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自由，一切都无从谈起》（2024-04-12 李炜光）報道：
中国人谈自由，常被人讥笑，视为空谈，“饭都没得吃，谈什么自由”，“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被无端喝斥、打压，视为“西化”、“邪说”，甚至削掉主张自由者的脑壳，剥夺他吃饭的自由。要我看，第一种人不过是已经习惯当奴隶了，完全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意识或勇气，而第二种人，他本身就是自由的敌人、极权的鹰犬。
奥尔德斯•贺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虚构了一个阶级社会，那个社会的最上层是特权族阿尔法族(Alpha)，最底层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脑被药物麻木，他们作为奴隶承受着繁重而乏味的工作，并对此毫无怨言。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有饭吃。然而，吃饭不过是所有动物的权利，而说话却是人类的权利，这个权利被限制，人就成了动物，甚至还不如动物。
有人说，生存权就是人权，这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吃饭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凭什么要牺牲其中的一个？维克多•雨果说：“人不是一根消化管道”。没有自由，生存权就是一般的动物的吃、喝、拉、撒式的权利，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权。
对于人民来说，自由高于一切，自由才是第一人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自由，一切都无从谈起。“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最终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赖活”。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生存的最低要求，只是为活而活，为吃而活，就只能像埃普斯隆族那样苟且地活着。这样的生命，毫无价值。
争自由不是讲空话，而是涉及亿万公民的切身利益和生活质量的大事。每个人，即使他是出于本能，也应该懂得自由的可贵。可是当人们真的开始追求自由、开始登上民主精神圣殿的台阶时，却往往会发现，那扇大门对他们是关着的。看来，自由，这本来属于每个人的天赋人权，因为涉及了这社会的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已经被垄断了，被“收回”了。自由，如果不去争取，人民就可能永远也得不到，更不会有人发善心“赐”与众苍生的。在自由问题上，套用《国际歌》里的一句话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人的自由具体说来有多种，如美国，就有“四大自由”之说，那么目前中国人最缺少和最需要的自由是什么？要我看，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最重要。国人现在似乎比较注意追求言论自由，刚刚发生的广东事件在网络上受到巨大的抨击，中国发生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大多数公民竟被蒙在鼓里，这绝对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是这个社会缺乏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最直接的表现。但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还有思想的自由。思想自由能够给言论自由以无坚不摧的力度，依赖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才有真实的价值和意义。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就没有力量，即使“言论”了，语言也是空虚、苍白、肤浅的。当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便是毫无价值的和脆弱不堪的。
人们总是抱怨国际社会从未把诺贝尔奖办法给中国大陆的学者，殊不知，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度，怎么会产生真正的对人类发展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学术研究的前提是思想自由，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对现实的批判，而不是歌功颂德。这里的逻辑是，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进行现实批判。也就是说，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学术研究，相反，欺世盗名的或者毫无价值的“学术研究”却可以大行其道；没有思想自由，创造和探索的可能性就被取消，人们的话题和讨论只能停留在单一的常识层面上循环往复，无法进取，民族的创新动力就被扼杀。年复一年，学者们的才华和精力被无谓地消耗在这种低水平的自我重复上，以致于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的语言环境，最后它甚至还会变成一种民族的“传统”，但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桎梏。这个国家的人民长久地生活在这样的“传统”之中，会变得愚昧、无知、和狂妄，黑白颠倒而不自知，很难再感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脉动、时代的要求乃至命运的召唤。在这样的国家里进行民主改革，将难上加难，以致于不再可能。如罗莎•卢森堡所说：“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
剥夺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会产生两种结果：有的事情变得更容易了，有的事情变得更困难了。造假更容易了，求真更困难了；掩盖罪恶更容易了，惩治对人民犯罪更困难了；实施专制更容易了，追求民主更困难了。没有自由，专制制度就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在专制的淫威下，专家学者的研究活动常常会投怀送抱地或半推半就地投其所好，进而就会是尽其所能无所不至地“建功立业”，还伴随着死心塌甘为鹰犬的摇尾乞怜（就像近日媒体揭露出的某位院士的丑态百出），于是，学者们的本性一步步地就会完全丧失，一点点地异化，最后沦落为专制政治中最为阴暗最为邪恶的一部分。这时，学者们专家们就会成为专制政治豢养的辩护士、卫道士、高级幕僚、无耻政客、下流奴才，他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就不是有助于历史的进步，就不是有利于真理的探求，而是恰恰相反。
我希望，当然这希望可能毫无意义，我们的学者、专家们应该有一种热爱自由的政治倾向，应该树立一种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应该懂得，除此之外的一切政治观都是可疑的，还应该明白，要想秉持学术良知，不辱学术使命，就必须拥有思想自由。如果思想自由已被破坏，那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如果思想自由还未成为现实，那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力追求思想自由。遗憾的是，这么多年了，我没有看到这个国家有几位专家、学者在自由行进在自由之路上，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敢于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思想自由决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要求，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要求。所以，思想自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则首先表现为言论自由。因为语言的本质是权力，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垄断了言论就等于垄断了权力，而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中主要表现为新闻出版的自由。所以，言论自由更需要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前提都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是民主政体的应有之义，只能由民主政体来保障。或者说，只有民主政体才能确切保障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实现反之，在专制政体下，这一切都只能成为纯粹的空谈，甚至会被人污蔑为“说胡话”，甚至，在现代集权政体之下，空谈和“说胡话”都将不被允许——你就是仅仅空谈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做不到。一切有关自由的思想和言论都将置于零度以下的绝对冰冻状态。专制政治可以并且已经扼杀了一切它看不顺眼的东西。
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它不是一种片面的政治，它不是只让说好话不让说坏话的政治。它把自己的好坏可以一齐端出来，坦白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让人品头论足说个够。让人说话了，这世界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就像人们说美国，“国旗都让烧了，你烧它还有什么意思？”李敖先生在北大的演讲也论证了这个道理。让人说了，让人烧了，天会塌下来在？笑话！也只有让人说了，让人烧了，说与做之间才会发生有价值的联系，说才会对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产生真正的压力，产生真正的制约，才会使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特有的威力真正发挥出来，而不再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各不相干，那只是一种“开会”的民主，尽管可能是很高层次的会议，那只是伪善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一个真心追求民主的政府，不能只允许人民听见政府自己的声音，更不能要求人民相信这就是人民自己的声音。这就是说，在民主社会中，政府是权力和规模有限的政府，是“廉价”的政府，也就是说，是纳税人养活得起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允许人民说话和思考的政府。政府既不能限制人民说什么听什么看什么，也不能强迫人民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因为，在民主法治的社会中，政府来自于人民的选票，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位置，不能不说，长久以来是颠倒着的。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么？马克思说得这句话还记得吗？“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爱私人生活的人。”
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它决不应该永远是梦想。永远像做梦的东西，不是正常的东西。努力建构和设计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理念，使现行政治由不民主变得民主，由不太民主变得更民主，应该成为整个民族不懈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为了追求自由，学者们，专家们，当然不只是学者、专家，就像李敖先生说的，就得有住“秦城”的准备，就得有下地狱的准备，就得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思想境界，即使生活在地狱。
“而思想，无声而又荒凉，在尸体间摸索着前进，穿过泥沼与鲜血。”我记得，这是海德格尔说过的话。
谢选骏指出：人説“没有自由，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卻錯誤地認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最爲重要。他哪裏懂得，“自由思想就是‘不被豢養的思想’”；所以，自由的前提是不被豢養，而海德格爾恰恰就不符合這個基本要求！因爲他既然乞食於大學機構，那麽還剩多少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結果呢？他的前半生，不得不是一條納粹狗；後半生則只能舔舐自己落水狗的傷口。
《坚持思想独立和人格自由的楷模（苏绍智美国•中国学社主席）》（2005年12月17日 自由亞洲電臺）報道：
今天，我们在此集会（刘宾雁先生追思会）沉痛地悼念刘宾雁先生。和我们一起悼念的，决不止在座的几百人，而是散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无数主张正义的进步人士。 宾雁的一生，是坚持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站在正义的立场，向一切专制邪恶进行不懈斗争的一生。
他留给我们的，不止是大量文学作品，更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之可贵，之所以成为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不仅在于有知识，更在于能够站在人民的根本权益的立场上，站在社会理应日趋进步的立场上，成为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人权的捍卫者，并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批判专制主义和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深切地关心人民，民族，国家，社会的命运，为人类的光明前途努力不懈。
宾雁正是一位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长期影响下，在专制政权的大棒的钳制镇压与胡萝卜的豢养诱惑并举的方针政策下，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中共执政以来的历次运动，无不企图消灭真正的知识分子以巩固其专制统治。反右“，”文革“不用说了。单就改革开放以来而论，诸凡”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六四镇压，向朝鲜学习管理意识形态等等，说到底都是为了这个目的。然而，刘宾雁，穷其一生，历尽折磨，老而弥坚，死而后已，就是为了尽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而战斗！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写作的“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是如此，他在57年“阳谋”待发时写作的“上海在沉思中“是如此，特别是当他遭受了22年冤案苦难以后重新拿笔之初所写的”人妖之间“更是如此而其后的！”三十八年是与非“等等作品;一以贯之都是如此。所以，宾雁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与敬重，被称誉为“中国的良心。”想当年，在人民日报大门口来找刘宾雁诉苦申冤的老百姓是经常排成长长的队伍的。
我的觉悟晚于宾雁20年但一旦致力于走上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我就与宾雁处于同一种命运了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先后遭到整肃……他被再次开除党籍，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六四镇压后我们都被迫长期流亡海外，又同时在中国学社为推动人民民主运动而写作我和宾雁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如今宾雁先我而去，我深感无限的悲痛。
宾雁走了，中共政权剥夺了他生前回家回国的权利。他万分遗憾于未能在垂老重病之年用自己的脚重新踏一踏那片故国的土地。我不明白一个政府为什么会这样恐惧于一位重病老人的这一点点落叶归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他们害怕刘宾雁的影响吗？他们以为泯灭人性，不顾人道地不许他回去就能阻隔甚至斩断他的影响了吗？不，他们是徒劳了。
在中国，是有着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样的传统。代有传承，代出人才。过去的许多人物暂且不提，即以两三年来逝世的王若水，李慎之和今天我们追思悼念的刘宾雁诸位先贤而论，他们都是以关心天下兴亡和人民祸福为己任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都离开我们了，但是，哲人日以远，典型在夙昔，他们的光辉榜样鼓励着源源不断的志士仁人。在最近的开放式签名参加治丧委员会的真诚悼念宾雁的队伍中，在最近的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运动中，我们看到的中国大地上的标志性人士，老一辈的有胡绩伟先生，接下来的有丁子霖先生，鲍彤先生，再接下来的有刘晓波先生，余杰先生，王怡先生……更有前赴后继的年富力强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这不正是一代接一代的日益壮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队伍么！这当中就有刘宾雁和刘宾雁们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专制政权的任何禁令都消除不了的，即使再搬出坦克和子弹来也消除不了的。
维权运动波澜壮阔，知识分子日益觉悟，在世界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的激荡催化中，中国的民主化是有希望的。宾雁，你放心吧，你安息吧，你日夜挂念的让中国的工人农民老百姓过上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饥饿的自由的日子是会到来的。
中国的良心，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真正知识分子的楷模刘宾雁先生永垂不朽！
谢选骏指出：這個苏绍智悼念那個刘宾雁，其實他倆都是“美国•中国学社主席”的前後任——他們在中國大陸都是共產黨員，依靠共產黨豢養；逃出竹幕過來美國，依然不能自由，因爲要靠其他組織機構豢養，執行其他的任務——但是究其一生，在任何地方是“走狗”。
“没有自由，一切都无从谈起”——要想獲得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首先需要的就是“不被組織機構豢養的自由”。自由思想，就是“不被豢養的思想”。如果“供職”於任何一個“組織機構”，就會喪失了在任何電臺發表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因爲要保住自己的走狗職位，就不得不説些組織機構可以批准的言論。而且任何電臺，還會任意斷章取義，適合自己的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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