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谢选骏全集

2020年7月6日星期一

谢选骏:ABC神学与洋泾浜英语



网文《揭秘:中国人最早怎样学英语》报道:

莎士比亚曾在《哈姆雷特》中深情吟诵: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现在中国人也要高声呐喊:To learn or not to learn,that's a question!中国人对于英语的复杂情结已然在教育战线上愈演愈烈。清末以来,英语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地位越来越突显,另一方面,加强母语教育、减少英语学习负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香港在大学推广英语教学,北京将缩减高考英语的分值。学还是不学?抑或是怎么学?除了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外,英语学习还应该包含更多的内容。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大英帝国特使——马戛尔尼伯爵曾奉命觐见乾隆皇帝,请求互通商贸,却吃了闭门羹,无奈悻悻而返。走时,马戛尔尼抛出一句狠话:“中国在鞑靼人的奴役下,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失望与讽刺之情溢于言表,果不其然,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吉利的商品、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随之而来,当然还有英语。

伪满皇族:九五之尊 “压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伪满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英语学习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这位思想开明又颇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单单是敢于以身作则、带头学英语的胆识就值得人们称赞。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945年东京审判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

学校:中西并进 “寄托”美国

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在外交场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国人担任翻译。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但有一点共性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请下,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的高级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师、船政、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京师同文馆于1861年首先设立英文馆。在英语教学上,直接移植当时正在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即让学生通过大量的中英文互译练习来学习和掌握英语。低年级的学生往往“浅解辞句、练习句法、翻译条子”,到了高年级,课程则扩大为“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练习译文”等内容。同时,学生还得不断地翻译西方书籍,成绩显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奖励。

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这种英文学习法仍没有多大改观。茅盾先生曾回忆他在北京大学预科求学时的经历:“那时候学英语,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循序渐进,我们认、读、写英文字像认、读、写汉文方块字一样,先生硬教,学生硬记,天天默写单词,天天背课文……”

不久后,北京大学的老冤家——清华学堂从游美肄业馆中脱胎了。作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必须保证毕业生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后,能够顺利地适应在美生活和学习,因此,这里的英文教学直接采用美国模式,学校实行严格的考试和淘汰制,定期举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试,口试成绩也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如果学生国学不及格,西学及格,仍然可以毕业;如果西学没有及格,国学即使分数再高也毕不了业。同时,清华学堂还非常注重英语氛围的营造,校园内的演讲会、辩论会、戏剧、演出等大多数都是用英文进行,各类告示与刊物也全用英文书写,甚至在校医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语。在这种沁润似的英语教学法培养下,清华园先后走出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和“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在官办学堂如火如荼地培养新式人才之时,教会学校也在中国各地悄然生长。作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学校,马礼逊学校对中国传统私塾教育持批判态度,校长布朗自诩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训练整个人,包括德、智、体”,因而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学注重系统性和计划性,并能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设置不同的课程,采用不同的教学法。在教学上,学校反对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学,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表现优秀的学生,更有机会赴美留学,中国留学的先驱、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官员:“佶屈聱牙” 汉字注音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是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为此,他注意“采访夷情”,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进行被当时顽固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

为了获得关于西方的第一手资料,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常用的专有名词、英文数词、各种外币单位及英美等国驻粤官员的姓名都在林则徐的背诵范围内,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权已被架空,国家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汉族地主阶层的手中。虽然李鸿章丧权辱国,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重操故技。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直接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Садитесь),“谢谢——四包锡箔”(Спасибо),“再见——大四位达理也”(Досвидания)等等。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就将这种用汉语注音学习法发扬至极。《翁文恭公日记》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流利但不合文法”。

文人:口诵笔译 终成“温拿”

政客们纷纷攘攘,东一棒槌、西一榔头的汉字注音学习法,只能Chiglish味儿十足。真正值得当代人追逐崇拜的,应当是民国的学院派文人。

虽说“辫子教授”辜鸿铭屡屡被自由主义者们骂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讥讽者们却很难望其项背。辜鸿铭10岁时就随义父布朗在苏格兰接受严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虽是英国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国的私塾教育——死记硬背。他要求辜鸿铭背诵《浮士德》,却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这样,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糊涂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来。到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

之后,辜鸿铭开始了半月学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英文学习计划。天资聪明的辜鸿铭越背越快、过目不忘,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翁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此时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此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对辜鸿铭日后在古希腊文、拉丁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九种语言文字上的建树功不可没。辜鸿铭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语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英语的妙法,他回答得很简单:“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作为一名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学者和文学家,林语堂的英语学习法自有其特点,朴朴素素、简简单单地总结起来,就是注重口语训练。林语堂认为学英语必须有全句的观念,“不能专念于单字。学时须把全句语法、语音及腔调整个读出来”;“口讲必须重叠练习”,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顺口。到了顺口之时,英文句法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学来,比写作时算什么主格宾格强得多了”;“口讲的话都是自自然然说出来的,少有堆砌奇字、矫揉造作之弊,因为口讲应答之间,不容你刻意求工”。

对于沪上小姐张爱玲来说,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并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反反复复,英语水平就会大有提高。张爱玲在港大的求学岁月里,将这种翻译学习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为了让英文写得地道纯熟,她狠狠心三年没用中文写东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过洋的姑姑对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说她,“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译本物理或是化学书。”三年工夫没有白费,看来,正应了张爱玲在《十八春》里说的那句话——“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商人:英汉夹杂 “洋泾浜”语

当中国人在地球的一端摇头晃脑地背诵着“How do you do”时,地球的另一端,美国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渐淡出美国人的口语,Chinglish竟成了一时的风尚。其实,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英语,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商人的口齿间。

自《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一时间,外商云集,仅上海一地,刚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贸易量的不断攀升,让中国各地的商贩们趋之若鹜。

然而,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学起了英语。在与外商交谈时,连估带猜、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泾浜的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四不像”似的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

商人们说的洋泾浜英语中有着深刻的汉语烙印,姚公鹤先生就曾说过:“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文法出之也。”“洋泾浜”英语把rice(大米)说成lice,把fish(鱼)说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 念成welly few。若是说起整句话来,现代的人估计更是摸不着头脑,曾有一位年轻的先生去拜访两位女士,中国仆人很严肃地告诉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makee walkee,walkee(那两位姑娘您现在一个都不能见。年龄大的一位正在楼上洗澡,年龄小的一位不在家,请您赶紧走开,赶紧走开)。

即便如此,但千万别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是下里巴人的专利。董桥先生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听到邻座有人很谦虚地对他的茶友说:“我只会说洋泾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声说:“他也配?”哈哈,可见正宗的洋泾浜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专用语!

当然,“洋泾浜英语”并非上海特有,在广州、澳门、哈尔滨、台湾等地也出现了汉语与当地通行外语相结合的洋泾浜语。1949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解放。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也丧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要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此绝种,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点“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泾浜”。当然,你很快还会在英语中见到dama(大妈)与tuhao(土豪)。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最早怎样学英语”并不孤立,在“中国人怎样信基督教”的领域,也有类似现象出来。这就是我所说的“ABC神学”。“ABC神学”认为中国古代也有自发产生的基督教,甚至《四书五经》里就有,这可比正宗的基督教产生的时间还早,如此说来,基督教也就是中国人发明的了。还有人认为,《老子》里的“圣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老子》的作者肯定是在公元前,那么《老子》就不仅是“第五福音书”了,而且是“最早的福音书”了。凡此种种,都属于“ABC神学”。“ABC神学”来自“ABC考证法”,其特点是:

“文献A中的象形文字X,在文献B中,看起来象是象形文字Y,而Y在文献C中看起来又象是象形文字Z,那末,X和 Z便可以互相替代。许多中国学者用这种寻求方法,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ABC神学”建立在“ABC考证法”的基础上,用中国哲学和中国宗教来解读西方哲学和基督教义——这不是和用汉字来注音英语,异曲同工吗?

ABC神学与洋泾浜英语,本是半路出家者的无奈,但千万不要停留在这种无奈里,更不要自欺欺人,把这种无奈当做一种自豪,否则就会永远长不大了,永远长不大并非长生不老,只会变成侏儒。

谢选骏:中国如何才能征服日本


网民自问自答:怎样才能征服日本?

征服日本不是靠军队,靠拳头就可以让日本服软,要靠贸易,让日本的经济纳入中国的经济体系当中,让日本随着中国的贸易指挥棒来打圈圈。虽然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论经济实力,谁也不敢小看中国。但经济力量怎么用,不是说我今天生气就不和谁做生意,今天我把谁逼死,说实话,天那么大你能逼死谁?我们对日本的制裁当然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但你真认这个死理,真认为中国不和日本人做生意,日本就会举国饿死,你觉得可能吗?

网文《中国历史上错过的一次征服日本最佳时机,不是在元朝,更不是明朝 》(历史一箩筐 2017-05-25)说: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历史上曾有过很长时间的蜜月期。当年的日本惟中国马首是瞻,对古中国非常崇拜,从政治、民俗,再到文化无一不向中国学习。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岛国民族,在中日间历史上,挑起过五次真正军事意义上的战争,试图征服中国本土,可一直未果。

元朝曾征战日本

这五次战争分别是唐朝的白江口海战、元朝的两伐日本、明朝的朝鲜战争、清朝的甲午战争和近代的抗日战争。日本历史上总是想征服中国,而有几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国,为何没能征服日本?纵观这几次战争,中国是三胜两败处于上风。征服日本不是没有机会,而是错过了,反而是在近代,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了14年,但还是失败。

那么,中国历史上错过征服日本的最佳时机出现在哪个朝代?石头认为不是在元朝,虽然蒙古铁骑在欧亚大陆几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忽必烈两次发兵远征日本,均以失败告终。那时还真不是要吞并日本,只是想让日本臣服朝贡就行了,但日本断然拒绝了朝贡的要求。蒙古军队只能在陆上称霸。

更不是明朝,明朝鼎盛时期军事实力可以说得上是世界第一,所以日本当时并不敢直接入侵中国,而是选择朝鲜。当时日本的一代枭雄丰臣秀吉武力统一日本后,自认实力强大,迫不及待的开始了他“图朝鲜,窥视中华”的计划。但在中国军队的援朝抗日下,日本对亚洲的侵略野心被中国铁拳粉碎。之后的清朝更不用说了,“甲午悲歌”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楚。

石头认为中国历史上错过征服日本的最佳时机是出现在唐朝。唐朝的中日白江口海战,是两国第一次正式军事交锋。正是这次战争,影响了中国、倭国和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进程,改变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

公元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为争夺东北亚的主导地位而进行的战争。当时唐、新罗联军以170艘战船大破日本的400余艘战船,取得决定性胜利,百济国灭亡。之后唐军乘胜追击灭了高句丽,朝鲜半岛落入对唐表示友好的新罗之手,朝鲜成了唐朝的藩属国。

白江口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以唐朝当时的军事实力灭日本不在话下。然而,唐军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就这样错过了彻底征服日本的最佳时机。

中日这一首次交锋,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日本的惨败,也使其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唐抗衡,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后900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就因为唐朝未借白江口海战及时征服日本,以至于后来日本在东亚肆无忌惮,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更是如此。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日本每一次的飞跃都会出现一种现象:战争中失败——积极向对手学习——实现自身的重大飞跃。白江口战役后的日本,在吸收唐朝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东亚强国。近代日本同样是在欧美列强的炮舰下不断西化,在极短时间内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二战后,战败的日本又掀起学习美国的热潮,不到25年便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工业国。

中日这对纠缠千年的宿怨在未来会如何发展演变,似乎永远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中国强大了,如果再次交锋,还应不应该给它机会呢?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唐朝对于日本最具优势?因为唐朝具有日本缺乏的精神力量,儒教传入日本不久,而佛教对于日本还是陌生的。如果历史具有参考的作用,那么可以推测,如果在未来,中国进行了彻底的基督教化,那么届时的中国,将因为具有了新的精神力量,将会重新获得对于日本的优势,就像美国可以征服日本。为何美国能够做到蒙古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征服日本?因为美国不仅拥有必要的武力,而且拥有日本缺乏的精神。

谢选骏:《河殇》为什么会“肤浅”



看许多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人们不免会觉得“肤浅”。其实不是这些作品肤浅,而是影视的形式限制了表达,使得文学名著的内涵无法得以全面的展现。再加上视觉具有“喧宾夺主”的作用,往往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所以反倒固化了观众的想象力和理解力,而让人觉得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肤浅了。

作为一部“电视政论片”,《河殇》也不能免除影视作品的这一特点。

在1988年“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不久,就有朋友问我:谢选骏,你怎么会去搞这么肤浅的东西?我就向他们解释说,这是影视作品,不是学术专著,是为了普及和刺激而牺牲了周延和深刻。

《苏晓康:中国比25年前更糟》(2014年6月4日 齐之丰 魏之)报道:

苏晓康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专访。25年前,苏晓康是中国名人。他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影响巨大的电视片《河殇》的“总撰稿人”。

《河殇》播出之后,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当中影响尤其深远。那部电视片引起许多中国人的思考,也使许多人追问中国过去一百年来始终不能像世界发达国家那样走上现代化的正轨,这是否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

《河殇》的播出不仅在中国社会引起广泛的文化和政治讨论、辩论,也引起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党内保守派、强硬派的不满甚至愤怒。中共强硬派认为,《河殇》所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一种危险的颠覆。

1989年以学生为先导的中国民众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运动兴起之后,苏晓康同其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在中共当局和学生之间进行调停。

在那年的5月下旬,中共当局决定出动军队对民主抗议活动进行镇压。苏晓康也被当局认定为鼓动和操纵学生抗议活动的“黑手”之一,被列入秘密通缉抓捕的黑名单。

在中共当局调遣野战军部队1989年6月4日杀入北京、镇压和平抗议者之后,苏晓康逃出中国大陆,逃到香港。后来辗转来到美国。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苏晓康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表示虽然现在看当时《河殇》对中国文化的审视评价未免肤浅,但理解当今中国、理解中国的历史依然不能不把中国的文化纳入考虑范围之中。

苏晓康认为,今天的中国比25年前的中国情况更糟。

*莫名其妙上黑名单*

记者问:“你被中国执政党共产党说成是煽动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黑手之一。中共对你发出通缉。25年过后,今天你对中共的说法有什么感觉,什么看法?”

苏晓康答:“这其实是共产党的一贯的做法啦,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但在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所谓改革时期的新政策,宣布没有阶级斗争了,宣布阶级斗争结束了,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他所谓的政策。

但是,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现在大家一般说天安门事件是学生主导的民主运动。但我认为就是一种抗议,一种街头抗议。也可以说是执政党的一种政治危机。只有有问题了,老百姓才会上街。但在中国,总是学生会领先上街。但(中共党内强硬派)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一定要认定学生是被藏在他们背后的‘长胡子’的人操纵的。于是,他们就要拼命地找所谓的‘黑手’。

我当时的情况是,我因为电视片《河殇》在当时中国大陆的名气非常大,而(已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曾经表示对《河殇》欣赏。于是,在赵紫阳和邓小平在如何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之后,尤其是在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共当局讨论制定通缉名单以便抓人,据说是(中共元老、本来就对《河殇》感到非常恼火的)王震把我放到通缉名单上。

当时通缉名单有21个学生,3个工人,7个知识分子。最前面的是(主张实行民主的中国科学家)方励之和(他的妻子)李淑娴夫妻俩。后面的7个知识分子是不同的人放上去的。我据说就是王震要求放上去的。

后来这个问题就成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直到今天,对我们的通缉还是有效。你人死了算拉倒,要是活着,就要还在名单上,不能拿下来。总而言之,我上了通缉名单,就是因为《河殇》的原因。”

*中国文化再认识*

问:“关于《河殇》,自天安门事件发生25年来,你觉得你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改变吗?更具体说,你还觉得中国跟当今世界文明世界格格不入,主要是因为中国属于所谓的大河文明,而不是海洋文明吗?”

答:“当时我们的思考是那样的一个水平。现在看来当然是很肤浅啦。

不过,《河殇》是一个电视片,它基本上不是学术性的东西。电视片的一个重要的手法是要突出一个符号,要有强烈的情感诉求。也就是要把思想性的东西转化为影像的东西。所以,这里就要借用大符号,也就是文化符号。

《河殇》就提出了好几个文化符号,比如,龙,黄河本身,以及长城,等等。这个电视片在这个手法的运用上是很成功的。直到今天,共产党要搞一个宣传性的电视片,还是在学《河殇》。

至于谈到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和世界普实价值不和谐的问题,中国今天依然如此。我们当时就这么批评中国。这里的问题跟中国文化有多少关系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从学术上讲。但它们必定是有关系的。你说完全没有关系,不可能嘛。

包括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上伊斯兰跟西方文明的冲突,这跟两个文明的毛病都有关系。中国的问题跟晚清以来,跟中国近代以来文化的衰落有关,这是毫无问题的。我们当时结论一点也没有错。

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始终拒绝普适价值。普适价值实际上是在1980年代之后才提出的。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国际社会主要提的就是人权,并没有把涵盖范围更大的普适价值提出来。

我想说的是,中共拒绝普适价值,跟中国文化,跟中国历史上闭关锁国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大家可以去研究。但是今天中共拒绝普适价值,就是跟六四有关,就是六四的一个逻辑后果。我们将来谈六四问题,我还可以谈这一点。”

问:“你刚才提到了文化跟政治的关系。我想顺着这个问题再问一下。有批评者说,你当年主笔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电视片《河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文不对题。因为南朝鲜北朝鲜是一种传统文化,西德和东德是一种传统文化,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是一种文化。但两边文明发展截然不同,可见传统文化不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发展。对这种批评,你如何看?”

答:“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问。你刚才提到,东西德也好,南北韩也好,包括以前的南北越,这里面有一个共产主义制度的问题,共产党的问题。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例子,正好都涉及共产党。东西德也好,南北韩也好,南北越也好,都是共产党阻碍发展。那些国家有一半被共产党掌握了,另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实行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这么问。

但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到了中国,或者说共产党到了苏联,这是否跟文化有关系?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的,一定是有关系。苏共和中共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在教条上,在意识形态上有相同之处,但是在深部,在许多方面,他们跟各自的传统文化脉络是有关系的。”

*中国比过去更糟*

问:“在你看来,今天的中国比25年前的中国好在什么地方?坏在什么地方?总起来说,今天的中国比25年前的中国是更好还是更坏?”

答:“当然是更坏了。这是毫无问题的。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起飞了,钱多了,这就好了吗?你好看钱都在谁手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比过去有一定的改善。但中国老百姓被欺负得不行,农民随时房子就会被拆掉,地就被征走。这是20多年前没有的。

所以说,中国现在的情况跟25年前相比,我的总结是两个丧失。一个是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家园可能会永远丧失,就是因为这25年掠夺性的经济高度发展。

现在的权贵集团是拿走利润,留下垃圾。你看现在中国大的生态环境现在已经完全被毁坏了。我们原来还没有看到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干了。后来再有北京的雾霾,而且越来越有严重。现在已经弄得大家对北京的污染几乎是没有人再敢说中国的环境没有问题了。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现在的环境问题是超越目前人类的智慧的,也就是说人类的现在的知识无法解决环境破坏的问题。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环境破坏灾难不知道有多么严重。

有人说,工业革命,十八世纪以来,西方的环境也有很大的破坏,现在他们的环境都修复了,等等等等。老实说,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没有解决。因为环境问题是超出人类的知识和能力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大。

中国今天的环境破坏,不知道比西方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破坏严重多少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掠夺性。这是第一个丧失。

第二个丧失是这25年来,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他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这就是说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没有了。这两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六四的结果。”

问:“假如你现在可以自由返回中国居住,工作,你愿意回去吗?”

答:“我顶多回去看看,但不能回去长住了。因为那里的大环境已经不是我们可以做事的了。即便是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变成了一个代议制民主制度,至少还需要十年二十年才会形成正规的可以运作的政治制度。

另外,整个社会还需要恢复,整个文化需要回复。我想,这样的过程就更长了。我今年已经65岁了。我不可能把自己最后这一点时间赔上。我就愿意在外面呆着。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以在外面写我的书。

读者评论说:

不具名 2014年6月5日 0:31
与阮铭一样都混成这样了还,还忽悠64,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还相信混的到板子的人的话吗,别跟王丹、魏京生之流混了,他们还能啃几年美国、台湾给的骨头哦。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9:16
是越来越糟,光说哪有用?和中共每年搞得3.15一样、热乎一阵没影子了。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4:57
我怎么觉得现在的中国比25年前好多了,25年前我家刚有个18寸的黑白电视,现在我家里是50寸电视。

不具名 2014年6月5日 2:35
很得意吧? 生活在猪圈的感觉是外面没法比啊?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11:22
现在的中国比250年前好多了,有电灯,有汽车。不用马车和蜡烛了。哈!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9:48
你的电视也是西方国家发明的,你能在这里评论也是拜民主国家所赐,和你的党妈妈没半毛钱关系!!!!

111 2014年6月4日 8:39
猪和人是有区别的,人有思想,而猪只知道吃饱了等着挨宰。你到底是属于什么?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7:38
关键是你的奴隶地位变了没?

张恺 2014年6月4日 11:31
你们是什么东西呢?总是说别人是猪、奴隶。这就是你们所向往的普世价值和言论自由吗?鄙视!!!!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2:57
呻吟管用的话还用看毛片么?别呻吟了啦,人早就爽呆了。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7:40
政治流氓能谈出什么正经话来?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12:04
经济的发展是怎么来的?
1. 巨量超发人民币
2. 挖光地下资源
3. 环境污染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12:00
25年前这么说,今年这么说,25年后还这么说。什么时候能说对呢。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11:55
VOA今年特别卖力,把以前不出来的人都拉出来上镜头。这些人很多国内连名字都不熟悉,更不要说什么影响力。他们25年就说中国完了,中共马上要垮台了,这些预言什么时候能实现,美国的智库都不相信。

虞 (中国(共产轴心)) 2014年6月4日 11:18
《河殇》对我们的影响巨大深远得无以言表,六四屠城之后,《河殇》查禁之后,解说词手抄本在民间流传,本人就抄写五遍之多,影响一小圈人。中国的民主自由解放运动,屠城之后更深入广泛了,也从天安门枪声响起那时,民众就认清了中共绑匪的反人民反人权反人类反人性的本质,是党卫军的坦克自毁专政合法性的根基,即,这个非民选的非法的极权特权中共八旗统制集团,是这个人类星球最大最邪恶最嗜血最淫暴的政教合一的共惨轴心!!

维基揭秘 (China) 2014年6月4日 11:13
中共强权专制法西斯六十多年使中国人既失去物质家园又失去精神家园,没了信仰、没了道德、权钱主义。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坎坷多舛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当局的严密控制和恐怖高压,一方面与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形成的奴性和儒家中庸文化不无关系,人们应该清楚的是:韩台的民主变革都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强力支持或强大压力下发生的。

苏晓康的确老了 (他以前说的是对的,但今天反而糊涂了)
2014年6月4日 8:39
记者提问说:“问:“你刚才提到了文化跟政治的关系。我想顺着这个问题再问一下。有批评者说,你当年主笔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电视片《河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文不对题。因为南朝鲜北朝鲜是一种传统文化,西德和东德是一种传统文化,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是一种文化。但两边文明发展截然不同,可见传统文化不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发展。对这种批评,你如何看?” 苏晓康在回答是却不如当年河殇纪录片解说词回答了。显然苏老了。其实,台湾、南北朝鲜、东西德的确已经民主转型了,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体量太大是前者们不可比的。中共就是以体量大的13亿人做人质,才能无恶不作的,西方却无可奈何,但中国本质上还是奴才文化造成的。

田力 (中国) 2014年6月4日 8:27
苏某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除开坏境比25年前差外,我看其余都比25前好!不过苏某这么说也有体谅他的地方,因为他要吃饭,当然要讨好一些人,有时是言不由衷。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9:49
你发这条,主子付你多少钱?呵呵。

不具名 2014年6月4日 9:55
五毛,你说自己呢!好可怜!要发十条才有五块呢,马上就要不够买一个馒头了。

谢选骏指出:苏晓康是报告文学作家,观察敏锐,文笔犀利,但是文史哲方面不是他的专长。当年我们在一起讨论《河殇》的思路时,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受命写作《河殇第一稿》。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的书柜里有许多现代作品和一些翻译的书,但是没有一本中国的古书。这一点与远志明倒是很像,所以他们两人倒是比较谈得来。这也使得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缺乏深度。所以在他们批判传统的时候,就以为中国的传统很简单,就像1980年代的共产党中国那样。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告诉他们中国的传统十分丰富,我们需要回到祖辈文化,进行中国的文艺复兴。所以,我批判传统是有分寸的,是指桑骂槐的。他们不是,他们是一刀切的。例如,就上面的话题说,苏晓康凭借他的聪明知道中国和苏联先后陷入共产党统治是有其文化原因的,但却说不出这些原因具体是什么。而对历史比较熟悉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因为中苏两国都有蒙古统治的背景,甚至都有蒙古统治遗留下来的共同血脉,所以有些中国人看到苏联人就觉得那个亲哪,因为他们的祖上都是被蒙古人杂交过的。所以他们知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们现在努力挣扎,无非就是想避免这个历史的宿命。所以,我给《河殇》的第一稿命名是“走出黄河心理”,也就是“走出延安精神”的隐喻。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激怒了共产党当权派。而关于对“龙”、“黄河心理”、“长城精神”的批判,也都来自谢选骏的主意。后来,《河殇》激起了八九民运(《人民日报》对此定性为“《河殇》是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而八九民运直接推动了“苏东波”,导致共产党阵营的全面瓦解。这个巨大的历史功勋(它起码解除了苏联对中国的地缘威胁)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共振——原因是蒙古帝国旧有板块的内部裂变。
【据历史记载:蒙古第二次西征(1236-1242年)于窝阔台汗在位时期发动,以拔都为主帅,先后征服伏尔加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的卡马突厥国、基辅罗斯,进而灭亡位于东欧平原的基辅罗斯,而后击溃波兰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波西米亚与捷克、摩拉维亚与斯洛伐克、奥地利大公国联军、大败匈牙利王国、打败保加利亚第二帝国,远达当时意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国的达尔马提亚(前锋已经进军到今东北意大利)、原南斯拉夫地区的拉什卡……这个范围,岂不是正好画出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阵营吗?所以,成吉思汗的各族后代那么热爱“斯大林同志”这头怪胎,即使被他残害了,临死还高呼“XXX万岁”,这也是延安精神。】

如果《河殇》不知道思考这一点,那就是真的很肤浅了。

谢选骏:“自由意志说”出自奥古斯丁的变节需要



(一)

《论自由意志》,由罗马帝国的维护者奥古斯丁所作,主要回答恶的来源问题。在这篇对话中,奥古斯丁反驳摩尼教认为恶是实体的说法,提出恶是虚无,是善的缺乏——这个观点认为人作恶还是行善都是藉由自身意志的自由选择,而人也因此配享幸福或该得不幸。此外,奥古斯丁还针对有人把世间的苦难、痛苦、不幸等种种现象都归结到上帝身上的看法,作出了辩护。

有人宣传,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不仅开辟了哲学的新维度,而且首先为伦理学奠定了新的基础,使伦理学不再仅限于充当“生活指南”,而是承担起确立人的绝对罪-责、绝对权利和绝对尊严的根据这一使命的学问,开始了伦理学的历史性转向。而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则完全是出于他对基督教“原罪说”的信仰和理解。如果说对自由意志的追问是对人的自由存在的觉识,那么对自由的这种觉识首先是哲学从基督教信仰开显出来的。对人的自由的全面自觉是近代启蒙哲学的核心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遥远地召唤了近代哲学。

……

还有人宣传,奥古斯丁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他通过追问罪与责的来源和根据而开显出人的另一维更深刻的超验存在即人的自由意志,由此开始了伦理学从“幸福生活指南”向“罪-责伦理学”的转向。奠定在对自由意志的觉识基础之上的罪-责伦理学不仅使人在本性上区别于他物,而且使人在格位上与万物有别:因为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才获得了正当性品格,也只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行动才有正当不正当的问题。奥古斯丁甚至说“没有自由意志,人便不能正当地行动”。只是因为有自由意志,人才有道德上应当不应当的绝对格位,人的存在与行动才有正义不正义;没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和行为与万物一样,都出自其本性,而出自本性的行为如何会有罪呢?如何有应当不应当的问题呢?石头没有自由意志,它从高处往低处移动完全是出自其本性的运动,因而无所谓应当与不应当,无所谓罪与责,正如由于石头没有自由意志而不能向他者敞开自己,因而没世界一样。那么,为什么有了自由意志才有罪与责的问题呢?或者问:为什么有自由意志才能对人判罪呢?换成一个哲学史的问题就是:奥古斯丁是如何进行伦理学转向的?

(二)

谢选骏在《〈上帝之城〉批注》的后记里曾经指出“奥古斯丁为何改宗”:

奥古斯丁的拉丁全名是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 。但是奥勒留这个名字,在奥古斯丁自己的《忏悔录》和书信中均未出现。学者们据此推断,奥勒留是由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人添加的。

公元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Tagaste),即现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苏克阿赫腊斯城(Souk-Ahras),是一个北非的黑人。当时,该城归罗马帝国的努米底亚(Numidia)行省管辖。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中,北非属于西部,民众的通用语言为拉丁语。北非是早期拉丁基督教发展的重要地区。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基督教已经在讲拉丁语的帝国西部站住了脚。公元三世纪末,北非,尤其是迦太基(arthage)周边地区,即现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已经有了可与基督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相媲美的组织。奥古斯丁这位黑人神学家的一生,主要就是在非洲这块土地上度过的。

奥古斯丁出生时,基督教虽已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尚未正式成为国教。在民众的实际生活中间,基督教仍处在与其他宗教对立冲突的状态之下。奥古斯丁的家庭也仿佛是这种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不信基督教,只关心奥古斯丁的世俗功名,对他的早期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心指望他也早日归向上帝。她在晚年还长期陪伴在奥古斯丁的身边,反复规劝他版依基督教,对他的生活和心灵影响很大。奥古斯丁在青少年时代受过完备的学校教育,分别在家乡的启蒙小学、马都拉(Maduara)的文法学校(366年起)和迦太基的修辞学校(370年起)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文学、历史、语法、修辞和哲学,为他的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拉丁文和罗马古典文化基础。但他对希腊文不感兴趣,一直学不好,后来要靠拉丁译文才能研究希腊哲学。

奥古斯丁生性顽劣,不守本分,青少年时期曾干了不少坏事,诸如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结伙偷梨,寻花问柳,与情人同居生下一子,后来又听从母命抛弃了这位名分不配的女子,另觅新人。不过他的羞耻心还未完全泯灭,对自己犯下的各种错误和罪恶时常感到焦虑不安。

十九岁那年,奥古斯丁读了西塞罗(Cicero ,公元前106-43年)的著作,开始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决心追求永恒的真理,探索罪恶的根源。为此,他接触了圣经,但没能读懂,也没有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后来转向摩尼教,成为该教的一名热心昕众,前后达九年之久,直至公元383年才对该教“失望”,离开了摩尼教。

关于奥古斯丁与摩尼教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奥古斯丁并未读过摩尼教的文献,而仅仅是听过有关的教义而已,但多数学者认为,奥古斯丁接触过该教文献,不过没有成为正式摩尼教徒,而只是一名热心的昕众。

公元375年,奥古斯丁从迦太基修辞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做教师。在此期间,他经历了朋友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可又未能找到超越死亡恐惧的出路。这一经历为他后来超越柏拉图主义哲学,领悟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神秘意义提供了基础。公元376 年至383年,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当修辞学教师,后因对该城的学风不满,于383年秋赴罗马,又由于罗马的学生常常逃交学费,于384年转往米兰任教。米兰教会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此时对奥古斯丁产生了巨大影响。安布罗斯反复强调的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的“喻意释经法”,使奥古斯丁大开眼界,也为他胡乱解经提供了借口。

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哲学,对奥古斯丁解决思想问题起了关键作用。据他自己回忆,二十岁那年他就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但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对寻求真理并无什么用处。公元383年他对摩尼教失望以后,曾一度迷上柏拉图学园派的怀疑主义。他采用了这种思想方法,对包括学园派哲学在内的一切思想均抱怀疑态度,并从学园派的著作中领略到希腊哲学的理性论证。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影响最大。他在米兰昕安布罗斯讲道的时候研究了这些哲学,他阅读了用拉丁文编译的柏拉图主义著作,其中可能包括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和波斐利的作品。奥古斯丁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提到,初次阅读柏拉图派哲学对他的思想起到两个实质性作用:

首先,这种哲学使他懂得在物质世界之外找寻真理,改变了原先将上帝当作物质实体的看法;其次,使他接受了普罗提诺把恶解释为善的匮乏的说法,由此得到关于恶的根源的解释,并摆脱了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以柏拉图主义为参照系,奥古斯丁重读了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也结果,他不仅认为圣经与柏拉图派哲学和谐一致,而且看到圣经超越柏拉图学派思想之处,这就是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奥秘基督甘取奴仆的形象,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担负起了人类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通往永生的道路。这样,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奥古斯丁的两大问题,罪恶与死亡,终于迎刃而解了。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奥古斯丁决定版依基督教。公元386年秋到387年春,他在米兰以北的一座乡间别墅中首次开始过潜修的生活。当时他已辞去了修辞学教职,并解除了婚约,为正式加入基督教作积极的思想准备。在《忏悔录》中,他回忆了最终做出这一决定时的情景。那天,奥古斯丁怀着抉择的痛苦从房间里踱步来到花园,突然从邻居那里传出清纯的童音拿着,读吧!拿着,读吧!他立即转身回屋,顺手打开圣经,默默地读了最先翻到的一段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话仿佛是专门为他而作,深深打中他的要害,因为此前他一直热衷于名利,渴望着婚姻。读完这段话,他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攒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到了公元387年复活节前夕,奥古斯丁终于受洗,正式加入基督教。

奥古斯丁的改宗背景是: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 I ,公元379年——395年在位)颁布敕令,要求帝国遵守神圣使徒彼得给罗马人的信仰。公元391年、392年,他又连续下令禁止异教崇拜,规定违者将受到与犯叛逆罪和渎神罪相同的惩罚。也就是说,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七年之后,奥古斯丁审时度势、投机取巧,成为了“基督徒”。好在他改换门庭及时,否则再过四五年,奥古斯丁就会触犯“叛逆罪和渎神罪”了。

但是,这种迫于形势的改宗,让他心里很是郁闷。受洗后不久,奥古斯丁与母亲和私生子启程返乡,后因母亲中途病故,在罗马逗留了一年。公元388年,奥古斯丁经迦太基回到了家乡塔加斯特。他为了打入基督教内部,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点儿财产,然后将钱分与穷人,并建立了一个平信徒修道院,继续过着沉思和潜心著述的生活。这段时期,他把基督教看作是从事哲学研究的有效帮助,着眼于善恶问题,探讨生活的幸福,批判了学园派的怀疑论和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

公元391年,奥古斯丁访问希波(Hippo),在当地主教及教徒们的极力挽留下,他“很不情愿地”担任了那里的牧师。不过,他很快就进入角色,显示了出众的煽惑才华。他在那里将他原来信仰的摩尼教领袖佛图纳图斯(Fortunatus)驳得体无完肤,迫使他“当众认错”并离开希波,否则只有面对“叛逆罪和渎神罪”的指控坐牢杀头。

公元395年,奥古斯丁升任主教助理,396年继任希波主教。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三十四年,直至公元430年8月28日去世为止。此时,希波城已经处在蛮族汪达尔人(Vandals)的围困之下,陷落在即。

奥古斯丁担任希波主教期间,“将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教会事业”。

但是罗马的沦陷却是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直接动因。

410年8月24日,西哥特人在国王阿拉利(Alaric)的率领下,夜间用突击的方式攻破了罗马,这是八百年来罗马第一次被攻破,哥特人狂欢,洗劫三天,并放火焚烧了城中的部分地方。这一事件在帝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异教徒们乘机大肆攻击基督教,把罗马城的悲剧归咎于罗马人背叛民族神改奉基督教的结果。罗马人原先日益高涨的基督教情绪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奥古斯丁有了撰写《上帝之城》的打算。我对上帝之家的向往由此被点燃,并推动着我去捍卫上帝之城,反对它的攻击者的指责和歪曲。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发源地,也是一个万恶之城:在四世纪初以前的近八百年时间中,该城一直是这个杀害耶稣基督的国家的首都。欧洲人和犹太人合谋杀害了耶稣基督!

罗马沦陷这一事件,其实才是基督教深入发展的真正起点。

不错,在罗马人看来,罗马从弹丸之地跃居为世界性大帝国的首都,他们的祖先并不崇拜上帝,而是崇拜自己的民族魔鬼,因此,罗马的强大是希腊和罗马的魔鬼庇护的结果,而罗马城的灾难则是上帝的旨意。虽然罗马大帝国正在急剧衰落,但大公教会的势力却在迅猛地膨胀。

奥古斯丁主教却热爱这个杀害了众多使徒的罪恶罗马,他是为罗马城的报应而难过,不是为主的受难而难过。他在一次布道中伤感地哀嚎:“我告诉你们,兄弟们,听到这个罗马陷落的消息,我的心都碎了,是的,我的心碎了。”

奥古斯丁的个案不是孤立的,而是人类罪性的一个体现,例如同样号称“圣徒”哲罗姆也是如此,甚至更加过分,真的让人怀疑他的基督教信仰是否只是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权宜之计、生存手段。

哲罗姆(Jerome,约340年——420年)生于挞马太(Dalmatia)的斯特利多(Strido),但在罗马成长和就学。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360年前后教皇利伯流(Liberius)为他施洗。哲罗姆年青时有志于博览宗教方面的书籍,并且遍游天下各地的名胜。自366——370年间,走遍西方所有的城市之后,他又遍游东方,当他到了安提阿市,在安提阿生了一场大病。有一天在异象中,觉得他到上了上帝的审判台前。当他称自己为基督徒时,有一声音说:“你说谎。你只是一个古文学家,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哲罗姆于是在373——379年间去到旷野“专心研究神学及圣经”,并且学习希伯来文,在离安提阿不远之处修道,在379年时他到君士坦丁堡,在拿先素斯的门下受教。

382年哲罗姆回到罗马宣讲他的主张及修道主义。哲罗姆385年在安提阿退休,后来到了当年在罗马受他感动的保拉在伯利恒建的男修道院当院长,受罗马教会授予博士头衔,并且封为圣徒。就是这样一个样板人物,到了410年8月24日西哥特人攻破罗马时候,哲罗姆正在伯利恒修道院,他不仅不高兴,还哭泣说:“征服了整个世界的城市,现在给人征服了!”这位“圣徒”不仅对主的可能降临无动于衷,反而焦虑得无法工作,悲伤绝望地说:“世界恐怕快要毁灭了。这伟大的城都,罗马帝国的首都,意付诸一炬……谁会料到,一度征服世界的罗马帝国的基石,竟会如此衰亡……”

这种相当普遍的人类罪性,一旦披上了宗教的甚至信仰的面纱,就会带来更大的恐怖。

例如在争夺圣地的问题上就是如此。所谓“圣地”,本来就是最为邪恶的地方。因为圣地杀害先知。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37—39节)

但是,人们为了争夺这些充满邪恶的“圣地”,却常常不惜犯下更大的罪行。这样的圣地,必将遭到主的审判:“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号啕痛哭。耶稣转身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路加福音》二十三章27—31节)

(三)

谢选骏指出:从以上“听其言,观其行”的考察,就不难理解了:“自由意志说”出自奥古斯丁的变节需要——《论自由意志说》出自奥古斯丁为了掩盖自己的改宗是一种投机倒把行为,而捏造出了“自由意志”的说法。好像他的见风转舵是一种自由意志的结果,是一种高尚的良心悔悟。

其实,关于改宗的问题,福音书里写的很清楚:基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指派了你们,好使你们去,让你们结出果子,而且使你们的果子长存。这样,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会赐给你们。”

所以,当上帝临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抗拒:当荣耀的主耶稣向悖逆的扫罗(后来改名为“保罗”,是后来的新约书信的主要作者)显现并弄瞎了他的眼睛时,他向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主啊,你是谁?”你看,他连来者是谁都不知道,就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了。因为那上帝临在的伟大力量所带来的震撼,没有人可以抗拒。自由意志算得了什么呢?

自由意志,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改变,找点下台阶的借口罢了。

实际上,意志是没有自由的,正如人是无法选择善,而只能选择恶的。所以夏娃和亚当会堕落,耶稣的门徒会四散奔逃。

谢选骏:尊孔读经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网文《大日本蝗(皇)军主导的回到“孔子的时代”》这样写道:

喜多诚一(1886.12.20-1947.6.7),昭和时期的陆军大将,长期搞特务活动。

一百多年来,在强制中国人尊孔读经方面没有谁比一度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做得更有成效。
自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学校废除读经以来,只在袁世凯当皇帝那几天恢复了一下,此后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不管他们怎样鼓吹尊孔复古,还是无力全面在学校恢复读经。

日本帝国主义可就不同了,他们是把尊孔读经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以武力作后盾,与一次次治安强化运动密切配合,作为一项基本战略通过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的。

1938年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秉承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旨意,命令各日军占领省份恢复春秋上丁两祭和孔子诞辰祭祀。之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规定了八条学校的训育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尽力提倡中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轨”,“善用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经义为依归,摒弃外来之功利主义”。他们把“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作为指导教育的纲领,规定低年级必须读孝经,高年级和中学要读四书。

为了培养骨干教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所,以“经学概论”和日语为主要课程。强令各学校设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修身课,在他们编写的课本中,强调“中国从来为家族制,不适用共产主义之无家族制;中国崇尚旧道德,不容打破礼仪廉耻之存在;中国为农业国,根本不适合共产主义……提倡发扬‘护乡’、‘爱家’、‘敬老’、‘扶幼’、‘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

日本人深谙中国儒家伦理的精髓和要义,很明白这些东西无论怎样灌输,也灌输不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只会把他们驯化成任其驱使的奴隶。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他们则怕得很,从教材中删除得干干净净,不要说鲁迅,就连胡适也在被禁之列。

第一是扶植一个“孔子时代”的政权取代九月份成立的临时性的“京津治安维持联合会”,作为统治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和资源的工具。

1937年12月14日,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喜多精心挑选的自王克敏以下十余名政府委员,清一色是北洋政府的旧军阀、旧官僚和清朝遗老,是一批笃信儒教的顽固守旧人物。

当代某年迈国学大师为当年日本没能完全战胜中国以至大和民族没有变成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而感到遗憾,也是这个意思。

儒家的投降主义理论,其根本的性质仍然是一种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所宣扬的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这就是历代儒家的投降主义理论。这个傀儡政府以北洋时期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蓝袍青马褂为礼服,恢复春秋两季的祭孔大典,鼓吹立儒教为国教,全面向“孔子的时代”的传统回归。
成立新民会,作为思想教化和民众动员的工具。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才十天,新民会就在喜多诚一导演下宣告成立。那天,北京城内各区奉命扎牌楼,放焰火,大大庆祝了一番,足见日本人对这个组织的重视。

新民会的中央机构设在北京,会长由王克敏兼任,副会长是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闻名的张之洞之子张燕卿,中央指导部部长是“平生慕孔孟”的缪斌,实权则掌握在次长早川三郎,总务部长小泽开策等日本人手中。
中央机构成立后,迅速向下发展,省、市、道县、区、乡、学校、机关、团体,都建立了新民会的组织机构,其触角伸向了日伪统治下的各个领域,职能也随之扩大,具有了“华北治安自卫、组织国民等特殊性质”,所以日军赞赏它“一向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核心实践团体”,“对于治安地区的巩固和扩大起了很大作用。”(见《华北治安战》)新民会的指导思想叫作“新民主义”。

“新民”这个词也是喜多捉摸出来的,他觉得“王道”一词有点古老,对青年号召力不大,而儒家精义具备于《大学》之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章句》有言:“程子曰‘亲当作新’”,喜多从这里找到了他觉得满意的替换词。

有了名称,还需要阐释和发挥,这个任务落在了新民会理论家缪斌头上。他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新民主义”,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生产主义”和“平天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证,指出要经过九道程序来实行这个“主义”,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亲乡、治国、平天下,前五项为“克己”,后四项为“复礼”。文章特别强调重礼、敬上和孝顺。

缪斌还写了一首歌词,其中“学宗孔孟行王道,人做新民在中华”两句,可以说是这篇文章主旨的概括。为了培养干部,新民会成立才半个月就成立了新民学院,院址在宣内国会街现在的新华社那里。王克敏兼院长(挂名),关东军退役中将佐藤三郎为副院长,孔子为“院神”。礼堂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上悬“仰之弥高”的匾额,每年春秋两季全体学员要徒步从宣武门到安定门附近的孔庙参加伪政权的祀孔典礼。除了经费由伪华北临时政府提供,学院一切活动直接听命于日本华北派遣军。毕业学员大部分派到各级新民会任职。

发动声势浩大的祭孔尊孔活动,在全社会造成儒学复兴的景象。喜多依靠三个方面的力量推动这一活动的开展,一是伪政权,二是新民会,三是会道门。民国时期会道门的情况很复杂,有的是民间的秘密宗教,有的则是由一些失意政客发起、经当时的政府批准备案、主要流行于中上流社会的准宗教组织如同善社、救世新教、万国道德总会等等,他们的教义大多是儒释道“三教归一”“各教为辅,孔教为宗”。所有会道门都有极强的封建宗法性和对权势的依附性,往往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把持,也往往为日本人所利用。
日本人很重视会道门的工作,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就加入了安青帮对其操纵和利用,一贯道由于投靠日伪并被其利用而出现了1937—1945八年发展的极盛期。尊孔复古对这三方面的人物都驾轻就熟,主子一声令下,很快就把声势造起来了。

由伪市政府出面,令全市放假一日举行盛大的秋丁祀孔,各机关科长以上人员均须参加。据当时媒体报道,国子监孔庙内“冠盖云集,蓝袍青马褂触目皆是,盛极一时”,“名流萃集,不可胜数”,“主祭官市长江朝宗步行上台阶,虽年逾古稀,而步履矫健,不让壮年,……于古乐悠扬中,率全体人员按照礼仪行礼,庄严万方,……数次行三跪九叩礼,无露倦容者”。礼仪之完备、正宗,远远超出当今之祭孔者。

接着是由救世新教总会举办纪念孔子圣诞纪念典礼,“特柬请平市地方维持会各组委员顾问以及日方驻平各机关领袖,届时到会观礼”,上午“先由会长吴佩孚主祭,副会长江朝宗陪祭”,下午“招待各界,计到会者主人方面有吴佩孚陆宗舆各董事,地方维持会西田顾问,……及日方根本特务机关长、今井武官等二百余人”,“在鼓乐齐鸣中,依次皆至孔子神位之前行礼,沉静肃穆,礼毕相率到礼堂开讲演会”。

江朝宗在讲演中痛诉“民国以来,误于一般盲从趋时之士,但知欧化,致令学校废经,从此数千年文化先进之邦,反成无教之国,无怪举国若狂,天下大乱不已也。”今井武官“希望到会诸位努力实行孔子的学说。”西田顾问大讲“良心”,谓“大学所讲,……根本问题,在于良心。”倒是根本特务机关长说到了点子上:“我们不要向远处去求,只要能实行孔子之道,中日双方的真正提携亲善,立时即可以实现的。”

与此同时,万国道德总会举办了“经学讲习班”,面向社会系统地宣扬孔教,主讲人是钱桐之流的文化汉奸。教育界的一些无耻之徒,更是闻风而动,各区中小学纷纷在教室悬挂孔子圣像并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号召“我国民众,本中日提携精神,恢复昔日固有之文化,维护旧道德”。

新民会成立后,进一步把这项活动推向经常化,定期在青少年中组织讲演比赛和作文比赛,获奖者不仅得到可观的奖品,还登报上电台。讲演比赛一般在中央(中山)公园新民堂(中山堂)举行,1938年第一次讲演的题目大学组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新民主义的解析”、“王道政治诠释”,中小学组的题目是“新民青年何以要孝顺父母”、“何谓新民”等等。

修改学校教学内容,恢复读经。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把尊孔读经看作“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日军所到之处,总是以极高的效率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控制。华北统一的伪政权建立以前,各地方维持会都奉命设立了文教组,负责学校教育和教材的审定。日军8月8日进驻北平,16日维持会就提出了《各级学校教科书修订案》并于次日成立了“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原定8月28日开学,因教材修订未完成而推迟到9月20日。在教学内容上,遵照日军“特令”,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删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属于“孔子的时代”的内容,20世纪前30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全部被抹掉或颠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级学校全面恢复读经。

在教学内容上,遵照日军“特令”,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删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属于“孔子的时代”的内容,20世纪前30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全部被抹掉或颠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级学校全面恢复读经。小学有《孝经》、《论语》、《孟子》,中学有《大学》、《中庸》、《礼记》,专科以上有《书经》、《易经》。教材一下子印不出来,古旧书摊上此类书籍被抢购一空。

伪币上印的人头像是孔子的画像。日伪每年都要进行祭孔活动。学校中把原来的“公民”课改为“修身”课,其内容全是宣扬封建礼教的。将新文化运动中被批判的儒家文化大张旗鼓的摆上台面,颇有重演1916年将孔教演变为国教的味道。

通过读经,在青少年中倡导爱家、敬老、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强化“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规,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一位担任过汉奸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的日本人曾表示:“改革殷汝耕的政府只需两年工夫,而改革中国人的思想则需十年。”可见强令青少年读经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日军在其巩固占领的农村地区推行大乡制,大力扶植乡绅势力,强化绅权,乡长几乎清一色是乡绅。他们是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的载体、乡村宗法制度的支柱和“专制政治的基础”,近代以来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实行“以华制华”的依靠力量,只能是这个阶级。记得那时候县里的日本顾问,很“礼贤下士”,积极主动地和有点名气的乡绅交朋友。我们村一位乡绅死了父亲大办丧事,日本顾问坐着小汽车赶来吊唁,在灵前行九十度鞠躬大礼。这位乡绅兜里总揣着日本顾问写给他的信,时不时得意地拿出来显摆一下:“你看,这是小林顾问给我写的。”不过,他还算是开明的一类。八路军来了,一夜之间摧毁了大部分伪大乡,许多死心塌地事敌的大乡长被镇压,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罪行躲过了这一劫,后来掩护过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成为统战对象。只是对八路军撕下村里小学教室里的孔夫子圣像当场烧掉一事,他颇不以为然,据说还为此痛哭过。
 上述这一切说明,喜多诚一为把中国拉回到“孔子的时代”所作的努力是全方位的,初期确实取得了可见的表面成果,但后来情况不妙。先说农村,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日军只能控制点线,拿北京来说,日军实际上能控制的只有现在六环以内的地区,广大农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不仅没有退回“孔子的时代”,而是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敌伪控制下的城市,当初所做的“回到孔子的时代”的种种努力很难继续深入下去,有点像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一样虎头蛇尾。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伟大转折以后,日本侵略者军事上节节失利,越来越被动,喜多诚一也不知跑哪去了。人们都知道日本投降是早晚的事,那些汉奸们过一天算一天,哪还有足够的精气神去尊孔复古?再加上人们无言的抵制,到了1943年以后,学校尊孔读经活动已名存实亡。

在汪精卫叛国前,日本人建立伪政权,所搜罗的大多是清朝遗老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政客,所谓的旧派人物。这些人都是孔孟信徒,一向顽固地站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鼓吹尊孔读经,阻挠社会变革,极端惧怕和仇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共最坚决,把儒家道统的存废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命运更重要。清朝遗老、国学大师罗振玉,效忠于清王朝,为复辟帝制不惜勾结日本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要职。

清末进士、《童蒙养正诗选》的增补者、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王揖唐,是伪华北临时政府的创始人和首脑之一,华北政务委员会中“三巨头”汉奸之一的王揖唐,这位前清最后一届科考的进士,华北伪政府的委员长,对于利用“国学”推广奴化教育更是不遗余力。一边配合日本人在华北大搞“强化治安运动”屠杀和残害抗日民众,一边积极利用国学奴化国人,不但建立了伪政府下的“国学院”,还在暑假期间举办幼儿训练班,抓紧对青少年的奴化灌输。

王揖唐多次协助日寇主持治安强化运动,屠杀抗日军民,并亲赴日本叩谒天皇和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写表忠诗“八紘一宇浴红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向日寇献媚,无耻之极。清末举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日本主子面前奴颜婢膝,就职典礼上声言要“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

梁鸿志,清末巨儒梁章钜之子,从小饱读诗书,儒学功底深厚,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日军一占领上海就卖身投靠成了头号大汉奸,“南京大屠杀”后踏着三十万同胞的鲜血在南京出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至死不知悔悟,临刑前还留下一句不便转述的极其下流的“名言”,充分暴露了所谓礼仪廉耻背后藏着的是多么卑污龌龊的内心世界。

大汉奸伪新民会会长缪斌不属于北洋系,从其临刑前所赋的“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这首诗来看,也是一个孔孟信徒。

日本帝国主义确实需要在被其奴役的民族中培植一种 “民族精神”以巩固其统治,光靠军事扫荡是不够的。上面这些人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民族精神的活标本,而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则是他们可资利用的现成的精神文化资源。

有趣的是,北洋军阀中多少有点骨气、在外敌面前大体上守住了一个中国人起码的道德底线的倒是那些出身行伍、儒学功底不太深的人。

吴佩孚只是个秀才,22岁投身行伍。段祺瑞只在兵营里念过几天私塾,16岁就入伍了。尽管他们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抗战爆发后犹豫动摇,不仅没有丝毫的抗日行动,吴佩孚还给汉奸齐燮元当了个挂名的顾问以自保,但毕竟在日寇收买利诱下没有完全投入敌人怀抱犯下新的罪行。

举这些例子决不是说儒学修养越深越没骨气,人格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儒学大师中也不乏有良好政治操守的人物。

但是,上述这些汉奸的丑恶表演,恐怕也不能说和他们由一定的文化背景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完全没有关系,要不,日本帝国主义干吗要专门物色这种色彩的人物充当傀儡并把尊孔读经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呢?

所以那些鼓吹儒家思想如何如何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叫人笑掉大牙!这些个儒生叛国乱天下,就是图个富贵荣华!

那些鼓吹儒学能提升人们道德的胡说八道,完全是在欺骗善良的百姓们。

看无能的满清,西方只用了很小的人力,就已经踏足中华。而本是学中国的小日本也看准这老大哥没货了,抛弃不学了,去搞明治维新,得以日后的侵华。

儒生此都在做个什么呢?除了几个有志人士,不得不去学别人的思想,八国联军还没到天津,所谓能修身治国的一个个跑得最快,大多数儒生不是围那破烂满清王朝转,就是给洋人带路。到抗日时一些以汪精卫为首的大才儒生都还搞着曲线救国,卖国有理。

如此破烂不堪的国度,人民不得不觉醒,五四期间人民受够了这种所谓骗人文化,人民怒吼着,选择了提倡平等,以民为主的思想救了中国。

喜多诚一没能把中国拉回到“孔子的时代”,蒋介石没能把中国拉回到“孔子的时代”。

现在海内外个别残留的孔教徒和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正在做着这种努力,前景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谢选骏指出:虽说“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锋部队”,但这部队毕竟是失败告终,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本没有得到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精髓——基督教,而是徒有其表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近代日本,虽然在技术层面西方化了,但是在精神层面却没有基督教化。他们的“和魂洋才”只是用西方精神改造了神道教,却没有贯彻基督精神,所以在关键时刻不能支持他们去开创新的文明。而在中国,儒学连神道教的现代改造都没有做到,结果只能把位置留给“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更为“基督教化”的东西。但这些半吊子的庸俗“基督教”是没有办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我认为,只有彻底的基督教化,才能让第三期中国文明全面展开一个正确的方向。
(至于二十一世纪开始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尊孔读经和复古主义,只是第三期中国文明从共产党野蛮化过程中苏醒的第一步,为全面基督教化进行一个热身运动,如果停留在此,那就无异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夭折了。)

谢选骏:害人的魔鬼是老师而不是校友



《章莹颖案这么久才破案? FBI或因相信已遇害“守株待兔”收集证据》2017年7月2日报道说:

章莹颖在美国被绑架案引发中国民众和官方的关切,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相信章莹颖已遇害,逮捕了嫌疑人克里斯滕森。嫌疑犯还要过几日才会上法庭,后续的相关信息还会越来越多,不过FBI网站已经有了此案的起诉书,披露有关此案调查过程的大量信息。我们不妨结合人们此前的一些认识,对案情进行初步解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警方的破案效率问题。
美国警方的破案效率低吗?存在一些理解误区,但也留下了重大疑问:
关于这起绑架案,案情并不复杂。今年4月,章莹颖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交流学习。6月9日午后,章莹颖离开学校去签租房合同时,由于没赶上公交车,因此上了一辆黑色土星轿车,随后失去联系。这辆轿车的司机被广泛认为可能就是绑架嫌疑犯。
章莹颖甫一失踪,就引发了北美华人社区的关注,初时当地警方被认为不够重视,后来案件FBI接手,关注度升级,但依然迟迟未破。这引发了对美国警方效率低下的广泛质疑。当时警方曾经回应,有些消息不便透露,怕“打草惊蛇”。而目前,不少案情已经披露,嫌疑犯也已经抓到,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美国警方未必是效率低下,但其办案理念可能跟中国人有所不同。
就起诉书来看,美国警方并不是那么无能,简单来说,6月9日案发,6月12日警方就排查到了嫌疑犯克里斯滕森的车辆并进行了询问,14号警方通过反复观看监控视频,确认嫌疑犯的车辆就是肇事车辆,15号警方和FBI对克里斯滕森再度进行了搜查和询问,发现他在首次询问中说谎,了解到他曾经搜索过“绑架”等关键词,车辆有试图毁灭证据的迹象。通过这几点在15号已经锁定克里斯滕森是重大嫌疑对象。这个速度应该不能说很慢。
有人看了起诉书认为,6月9日警方“已经看到监控并识别出肇事车辆的型号”,结果却等到12日周一警方才去伊利诺伊车辆数据库中排查具体是哪辆车,延误了时间,猜测是周末数据库管理人员不上班造成的。这应该是对起诉书的错误理解。起诉书并没有说警方报案当天就找到了关键监控视频,事实上警方那个周末还只是发布了章莹颖等待公交的视频,章莹颖上黑色车辆的视频是随后才找到发布的。而且案件初期还未能确认是绑架案,指责当地警方投入资源过少难以成立。
真正让人感到疑问的是,既然15日警方已经锁定了克里斯滕森是重大嫌疑人,为何不对其进行抓捕审讯,而仅是监控窃听。等到他自行说出案件相关信息时,已经是两周以后,这么做,难道不是置章莹颖的安全于不顾吗?
这一点,不仅是中国网友感到不可理解,有美国网友也表达了疑问。这位网友表示,“如果FBI和校警认为逮捕嫌疑犯有助于找到或解救章莹颖的话,他们会去做的。但是,我猜测,看起来发生的事情是,尽管搜查了嫌疑犯的车辆、房子和其他物件,但警方没找到任何关于章莹颖位置信息的证据,没有证据的话,他们只能离开并等待,直到他自己透露出有关信息。这真的太可怕,我都不敢相信章莹颖的家人现在会怎么想。”
FBI是认为逮捕审讯会效果不佳,还是基于美国司法程序的考量,才采取了这种“守株待兔”的办案方式,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这种方式确实与中国人习惯的警察办案方式完全不一样,中国这边讲究的是,警察要想尽办法救出受害者,哪怕只有一丝希望,而明明已经知道锁定的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却用“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候犯人主动透露证据和信息,国人是很难理解的。美国警方26日还放出风声说“已经找到肇事车辆”,不知是不是诱导克里斯滕森降低警惕的技巧,但若克里斯滕森始终不透露任何信息,难道美国警方就打算一直不采取行动吗?
有对美国警方了解的人士表示,有可能是FBI早就相信章莹颖已无生还可能,所以才采取了这种办案手段,以获取证据为主要目的。不少人称,如若警方草率行动,可能会因无法撬开克里斯滕森的嘴,又找不到任何物证,那这个案更加破不了。还有对美国司法体系熟悉的人指出,美国警察的职责不是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是维护法律,根据1981年“沃伦诉哥伦比亚特区”案件,准确的说法是:“警方对于大众的责任是广义的,并不存在警方对某一公民的特殊关系,在这一层面中,警察没有任何具体法律义务的存在”。
是否是因为美国警察的办案理念,导致章莹颖的生命没有获得最大程度的挽救?这个疑问,有待进一步解释。

关于章莹颖为何要上陌生男子的车,不宜对其过分怪责——在分析案件的教训时,很多人认为章莹颖的警惕性不够。不过,根据其身边人的说法,章莹颖其实是在这方面比较小心的人,其男友曾经表示,“莹颖是一个警惕性较高、自我保护意识较强的女孩,出行会通知老师或者同学,她单独出游拜访他人可能性很小……”另外,她还曾嘱咐在中国的阿姨外出时要小心,避免使用“共享车辆”。
在这种情况下,章莹颖还是上了那辆车,让人不好理解。不少人猜测是熟人作案,她认识那个司机才会上车。但这种猜测无法解释章莹颖为何跟司机沟通了超过1分钟才上车。所以,更多人还是认为,章莹颖急着要和房东签订租约,快迟到了,又错过了公交车,情急之下,警惕性降低才上了陌生人的车。于是很多人在网上就表示,留学生在外一定要提高警惕性,美国不安全,再怎么小心防范也不为过。
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具体到最新披露的案情,又很难说章莹颖太不小心——犯罪嫌疑人是章莹颖的校友,还是一个物理学博士,这样的身份,若要“好心”要送章莹颖一程,其实很自然不过,或许那一分钟章莹颖就是在确认犯罪者的身份,了解清楚后就解除了警惕。依然可以说章莹颖不够小心,但话又说回来,若连这种情形都要那么警惕,那也活得太累了。只能说,章莹颖很不幸地碰上了一个图谋不轨的校友。

谁是绑架者:章莹颖可能是不幸遇上了一个变态魔鬼

这位叫布伦特·克里斯滕森(Brendt A.Christensen)的白人男子嫌犯,是章莹颖同校(UIUC)物理系博士研究生,还是个助教。根据他的简历,他2013年开始担任助教工作,主要负责带20个学生,解答他们在物理方面的问题、批阅卷子、测验等等。有说法显示他已经结婚。
关于他绑架杀人的动机,目前只能根据些零星的资料进行推测。据警方消息,克里斯滕森在4月份曾访问过一个论坛并键入了“绑架”等关键词,包括“完美的绑架”以及“如何计划一次绑架”。可以猜测魔鬼早已在他心中种下。据克里斯滕森的脸书主页,他曾点赞了一本著名的犯罪小说《美国狂魔》,这本书描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美国华尔街精英变态杀人狂的双面人生故事。另外还有人发掘出,克里斯滕森疑似的游戏用户名为Akuma,头像为红色汉字“天”,这代表了著名游戏《街霸》中的角色“豪鬼”,一个有着强烈杀戮欲望的反派大BOSS。他玩过的游戏还有来自日本的《寒蝉鸣泣之时》,这个知名作品也是充满了杀戮。也有知乎网友指出,在克里斯滕森的为数不多的facebook好友里,可见诸多亚裔好友,还有几对“白人男性和亚裔女性”情侣。美国Reddit网友分析讨论觉得,以上种种蛛丝马迹都似乎表明克里斯滕森可能是“一个有着对亚洲女性病态迷恋的白人男性。”
合理的推测是,6月9日克里斯滕森偶然发现了可能落单的章莹颖,犯罪欲念升起。章莹颖不幸成为一个变态魔鬼的牺牲品。

网友评论:
体制问题,一切照程序走无懈可击,但就是救不了人。
FBI不在第一时间批捕也是不得已,因为就现在的情形来看人基本是24小时内也就是警方立案时已经没了。这个家伙会非常难搞,高智商,自己送上门已置生死于不顾。

谢选骏指出:上面多种评述不乏道理,但却有一个掩盖事实的明显迹象——这位害人的魔鬼是被害者的老师而不是校友。掩盖这个事实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校方推卸责任,因为,如果害人的魔鬼是老师而不是校友,校方的责任就大大提高了——被害人因为信任学校和老师而遭到残害,学校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如果我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最后,学校不得不对受害人家属,做出“符合美国标准的赔偿”;而不是简单地对付第三世界国家那样,仅仅赔几个小钱了事了。

谢选骏:是中医还是马铃薯让中国人口增长


《专家:晚清中国人口达4亿,这就是中医的巨大成效》【原标题:从技术成就看“李约瑟之问”(大家手笔)《 人民日报》(2017年05月31日07 版)】报道: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说过:“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曾经引发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广泛探讨。我国古代的技术成就有目共睹。那么,这些技术成就靠什么理论支撑?回答好这个问题,就不会对“李约瑟之问”耿耿于怀,同时也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技术多一份敬重、多一份自信。

通常我们认为,技术后面的理论支撑是科学。但是,如果对科学采取较为严格的定义,那么现代意义上的、以实验和数学工具为特征的科学至多只有三四百年历史。这样一来,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西方世界的种种技术成就该如何解释?那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例如,欧洲那些古老的教堂,在现代力学理论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建造起来了。那些巨大的石质穹顶当然可以视为技术奇迹,但这一奇迹显然不是以万有引力理论为基础的现代力学理论支撑的。

当我们将视野转向中国时,这样的问题就会变得更为明显和尖锐。比如,李冰父子在公元前3世纪建成了都江堰这一大型水利工程,引水灌溉成都平原,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像都江堰这样举世瞩目的技术成就,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显然不可能是流体力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又如,明清家具是世界家具史上的璀璨明珠,其创意和造型多来源于儒释道哲学、文学和书画艺术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它将老庄哲学中天圆地方、自然平和、无极无限的理论运用于家具的构造中,使之呈内方外圆之态,其榫卯结构抽涨平衡,充分把握了木材自然规律。这些成就也不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的技术成就都由现代科学理论支撑,现代科学理论也并非衡量各种技术成就的唯一标尺。我们不应强制性地将技术成就区分为“科学的”和“非科学的”,甚至以此来决定我们对待某项技术成就是支持还是反对、是重视还是冷落。

在今天一些人的观念中,得不到科学实验证实的都是“迷信”和“糟粕”。遭受这种“划界”伤害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医,因为中医所说的经络、穴位等很难通过仪器设备检测到。在20世纪上半叶,中医甚至面临灭顶之灾。一些人简单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唯一标准,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废除中医的努力。事实上,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之前,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健康都是由中医呵护的。中医需不需要废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晚清的中国人口已达4亿,这就是中医的巨大成效。放眼当时的世界,这个成效足以傲视群伦。中医作为一种呵护中华民族健康的技术,至今仍是行之有效的,如同都江堰至今仍然在灌溉滋养着成都平原一样。

事实上,西方人并不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部分,而通常将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在中医和西医眼中,人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有经络和穴位,一个只看到肌肉、骨骼、血管、神经等等。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指出,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使用不同的图像描绘外部世界,而且这些不同的图像在哲学上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支撑中医的理论就是人类用来描述外部世界的图像之一,虽然这个图像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描绘的图像,但它同样有着哲学上的合理性。我们应珍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医理论,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传承和弘扬。(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谢选骏指出:“晚清的中国人口已达4亿,这就是中医的巨大成效。”这显然是一种胡说。为什么呢?因为从秦朝到明朝的一千八百多年之间,中医一直存在,中国的人口始终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大体维持平衡,没有显著增长。而这期间。中医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相比之下,中医在清朝并没有明显的进步,为何独能造成人口暴增呢?原来,清朝人口暴增,主要是废除了人头税。外加欧洲人引进了玉米和马铃薯等农作物。满清废除人头税,改为土地税赋,是为了降低官逼民反的压力。而欧洲人引进了玉米和马铃薯等农作物,是全球化的结果,和中医一点关系也没有。

1

马铃薯(学名:Solanum tuberosum,英语:Potato),属茄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块茎可供食用,营养均衡,是理想的人类食物之一,全球第三大重要的粮食作物,仅次于小麦和玉米,与稻米接近。原产于南美洲秘鲁与波利维亚境内的安地斯山脉。马铃薯的人工栽培最早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的秘鲁南部地区。马铃薯是欧美地区许多国家的主食,为世界第三大作物。
马铃薯一名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的《松溪县县志》。中国东北称土豆、华北称山药蛋、中国西北称洋芋、天津称塞豆、江浙一带称洋番芋、洋山芋、洋芋艿(宁波)或芋艿(慈城),广东及香港称之为薯仔,在台湾称为馬鈴薯。闽东地区则称之为番仔薯。其它还有过的称呼有爪哇薯、白薯、土芋、地豆、土蛋、土生、香芋、洋山药、山药豆、阳(洋、杨)芋、荷兰薯等等。目前中国最普遍的称谓为土豆与洋芋,马铃薯的名称由来是长相如古代用的马铃。
英语potato来自西班牙语patata。据西班牙皇家学院称,此西班牙词汇由泰依诺语batata(红薯)和克丘亚语papa(马铃薯)混合而来的。在拉丁美洲,“马铃薯”的西班牙语用papa一词。

2

番薯(学名:Ipomoea batatas),又名甘薯、地瓜,是常见的多年生双子叶植物,草本,其蔓细长,茎匍匐地面。也指其块根。块根无氧呼吸产生乳酸,皮色发白或发红,肉大多为黄白色,但也有紫色,除供食用外,还可以制糖和酿酒、制酒精。
野生种起源于美洲的热带地区,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抗病虫害强,栽培容易。
1493年,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时,曾将由美洲新大陆带回的甘薯献给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将番薯传至殖民地吕宋(今菲律宾)。
16世纪初,西班牙已普遍种植甘薯。西班牙水手把甘薯携带至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再传至亚洲各地。甘薯传入中国通过多条渠道,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均有有关记载。
1582年(明朝万历十年),东莞人陈益从安南首先引入广东。
1593年5月(万历二十一年),《金薯传习录》记述:明朝万历二十一年5月下旬,福建长乐县华侨陈振龙冒着生命危险将红薯从吕宋携带回中国,试种后,“甫及四月,启土开掘,子母钩连,大者如臂,小者如拳”,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并撰《海外新传七则》。
1596年(万历二十三年)李时珍在正式刊行的《本草纲目》中记载:“南人用当米谷果餐,蒸炙皆香美……,海中之人多寿,亦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故也。”中医学认为甘薯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
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徐光启上《甘薯疏》,后来在《农政全书》其中的〈卷二十七·树艺〉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并提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可知先民于引进番薯不到廿年已经总结出种植的方法,完成本地驯种。
当前,番薯在世界各地都有广泛栽种。

3

玉米(学名:Zea mays)是一年生禾本科草本植物,是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重要粮食作物。同时也可以当作饲料使用,还有在生物科技产业作为乙醇燃料的原材料。而且玉米更在各个化工领域被大量利用著,做成塑胶等等不同的物品。
原产于中美洲,是印地安人培育的主要粮食作物。原本是体型很小的草,喜高温,经美洲原住民培育多代后才出现较大型的玉米。16世纪时传入中国,最早记载见于明朝嘉靖三十四年成书的《巩县志》,称其为“玉麦”,其后嘉靖三十九年《平凉府志》称作“番麦”和“西天麦”。“玉米”之名最早见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在原产地美洲以外,中国是玉米种植最为普及的地区之一。玉米也是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
大部份历史学家认为玉米是在墨西哥的特瓦坎谷驯化。 奥尔梅克人及马雅人在中美洲栽培了许多不同的品种,有些可以直接烹煮,有些则用碱法烹制的方式处理。从公元前2500年起,玉米开始传播到美洲的很多地区。欧洲人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开始和美洲原住民接触,将玉米带回欧洲(哥伦布大交换),也带到其它国家。因为玉米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气候下生长,因此被传播到全球各地。高甜度的玉米称为甜玉米,一般种植供人类食用,而其他野玉米则供作动物粮食及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原料。
玉米是美洲种植最多的粮食作物,单在美国就有每年约3.32亿吨的产量,而美国的玉米约有40%—约1.3亿吨—用来制造乙醇。2009年种植的美国玉米中,约有85%是基因改造玉米。

谢选骏指出:薯类食品虽然促使中国人口增长,但作为主食如果不配上牛羊肉奶,却会造成营养不良。所以清朝的人大多面黄肌瘦、思维迟钝,在西方入侵面前不堪一击。人口虽多,却如豆腐渣工程——徒然造成人海战术的历史悲剧。以至于清朝灭亡二十多年后,《义勇军进行曲》还在号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结果导致日寇入侵得手,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大饥荒,不仅草菅人命,造成惨烈的牺牲,而且比秦始皇政治都大大退步了。就是在秦始皇之前,中原各国都是用“土石”建筑长城的,没有用“血肉”建筑长城的——何况是在二十世纪!这就是我为何在《神话与民族精神》(1985年)与《河殇第一稿——走出延安精神/走出黄河心理》(1988年)中,极力抨击“长城精神”的时代背景之一。我这样做,不是出于什么“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而是想“为中国人重新争取‘人的尊贵’”。可惜人们不要这种尊贵,反而让我没有立足之地了!

谢选骏:中央文革来到美国

  《“你好日子不多了!”川普批评者担心遭报复 或走或隐居…》(纽约资讯 2024-11-12)報道: 据NBC News 11月11日报道 川普政府前官员奥利维亚·特罗伊(Olivia Troye)曾在今年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谴责川普。最近,她在登机时,一名乘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