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个人的主权就是人权

《人权重要还是主权重要——且看中国网络论坛风景独特》（法广 2011年4月2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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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盟军开始对利比亚实施空中打击以来，他国能否以人权的名义干预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问题又提了出来。谈论人权，在中国似乎一向是一个禁区，再来否认主权高于人权，过去似乎不可想象。但是，盟军在联合国旗号下对利比亚进行空中轰炸，似乎把这道禁区炸开了。至少炸开了一角。尽管主流媒体仍然一边倒，反对干涉内政，但从网络论坛已然可以看到不同立场。在凯迪、网易等网站上，有关人权与主权关系的讨论热烈异常，显示出网民敢于探索的精神。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对凯迪网站论坛登出的部分有关人权与主权的见解做一简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旨在引起大家的争论。

主权和人权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大约是网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忒腻写道：“构建人权最最基础的两条就是生命和自由。这是天赋的，也就是说因你生而为人，你就自然拥有生命权和自由权。如果这两条中缺少任何一条，就无法被视为一个人。在这之上，还有经济权，社会权和民事权等等。通俗或者说时尚些理解人权，就是人人平等，世界大同”。他认为主权和人权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关心人本身自然拥有的各种权利的；另外一个是关心能否给人带来利益和福祉的，也就是，是否有能力保障人权的。换句话说，主权之所以成为主权，是要为人权服务的好才行。如果服务得不好，主权的存在就遭受质疑了。

如果卡扎菲用枪去屠杀他的政府所管理下的人民，那么，上述两项权利就都被他所破坏了，哪里还有主权和人权呢？都不存在了，那还有大小先后吗？只有制止这种屠杀，才能恢复人权和主权，否则，都是扯淡”。

主权是否高于人权？

这个问题的针对性很强，如果主权高于人权，则他国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就不成立。

江上小堂在“如果主权在民，那当然人权高于主权”的网文里写道：“人权与主权孰高取决于主权在民还是在‘君’？如果一个国家主权在民，国民普遍认可‘主权在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国民个人部分权利的让渡，那当然，人权高于主权。一旦国民授权的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国民保留的个人权利，当然就失去合法性了。国民有权利收回自己让渡的权利，通过自己斗争，或者寻求其它国家的帮助。

作者进而认为，“当今世界，‘主权在民’已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已成为全世界的普世价值。即便在一些国家，哪些内心不赞同‘主权在民’的统治者或心奴，也不得口头上承认‘主权在民’。

所以，即便历史上一个国家的政权是诉诸暴力与得到民众的拥护而取得的，但处于当今世界，也应当接受“主权在民”的价值，将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国民的授权和同意之上，而不应当建立在民众的服从或拥护之上。因而，最终都是人权高于主权。

人权与主权讨论渐入深水区

凯迪论坛3月25日转载了网易论坛围绕主权与人权的专题讨论，并把它题为：“主权神圣，但它并不比人权更高”。

这篇转贴的网文导语指出：盟军终于出兵利比亚，向卡扎菲的暴政‘宣战’了。历史上，由西方发起的盟军对一个相对弱势国家发起进攻，没给人们留下太多好印象，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料到结局。至少到目前来看，由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组成的盟军的军事介入，是正当和合法的。

该文认为，“现阶段盟军对利比亚的介入‘有理有据’”因为“安理会1973号决议获通过，构成盟军出兵的合法授权”。因为“卡扎菲同意停战协议后食言，军事介入是‘采取必要手段’保护平民“

该文还认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让渡已成‘常态’。人权与主权讨论渐入深水区，‘不干涉原则’部分‘溶解’。

“盟军对利比亚的介入伊始，由主权原则衍生出来的‘不干涉原则’再次被提及。有趣的是，历史上对此最强烈的支持者往往是弱国、而不是强国。在1826年和1848年的两次国际大会，最愿意强调此条的是拉美国家。但绝对的‘不干涉内政’可能是危险的。1960年代通过反殖民斗争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迅速抛弃了‘人民主权’的架构、转向了威权主义。

该文最后的结论：“主权神圣，但它并不比人权更高；主权唯一，但它并不为特定政权所有。无论用什么手段，保护利比亚平民免遭独裁者的蹂躏，比维护一个屡屡作恶的政权重要得多”。

保护主权世界有责

凯迪论坛3月23日贴出的周慧来写的“传统主权已成过去式”一文指出：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多国联军对利比亚局势的军事干预，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其一，国际社会已经取得一个重要共识，那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观念已经过时，专制国家再也无权利，用主权高于人权的幌子制造人道主义灾难了；其二，以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为核心代表的西方文明，仍然是当今世界文明的顶峰，以及未来很长时间内人类文明进步的领航者。

他进而写道：“从法理上说，以维护主权为名侵犯人权缺乏依据。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联合国国家和政府首脑年会上，发表了关于两种主权概念的演讲。在演讲中，安南针对国际人道主义干预问题，对传统的主权概念提出挑战，并提出了新的主权概念。安南的演讲应该是对冷战结束，世界事务管理出现一定程度的真空后发生的科索沃事件、东帝汶事件和卢旺达事件的反思。

这位作者认为“保护人权，世界有责”，“当面对直接而迫切的各种因为专制和暴政所产生的人道主义灾难时，国际社会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和手段予以干预和制止，我们又怎么有理由对解决相对而言更为间接和遥远的全球性问题持有信心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人权，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的责任，也是整个人类世界的责任。

另一位叫做Yuhuo的写道：“人权高于主权是人类认识进步的过程”。他说：“人类的认识是从“主权高于人权”发展进步到“人权高于主权”的。这是人类从愚昧向文明的一个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飞跃。

盟军打击利比亚是否侵犯了主权

盟军打击利比亚是否侵犯了主权自然是网上论坛讨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凯迪3月22日转贴颜昌海的文章明确命题：“国际联军打卡扎菲，是捍卫利比亚主权”。文中说：“在国际联军第三轮对卡扎菲军队的军事行动取得成效之后，中国大陆官媒又增强了对美国牵头空中打击利比亚的指责。对于中国先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投了弃权票，不阻止联合国授权向利比亚发动袭击，现在又强烈谴责国际联军的军事行动，令国际社会舆论纷纷。最平和的舆论，也认为政府喂养着的官媒，却与政府打架。但老百姓却并不和着官媒的节拍起舞了，正如网友正宗草民在本博的文字后面留言：‘本草民极少表扬中国政府，因为表扬中国政府的任务有高唱主旋律的官办媒体在千方百计、全力以赴的去完成。我一个小小草民只想响应温总理号召，起点批评、监督政府的作用。但这次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利比亚局势的两次投票，一次投赞成票、一次投弃权票。这两次投票对利比亚人民反抗卡扎菲独裁统治的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为此本草民要破一次例，对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中的正义之举，给予大大的表扬！’

颜长海写道：“须知，利比亚的主权不属于卡扎菲政府，而属于利比亚人民。今天卡扎菲政府对其人民实行暴政，严重侵犯他们的人权，此时国际社会应利比亚人民的请求介入阻止，不但保护了利比亚人民的人权，且正因此也捍卫了利比亚的国家主权。

颜长海继续写道：毫无疑问，独裁者以及暴君们经常用“国家主权不容侵犯”来为他们在国内的肆意妄为做辩护，当挡箭牌。…但近20年来，随着‘主权不能成为侵犯人权的挡箭牌’这一观念的逐步确立，人们可以看到，被干预的其实都不是国家，而是某个政权，准确地说是某个依靠私家军队的统治集团。当这个统治集团被摧垮，不再有能力危害人类社会的时候，干预也就停止了。

作者最后问道：“曾经被干预的国家：塞尔维亚、伊拉克、阿富汗……，哪个国家目前没有主权？！失去权力，失去合法性的，仅仅是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塔利班集团，以及即将的卡扎菲集团”。

中国官媒是在跟中国政府唱对台戏吗？

还有些网民对中国官方媒体对盟军打击利比亚表现出的奇怪态度感到不解。有一个网民写道：在西方媒体客观报道北非战局之际，中国大陆官媒中却充斥着“中国特色”的相反论调。在联合国对制裁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达成共识，且中国政府赞成制裁、不反对军事介入之后，中国官媒对制裁行动还不断抹黑，给人民的印象似乎是：中国官媒不是政府所有，而是某些掌权者的私有喉舌。

这位网民摘引了一段新华网的评论说，“在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方面，西方国家无疑利用了安理会1973号决议。而这一决议之所以得以通过，主要是由于西方国家竭力推动和阿拉伯国家出现分裂”，网民问到：“新华网把卡扎菲的行为叫作‘反击侵略’，多么可笑！反击谁？反击中国政府支持的制裁和中国政府不反对的、被联合国理事国决定的军事行动？！这样的论点，又将中国政府置于如何的境地？！难道中国政府真成了“西方傀儡”而毫无主见，比官媒远远不如？

卡扎菲代表利比亚的主权吗？

我心朝翔在题为“如果卡扎非有国家主权，强盗就应该有偷盗物权”中写道：在当今时代，什么是国家主权？一个国家的主权到底属于谁？答案很简单，国家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包括内政外交权力，是一个国家人民共同民主权力的总和。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更没有国家主权，国家主权的所有人是一国全体公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主权，都属于全体公民，并由全体公民选举授权的政府代理行使，政府并不是国家主权所有人。如果一个政府连人民的拥护都得不到了，自然就没有了行使国家主权的代理权，就应该依法把国家主权交还人民，由人民重新选举政府，并重新授权。

如果，既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又不还国家主权给人民，人民起来反对，还要镇压，自然就得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了，这就是利比亚的情况。

主权不是独裁者的杀人执照。主权神圣，但它并不比人权更高；主权唯一，但它并不为特定政权所有。

ZMS02说：现在的利比亚，卡扎菲只能代表它的独裁政府，不代表利比亚的主权，利比亚的主权属于全体利比亚公民。卡扎菲倒台只表明独裁政府的倒台，利比亚这个国家依然在，利比亚的主权依然在。

联合国1973号决议的划时代意义 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

这位网民认为：“安理会1970号决议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对“人权高于主权”普世价值的现代国际政治理念的彰显；2、对“执政者镇压自己人民为反人类罪行”的认同；3、对“元首豁免权”这一过时法律的否定，确认“国家元首”这一身份不能犯反人类罪行；4、对国际关系中“不干涉内政准则”的限定——不适用非民选的专制政权。

联合国1973号决议将改变独裁专制国家的命运，民主无国界，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对抗人民的政府必须消灭，独裁专制政府丧钟敲响了。

M5007写道：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2日在北京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利比亚的未来应该由利比亚人民自己决定。杨恒均微博指出：“这句话够高调的啊，但本身会不会就是干涉别国内政？人家的未来由谁决定不是由你来指手画脚的嘛。以前外国也对我们说过：中国人的未来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咱外交部就很生气，指责人家干涉内政。”

理性主义：联合国这次达成了共识：屠杀和镇压自己国家公民的政权，没有任何合法性。利比亚公民用鲜血证明了一个迟来的真理：政权必须建立在公民的同意上，才能获得合法性。联合国的共识和普世价值是：蔑视公民权就注定失去合法性。

人类是一个整体，一个国家人民的不自由，是对其他所有自由国家人民的威胁!支持联军!

主权不是挡箭牌 内政不是遮羞布

冷眼观世在“正义之师 替天行道”中写道：在中国古代，向来对讨伐暴君、救助人民的军事行动持褒奖态度，称其为“替天行道”，称这样的军队为“正义之师”。在今天这样一个被庸俗的实用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法国、英国、美国，担当得起上面这些荣誉。

有人会说，英美法干涉了利比亚内政。这样的指责是虚伪或者无知的。利比亚是谁的利比亚？是暴君卡扎菲的利比亚还是人民的利比亚？当然是后者的。卡扎菲上台并没有得到人民授权，而通过暴力政变上台。卡扎菲家族通过极权统治，镇压批评人士，制造国家恐怖。他们因利乘便，攫取这片国土大部分财富……名叫雨雨风风的回应说：主权不是挡箭牌，内政不是遮丑布。

但是另外一个名叫墨丝的不以为然，他说：丧家犬们整天欢呼救世主的武力打击，殊不知就算灭了利比亚，也换不来自己想要的，他们永远明白不了，有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去争，别人无义务送货上门。

前面提到的冷眼观世出来反驳道：你是这样爱国的吗？

腐败盛行，你不骂；

权贵横行，你不怒；

教育之重，你不语；

医疗之痛，你不忿；

农村之病，你不视；

下岗之哀，你不闻；

专独之恶，你不问；

强拆自焚，你不怜……

可每每因了一些于民无甚增减、于家无甚建树、于己无甚危险的事情时，你就拍案而起了，你就热情似火了，你就冲锋陷阵了，你就上窜下跳了，你就开始爱国了！

虚伪无耻，莫过于此！

人性之光：那些无法无天的统治者应该知道,我们仍然抱有林肯总统的信念:”那些剥夺他人自由的人不配享有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面前,他们也不会长久.”

独裁者没有内政

韩寒谈到利比亚战事时的一句话在网上广泛流传：“朋友转而问我的观点，我说，我的观点特别简单，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

这句话得到的相应特别多，一个叫点点儿的回道：伟大导师教导我们：凡是起义军肯定是代表“人民”的。我们要继承导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下岗 ：“干涉内政”论者就好比家庭暴力中的那个暴君，把家人视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予取予夺，甚至打死自己的孩子也视为“自己家的事，别人不得干涉”。但现代文明却明确告诉我们：家庭暴力不仅是必须反对的，而且是要受到警察干涉和法律制裁的。“家人”有自我反抗的能力当然最好，如果强弱对比太大，“家人”失去反抗能力，那么警察的介入就必不可少。如果“家长”此时能够允许警察和平介入，当然也是好事；“家长”一意孤行，那么警察就只能暴力介入了。一切取决于“家长”。

呼啸的山庄：人民不是你的财产，只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土地的主人。所以侵犯人权的已经失去谈主权的资格。因为你已经不是人民的代表

老龙猫：《水浒》中的古人尚且唱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哇！”如果隔壁的恶人拿刀要杀他的小孩，你也认为是“内政”不去管，小孩被杀死了，有人看不过眼要去惩办恶人，你又跳出来说：好好谈判解决，不要诉诸武力。

什么是党国 什么是民国

从主权、人权问题的讨论，在延伸到对国家性质的讨论，网上透出的网民的视界似乎越来越宽。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代号叫Pirate1840 :在题为“国家，应当是属于人民的国家”的帖子上写道：

“属于人民的国家，叫民国；

属于党派的国家，叫党国；

属于军队的国家，叫军国；

属于家族的国家，叫帝国。

其实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对应的只是一个边界以及边界内的人。很显然，这样的‘国家’，无法从属于任何人。

因此，准确地说法应该是：

民众自治的国家，叫民国；

党派专政的国家，叫党国；

军队专政的国家，叫军国；

家族专政的国家，叫帝国。

过去邓说‘落后是要挨打的’，现在看起来要改成‘独裁是要挨打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军事力量非常弱，比如瑞士，但是并没有人打他们。可见‘独裁是要挨打的’的说法才是对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傻乎乎的，把人权和主权分离、选边，甚至对立起来；却不懂得“人权就是主权”——个人的主权就是人权。

《“人权——为何如此重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的讲话 2019年10月18日）报道：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2019年10月18日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发言并倾听你们的声音。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你们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解决当今时代最紧迫的挑战。在人权界，关于我们每天要面对的最紧迫问题，我们需要你们的想法和思想。

我们怎样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

怎样的策略能对全球气候紧急情况做出最广泛、最快速和最有效的应对？

政府、企业和个人怎样才能最好地应对全球性经济进程带来的挑战？

在一个公司和国家可以进行全面无死角监测的时代，言论、信息、思想和信仰自由是否还能生存，隐私权和许多其他基本人权会很快终结吗？

在一个连接日益增强的世界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领导者和社区开始放弃连接和协作的解决方案，退回到孤立与分裂？

在不平等现象加剧的世界中，我们如何为每个人建立正义、人类尊严和平等，不论其性别、种族、宗教、移民身份或任何其他特征？

这些是紧迫的问题。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及你们的孩子的生活，可能会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针对当今这些问题所制定的或未能制定的政策的影响。

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选择是否要对这些政策施加影响。

在这里，我不仅要以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或联合国官员的身份，还要以母亲和祖母的身份，以及作为和你们所有人一样关心我们这个世界的普通人，与大家交流。

我将政治视为希望和积极建设的重要努力。我们要尽力做到最好，因为我们很关切，也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在这一抗争中，我是一个讲求策略的乐观主义者。我知道，如果我们要尝试制定更好的政策来应对这些全球挑战，我们首先需要相信成功是可能的。

因此，我在开始讨论前首先要强调，是的，我们可以应对这些挑战。人类面临过许多考验，并且一代又一代地不断改善解决方案。

各国已经赋予了许多以前被剥夺选举权或充分参与权的人这些权利，包括在许多国家中占一半人口的妇女。一些国家已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使人们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有质量的医疗保健、变得更有尊严。这些都是人权事业的巨大成果。实现这些目标所面对的是巨大困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

这些成果让我们的社会更强大，为在各个领域取得更大进步开辟了道路。

因此，尽管取得成果并非易事，但我想向大家保证，现在不是绝望的时候，更不是幻灭或撤退的时候。

现在，我们要关注挑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它们。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全世界各个地区，在不远的将来，气候变化对人权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已经导致全球饥饿人口激增，粮农组织称，今年全球饥饿人口出现了十年来的首次增长。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在2030年至2050年之间，气候变化导致每年新增约25万人死于营养不良、疟疾、腹泻和热应激。在许多国家，失律的天气模式和其他环境紧急情况正在逆转主要发展成果，加剧冲突、流离失所和社会紧张局势，阻碍经济增长，日益扩大严峻的不平等现象。

所有国家的经济，各个国家的制度、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以及每个社会的人权都会受到影响。

做一名讲求策略的乐观主义者并不等于勾绘幻想。而是剖析现实。即便现实很严峻，采取行动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但我们仍然有时间采取行动。

我们生活在一个创新力十足的时代。使用天然和可再生资源的更周全的方法、保护边缘化社群并赋予其权力的政策（包括各类社会保护举措）、企业在其供应链中制定更好的战略，都可以让环境受益，进一步 促进人类尊严和权利。

人权原则和人权法可以为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区域和国家制定政策工作提供信息并予以加强。它们可以推动提高人类适应气候危害的抵抗能力和应对能力的政策，保护最脆弱社群的政策，使我们能从每个社会成员的技能和观念中受益的政策。

有效的气候行动需要广泛和有意义的的参与。有效的气候政策可以赋予妇女、土著人民和生活在脆弱地区的人们更多的权力，这些人往往是被边缘化和受到歧视的社群成员。这就要求各国政府认识到加深这些社群气候脆弱性的结构性因素，与他们一起寻求解决方案，提供资源维护他们的权利。

就在几个月前，前高级专员逊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在这里谈到了气候变化。正如她指出的那样，妇女是受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但她们也许可以帮助制定最好的气候政策。

土著人民也是如此。虽然越来越多的土著人民因环境破坏和气候危害被迫离开原住地，但正是土著人民的祖传知识和领导力使得人类的许多森林和其他资源得以幸存。传统火灾管理、天气预警系统、雨水收集、传统农业技术和沿海海洋管理都是土著人民潜在贡献的范例。

已有100多项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日益认识到了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我对此感到鼓舞，这些法律界定了环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健康环境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所吃的食物、饮用的水或我们珍惜的思想自由。我们需要能够向那些阻碍实现这一权利的人问责。

不平等现象

请允许我先说一句题外话，不过并没有离题很远。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所有挑战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像生态系统一样彼此紧密相连。如果我们不解决不平等现象，就无法应对气候变化、大规模人口迁徙、日益紧张的局势和冲突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我认为，必须全方位维护和提升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否则我们无法有效解决其中的任何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不平等现象上，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所强调的那样，世界上一半的财富都属于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人。40亿人无法享有安全网或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世界上受紧缩、不公正、气候变化和贫困影响最严重的是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人们。

世界上每个地区在收入、财富、资源获得和诉诸司法方面的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这是在侮辱每个人享有平等、尊严和人权的原则。这些不平等现象是治理不善、腐败、法治缺失、歧视以及薄弱或带有偏见的制度所造成的结果，也是因侵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而产生。

不平等现象是全球趋势的几个关键推动力之一。我的办事处和整个联合国对这些趋势倍感关切。武装冲突常通常被当成非自愿移民的根源。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不平等现象及其根本因素正在推动被迫流离失所和冲突，这些根本因素包括贫困、歧视、压迫、暴力、治理不善、气候变化以及对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侵犯。

不平等现象还会加剧不满、极端主义和冲突，破坏和平与安全。

解决形成和加剧不平等现象的相互关联的问题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合作计划的基础上消除极端贫困。而这反过来又需要综合推进所有权利，包括经济、社会、公民和政治权利，这样它们才能发挥协同作用。

在接下去的12年里，国际社会有能力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确保更广泛和更具包容性的发展，使全球走上更加和平、正义、危害更小的发展道路。

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步履维艰。我们正在偏离这些目标，稍后我将谈谈我认为的导致承诺未达成的部分原因。在此之前，我想概述我们即将面临的另一系列复杂挑战。

数字格局

如今，数字生态系统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数字工具对人权工作极有助益。

数据流已被用于追踪和中断人口贩运与剥削，包括类似商业供应链中当代形式奴隶制的行为。仇恨言论的激增以及其他显示出现紧张局势的网络指标，可以构成即将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早期预警。监测这些现象可以帮助官员迅速采取行动以防止暴力行为。

但数字格局的黑暗面也越来越明显。互联网对人权捍卫者的威胁日益严重。人们受到私人行为者的攻击或侵犯，仅仅因为他们在网络上支持人权。

每个地区的政府也都正在使用数字监测工具来追踪和锁定人权维护者以及被视为批评者的人们，包括律师、记者、土地权或环境方面的活动人士，以及支持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性少数群体）平等的人。

各种监测、在线监测和数据收集措施，例如浏览器记录、购买记录、搜索记录、定位数据、财务数据、健康数据等等，使得每个女人、男人和儿童的数据被储存进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可能包含了对我们观点的详细描述、我们人际关系的性质、我们的社会背景、医疗信息和财务状况等。

出于各种原因，政府或私营行为体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筛选、处理和评估，然而对此却没有问责制、没有对结果的充分监督，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或者数据库的存在。

在许多情况下，用于大规模、广泛监测的数字技术在其规模和性质上显然侵犯了隐私权、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以及其他权利。

如今，从所谓的“预测性”警察工作到刑事判决、医疗、财务和社会保障的关键方面、机器驱动流程，都在预测人们的行为，并作出对人们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

这些预测结果有多安全？并不太安全。

这些系统的表现要依赖于输入数据的质量，然而数据本身经常存在问题。除了加剧社会的系统性歧视外，基于人工智能的预测还常常表现出任意性和不公正性。这些结果并非不可避免，但它们已经发生，除非我们采取行动，否则其发生率和严重性将会增加。

这种大数据的使用是否有适当的监督或足够的透明度？没有。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使用也提出了关于责任的至关重要的新问题。尽管国家始终是维护人权的主要行为者，但在此情况下，是私营公司负责设计和生产收集数据和实施监测的工具，以及维护和拥有存储信息的服务器。稍后我还会继续谈到私营部门的关键作用，但它在这里也值得一提。

从更根本的层面看，这些系统的目的是否是良性的？

在某些国家，大量数据正在通过监测被收集起来，并被用于决定一个人的评分，以批准或拒绝人们获得机会和享受服务。这可能和在其他情况下使用信用记录有些类似。但这些数据的作用会仅限于此吗？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范围内，数据一旦被收集，就几乎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它可以被用于各种目的，且远远超出了原本或规定的范围。

当这些数据被私营或公共行为者利用，就进一步加深了人工智能与有关我们的性格和选择的累积数据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操纵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选择。

这不是遥不可及的科幻场景。无论是在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还是最近巴西和肯尼亚举行的选举中，虚假民调和其他虚假信息泛滥成灾。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报告称，在社交媒体上利用机器人和虚假信息来影响个人选民的观点和选择。

互联网似乎正在逐渐成为有时会被经验丰富的力量用于宣传的竞技场，这可能是由暴力极端主义运动进行的，也可能是由私营行为者或国家当局，在国内或与其他国家居民联手进行的。

我们需要确保人权保障措施在一开始就被纳入所有机器驱动的程序和人工智能系统中。这要求各国和企业采取行动，包括法律和监管框架。还要求在国际人权法的框架内开展工作。该框架超越公司道德准则和行为守则，具有更强的全球合法性、准确性和范围。

工商企业与人权

国家是负责维护人权的主要行为者。但是，企业也有责任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来管理、预防和应对其运营过程中的人权风险和负面影响。

公司人权尽职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管理人们的风险，但是良好的尽职调查工作也可以从整体上加强公司的风险管理。满足消费者、员工、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日益增长的期待和应对他们施加的压力不仅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从更广泛的范围看，这也很有意义，因为这有助于通过加强善治和法治营造负责任的企业能够蓬勃发展的环境。

绝大多数的董事会决策都涉及人权问题。它们可能会影响工人和供应商的薪资和安全，或影响那些土地和资源具有商业价值的整个社区的未来。它们可能推动消费者或对取自可持续资源的产品的需求或对通过不道德方式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也许每个商业产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人权故事。

没有人会认为靠更好的商业做法就能解决每一项人权问题。但是，为了设计有效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气候变化、不平等现象和数字挑战，我们需要企业行为者再接再厉，承担起他们的责任并参与其中，而这将要求一系列强制和自愿的措施。

民族主义与歧视

到目前为止，我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提到了关于我们的未来的基本问题。更准确地说，这些问题是关于你们的未来。

你们，有史以来人数最庞大的一代青年人，正走向人类命运面临关键转折点的时代。正是在这个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日益增加的时刻，一些领导人正在放弃寻求解决方案的全球合作努力。

民族主义在许多社会中呈上升趋势，伴随着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歧视和仇外心理。

令人震惊的是，仇恨和孤立主义盛行的网络空间煽动了人们对妇女、少数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以及移民的敌视，而且这些态度迅速成为了广泛的公共话题的一部分。

自此，他们可能会继续扭曲公共政策，从而带来更加危险和令人不安的后果。

以妇女权利为例，妇女权利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不仅是在我的一生中，甚至在座最年轻者的一生中也是如此。

在这个国家的几乎每个工作场所和机构中，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担任领导职务，在其它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曾经被视为“私人”的问题，例如家庭暴力，或“正常”的问题，例如冲突中的性暴力、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或“微不足道的”问题，例如产假和陪产假，现在都作为公共政策问题得到了更高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政府将妇女权利视为人权，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被公认为是合法和不可或缺的目标。

孕产妇死亡率已经减半，避孕药具的供应和使用大幅增加。妇女的寿命更长，更健康，有了更多机会去发展技能。整体来说，我们拥有了更多选择。

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女性仍然比男性贫穷。她们拥有的机会更少，获得如教育等基本服务的途径更少，选择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也更少。但是，我们要承认，妇女权利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步。

让我们也停下来回想一下，在全世界为人类尊严和平等所进行的各种运动中，妇女的行动已经为每个人推动了巨大的人权进步。

我每天都受到世界各地维护人权的妇女和女童活动人士的启发。

但就目前来看，这再次成为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

我们深感不安地看到，有些政府以及许多游说团体没有向前迈进，反而开始抵制妇女权利。

我们还目睹了孤立主义和分裂主义在一些国家中逐渐发展，而它们往往开始于对妇女权利的压制以及我们以为早已被抛弃的法律和社会态度的卷土重来。

一些国家正试图通过法律或制定政策，控制或限制妇女为其生活作出选择的自由，包括但不限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对于控制和限制妇女决定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的痴迷似乎又重新出现。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消除这种不公正现象。我们需要进行动员，我们需要坚定立场，我们需要向前迈进。

如果妇女面临歧视，如果少数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面临歧视，如果土著人民面临歧视，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受到伤害，所有人都将受到阻碍，我们的生活将陷入贫困。

某些国家出现仇恨言论、种族主义以及针对少数民族和种族宗教少数群体权利的压制，对此我表示十分关切。这些趋势似乎也与当今许多民族主义运动所助长的分裂和妖魔化行为密不可分。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有些政治家和想成为舆论领袖的人，过分热衷于妖魔化社会中的一些弱势和边缘化群体，以谋取政治利益。

这是对人权议程核心的明显攻击，而人权议程的核心就是人人平等。

我们正看到反犹太人和反穆斯林的态度和暴力行为在许多国家复苏。我们正目睹着公开支持的种族主义似乎正在复苏。

过去十年，许多国家对性少数群体的平等和权利的认识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这些进步也正在遭受日益加剧的阻力。我们必须捍卫和保护性少数群体免受暴力和歧视。必须阻止仅仅因为一个人是谁或者爱谁就遭到国家机构谋杀或处决的现象，对此不应该有任何“争议”。性少数群体应当享有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的权利和保护。

正如我先前指出的那样，对移徒和庇护的公开表述、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态度也是错误信息的目标。

移徙问题

目前，全球约有2.72亿国际移民。壁垒和障碍将他们挡在外面。他们被妖魔化，受到类似于罪犯的对待，被任意拘留在恶劣的情况下，有时甚至与子女分离。

为了避免遭遇此类做法，避免在其旅程中经常发生的人身攻击和虐待，数千万移民必须尽可能隐蔽地迁移和生活。由于无证件和一直被边缘化，许多移民在极端脆弱、歧视和虐待的情况下生活和工作了数年甚至数十年。就在今年，我们已获悉有2400多名移民死亡，他们在寻求安全与尊严的危险旅程中丧生。几乎可以肯定，真实的死亡人数比这还要高得多。

尽管国家没有义务接受每个到达其边界的人，但全人类都受到同情的基本价值观以及对我们共同人性认可的约束。

寻求安全和尊严的绝望者是受害者，不是罪犯。他们和我们一样，拥有和我们完全相同的基本人权。

他们之所以大规模迁徙，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否认这些事实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安全。它只会极大地增加许多人的痛苦，加剧世界各地的贫困、不满和紧张局势。

联合国各会员国在2018年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提醒我们，所有移民的人权必须“始终得到尊重、保护和落实”。

这激发了我们开展更好的国际合作，以解决全球不平等现象、环境恶化和其他迫使人们离开家园的人权侵犯行为。这是为了减少不平等现象、保护迁徙中的所有人的权利、确保所有人享有更好的自由和机会而进行的合作。

在我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点很简单，我之前也已经提过，但我要在此处重复一遍：人类的利益和我的国家利益之间很少有极大的差距。

如果一项政策在短期内似乎只推进了狭隘的利益，但却伤害了人类的未来，那么这项政策必定达不到预期作用。

我们有时听到人权被鄙视为全球主义，而非符合某一主权政府的爱国利益。但是，国家利益怎么可能通过会损害所有人类福祉的政策来向前推进呢？

我们无法孤军作战解决问题。为了做到可持续性和有效性，解决如气候变化、全球不平等现象、大规模人口移动、越境冲突或流行病等复杂的全球问题必须进行合作。

而且这些解决措施必须维护人权。

平等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生命、人身自由和安全权。获得教育、医疗、食物、住房和社会保障的权利。

免受任何形式歧视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的权利。免受酷刑、非法或任意逮捕或拘留的权利。

不论我们的性别、种族、信仰、性取向、国籍、移民身份或任何其他因素，这些权利和其他基本权利的力量将我们人类彼此相连。这些核心价值观和原则对于维护我们的相互和平、繁荣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今天，在世界各地，许多勇敢的年轻人通过游行捍卫自由与环境。决策者需要倾听他们的要求。领导人，不仅是政治领导人，还有社会和商业领导人，可以并且应该鼓励年轻人更多地参与进来，因为年轻人的生活将会受到当前日益突出的问题的影响。

作为高级专员，我决心与各国负责维护人权的主要行为者合作，以重新达成共识：无论他们采用哪种类型的政府或经济制度，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尊重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

尊重人权当然是道义上的要求。但这也是实现真正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非常务实且实际的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因此，最后让我在此表示。这个世界正面临许多艰巨挑战。这些挑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太过巨大。这些挑战不局限于一国边境内。像气候变化一样巨大的挑战威胁着全人类和所有的人权。在我们共同的这个星球上，这些挑战互相交织，就像把全人类的命运束缚在一起的连接一样紧密联系。

我们如何解决这些挑战？正如你们可以想到的，不会只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或许会有一种协调的联合行动办法：一整套有原则的指导，以非常广泛的共识为基础，这也向决策者展示出了其几十年来的价值。

我们需要建立更广泛、更安全的公民参与空间，并加强公民参与。在这些空间中，只要有可能，我们都需要团结起来，积极争取更好的政策。我们需要推动这些政策。

无论是女性倡导者、难民倡导者、还是土著倡导者，我们需要停止孤军作战。事实上，作为人权倡导者我们必须停止孤军作战，我们需要与从事环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工作的人们谋求事业的共同点。

我们需要与企业、工会、宗教团体、教育者和其他人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扩大人权队伍。

随着新的全球数字化格局日益凸显，诸如在座各位的人士，在此类机构当中，要加深对于怎样最有效地应对人们的需求问题的分析。善治和稳健的行动都需要不断地寻求新的方法、新的战略、新的伙伴关系和新的工作方式，不仅在全球是如此，在国家和地方也是如此。

人权不是政策狂热者的摆设。它们是维持所有健康的民主和社会的生命线和重要力量。他们促进解决方案。

通过使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社会遵循人权原则，我们可以更好地面对未来几年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它们是我们应对不确定因素的指南针。

我们需要人权律师、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企业代表、活动人士以及政府和政府间机构共同努力。在如此多元化的群体间达成协议并不容易，但要取得进展，这一点至关重要。

首先，我要敦促大家：不要陷入绝望。请进行自我审视：认识你们的价值观、原则和希望。然后以此为依据采取行动。以在社会正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名义采取行动。挺身维护人权，参与倡导负责任的、基于人权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谢谢大家。

谢选骏指出：可怜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其口口声声所说的“人权”，和共产党所行的“猪权”，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联合国和共产党都不懂得“人权乃是个人的主权”——它是独立自主的、不可让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