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合法的第五纵队在行动

《惊曝：90名美国前议员充当“中国等国家说客”》（2022-7-1 FX168）报道：

美国昆西研究所的报告曝光，自2000年以来，至少有90名前国会议员作为外国代理人进行游说。土耳其的外国利益集团列出16名前议员，韩国、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紧随其后。

据昆西研究所发现，一些知名的前民主党议员在土耳其利益的要求下，进行“完全合法的影响工作”。他们包括南达科他州的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达施勒(Tom Daschle)、密苏里州的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格法特(Richard Gephardt)，以及密歇根州的前众议员斯图帕克(Bart Stupak)。

“他们一起帮助土耳其影响美国，对土耳其的武器政策，引渡流亡的土耳其持不同政见者，并鼓动反对人民国防军。这是一个在叙利亚的主要库尔德民兵组织，也得到华盛顿的支持，”报告称。

报告也提到：“这些前民选官员及其公司中的许多人也游说反对美国，承认最终于2021年4月发生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事件，警告称种族灭绝问题的严重性，对美国与土耳其关系构成潜在威胁。”

兑现外国利益支票的不仅仅是民主党人，昆西研究所指出前参议员，也就是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人维特(David Vitter)，为中国国有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威视工作。

前参议员报告指出，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人科尔曼(Norm Coleman)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离职，代表沙特阿拉伯皇家大使馆。

研究人员写道：“作为一名沙特说客，科尔曼在2018年华盛顿邮报记者Jamal Khashoggi被残忍谋杀，以及沙特在也门灾难性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后，在努力恢複沙特阿拉伯的形象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研究人员说，在90名前立法者中，49人是共和党人，41人是民主党人。报告称，OpenSecrets的分析发现，自2016年以来，中国在外国代理注册人上的花费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报告写道：“随着支出的加速，中国聘请前议员的做法也在加速，仅在过去4年就有7名前议员代表他们的利益。”

昆西研究所研究员弗里曼(Ben Freeman)表示，担任外国代理人的前立法者人数比他和研究员尼克(Nick Cleveland-Stout)预期的要多。

“我认为，首先这里至少存在着潜藏的国家安全风险，因为当我们谈论前国会议员时，我们谈论的是有权访问机密信息的人，”弗里曼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谈论的是能够获得高度机密信息的人，包括军事行动、海外情报行动，甚至是美国国内的国家安全威胁。”

弗里曼说，他很惊讶地发现有这麽多人代表土耳其工作，尤其是近年来。他说，他发现在2016年后，当《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增加时，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前立法者人数有所增加。

一些前议员为多个外国利益集团工作，2019年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文件显示，斯图帕克为土耳其工作，并在卡塔尔和香港有利益，而维特2022年的文件显示他在海康威视的工作，以及他代表与津巴布韦和俄罗斯有关的实体的工作。

大多数成为外国游说者的前联邦立法者，都曾代表威权政权工作，被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认定为“不自由”的政权，其中包括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弗里曼说，他认为外国影响是一个跨党派的问题，联邦立法者需要跨过道来解决这个问题。

“外国势力不在乎你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他们关心的只是你是否愿意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弗里曼说。“也正因如此，若是进来的影响是两党的，美国的回应，国会的回应，它也必须是两党的。”

弗里曼是打击外国影响法案的支持者，该法案旨在限制前联邦立法者和其他美国议员，为外国进行游说的官员。

该法案于6月推出，将要求非营利组织和智库披露来自外国实体的高额礼物，并要求进行政治活动，以验证捐赠者是否拥有有效的美国地址。

谢选骏指出：“为外国进行游说的官员”，其实就是第五纵队，虽然他们披着“合法”的外衣，不论他们是前联邦立法者和其他美国议员，还是行政官员或是法官律师——为外国进行游说，就是“第五纵队在行动”！

《美国“参议院良心”如何成为中兴说客？》（自由亚洲2019.01.09）报道：

有“参议院良心”之称的美国前联邦参议员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一月初在美国司法部注册为中国通讯巨头中兴的说客。在华盛顿对中国高科技公司日益警惕的氛围下，利伯曼的这一举动有何背景？

乔·利伯曼在华盛顿政治圈内广有人脉，口碑也很好。2004年，他曾作为戈尔的竞选搭档，参与过总统竞选。

利伯曼注册为中兴的说客，这一消息最早是由华盛顿非营利机构“响应政治中心”在其官方网站“公开的秘密”上透露的。根据网站的报道，利伯曼的主要职责是收集美国政府对中兴有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顾虑和想法，单独作出评估，并为中兴提出对策建议。

按照传统定义，利伯曼的这些职责并不是狭义上的游说活动，因为他并无计划影响某个具体的立法。而利伯曼就职的法律事务所也告诉外界，利伯曼活动的目的不是要去施加影响。

曾在联邦参议院担任多年政策主任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认为，这其中的界限很模糊，“他（利伯曼）签订这个合同之后，就马上和国会之前的很多同事联系了。这些联系就是他收集信息的一个部分，也可能是他从事游说的一个过程。你很难判断他到底在说什么……所以，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说服能力也是很强的。”

中兴公司因违规向伊朗、朝鲜等国销售美国禁售的电子产品，在2018年被迫向美国政府支付高达10亿美元的罚金，并且一度被禁止从美国购买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提高了对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警惕。去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强化了美国技术出口的限制。

在这种背景下，中兴公司也加紧了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以使美国政府的政策能有利于其在美国的发展。据“公开的秘密”网站依据美国司法部等机构统计的数据，中兴公司2018年在美国投入的游说资金就超过了200万美元，而这个数字在2017年只有50万，此前5年，最高的年份也只有100万美元。

韩连潮说，花费巨资进行游说的中国公司不止中兴一家，“中兴、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多少年来，就一直在华盛顿雇佣政坛人物来帮他们做游说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卖的一些产品对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利益有损害，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在华盛顿有这样的游说公司来替他们搞公关。”

与中兴相似，2012年，中国另一家电讯企业巨头华为，在美国扩张市场时，也曾因国家安全问题遭到美国国会调查。据“公开的秘密”网站，华为在当年花费超过100万进行游说，而前后几年，这笔费用从未超过80万。

参与为中国公司游说的，有不少是重量级政治人物。中兴的说客中还包括曾任希拉里总统竞选主席的托尼·波德斯塔（Tony Podesta）。另一家中国电子通讯巨头华为，2018年在美国委托的6位说客中，有4位曾是美国政府的重要官员，其中包括两位前国会众议员。

在华盛顿从事游说活动的政策分析家朱利叶斯·霍布森（Julius W. Hobson, Jr.）向本台介绍了游说活动的主要目的，“说客的工作，90%的时间是在辩护，是为了防止糟糕的局面出现。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你必须找到有威胁的方面，让对方担忧的方面，尤其是政策制定者格外关注的地方。”

但华为在游说的策略上与中兴有所区别。华为对登记在册的游说活动投入不多，2018年仅花费12万美元。但除此之外，华为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其他广义上的游说活动，包括资助美国大型的电信业会议，捐助布鲁金斯学会等顶级美国智库的研究活动等等。

本台还将就中国政府或其它企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做进一步报道。敬请关注！（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

谢选骏指出：合法的第五纵队，一直都在美国的心脏里面行动着！

《美国职业游说行业知多少》（网易 2016 十二月 16）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西北区有一个K街，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道，在这一区域，聚集了众多游说组织、智库、公关公司、民间社团等，很长一段时间，一提到游说组织，人们就会想到K 街。了解美国政治运作的人都知道，代表各种利益团体的职业游说人士（即说客）在立法过程中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赞同者与反对者都可以雇佣专业游说人士（俗称院外活动人士）来做国会议员的工作，力图从法案的立案、听证、表决等多个环节达到影响法案的目的。除了联邦政府，说客也对各州政府及议会发挥影响。游说活动在美国是受到监管的行业，同时也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为对于政府及国会的游说，被视为言论、集会和请愿自由的一部分。

游说的英文lobbying源自lobby，本意是大堂，后来变成动词，意指“设法就某一议题去影响政客或公职人员”。建国之初政治家们决定将首都设在华盛顿，除了地理位置的考虑外，还希望政治中心远离经济中心以避免受到金融财团的干涉。那时代表许多地方利益的说客长途跋涉来到首都，租住在旅馆，然后到国会或政府部门的大堂等待要见的政客官员，向他们陈述各自的主张，希望政府采纳。其后这一类人越来越多，大堂就成为他们的“战场”，于是就用大堂来称呼此类行为，将职业说客称为lobbyist。

说客的工作是试图说服政府成员，比如国会议员颁布立法，使自己代表的团体受益。游说行业是民主政治进程的一个合法和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此一般民众不太了解，原因是大多数说客代表公司、企业利益，并且收费不菲，因此民众对他们没有好感，使得说客在公众中留下不佳的形象。其实除了收费的职业说客外，也有许多志愿游说者为公共利益团体和基层组织提供服务，从广义的角度看，向政府请愿或联系国会议员发表意见，都可以说是游说。我们的一位同事过去是留美学生学者组织的成员，曾经多次到国会游说议员，他自嘲说到华盛顿要自费住旅馆，或者到朋友家挤一挤，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说客。

职业说客究竟有多少人呢？据历史悠久的《国家》（The Nation）周刊报道，2013年华盛顿地区登记在册的说客人数为12281人，是2002年以来最少的；如果包括各地的说客在内，人数还要增加许多。根据工资网站（saraly.com）的统计，2016年职业说客的年收入中间值为106057美元。

从游说行业代表的客户看，科技、贸易、煤炭、军工、农业、石油、金融、保险、地产、制药、老年人利益、亲以色列组织、步枪协会等是职业说客的主要客户。据非营利组织“政治责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统计，2015年在游说方面花费最多的首推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开支8473万美元。其次是全国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3778万美元，排在前10名的还有蓝色十字架/蓝盾健保公司（Blue Cross/Blue Shield）、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波音公司、通用电气、美国医院协会（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

美国制药研究与制造商组织（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全美广播事业者联盟（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著名的游说事务所有Brownstein, Hyatt, Farber & Schreck、Quinn Gillespie & Associates、Williams & Jensen、Van Scoyoc Associates、Cassidy & Associates、Smith-Free Group等。

谢选骏指出：合法的第五纵队是美国民主的必要成分！他们的行动不仅合法而且必须！

《华盛顿K街：神秘的美国“说客”》（2020-05-14 搜狐）报道：

在美国，游说是联系立法者和利益集团的桥梁与纽带。

利益集团影响决策者的行为被称为“游说”，它是美国政治中的常见现象，源于利益集团的代表在国会等待议员时的情况：他们站在国会走廊，等待出入议会大厅的议员，以图向他们申诉立法要求。

在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它的街道命名非常有规律，东西向的一般按英文字母顺序命名，南北向的多用数字标识。

其中有一条街道号称：“北连乔治城，东通国会山。”

那就是K街，美国大名鼎鼎的“游说一条街”。

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大道两侧，密密麻麻聚集着多达上千家的公关公司、游说机构和一些民间社团和组织。

由于“K街”游说集团势力庞大，因此也被美国人戏称为除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

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暴风眼——纽约“华尔街”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那么华盛顿的“K街”可谓是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在华盛顿的游说公司约有2000多家。2013年，正式登记在册的说客数量为12281名。这意味着，平均每位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身边，有20多名说客出没。据此前统计，仅2012年，各大机构花费在美国游说公司上的金额高达24.5亿美元。

如1998年美国国会要制定针对烟草业的限制法案时，各烟草公司的游说费用竞相飙升。这一年，美国烟草业单是花费在游说活动上的支出就达到 6740万美元。受人钱财，替人消灾。这项由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议员提出的议案终于未获通过。这等于救了美国烟草业一命。所以，2019年，当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这三家公司分别为游说支出1670万美元，1610万美元和1180万美元，还有Netflix为游说支出为85万美元，苹果公司为游说支出740万美元，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当谈到K街的时候，美国媒体喜欢说：“如果你不了解K街，你就不了解华盛顿，也就不了解美国政治。”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的了解，越是出资高昂，合法的第五纵队就会是接近非法了！这就是贿赂和收买啊。

《美国：说客与政客的双人探戈》（新浪 2006年03月30日）报道：

美国国会搬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希拉德饭店成了议员们的住所。那些希望向议员表达意见的人，由于不能到议员们开会的地方做工作，便纷纷到该饭店的大堂（lobby）里等候议员归来，见缝插针找议员谈话。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种通过交谈向议员施加影响的行为称为“游说（lobby）”，把从事游说的人称作“说客（lobbyist）”。

说客与政客互有所求

游说的存在满足了各方需要，维持着美国政治体系的运转。一方面，各种利益集团有渠道向议会表达意见，推动于己有利的立法；另一方面，议员从游说中得到所需要的信息、数据和报告，可提升自己的议政品质，获取政绩。双方各有所求，游说也就长盛不衰，成为美国政治的独特现象。

游说主体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游说方式多种多样。不论是个人、企业、集团、各种社会团体，还是总统、国防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都想通过游说国会，使之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或决议。为达到目的，美国人游说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除了给议员写信、打电话等正常渠道外，还利用骚扰、调侃甚至威胁等方式影响议员。有一年春天，国会要辩论是否给予处境困难的农民提供紧急资助，支持与反对的力量十分接近。为资金发愁的鸡农突发奇想，向国会山运来3卡车小鸡，往一些准备反对拨款的议员办公室搬：“既然你不同意拨款，我也养不起这些小鸡了，你们看着办吧。”

外国利益集团和外国政府也十分重视游说美国国会，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在这方面，以色列做得最为有效。除了雇佣游说公司，犹太人在美国还拥有自己的组织——“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该组织将资金主要用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选举中集中力量帮助关键议员或拉其下马，对上任后不支持犹太人事业的议员实施报复。犹太人以该组织为中心，以点带面，形成遍布全国的游说网络，能量巨大，以色列政府和在美犹太人都受益匪浅。

游说公司生意兴隆

美国国会的运转十分复杂，游说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能把自己的意愿有效传递给国会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愿意请游说公司帮忙。华盛顿的游说公司云集“K街”，业务繁忙，《华盛顿邮报》2005年曾经用头版报道称“致富之道尽在华府K街”。2005年华盛顿登记在案的游说人员已经达到3万多人，是2000年时的2倍。

游说公司的能量不可低估，他们几乎影响着从议员提出议案到总统签署法律的每一个步骤。游说公司的说客们大都在政界混迹多年，有的还曾是国会议员。他们熟知国会处理问题的程序和细节，并与以前的同事和其他在任议员拥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知道与客户企业相关的何种政策正在制订或筹划中，知道哪些人是影响决策的关键人物，如何进入这些人的视线，何时以何种方式提出建议，谁会支持或反对建议，如何寻找盟友等。他们竭力争取对客户最有利的结果，有时候法律条款看似微小的变动，对一个企业或者集团的影响都可能是巨大的。

对于那些曾任议员或官员的说客来说，游说业使他们在卸去公职后，仍然有机会对国会施加影响，而且还有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1996年曾与克林顿角逐总统宝座的共和党候选人多尔离开国会后也在游说公司任职。享有盛名的说客被称为“祈雨巫师”，他们不但游说能力强，而且还可以提高所在公司的声誉，招揽更多的客户，游说公司也乐得高薪求贤。

三大招数影响立法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是说客游说议员的“杀手锏”。游说不仅仅是请客、吃饭、拉关系，许多议员不愿因此坏了自己的声誉，他们更为看重游说人是否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帮助自己在国会辩论时扩大影响，以便自己连任或升迁，或者卸任后凭借良好形象和政治资本另谋出路。说客与议员打交道时，经常带去大量的信息和研究成果。有人估计，说客1/4的时间是花在搜集和提供信息上面。

当然，并非拥有有价值的信息就足够了，公关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国会议员工作繁忙，想要直接游说议员并非易事，拉拉关系是免不了的。一般情况下，要先同议员办公室或有关委员会的助手打交道。国会的立法工作实际上首先是在各委员会进行的，因此说客还要想方设法在相关委员会中结识朋友。为了交朋友，说客会经常为议员安排有报酬的演讲， 或是为其安排打高尔夫球、舞会和旅行等。为拉近和议员的关系，说客们还要绞尽脑汁避开法律的限制。比如美国法律规定，说客对于同一议员的花费一年不得超过100美元，说客们便通过大量购买议员出版的书籍来献金。

议员极为看重民意和选民手中的选票，一些利益集团还通过影响大众的办法来间接游说国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组织讨论会等活动，鼓动民众向本选区的议员写信、发电报、打电话，向议员表达相同的主张。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媒体制造舆论，影响公众。《华盛顿邮报》就经常为利益集团刊登整版或半版广告，呼吁公众和国会支持或反对某项立法建议。曾有说客描述：“如果一项法案得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议员家乡的报纸的支持，议员就根本不可能反对它。”

丑闻迭出显示制度缺陷

游说政治体现了美国宪法保证人民有机会表达意愿的精神，使国会可以听到各方的声音。游说同样导致了许多问题，贿赂丑闻时有发生，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左右立法来损害多数人利益，说客为达目的难免向议员传达片面或扭曲的信息，这些妨碍了美国国会客观、公正立法。

今年1月的“超级说客”案集中暴露了游说制度的这种弊端。人称“超级说客”的阿布拉莫夫向法院承认，他曾骗取印第安部落数额巨大的政治献金，向部分议员提供高尔夫豪华游、体育比赛门票和高档餐厅用餐机会。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共有20多名议员与阿布拉莫夫有牵连，其中包括被控在竞选筹资过程中犯有阴谋罪和洗钱罪的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以及已因此案而宣布暂时离职的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鲍勃·奈伊。

“超级说客”案被看作是美国游说业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丑闻，要求游说体系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都推出了好几个版本的改革议案，要对院外游说活动进行限制。

但是，熟悉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游说文化盘根错节，已深深嵌入美国的政治肌体，即便推行更为严格的法律，说客们也总能找到灰色区域绕过限制，况且在丑闻迭出和国会中期选举在即的情势下，议员们改革游说体系的议案更像是为赢得选民信任而做的“表态”，而非真心推动改革。说客作为美国政治的一部分，仍将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改革游说体系”根本就过不了“合法的第五纵队”这一关！你想改革他们？先要通过他们的批准！这还可能成功吗？还可能阻止第五纵队的行动吗？

《美国民主党说客突然走红 共和党说客门庭冷落》（2006年11月17日 信息时报）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地位在11月7日中期选举中易主。据美国媒体报道，虽然交接要等到明年1月才实现，院外游说行业风向却已开始转变，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说客逐渐吃香，共和党说客则担心门庭冷落。

民主党说客吃香

虽然眼下距离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地位交接还有将近两个月，但在首都华盛顿，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说客们已有“门庭若市”之势，业务电话频繁，客户包括制药业、石油天然气业以及军工业的诸多公司。

民主党人维克·法齐奥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曾是众议员，后为说客。当说客以来，法齐奥还从未享受过民主党得势的优越，直到最近，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会的力量对比一夕改变，“他突然吃香了”。

法齐奥之所以能够享受突如其来的吃香，是因为他被认为与美国第一位女议长南希·佩洛西关系非同一般。虽然法齐奥拒绝披露自己仍在增长的潜在新客户名单，但他透露，他打算补充人手。

共和党议员倍感失落

共和党已经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但它还可能失去另一处重要阵地——K街。K街位于华盛顿市中心，集中了许多游说公司，被视为游说行业的代名词，也被誉为白宫、国会、最高法院之外的又一个权力中心。

中期选举后，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说客人才开始走俏。一名说客表示，参议院一名前助手接到了邀请，对方开出起步年薪50万美元。“如果你是民主党人，现在是找工作的好时候。但对于共和党人而言，意识到自己要从办公室搬到小房间，会有一点儿不安，”一家游说公司高管戴维·厄本说。

人脉广泛的共和党说客韦恩·伯曼开玩笑说：“我对我的民主党同行说，他们该去买些西装了。我则出去买了两根新鱼竿，还看了看瑜珈课。”

也不是个个都能发财

赢得国会多数党地位是民主党人梦寐以求的胜利，但泽莱尼说，这也有一个意外的“坏处”，就是面对四倍于目前薪水的诱惑，一些高参可能离开国会山去当说客。美国麦考密克集团的说客猎头伊万·阿德勒说，他已经接到一些民主党前议员谋求说客职务的电话。但这些人并不是个个都适合当说客，“他们都是锅里的玉米，但有的会爆开(成为爆米花)，有的却不会。”

谢选骏指出：“民主党说客突然走红，共和党说客门庭冷落”——那还了得，急起直追！俩党不甘屈居人下，合法的第五纵队也是如此行动着——他们都是贪得无厌的“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