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7月6日星期一
谢选骏:是中医还是马铃薯让中国人口增长
《专家:晚清中国人口达4亿,这就是中医的巨大成效》【原标题:从技术成就看“李约瑟之问”(大家手笔)《 人民日报》(2017年05月31日07 版)】报道: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说过:“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曾经引发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广泛探讨。我国古代的技术成就有目共睹。那么,这些技术成就靠什么理论支撑?回答好这个问题,就不会对“李约瑟之问”耿耿于怀,同时也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技术多一份敬重、多一份自信。
通常我们认为,技术后面的理论支撑是科学。但是,如果对科学采取较为严格的定义,那么现代意义上的、以实验和数学工具为特征的科学至多只有三四百年历史。这样一来,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西方世界的种种技术成就该如何解释?那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例如,欧洲那些古老的教堂,在现代力学理论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建造起来了。那些巨大的石质穹顶当然可以视为技术奇迹,但这一奇迹显然不是以万有引力理论为基础的现代力学理论支撑的。
当我们将视野转向中国时,这样的问题就会变得更为明显和尖锐。比如,李冰父子在公元前3世纪建成了都江堰这一大型水利工程,引水灌溉成都平原,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像都江堰这样举世瞩目的技术成就,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显然不可能是流体力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又如,明清家具是世界家具史上的璀璨明珠,其创意和造型多来源于儒释道哲学、文学和书画艺术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它将老庄哲学中天圆地方、自然平和、无极无限的理论运用于家具的构造中,使之呈内方外圆之态,其榫卯结构抽涨平衡,充分把握了木材自然规律。这些成就也不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的技术成就都由现代科学理论支撑,现代科学理论也并非衡量各种技术成就的唯一标尺。我们不应强制性地将技术成就区分为“科学的”和“非科学的”,甚至以此来决定我们对待某项技术成就是支持还是反对、是重视还是冷落。
在今天一些人的观念中,得不到科学实验证实的都是“迷信”和“糟粕”。遭受这种“划界”伤害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医,因为中医所说的经络、穴位等很难通过仪器设备检测到。在20世纪上半叶,中医甚至面临灭顶之灾。一些人简单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唯一标准,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废除中医的努力。事实上,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之前,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健康都是由中医呵护的。中医需不需要废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晚清的中国人口已达4亿,这就是中医的巨大成效。放眼当时的世界,这个成效足以傲视群伦。中医作为一种呵护中华民族健康的技术,至今仍是行之有效的,如同都江堰至今仍然在灌溉滋养着成都平原一样。
事实上,西方人并不将医学视为科学的一部分,而通常将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在中医和西医眼中,人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有经络和穴位,一个只看到肌肉、骨骼、血管、神经等等。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指出,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使用不同的图像描绘外部世界,而且这些不同的图像在哲学上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支撑中医的理论就是人类用来描述外部世界的图像之一,虽然这个图像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描绘的图像,但它同样有着哲学上的合理性。我们应珍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医理论,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传承和弘扬。(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谢选骏指出:“晚清的中国人口已达4亿,这就是中医的巨大成效。”这显然是一种胡说。为什么呢?因为从秦朝到明朝的一千八百多年之间,中医一直存在,中国的人口始终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大体维持平衡,没有显著增长。而这期间。中医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相比之下,中医在清朝并没有明显的进步,为何独能造成人口暴增呢?原来,清朝人口暴增,主要是废除了人头税。外加欧洲人引进了玉米和马铃薯等农作物。满清废除人头税,改为土地税赋,是为了降低官逼民反的压力。而欧洲人引进了玉米和马铃薯等农作物,是全球化的结果,和中医一点关系也没有。
1
马铃薯(学名:Solanum tuberosum,英语:Potato),属茄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块茎可供食用,营养均衡,是理想的人类食物之一,全球第三大重要的粮食作物,仅次于小麦和玉米,与稻米接近。原产于南美洲秘鲁与波利维亚境内的安地斯山脉。马铃薯的人工栽培最早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的秘鲁南部地区。马铃薯是欧美地区许多国家的主食,为世界第三大作物。
马铃薯一名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的《松溪县县志》。中国东北称土豆、华北称山药蛋、中国西北称洋芋、天津称塞豆、江浙一带称洋番芋、洋山芋、洋芋艿(宁波)或芋艿(慈城),广东及香港称之为薯仔,在台湾称为馬鈴薯。闽东地区则称之为番仔薯。其它还有过的称呼有爪哇薯、白薯、土芋、地豆、土蛋、土生、香芋、洋山药、山药豆、阳(洋、杨)芋、荷兰薯等等。目前中国最普遍的称谓为土豆与洋芋,马铃薯的名称由来是长相如古代用的马铃。
英语potato来自西班牙语patata。据西班牙皇家学院称,此西班牙词汇由泰依诺语batata(红薯)和克丘亚语papa(马铃薯)混合而来的。在拉丁美洲,“马铃薯”的西班牙语用papa一词。
2
番薯(学名:Ipomoea batatas),又名甘薯、地瓜,是常见的多年生双子叶植物,草本,其蔓细长,茎匍匐地面。也指其块根。块根无氧呼吸产生乳酸,皮色发白或发红,肉大多为黄白色,但也有紫色,除供食用外,还可以制糖和酿酒、制酒精。
野生种起源于美洲的热带地区,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抗病虫害强,栽培容易。
1493年,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时,曾将由美洲新大陆带回的甘薯献给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将番薯传至殖民地吕宋(今菲律宾)。
16世纪初,西班牙已普遍种植甘薯。西班牙水手把甘薯携带至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再传至亚洲各地。甘薯传入中国通过多条渠道,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均有有关记载。
1582年(明朝万历十年),东莞人陈益从安南首先引入广东。
1593年5月(万历二十一年),《金薯传习录》记述:明朝万历二十一年5月下旬,福建长乐县华侨陈振龙冒着生命危险将红薯从吕宋携带回中国,试种后,“甫及四月,启土开掘,子母钩连,大者如臂,小者如拳”,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并撰《海外新传七则》。
1596年(万历二十三年)李时珍在正式刊行的《本草纲目》中记载:“南人用当米谷果餐,蒸炙皆香美……,海中之人多寿,亦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故也。”中医学认为甘薯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
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徐光启上《甘薯疏》,后来在《农政全书》其中的〈卷二十七·树艺〉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并提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可知先民于引进番薯不到廿年已经总结出种植的方法,完成本地驯种。
当前,番薯在世界各地都有广泛栽种。
3
玉米(学名:Zea mays)是一年生禾本科草本植物,是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重要粮食作物。同时也可以当作饲料使用,还有在生物科技产业作为乙醇燃料的原材料。而且玉米更在各个化工领域被大量利用著,做成塑胶等等不同的物品。
原产于中美洲,是印地安人培育的主要粮食作物。原本是体型很小的草,喜高温,经美洲原住民培育多代后才出现较大型的玉米。16世纪时传入中国,最早记载见于明朝嘉靖三十四年成书的《巩县志》,称其为“玉麦”,其后嘉靖三十九年《平凉府志》称作“番麦”和“西天麦”。“玉米”之名最早见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在原产地美洲以外,中国是玉米种植最为普及的地区之一。玉米也是全世界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
大部份历史学家认为玉米是在墨西哥的特瓦坎谷驯化。 奥尔梅克人及马雅人在中美洲栽培了许多不同的品种,有些可以直接烹煮,有些则用碱法烹制的方式处理。从公元前2500年起,玉米开始传播到美洲的很多地区。欧洲人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开始和美洲原住民接触,将玉米带回欧洲(哥伦布大交换),也带到其它国家。因为玉米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气候下生长,因此被传播到全球各地。高甜度的玉米称为甜玉米,一般种植供人类食用,而其他野玉米则供作动物粮食及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原料。
玉米是美洲种植最多的粮食作物,单在美国就有每年约3.32亿吨的产量,而美国的玉米约有40%—约1.3亿吨—用来制造乙醇。2009年种植的美国玉米中,约有85%是基因改造玉米。
谢选骏指出:薯类食品虽然促使中国人口增长,但作为主食如果不配上牛羊肉奶,却会造成营养不良。所以清朝的人大多面黄肌瘦、思维迟钝,在西方入侵面前不堪一击。人口虽多,却如豆腐渣工程——徒然造成人海战术的历史悲剧。以至于清朝灭亡二十多年后,《义勇军进行曲》还在号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结果导致日寇入侵得手,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大饥荒,不仅草菅人命,造成惨烈的牺牲,而且比秦始皇政治都大大退步了。就是在秦始皇之前,中原各国都是用“土石”建筑长城的,没有用“血肉”建筑长城的——何况是在二十世纪!这就是我为何在《神话与民族精神》(1985年)与《河殇第一稿——走出延安精神/走出黄河心理》(1988年)中,极力抨击“长城精神”的时代背景之一。我这样做,不是出于什么“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而是想“为中国人重新争取‘人的尊贵’”。可惜人们不要这种尊贵,反而让我没有立足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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