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交友论》及其对晚明社会的影响”（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5年04期 关明启）報道：
内容摘要：在十六世纪，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大明王朝才迈开了他与西方交流的第一步。西方传教士是这次新与旧交变的主角，利玛窦是他们当中成功的典型。初入中国，按照适应性传教策略的要求，学习中文是利玛窦最主要的任务。《交友论》便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著作，它的成功，无疑是这次传教成果的公开展示，它带给利玛窦的不仅是中国士大夫们的赏识，更为重要的是它验证了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正确性，为利玛窦后来传教局面的推开创造了条件。这部著作紧扣当时中国士大夫们的心理，按照他们的口味进行编写，作为外国人撰写的中文著作，它既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又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可以说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
利玛窦，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1582年进入中国，同时带来了他的远大理想——将天主的恩惠遍施于这个泱泱大国。1595年，也就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的第十二年，他尝试着用中文编写了一篇不太长的论文，名曰《交友论》。目前，据笔者考证史学界还很少有专门对此的论着，本人万分有幸能在老师的点拨下对此问题做一些试探性的研究。《交友论》的在当时的出版无疑印证了利玛窦的“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正确性，同时对他接下来的传教工作也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那么，利玛窦当初撰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及其经过是怎样的，这片文章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笔者将就此展开论题。
The First Contac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View of Friendship Development——A Critique on Ricci Matteo’s On FriendshipGuan MingQiAbstract:On Friendship was just the first article Ricci Matteo wrote in Chinese. The success of this paper was no doubt a show of the missionary tactics. It brought to Ricci not only many Chinese friends, but also the test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missionary tactics, which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later missionary work. As an article written by a foreigner, it set up a bridg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resulted from the crash and fusion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s:Ricci Matteo; On Friendship; the ethical view; influence
一 《交友论》的产生
16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完全是两种状态。在中国，繁荣的封建物质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到来前仍保持着它常有的孤傲；而在欧洲，一种以开放、进取的姿态，企图占有全世界的新文明，正在迅速崛起。这种新文明充满了扩张的特性，欧洲的版图已经容纳不下它疯狂的脚步。近代西方文明与古老中国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中西“对话”拉开了帷幕。碰撞的双方，一个被新鲜的科学知识所吸引而期望以此来富国强兵，一个借助“文化适应”、“科学的传教策略”而企图把他们的宗教传播到中国。由于利玛窦神父的直接参与，这次碰撞并不是暴力的，而是友好的，是以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士和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友谊为支撑的。《交友论》是这种特殊碰撞的产物，是利玛窦“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成果的一次公开展示。
早在利玛窦到达中国之前，确也曾有一些传教士试图在中国进行传教，但是他们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被大明王朝所囚禁，而传教工作却丝毫没有进展。1555年，传教士巴瑞托试图进入广东，但被拒绝靠岸。十年后，氟朗西斯·派瑞斯带着申请书来到广东巡抚衙门请求开教于中国，后来被强迫谴送回澳门。三年后，西班牙籍传教士瑞贝拉遭到同样的对待。以至于他在向总会长报告时说“在我居于澳门的三年中，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力图进入中国，但我认为我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局面陷入僵局。让传教事务重现曙光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他通过细心的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进入中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调整我们的传教策略，采取一种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任何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 最后在范礼安的指示下，利玛窦成功地打开了中国的传教局面。他所采取的方法是目前史学界通称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所谓“适应性传教”，其大意粗略的讲就是指在传教过程中使自己的传教方式与所在国的特定情况相适应，以此来达到传教的目的。按照利玛窦本人的意思讲就是“根据不同的民族，采用不同的方法，使人们对基督教感兴趣”。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认为就是要适应所在国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就利玛窦而言，要与中国做到实质上的沟通，就要与中国人交朋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天主教神父邓恩先生在他的《巨人一代》一书中也这样严肃地写到：“不能与中国的先进文人交上朋友，建立友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也就不可能发生。”
《交友论》就是利玛窦为他的朋友，南昌皇室家族建安王朱多节所作。利玛窦在《交友论》的序言中说“……因而赴见建安王。荷不鄙许之以长揖。宾序设醴欢甚。王乃移席握手而言：凡有德行君子，辱临吾地，未尝不请而友且敬之。太西邦为道义之邦，原闻其交友道何如。窦退而从曩少所闻，辑成友道一帙，敬陈于左。 1595年，利玛窦通过好友石星的朋友王继楼医生的帮助得以结识建安王，当时的建安王虽然已经不得预闻政事，但却可以附庸风雅，不愿意放弃结识利氏的机会，早在与利玛窦结识之前，他就听说了这么一位西来奇人，一直渴望能够见到，在与利玛窦认识后，邀请“利子” 过府宴饮便是接连不断的事情。席间，两人经常谈起友谊，讨论交友之道。《交友论》就是利玛窦为了酬谢建安王的知遇之恩而作。利玛窦把他和建安王讨论友谊问题的谈话整理刊印出来，这就是《交友论》。
二 《交友论》的内容及其反映的利玛窦的伦理观
《交友论》是利玛窦采辑西方名人言论而成的格言集。按照台湾学者方豪的观点，《交友论》的100则格言中，有76则分别引自欧洲古代28位作家的格言及摘自23种古代著作。这当中包括苏格拉底的《律息斯篇》、西塞罗的《论友谊》、圣奥斯定的《忏悔录》、《论交友》等书的内容。由于和建安王讨论友谊之道与《交友论》的写成之间的时间较短，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利玛窦是直接引用了某位作家的有关友谊的现成之作。这种说法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利玛窦到底引用了谁的著作呢？美国学者史景迁认为利氏的《交友论》主要引自雷森德的相关著作，而国内学者孙尚杨则认为利玛窦的《交友论》主要选自1590年出版于巴黎的《Sententiae Et Exempla》一书。当然这些还都只是史家学者的一家之言，还有待于随着史料的发现的做深入的研究。《交友论》的百条格言中除了少数涉及宗教外，大多数都是从世俗人伦的角度来陈述友谊之道的。这又不外乎以下几种观点：
一， 友谊的重要性：“如世无友，如天无日，如身无目矣”、“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视友如己焉”。
二， 交友的态度：“信，于仇者犹不可失，况于友者哉，信于友不足言矣”、“人事情莫测，友谊难凭。今日之友，后或变而成仇恨；今日之仇，亦或变而为友，可不谨慎乎？”、“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后宜信”。
三， 交友的必要性：“交友之旨无他，在彼善长于我，则我效习之；我善于彼则我教习之。是学而即教，教而即学，两者互资矣”。
四， 朋友的判定：“我荣时，请而方来，患时不请自来，夫友哉!”、“平时交好没，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也”。
五， 国家间也存在友谊：“国家可无财库，而不可无友也”、“客力所以匹夫得大国，有贤人问得国之所行大旨，答曰：“惠我友，报我仇”。贤曰：“不如惠友而用恩，俾仇为友也”。
尤其最后一点难能可贵，利玛窦已经把友谊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给大明国的统治者们带来了无穷的魅力。
利玛窦的伦理观在《交友论》的内容上得道了很好的体现。由于良好的中文功底带来的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理解，使得利玛窦在《交友论》的内容选辑上更具有针对性。虽然来到中国仅仅十几年，但利玛窦已经敏感的触摸到了中国大明王朝的一些细微变化。明朝前期肃杀的文化氛围，在中期往后开始有所松动，由于与道德原则不同的社会观念滋长起来，到了明朝晚期，新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 当时传统的五伦观念在这种剧烈变化冲击下也面临挑战，位于五伦之末的朋友关系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玛窦一边宣扬“友谊之道”为西方固有，一边肯定中国传统友谊观的存在，他指出《论语》开篇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正是这一点很好的体现。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明朝当时朋友关系沦为五伦之末是一些文人士大夫忘掉孔子教导的结果”。所以，在《交友论》中，利玛窦不断地运用传统的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的观念来唤起明朝士大夫对友谊的再次重视。这一方面说明了利玛窦传教策略上的细心，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如：“吾友必仁，则知爱人，知恶人”、“友之乐多于义，不可久友也”、“友者相褒之礼易施也，夫相忍，友乃难矣”、“虽智者亦谬计之友多乎实矣”。这样的友道的论述无疑坚定了明末士大夫对重建友谊的信心。利玛窦这位以来华“交朋友”为口号的耶稣会士被他们奉为上宾也就不足为奇了。
《交友论》一经出版，便广为流传，在知识界引起轰动，他们都敬佩利玛窦的学问，许多学者都挣着想得到一册。因为用欧洲和中国的两种文字刊印，所以它更加风行。这本书受到文人学士的广泛赞许，并被一些权威作家在其著作中常常引用。事实上，《交友论》的成功让利玛窦也感到万分惊奇，以至于在写给他的朋友高斯塔神父的信中说“与我们已经做过的一切相比，这本书为我，为欧洲人赢得了更多的荣誉，这篇文章给我们带来的是有天分的学者，有道德的人的声誉。这篇文章非常受欢迎，已经在两个地方出版了。” 虽然对此利玛窦谦虚得说，这本书只不过是他从会院的书籍中找出来的西洋格言或哲人的名句加以润色，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写出来的，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利玛窦的工作予以肯定，因为，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中国人对西方人有所了解，并实际证明了不同思想文化间有着共同的东西，而这恰恰就是利玛窦与当时明朝士大夫建立友谊的基础。
三 《交友论》对晚明士大夫的影响
“……鸟有友声，人有友生，鸟无伪也，而人容伪乎哉？京不敏，蚤溺铅椠，未遑负笈求友，壮游东西南北，乃因王事敦友谊，视西泰子迢遥山海，以交友为务，殊有馀愧，爰有味乎其论，而溢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以上是冯应京在《刻交友论序》中的论述。《交友论》刊印之后在明朝士大夫中间获得了广泛的反响，除了冯应京为之作序外，利玛窦的好友瞿太素也作了一序。此外，朱廷策为友论题词，陈继儒对《交友论》题叙。就是在《四库全书》中也有关于《交友论》的记载。当时，这本书一再被传抄重刻。1599年再版后，又被编入各种文集丛书再版，像李之藻的《天学初函》、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笈》、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屠本浚的《山林经济籍》、吴从先的《小窗别记》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交友论》带给晚明文人士大夫的影响是巨大的。
利玛窦所宣扬的西方重视朋友关系和代表平等的交友之道符合明末文人学士竟相结社及注意朋友情谊的社会心理。16世纪的大明王朝的学术思想界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涵盖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的西学的传入，传教士输入的西方科学，对于中西文化的首次相遇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输入，使得中西文化的相遇具有了时代性冲突的底蕴；另一方面是明朝学术思想界自身所起的一些变化，主要是指一批具有新的思想的学术群体的形成，这些群体的出现在明末特务横行，相互出卖之风猖獗，人心冷淡，彼此失去信任的年代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这一里一外的两个方面在一定内容上而且还是相通的。以利玛窦为代表这样一些西来学者他们的主要任务当然传播天主教，但是天主教本身教义上的一些观点却获得中国的士大夫们的认同，比如道德意义下的朋友之道。而宋元时期承袭下来的程朱理学在明朝已经不在是众人皆以承认的真理，出现了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这样一批知识阶层——泰州学派（这之前是王阳明的心学）。他们当中以何心隐和李贽等人为代表。他们倡导平等学说，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其中体现在朋友的问题上，何心隐的观点相当鲜明“天地交曰泰，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 在泰州学派之后又兴起了东林学派。这些学派或个人在当时所掀起的一股自由解放的潮流既在客观上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同时也为某些士大夫倾向西学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说明中叶以后，诸如早期启蒙学说、泰州学派、东林学派和科学思想等各种进步的社会思潮皆可以找到他们同西学的某些契合之处。当西学和中国的这些新思想产生共鸣的时候，《交友论》自然会被很好的接受，而且它既可以说是两种文化观融合的缩影，又可以说是沟通二者的桥梁。在同样的对待朋友的看法上，我们不难看出《交友论》实际上是欧洲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在《交友论》中得到了根本的体现.
四 《交友论》对传教方式的影响
《交友论》出版之前，利玛窦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二年，对中国的情况可以说已经相当了解。这么长的时间里，利玛窦始终是按照适应性传教路线在前进的。事实上，早在他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就开始苦心学习中国的语言，之后又在好友瞿太素的指点下脱掉僧人的服装，留须并改穿儒家的衣服，有了这样的基础的条件后，和中国的士大夫之间的直接的交流得以实现。虽然，像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决不是仅仅是钦羡利玛窦的语言能力才和他交往的，但这起码说明了中西交流具有了一定的浅层条件。此外，他们能接受这个西来僧人还因为在利玛窦身上有来自西方的他们闻所未闻的一些新知识，以及见所未见的希奇玩意儿。我们在不否定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理》和自鸣钟等新鲜物件的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所有这些还仅仅是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明清两代转换之际的动荡与多难，儒家思想仍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淫，已直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首次意识到要让作为外来意识形态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社会的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必须理解中国的文化和各个阶层的社会心态，必须强调基督与儒学的共同点，并辅之以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
真正的想了解一个人，与一个人交上朋友，恐怕还得交心的。利马窦正是通过他与广大的中国士大夫进行这种心与心的交流才得以在中国久居并改变了以往传教士在中国所处于的被动局面。《交友论》出版之前，利玛窦已经结识了广大的中国士大夫，这其中有肇庆知府王泮，江西巡抚陆万垓，退休兵部侍郎石星以及曾多次给予利玛窦帮助的瞿太素，还有建安王和乐安王；《交友论》出版后，利氏的交友范围更是空前的广泛，大学士沈一贯、叶向高，思想家李贽、章潢，魏国公徐弘基，丰城侯李环，礼部侍郎朱国祚，南京太监总管冯保等等都在利玛窦的交友之列。
《交友论》的出版一方面体现了利玛窦进入中国以来在传教方面取得的一个成绩，同时这也必为传教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铺平道路。由于此书是为建安王所作，一时间利玛窦的名声大造，它扩大了利玛窦的影响。之后，石星和王忠铭能够结识利玛窦并促成其进入南京和北京一定程度上也是缘于此因的。正确的传教方式无疑是所有这一切的前提。
首先，文化传教的方式为《交友论》的成功提供了可能。从文化传教看，利玛窦能将《交友论》书面化并取得成功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前人的点拨。以往的传教往往采用口头传教的方式进行，在中国的传教士也多是这样。来看利玛窦的先行者沙勿略，他总结了在日本传教方面的经验，认为在文化程度比较发达的国家采用文字形式传教不失我一种可行的手段。但沙勿略壮志未酬，他的这一理想只能是明日黄花。首先尝试在中国以书面形式传教的是罗明坚。他于1584年出版了《天主圣教实录》。但由于当时传教士中文水平有限，翻译过来的东西往往不易被别人理解，因此效果并不明显。
真正将“文化传教”付诸实践的是利玛窦。1595年《交友论》诞生于利玛窦的笔下，并在短暂的时期内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这对扩展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交友论》能一炮打响，在文化传教中，它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第二是利玛窦自己的细心观察。在与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利玛窦发现不论是官员，还是绅士，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就是贫民百姓的文化程度也相当高，这与他曾经到过的印度、交趾不可同日而语。基于这种考虑，利玛窦认为将《交友论》刊印出来显然是一种必要。而《交友论》的成功无疑又增强了利玛窦“文化传教”的信心，在沿着这条大道走下去的过程中，他相继又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等等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也大都获得较大反响，但《交友论》的成功的先河作用却是不容抹杀的。
其次，《交友论》确认了文化传教方式的正确。上文已经提到，《交友论》是利玛窦与南昌建安王讨论友谊之道的问答的编辑整理。由于建安王的显赫地位，《交友论》自然会影响广泛。但更重要的是《交友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西方人的交友之道，它避开了直接介绍天主教教义而使中国人难以接受的风险，采用这样的方式既达到了宣扬天主教教义的目的，又让人能够接受，而最关键的还是因为在传教时机尚未成熟，传教策略必须慎之又慎的时期，《交友论》为利玛窦扩大了影响，促进了潜在的受洗人群形成。
这种风格之所以成功，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证明：第一，在《交友论》之后，利玛窦编写了《天主实义》。在这部著作里，利玛窦空洞的介绍了天主教的教义并且对佛教教理进行了一定的抨击，结果虽然这部著作也获得了刊印和流传，并且在士大夫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徐光启就从中感悟而皈依，冯应京也由衷的钦佩而褒扬等。但其同时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反对和责难，这当中自然有为数不少的“偶像崇拜者”，也还有深信佛理并为之辩护的达官、翰林和进士。“雅好禅学，多方外交”，十分活跃的掌管翰林院司经局的四川人黄辉便是一例。 此外，一些“不太友善”的人也对《天主实义》妄加断论。面对这样的压力，利玛窦必须得采取一定的措施。措施之一便是我们论据的第二点，也就是利玛窦编写了另外一部著作，《畸人十篇》。在开始编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利玛窦很矛盾，他害怕再次招至佛僧们的攻击，于是向朋友们寻求建议。朋友告诉他“为什么不用广受欢迎的《交友论》的写作风格，谈谈天主教对生活的看法呢。”当然，利马窦采纳了朋友的意见。他这一次像当初撰写《交友论》一样，将天主教的教义隐晦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时间的价值、邪恶问题、对死亡的思考等等。其结果自然相当富有成效，“在我用中文撰写的书籍中，最受欢迎的、影响最大的当推出版不久的《畸人十篇》。 通过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交友论》的写作风格是成功的。《交友论》虽然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著作，但它的积极影响却不止如此。
五 总评
利玛窦作为耶稣会士中的一员来华的主要目的自然是传播基督教，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使自己的思想与中国的社会思潮相汇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得不使自己的传教政策适应中国社会进步的知识精英们的心理取向，适应早期启蒙者不再满足于传统学说的特点。 《交友论》以浅显的表达方式，深刻的合时思想满足了上述两点要求。这里我们应该避免一个狭隘主义的错误，那就是把《交友论》仅仅定性为耶稣会士们的传教工具，因为除了宗教性外，《交友论》更具有世俗性和伦理性。它是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第一部世俗内容的汉文西书；在友谊观上，它代表了西方和中国伦理上的同一性。
《交友论》虽然只是利玛窦的一部很不成熟的中文著作，但它带给明末士大夫的精神冲击是巨大的。在这部著作中所宣扬的交友之道，就是在今天，也一样对我们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耶稣会士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邓恩 石蓉 石蓉 2003 / / P 1,2
利玛窦与中国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金水 1996 / / P 166
交友论 利玛窦 / / P
利玛窦与中国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金水 1993 / / P
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孙尚杨 1998 / / P 32
基督教与帝国文化 《北京：东方出版社》 王晓朝 1997 / / P 120
利玛窦中国札记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利玛窦 2001 / / P 212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中国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余三乐 2001 / / P 74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北京：东方出版社》 许明龙 1993 / / P 12
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卫平 1992 / / P 52
逑友于必要的张力之中-宗教与文化论丛 《北京：东方出版社》 包利民 1995 / / P 101
何心隐集 《北京：中华书局》 何心隐 1960 / / P 28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顾卫民 1996 / / P 35,5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北京：东方出版社》 许明龙 1993 / / P 12,25
利玛窦传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乔纳森·彭斯 2000 / / P 189-190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北京：商务印书馆》 沈定平 2001 / / P 417
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罗渔 2001 / / P 57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萧萐父 1995 / / P 61
谢选骏指出：人説“利玛窦的《交友论》及其对晚明社会的影响”——我看這些影響可能加速了晚明社會的瓦解，因爲“交友”和“朋黨”是一體兩面。而朋黨則分裂了社會主流，加速了晚明社會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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