的根本威胁。

从中国的传统，论到中国的近代化过程：

（一）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志，在文化上的含义是：大一统“天下文化”的解体，“儒家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天朝文明”等。

（二）、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上的分合之势──统一帝国的“分久必合”，走向“现代南北朝的“合久必分”──对应于文化上的两种不同特质：“天下主义文化”与“国家主义文化”。天下主义文化抑制技术力量发展以求得社会稳定；国家主义文化刺激物质力量发展以求得国际扩张。

（三）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文化动荡的震源，不仅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而且也是天下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较量。这一冲突派生出一连串的严峻挑战，它摆在每个中国思想者面前……针对这些挑战的应战，迄至二十一世纪尚未成功。其关键在于，人们尚未找到一条适中的新径，把传统的力量与现代化努力给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复兴运动的“合力”。

（四）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运动此起彼伏，但似未脱离“一分为二”的堕落模式，即把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立起来，或褒扬或贬斥或“一分为二”。其结果，协调传统力量与新潮力量，以便为中国社会的重组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似乎反倒被忽略了。这种现象发生在漫长的闭关锁国之后，是自然的，但却是不幸的。

（五）中国近代史以来的种种不幸、骚乱、事变、革命等等──大体上具有三种不同成份的来源：

1、人类历史所共通的；

2、中国历史所共有的；

3、中国近代史特有的。

属于第一来源者，应从人性上去寻找原因；属于第二来源者，应从文化和种族特征上寻找原因；至于第三来源的原因则是“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压力和这一外在压力所引起的‘要求中国适应现代生活的内在压力’”。这一三级反应程序，是解开现代中国之谜的利剑。

第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之七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区叫“唐人街”而不叫“汉人街”或“华人街”？因为早期的海外华侨多数来自南方汉人，而南方汉人常常自称为“唐人”。“唐人”和“汉人”的区别不仅仅是名词上的，南方汉人甚至在血统上也和北方汉人有所不同，南方汉人是中国文明在唐朝稳定同化了长江以南地区所形成的新人群。唐人在元朝被称为“南人”，地位比“汉人”也就是北方汉人低下。原因很简单，北方汉人与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朝鲜人、日本人等“东胡”以及和沙陀、突厥、西域等“西胡”具有更为密切血缘关系。

有的看法认为汉人和唐人的区别，是汉人西胡化和东胡化的结果；也有的看法认为汉人和唐人的区别是汉人南迁造成的汉人南蛮化的结果。

日本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日语中的汉字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音读是由中国传来的汉字读音，训读是用日本固有的读音来读汉字的音。而日语汉字的音读又由于读音来自中国的不同地方或不同时期，又分为吴音与汉音等。吴音与汉音的区别，与唐人与汉人的区别，具有某种相似性甚至相关性。

五到六世纪，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等国和中国吴楚地区的南朝交往密切，江南语音也随着南朝文化先传到朝鲜南部，继而传到日本。南朝地方古为吴国，所以称其语言为吴音。601年成书的《切韵》可以找到吴音的许多音韵规则。和吴音对称的是日本汉字另一种音读也就是汉音。汉音稍晚于吴音，来自长安和洛阳等地的北朝语言。隋唐以后，汉音代表当时中原的标准音，而吴音却被视为地方音，其实本来吴音和汉音乃是南方汉人和北方汉人的各自语言，因为被认为是平等的。

吴音主要用于佛教诵经，故今佛教用语多为吴音。平安朝中期以后汉音地位稳固，汉音与吴音相安无事，各司其职，佛教用语使用吴音，儒教用语使用汉音，日常生活词汇则各有千秋。日语中的吴音音读所占比例较高。《日本基本汉字》（大西雅雄，三省堂，1941年）收汉字3000个，在音读汉字中吴音占37.8％。《常用汉字表》（1981年）中，吴音读音占37.8％ 吴音也叫和音。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和服也叫吴服，因为都是从中国南方传来的。而日本确实也保留了春秋时代吴国的好战精神。

2004年9月16日法新社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汉人超过十一亿六千万，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种族群体，其规模如此庞大，除了同化政策外，可以追溯到早期部落中男性成员领导群众自北方大举南迁。具体说，依据中国传统说法，汉人源起于华北，后来势力才向南扩张。但问题在于，这究竟是人口迁徙还是文化输出造成的？

根据来自中国南北各地十七个居民群落、八百七十一人的血样分析，探究Y染色体的图谱、粒线体DNA的排序，发现Y染色体图谱并无太多差异，而粒线体排序则变异很多。Y染色体仅存男性体内，而粒线体仅存女性体内；如此看，中国居民的男性来源带有华北汉人血统，女性来源则形形色色。两千年前长江还是中国的种族分界线，后来北方男性四向散布，不断朝西南、东南和南方移动，终而抵达热带地区海南岛开垦。因证据可作历史记载的佐证，而根据历史记载，汉族曾因北方发生战乱和饥荒而不断南迁。

潘清《元代江南人口的几个问题》研讨了蒙古、色目人口入住江南的问题，指出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北人南渡的移民高潮。元代的北人南渡虽然规模不及晋、宋的南渡，却有着显著特点：以往的移民主要是中原汉人徙居江南，而元代的移居人口除北方汉人外，还有大量来自蒙古和西域的蒙古、色目人等，以及从海上丝绸之路前来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人口。他们的到来，使当时江南地区的人口组成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历史局面。其移民方式有随官迁徙、随军驻扎等，因为元制规定：自镇抚到军司各级都必须有一位蒙古人充任，如此，在江南地区做过军官的蒙古、色目为数不少。除蒙古、色目军官定居江南外，还有单一民族组成的军队驻扎江淮一带，作为汉军的补充以备随时调遣。

蒙古人在中原攻城掠地，大肆杀戮，毫不容情，窝阔台时期的大臣别迭甚至建议种族灭绝：“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但到入侵南宋时，首领伯颜行前，忽必烈以北宋平江南为例，要伯颜学习曹彬，不要炫耀武力（《元史·伯颜传》），甚至连宋人的家产也得到了保全，没有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样的满洲大屠杀。在对待中国南部抵抗力量上，古代的蒙古人比现代的日本人

还要文明一些，至少没有进行南京大屠杀。

不过日本电视台（NHK）播放过一部记述蒙古入侵中国的剧集《北条时宗》，则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它描绘汉人在元朝的惨状，激发了日本当局抵抗的决心。蒙古人当时给每户汉人派出一个领导，这人不仅吃住在汉人家中，还可与户内女眷任意睡觉。而汉人的新娘则要先和屯中的蒙古头人睡三天，再和其家内的小头人睡，最后才轮到她的汉人丈夫。此为蒙古元朝之法典。在蒙古人的疯狂作乱下，中国人口急剧渐少。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南宋有人口七千六百八十一万，加上中原地区金国的人口，总人口超过一亿。而1279年南宋灭亡之后又过了十多年和平时期，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统计的面积更大的整个元朝的人口，加在一起才只有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可见蒙古杀戮的惨烈。蒙古人每年夏秋之际还在山东沿海一带，往海中成村驱赶汉人以控制汉人人口的增长。中国文明由于蒙古入侵而衰落，急剧堕入元明清的黑暗深渊。

从汉人的新婚妻子一定要被蒙古保长野蛮“开苞”即行使初夜权的元朝，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清兵入关，从日寇全城屠杀的旅顺惨案，到死亡三十多万的南京大屠杀，每一次浩劫中，都是年轻壮丁被杀，美貌女子被奸，所有幸存下来的人会麻木不仁，自私苟且。这样的人种基因的惨重损失，对文化精神的遗患，是深重异常的。推翻元朝以后，许多蒙古、色目人等留居中原地区，到明初就出现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汉姓，与华人无异”的现象，民国初年满清余孽也在关内如此苟且潜伏下来。甚至连日本的“战争孤儿”都遍布中国，更不用说沦陷区和游击区留下了大量的日本强奸犯的后代。“汉族人口”就这样一次次地增加了。另外，也有一些蒙古、色目人明初后继续聚居在内地，现在云南省蒙古族人，湖南桃源、常德等地的维吾尔族人，都是元朝时移居来的殖民者。江南的跨族通婚还形成了回族先民。回族是中国特有的民族，他们以汉语为母语，但信奉伊斯兰教，因其族源具多元性。

芦笛《汉语语音的流变证明汉族确实是胡人的兄弟民族 》认为汉语官话的均一性，显示官话区居民多是移民子孙，而且面积越大的语音区，显示移民的时间越晚。因为直到近代，中国一直是农耕社会，这种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居民都是给“种”在原地的“植物人”，大部分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这种缺乏人口流动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十里不同音”，形成无数种方言。

其延伸的结果为：方言的种类数量越多、彼此差别程度越大，就说明方言之间的流动越小、接触的时间越短。相反，人口流动性越高，方言种类就越少，语音区别也越不明显。拿中国和美国作一个比较，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美国人之间当然有口音区别，以南方口音最明显，但毫不构成美国人彼此理解的困难。不仅如此，他们就连与加拿大人以及隔着大洋的澳洲、新西兰、英国、爱尔兰等国人民的交流，都毫无问题。但在中国南方，别说是不同省的汉人，就连不同县的人都可能存在交流困难。

但这个现象只存在于南中国，为什么北中国没有呢？江、浙、赣、闽、湘、粤一带方言之多，甚至连邻县的人沟通都有困难。相比之下，北中国基本属于官话区，现在也包括新疆、东北、四川、长江沿岸、广西北部，不但本省内没有交流障碍，出省也无问题，例如山东人和陕西人完全可以用本地方言交流，不需要官话作为媒介。东三省内部沈阳话和哈尔滨话的区别更加微不足道。

需要思考的是，直到近代前，南北中国都是农耕社会，并不是什么流动性比较大的工商社会，而且南方的工商业还从来都比北方发达。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北方人基本是移民后代，由此导致了语音的均一。须知移民是消除方言区别、导致语言均一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遍布在辽阔的北美大陆（包括美国、加拿大）的居民的口音差别，远远没有蕞尔岛国英伦三岛的居民口音区别那么大。这很能说明问题。

反观中国，东北话之所以均一，乃是因为多数居民是在清末才移民进去的。甘肃、宁夏以及蒙、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话发音之所以均一，也是因为那里的汉人移民更晚，主要是1949年以后移民进去的。四川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四川话的均一程度虽然比不上东北和西北地区，但不同地区的人交流毫无困难，这同样是移民造成的──谁都知道张献忠几乎杀光了四川人，现在的四川人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实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代，至今不过三百多年。

由以上事实还可以导出以下看法：语音的均一程度体现了移民过程的早晚。上述各例中，大西北最晚，是1949年以后才开始的，因此语音高度均一；东三省移民较晚，是在清末才开始的，因此语音比较均一。而四川移民发生在清初，语音同一性就比西北、东北低。华北的大规模移民发生更早，可能在金、元时代，中间隔了至少一个明代，所以语音同一性更低。江南、福建、广东等地的移民大约发生在秦汉和南北朝、唐末，因此语音的同一性最差。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由于作过南宋首都，其语音明显不同于浙江其它地方，带有明显的“官腔”，也就是受到北方口音的熏陶。

证之中国历史，北中国常常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因此成为游牧民族的移民区域：游牧民族既然征服中原、建立蛮国，除了带进军队，当然还要大规模移民。因此北方汉人和西北民族具有更为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狄、匈奴、羯、氐、羌、卑、回纥、吐蕃、党项、契丹、女真、蒙古、中亚回回、吉卜赛、犹太、日本、苏联……等等。这不但留在历史记载中，而且由语音流变规律证实。

事实上，语言不过是人类集团持有的一套表情达意的交际符号系统。尽管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Chomsky，1928年－）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先天具有的、是生物遗传的结果；但人的语言本身却是多样化的，例如1998年5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给各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语言学家们的公开信指出，世界上现存六千多种语言。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不仅把智人与其他物种区别开来；而且按照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语言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命运。尽管如此，用语言来给“民族”定性，其实还是相当复杂甚至是有些冒险的。因此本书不用“汉族”而用“汉人”即“汉化人群”一语来指代“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是因为古代的“汉人”就像现代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称谓，而是一个复合的政治产物，是古代世界帝国的直辖居民的统称。汉人以外，就是各国侨民如回民，还有日本、朝鲜、越南等属国居民以及各地土司管辖的边民也就是近代所谓的少数民族。

第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在揭示中国民族起源的复杂问题上，观点形形色色。而在我看来可以分成保守、中间、激进三类。但不论何种路线，均承认中国南北人种具有基本差异。

（一）

保守路线的观点以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代表。其合作者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文认为，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则已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推翻，“夏娃理论”不能成立。……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有明确的连续性。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认为“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吴新智在电视台有关《人类的起源》的讲座中提出，表示他相信“多地区进化”，因为“中国发现的很多化石，这些化石里头有门牙，就是上门牙，这个上门牙都是呈铲形的，什么叫铲形的，你看这个门牙从后面看，牙齿的两边鼓出来，中间凹进去像煤球铲子一样，而这种铲形的门齿，到我们现在中国人，现在黄种人还有80％的都是这样，而现在欧洲的人只有不到5％是这样的铲形门齿，在非洲的黑人里头大概有10％左右，澳洲土人就百分之二十几，而欧洲的化石人也有铲形门齿，但是出现的频率比在中国就少得多了，中国不一定说是百分之百吧，至少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例不是的，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门齿一直延续下来那么多年，那就是证明了在中国的人类进化是延续下来的。”“另外就是说中国的化石人头骨，在比一万年更早的人，我们发现了好多个头骨，这些头骨都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一个是脸面是扁的，一个是鼻子是比较塌的，眼眶基本上是长方形的，如果说中间换了人种的话，那么有些特点就应该变了，但是这些特色不变，所以可能是连续进化的，在连续进化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有少数的头骨，有少数的特征跟中国的大多数头骨不一样，这里头就可以看到，这个南京一号他的鼻梁特别高，你看下头这个大荔鼻梁就比较低，那就是说中国有少数化石头骨鼻梁是高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这些性状它是由基因决定的，像马坝这个圆眼眶，肯定是决定他的眼眶的基因跟中国其他的大多数人不一样，而跟欧洲的一样的，所以这个基因很可能就是从欧洲过来的，从西方过来的，所以刚才那个翘鼻子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中国的人类进化当中，有少量的从外来的基因反映进来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假说：中国的人类进化，主要是连续进化，附带的跟其他地区有杂交。其理由还有器物制造方面的：“在世界范围里头，石器的发展是由模式一、模式二、模式三、模式四这么过来的，这是在非洲，在欧洲也是这样。而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很长时间一直是模式一，模式三，模式二很少，很个别的地方有这种模式，中国到现在差不多接近一千个地方发现了旧石器，但是绝大部分九百多个地方都是模式一的，而模式三、模式二很少很少，所以看来中国的古文化的发展也是连续为主，跟西方的交流为辅。那么刚才开头讲的另外一个假说，就是说夏娃假说，出自非洲的，它主要根据是什么呢，主要根据1987年有三个科学家，他们把人类的胎盘中的mtDNA提取出来，结果发现，非洲人的DNA变异特别大，而亚洲、欧洲的变异都很小，变异怎么会产生的，就是因为在遗传过程当中产生突变，遗传过程时间经过越长，突变积累的就越多，变异越多，所以非洲变异多意味着它的历史比较长，而亚洲、欧洲呢，历史比较短，因此认为现代人最早出现在非洲，逐渐走出非洲，而什么时间现代人在非洲出现呢，根据变异的速度，突变产生的速率，多少万年产生一个突变，这样的计算，计算出二十万年。

这是一个模式图，就是说现代人从非洲走向这些地方，所以如果说这样一种模式是对的话，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走出非洲的要道就是现在近东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在以色列这个地区已经发现一些石器，这些石器是十万年前的，而这些石器是第三模式的石器，如果说进化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掌握了第三模式技术的人的后代，六万年前到中国，取代了中国原来利用第一模式的那些人的后代，也就是说在五万年前，四万年前中国的旧石器应该是普遍变成第三模式，甚至于更进一步，而不再是第一模式了，因为第三模式比第一模式进步， 但是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中国真正到第五模式、到第四模式很晚，三万年，两万年前才出现，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现代人出自非洲的学说看样子跟中国石器的发现材料也不符合的。”

（二）

中间路线的徐文堪在《基因语言和民族起源》一文中则另有说法：“中国南北人群有显著的遗传差异，这可能起因于中国早期人群由南方进人亚洲，然后再往北方发展，所以北方人比较单一，南方人比较复杂。但在南北之间，又有密切的基因交流。”其依据是1998年秋季中国十四位遗传学家（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的褚嘉佑、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杜若甫、复旦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的金力、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黄薇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联名发表的那篇论文，那文对遍布中国的二十八个群体进行DNA分析，并与十五个非中国的对照种群样本进行比较，首次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和东亚人群的基因来源于非洲。具体的迁徒路线可能是：走出非洲后，先到中东，再从今巴基斯坦、印度、盂加拉国到中南半岛，进人中国南方，往上走逐步到达中国北方。

在现今中国和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族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可能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各族、南岛语系各族的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Mongoloid-Australoid hybrid forms）的祖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在汉藏语系的分类研究方面，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早在1930年代，李方桂就建立了汉藏语系分类的基本框架，即认为这个语系包括汉语、台语族（也称壮侗语族或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197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和马提索夫（J　A　Matisoff）出版了《汉藏语概论》，把壮侗语和苗瑶语从传统的汉藏语系中清理出去，然后又把苗瑶语族和台语族归人澳台语系，把台语族改称加岱语族。

19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台语系有发生学关系，引起中国学界关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赞赏，并引用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意见，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尚未显现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

此外，俄国学者S.斯塔罗斯金（S Starostin）在1980年代提出了“汉──高加索语系”的概念，把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包括在内。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有关。美国学者D.贝特森（D　Bengtson）最近撰文更将巴斯克语、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等语言的材料加入进去，从而为汉语具有更远古的语源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关于这些大语系（language macrofamily relationship）的研究现状，国内还没有系统的评述。

徐文堪《开展“欧亚大陆语言交流研究”的意义》转述王士元（W. S. Y. Wang）指出的，当我们研究一种或一组语言的历史时，中心问题是弄清楚这些语言彼此间在发生学上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以及他们与世界其他语言的关系。如果意大利学者最近对欧洲各地和中东地区男性Y染色体上的二十二种明显性状的分析结果可信，那么大多数欧洲人应该是从中亚和乌拉尔地区迁来的。而依据中国遗传学家的研究，早期现代人类是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由南向北迁徙，逐渐遍布整个中国。因此，欧亚大陆史前语言交流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中国新疆地区从远古到中世纪早期的人种状况，是欧罗巴型人种占优势，这已为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所证实。J. P. Mallory和Victor H. Mair两位教授的新著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 from the West对此作了充分的讨论。古代印欧语系研究，主要是吐火罗语，稍后还有印度－伊朗语族诸语，与主要是蒙古利亚人种类型诸族所说的汉藏语系语言也有联系。至于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虽然至今没有解决，但从历史角度审视，这些语言与汉藏系诸语、印欧系诸语的相互影响也不能忽视。

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汉语和蒙古语中的词汇确实有相似的现象。而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如像甘肃、青海一带的汉语，也与粘着语相似，与普通话存在差异。所以朱学渊甚至假设，汉字是由北方诸族语言中的多音节字缩写为单音节字，再经历一个转型过程而形成的。北方诸族与中原古代居民同源的语言证据也可以说是十分丰富的。

有关中亚人群的起源问题有两种主要的假说：遗传融合假说认为中亚人群是西方人与东方人在各自扩张的过程中基因融合的结果；核心地带假说则认为中亚地区是继现代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之后的遗传多样性的储蓄地，东方人及西方人均从中亚地区迁徙扩散而来。部分Y染色体的研究和核心地带假说相吻合，而mt线粒体的研究结果则支持遗传融合假说。

（三）

像很多激进的观点一样，揭示中国民族起源的复杂问题上，激扬的文字也在网络上特别突出。

有个化名的网民援引大名鼎鼎的《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说，与北部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第一是藏人和不丹人，第二是朝鲜人和日本人，第三是日本的虾夷人，过去认为虾夷人因为多毛因而是白人，但遗传学表明不是，第四是蒙古人和乌拉尔西伯利亚人，第五是驯鹿楚科奇人，第六可以算是通古斯人、北突厥人、土耳其人、伊朗人、阿拉伯人、中印度人、甚至希腊人，第七才轮到南部中国人，第八则是澳大利亚土著、新几内亚人和非洲黑人。

与南部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第一是泰国人和越南人，第二是高棉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第三是马来西亚人和巴厘人，第四是菲律宾人，第五才是北部中国人，第六以后才是前述北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系列。例如，从遗传学上看，藏人也就是北部中国人最近的参照点，跟南部中国人是比和希腊人的距离都远；而藏人和南部中国人都与班图人（西部非洲黑人）最远。

再有，如果把人的肤色分为八等：最浅、较浅浅、较浅深、中等浅、中等深、较深浅、较深深、最深。欧洲人基本都属于最浅，只有一部分西班牙人和北欧北部人属于较浅浅。较浅浅的人在世界上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包括中国、俄罗斯、北欧北部和北美北部等。北非人、东南亚人和阿拉伯人基本上属于较浅深、中等浅、中等深。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属于中等浅、中等深、较深浅、较深深。《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说：浅肤色是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自身生产维生素D的需要，所以越往北人越白。而有些生活在极北地区的人肤色不是最浅，那是因为他们吃肉，食物中维生素D的含量已经比较丰富了；生活在北方又吃肉比较少，主要吃麦子的人群是最白的，如瑞典人。

从外貌上看，长江流域以北的汉人，在血缘上更接近北方少数民族，长江流域以南的汉人，在血缘上更接近南方少数民族。这其中，藏族在遗传上与外界的混血比较少，可能接近古代汉藏人原来的样子。种族间的通婚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许因为历史上中国北方各种族间战争频仍，使得北方汉人和其它种族通婚，包括间接和高加索人通婚，如高加索人和匈奴通婚，匈奴再和北方汉人通婚；类似南美洲的西班牙裔和印第安人、黑人通婚，形成西班牙语裔；美国白人又和西班牙语裔通婚。

而南方汉人和北方种族通婚和交融少，所以就和北方汉人隔得远了。从语言上看，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就是南方方言反而古音较近，很多唐诗，比如李白的诗歌，用国语念不押韵，用上海话念可以押韵，用广东话福建话念就更押韵。这有点像罗马尼亚，最完备罗马人占领，但却保持了拉丁语言，其南方和西方更早被罗马帝国占领的地区，反而成了斯拉夫语言的流行地区。

（四）

上述的不同观点，都承认南北中国人的区别。他们在不同立场，却都说出了今日中国的汉族，更多是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概念。历史上华北大平原是兵家必争之地，南方相对闭塞，外来入侵和种族交融都少。例如在广东乡下，可以观察到南方特点特别突出的个体，是在混血较多的城市里很难见到的。如果要研究汉人的融合历程，就应该以历史为线索。南北汉人的关系可能不是“分化过程”，而是“融和过程”。

2004年5月7日的《伦敦皇家学会会报》B辑(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上发表的论文，对哈萨克斯坦的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五世纪的三十六具骸骨的牙齿中的mtDNA进行了分析，证明最古老的样品具有典型的欧洲人特征，与发现在地中海地区的mtDNA样品相同，但从公元前七世纪之后，来自东亚的影响开始逐渐变得重要。巴塞罗那大学的遗传学家L. Lalueza──Fox说：DNA证据清楚说明早期的中亚居民留下了白人干尸和欧洲语言的遗迹，主要是与欧洲同源的吐火罗语，只是在后来，吐火罗的种族与文明才逐渐与东亚居民混合起来。

在广义的喜马拉雅地区，分布着说各种不同语言的族群，所属语系有藏缅语、印欧语、南亚语、达罗毗荼语、阿尔泰语等，还有两种孤立语言，即上述库孙达语（Kusunda）和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从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无疑对欧亚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现在这项跨学科研究计划已经启动，参加的单位有荷兰莱登大学、英国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和意大利费雷拉（Ferrara）大学等。主要学者包括荷兰的Peter de Knijff博士、George van Driem教授、英国的Chris Tyler-Smith博士和意大利的Guido Barbujani教授。涉及的课题有语言和考古学、语言和大脑、语言和基因、语言获得和语言共性、语言和动物通讯、语言进化和计算机模拟等交叉学科。

在发表上述论文的同时，刊登了著名遗传学家陆基·卡瓦利─史华兹（Luigi Luca Cavalli-Sforza，1922──）所写的评注。史华兹在数十年的科学研究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阐明基因、种族和语言的相互关系。他早就开始考虑一项计划：重建人类各民族的起源地及由此而扩展到世界各地的途径。他领导的研究组走遍世界各地，搜集DNA资料，通过计算机把他们同历史、考古和语言资料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各个民族族群的迁移、基因流和语言的关系。他的工作力图证实：人类基因的地域分布，同语言的地域分布之间，有令人惊异的相互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可根据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或所属的语系来辨别其在遗传上所从属的种族。他还提出了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GDP），其目标正是要揭示世界上不同民族生理、生化差异的遗传背景，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与另外两位合作者合写的著作《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著作甚至是经典著作。

（五）

以上种种解释虽有不同，但是同样指出了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是基本的生物性存在构成的，如果配合了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城市与乡野、华与夷、阴与阳等其它六种二元性，当政治整合的力量衰退之际，就把“二元中国”分裂为“两个中国”。而政治整合的力量一旦转强，两个中国就可以复归于一，再变回二元中国。这就是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就是两个中国甚或多个中国；合就是二元中国或多元中国。

第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是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例如，甚至在至关重要的国号问题上，满清也是二元性的。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诏书”宣布建号满洲。［“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之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见《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及《满文老挡》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条。］清人入关以后，满洲国一词仍然在使用，直到清末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时，仍对五大臣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国皇基永固……”可见“大清”主要是对汉人的说法，在内部“满洲”更加接近其政权本质。

关于满清的二元性问题，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Evelyn S. Rawski）的看法也可以佐证。他认为早先中国人关于清帝汉化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官方的汉文记录。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基础，扶持汉人的艺术和文学，并使自己的信仰中溶入儒教的内容，这些都显然表明了清统治者决心以儒教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汉人属民面前。清统治者还改变了女真的婚姻习惯，并将火葬改为土葬，以符合汉人的习俗。孝道作为获得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被提到了很高的境地。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自己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他们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这很像中共的“统战方法”。谢选骏注）

罗斯基教授谈到满蒙关系时说，联合蒙古对于满族的征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联盟通常是由联姻来巩固的，早期清统治者也称蒙古人为满族的先辈。1644年征服中国之前的几十年里，蒙语和满语是清人主要使用的语言。努尔哈赤给他的几个儿子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或是封他们以蒙古的尊号。满、蒙语中有关牲畜、牲畜饲养、骑马用具的词汇多具有共同的词源，甚至农业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女真和蒙古人之间密切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上，满族是借鉴了蒙古人的经验，创立了有名的八旗组织，而且满族政权中许多汉文明因素实际上是透过蒙古人吸收的。藏传佛教是满清控制蒙古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满清政府的蒙藏非汉统治的象征。

罗斯基教授认为，满族统治者汲取了汉与非汉的多种源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努尔哈赤最早的称号为昆都仑可汗（满语称汗），蒙语意为“年高德劭的统治者”。正如帕梅拉·罗斯雷（Pamela Crossley）解释的，可汗统治形式下的内容与中国皇帝统治形式下的内容是有极大区别的。自成吉思汗后，草原世界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们所追求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成为“可汗们的可汗”或大可汗。但“可汗们的可汗”并非是中国的皇帝，他的权力建立在草原上不断涌现的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还须视部落首领们的同意而定。这个称号及它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成为努尔哈赤后金统治的政治背景。经清一代，蒙古人始终称清统治者为“大可汗”（博格达可汗）。

根据这些史料，在清朝政治中，满人的作用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共产党员。而这些特殊的满文文件所发挥的作用，很像中共的“党内文件”。满人既然完全把汉人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有清一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为老辣。就像“无产阶级专政”把人民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丝毫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时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极为老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老辣凶残的二元结构、如此炉火纯青的统治艺术，在遇到西方入侵时却因其二元性质具有的互相牵制功能，成为成为最难改革的二元格局。满人害怕失去控制，极力抵制改革。汉官害怕遭到怀疑，互相比赛守旧。其结果，满清灭亡于汉人复国运动的过程，也是中国大大落伍于欧洲的过程。──又一个兴于斯，亡于斯的活体。

“兴于斯者亡于斯”，这是我所总结的“朝代兴替律”。历史的法则表明，一个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可以帮助它免除立即的灭亡；但逃离眼前的灾厄并不能阻止其存在过程所积累的“历史因素”随之增加。随着存在过程的绵延、老化过程的深入，一个社会、一个政治实体及其制度之调节能力，必不可免日趋僵硬，大难临头的灭顶时刻终将来到。

所谓历史因素系指在历史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各类因素。历史因素是必然会出现并对后代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有人将“历史因素”与“传统”混为一谈。这是很肤浅的。历史证明，传统可以改变，甚至毁灭，但历史因素却将长在。这是因为传统是种有形的成品，历史因素却是无形的成分。在不同条件下，同一历史因素可以具有很不同的意义及影响。不错，历史因素会因为时间的流逝作用被有所淘汰。可是在这一漫长的淘汰途程中，被淘汰者已对历史发生了影响：历史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会繁殖。此外：传统被破坏后将化为历史因素，传统还不断地分泌出历史因素。传统有其一觉悟，而历史因素却可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视情况而定。

在我看来，某些历史因素的储存具有“永恒的意义”。当然这种意义本身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过毕竟始终存在并发出影响力。（例如：人的身上还存在鱼的因素，这从胚胎学可以见之。而从鱼到人经历了多少年代了？）

我看，生命和社会都有一个“最适点”，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至善”。“中庸之道”被认为是达到至善的途径，人如能立于至善或是接近这个最适点，则可以延长盛世──不浪费或少浪费自己的精力，以推迟个人的暮年、民族的衰世。

（即使中庸的理想可能实现，盛衰轮回的宿命也还是不会丝毫动摇的。因为盛世好像一个抛物线，且有赖于人为的努力；人力有限，耗费的精力也需要休息，“社会的休息期”则意味着“文明的衰落”。）

社会的活动期和休息期，以百年为一个单位，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这一“盛衰节奏”的耗时太长，我们只应抱怨自己的生命太短促了。“社会休息期”中的先知先觉，能体察“社会活动期”的繁荣，在对比了自身所处的衰落状态和前人经历的兴盛状态之后，他感到真正的痛苦！他既对衰落有鲜血淋漓的痛感，又记得历史上黄金时代的故事。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对此则完全没有知觉。先知的痛苦是无人能够体会的。

衰世中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有他们独特之快乐的。特别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时。他们实际上是一座伟大桥梁的落成典礼祭祀中的太宰。

这个衰世实际上就是从一个盛世通往另一个盛世的伟大的桥。一个必不可少的间歇。一个休息站──尽管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休息而只有可怕的骚乱及奴役，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确然是一种休息呢？身处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就是这样的衰世。

例如，中华民国兴起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因此也亡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国民大会在军事专政的铁拳下无疾而终。军事专政的铁拳，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吸盘──因为据我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远比铁拳更加无孔不入，而是像海星或乌贼的吸盘那样游刃有余却能窒息人命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分七章：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五十六条。它以民权学说为指导，参照三权分立制度，确定了共和国制度，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四条）。参议院为行使立法权的机关，由各省都督府指派的参议员组成（第十六﹑十七条）；有权议决一切法律案﹑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度量衡的准则﹑公债的募集及国库有负担的契约（第十九条）；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二十九条）；在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和宣布大赦时，享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并可弹劾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第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为行使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第三十条）﹐但在行使宣战、媾和等权力时，须经参议院议决或同意（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第四十三条），组成临时大总统以下的“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第四十四条）。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有副署权（第四十五条）﹐以负连带责任。法院为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法官组成（第四十八条）﹐依法审判民事﹑刑事诉讼案件，有关“行政诉讼及其它特别诉讼﹐另以法律定之”（第四十九条）。法官为终身制，独立进行审判（第五十一﹑五十二条）。］

《临时约法》根据各国宪法中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项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陈诉﹑诉讼等权利（第六──十二条）﹐同时负有依法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第十三﹑十四条）。临时约法还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从而打破了“官办”﹑“官商合办”等桎梏。但是它规定参议员不经人民选举﹐而由地方都督府指派，也没有明确规定人民行使民主自由权利的任何保障，却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第十五条）。这为袁世凯专政肆意剥夺人民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打开了毛泽东专政的道路。

袁世凯的所作作为，后来被毛泽东发扬光大。1915年袁世凯不敢签下《二十一条》条约，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却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八条和《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1916年袁世凯撤销称帝，1976年毛泽东却死在红太阳的床上。这都是因为毛泽东掌握了袁世凯所没有的“党政军一体化”机器。毛泽东不敢称“帝”却自称“主席”，不敢称“圣旨”却自称“最高指示”，不敢称“朕”却自称“无产阶级”，因为自知无法以帝制传后，而陷入老人常有的绝望，发动文革，妄图通过“不断革命”，使得僭主体制持续下去。

根据中国的“朝代兴替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起于党政军一体化，因此也将亡于党政军一体化。这一兴亡的机理在于：党政军一体化、有助于夺取政权、实行全面专政，此是其兴起的诀窍；党政军一体化、容易造成僵化、形成尾大不掉之局，此是其衰灭的死穴。中共在1980年代已经模糊意识到这一死穴的存在，也曾试图用“党政分家”的办法来解开这一死穴，但是1989年的戒严镇压和军事管制已经完全杜绝了这一改革的可能。党政分家都不可能，如何实行党政军分工、实现“军队国家化”？而“军队国家化”所标志的的党政军分工合作，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无法诞生的。

（另起一单页）

第二部

如何理解现代中国

现代南北朝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前身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那时候1932年才成立的满洲国还没有成立。“人民”、“苏维埃”这两个国号名词都是苏联卫星国和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特有称谓，由此可见，中共在中国的掌权，是苏联这个古代鲜卑人的后继者对于中国进行地缘征服的结果。文革是中国试图摆脱苏联的努力，类似于儿皇帝的反叛；改革则是中共取法两蒋父子的台湾经验，是北朝向南朝“中国正朔”的回归。可以预期，邓小平改革的最后结果，可能消除台湾海峡的鸿沟，正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消除了长江的鸿沟，为“南北合”打下了文明的基础。而现代南北朝可能结束于复古运动，这个苗头现在已经从中共“恢复尊孔”的动作中显示出来，这个迫不得已最后可能弄假成真，成为中共的“认祖归宗”。而中国文明一向讲求“有容乃大”，会“来者不拒”地予以纳降。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第二章  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第三章  野蛮的胜利者

第四章  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第五章  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第六章  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第七章  宗庙崇拜与革命领袖

第八章  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第九章  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章  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第十一章  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第十二章  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第十三章  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第十四章  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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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孙中山时代有鲜明的色彩：革命与战争。它的性质是共和的、无君的。它的开端一清二楚，1911年的辛亥革命。

那么，毛泽东时代呢？开始于1950年？不，错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独立计算的毛泽东时代！

这种说法，决不是出于对毛泽东个人及其事业的贬抑，否则，就不是历史家的态度了。事实上，我们搜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能发现任何新的、与孙中山时代性质不同的事情。毛及其党徒总强调他们拥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同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历史家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统治者，除了比1949年以前的更具垄断性和恶霸作风，从而得以把“恶”推向顶峰（他们宣称，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把“恶”列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表明他们从事的文化与社会破坏运动是有意识、有系统的）、使“欲”无孔不入之外，实在没有造出什么新东西。

他们的许多创举实际上是继承了日寇占领时期的奴化措施，如粮食配给、统购统销、驱民修路、思想灌输。

例如在台湾，早在1895年日据后，日本就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大量输入“日本文化”，取缔和根绝台湾原有的文化，企图最终使台湾人成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随着侵略脚步的延伸，奴化教育的触角随之延伸。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原有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破坏。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并下达“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和文革非常相似。统计显示，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查禁、焚烧书籍就达六百五十余万册，同时还对中国师生进行镇压也就是屠杀。和镇反十分相似。1936年，日本在伪安东省制造“教育界救国会事件”，逮捕辽东教育界爱国人士三百余人，造成近百人死亡。

从1933年到1935年，日本主持出版二十二种、三十九册“国定教科书”和二十三种、二十九册“审定教科书”，供各类中等学校采用。中国人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小孩从小学开始就强制学日语，大学里全部都是日语讲授。为推行日语，日伪当局于1936年在社会上实行“日语等级检定考试制度”，各级机构对合格者优先录用。 这和“干部训练班”十分相似。

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建国精神”，恭敬“天照大神”，尽忠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每天向日本天皇皇宫遥拜……这和“早请示晚汇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十分相似。

日本人认为文化知识具有危险性，因此他们只需要愚昧的劳动者。于是，中学被改成了技术学校，大学被改成了专科学校，除“建国大学”外，伪满并无综合性大学。这种措施被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为“五七干校”、“工农兵大学”。

不仅在台湾和东北，从华北地区、蒙疆地区直至汪精卫的南京政权，“焚书坑儒”式的文革罪恶和奴化教育的毛式阴谋，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一共关闭关内地区十二万九千四百七十余所初等学校、一千九百二十六所中等学校和一百一十所职业学校停办，近千万名学生被迫失学，很像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国九十一所高等学校停办、解散或迁往川、黔、湘、闽、皖、赣等边远地区──用以代之的，是毫无例外的日本奴化教育，很像毛泽东后来推行的苏联奴化教育。 

中国共产党人与日本占领军之间这层继承、发展关系，人们还研究得很少，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其实，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齐之主高欢虽然身为汉人，但却严重“鲜卑化”（犹如风靡现代南北朝的“欧美化”、“东洋化”甚至“苏维埃化”）了，他甚至比鲜单人还要鲜卑化（仿佛亲苏的共产党人比苏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汉奸比日本军阀还要日本化）。道理很简单，这种异化是他们这类人的权力基础甚至生存之道。然而，你总不能因为高欢的野蛮、破坏力特强，就称誉他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外国几百年出一个”的开天辟地第一人吧？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罗伯斯庇尔之屠杀丹东，实为诸罪之中的头一条款。暴君的倾覆诚然由于其心智及策略失却平衡所致，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毛泽东时代并非继起于孙中山时代之后，而是孙中山时代的一个阶段：布尔什维克不是通过苏维埃来控制国家的而是通过专政工具；苏维埃作为一个会议组织本是多种政治派别的会集。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及其特务组织契卡的操纵下，“苏维埃”沦为口号。一个悲观然而清醒的历史家，即使夜里也能在无边的黑暗中，看见遥远的历史精神向我们闪耀幽光。闪光的历史精神！你启发难以言传而又深深打动人心的灵感。我又以您作为历史家的望远镜而武装自已。我知道数千年以前人类的业绩，他们的悲哀、他们的欢快、他们的兴衰。我也知道数百年后的世界。我知道，因为你启示了我。我知道中国不会亡，我知道虽然它还可能会再次分裂与内乱，唯其如此，才能大乱达到大治。新社会的诞生决不是平静的，更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要给经好多次的努力与混乱的。我知道西方文明的年龄寿限不会太长了，虽然它还将继续以垂死之力来影响中国，它可能还要残害我们的民族，使我们流血、乃至牺牲！但我们看见了你，在那遥远的太微闪幽明历史精神，照亮了我的眼睛，照亮了中国前进之路！

现代中国，虽受种种外来影响，本质上是数千年来之延续；所以与近代中国同为蒙古人前殖民地的俄国经验──布尔什维克操纵苏维埃──特别容易被现代中国人接受。“驱逐鞑虏”容易，消除蒙古后遗症难。我们承前启后，重任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乐乎──作为命运的工具，即生了，就有了责任、义务！

正因为“毛泽东时代并非继起于孙中山时代之后，而是孙中山时代中的一个新阶段”，所以，毛泽东时代之后，还将一一展现在孙中山时代的其它阶段：例如“台湾经验”移植到中国大陆，形成“邓小平改革”，就是其证据之一。

攘扰不已、英雄辈出的“无君世纪”迄今毫无结束的迹象。有人现在竟然高呼“中国的盛世已经到来”，不亦过早乎！

孙中山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南北朝时代”，也就是由辛亥革命给明朗化了的“中国传统秩序的崩溃”。我们这时代，虽距那时相去已远，但依然未脱其“革命与战争”的窠臼。1949年以来，共产党人不遗馀力的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惨烈程度甚至大于他们夺取政权之前的暴乱；这是就“革命”而言。

再看战争，仿佛是停止了，其实不然：武斗的内战变形为“文斗的内战”（即所谓“历次政治运动”），被害人数再加上因此被逼死、饿死、吓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日本侵略和国共两党的砍杀。此外，战争还延伸到了国境以外，三年朝鲜战争及其后果中美间二十年的敌视；一年中印战争及其后果中印间二十年的战备；中苏边境之战以及数百万军队的十几年对峙；两次越南战争的无止无休（1953──1975；1979──迄今。自该文1981年写作之后，中越战争又打了整整八年，直到1989年“六四”以后才正式结束──作者附注）。此外我们还不要忘了：国共内战迄今并未结束（1958年的炮击金门不过是一个提醒而已），只不过外化为大陆和台湾的“两个朝廷辖区”罢了。算下来，只有1954──1957、1959──1961、1963──1964、1976──1978这四段支离破碎地加在一起一共不过十二年的“和平时间”！而这，实际上只是“战争间隙的喘息”罢了。所以，毛泽东的著名口号“八亿人民八亿兵”决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这个时代的残酷写照。

一般人很容易将此“和平时期的兵荒马乱”归结为“共产党的残忍本性”和“毛泽东的妄想狂”；然而，我们不这么看问题，这不是历史家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去谈它，因为这样的思想流派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太多太多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的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不行？明眼人一眼看出，“社会主义阵营”与“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正好吻合！

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这完全不同于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作为历史现象，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地缘政治：它是“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一种变态反应。就中国内部来看，“八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民训练成亡命之徒，也决不是共产党的创举──远处看，古代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统治者们，均精于此道；从近处看，梁启超辈也曾极力鼓吹中国的尚武、野蛮，蒋介石则倡导“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肤”。毛泽东承先启后，把这一切推向了高峰，“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主观愿望不同于孙中山时代，它以“文化革命”代替了“建国大纲”。孙只想造个一般性的现代社会，毛则企图造就“史无前例的理想社会”──然而，这是表象。谁能否认，毛的“理想”是他早在1957──1962年的“历史性的挫败”后发明的一个“花枪”呢？他不发明这个“理想”，就会危及他的“现实”（独裁权力）；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太多地沉湎于理想主义。谁又能否认，在此之前的毛完全是《建国大纲》的徒弟呢！尽管，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北朝蛮族的“土地国有化”措施如出一辙（把土地抢来，以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代共产主义梦想”）。

为什么毛会产生“前期与后期”的这一变化呢？显然，他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和他的实际使命（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了90%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是完全背反。现代南北朝的巨大旋涡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前不久如此说身后：”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了！”这不仅是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灰心：中国人一门心思要到达“现代化”的彼岸，但脚下却是悬崖：一条必须用无数生命来填的“国民性的鸿沟”！现代中国人热衷于“走向未来”，结果却如毛所言是走向了“天晓得”。

回首往事，甚至连最“乐观”、最无知的人们郡承认这鸿沟难以逾越，但展望未来，就连最“悲观”、最深刻的智者也不敢思想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命运，是和一切世俗化的幸福无缘的！

我们的最大悲哀和最大幸运，都缘于此。

1949年迄今的时代特点，还受到一个因素的支持：北朝的巨大胜利。这北朝名叫“红色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取胜于北方，它的政权也在北方建立；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无一不是取自我们的北方强邻──继犬狨、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而起的──“俄罗斯──苏联”。这意味著，共产主义之于中国，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武器”，而且“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于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但这一次的红色割据有两个新特点：

1，它是“红色”的。毛泽东坦诚“红色割据”，并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即苏俄奴化中国的跳板、基地；但他和他的同志们犯了一个“忘本”的错误，由于远离了他们的第二祖国苏联、未获北方基地的补给而古失败。“长征”的伟大意义即在于此，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北伐战争后末获适当安置的人们）归化北方，背靠贺兰山（贺兰山，是反抗北方蛮族的英雄岳飞希望“驾长车踏破”的北方民族的根据地），从而得以拉开“中国革命的新一幕”。

2，国际力量的多元化（“资本主义阵营”、“自由世界”的存在），使“老大哥”不敢对小徒弟、“儿皇帝”（毛自己承认“名为兄弟党，实为儿子党”）全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使毛泽东得以和苏联决裂。

尽管毛与他的北方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流行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中国，是代表了“内陆农村对沿海城市的反抗”；这些农村，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袭击而陷入破产。相比较，国民党则是代表了东南沿海的城市工商业，所以被共产党叫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

1949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抑制东南沿海城市，而大力扶持内陆的发展，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但也为了“纠正国民党沿海开发战略的历史性错误”。

试比较“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也就是“南朝和北朝”）在以下十个方面的差异：

（一）国号：（1）中华民国（2）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意识形态：（1）三民主义（2）共产主义

（三）政治制度：（l）训政的五权分立（2）无产阶级专政

（四）战略靠山：（1）美国（2）苏联

（五）社会支援：（1）东南沿海城市（2）广大内陆农村

（六）经济制度：（1）自由竞争（2）国家统配

（七）文化取向：（1）传统与现代妥协（2）革命的未来主义

（八）人文风情：（1）温柔细腻的（2）刚毅粗扩的

（九）人际关系：（1）随和而纠结的（2）猜忌而斗争的

（十）人的梦想：（1）具体而微妙（2）宏大而无边

类似的特性无所不在，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从1949年迄今三十二年的对峙看，南（台湾）──北（大陆）的悬殊似乎不成比例：面积l比360；人口l比50。然而，我们最好不要忘了：长江以南的中国具有强烈的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1976年4月，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祖龙毛，感到内心的恐慌，他终于知道了，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小岛台湾排除在外也罢。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其实就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对此，毛泽东这位富于才华的艺术家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反观1949年，共产党胜利的神速，把一切人的想象力都甩在了后面；甚至急于求胜的毛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共军来不及接收广大的南方。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毛能适可而止、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过八年，又被日本人赶走了八年）；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北方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北洋军阀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南方的火力下。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这两次“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

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在大陆中国的内部也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同质性”，至于在“海峡两岸”之间，甚至不能就国家的发展达成近似的观念。这些，都是由“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发生一次“兵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某种南方势力对北方的反击所致：不成熟的统一先使南方（国民革命军）消耗过大；后使北方（人民解放军）消耗过大。前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外伤”：北方的军阀，钻到国民党内（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后患无穷；后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内伤”：共产党接管的人手紧缺、“南下干部”（一个专门术语，指那些没有知识但有功劳的中下级党官）素质低劣，导致此后终其一朝的“红与专”的论争；且使“社会主义建设”在1958──1960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由此可见，毛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名句“宜将来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虽然琅琅上口，但却忘了他不是刘邦，只是荷坚式的北朝领袖！

当年荷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因为“南──北朝”的宿命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难逾越“毛虽然靠枪杆子，渡过了荷坚靠刀矛斧钺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也过不了台湾海峡，只能像河伯一样望洋兴叹。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这说明他至死不知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理”。

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留下后患的痛史，再次警醒人们注意“南北朝”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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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1940年代初期，如有一位观察家在中国，他就不免会把亲英美的蒋介石、亲日本的汪精卫、亲苏联的毛泽东之间的厮斗，比作“新一轮的三国演义”。进一步溯本追源，他可能会把这新一轮的三国演义，追溯到“二十一条”，也就是签定于1915年的“民四条约”。

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现代中国第一北京政府（又叫“北洋军阀政权”，区别于第二北京政府［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把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交还中国。结果遭到西方各国的拒绝，于是北京政府决定保持中立。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盟友。日本因此在1914年8月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第一北京政府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方面“绝对保密，尽速答复”。1月至4月，袁一面命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面暗中逐步泄露内容，希望获得英美支持抗衡日本。中国的谈判代表多次拒絶要求中的部份内容，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中国国内也渐渐出现反日情绪。日本则以武力威胁中国。至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九日前答复。最终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晚上11时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后来，5月9日被全国教育联合会定为国耻日，称“五九国耻”。

该条约共五号，二十一款：

第一号，关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共四款：

01、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它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

02、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03、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04、中国政府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

05、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06、日本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营造商工业应用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和所有权。

07、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

08、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

09、中国政府如准许他国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建造铁路或以该地区课税作抵押他国借款时，应先经日本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10、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

11、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

12、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13、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

14、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

15、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该条袁世凯未直接同意，由段祺瑞执政时通过）。

16、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17、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18、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19、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铁路之建筑权，许与日本国。

20、福建省内筹办铁路、开矿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时，先向日本协商。

21、允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人们将接受二十一条责任归咎于袁世凯，指他为复辟帝制意欲求得日本的支持，所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但也有人根据当年的档案及当时人的日记，指出袁世凯是在日本宣战的压力下，力争至最后一刻方才被迫接受。至于日本以支持袁复辟作为报酬，亦缺乏证据支持。特别是当时袁世凯最大的政敌正是二次革命后以日本为基地进行反袁的孙文。孙文一直鼓动日本制裁袁世凯，随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的开展，袁世凯死去。由于该条约的部分内容影响到其它列强国家的在华特权，一次大战结束后，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废除其部分条款。随后条约内容不断改写，直至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后，才彻底废除。

从历史上看，“二十一条”像章鱼的吸盘一样抓住并逐步撕碎了中国。正是日本的外力激活了中国内部的军阀，从而达到了分而治之的效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一个多月以后，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江西省瑞金县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从而揭开了“新三国演义”（中华民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的帷幕。该宪法大纲共有十七条，其十四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其十七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

相比之下，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成立的“满洲国”，也同样主张民族自决权。据1933年2月24日公布的满洲国国务院布告中所示，满洲国的国旗是五色旗：红蓝白黑满地黄，红色代表汉化人群的，蓝色代表朝鲜族，白色代表倭族，黑色代表蒙古族，黄色代表满族──象征“五族协和”。满洲国的领土包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一政权。在国际上，只有苏联、日本、法国、丹麦等少数国家承认满洲国，而国际联盟则主张：满洲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份。满洲国的出现暂时结束了1894年至1931年之间日本与俄国争夺满洲地区的历史。

满洲国是日本军事干涉的结果。正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军事干涉的结果。1931年9月18日，满洲地区的日本驻军──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制造爆炸事件，借口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袭击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主力在1930年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后方空虚，奉张学良“不抵抗”之命令退出东北。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3月8日溥仪在新京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指明东北三省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为此，日本于同日宣布退出国联。

当时世界上约有八十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最后承认满洲国的共二十三个：日本、苏联、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克罗地亚、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丹麦、萨尔瓦多、蒙古人民共和国、泰国、缅甸、菲律宾、梵蒂冈、中华民国汪兆铭南京政府、蒙古自治邦（内蒙古）和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大部分都是日本的盟国及其傀儡政权。1945年8月8日，苏联突然撕毁条约和日本翻脸，并于次日对日宣战。8月11日，溥仪随满洲国政府撤退到通化临江县大栗子镇。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6日，溥仪召开最后一次国务会议，颁布《退位诏书》，满洲国灭亡。

与满洲国同为日本傀儡的汪精卫政权，可与其一并考察。早在1927年2月北伐期间，汪精卫乘火车回国途经苏联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回国后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因而反对蒋的排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5日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蒋介石于是在南京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是为“宁汉分裂”。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抗日态度一度坚决，迁都洛阳，积极备战。后来汪精卫转变立场，主张对日和平交涉。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精卫认为有谈判余地，但遭到主战派的反对。11月1日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军人孙凤鸣击中三枪，造成重伤，前往欧洲疗养。以后主和派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国民政府内部的对日主和派开始噤声，对日抗战派成为主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精卫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但是汪精卫认为中国当时仍然没有与日本一战的资本与能力，主张“和平运动”。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元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精卫推行和平运动。12月19日汪精卫假道云南前往河内。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 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29日电报代码为“艳”），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于近卫内阁几天后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没有如约支持汪精卫，汪的和平运动归于失败。

1939年初，汪精卫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他救至上海养病。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亲日政府，合并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等日本扶植的傀儡政府。1943年5月31日汪精卫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1944年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

汪精卫及其政府配合日本在华侵略活动，策反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杂牌军，组织和平军，多次清乡。汪精卫及其政府协助日军搜刮沦陷区人民，如1943年1月在上海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开19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之先河。汪精卫及其政府在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毒化宣传，美化日本侵略，发起“新国民运动”，开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之先河。汪精卫及其政府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开1950年代“向苏联一边倒”之先河。

日汪1940年11月30日签订于南京《基本关系条约》第六条规定，“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日本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的产业、金融、交通、通讯等的复兴与发展，应依据两国间的协议，对中华民国作必要的援助甚至共同协作。”其《附属议定书》第一条协定：“中华民国政府，谅解日本国在中华民国领土内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战争期间，随着上述战争的进行而产生的某种特殊事态。并谅解日本国为完成上述战争的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其《附属秘密协定》第二条：“中华民国政府约定：对驻扎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日本国军队所驻扎地区和有关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和水路等等，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决定，答应日本国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但在平时，应尊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和管理权。中华民国政府约定：对于前项的日本国军队，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决定，提供军队驻扎所必要的各种便利。”

中日战争期间，由于汪精卫公开投奔日本，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政府”，遭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毛泽东的人民政府的不遗余力的批判。虽然蒋介石亲英美，毛泽东靠苏联，但也与日本暗通款曲，企图把祸水引向别人的领土，但这毕竟与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具有本质不同。这是由“三国演义”的性质决定的：既然有日本在祸乱中国，就会有一个政治空间留给亲日军阀，从而与共产主义的中国、三民主义的中国，合组“三国演义”的曲目。满洲国、汪精卫以及其间形形色色的小“汉奸政府”（包括东北地区在满洲国组合以前的各个地区“汉奸政府”），都是同属这亲日派一国的。正如苏联指挥中共领导下的各块“红区”，也是同属苏维埃祖国的，而且早在亲日派建立满洲国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他们的亲苏政治体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段1930至1940年代的“新三国演义”，虽然随着日本的投降而烟消云散，但却留下了“现代南北朝”的后遗症，迄今折磨着全体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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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野蛮的胜利者

迄今为止，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胜利者的王冠”，都戴在那些“进一步强化了野蛮势力的枭雄”的脑袋上。新兴的政权的杀人数目，总是前一个政权杀人数目的平方根。

满清政府杀害“戊戌变法六君子”和徐锡麟、秋瑾，就革命烽起，天下大乱了。北洋军阀出了个“三一八惨案”，杀了数十名学生，就被“打倒列强锄军阀”的吼声震垮了。共产党说，蒋介石在南京处决了十万“革命者”；但共产党自己，却在北京下令处决了几百万“反革命”。十七年以后“文革”爆发，索性大杀起自己的同党来。如果不是共产国际遥控指挥，很可能在江西和延安的时候就会爆发“洪杨之乱”。当此野蛮化有增无已的趋势下，一切仁慈的表现被当作“软弱”的代词；而野蛮的行径则与“强有力”划上了等号。这样的风气使野蛮的趋势无法中断，更难逆转。人们把“越左越好”的狂热，奉为世间最高的美德。

那么，什么是“左”呢？事实很明显，左，就是野蛮；左倾，就是野蛮化。此其时也，“野蛮进程的炸药与炮灰”（比较正式的名称是“战斗英雄”），成为“时代精神的指向”，成为人格的最高示范，从董存瑞、黄继光，直到雷锋、王杰……再到形形色色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

“政治革命”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则是“革命的政治”！即，把革命列为最高秩序的“反秩序状态”。野蛮化是其果，革命化是其因；革命化是其表，野蛮化是其里──革命与野蛮互构因果、互为表里。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中国的革命，既不是中国古代一治一乱的鼎革天命；也不是西方式一次性的天道进化；而是“完全、彻底、全部、干净”（毛泽东发明的四联冠）的全面解构、全面专政。它使一个古老社会的彻底瘫痪，一个文明系统的全部解散。

宋元以降尤其明清以来的中国人，以文弱清癯的病体为美，认为那方是才学修养的表征。其实，这只是受催眠者的借口，而发布指令的动机则是：统一帝国为了有效地集权、保持自身的稳定，遂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以为代价。大凡统一的帝国为保持自身的存在，都是如此压抑社会活力，无不导致文明的衰落。这时，它的居民外表文雅内心则怯懦；野性的力量与活性的力量一同消除，应变能力与生存能力，一同降低──这是一种病恹恹的美，一种化妆品的美，一种圈养动物的美，一种走向死亡的美!

现代的全球世界则完全相反，它陷入“列国纷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为了胜利女神的血腥祭坛，而把技术武器化、绝对化、偶像化。为了争霸全球，它不自觉地崇尚中国“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逐鹿中原的古王国美德，而摒弃中国”秦至清二十五史时代尤其是元明清的奴性时代的“大一统的中王国美德”！所以，它奖励体育、召唤尚武精神。而这，对习于文弱的社会来说，无异于鼓动野蛮的风潮。它仿佛意识到，不具有现代的野蛮气质，则达不到现代的文明境界！

一百年过去了。由于西方的压力而逐渐激发起来的野蛮精神和“解冻状态”，正在反过来使西方文明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谓“解冻状态”是指：中王国后期元明清三朝六百年的社会大一统和道学大催眠，使中国进入了人性意义的“千里冰封”、文明意义的“万里雪飘”；但“野蛮的西方侵略”则以其铁血的暴力，打碎了这一催眠的冰封；以其人的煽情的理性，搅乱了这一沉静的雪飘。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己经不是“野蛮化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一百年以前还有意义，但今天已经相当落伍，野蛮化不再是一个可能的必要，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而是“如何把握野蛮化的火候”以及“在什么恰当的时机结束野蛮”。因为不结束“近代的野蛮化”，是开辟不了“现代化的文明”的。达尔文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等神汉语言的包装下，洪水滔天了。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是“不断革命”，一次又一次发动“新的长征”。其领域之宽与程度之深、方式的激烈、后果的严重，不仅构成中国“古今未有之变局”，且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形形色色的中国志士，为寻求民族的出路悲惨地死去。这一切惨烈的死亡，受到了“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包括“维新派”、“革命党”、“立宪派”、“过激党”、“共产党”等几乎所有的互相敌对的思想政治派别）的一致支持、普遍接受和热烈欢呼。

这毫不奇怪。达尔文主义正好满足了近代中国接受野蛮化洗礼的必要性。

各种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已经代替了儒家学说，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治国之本。王道的肃穆和精神的钟声，被霸道的枪炮和物欲的呻吟淹没掉。和平的顺民生涯被不愿做奴隶的吼声，震得睡眼迷蒙……无论是散漫开明的国民党，还是严酷紧张的共产党，或是被夹在中间充当甜点心的“第三势力”──都被炮火连天、运筹帷幄的时代精神给浸透了。

价值观念的彻底革命，是和社会结构的彻底颠复互为表里的：中国经历了“五胡乱华”以来最大的社会解体、文化解构的过程。而说到底，五胡乱华也远远不及二十世纪的中国颠覆来得剧烈、深刻。在五胡面前保持不坠的中国尊严，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冲击下完全崩溃了。中国人放弃了独立的意识，匍匐为形形色色的买办，和精神上的巴儿狗──“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无耻买办！他们可以痛挖祖坟，以取悦于共产国际。！

“无耻”，成了这个世纪的最高颂扬：无耻就是无限制，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是“能干”，就是“吃得开”，就是左右逢源，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然而，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表明，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只有破坏之功，缺乏建设之力，始终未能兑现他们鼓吹的建设性使命。他们的疯狂努力，只是造成了一个野蛮的中国，在客观上帮助中国完成了“由文弱走向野蛮的火一般洗礼”。什么浴火焚烧，什么凤凰再生，“革命口号”与“革命行动”所鼓荡起来的“革命力量”，是中国野蛮化的变态使者──迄今为止，它们已经有系统地摧毁了地平线以内可见的一切，这可能是近代中国始终一贯所做的“唯一有系统的事”。

如果和那些“一次性革命”就成功地建立了新制度的国家相比，我们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还只是半成品。说它“流产”是不确切的，但它的“不足月”却也是真的。发动革命的势力，总是一厢情愿地拿外部世界的例子来想象中国的事，结果，他们的设计与诺言，总是落空。如意搬动并重新安置“中国之鼎”的方法，还没有找到。更遑论，以新精神、新材料去铸造一只新鼎？

就这样，中国之鼎的压力，对束手无策的革命者们，是太费解也太沉重了。他们在无可奈何之馀，燃起了炸掉它、抹掉它的冲动。于是，“革命”成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盲目但有系统破坏的代词。其结果是导致中国完全彻底全部地野蛮化，甚至连港澳台湾海外华人也不能完全逃避这样的野蛮化。现代中国，终于沦为一个“无鼎之国”：没有传统，没有制度，没有礼节，没有法度。

达尔文主义各支派的代表人物，不论如何你争我夺，都是如此一致地倾心于西方的思想纲领甚至组织原则。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一致认为，中国必须放弃自己的国本，走上欧美的、日本的、俄国的道路，才能“跻身于列强的行列”。因为他们的最高理想，只是让中国变成一个列强式的国家！“一将成名万骨枯”，领袖意志的满足，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以为代价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良好愿望是建在沙滩上的！只有他们的邪恶手段万古长存！

像中国这样的费拉居民而成为文化民族列强的，岂能一蹴而就？还原，是“反自然的”，所以格外需要漫长而苦难的“退化过程”，所以，对中国的前进来说，“后退比挺进更为有效！”不明此理，一切行动将沦为“冒进”。结果，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化为断断续续的传说──这似乎印证了中国的古智慧：“创其始者，非善其终者也。”有人播种就有人收获，收获者何必是播种者？

张牙舞爪的达尔文主义，是“文化民族”肆意扩张的分泌物；“费拉居民”搬用时该谨慎从事。在这里，文化民族的经验对费拉居民多半是无效的，这已被一百年来无效挣扎的中国近代史，一再证明了。──西方与东方（俄国），西洋与东洋（日本），都是文化民族，尽管参差不齐；我们和他们并非“同类项”；在此，不论你愿意不愿意承认，我们是与印度、阿拉伯这些创立过世界帝国的费拉居民同命运的！如果不想和他们共结局，你就得另辟蹊径，靠东西方、东西洋的经验，是救不了我们的老命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代议制一样，不能完成“救中国”的事业。“富国强兵”和“新文化”的道路先后失败，“良有以也”。

但历史又是无限奇妙的。它一面把希望化为灰烬，一面又把失败变作最伟大的胜利：误解的革命造成中国的野蛮，但在不期然中，却逼近了天意的捷径！天不亡中国，天要中国完成最艰难的使命──群体层次的“返老还童、通过死亡之门，抵达新生；从费拉居民，退化为文化民族！

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一百多年的漫漫时光，中国人除了革命以外，什么业绩也没有留下来。结果，革命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你也许可以大声谴责“这是典型的异化”！然而，没有用的。狂澜岂能以人力回挽？异化的功能在于“绝对的深化”？不经过“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不能成为人学者；不经过“为艺术而艺术”的阶段，不能产生垂世之作；不经过“为革命而革命”的阶段，不能创化新的民族！革命，已经不再是手段而是成了目的！

原先，出于模仿优胜、逃避劣败的渴望，“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热梦也不知做了多少。但是，春梦岂能当点心？！闭眼时的宏伟蓝图，挣开眼镜花水月。《庄子》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实在是对近代中国人的先知预言!“建国大纲”、“翻身闹革命”、“现代化”等等的天花，看起来像是仙女的赐福，但落到头上却成了魔鬼的瘟疫。这种“天花”，只是发挥了让人忍受苦难、拼命挣扎的功能──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才是“积极的”。直到有一天，中国人已经自觉自愿地实践了“为革命而革命”的深度时，革命的恶梦才会结束。

在可见的层面上，中国近代史堪称一片空白，甚至是倒退、是典型的野蛮化。但是，在看不见的层面上（在“灵魂深处”），它却埋藏了一批无上珍宝──这就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切恶性的事变，很少有什么打击，可令我们惊惶失措的了。

牢不可破的营垒，粉碎了。顽固的心理定势，溃灭了。中国人已经可以接受一切，并随时刻准备着，忍受一切！这对于一个过于热爱虚假的道德评判、并时刻以这评判去攻击进取者的社会，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啊。

粉碎可见的壁垒，容易，粉碎不可见的壁垒，难。世界上多少古代民族，并非亡于外在的不适应，而是立于内心的不能适应。让我们学会更彻底地适应吧！崇尚暴力比崇尚虚伪，要好。以“利益语言”说话的谈判对象比之以“道德语言”说话的谈判对象，较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就是“心理废墟”的妙用!是的。心理的废墟──很可能将被证明，是结束中国革命、打开新王国之门的金钥匙！任何外部的、社会意义的“条件”，都不及自我更新的重要：而任何自我更新，无不首先表现为自我的废弃！

遍地废墟的社会野蛮、十面弥漫的文化真空──正在造就轻盈凝重的权力中心、不变应变的文化之核！不能善终者，以先行者的惨败，为后来者指点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浅滩──有志者：其鉴于兹！

中国人文化长城和心理堤防的崩溃，带来了一个洪水滔天的时代。“履霜坚冰至”（《易·坤·初六》），冰冻三尺，岂是一日之寒？这不是任何人力可以达到的，这是气候的天行！不是事后的聪明，不是败者的自慰，不是嫁祸于传统，更不是某个领袖意志的怪诞产物──而是一连串历史运动所揭示的定数!所以，它需要一百年以上的“履霜过程”。解构与结构，是如此的混成、互动，在绵延的破坏里，绵延着新王国的要素！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出路！这就是野蛮精神的兴起──作为极端厄运的代偿。

隔岸观火的学者们！请求你们不要把中国革命的血腥历程简化为“一连串的政变与屠杀”！尽管，近代史的全部运动都围绕盲一个主轴：“野蛮化”。这是不足为怪的。早所辛亥革命前后，计多无德无行者就倡言了社会野蛮化这一主轴的必要性，甚至把强化这一主轴，视为中国复兴的内在基础。野蛮化，成了费拉居民追赶文化民族的“马刺”，甚至成了“扫帚星”，毛泽东对此有最好的解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传统与文明，就这样被共产的扫帚星们，作为“灰尘”一笔勾销了。他们因此还自命为“妇女解放”的运动专家，直到晚年都在红尘滚滚的中南海里翻云覆雨。

缺乏领悟力的人们，可能会把中国的野蛮化及其分裂的后果（政治与文化上的“南北朝对立”），看作一个人为的结果，甚至是必须立即消除的病态；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真理：这病态的病灶，却显然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力量，可以简单造出的。例如，迄今为止的“现代南北朝的对立”，早在185O年就明显了，且经历五个世代的表现形式：

（一）南方的太平天国与北方的清廷之间的对立；

（二）北方的清廷与南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之间的明争暗斗；

（三）南方的革命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对立；

（四）北方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对立；五，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对立。

在这种慢性的社会撕裂中，死亡与新生、真善美与假恶丑、疯狂的破坏与无稽的期待──奇妙地凝集一处，并且互动互成。仿佛高耸的金字塔，是“浸泡在大地的血泪中”的。然而，要是没有这种慢性的残忍撕裂，费拉居民如何退化为文化民族？要是没有野蛮化的运动，没有其比较正式的名称“战争与革命”，安然躺卧在“大一统中国”里的奴才，又如何适应“现代世界的战国格局”？

这样看来，中国的分裂只能与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束一同来临：野蛮的中国只能结束在中国复兴运动的圣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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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游击战”不是一个新概念，更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英雄传奇，而是一个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故事。应该说，作为军事战术的游击，最早是作为辅助战略的角色出现的。据《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彭越将兵盘据梁地，往来骚扰楚兵。盗贼出身的彭越，常带兵南下突击楚军粮道，让项羽不胜烦扰。但彭越经验老到，到处制造疑兵，让对手防不胜防，他自己随即抓到敌方主力所在，集结数倍军力一举击破之。可以说彭越就是当时的游击战专家。项羽虽然起兵抗秦，战败章邯，兵多将广而天下臣服；但项羽的理想是回到封建贵族的时代，而不知道统一的大众社会已经降临，他的谋臣范增被陈平的离间计所害，其他王侯也不满项羽的安排，结果被刘邦利用。项羽最终在这种长期的东征西讨中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而彭越是什么人呢？据《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记载，彭越“常渔钜野泽中，为髃盗”。后被刘邦“拜为魏相国”，击败项羽后，“立彭越为梁”。

不过这只是刘邦的权宜之计，很快彭越就被人诬告谋反，“遂夷越宗族，国除”。但自此以后，游击战术却为古往今来的起义者或土匪常常使用，这不足奇怪：要以少胜多、以弱敌强，这是唯一的应对之道。黄巢、闯王、捻军，都以高度的流动性取胜，行踪飘忽不定，让官军吃足苦头。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又记载一位“游击将军”陈豨，在汉高祖七年冬受封为“阳夏侯”，并以赵相国的身份监赵、代边兵。但后来根据对外战争的需要，“游击将军”成为制度：《史记卷一百一十一》记载，“将三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 左内史李沮为彊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

还有索元礼，初唐酷吏，武后时任职“游击将军”。以告密起家，曾杀害数千人。他帮助武媚专政，刑讯逼供时以木椽枷住被刑人的手足，反转用刑，痛楚难忍，名之曰“凤凰晒翅”，和毛泽东文革的“坐飞机”相仿。又令被刑人双手捧枷，枷上层层垒砖，名之曰“仙人献果”。更有甚者，悬人脚于梁上，头垂于下，坠巨石于头发；还有以铁笼（圈）套在被刑人头上，四周打入木楔。这些酷刑不但奇痛难耐，还常使受害者骨裂脑崩。

《明史》《职官五》记载，“镇守辽东总兵官一人……游击将军八人……嘉靖二十年，改为镇守，……游击将军六人……嘉靖二十八年移驻永宁城……游击将军三人……万历五年去左字……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镇守山西总兵官一人……游击将军一人……镇守延绥总兵官一人……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镇守宁夏总兵官一人……游击将军三人，入卫游击一人……镇守甘肃总兵官一人……凉州右副总兵，旧设。分守参将四人，曰庄浪左参将，曰肃州右参将，曰西宁参将，曰镇番参将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十一人，领班备御都司四人。”

游击将军虽是古已有之，但明朝特盛是显见的，这是否和蒙古人征服之后的汉化人群的政权特别需要防备北部游牧民的袭击有关？所谓“游击战”就是非正规作战，以袭击为主要手段，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速决性。除了这些战术特点，游击战在战略上的主要方法就是把平民纳入作战对象，不但“广泛动员群众投入战争”，而且毫不手软的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些特点与现代人所谓的“恐怖主义战争”其实非常接近。

游击战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据考证，公元前512年的吴楚之战中，就有游击性质的作战行动。相传为黄帝风后撰写的《握奇经》认为：“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赢挠盛，结陈趋地，断绕四经。”对游击部队的作战行动，作了生动的描述。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各种武装冲突中，游击战具有重要地位，1927年──1949年的长期战争，使中共发展出多种游击战战法，如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地道战、围困战等。并总结出游击战的理论原则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以袭击为主的进攻，是游击战的基本作战形式； 革命根据地，是游击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在一定条件下，游击战可以作为某个战略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战略上的集中指挥与战役战斗上的分散指挥相结合，是游击战的指挥原则；游击战要向正规战发展。游击战因兵力少而突击力弱，很难独立地解决整个战争问题，只有积极创造条件，使游击队发展成正规军，使正规战与游击战紧密配合，才能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

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十六字诀”，是《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1929年4月5日）。该报告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正是这样的打法，在苏联的援助下，两年多以后的1931年11月7日，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不到两个月，为了纪念“祖国苏联”建国十四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省瑞金县宣告诞生，现代南北朝正式诞生。该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9月6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此自动终结。但1949年10月1日该国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重新建立。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中华民国境内，因此，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武装叛乱割据政权。

中华民国当时的国民政府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分裂国家的武装叛乱割据政权，并以此宣布中国共产党军队为叛逆于人民的匪军，并予以清剿。直到西安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才取消了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清剿命令。不过，迄今为止，中华民国官方仍未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当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争议也变得无意义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外，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苏联在中国境内培植的割据政权。还有人认为当初斯大林之所以命令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要分裂和颠覆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对此不置可否，但通过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视为“革命政权”而不是视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的方式，来淡化这种争议。

观察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军事游击可以溯源到集众为寇的盗贼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历朝历代强大的政府军和中原政权之所以屡战（剿）不绝，则是因为游击战术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灵活性。长期困扰中原民族的草原游牧民族，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广阔的草原、沙漠的回旋余地进入中原腹地进行掠夺性袭击的。汉武帝和明成祖都吃过这样的亏，侵尽全国之力进入茫茫草原深处与敌寻求战略决战，却因处处找不到对手而最终自败。

将游击战术发展为游击战略的毛泽东，则是从江西井冈山附近的土匪身上总结发展游击战术的。毛泽东从对江西积弊几百年的匪患进行深入的调查，发现利用复杂山林地形进行纵深的游击战术是土匪屡剿不清原因。游击原则致胜的基础在于，一是够广阔、复杂的地形纵深；二是灵活、出其不意的转移、分散和集中有限兵力；三是小规模、深层次的扰袭、消耗攻击。这三条基础原则是游击生存的基础条件，缺一不可。

阿根廷殖民分子出身的切﹒格瓦拉在其《游击战法》一文中写道：“为了求生存，一支刚开始不久的游击军队必须依循三个条件：不断的机动性、不断的警戒、不断的猜疑。没有适当地使用这三个军事战术条件，游击队会发现到真是难于生存。”因此“任何的位置、武器、或是秘密，都不应该泄露给阶级的敌人，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是尽管如此小心翼翼，他还是落入一个自我预言的陷阱：“游击队会受到敌人严厉的惩罚，有时候，被擒的俘掳还得接受残忍的酷刑伺候。他们会被像待捕的猎物在他们选择作战的区域里被追杀；敌人沿着足迹一路觅来的焦虑，如影随形地环绕在旁。他们必须猜疑每个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胁迫的农民会把他们交给压迫军队，以求个人的自保。他们唯一的选项，不是生就是死；有时候，死亡是个浮现千百次的概念，而胜利不过是个革命份子梦寐以求的神话罢了。”当然更大的一个神话则是他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将会实现，人民也准备治疗他们的创伤，并发起社会主义的建设”。因为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一场更大劫难的开始。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更大的劫难常常为新文明的出现扫除了障碍。

所以现代人完全有理由为董卓、石虎、侯景、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努尔哈赤，以及阿提拉、铁木真、帖木儿、斯大林、毛泽东……等“蒙古人”辩护──因为他们不仅是“游击战”的高手，而且为新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障碍？

（一）“传说──神话”的普遍作用和“残暴名声”的虚幻性：敌对派别的泻染（描写他们的历史都是由敌对势力事后书写的，实际上，他们都是作为最后的失败者被载入史册）和人民群众恐惧症的综合作用。

（二）他们的生活环境对他们的“提拔”和训练、薰陶、强化。他们作为乱世或衰世英雄的悲喜剧命运。命运棋盘上的一颗刺目的棋子。

（三）他们作为历史的转机的促成者及表现者。没有他们的出现，历史潮流的转变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他们的猛烈击打，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腐朽文化、“文明势力”是不会进入坟墓、腾出新文化的生存空间。

（四）诚然，他们大肆屠杀、烧掠、破坏，他们尽情作恶……但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又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是什么东西刺激了他们，促使他们作出这类反应？又是什么东（29）西赞助他们，使他们的这类意欲得以物质化，使他们的这类行为能够产生如此普遍的影响并得以大大的普及呢？

（五）人类有一种本能，就是将宇宙万物都拟人化。人们更喜欢将许多历史性的及社会性的灾难拟人化，于是一些大恶魔、大恶棍就应运而生了。其实，这些人充其量只是恶魔的化身，他们本身则决不是恶魔，他们都是人。只是由于他们的某些个性及某些基因的作用，使这个恶魔有机会进驻罢了。于是他们表现出某种魔性而被人目为恶魔。

（六）由于“历史的需要”，这类“恶魔”就应运而出。如果历史不需要他们，他们本会默默无闻，自生自灭──作为一个潜在的英雄而死去。但是，你听──历史在呼唤他们，时局在震憾他们，难怪他们都急不可待地跳了出来，向那刺入肺腑的呼声之源猛然冲动而去……

（七）那么，僵尸般的、腐烂了的、败坏着的，到处散发着窒人呼吸的“繁荣”的毒素之“文明社会”。那么，贪婪的，除了吸吮创造者的血汗，除了观赏英雄们痛苦屈辱地死去之外，无一能事的“文化”，不付之一炬，又要它何用？这就是董卓和帖木儿们的用途：他们虽然以大破坏者、大野蛮人的狰狞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却也以清道夫、播种者的消毒面目出现于历史学家的透视镜中。

（八）即使不从历史学的抽象定义，而从道德具体范围而言，他们也不无可取之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一条古训，显然，它还将不幸作为今后的律法长存下去。而俗语也说道：“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是的，这群面目可憎的狰狞怪物，正是作为大复仇者来到这世间的。奇怪的是，他们往往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受害者”，他们的复仇往往是出于一种客观的“报应”，而非出于主观的“报仇”。死于他们利剑与烈焰中的生灵，又大多是前此得意非凡的上等人或上等民族。当然，也不乏“殃及池鱼”的例子……

（九）这样看来，这类大屠夫，即使不是超级的、超世俗的道德的化身，也是这最高道德（就历史学而言，这道德就叫“报应原则”）的行刑吏。说他们不道德和“不事生产”、“不从事建设”──只是囿于和平时代的观念。决不是荒凉而广阔的历史旷野上的真理。在历史旷野上横行无忌的道德就是“报应原则”。报应所依据的不是世俗所谓的善恶，而是力的作用方向，也就是压抑与反压抑的永恒宿命。这是“历史力学”的精义。

（十）总之，建设与破坏都属于“阳”的范畴（天堂），唯独“维持、保守”属于“阴”的范畴（地狱）。所以这些大恶魔的（天堂）圣功与耶稣、孔子、释迦、苏格拉底的圣功同样光耀日月。世人只见后者而不见前者，岂不怪哉！只在印度伟大神祗──湿婆的身上，方可以见出这二者的珠连壁合的完满的，随即又破碎的至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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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就现代中国社会的重构来说，马列主义发挥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功能。主张斗争的马列主义与主张和平的佛教不同，发挥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出家功能，而是垄断尘世的专政政治功能，其特征因此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野蛮主义的，虽然虚无主义和野蛮主义在古今两个南北朝时代都是以反对传统、取消传统为特征的。

对比研究一下，公元338年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下令准许汉人出家为僧的历史意义，和孙中山1924年宣告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等“三大政策”、毛泽东1949年下令“一边倒向苏联”，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引入外来势力、大乱中国的社会纵火行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疑，近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马列主义，犹如古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大乘佛教。

漠北人石虎放纵佛教淹没中国、岭南人孙文勾引苏联淹没中国，异曲同工，一古一今、一北一南：都是通过引入外来势力壮大自己的颠覆行为，以便乱中取胜。但这两者也都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转型意义的重大事变。

正是杀人不眨眼的石虎所作出的这一驱使汉人出家的决定，为佛教的广泛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并给予了强有力的经济上的保证。后来，基于复兴中国要求的周武帝与唐武宗之灭佛，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石虎的这一命令给予佛教的特权而发的，而主要不是基于敌视佛教和虐待佛教的态度。因为只有限制佛教的特权，中国社会的解体过程才会中止、社会重构才有可能。否则，大批社会寄生虫就会假借“皈依佛门”的名义来偷吃洋教，不仅偷税漏税、拒服兵役，逃避社会义务；而且自娱自乐、断子绝孙，逃避种族义务。而所有这一切，正是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之类所期待的结果，他们的希望就是要削弱汉人的力量，让外来民族成为中国土地的主宰。

为什么东汉与三国（魏、蜀、吴）都不许可佛教获得这样的特权？因为他们深知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国将不国”。下面我们简单考查一下其相关政策的来龙去脉。

汉、魏时代，官方不准汉人出家。“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卷四）。当时佛教如同黄老学说一样，只是在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和崇信，“沙门不入王者”，没有出家受戒的僧人。

佛教传入中国后，到后汉桓灵二帝时代（147──189年）记载才渐翔实，史料也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渐兴。汉末约七十年间，译出有禅经、阿毗昙学、初期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汉末对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宫廷奉佛。由于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技已受皇室崇奉，佛教初传入汉土，适逢其会，一方面它的教理被认为“清虚无为”，可和黄老之学并论；一方面“佛”被认为不过是一种大神。而且中土初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效法祠祀，也为汉代帝王所好尚。如《后汉纪》有关楚王英的记载说：“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缣请赎，楚王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有何嫌惧而赎其罪？”可见佛教在当时只当作祠祀的一种。到了桓帝时，更在宫禁中铸黄金浮图（浮屠）、老子像，亲自在濯龙宫中设华盖的座位，用郊天的音乐奉事他。如《后汉书·四域传》说：“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又延熹七年（641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等语，都可说明汉末宫廷的奉佛。

汉人出家虽因信佛而修道，但毕竟是些孤立的事件。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的记载。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本不足置信。但《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汉人出家之所以是些孤立的事件，可能是因为官府担心社会秩序受到影响，因此限制汉人出家。只是当决心摧毁汉人社会的五胡掌了权，才开始鼓励汉人出家，分化瓦解自己的对立面。338年，后赵石虎废止了不让汉人出家的传统禁令。以石虎的贪婪、残暴，再加上这个命令对中国传统家族社会的致命瓦解作用──这一切使五胡之乱出现了一个转折，从此之后，十六国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将进一步恶化下去。所以，我意以为304年（至316年间）的西晋灭亡到苻坚南侵的383年之间的这七十九年间，就是以这个公元338年石虎废止汉人出家禁令为转折点的。犹如1900年八国联军至1949年两个中国正式分裂的四十九年间，就是以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联俄容共为转折点的。在这两大转折点（石虎的允许汉人出家与孙文的三大政策）之后，传统社会才开始彻底瓦解了。不要忘了，冉闵的大肆报复即是对石虎的反动。

冉闵（卒于352年），十六国中冉魏的君主，是汉人也曾是羯人石虎的部下和养子。冉魏建立后，冉闵下令杀羯。男女老幼无人可免，前后约有二十万人被杀。接着奔袭各路胡军，几番大战，打出汉家铁骑的威风，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匈奴、羌、氐等胡人势力被迫撤出中原。石遵、石鉴、石琨、石宠、石蟠被灭三族，羯族的主力军被完全消灭。至此，石虎的十四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处死；六个自相残杀而死；五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全部死于非命。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军粮分给百姓，带领一万步兵争粮。结果被鲜卑的十四万骑兵包围。被俘遇害，冉魏灭亡。

冉闵的复仇，也见石虎对中国社会的伤害之深。石虎与冉闵之后，北中国已经不再是战场，而是屠场了。正如北伐战争之后的现代南北朝，中国已经不再是战场，而是屠场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石虎之令与孙文之策相比，而把冉闵“350灭胡”比作蒋介石的“412反革命政变”：这两个“反动事件”短期内成功，但在政治上很快就失败了，它们根本抵挡不了滚滚而来的胡化过程，并且引起了更为血腥的报复和种族灭绝，使得汉人的处境更加险恶。由此触发社会分化及造成的历史振荡，到百年后才达到顶峰──在古代的南北朝是百年后的450年宋魏大战、南北彻底隔绝，在现代南北朝则是二十多年后的1950年代中国合并到“社会主义大家庭”。在这之前，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过渡（1931年）。当然，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看，最大的顶峰并不是1950年，而是1966年的文革及其退潮──1971年的林彪死亡和1976年的毛泽东死亡，也就是五十年之后。正好为古代南北朝的百年周期之半。

尽管，古代南北朝的“350灭胡”与现代南北朝的“412灭共”在具体形式上可说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抗击外来势力”的意义上，二者却是不约而同──没有历史的透视性慧眼，是看不穿这一层文化含义的。

再进一步看，石虎是外来势力的代表，不仅在种族上，而且在文化上。王青《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在中原的传播》一文指出：羯族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民族共同体”，而十六国时期的石赵政权就是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最早、甚至是唯一的一个政权。它在中原建立政权以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视西域文化的政策，提倡并弘扬西域文化，这使得西域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能较快地在中原流播。不管从宗教习俗、服饰工艺还是从农作物的移植方面，都可以见到石赵政权在“弘扬西域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像中共在弘扬苏联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从相貌上说，羯族的特征是深目、高鼻、多须，这是典型高加索人种，也是西域胡人的典型相貌，也是俄罗斯人和“苏联老大哥”的同种杂胡。

据《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记载：石虎死后，汉人冉闵欲有不利于羯胡之举动，“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而胡天是西域之神，祀胡天乃是信仰祆教的标志。这相当于现代南北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语言上也有是蛛丝马迹表明，羯胡的祖先来自昭武九姓国，而昭武九姓国的语言应该是属于伊朗语系，即印欧语系，与俄罗斯语、德意志语都属同一家族。

石赵政权的政策明显具有“崇胡”的特色，如号“胡”为“国人”。与中共的口号“我们的祖国是苏联”何其相似！石赵政权对一切带有“胡”字的物品也作了相应的改称。《艺文类聚》卷八十五“豆”引《邺中记》曰：“石勒讳胡，胡物改名。名胡饼曰‘抟炉’，胡绥曰‘香绥’，胡豆曰‘国豆’。”这不仅是称呼上的改变，而是表明西域胡人与文化将成为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人种与文化。石勒与石虎重用来自于龟兹的僧人佛图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佛图澄在石虎时被尊之为“大和尚”，并亲自下书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爱，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一个汉化人群的政权会给一个异族人如此重视；正如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具有民族良心的人都不会把苏联、日本或其他外国当作“我们的祖国”。

石赵政权对西域的商贾同样表示出较大的热忱。据《邺中记》载：石虎“于铜雀台穿二井，作铁梁地道以通井，号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财宝饮食，以悦番客。”由于胡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所以，尽管当时中原扰攘，战争连绵不断，但仍有大量的西域胡人来往于石赵所控制的中原地区进行商贸活动。东晋荀氏的《灵鬼志》云：“石虎时，有胡道人驱驴作估于外国。”佛图澄也常常让自己的弟子去西域买香。可见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并没有中断。

石虎对于佛教的尊崇也是“崇胡”政策的典型体现。汉人王度曾经奏议全面禁止信仰佛教，其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石虎答道：“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王度的主张，是汉人试图同化异族统治者的尝试，石虎的回答，表明其顽固坚持本族立场。由此，佛教几乎成为后赵的国教。这种崇胡的政策，由石勒开其端，到了石虎手里更有变本加厉的发展。与石勒相比，石虎是一个更加留恋本民族文化的统治者，他所信奉的宗教习俗、所喜爱的方技工艺、服饰饮食都带有明显的西域特色。

而为了引种中原本无的植物，石虎花了极高的代价，精心围起苑囿，运来土壤，并引水浇灌，以期创造适宜珍贵果种的生长条件。在此苑囿中，裁种了不少中原本无的名果。自石赵之后，原产于西域的作物渐渐开始在北中国普及。而石勒、石虎还为许多来自于西域的植物、食物改名，去掉“胡”字，就像“解放以后”去掉了许多名称的“洋”字，政治上为了掩盖其外来性质、文化上促进了本土化进程。

石赵政权的这一胡化特性不是孤立的。且为后来的北魏的拓跋鲜卑作出了示范。例如随着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对于乳类没有多大兴趣的汉民族，似乎由于学习北方民族的风尚，大量养羊，饮食方面渐为“胡化”，羊肉酪浆已然成为“中国之味”，而“做毡”及“制作酥酪”等畜产品的加工已开始盛行。这一社会的需求倒过来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所以在《齐民要术》等“农书”中却辟有《养羊篇》，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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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我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不少在美国从事“传道人”职业的华人，他们在中国的时候竟然是共产党员！而且其中许多本来就是专业党工，例如在党校、团校以及各种“人事部门”工作的“政工干部”，是所谓“马列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要知道，无神论和有神论、共产党和基督教，是两种极为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系统，为了争夺群众和社会影响，彼此之间经常大动干戈──他们到了美国如何化敌为友，甚至水乳交融了呢？

有一篇题为《必须清除附在公民身上的寄生虫──政工干部》的佚名文章这样质问：“沉重剥削和压迫的事实数据──政府的钱到底花去哪里了？”它写道，捐税苛重名列世界第二：《福布斯》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调查显示，中国总指数为160，全球列第二位。国内数据显示，国民经济GDP的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的税负相比，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村民等普通老百姓的捐税负担十分沉重。

行政成本高涨而办事有限：而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公民切实利益的支出，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5%（而美国则占75%）。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从1996年的一六五四.二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四四六五.九亿元，八年间增长一.七倍，年均递增13.2%，而行政成本二十五年涨了八十七倍。

供养行政人员花费巨大：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用高达一四二六六亿元，加上公安和武装警察的一千五百亿，达一五七六六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占整个国家总计支出三七九六〇亿中的37.58％。

2005年，中央政府对二十个省（区、市）划拨财政转移支付款七七三三亿元，可纳入地方预算因而在名义上可以接受地方人大监督的转移支付款不足半数，也就是说，至少有四千亿元巨额资金在作违法的“体外循环”，被层层截留、挪用、挥霍甚至因贪污腐败而不知所终，这中间还不包括早被人们视作正常的“跑、冒、滴、漏”。

仅2005年，中国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五倍。

北京市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十八家市、区政府机构2004年人均耗能量、年人均用水量和年人均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四倍、三倍和七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瓦时，相当于该市居民人均488千瓦时的十九倍。也就是说，有的政府公务人员一天的耗电量，够一个普通老百姓十九天的生活用电。

这些数据是经过世界上最严格的网络过滤后，通过计算机轻松检索出来的。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公民正承担世界上最重的捐税（所得的1/3），同时享受几乎是最低的“为人民服务”（财政支出的25%），如果由此得出中国公民正承受最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谁还能有异议呢？

《必须清除附在公民身上的寄生虫──政工干部》质问说：撇开“人民政府”这一不可数名词，人们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剥削和压迫人民？这只能到人民供养的对象中去寻找。而被供养的对象到底有多大规模，首先要澄清一下。

面对官民比例过高的广泛批评，中国人事部副部长、《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的侯建良出面辟谣：《公务员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截至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约六三七万人。由此算出的官民比仅为1：198，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事实真的如此？就跟有人将中国居民贫富对比分成城市跟城市比，农村跟农村比一样，侯建良不过是跟大家玩了一个概念游戏。

戳穿侯建良的这个游戏，我们不得不导入我们平常所经常用到的一个外来语──“干部”。根据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介绍，截至2001年底，全国女干部总数已达一四八八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36.7％。据顾公布的数据推算，全国干部人数达到四〇五四.四九万人。这个四〇五四.四九万人才真正接近中国老百姓实际供养的官员数据。

另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中的数字，在党政机关中具有“国有”身份的实有人数约为一〇〇〇──一一〇〇万。在“事业”一类（科教文卫金融等）中，具有“国有”身份的人为二五〇八.二万人。也就是说，最低限度地，中国老百姓供养人员也在三五〇〇万人以上。

这三五〇〇万以上的人很多是从事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的，绝大部分人是不属于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行列的。而即使对于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吃干饭的人”，也还还需要进一步鉴别与分类。所以需要清查一下，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关键──政工干部这种“吃干饭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零点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八个大城市、七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地区的四一二八名调查居民进行调查后显示：67%的居民认为政府公务人员的总量应该减少，认为应该增多和保持现有规模不变的只有10%和5.9%。其中，城市和小城镇居民认为公务员数量应该减少的感觉较农村更强烈，比例分别达到87.1%和88%。

一方面是民意强烈要求精简政府冗员，另一方面，在农村人口中，每七十八人才摊得上一名教师，每三百八十四人才摊得上一名医护人员，总体上，需要供养的公共服务人员严重不足。显然，老百姓需要供养的是公共服务人员，而且还应该增加，同时，那些占有公务员编制、参与腐败、肆意浪费、不为公共事业服务的人员，是应该清除的。许多人认为，首当清除的就是大量充斥在公务员队伍里的政工干部。这部分人集中在各级党委、妇联、共青团机关和工会中。

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层和基层以上工会专职工作人员四十七万七千万人。2005年，辽宁省有专职妇联干部二千二百七十人，1999年广西乡、镇以上专职妇联干部二四八六人。据此推算，全国专职妇联干部在六万人以上。截止到2004年底，专职团干部十九万一千万人。尽管这些数字来自不同年份，还是大略知道全国仅妇女、青年、工会的专职干部人数就达七十二万人以上。截至200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已经达到七〇八〇万人，中国现有党的基层组织三五二万个，其中基层党委十七万个，总支部二十一万个，支部三百一十四万个。支部中的专职干部我们忽略不计。按一个党委两个正副书记、四个部长（或委员）、四个普通专职干部计算，仅全国党委就有专职干部超过一百七十二万人。加上妇青工三个团体的七十二万专职干部，最保守的估算，全国专职政工干部有二四二万人。

这二四二万人作为专职政工干部基本都是占有公务员编制的，超过公务员人数的三分之一，超过老百姓供养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每年仅按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数发给这二四二万政工干部工资，就需要四三五亿元以上。不推测这些人消耗较平均数更多的公款吃喝、旅游、车辆费用，仅按平均数统计，一年公款吃喝、旅游、车辆费用，他们就要花去两千亿元以上。

仅为共产党服务的大量政工干部，并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却大量占有公共资源，是对公共财产的严重侵犯。把他们比着附在公民身上的寄生虫一点也不过分。这样的寄生虫，已经让公民不堪忍受，必须清除。从百姓供养的人员名单上清除掉政工干部是精简政府冗员最为关键的一步，他们能够清除了，再多的冗员也会很容易精简了。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研究世界宗教后认为：在社会地位与对不同宗教世界观的接受倾向之间，有显而易见的、明确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取决于接受者对宗教教义的选择。但在中国宗教史上，教徒对不同宗教的选择并非完全是取决于教义；宗教制度同样对信徒的选择有很大作用。甚至决定了职业教徒这一社会阶层的形成。

王青《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指出：同为信徒，对宗教的介入程度却不一样，至少可分三层。第一类为专业的神职人员，他们制定、解释并宣传教义，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宗教乃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他们乃是宗教最坚定的捍卫者和支柱。第二类为虔诚的信仰者，其思想观念的核心是建筑在宗教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定期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并积极参与布施。第三类是一般信仰者，他们仅仅只是在思想的某一层面上受宗教熏染，接受宗教的某些观点，偶尔参加宗教仪式；甚至只是把宗教当作一种时尚，作为生活的点缀。考察一下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专业神职人员的身份，其阶层的差异是很明显的。这种阶层差异不仅表现在两种宗教之间，也表现在同一种宗教的不同阶段，因此，差异并非是由于佛教和道教在教义上有明显不同而引起的，而是由于两者在宗教制度上存在不同的缘故。到南北朝后期，道教模仿佛教的寺院制度建立起自己的宫观制度时，佛道两教职业教徒之间的社会差异就渐渐缩小了。

在汉魏时期，职业僧人基本上来自西域的“外来和尚”。《高僧传》所记汉魏时期的十七位僧侣，几乎全为外国人。《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佛图澄传》所载王度上石虎的奏章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规。”但到西晋时期，两京僧尼数为三千七百多人，至东晋，全国的僧尼数两万四千。这其中，似有出身于晋朝一流士族的僧侣，如竺潜。

僧侣出家的原因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为生活中出现了非常事件，常见的为疾病与死亡，也可能是某种神秘事件，导致信仰的产生或改变。

第二类是受到高僧的感召。

第三类为家庭影响。

第四类为时尚风气的影响。

然而，更多人出家是由于经济原因。僧侣中很大部分是孤儿，自小出家，他们在其世界观尚未形成之前就选择了佛教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这不大可能是出于信仰而导致的皈依。从出家者中孤儿极多这一现象分析，他们选择出家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成为职业僧侣之后，起码能保障最低的生活条件而自下而上下去。同时孤儿的尘世牵挂较少，也是出家率较高的原因之一。这种因为经济原因而成为职业教士的现象，在世界宗教史上似较为特殊，但中国佛教史上，却是一个最普遍的出家动因，这显然与中国佛教的宗教制度、统治者的宗教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所谓“吃洋教者”其实并非基督教的特点导致的，而是中国社会的特点导致的：吃教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古已有之的。

与佛教比较，道教没有剃度、受戒等仪式的出家程序，圣俗之区别并不明显，但也的确存在专业的神职人员。尽管道书中对道士的出身门第等往往或编造，或攀附，借以自抬身价，不能尽信，但其中也不乏较可信的材料可以证明道士的社会阶级出身。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一般而言，他们的出身似远较佛教僧侣为高。

方士中出身于掾史等下层官吏的占很大比重。

在宫观制度确立之前，道教的组织制度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天师道为代表的祭酒制，以天师为首领，下有治官、祭酒分统道民。这一制度的特征是职业道士兼具道师和官吏两重身份，与信徒形成半宗教、半官民的关系。从原则上说，祭酒身份的获得，主要是根据其在教的年资，但实际上，由于以祭酒代长吏，长吏出身的教徒显然比一般教徒更有可能获得祭酒的位置。另一类是各地小型宗教集团所普遍采用的师徒制，其形式类似于手工业者的行帮。应该说，在这一类宗教制度下，首领身份的获得决定于其方术技巧的高下、个人人格的吸引力。然而，在汉魏六朝这样一个高度重视门第身份的社会中，教主的门第身份对树立权威、培养教徒的信仰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宗教组织的这一转变，职业道士的身份也开始转变。因为道观同时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需要廉价甚至无偿的劳动力。对于平民来说，成为职业道士可以逃避税役，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又有成为高等僧侣的可能，所以，平民成为职业道士的人数大为增加。另外，由于这一时期，道教的圣俗区别转严，虽无须如佛教那样断发剃度吃素，但职业道士需要不事婚宦，这一点，也给贵族官僚成为职业道士带来了困难。

分析中国社会的宗教，影响职业教徒的因素主要是宗教的组织制度，其次是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而宗教教义只是一个极微弱的因素。这就是这个特殊的国情。据此分析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显然是苏联在中国的地缘扩张所致；而随着中国共产党有朝一日失去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也势必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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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宗庙崇拜与革命领袖

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思潮，对国家礼仪典章制度的影响也日益凸显。汉魏之际虽然在思想、学术、社会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动，然而统治阶层对儒家学说，尤其是礼学在宣扬教化、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有所依赖，礼学研究与国家礼制建制成绩斐然。在皇帝宗庙礼制问题上，汉魏、魏晋之际出现的郑玄、王肃经说，对这一时期皇帝宗庙立庙、祭祀礼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礼制制定者并没有拘泥于郑、王等儒学大师权威诠释，而是依据现实之需要多有变更。南朝虽然在皇帝宗庙制度上基本遵循王肃学说以及东晋制度，但是也依据适时原则而有所变通，同时对汉魏制度有所侧重，这在宋、梁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度表现尤为明显。

郭善兵《南北朝皇帝宗庙礼制考述──以南朝和北魏皇帝宗庙礼制为考察中心》一文认为，南北朝皇帝宗庙礼制既对两汉、魏晋制度有所借鉴、沿袭，又依据现实需要而有所损益、变革。南朝皇帝庙制与两晋制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除梁外，南朝宋、齐、陈三代在立五庙、七庙时，皆将为开国皇帝已经故世的配偶所立之庙列入皇帝宗庙系统中。从刘宋时代开始，宗庙祭礼在沿袭东晋制度基础上，同时兼采汉魏诸儒之说定制。受学术领域礼学宗郑的影响，梁代一改两晋以来以宗庙禘、祫祭为一祭的传统，以禘、祫祭为两种祭礼，且禘祭小，祫祭大。北魏初期皇帝宗庙立庙、祭祀制度，既有汉化人群的政权传统模式因素，又夹杂有大量的鲜卑民族习俗。孝文帝以后，比较彻底地完成了北魏汉化历程。皇帝宗庙礼制对两汉以来相关制度既有兼采沿袭，也有创新之举。

西晋末年陆续进入中原诸少数族政权，也认识到儒家思想尤其是礼学思想与礼仪制度在证明本政权的正统地位有重要地位，多敦崇儒学、强化礼制，但这种借鉴往往大量充斥该民族原有的习俗。随着拓拔统治阶层汉化程度的日渐深化，北魏孝文帝对中国文明逐渐向化，完成了鲜卑人的汉化历程。但在皇帝宗庙礼制方面，以孝文帝为首的鲜卑集团没有被动沿袭以往汉化人群的朝代的成制，而是对两汉以来相关制度，对学术领域中郑、王经说的长短优劣进行了综合比较，在此基础上，既有兼采沿袭，更不乏创新之举。不难看出，师古、适时，兼顾情、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皇帝宗庙礼制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或许也是当时畅扬人性的时代思潮在礼制领域具体微观的反映。 

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处于动荡混乱状态。然而，儒家经学，尤其是在强调、维护等级尊卑秩序，论证各政权的正统性和整合社会、协调人际关系方面卓有成效的礼学，普遍受到了各政权的重视。魏晋之际，《周礼》记载的吉、凶、军、宾、嘉五礼体系开始被应用于国家制礼实践中，至南北朝北齐、萧梁时期，五礼体系已经基本定型。皇帝宗庙礼制在沿袭两汉魏晋制度的同时，由于受政治、思想、学术、民族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多有损益、创新。

南朝虽然长期处于动荡状态，但文化和国家礼仪制度的建设却颇值得称道。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经学类书籍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著作的部种、卷数均远远超过同一时期其它经学著述，而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均出自南朝儒生之手。南朝历代礼学硕儒辈出，在因循两晋五礼制度的基础上，宋、南齐、梁因时制宜，相继制定新五礼，至梁代形成比较成熟的五礼体系。南朝皇帝宗庙立庙、禘祫（殷）祭祀礼制在沿袭魏晋传统的同时，也时有创新之处，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具体体现。

十六国早期，民族矛盾的长期积聚使得种族冲突与相互杀戮相当残酷。随着蛮族程度不等的受到汉化，出于长久统治的考虑，只有借鉴中国统治模式才能长治久安。他们也开始沐猴而冠，通过讲求移风易俗、宪章旧典，笼络衣冠华族，“继承先朝帝统”，对本族进行洗面革新。复兴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十六国政权为争取正统地位而普遍采取的基本措施。而作为汉民族文化精髓的礼乐制度，自然就成为当时及随后北朝各少数族政权汲汲以求完备，并以之作为论证本政权正统性的有效工具。拓拔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由于统治比较稳固，汉化程度较深，皇帝宗庙礼制比较完备。在借鉴、沿袭两汉魏晋相关制度的同时，搀杂若干鲜卑民族旧有祭祖习俗，且往往对诸儒异说加以折中，并裁以己意定制，从而使北魏皇帝宗庙制度呈现出独特的特色。

随着北魏儒学的复兴，拓拔鲜卑汉化程度不断深化，历代诸帝的诏令中援引《诗》、《易》、《春秋》、《礼》等儒家经典增强说服力、进行说教的次数也日益增多。长期、持续汉化过程，造就了以孝文帝拓拔宏为代表的汉化程度较高、比较成熟的统治集团，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将拓拔鲜卑汉化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太和十一年（487年），孝文帝派遣使臣至南朝萧齐求取图书。这表明，锐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孝文帝迫切需要了解南朝的有关典章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的最新发展，为其改革寻找适宜的借鉴蓝本，这或许也是孝文帝在而后制定宗庙禘、祫祭礼制度时，会抛弃汉、魏传统，而选择以王肃经说为依据的东晋南朝制度根本原因之所在。不过，孝文帝对汉化人群的传统礼乐制度并非一味盲从，而是在遵循儒家倡导的礼乐学说基础上，往往借鉴汉晋南朝政权实行的有关制度，并凭借儒学造诣，开阔的视野，对礼学上若干争议不休的问题进行裁断。

孝文帝在宗庙大祭礼问题上舍郑取王的举措，反映出当时北魏在汉化进程中，在兼采汉、魏制度的基础上，尤以借鉴更切乎实际、兼顾情、礼的两晋南朝典章制度为主的思想倾向。而在禘祭礼举行时月问题上，勇于抛弃以往先儒成说，变更以往成制的举措，也反映出此时汉化程度较深的北魏统治集团，因受汉化人群的儒学师说束缚较弱，能够凭借深厚的儒学修养，依据对儒家经典含义别出心裁的理解，以一种更为成熟、自信的心态，另创新说、新制，以为万世之法则。这无疑既是以孝文帝为首的北魏统治集团彻底汉化决心的反映，也是他们以中原汉化人群的文化的延续者、复兴者乃至创造者自居的自信心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通过以太和十五年为标志的宗庙礼制改革，儒家思想，尤其是“礼”、“孝”伦理思想在北魏政治、社会生活中主导地位已经逐渐确立，从而为孝文帝随后一系列汉化改革的顺利推行，为拓跋族全面、彻底的汉化、封建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社会基础。但这期间潜伏的如皇室贵族生活奢靡；官吏贪污腐化，吏治败坏，因频繁发动战争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等种种弊端，也开始逐渐显露。由汉化拓跋贵族和汉化人群的士大夫阶层构成的统治集团由于深受儒家礼学思想浸润，面临着逐渐显现且可能有日趋激化的社会危机，因而更加强烈的意识到进一步加强礼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于孝文帝宗庙禘、祫祭祀礼制改革过程中的某些举措，诸如专重于两晋南朝比较盛行的王肃经说，而置被当时北方儒士视为礼学渊薮的郑玄经说于不顾；孝文帝参以己意，曲解儒家传统经典的内容以适合现实需要；自承三国曹魏正统而与曹魏禘、祫礼制参差不合等，与北朝儒学世族秉持汉儒经注的学风及恢复周、汉、魏制度文化的理想格格不入。因此，当孝文帝去世，宣武帝遵循儒家三年丧礼学说行三年丧即将结束的时候，以孙惠蔚为首的儒学士人建议，参照汉、魏，尤其是曹魏依据郑玄经说确立的禘、祫祭祀礼制，变更孝文帝太和年间确立的制度。

北魏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最终实现了“取郑舍王”。这既与北魏汉化人群的儒学世族遵循、秉持的汉、魏师法、学风相一致，也是拓跋鲜卑族统治集团在汉化过程中，随着对儒家思想认识的深入，而力求仿照、比拟上古周代臻于至治的大同社会心态的反映。无独有偶，就在北魏宣武帝采纳孙惠蔚等人的建议，在宗庙禘、祫祭礼制问题上“取郑舍王”后不久，南朝梁武帝也采纳何佟之的建议，对两晋和南朝宋、齐在长达二百余年时间内延续以王肃经说为理论基础的禘、祫祭礼进行了改革：以禘、祫祭为二祭；祫大禘小；祫祭时功臣与祭，禘祭则仅合祭祖先。梁代此次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度的变革主要以郑学为依准的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南北朝在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度上异曲同工的变革，无疑是基于郑玄对《春秋》经传的有关记载而对周代天子宗庙禘、祫祭礼的推断；而且随着南北朝各自遵行郑氏的《三礼》经注，而对国家相关典章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虽然北魏、萧梁基本主要依据郑玄学说，来确定皇帝的宗庙禘、祫祭礼，但是也根据适时原则，在兼采汉魏时期其他儒者有关学说的基础上，依据各自对儒家经典文义的理解，在不同程度上对郑学进行了改易，这也是当时在国家礼制建设问题上自觉运用“适时”与“师古”这双重原则的真实状况。

在现代南北朝，类似宗庙的摆设是“总统陵寝”、“主席纪念堂”、“忠烈祠”、“人民英雄纪念碑”、“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以及鲜红的血淋淋的五星红旗──“革命烈士的新鲜染红了它”。其意识形态则为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发展理论、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全体人民进行全面专政。这不仅对中国传统宗教是一个颠覆，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一个奇观，把国家崇拜、党的崇拜，发展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在其它意识形态方面，梁、陈时期，由于梁武帝公开宣布儒、释、道三教并行，三教合流的趋势更为明显，也为此后隋唐时代儒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整个南朝时期，礼学以外的儒学除在梁武帝的扶持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外，基本上都因政治环境的恶劣而萎靡不振。政治环境对于学术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干戈未息、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不能指望学术的真正繁荣。而从南朝政治、学术的总体形势看，由于儒、道、释三家的不断争夺与冲突，为政治对文化的选择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在南朝诸帝中，除梁武帝有意识地扶持过儒学外，其他帝王则更多地是信仰佛教和道教，这也是南朝儒学一直衰微的原因之所在。

说到南朝儒道释之间的冲突，此一时期直接承袭魏晋，尤其是东晋时期的一些争论问题而有所发展。儒家学者依然坚持“华夷之辩”及正统的原则，排斥佛道二教，但由于佛道二教的许多义理已深入人心，故儒家学者的排斥虽然有力，但效果并不理想，相反却是三教合流、三教兼宗的趋势更明显。刘宋年间，顾欣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发表著名的《夷夏论》，凭借儒家夷夏之辩的思想武器，论证道教才是华夏的根本宗教，佛教乃为夷狄之法，以期为尊王攘夷、王政一统教化张目，结果招致佛教徒的强烈反对，引发佛道二教的一场激烈论战。早在东晋威康六年（340年），庚冰就在代晋成帝拟定的诏令中明确提出“沙门应尽敬王者”的主张，以为“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佛教徒应该遵循名教的原则礼敬王者，否则尊卑不分，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而到梁武帝，看到宋、齐两个朝代都因为皇族之间互相残杀而发生内乱，他就对自己亲属格外宽容。皇族中有人犯罪，他只好言好语教训一番，从不办罪。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贪得无厌地搜刮财富。其库房三十多间都堆满了钱，共有三亿以上，但梁武帝也不追究。

梁武帝在建康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同泰寺，每天早晚到寺里去烧香拜佛，讲解佛法，说是为百姓消灾积德。到他晚年，更是到同泰寺“舍身”，出家做和尚。大臣们集资一万万钱，到同泰寺替他赎身。梁武帝前后三次舍身，大臣们一共花费四万万赎身钱。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西洋镜（“西洋化”奇观），就像现代的南北朝也有自己的怪现象“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毛主席纪念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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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在我们的研究中，古代南北朝的“门阀体制”与现代南北朝的“党组织先锋队”具有可比性质。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根据“三个代表”思想，中共《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作了如下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先锋队”也就是强调其至高无上的特权。“三个代表”初次提出虽是2000年的事情，但据说概括总结了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共发展的进程和经验教训。新党章强调中共始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意思至为明显：中共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特权门阀，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特权门阀。

所谓“先进性”和“阶级性”都是其特权的理论基础，就像门阀体制血统优越论一样。而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早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就被明确表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在特权理论看来，党的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障，因而也是党的先锋队 品格的重要方面。党的先锋队品格必须体现在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上，党的先进性必须落实到党员的实际行动中。如果党内存在腐败官员，党就不再是先锋 队，党的威望就丧失，执政能力就受损。党的特权就会从根本上遭到腐蚀和瓦解。而党必须永远执政下去的“理念”于是必然要求恢复精英党的组织路线，这就是所谓“先锋队思路”。

“先锋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工人政党，而且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是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党员队伍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要成为党员，首先要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凡此种种，都是一种变相的门阀观念的体现。

其极端表现，就是文革中大肆流行的血统论。这种血统论在中国已经绝迹了一千年左右。正是野蛮的苏联和苏联化的汉人把它重新输入中国，用以完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野蛮化或曰革命化的工作的。

陈爽《“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一文提出，北魏太和中，分定姓族，大选群官，由朝廷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包括鲜卑贵族在内的门阀序列。其中“四姓”的含义以及由此涉及的北魏分定汉人姓族的标准，对我们理解古代南北朝的先锋队即北魏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很有帮助。

北魏分定“四海大姓”的具体内容，包括代人姓族和汉人士族两部分，二者有不同的标准和序列。前者赖于《魏书·宫氏志》中保存的两道诏敕，可略得其大要；后者则由于《魏书》缺载而含混不清，难窥全豹。

代人先无族姓，因而分族定氏一以官爵为断；而铨定素有门第传统的汉人士族的标准，又多了一个“魏晋旧籍”。孝文帝分定代人姓族，雷厉风行。代人竟起辞讼，至魏末仍纷争不息。以法令的形式确定汉人姓族，同样是一桩空前的盛事，理应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和震动。但就史传所见，北方汉化人群士人的反应却十分冷淡，被后人讥为高门家谱的《魏书》，甚至对此阙而不载；在北朝和隋唐的大量碑志中，也见不到某家族在太和中被定为某姓的任何记述，这不能不使人对这一法令的实施效果和社会意义产生某种怀疑。唐长孺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北魏分定姓族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各种政治势力，使之成为巩固拓跋氏政权的积极因素。新标准的精神，不妨说是传统惯例的具体化和制度化。遵循这一思路，重新理解“四姓”的确切含义，成为认识北魏分定姓族的标准与意义的关键所在。

《氏族论》所载的“四姓”之制，是一个在制度上整齐划一的理想模式，而著于法令的制度与社会实际状况往往有相当距离。太和门品之令与职品之令是相互配合，互为表里的，而北魏前期的官职却以紊乱、杂芜著称，如何把先世官爵与当朝的官品统一起来，颇费周折。更为棘手的是，与“先无姓族”的代人不同，北方汉化人群士人素有自己的门第传统和习惯，这就是所谓的“魏晋旧族”。由于长期的战乱和频繁的迁徙，许多士族谱系已无从稽考，检校“旧籍”势必引起社会的极大骚乱，而如何把“魏晋旧籍”与当世官爵统一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豪强大族是东汉政权建立的基础，南阳、颍川、河北诸豪更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所在。“四姓”诸族多非元从功臣，却在地方拥有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与西汉众多起自布衣的后妃之家迥然有别，从而使他们与帝室的联姻具备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正因为如此，马援以外戚不入云台二十八将而为世人所称羡，而马氏悄然得到“小侯”之封，子弟布列朝廷。从这个意义上看，四姓之制中世袭封爵，参与朝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四姓”家族政治地位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别立学官”则使“四姓”子弟获得了与功臣子弟同等的入仕途径，是东汉王朝调整权力结构、巩固统治基础的有效手段。明帝以后，“四姓小侯”之称屡见于东汉史传，或称为“四姓末属”，或简称为“四姓”。终东汉一世，“四姓”或“四姓小侯”都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专称。

魏晋之际，“四姓”的含义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即指地方上正在逐渐形成的、获得社会普遍承认的地方大姓。

各地多以四为单位划定士望，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汉末清议兴起之后人物品评、比方的习惯有关，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汉一朝外戚尽为累世公卿的名家望族，“四姓”逐渐演化成为名家望族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汉魏以来，“四姓”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和概念，前后虽有差别，但一直是指某些具体的姓氏或家族。考察北魏四姓问题不能不考虑这一历史传统。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以《通鉴》为代表的另一类“四姓说”，便会发现这一“不经之论”在许多方面确有所本：

纳卢、崔、郑、李之女以充后宫，以四家为“四姓”，这一概念无论用东汉以外戚家族为“四姓”，还是魏晋间以地方名家大族为“四姓”，从哪种含义来衡量，都与传统上的习惯称谓相合。以汉人的卢、崔、郑、王为“四姓”，与鲜卑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门第相当，地位相同。采用这种解释，使《魏书》所载“定代人姓族诏”前后对应分明，语义豁然贯通，不象柳芳说那样牵强。

以“四姓”与“八族”对举，是汉魏以来人物比方的习惯，这种传统又为北魏王朝所沿袭，只不过内容变成了以汉人“四姓”与鲜卑“勋臣八姓”的对举。《通鉴》所称孝文帝纳五姓之女以充后宫之事，无一例外地在《魏书》诸传中得到了印证，这至少说明《通鉴》所述历史事实是清晰准确的。

孝文帝汉文化修养之高，连南朝史家也无法否认。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左右近臣又多文儒之士，奏疏中曾多次援引马后、阴后之典。北魏“四姓”与东汉的“四姓小侯”有许多相似之处：同属地方大族，同以后族称“四姓”，同是累世贵显，同与王室累世联姻。这究竟是无意的巧合，还是“参稽古式”的结果，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更有意思的是，它们还与现代南北朝的“四大家族 ”（国民党）、“四人帮”（共产党）同为“四”。可见“古今通理”。

前引诸例，或多于四，或少于四，但都被称为“四姓”，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即是“大姓”之意。就像四大家族与四人帮也是出自文化的潜意识。

而北魏太和二十年的“分定姓族”，主要是确定代人姓族和汉人中的“诸州姓族”，这是作为“四海通望”的“四姓”家族的地位已经确立，因而在当时的诏令中才会出现“一同四姓”之语。由此看来，《通鉴》四姓说与柳芳《氏族论》并不完全对立，只不过在时间和内容上各有侧重。

孝文帝分定姓族的目的，在于调整北魏政权结构，巩固鲜卑贵族和汉化人群高门的联合统治。但二者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存在一定程度差异，具体到分定姓族的标准问题，就是重当世官爵与重“魏晋旧籍”的矛盾。如何使代人和汉人中两个互不关涉、倾重不同的门第等级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新的门阀序列呢·仅以官爵为断的标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士族门第中另一个重要筹码婚姻便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所在。

北魏前期，王朝的统治核心是所谓“王室十姓”和“勋臣八姓”，当时存在着“十姓不婚”之惯例，王室的主要联姻对象是“勋臣八姓”。随着北朝社会的逐渐发展，部落制遗存日渐消亡，北魏王室的这种婚姻关系既不为汉化人群士人所认同，自身也处在分化瓦解之中。为了扭转这种“拟匹卑滥，舅氏轻微”的状况，建立“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忠孝礼义”的统治秩序，最为简捷的途径无过于以联姻为手段，把汉人中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纳入鲜卑贵族的婚姻圈中，既提高了皇室在汉化人群士人中的社会影响力，扩大了统治基础，又在官爵之外使代人与汉人的门第等级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门阀序列。在这方面，东汉的“四姓”之制是最恰当不过的“先朝典制”。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推测：北魏“四姓”是孝文帝根据汉魏以来汉化人群士人品评门第的习惯和传统，而确立的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外戚婚姻集团。

例如太原王氏本是魏晋间北方首屈一指的名族，但自永嘉南渡后，完全脱离了北方的基业。北朝的太原王氏从始族王慧龙归魏开始，其士族身份就一直为北方士人所怀疑，或以其非太原王氏，或以其鄙出。至魏收作史，虽盛赞王慧龙之功德，却不得不在其郡望前加上“自云”二字。从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人物单鲜，而王琼本人的贪卑、矫饰之行，更为当朝士人所不耻，位望俱损。北方士人并不像东晋南朝那样，较为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而上述四姓与其他高门大族相较，并无绝对的优势可言。如果说崔卢两姓虽个人官位不达，整个家族还维持着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郑王两家的政治权势和家族声望则更等而下之。至少在太和年间，崔、卢、郑、王作为北魏绝对一流高门的条件并不俱备。那么，这四个家族是根据什么标准，出于什么原因被列为“四姓”，成为外戚显贵的呢？

如前所述，在北魏确定汉人姓族的标准中，“魏晋旧籍”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若以魏晋“世资”而论，清河崔氏中的崔琰、崔悦，范阳卢氏中的卢植、卢钦、卢谌，荥阳郑氏中的郑太、郑浑，以及太原王氏中的王沉、王濬，都是这一时期身居高位的名臣。但是，仅凭“冢中枯骨”的余烈尚不足以决定家族在北魏的门第，同属“汉魏旧门”，与上述各家“世资”相埒的京兆杜氏、太原郭氏和弘农杨氏等家族，在北魏便没有进入“四姓”之列。崔、卢、郑、王得以成为北魏首屈一指的最高门第，除“魏晋旧籍”的因素外，其自身的当朝官爵和政治权势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种当朝权势最为突出的反映即是他们与陇西李氏通过婚姻关系所结成的政治联盟。

帝王纳“五姓”之女，似乎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典制，后妃若不出自“五姓”或“八族”，便会被认为有违旧制而竟起诉讼。另一方面，五姓高门尚鲜卑公主者也大有人在，仅范阳卢氏就有“一门三主”之称：卢道裕尚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济南长公主，卢元聿尚义阳公主。

“四姓”的主要成员在孝文帝一朝多得到特殊的优宠和拔擢，子弟也获得了优越的入仕条件，政治权势急剧膨胀。总之，以孝文帝太和改制为契机，一个以北魏皇室为轴心，以等级婚姻为纽带，包括鲜卑“勋臣八姓”和汉人后族“四姓”在内的上层统治核心开始逐步确立。北魏后期，五姓和皇室之间、五姓各家族之间，一直维持着稳定而密切的婚姻关系，成为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婚姻集团，“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据学者的有关统计，北魏与崔卢二姓有婚姻关系的百余人中，五姓高门占三分之一，宗室和鲜卑勋贵占五分之一强。如以太和改制为断，这一比例则更高。五姓家族的主要成员多凭门第直接出仕为中央官吏，其他成员则多由宗室诸王的僚属入仕。

北魏政治以皇权统治为特征，突出表现为宗室权重。五姓家族与王室这种稳定而密切的婚姻关系，使他们在出仕、升迁等方面比其他汉化人群士人获得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又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介入王朝上层决策，能够在惨烈的政治倾轧中相互援引提携，保持其权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深刻影响了北魏政治。

太和改制后，“五姓”与北方其他高门大族在政治权势、经济实力等方面的距离也随之拉大，社会声望日隆。至北魏末年，五姓作为北方第一流门第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孝文帝并不满足于清定族姓，联姻高门，而力图把这种婚姻关系推及到更为广泛的层次。在官爵之外，婚姻是确定士族门第的另一重要标准，孝文帝采用官爵与婚姻为双重标准分定姓族，成功地改造了北魏政权的统治结构，建立了包括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在内的新的门阀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及社会进步。但事物孕育着自身的否定方面，太和改制后，上层的矛盾得到了缓和，下层的社会危机却日益表面化，六镇起兵最终导致了北魏帝国的崩溃。士族制度与皇权统治毕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和矛盾，它需要自身的社会基础。通过结姻帝室并主要凭借政治权力得以确立的五姓高门，对北魏王朝的依赖程度很高，累世贵显的背后，却缺乏足够强大的武力与经济基础。随着北魏王朝的倾覆，河阴屠戮的惨剧便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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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陈爽的《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认为，士族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的累世贵显，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和劳动占有，以及文化上的家学世传，是几个最基本的衡量界标。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士族”。

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其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认为：“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是地方大族，由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两类人物构成统治阶级中的当权分子。一是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就是堡坞主，当晋末乱时，这种地方武装在北方普遍建立；二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二者也常常合而为一，即以士大夫而兼为堡坞之主，例如郗鉴便是。”

北朝的世家大族，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形态，即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征的地方豪族，和以官宦为标识，以文化为特征的名家大姓。一般说来，地方豪族大多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拥有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在地方保持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除个别成员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居乡为豪，或出任县令、郡守等地方官吏以及主簿、功曹等地方属佐，其家族成员一般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多以武干见长，因豪侠知名。由于宗族和地域的限制，他们的势力多局促于本贯，尚未突破乡里的界限。北魏初年活跃于旧燕故地的“群盗”、北魏后期的青齐诸豪，多属于这一类型。

比较而言，名家大族的地域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郡望只是其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标志之一。这些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凭借自身的家学与门第，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王朝上层统治圈，成为当朝辅望或封疆大吏。他们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北魏分定姓族后的“四姓”家族，正是这种类形的典型体现。

北朝的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在经济利益、政治地位、文化水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基于这一背景，两者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一般情况下，囿于地域与文化的局限，地方豪族对于自身在乡里的势力和影响更为关注，尽管他们的存在从客观上阻碍了王朝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但他们在主观上却一般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目的。在更多的历史时期，他们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经济的存在，往往游离于王朝政治之外，或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左右。

相对而言，名家大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王朝现实政治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家族的前途和命运与王朝的成败兴衰密切相关。基于这一背景，他们常常卷入王朝上层的政治纠纷与权力角逐，构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当然，有关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区别只是对于北朝世家大族的一种概念上的划分，二者间的界线并不十分严格。地方豪族通过一些特定的历史机缘可以上升为名家大姓，而名家大姓如果数世官宦不达，也有可能沉落为地方豪族，事实上，这种门第升降的过程自汉魏以来便一直持续不断地发生着，这也是士族社会的普遍现象。总的说，名家大姓多在不同程度上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即在入居显宦的同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土著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大姓是地方豪族发展的一个较高层次。

魏晋之际是士族社会逐步发育成熟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中古门第确立的一个关键阶段。永嘉之乱以及五胡在中原的统治改变了中古社会的历史走向，也打断了北方大族固有的演进过程。在这场空前的社会变乱中，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两个不同类型，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政治动向不尽相同。永嘉之乱后，晋室迁祚，中原板荡，大量地方豪族聚集乡曲，结坞屯堡，以为自存之计。但是，出于各个豪族所固有的地方利益，他们之间很难结成统一有序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坞主间互相攻击。祖逖北伐所面临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设法弥合北方坞主间的矛盾冲突，协调行动，共御石赵。以分散的宗族武装，很难长期抵御精悍的北方胡骑。因而在北方局势粗安的情况下，胡族政权的策略逐渐由杀戮转为招抚时，大量地方豪族纷纷放弃抵抗，接受胡族政权的羁縻，出任地方守令，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基层组织的主要维系者。当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为一些豪族的上升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勃海封氏、渤海高氏、以至于赵郡李氏等家族在魏晋时期寂无人物，均不是什么特别显赫的门第，但通过十六国时期的积累与发展，在北朝都进入了名家大族的行列。

名家大姓与胡族政权在政治上的结合保持了家族与门第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面对杀戮、强制迁徙等潜在威胁，他们不能不对自身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恶劣的社会环境。在一段时期内，他们与土地、财产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却更为注重社会伦理的维系，维持严格的礼法家风和良好的社会声望；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持，经学继世、父子相承。政治环境险恶时，多采取冲退避世的方式，待价而沽；时机成熟，则出仕“以试祸福”。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事以及胡族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许多名家大族不可能长期稳定地保持较高的政治地位，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家族在十六国后期官宦不显，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只担任太守一级的官吏，门户稍有中衰之感。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说明他们的衰落，因为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

如果说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世家大族分化与重新组合的重要历史阶段，那么北魏前期的历史则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北魏政权建立之初，一方面多次优诏征召，甚至以武力强迫汉化人群士人入朝为官，参定律令；另一方面又在沿袭十六国政权的传统，通过武力征讨和强制迁徙等手段，消除地方上潜在的割据势力。北魏王朝对征服区域的地方大族“待以客礼”或“待以国士之礼”，并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礼仪，而是包括了徙豪望、授官爵、给田宅、赐奴婢等实际内容。通过这一方式，北魏王朝把各种纷乱无序的地方势力逐步纳入了统一的行政体制当中；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北方世家大族的重新选择和沙汰，而选择的主要标准是对北魏的效忠程度。

与名家大姓的显达相反，从总体上看，地方豪强在北魏时期处在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中。随着北魏从游牧向农耕社会的过渡，中央王朝与地方豪强在土地与人口控制中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北魏实施三长制和颁布均田令的实质即在于与地方豪族争夺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权。太和改制后，北方社会基层组织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魏晋时期大族与宗族部曲间那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已不复存在。北魏后期，高门大姓的盛极一时与地方豪族的逐渐衰落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后者正是前者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探讨北魏的世家大族问题，如果仅就士族论士族，特别是就汉人士族论士族，似乎很难找到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因为北魏政治的主流毕竟是皇权政治而不是门阀政治。北魏社会为世家大族提供了怎样一个政治舞台，世家大族又是在怎样一个制度框架内参与现实政治的，欲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忽视北魏皇权的发展，不能忽视一个庞大的鲜卑贵族集团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在这种政权体制下，汉化人群士人不可能保持稳定的政治地位。从道武帝复国至太武帝统治时期，虽然北魏政权极力笼络征召，汉化人群的士族对北魏王朝仍心存介蒂。

除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动因，迁都洛阳是北魏皇权为了进一步摆脱鲜卑勋贵的控制所尝试的一次非常之举。在这一过程中，诸王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通过这一契机逐步确立了一种以宗王拱卫帝室，汉化人群的士人辅佐其间的王权体制，这种格局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北魏政权的稳定，保证了太和改制的顺利实施。以此为前提，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通过汉化人群的士族的努力得以顺利而全面地输入北魏政体当中。

可以说太和改制的初衷，在把鲜卑贵族和汉化人群的士族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物，整合到统一的政权体制中，这种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结果是鲜卑上层权贵与汉人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合流，确保了皇权的正常运转。但上层门阀垄断的维持是以牺牲下层武人的仕途为代价的，由太和改制而引发的文武之争，成为北魏后期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太和改制后，北魏官僚体制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武分途，重文轻武，而文武分途便意味着士庶分途。汉人大族长期垄断吏部，控制选举，阻扼鲜卑武人进入“清流”，导致了羽林士卒哗变、神龟停年格、以及六镇起兵等一系列政治风波。文武之争促成了社会的分化，而下层武人与上层权贵间的矛盾最终以民族冲突的方式爆发出来，导致了北魏王朝的崩溃。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北朝后期，由北周的“六条诏书”确定以简明可行的“吏干”作为仕进标准，才最终得以解决。

北魏末年的社会变乱，再一次促成了北方大族的分化。丧乱之际，进入北魏上层统治圈的高门甲族或阖家罹难，或“举族百口无以自适”，漂泊萍寄，失去了自保的能力。但是，河北世家大族毕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土著根基，在宗族中的主要支系和主要成员成为上层官僚后，一些次要支系和次要成员仍居于乡里，他们虽官位不高，声望有限，却更具备潜在的能量。魏、齐易代之际，沉寂已久的宗族武装在河北地区重新活跃起来。

周一良《北魏用人兼容并包》注意到：北魏用人是兼容并包的，北方的士族制度的结构较为松散，不像南朝那样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这与北朝统治结构及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北魏政权建立的基础是草原民族的武力征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鲜卑贵族在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汉化人群的士族在统治集团中沦为配角，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北魏的统治逻辑是由政府选择士族，而不是由世家大族自身来区别士庶。这和近现代的党国用强权来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完全不按照知识的逻辑来行事，十分相似。

经过十六国及北魏初期的分化与调整，北朝士族门第逐步形成。新的等级序列与魏晋时期相较已有很大差别，《征士颂》所列的数十家大族中，可以确认为魏晋高门的并不多，不少家族只是世仕后赵及前后燕者。基于这种现状，北魏的当权派不愿意也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区别士庶。北朝的新兴权贵可以通过假冒和伪托较为顺利地跻身士流。在北朝史传中，郡望、家世属于“自云”者随处可见，显系伪冒者不乏其人。北朝盛行大家族制度，“北土重同姓”，“虽三二十世，尤呼为从伯从叔”“行路相逢，便定昆季”。许多大族中的疏宗末属往往通过这一渠道跻身士流。

孝文帝制定姓族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促成鲜卑贵族的士族化，在北朝后期胡汉融合的过程中，大批鲜卑通过王朝的法律确认进入到士族行列之中，争定门第高下，辞讼不绝。唐代士人郡望中，源自胡族血统以太和门第相尚的“胡姓”占有相当比例。北朝士族社会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紧张因素，使士族制度本身更具有弹性和包容性，因而使北朝世家大族保持了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无限制的开放也孕育着自身的否定方面。中古士族制度的特质之一是少数家族凭借家世门第世袭垄断王朝中的清要之位，在客观上要求将士族保持在一定的比例和范围之内，这种平衡仅仅通过士族的自然升降是难以维持的，因而通过乡议官铨等途径甄别士庶、清定流品变便成为士族社会得以维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北朝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士族社会失去了这种有效的制衡机制，直至太和改制后，北朝中正的职能一直十分衰弱，在北朝末年甚至一度被罢废。而士族队伍的无限膨胀则导致了北魏末年的仕途拥挤和文武分途。决定仕途的标准逐渐由血统家世过渡到年劳，并开始转为吏干，逐渐向官僚制的原则靠拢，这种趋势发展到隋唐社会，更加明显。太和改制后，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在北方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北朝社会重新“门阀化”的倾向却并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复。从某种意义上讲，“分定姓族”是北朝世家大族的一次“再生”，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开启了北朝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重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

普泰二年（532年）高欢入洛，立孝武帝。永熙三年（534 年），孝武帝高欢的逼迫下西奔长安，高欢乃另立孝静帝，自己掌握朝政并迁都于邺城，史称东魏。那时关东的豪强大族各拥部曲，自立州郡，称霸一方。高欢尊重这些大族，不加触犯。高欢调和鲜卑同汉人的矛盾，下令军中“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他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他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卷一五七，大同二年）。但其实他是鲜卑利益的代表。他是葛荣起义、尔朱荣“河阴之变”路线的继承人，他们一起杀掉不少汉人和汉化鲜卑官僚，包括皇族元氏的一部分，使得北方汉人士族的势力进一步衰落。武定二年（544年），东魏在河北各地检括无籍之户六十余万，其中不少原是士族豪强的荫户。士族经济受到如此打击，士族的社会地位日益下降，高干子弟越来越不能凭借门第而得官，不得不从吏职中寻求升迁的途径；甚至还有入仕无门的人专门打家劫舍，如同强盗。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说：北齐士大夫“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校锱铢”，正是土族门第衰微的表现。

由于这种原因，东魏、北齐时期汉人士族在鲜卑勋贵的打击下，几乎完全无力回击。北齐将相大臣中，十之七八为鲜卑贵族和鲜卑化的汉人，汉人士族受到排挤。天保七年（556年），北齐并省豪强大族自立的州郡，取消了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三镇二十六戍，大大削弱了部曲强大的封、高、羊、毕等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齐废帝时鲜卑勋贵杀士族杨愔，齐后主逐士族祖珽，都有一大批士族遭到杀戮。北齐末年佞幸卖官，州郡职司官位多被富商大贾买去，士族豪强几百年来垄断州郡掾属的特权，实际上又被剥夺。不过北方士族根深荫广，死而不僵，还能够凭借旧日的地位，在社会上发生一定的影响。

在经济上，鲜卑贵族以借田或国家赐田方式，强占肥美土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为了增加租调收入和使鲜卑军人普遍获得土地，北齐于河清三年（564年）重新颁行均田制。均田制规定邺城三十里内土地全部作为公田，按等差授给六镇来的鲜卑贵族、官僚和羽林、虎贲；三十里以外，魏郡、广平、林虑等皇畿九郡以内的土地，按等差授给汉化人群的官僚和兵士。京城百里以外，土地授受之法大致与北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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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在古代南北朝，所谓国有化事业经常是野蛮化的代词。野蛮化既是南北朝形成的契机，也反过拉加剧了南北朝的分裂，其间国有化事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元朝忽必烈时代的蒙古人曾经计划，要把汉人完全灭绝，把中国的农地变成牧场……古代南北朝的北魏所拥有“国营畜牧业”也扮演了野蛮化的推手。

这与哥萨克化的、半军事化（“军事共产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所推行的“剥夺有产阶级、确立公有制度”的政策，难道毫无共同之处？在国有化事业的规模上，中共远比北魏庞大，且不是作为战乱的后果，而是作为既定政策来推行，因此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破坏性。

古代的野蛮化虽然有益于生态环境，但现代的野蛮化却不利于生态环境。例如1958年的大炼钢铁、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工业化过程，虽然效率极为低下，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这个特点甚至一直延伸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

有些学者曾经指出，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的国家，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当高，在《齐民要术》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养羊篇》所载的成就为最高，给后世养羊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王磊、张法瑞、柴福珍：《论北魏的“国营畜牧业”》） 

这与已经经过几百年的欧化过程的俄罗斯人显然有所区别。但是在“从事掠夺”的意义上，1917年建立的苏维埃制度却与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的北魏，具有“野蛮化”意义的相似性。北魏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与节节胜利，与苏维埃俄国假借民族自决而对周围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并吞和奴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战争掠夺已经成为鲜卑和苏联这种野蛮化的战争体制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

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五百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统总结北魏及其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第六卷专讲畜牧，内容涉及马、羊、牛等家畜，有关技术内容则遍及选种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畜产品的加工等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畜牧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由此可见其重要性。而这部分中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叙述羊的占25.75%，合计71.20%。说明它具有草原文化的烙印，说明北魏的特性。马对于草原民族十分重要，而对北魏来说马的军事意义更加大于经济意义，因此专门开辟了一个“马政”。《齐民要术》认为马的饲养在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也应当遵循“三时”， 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另外专门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

那么野蛮化是否一无是处呢？也不尽然。例如，学者们发现，北魏畜牧业经济对于生态具有正面影响。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十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重要。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晚期，黄河出现了大约八百年的相对稳定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如果再把历史推到五百年后的北宋，就发现长期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黄河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一年半就溢一次。这说明。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要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参见《论北魏的“国营畜牧业”》） 

在国有化事业的规模上，中共远比北魏庞大，且不是作为战乱的后果，而是作为既定政策来推行，因此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破坏性。放眼现代中国，黄河不仅泛滥。而且断流。沙漠以钳形运动之势逼近绿洲城镇。日益汹涌的沙潮。它吞噬了草原、池塘、湖泊和森林，埋葬了村庄，迫使人们逃离家园。妇女用衣服盖住头脸，抵御狂暴的沙尘。农民打井很深，即使能找到水，往往也是发黑甚至有毒的水。专家们估计，正在向中国的中心地带不断推进的沙漠，每年吞噬大约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整个北中国都遭到威胁，其中包括北京。沙尘笼罩北京和其他城市，空中一片昏黄，道路、建筑和汽车的表面覆盖着黄土，人们感到呼吸困难。这些灾难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人们乱建水库，引水灌溉。由于所有河水都用于农业灌溉，其他土地沦为沙漠化的牺牲品。如今在土黄色大地上，紧挨灌溉系统的农田是唯一的绿色。

而北魏并不面对中共所面对的这些“现代化压力”，北魏仅仅需要在畜牧业经济的基础上逐步恢复农业经济，而无须为了工业化破坏生态环境。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年）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冲突和交往，野蛮人开始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农业。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年）统一北中国后，颁布政策，刺激农业。随后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使得以掠夺为主的战争不再流行。从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年）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对衣食需求的加大，从而进入了农牧并重平行发展并最终农业超过畜牧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旨在“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的均田制的提出与大力推行，使土地与劳力有效结合起来。随后产生的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收缴赋税、征发徭役以及督促生产，使农业成为政权岁入的主要来源，根本上实现了畜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如果说均田制的实行是北魏进入农耕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三长制的创立则是北魏“汉化”深化的重要标志。

古代的野蛮化虽然有益于生态环境，但现代的野蛮化却不利于生态环境。例如1958年的大炼钢铁、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工业化过程，虽然效率极为低下，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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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战祸相寻，政局动荡。商品经济遭到破坏，特别是北方，受到蛮族入侵，经济思想回到原始状态，商品交换处于低迷状态。野蛮化的过程不仅使得私人特性消失、集体特性上升、国营事业取代民营事业，而且使得商品经济倒退为自然经济，货币流通大为降低，物物交换成为时髦，而在现代南北朝中的中国大陆，还衍生了统购统销和票证控制。

在古代南北朝，《魏书·食货志》就说“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这很有些近似毛泽东时代的“自留地”，是典型的社会退化与野蛮化现象。在流通领域里金属货币有消退的迹象，但代之而起的是谷帛等实物交换，在北魏时期这十分活跃；很有些近似中共统治下的“黑市”、“自由市场”、“农贸市场”。

北魏时期的货币流通萎缩，而谷、帛等实物货币却广泛使用，甚至牛马等牲畜也曾发挥交换中介的作用。政府对于货币的管理职能日趋低下，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干预活动。史卫《北魏货币使用研究》一文指出，北魏是在迁洛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年）才第一次铸造钱币，先后铸造的有太和五铢、永平五铢和永安五铢三种铜钱，形状完全模仿五铢，但铸造水平都很低。特别是太和五铢，从留存下来的情况看，大小不一，重量不均，从三公分到四公分不等，而且铜质低劣。比起同时期南朝的太货六铢来，技术上有明显的差距。可见北方久不铸币，铸造技术已经生疏了。

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孝文帝“诏京师及渚州镇皆通行之”，且百官的俸禄也将绢额折合成铜钱来支付。《魏书·食货志》说“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因为拓跋氏起源于西伯利亚，游牧为生，对钱陌生；这与经历了废除家庭、共产主义革命等野蛮化洗礼的苏联，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鲜卑与苏联，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是野蛮化潮流的不断源泉。

在某种程度上，北魏的野蛮化程度可能还不及苏联，据《魏书·食货志》记载：“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韧膳府。”面对广大的新占领土，北魏并没有实行苏联那样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而是各依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使得原有的经济制度仍在继续沿用之中，传统的文明因此得以保留。而在废除传统文明的野蛮化道路上，中共可以说走得比其宗师苏联走得更远，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甚至让斯大林感到过分。

《魏书·食货志》载徐州刺史在延昌二年（513），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就是说以前这个地方是使用“土钱”的。当时的一些数学著作里反映了不少北魏初年的一些货物价格，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钱的使用情况。钱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不仅买卖货物，还可雇人。但主要是流通于民间。在太和前，没有官府支付使用钱的记载。太和以后，钱的使用随着政府的介入而更加普遍。但是使用情况并不理想。一方面是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钱币质量低劣。

北魏治下的钱币使用情况特别混乱。各区域都使用着不同时期留下来的钱，不仅有曹魏、前凉张氏、石勒、苻坚、赫连勃勃的铸钱。汉代的一些铸钱，还有“土钱”也在使用。正是由于使用时间久远，各地区的钱在使用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比价。但无论怎样，币制的混乱限制了各地区商品的正常流通。为统一货币，北魏也曾禁止使用不依准式的钱，但效果并不理想。人民还是习惯使用旧钱。钱虽有使用，但并不广泛，在自然经济下实物货币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在北魏，布帛代替钱成为货币价值尺度职能的物质承担者。魏开始铸造自己的钱，规定其价值的就是绢。绢帛直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广泛使用。绢帛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赏赐、赈济、纳税、军饷、罚款，购买粮食、耕牛、农具，支付丧葬费用、抄写经文、赎身、建造佛寺、储藏、买地等，而且在太和铸钱以后还在大量使用。可以说，在整个北魏时代，绢帛一直起着货币的作用，确实是一种“货币商品”。这种绢帛作为货币使用的现象一直延续到盛唐，唐代的货币使用被称为钱帛兼行。

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曾作为货币使用。一般“谷帛”连称。但“谷”的使用范围和绢帛有所区别。货物价值有高低之分，同一类货物也有品质之别。这就规定了充当流通媒介的货币也要有不同的数额表示，就像我们今天人民币有一角二角一元二元直至一百元，更高的还可以用支票支付一样，谷帛也各自担负着一定的流通职能。谷帛等实物之所以能成为货币商品，是因为它们有普遍存在的使用价值。绢帛一旦“尺寸分裂”，就失去了使用价值，也就随之失去了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而与绢帛相比，谷正好有可以分割称量的便利，于是它也就更多担负起了民间小额支付的职能。

军饷本来是用绢帛支付的，但士兵用起来不方便。于是，薛虎子提出了一个把绢帛转换成谷物的办法。士兵最后得到的是用谷物支付的军饷，既可以食用。又可以用于小额交换。随着对中原广大农业区的占领，北魏不但从敌国的府库掠夺了大量谷帛，也继承了各政权原有的剥削方式，开始征收田租户调。谷帛也就开始大量进入北魏国家和拓跋权贵的库房。成为可以广泛流通的货币商品。特别是均田制实行以后，夫耕妇织的小农经济得到了巩固和推广，为谷帛作为广泛流通的货币商品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这也是造成均田制下的唐代虽经济繁盛，但始终摆脱不了实物货币的尴尬局面的重要原因。

牛马羊等牲畜也是可以作为实物货币使用的，这在近代野蛮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里也有所体现。逐水草而居、畜牧狩猎为生的鲜卑人用它作为交换中介，毫不奇怪。在早期的对外征战中，战利品和赏赐物也多以畜产为单位，税收因此也征收牲畜税。《通典》里就记载了一笔用狗买人的交易：“大狗一头，买一生口。”这当然不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是希腊罗马式的“奴隶社会”，因为奴隶买卖，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的美国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都曾经兴盛一时。

在与南朝的“国际贸易”中，北魏主要是拿马匹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南朝人则认为“互市之利在得马”。但马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北魏在交易时自然有所保留。而牲畜作为商品货币，有天生的缺陷：除不便分割外，还不便储藏。牲畜需要喂养，所以只能作为商品之间的交换中介，而不能成为货币商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祸连绵，社会动荡，商品经济严重受挫，国家对货币的管理力度下降。特别是北魏政府相对落后，在货币管理上大多被动。早期基本没有什么货币制度。到太和十九年（495）北魏铸钱后，才开始积极介入货币使用。

太和铸币后，虽有禁令，市场上基本还是新旧混杂，政府只有听之任之。更为混乱的是货币在使用上表现出的地域分割性。因为久不铸钱，流通货币明显不足，政府就鼓励私人铸钱，崔亮还建议广开铜矿铸钱以收“治利”。但私人铸钱多为劣质，所谓“鸡眼”、“镮凿”，层出不穷。恶币驱逐良币，致使货币流通极为混乱。孝庄帝时，开始严禁盗铸，并改铸“永安五铢”。永安五铢，1斤铜只铸76文，使私铸者无利可图。但利之所在，盗铸弥众，货币混乱的局面并没有改善。总之，北魏在货币管理上一直没有有效措施改变货币使用上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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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拓跋集团在南迁过程中经历了由部落、酋邦、国家三个形态的转化。这和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经历了地下党、根据地、边区政府等三个形态的转化不无相似之处。

李凭在《北魏平城政权的发展轨迹》一文中指出，太子监国，这是北魏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一；乳母弄权成为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二；太后听政是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三。

北魏平城政权的前身是代国──代国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只是在国家机器面前徘徊的部落联盟。这一点很像二十世纪实行红色割据的“边区政府”。这个部落联盟的核心是拓跋部，当其强盛时，包含了黄河河套与阴山山脉之间草原上的众多异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即所谓的代王，由拓跋部的首领担任，但在形式上则要由组成联盟的各大部落推举产生。后来建立平城政权的道武帝，最初就是被势力较大的贺兰等部推举出来的。而在拓跋本部内，由于社会形态尚处于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不久的父系家长制时期，因此，首领的继承方式虽以兄终弟继为主导，但又常处于母权制的笼罩下，并因一度由母后执政而被中原称为“女国”。 

409年，拓跋政权的道武帝将立长子拓跋嗣为皇储，先赐拓跋嗣之母刘贵人死。拓跋嗣对道武帝的做法难以理解，他被迫出走，以示抗拒。道武帝不得已，打算改立次子拓跋绍为皇储，于是又拟杀死拓跋绍之母贺夫人。贺夫人遂与拓跋绍发动政变，反将道武帝杀死。道武帝死后，拓跋绍随即登上皇位。但时隔不久，先前出走的拓跋嗣攻回平城，处死拓跋绍母子，夺得皇位，是为明元帝。道武帝建立的北魏皇权在其长子明元帝身上得到了延续，然而这并不表明拓跋部的兄终弟继遗俗已被废除。因为明元帝虽以长子的身份当了皇帝，但他的皇位是从其弟拓跋绍手中夺取的。像父亲道武帝一样，明元帝也不愿意遵循兄终弟继遗俗，而想将皇位传给长子拓跋焘。但是，当时皇弟广平王拓跋连和京兆王拓跋黎尚健在，皇位之争的危机仍然潜存。为了防止身后发生政治危机，明元帝于422年采纳汉人士人崔浩的提议，建立了拓跋部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太子制度。他不仅确立长子拓跋焘为太子，而且，同时还命其监国。所谓监国，就是皇帝在生前即将最高统治权力部分地授予储君，让储君与自己同掌国政。这样一来，拓跋焘继承皇位成了既定方针，加上他大权在握，地位自然相当稳固，于是那两位皇弟的继承权被排除掉了。以太子监国的办法除却兄终弟继遗俗的影响是明元帝与崔浩的一大发明。自此以后，中原惯行的父死子继制名正言顺地成为北魏皇位传承的方式。

明元帝去世后，太子焘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是为太武帝。太武帝中年，不察因果地照搬明元帝的措施，也以其太子拓跋晃监国。太子监国，作为皇权的一种辅助方式，应属权宜之计。但是，北魏明元、太武两朝却将这种权宜之计确定为常务性的制度，这是北魏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一。所以，太子监国制度化后，必然导致皇权运行的危机。太子焘监国时，明元帝体弱患病，而且一年半后就去世了。然而，太子晃监国后，太武帝却仍然年富力强，致使太子晃监国时间长达十二年。时间一久，太子监国的弊端便逐渐暴露出来。事实上，当太子晃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东宫集团便麇集而成了；而东宫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了；当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政治危机就爆发了。结果，451年太武帝剿灭东宫集团，逼死太子晃。不久，阉官宗爱伺机作乱，杀死太武帝，操纵了朝廷大政。东宫集团与皇帝均归于尽，标志太子监国制的终结。

阉官当道，皇权难伸，母权制遗俗却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乘机而兴。452年，宗爱势力被镇压下去，太子晃的长子被拥上皇位，是为文成帝。但文成帝即位时不足十三周岁，被控制在他的乳母常氏手中。如前已述，北魏后宫有子贵母死制。由于丧母的储君往往幼小，需要有人抚养，因此由子贵母死制自然地派生出以乳母抚养储君的惯例。而在母权制遗俗极浓厚的拓跋社会中，储君乳母的干政意识竟然也很强烈。明元帝死后，太子焘的乳母窦氏就曾干预政事。常氏在后宫之中掌有生杀大权，为了压制文成帝，她引用子贵母死制处死受文成帝宠爱的李贵人，然后将被她选中的冯氏扶上皇后的宝座。常氏还将其政治触角伸向外朝，在她的培植下，常氏家族和一批佞臣、阉官成了政治上的暴发户。乳母弄权成为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二。

常氏与文成帝相继去世后，即位的文成帝之子献文帝便受制于上文提及的被常氏扶植起来的文明太后冯氏。466年，文明太后一度临朝听政。但为时不久，迫于献文帝背后的宗室势力的压力，她不得不放弃听政之权。不过，权力之争并未就此结束。文明太后首先采取与常氏同样的手段，引用子贵母死制处死受献文帝宠爱的李夫人；然后，亲自抚养李夫人之子太子拓跋宏；继而，于471年逼迫献文帝禅位给仅仅四周岁的拓跋宏，是为孝文帝；最后，文明太后于476年杀死献文帝，实现了自己再次临朝听政的愿望。文明太后以太后之尊去抚养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拓跋宏，其目的在于将这位皇储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之成为自己夺取胜利的一张王牌。究其根源，这一高明的政治手段得自于文明太后在宫中所见到的乳母常氏因控制了文成帝而能够干政的经验。从发展的脉络来看，太后听政恰恰是在子贵母死制派生出的乳母抚养储君惯例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与企图扼杀母权的道武帝的初衷正相反。太后听政是平城政权的特色之三，它似乎令人看到了母系氏族时代回光返照的影子。这说明拓跋社会尊崇母权习俗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一有机会就会通过特别的途径顽强地表现出来，绝非以简单的暴力手段所能根除。

文明太后的胜利使母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太后听政虽然与拓跋部遗俗相关，却并不意味历史的倒退。从道武帝初建平城政权到文明太后再次临朝听政，拓跋社会脱离部落联盟而在封建轨道上运行已经历时近八十年了。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文明太后只能是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代表，而与“女国”时代执政的母后本质迥然相异。然而，文明太后也因此陷入了自身无法解决的困惑之中。因为在父子相继已经成为传统的社会环境里，文明太后无法将母后至高的权力像皇权那样自然地传承下去。文明太后在执政的十五年中作过许多改革，她也曾有过废掉孝文帝的打算，但最终仍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保留了在自己卵翼之下的孝文帝的皇位。490年，文明太后去世，皇权重新伸张。

但是，文明太后的阴魂未散，她遗下的势力尚能影响政局。为了尽快改变局面，孝文帝于494年迁都洛阳。北魏的平城时代就此结束。孝文帝的迁都是诸多原因造成的，由于切身受制于母权而力图摆脱旧的氛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正是北魏在平城停留将近一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魏孝文帝拓跋宏为摆脱鲜卑保守势力的影响，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决定迁都洛阳。事实上以前北魏历代王朝，也曾多次议论过迁都洛阳，但都遭到保守势力反对而搁置。拓跋宏决意采取计谋实现迁都计划，拓跋宏领三十万人马从平城出发，渡过黄河，进驻洛阳，声称要南征。文武百官纷纷跪在马前，叩头谏止南征，诉说以前北魏军队南征时，在淮河岸边屡遭惨败的教训。于是拓跋宏对群臣说，这次南征兴师动众，不可劳而无功。不南征便迁都。赞成迁都的站在左边，赞成南征的站在右边。文武百官尽管心里不赞成迁都，但在南征和迁都两件事中，还是选择了后者。于是拓跋宏巧妙地开始了迁都计划。

迁都后的孝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彻底汉化措施：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服装）、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代（山西平城及周围地区）人已迁洛阳者，全部葬在洛阳城北邙山。汉化最彻底的一步是，将北魏皇室的姓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也都统统改为各种汉姓，并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人与汉化人群通婚。迁都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为了推进改革，甚至杀掉了反对改革的太子元恂。他说：“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九）这次迁都使得北方各族百余万移民迁入中原，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中国以至当时的整个亚洲的文化重心，为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

李书吉《北魏前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兼论北魏模式》一文曾经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奇迹般地发生了一次社会性质的跳跃和突变。这个跳跃和突变的意义，是为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并进行有效地统治提供了一个范例，极具典型性。孝文帝开创了一个模式。经济上的均田制，是这个模式的核心，其意义是在汉化人群已有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对全部土地用国家的权力进行一次再分配，从而使游牧民族贵族得到了同汉化人群土地所有者同样的特权。其次改姓族，使氏族部落制最后解体、分化，使游牧部落嵌入汉化人群社会阶层中，使社会阶层得以等级化。孝文帝模式的政体，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高度集权制，也不同于东晋南朝的门阀制，而是由氏族制同官僚制结合而成的特殊政体，这种新型政体对隋唐社会的繁荣有直接促进，可说连接汉－唐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军事征服者总是反过来“被他们的征服对象所拥有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仅古代而且现代的许多“改革”其实都有这一背景。北魏统一北方后，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十分尖锐，青、齐、洛、豫、冀、秦、雍、徐、兖等州相继发生起义，北方边镇一带反抗事件频繁发生。

要消除这些危机就必须降低统治集团的野蛮化程度，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革。从而使得野蛮的军事征服者和文明的被征服者协调起来。孝文帝就承担并且实施了这样的改革使命。

他的第一步就是迁都洛阳。洛阳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军事重镇。洛阳在东汉时已经成为首都及中原最大的商业中心。东汉末年，洛阳遭到董卓的严重破坏。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后，从河北等地迁居民数万以充实洛阳，并在汉宫的基础上重新建筑洛阳宫城和外城。随着北中国逐步统一，洛阳得到恢复，其城中的丝织业、制盐业、冶铁业发达，商业逐渐兴盛。全城有三个主要市场：金市、马市和羊市。西晋统一后，以洛阳为国都，人口有了显着增加，并成为全国贸易中心，全国各地的珍贵商品在洛阳市场上都有出售，从绢布、粮食、药材、器皿到生产工具，应有尽有。可惜紧接下来的西晋八王之乱，又使洛阳受到很大破坏，公元310年，匈奴刘曜攻破洛阳，纵兵劫掠，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永嘉之乱后到十六国的一百余年间，洛阳沦为废墟。

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政权，一定要向中国传统让步，让鲜卑人吸收中原的文化，废除外来政权的野蛮风俗。为此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他预防大臣们反对迁都，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但大臣纷纷反对。493年，孝文帝后来终于取得足够的支持，亲率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孝文帝乘机提出休战迁都的计划。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向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开始第二期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改变鲜卑族内迁者原有的生活习俗，促进鲜卑人积极汉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易鲜卑服装为汉服。太和十九年（495年）阴历十二月甲子，孝文帝在光极堂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这是易鲜卑官服为汉人官服的具体执行措施。

2、规定官员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并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孝文帝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三十岁以上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逐步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降爵罢官。

3、迁往洛阳的鲜卑人，要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

4、改鲜卑贵族原有的姓氏为汉姓，并定门第等级。所改之汉姓，以音近于原鲜卑姓者为准。如拓跋氏为首姓，改姓元氏，是最高的门第等级；另丘穆陵氏改姓穆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贺赖氏改姓贺氏，独孤氏改姓刘氏，贺楼氏改姓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姓嵇氏，尉迟氏改姓尉氏。这八姓贵族的社会地位，相等同于北方最高门第崔、卢、郑、王四姓。其他等级稍低一些的鲜卑贵族姓氏亦改为汉姓，其等第与汉化人群一般士族相当。此外，孝文帝还积极鼓励鲜卑的皇族和贵族与汉化人群士族通婚，藉以建立政治联姻，由是加强汉化人群与鲜卑族的民族融和。 

班俸制代替断禄制。北魏官吏原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隶户。地方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任意搜括、贪污，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县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官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渔利。484年孝文帝下诏：“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蕳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使开国以来形成的贪污之风有所收敛。

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西晋末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基层行政机构瓦解，出现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坞堡。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中小地主，众多的农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实行坞堡主任宗主督护制，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486年开始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督察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从而健全了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体制得以完善。

实行均田制。北魏时由于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很多农民又得不到土地，农民或转入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或亡聚山泽起义反抗。隐户增多，使国家税、赋减少。农民的反抗，动摇着国家的统治，为了缓和这一社会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均田令是北魏初期在旧都平城实行的计口授田、畿内课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均田令并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实质是在保障鲜卑贵族和汉化人群的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束缚农民于土地，强迫他们垦种土地，以增加封建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来源。均田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农民对所耕土地的占有，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荒田。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北魏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还颁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的男女十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其租调与一夫一妇数量相同。由于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营私舞弊，一般农户的负担略有减轻。流散的农民被强制定居，许多荫户户口脱离了宗主豪强。国家纳税户口及租调收入增加了。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通过这样的中国本土化改革，鲜卑作为一个民族虽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化人群融为一体，而汉朝意义的汉化人群也因此不纯了，逐渐演变为混杂了五胡血统尤其是鲜卑血统的“唐人”。

从南北朝历史演进的观点看来：孝文帝的改革开放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部落在中国活动的尾声：自公元306年西晋为代表的“第一期中国文明”消失而隋唐宋元明清“第二期中国文明”尚未兴起时，是汉化的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正如对现代南北朝的分裂和中国可能的再统一，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苏联化的汉人，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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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就是北魏孝文帝的内迁汉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从表现形式看，这两个运动似乎是相反的，汉化内迁是文明教化，是停止野蛮化；文化革命则是野蛮化的深入和发展。但是我们注意到，文化革命其实也是“在中国的苏联集团”［“中共”］的本土化，正如汉化内迁是“在中国的鲜卑集团”［北魏］的本土化。尽管这两个运动在野蛮化的指标上，完全相反。在消解野蛮化的意义上，倒是邓小平的改革比较接近孝文帝的改革，不过邓小平的改革不是本土化，而是非本土化，是西方化与异化。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邓小平改革也是“台湾经验”在中国大陆的运用，而香港资金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发挥了巨大作用。

现代台湾作家柏杨反对中国文化不遗余力，所以他在《中国人史纲》中大肆抨击孝文帝汉化改革，把“中国文化最糟的部分”，“当成宝贝”。那么孝文帝到底做了什么呢？

柏杨承认，北魏这个鲜卑拓拔部所建立的帝国，比起同族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等诸燕帝国，文化程度要低。所谓国家，在其首长们意识里，不过是扩大的部落，这很接近中共所说的“政权意识”而不是“国家意识”。所以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北魏官员没有薪俸，完全靠向人民摊派，因此其手段穷凶极恶。所以北魏的民变，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一个王朝。一直到484年，北魏才开始发给官员薪俸，距其开国已九十九年。

柏杨认为，“北魏皇帝跟十九国五胡籍大多数帝王一样，始终具有部落的遗习和野蛮人的残忍。──注意，汉民族的暴君跟其他少数民族的暴君，方法上和程度上，有很大不同。但北魏也靠这种冲力，使北中国归于统一。不过等到北中国统一时，北魏已连绵不断地从事五十四年战争，开国时所有的精锐部队和群众中崛起的将领，大部分都已消耗。而且从塞北一小块苦寒局面膨胀到华北平原的庞大领域，统治阶级已深感满意，安于南北对峙的现状。所以一连四次对南宋帝国的攻击，在性质上都是防卫性的，并没有统一全中国的伟大志向。 ”

471年，北魏第七任皇帝孝文帝即位，他是北魏第一个受有汉化教育的君主。柏杨认为孝文帝迁都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心理的，他不愿仅仅作夷狄的君主，还要作中国人的君主。要想作中国人的君主，就必须把政府设在中国正统国都所在地。柏杨批判孝文帝改革“用政治力量恢复遭到彻底破坏的士大夫门第制度”，说明他不理解南北朝的“再度封建化”或曰“野蛮化”的实质。其关于孝文帝改革“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人的社会结构中，生硬的制造出新的门第”的论点，更属于谬论。因为我们早已论证过，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化过程，都是入主的蛮族带入的。

所谓“国姓”八种是鲜卑人、而“郡姓”五种才轮上汉人，这一区分显然是华夷意识的倒置，不可能出于汉人的标准，而只能是野蛮化的结果。古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鲜卑化，现代南北朝的野蛮化是苏联化、布尔什维克化。

孝文帝改革是由外族人推崇并发扬中国文化；文化大革命则是由本族人来反对破坏中国文化，以“破四旧”的名义摧毁所有文明。但两者仍有若干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出于文化目的，来推行汉化或推行野蛮。很明显，孝文的内迁汉化固然打着推崇汉化的旗号，可是这个运动并非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只是促进了鲜卑人的汉化。按照类似的历史悖论，文化大革命固然打出了铲除中国文化的旗号，可是如果细察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就会承认文革直接打击、最大破坏的，其实是苏联在中国的影响。至于中国文化，早在文革之前已被系统摧残了十七年（1949──1966年）了。

苏联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才是中国野蛮化过程的最后一课。所以中国文化的致命一击并非来自文革，而是1940年代的“三大战役”；因为军事行动才是军阀建国事业的重中之重。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中国文化的葬礼；是军事行动在文化领域中的延续。毛泽东喜欢援引列宁所援引的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军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补充了一句他自己不敢说出的话：“文化是军事［战争］的延续。”“文化革命”其实是“解放战争”的延续、深入、扩大；也许是在一种更大更深远的意义上，文革的野蛮化是作为中国文明的新起点而存在于历史之中的。而恰恰是“现代南北朝”或说是“造成了现代南北朝的解放战争”，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出发点。“文革”不过是“解放”的结论；“解放”才是“文革”的前提。“解放──南北朝──文革”这一逻辑，不仅为始作俑者始料未及，且不为当时人所解，既至今日，除我以外，还有谁曾认识到如此深刻的地步呢？而我之所以能认识及此，并非由于天纵英才、先见之明，而只是由于恰到好处的亲身经历：我迄今为止的一切思想，皆出发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正是在孔子被废掉以后，中国文化被打入历史的垃圾箱，而毛泽东却把“老毛子”列宁及其祖师黑格尔──马克思的偏执言语搬上了神座。但那个1949年到1974年的急剧黑暗时代，中国文明的孤灯重新萌芽在一个时代孤客的心目中。第二年，“现代南北朝”的思想产生了。三年后，他历尽艰辛看到了孔府孔庙孔林的遗迹。……

我之所以提出我的亲身的经历以为论据，无非是想证明这个思想：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文明史上的陷阱，同时也意味一个新的伊始已经不知不觉地来临。它企图毁灭中国文化，结果毁灭了毁灭者自己，因而也为中国文明的复活，扫净了一个活动场所。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本身也是中国文明在变态压迫下的变态反应。可以说，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俄国政治的百年压榨下，大部分都已化为灰烬了，只有少量的顽强因子始终残存，这就够了！它终于在高压的作用和反抗高压的反作用下，产生了这一空前酷烈的文革爆炸。

如果说孝文的内迁汉化运动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强大生命力，那么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文革运动是在复兴中国文化，如果那样就未免太离奇了。我的意思是，在文革对中国文明的摧残、中国社会的解构中，确实激发出中国文明的某些关键因素，从而为中国文明的未来复兴，准备了一种只有本书所阐述“看得见的条件”。所以文革运动虽然推行了反中国的文化路线，但文革对中国的刻毒压抑，却达到了激励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意外后果。

北魏孝文帝的内迁汉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南辕北辙，但却都是历史的关键一笔。二者对中国文化截然相反的态度，是因为在现代南北朝，中国文化遇到了远比古代南北朝时代更为强大的挑战，并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其背景就是全球发生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背景下，要完全恢复中国文化的外在形式，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历史不会倒退，而只能继续向前；如果历史走了回头路，那也是前进着回头，而不是倒退着回头。所以，倒退样式的复古，只能引来巨大的灾难；唯有前进的复古主义，可以带领人们进入明天。

在今天，除了我以外，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坐标系已经预示历史风向的转变。但我相信，这将作为历史的公理而展开：魏孝文帝的改革意味着南北朝时代在文明层面已经走向结束，至少是接近了尾声，说明“南北合”的文化汇合运动，接近完成了。文革也是如此，文革的“斗批改”，只有“斗”“批”而没有“改”；文革的改，结果是由邓小平的反文革来完成的！而邓小平的改革，类似孝文帝的改革，是向北朝［大陆］向南朝［台湾］模式的投降，其结果必不可免地导致“新的南北合”。但是，随着这一改革一起来临的，不仅有经济的暂时繁荣，还有社会的全面腐败；不仅靡靡之音盛行，而且社会纲纪全毁。按照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先例，紧接着全面腐败的就是广泛的社会危机与持续的政治混乱，还有北周官制的重构和杨坚时代的统一──南北朝终于在孝文帝开始的“文明化”上，走向自己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

孝文帝改革运动不但未能挽救北魏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腐败和灭亡；1978年开始的邓小平改革最后可能也是这个结果。同时，这两大历史运动虽然同为“个人”所“发动”，但也是这些“个人”迫于各种内外危机而不得不然的挣扎，而后来的各项发展就更不是他们所能操纵的了。所以，切不可把这两大历史运动的启动者们过于理想化。目之为“圣明”或“暴虐”的设计师，都属儿童们的“家长制崇拜”的心理在作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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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对北朝魏末周初的“周礼复兴”，决不能简单地视为复古的儿戏、宣传的伎俩等等，实在说来，其中有远为深刻的原因，其最浅显的一条就是：“中国精神的回归”。在经过了数百年的斯文扫地之后，有一种复兴的的要求自会兴起，要求在一切方面都“恢复古代的光荣与威仪”。当然，根据一般的历史经验，这种过分的要求不会完全得到满足，可是历史的发展却也因为这种强力的冲击而改变了航向。最后，历史的航道将落在“古代的想象”与“乱世的现状”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处──于是，一个新的场面就此开始了。古代的盛名，被用来规范现代的创造……

无疑，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古代南北朝时代，已经昭示我们：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我们这个斯文扫地的现代南北朝时代。要有效结束现代南北朝的混乱，正如有效结束古代南北朝的混乱，必须有某种程度和某种形态的复古运动。这种复古运动，既不是恢复已经飘逝的古老秩序，也不是藉复古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复古运动的效用在于结束南北朝的分裂与混乱，在世人心中重建一个精神支柱。而所以的精神支柱，无不托名于古代盛朝，甚至像美国的未来主义也要托名于宪法精神和五月花号；甚至要到圣经原理和希腊政治中去寻求思想支援。苏联的未来主义还要托名于原始共产主义，还要到巴黎公社和巴贝夫小组去寻求先行者的样板。

公元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魏恭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公元560年，周武帝宇文邕采取汉化政策，大力推行周礼复古，因此北周的服色制度多根据周礼而定，国势日渐强大。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效仿西周的《周官》即《周礼》形式，其效率虽然不高，但却起了还魂的作用。杨坚虽然废除了北周的《周礼》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度，但却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在汉化的意义上是一致的。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认为，隋唐采用北齐、南朝制度，而不采用而不采用北周制度，尽管隋唐源北周。字文泰以周礼改制，国号也采用“周”，以示期事业源于西周，皇帝制天王，下封公侯伯子男，模仿周的六官设立六柱国。杨忠夺权之后，马上废除周礼，废六柱国，恢复尚书，恢复汉姓。这样看来，隋的制度虽不源于北周，但汉化复古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何以《周礼》在古代南北朝末期的北周一代的复兴，仅仅维持了二十四年（557──581年），但是影响却是那么深远──因为那是一个过渡，一个向未来彼岸的勇敢渡河，而不是对过去遗迹的复员考古。无疑的，在北周复古的二十四年当中，北朝社会得到了最后一次机会：形成新的组织结构，且为胡汉社会唤回了古代中国的灵魂，此谓招魂有术……

我看到，现代南北朝的结束已经为时不远，那时也必伴有一场类似的复古运动。因为若不经过一场复古运动的重行约束，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很难形成，更难确立的。我再次强调这复古运动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它所提供的“范式的力量”。范式的力量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复古运动的魔力在于它能最直捷最深刻激活人们的潜意识。心理学揭示的潜意识及隐意识所孕藏的能量，远远大于意识的表层，这就是复古运动的魔力所在。

那么，复古运动是怎样激活人们的潜意识、触及人们的隐意识，以致于激发了或曰释放了一股无比的魔力呢？

问题好像是这样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历史意识”，却并不缺乏“历史潜意识”和“历史隐意识”。“人是社会的动物”，这话往往也就意味着“人是历史的动物”。人不一定自觉其为历史的动物，但却被历史的动物命运所支配。无论怎样缺乏历史意识的人，毕竟是作为历史的动物而存在的，无人能摆脱历史因素的渗透、历史阴影的笼罩，没有人能摆脱传统的影响，无论他怎样自视为或被他人视为革命的奸雄或传统的叛匪。传统之为物也，源于最基本的行为方式，是与生俱来或从小养成的，可谓无孔不入，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或一切角落，根本不可能被“反”掉。既然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传统的要素，既然传统的继承性远远大于其变异性，那么“损益”传统，实际上也就是“革命”了。革命并不是革除生命、杀害生命、谋财害命。革命仅仅是变异。同样是变异，革命与改革的区别其实主要是仪式性的。因为传统本来就是一个活的系统，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言行、事变、风气、波澜、因果，都透过各种毛孔渗入我们，透进每个灵魂深处，浸透潜意识甚至构成隐意识和“种族潜意识”。所以我们尽可以在意识中甚至在意志中，都“拒绝了传统对我们的种种引诱”，并进而自命“对传统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是“天生的革命者”。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排除“下意识中的传统因素的支配地位”，而且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愚公同志，你完全不能明了千百年的因果关系，都在你的心灵种下了什么恶果，如果你还有“心灵”的话。事实上，任何活人终不免做一个“某种传统的俘虏”。

如果人们明明在干着违背传统惯例甚至伤天害理的某些事情，那总可以算是“挣脱了传统的役使”了吧？其实不然！这种明火执仗地反传统，甚至故意地作践传统，恰恰是传统力量的特殊应用！是“被虐与虐待之间的关系”，是“侵略与反侵略之间的互动”。所以我说，凡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小至夫妻吵架，大至国家战争，都成为传统因素的一部分，都施影响于后代的人们。我们就像长江下游的居民，承受着整个长江上游的污泥浊水一样，承受着传统因素的善与恶的压力。

俗话说，“时间美化失去的一切。”是的，传统总是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正如童年总是使人缅怀一样。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既然积存了无比丰富的传统因素，时间又擅自美化了这些积存货，就无怪乎他们的强大潜力了──于是有一天，复古主义的旗帜突然揭起时，一股不可遏制的魔力，就被激发起来，并被彻底解放出来了。在这时辰尚未临到的时代，人们羞于道古，更耻于复古、仿古。可是这只是一种“意识的行为”，这个行为不过使人们的潜隐意识受到了加倍的压抑。当复古的时辰一到，这种意识的压抑所产生的反作用，就会显露出更大的反作用力来。于是，那股被解放的魔力，就显得更强大而更不可遏制了。复古运动有此人性的魔力作为感召，又有结束南北朝无政府状态的历史需要作为后盾──因此可以断言，现代南北朝的尾声会由复古运动的交响乐队演出一场连台大戏。它可能很短促有如北周的二十四年，但也可能因此而更为激越。历史的运动如果拖得漫长一点，往往也就缓和一点。

上述所言是我们恍然有悟，人们不到彻底绝望的时候不会转向“未来主义”，而总是尽可能在“复古主义”中讨生活了。人们所承受的传统因素，有如下游的泥沙，其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致很难摆脱其影响，即令有意地反抗，也只是针对压力的微弱反应！人就是这么可怜，他的处境就是如此“被决定”的。在如此无望中，在意识中，我不是复古主义者，但我自己清楚，在潜意识中，我是十足的复古者，其狂热程度远远胜过我在意识中的对于复古主义的批判。至于在隐意识中，我是什么呢？──我自己怎么知道呢？我之所以拿自己来举例，无非是想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

现代南北朝尽管有其不同于古代南北朝的新特点，但多方面的大同小异表异实同，使得古代南北朝对于现代南北朝具有前车之鉴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毁灭固然不同于孝文帝改革的建设，但它们却同样为一个“新融合”扫清了道路。文化大革命用的是火与毒，孝文帝改革用的则是文与礼，其归则一也。可惜，“平安无事”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最高理想，而“艰苦卓绝”同样不幸地成为中国人的最大梦魇。

毫无疑问，评论家们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排外运动，有一定道理。曾在晚清海关担任总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年──1911年），一百前就预言中国还有一次新义和团运动兴起，用新的武器、在新精神的感召下，驱逐西方势力。他对中国这一理解和历史远见，在文革运动中得到了验证。不论文化大革命是否以“攻击四旧”开始，它都是一次义和团式的闹剧，而不仅仅是西方教条对中国现实的胜利。作为一种历史运动，文革可以被解释：中国的自大终于奋起剥掉粘在自己身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灰尘──而开始一场狂乱的造反挺进，就像一个伤痕累累的蚌壳，暗藏着珍珠，一旦开始它的重新游移，就会抖落无情的岁月强加在它身上的淤泥和青苔……真的，正像上帝曾经派遣恶魔来考验基督一样，历史中伟大的善举，往往是以恶势力的喧嚣为其诞生的洗礼；但我们绝不认为基督的人格是恶魔的诱惑所造就的。恶魔的诱惑、红色的喧嚣，只是反衬了良知和善举的勃兴。

这就是表现在文化大革命身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它起因于恶，起因于对敌视文明的野蛮革命，另方面它却激发了中国文明重新启动的火花。文革充满恶行的破坏，阴错阳差刷新了中国的精魂，使之变得年轻有力，使之焕发了新的活力。因为中国的精魂不会毁于风暴，中国精魂最大的敌人，不是任何类型的风暴，而是没有风暴，没有敌人──是的，中国精魂只会毁于“平安无事”，只能复兴于动荡不安。这就是我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野蛮运动比喻为孝文帝改革那样的文明运动，而称之为“南北朝时代的枢纽”，列之为中国文明的重大转机。

根据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后古代南北朝时代才告结束这一既成事实，可以推测现代南北朝的结束时间，也要在毛泽东文革和邓小平改革的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而在我看来，北周六官制的复兴以及种种汉化文明的建树，都是发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时代的改革，于是最后就导致了隋唐盛世的来临。当然在运动的性质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邓小平改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排外的，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媚外的；但在我看来，一个同样明确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实就是：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的“改”，最后竟阴错阳差地落实为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改革”。就其反讽的意味讲，“邓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最为戏剧性的事件。

现代南北朝已经进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经在望了。这时，虽然已有类似孝文帝改革的邓小平改革在帮助中国大陆也就是现代北朝在推进其的文明化过程，然还缺乏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故中国的全面复兴，尚需时日。就社会严重腐败和不公这一点来说，中国若不经过一次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洗礼，则绝不可能步入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繁盛。因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国积弱不振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腐朽！由此可见，不论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险是社会的腐败而不是社会的停滞。

在当代中国，类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种危机，就是启导了六镇之乱的鲜卑集团内部的分化，也同样威胁着现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那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的极端不公，道德沉沦并丧失了是非标准。在这种条件下，六镇起义的号角也许会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再次吹响。尤其考虑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若要这一曙光成为真正的黎明，而不仅仅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曙光，那就还需经过一次卓有成效的“光荣革命”。

在没有贵族传统的汉人社会所构建的中国，光荣革命只能是对社会偏颇所进行的激烈纠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样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预示的，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样的“中间阶层”，所以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革命集团”的重要性就变得极为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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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脸中国·第三部

革命史观 VS. 中华史观

所谓革命史观，就是用西方的进化论包括其社会理论分支之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由于革命史观脱离中国的现实，结果据此唯物论作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努力，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革命史观的另一种形态，就是“普世价值论”，那是达尔文主义的另外一个分支。它认定人类文明的发展最终将导致民主、自由、人权，各个文明概莫能外。

所谓中华史观，是一种“文明史观”，具体来说，就是依据文明历史的进程而不是依据马列的主义来观察中国的文明、研究中国的社会，其结果就是用中国的朝代论来贯穿整个中国历史，而不是依据西方历史、片面地把中国历史分割为“解放前后”、“鸦片战争前后”。中华史观是一种文明论，而不是唯物论、种族论，更加切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革命史观”已经失灵的二十一世纪，观察中国应该采用什么测量标准？我们主张，应该放弃“社会进化理论”，而重新采用“朝代更迭理论”，实际上中国的社会进步，正是在朝代更迭中实现的。

第一章  历史比较学

第二章  朝代周期的差异

第三章  我看现代南北朝

第四章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五章  佛教与社会主义

第六章  共产党何以征服中国

第七章  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第八章  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第九章  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第十章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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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比较学

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所谓历史比较学，就是通过对于历史周期现象的认识，来比较不同时期的历史，从而得出某种切合实际的感悟，进而可以相对预测未来历史的走向。

历史比较学的基础，不但基于人性的古今相似，也是基于社会形态“虽然演进但却有其不易的一面”这一事实。

（一）历史比较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新钥匙，可以称为“历史现象的感悟”，尽管它拒绝“历史科学的总结”这类伪科学主义的说法。

（二）追溯中国政治实体的分合之势，可以思考两个框架的存在，分别构成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

［第二期中国文明］五胡十六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殷商诸方国

［第二期中国文明］唐代藩镇──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西周封建

［第二期中国文明］五代北宋──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春秋诸国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吴越、闽国、南平、楚国、吴国、南唐、南汉、北汉、前蜀、后蜀。北宋与诸国：辽、金、西夏、大理、土蕃、南诏、高丽、日本］

［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宋诸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战国诸国

［南宋与诸国：金、西夏、大理、土蕃、南诏、高丽、日本、元］

［第二期中国文明］元的征服──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秦的征服

［第二期中国文明］明的统一──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汉的统一

［第二期中国文明］清继承明──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后汉承汉

［第二期中国文明］两个现代中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古代南北朝

我将以上称为“谢选骏发现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框架”……正是在这个基础构架的完整结构上，古代南北朝的出现作为二者之间的一个必要环节，被发现了。紧接下来，我们发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终结：现代南北朝。于是我们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可能性：立宪时代继君主时代而起。君主时代囊括了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王国时期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期；而立宪时代将打开第三期中国文明。无论古代南北朝还是现代南北朝，都大量吸收的不同的外国文明，从而连接了不同时期的中国文明。

古今两个南北朝构架相似但内容不同，其节奏受到影响也充满差异。这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讨论，每个层次下面还可以再分出几个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比较。

第一层次：古代印度的挑战与现代欧洲的挑战，都是作用于秦两汉与元明清之“统一帝国”的背景。以佛家为先导的印度挑战和以科学为先导的欧洲挑战，分别是在两汉之间和明清之间大举进入中国的。对比一下近代日本，则发现近代中国的解体不是由于技术失败造成的，而是由于内心瓦解造成的，这种内心瓦解在明末就已经非常明显，否则偌大的中国不可能被小小的满洲所征服。如果中国没有陷入这一内心瓦解，那么完全可以像日本那样，通过技术进步来避免亡国危机，而且如果没有内心瓦解，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亡国危机。再观察一下古代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就更加明显了：那时中国和西域、印度、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根本就没有技术差距甚至还有技术优势，中国为什么会失掉半壁江山、陷入南北朝的危机、南朝并且最终被北朝征服？我们的答案是：那时的中国陷入了内心瓦解的危机。其实隋朝征服南朝和秦朝征服六国、蒙古征服南宋、满清征服南明的性质，十分接近，都是野蛮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征服。看看魏晋时代所发生可怕事件就足以明白，那是中国的内心瓦解造成的，而不是中国的技术失败造成的。所以，再引伸一下，洋务运动和戊戍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失败，也都是由于内心瓦解造成的。

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还有几个相似性可资比较：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两汉经学，从西汉到太平道，前206至后184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明清理学，从明朝到太平天国，1368－1850年。但是官学的统治，无论在第一期还是第二期，都造成了艺术的僵化和社会的停滞。而魏晋志怪萌发，到明清小说大盛，可算是第二期中国文明一头一尾两个收获。

（二）官学窒息下形成的“革命组织”如第一期中国文明太平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太平天国，是在一元化社会（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东汉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朝）的压力下出生的；但又在内力与外力的双重交互压力遭到扼杀。例如，第一期中国文明下的南匈奴单于羌渠派儿子于扶罗入关增援汉军镇压黄巾军，臣服于匈奴的鲜卑独孤部也随从作战；第二期中国文明下的盘踞上海的华尔洋枪队和常胜军则支援清军镇压太平军。

（三）外来思想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大乘佛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马列主义；外来武力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时代的五胡部落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时代的八国联军，后来居上者则是日本军阀、苏联党棍。本地社会的瓦解：古代南北朝的中原士族流亡江南，现代南北朝的大陆难民逃往港台。

（四）新型的政治实验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古代是外部无产者入侵建立了“蛮族国家”，现代是内部无产者翻身建立了“人民政府”──二者共同的背景是内部贫乏的思想和外部庞大的武力。

第二层次：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都是触发于“人民起义”的危机，以印度佛家为引信的太平道和以欧洲基督教为引信的太平天国，分别是在后汉末期和“后明”末期爆发的。清朝连宫殿都是从明朝窃取的，这在中国历史是上可是史无前例地“不怕晦气”，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满清就是用旗人取代了太监进行统治的“后明”。难怪满清能够通过直接统治或藩属形式来统治中国文化和中国影响所及之地，因为社会统一及精神统一的双重成熟已经来到，得以形成魏晋南北朝以来最全备的帝国。同时作为“熟透了的苹果”，也就丧失了任何生长和调节的能力，故其末期朽木可雕，不堪一击，实为“福兮祸之所倚”的例证。这并非因其满人主宰而故意贬抑它，很显然，后汉也是如此：瓦解后汉与“后明”［清朝］的这两个“太平革命”［太平道与太平天国］，都不仅引起全面内战，而且导致社会解体，把全社会变成了“太平间”。

太平道与太平天国的起义造就了后来居上的军阀，军阀最后完成了起义者的未竟之业，不是“战争引起了革命”，而是“革命引起了战争”。两个不同时代却有同样一个戏剧，其中的角色与个性可作以下的比较与思考：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太平道张角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太平天国洪秀全；

（二）［第一期中国文明］后汉灵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明道光；

（三）［第一期中国文明］镇压者皇甫嵩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镇压者曾国藩；

（四）［第一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董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袁世凯

（五）［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末三国魏晋时代的“部曲兵”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清末两个中国时代的“领袖部队”：袁大头兵（北洋军）、蒋匪帮（国民革命军）、猪毛部队（人民解放军）。

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汉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清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宿命论的回答是不可避免。事实上，斯宾格勒就持这种观念。如果我们反对这一假设，那么就需要指出：第一、如果避免这一崩溃？第二、需要一些什么条件才能满足这一避免？第三、这些条件是否可能出现？

用现代人的观念［当然，我们只能用现代人的观念而无法用当时人的观念］，来尝试解答上述问题，那么，

1、要解决绵延了四百年之久的汉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在结构与力量之间日益增长的的紧张，途径是“让地方代表甚至商人代表进入中央决策机构”，以利协调。但是，汉末的形式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表明，这可能只会引起革命，而无法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2、采取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建立大规模的、有效率的社会救济与失业保险制度。按照《礼记·礼运》的概念，建立某种社会民主制度。

3、为不断积累的商业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领域，以避免“流动性过剩现象”，防止社会游资向奢侈、腐化与土地兼并方面转移，结果形成的爆炸性局面，迟早会摧毁人各一个巨大的帝国，不论它是两汉还是明清。

明眼人可以看到，不论上述这些“避免文明社会走向崩解”的方案，在当时条件下是否可行，其实行结果其实都会“导致固有权力结构的结束”。因此上述方案其实无法自圆其说。它在理论上的好处，十可以避免一个全面崩溃的暴乱结局，使社会文明的破坏程度大为降低；但是它在实际上，给既得利益者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也许比世界末日还坏，因为这不是共同毁灭，而是单方面的剥夺。从既得利益者的“狭隘观点”来看，玉石俱焚的结局也要更加好些；何况还可能不是玉石俱焚，因为他们的经验一再说，无权者被牺牲的可能远远大于他们。既然从来如此，这次一定仍旧。谁知，这次压断了骆驼背的那根草，出现了。

第三层次：作为分裂者和重建者的中外压力集团：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蛮族”与［第一期中国文明］“洋人”

（二）［第一期中国文明］新兴的士族和世族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革命的政党与组织

（三）［第一期中国文明］外来王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外来党国

（四）［第一期中国文明］士族政治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党派政治的双重面目：1、专政与腐败［“清浊分别”、“成分好坏”，近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2、文化因子遭到粉碎，流离分散到各个角落，造成整体的混合重组，社会荒漠化悄悄完成了结构的更新，兼容并蓄的文化机运终于出现。

综合上述三个层次，可以得出有关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什么结论呢？它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又预示了一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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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朝代周期的差异

由上述三个层次逐一分析，“新南北朝的曙光”赫然透现。

根据历史比较学的方法，我们找到以下朝代周期方面的例证，来思考两个南北朝长期背景之间的相似与相异：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唐代以前的五胡争霸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之西周以前的）方国争相建立中央政权的的殷代，这可以从殷商的首都不断变迁这一事实管窥其豹。实际上，都城变化不定的殷代并不是一个我们后来熟悉的那种“王国”。］

1、第一期中国文明正式开始于西周：前1077──前770年，长达290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正式开始于唐：618年至907年，长达289年左右。

2、［第一期中国文明］西周后面的分裂时代春秋：前770年至前403年，长达367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唐后面的分裂时代五代北宋：907年至1127年，长达220年左右；

3、［第一期中国文明］春秋后面的战国：前403年至前221年，长达182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五代北宋后面的南宋列国秩序（金、西夏、土蕃、大理、越南、朝鲜、日本、蒙古）：1127年至1279年，长达152年；

4、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圈内列国纷争（战国）的残暴兼并者秦：前221年至前206年，长达15年；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圈内列国纷争（日本除外，从此日本陷入“亚洲的海上孤儿”的处境）的残暴征服者元：1279年至1368年，长达89年左右，其中的完全蒙古化时期，也不过16年时间，到1295年忽必烈死即告结束。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化时期，到毛泽东死就结束了，不过27年，其中最残暴的依照不同政治派别的不同算法，分别是17年（1949－1966年）和10年（1966－1976年）。

5、［第一期中国文明］秦后面的汉：前206年至后24年（包括王莽篡位的“新朝”15年），长达230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元后面的明：1368年至644年，长达276年左右；

6、［第一期中国文明］前汉后面的后汉（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长达195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明（满清）：1644至1911年，长达267年左右。

在上述的平稳时期，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一期中国文明之间的节奏似乎相差无几；但在下述的解构时期，第二期中国文明就要比第一期中国文明快了一倍。例如，现代南北朝即两个党国时代，主要历史大事件发生时间的间隔，要比古代南北朝即两个王朝时代的频率，快一倍有余。好几类事件的发生节奏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为慎重起见，我先定之为“偶合”。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现代技术造成的“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所致：

［第一期中国文明］古代南北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大事件对照表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184年太平道起义──220年东汉灭亡，约36年；［第二期中国文明］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1911年满清灭亡，约61年。

（二）［第一期中国文明］184年黄巾之乱［太平道］到316年五胡乱华，约130年；［第二期中国文明］1850年长毛之乱［太平天国］到1900年八国联军，约50年。

（三）220年汉亡──420年刘裕登基，约200年；1911年清亡──台湾民选总统开始出现，约90年。之所以说它开始出现，是因为观察家普遍认为2000年的国民党总统通过党内分裂的方式，导致在野的民进党上台执政，说明台湾代议制民主尚不成熟；紧接着2004年大选又发生诡谲多变的枪击案件，再次证明台湾代议制民主尚不成熟。

（四）316年西晋灭于五胡到420年刘裕北伐失败，约100年、古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比较1900年北京沦陷于八国联军到1950年中共基本统一大陆，约50年。其中包括国民党北伐先成功而后失败、招致日本入侵、附带南北决斗的“解放战争”、北朝再度建都北京、现代南北朝正式形成。

（五）420年古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中国）到528年北魏胡太后和尔朱荣自相残杀、北朝陷入分裂内乱，约100多年；期间南朝发动了数度小规模狼狈失败的北伐，可与1950年以后蒋介石数度发起反攻大陆的运动但一再失败相提并论。1950年现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1959年中共灭西藏地方政府，基本统一中国大陆──除去割让给周边国家的领土），到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枪击事件导致国民党与民进党陷入内乱状态，已经超出民主政治的规范，结果导致连战、宋楚瑜“出访大陆”，约50多年。

（六）在古代南北朝，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六镇起兵，北魏陷入分裂和内战；距离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力行汉化政策，不过29年。邓小平改革从1978年到1989年，则是11年。接下来528年北魏崩溃到557年魏朝的残余势力西魏最后灭亡，又拖延了29年，加起来半个世纪多一点。

（六）在古代南北朝末期，528年胡太后──尔朱荣内乱北魏是一大剧目。530年，杀死胡太后、毁灭北魏朝廷的尔朱荣自己也被杀死。530年上距南北朝开始的420年是110年：相当于古代南北朝开始的420年的，是新的南北朝开始的1949年，什么堪称大剧目的事件上距1949年将近110年之半？1989年！

（七）530年，堪与汉末董卓相比胡作非为的尔朱荣其人死后，北魏也就陷入不可挽回的分裂。534年，孝武帝逃离政敌控制的首都洛阳，入关陕西，建立西魏。这为后来的周、隋（581年）并吞南朝（589年），打下了基础；作为北朝继承人的隋，又被南北朝统一以后的全国人民的起义所瓦解。然后，618年“前共产党人”李渊父子渔翁得利，建立唐朝，其间约90年。与之参照比较，并按照前面的惯例折算一半时间左右，从1989年下推，大概还要经过半个世纪左右，中国才能最终走上文明建设的轨道。这虽然令人悲哀，但却是历史的节律所注定的，可能稍微提前或是迟滞，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类似的例子已经发生在199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

当然，历史的偶然性经常会出现，甚至占有主导地位，例如：古代北朝的胡太后杀了儿皇帝之后被尔朱荣所杀，结果北魏倾覆；现代北朝的邓小平废了小领袖胡耀邦、赵紫阳之后，却没有碰到一个军阀尔朱荣，民主运动还失败了。人们普遍预测，如果1989年民主运动胜利，中国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的薄弱环节将比苏联和东欧更早消除北魏──斯大林主义。但结果呢，中国只是在经济领域做到了这一点，在政治领域却没有做到，在法律领域更是无从谈起。更为偶然的是，镇压了民主运动的邓小平在1989年之后三年1992年，又来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南下讲话”，要求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这样一来。历史就暂时地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了。

相比之下，摧毁了北魏的六镇起义其实是一次新的蛮族入侵。类似六镇起义的是中国当代的民间抗议和暴动。北镇不设州郡，以镇、戍为行政单位，军民号称“镇民”，主要是鮮卑拓跋部民，地位较高。但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大，汉人及其他民族的大族被迫迁入。文成帝以后又不断发配囚犯戍边，导致镇民地位日益下降。孝文帝迁都洛阳，加速汉化，而北镇仍然保持鲜卑化的府兵制等封建特点，镇民被称为“府户”﹐属于军方﹐世袭军职﹐不准迁移。还被汉化的洛阳政府视为“北人”﹐受到歧视。这和和邓小平改革后的“工农兵”、“城市贫民”、“农村盲流”的处境十分相似。

据此频率推算，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枪击事件导致台湾内部分裂后，经历种种劫难，2050左右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能再度统一。

［狭义的古代南北朝正式开始于刘宋取代东晋，而终结于隋灭陈，即420年－589年，共计169年。广义的古代南北朝开始于184年黄巾之乱，而终结于618年的唐朝统一共计434年。那么，狭义的现代南北朝开始于1949年隔海分治，到2050年左右为50年；广义的现代南北朝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50年左右为210年。］

总结一下北魏以后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思索中国的未来：

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北中国分裂局面。十年之后449年，北魏的疆域已经北至蒙古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534年［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二魏实权分别落人丞相、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和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手里，二魏的君主分别成为傀儡。二魏以黄河为界，东魏以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为都，占有函谷关以东原北魏的大部分地区；西魏以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为都，占有原北魏的关中一带。二魏彼此对立，后又分别为齐、周所代，最后齐为周所灭。556年鲜卑人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北周的出现，和北齐的出现，都是对汉化运动的反动，表明一个“反改革”的过渡时期。581年隋取代北周是为的“进一步汉化期”。也就是当时北中国的“两大要素”即“政治上的鲜卑与汉人，文化上的佛教与儒家”，进一步混合的时代。

530年中原大乱到571年北齐灭亡、北中国再度统一，约41年；1992年共产党继续开放往后推移41年之半，大约20年──则2012年前后中共将暂时结束开放。

古代南北朝，557年西魏亡到589年隋朝统一，约23年；现代南北朝，新的政治力量崛起，在继续开放中与台湾和海外中国实现统一。我们记得，北魏分裂后造成的北周和北齐，虽然显赫一时，其实只是向“北隋”的过渡；而北隋及其兼并陈朝以后的大隋，结果也只是作为盛唐的清道夫获得了“历史意义”；即使盛唐政治，虽然荣登”唐宋文化的哺育者“的宝座，但其本身也很快就被安史之乱给粉碎了……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兼并陈朝、结束南北朝以后，到隋炀帝的大业十二年［616年］爆发革命，一共27年，是相对承平的统一时代，尽管内部并不稳定，各种冲突层出不穷，终于导致大业十四年［618年］的崩盘。隋朝并不是秦、元那样预示两汉帝国与明清帝国的大一统世界，在这种意义上，隋代可以算作“最后一个北朝”。

640年，唐朝兵部尚书侯君集率领西征军攻下高昌，灭亡鞠氏政权，继而在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消灭了隋朝未曾消灭的地方势力。因此中国在唐统治下的再统一，甚至可以下延到640年。640年，上距隋统一的589年已经过去了51年，这51年实际上是在准备另一个过渡期：在文化上酝酿全面的“南北合”时代。这51年之后，唐朝的大一统局面完全成熟；于是唐宋文化的盛大帷幕才终于揭开了。

与此同时，以下的历史事件则可以相当程度地预示未来的中国命运：

618年唐朝统一，到750年前后南派禅宗兴起，即中国统一到佛教的本土化，约132年；那么2050年开始到基督教本土化，需要50年左右。关于宗教主题，需要考虑一些信仰以外的话题：

1、印度的精神与无组织，欧洲的精神与强组织；欧洲的技术与武力，其实都是“强组织”的产物；

2、五胡乱华与八国亡清：乱华的五胡无文化，亡清的八国有文化；乱华的五胡并未信佛，所以佛教并未引起汉人的反弹；亡清的八国却以“基督教国家”［其实多为政教分离国家］亡清，所以基督教引起汉人的反感。古代中国人对印度西域的拒斥与向心，因此比现代中国人对欧美苏联的拒斥与向心为低，其原因即在于此。因为印度西域人只有文化力而没有武装力，而欧美苏联人用文化力裹挟着武装力，一道入侵。

唐宋帝国实际上并非真正的“统一帝国”，──唐只维持了百年的表面和平；而宋连中国本部都未能统一。同时，无论唐、宋──都未能统一“中国文化圈”：唐太宗和唐高宗在朝鲜的败绩即为显现显例。元，才是第一个统一帝国，而隋的统一所导致的唐宋与秦所导致的两汉、原所导致的）不过它只提供了统一帝国的形式而未能提供统一帝国的内容。统一帝国的内容则是明干的官方哲学及文化所提供的理学成了中原帝国的精神支柱。所以，在第三期中国文明兴起之后，中国切不可固步自封，而应该积极进取，否则中晚唐、五代十国，就是前车之鉴。而且还会有两宋亡国的惨剧，在等待未来的中国。

有关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还有什么结论呢？它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又预示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认为，考察一下古今对比即不难发现：正如不消化北方民族的在华势力，隋唐就无法兴起；不消化苏联在华势力，第三期中国文明也无从兴起。

普通人认为，在现代中国的第二南北朝期间，日本扮演了最为恶劣的五胡角色，两次征战中国杀害中国人数千万人。但其实，俄国对中国的危害并不亚于日本，尤其是，俄国是西伯利亚的常客（1550年代至今），不像日本只是短暂居留在蒙满半个世纪（1895－1945年）。例如，在中国最危急的抗战关头，斯大林曾经认为中国已经灭亡，下令屠杀在苏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爆发前，日本已于1937年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为了讨好日本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开始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将他们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总人数不下三十万。

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汉学家2006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海参崴超过了一千三百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全国其他地方加起来总共才有大约一千一百家。资料记载：“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海参崴、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钱，俄国海关允许他们带回中国一半……”

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后，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进行抗日活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此时，斯大林再也按捺不住，开始屠杀华侨、华工。1940年后，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足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

马员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曾于1926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主义，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因因欣赏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于1930年、1937年及1949年几次“肃反”屡遭被捕判刑。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监狱，1955年才回到中国。

1984年，马员生出版了回忆录《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1939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扣上各种罪名……”“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她们一个是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是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间谍，判刑到这里……”“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间谍’……”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就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许多人饿得上垃圾箱里拣食物吃，结果第二天就腹泻而死。马员生看到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大部分人被折腾至死。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但是离中国最近、人数较多的苏联华侨，却被斯大林制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

（另起一页）

第三章

我看现代南北朝

公元五世纪，北魏统一北中国，与南朝的刘宋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南北朝”时代开始。在本书的论述中，这叫做“古代南北朝”，与近代即十九世纪开始按照长江划线、二十世纪依据台湾海峡对峙的“现代南北朝”，可以互相比较。

北魏是继五胡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鲜卑王朝，由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对其它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北中国分裂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

鲜卑的来源大致如下：

公元一世纪五十年代，昔日盛极一时的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东汉，北匈奴西逃中亚和欧洲，广袤的蒙古草原成为无主之地。于是，乌桓人出占漠南，鲜卑人出占漠北，匈奴余众十余万落也“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公元二世纪中期，在鲜卑檀石槐当权时期，控弦十万，军力大盛。其属下的主要部落同盟有三部：中部大人慕容，即慕容燕国的祖先；东部大人槐头，就是宇文部的祖先；西部大人推演，就是日后拓跋部的祖先。

三世纪早期，鲜卑在轲比能统治下更加强大，并渐趋汉化。十六国政权当中，属于鲜卑枝系的有前燕、后燕、南燕（慕容氏），北燕（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南凉（秃发氏），西秦（乞伏氏）。慕容氏鲜卑由于肤色比其它鲜卑种落的人要白晳，故一直称为“白部鲜卑”。

（鲜卑军进攻长安城时，苻坚凭城观看，大叫：“后悔不用王景略和阳平公［苻融］之言，使白虏敢猖狂如此！”［鲜卑族人皮肤白皙，故苻坚呼之为白虏］）

世界闻名的“西伯利亚”（Siberia），现在被俄国占领，其实在古代是锡伯人的祖国。“锡伯”为民族自称，口语为“SiWe”，书面语为“SiBe”、“Xibe”等，为中国历史上头等著名民族，汉语文献记载多种译音和写法，如“须卜”、“室韦”、“矢比”、“西伯”、“席北”、“史伯”、“锡窝”、“锡伯”、“犀毗”、“师比”、“席吐”等，而最为显赫的则为“鲜卑”。经过两千年来与汉人的融合，其剩余人口现存不到二十万人，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及周边地区。

“西伯利亚”（Siberia），其义就是“锡伯（鲜卑）人的土地”。不仅考古学如此结论，民族意识也是如此：锡伯族人自认是中国古代鲜卑人的后裔，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的东麓，如拓跋鲜卑部落早在东汉以前就畜牧射猎在大兴安岭北段，公元48年，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南下，到呼伦贝地区，经过继续南迁，到东汉末年，到达五原郡境内，公元386年，拓跋部落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而其它部落则以“室韦”等名号，于北魏初年开始在嫩江左岸的绰尔河、兆儿河等流域活动。唐朝时期，绰尔河等河流域的鲜卑人归属于唐，唐政府曾在此处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当高句丽势力向北方扩张时，部分鲜卑人被征入唐军，与薛仁贵军一起到扶余、前郭一带与高丽军作战。至辽代，锡伯人在契丹统治下，多数人在绰尔河流域从事农业。辽亡金兴，锡伯人又处在女真统治下，元代锡伯族被蒙古统治。元明清初，绰尔河流域是蒙古人游牧地及屯垦重地，此时，锡伯人放牧活动于该地，处在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的统辖下。1764年一千多名锡伯军人外加随军家属两千余人，征调到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现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便是他们的后代。经过两三千年的演变，多数鲜卑人以各种名目融入汉人，少数仍住在东北嫩江、松花江、绰尔河流域的鲜卑人繁衍下来，成为今天的锡伯族人。锡伯族人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和遥远北欧的萨米人十分相像，一直保持游猎的传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语言。

古代鲜卑尤其是“白部鲜卑”的作用，在现代被苏联取代。苏联白种人居多，“现代白部鲜卑”也。

刘裕击败桓玄（404年）、灭南燕（410年），镇压农民起义（411年）以后，于义熙九年（413年）攻灭割据成都的谯纵。然后他再次大举北进，于义熙十三年（417年）灭掉建都长安的后秦。这些活动，使他成为要人。420年，刘裕废东晋，自立为帝（宋武帝，公元420──422年在位），建立宋朝。宋初夺得青、兖二州，西至关中，大致拥有黄河以南的土地，疆域在东晋和南朝时期是最大的。

宋文帝元嘉年间，社会有所恢复，国势比较强盛。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派到彦之率军北进，被北魏打败，一度使“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军分两路北进。东路王玄谟军兵精器利，是北进的主力。王玄谟进围滑台后，“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但是他对这些反魏力量不予妥善处理，反而任意分配给自己的亲信部属，引起他们的不满。王玄谟刚愎好杀，不以守备为务；又侵夺百姓财物，因而大失人心，终于被北魏援军打败。西路庞法起、柳元景军进入潼关，释放被北魏驱迫作战的汉人军俘，支援了北伐战争。但是东路军既己溃败，西路军孤立无援，也只得退归襄阳。同年冬，魏太武帝率大军越过彭城、盱眙，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要发动渡江战役，占领建康（今南京）。但终因缺乏后力而败退。这类似于1950年左右的“金门战役”。然而江淮之间经过北魏鲜卑一进一出，赤地千里，南来春燕甚至无处筑巢，都在林中栖息。江南地区经过大规模的备战，邑里萧条，版籍大坏，所谓“元嘉之治”也就从此结束了。

这样，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

南朝概况如下：

宋文帝以后，宗室诸王和将帅连年内战。孝武帝为制止内战，缩削扬、荆、江三州之地，以分镇将权势，并把亲信的寒人派作监督镇将的“典签”。结果瓜步战役后，南北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北魏，刘宋在江淮地区的防守力量大大削弱，不断丧地折师。泰始三年（467年）刘宋边将背叛，淮北四州以及淮西之地尽失于魏。南北之间的战争虽然还是很多，不过随着北方各民族的逐步融合，民族斗争的意义已开始淡薄了。正如随着中共的改革，反共反苏力量的民族自卫性质逐步削弱。北魏及其继承人逐渐被各地民众视为正统。正如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港澳台的居民也逐渐把中共看作正统。

宋末内战中掌握了禁卫军的萧道成，在公元479年自立为帝（齐高帝，公元479─482年在位），改国号为齐。萧齐政权衰颓，无力维持统治，汉水以北的南阳和淮河以南的寿阳地区都被鲜卑魏军夺去。

中兴元年（501年），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第二年灭齐，自立为（梁武帝，502──549年在位）目睹宋、齐两朝宗室重臣内乱造成的危害，力图协调统治者内部的利益，避免内战。他改定北来士族的百家谱，以保障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东南士族不在百家之内，另为一部。他下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备一人，专掌搜荐人物，实际上是为士族地主和寒族地主开辟作官的道路。他力倡佛教，广建佛寺，三度舍身同泰寺。

太清元年（547年），东魏（北魏的继承王朝）大将侯景愿以所据河南之地降梁，不久即进据梁的寿阳。第二年，侯景联合戍守长江的萧正德，渡江进攻建康。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台城，繁华的建康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困饿死。侯景领军横行三吴，北折广陵，沿长江西进江陵，在那里被萧绎击败，退返建康，自立为帝。侯景所至之处屠城洗劫，类似土地改革运动。大宝二年（551年）萧绎派王僧辩和陈霸先率军东下。侯景战败后由海路北逃，被部属杀死。萧绎在江陵自立为帝，史称梁元帝。

西魏（北魏的继承人）和北齐（东魏的继承人）趁侯景之乱，分别向南略地，西魏取得益州，北齐取得淮南。梁雍州刺史萧詧投靠西魏，承圣三年（554年），西魏乘机派于谨、杨忠等率军攻下江陵，杀死梁元帝，立萧詧为傀儡皇帝，史称后梁。西魏军长驻江陵，监视萧誉，还把江陵财物抢夺一空，把江陵官吏和百姓数万人，一概掠归为奴。

公元557年，陈霸先杀王僧辩，废梁自立为帝（陈武帝，557─559年在位），建立陈朝。陈霸先称帝后，得不到各地武将的拥护；南方内地许多寒族豪强，也多乘侯景之乱，自署为州郡牧守，不奉陈朝法度。所以陈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既无力制止内战，又无力抵抗北朝的进攻。陈朝一度收复过江北之地，但是不久以后又放弃了。隋代北周后，于开皇九年（589年）进攻建康，俘陈后主，陈亡，南北统一。

北朝概况如下：

西晋的统一引出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引出了五胡乱华，五胡乱华造就了十六国，在十六国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北魏统治为主的北朝。

北魏起源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先为“代国”。338年，什翼犍统治拓跋部，设官分职，确立国家。公元376年，代国被苻坚攻灭。淝水之战后，拓跋珪（386──409年在位）在公元386年重建代国，但改国号为“魏”。395年，魏军大败后燕军于参合陂，歼灭后燕军四五万人。第二年魏军大举攻燕，夺得并州，又东出井陉，进入河北诸州郡，陆续占领了信都、中山、邺等重镇，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称帝（道武帝），定都平城。泰常七年（422年），明元帝取得黄河以南朝刘宋的青兖二州。以后，太武帝经过连年攻战，431年灭铁弗部的夏国，太延二年（436年）灭北燕，太延五年灭北凉，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即位后，汉化累积，导致大规模改革。政治制度革包括颁行俸禄、完善考课、建设官制、改革官品、修订法律等；经济制度改革包括均田制、租调制、三长制等；礼乐风俗、语言服饰也都实现了汉化改革。激进改革使拓跋政权向汉式儒教专制官僚体制大为接近，其政治组织和法制的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也使南迁洛阳的鲜卑人开始丧失民族特性，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六镇鲜卑对首都洛阳产生离心倾向，导致后来的六镇起义。

所谓“六镇”是指河套西北到河北张北一线沿长城而筑的六个军镇。自西向东，有沃野（今内蒙五原）、怀朔（今内蒙固阳）、武川（今内蒙武川）、抚冥（今内蒙四子王旗）、柔玄（今内蒙兴和）、怀荒（今河北张北），是北魏为防御更北方的柔然等游牧民族南侵的壁垒，派鲜卑族兵马长年驻守于此。六镇的汉人和其它民族的人都是内地犯罪官民或被发配到这里来的。魏朝早期对边将待遇不错。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快速汉化，王公朝士多以清流自居，六镇兵民被边缘化，还受到朝贵的鄙视和轻蔑，从前以军功得官的机会再也没有，变成南朝那样以门第、才学取人。

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南侵，怀荒镇兵民无粮可食，请示镇将开仓放粮，吃饱肚子好打仗。镇将不准许。兵民忍不无忍，聚众杀镇将起义，一时间六镇大乱。524年，沃野镇破六韩拨陵（匈奴族）起义，声势浩大，席卷边城。北魏大惊，联合柔然一同镇压，击杀破六韩拨陵，把二十多万被俘兵民全部安置到河北一带。河北本来连年水旱灾害不断，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俘囚，矛盾激化，反叛不断，接连有杜洛周、鲜于修礼、葛荣等镇兵镇将的起义，且相互兼并攻杀，乱成一团。最后，这些起义、叛乱皆为魏朝权臣尔朱荣的势力所镇压。高欢就是被俘后得到尔朱荣信任，并被提拔为尔朱荣的卫队长（亲卫都督）。

523年的六镇起义，陈寅恪认为是“胡化对汉化的反动”。一大堆具有浓厚部族和武人背景的人物崭露头角，反映了孝文帝汉化运动，掩藏着历史的阴暗面。

东魏永安三年（530年）尔朱荣死，其部将高欢率领六镇鲜卑，从并州来到关东地区。高欢自称出于渤海蓨县的大姓高氏，是鲜卑化的汉人。其祖父因罪徒怀朔镇，他自己生长边地，曾为怀朔队主。六镇起义后，他先在杜洛周军中，后投尔朱荣。高欢东来不久，即转戈相向，陆续消灭了尔朱氏在关东各地的势力。

西魏北周公元530年，尔朱天光、贺拔岳等率军入关，镇压关陇起义。贺拔岳部将宇文泰最后掌握了这支入关的队伍，控制了关陇地区。宇文泰是源出南匈奴的所谓“鲜卑别部”的宇文部人，原居武川镇。六镇起义后，他先后在鲜于储礼、葛荣军中，葛荣失败，他降于尔朱荣。北魏孝武帝在高欢逼迫下西入长安后，宇文泰酖杀孝武帝，于公元535年另立文帝，自己掌握政权，史称西魏。

东西魏分裂，是因为东西政权分别与怀朔、武川镇有密切关系，并都显示了浓厚的胡化倾向。北周还形成了一个“关陇军功贵族集团”，自西魏、周隋至唐初一个半世纪中，关陇集团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子孙，在政治上一直居最高地位。

东魏西魏的“胡化”，只是其问题的“反动”方面；但事实上胡化与汉化是彼此交织的，历史在“之”字形道路上探索出路。北齐和北周的汉化政治建设，因此胡化与汉化的彼此交织而取得了成就。结果在法制、考课、监察、考试、官品、学校、府兵、均田、三长等多个方面，北朝都得以后来居上，全面超越了保留传统较多南朝。

例如宇文泰是汉化较深的鲜卑人，他采用各种手段来联合鲜卑和汉化人群，使他们维持一致，还吸取六镇起义的教训，采取了积极措施来建立和谐社会。这样，西魏就一天天强大起来，力量逐渐超过东魏。废帝二年（553年），西魏取得蜀地；第二年又取得江陵，控制了萧詧的后梁，并驱掠江陵官民到关中作奴婢。钱穆曾就此评论说：“苏绰为宇文泰定制，即根据《周官》，下迄隋唐，遂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苏氏之功不为小”；“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

公元557年，字文泰之子字文觉废魏自立，建立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字文消灭了残暴的北齐，再度统一了中国北部。宣政元年（578年），北周军政太极逐步落到外戚杨坚手中。杨氏家族出自六镇之一的武川镇，深受鲜卑影响，杨坚之父杨忠曾为府兵的十二大将军之一，为北周立有战功。大象二年（580年）杨坚自居大丞相总知中外兵马事，部署力量，作灭周的准备。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人相继发动声势浩大的兵变，反对杨坚，但都被镇压。杨坚恢复了改从鲜卑姓氏的府兵们的汉姓，并按魏晋制度改革变了北周的官制。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杨坚强迫周静帝让位给他，建立隋朝。接着，隋文帝杨坚铲除了朝廷中的异己势力，以二子杨广、杨秀分镇并、益二州，并命杨素在上游大造战舰，准备向江南进军。在经济上，他统一北方钱币，开通漕运道路，储积粮食，并且大索貌阅，实行输籍之法，以充实国家力量。在隋文帝的统治下，隋的国力蒸蒸日上，远远超过了江南的陈朝。

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以后，北方的民族关系到这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南北对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完全消失，隋对南方经常发动的战争，已经从“民族战争”（类似于现代南北朝的“阶级斗争”）转化为“统一战争”了。开皇八年冬，晋王杨广统率五十万隋军，分五路临江，向江南的陈朝发动总攻；新建立的上游水师，也在这时顺流而下，直趋建康。陈后主以为长江天险足资凭借，没有作出特别守备。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渡江，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陈朝，接着又陆续摧毁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平定南方全部州县。历时二百余年的南北朝分裂结束。

历史转眼过了一千余年，现代南北朝开始。

1940年代初期，一位在中国的观察家，如果把亲英美的蒋介石、亲日本的汪精卫、亲苏联的毛泽东之间的厮斗比作“三国演义”的话，那么随后而至的中华民国分裂为“台湾的中华民国”（亲美）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就是典型的南北朝了。这就是本书所要论述的“现代南北朝”，它本来可能像古代南北朝那样，沿着长江一线构筑中国历史的分野，但最终由于苏联积极支持共产党、美国消极支持国民党，而使得力量失去了平衡，分界线于是转到台湾海峡。“南中国──北中国”的传统格局，变成了“海洋中国──大陆中国”的现代格局。海洋中国出了台湾，还有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华侨世界。

1950年代至于1960年代，台湾虽小，但凭借国际形势而足以抗衡大陆。因为说来可悲，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的三国演义，不是曹操、刘备、孙权的“自主三国”，而是美国、日本、苏联的“代理三国”，是美国、日本、苏联在中国进行的“代理人战争”。所以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也就不得不继续受到国际局势的摆布，听凭美国、苏联甚至日本干预内政。

我们这里将要陈述的认知，可以穿透两百年（十九、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思想的重重谜语，而直揭其问题的谜底──纷乱的现象得以缕清。多难兴邦──这不仅仅是一句乱世的自我安慰语。也不仅仅是一剂镇静剂。现代中国遭到的报应和天谴，使他丧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创造力量及创造精神。但是，观察一下看看历史上曾经称雄的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尤其是罗马人和秦人的形迹吧！曾有多少灾难及困苦包围过它们，并使之几度蹶倒！然而，它们强大而坚忍的力量，不也是蕴乎彼而发乎此的吗？当然，仅仅多难是不足以兴邦的：多难与兴邦之间还需要一个中介环节，那就是“修德”：多难──修德──兴邦。

在全球列强的环伺夹击下，在俄国和日本的蚕食蛇吞下，中国文明注定有其两百年的劫运。若从公元1840年起算，还有六十年的灾难在准备磨炼中国。这算不了什么，要知道，以黄巾之乱到李唐定鼎，中国曾经厉过足足四百年的大劫。这个现代南北朝时代，比之古代南北朝时代，从时间上说，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虽然从文化毁灭的程度上说，尤有过之。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击打与凌辱，较之五胡乱华尤甚尤烈！两百年的苦难（还有六十年的历史债务有待偿还）给中国人什么教益呢？可以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血腥的经验，一个无价之国宝。这个无价的国宝就是：中国必须定乎内、外之分。在目前若干年代对中国不利的历史范运期间，决不与外国（特指西方文化势力，包括日、美、俄）混同。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个历史的真理：时间就是一切，坚持就是胜利。多坚持一年，最终胜利的保证也就多了一分。多坚持十年，民族的命运、未来文化的性质等等都会深受影响。牺牲决不会是平白无益的。

在这个百年革命所造就的荒凉时代，我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中国的新文化上，这种新文化乃是对现代中国的深切苦难的反响。是在中国对二十世纪种种灾难的持久性反应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尽管我们遭遇的宿命如此阴沉可怕，但正是在如此的绝境下，一种作为对深切灾难的强烈反思和反抗的新文化，被我们创造出来了──这种新文化对全球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呢？将是一种对于欧洲我们的颠覆性因素吗？

未来的世界孕育在我们现在的思想中。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寻常的人们则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小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有教养的人们也只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的外延和皮毛血肉而已，并不等于全部的“中国文化”，尤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内核”。例如，它们都是“对天子深切的信念和永恒的期待”的副产品。所谓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一信念并表达了这一虔诚的期待而已。这切都是天子的注脚与天子的见证……其余的说法不是“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读”！至于“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

如果失去了文化的内核，任何文化都将沦为是“病”的象征。因为文化本来就是缘“病”而起并为治病而发展。任何文化的先天不洁、后天罪孽与过程毒素，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终于发作并恶性循环：一种毒素引起的新病，又会诱发另一种毒素的泛滥。整个人类历史都因失去文化内核而蒙上了阴影……

“解放之方”在哪儿？谁来解放我们免于毒害？谁来消解“文化毒素”或至少将之“中和”一下？而怎能消解或怎样中和──这就是文明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思想所面对的任务。

索居的灵魂不会幻想奇迹突然显现，更不迷信自己认定的天命，作为一个试图理解自身的哲学家，应在内心恬淡并且坚忍：在“现实里”求得“现实的超越”，在“不现实中”求得“最大的现实”也就是“显示的最大可能性”！

真的，历史上多少功败垂成！历史上多少功成而倾覆的风流人物乃至下流人物。他们的多少精力像垃圾一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腐烂，这是偶然的个性所致，还是注定的历史命运呢？而我们确认，历史上即使“偶然的不慎”也还是历史命运的威力显现。历史命运，你虽然气象万千、变幻莫测，可是你的精髓与本质又何尝失灵呢？

人性不变。思想者的命运，因此是历史兴衰的前兆？思想者与文明的命运连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种种表征可以作证：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亿万年生命演化的结晶。

（1980年3月10日）

（另起一页）

第四章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自东汉末年“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后，五胡乱华、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辽金宋的分裂、统一与再分裂，再至元明清的统一，第二期中国文明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然而从“中央与地方”的角度来审视，不难发现即使如博学的英国人A.J.汤因比在《历史研究》（1972年版12卷55－64页）中列举的中国模式，也是阴错阳差的。他所谓“传统的中国模式”，并非自秦至清一成不变，如现代埃及学家所理解的“埃及文明”那样的“化石文明”；因为中国政治秦至清两千年的帝国时代，在文明上却横跨两个时期即相对本土时期和混合佛教时期。而且中国在次间一治一乱、统一与分裂之际的运动，掩盖不了其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变动之中，而且是主导变动的主轴。这就构成了本书第一章《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第一节《中国朝代兴替律》一开始明言的“中国朝代兴替律”及其补充所说的：对于不同的朝代来说，其“剑”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朝代不仅执剑的方法不同，而且所执的剑亦有不同；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则是，它们都死于自己的剑并且是以自己的执剑方式被来者杀死。这与其说是“以暴易暴”，不如说是“新陈代谢”。

即使在现代中国，表面上“变革与保守”在斗争，其实是“地方与中央”在唱戏。基于中央与地方紧张关系，无论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实际态度如何开明，这开明只能是二元性的：即在理智的、文化意识的、尊重现实的适应性方面接受它，而在另一方面，在情感的、生命感觉的、尊重传统的保守性方面抵制它。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人前进中的躯体保持平衡，实际上即使连发达国家如欧美人也是这样的，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的近代日本人也是这样。基于人性的这种特点，基于现代国际文化对中国的巨大挑战，基于国人必须根据自身条件来有效地应对这个挑战──我们理解，只有冲突才能更好的达到融合。在“冲突──融合”的眼光不难看出，所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只是一个典型的“北魏口号”。八十年代的改革派，有如北魏时代的汉化派。其最后结局无异于一个“气胸”患者在“接受外来文化的空气”。

不论东汉末年的“党人”们其自我意识是什么，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地方代表”，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民意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组成可以进行权力分享的“议会”式组织，但已构成了分权的中心和消极抵抗的强力堡垒。而宦官势力则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分配权力的斗争中，代表着中央的皇权──尽管是业已腐败的皇权──并用皇权的余威去阻止社会变革的潮流。在这种意义上，“清谈”不仅是士人间交流思想信息的一种沙龙式聚会；而且发挥了近代社会中报纸那样的作用。对此作一番背景考察，就不难得出一些新颖的看法，甚至是建设性的结论。

元明清帝国犹如秦两汉帝国，元朝犹如秦朝，是外来力量对缺乏整合力的中原民族进行野蛮整合的时代。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元有两个新动向对后来的明清帝国影响深远：分封制的死灰复燃，创立行省分寄式的中央集权。

以血缘纽带和家产分配为基础的宗室分封，曾是秦两汉君主制的重要辅助。时至隋唐，分封制基本上名存实亡。到宋代，已无分封制，宋朝宗室的地位不高。正如顾炎武所说：“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而元时的草原封国、中原食邑、投下私属等分封制度，又重新抬头，大体和元朝共始终。元的分封制还波及明朝。朱元璋封皇子二十三人为王，多数就国，不仅直辖三护卫之兵，燕王、晋王等北边诸王还能号令镇兵，且有“清君侧”特权。无论是明前期的宗王出镇总兵，还是明后期的宗室优厚廪养，都有元朝分封制的遗留和“阴影”。忽必烈先后设立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河南、辽阳、岭北、征东十一行省。就职司和性质而言，举凡钱谷、兵甲、屯种、漕运等军国重事，行省无所不辖。征东行省与其它的行中书省不同的是，其设立于高丽王国所在的朝鲜半岛，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因此，征东行省的的地位十分特殊，与元朝其他行省性质不同，仅在名义上受到元朝的直接管辖。元朝的行省犹如中共的大军区，兼为中央与地方间的财赋中转站和行政节制枢纽。“汗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犹如“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同样以行省或大军区为枢纽。行省具有两重性质，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行省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始终主宰着行省分寄。元的行省制创建了“汗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新模式，对明清和现代中国的影响深重。

明清两代名义上废除了行省制，但省的区划并无大变，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仍然构成省一级官署。相反省的数目进一步增多，省级官署又裂为二、三，分掌行政、财政、司法及军事，以强化中央集权。由于布、按等司鼎立，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合，明后期和清代又另设总督、巡抚，充当统辖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布、按二司则隶属其下。显然，明清的三司督抚大体上沿袭了元朝行省分寄的中央集权模式。

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一文认为，元及明的前期，社会面貌出现了某些与汉唐两宋异质的东西。那就是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扩张；全民服役和君臣关系主奴化；突破羁縻传统，改行直接治理的边疆政策；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边缘化。“内蒙外汉”的二元体制下，造成两种文明的相互冲突与相互影响，中国社会在沿袭唐宋形态的同时发生了变态发展。社会变动表现之一：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自南北朝开始，古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持续了将近七个世纪。

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盛行的“官倒”，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从政治领域扩延到了经济领域。这哪里是什么“资本主义”？甚至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是蒙古式的抢夺：元朝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命脉却远在江南。于是，在南北关系上，元朝便呈现了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这种南北格局一直延续和影响到明朝及以后。清代和近现代中国，也与此惊人地相似。这种肇始于元王朝的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北南关系的新格局，到现在为止几乎已经延续了近八百年。在当代中国，同样存在和传统中国一样的这一流弊：

由于商业资本受到压抑，民间游资被迫向土地买卖方面扩张，结果造成地价高涨、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盲流、民工、游民、盗匪，逐步形成遍地烽火、“农民起义”的格局。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成了一种周期性痉孪──但绵延不绝的农民暴动，并不总是带来类似王朝末年的那种全面解体。因为王朝末年除了土地问题造成的社会解体，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下层暴动的星火迅即燎原到上层；由于水位过高，局部破损，河堤告解体，其崩溃之速往往超过想象。

“农民起义”之所以能演成燎原之势的原因，就在于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之间得以镇压起义的联盟已告结束。正因为如此，任何一场大规模起义的平息，都是地方与中央通力合作的结果。其中，新兴的地方势力出力尤多。从刘秀、皇甫嵩到吴三桂、曾国藩的历史都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其余方面是那样地不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困扰着传统中国政治的一大难题。摇摆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间的一部中国政治史，表明中国社会没有找到类似代议制与三权分立那种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冲突的妥协方法。以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成为社会发展的定理，这是一条远比“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更为有效地解释了中国历史命运的黄金法则。如果全球有朝一日统一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可能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命运。这是后话。

西周的分封制和秦汉的集权制，在解决这一难题时先后陷入了危机。秦汉郡县制原可视为一个历史进步，但它带来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作风，却着实断了下情上达，正如中共设立的“信访办公室”无法解决专制制度的痼疾，秦汉中央集权也只能以“农民起义”收场。这种大规模的完全彻底的社会颠覆活动，是完全不见于先秦、欧洲以及日本等“封建社会”的。由此可见秦两汉到元明清的社会除了少数民族入主的短期外，不可能是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而是“皇帝万里长城”，是毛时代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其时，中央与地方、统治中心与人民大众之间应有的反馈郡县机构有效切断了，代之以单方面的灌输与指令。这就使得社会不断出现的失调现象很难得到迅速而有效地纠正。矛盾冲突日积月累，光靠几个清官是无济于事的。

汉景帝、汉武帝取消了地方王国的建制，但却消灭不了地方势力本身。于是，地方势力就转而结合其它力量（如外戚），以不是地方割据的形式来扩充力量。在此趋向下，外戚与地方势力很自然地联合起来。首先，不少外戚出身于地方势力；其次，外戚需要地方势力与皇室的官僚机构分庭抗礼。汉武帝很理解这一威胁的实在性。所以，他特别喜欢杀死自已儿子的母亲，以防止她们的亲戚有朝一日作为外戚临朝执政。皇室与外戚之间的磨擦，使两汉社会动荡不安。

两汉地方势力的政治代表，在早期是享有广泛自治权利的汉初诸王，后来则是多为出身平民的外戚，到了东汉末年，则为所谓“党人”。（见《后汉书·党锢传》）党人与外戚在政治上的联合，不仅是机会主义的互相利用（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三编二章一节中所言），而且因为他们二者同具地方势力的背景。而皇帝所以依赖宦官势力，是因为二者同样追求中央的集权。我们因此可以从这一新的角度去审视问题：党锢之祸并非仅仅因为昏君的暴行所致，而且也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摊牌与决裂。党人、清流和官僚，除了是教养与舆论的产物，也是地方自治力量的代表。党人遭到的大量的捕杀，使中央政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严、信誉荡然无存，太平道的宣传才在此信仰危机造成的社会心理的真空与迷惘中突然得势。

中央集权的恶果之一，是限制工商业阶层独立发展的政策。皇帝的廷臣谋士们（如鼌错之流）认为，新生社会力量的兴起，对于政治特权具有特别的危险，因此作出种种歧视性的限制与法律性的束缚，用“规定”来阻遏工商势力获得社会影响和政治发言，并目为“巩固政权”的良方。

［有论者认为法律的好坏，不在“法条”的本身，而在“诉讼法”的执行。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如何确定犯罪。唐王朝的法律，是中国各王朝法律中最完善的一种，但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中国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唐律》自不例外。于是酷吏的酷刑就代替诉讼法，法官在侦查报告时，不追求事实，只追求口供。一个人明知道一旦诬服谋反，即将全族被屠，而仍“坦承不讳”、“自动招认”，这便是酷吏的功能。］

殊不知这种压抑商业资本的权术，既破坏了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合理转形，又迫使过剩的商业资本向土地的买卖兼并方面寻求扩张渠道，结果促成了土地危机，触发了失地农民连绵不绝的暴乱起义。近几十年来，大量学者出于解释“阶级斗争”的需要，对两汉土地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但他们却很少把“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列为基本的考虑，这种阿谀奉承的学风浪费了大量精力。翻阅史籍，发现单纯的土地兼并和饥荒灾害虽可引起农民战争，但却不足推翻一个王朝，更不足以结束一个文化时代。

如果说，推翻了一个王朝的力量是“人民”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人民”可以独立地、不需要依赖其它条件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推翻一个王朝的力量是综合性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的两个因素：一是王朝的软弱和国家机器的腐败；即统治阶级的双重的老化。二是大面积的天灾，激发了生物性“民变”。

这两种因素的根源恰恰都不是“人民”的，而是有关自然的！前者是“气数将尽”之兆，后者是“天命转移”之兆。秦汉以来的中国，是个特殊的社会文化实体（“天下”），而不是政治军事的主权（“国家”）。所以它的整合功能是由意识形态而非法律制度来承担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构成了道德、政治、乃至社会与经济制度的总枢纽。因此，中国社会的变革在根本上只能由意识形态的变革来引导。

如果中国社会的变革不能和意识形态的变革配套，则将流于“社会解体的预备阶段”。不仅由于变异失去了新意识形态的支持；还将由于变革与旧意识形态的冲突。

“新的意识形态！”

在农民起义的表象后面，使社会文化的普遍解体的更深原因，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通常联盟的破裂，农民起义的作只是使这种破裂表层化、普遍化了，使暴动的星火得以燎原。统治阶级内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矛盾的水位持续增高，是封建秩序的堤防突然决口的关键所在。不仅两汉的的历史如此；以后诸个皇朝被农民起义倾复的历史，也是基于这个先决条件。唐的藩镇、明的东林党人，都是使统治阶级分裂的要素。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场大规模起义的镇压，也都是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通力合作的结果。没有曾国藩，没有多尔衮，没有李克用，没有皇甫嵩，没有刘秀的镇压──则洪秀全、李自成、黄巢、张角、赤眉的“起义”是打不败的。而这些执行镇压职能的“刽子手”，其实无一不是某个地方势力的代表，尽管他们在其余方面是那样的不同。

各种宗教的形式和表象有多大色彩上和基本倾向上的差异；它们的内心深处毕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毕竟有其一脉相承的内在秘密。这就是──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的由衷崇拜；并使自已在这一崇拜里获取内尽的安宁和精神的秩序；这一安宁和这一秩序有助于建立人的内、外平衡。即使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解成为可能。但是任何宗教的时装总会破旧凋敞、陈腐过时，因此必有新宗教的鲜丽时装取而代之──为那不朽的灵魂提供一个新的形式。一个为新的风俗和新的习惯所认可的外表……

（1988年9月30日）

（另起一页）

第五章

佛教与社会主义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随着丝路的开通，中原与西域月氏、龟慈、安息等地商贸往来频繁而逐渐内传的。无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的“伊存授经”，还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的“白马驮经”，都是有所本的传说。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比基督教传入欧洲还早，在中国名义上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势态；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已经完全异化，也就是同化于中国。随着岁月的流逝，竟有人把中国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支娄迦谶所译传的《道行般若经》之所以在中国比安世高所译传的数息禅法更有影响，以致支谦、竺叔兰、竺法护等对《般若经》一译再译，且形成颇具影响的“六家七宗”，其原因是他们传的“性空”说，与魏晋玄学中的“本无”和“贵无”说，相近。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力主“心性本净”和“心性本觉”，不同于佛教“心性本寂”的出世倾向，是调和出世与入世，平衡儒家与道家，同时也为近代的更加远离佛教的“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的佛教消解，作好了准备。清末民初的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都在这种不是佛教的佛教中寻寻觅觅、构建学说。这既说明佛教的影响，也说明佛教的异化。

还有一种“民俗佛教”，更是离谱。但竟然成为“维持佛教在中国社会延续和弘传的真正基础”。因为民俗佛教的基础，是佛教的仪式、禁忌、节日等转化出的民俗，虽然不同于欧洲的国教，但在封闭社会中却具有某种全民性。“三武一宗”的灭佛，主要消灭了寺庙佛教，但使得民俗佛教更加沉浊。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还表现为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中的作品，在思路、手法上均受印度艺术即间接受希腊艺术影响。译经事业的高度发达，大量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也带来了众多新的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诵经的开展和普及，印度的“四声”已成了汉语的基本发言标准。佛教带入的交流遍及文学、农艺、手工业、艺术、逻辑、医学、音韵等各个领域。

然而，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廷以佛教教义君临天下而获致长治久安的？萧梁？北魏？

再者，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反传统的朝代善始善终、享尽天祚的？蠃秦？曹魏？蒙元？中共？

我们这个面对欧洲带来的灭顶之灾的时代，在内心深处不可能喜爱儒学，因为儒学面对欧洲的挑战相当无能。我们因为儒学的无能甚至对它注重人际关系、压抑个性倾向的特征，也一并予以深恶痛绝。

但我知道，从长程的文明来看，印度佛教在中国不能成功的地方，苏联“佛教”即社会主义也不会成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一直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吞噬中国的情感，但中国终究会拒绝它的。

现在满天下的人们都称道社会主义。这说明什么？强迫灌输和舆论控制的结果？这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旺盛，还是适足以说明它的衰朽？我看社会主义已经包容过多，患了消化不良症，甚至胃癌……它的原则已经过时，沦为人性的反动。社会主义的动机，本是社会本位及社会公平学说；但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只不过加强了国家权力，甚至使得国际之间斗争更加白热化。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成为国家至上的怪兽利维坦借以吃人的口实……

这样的“现实社会主义”其沦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理论社会主义”除了帮助资本主义打气补胎之外，还有什么价值？结果社会主义必须先于它的病人资本主义而死亡。是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缺乏国际性和全球价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更加不能互相容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市场可以调节，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依靠几个寡头的操作，稍有不慎，就车毁人亡。中苏关系、中越关系、越柬关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唯有“天下主义”包容万象的宽洪大量，可以成全国际性和全球价值。天下精神之中，也有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部分存在……天下主义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雌雄二煞的终曲。天下精神的狂飙席卷全球、风行天下。

是社会主义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而不是天下主义杀害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以人民的名义强化主权国家（“国家机器”）的暴政，以平等的名义建立了最残忍的军事管制。我常说“资本主义冷酷，社会主义残忍”──残忍显然比冷酷更坏。

由于苏联势力曾大举对中国实施印度势力所不曾施加的暴力革命──中国的反抗则必非仅仅是禅宗的或道学的。它的形式，必然充满了行动的特质，而不仅仅是思想：

（一）中国的精神复兴，必须从清算“康有为主义的沉浊”起步前进！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发轫的，然后在孙文的“三民主义”中逐步落实。《清议报》与《民报》的论战，哪里掩盖得住二者在脉息上的这一相通？陈独秀之辈扬其波──说教虽异、精神则一；毛泽东之流承其绪──大同之路血成河。五四时代的“科学与民主”，长成到文革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难道在这里我们还看不清楚一个“康有为主义大时代”自始至终的运行吗？

（三）正本方能清源，拔本方能塞流──我们必须反对“康圣人”的《大同书》！

（四）也许，社会主义包含一些美好的设想，但是它诉诸社会改造而不求求诸人性改良的做法，实在是基于胆大妄为的假定──人性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既然社会主义的基础本身是这种靠得住的人性白纸论，那么它关于新社会可以造就新人的许诺，也就只能是一种欺骗了。

（五）社会主义的本性，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理想，是文明白热化的战国时代对文明婴幼期的眷恋。你能说亚述帝国、秦汉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是“社会主义”的吗？如果能，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然并非“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皇权，是“新沙皇”。如果亚述帝国、秦汉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并非“社会主义的”，那我们以及未来的人们当然永远也无法望到社会主义之尘。

（六）正因为社会主义大致建立在“对于人性的高度假定”这么一个虚拟的前提、空中的楼阁之上，所以（对中国尤其这样），可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客们所吹嘘的那样，什么未来时代的免费午餐，而是早被埋葬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埋葬在大饥荒时代万人坑里了。

（七）在种族社会主义和阶级社会主义的带领下，当今世界产生了两个种族隔离主义政权：

1、南非共和国：在本国居民之间实行种族隔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之间实行种族隔离。

（八）中国民族在其自我改造以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苦难历程中，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灾祸（二十世纪的百年革命），以及由之而集聚的种种经验与精力，会不会随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成而即刻消亡？还是会进一步发展扩张，将中国带入一个自己未曾梦想的全球境界？

（九）将来若有闲暇，我多么希望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这一著述。追述社会主义运动、探索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洞察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天下意识气候的先导……

思考题：

1、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社会主义的制度与伦理之间的界限及其不同功能。

2、社会主义真的是一种经济制度吗？或者仅仅是一种政治依附关系？

3、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理想，政治依附的社会主义才是冰冷的现实。

4、政治依附的社会主义如何变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就是社会帝国主义。

5、作为政治依附关系的社会主义之解体。

6、社会主义的遗产将帮助人们走向天下意识。

………

（1986年1月17日）

（另起一页）

第六章

共产党何以征服中国

根据人们的社会经验可以看到，中国的多数居民自私自利，对公共事务实质上极为冷漠，而且不愿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民族性格不仅缺乏政治能力，而且缺乏自治能力，所以危机一到，只能四分五裂、莫衷一是、自相践踏、一哄而散，结果只好开门揖盗，周期性地接受外国统治，习惯性地沦为亡国奴。

孙中山根据他的下层社会的生活经历和流窜海外的亡命生涯，评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其实中国人本不是一盘散沙，而是由大家族为单位的宗族组织为社会结构的。孙中山“一盘散沙”既出，就由毛泽东这样愚蠢的蛮干之徒，穷凶极恶地破坏中国人的家族制度，结果真的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文革期间最为突出，儿子告发父亲，女儿杀害母亲，不一而足。“一盘散沙”论终于成为“不言自明的魔咒和毛咒”。毛泽东于是站在“一盘散沙”之上，登上了天安门，登基成为“红都女皇”。但也正因为这个没有胡子的变态人格是站在“一盘散沙”的“基”上耍威风的，所以他的伟大也就很容易滑坡，最终成了自娱自乐的闹剧，尸骨未寒，冰泮瓦解。而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盘散沙”变本加厉，竟然发展到“宰熟”就是专拣熟人来欺骗和坑害的地步。

根据我的历史研究，自从周武王入主中国以后，中国的多次征服都是由外国势力完成的：灭周的秦国本是西戎，到周赧王时，秦昭襄王基本上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周赧王五十九年，姬延驾崩，秦灭周，东周遂亡。

以后的北魏、隋唐，都有鲜卑族的影子，五代多有沙陀的影子，辽金元，则是典型的殖民政权。蒙古以后，中国社会好像完全失去了自治能力，连汉人自己组建的明朝都带有明显的军事专政的性质。不过其军事首领是废除了宰相的独夫皇帝，为了在深宫中遥控他的部队，不惜派出宦官去监视军队（监军），开创了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并使“宦官”从此改名为“太监”。

清朝被推翻后，仅仅二十年，民国就遭到颠覆：1931年苏联在中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日本在中国建立了“满洲国”，1945年苏联迫使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割让外蒙古，使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随后，毛的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其一场典型的蛮族入侵，十分类似的历史上西戎、鲜卑、沙陀、女真、蒙古、满州、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国有化改造”。

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改革是北魏孝文帝的翻版，表面上是“佛教化”、“西方化”，其实是汉化，是外来统治向本地习惯的让步政策。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并没有走进“世界主流文明”，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旧社会”，也就是回到了中国传统。

参考一下八百年前蒙古统治：忽必烈死后，蒙古人才迟迟恢复科举，1313年，深受中国影响的元仁宗才批准中书省的请求恢复科举，1315年，才正式开办科举。这距离1294年忽必烈（1215－1294年）死亡，已经二十年了。而中共在1976年毛泽东（1893－1976年）死后仅仅两年，就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不能不归功于国际大环境，不能不归功于历史的偶然和邓小平个人的复仇意志。相比之下，北朝鲜的金日成1994年死后到现在也已经十四年了，北朝鲜的内外政策也基本没有改变。

元朝的“邓小平改革”以后，举行过十六次科举考试，产生进士一一三九人，只是明清两朝进士及第者的零头都不到。而据《元典章》所记，当时元朝的官员数目则为二六六九〇人之多。两相对照，从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全体官员中所占的比例很低，科举在整个政治系统中的地位也很低。很像中共统治下的“无党派人士”甚至“民主党派”的地位，因为中共民主党派虽然唯唯诺诺，但在整个政治结构中所占有的比例，依然微不足道。而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清两朝考中的进士则有五一六二四人。

清朝吸取了元朝经验，很快恢复了科举制度来羁縻汉人，但是清朝的“科举制”就向中共许诺的“人民当家作主”一样虚伪。明朝实行科举制，所有官员一律通过科举选拔，保证了民间的优秀人才能够为国家效力。而清朝呢？也实行科举制，但是只针对汉人；同时规定官员要满汉各半，所有要职均由考不上科举的满人来担任。结果国家要员不是通过科举选拔的，而是通过野蛮的血缘关系产生的。这个伪科举制度，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倒退了两千年。从人数上看，貌似满汉平等，但从人口比例上就不对称了。清末满人废除科举，把中国落伍的责任推给科举选拨制度，其实真实情况正好相反，是满州人的伪选拔制度害了中国。这种伪选拔制度就是在科举制度之上，设置一个亲贵制度；同时保持科举考试内容的千篇一律、永不更替：这就从两个方面成功地保持了制度性的腐败。

现代中国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脱离外来政权的野蛮形式，真正走上本地化、民族化、文明化的道路？那就意味着，废除亲贵制度，其当代意义，就是废除“党的领导”；更新科举制度，其当代意义，就是保证文官制度的独立性。

无论如何，回顾二十世纪的百年革命其所经历的途径，是文化──政治──经济──政治──文化，此谓“革命的循环”！而最终体现为“最后一次革命”、“结束革命的革命”，它类似于英国的光荣革命，其含义为：

1、政治革命必须以文化革命为其开端，为其准备；

2、而仅仅是为了粉碎观念的障碍，政治革命才是必要的；

3、政治革命的价值，只是为经济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护及巩固；经济革命的成功则可以反过来发挥某种稳定政治革命成果的作用。

苏联电影木偶戏相当发达。这不奇怪，因为那个“假面舞会”（即所谓“党社会”，“党”就是“舞会”：Party）本身，就是一项木偶戏般的东西。在党社会里面，人们一概成为牵线的木偶，从工农兵大众到最高的领袖个人，莫不如此。党的纲领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结果木偶们的生活促成了木偶艺术的发展。

但是命运，我们已从你那样听到了一个消息：从苏联的殖民统治手里拯救中国并使中国文明弦断再续的，必定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为陈旧的教育永远无法缔造新人。新人，让我们为此而感谢你！因为，你是一种更持久的民族活力的外在表现。因此你更接近驱逐了秦的刘邦和驱逐了元的朱元璋；而不是败于这两位手下的“反秦联盟”、“反元联盟”。但愿你功成身退、虚君共和，而不要效法刘邦和朱元璋的流氓作风，不要重温袁世凯和毛泽东的皇帝梦。

在他面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所谓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分，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臆造的，这个所谓“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一对范畴”中，价值理性是指“非自我利益的理性”，是指人们把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用于追求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同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观有关，这种价值理性又必然地表现出“选择取向”上的“团体性”和“行动动机”上的“情感性”特征；工具理性是指人的“自我利益的理性”，与物质的、眼前的、可见的利益相关，引导人们重视现实的利益，以可计算、可衡量标准看待问题。……不过就我所见，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就我所见，无非是“短期的工具理性”和“长期的工具理性”、“皮相的工具理性”与“骨相的工具理性”的区别！因此，要把不同的“工具理性”（如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价值理性”（如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调和一处的尝试，是无益的、徒劳的、甚至是祸乱之源。类似的错乱，在每一个王朝末日几乎都曾发生过，岂独今日哉。

共产党何以征服中国？因为中国的多数居民自私自利，对公共事务实质上极为冷漠，而且不愿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民族性格不仅缺乏政治能力，而且缺乏自治能力，所以危机一到，只能四分五裂、莫衷一是、自相践踏、一哄而散，结果只好开门揖盗，周期性地接受外国统治，习惯性地沦为亡国奴──所以，继中共的苏联殖民系统起而有效管理中国的，必非“民主共和国”，而是“立宪新王国”。只有新王国的精神焦点，才能把中国的各个碎片凝聚在一起。

（另起一页）

第七章

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并迄今，其特点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方向。

中国现代化两阶段，是从我们开始的、即将到来的时代，其特点是“回到传统中去”，是隋唐式的、文艺复兴式的战略路线。

不回到传统，我们就消化不了学来的西方事物。因此二十世纪的中国主流患上了文化的消化不良症。他们拒绝透过传统的胎盘，自然建立不了新文化必须的免疫系统。

1988年10月1日，当时在中国学界很有影响的《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我，彼此进行了这样一番问答：

记者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谢选骏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记者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谢选骏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记者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谢选骏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记者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谢选骏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民族意识”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记者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谢选骏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70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记者问：中国人是个好“正名”的民族，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大概和这种好“正名”不无联系吧？

谢选骏答：有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以外国为宗，难免有不自主和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谈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外国人常不以为然，但我们谈孔子、老子，他们却只能洗耳恭听。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重建健康自尊的民族心理以便有效发扬我们的生命潜能却极重要。西方文化给我们的养份只是物，不经过“祖辈文化”的胎盘，我们就无法消化西方文化，甚至会得消化不良症。事实上，中国近百年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祖辈传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对以西方为宗的一种补充、矫正和发展。

记者问：显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您说的回归祖辈传统绝对不是抽象意义的复古主义，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同样，回归祖辈传统也不等于排斥西方文化。那么，在当前，如何把回归传统文化和吸入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呢？

谢选骏答：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它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那时我已经预感，“复古主义”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这种复古主义与文革毛时代诬蔑的“复辟”具有本质不同，而是积极的创造，就像先秦的中国那样。

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的时光洗练了我的见解，而不是埋没了它。

我们总结二千年（秦──清）政治史时，既应将伟大的统治──治理精神的胜利归之于中国史官传统，又应揭露二千年帝王皆贼也的真谛，使后人见槛于兹，知一切腐败之所由与如何杜绝之！这虽不是哲学与历史学，但却是政治学所需要者。

我们所应留意的不仅是明清的黑暗腐败，还应是中国文化当其衰落之极还能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如此庞大、如此繁复的一个帝国使之不灭。这种“伟业”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由此可见，古中国文化的惊人之处！

政治革命的成果一经稳定，则新文化沛然苏矣。故历史上一切革命（不是叛乱及政变）必以文化启其端，以文化承其泽。我们革命的最高理想即在于新礼制文化的实现！新的史官文明的复苏，伦理的深化。

1840年－1895年──1911年－1927年－1937年－1945年──这可以说是中国命运转折的几个关口。中国从老大帝国，面临瓜分的危机，经过亡国的边缘，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命运和中国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抗战胜利使中国失去了蒙古，共产主义革命使中国脱离文明世界整整三十年（1949──1979年），改革开放摧毁了中国的所有禁忌。

（另起一页）

第八章

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中国民族的解放”，其社会政治的意义，是建立一个纯粹而强大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复兴”一个秦汉式的世界帝国）；其历史文化的意义，则是开辟一个融合了现代文明的“第三中华、”第一中华“是南北朝以前的”本土文化时代”（可考的记载约两千二百年）；第二中华则是民国以前的“传统文化时代”大约一千八百年）；1911年以来的“革命文化时代”（迄今为止已经将近百年，还需要五十年左右才能结束），只是第三中华的序幕，它的一切宣言，不过是第三中华（它也将持续一千年以上）开场白……第三中华的形成，将取决于对两种压力的抗衡、转化与再生：

一，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外部压力。

二，以“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西域等地的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第二中华的核心）为资源的“老中国人”的内部干扰。

先看外部压力。百年来，中国首先在外部压力下趋于崩溃，而后，一再的重新组合都先后宣告失败（1912年、1928年、1949年、1966年……），时至今日，这种压力仍然支配着中国生活，以“马列主义”的称号肆其荼毒。环顾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外来侵略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

1、英国与日本的岛国形式；英国以罪恶的鸦片开路，用炮舰政策在中国割取“租界”，日本急起直追，要把中国完全彻底地租界化。这两个岛国是“旧殖民主义”的代表。

2、美国与苏联的大陆形式；美国反对瓜分中国的领土、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又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在中国兴办西洋式的学堂；苏联比美国更“好”、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其实完全是梅毒患者列宁同志的宣传伎俩。两个领土扩张已经过度、“吃饱了撑得难受的殖民帝国”，于是转而要改变中国社会的体质，以便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卫星国。作为“新殖民主义”的代表，它们分头赢得了中国左派和自由派的掌声。由于采取了比国际化的策略，美国与苏联对中国的扩张方式，比英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接近全球时代的“民族平等”风格。

再看内部干扰。满清为了保持满鞑子的特权，极力阻烧中国的改革。满清溃灭之后，中国又陷入失控和战乱不息。共产党掌权后，中国（大陆地区）好不容易统一了起来，然而，中国却陷入了更深的动乱。因为这个中共，种族上虽是中国的，文化上却是外国的，是不折不扣的“共鞑子”，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东西，比一般的汉奸更加缺乏一颗中国心。他们和满鞑子一样，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不惜崇拜红毛番鬼，屠杀民族志士，他们“治国”的日课，就是对中国民族的最大歼灭战。

中国为什么一败涂地？因为，近代中国断了脊梁骨！中国的脊梁，就是它的“文化阶层”，古代意义的“士”。中国近代的灾难，就是由于先秦的“士”后来演变为成分复杂、功能衰退的“读书人”和“官－僚”们。“学而优则仕”，却不能承担起创造的责任，结果社会文明陷入群龙无首的进退失据，终致天下大乱。

社会解体的时候，“党”趁乱而起，虽然“专政峻法”，但终不脱“乱”的本质，专政而失政，峻法而无法，只是加深了中国的危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在这种意义上，“党”完全不能构成“士”的替代物，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但“党”的本性又决定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是其“既定方针”，所以，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力量，“党”就要拼死阻止国家形成自己的脊梁──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反对派组织”的士。现代的中国，因此具有典型的“外强中干”的双重性：表面上“八亿人民八亿兵”、“十亿人民一条心”，好像铁板一块；实际上钩心斗角、各怀鬼胎，“消极抵抗”成了民间的第二本能──故，“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已是不可克服的社会顽症。

中国社会的混乱，靠什么来消除？中国群众的消极抵抗，靠什么来平息？──新的文化阶层即“新士阶层”的崛起！

一个新士阶层，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也不仅仅是“读书人”，甚至不仅仅是“名士”、“大儒”，而是先秦意义的“贵族”和从贵族派生出来的“士”！新士阶层，不是舞文弄墨者，不是技术专家，不是教授、律师、法官和社会活动家，更不仅仅是政客、财阀、食客、浪人──而是这一切的集大成者！

新士阶层，相当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像中产阶级那么眼光猥琐、思想鄙俗，心中只有一个“钱”宇；他们的眼光高雅、思想精致，心中充满了“非商品化的爱好”。他们不是自谋生路的隐士，而是积极的社会干预者。

新士阶层，既是尚武精神的载体，又是文化秩序的垂范。果敢无畏、飘逸风采，沉思冥想、博大圆通，缜密严谨、放达自任，精巧湛深、随遇而安──并集一身。文化阶层，堪称各种社会共同的一个中坚力量；即使现代人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有它的文化阶层！并且，是靠着它的文化阶层，脱离原始、进入文明。而一个社会固有文化阶层的离心离德，没有不造成“天下大乱”的惨祸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的有计划的消灭文化阶层的手段，不仅未能固其根本，反而且速其死亡。

没有党锢之祸，哪里会有颠覆汉廷的黄巾之乱？没有东林党人的死难，“十八路流寇”也烧不掉明朝的皇陵！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是改朝换代的信号弹。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是社会总崩溃的马前卒。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什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也摆不脱的咒语？不是由于毛泽东“预言家般的伟大英明”，而是由于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阶层！甚至连“知识界”也没有，有的只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的、散了架的知识分子……所以，古代两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到现代中国就成了七、八年一次的“运动周期”。这样“国将不国”地运动连天，是为“史无前例的以乱治国”。

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也是一切革命得以爆发的先决条件：秦、汉、明、清，都立于这样的革命；在唐代，文化阶层的背离也导致王朝的复灭，黄巢当然是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他之前很久很久，大批士人就开始“走向藩镇”了。当清朝廷亡于“百日维新的党锢之祸”之前，也曾有过一个“同治中兴”，那是因为，洪秀全（相当于毛泽东）的邪教拜上帝会（相当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起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阶层（其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中兴名臣”）的强烈反抗，终告失败；而后者的主干，原非统治集团中的人，而是来自各个社会角落的文化阶层。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主义”；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的一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以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和拿破仑的登基大典为注解的。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标志的文化阶层的背离，是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先声。反过来，只有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而不是像毛泽东伪善的夸夸其谈：“与工农兵相结合……”），新的社会秩序的重组，方能大功告成。这个关键的区别已经可以说明：为什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成功了，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一一失败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由城市力量发动的”。在硬币的另一面，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则是社会的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也是历经了百年“休耕”之后，重新达到模式再生的先决条件。

而要复兴一个社会，首先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只能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超越文化阶层的命运。新士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只有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才是新文化、新士阶层的摇篮。

只有立足于文化阶层的“等级制度”，才不至于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抑制“社会的活力”。而这样的文化阶层，必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士阶层正在一百年以来的民族溃败中重整旗鼓；他们的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而决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胡说八道。

新士阶层，新的精神的贵族，将是新中国的社会中坚！我们所期待的精神贵族……新型的文化阶层！他不是像“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被塑造者，而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超范集团。使他感动的对象，不是物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他的征服对象不仅是此岸的，而且是彼岸的。他以“崇高得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享受”。

对于这样的精神贵族，并不需要社会性的支配权力，过多的财富和过好的境遇反倒足他的致命伤。奢侈只会败坏他的口味，颂扬只会瓦解他的创造力；权力的罪恶性，同样会对他们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真正的精神贵族，却能担当最沉的负垒，否则，他们的名号“精神贵族”，岂不成了对于他们的挖苦？成了痞子运动的倡导者所谓“臭老九”那样的泼妇骂街”？

真正的精神贵族，犹如一个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系统，这些器官需要的只是适度的营养：过多和过少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处窥探的情欲、一切有关“占有”的奢欲──只是下等人类（其中许多自命为“中产阶级”或被其他贱货视为“上流社会”）处心积虑猎取的对象；或是精神贵族的观察对象，仅此而已。精神贵族拒绝“与民争利”，否则他们将失去精神上的全部优势。古代的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深谋远虑：人性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中国的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政权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复“扫荡”（共产党人将此叫做“运动”）。这种“治理”，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却打不下一个现代民族的坚实基础。中国人民的有效治理，必须依靠文化阶层为中介，施行“间接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相反，直接统治的霸道，只能一时“矫枉过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在王道，“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作用，因为所谓“独立的舆论”，就是文化阶层正在发挥影响的证明。

新士阶层，决不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甚至不能仅仅充当“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纽带”；新士阶层，是统治集团的基础，是人民大众的师表，有道德、有效率的管理者，从中生发；人民的虚荣、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有生力量，对统治集团进行吐故纳新：只有这样的文化阶层，只有从文化阶层中崛起统治集团：才是中国复兴的惟一道路！“中国难题”的症结在于，积弱不振的病根正是“人民的惰性”消解中国的症结，正需要以强烈的电击击溃人民的惰性！这不是一个玩笑，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宣言！

──消除长期的外来统治（从鲜卑、沙陀、辽、金、蒙古、满清八旗直到“党”……）所形成的“军事管制下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民族性”。这一艰巨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化阶层的头上。

新士阶层如何消除中国人民的惰性、如何结束中国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消极抵抗、并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伪善？

一，新士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对人民反馈（“酵母作用”），他们把高级文化的因子注入人民生活的污泥浊水。他们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能使池塘摆脱消极的状态，污泥能使荷花得到活力。

二，新士阶层到统治集团中间，以其道德、效率、自我牺牲精神等等提升统治者的品质，并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他把人民的活力带到统治集团中，使之避免“封闭性集团”必然衰朽的厄运：又使人民的活力不被压死，反能升华。

三，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地同情人民，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正是针对官僚机器压榨的自我保护。

而文化阶层受到这激励，又会进一步发展被“民族”所渴求的这种“精神食粮”。这种精神又进一步激发了这个民族（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所代表的现实力量）的热情──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

三个社会层次拧成一股绳──共同应付他们的环境压力、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更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已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命脉。于是，“社会和谐”成为千年一度的景致。

对这一点的思考，倒使我想起了另外一种前景，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之间基本上是分离的。尽管国君也要聘请名声显赫的高僧和士人做他们的国师、幕僚、门客或思想指导者，但总的看，具有思想影响力的人和具有社会行动力的人之间，并不相通。而新知识分子阶层即文化的运输者与布道者，和那种真正执掌天下兴亡的“世袭大族”（相当于近代中国的“帮”或“党”）之间，却甚少同一身份。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步改变了，表面上是科举制起了作用。其实“举孝廉”的制度在汉代就有了，但后来魏晋时代却废弃不用了，就像是科举制在清末以后也同样废弃不用了。

随着文化精神的逐渐本土化，知识分子们也十分奇妙地渐具一种新的身份：同时开始着手掌握社会的权力。

这一历史变革虽然是通过科举的推广而实现的，但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举制度的确立者则是肤浅的。“科举制度”不过是统治集团在新文化势力的压力之下，所采取的一个收揽政策。新文化势力由新的“士”组成，不仅有武士，还有文士：文士和武士所合成的“新士阶层”，把新的文明推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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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新士阶层”，我们可以借助一下“精英主义”理论。

精英主义（Elitism）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过程。早期的精英主义发源于意大利。莫斯卡、帕雷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如伯纳姆、米尔斯等人则从经济和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对大众民主的保守态度。

人们而常常使用“权力精英”、“社会精英”、“寡头”、“统治阶级”等概念来称呼精英。帕雷托在区分“精英统治”和“民众”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高度”和“素质”两个方面来定义精英；韦伯、熊彼特等人倾向于将精英视为民主政治的获胜者；拉斯维尔则试图以“高度”的概念作为定量地分析精英的标准。但时至今日，即使是精英主义者内部，精英的含义亦并不一致。

早期的精英主义有一种贵族倾向，把身份、地位、财产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在不断的发展中，精英主义逐渐接受并融合了民主的某些要素，发展成为精英民主。精英主义民主否认古典民主理论中“人民主权”、“公意”、“共同福利”等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将民主视为一种方法或是一种程序，对民主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这种程序民主的概念直接影响到达尔、亨廷顿等人的民主理论。

精英主义关注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特性。早期的精英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理论，它把社会中的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种类型，并提供了“精英—大众”的两分法。精英主义蔑视大众，崇尚精英。甚至在主张民主制的熊彼特那里，大众也被认为是政治领域里的“原始人”；相反，精英阶层则适合作为大众的统治者。他们相信，人们对精英的偏见是出于嫉妒，而普通大众没有精英是绝难实现自治的。

精英主义主张精英治国，普遍对民主政治抱有悲观主义情绪。在他们眼里，民主制刻意去迎合大多数人的爱好，常常发展成为“暴民政治”，只有政治精英才是民主政治的堡垒，佑护民主免于暴民政治。他们主张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对二战后兴起的政治科学有重要影响。

典型的精英主义驳斥马克思主义，认为少数人可能拥有各种权力资源，却不一定占有生产资料；而且未来社会只能由少数人统治，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与精英统治社会相抗衡的。精英主义还遭受到来自多元主义的挑战。多元主义者认为，当代发达的自由社会，其特点就是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的政治组织为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而相互竞争。一个小规模的团体很难全面地控制局面。相反许多变化着的不同的团体则可能一向到决策的各个领域。他们认为精英主义者对权力的研究方法有缺陷。

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帕雷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年）是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精英群体，一种是政治精英，另一种是事业精英即各行业的专业人才。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两种精英群体总是处于活跃的相互交流状态，事业精英大量补充到政治精英集团，从而有效引导社会各项事业走向专业化，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推向进步。

1887年帕雷托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注意到十九世纪英国人财产和收益模式。发现社会80%财富落在20%人手中﹐而其中50%财富由5%人拥有﹐财富分配是极之不均衡的。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部分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仍是如此。今天世界称此一财富分配现象为“帕雷托法则”。西方政府透过税制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苏联及中共也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结果证明﹐社会财富分配一旦离开帕雷托法则﹐经济便停滞不前。换言之，“均富论”只能存在理想主义中﹐在现实世界一旦出现，社会经济便进入停滞期。

以1973年至1995年美国为例﹐扣除通胀一般人实际收入上升36%﹐但蓝领阶级工人收入扣除通胀实际收入下降14%﹐即80%美国人收入上升了﹐20%美国人收入下降了﹔新增收入大部分集中在居于社会上层20%人口手中﹐其中64%更集中在5%人口上。换言之﹐社会愈富有﹐财富愈集中在20%人口手中﹐其中50%或以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5%人口手中。经济愈繁荣﹐富者必然愈富﹑贫者生活水准亦提升﹐但所占社会资源比例反而下降﹐不可能产生“均富”现象。

责任政府的责任不是改变帕雷托法则﹐而是阻止阶级流动性屏障出现﹐即不是把人按出身﹑成分而列入某一特定阶级﹐而是各展所长﹐随时由下层社会晋身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同时，上层人士亦不获保障﹐一不小心便跌回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社会。换言之﹐没有阶级屏障出现。人人凭自己本事在市埸上找寻自己本身定位﹐整个社会财富自然增加﹐富者（社会上20%人口﹐尤其是最富有的5%）必然愈富﹐但整个社会因财富增加﹐甚至穷人虽然所占财富比例有所下降﹐但生活素质仍可改善。例如2005年香港一般人生活条件较五十年前香港富人生活条件更好﹐又何惧富者愈富？

请不要用行政力量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如此做法﹐否则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社会财富一直以来都无法平均分配﹐无论透过税收或透过制度﹐最后仍返回20/80比例。20/80现象无处不在﹐例如一间企业80%利润来自20%产品﹔企业内20%员工努力成果才最重要﹐余下80%员工对公司盈利所起作用十分微弱。因此自80年起﹐美国企业开始裁减公司内80%员工数目﹐发现对公司营运真的没有影响﹐企业反而因节省开支而纯利上升。又如企业明白80%纯利来自20%产品﹐因此把80%非核心产品外判或结束﹐结果企业营业额只减少一点点﹐但纯利反而因节省发展80%非核心业务而上升。企业要简化产品而非多元化﹐明白哪些才是企业核心产品(20%产品带来企业80%利润)﹐企业员工宜精简(20%员工提供企业80%盈利来源)﹐把无关重要事项外判甚至不做。社会也一样﹐20%人口才重要﹐政府应研究如何吸引20%人口而非推行均富方法。因为社会财富贫富不均的出现，主要是人对金钱态度的不同﹐最后产生帕雷托法则。这方面无法以制度或税收去改变﹐即一个人可从下层社会爬升到上流社会﹐但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永远是20%人口拥有社会上80%财富。

自从莫斯卡和帕雷托首创精英理论以来，许多政治学者陆续加入到这一流派的行列中来，对它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使之能在当今的政治社会学说中保持自己鲜活的生命力。莫斯卡最早（1896年）提出，“最漫不经心的人也能注意到，在一切政治制度共有的、恒常存在的事实和倾向中，有一种极为明显的现象：从最原始的、几乎还未跨入文明世界的社会，到最发达、最强大的社会，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属于统治阶级的永远是少数人，他们行使着各种政治职能，垄断政权，并享有政权带来的各种利益。”在帕雷托那里，“统治精英”的概念取代了“统治阶级”而成为他理论关注的焦点。据他看来，在各自活动领域内获得最高指数的人都可以确定为一个阶级，即精英阶级。精英阶级又分为两个部分，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 

米歇尔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化日益加剧的世界中，哪里的组织程度越高，哪里运用民主的程度就越小，这是一条“铁律”，是一个不可逆转或阻止的过程。由于精英集团内部结合紧密，联络便利，行动配合默契，因而他们与大多数民众那种典型的一盘散沙、不能本能地迅速行动的情况相比，总是具有组织优势，从而使得他们可以迅速动员起来，制定决策，采取主动并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永久化。

但是到了熊彼特、罗伯特.达尔等新多元民主理论家们那里，通过对民主概念的修正，精英的概念与民主不仅不再相互对立，反而形成了有机的统一。他们认为，民主并不意味着人民的统治，而是意味着精英的统治，即多元的精英通过竞选获取权力的过程。公民定期选举政治精英成为政治决策者和自己的统治者，这就是民主的全部含义。同时，公民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影响决策，其组织者和领导者构成了政治精英集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上升为精英。

这种意义的精英集团，比较接近我们所说的“新士阶层”。

新士阶层与精英阶层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例来加深对它的理解。

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曾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十年之久。他在1974年接待来访的《英国游记》作者勃鲁斯·查特温时谈及当时西方所面临的重大危机。他说，当今世上最需要的莫过于对人自身的改造，古代罗马人所以能在数世纪的时间内统治如此广袤的疆域，全靠罗马造就了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马尔罗认为，苏联人在这方面未能成功（美国人更不必说了），在近现代只有英国人能像罗马人那样培养出一个精英阶层，它不是贵族，也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绅士；英国绅士不愧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英国公学是英国绅士的摇篮。

英国公学像小型的国家，在等级次序森严的公学成长意味着学会顺从与领导，明确责任与特权。公学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教书，还不如说是育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公学学生是社会乃至大英帝国的栋梁，他们的举止言谈和精神气质无形中成为英国绅士的原型特征。公学已有几百年历史，但它们的办学特点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给人留下系统的印象。马修·阿诺德之父托马斯·阿诺德博士任拉格比公学校长期间（1828-1842年）使该校成为公学的样板，在学校新哥特式的回廊里，秩序、权威和传统被奉为神圣。从此公学学生以遵守纪律、富有公民责任感、热心服务社会和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著称。拉格比公学还是英式橄榄球的发源地。他们提倡“体魄强健的基督教”，向学生灌输基督教伦理观，一边鼓励他们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勇敢、公道、忠诚和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不幸的是，崇拜希腊异教魔鬼的奥运会的恢复，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奥运会遭到职业化、赏金和“金牌战略”的彻底败坏，只时一个时间问题。但在当时，英国公学广泛开展的体育运动中，参加者还是精诚团结、各尽其力的，“费厄泼赖”的精神焕然成风。

一个没有公学精神的英国是不完全的英国。在讨论十九世纪“绅士”的概念时，我们要意识到“绅士”不是唯我独尊的人，也不是玩弄生活艺术的人；而是诚实、克己、正直和社会责任感的化身。英国绅士正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台柱，绅士的道德观才是政府官员清廉品行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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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中国文明

古今两个南北朝的信仰对比及其文化要素如有下表：

（1）传入时间：

西汉与东汉之间：大乘佛教和西域方术；

明末与清初之间：基督教义和西欧科学。

（2）潜伏滋长：

整个东汉时期，佛教都在社会基层的渗透过程中，纯粹的佛教依靠方术的铺垫进入上层社会；

整个满清时期，基督教的渗透使得教案频频爆发，正宗的基督教通过科学前导进入上层社会。

（3）开始流行：

太平道的黄巾起义之后魏晋玄学登上历史舞台；

太平天国长毛起义之后新学伪经登上历史舞台。

（4）扎根深入：

五胡乱华后的国际通道洞开；

八国联军后的国际通道洞开。

（5）开花时期：

公元300年－600年前后古代南北朝格局导向唐宋文明；

公元1900年──2050年前后的现代南北朝格局导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出现……

（6）结果时期：

八世纪盛唐过后，百年之间禅宗──本土化佛教蔚然成风，为明清以后的居士佛学奠定基础；

2050年以后，最快也要到二十二世纪初叶才可能出现成气候的中国的本土教化。

在长约两百年的古代南北朝420──618年间，整个社会佛教化的深度，在其中第一阶段（420－520年，即刘裕登基、南朝野蛮化开始，到六镇革命、北朝进一步野蛮化），超过第二阶段（520－620年，即北魏衰颓到唐朝确立）。与佛教化退烧同时并进的，是汉化进程加剧、儒学的开始复兴、道教获得极大发展。《周礼》一书在北朝颇受重视，大到北魏官员班禄、三长制、北周官制，小到孝文帝置夫嫔之列、北齐明堂制度，均受到《周礼》的影响。当时通晓《周礼》的儒生不少。《北史·儒林传序》称“诸生……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这是因为《周礼》具有强烈的国家社会主义特性。在现代中国，《资本论》代替《周礼》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蓝图──甚至连反共的国民政府，也是服膺《资本论》的，不但主张限制私人资本，而且是其政治结构也是由苏联一手培训的。这表明近代中国的野蛮化、苏联化，深入到了何等地步。连反对派和“反动派”都是野蛮化、革命化的了。

按照古代南北朝的演变模式，现代南北朝（1950年－2050年）的百年格局，其前半的精神主轴为外来意识形态，其后半的精神主轴应为传统的复苏、民族意识的兴起。接下来，外来信仰会发生一个本土化的同化过程，尽管目前无法预测“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神曲──由谁来谱写”。

（第一期中国文明即百家争鸣的思想精华最终凝聚董仲舒）佛教化过后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最终凝聚于朱熹；基督教化过后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全球文明的思想精华，其凝聚点何在？按照现代南北朝的成熟进程与事变频率，其可能的出现也将在两百年之后，即公元2200年以后。 

谈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古今两个南北朝格局有无更大的背景？如果有的话，则其更大的背景为何？

在我们看来，两个南北朝格局分别是“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瓦解后的产物，并分别埋下了第二期中国文明和可能正在出现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种籽。现代中国人迄今为止所吸收称许的“西方文化”其实还只是其文化灰尘而非其文化精魂。西方文化的精魂──科学精神及航海民族常有的“海盗魂”，仍是现代中国人极度欠缺的。作为欧洲人最大特点的“异化”──为科学而科学，为信仰而信仰，为艺术而艺术，中国人迄今还是门外汉。多数中国人模仿西方人的科学、信仰、艺术，其目光还是停留在功利使用的水平，这就是所谓“吃教者”。而在我看来，现代中国人只有走出吃教者（包括吃科学、吃信仰、吃艺术）的动物水平，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古代中国人的人类精神。

下面我们通过历史年代的列表分头巡视一下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概略。

（一）西周／唐：西周时代大约295年；有唐一代大约289年

（1）成康穆之世              贞观──天宝

（2）恭王──历王            肃宗──武宗

（3）共和──幽王            宣宗──哀帝

西周与唐朝这两个时代具有以下共同点：除了开国初年约百余年的稳定和繁荣以外，其余将近两百年实际上都是在地方割据、战乱及骚乱中渡过，并不断遭到外部的蛮族入侵。同时，这两个时代极大的文化温床。更加奇特的是，还有“周天子”与唐朝“天可汗”这两个骈生的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可说具有创造性，都是“超越民族”和超越部落主义的概念。后起的汉、明皇帝虽然承袭了“天子”之称，却没有统领游牧民族的头衔？是不屑为之，还是游牧异族并不拥戴？由此可见，西周与唐朝二代的种族界限相对不严，是新型的“大同世界”。西周与唐朝这两大“天子──天可汗”时代，各自都有一个“中兴”，中兴期里还出现了真正强有力君主。

（二）平王时代／唐后五代：平王时代50年左右；唐后五代50年左右

表面看来，这两个时代大不相同：一为统一，一为分裂；一为分裂之前奏，一为统一之前奏；可谓截然相反。然而作为一个新的文化过渡期，二者的作用有其相通之处。

（三）春秋／北宋：春秋时代250年左右；北宋时代150年左右

承上之论，这两个时代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是由于“中原本位主义”的正统观念所蔽。自从石敬塘割让了云燕十六州给与辽国、宋征服江南与四川诸国之后，各国的疆界大体稳定了一百多年。北宋并非中国文明的“统一国家”，只是中国文明内系列国家中的一个主要国家。中国文化体，当时分裂为宋、辽、西夏、高丽、大理、吐番（这在唐中期已开始）以及蒙古及金的前身等等。北宋只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体的一个部分而决非全部。这种情况到南宋时就更为明显了。实际上，这种分裂状况在唐中叶以后就已开成：五代十国的分裂比之五胡十六国犹为彻底。五十三年竟裂开粉碎，岂是一种偶合？

（四）战国／南宋：战国时代250年左右；南宋时代150年左右

金的骚扰揭开了“第二战国”的序幕。原先，自从石敬塘割让了云燕十六州给与辽国、宋征服江南与四川诸国之后，各国的疆界大体稳定了一百多年，故可与之比作春秋时代。实际上唐中叶以后，多国政治就在中原本身形成了（且不谈南诏、吐蕃、回纥等“边疆民族”）。辽灭之后，宋－金之争也逐渐稳定下来，直到双方同归蒙古铁蹄。战国与南宋在“国际格局”的意义上相似，且都是从“周天子──天可汗”的共同体中产生的“分裂国家”；所不同的是，

（五）秦／元：秦兼并各国15年；元兼并各国89年

虽然秦的十五年统治似乎短促，而元的89年则相对较长，但其实蒙古比秦多活了74年，是一个偶然因素造成的：忽必烈以后的统治者采取了某种程度的让步政策，正如毛泽东以后的中共采取的让步政策和台湾化策略，明显延长了自己的政治寿命。而元代和现代的中国人也比秦代的中国人更加习惯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此外，镇压工具的进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元代已经有了火器，而现代则更是用坦克压制街头抗议。“现代化的经验”使我们特别能理解当代中国交通效率的提高以及蒙古骑兵与火器的威力，如何使得元朝及其后继者能够“不合理地延长如此”。例如，元朝实际上的制度化是迟至1315年才告成的（恢复科举制），这是在它征服整个中国的三十六年之后。这种蒙古式的粗野，使得明朝建立之前二十年，中国实际上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扣除这前后两端的五十六年，蒙古人对中国的有效统治，其实不超过四十年。而唯有忽必烈时代（1279──1295年）的16年，其残暴性才可以与秦相比。

（六）两汉／明清：两汉时代430年左右；明清时代543年

中国在地理上的幅射扩张──已在乾隆时代达到它可能的极限。以后就是中国文化的“癌症转移”──下南洋。这已经不是政治上的成就，而是文化上的某种堕落，一盘散沙式的宿命。但是在外观上，在“政治”上，这是“真正统一”的时代。而且两汉与明清都有一个自己的间歇期：绿林、赤眉起义与李闯、张献屠戮。起义和屠戮不仅没有妨碍两汉与明清各自的两个片断（两汉之间、明清之间）贯通一气，而且使它们变得更加紧密：两汉的皇室是共同的，明清的皇宫是共同的──这两个共同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两汉与明清时代的共同点还有：1、文化的定型；2、社会的僵化；3、皇权的专横；4、政治长期稳定；5、创造力的消失等等。

反观为人称道的“大唐”，在上述“真正统一”的意义方面却是空白：新罗三国、渤海、南诏、日本、吐番等多国并列；这一分裂国家系列的长期存在到了北宋更加明显，上述诸国（除渤海）外再加上西夏、契丹、安南。而南宋本身则沦为一个明显的区域国家而不是“中央王朝”，成为中国文明共同体的碎片之一。其实早在北宋，这个只有汉人自己承认“中国”（中央王朝）就已经向契丹（辽国）纳贡称臣了。在文化上，南宋是一块较为精粹的碎片；但在力量上却是一块较为脆弱的碎片。很快，忽必烈像秦始皇一样“统一”了中国文化圈。在这意义上，他是第二中国也就是“中王国时代”的始皇帝。所以后来元朝的结局也与秦朝相去不远。明成祖是汉武帝式的罕见的对外征服者，集超级权力与长远战略包括文化战略于一身。后来，统合游牧游猎部落然后进击中原的满清，其扩张性则强于明朝，不像东汉逊于西汉。

现代中国的基本统一，是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平衡；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裂，是立足于世界的两极化；随着冷战的结束，一极平衡很快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南北朝似乎不同于周前与唐前的分裂状况。因为古代中国孤立于世界文明中心，现代中国则是现代世界的有机部分。现代世界的分裂、国际无政府状态，多少和周以前、唐以前的中国本身的分裂一样，是作为一个互相交往的整体世界的分裂，而不是不同世界之间的互不往来。联合国、世界政府的雏形，迟早会像一个“周天子”或“天可汗”那样君临文化多元的统一世界。尽管这交往意义的“统一”只是新的政治实体的前奏而不是其本身。只有等到这个前奏完毕，政治的统一才会出现。而只有等到政治的统一实现已久，文化的黄金时代才会像春秋战国、南北二宋那样降临。

第二期中国文明在清朝末年的彻底崩解，为一切可以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暴虐行为，准备了沃壤；而且，由于社会的解构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最终为共产党独裁提供了可能。这样，一切社会缓冲的阶层均已不复存在：野蛮的力量成了一切社会准则的最高示范。蛮力，成了最高的美德。

平心而论，这也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早在毛泽东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野蛮吼声以前二十年，同盟会的枪杆子就已经灭了满鞑子；在往前十年，八国联军的枪杆子（1900年）、日本的枪杆子（1894年）、英法的枪杆子（1885、1856、l842、1840年等等），也都差一点点就出了红毛在中国的伪政权。近代中国的野蛮化，恰恰是由自视为文明的西方人、他们的忠实学生“日本维新者们”，一手触发的。──“你们既然已经扣动了扳机，又怎能谴责子弹打中了你们不愿意看到的目标？！”

革命就是野蛮化，自新运动就是死里逃生的过程。野蛮的生命消灭文弱的教化，不仅是古代南北朝的故事，也是现代南北朝的戏剧──讲述古代南北朝野蛮化故事的是鲜卑语，上演现代南北朝野蛮化戏剧的是俄语。苏联和鲜卑所造就的“革命──野蛮化”，在其初级阶段，仅仅体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在其高级阶段则体现为文化革命、种族革命。“要想成功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奴化，就必须学习共产主义的方法！”隋唐时代的中国人，要不是从五胡、鲜卑那里学得了野蛮、清新、刚健，又怎能开创此后一千三百年的新文化？！朱元璋尤其是他的孙子朱棣（燕王），那个朱和蒙古女人的杂种，要不是从蒙古人那里遗传了野蛮、学得了尚武，又怎能保持一个当时版图最大的、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的帝国？！

从外部影响的角度看，日本对现代南北朝格局的作用颇类于古代匈奴部落对古代南北朝格局的作用。这并非“贬抑”日本，因为匈奴尽管野蛮，其开化时间毕竟还是比日本人早了许多。刘渊时代的日本人不是还在“神功皇后”（传说在公元200前后）之类的女巫主宰下做着潜意识的神话梦？神功者，巫师也。

《魏志·倭人传》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此鬼道女王当在神功之后百余年，尚且如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则记载，神功皇后同时代的仲哀天皇在攻打熊曾国前，曾让建内宿祢大臣在神坛前请示神谕。当时“神魂”附在神功皇后身上，指示说：“西方有个国，金银之外，有很多灿烂夺目的各色各样的珍宝。我现在把那个国土赐给你。”仲哀天皇疑而不决，附体的神便大怒道：“这个天下不是你应该治理的。你呀！向绝路上去吧！”不久，仲哀天皇果然死去。接着，建内宿祢大臣又请示神谕。神谕说：“这个国土，应该是皇后腹中之子所统治的国土。”上述《魏志·倭人传》有关卑弥呼的记载和《记》、《纪》有关仲哀天皇与神功皇后的传说，都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神权政治的姿态和“神”的至上权威。被传达的神意称作“宣”，“宣”也有法律效力。这种法律效力的根源，在于宗教力量。世俗法律与宗教命令仍然处于未分离状态。（以上见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日本文部省译本）

作为现代天下即“全球”分裂状态中的一块（主权国家），现代中国的艺术和思想都是租借来的，其科学和技术的租借性质就更为明显了。现代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疲软、混乱，使得中国政治秩序一经强化并稳固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消灭（至少是压制）个性的艺术和活力的思想，否则个性的艺术和活力的思想也将瓦解那租借来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对现代中国来说，政治上的稳定与文化上的生机是不可两存的。因此，一部现代中国史，就是徘徊在政治混乱和文化死寂两极之间的流浪史、没有规矩的“摸着石头过河”。

从现代中国的观点看，像盛唐和北宋那样的文化活力与政治稳定的并存，几乎是天方夜谭，即使有，那也只是作为“例外”、作为巨大灾难来临前的一种特殊恩赐罢了。果然不久，安史之乱和靖康之耻就降临大地。从现代中国的观点看，无论唐朝还是宋朝，“在政治上都不够强大”，所以它们才拥有“开明的态度”──强大的统治阶级就不会那么宽容，不会懂得“让步的重要”。唐宋皇室甚至能够容忍文人的讥笑与批判，盖有其难言的苦衷存在，并不是天良发现。

相反，如果从唐宋的观点来看现代南北朝的狼烟四起，则既无政治上的强大又无文化上的生气，取而代之的是空前的腐败与空前的愚昧。教育被用作推行新的愚昧即党化教育的工具，到达无孔不入的地步。空洞的道德说教，只对普遍的民族性的败坏，火上浇油而已。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种由苏联孵化哺育的奴隶集团足够强大还是极度虚弱？无论这是初生的强大还是垂死的虚弱，都表明现代中国已步入它命中注定的三岔路口：前面已无路可通──现在是向“左”还是向“右”？还想有所作为、尚未丧尽良知的中国人，请抉择。

如何打通纠结如乱麻的“问题”和民族性的腐败阻塞？

中国历史的过渡期，常常都由军阀们完成。现代中国也是如此：湘军、淮军、北洋军、新军、国民党军、共产党军──军阀作为寡廉鲜耻的“实用主义者”──比之意识形态的祭司们有更大的弹性、活性、活力及适应能力。所以当过军队政委的邓小平，以其军阀作风从事经济改革，也是有迹可循。

隋初卢思道著《北齐兴亡论》，谈到北齐文宣帝高洋，认为其天保年间的头五年尚为治世，中年以后则“诞纵昏德”，并罗列罪状数条，一条就是“出入市廛，游走衢路”，其结论是“刘曹以还，逮于僭伪，受命称帝未有若斯之惨者也。”在他看来，游走市廛与君主身份格格不入。《隋书·五行志》则进而将此与天灾联系起来：“若梁武之降号伽蓝，齐文宣之盘游市里，陈则蒋山之鸟呼曰‘奈何’，周则阳武之鱼乘空而斗，隋则鹊巢黼帐，火炎门阙，岂唯天道，亦曰人妖，则祥眚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脱略政教，张罗樽糈，崇信巫史，重增愆罚。 ”并将高洋“数为胡服，微行市里”归入服妖。（“文宣帝末年，衣锦绮，传粉黛，数为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妇人之饰，阳为阴事，君变为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废为济南王。又齐氏出自阴山，胡服者，将反初服也。锦彩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齐亡之效也。”）《北史》本纪还附益了高洋游行市廛，枉杀无辜的事例，以为佐证。

而根据第一期中国文明在魏晋时代的终结、第二期中国文明在南北朝时代兴起的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在清末民初的终结之后，第三期中国文明正在国共党时代的台海分裂下滋长，正如南北朝时代的长江分裂造成了新文化的温床。

秦国对中国第一期文明的转型，和元对中国第二期文明的转型，颇为相似。这两个外来的虎狼之国灭绝了原先较为文雅的各个方国，用血腥手段统一了中国”，但也结束了文明的创造期（西周、春秋、战国与唐、五代、两宋），开创了比较野蛮的帝国时代（两汉与明清）。无巧不巧的是，秦在灭亡中原各国之前对于西戎和蜀国、巴国的征服，相似于元在灭亡中原之前对于北狄、中亚细亚各国的征服。而在元代，中原各国不仅是南宋。而且包括了西夏、金国等等汉人占有居民多数的“异族政权”。

秦代久远，史料模糊；元代较近，史料清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蒙古兼并的过程加深理解秦的崛起，以及野蛮如何战胜了文明。

一般认为，蒙古起源于唐代。当时蒙古草原被突厥语民族控制，后经唐代打击，被突厥征服的高车民族中回纥部落赶走突厥，成为草原霸主。后来回纥战败，流徙到现在新疆地区，征服了那里的土著民族，和当地人融合成一个新的维吾尔民族。蒙古高原出现权力真空后，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部落先后迁移进来。

至于成吉思汗铁木真的来历，据蒙古秘史记载，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叫花子：有个叫作多本-磨根（Dobun Mergen）的人，曾在森林里要了别人一块肉，回家途中，遇见其他部落的人快要饿死了，这个人于是提议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卖给多本-磨根，来换这块肉。多本-磨根於是给了他肉，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可见当时游牧民族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一口饭把儿子卖掉。多本-磨根死后，这个快要饿死的奴隶和他的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直系祖先。

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她们妈妈死时，最小的孩子伯东查（Bodoncha）年幼，他的四个哥哥立刻分了他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伯东查任何东西。伯东查饥寒交迫，被一群善良的牧民救起，给他食物，过几年后，伯东查遇见了他的哥哥，却恩将仇报，教唆他们把这群牧民抓过来作为奴隶，从此过上了奴隶主的生活。蒙古人从此非常欣赏恩将仇报的行为。这些“光荣”事迹是用来给蒙古“贵族”作教材，教他们如何反客为主，而草原上的善良牧民，只能世代为奴。这个名叫伯东查的恶棍，正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

在当时的草原社会，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人。相应于动物世界的狼、家畜和鹰犬。平民从事游牧和其它生产，贵族实际上就是草原上的恶狼、暴力掠夺的压迫者，这是他们与我们社会的贵族颇为不同的一点，后者多少还有些教养，从事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草原“贵族”则不然，他们几乎不从事任何精神活动，其生存主要依靠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甚至绑架他人成为自己的财产，被他们绑架来的人就是奴隶。虽然草原上不是每个居民都邪恶残暴，但草原是被这些邪恶残暴的人所组成的暴力团控制的。随著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平民都被奴化了，而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奴隶、牧场，就驱赶奴隶相互残杀。因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除了屠杀和被屠杀、奴役和被奴役以外，不知道人类还有其它的可以和平相处的生存方式。

蒙古高原地区是世界上产马最多的地区，游牧民族用这些马来相互残杀。大量的马匹践踏草原，破坏了生存环境，使得每一块有草地的地方，成为不同部落之间的必争之地。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直系远祖母莫拿伦有七个儿子，有一天，有一群小孩在她的领地上挖草根充饥。莫拿伦害怕自己的草场被破坏，就命令用车撞死撞伤这些小孩，结果与小孩所属部落发生战斗，寡不敌众，莫拿伦和在家的六个儿子以及部落全部被杀。只有一些残弱妇女和小婴儿海都侥幸逃脱。海都后来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汗”。在蒙古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人们心里已经没有任何善良和同情，为了争夺一点草根就可以屠杀儿童。

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到了铁木真这代更加突出。铁木真的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称汗，部众虽然很多，但其亲属照样食物不足。在铁木真十岁时，父亲被仇人杀死，家道中落。结果，部落抛弃了成吉思汗的妈妈和她六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因此被人用长矛戳死。这是在野蛮残忍的草原社会常见的现象。

铁木真一家老弱被抛弃后，更是饥寒交迫。他自己为了抢一条鱼，就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死。他一家还算是草原上的贵族，尚且如此遭遇，更何况普通百姓。这种生存手段低下的环境，培养了蒙古的野蛮残忍的风俗。就是铁木真的母亲本来也是遭到强奸后生下他的：她原和另一部落的男子成亲，路过铁木真父亲也速该的地盘，被也速该发现后，立刻找他的两个兄弟去杀那个男子、绑架和强奸新娘。男子见势不妙，丢下未婚妻乘马逃去，也速该三兄弟追了七座山岗，追不上才罢休，回来把哭哭啼啼的新娘子抓到帐篷里强奸，后来就生了成吉思汗。这样的孽种后来大肆祸害整个世界才是正常的，不去祸害倒是不正常的了。在任何一个社会，杀人强奸的罪犯都被社会主流鄙视，但在蒙古游牧民族的社会，却是生活方式的一种，甚至是“贵族的特征”。尼采的超人哲学、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不过是在蒙古人没有占领过的地方，给那里补了补“蒙古教程”，比起成吉思汗铁木真及其追随者、继承者，还差得太远。那是十二年与二百年的差别。

后来成吉思汗自己的老婆也被别人抢走强奸。这种相互凶杀不止，比现代社会的犯罪团伙，有过之而不不及，也超过了其他古代社会的游牧民族的残暴程度。蒙古人残害亲骨肉兄弟的事件，不仅在成吉思汗部落如此，其它部落也很常见。

在蒙古崛起以前，中国北方地区被野蛮的女真征服。后来女真接受了部分华夏文明的管理方法，北方渐渐从破坏中恢复过来，结果草原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抢劫。为了防止野蛮人的侵袭，金朝政权继承了华夏以夷治夷的方针。以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为代价，扶持一个部落，打击另外一个部落。当被扶持的部落强大以后，就欺压其它草原部落，还用华夏物质资源掠夺中原。女真就会把物质支持转移到被欺压的部落。这种游戏的翘翘板的两端，就是草原上因为利益连接起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部落联盟，包括相互有血海深仇的部落。

铁木真本是贵族后代，年幼丧父，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失去了父亲的奴隶，只剩下九匹马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弟弟做帮手。艰苦的生活使他学会见风使舵的手段。他利用自己父亲和克烈头领王汗的友谊，拜王汗为养父。在自己的老婆和后母被蔑尔乞部落绑架强奸以后，又通过王汗的关系，找到一个势力强大的草原贵族扎木合为靠山，拜为兄弟（安达），联合偷袭了蔑尔乞，把老婆抢了回来。结果铁木真成为扎木合的部下。

铁木真两年以后第一次玩弄恩将仇报的游戏，从扎木合处纠集一些部下劫走奴隶，背叛了扎木合，建立自己的势力，在王汗的鼓励下称汗，并因争夺马匹杀死了扎木合的弟弟。扎木合因此组织了大军征讨他，尽管大多数历史记载已经被篡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道，铁木真惨败而逃，投奔到自己的养父王汗手下当一个打手，默默无闻地干了二十多年。他和亲属一起把父亲的一些旧有的奴隶，加入到王汗的部落阵营中，增强了王汗在草原相互残杀中的实力，并帮助突厥语族的王汗杀剿蒙古语族的各部落，以此背叛行为取得了王汗的信任。

在服侍王汗期间，铁木真一方面成为王汗的得力助手，一方面小心翼翼利用王汗的权势，暗中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此时被女真扶持强大起来鞑靼部落，去金境汉地掠夺财富，金国决定改变支持的对象，派完颜丞相找到克烈部落头领王汗，封他为王，同时册封铁木真为金的节度使，并准备册封他为招讨使。这以后过程的记载虽被蒙元政权删去，但是我们可以从古代惯例知道，中原政权为了国防，在这种情况下向成吉思汗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成为他发家的资本。

这时，铁木真结识了一些金朝的官员为内应。从他们那里知道，女真政权腐败堕落，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原获得物质和武器的支持，为称霸中国做准备。虽然具体记录被蒙元政权删去，这些事情却仍然可以在元史中通常未被注意的地方看出痕迹。

在金政权利用中原占绝对优势的武器和物质优势，击败了鞑靼部落以后，王汗和铁木真寻找机会落井下石，从背后袭击鞑靼残余，彻底地消灭了鞑靼部落。蒙古部落按照惯例对鞑靼民族实行了种族灭绝，把所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杀掉。女子则被分配给众人成为性奴。此时，成吉思汗还利用王汗的势力，杀害了自己的堂兄弟，清除了和自己争夺对奴隶控制权的竞争对手。又借助王汗的势力消灭了自己的世仇蔑尔乞部落。这以后王汗老迈，继承权力成为问题，铁木真试图以干儿子的身份抢夺王汗权力，和王汗之子发生冲突。王汗站在他亲子一边，造成双方分裂，铁木真率领蒙古语族的部下出走，被王汗和其子追杀，损兵折将后狼狈逃走。没有粮食，被迫杀马充饥，饮脏水解渴，完全失去了草原称霸的实力。

在此期间，铁木真仍然是女真的属臣，不断去金进贡，拜见金的永济王。在古代这类所谓的进贡，都会有大量的物质回报。包括纺织品、粮食和武器，成为铁木真招兵买马的资本。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游牧民族骗取中原物质资源的方法，就是鼓励其它的游牧民族进攻中原，使得中原感到危机，然后自己趁机扮演盟友来敲诈勒索。所以铁木真被王汗击败逃走一年以后，忽然又有众多的兵源财产，可以推测是他暗中联系金人获得物资援助，骗取了不少了实力。

此时的王汗在草原称霸，不可一世，结果和金人反目成仇，率领重兵进攻金的边界，被金打退，惨败而归。此时铁木真趁机在背后突袭克烈部落，害死了王汗和他的儿子，掌握了王汗的全部人马，成为草原最大的军阀。接下来，成吉思汗又利用金的援助，消灭了乃蛮和扎木合的势力。得到了回纥的归顺，并突袭和灭亡了喀喇契丹。铁木真拆散被征服的各个部落，分给自己的亲信做奴隶，使得他们无法再独立和叛乱，然后自称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统一而凶残的蒙古帝国。这种游牧民族联合的巨大规模是空前绝后的。

成吉思汗对蒙古的“统一”，改变了草原社会的性质。

本来，游牧民族就在古代战争中具有灵活机动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野战中的实力和其他民族是不对等的。游牧民族有大量的马匹，移动和集结都比对手迅速，而且侦察地形和对方虚实都强于对手。可以找到对方兵力单薄之处，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游牧民的对手强大是因为步兵集结的数量多，但游牧民可以依靠马匹逃出对手的打击范围，把自己的伤亡减低到最低程度，而通过掠夺其他民族获得补给，即使无处可抢，也可以用马奶充饥不死，不像文明地区的军队需要后勤供给。但在成吉思汗以前，游牧民族联合掠夺的传统方式都是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中。首领对部落没有绝对支配权，其部下都是自己的子弟。如果某个部落在掠夺文明地区的战争中损失太多，就意味自己的人死亡太多，在以后草原内部的自相残杀中就会吃亏，甚至被别的草原恶狼面临灭绝，因此部落首领爱惜部下的生命而不肯卖命打仗，这无疑在天然中抑制了游牧民族的残暴性。

现在，成吉思汗征服个部落以后，不仅在联合的规模上史无前例，而且他立刻着手增进游牧民族的残暴性：他把其他遭到征服的部落人员拆散，按照十、百、千、万等单位从新组装起来，分给手下亲信，变成了他私人的军队（怯薛）。其方式后来在二十时被毛泽东采用：毛把俘虏集中起来轮训，然后分配到各个嫡系部队，用这个掺沙子的办法迫使俘虏卖命打仗。而对不能够完成任务的手下则格杀勿论。从此将领当然不再珍惜部下生命，因为部队并非亲随，而是随便调拨来的炮灰。这也毛泽东的部队与民初的军阀部队完全不同的一点。蒋介石的部队则处在毛泽东的部队与民初的军阀部队之间：既有嫡系，而又非嫡系，所以阵容不一。而毛泽东的部队与民初的军阀部队都是嫡系，只是毛泽东的部队和成吉思汗的部队一样，具有可以无限扩充的结构，因此可以使用人海战术。陷入人海战术的蒙古战士和解放军一样，其成员没有了躲避的选择，只有奋勇杀死敌人才能活命。这样一来，就把那些本来战斗技艺高超但却怕死的游牧队伍和土匪队伍，变成了一个仿佛不顾自己生死、只顾杀人的发疯的野兽集体、战争机器，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文明地区的抵御难度。

草原民族具有掠夺的本性，他们是“天生的革命家”，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在自己的土地安居乐业。他们像一个暂时联合起来的犯罪团伙，如果没有持续不断抢劫其它民族的财富，自己很快就会分裂并相互残杀，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的分合历史，无一例外。这正如一切革命团体一旦停止对外斗争，势必转为内斗、自相残杀；而革命团体如果在万幸之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必须杀掉功臣，因为这些功臣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乱党，不消灭他们就无法获得天下太平。这正是朱元璋告诉其继承人的统治秘密。

成吉思汗当然造就深谙此理。为摆脱抢劫得手后发生同夥内讧的恐惧，他一生中不断掠夺屠杀其他民族；用其它民族的苦难，避免自己阵营的内乱，同时削弱那些定居民族的生存力量。据有些学者估计，蒙古军队在征服其他地区的屠杀中，造成了两亿世界人口消失。

在金抵抗蒙古入侵的最后阶段，金人已经汉化，汉人在蒙古屠杀中同受苦难。文明的正统代表南宋没有认识到金人已从野蛮的掠夺者转变成文明的保卫者，而联合蒙古消灭金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最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只有在攻克汴梁时，蒙古对城中一百四十万户难民屠杀前，被耶律楚才及时制止。耶律楚材告诉窝阔台，不杀这些人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幅度触目惊心。金国原有四千五百万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剩下的还不到七百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元末明初。

蒙古之所以在中国南方废弃种族灭绝和暴力掠夺，改为奴役和剥削，是因为南宋抵抗了四十多年。相比之下，位于丝绸之路的现今阿富汗地区，曾有辉煌的文明成就，就因为未对蒙古帝国进行足够有力的抵抗，结果加入了蒙古帝国野蛮社会的行列。在后来和蒙古一起沦落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到今天仍然如此。根据同样的道理，中共在南方推行的“土改”也比在北方推行的“土改”温和了许多，杀人也比较少一点，因为南方较晚才遭到“解放”。

蒙古人没有灭绝汉人，不是因为有人投降后劝说蒙古人不要屠杀，而是有无数文天祥那样为尊严奋不顾身抵抗的民族英雄，使得蒙古人意识到，如果他们不采取温和一点的手法，永远得不到中国人的财富。如果有更多的民族英雄出现，那么蒙古人永远不可能奴役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也就不会落后于欧洲西部，更不会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有人以忽必烈用儒治汉为例，说忽必烈是历史上的明君。而事实上忽必烈只是一个以掠夺为生的强盗。他和其他蒙古强盗一样，贪图中国财富，奴役中国人民，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采用儒法治国，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文明，而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反抗。蒙古在全部压服宋朝以后，面目立刻就暴露无遗了。忽必烈因为大臣用儒家爱民的思想劝告他，觉得汉奸们对横征暴敛并不积极，就把原来任用的汉奸，不是给杀了，就是给贬了。只有中亚来的回民如阿合马之流，对横征暴敛非常积极。回民告诉蒙古人，只要拿刀子架在汉人的脖子上，那么蒙古可以至少多收两倍的财富，即使多收五倍都没有问题。如果文天祥投降蒙古，也一定会是同样结局。在蒙古人的眼里，汉民并不是人，只是可以随时被杀戳和奴役的奴隶，像牛羊产奶一样为他们生产财富。即使让牲畜挤奶，也不会像蒙古人如此心毒手辣。在忽必烈站稳脚跟后，立刻公布实行了著名的四种人制度。南北汉人因为血统而沦落成三四等人。被蒙古人杀害只需要赔偿一头毛驴。而蒙古野兽为了试验刀子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一个人杀掉。这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种族压迫制度。

在元朝建立初期，忽必烈采用在汉人官员和回民官员之间摆平衡的方法。让回民帮他敛财，让汉官作为言官，监督、参谋。汉官试图用儒家思想中的“义”来影响忽必烈，让他降低横征暴敛。然而忽必烈受到其它蒙古人威胁，需要大批财物收买亲信；内心虽然鄙视汉官，但还要他们招降纳叛，所以表面上还比较客气。但忽必烈在征服南宋地区后，就基本上不再重用汉官，而是靠回民如阿和马、桑哥等，来帮助他横征暴敛。汉官控告阿合马等人贪污渎职，反而被忽必烈处死。

从蒙元政权开始，中国统治阶级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中国从夏商周开始，政权的指导思想都是顺应天命。古人认为，上天为了照顾人类，使得社会稳定，而制定了一套规范，称为天道，落实在人间就成为礼制。天子是上天委派来管理民众的。当天子不符合天道，那么上天就会革除成命，另行委派天子来管理。君子、臣民应该相互爱护，维持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最高统治者因为存在对上天的畏惧，而遵守中国文明的道德规范。尽管王权执行起来不尽理想，但是大臣都按照这种理论规劝天子。君臣也都相信只有维护中国的道德规范，社稷才能够长期稳定。其实，不仅中国，世界其它文明也都从类似的过程发展而来的。

但是这样的政权模式在蒙元时代第一次在全中国范围受到了践踏。在屠杀、抢劫、强奸如家常便饭的游牧民族部落，丝毫不存在人类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概念。他们看待人类社会如同动物世界，把人区分为狼、家畜和鹰犬，不知道稍微复杂一点的社会分工合作，更不知道稍微复杂一点的社会分工合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在他们眼里，人类除了奴役和被奴役，屠杀和被屠杀，掠夺和被掠夺，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互合作的方式存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就如同人和牲口的关系一样。所以他们可以把妇女当成牲口和财产，相互继承、赠送、掠夺。他们打仗后的奖赏，也是被掠夺来的财产、妇女和奴隶。

草原上的制度就是为如何贵族如何奴役他人而设计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立刻建立了一个十户、百户、千户的户口制度。每一个千户里的百姓，都是千户长的奴隶，蒙古人可以任意屠杀、强奸或者买卖。但是绝不允许千户的百姓自行到其它千户去，否则将被杀害。这种习俗在蒙古侵入中国北方初期的时候，是被执行的。蒙古军队绑架任何他们看见中国百姓，把他们作为奴隶，称为“驱口”，由“贵族”奖赏给新的千户长。

蒙古帝国统治者这种不知财富是创造而来、只知掠夺可以致富的观念，后来被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总结了。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其实这个“造”和“出”，并不是真的造出了什么，而是抢来了什么。即使在建立了政权以后，他们仍然在坚持这种观念。例如在忽必烈和其弟弟阿里不哥的交战中，阿里不哥放纵军队，就在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使得新疆伊犁河流域血流成河，最后断了自己的口粮来源，结果反而输给了忽必烈。元朝成立时蒙古人制定政策的原则，就是征服一个地区后，尽可能掠夺和盘剥这个地区的财富，以此帮助自己前去掠夺另外一个地区。他们以为这个世界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靠着这种杀鸡取蛋方法就可以不断获得无尽的财富。

这种野蛮的观念在元朝建立后的汉化过程中逐步淡化，但和中国传统的顺应天命的出发点还是不同。因此当蒙古人发现中国文明地区的人民在社会秩序下顺服的生活后，虽然感到惊讶，但立刻想到的不是学习做一个善良的人，而是如何利用别人的善良来巧取豪夺。于是蒙古人开始利用文明地区的宗教和道德伦理观，玩弄“宗教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来继续愚弄和欺骗当地人民，让自己可以榨取更多的财富。他们好像大脑遭到阉割白痴一样，永远产生不了那种通过文明来创造财富并获得长治久安的意识。

在表面上，蒙古帝国不镇压任何宗教，而是寻找任何一种宗教或学说，只要这种宗教或学说可以帮助他们欺骗和愚弄人民，从而榨取更多的财富。尽管这种“不镇压宗教信仰”的行为，被他们在各地留下的混血的孽种别有用心地予以吹捧，但这实际上仍然和文明地区的宗教信仰具有本质区别。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因为爱心和善意而宽待宗教，其最高统治者自己也不信任何一个高级宗教。因为高级宗教都有道德约束，而蒙古人却没有任何道德规范，他们只能像狼利用捕猎的诡计那样，利用宗教挖下一个陷阱，用来掠夺他人财富。

不过凡事都会走到尽头，甚至走向反面。

黄教传入蒙古以后，建寺之风峰起。据《清太宗实录》卷18载，满清朝迁鉴于“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的状况，而把扶持喇嘛教定为笼络、怀柔蒙古之国策，至使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Rene Grousset，1885—1952年）在他的《草原帝国史》中感叹：“十六世纪末，再度高唱成吉思汗史诗的人们，巳不可思议地沉溺于宗教的惰性中，专门埋头于养肥那些喇嘛。”至于近代，蒙古更是宗庙林立，每旗有的十几座，有的达到二十七座庙，平均以二十个庙宇计算，其总数就达上千座之多。

在蒙古地区，喇嘛教已经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它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庞大的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势力：“民间家长有数子者，其财产较多，能分析而居，则增加户数，否则只留长男，余悉得出家为喇嘛，约七、八岁至十二、三岁即去发入教，每户必有一人或数人。即王公弟子莫不熬也。”可见其势力之大、影响之大。

自俺答汗倡导的黄教在蒙古地区传播以来，不仅上层贵族渴望灵魂的解脱，以诵经为业，广大牧民亦捧香瞻拜；张口闭口曰佛，须臾不可离开。明代萧大亨所撰《夷俗记》描绘了草原牧人信奉的情景：“自虏王以下互诸夷，见佛见喇嘛无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唯以左手摩其顶而已。且无论男女老幼，亦往往手持念珠而不释也。又有以金银为小盒，高可二叁寸许，藏经其中，佩之左腋下，即坐卧寝食不释也……凡事皆守僧之戒，一举动，僧曰不吉，则户限不敢越，一接见，僧曰不吉，则人罕睹其面也。”就这样，蒙古人终于在整体上变成了一个瘫痪的民族。

我曾亲见一个蒙古人与一个西藏人辩论喇嘛教之优劣。蒙古人责怪西藏人传播喇嘛教给蒙古，导致蒙古人软弱。但西藏人则反驳，认为是喇嘛庙拯救了蒙古人，使得他们免于绝种。因为那些不信喇嘛教的蒙古人，都已经消失在他们所征服的各个民族之中了。

（）

附录之一

僵尸盘踞的现代南北朝

谢选骏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肥、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

（《圣经·箴言》三十章21—23节）

核心提示：

“僵尸”就是台北的孙中山与北京的毛泽东，“现代南北朝”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国（位于台湾）“中华民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位于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的“党国”就是古代“朝廷”，现代的“两个中国”就是古代的“南北朝廷”──这就形成了“两个僵尸统治的现代南北朝”。“两个僵尸”都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结果，都是作为马列主义的怪胎出现在中国的。“两个僵尸统治的现代南北朝”，就像两把尖刀插在中国身上，造成了不断流血的伤口。

我设想，中国要统一，首先要恢复自己的健康；那就需要弥合自己不断流血的伤口。而只有搬掉这两个造成伤口的僵尸，“中国”才能避免隋朝那样的“并吞陈朝而自己却亡了国”的下场。否则，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就会像隋炀帝那样，统一中国却灭亡了自己！

一、孙中山亮相天安门广场

2009年9月25日，北京天安门城楼前东西两侧、人民大会堂北门外临时观礼台上，工人开始加装长凳，并铺设红色地毯。孙中山的像，又要亮相广场了。测量、吊线、打眼、拧螺丝……下午五时许，天安门城楼前东西两侧临时观礼台的红地毯上，工人正将一排排乳白色“木盒”与地面固定。现场工人介绍，临时观礼台都需安装阅兵观众所坐的长凳。长凳为木质，外铺红色地毯。长凳高约十厘米，宽约十五厘米。

也许，“僵尸出游”并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孙中山巨幅画像亮相天安门广场之前一个星期，2009年9月17日，纽约时代广场也上演了一场“僵尸”暴走。而且比孙中山亮相天安门更加真实：一群演员装扮成僵尸的样子，在街头行走，提前为即将到来的万圣节造势。

而英国的“4026人集体扮僵尸”的场面，更为惊人，号称“打破世界记录”：2009年8月，4026名满身鲜血、死状恐怖的“僵尸”，群集英国赫尔福德郡莱德伯里市，刷新最大规模“僵尸集会”的世界记录。旧记录是3894人，是7月在西雅图创下的。

这幕骇人画面出现在该市举行的大寒音乐节(Big Chill festival)上，共有4026人把自己打扮成形状可怖的僵尸。他们还参与了一部僵尸片的拍摄。不过，主办单位相信实际数目远不止此，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填写表格。这项活动持续至深夜，大会在特别设置的帐篷内通宵播映僵尸纪念电影。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一到逢年过节，天安门的“毛泽东纪念堂”门前就会排起“长龙”，龙的子孙竞相朝拜一具僵尸。

毛的僵尸和孙的僵尸，还衍生出来无数的雕像、画像，风雨无阻，无孔不入，到处窥探、监视活人们的生活。

二、僵尸现象的政治原理

僵尸的外型丑陋，浑身上下充满了尸腐味。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喜爱，在西方国家的民俗里，一到万圣节，人们纷纷打扮成僵尸的模样招摇过市。

万圣节期间，如果你走在伦敦的大街上或者在公共汽车里，看到一群面无血色、浑身是血的僵尸，千万不要害怕。每年还没到万圣节，各种大鬼小鬼早已按捺不住，各大商店也为鬼怪们提供各种服饰、面具以及化妆品。甚至有些商店的售货员也改由僵尸站柜台。

有人说，“僵尸文化”衍生自欧美恐怖电影文化，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热衷于把自己打扮成面目狰狞的僵尸，然后张牙舞爪地走上街头。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很多欧美国家每年都会举办“僵尸大游行”活动。甚至在一些旅游项目里，也增添了“僵尸伴你游”的项目。不久前，英国一个名为“伦敦大桥历险和伦敦坟墓”的旅游项目公开招聘“僵尸”，被录用者年薪达到三万英镑。

其实，僵尸文化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

僵尸盛行还与经济现象有所关联。

2009年万圣节，僵尸打败了吸血鬼、狼人和杀人精灵，格外受到瞩目。于是人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僵尸的盛行跟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

每当社会经济陷于危难之时，人们对僵尸的关注就会增加。例如，就是在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那一年，僵尸首次在美国文化中登堂入室。而1990年代，全球经济出现繁荣发展之际，僵尸几乎销声匿迹，而现在全球经济再次陷入颓势时，僵尸又卷土重来。

三、僵尸统治的现代南北朝

如果说，僵尸文化在西方还是一种经济现象；那么僵尸文化到了苏联和中国，就成为一种政治现象了，而且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现象，一种长达一个世纪的政治现象！

从10月1日到10月10日，是两个僵尸统治的两个“中国”──现代南北朝──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纪念日，也是现代中国人必须面对面朝拜僵尸的日子。因为一百年来的中国人，始终没有走出名为“共和”、实为“军管”的军阀建国的泥坑。

两个僵尸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是魔幻电影里的幻影僵尸，也是现实政治里的权力僵尸──他们现在还通过某些巫师的装神弄鬼，统治活人，甚至主“宰”活人！

僵尸的国度！它用孩子们的心肺，编成悼念亡灵的花环。在这“美好生活”的背面，屹立着泣鬼惊神的“壮丽事业”──君子不党的党，像黑手党那样喜欢这样描绘自己杀人越货的勾当为“壮丽的事业”。统治这僵尸国度的，是扼杀生命的“规律”。这个规律漠视并且践踏：一切尚未死绝的人、所有尚未凉透的心。

两个僵尸统治中国，中国成了僵尸的国度。

四、僵尸统治是苏联的遗产

“僵尸出游”并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僵尸统治”却是“两个中国”的一致特色，不管它是姓资还是姓社。

孙中山的僵尸统治台湾，毛泽东的僵尸统治大陆，“一国两尸”取代了“一国两制”，凝固成为“大中华”的悲哀现实。

僵尸盘踞庙堂，现已成为中国特色，但是这个“中国特色”却是由俄国炮制的、苏共输出的，并通过“十月革命”的大炮和“解放战争”的小米加步枪，稳稳当当地套在了中国人民头上。于是中国出现了两个“僵尸盘踞庙堂”的空前怪象。这完全是效法列宁僵尸和斯大林僵尸的僵尸统治。比较有“创意”的是，不同于两个僵尸统治苏联一个国家，两个僵尸统治了两个中国，还多出了一个“国家”。于是，“现代南北朝”──南朝中华民国和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由两块僵尸分别主宰了：第一块是台湾，孙中山僵尸统治的“现代南朝”、中华民国，第二块是大陆，毛泽东僵尸统治的“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块僵尸分头坐镇两个“国家”、两个“政府”，分头“代表两岸人民”──供奉僵尸的地盘，难怪充满邪气；僵尸主“宰”的国度，不能不经常流血，因为吸血僵尸，就是要活人不断流血，予以祭祀。

僵尸统治是苏联的遗产。两个僵尸统治苏联已经被证明是死路一条。结果赫鲁晓夫被迫搬掉了一个僵尸斯大林，剩下一个僵尸列宁，以为可以救其亡也。结果仍然不能去掉僵尸带来的魔咒：保持列宁僵尸的结果，就是苏联本身的灭亡。现在，“苏联老大哥”虽然已经解体将近二十年，但是苏联的万恶遗产还在中国，还在海峡两岸当家作主、并主“宰”一切。可以预见，只要列宁的僵尸继续存在，俄国就会继续分裂，越分越小，直到完全变成一个内陆国家。

五、僵尸的颂歌

看看现在的中国，正因为这是一个还没有从苏联影响下获得独立于自由的僵尸国度，僵尸“同志”也就得到了僵尸报纸和僵尸喉舌的大力美化。

2009年10月30日《环球时报》发表该报驻英国、美国的特约记者纪双城、郑洪涛一篇《万圣节：西方人扮僵尸、盼复苏》的文章称，僵尸代表着一种“死后复苏”的社会现象，这正配合了今年金融危机的形势。例如，杰克逊粉丝大跳僵尸舞。

《环球时报》宣传说：除了万圣节的疯狂，西方人的僵尸情结似乎遍布各个方面。有关僵尸的书籍、电影作品、百老汇剧目、电脑游戏、游行活动以及僵尸比赛常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甚至有人说，只要跟僵尸挂钩，就会受到追捧。2003年最畅销作家马克思·布鲁克斯，其书《僵尸存活指南：对活死人的完全保护》使不死风行。洛杉矶作家塞思·格雷厄姆·史密斯因一部改编经典《傲慢与偏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与僵尸》，人气在最畅销小说排行榜上一路飙升。伍迪·哈里森因为出演《僵尸领地》而受到好评。追击僵尸的电脑游戏《留给死亡》上市几个月里销量就已超过二百五十万张。 许多电影导演和出版商都认为，这与人们对于国际社会应对恐怖主义和经济崩溃感到焦虑有关。而今年杰克逊的离世，也让人们再次关注起僵尸舞蹈来。不久前，英国歌迷为庆祝迈克尔·杰克逊五十一岁生日而聚集在一起，大跳《颤栗》中的僵尸舞蹈，纪念偶像。

六、僵尸统治与个人崇拜

僵尸统治的起源是个人崇拜。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影视明星，他们的僵尸受到膜拜，都是由于他们生前受到了并不恰当地抬举。

唐朝人章碣在《焚书坑》一诗中曾经如此描写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社会病态：“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探讨秦末群雄并起的原因，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一个人崇拜行径，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谴责。

个人崇拜是人本主义极端膨胀的结果。人本主义极端膨胀的结果，就会去侵犯他人权利，乃至残害他人。秦始皇想毁灭一切比他更伟大的东西，来成就自己的导师梦，所以他需要改造别人的思想。

英夷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通过他剧中人物的口，赞美人类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外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时，他实际上是拿禽兽作为座标，来实行“人的发现”的！如果完全不提人的堕落与原罪，而仅仅与兽性相比，人类确实值得骄傲，他有科学、艺术，还有武器、权能。但几万年来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帮助人的道德完善起来，只是使人变得更加虚伪，更会乔装打扮，这还是一种“技术的进步”。

在《暴风雨》一剧里，莎士比亚又通过女主角米兰达的口赞美人类说：“神奇啊，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多出色的人物！”而这位米兰达却是从小就与世隔绝，没有受过世俗污染的，这是她首次见到人们时，发出的惊叹。莎士比亚通过米兰达颂扬了自己的同类，因为人类很容易骄傲，却很难顺服下来。而顺服，才是进入上帝属灵国度的前提条件。在顺服方面，顺服可见的利益容易，顺服难见的荣光不易──而一个社会要走向文明与强盛，必先学会服从抽象的荣光。而要顺服荣光，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都亏欠了至上的荣耀。如果我们固执、骄傲、拒不卑微顺服，又怎能虚己以待至上荣光的引导？

七、诱人堕落的方法

诱人堕落的方法是“鼓励”他的自大；“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创世记》第三章5节）这样一来，追求“像上帝一样”的努力，就成了一切灾难的开端。使徒劝人重生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第二章5节）但却被宗教骗子利用谋生；“活出基督的样子”竟被解释成为：通过努力，人也可以天国的钥匙。

但是如何区分撒但的诱惑和使徒的劝勉？这是千古之谜。而我仅仅知道：卑微使我们像尘土一样，得以上升，见到至上的国；而富贵，却以黄金般的沉重分量，把落水者带到河床的泥沙中。“富贵使人下地狱”，原来是基于物理的定律。如果人们自封为圣，甚至自立为神，那就会像孙中山和毛泽东一样“贵重”，永远沉在河床的泥沙之下。

越是自己卑微，就越容易见到至上的伟大圣洁。如此说来，“卑微”等于是在开发自己的潜力、接近世界的永恒。

儿童为什么进步迅速？因为卑微。成人为什么日趋腐朽？因为失去了卑微。而处在儿童与成人之间的“青春期”、“反叛期”，则是失去卑微的关键过程。青春期一过，人的创造性也就结束了：因为失去卑微的过程，已经把人固定、使人僵化了。由此可知，如果人们骄傲了，人们的前途也就封顶了，人们除了面对“顶峰的绝望”之外，还能面对什么呢？“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这不仅独裁者面对的末日，也是一切自命为“顶峰”的蠢才，所面对的绝境。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自我神化，不是自我毁灭的开始，而是自我毁灭的完成──所以奉行个人崇拜的社会，无一不是僵尸统治的社会，它们需要僵尸和木乃伊来“坐镇国家”，这样的国家当然也就是邪恶主导，需要经常活人流血，作为邪灵的祭祀。

八、中国需要结束革命

在僵尸统治的国度，死一般的幸福却被尊为至高。凡事忍耐却被视为公民的美德。确实，这里只有死一般的幸福──因为这里是死人统治的国度。田园渐渐荒芜，变为广漠的坟场。人烟虽然稠密，但流行的新锐却是死人的欢喜。真正的活人，以及活人的欢喜，在这里“决无立锥之地”。

这是因为，我们尚未结束“中国不断流血的百年革命”。

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告别革命，而要结束革命。中国需要“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结束革命的革命，就是要搬掉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个僵尸。

只有结束了革命，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只有结束了革命，中国人民才能摆脱“马列主义殖民地”的历史命运，向着安居乐业的民族家园，前进！

2010年1月13日

（另起一页）

附录之二

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提要本）

──“世界仍在关注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

 

序言

第一章 中国高储蓄与全球金融危机

第二章 中国的高储蓄率与血汗工厂 

第三章 血汗工厂与六四镇压

第四章 中国的“血汗工厂化”

第五章 六四镇压不是孤立的

第六章 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

第七章 中国的崛起造成世界的改变

第八章 世界仍关注天安门惨案？

第九章 迟到二十年的血腥教训

第十章 八九民运与人血馒头

结束语

序言

 

1989年六四屠杀后，世界制裁中国。台湾商人却通过探亲、旅游的名义，乘机进入中国大举投资，结果现在，台湾自身却在大一统的前景下瑟瑟发抖、全面中国化，甚至要开始推行简体字与汉语拼音方案。1989年六四屠杀后，日本第一个解除了对于中国的制裁，结果日本已经陷入整整二十年的经济萧条。1989年六四屠杀十周年以后，整个国际社会终于接受了六四惨案这一“血酬”现实，并开始接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结果还不到十年，金融海啸终于席卷全球了。

可见，世界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吃的，这多少有些像《圣经?创世记》上所说的，“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吴思的《血酬定律》也可能是受到了这一启发，它认为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而生命是可以定出价格来的，也就形成了所谓“命价”──所谓血酬是中国社会的潜规则，甚至是“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但是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的关系表明，所谓血酬定律乃是一种基本人性，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例如，现代保险业的基础就是“命价”概念，人寿保险的金额，也就是一个社会给生命定出的大致价码。从本文最后将要谈到的建筑物下牺牲孩子生命的奠基礼，以及原始农人杀人肥田的播种礼，都是比现代中国的暴力革命更为明显的“血酬”现象。对于这些和平时代的血酬与命价，吴思好像考虑得不多。他好像仅仅注意到“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而他的视野也仅及于中国历史的范围，没有注意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景观，如原始民族的习俗、西方文明的制度，其实都是有其“血酬”和“命价”的，后者如殖民历史所一再揭示的。

从“血酬”的角度看，1989年中国的八九民运，自己虽然倒在血泊之中，但却创造了另外两个自己以外的奇迹：那就是1990年代苏联东欧集团的土崩瓦解，和2000年代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八九民运的前一个作用，已经逐渐被大家认识；八九民运的后一个作用，迄今为止知之者不多。虽然至今为止，六四屠杀的受害者们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命价”──类似西方社会人寿保险那样的“赔偿”和“平反”。六四屠杀的受害者们所牺牲的生命，确实已经改造了世界，并创造出了巨大利润。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1989年的中国八九民运，中间相隔十九年，这两者之间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

这里有一个最新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据2009年5月26日的美国《侨报网》报道“中国制造干壁有毒”：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最近告诉国会，美中近期将互派人员，调查中国进口干壁对美国房屋所带来的影响。此外，美国国会也计划拨款二百万美元协助调查。

美国联邦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与保险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普赖尔（Senator Mark Pryor）说：“2008年初，佛罗里达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房主开始抱怨他们的家里出现一种奇怪的味道，闻起来像是腐臭的鸡蛋，这种怪味一直没有消失。此外，也出现金属腐蚀的现象，包括新的冷气机在使用两年之后部分零件变黑、腐蚀。房主还抱怨一些健康问题，包括鼻子流血、头痛、眼睛与皮肤过敏、以及哮喘。最后，佛罗里达州主管健康事务的官员与建筑商认为：问题出自于中国进口的干壁。”

干壁是一种建筑材料，由石膏和软矿物等成分压缩在厚纸板之间制成。 受到中国进口干壁影响的案例有数万起，发生在美国十几个州。调查人员进入有问题房屋之后不久，也发生类似的症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告诉国会，美中官员就此保持接触，中国商务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已经就此展开调查，一个中国调查团抵达美国，美国也派遣调查团到中国。

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员纳尔逊（Senator Bill Nelson）说，国会计划拨款两百万美元协助调查。他说：“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测试发现，与美国制造的干壁相比，从中国口的干壁有三种不同的成分：丙烯酸涂料（Acrylic Paint）中的一些微量物质、硫（Sulfur）以及锶（Strontium）。”纳尔逊参议员跟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兰德里欧（Senator Mary Landrieu）曾经共同提出一项决议案，呼吁美国召回从中国进口的干壁。兰德里欧参议员表示，中国制造的有毒干壁对美国房主带来不利影响，伤害了美国的建筑商，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障碍。

一位房主代表其他受到影响的居民告诉国会，医生建议他们搬家，但他们的房子卖不出去、必须继续缴房屋贷款，又无法负担额外的房租，简直无处可去！维吉尼亚州诺福克（Norfolk）最近对中国进口干壁施行禁令，据信这是全美国第一个禁止建筑商使用中国制造干壁的城市。

面对血汗工厂的产品，中国外面的自由世界一直是不以为然，甚至甘之如饴的。如此程度的道德冷漠，能不得到报应吗？这个报应，也许不是来自宗教上的神秘力量，但仅仅是经济规律上的就够呛了。

此话怎讲？

中国的血汗工厂里的产品，不仅是有毒的，而且是带血的。这个“血”不仅从监狱劳工和乡村民工那里来，而且是从“六四镇压”（1989年）、“八三严打”（1983年）而来的。

2009年4月10日，在“宪政中国”论坛举办的“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系列演讲”的第十四讲，我曾经就上述因果关系讲了一个主题：“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八九民运，及全球化政府的建立。”

通过二十年来的思考，我认为，只有一个全球化的政府，才能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解决类似“六四事件”这样的政治悲剧。反之，依靠其他的主权国家，来帮助中国解决六四悲剧的遗留问题，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其他主权国家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首先谋求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社会”首先是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他们连在国家之间建立秩序的能力都不具备，又怎么可能帮助落后国家去实现进步呢？

有的听众反映说，“听了这个讲座后，感觉讲的内容有点类似公民世界正在做的：这就是建立公民世界沟通平台；进而建设公民世界政府。解决8964遗留问题，彻底解决世界金融危机问题。但是谢先生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在有限的时间内讲透彻，反而后来在讨论中听众提出许多意见与疑问。”

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现在我就用下面的文字，来回答一些意见、解答一些疑问。

 

第一章 中国高储蓄与全球金融危机

 

受华尔街金融海啸拖累，全球经济陷入泥淖，至今不能自拔。其原因到底为何？众说纷纭。

2009年1月1日，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这次危机部分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对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构”。具体说来，他认为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巨额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了祸根，导致了后来的危机。美国联储会现任主席伯南克也认为美国房地产泡沫，是由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促成的。

这些看法并不孤立，西方国家的不少学者也在媒体上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所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高顺差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这种观点使得中国政府十分紧张。准备了足足半个月，从1月16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展开强烈反驳，金融研究所所长宣昌能在新闻吹风会上表示，将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和新兴市场“是站不住脚的”。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选择中国的《金融时报》反驳，批判保尔森的这种观点属于“强盗逻辑”，并反控“事实上，美国的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失误，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

但是张健华和宣昌能好像并不知道：这已不是保尔森第一次指责中国政府了。在2008年11月中旬“二十国峰会”开始前夕，保尔森就曾说过，并不只是美国自己犯下了次贷危机的错误，“亚洲和石油输出国的缺乏消费和外汇增持，及欧洲的结构问题”，也伤害了全球经济。

2009年初的美国《外交》杂志，却刊登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在危机爆发之前的2005年就提出的“过度储蓄论”的旧文。即使伯南克当年还没有顾得上指责中国政府，但现在这个危机深重的时候重新发表此文，显见美国学界对保尔森“中国责任理论”的认同。例如美国外交委员会的地缘经济学专家赛特思（Brad Setser）就赞同保尔森的观点。他表示，中国的储蓄远远高于投资，其资金大量流入世界各地使利率降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一般舆论认为，保尔森的言论虽然有为美国政府的监管不力甚至怂恿投机的倾向进行辩护的嫌疑，企图为他自己这个失败的财政部长及其同样不负责任的前任解脱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因人废言，经过综合考虑，发现他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

指责他人可以使自己感觉良好，而互相指责则有助于真相的披露：“真理越辩越明”。因为谬论改变不了事实，但一种谬论却有助于澄清另外一种谬论。例如，中国方面就指责说，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以及信贷消费过度扩张，而导致美国信贷消费过度扩张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格林斯潘所提供的反面证明也很能说明问题。

格林斯潘这位退休的美国联储会主席，可以称得上这次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因为是他一手导致了长期低息政策，并造成资产泡沫的形成。所以他为自己辩解说：“并不是全球经济不平衡导致了金融危机，而全球经济不平衡是金融危机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格林斯潘还有更加出格的言论。他2009年2月19日晚上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致辞后，接受《 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着经济的不平衡。中国拥有高储蓄率，经济的发展过分依赖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消费太高，过度依赖国外的资本。”格林斯潘说，但“高储蓄率本身对经济很有帮助”。而在致辞当中，格林斯潘认为，其他国家大量借贷给美国，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政府的借贷是所有这些金融湍流中的最安全的避风港。

金融危机给这位八十二岁的前任金融监管者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他对“市场调控”态度终于转变了腔调。格林斯潘一直反对金融监管，但这个信念在2007年夏天开始覆灭，这让他这个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感到极大的失败。

人们可以在上述中美两国的互相指责中，接近事情的真相了：

1、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巨额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了祸根，导致了后来的危机。

2、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以及信贷消费过度扩张，而导致美国信贷消费过度扩张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3、各国政府对于疯狂投机的金融机构，不仅监管不力，甚至包庇、纵容、唆使其从事犯罪活动。

第二章 中国的高储蓄率与血汗工厂 

中国的高储蓄率，不仅导致全球的流动性泛滥，而且与中国自己的血汗工厂也息息相关。李扬、殷剑峰在《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一文中，对改善中国的高储蓄率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一些“结论和政策建议”。

其基本结论认为：

（1）1992年到2003年，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而居民储蓄率则是相对下降的。由于目前还得不到2004—2005年的资金流量数据，我们不能确切地判断国民储蓄的这种部门结构在此期间是否延续。然而，鉴于近年来居民存款增长率渐趋下降、政府部门存款增长率迅速上升而企业存款增长率稳步增长的态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部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数据，财政存款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截至11月份）的增速分别为21．64％、28．22％和43．49，机关团体存款增速分别为21．18％、47．84％和22．09％。然而，由于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较低的增长速度，金融机构全部存款的增速只分别达到15．61％、19．39％和17．11％。鉴于各部门存款增长率同其储蓄率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可以有较大把握地推断：中国储蓄率的上述部门结构特征依然被保持着。

（2）居民部门储蓄率呈长期稳步下降趋势，既归因于其储蓄倾向下降，也归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从影响程度来看，后者是其主要原因。居民储蓄倾向下降，反映出国家持续推行的增加国内消费的基本战略已经在居民部门取得明显效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持续下降，则主要由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比重的双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主要在于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而居民财产收入的减少则反映了居民投资领域狭窄和投资收益因流动性过剩而下降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从部门间的联系来观察，居民部门财产收入的下降和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表明居民收入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被转移为企业部门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

（3）企业部门储蓄率总体是上升的。但是，相对于初次分配的结果来看，经过各类税收和缴费调整之后的企业再分配收入总体上低于其初次分配的水平。但无论是初次分配占比还是经再分配调整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都在稳定中呈微升之势。在初次分配阶段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两大因素造成了企业收入占比的上升。首先是其支付的劳动者报酬相对下降，这与居民得自劳动报酬的相对下降互为表里。其次是其支付的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这种现象反映的经济事实是：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中国的资金成本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企业运用资金的成本也是相对较低的。

（4）政府部门的储蓄率经过20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自21世纪开始迅速增长。政府储蓄率的上升，归因于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的上升以及其储蓄倾向也不断提高两大因素。就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而论，无论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在再分配阶段，该比例都是上升的。这反映出：自从1990年代初期提出“提高两个比重”以来，已经取得了预期的积极成果──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政府收入以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速率在增长。但是，经过再分配调整之后的政府收入占比有了更快速的上升，说明政府似乎并没有在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至于政府储蓄倾向的不断提高，无论归因于其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还是归因于其资本转移水平的提高，都说明：近年来政府参

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强化了。

其政策建议认为，如果说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是“降低储蓄率”和“提高国内消费率”，那么，政策的基本着力点应放在“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上：

（1）提高居民收入应当成为中国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着力点。首先需要做到的是督促企业增加劳动报酬的支付，对此，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之。中国政府于1993年就发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1994年又在《劳动法》中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然而，制度的执行远不尽如人意，“血汗工厂”的劣迹屡屡见诸报端。其中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地方政府对税费的追逐以及企业在税费压力下利润的摊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减税应该有助于推动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其次是需要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社会福利支出的占比不提高甚至呈下滑之势，构成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和收入分配结构恶化的主要原因。再次是通过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借以为居民获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财产收入创造条件。

（2）财政政策应当在今后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19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两个比重”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加速向公共财政转型。作为这一转型的重要内容，“减税增支”应当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安排财政政策的基础之一。就减税而论，降低生产税的税率和降低所得税税率，应属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生产税中的主体税种，中国增值税的税率为17%，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安体富，2002）。就增支而言，应当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以期同时实现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门消费的目标，为提高国内消费率作出积极贡献。

（3）对于企业部门而言，重要的是要加快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不断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在此条件下，企业应逐步提高其对劳动者支付报酬的水平，减少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以应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李扬、殷剑峰的研究清楚显示：“中国的高储蓄”是个假象，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失误导致的。而血汗工厂的形成，也和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息息相关。

第三章 血汗工厂与六四镇压

血汗工厂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但却是在中国特别严重的现象，其中最为震惊世界的就是每年死亡数千人的人为“矿难”。血汗工厂的持续恶化，与六四血腥镇压具有肮脏的因果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刘晓波《展示官权的人权展》一文指出，“民众的言论、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权利的匮乏，即便不是导致‘血汗工厂’、拆迁悲剧和矿难频繁的唯一原因，起码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胡少江《 “六四”与经济增长》一文则对相关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指出“六四”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自“六四”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归功于那场血腥的镇压。他们的“逻辑”是，“及时”和“果断”的镇压维持了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遗憾的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的分析家对这种观点也采取认同的态度。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错，“六四”以来中国的经济的确是在高速增长区运行。但是，“六四”的发生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政治上的压制也完全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胡少江认为，如果我们以“六四”作为分界线将1978年至2005年的二十八年分为两个时期（1978年至1988年和1989年至2005年），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前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高于后一个时期。例如，按照复率计算的这两个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九点七和百分之八点七；而这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的算术平均数则分别为百分之十点二和百分之九点二。

“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中国自199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中国的许多重要的经济改革政策正是在第一个时期开启的。例如，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开办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事实上，‘六四’镇压后的前两年，中国的执政者曾经想方设法地逆转中国的改革开放，江泽民曾经在公开会议上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将中国的个体户和私有企业‘罚得倾家荡产’；宋平等人则再在农村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妄图取消农业生产责任制。只是当这些做法四处碰壁之后，执政者才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回到现实中来。由此可见，即使是纯粹地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看，将高速增长归因于‘六四’镇压

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将经济增长质量和财富分配合理性等因素考虑进去，‘六四’镇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更是显而易见。”

胡少江的研究很有意义，但是却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198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更快，却没有促成国际金融海啸，而1989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更慢却促成了金融海啸？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经济规模的问题，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胡少江的这篇文章是2006年写的，那时正值金融泡沫的顶峰，大家还看不到泡沫的危害性。

但即使如此，胡少江在2006年的泡沫顶峰期，已经看到了：“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没有缺乏保障，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收入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工作条件的不断恶化、水土和其他资源的严重缺失和环境的破坏，银行大量的呆账坏账、尤其是各级官员的腐败愈演愈烈甚至基层政权组织的黑社会化等等，这些问题的形成恰恰主要发生在‘六四’以后。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普通劳动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也正是中国的增长难以持续的症结所在。”

胡少江指出的这些问题，都是血汗工厂的伴生现象或直接后果。其原因按照胡少江的说法，“正在于中国的执政者在’六四‘之后顽固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没有一个通畅的渠道进行表达；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制度，社会的阴暗面长期得以掩盖；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腐败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痼疾。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不应该局限于经济的增长。追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上的改善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权利。……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应该得到均衡的发展。如果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矛盾，唯一有权利在它们之间进行平衡、做出抉择的是人民自己。任何政府、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用坦克和自动步枪来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真是拜‘六四’镇压所赐，我们也无法在价值观上接受‘六四’镇压的合法性。更何况‘六四’并非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源泉。”

胡少江的上述结论，作于金融海啸之前的2006年。如果在金融海啸的背景下，来看待“血汗工厂和六四镇压”的关系，确实更能体会“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的关系。

第四章 中国的“血汗工厂化”

撇开“矿难”等“土八路类型”血汗工厂不谈，单只看看“洋教官”所调教出来的现代化的血汗工厂，就足够怵目惊心的了。

2009年2月18日的《新闻晨报》报道：《IT五巨头供应商被曝是“血汗工厂”》，指出美国科技业行业组织“电子产业公民联盟（EICC）”日前宣布，准备对“血汗工厂”──东莞美泰塑胶电子制品厂（以下简称美泰）的工作环境展开调查。此前媒体报道称，美泰是一家向戴尔、惠普等五大IT巨头提供键盘和打印机的硬件工厂。对此，五大IT巨头纷纷“喊冤”，反咬一口，说将进行调查。而美泰公司则表示，将由当地外经办的宣传办统一回应。

EICC是由全球超过三十家的大型电子电气企业组成的成员制联盟，其致力于改善电子行业供应链的工作环境安全，IBM、微软、戴尔、联想和惠普均是其成员。

EICC此次行动源于美国劳工委在2009年2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劳工委在报告中称，美泰的工人一周要工作80.5个小时，包括40.5小时的强制加班，超过了中国法律规定的388%。另外工人每天只有两次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但工人实际拿到手的工资一小时只有不到三元，已违反了中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美国劳工委的报告描述说，美泰年轻工人每天要在硬板凳上坐十二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工厂要求工人每秒钟就要往键盘上安装一个按键，一个月要重复这类动作达一百万次。此外，报告还描述了美泰工人苛刻的工作环境：工人被禁止说话、禁止听音乐、禁止抬头张望，还不能把手放在口袋里；为了方便工作，工厂规定工人要定期剪指甲，不剪就要罚款；工厂鼓励工人互相监视；工人一周四天被锁在工厂大院里，甚至被禁止散步；工厂经常对工人洗脑，要求员工像热爱自己的家一样热爱公司等。报告还指出，美泰还制订了细致的罚款项目，工人在工作时吃零食罚款十元，吃饭没有把食物全部吃完，罚款二十元等。

报告中还引述了一些美泰工人的话：“我觉得自己像在监狱服刑，保安像警察看犯人一样监视我们”；“我的手不停地在动，一秒钟也停不下来，手指和胳膊又肿又疼”；“一些年轻的工人在工厂外面有男、女朋友，要出去约会的时候，要苦苦恳求老板才能够离开工厂大院”。作为证据，美国劳工委还在其官方网站上曝光了美泰发给工人的厂纪厂规、新进员工培训资料以及员工聘用合同书的原文。

美泰位于广东东莞市常平镇，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台湾企业。总共有大约两千名员工，75%是年轻女性。去年年中时，美泰曾在工厂外拉横幅表明要大量招聘十八到四十五岁的女工。目前美泰则表示不再招聘新工人。台湾企业的恶劣不是孤立的现象。

一个热门新闻就是“记者报道富士康案遭三千万索赔”事件。台湾富士康公司位于深圳龙华，在深圳雇用了二十万人，是一家较有影响力的台资企业。《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报道了台湾“富士康”的血汗工厂行为，结果却遭到富士康三千万人民币索赔控告，台湾商人并且迫使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将记者的私人资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存款，予以冻结。

富士康的这起诉讼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主要因为富士康并不去告报社，而是告了报社的两位记者，还索赔三千万，这显然违背常例，企图发挥“杀鸡儆猴”的恐吓效果。而更为恶劣的是，法院居然为虎作伥，直接冻结了两记者资产。显然，资方显得非常强霸，而产业工人以及敢于替产业工人说话的记者，都是任人践踏的弱者。

现在中国的经济环境是“资方的天下”，资本家们拥有不可想象的权利和自由，资方对于产业工人的压榨和欺辱几乎是肆无忌惮的，产业工人的地位目前是弱势群体，自己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遇到问题，几乎没有一个组织或部门能够及时帮助工人解决，而这些产业工人在走投无路、求告无门时往往会采取某些过激的方式追讨工钱，采用跳楼、自杀、堵路等方式来追讨自己的血汗钱。但这些行为却会遭到警方的严惩。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应该受到严惩的是那些靠榨取工人的血汗发财致富的奸商，而无权无势、只求劳有所得的产业工人何罪之有！报道这些问题的记者又何罪之有！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怎么会堕落为国际资本的看门狗？

毋庸置疑，城市里这些外来的产业工人是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虽然辛勤劳作，但还是经常遇到就业受刁难、安全无保障、子女求学难以及费用繁重等问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每日辛苦的工作，以个人的诚实劳动换取饱蘸汗水的微薄报酬，他们为这个社会做着默默无闻的贡献，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爱。当他们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被视作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更责无旁贷，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以自己的影响力来为这些苦难的人们赢得自己应有的价值，否则这些绝望的弱势群体完全有可能走上影响社会稳定的那条路。而资方以巨额赔偿起诉传媒记者，则无异于将自己放在人民、社会的对立面，对自己企业不会有什么好处。

这样的血汗工厂，在中国并不是新闻。平心而论，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还真算好一些，大多数情况是不会胡来的，至少发的工资还是在法定最低收入线之上的，不少国内的小企业强迫加班、拖欠工资、甚至卷款外逃的事情都是屡见不鲜的。这样的事实让人们很无奈，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无法改变千千万万底层民众的命运。有人绝望地认为：“这也是所谓的宿命，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就是‘被牺牲的一代’，在当代中国的快速转型过程中充当原始积累的棋子，这就是所谓的补课吧，补一下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我们这一代人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和生活，我们的下一代也许会过的更好。”

第五章 六四镇压不是孤立的

有网民“博讯螺杆”在 2008年11月1日发表文章指出，《“六四暴乱”与“八三严打”有一定因果关系》 。他指出，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后干了很多坏事，其中有三件最大的坏事，一是主抓了反右运动；二是八三年严打；三是六四镇压。反右是毛泽东的阳谋，但操刀者是邓小平，当时邓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反右运动中有很多强硬讲话都不敢入录邓选，所以他不肯全面否定反右，只是承认中共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胡耀邦做出了很大努力，用一系列的经济实惠安抚了被扩大打击的右派分子，但这个平反还是令广大右派们心情不够舒畅，因为政治问题必须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怎么能打个哈哈，赔几个臭钱就没事了呢？

博讯螺杆认为，邓小平以前跟着毛泽东，靠发动内战建功，靠镇反杀人立威。文革后邓小平上台，也有样学样，靠打越战建功，靠八三严打杀人立威。八三年，邓小平一句话就召开了人大紧急会议，临时修改刑法，以红头文件代替宪法，展开了自中共镇反以来关、打、杀人最多的严打运动，制造了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冤狱。应该指出，邓小平搞的”八三严打“，百分之八十的人并非错杀而是胡杀，明知这是重大违宪、重大冤案，不该杀的也要杀，“搞破鞋”者杀，“非法同居”者杀，“打架斗殴”者杀，“偷鸡摸狗”者杀，直杀的血雨腥风昏天黑地。草菅人命，人命关天，杀一个人就等于杀了一群人（亲属，朋友，同情者），更不要说枉杀错杀。从此，旧恨加新仇，中国民间积压了对抗政府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一旦达到燃点，就会剧烈地燃烧起来。八三严打后，各地的公安机构都作了大调整，公检法系统实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易地换岗，甚至转业调离，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受害百姓的报复。值得指出的是，很多在严打中立功晋升的公检法人员，都在短短的一两年中不是意外暴死，就是患了不治之症被痛苦折磨而死。对这些人的不得善终，周围知情百姓的一致反映是：报应！活该！可见，天怒人怨很快就产生了效应。从八三到八九时隔六年，严打造成的民间积怨终于找到了暴发点。

博讯螺杆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在六四屠杀时动用军队坦克，除了他对政变的担忧，还在于当时他根据各地密报已经判断出，使用有限的警力根本不能平息即将暴发的大规模骚乱。如果不在北京痛下杀手，那么全国都会效法北京，共产党的政权危在旦夕。学运期间，各地警方基本上处于恐慌状态，对上街游行的学生群众保持一定距离，不阻拦不干涉，甚至交通警察也让出了岗亭，由群众来指挥。面临局部骚乱也无能为力，有的干脆作了鸟兽散。在尾随学生队伍游行示威的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八三严打”中被关打押的无辜百姓在报复政府，在骚乱中，这部分群众的对抗也最为激烈，这也给后来当局的“平暴”造成了口实。 

博讯螺杆指出：一个政权，想维持统治防止被颠覆，只有两个办法才能做到社会稳定：一是霸道，像中共过去那样不断的搞政治运动，对人民施加高压恐怖手段；二是王道，搞怀柔政策化解民怨，扩大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基础的规模，实行民主政治。但在今天看来，霸道与王道这两样中共都难以做到。另外，人类历史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向文明发展，不可能倒退，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国际大气候”。中国的小气候不可能避开国际大气候。辩证的讲，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兴衰过程，一个政权也毫无例外，现在中国走的正是苏联的前车之辙，这中间没有岔路可走，所谓气数将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即使今天，中共再加强多少防暴队伍和装备，在愤怒的人山人海面前也是豆人纸马，不济事的。唯一有效的“防暴办法”还是军队坦克。但时过境迁，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1989年的人民，军队也已经不是八1989年的军队了。邓小平还是比毛泽东聪明，他立下了遗嘱，要家人将他的骨灰扬到江河湖海去，而不是安放在八宝山。因为他明白，杀了这么多中国人，将来是逃不过被清算的，与其被后人挫骨扬灰，还不如自己先扬了。

严家祺回顾六四屠杀的前因后果时则说：“邓小平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天安门事件实际上主要是学生运动为主体，北京市民、工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些参与者，因为媒体的原因，把像我们发表的一些声明就放大了，实际上我们做的事非常有限。”严家祺说，他亲身经历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那次有人被打伤、被抓捕，但无人死亡，所以1989年6月3号晚上，他作为名誉校长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发表讲话时，没想到会发生“大屠杀”，也没感到危险。对于学生拒绝撤离广场迫使当局动用武力清场的说法，严家祺表示：“对比两次天安门事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有了。1976年也发生天安门事件，那次把邓小平作为黑后台，1989年把赵紫阳作为黑后台。1976年出动了工人、民兵、公安干警大概有三千人，

加上维持秩序的部队，总共人数不到一万。直接参加清场的警察大概是六百多人，就是把纪念碑门口的人抓起来了，4月5日晚上，大概抓走了二百多人，抓人的时候有人反抗，把有些人打伤了，但没有打死一个人。但是1989年，出动了十八万的军队，其中从公主坟、木樨地、沿长安街西边开过来的军队三十八军人数就有一万五千人，还有坦克，还有机枪，一路扫射，所以死伤的人非常严重。对比这两次天安门事件，就是学生留在广场，怎么能够用机枪、用坦克来镇压呢？所以我们说天安门事件的翻案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和平抗议的民众，他们没有进行什么反革命暴乱，而且1989年6月3号到6月4号早晨是一场大屠杀，把这么多人杀了，杀人的人要追究罪行。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或者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错误同罪行是不能相

提并论的，这是我提到六.四的时候要说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严家祺也认为，六四屠杀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政局，也跟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密不可分：“邓小平在全世界对六四的谴责面前作出的一个反应，就是放弃共产主义、放弃社会主义，不搞什么计划经济、公有制了，大家自己去赚钱把。邓小平就用这种方式，来挽救共产党，中国走上了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因为六四屠杀造成了全世界谴责，在这个谴责面前，六四之后不到半年，柏林墙就倒塌了，因为东德的军队不敢再开枪射杀逃到西德、逃到西柏林的那些人。所以柏林墙在1989年11月9号的倒塌，实际上是六四屠杀事件的直接结果，这个情况下就造成了整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瓦解。所以邓小平严格来讲，他不仅是六四的杀人犯，而且他也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他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多少带有些理想主义的东

西，完全丢掉了。中国今天的灾难，不仅是专制主义的灾难，而且也有早期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灾难。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中国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同外国资本进入的结果。所以这个经济发展，包含着亿万农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天安门母亲、许许多多六.四遇害者、遇难者的血和泪。所以，今天的经济发展同六四屠杀密不可分，今天的社会不公正也同六四屠杀密不可分。”

第六章 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1989年抗争的主要群体，大学生和知识界在二十一世纪则基本保持沉默，这被海外的一些评论家指责为“犬儒化”。而其实，这一指责并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换一个角度，则不难看到，对1989年的镇压相对保持沉默的弱势群体，现在却成为“维权运动”的主力。

这一对比说明，六四屠杀以后，中国政府吸取教训，加紧收买大学生和知识界，提高了他们的生存待遇；而对1989年相对沉默的群体，如农民、民工、大多数城市工人，则加紧了权利的剥夺。

有人称此为“镇压的循环”、“沉默的报应”。

2009年5月22日的英国《卫报》，发表文章分析类似的现象，称为“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China's rise relied on a rural miracle. So does its future，黄亚生）指出中国专制政权之所以没在1989年垮掉，其真正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农村人口“相对满意”。

东欧自由、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与中国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在1989年遭遇同样的命运，是因为中国没有放手对其政治体制进行自由化。这是对历史错误的解读。中国在1989年没有“垮掉”与它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并无太大关系。（相反，中国在19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领导下，尝试过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中国之所以没有在1989年垮掉的真正原因，是其农村人口相对满意。

在天安门事件高潮时期，邓小平曾对其他中国领导人做过如下表述：“经济仍旧是基础。如果我们没有经济基础，学生游行十天农民就要暴动了，更别说整整一个月了。”中国面对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可能是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之际，这一课题值得铭记。

2009年，数以百万计的出口制造业就业机会消失，大量农民工或者失业或者被迫接受大幅减薪。中国要走出其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关键在于如何在中国农村重复1980年代所发生的奇迹──十年间，农村人口的个人收入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十年代，这一增幅放缓到不到4%；而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前，这一增幅大约是5%-6%。农民由于没有响应1989年的抗议，而在随后的年代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1980年代中国的农村奇迹，其实是中共得以稳固其政权的真正原因。这一奇迹得益于1980年代乡村地区重大的政策放开。当时，赵紫阳政府着手引导财政资源进入萌芽中的私营经济和农村中的企业活动。农村金融体系也获得了一定灵活度，非国营的资金提供者被允许与国营金融机构在吸引存款和进行放贷方面竞争。在农村地区，政府系统化地破除阻碍商贩在城区进行买卖的政策壁垒。农民企业家们，反正从来没有享受过终身制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很快就抓住了改革带来的机遇。他们充分利用了城市的高收入和城市中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在1980年代，农村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便是商业收入──农村家庭经营小企业的收益。

这一切在1990年代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开始着手进行以城市为核心的大规模投资战略，并成功、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新机场与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但农村收入却未能提高。中国农村人口的个人所得增长率降低到1980年代的一半。对家庭调研详细数据进行的分析也显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在1990年代出现了崩溃。1980年代，接受调研的农村家庭中大约30%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信用资本。但在1990年代，这一数字下跌至10%。而与此同时，农村家庭需要负担更高的税赋、教育费用，以及医疗费用。

当大多数中国人口的收入增长放缓时，整个国家的个人消费水平下降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年间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家庭消费占GDP比例大幅缩水。2007年，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3%，比1990年代初下跌了10%以上。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的消费水平甚至能接近这一数字。印度的消费水平比中国高二十个百分点，巴西高二十五个百分点。而中国的低消费与东亚文化无关。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典型的东亚国家，其消费占GDP的比例均超过55%。

很多分析家敦促中国降低出口以解决全球失衡。但对这一现象的正确考量，不是中国为什么出口这么多，而应该是为什么中国消费这么少？要让中国公众的消费带动GDP增长，关键在于重建中国农村1980年代所享受的商业和金融环境。中国应当大胆地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比如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取消户口制度（这一制度限制农村流动人口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取得城市居留权），赋予农村居民彻底的土地交易权，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强化1980年代改革的另一个产物──通过村级选举改善农村基层管理。1980年代，中国不但着手放开经济，同时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面对危机，任何政府能犯的最大错误莫过于“错过机会”。1989年，中国错过了一个和平过渡的机会。

第七章 中国的崛起造成世界的改变

改变并不总是好的。以反对专制而著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到中国访问。《南华早报》在5月26日说，佩洛西显然避开人权问题不谈。中国有些异议人士也因此对佩洛西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她“这次也投降了”。因为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要不买美债，美元就可能垮台。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希拉利?克林顿在佩洛西之前来中国时，也是闭口不提民主、自由、人权。

2009年6月3日新闻报道指出，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日前”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说：“中国政府跟二十年前不同”、“胡锦涛与六四无关”。台湾现总统马英九6月1日晚间于媒体“茶叙”时，也是这种看法。马英九呼应说，吕说的很对，如果还用六四那时候的尺度看中国大陆，可能将来出现问题的是自己。当媒体质疑台湾政府的两岸政策出了问题，马英九表示，现在中国变得有影响力了，很符合国际秩序。马认为，目前的情势已经转变成为经济相互依存，不能什么事情都无限上纲，否则的话什么都不要做，变成抱残守缺、锁国自闭。

现在，在纪念六四惨案20周年的问题上，大家谴责台湾总统马英九前倨后恭、首鼠两端：前十八年“积极上进”时参与纪念，后来两年“做了总统”就自我封顶，可以不再参与了。其实，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人们都还记得，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全世界都在制裁中国，但是唯有台湾例外，台湾利用这个机会提供的“创业真空”，顺顺当当地进入中国大发利市。现在“台资”在所有“外资”中，都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台湾急进大陆的结果，是彻底出让了自己的安全。天道好还，台湾经济不仅因此急趋衰落、空心化，而且在帮助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让台湾自己边缘化，已经沦为中国大陆的附庸，“台湾是香港第二”的命运，就由马英九这个出身于香港的总统，预示出来了。

在这波金融海啸冲击下，台湾经济受重创，减税政策点燃财政危机的引信，创下有史以来最糟纪录。不仅台湾如此，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如此。《华尔街日报》日前针对五十二位经济学家的调查，有半数认为这一波景气的真正复苏可能要花三到四年。

这波金融海啸以来，欧洲先后有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英国等主权评等或展望遭标准普尔调降，英国被调降评等展望的主要理由即是财政恶化。台湾的财政危机，早已引起国际信评公司的忧心，惠誉与标准普尔分别把台湾的主权评等展望调为负向。标准普尔日前公布一项报告直指，如果这波经济衰退期延长，台湾未来四年的经济可能都是负成长，届时台湾主权评等可能连降五级，沦为亚洲的后段班，甚至不及中国大陆。

标准普尔这项预测是根据模型推算，如果台湾的经济复苏力道强劲，怎么会得出如此悲观的结果呢？依标准普尔的分析，未来让台湾主权评等连降五等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债台高筑，以及脆弱的金融体系，如果台湾的经济持续疲软，未来几年内政府的负债也很难改善，甚至更加恶化。事实上，这波金融海啸对台湾财政的冲击已经显现，2009年1到4月的税收比去年同期减少七百多亿元，主计处估计全年可能短少一千九百亿元。在税收大减之际，财政部又陆续推出多项减税方案，将使得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如果景气复苏期拖得更长，未来要平衡财政收支只有靠举债或加税。在景气低迷之际要加税，难如登天；然而，这些年来政府负债余额已逼近五兆元，台湾还有多少举债的空间呢？

对于台湾的未来展望，显然标准普尔的悲观预测与财经首长的乐观预期南辕北辙，在此，我们当然希望标准普尔的预言不会成真，但是，如果当今执政者无法体认台湾财政亮红灯的事实，继续肆无忌惮地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那么台湾的财政势必持续恶化下去，一步步实现标准普尔的预言，甚至步上美国加州破产的后尘。届时，掌管财政税源的财政部，当然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台湾为什么会陷入长期萧条呢？这是否“血酬”的报应呢？

在回顾当年的时候，曾建元在《中国民主人权发展与台湾民主的挑战》一文中指出，“六四是两岸党国民主竞赛的分水岭”：1989年6月，台湾根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中国大陆的学生们却作为社会的代言人站了出来，点燃了自己的青春，同时也照亮了台湾人民的前途。

第二年，1990年3月16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上，一场似曾在天安门广场出现过的学生运动爆发了，北京临时学生联合会的精神在广场校际会议间复活，台北市民像北京市民一样地照顾和保护学生。台北学生要求与李登辉总统对话，姿势一如北京学生对中共提出的要求。广场上树立的野百合，像是被北京的民主女神高高擎举。台北的媒体兴奋地应用前一年学习来的技巧捕猎广场上的每刻动态，并且开始比较起北京的柴玲和台北的范云。3月17日凌晨，国军首都卫戍部队可能开进广场的流言不断，六四凌晨的画面浮上台湾每个还醒着人的眼前，包括广场上的每个人、国军将领和士兵们、悲悯地照看下，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行政院长俞国华和总统李登辉……。国民党的党政高层自觉地意识到台湾不能重蹈大陆的覆辙，结果六四的幽灵保佑了台湾，李登辉当选第八任总统，对3月学运的四大诉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做出承诺，年底国是会议召开，决定终止动员戡乱进行修宪，而于1992年底完成为民主奠基的国会全面改选，1993年李登辉提名之台湾省政府主席连战经第二届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长，民主政府成立。台湾自此拉开了与中国大陆在政治发展的现实与观念上的差距，迈向一个民主的国家。

六四屠杀是一面镜子，警告台湾各界对待3月学运的态度。六四屠杀微妙地鼓动着台湾朝野上下决心走向民主，台湾居民最后用台湾的民主化来纪念北京的六四英灵。但与此同时，台湾却拒绝支援北京的民主化──台湾为什么会陷入长期萧条呢？这也许就是一个报应的侧面。

第八章 世界仍关注天安门惨案？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四年后，其长达三十多小时的录音回忆录将以中、英两版本的形式在美国与香港出版，书中揭露决定以武力镇压天安门学运的关键一刻，以及其余六四内幕、中国改革历程与中国未来的前途等。本书编辑之一伊格内修斯（Adi Ignatius）5月14日对多维社指出，虽然二十年过去，但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仍很关注，预料除了中国研究者外，也有许多美国人想对此事再探究竟。

赵紫阳1989年因为支持天安门学运而遭罢官，随后被软禁在家十五年，直到2005年1月逝世。据赵紫阳秘书鲍彤表示，赵紫阳1993年便开始为录音做准备，直到1999年在友人协助下进行录音。录音带共有三十卷，赵紫阳每次秘密录完便绕过监视者的耳目，由友人秘密冒险带出，在他逝世后，鲍彤等人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整收集到所有录音，并由赵紫阳的三名友人秘密带出中国，由鲍彤的儿子鲍朴与妻子翻译成英文，并与伊格内修斯共同编辑成英文版《国家的囚犯：总理赵紫阳的秘密日志》（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由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中文版《改革历程》则由新世紀出版社出版，时间均为2009年5月。这是一部“历时二十年完成的著作”。

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那便是选择以武力镇压天安门学运的过程，那是在没有投票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赵紫阳描述了一场会议，他来到邓小平家中，想为自己温和回应天安门学生的主张做最后一次辩护，但邓小平说，已决定武力镇压，在当时的社会下，其余人家遵从这样的决定，但赵紫阳说，他不同意。在多年软禁下，大家以为赵紫阳不可能再就天安门事件发表意见，但他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么做了。这份回忆录提醒人们，天安门事件不必非要以武力镇压的方式作结，这是一场高层的权力斗争。

伊格内修斯曾任《时代》副总编与执行编辑，负责国际和商业报导，也曾在任编辑期间负责《时代》亚洲版。伊格内修斯在《国家的囚犯》里介绍：“这是中国第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他的高官生涯的坦率描述。他让读者看到全世界最不透明的政权之一的内幕。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这位试图让自由改革进入中国的领导人的喜怒哀乐和成功失败，他曾竭尽全力阻止天安门血腥镇压的发生。”

“这是赵紫阳对历史回忆的版本，可能也是他为自己的辩护，希望将来有一天，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重审他的案子，恢复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尽管赵紫阳已经去世，但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话，具有使中国人聆听和反思的道德力量。”

不过，这样的内容是否能引发美国读者的兴趣？伊格内修斯认为，对研究中国的人来说，书里揭露的中国政治会是他们需要知道的，另外，那些不看小说、喜欢了解政治的人，也可说都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我不觉得这会是很大一群人，不过像亚玛逊网站或Barnes&Noble书店，他们买了很多非小说类的书，包括这本书，他们仍认为在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之际，这本书是有市场的。”伊格内修斯说。他解释，对美国人来说，不论他们是喜欢或不喜欢中国，不管认为中国是敌是友，他们还是会给予关注，因为美国人知道中国已是个重要国家、有经济实力也有影响力，比起印度和俄国，中国也许仍是美国人最感兴趣的国家。

“但有个问题是，人们已不记得这些二十年前的名字，他们从大众印象里消失了，可是我认为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还是非常非常有兴趣，虽然不记得名字，但他们知道那些学生、那些绝食者，还有他们希望中国变得更好的理念。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仍是很关注的。加上今年是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人们应会希望对此事有更多的了解。”

根据上述情况，说西方人没有忘记六四，那只是就新闻和人权的层面而言的，但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六四惨案已被西方主流社会所遗忘。2008年，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出席北京奥运会，2009年初，民主党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访问中国，堪称近期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但希拉里与中共官员的接触过程，却令国际舆论失望。

2月23日，《华尔街日报》在《希拉里访华大谈经济：避谈人权》的报导中指出，希拉里刻意淡化中国备受争议的人权问题，转而大谈经济问题丶环境问题藉此避开敏感焦点：“希拉里在周日与妇女界代表进行的一小时会谈中根本没有提及人权问题，访问过程中也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谈论敏感问题。”“希拉里不久前曾表示，她不会在访华期间将重点放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上周五她对记者说，这样做可能会破坏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付出的努力。”

希拉里的作法，也让国际人权团体感到不满与愤慨。报导指出：“希拉里这样的表态令人权组织感到愤怒。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声明中说，这种讲话向中国政府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中国以往在人权上的进步部分就来自於外部压力。”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的库玛（T. Kumar）接受国际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拉里的发言令他们“感到震惊且极端失望”。他说，美国是少数能够在人权议题上勇敢对抗中共的国家之一，希拉里说人权不能干扰其它重要议题，是破坏未来美国保护中国人权的主动权。

这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趋势：希拉里的“革命”自有后来人。

《美国之音》2009年5月29日的“国会一周”明确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Rep. Nancy Pelosi）在休会期间，第一次以议长的身份访问中国，重点在于讨论美中合作处理气候变化，美国媒体评论她对人权问题保持低调。佩洛西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为第三。她会见的中方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总理温家宝。代表团里的共和党众议员森森布伦纳（Rep. Jim Sensenbrenner）说，他感到失望。他说：“中国还是老一套的做法。我得到的信息是中国要以自己的方式办事，不管世界其它国家在哥本哈根谈论些什么。”然而，两党在某一点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在人权问题上闭嘴。

众所周知，佩洛西曾经是“直言不讳的人权倡导者”。十八年前，1991年，佩洛西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议员举着旗帜，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抗议示威。那时她“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和西藏人权的关怀”，“如今我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可以有机会直接与中国国家主席谈话，能代表整个美国国会提出人权问题”，她说。但实际上，她并没有说出什么。

六四不但被中国年轻的一代所遗忘，也被西方主流社会所遗忘，所以才会发生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金融海啸。这就是因果报应。不是神学与道德的惩罚原则，而是经济与政治的反弹力量。

第九章 迟到二十年的血腥教训

刘自立在《冷战思维与六四镇压》中指出，苏东解体变天和六四镇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历史的偶然是，六四镇压导致了中国政权的继续存在；历史的必然是，苏联体系的崩溃。

这个课题非常繁复，关键是美国人对于东欧发生的事情不起主导作用。这个本质变化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使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因素来源于“星球大战”对于美国的失败。那么，美国人是不是推倒柏林墻的根本动力呢？不是的。因为苏东解体是中国“六四”运动的直接后果。而美国人当时还在继续维持东、西两个霸权阵营之间的平衡。于是，出现了中国“六四因子”的奇特效应。中国六四事件，可以让邓氏镇压得手──而昂纳克等人却无法再向群众开枪──因为苏联本身再次出动坦克的可能性消失了──为什么消失？因为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向群众开枪，甚至出动坦克予以全歼──那么他成为历史的罪人。这个改变，其实间接呼应了美国价值中绝对自由和绝对民主的因素──而不是其国际战略之均衡原则使然。美

国人不知道苏联会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但在戈尔巴乔夫释放了三千政治犯以后，冷战格局确实结束了。

刘自立认为，苏联崩溃既然不是美国人的作用、不是其国家意志使然，而是自己的价值观念使然；那么，中国政权的六四得手是不是美国政府的作用呢？美国人（包括欧洲政府）对于六四的镇压、直到现在还是持有官方的批评态度；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切断和邓政权的国家关系──就像在猪湾牺牲了雇佣军的生命，但肯尼迪依然认可了古巴政权。由于其国家利益需要，美国很快和中共政权继续往来，直到今天。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与其说“改变”了什么，不如说根本就是布什的对华政策的继续。他的基本提法就是，认可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崛起；希望这个政权在国际争端中发挥正面作用；同时鼓吹应该改善中国的人权。这个逻辑其实就是美国历届总统的逻辑：一言蔽之，就是希望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和美国协同作战。这是非常

可笑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

刘自立认为，于是，美国对华政策在六四问题上和中共政权继续保持微妙的潜在的一致。这个一致性内涵表达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和中共权贵阶级的政权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经济需求的结合。所以，美国人可以在恍惚中接纳戈尔巴乔夫和解体的苏东，也可以继续接纳中国政权。于是一个国际新格局出现了：苏联消失以后，由中国继续代替之，与美国形成战略关系和新冷战关系──这个新冷战表现在美国鹰派坚持的、对于中共的意识形态之争上。历史不是结束而是重新开始了。

刘自立现在还住在北京，他批判美国对华政策，和流亡美国的中华同乡会一类的立意，是完全不同的，不仅出于真正的切肤之痛，而且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认为：在美国价值观里，正面的自由民主论遮蔽了国家利益论──人们不知道美国人可以鼓动匈牙利起义，也可以一夜背叛和抛弃之──对于六四他们也如法炮制。中国人期待屠杀带来的中美断交，政权崩溃，李鹏审判等等，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为什么？他们不知道美国价值观是双料货色。

正是这种两面派性质，决定了以下情况：“如果美国人看见赵紫阳成为叶利钦，他们也会同样支持中国的新政权。这就是所谓中国人只能自救，而不能他救的道理。重复而言，苏、东可以解体，而中共可以继续存在──这就是冷战结束和六四以来，对于美国价值观的一种准确而全面的描述。”

刘自立的上述分析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可惜的是，他晚到了二十年。而且他一面说“世界是现实的，逆向的选择尚未出现，还是被政治地心说统治”，另方面却说“我们只好等待新思维的普及”──好像新思维可以违背地心引力似的。

其实，刘自立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批判，是“缺乏对于人性、政治、历史的深入一层的理解”所致，也就是说，刘自立的批判是“过于理想化的结果”。从人性、政治、历史来看，其深入一层的秘密原理一贯就是而且永远将是：“你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出卖你的自由，以便扩大我的自由。”──这就是世界上一切奴役制度的根源。大家都记得，法国革命的时候，是来自民主国家的瑞士雇佣兵在守卫王宫、屠杀起义者，这些法国国王豢养的“共和国卫士”至今得到瑞士人民的怀念，因为是他们在欧洲各地的卖命活动，为瑞士赢得了自由和中立。这是不是说民主国家特别铜臭呢？也不尽然。美国独立时，是法国国王的反革命部队，出手援助了美洲人民的自由起义，使得美国宪法没有成为废纸。这种人性、政治、历史的荒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改观而改观：在1950年代，苏联在利用中共发动了“抗美援朝”之后，却甩掉了中共与美国握手言和；而1970年代，中共则用同时的伎俩，在利用越南削弱了美国之后，向越南发起进攻来赢得美国的好感。现在的“北朝鲜核问题”再度暴露上述的秘密原理”──“你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出卖你的自由，以便扩大我的自由。”另外还要加上“你的安全不是我的安全，我的安全就是出卖你的安全，以便扩大我的安全。”“你的利益不是我的利益，我的利益就是出卖你的利益，以便扩大我的利益。”

“社会主义的兄弟”原来同样服从资本主义的铜臭；所以讲究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最极端的专制主义。1989年六四屠杀后，世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或多或少确如中共的抱怨，是“冷战思维”的结果。只有冷战思维，才使得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而互相支援；只有冷战思维，才使得追求专制独裁、共产主义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支援──而即使在冷战时代，冷战思维也并不能克服而只是体现了上述的“秘密原理”，何况在六四屠杀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冷战早已结束的时候？

由于刘自立的迟到，尤其因为刘自立式的误解，二十年来的中国民运，基本上停留在“告状”阶段，或是“告洋状”，向国际社会申诉、作证、要求援救和资助；或是“告土状”，向中国政府申诉、要求平反和赔偿。

令刘自立们最终感到失望和气馁的告状，不是断不可行，而是断不可指望。说到底，那其实只是一种宣传的方法，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全球政府，没有一个基于全球政府法理权力的、具有执法能力的国际法庭。换言之，既然冤民们的告状对象还是各个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敌对争风吃醋的主权国家，那么，告状就只能减轻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即使冤民们组成了大同盟，也无济于事的。

第十章 八九民运与人血馒头

 

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八九民运，都是由于社会公正的缺乏而引起的。事实上，中国八九民运的源头，就是1988年中国国内的一场金融危机，也就是“物价闯关失败”引起的。中国在1980年代的这一金融危机，其实也是苏联集团在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的预演。

八九民运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二百以上城市卷入）、人数最多（一千万以上人参与）、时间最长（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整整五十天，还不包括屠杀以后的持续抗议）的和平请愿。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基本没有外力援助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是一个奇迹。

八九民运的和平请愿虽然倒在六四屠杀的血泊中，但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却激发起东欧人民抗争意志，以致在短短两年内，就先后瓦解了包括苏联本身在内的整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又一个奇迹。世界历史因此转向，人类命运因此改观──八九民运的巨大功勋，因此再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另外一个如此自发的、影响深远的人民运动。

有一个谚语说：“油画要从远处去看，英雄也是一样。”其实，何止油画去英雄，面对任何历史事件和自然现象，都需要间隔了一定的距离，才能看清其全貌和因果──而且还需要各种角度的反复观测。今天，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能够比以往更为清晰地看出八九民运的全貌和因果，看清其巨大的能量──并且看清它其实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在八九民运的相关问题上，舆论常把拿了“六四血卡”的人们，也就是六四以后通过西方政府的“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而获得永久居住权（绿卡）的人们，叫做“吃人血馒头的”；其中既包括获得绿卡就退出民主运动的，也包括以民主运动为谋生工具的。这些吃人血馒头的人，通常都被认为只是居留海外的中国大陆人。不过，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吃人血馒头的，其实也包括一切在六四以后通过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好处的人们。其中既有外国人或是“境外人士”，也有一直居住在中国大陆从未离开的人们。所有这些遗忘了六四血腥的人们，都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各自形式的人血馒头。

我认为，吃人血馒头也许是“向前看”、“向钱看”的人性所免不了的；但是，吃了人血馒头还要诋毁人血的，则是人性所不容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根据“你的自由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就是出卖你的自由，以便扩大我的自由。你的安全不是我的安全，我的安全就是出卖你的安全，以便扩大我的安全。你的利益不是我的利益，我的利益就是出卖你的利益，以便扩大我的利益”这一人性、政治、历史的原理，“中国人渐渐忘记六四”是正常的、符合原理的；“世界仍在关注六四”则是反常的、违背原理的。

现在，各国政府乃至整个世界都在中国政府的枪弹和银弹所组成的双层夹击面前倒下了。不过这反而增添了中国抵抗运动的价值：我们是在孤军奋战，世界因为我们的孤军奋战而获得了希望和明天。这正如圣法兰西斯说过的：“世界的全部黑暗，也不能扑灭一支蜡烛的光辉。”（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 ──Francis of Assissi ）

在某种意义上，金融危机乃是一种全球性的“人血馒头效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瓦解所释放出来的巨大产能，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和投机成风。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瓦解，在东欧和苏联造成了政治改组，但中国还没有造成政治改组，但这是迟早的事。而一旦中国完成了政治改组，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因为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致命冲突，造成了人为的、爆炸性的压力。中国的内部高压所造成的外部冲力，给世界造成了金融海啸是毫无奇怪的。

“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的命题，使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萨满教风俗：在重要建筑物的奠基礼上，经常牺牲一个孩子的生命，把他埋入这个建筑的地基里，期望因此使得这个建筑像孩子的生命一样常葆青春。

这个残酷的风俗不是孤立的，它是从原始的农耕仪式那里演化来的。原始人常常在春耕的时候，砍下人头、埋进地里，期望因此使得这年的收成变得丰盈。这个残酷的风俗和原始的农耕仪式，都是前述的秘密原理的最为生动的体现。

千百万六四镇压的受难者，就像是埋入巨大建筑物地基下面的孩子，他们至今仍在暗无天日的状态里。但是我们不是原始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不仅凭借低级的本能生存，我们还有高级的思维活动，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持续呼吁──如果他们的灵魂不能得到安息，中国的建筑造得越伟大，那么倒塌的风险就会越高。历史将证明这一点。

结束语

终结全球金融危机与平反中国八九民运，都需要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是世界所需要的，又是现在的世界所缺乏的，因此是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实现的。一种公正的世界秩序，其前提是一个能够实现而不仅仅只是传播普世价值的权力中心，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全球政府。这不仅需要抑制各个主权国家的胡作非为，而且需要扬弃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需要认清国家崇拜是现代政治的万恶之源。让我们不仅仅是期待，而且是努力促进这一全球政府的成立──这就是我二十年来对于1989年中国悲剧的综合思考所作出的结论。

中国反对派运动，目前只能在各个主权国家的厮斗所造成的空隙中，图存、发展，这看起来给人希望不大的印象。其实，任何不利的处境都有其有利的一面，中国反对派运动的夹缝处境和边缘化状态，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推动世界走向公正的统一的全球秩序”的前沿阵地──如果我们能够像古代战国的纵横家那样周游列国、穿梭在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纵横捭阖，向各个主权国家施加最大的压力，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绩。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认为，达赖喇嘛已经为中国的反对运动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我们也能像达赖喇嘛那样，积极在国际之间从事“民主人权的纵横事业”，不断推动世界走向公正化和一体化，我们就能像八九民运曾经瓦解了苏联东欧阵营那样，再创历史的辉煌！而这，尤其需要深入扎根于各个所在国家的主流社会，运用这些社会所形成的合力，迫使他们推动中国的进步。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认为，美国犹太人也为中国的海外侨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华人们也能像犹太人那样，积极参与所在国家的社会政治活动，迫使国际社会不断支持推动中国走向开放，我相信，民主中国就能像以色列那样以小博大、以寡敌众，最终在专制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2009年6月2日于纽约

（2009年6月4日下午在华盛顿特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联络委员会”内部会议上的预定发言，6月24日修订）

（另起一页）

书名

变脸中国（多脸谱的中国）

──揭开现代南北朝的原理

A Multi-Faceted China

-- An Elaboration of Theory Behind a Modern Version of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Pres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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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eigh, NC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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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1月第一版

January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