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没有皇帝的帝制比帝制更危险

《辛亥革命：终结千年帝制 为中国的进步打开闸门》（中国政协网 2011-10-08）报道：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所有的历史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都还是在争夺皇位上打圈子，未能跳出这个怪圈。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在于，革命的发生动摇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对君主专制制度——皇权统治的崇拜，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掀倒了皇帝的宝座。

●辛亥革命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转折和成就，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说明，中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头了，只有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推动历史前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任务，走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孙中山的社会政治理想，不仅北洋军阀未能实现，国民党政府也未能实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有条件实现孙中山的社会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先辈们的理想和事业，而且大大发展了他们的理想和事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的忠实继承者。

由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开始的辛亥革命，到今年已经100周年了。辛亥革命是历史的首创，它提供了此前的中国历史进程未曾提供的新鲜经验，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深入研究。

辛亥革命冲破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堤防

中国历史悠久，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已经过了2200多年。著名的二十四史记录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宫廷政变、砍砍杀杀的许多故事。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这一起义固然是大胆的造反举动，但目的也只是争一个帝王的位置。楚汉相争，出身草莽的刘邦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元末农民战争，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力战群雄，开创了明朝天下。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天下始终是一人一姓的天下。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君主专制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也是封建社会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冲破君主专制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进入近代以来，情况有了变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中国的独立主权损伤极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它们的生产方式带进中国，对中国社会生产的冲击很大；欧风美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逐渐传入中国，对国内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冲击很大。太平天国运动发动了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冲击，虽然提出了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的理想，要在地上建立“小天堂”，但这个“新世界”、“小天堂”仍然不能摆脱封建皇帝的那一套，不能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被人给予很高评价的洋务运动，也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只能给百孔千疮的统治机器增加一点润滑剂而已，根本无法改变国家的面貌。戊戌维新运动主张君主立宪，试图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它力图保住光绪皇帝的位子，既不彻底又没成功。义和团农民反帝爱国运动是一次缺乏有力领导且被清朝当局利用的运动，打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最终被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联合绞杀。

辛亥革命以前所有的历史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都还是在争夺皇位上打圈子，未能跳出这个怪圈。

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则不同，它是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后发生的一次伟大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是自秦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次历史性转折。

孙中山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中放弃了以和平方式改良朝政的幻想，从成立兴中会开始就把革命的矛头对准了君主专制制度，对准了皇帝。他曾说过，不管是满族人做皇帝还是汉族人做皇帝，都要推翻它。推翻皇帝的武器就是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在于，革命的发生动摇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对君主专制制度——皇权统治的崇拜，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掀倒了皇帝的宝座。中国历史上掀倒皇帝宝座的例子很多，每次掀倒后又有新的皇帝重新登上那个宝座。辛亥革命则不同，它不是以拥立新皇帝为目的，而是推倒任何皇帝；不是以新王朝代替旧王朝，而是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随即发布文告，宣布“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不久，就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以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资产阶级民主立法，为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制订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供了范本。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彻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宪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国家根本大法。与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鲜明的民权宪法性质，对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肯定；与湖北军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相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具全国性意义，内容也更加系统完备。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破坏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法制观念已为民众所接受。

皇帝掀倒了，皇帝宝座废除了，人民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立宪观念，成立了共和国即中华民国，共和国的执政者只能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从此以后，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袁世凯称帝遭抵制，张勋复辟被讥讽，便是“天下共击之”的例子。政治鼎革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带来了对外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彻底铲除君主专制制度，但推翻了皇帝宝座，就是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上打上了一根很大的楔子，为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革命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

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转折和成就，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开创了这样一个局面：中国人从此抛弃了对皇帝的信仰，不管这个皇帝姓爱新觉罗还是姓袁，不管是满族皇帝还是汉族皇帝！由此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成立，各种政党组织、群众团体公开成立，纷纷表达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对时局的意见。这也是辛亥革命带来的一种思想解放。封建时代，中国政治一向反对结党，结党就是营私，就是对皇帝的不忠；“党人”往往是攻击政敌的有力话柄；不能结党是封建时代的特征。否定了封建皇帝，自然就要肯定结党的正当性。在时代的碰撞和打磨中，有两个政党逐渐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中心。这就是1921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加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国共两党的联合与斗争，国共两党力量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此消彼长，成为此后几十年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

辛亥革命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为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了基础概念。民族压迫、民族不平等，是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所采用的政策。满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采用的也是民族压迫、民族不平等政策。满族是少数民族，但它是以整个民族作为统治民族。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当时反满，是反对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不是反对满族。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立即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就是“五族共和”的主张。五族共和就是五族平等。民族平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随着五族共和主张的提出，中华民族新概念出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规定了中国境内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整个民国时期虽然没有实现民族平等，但五族共和的主张、中华民族的观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提倡人民公仆的观念，对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官场政治是一大革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自称人民公仆，确认以人民为本位。把大总统等同于人民仆人，体现了人民至上的革命精神。孙中山曾以大总统名义发布通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员“皆系为民服务，官规具在，莫不负应尽之责任，而无特别之利益”。他还说：“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孙中山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廉洁自持，始终保持人民公仆形象。他曾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这是一种伟大的公仆精神，也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珍贵政治和精神遗产。

辛亥革命扫除封建时代落后腐朽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改良。清廷既倒，民国初建，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推动人们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改良。除了大力发展实业，还发布了男子限期剪辫、劝禁妇女缠足和禁烟、禁赌等命令；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废除“大人”、“老爷”等反映封建时代身份与地位的等级观念称呼；废除跪拜、请安等礼节，代之以鞠躬和握手，显示共和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禁止买卖人口，解放“贱民”，给予“贱民”国家公民应有的人权；保护华侨、禁绝贩卖“猪仔”。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行，对于扫除封建时代落后腐朽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社会风习、形成新的社会风尚起到了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的失败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历史功绩，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革命的成果也为袁世凯所攫取。临时政府转移至北京后，国家政治失序，文化复古，社会一片混乱。“二次革命”失败后，武昌起义的主要参加者蔡济民感叹“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孙中山经历几多周折，深感革命任务远未完成，曾在1919年10月10日感叹道：“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在临终时嘱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辛亥革命的结局，让先进的中国人不停地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皇帝虽然推倒了，封建根基却未动摇，人们的自由意志还是受到压抑，社会不能前进。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新青年》举起了新文化的旗帜，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干将大声疾呼。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反对旧文化，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它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等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有了市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得以进一步传播。这对于封建意识形态是一次大的冲击，对中国思想界是一次大的解放。

巴黎和会击破了中国人“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完全有理由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德国租界地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但主持巴黎和会的帝国主义者们根本不理睬中国人的愿望，不理睬所谓国际公法，强行将上述权益判归日本所有。这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也使人们认识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强权战胜公理；中国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放出来，只有靠自己起来发动和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不能指望神仙和皇帝。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也是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的历史背景。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按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按照孙中山的主张，是有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但是，由于孙中山过早地逝世，由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者背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背叛孙中山的主张，实行彻底的反共政策，历史就把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单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了。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说明，中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头了，只有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这样的历史任务，走上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的忠实继承者

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是：1912年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立即在各种场合大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问题。孙中山多次说过，他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912年7月他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的长篇演说，通篇讲社会主义。更发人深思的是，在此后孙中山的经历中，差不多每遇到一次失败，就要谈一次社会主义。1924年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过程中，他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归宿。我们从《孙中山全集》中可以读到这方面的许多论述。

孙中山曾遍游欧美，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也看到那里劳资间的斗争状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希望在中国避免资本家专制的流弊。他说：“我希望看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而不愿帮助少数人去增殖他们的势力”。他在晚年提出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的主张，就是试图在中国探索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虽然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但他崇拜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是肯定无疑的。他强调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上乘，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他相信，中国社会将来也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去。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甚至希望在中国不再建立英、美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像苏俄那样的人民共和国。

辛亥革命的失败，推动孙中山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我们说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并不是单从中国共产党人这个角度而言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批与时俱进的革命者，都曾不同程度地考虑、宣传、呼吁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问题。今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千百万志士仁人奋斗的结果。

100年前，有关“振兴中华”的宏伟抱负，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孙中山具有非常丰富的社会改革和建设思想，他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设计了蓝图。他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是其中一部分)等著作中，提出了建筑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的计划，提出了修筑10万英里铁路、铁路通到西藏以及100万英里碎石路的设想。他提出了在保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借外资以发展国内实业的思想。他还提出了“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的思想，提出“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他的这些计划和设想是非常超前的，那时的人们都笑话他是“孙大炮”，不切实际。孙中山在1924年说过：“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这种理想是很崇高的。

孙中山的社会政治理想，在辛亥革命以后，不仅北洋军阀未能实现，国民党政府也未能实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才有条件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主张，才有可能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韦慕廷在其所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末章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孙中山为中国谋求解放的梦想，只是在半个世纪后才逐步实现的”。这确是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1964年写道：“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今天可以说，这个预见已经实现了！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的，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先辈们难以想象的，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的理想。可见，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先辈们的理想和事业，而且大大发展了他们的理想和事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的忠实继承者。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没有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却无法运行可以替代的机制，结果导致“党国”的出现——在我看来，党国作为帝制的替代品，是“没有皇帝的帝制”，这比帝制更危险……因为它无名无分，让最高权力永远悬空，像气球一样，处在各种风向的不断争夺的状态下。

《历史学者：袁世凯称帝，不是因为他喜欢当皇帝》（2014年04月17日 北京青年报　张鸣）报道：

    演讲人：吴思 著名作家，历史学者

时间：2014年4月10日

地点：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二层会议厅

中学课本和现有所有书，对张勋复辟都一笔带过，认为他是“一出闹剧”。课本解释“张勋复辟”为什么会失败，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做“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那答案是不是这样？

有个非常好玩的细节，张勋复辟的时候，北京城里家家争挂龙旗，这说明当时北京城对帝制是欢迎的态度，并不是“民国了，皇帝就必须被打倒，我们必须排斥它”。有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好玩的故事在那短短12天里发生。

张勋事件反映出的问题

是民国的立国根本问题

这么多年我对民国史研究下工夫比较多，也是时事压迫。纸媒上、电视媒体上甚至网络上都看到铺天盖地的帝王情结——满世界都是圣上，然后臣妾。作为学者来说很气闷：中国怎么是这样？这是个共和国吗？

1949年以前中国这么长历史，没皇帝的就只有民国这一小段。皇帝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已经试了很多回，那非皇帝的朝代是不是试一试也可以？是不是我们以后还是要抬皇帝出来，或者比皇帝还皇帝的人出来统治我们呢？

我一般做什么东西，都是先一大堆的疑惑，这个事儿不明白，然后就杀进去，等走出来、明白了挺爽的。张勋复辟就让你有很多疑惑，现有历史呈现的东西太简单，无非是“封建军阀”、“开倒车”，完了“全国人民一致反对”。过度简单的结论和描述对搞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可疑的。即便不是搞历史的人，把一个人或事写得太简单了也是可疑的，所以我才撒出去做这个东西。

做了之后觉得，我们以前对这个事情妖魔化是必然的，因为整个北洋时代都是被妖魔化的，张勋又是北洋时期一个另类。但这个事件反映出的问题其实是很大的，就是民国立国根本的问题。

1916年袁世凯称帝，是个汉人皇帝。他说我只是复辟帝制而已。但到张勋，却是整个复辟满人的帝制。一帮汉人复辟满人王朝，里面骨干分子许多不是满人，不是那帮被推倒的满族王公、皇族贵族，而且里面不乏清末以来学问很好的大知识分子，王国维、沈真池这样的，当时都是大学问家。

实际是中国办共和制到那时出现了制度本身的危机。这个危机的存在实际从一开始就蕴藏了。本来辛亥革命新政时的变革应该是个英国道路，就是帝制保持、我们搞君主立宪。这是最平顺的，当时中国也在往那个方向走。虽然预备立宪目标是德国和日本，但是参与的这些士大夫们、老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混合的人，会把这个事情变成英国模式。但是它中间被打断了，然后就革命。

被打断是因为上头，载沣这种人25岁就上台什么都不懂，他的权力上升得太快，担心“这种改革一直搞下去的话，我自己满人的江山会坐不住”，但立宪又不能不搞，因为是西太后搞的，所以他想在立宪彻底实现之前我就先收权，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我满人手里。

从太平天国以来，清朝政府是个“散权”的过程，从满人往汉人手里散，从中央往地方散，中央集权特别不得人心，包括收揽集权搞皇族内阁、搞铁路国有。那时候认为铁路国有是反动的，你凭什么搞国有！所以革命党闹事的时候干脆跟着起哄算了。所以，辛亥革命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合作的参与。在我看来主要是立宪党人帮的忙，立宪派首领像谭延闿、张謇他们后来都参加革命。

革命一旦成功，道路就很困惑了。

袁世凯还是主张君主立宪——大不了这个皇帝还是让满人做，权力在我们内阁手里就完了，执政院从总阁会搞成政治国会，就把满人的皇权架起来了。可是由于革命的缘故，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绝对不能同意满人的皇帝继续做。中国人必须得有个皇帝，但找不到人来当皇帝。有出主意说“我们还是回明朝算了，找姓朱的人当皇帝”。那谁当呢？当时好几十万人都说是朱元璋嫡系后代，没法弄，这玩意儿不靠谱；说找个靠谱的吧，孔家人一直是嫡系延续。可孔家人不干，说“我祖先是庶王，我不干”。

结果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就“共和”了。

这个共和问题就大了。不管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他们谁都没有把共和制度太当回事。孙中山搞了个临时约法，本来是个内阁制度，我既是国家元首也是国家首脑。到交权的时候，把这个权交袁世凯之前，他把临时宪法给改了，在总统和内阁之间加了一个总理。这总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和总统是什么关系？和国会是什么关系？一笔糊涂账。一般国家共和体制都会有这个规定，一旦国会和内阁闹翻了怎么办，一般规定总统或内阁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大选，翻遍《临时约法》没有这一条。

这笔糊涂账就被袁世凯接下来了。而袁世凯也没着急说“你《临时约法》太糙了，当务之急必须首先定一个宪法”，袁世凯着急的是把他选成正式大总统。

当时已经和国民党打翻了，但国民党议员不走。国民党这个党也挺奇怪的，首领已经被以“反叛”名目通缉了，这个党的议员不走。国会成立第一次会议，是给自己定薪金，每个议员多少钱，最后他们定了500元。那时候的CPI低到什么程度，这500元是什么感觉？今天大概月薪至少20万的样子。这还不是全部，还有车马费呢。所以没人想走。

最后袁世凯说你们不想走就把我选出来。把他选出来了，然后把国民党议员赶走了，议会瘫痪了。本来梁启超觉得国民党混蛋，赶走就赶走吧，后来发现国民党占多数，国民党一走议会开不成会了，过不了半数这个会怎么开？国会没了，你也得找一帮人制定宪法，这是起码的，然后你再想重选一个国会。你要想搞共和必须搞这个事情，这是基础性的工作。就像我们去哪儿必须得修个路一样，这个路必须得修，不修你就到不了。恰恰就没有人修这个路，一直有人张罗修宪，起草宪法，始终没有出来。

最后袁世凯感觉这是没法玩的，他根深蒂固是君主立宪者。本来他未必想自己当皇帝，只想在皇帝之下当个总理的，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必须他当皇帝。所以那时候袁世凯称帝，并不是他特别喜欢当这个皇帝，而是他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号令这个国家，他解决不了这个国家基本的政治上的混乱。

民国自从辛亥以后就是个夹生饭，但煮不熟也得煮，问题到底在哪儿呢？

中国这个国度，如果加上西周的王制，有3700年的历史都是有帝王的；从秦始皇开始也是将近2500年时间有帝制的传统。民众已经理所当然认为这个国家必须有个皇帝，谁当无所谓，谁当都可以，必须有个皇帝。

一旦皇帝没有了，底下就晃动了。因为这套伦理结构中，皇帝才是核心内容。而且中国的孝是和忠连在一起的。

对于袁世凯来说，作为上层统治者他最大的困惑不是有没有宪法、这些机构怎么相处的问题，而是这个政治体系我无法建立孝忠。他刚一上任总统，就发现开会开不起来，各部总理加各个部长告诉你早上9点钟开会，他们10点钟来。干吗呢？昨天晚上打麻将、赌博，早上起不来，挨个派人到家拽，勉勉强强开个会。今天是这样，下次还这样。袁世凯还不敢撤，都是同朝为臣的哥们儿，我怎么抹下这个脸把你撤了呢？

于是他就称帝，认为称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称帝以后问题更大。

因为他名不正言不顺。按进化论的新道理你不能当：“我们已经进步到共和制凭什么要倒退”？按老道理也不行，老道理你当皇帝必须对外打一仗，比如打日本人赢了你可以当。但他打不了，不但打不了还签了《二十一条》（虽然没都签，但对外的感觉你已经签了《二十一条》了），你有什么合法性？你不当皇帝还凑合，当皇帝就砸锅。

所以袁世凯当了皇帝，这种共和国的危机依然还存在。有些人就想：还是清朝好。如果用新政，1903至1911年“八年时期”新政确实比民国时期好多了，无论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的清明度那都比民国强。尤其老百姓感觉特有秩序，办学也办得很像模像样。感觉这差得太远了。所以，那个时期说实在的，老百姓向往清朝是很正常的。

辛亥革命的时候，老百姓没有多少真拥护的。没看到哪个农民真的拥护辛亥革命，只是没办法，士绅要革皇帝的命，我们农民是跟着士绅们走。民国以后士绅们态度也变了，民国没搞好，不像样子，就老是唠叨，干脆我们回到原汁原味的过去。所以，清朝皇帝想复辟，很多人花很多冤枉钱。

而张勋不是，他就认为清朝皇帝好，我要复辟。他复辟一个要件，我复辟以后不允许满人出来干政，就要个空头的皇帝。但他没来得及搞个议会，根本没操过这个心，说搞个内阁都没有搞，搞了一个非驴非马的体制。最后椅子还没坐热，黎元洪已经开始讨伐复辟了。

所以，民国自从辛亥以后就是个夹生饭。但对中国人来说，夹生饭比较难煮熟，但煮不熟也得煮，不能翻烙饼，再翻过去也不行。中国的历史在当时就是这么吊诡的事情。你已经拧成这个样子，你必须把夹生饭煮熟，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吴思 转型难，要有知识、智慧、耐心

这本书我看完后，对复辟的张勋充满了同情的理解。原来心目中张勋很破碎、还有点小丑和莫名其妙的形象变得栩栩如生。我甚至认为如果我活在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拥护复辟的。

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老百姓多数还是儒家的智识。儒家怎么看社会的好坏？他们是不分共和、帝制的，他们没这概念，没见过共和，就知道帝制。帝制下就两种社会，一是仁政，二是暴政。仁政可以说是王道，暴政对应的是霸道。换个说法，仁政可以说是偃武修文，军人执政就好像霸道暴政。当时民国更像暴政，武人当政，全是枪杆子，四分五裂，税收明显增加，战乱不殆，不讲道德。所以老百姓一般想法，我们从过去的仁政，先仁后泽，一下进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处境，估计也会想想复辟不错。

张鸣站得很高。他最后总结，说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就应该耐心慢慢煮下去。如果当年你是君主立宪制的话，好好干也不见得不行，日本、英国不就干好了吗？民国好好煮也能煮下去，台湾不就煮熟了吗？但张勋复辟，没煮下去，最后蒋介石弄军政、训政、还政于民，也没走下去，革命了。

张鸣说一锅夹生饭煮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知识，这人要会煮；二是要有智慧，一大堆生搬硬套也不行，该妥协的妥协，该让步的让步；三是要有耐心。

可是中国第一那时候缺乏知识，没几个人真正懂得共和、民国怎么办，弄个约法来内部矛盾重重，设了各个陷阱，本来两个好哥们儿还能让他们打起来。这样的知识怎么能转型好？怎么弄出好民国？这点不行；智慧也说不上，看张勋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治理实在不敢恭维。有几个智力很好的又刚愎自用，净给人玩权谋，这样的人最后也会被人当猴耍。三是不给当家的时间，袁世凯给了83天，当然后来天也不给他时间。孙中山、段祺瑞都没有时间，走马灯似的换。

这三条套到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面对着最悠久的过去官家的社会，官僚帝国历史上就转型难。亨廷顿没讲为什么，但我理解，除了转型没有过去的基础之外，贵族的基础、宪政的基础、自由的基础、民主的基础，也都没有。所以，这时候就是张鸣说的那个问题，要耐心，要给人时间，要有知识，要有智慧。

整理/本报记者 吴菲[编辑：宋宇晟]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有许多问题，例如说“中国这个国度，如果加上西周的王制，有3700年的历史都是有帝王的”；其实西周到现在只有三千年。又说“从秦始皇开始也是将近2500年时间有帝制的传统”，其实只有两千两百多年。这些细节不去说它了。关键是它只说了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道理”，却没有看到后来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的“没有皇帝的帝制”，其实比帝制还要危险。而共产党执政一天，就要党国一天，根本无力结束这种“没有皇帝的帝制”。结果呢？大家为了争夺那个没有皇帝头衔的帝位，劳民伤财。这样的党国体制，显然要比帝制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