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之影响》（朱谦之）报道：
一、
原始基督教史的研究，显然可以分三个时期。第一以吉本（E. Gibbon）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为代表，此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即在叙述原始基督教与犹太教之关系两章。第二以蒙孙（Theodor Mommson）所著《罗马史》（The History of Rome）为代表，此书才开始注意原始基督教与希腊的关系。第三以里利（Arthur Lillie）所著《原始基督教所受佛教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Primitive Christianity）为代表。从此才知道原始基督教义，皆直接间接得自印度，而我在《文化哲学》中很重要的结论，也得到充实的证明了。
《文化哲学》曾从文化类型的分析，认为印度是宗教文化的代表，中国是哲学文化的代表，西洋是科学文化的代表，而这三种文化实互相影响。专就西洋文化来说，西洋文化史之第一时期——宗教时期，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西洋文化史之第二时期——哲学时期，即十八世纪：理性时代，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关于后者，我已著成专书——《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关于前者，就是我现在所提出的论题，要从客观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个结论。
所谓西洋的科学文化，实孕育自希腊的母胎，而西洋人的宗教，却是直接间接从世界大宗教发生地印度来的。为要证明这点，最好是引黑格尔（Hegel）的一段话。他在《宗教哲学》中推崇基督教，谓为登峰造极；但他也曾对他的学生说：“欧洲人的宗教——属于超越的部分，来自一个很远的渊源，从东方特别从叙利亚（Syria）；但是属于此地的目前的科学与艺术——凡使一切生活满足、使生活优美的——我们皆直接间接得自希腊”（Caird: Hegel. Chap. I.P.7贺麟译：黑格尔页七）这是不错的，不过黑格尔虽证明了欧洲人的宗教，出自东方，却还没有胆量来证明是出于他所认为停滞在“自然精神性”底原始阶段的印度，所以在理论上，还有让我们加以特别讲明的余地。
印度佛教和基督教的关系问题，似乎讨论的人已经很多了。一九二二年哈斯（Hans Haas）所著《佛教与基督教之相互关系问题书目》（Bibliographie zur Frage nach d.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Buddhismus und christentum, Leipzig），其中虽参杂以基督教以前东西交通之间接名料，但单就其所搜集的文献来看，只著者的人名，已达五百数十人之多。还有矢吹庆辉氏所著《西洋人の观たる印度》，也对于本文供给很多有力的资料。所以今日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创见，只不过是我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旧话重提罢了。
这个问题的提出，最初应该感谢的，是叔本华（Schopen hauer）所著《意志与观念的世界》（Die Welt ale Wille und Vorrtellung）。他说：“所有基督教中的真实东西，均可断定为和婆罗门教、佛教一样，这好似从遥远的热带原野所吹来的花香，在新约全书中，竟可看出印度圣智的痕迹”。次之勒农（Renan）的《耶稣传》里面，也注意到敬虔派（Essenes）禁肉食、饮酒、女色，颇与婆罗门的行为相似，是否受了佛教的影响？因为在巴比伦，早已传布佛教，尤其Boudasp（即Bodhisattva菩萨），是很有名的智者，同时为拜星教（Sabism）的创立者，在耶稣时代，佛教的感化，早已到达巴勒士登（Palestine）了。又赛得尔（Rrdolf Seydel）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七年所著的几本书，很热心的讨论佛教对于基督教的影响，以为现存福音书元本的所谓诗的福音书，实受佛教传说的影响所以在传说之中，有很多竟和佛家相类似的部分。又里利（Arthur Lillie）一八八七年著《基督教国中之佛教》（Buddhism in Christendon）亦曾断言两教之历史的关系。又一八八七年顷，Dean Mansel, Hilgenfeld, Bohlen等人，均主张基督教以前，佛教传播于巴勒士登；其所经的路程，佛教怎样在巴勒士登发生影响，Lillie前著书之第七第八两章，有详细的叙述。Lillie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八九三年所著《原始基督教所受佛教之影响》（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on Primitive chistianity），一九○○年《佛陀与佛教》（Buddha and Buddhism），一九○九年《印度之原始基督教》（India in Primitive christianty）等著作。前世纪末宗教学的创立者牟勒（Max Miiller）虽缺乏历史的根据，却已看出基督教所受印度思想的影响。还有达物（Dutt），以为佛教的那兰陀兰时代，这时基督教仅能免于北方蛮族的侵入，所以各种制度均受佛教的影响。印度为授者，西洋的宗教则不过受者罢了。
二、
从传布上观察。原始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只要注意于在犹太的敬虔派（Essenes）和在亚历山大城的德尔巴多派（Therapente）这两派，和印度思想发生如何接触，因之由这两派，原始基督教和佛教发生了怎样关系，这在今日仍为不断争论的问题。固然在新约全书里面，似看不出轮回与遁世修行的思想，但在四福音书及经外圣书的“Logia”，与佛教经典实有许多相类似的说话和说话的方式。佛陀和基督的生活，两相比较，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当然最值我们注意的，就是路德提倡新教以前的基督教宗派上。依海涅（Heinrich Heine）在《德国宗教及哲学历史》第一章中所述，则在路德提倡新教以前，罗马天主教中有两大宗派，即摩尼教（Manicheans）和格诺西斯派（Gnostics），两派底思考方法浸透在基督教诸民族底全生活里，教义虽有不同，而均出自东方，尤其是印度。这就是说：“一方摩尼教徒从古代波斯底宗教获得这教理，这教理中阿尔莫兹Ormuzed——光——是和阿里曼Ahrimand——暗——敌对着的。他方……这格诺西斯的世界观，是古印度的东西，具有神底化身的，禁欲精神的自我内省的教理。这教理产生了禁欲的冥想的僧侣生活，这僧侣生活其实是基督教底观念之纯粹的精华”。（页二九——三○C. G. Leland 英译The Works of Heinrich Heine Vol. V.P.7-8 Gernany till the time of Luther）这是一点不错的，格诺西斯派如神智（Gnosis）、世界创造者（Demiurgus）等思想，实和印度思想相类似，巴得塞尼（Bardesanes西历一五五——二三三）是一位后期格诺西斯派的学者，曾著一本关于印度宗教的书，很明白地探究印度思想中之先天灵魂、业论等问题。西历一二○——一三○间，在亚历山大城的Carpocrates,Basilides,也曾提倡轮回说，这都是很明白受印度思想的影响。至于摩尼教的始祖摩尼（Mani）相传曾游历印度，摩尼教可以说是印度佛教与基督教的混合物，传入东方至七世纪顷，竟与佛教同化，这摩尼教在欧洲称为Bogomils, Albigenses,传布的时候，间接即是佛教思想的传播。由上事实，不是证明了原始基督教确曾受了印度佛教很大的影响吗？
三、
从教义上观察。轮回与隐遁的思想，实为印度佛教的思想，同时也成了原始基督教的思想，轮回与转生之说，其原始的形式，虽在世界各野蛮人中可以看出，但将这种思想体系化的，却只有印度。古代民族如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均未见有此思想发生。又关于隐遁生活，古代民族中，也只有印度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宗教行为。在基督教寺院中从事禁欲生活的犹太人，以及欧洲人，从前均无此种习惯；只有埃及人的隐遁生活，是否为本地的产物，抑为外来思想的影响，这在 Moncrieff与Preuschen间，发生了相反的意见 ，似乎很难决定。但是从埃及的古代宗教来看，却看不出隐遁或禁欲及冥想的宗教生活，其后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时代，才发见这里仪式；很明白地，这乃是受印度发生的东方宗教的余波。彼塔哥拉斯（Pythagoras）与柏拉图（Plato）的轮回思想，是希腊所自创，抑为印度产物，至今尚无说，但有许多学者，是主张从印度发生的。
印度的轮回隐遁思想，以波斯、巴比伦，及埃及为媒介，而传入欧洲，形成了原始基督教义。原始基督教反对现世幸福即禁欲思想，还有主张“人类堕落”“上帝恩典”这些谦卑的教义，也正是印度宗教文化的特征，然而算不得西洋文化的特片。白璧德（Iroing Babbitt）《论欧亚两洲文化》，说得最为清楚：
耶稣与其门徒诀别，告之曰：“即以我之安赐尔。”又曰：“凡劳苦负重者就我，我赐尔安。”释迦成佛所言宗教虔修，成功之情形与此正同。（白璧德与人文主义页一一四——一一五）耶稣使徒约翰之“道”，见于其所撰之约翰福音，耶稣解决此“道”之问题之方，厥为主张（或言明或默认）上帝之理知实隶属于上帝之意志之下。耶教之所以不失为亚洲之宗教者，正以此也。（同上页一二八）
彼拉多曰：“真理何欤？”彼拉多之为此问，适见其为欧洲之人而已。（即欲以理智解决一切）耶稣于他处答之曰：“我即途也、真理也、生命也。”（见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此答则亚洲人之态度也。（同上页一二九）
由上所述，可见基督教文化实不足以代表西洋文化，反之正足以代表西洋文化史之第一时期，即宗教时期所受于印度文化的影响，为绝无可疑的了。
四、
从宗教的仪式上观察，原始基督教也有许多受印度佛教影响的。姉崎正治和爱德曼（Edmunde）合著《佛教及基督的福音》（The Buddhist and Christian Gospels）里，曾将佛教的开创者佛陀和基督对比，以为两圣人在修道中所受的诱惑，现身所显露的金光，水上步行，甚至于些少食物可以饱满众人等奇迹，佛陀和基督两传记，很多共通的事迹，这不能说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就基督教会来说，也和佛教寺院一样，应用蜡烛、香、念珠、钟等。又两教僧侣们，均须遵守童贞、剃鬚等习惯，这难道都是偶然相合，而没有直接的历史关系？要是有历史的关系的话，当然佛教在前，基督教在后，而基督教乃受佛教影响，是无可疑的了。
五、
由上从传布上、教义上、宗教仪式上各方面观察的结果，很明了原始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现在试从历史方法论上着眼，应用文献、民俗、考古各方面的史料，再为补充研究一下。
第一、从文献史料上观察。因为印度人历史的观念甚为缺乏，所以印度的文献史料，皆充满神话寓言，而对于东西交通史迹、国王年代先后，均不注意。例如纪元前三二六年（周显王四十三年）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王的东征，为印度人与希腊人文化交通之始，而印度文献中，竟无一言记载，寓言诗歌之中，亦绝无一字提及。但话虽如此，在亚历山大王东征的纪念地，即纪元前第三世纪（秦始皇初年）希腊人梯俄朶\都斯（Diodotus）所建的大夏国(Bactria即今之Amu Draya流域)，却留下很重要的文献史料，证明了印度佛教西传的史迹。原来此大夏国，在尤梯代莫斯（Euthydemus）时代，尝征入印度，据印度人的记载，此印度的希腊王朝，共经八十二年，历八个君主，其中有弥兰王（Milinda, Menander 杂宝藏经称为难陀王），即位凡三十年。（西元前一四○——一一○年）弥兰王曾从高僧那先（Nagasena杂宝藏经称为那伽斯那），问杂佛教的教义；现存巴利文之“Milinda-Panha”（弥兰王问经）与东晋（三一七——四一九）失译之《那先比丘经》即为明证。此书于一八八九年经 T. W, Rhys Davids 英译为“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一书（见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 XXXV）由此文献，可见希腊思想和印度思想之互相接触，而其结果，弥兰王乃改信佛教，这是一段佛教的光荣史迹。晋译原文如下：
太子名弥兰，弥兰少小好喜经，学异道，悉知异道经法，难异道人无有能胜者。弥兰王父王寿终，弥兰即立为国王。王问左右边臣言，国中道人及人民，谁能与我共难经道者。……王即乘车，与五百骑共往，到寺中，王与野和罗相见。……时那先者，诸沙门师。常与诸沙门共出入，诸沙门皆使说经。那先时皆知诸经要，难能说十二部经。那先问王，言名车何所为车者，轴为车耶？王言轴不为车。那先言辋为车耶？王言辋不为车。那先言辐为车耶？王言辐不为车。那先言毂为车耶？王言毂不为车。那先言辕为车耶？王言辕不为车。那先言轭为车耶？王言轭不为车。那先言舆与车耶？王言舆不为车。那先言找为车耶？王言扛不为车。那先言盖为车耶？王言盖不为车。那先言合聚是诸材木著一面宁为车耶？王言合聚是诸村木著一面不为车也。那先言假令不合聚是诸村木宁为车耶？王言不合聚是诸材木不为车。那先言音声为车耶？王言音声不为车。那先言何所为车者？王便默言不语。那先言佛经说之如合聚是诸村木用为车，因得车人亦如是。合聚头面耳鼻口颈项肩臂骨肉手足肝腑心脾肾肠胃颜色声响喘息苦乐善恶，合聚名为人，王言善哉善哉。（参照The Question of King Milinda. Book II Chap.I.P.43-45）
依Cunningham所著《古代印度地理》一书所说（引见Davids 英译本序言页 XI），这弥兰王之名，至今尚传布于佛教各国。可见此书虽不足为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影响之直接证据，然而因此而印度佛教很早即传入希腊，《希腊人实为一切宗教的介绍人》（坂口昂：希腊文明之潮流页一九六），我们试研究一下东方印度的各种思想之盛行于希腊罗马，和犹太本国从亚历山大王侵入以至耶稣出现三世纪间，这时怎样为希腊罗马势力所支配，（同上页一九八——一九九）于是由希腊人之东方宗教的憧憬，（Kautsky 基督教之基础第三章页二○七——二○八曾述及许多希腊人曾专为研究那里所流行的各种哲学和宗教学说而东游印度的）流风传入犹太之巴勒士登，于是而原始的基督教便出现了。
从考古学史料上观察。最重要的就是纪元前三世纪，以宣扬佛法著名的阿育王（Asoka）的碑铭了。阿育王为旃尼罗笈多（Chandragupta）之孙，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第三世，（一译阿输迦王，以前佛典又译作无忧王，法显佛国记作阿育王）他即位于纪元前二七二或二七三年，卒于二三二年（秦始皇十五年），在位时保护佛教，尝召集佛教大会于华氏城（玄奘西域记作波吒厘子城）结集佛典。并派遣僧人至叙利亚、埃及、马其顿、锡兰、西藏、伊庇鲁斯（Epirus）、比奴阿（Binua）乃至印度全土，传布佛教。其布教范围，包括亚非欧三大陆。此事中国文献如大唐西域记，第十世纪时克什弥尔国诗人 Kshemendra所著“Bodhisatwavadena Kalpalata”中，均略有记载，而以此时代所遗留之法敕碑及纪念碑的建造等遗迹，为最值得我们注意。最近十余年间欧洲学者从Orissa, Mysone,五河地方（Punjab）、孟买海岸（Bomby Coast）及其他地方发见许多在摩崖、石柱所刻的法敕、纪念碑文，其价值之高，在碑文史上，可与Malta的碑文、Rosetta石，及 Behistun石等价值相比；即就石柱头的雕刻物言，亦为印度美术史上现存最古的遗物，甚可珍贵。尤其是这碑文第十三中，发见刻有邻邦诸国名、王名等，给我们研究印度佛教西传史以很好的资料。其原文及地名考释如下：（参照泥勒教授梵文原本阿输迦王石刻，民国二十二年云南教育厅编译处邓永龄译。页二六—— 二八，矢吹庆辉：西洋人の观たゐ印度页一六——一七）
摩崖训十三（据萨钵尸迦刻石）
……善见王愿尽人离障制心，平等自乐。王以法胜为最胜，故王于诸邻国，凡六百逾缮那之地，如臾那王安提乐阔，及此国西四王徒罗梅耶、安提喀尼、马迦、亚历山大，及南方鞠咺、盘咺、他墨媻尼，及其王国内；并臾那、廉波那、那钵之那比提及钵迦、比提尼迦、安达罗、补哩帝等处，王均说法事。彼等信从无违。彼处王固未尝遣使，而彼等已闻王勤说法，于是遵法遵法。王因此普胜而有喜乐，此胜盖因法胜故乐也。虽小果犹可乐。善见王甚至太果，希之他世，为此刊石。
安提乐阔（Antiyoko即Antiochos Theos）领有叙利亚及西亚细亚之Yavana，即希腊王，在位纪元前二六一——二四六年）。
徒罗梅那（Turamaya即Ptolemaios Philadephos）马其顿（Macedonia）王，在位纪元前二七八（或二七七）——二三九年。
马迦（Maka即Magas）施勒尼（Cyrene）王，纪元前二五八年卒。
亚历山大（Alikasudara即Alexander）伊庇鲁斯（Epirus）王，在位纪元前二七二——二五八年。
五王之名外，尚有如鞠咀（Cola）、媻咀（Pandya）、他墨媻尼（Tamba-Panni）等诸王之地，及臾那（Yavana）、廉波那（Kamboja）、那比提（Nabhapamti）、钵迦（Bhoja）、比提尼迦（Pitinika）、安达罗（Andhra）、补哩那（Pulinda）等诸名。就中臾那一名，在南方所传佛教文献，所记派遣传道师事迹的诸国名中，作Yonakoloka（臾那世界），即Yona （Yovana为爱奥尼亚Ionia之转名）。此臾那世界，前人以为即史那世界，即是支那，为当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一证。但据今人将“善见律毗婆娑” （Samanta Pasadika）的汉译本与巴利原本对照研究，知道臾那世界，不是中国，而为希腊人殖民地的大夏（Bactria），又传道于信度河边阿波兰多迦的臾那人法护（昙无德Yonaka Dhammarakhitta），也已证明是为希腊人。即在此派遣僧人中，很明白地是有希腊人的传道师的存在。由上考证，不是证明了在纪元前第三世纪，印度佛教已经传播四方，而间接给原始基督教以很大的影响吗？
还有在孟斐斯（Memphis）地方，发见的印度数字，证明了此处曾为印度人的殖民地。托雷密（Ptolemy）的墓石上面，雕刻着车轮、塔、三叉戟的记号。荷拉斯（Horus）的神像，在莲华上面，表现着印度的样式。凡此种种，均可见印度文化很早即已传播西方。而在纪元前五三八年，犹太人曾为巴比伦的俘虏，这也是很著名的事实。埃利俄特（Charles Eliot）在所著《印度教与佛教》（Hinduism and Buddhism. Vol.III）中对于西洋与印度之文化交通，曾有很详细的叙述。依他意思，若使印度文化可以影响巴比伦，则自亦可以影响犹太。而且当波斯王薛西斯（Xerxes）与希腊战争的时候，其军队中即有印度人，印度与基督教诞生地的直接间接的文化交通，这不但是考古学上的事实，而且科就是历史学上铁一般的事实了。
八
总结起来，由上所述文献、民俗、考古，各方面的史料，使我们越发相信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的影响。从前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在所著《编年史》（Annals）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曾述及当时罗马人的见解，他们之逮捕基督教徒，“是藉口他们犯过痛恨人类之罪”（见Everymans Library274 英译本页四八六——四八七。“A number of Christians were convicted, not indeed, upon clear evidence of their havihg set the city on fire, but rather on account of their sullen hatred of the whole human race”），这痛恨人类的罪名，无疑就是原始基督教徒所受印度佛教影响的最大的证据了。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作于同澄江，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录正于广东石碑，（本文选自珠海学报第二集）
编后：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一生著述等身，据不完全统计，曾著有专著42部，译文2部，发表论文百余篇。朱先生由于外语娴熟，思想敏锐，基础扎实，使他对中外宗教、哲学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擅长比较研究。本文是他在1940年时作于云南澄江，1947年录正于广东石牌，1949年5月发表于《珠海学报》第2集。本刊之所以将此文重新发表，是觉得过40余年后，有关佛教比较研究的进展仍然不尽人意，至今学者对这项研究尚未深入地开展，研究水平并没有超过这篇文章。本文在资料的占有方面有可取之处，文中所介绍的各种参考书，至今也是学者经常提到的，也是当时学术界经常阅读引用的。这篇文章初次发表后，朱先生曾经又做过补充，尤其是在资料方面有所增益，例如文中提到的普夫来得勒(Pflenderer Otto,1839—1908)除了著有《原始基督教》和《基督教的起源》二书外，还著有《从历史关系看原始基督教的著作与教义》(1878年，1906年英译本)。朱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其本人著的《文化哲学》一书，系193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年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1990年9月商务印书馆再版。另一本《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之影响》首次发表于1940年7月商务印书馆本，1989年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1958年朱先生对此书重新修正，1962年商务印书馆排出印样本，但直到1985年6月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这次重新发排，仅对个别错字或笔误做了订正，原文并没有改动。原文中有的名词与现今学术界通用的不大一样，例如Frazer,即今译为“弗雷泽”，著名的原始宗教学家，著有名著《金枝》。又如五河地方(Punjap)，现今译为“旁遮普”，系印度一个有名的地方。但由于所用译名后面皆附有原文，因之读者阅读时可有所参考，并注意之。
谢选骏指出：以上仅从“传布上、教义上、宗教仪式各方面观察的结果”，观察了“原始基督教和佛教的关系”；又“应用文献、民俗、考古各方面的史料”，“使我们越发相信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的影响”。——但是，却没有解释，既然如此，为何两个宗教的灵魂如此不同？因为上述种种方面，恰恰属于宗教的“非本质方面。而在崇拜的目标方面，明知道，基督教和佛教是完全不同的——这才是“本质”所在！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印度佛教对于原始基督教，可以说是毫无影响的。姑且不论二者之间是否发生过历史性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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