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尊孔读经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网文《大日本蝗（皇）军主导的回到“孔子的时代”》这样写道：

喜多诚一（1886.12.20-1947.6.7），昭和时期的陆军大将，长期搞特务活动。

一百多年来，在强制中国人尊孔读经方面没有谁比一度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做得更有成效。
自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学校废除读经以来，只在袁世凯当皇帝那几天恢复了一下，此后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不管他们怎样鼓吹尊孔复古，还是无力全面在学校恢复读经。

日本帝国主义可就不同了，他们是把尊孔读经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以武力作后盾，与一次次治安强化运动密切配合，作为一项基本战略通过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的。

1938年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秉承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旨意，命令各日军占领省份恢复春秋上丁两祭和孔子诞辰祭祀。之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规定了八条学校的训育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尽力提倡中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轨”，“善用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经义为依归，摒弃外来之功利主义”。他们把“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作为指导教育的纲领，规定低年级必须读孝经，高年级和中学要读四书。

为了培养骨干教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所，以“经学概论”和日语为主要课程。强令各学校设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修身课，在他们编写的课本中，强调“中国从来为家族制，不适用共产主义之无家族制；中国崇尚旧道德，不容打破礼仪廉耻之存在；中国为农业国，根本不适合共产主义……提倡发扬‘护乡’、‘爱家’、‘敬老’、‘扶幼’、‘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

日本人深谙中国儒家伦理的精髓和要义，很明白这些东西无论怎样灌输，也灌输不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只会把他们驯化成任其驱使的奴隶。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他们则怕得很，从教材中删除得干干净净，不要说鲁迅，就连胡适也在被禁之列。

第一是扶植一个“孔子时代”的政权取代九月份成立的临时性的“京津治安维持联合会”，作为统治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和资源的工具。

1937年12月14日，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喜多精心挑选的自王克敏以下十余名政府委员，清一色是北洋政府的旧军阀、旧官僚和清朝遗老，是一批笃信儒教的顽固守旧人物。

当代某年迈国学大师为当年日本没能完全战胜中国以至大和民族没有变成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而感到遗憾，也是这个意思。

儒家的投降主义理论，其根本的性质仍然是一种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所宣扬的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这就是历代儒家的投降主义理论。这个傀儡政府以北洋时期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蓝袍青马褂为礼服，恢复春秋两季的祭孔大典，鼓吹立儒教为国教，全面向“孔子的时代”的传统回归。
成立新民会，作为思想教化和民众动员的工具。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才十天，新民会就在喜多诚一导演下宣告成立。那天，北京城内各区奉命扎牌楼，放焰火，大大庆祝了一番，足见日本人对这个组织的重视。

新民会的中央机构设在北京，会长由王克敏兼任，副会长是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闻名的张之洞之子张燕卿，中央指导部部长是“平生慕孔孟”的缪斌，实权则掌握在次长早川三郎，总务部长小泽开策等日本人手中。
中央机构成立后，迅速向下发展，省、市、道县、区、乡、学校、机关、团体，都建立了新民会的组织机构，其触角伸向了日伪统治下的各个领域，职能也随之扩大，具有了“华北治安自卫、组织国民等特殊性质”，所以日军赞赏它“一向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核心实践团体”，“对于治安地区的巩固和扩大起了很大作用。”（见《华北治安战》）新民会的指导思想叫作“新民主义”。

“新民”这个词也是喜多捉摸出来的，他觉得“王道”一词有点古老，对青年号召力不大，而儒家精义具备于《大学》之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章句》有言：“程子曰‘亲当作新’”，喜多从这里找到了他觉得满意的替换词。

有了名称，还需要阐释和发挥，这个任务落在了新民会理论家缪斌头上。他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新民主义”，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生产主义”和“平天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证，指出要经过九道程序来实行这个“主义”，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亲乡、治国、平天下，前五项为“克己”，后四项为“复礼”。文章特别强调重礼、敬上和孝顺。

缪斌还写了一首歌词，其中“学宗孔孟行王道，人做新民在中华”两句，可以说是这篇文章主旨的概括。为了培养干部，新民会成立才半个月就成立了新民学院，院址在宣内国会街现在的新华社那里。王克敏兼院长（挂名），关东军退役中将佐藤三郎为副院长，孔子为“院神”。礼堂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上悬“仰之弥高”的匾额，每年春秋两季全体学员要徒步从宣武门到安定门附近的孔庙参加伪政权的祀孔典礼。除了经费由伪华北临时政府提供，学院一切活动直接听命于日本华北派遣军。毕业学员大部分派到各级新民会任职。

发动声势浩大的祭孔尊孔活动，在全社会造成儒学复兴的景象。喜多依靠三个方面的力量推动这一活动的开展，一是伪政权，二是新民会，三是会道门。民国时期会道门的情况很复杂，有的是民间的秘密宗教，有的则是由一些失意政客发起、经当时的政府批准备案、主要流行于中上流社会的准宗教组织如同善社、救世新教、万国道德总会等等，他们的教义大多是儒释道“三教归一”“各教为辅，孔教为宗”。所有会道门都有极强的封建宗法性和对权势的依附性，往往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把持，也往往为日本人所利用。
日本人很重视会道门的工作，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就加入了安青帮对其操纵和利用，一贯道由于投靠日伪并被其利用而出现了1937—1945八年发展的极盛期。尊孔复古对这三方面的人物都驾轻就熟，主子一声令下，很快就把声势造起来了。

由伪市政府出面，令全市放假一日举行盛大的秋丁祀孔，各机关科长以上人员均须参加。据当时媒体报道，国子监孔庙内“冠盖云集，蓝袍青马褂触目皆是，盛极一时”，“名流萃集，不可胜数”，“主祭官市长江朝宗步行上台阶，虽年逾古稀，而步履矫健，不让壮年，……于古乐悠扬中，率全体人员按照礼仪行礼，庄严万方，……数次行三跪九叩礼，无露倦容者”。礼仪之完备、正宗，远远超出当今之祭孔者。

接着是由救世新教总会举办纪念孔子圣诞纪念典礼，“特柬请平市地方维持会各组委员顾问以及日方驻平各机关领袖，届时到会观礼”，上午“先由会长吴佩孚主祭，副会长江朝宗陪祭”，下午“招待各界，计到会者主人方面有吴佩孚陆宗舆各董事，地方维持会西田顾问，……及日方根本特务机关长、今井武官等二百余人”，“在鼓乐齐鸣中，依次皆至孔子神位之前行礼，沉静肃穆，礼毕相率到礼堂开讲演会”。

江朝宗在讲演中痛诉“民国以来，误于一般盲从趋时之士，但知欧化，致令学校废经，从此数千年文化先进之邦，反成无教之国，无怪举国若狂，天下大乱不已也。”今井武官“希望到会诸位努力实行孔子的学说。”西田顾问大讲“良心”，谓“大学所讲，……根本问题，在于良心。”倒是根本特务机关长说到了点子上：“我们不要向远处去求，只要能实行孔子之道，中日双方的真正提携亲善，立时即可以实现的。”

与此同时，万国道德总会举办了“经学讲习班”，面向社会系统地宣扬孔教，主讲人是钱桐之流的文化汉奸。教育界的一些无耻之徒，更是闻风而动，各区中小学纷纷在教室悬挂孔子圣像并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号召“我国民众，本中日提携精神，恢复昔日固有之文化，维护旧道德”。

新民会成立后，进一步把这项活动推向经常化，定期在青少年中组织讲演比赛和作文比赛，获奖者不仅得到可观的奖品，还登报上电台。讲演比赛一般在中央（中山）公园新民堂（中山堂）举行，1938年第一次讲演的题目大学组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新民主义的解析”、“王道政治诠释”，中小学组的题目是“新民青年何以要孝顺父母”、“何谓新民”等等。

修改学校教学内容，恢复读经。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把尊孔读经看作“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日军所到之处，总是以极高的效率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控制。华北统一的伪政权建立以前，各地方维持会都奉命设立了文教组，负责学校教育和教材的审定。日军8月8日进驻北平，16日维持会就提出了《各级学校教科书修订案》并于次日成立了“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原定8月28日开学，因教材修订未完成而推迟到9月20日。在教学内容上，遵照日军“特令”，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删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属于“孔子的时代”的内容，20世纪前30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全部被抹掉或颠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级学校全面恢复读经。

在教学内容上，遵照日军“特令”，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删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属于“孔子的时代”的内容，20世纪前30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全部被抹掉或颠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级学校全面恢复读经。小学有《孝经》、《论语》、《孟子》，中学有《大学》、《中庸》、《礼记》，专科以上有《书经》、《易经》。教材一下子印不出来，古旧书摊上此类书籍被抢购一空。

伪币上印的人头像是孔子的画像。日伪每年都要进行祭孔活动。学校中把原来的“公民”课改为“修身”课，其内容全是宣扬封建礼教的。将新文化运动中被批判的儒家文化大张旗鼓的摆上台面，颇有重演1916年将孔教演变为国教的味道。

通过读经，在青少年中倡导爱家、敬老、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强化“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规，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一位担任过汉奸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的日本人曾表示：“改革殷汝耕的政府只需两年工夫，而改革中国人的思想则需十年。”可见强令青少年读经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日军在其巩固占领的农村地区推行大乡制，大力扶植乡绅势力，强化绅权，乡长几乎清一色是乡绅。他们是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的载体、乡村宗法制度的支柱和“专制政治的基础”，近代以来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实行“以华制华”的依靠力量，只能是这个阶级。记得那时候县里的日本顾问，很“礼贤下士”，积极主动地和有点名气的乡绅交朋友。我们村一位乡绅死了父亲大办丧事，日本顾问坐着小汽车赶来吊唁，在灵前行九十度鞠躬大礼。这位乡绅兜里总揣着日本顾问写给他的信，时不时得意地拿出来显摆一下：“你看，这是小林顾问给我写的。”不过，他还算是开明的一类。八路军来了，一夜之间摧毁了大部分伪大乡，许多死心塌地事敌的大乡长被镇压，他没有什么明显的罪行躲过了这一劫，后来掩护过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成为统战对象。只是对八路军撕下村里小学教室里的孔夫子圣像当场烧掉一事，他颇不以为然，据说还为此痛哭过。
 上述这一切说明，喜多诚一为把中国拉回到“孔子的时代”所作的努力是全方位的，初期确实取得了可见的表面成果，但后来情况不妙。先说农村，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日军只能控制点线，拿北京来说，日军实际上能控制的只有现在六环以内的地区，广大农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不仅没有退回“孔子的时代”，而是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敌伪控制下的城市，当初所做的“回到孔子的时代”的种种努力很难继续深入下去，有点像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一样虎头蛇尾。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伟大转折以后，日本侵略者军事上节节失利，越来越被动，喜多诚一也不知跑哪去了。人们都知道日本投降是早晚的事，那些汉奸们过一天算一天，哪还有足够的精气神去尊孔复古？再加上人们无言的抵制，到了1943年以后，学校尊孔读经活动已名存实亡。

在汪精卫叛国前，日本人建立伪政权，所搜罗的大多是清朝遗老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政客，所谓的旧派人物。这些人都是孔孟信徒，一向顽固地站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鼓吹尊孔读经，阻挠社会变革，极端惧怕和仇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共最坚决，把儒家道统的存废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命运更重要。清朝遗老、国学大师罗振玉，效忠于清王朝，为复辟帝制不惜勾结日本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要职。

清末进士、《童蒙养正诗选》的增补者、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王揖唐，是伪华北临时政府的创始人和首脑之一，华北政务委员会中“三巨头”汉奸之一的王揖唐，这位前清最后一届科考的进士，华北伪政府的委员长，对于利用“国学”推广奴化教育更是不遗余力。一边配合日本人在华北大搞“强化治安运动”屠杀和残害抗日民众，一边积极利用国学奴化国人，不但建立了伪政府下的“国学院”，还在暑假期间举办幼儿训练班，抓紧对青少年的奴化灌输。

王揖唐多次协助日寇主持治安强化运动，屠杀抗日军民，并亲赴日本叩谒天皇和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写表忠诗“八紘一宇浴红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向日寇献媚，无耻之极。清末举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日本主子面前奴颜婢膝，就职典礼上声言要“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

梁鸿志，清末巨儒梁章钜之子，从小饱读诗书，儒学功底深厚，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日军一占领上海就卖身投靠成了头号大汉奸，“南京大屠杀”后踏着三十万同胞的鲜血在南京出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至死不知悔悟，临刑前还留下一句不便转述的极其下流的“名言”，充分暴露了所谓礼仪廉耻背后藏着的是多么卑污龌龊的内心世界。

大汉奸伪新民会会长缪斌不属于北洋系，从其临刑前所赋的“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这首诗来看，也是一个孔孟信徒。

日本帝国主义确实需要在被其奴役的民族中培植一种 “民族精神”以巩固其统治，光靠军事扫荡是不够的。上面这些人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民族精神的活标本，而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则是他们可资利用的现成的精神文化资源。

有趣的是，北洋军阀中多少有点骨气、在外敌面前大体上守住了一个中国人起码的道德底线的倒是那些出身行伍、儒学功底不太深的人。

吴佩孚只是个秀才，22岁投身行伍。段祺瑞只在兵营里念过几天私塾，16岁就入伍了。尽管他们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抗战爆发后犹豫动摇，不仅没有丝毫的抗日行动，吴佩孚还给汉奸齐燮元当了个挂名的顾问以自保，但毕竟在日寇收买利诱下没有完全投入敌人怀抱犯下新的罪行。

举这些例子决不是说儒学修养越深越没骨气，人格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儒学大师中也不乏有良好政治操守的人物。

但是，上述这些汉奸的丑恶表演，恐怕也不能说和他们由一定的文化背景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完全没有关系，要不，日本帝国主义干吗要专门物色这种色彩的人物充当傀儡并把尊孔读经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呢？

所以那些鼓吹儒家思想如何如何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叫人笑掉大牙！这些个儒生叛国乱天下，就是图个富贵荣华！

那些鼓吹儒学能提升人们道德的胡说八道，完全是在欺骗善良的百姓们。

看无能的满清，西方只用了很小的人力，就已经踏足中华。而本是学中国的小日本也看准这老大哥没货了，抛弃不学了，去搞明治维新，得以日后的侵华。

儒生此都在做个什么呢？除了几个有志人士，不得不去学别人的思想，八国联军还没到天津，所谓能修身治国的一个个跑得最快，大多数儒生不是围那破烂满清王朝转，就是给洋人带路。到抗日时一些以汪精卫为首的大才儒生都还搞着曲线救国，卖国有理。

如此破烂不堪的国度，人民不得不觉醒，五四期间人民受够了这种所谓骗人文化，人民怒吼着，选择了提倡平等，以民为主的思想救了中国。

喜多诚一没能把中国拉回到“孔子的时代”，蒋介石没能把中国拉回到“孔子的时代”。

现在海内外个别残留的孔教徒和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正在做着这种努力，前景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谢选骏指出：虽说“日本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锋部队”，但这部队毕竟是失败告终，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本没有得到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精髓——基督教，而是徒有其表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近代日本，虽然在技术层面西方化了，但是在精神层面却没有基督教化。他们的“和魂洋才”只是用西方精神改造了神道教，却没有贯彻基督精神，所以在关键时刻不能支持他们去开创新的文明。而在中国，儒学连神道教的现代改造都没有做到，结果只能把位置留给“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更为“基督教化”的东西。但这些半吊子的庸俗“基督教”是没有办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我认为，只有彻底的基督教化，才能让第三期中国文明全面展开一个正确的方向。
（至于二十一世纪开始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尊孔读经和复古主义，只是第三期中国文明从共产党野蛮化过程中苏醒的第一步，为全面基督教化进行一个热身运动，如果停留在此，那就无异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