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新史》批判 22——终结篇

 

【【后记】】

前面的章节想要传达的是怎样的一种中国形象？这些章节对于中国的未来又有什么暗示意义呢？以下是我自己就政治脉络做的推断。

一开始，乃是中国最古的夏、商、周三代国家社会（state-and-society）的君主拥有而且据称也行使的权力，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当时生活的所有层面似乎都已政治化了，也就是说，都与君主有关，在君主怀着戒备的监视之下。

接下去吸引我兴趣的，是汉代的掌权者学会怎样培训、挑选、配合那些致力于正统儒家理想及仪式的读书士人。掌权者也发现借着确立官方意识型态而任用官僚的办法。到了公元第七世纪，隋唐两代不但重建大一统的帝国，而且开始利用考试制度选拔公职人才，从而削弱了贵冑家族的控制权。最后，宋代让奉行理学名教的地方士绅或士大夫阶级管理地方上的事务。

尽管历史学者往往会忽略，一般都称赞理学思想整理出来的秩序是礼教制服混乱的大成就。儒家注重君臣子民行止合礼，证明思想灌输和端庄的举止都有助于维持文明社会的形象。独裁统治的事实隐含在儒家的治国逻辑（或可说治国迷思）之中，依此逻辑，统治者的崇高行为可激发他人的仿效与衷心顺服。理学发展高峰的明代，理学秩序划定了自己的界限，只求保障农民、收税者、统治菁英阶级的安全，不大顾及外在世界。

一六四四年起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外族的军事控制作风也纳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系统。汉族中国与满、蒙的共生关系肯定了理学思想的秩序，并使这种秩序更臻于完美。中国的农业游牧官僚体制，与当时西方国家发展中的工业军事体制是迥然不同的。

这种差异，乃是礼教中国与西方平等交往的一个障碍。例如，皇帝在理论上拥有无上权威，是帝国架构中的拱顶石。但是，皇帝的中央权威从一开始就启发了许多自我管理的、自立的社会团体形成。结果，中国上下听命于一个理论上独揽最终权威的至高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权威事实上却笼罩不到地方的活动领域。以清朝皇帝君临的版图之大而言，他实在是位诸事不管的统治主。大清皇上理直气壮地消灭了所有的乱民、叛党、谋篡者之后，却几乎从不在国民生活领域里现身。地方士绅和农民凡事只靠自己打点，仅在紧急状况出现时需要请示朝廷。

地方舞台不给中央政府施展机会，关键因素在于礼仪和意识型态。上层阶级的生活以科举考试为重心，即便得第做官的人极少，科考制度却是肯定理学名教的。理学的理想是要训诫百姓黎民服从，教导士人菁英成为以地方事务为己任的自发领袖。军人屯田自行给养、地方士绅经纪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管理的工商行会制约自己的经济生涯、准备应考的举子在书院里自修，无一不深受理学观点的影响，也就是敬祖、忠君、尽本分、守规范的观点。

中国社会的统一而自我约制的特性，也可以归因于一项地理事实——古代中国的腹地在海上来的变量影响可及的范围之外。关外游牧民族的武力和治理才能成为中国的固定一分子以来，始终不得往航海的路上发展。到了满清时，陆上来的外邦接触问题，大致都平定安抚下来。航海防衔、远洋商贸、海军武力方面的问题却不然了。

理学名教的社会与晚明清朝帝国的弱点在于，历史悠久的独裁体制一直固守着对于所有人、著作、思想、礼仪、军事行动的最终督导控制权，同时却未发展出能够容忍多样化、异议、少数人的观点、相抗的政策等等的制度系统。思想行为一致的堂皇外表虽然支配着一切，其实却是空洞的。在这空洞外表与日常生活事实之间是一片真空，这片真空中原本应该有一些为近代多元主义所做的准备。凡事只容许一个正确标准，便是否决其它可行可信甚而已经普遍存在的想法，否决多元性。层峰武断主张的政策一元化，否认了地方上便通权宜的多元性。

另一个伪装成伟大功业的缺憾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本来中国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六八〇年以后人口暴增更造成大得不利于运作的社会，其中的教育识字、卫生、粮食供给、地方司法、治安都是严重问题。十九世纪的清政府脚步根本追不上难题的衍生。

近代化变迁带给大多数民族的正负面影响也许是等量齐观的。中国却因为追求现代化起步太迟，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如果清朝皇帝在一七九三年就接受了马戛尔尼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的要求，在那时候加入了单一民族国家的贸易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原可与日本不相上下。然而，清朝反应迟缓，结果便是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到了二十世纪初才对海上来的接触有所响应。这并不是改换一个朝代就能完事的，农业与官僚的结构得要商业化——以完成自明代便已展开的变化过程。但是这还不足以担保发展进步，首先必须让近代科学知识取理学思想的地位而代之。这种改变造成的是以出国深造专长为目标的新型读书人。

然而，人们追求统一团结的新政府，成就的显而易见却是中国传统的延续。不分改革派或革命派，人人认为经济成长应该按某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受中央政府控制。列宁主义的极权主张延续了帝制独裁的主张。理学教条的绝对真理地位，被同样绝对而总括的马列思想取代。帝制时代的统治阶级包括内廷掌权者、外廷官僚、地方管理中的乡绅士人。在共产党当政时代，统治阶级改换为党领导人与中央委员会、遍布于政府机关的受过思想灌输的党员、地方干部。新的共产党秩序与旧的帝制秩序非常相符，以致继皇帝之位的毛泽东既能掌握独裁权，同时又能以革命者的姿态带领群众参与政治。

毛唤起干部做积极的自我批评，以及他未能办到的促使地方靠自己筹资发展，两种策略都呼应了明太祖的政风。朱洪武治理地方靠的是里甲劳役与保甲连坐，毛用的则是自我警察式的街道委员会和总揽全权的“单位”。邓小平时代以政府监督商业性活动，如共党之倚重国营企业，也类似清政府利用行商从事经纪与合法的垄断。至于精确的成本会计和律师办理的契约业务，比起其它与古制古风有连续性的政策，只算是一些浮面的新奇装饰。

另一个与中央权威衰微再重生一同发生的要素是军事化的过程。到十九世纪晚期，借着军事垄断、电报、铁路、轮船的助威，政府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可以更迅速而广泛地奏效。二十世纪的科技使政府能够无所不在，极权体制也因此成为可能。

在现代化过程的昏乱之中，追求文明社会的一番努力又有如何的遭遇呢？这种追求起于现代化带来的专业化，以及专业化导致的专精者在各自领域中的自主。例如，在工程、航空、化学、现代医学等行业中，不可能由政治核心来操控其科技。政治控制的企图遭遇专门知识的障碍时，很难置之不理而续往前进。新兴的科学工技，意味着到处是小撮自主的政治体制。因此，正统思想信仰有其局限，多样化可能由此而生。

令中国独裁政治的继承者深感棘手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但要专业自主，而且要外国知识界似乎当然一定享有的多元性。中国的思想向来是本土滋长的，或是将外来者中国化的，如今却伸展到中共政府的控制力之外；现今的学者读书人之中，有极多人可以投入世界学界活动。

再说中共的经济成长，外界观察者和许多中国人不约而同认为，不可能在没有更大程度民众参与政治的情况下进展到多么远。这两方面的成长，以及其它许多要素，都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少的。以中国大陆人口之多，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遏止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妨碍大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退化”（involution），即是，产品量增加，每人工时的生产力却未增加。毛泽东时代还有这个现象存在，报酬递减律（因为人太多之故）至今仍绊住中国。

解困之道在哪儿？既怀疑又有信心的墨子刻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有“乐观的现世性”（optimistic this-worldliness）的癖性。这种特性坚持只论事情压根儿应该如何如何，不论其事实上本来是如何，而且将其它驳斥为不道德。墨子刻主张中国接受“三个多元主义”或“三个市场”的观念，亦即是，自由市场经济、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见市场、有相互冲突却可协商的利益团体与政党的政治市场。大家在市场里“都追求合法的而且至少有些许自私的目的”。

在西方眼中看来，中国发生的也许像是独占与竞争之间的斗争，而竞争的自荐条件是扩大生产力。中国人的眼中看来却不然了，可能要用较道德性的角度来看斗争，强烈反对经济生活所呈现的物质主义与贪欲，谴责思想的自由市场上经常存在的混乱，贬诋代议政治容忍的以利益团体形态出现的自私自利。

我们不妨把中国朝文明社会的动向枧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趋势，但不可就此断定这个趋向必然导引中国走向西方那种有自由选举、代议政府、法律保障下之人权的民主体制。反之，中国式的民主可能会有同等阶级团体中的选举、同侪团体之内一致同意下的代表权、比西方规定得较狭隘的个人权利以及其它。

中共试图仿效其它国家运用过的民主化程序，结果有好有坏。西方民主政权没有找到能够更有效遏止贪污、维持士气的办法之前，这些民主政府的范本可能得不到中国人的一致赞许。我们这些外人可以就中共急需的人权奉上建议，但是，我们未能在约束我们自己的传媒暴力、毒品、枪枝制造业等方面以身作则之前，实在不宜催促人家向我们看齐。我们倒是必须仔细反省一下我们对于中国做的那些基本假设有无不当之处。

【谢选骏指出：人们把邓小平改革称为“第二次洋务运动”，但我把它称为“第二次孝文帝汉化运动”。不过，这两次改革最后都导致了他们企图救亡的那个朝代的灭亡。虽然有费正清这样的马列主义者一直在为他们保驾护航——我亲耳听见共产党“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缩小六四屠杀的死亡者是三百多人，大家当时都嗤之以鼻，因为死亡者实际上万。但是这个费正清临死之前付印的这个版本更不老实，把屠杀数字再度缩小为二百！如此丧心病狂的“美国汉学家”！】

【网文《费正清》报道：】

约翰·金·费尔班克（英语：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汉名费正清，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其汉名费正清，为梁思成所起。

生平

费正清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休伦，是其父Arthur Boyce Fairbank唯一的孩子。先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及哈佛大学。1929年获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

为了撰写博士论文，费正清于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考察海关贸易，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主要受教于蒋廷黻，曾短期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外文教授叶公超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夫妇二人的中文名字皆是梁思成所取。二人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1935年第一次离开中国。在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36年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13日分裂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与美国战时新闻局）研究分析处，前往华盛顿工作。

1942年6月2日美国情报协调局局长多诺万上校任命费正清为驻华首席代表。1942年8月21日从迈阿密启程，搭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经停波多黎各、西班牙港、贝伦、累西腓、阿森松岛、阿克拉、拉各斯、卡诺、迈杜古里、喀土穆、开罗、巴士拉、卡拉奇、新德里、阿拉哈巴德、阿萨姆邦、昆明，1942年9月25日飞抵重庆。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驻重庆，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

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后来还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于200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资纪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将来会遇到的问题作出预测，指出它们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自1949年后首次重访中国。

1991年9月1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评价

费正清在将哈佛大学发展成为美国领先的东亚研究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建立的东亚研究中心后来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他在1955年至1973年担任中心主任。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其本人也成为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的领袖人物。

指控其同情共产主义

20世纪40年代末，费正清等“中国通”预言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将取得胜利，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认为其符合美国利益。但是许多美国人指责这些中国通出卖盟友，协助散播共产主义，并受到苏联指使。冷战加剧期间，费氏因对共产主义 "软弱 "而成为众矢之的。他在1952年申请去日签证被驳。在美国国会“谁输掉中国”的调查中，他被要求在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上作证，但由于他的学术地位而不受影响。而当美国右派的麦卡锡参议员则把矛头指向三位国务院著名“中国通”时，费正清也被列入“四个该为输掉中国负责的约翰”之一，他们分别是范宣德、谢伟思和小约翰·佩顿·戴维斯（四人英文名都为约翰），而此时回中国的费正清朋友如费孝通、陈汉生却在中国大陆因被指“亲美”而遭攻击。

1966年由胡秋原、郑学稼和徐高阮发起，一千多名学者签名的《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在台湾与《纽约时报》发表，攻击费正清以“中国专家”之名出卖中华民国。陈立夫的回忆录认为：费正清散播不利国民党的谣言，打击国民政府信誉，促成美国政策有利中共，影响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他在中共眼中，无疑是个英雄。费正清的哈佛官网说：“他逐渐意识到，如果美国仍然与无能和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中美之间的共同点将缩减为零。”他支持（亲共的）自由知识分子。

著作

1948年，费正清出版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一书，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简体字译本为《美国与中国》。

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

1973年，与赖肖尔和 Albert M. Craig 合著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一书。1978年、1989年分别修订再版。

1982年出版对华回忆录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简体字译本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 China: A New History[18]；1991年临终前两天，将书交付出版。正体字译本为《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余英时为此书作序时表示，此书包含他的“晚年定论”，遵守着三条主线：详近而略远，重政治而轻文化，取统一而舍分裂，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新方向和新收获。在这本《中国新史》中，费正清改变先前的观点，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非不能压制。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死得很有戏剧性——这使得他的学徒们再也无法为他辩解说，“费老还有些新的想没有来得及写进他的最后著作里面去。”……他歪曲天安门受难者死亡数字的报道，这一恶劣行为永在“共产党的光荣榜”上了。什么费老，这是一块废垃的肥佬。就像毛泽东的干尸一样。】

（另起一页）

【【下部】】

（另起一页）

【【目录】】

01、略论费正清

02、费正清小传

03、费正清早年的求学之路

04、蒋廷黻与费正清的师生情谊

05、费正清与中国

06、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

07、“美共分子”费正清的中国研究

08、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09、费正清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10、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

11、费正清中心的使命

12、“举全台之力”猛攻费正清

13、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

14、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15、费正清理解的明朝朝贡体系

16、1946年对国共两党命运如何分析

17、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18、海外汉学家见知录

19、费正清和冲击-回应理论

20、我與中國異議人士拜訪哈佛費正清教授

21、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

22、这是一个只有费正清没有麦卡锡的年代

（另起一页）

【【01、略论费正清】】

《略论费正清》（徐国琦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报道：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学术发言人。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是名闻遐迩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１９７７年易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创办人，长期担任该中心主任之职（１９５６－１９７３），亦是享誉学术界的《剑桥中国史》近、现代部分主编。费正清历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1958,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68,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等。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虽毁誉交加，但就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巨大的影响力而言，在西方学术界诸贤中，无人可与比肩者。即使在后来学者心目中，费正清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

正是由于费正清的独特学术地位，使得他本人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如早在１９７３年，美国乔治城大学一研究生即以《费正清和美国的远东研究：头四十年》(George Stevens, John King Fairbank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the First Fourty Years)为题撰写过硕士论文。１９８２年，加拿大学者保罗·伊凡思亦以费正清为题完成其博士论文(Paul M. Evans, Fairbank: Intellect and Enterprise in American China Scholarship, 1936-1961, Dalhousie University)，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于１９８８年正式出版费正清学术传记(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费正清先生的高足，现为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及哈佛大学赖世和日本研究所

(Edwin O. Reischauer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主任的入江昭教授(Akira Iriye)在新近创刊的《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上撰文，高度评价费正清在中美关系学科方面的创建之功。〔1〕中国学者近几年也开始注意到费正清的重大学术贡献，并陆续发表有关文字。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不过，对于这位一生“魂系中华”，并把毕生心血献给中国研究，改善中美关系，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相互了解的学者，我们的重视还远远不够。笔者不揣冒昧，拟对费正清学术生平作一初步探讨，聊作引玉之砖。

一、费正清的学术建树

１９３６年秋，当刚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费正清应聘到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时，美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仍处于传统欧洲汉学禁锢之中。当时所谓的中国学要么作为西方文明的分支或点缀，一个边缘学科——如当时哈佛大学规定，任何学生如要修中文，或选择与中国有关的题目，必须先通过法语等两种欧洲语言的考试。理由是东方学是西方特别是法国文明的一部分〔2〕；要么则在传统汉学模式下只注重古代汉语，完全忽略对中国近代或现代的研究。诚如３０年代在哈佛大学读书，后来成为美国著名政论家及新闻记者的白修德(Theodore White)所写的，３０年代的“哈佛东方学系的那些老古董汉学家们认为东方历史随着乾隆朝在１７９９年的结束而告终结。”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吐理绥（日名英利世夫）(Seri Elisseeff)公开声称，对１７９９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学范畴，只能归于新闻。〔3〕难怪白修德刻薄地形容当时美国汉学界状况是“学术滑稽剧”。〔4〕当时仅有的一些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主要出于传教士之手，大多为见闻性质，很难算作真正的学术论著。虽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如霍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等试图弥补这种缺欠，研究东亚国际关系史，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不懂中文，无法利用中文材料。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学研究的严重忽视。许多有志于此的学者望而却步，另辟他径。虽然包括费正清在内的少数青年学者不畏艰险，敢于创新，但他们面临着求职谋生问题的严重挑战。３０年代初这些未来的中国学大师们多在中国进修，一次在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A.E. Nelson T. Johnson)的招待宴会上，他们忧心忡忡地向大使求询学成归（美）国后求职的可能性，大使不无严肃地答道：“小伙子们，难于上青天。”〔5〕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学研究在美国被忽视的严重程度。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费正清以顽强的精神开始了他中国学研究的漫长生涯。教鞭初执，他即提出新的学术主张，像意大利哲学家及历史学家克罗齐一样，认为一切历史都应该是当代史。主张应跳出传统汉学束缚，重视现代汉语及档案的研究，呼吁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费正清决心以哈佛为阵地，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学研究模式，来达到他所说的中国学和他个人学术生涯的“辉煌时刻(big time)”。〔6〕

凭着锲而不舍的追求，费正清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他人难以超越的丰硕成果和建树。据不完全统计，费正清一生中出版了至少４４本专著（部分与他人合作），主编或联合主编至少１８本论著，发表了１８７篇论文，与他人合撰１８篇，为别人专著撰写序言５２篇，发表书评１６０篇。尚不包括大量的专访及声像材料。更重要的是，费正清的作品均属上乘，佳评如云。〔7〕

费正清的学术成果大致可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博大精深的学术论著。《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清代行政：三个研究》(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１９６０，与邓嗣禹合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１９４８)，《中美关系中中国的形象和政策》(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a-American Relations, 1974)等均可列入此类。其中《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是费正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此书是费正清用力最勤、学术功力最厚的专著。甚至在４０年后的今天，该书仍是哈佛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该书至少有三大贡献：一是开风气之先，利用中国档案，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外关系；二是把中外关系放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体系诸范畴加以综合考察；三是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例如他认为清季的通商口岸制度是中国传统朝贡制度的产物。中国人利用通商口岸把洋人有效地纳入中国的世界体系之内。在洋人入侵中国之前，清朝的统治形式是满汉共治，通商口岸制度建立后，则为满－汉－洋合治(Synarchy)。所以外国人的入侵并没有打破中国的传统政治形式。

《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所撰的第一本书。该书旨在告诉美国人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在书中他利用当时最新的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近代化之路。费正清批评美国对中国有许多不切实际或一厢情愿的误解。由于该书观点新颖，立论清晰，文笔生动，甫一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并荣获１９４８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颁发的最佳国际关系著作奖。该书到１９８３年已出至第四版，篇幅亦扩大许多。时至今日，《纽约日报》仍称其为“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及文明的最佳导论作品”。〔8〕该书的问世使费正清声誉鹊起。

费正清学术成果的第二大组成部分系为教育美国公众、帮助美国了解中国、致力改善中美关系而撰写的雅俗共赏的作品及教材。享誉世界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2 vols, 1960, 1965, 与Edwin O. Reischauer and A.M. Craig合作，１９６０，１９６５），《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 1992）及《东亚：传统与转型》(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73）等属于此类。费正清的这类著作在长时间内成为西方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标准教科书，被誉之为中国学专业的“经典”〔9〕，其影响甚至远及西方之外的学术界。例如，据韩国著名中国史专家闵斗基介绍，费正清撰写的教材长时间被韩国学术界列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标准参考书。直到最近韩国学者才决心写一部自己的中国通史予以取代。〔10〕

费正清临去世前两天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新史》凝聚着他一生研究中国的心血。该书大量吸取学术界的新观点、新方法，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学在费正清的孕育、培植下成长壮大的辉煌历程。该书名为“新史”，“新”在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汉人文化，而是中国各民族文明的结合体。汉人和其他各民族合作，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文明体系。该书还“新”在他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但不发展”（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的悖论。此外，费正清注意到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西方发展模式为“工业的－军事的－企业的”(industrial-militarial-entrepreneurial)，中国则是“农业的－非汉族的－官僚的”(agrarian-Nomadic-bureacratic)模式，清朝是这样，民国是这样，当代仍是这样。

费正清的《中国新史》，正如哈佛大学著名中国文革专家麦克法格(Roderick MacFarquhar)所言，包含了“费正清毕生的阅读与思考，是费正清致力于理解一个伟大文明和教育公众这一终身使命的顶点。”〔11〕

费正清学术成果的第三部分是编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学术工具书，如书目提要、史料汇编等。其中主要包括《清季史料入门》(Ch'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 2 vols, 1952)，《中共文献史》(与Conrad Brandt and Benjaming Schwartz合编,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50)，《近代中国中文书目辑要》(与刘广京合编: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8)，与日本学者坂野正高合编的《日本研究近代中国书目辑要（１９５５）》等。这类编撰工作虽然耗时费力，却对提高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水平大有裨益。

以上三个部分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费正清一生的学术体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其学术体系作深入考察分析，只能择其要者加以综合。笔者认为，费正清的学术研究至少有三种意义：

第一，通过费正清长期不懈的创造性劳动，_一个新的学科——近代中国研究——不但正式确立其学术地位，而且日趋繁荣昌盛。费正清本人卷帙浩繁的著作为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标准：多方利用中外档案，深入分析研究课题，文笔明白晓畅。〔12〕

第二，费正清的学术专著大都为填补空白之作。具很高的学术价值，且有指点迷津之功效。他呕心沥血所编撰的书目提要、研究指南、资料汇编给学者提供了一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学术视野，对于推动中国学的进步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费正清的学术著作有雅俗共赏之妙。其著作不仅有助于学术发展，更重要的是其教育功效，其对中美两国间沟通理解的推动。费正清的著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７０年代初当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时，《美国与中国》等书同时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主要参考书即可证明。

费正清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下述几个特色：

一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理论上，费正清认为以西方为背景的许多社会学说如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等不能运用到中国。中国的文明是一个特殊的自成体系的文明。中国的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衡和伟大的文化”。〔13〕正因为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它在国际关系中亦应受到“特别处理”。〔14〕例如，对于长期以来中美关系的一个纠纷点——人权问题，费正清就呼吁美国应认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对人权有完全不同的定义。他明确指出，“人权的概念，虽然在一个自我标榜的全球宣言中被神化，（实际上）是受着文化制约的。”〔15〕他指责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做文章批评中国的行为是“美国的新宗教”。〔16〕这种概念误差，费正清认为是由于中美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造成的。两国在许多重要方面重大的分歧，造成两国之间的差别“几乎如同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一样有趣”。〔17〕费正清过去的学生唐若思(Ross Terrill)曾准确地概括费正清的观点，他说：“在费正清看来，有两种方法把中国纳入我们的世界观：要么视中国为全球近代化过程中的后来者，要么把中国看作一个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费正清“更倾向于后者”。〔18〕因此，费正清在各种场合一再呼吁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奉劝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切忌先“提出一个西方问题，然后收集证据加以回答”。因为这种方法“忽略了中国的实际情形”。中国的文明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文明，因而也不能用所谓的普遍标准(universal standards)来衡量中国。〔19〕

费正清学术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侧重研究清季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他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出发点是帮助西方了解中国，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要了解中国的现在，必须了解它的过去，特别是清代历史。在费正清看来，不深入研究清季中国，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这是他集中研究清代历史的主要动因。学术研究的功利色彩与他本人所说的“瞄准目标”(goal-oriented)二者结合成为费正清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白修德指出，“从一开始，费正清的目标就很清楚：解释我们是怎样了解中国人的及中国人如何看我们。解释导致中美对抗的历史渊源。”〔20〕费正清本人对此也坦诚不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卡锡主义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恰当的时机”，〔21〕因为“在中国问题上，对麦卡锡主义的回答只能是教育”公众。〔22〕难怪白修德认为费正清的每一本书都是着眼于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作用。所以费正清的著作不仅是学问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它们还代表着“智慧”。〔23〕

费正清学术研究的第三个特色是强调“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及传统与现代化两个主题。〔24〕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费正清作为一代学术大师，曾从多种角度探讨过中国历史。但笔者认为上述两个主题在费正清的著作中（特别是其早期著作中）比较明显、突出。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从传统向近代方向缓慢迈进的过程。这种近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反应。中国近代化之所以没有成功，主要原因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而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因此，在费正清的多种著作中，冲击与反应，传统与现代化的主题总是不断出现。例如，费正清在撰写《美国与中国》时便充分利用当时较新的所谓现代化理论来阐述中国的历史，以此分析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方和日本那样走向近代化之路。他与邓嗣禹共同编撰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West)明显体现了其冲击－反应理论。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９８６）强调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把１８００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视为中国在传统与现代化中挣扎的历史。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中，上述两个主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该书结尾中写道，如果乾隆皇帝在１７９３年接受英国的建议，让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与日本并驾齐驱了。

“中国为什么不能对西方入侵作出有效回应”的问题在费正清的著作中重复出现。１９８４年他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所强调的仍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对西方作出反应论题。〔25〕以传统与现代化为经，冲击－反应为纬，二者的结合便是费正清解释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费正清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温斯顿·洛德（美国前驻华大使）所言，“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无人可以超越”。〔26〕

二、“中国学之父”

在西方谈中国学研究而不提费正清，就像谈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忽视毛泽东一样。费正清不仅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学科的创始人，或人所共知的“中国学之父”。因为后人可能超过费正清的学术成就，但无人能像费正清这样在５０多年内始终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中心或领袖。对此，西方学术界没有异议。宾州大学著名中国学家卜德(Derk Bodde)认为，西方中国学之所以能在今天成为显学，“费正清贡献最大”〔27〕。《中国史研究方法》一书的编者也明确指出，“现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费正清”。

〔28〕《评论》杂志也明白写道：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与匹敌的人物”。〔29〕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的麦克法科先生宣称，是费正清“真正使中国近代史成为近代史整体研究中的一个显学”，是他最早使中国学摆脱传统的“东方学的一潭死水”，将其变成学者们可以广泛研究的对象。〔30〕由上述评论中可以看出，费正清是公认的中国学创始人。

费正清之所以成为“中国学之父”，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具备“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的素质。他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样信息灵通，深谋远虑。他最先呼吁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并在１９５５年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率先在美国成立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前文理院长亨利·罗沃斯基曾把费正清这方面的成功归于他杰出的宣教能力。罗沃斯基说，费正清是“伟大的学术传教士”，“在哈佛当代历史上，我找不到其他人在该方面能与他分庭抗礼。”〔31〕除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外，美国的其他几个中国研究中心也是后来在费正清的支持下，主要由他的学生创建的。费正清的“学术企业家”素质特别体现在为中国学发展特别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筹款方面。他是一个募捐能手。在他担任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近20年间，中心一直财源茂盛。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中国学的建立及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一个学科成长壮大的主要条件是人才的培养。在奖掖后进、悉心培养后学方面，费正清取得了他人生中的辉煌成功。他是一个真正的导师，极具导师的才华。这一点早在他教学生涯初始时即已见端倪。白修德对此曾作过精彩的描述。当费正清在１９３６年任教哈佛时，白修德已进入三年级了。但正是初出茅庐的费正清对他影响最大。是费正清让白修德感到“生命的呼唤”〔32〕，是费正清的中国课程深深打动了他，让他感到热血沸腾，导致他很快来到中国——“那故事发生的地方”，〔33〕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驻华记者及政论家。随着学问的增长和阅历的日趋丰富，费正清的教育家才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费正清培养中国学人才的第一个途径是课堂教学。他在５０年代同著名的日本专家赖世和合作开设的《东亚文明史》课程，吸引了无数哈佛莘莘学子。他们以其丰富的学识、异彩纷呈、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使这类课程成为孕育新一代中国大师的肥沃土壤(“Rice Paddies”)，培养了大量学者，并导致学生中的许多人走上了研究中国的人生旅途。

费正清教学的第二个途径是为研究生开设的讨论班。从找材料到选讨论班论文题目，费正清对学生总是多方指导。他特别重视讨论班题目的选择。在他看来，“选择一篇讨论班论文题目如同选择配偶一样重要”。〔34〕学生和讨论班论文之间的关系“甚至比两性关系还要密切”。因为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有的是，但“书稿永远属于作者自己”。〔35〕正是出于对书稿的一往情深，费正清有时对人倒显得相对无情。例如在他的学生为其举行的６０岁生日晚会上，他请与会的詹姆斯·汤姆森(James C. Thomson)教授再花一年时间把他的第二本书稿完成。汤请求宽限时日，因为他想花时间来挽救危机中的婚姻。费不无严肃地回答道：“别人关心人，但我只关心书稿。”〔36〕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大多数情况下，费正清是用巧妙的手腕来达到促成学生完成书稿的目的。

费正清有时有意安排学生做某些重要但被忽视的题目。例如，传教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费正清便大力鼓励某些学生的兴趣向此发展。科恩(Paul A. Cohen)在谈到费正清怎样使他写传教士题目时幽默地说，费正清“精明地抛出诱饵，我便上钩了”。〔37〕费正清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中国学科全面发展的考虑，体现了“中国学之父”的苦心。因此，他并不鼓励学生只在费正清自己熟悉的课题内作文章。孔复礼教授(Philip Kuhn)对此曾评论说，“费正清是其专业领域的传教士。他很早就意识到应鼓励学生成为他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专家”，“并对自己学生的著作非常尊重，并乐意学习。”〔38〕

费正清扶助年轻学者的另一个为人乐道的方面是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学术生涯，其中主要体现便是促成其学术成果的问世，帮助其出版。费正清深知青年学者对自己的书稿常常缺乏信心，不敢轻易拿出发表。对此必须多加扶持。如现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著名中国文学教授易杜强(John Isrel)当年在完成了自己的书稿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不愿拿出，总是觉得有不满意之处。费正清说要看看他的书稿，便不声不响地将其推荐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对这一件事费正清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起，称这是一本“好书”，有利于这位年轻人的事业发展。〔39〕类似的例子还不少。现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的一中国史专家也有相同的经历。为此，他在一篇回忆费正清的文章中深有感情地写道，“没有我的导师及朋友〔费正清先生〕在肩后关注着我，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著作〕。甚至现在，每当我完成一部书稿准备出版时，我仍感觉到他的关注。”〔40〕

为了中国学的发展，费正清想出许多办法来网罗人才。其中一个他引为自豪的办法是他那举办了几十年不间断的传奇性的周四茶会。茶会在他位于哈佛校园不远的家中举行。费正清利用茶会提高学生学习中国的兴趣，帮助学生进入〔研究中国〕朋友的圈子”，为他们提供切磋学问的气氛。茶会对中国学发展的贡献之大，连费正清自己也不无得意地称此为他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发明”。〔41〕他的另一个办法是提供奖学金。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是费正清的学生。在求学期间，他有一度曾想放弃中国研究，改换门庭。费正清立即为他安排了一笔到英国作旅行学者的资金，从而，用黎安友自己的话说，他因“咬中国的钩子太深而无法逃脱”了。〔42〕今天，黎安友是哥大东亚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由于费正清“不择手段”网罗中国学人才，甚至被人怀疑为“中国第一主义者”(China Firster)。的确,在费正清看来,一个人选择其他专业而不是研究代表世界最伟大革命的中国，是不可思议很难理解的。〔43〕

费正清为中国学的发展、为培养人才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此觉得理所当然。他说，“如果下一代不站在前辈的肩上、面上，人类又怎能向上发展呢？”〔44〕但他的确得到了一个导师所能梦想的最高荣誉：他的学生们现在全是出类拔萃、学识丰富的专家、记者、大使等各行业的精英。而且，正如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指出的，“凡费正清的学生都不会忘记他对他们的工作、事业、学术观点的真诚和永久的兴趣”。他的学生对他有一种近似英雄崇拜的心情，甚至认为他像“上帝”。〔45〕

作为一个学派创始人，费正清没有门户之见。凡一切与中国有关的学者和专业，他都大力支持，为之奔走。如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东亚法律中心，在诸如选择人才等各方面都受到费正清的多方帮助和支持。哈佛经济系的中国经济讲座的设立，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教授的学术成长都与费正清分不开，凝聚着费正清的大量心血。〔46〕费正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历史学科的发展。如他主动建议黎安友改学政治科学。因为在当时研究中国政治的人还不多。〔47〕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者绝大多数出自费正清门下（或学生的弟子甚至学生弟子的弟子）。新西兰学者Ｓ．Ａ．Ｍ．阿谢德(S.A.M. Adshead)甚至认为“所有现代中国学研究者都是费正清的学生”〔48〕。据费正清的一位同事估计，费正清的名字出现在学术著作的奉献页或鸣谢页上的次数十倍于任何其他学者。〔49〕

１９７０年６月，哈佛大学校长在授予费正清荣誉法律博士学位时致词说，“我们国家在东亚研究上的成就归功于此人长期不懈的坚持和富于远见的创造性努力。”〔50〕这一评价并不是溢美之词。毋庸置疑，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发电机”〔51〕。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评价还不够。因为费正清影响到国际中国学的发展成长。例如，在前汉学重镇法国，费正清的影响便不容低估。法国著名的女历史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曾写道，法国的中国研究“严重依赖费正清所建立的模式，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前进”。“费正清的逝世不仅是美国中国学家的损失，也是法国学术界的损失。”另一位法国杰出的中国学研究者毕仰高(Lucien Bianco)进一步认为费正清过去是，而且永远是“我们欧洲的中国学之父”。〔52〕

欧洲的这一反应大概是费正清乐于见到的。因为建立世界中国学中心是费正清长时期的伟大理想。他“一直把中国研究看作是一项国际事业”。〔53〕早在６０年代，费正清即“视中国学为一全球事业，急切地想了解别国〔学者〕正在做什么，并探索我们如何合作”的途径。〔54〕为此目的，他曾几次进行环球学术旅行，为实现自己的这一理想努力。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他的世界中国学中心的梦想。多年来，每年有占中心成员半数以上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在这里聚首，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共同耕耘中国学这块园地。他参与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也体现了他的世界中国学中心的理想。到目前为止，来自欧、亚、美等洲的许多学者参加了这一庞大学术项目。

三、费正清与中美关系

费正清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了多种角色。第一种角色是充当政府官员或顾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正清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及情报与新闻官。鉴于对中国局势的第一手观察，在中美关系方面，当时他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在物质上援助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当时许多中国学者由于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在贫困线上。费正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予他们一些物质帮助。钱端升、梁思成夫妇等当时都得到过费正清的资助。二是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同国民党政权完全搅在一起。他很早就认识到由于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垮台是迟早的事。他对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提出强烈批评。他在１９４６年６月中旬结束在华官方使命前给母亲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们在亚洲似乎命定要做蠢事”，美国现行对华政策是“不可名状的愚蠢，后果不堪想像。简直是疯了。”〔55〕费正清的这一态度在其回哈佛后没有什么改变。对于当时中共节节胜利的事实，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中国革命是土生土长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外来影响。他反对美国一味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认为这样做有碍将来的中美关系。他在１９４７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呼吁美国应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因为这符合美国传统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哲学。顽固地把自己绑在国民党内战的战车上，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56〕在中共正式接管政权后，他要求美国正视现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１９４９年担任杜鲁门政府制订对华政策顾问时，即将此看法告 知美国最高层。〔57〕当时，关注中美关系、呼吁美国继续保持同中国的联系成为费正清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开始同时骑两匹马”，一匹马是在哈佛“教中国史”，另一匹马是投入很大精力讨论当时对华政策。〔58〕

然而，费正清的这种现实主张使他成为美国冷战思潮中的批判目标。在５０年代，正如知名学者西格蒙德·达芒特在其近著中所写的，美国的强烈的冷战、反共歇斯底里，使得“对〔美国〕现行政策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会被污蔑为颠覆性质，斥为卖国。”〔59〕在这种强烈的反共环境下出现的麦卡锡主义者谴责费正清要对美国“失去中国”负责。甚至连新任国会议员约翰·Ｆ·肯尼迪也指责费正清是共产党的“同情者”。〔60〕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罪名。许多新闻媒体也展开对费正清的攻击。如《时代》周刊谴责费正清是共产党的长时间辩护人。〔61〕费正清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除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和精力到国会等部门申辩之外，他一度被禁止出国，一些团体拒绝邀请他演讲。国务院不再允许他接触保密资料等。联邦调查局也展开了对他长时间的调查。关于他的案宗竟有几千页之多。从１９５３到１９６０年这段时间内，费正清这位一向“对涉及中国的公共政策极为关心”的人，〔62〕被迫谢绝谈论当代中国问题。据其学术传记作家伊文思统计，他在这八年内发表的关于中国政策的文章加起来不到７５页。〔63〕费正清转而埋首中国学的学科建设及历史研究，他采取间接的方式，以学者身份用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来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由于费正清的著作强调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从而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突破打下了理论基础。费正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天才策略家”(consummate strategist)。〔64〕洛德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在美国，政客也好，学者、教师、记者也好，商人也好，任何人只要他对中国感兴趣，都“必须绝对阅读和吸收”费正清的著作。〔65〕

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国际舞台上日显无能为力时，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费正清等人的意见。１９６６年美国国务院重新邀请费正清进入政府顾问行列。联邦调查局也在这时停止了对费正清长时间的调查。费正清开始重新出现在美国公共政策的论坛上，以舆论精英的角色影响中美关系。他主张美国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应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社会，并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费正清虽一时无法摆脱“遏制”政策的影响，但他坚决反对把中国摒弃在国际舞台之外的孤立政策。他主张一种所谓“遏制但不孤立”(contain-cum-isolation)的新的对华政策。并积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奔走呼吁。这一目标在１９７１年实现后，费正清又立即成为中美建交的“主要鼓吹者”和推动者。〔66〕并在美国最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67〕他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也越来越成为两国领导人制定双边政策的主要参考书。

弗正清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上的贡献得到了中美两国政府的承认。1971年费正清作为中国政府邀请的首批美国客人访问中国。１９７９年费正清应邀出席美国政府为邓小平副总理访美举行的国宴，并与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同桌而坐。同年他作为由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率领的美国政府访华团成员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费正清虽已去世，但他留下的丰富遗产仍对中美关系发展有指导意义。如他一再强调的中美对“人权”问题因文化、历史和社会价值判断的不同而必然出现分歧，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成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主要竞争对手等观点，将对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有重大参考价值。

四、结语：费正清为什么成功

费正清在学术界占有不朽的地位。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讲座教授头衔的设立（现哈佛大学费正清讲座教授席位为目前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著名人类学家华琛〔James L. Watson〕拥有），１９６８年美国历史学会设立的费正清最佳东亚著作奖等都是他不朽的丰碑见证。他逝世时，哈佛校长尼尔·Ｌ·鲁德斯坦(Neil L. Rudenstine)告诉报界，“哈佛失去了一个巨人”。〔68〕亨利·罗沃斯基称费正清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69〕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各大媒体均发表讣闻，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一生中收到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许多荣誉博士学位，并在１９８６年获得了哈佛奖章。他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尊敬。一个学者孜孜以求的，他都得到了。费正清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他本人对此曾作过解释。面对弟子们在他６０岁生日晚会 上的一片赞誉声，他说，他能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只要在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指中国。——引者注）和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大学（指哈佛。——引者注）之间取得有利地位就行了。”〔70〕他把自己创建中国学方面的成功归于哈佛，认为哈佛是“实现此目的的最佳战略据点”。〔71〕我应该把这一荣誉与哈佛大学出版社及毛主席分享”。〔72〕由此可见哈佛在他学术生涯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诚然，哈佛是导致费正清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哈佛在东亚研究方面出书之多、培养人才之众，影响之大是其他地方不能企及的。但这些都只是费正清成功的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仍是费正清本人。

他成功的首要因素是他的学术。即其既有学，又有术，学术兼备一身。学，指他的学问，教学能力。术指其出色的行政组织能力。〔73〕炉火纯青的待人接物技巧，口若悬河的辩才，富有外交家的谈判艺术等〔74〕。长期与费正清共事的赖世和教授认为费正清是一个“精通企业家技巧的大师”。他知道怎么募钱，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赖世和称“费正清是一个狡猾的学界政客，他在哈佛地位坚固，影响盘根错节。尤其精通如何操纵权力”。〔75〕书生大都有学无术，政客有术无学，费正清二者兼备，当然能取得超人的成功。

费正清成功的因素之二是他不是一个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提倡的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经世致用是他治学、育人的一个主要特色。正如谢伟思(John S. Service)所说，费正清“绝不是一个象牙之塔内的学者”。〔76〕干预政治、影响舆论，撰写雅俗共赏的学术著作等都是他赖以成功的重要方面。

因素之三是他始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厌”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珍惜时间。他之善于利用时间和珍惜时间在学生及同事中成为传奇故事。正是如此，他才有时间写出众多高质量的作品，培养了许多一流人才及作出了许多其他惊人业绩。“学而不厌”的第二个体现是他的谦虚好学、虚怀若谷，注意并善于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他喜欢观点的交锋、学术辩论，并乐于同批评自己学术观点的人交往。正是由于这种不囿己见、兼容并蓄的大师风范，使费正清在学术上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并永远保持他在学术研究中的旺盛的活力及不断创新。

“学而不厌”使费正清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但“诲人不倦”则是使他成为一个学科创始人及许多优秀学者难以做到的“人之导师”的保证。和学与术一样，一流学者与伟大导师二者兼备是费正清成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费正清也有许多缺点。无论是他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及其他方面都有可商榷之处。然而，爱德华·吉本对伟大的拜占庭将军拜利萨纽斯所作的评价用在费正清身上是合适的：“他的缺点是由于受到时代的不良影响，而他的美德是属于他自己的。”

注释：

〔1〕Akira Iriye, "John K. Fairbank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1, Spring, 1992, pp.1-6.

〔2〕〔4〕〔20〕〔23〕Theodore H. White, "O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May 13, 1967, p.4.

〔3〕〔32〕〔33〕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Harper_ ＆ Row Publishers, 1978, p.50.

〔5〕〔10〕〔11〕〔26〕〔27〕〔31〕〔36〕〔40〕〔42〕〔43〕〔45〕〔46〕〔47〕〔52〕〔65〕〔69〕〔76〕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Fairbank Remember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 p.206; p.232; p.50; p.12; p.158; p.103; p.101; p.123; pp.157-158; pp.122-139; pp.161-166; p.123; pp.196-197; p.50; p.157; p.225.

〔6〕〔21〕〔22〕〔34〕〔35〕〔39〕〔50〕〔54〕〔58〕〔70〕〔71〕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Harper_ ＆ Row Publishers, 1982, p.146; p.351; p.355; p.359; p.361; p.361; p.448; p.377; p.315; p.447; p.454.

〔7〕有关费正清详细出版书目，请参阅Paul M. Evans and George H. Stevens ed., The Writing and Published Statements of John K. Fairbank: A Chronological Bibliography, 1924-1989.

〔8〕〔9〕〔30〕〔66〕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1991, B12.

〔12〕〔28〕See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6; p.5.

〔13〕〔15〕〔16〕〔17〕Fairbank, China Wat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2; p.95; p.1; pp.95-96.

〔14〕〔19〕Fairbank, "Assignments for 197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4 (February, 1969), p.862; pp.861-879.

〔18〕Ross Terrill, The China Difference: A Portrait of Lif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9, p.82.

〔24〕对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柯文曾撰文提出强烈批评。详见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84.

〔25〕〔美〕《知识分子》创刊号（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５页。

〔29〕Commentary, October, 1992, p.60.

〔37〕〔41〕〔49〕〔55〕〔56〕〔63〕〔72〕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Inc. 1988, p.181; p.62; p.179; p.102; p.123; p.184; p.280.

〔38〕〔51〕〔67〕〔68〕Harvard Gazette, September 20, 1991.

〔44〕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xix.

〔48〕Pacific Affairs, Vol.63, No.4 (winter 1990-1991), p.552.

〔53〕麦克法科语。Fairbank Remembered, p.232.

〔57〕参见〔美〕《知识分子》创刊号（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１１页。

〔59〕Sigmund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

〔60〕１９６０年白修德曾当面指责肯尼迪不应攻击费正清。肯尼迪连连表示认错。认为他当年初出茅庐，不谙世事，出语有误。详见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第４７０页。

〔61〕Time, May 24, 1951.

〔62〕史华慈语，Harvard Gazette, September 20, 1991.

〔64〕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ebruary 1992, p.237.

〔73〕费正清之精通行政管理，以致于达到乐此不疲的地步。他自己曾对人说：“我喜欢创造机构”。语见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27, September 1991, p.615.

〔74〕赖世和在任驻日大使期间曾在私下描述他在６０年代同日本首相的谈判“形同与费正清交谈”。言外之意是谈判虽不太艰难，但仍需外交技巧。由此可见费正清处事艺术之高。见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Parper＆ Row Publishers, 1986, p.214.

〔75〕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p.115.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显然是共产党夺占中国大陆的内应，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未来应该会有人做出专门的研究。】

【【02、费正清小传】】

网文《费正清》报道：

约翰·金·费尔班克（英语：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汉名费正清，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其汉名费正清，为梁思成所起。

生平

费正清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休伦湖，是其父Arthur Boyce Fairbank唯一的孩子。先后求学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及哈佛大学。1929年获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

为了撰写博士论文，费正清于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考察海关贸易，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主要受教于蒋廷黻，曾短期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外文教授叶公超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费慰梅（Wilma Denio Cannon，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夫妇二人的中文名字皆是梁思成所取。二人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1935年第一次离开中国。在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36年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13日分裂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与美国战时新闻局）研究分析处，前往华盛顿工作。

1942年6月2日美国情报协调局局长多诺万上校任命费正清为驻华首席代表。1942年8月21日从迈阿密启程，搭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经停波多黎各、西班牙港、贝伦、累西腓、阿森松岛、阿克拉、拉各斯、卡诺、迈杜古里、喀土穆、开罗、巴士拉、卡拉奇、新德里、阿拉哈巴德、阿萨姆邦、昆明，1942年9月25日飞抵重庆。

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驻重庆，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

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后来还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于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资纪念。

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其本人也成为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的领袖人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将来会遇到的问题作出预测，指出它们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

他在40年代末是预测毛泽东与共产党会获胜的中国通之一，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符合美国利益。但是许多美国人指责这些中国通出卖盟友，协助散播共产主义与苏联的影响。由于被认为过于“同情”共产主义，他在1952年申请去日签证被驳。

在美国国会“谁输掉中国”的调查中，他被要求在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United State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上作证，但由于他的学术地位而不受影响。而此时他的回国的中国朋友如费孝通、陈汉生却在中国大陆被攻击“亲美”。费正清被称为“四个该为输掉中国负责的John”之一。

1966年由胡秋原、郑学稼和徐高阮发起，一千多名学者签名的《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在台湾与《纽约时报》发表，攻击费正清以“中国专家”之名出卖中华民国[。陈立夫的回忆录认为：费正清散播不利国民党的谣言，打击国民政府信誉，促成美国政策有利中共，影响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他在中共眼中，无疑是个英雄。费正清的哈佛官网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没有希望，中共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支持（亲共的）自由知识分子。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自1949年后首次重访中国。

1991年9月1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著作

1948年，费正清出版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一书，此后随著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简体字译本为《美国与中国》。

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

1973年，与赖肖尔和 Albert M. Craig 合著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一书。1978年、1989年分别修订再版。

1982年出版对华回忆录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简体字译本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 China: A New History；1991年临终前两天，将书交付出版。正体字译本为《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余英时为此书作序时表示，此书包含他的“晚年定论”，遵守著三条主线：详近而略远，重政治而轻文化，取统一而舍分裂，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新方向和新收获。在这本《中国新史》中，费正清改变先前的观点，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非不能压制。

部分著作：

《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 北京市: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 218页. ISBN 9787513506021 （Chinese (China)）.

《中国的世界秩序》.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 317页. ISBN 9787500475101 （Chinese (China)）.

郭晓兵 译. 《中国的思想与制度》. 北京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年: 489页. ISBN 9787501232086 （Chinese (China)）.

张理京 译. 《美国与中国》. 北京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 473页. ISBN 9787501212316 （Chinese (China)）.

《中国：传统与变迁》. 北京市：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 655页. ISBN 9787501215812 （Chinese (China)）.

费正清 戈德曼.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 薛绚[译]. 台北: 正中书局. 2001年: 516页. ISBN 978-957-09-1392-7 （Chinese (Taiwan)）.

傅光明 译 《观察中国》. 北京市：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 292页. ISBN 9787501216239 （Chinese (China)）.

刘尊棋 译 《伟大的中国革命》. 北京市：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443页. ISBN 9787501212323 （Chinese (China)）.

谢亮生 译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1170页. ISBN 9787500411857 （Chinese (China)）.

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 薛绚[译]. 台北: 正中书局. 1994年: 493页. ISBN 978-957-090-923-4 （Chinese (Taiwan)）.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986页. ISBN 9787500412885 （Chinese (China)）.

刘敬坤 译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1124页. ISBN 9787500414063 （Chinese (China)）.

谢亮生 译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 664页. ISBN 9787500407522 （Chinese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译.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1400页. ISBN 9787500407669 （Chinese (China)）.

人物评价

学术贡献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还有，费正清是一位史学家，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教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一百多人。

再有，费正清极力推广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

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

争议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

费正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理解费正清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批判。

费正清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其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联系。

【谢选骏指出：余英时也是共产党的残渣余孽，就像蒋经国、李登辉一样。所以他才会替费正清护短，说他晚年改邪归正了。其实，从我揭露费正清篡改六四死难者的人数、缩小了几十倍的情况来看，此人一点没改。你也不可能期待一个八九十岁的人还有积极变化。】

【【03、费正清早年的求学之路】】

《费正清早年的求学之路》（顾钧）报道：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学家。虽然前人对费正清已经作过不少研究，但主要集中在他辉煌的后半生。本文试图在知识、资本和权力空间中略述费正清早年的求学之路，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诞辰110周年。

一

费正清于1907年5月24日出生于美国西部南达科他州休伦（Huron）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11年随全家迁往同州的苏福尔斯（SiouxFalls）。1920年他进入苏福尔斯中学就读，三年的学习让他感到该校的课程“没有太多的挑战性”（英文版《回忆录》），于是决心转学到东部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与西部相比，美国东部的教育要发达得多，不仅有常春藤盟校等著名高等学府，也有美国最好的中学。1923年费正清进入新罕布什尔州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PhillipsExeterAcademy）学习，这是一所高水平的大学预备学校。费正清在此求学期间表现优异，多次获奖。1925年毕业典礼上，他被推选为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更重要的是，1925年毕业前夕，他因为论文比赛获奖，得到了假期前往英国和法国游历的机会。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国门，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他的照片还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这对于一个刚刚18岁的青年来说是很大的荣誉。

按理说，费正清中学毕业后应该选择美国最古老也是最好的大学——哈佛——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一所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当然也是很好的州立大学）。根据费正清本人的解释，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家族成员中不少人是威大校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威大实行男女同校，比老牌大学风气开放，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尽管基本上来说费正清具有少年老成的性格特征。但在威大学习两年后，费正清还是决定转入哈佛大学，原因正如他本人所回忆：“我面临着即将成为大学校园内大人物的前景，这预示着抛弃专心求学而改走另一条道路的前景，于是我决定转学到哈佛大学。我采取这样的行动，曾经有过先例。在苏福尔斯中学三年级时，我曾面对站在楼梯和走廊上的同学们发表演说，那时我已成为高年级学生会主席的有力候选人，可是我却去了埃克塞特读书。现在似乎是再一次向东走的时候了。”（英文版《回忆录》）转入哈佛对费正清一生来说至关重要，他后半生的辉煌事业就是在这里成就的。

从以上所介绍的费正清一路向东的求学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他多方面的才能。他虽然有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巨大潜力，却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名学者。但和一般书斋中的学者不同，费正清不仅学业优异，而且活动能力强。他日后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他出色的学术组织能力，这在早年已经显露无遗。

哈佛两年的大学生活对于费正清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正是在此期间决心从事中国研究。实际上，费正清于1927年秋进入哈佛时，他还没有任何要研究中国的念头，当时的哈佛也几乎没有关于近代东亚的任何正规课程。费正清在哈佛两年接受的基本是人文学科的一般教育。在哈佛期间影响他最大的不是哈佛的教授，而是来自英国的一位访问教授韦伯斯特（CharlesK.Webster，1886—1961）。韦氏是英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他在来哈佛之前刚刚访问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会见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政要以及蒋廷黻等一批学者。在1929年初哈佛学生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会上，韦伯斯特介绍了自己的中国之行，特别提到了《筹办夷务始末》的即将出版，对它的使用前景感到异常兴奋。他认为这一文献能更清楚地说明东亚的疑难问题，所以很可能对改写中西关系史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参加午餐会的费正清当时正上四年级，对近代史领域有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具体研究哪个国家的近代史，则还在犹豫之中。韦伯斯特的讲演使他茅塞顿开，为什么不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呢？几天后费正清去拜访韦伯斯特，并与他进一步讨论了这个十分吸引人的课题。这次拜访对费正清来说是决定性的，他此后的学术方向基本确定，虽然当时他对中国在学术意义上的认识还几乎等于零。基于有限的条件费正清的哈佛学士毕业论文是关于俄国革命的，但他知道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将是19世纪以来中国的一系列革命。

1929年秋费正清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留在哈佛继续求学，主要原因是两个。其一是罗得斯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该奖学金是根据英国政治家、实业家塞西尔·罗得斯（CecilJ.Rhodes，1853—1902）为增进英语国家间关系的遗愿而于1902年在牛津大学设立的。该奖学金有“大学生诺贝尔奖”之称，所以能够获得是很大的荣誉，这也再次说明费正清在哈佛期间表现优异。在20世纪初期，牛津大学的国际声望显然在哈佛之上。这是费正清愿意去英国求学的另外一个原因。美国虽然在19世纪末经济实力就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在文化和教育上，它仍然唯英国和欧洲大陆马首是瞻。

其实，如果费正清留在哈佛，也不是没有机会。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吸引了不少年轻学子投身中国研究，如魏鲁男（JamesR.Ware，1901—1977）、顾立雅（Her?rleeG.Creel，1905—1994）、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6—1988）、卜德（DerkBodde，1909—2003）等。当然，刚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一时仍然解决不了中国研究师资和资料的问题，但是凭借雄厚的资金，它可以把学生送到欧洲（主要是巴黎和莱顿）、日本（东京和京都）、中国（主要是北京）去留学和研修。同时，更重要的，它花重金所要培养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也就是以古代中国文明为研究对象，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夫和广博的知识结构的纯粹的学者。费正清从一开始便走上了与同时代人——美国最早一批专业中国学家——不同的道路：他所前往的是汉学传统不如法国、荷兰的英国，他所要研究的是近代中国，他的奖学金来自哈佛燕京学社之外的其他渠道。这一切都预示着他将成为一个异数，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

二

1929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作为罗得斯奖学金的获得者于同年秋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早在1876年，牛津大学就设立了汉学讲座，聘请著名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为首任教授。但遗憾的是，其时对汉学感兴趣的学生一直很少，汉学课程处于聊备一格、装点门面的状态。1929年秋费正清在贝利奥尔学院注册时，牛津大学仍然没有正规的汉语课程，而且对于博士学位也没有语言必修的规定。

对于选定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研究对象的费正清来说，掌握汉语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贝利奥尔学院特别为他安排了一位指导教师苏慧廉（William E. Soothill，1861—1935）。苏氏曾经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多年，汉语熟练，1920年被聘请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接替1915年去世的布勒克（ThomasL.Bullock，1845—1915）。1929年费正清抵达牛津时苏慧廉正忙于编写一本中国佛教术语词典，无心帮助费正清学习汉语，只是给了他一本布勒克编写的汉语教材让他自学。

1935年底，费正清向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提交了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1850—1858》（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1858）的博士论文，并于1936年4月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的主要部分是在北京完成的，但选题和构思则可以追溯到他刚到牛津时和马士的交往。

马士（HoseaB.Morse，1855—1934）于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与三位同学一起考入中国海关，在上海学习汉语三年后，于1877年出任天津海关帮办，翌年调入北京总税务司任职，1887年任上海副税务司，嗣后又在北海、淡水、龙州、汉口、广州等多处海关任职。1903—1907年马士任总税务司的统计秘书。1909年退休后马士择居伦敦郊区的坎伯莱（Camberley），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海关史。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三十多年，又曾经当过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1835—1911，1863—1911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助手，对赫德为核心的海关史进行研究可谓近水楼台，最合适不过了。但赫德的家人却不予以配合，不愿意将赫德的日记（共74册）和一些重要的书信提供给马士作为研究之用。无奈之下，马士只好重新设计自己的思路，把研究对象扩大为自1834年至1911年的中国外交史，其最终成果就是三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这部巨著自1910至1918年陆续出版，并很快成为国际汉学界标准的中国近代史参考书。

1929年秋天，费正清在横渡大西洋前往英国的轮船上，仔细阅读了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特别是其中关于鸦片战争的章节。到达牛津大学后，费正清很快通过苏慧廉的介绍前去拜访住在伦敦郊区的马士。深居简出、专心著述的马士对于这位来访者表现了很高的热情，一来这个年轻人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研究兴趣，二来两人又都是哈佛大学的校友。初次见面，兴奋不已的马士就滔滔不绝地向费正清讲了一大通有关海关和晚清政府的情况，并承诺以后会给费正清的研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从日后费正清的学术道路来看，马士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和马士见面后，费正清决定研究中国海关的创建问题，而这个问题与英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考察英国的立场。按照当时牛津大学的规定，一个学生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前，必须首先获得副博士（B.Litt.）学位，为此费正清每天从牛津前往伦敦的英国公共档案馆（PublicRecordOffice）查阅资料。利用各条约口岸英国领事馆的档案，费正清完成了题为《1850—1854年英国对中国海关创建的政策》（British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Customs Service,1850-1854）的论文。1931年春天，费正清正式递交了这篇论文，并获得了通过。如果说这篇论文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使用任何中文材料。这也是马士的问题。马士的著作体大思精，考证翔实，但他完全依靠外文资料。马士并非不懂中文，他这样做固然有学术上的偏见——认为中文材料不甚可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中文材料的不易获得。这一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转变，特别是随着《筹办夷务始末》等档案的影印出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近代中外交往中中方的态度不仅是完全必要的，也已经是可能的了。

三

为了进一步掌握汉语，从而为自己的研究做好准备，费正清决定前往中国。1931年春，他说服苏慧廉为他进行了一次汉语能力测验，并请老师就他的成绩和他的真诚努力出具一份书面证明。利用这一证明费正清向罗得斯奖学金委员会申请前往北京进修。他的申请很快获得了批准。1932年2月费正清抵达上海，稍后到了北京。

费正清知道自己要想超越马士，就必须在中文方面下功夫。1932年初，他再次漂洋过海，来到了上海。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海关的地方，时间是1854年，费正清希望从这个起点开始，一步步地进入赫德的世界。但一个意外人物的出现把费正清挡在了这个世界的门口。这个早已埋伏在半路上的“程咬金”就是魏尔特（StanleyF.Wright，1873—1951）。魏尔特出生于英国，1903年来华进入海关工作，历任帮办、副税务司、税务司等职务，并长期担任总税务司机要秘书。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费正清一到上海就拿着马士的介绍信前往拜访。总税务司是辛亥革命予以保留的晚清机构之一，1929年后从北京移至上海。费正清在魏尔特那里没有得到马士那样的欢迎，他的到来一下子让主人大为警惕。原来魏尔特正在计划写一部海关史，或者说是一部赫德的传记，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海关在赫德工作的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赫德的传记。

这样的传记由魏尔特来写自然颇为合适。魏尔特长期供职海关，熟悉业务，接触过海关有史以来的大量材料，而且作为机要秘书还能够看到一般海关人员无缘一见的机密文件。面对这样一个优势明显的对手，费正清立刻决定把自己研究课题的下限划定在1858年——赫德是1859年才入海关的，这样绝对不会和魏尔特冲突；并且他明确地告诉魏尔特，他将把以后四年的留学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汉语和阅读中文文献，并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而不是上海。

魏尔特长达900多页的《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一书于1950年问世，三年后，费正清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也出版了，这篇论文是在他1935年提交给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扩写而成的，那篇论文讨论了1850至1858年中国海关的起源问题，而1953年的论著则不仅把论题扩大了，而且时间也调整为1842至1854年，离赫德掌管海关的时间更远了。

从博士论文的参考书目我们知道费正清在北京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中文文献，这使他比马士站得更高，也对近代中国历史看得更为全面。费正清在北京期间一直致力于汉语水平的提高，他研修汉语所在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好的培训机构（1913年正式建立，1949年停办），三年多的培训使他能够比较熟练地阅读中文文献，同时口头表达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费正清是西方学者中率先使用中文档案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这固然得益于他良好的汉语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北京期间得到了蒋廷黻的指导。蒋廷黻早年留学美国，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所著《中国近代史》（1938）和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931）影响深远。

蒋廷黻对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他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入手。在谈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时他强调指出：“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关于中国外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这个毛病。”（《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因此要克服这个毛病，就要从原始文献，特别是中国的原始文献入手。蒋廷黻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心血。

费正清到北京后，立刻和蒋廷黻取得了联系，并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和其他中文资料向蒋廷黻请教。费正清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正是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完成的，他也成为最早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外国学者。著名华裔美国历史学家何炳棣（1917—2012）回忆1953年7月第一次见费正清的情形时写道：“我自我介绍1934年秋清华入学之时，费已赴牛津完成博士学位，刚刚错过在北平结识的机会（按：此处何炳棣记忆有误，费正清是1935年底离开北京赴牛津大学提交并答辩博士论文的）。然后极度诚恳地恭维他是蒋廷黻之后，举世第二位学者研究引用《筹办夷务始末》的。他马上纠正我：‘是第三人，张德昌早我半年。’”（《读史阅世六十年》）与何炳棣一样，张德昌也是20世纪30年代求学于清华，是历史系的高材生，他利用晚清档案写出了《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等高水平的论文。虽然事隔近二十年，费正清对于当时的北京学界和自己最初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情形显然还记忆犹新。

蒋廷黻不仅在学业上给予费正清指导，在生活上也给予他帮助。1932年费正清到北京后不久，罗得斯奖学金就到期停发了，为解决生活费用，他曾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但均告失败。这时蒋廷黻伸出了援助之手，安排费正清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兼课，帮助他渡过经济危机。

关于两次被哈佛燕京学社拒绝的情形，费正清本人有比较详细的回忆，第一次是这样的：“我在申请书中说明我正从事中英外交关系的研究，同时在一家传教士培训中心（按即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汉语口语。我的申请让人难以看出我能够成长为一名传统的汉学家。我没有说明自己要在像洪业教授那样的学者的指导下研习中国古代经典，或者去巴黎、莱顿等汉学中心从事这样的研修。……我的申请被拒应该说是不奇怪的。”第二次还是同样的结果：“当1932年快要结束时，我再一次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申请，申请内容没有太多变化，只是说明除了学汉语，我还会学日语。我说明我将继续在北京完成我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但是需要去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以及广州）查看当地领事馆的原始档案。这几乎与哈佛燕京学社关注的研究方向完全无关，所以我的申请再次遭到拒绝。”（英文版《回忆录》）在我看来，这两次被拒是费正清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对他后半生的学术和事业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哈佛燕京学社自建立以来，基本上还是沿袭欧洲汉学的传统，关注古代中国，重视经典文献。这从当时派遣到北京来的哈燕社的留学生那里也能看得很清楚，如魏鲁男的专长是魏晋佛教，顾立雅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西克曼专攻中国艺术史，卜德则潜心研究中国思想史。总体来说，由哈佛燕京学社派来的留学生基本以古代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的依然还是传统汉学亦即文献考证的方法。他们对于近现代中国的事情只是一般关心，并不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老师、哈燕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Elisséeff，1889—1975）甚至非常极端地认为，1793年以后的中国不能构成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顶多只能属于新闻学的范围。与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同，费正清将自己的课题锁定在近代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其研究方法在历史学之外又特别注重使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所有这些使费正清显得与众不同。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被拒绝是不奇怪的，这一经历也使费正清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存在两大阵营：一个是哈佛燕京学社，它资金雄厚，并真诚地遵从欧洲的模式；另一个是更富有本土色彩的美国阵营，较为分散，基本上没有资金支持。”（英文版《回忆录》）费正清日后全力以赴将要做的就是募集资金发展美国阵营，并在方法论上建立具有美国特色的中国学。1955年他在哈佛大学倡导建立东亚研究中心来与哈佛燕京学社分庭抗礼，就是这一努力的一个集中体现。费正清在北京的两次失败经历对他日后决心另起炉灶显然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心理影响。

在蒋廷黻的帮助下，费正清渡过了1933年的经济危机，1934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资助，不必再为生计奔波，可以安心地撰写论文了。1935年底费正清完成论文写作后离开北京前往牛津答辩，1936年4月他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结束了早年的求学之路。

点击：775发布：2017-03-10 09:42责编：linxingzi来源：中华读书报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早年得人恩惠施舍，使他后来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

【【04、蒋廷黻与费正清的师生情谊】】

《蒋廷黻与费正清的师生情谊》（2017-04-18）报道：

导读：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为什么在1949年之后在大陆销声匿迹的原因，但事实确实是，他的著作在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从来没有再版过，他的学术看法再也没有学者提到过，即便是他留在大陆的那些及门弟子，尽管没有像批判胡适那样批判他，但这样的不睬不理，当作不存在，其实是一种更大的损失。

文|马勇转自|杭州晓风书店公众号

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属于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大陆学术界的漠视并不意味着蒋廷黻的学说真的沉默，他的“洋弟子”费正清几乎一人敌一国，他的继承与发挥，让蒋廷黻的学术思想在异邦开花结果。费正清不仅培养了西方世界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传人，而且深刻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甚至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

费正清后来是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泰山北斗，是头号中国通。

如果从其生平简历说起，费正清1907年生于南达科他州，病逝于1991年。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的母亲是位女权主义活动家。费正清早年热衷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

1927年，费正清进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还有希腊语、历史、哲学、艺术等。那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有关东亚的课程，费正清个人更没有想到以后会从事东亚和中国研究。在哈佛两年后，费正清于1929年秋赴牛津大学，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对费正清来说，那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在牛津两年，费正清的研究有了相当进展，他利用自身优势，以中美外交和外交机构的历史作为突破口，充分利用了西文资料，对传统汉学是一个重大突破。

要想深入研究中国特别是近代中国，无疑必须掌握汉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必须到中国来。为此，费正清在牛津从事研究的时候，就想法申请了一笔奖学金，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一方面进修汉语，一方面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主要讲授经济史，同时接受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指导，从事新的研究。

据费正清后来回忆，他初见蒋廷黻时，蒋老师只有三十六岁，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但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蒋老师指导费正清阅读中国外交文献，主要是在蒋廷黻主管审定之下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这部书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是在蒋廷黻建议下影印出来的重要文献。费正清说，二十年之后，他仍然在钻研这些文献，并教他的研究生班学生如何使用这套文献。

蒋廷黻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奠基者，在蒋廷黻指导下，费正清将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中国海关的起源》，后经过补充修改，于1954年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9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正式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费正清迅即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费正清的个人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而真正使他的这种领袖地位获得国际确认的还是那套皇皇巨著《剑桥中国史》系列。

《剑桥中国史》系列著作策划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正式动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是一个跨国界的国际合作，据说参加撰稿的一百多位专家来自十几个国家或地区。按照规划，《剑桥中国史》全套十五卷，每卷都有该领域世界顶级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其成。《剑桥中国史》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反应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有关中国研究的最高、最新成果，费正清在规划中之所以刻意强调作者选择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就在于此。从后来的成书看，《剑桥中国史》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先秦至晚清至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这部书中即便有个别章节显得有点薄弱，但从总体而言，确实是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最好的著作，不是之一。

费正清组织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不仅在方法上、组织形式上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经验，而且当《剑桥中国晚清史》刚刚传入中国时，在理念上也曾给中国学者以极大震动，特别是这部晚清史及费正清在其他著作中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带给中国学者的就是一次巨大冲击。

“冲击—回应”模式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曾经长时期流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界，认同、坚持或者创造出这一历史观念的并不是费正清一个人，而毫无疑问费正清的影响最大，这个模型代表了费正清那一代和下一代西方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他们差不多都在用这个模型解释近代中国的变化。

按照“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长时期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所谓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并没有多大变化，在他们看来主要就是因为儒家传统。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工业革命使西方产能过剩，新航海的开辟使远洋东来成为现实，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找贸易机会，于是西方思想文化、西方宗教意识等，都随着西方人东来传入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

对于异样文明，按理说儒家文明并不持排斥的立场，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时期停滞不前，或者后来中国学者所说的“超稳定”，古老的、庞大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无视，或无所谓，中国政府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选择了闭关，选择了自守，选择了排斥一切外来势力的政策。于是，西方势力东来和要打开中国大门的坚定信念，在费正清以及这个学派看来，就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理念乃至政治发展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巨大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按照费正清的解释，此后中国的重大变化，都可以从西方的影响这个刺激中寻找原因，中国的变化就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

“冲击—反应”确实在很长时期为近代中国历史发生、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因为毕竟近代中国问题不是自生，而是来自外部环境，中国或许能够像西方一样缓慢进入近代社会，但是如果没有西方的刺激，这个过程一定会非常漫长。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从这个视角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重新研究，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现代化模式”解读框架，承认近代中国问题不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而是一种外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长时期影响西方，影响中国学术界，但这种模式过于强调中国问题的外部性，否定了中国问题内生的任何可能，未免有点极端，于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开始，在费正清弟子门徒中就酝酿着一种批判反思的思潮，以为“冲击—反应”过于机械，过于笼统，至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慢慢成为诸多模式中的一种，即便还有人坚持，但总要开始考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内部需求。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上仔细辨析费正清学术理路及其来源，我们应该很容易觉察到他的“冲击—反应”模式，其实就是他的清华导师蒋廷黻一贯的学术立场，是蒋廷黻“中国现代化叙事”模式在海外在世界的余韵流风。

费正清是个知恩图报的学人，中美恢复联系不久，费正清应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访问北京。有一天上午，费正清应邀前往北京饭店最高楼层的一个会议室发表演讲，听众近百人。费正清确信这些听众一多半来自中国外交部，但他依然不管不顾这样开头：

今天我必须首先承认我作为学生所受到老师蒋廷黻的恩德。尽管他在最近二十年间作为国民党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大使与人民共和国对抗，在这之前，他曾是清华的历史学教授，如果不承认此种恩德，我就不可能接着讲下去。

当然，不管费正清受到蒋廷黻多少影响，从严格的师承意义上说，费正清与蒋廷黻有着诚挚的私人关系，但他从没有正式成为蒋廷黻的学生，或者在一堂课或一次讨论会上接受过他的指导。

当时，费正清的汉语还很生疏，他对蒋廷黻的湖南口音还很难理解。他偶尔遇到蒋廷黻，或者在蒋家吃饭，以各种方式得到蒋廷黻的帮助，但这些不属于教学法上的。这是费正清主要学习方式的一部分。因而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费正清只是受到蒋廷黻学术的相当影响，严格的师承还算不上。——摘自马勇《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导读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受到周恩来的提拔，因此他可能属于周来特务系统的一个外围组织的成员。】

【【05、费正清与中国】】

《孙乃修﹕费正清与中国》（2003-09-08 民主中国）报道：

笔者曾参加一九九七年春天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的盛大纪念会。各界名流、教授、学者（其中许多是费正清的高足）聚集一堂。晚上，费正清先生的遗孀维尔玛在掌声中到会，她幼年的家就是狄维尼蒂二号那座漂亮的二层红楼，即哈佛燕京学社所在地、现在的东亚系。以哈佛大学学者和教授为核心，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学学者几乎都来了，令人深感学术的力量和费正清先生的影响力。

费正清于一九零七年出生在南达科他州，逝世于一九九一年，一生贯串二十世纪，可谓阅尽这个多灾多难世纪之沧桑；他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东西方阵营的冷战，目睹了共产主义的兴起，晚年则看到它在东欧的覆灭。他曾在三十年代到中国，研究晚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后来在二次大战期间以政府官员身份两次来中国短暂工作，他与许多中国学者保持私人友谊，诸如梁思成、林徽音夫妇，蒋廷黻、钱端升等人；他与国民政府官员亦有交往，例如宋子文、宋美龄以及一些政府部长，曾几次到宋庆龄家饮茶。他还与共产党人士周恩来、龚澎和乔冠华夫妇、郭沫若等人有过接触。此外，他还与很多知识分子、外交官、新闻记者有接触。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和冷战局面形成，他不能去中国，因此失去对中国问题的亲身感触和真实了解。“文革”后期，中国走入死路，中美关系解冻，他来到中国，约见旧友，寻找故居。然而，诚挚的旧友呐呐箝口，华丽的故居破败凋残。一九三二年六月，他和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女儿、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维尔玛在北京结婚，他们住在西总布胡同二十一号一套华丽住宅。他找不回三十年代的美好印象，对于他，那是一个永远飘逝的梦。

⊙关注远东的前驱者

费正清一直是中国人的朋友。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费正清在美国积极进行一系列演讲，并且发表文章，指出日本的威胁和美国有必要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一九三九年，他指出美国首先应当以武力制止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径：

“事实是，也许我们在必须投入欧洲作战的很久以前就不得不在亚洲参战。”如果美国政府听取费正清的这一观点，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和武力干涉，那么两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可能就会避免。很明显，费正清主张美国在亚洲采取积极态度和干涉政策，这有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这对美国，无疑是一个应当牢记的历史教训：对地区霸权的姑息，迟早祸及美国本土，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及时的毁灭性打击，永久地解决问题；而所谓外交努力，不过是养虎遗患和绥靖的另一种方式。

他批评美国政府忽略远东，对中国援助太少。他指出美国人的盲点：“我们的知识分子专注于欧洲那些熟悉的问题，而忽视遥远的东亚的冲突。”他的呼吁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美国的远东研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

他主张美国应当采取这样一种政策，既与国民党交往，也要与共产党交往。他在一份题为《中国的政策》的备忘录中写道：“从长远观点看，选择一方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它只会产生唯一的结果，那就是促使共产党人完全投入俄国的怀抱。”说这种策略话的费正清，显然是一个态度灵活的外交家。

一九四六年六月，费正清夫妇访问了共产党的边区所在地张家口，他要挑选四名共产党的文化人士赴美交流。他见了丁玲、成仿吾、周扬、聂荣臻等人。他还听了共产党学员们的课，讲课者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掠夺吹捧成善意，说那是为了防止重要设备落入国民党手中。他感到共产党人有盲从习性和“教条主义”思维，又觉得他们品行正直、获得民众支持、有一种乐观精神。这种印象，在他心灵中很可能与西方那种狂热基督徒印象产生呼应。由于他对这些人士及其理论、性格、行为和文化本色缺乏更多的了解和洞悉，所以容易使他产生较多正面感觉。

从一九四九年春天开始，费正清在公开讲话和私下谈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指出与共产党中国保持交往的好处。他曾邀请与中国有很深感情联系的女作家赛珍珠、教育家兼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来聚谈，表述自己这一观点。

他还主张承认北京毛氏政权并让它在联合国获得一个席位，而且建议美国抛弃台湾的蒋介石政府。

一九五零年代初，他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既鄙视和恐惧共产党的“思想专制”，又厌恶国民党的统治方式。在政权更迭之际，许多知识分子无奈地作出选择。他也看到共产党政权的“极权主义”性质。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斗争地主运动，一边倒地投入苏联怀抱，数千名苏联专家进入中国，中国开始公开谴责美国，随后，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支持发动战争的金日成政权并且投入这场不义之战，以百万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抗，这些严峻事实，使费正清的宽厚、温和观点在一九五零年发生变化。他指出，美国应当“制止共产党中国扩张”。朝鲜战争使美国的中国专家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走向一致，他们都看到有必要以军事遏止共产主义势力，这就加剧中国国际交往上的孤立。

费正清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谈到中国的共产主义同样给中国人民带来可怕的前景，即被国家强迫从事大规模奴隶式劳动，压抑、摧残和毁灭人的个性，子女检举父母、邻里彼此监视和告密等等情景（英国作家奥维尔早在他的小说《一九八四》中对这种社会做了淋漓尽致揭露）。共产党信奉的那种主义包含着的种种弊病很快就显露出来。

看到毛泽东政权开展整顿知识分子运动，费正清感到愤怒和震惊。他在给一个台湾人的信中写道：“现今的共产党政权下所作的控制思想的努力，是我在全部中国历史中所看到的最狡诈的一种。”一九五二年，他在一个听证会上作证说，共产党利用权力，使每个人入其彀中，被这个政权“控制”、“孤立”和“利用”。后来，他悲哀地说：“在中国，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是怎样付诸东流的，以及这种状况怎样使起义成了唯一的出路”。

⊙《美国与中国》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非常规性，是西方学者，尤其是那些心肠善良、思路循正道、知识来自书本、对黑暗见识得太少的人无法想象的。他们对中国问题说些可爱的幼稚话，是可以原谅的。费正清先生谈到中国问题时，说过不少深刻话，不少幼稚话，也说过一些错误甚至荒谬话。

一九三四年底，他致信史沫特莱：“我不相信共产主义能帮助这个国家，因为在这里，没有人能实施或实践这一主义。”“法西斯主义——一种个人权力的政治专政，看来更适合这一国家。”前一看法，似乎低估了共产党力量；后一看法，即所谓“中国适于政治专制”，则属荒谬。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是适合政治专制的。按照卢梭的观点，人是生而自由的。这是西方现代国家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石。

一九三二年，马士对他说，“不能宽恕整个中国政府的弊政。这是一种罪恶，它使我们的公民遭到中国司法的反复无常的对待。”一九五五年，费正清致信切斯·特鲍尔斯：“我赞同这种思想：在中国人作为向帝国主义让步的一方的时候，其领导层相对说来是一批下贱、低劣、堕落、贪污、头脑糊涂的人，平民通常心胸狭隘、自私自利、愚昧无知，但却有着极好的农民。”这一观点显示他对中国主要社会阶层的基本看法。

一九四三年，费正清说，在中国“好人”极少，因为“如果美德不能与狡诈结合，它就不能产生效果。那些激发我们的伟人登上事业峰巅的美国习字帖上的格言隽语，在此却行不通，因为这个国家里的好人还没成长就已经被扼杀了。”这是相当痛切而深刻的论断，显示费正清睿智的一面。每一个在宦海沉浮或商海浮沉的中国人，大约都会对此言有颇深感触。

一九四八年，费正清完成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与中国》。这部著作为他带来很大声誉。此书后来又作三次修订（一九五八年版、七一年版、七九年版），累计销售三十余万册，成为有关中国问题的西方著作中最畅销的著作之一。有的评论认为，这是“最好的单卷本中国史”。

费正清自己称之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普及性读物。此书勾勒中国三千年历史，描述中国专制主义的各种特点，诸如官僚制度、宗法制度、乡绅权力、商人对官僚的依赖以及这种专制制度造成的有组织、成系统的贪污腐败、滥用权力、亲戚裙带关系等特点，在这种专制制度下，法律既不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力，也不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经济权，这些现象至今依然顽固存在，这种社会特色或曰文明特色，与近代欧洲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回应西方挑战的历史，这是费正清对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之区别持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这种观点看到西方的文化影响对古老中国之进化而产生的强大推动力和催化作用。事实的确如此。中国漫长历史显示，历代权力集团似乎很难自觉而且主动走向现代文明。自十九世纪的一八四零年中英鸦片战争直至眼下的二十一世纪，近二百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西方文明压力下不得不消极地往前蹭，有时进一步退两步，或把退步鼓吹为进步，甚至为反动，而不是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走向现代文明。

⊙回归书斋

冷战年代，亲共的人士、言论和倾向，受到怀疑、密告、调查或抨击，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包括费正清在内，亦未幸免。应当指出，这与毛泽东时期对待所谓“右派言论”而采取的反右运动及其监禁、流放、劳改诸种迫害手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费正清指出，“我们必须为保护我们的普遍自由而对我们的个人自由作出一定限制。很明显，如果这一原则走向极端，可能就会使我们走入歧途。”

在这个年代里，费正清两头遭骂。苏联方面骂他是“间谍”，美国国内有些人则指控他是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有广泛联系，而且对中共有着“毫无疑问的同情”，至朝鲜战争爆发，他一直是中共的“忠实支持者”云云。《时代》杂志则称他是“共产党中国的一个老牌的辩护者”。著名中国学学者同时也是费正清的学术朋友的魏特夫，在政治上持鲜明反共立场，他在政治立场和个人友情的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他不愿为费正清作证，他说自己并不很了解费正清的立场和观点，无法证实费正清的正直。他在私下指出，费正清的观点非常复杂，无法用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来描述。

这种境遇，使费正清不得不再一次明确表示他对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深恶痛绝态度。费正清遭到的批评和怀疑，部分原因来自他对中国怀着一种学者式的深切情感、对美中关系的关切和一种说不清的使命感。因此，自二战结束后他特别关注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并且卷入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公开发表一系列文章、讲演和电台演说，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一九五三年，费正清访问台湾。一九五五年，他在文章里透露台湾是同盟者的观点。一九五八年，他的一篇文字以“与台湾合作、我们完全有义务帮助他们建设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中国”为题目。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王朝”。朝鲜战争爆发，台湾立刻显示出重要性。费正清放弃以前的观点，即美国不应介入国共两党的斗争，转而支持美国第七舰队保卫台湾，以免共产党入侵。费正清观点上的这种转变，受到美国一些人士的欢迎。可是，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九年，即中国文革大疯狂时期和越南战争时期，费正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以及私人信件中，都坚持反对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来防卫中国对美国的核威胁。

应当看到，费正清性格或身份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即是东亚历史学者，又是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或政策制定者，这两种基本欲望、立场、态度之间的摇摆性或冲突性。这是学术的超脱性、客观性与政治的操作性、实用性之间的摇摆、矛盾或不适应性。费正清作为东亚历史学者和哈佛教授，是他心志和身份的一面，另一面却是非常渴望能够以自己的观点，积极干预和影响美国政府对东亚和中国的政策与行动。这显示他性格中除了有学者的冷静一面，更有热切用世的一面。这种双重性，给他带来一些麻烦。

他可以对中国历史做出比较系统、有趣的描述，但是他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却不免书生气、因而显得隔膜。尽管他去过中国数次，接触过很多人士，但他未必比那些未到过中国却坚持自由民主价值的西方政治家更理解中国的现实。早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他在致学生芮玛丽的信中感叹说：“这个世界有许多可恶的家伙，而一个人唯一的职责是……与这些可恶的家伙抗衡。这种战斗到处都有，而学术成就或是这种战斗的一个部分，或对这种战斗毫无意义。我仍打算做一个学者，而这就需要有所作为。”他意识到自己应当回到学者身份，从事学术研究。

哈佛大学有着世界上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和资金来源，支持东亚历史文化研究。哈佛燕京学社在铝业巨头霍尔提议并于一九二八年捐赠六百五十万美元后得以建立。这对哈佛的东亚研究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至今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藏书丰富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也迅速发展起来。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费正清回到沉默的历史研究领域。此后八年，他成果丰富，单独或与人合著和编辑了十本书，包括文献资料、翻译资料、专著、论文集和教科书。在公开谈论中国问题和美国政策时，他的态度则变得相当谨慎。

一九六四年，费正清很有感触地对一位中国学者说：“学者第一位的责任是保持学者的品格；我们都面临着危险，即我们的社会活动可能损害我们对社会的长期价值。”这话很明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已居首位。六十、七十年代初，他的各种荣誉和冠冕纷至沓来。他的通俗性读物和学术著作，获得广大读者。李普曼在一九五零年十月四日致费正清信中说：“我认为我所说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根据你已经写的、或已包含在你所写的东西之中。”除了著述，费正清还在哈佛大学培养了几千名学生，建立起一支由众多本科生、研究生、研究员和教授构成的力量雄厚的研究队伍，不仅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的东亚研究基地，而且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需要更多有关东亚的信息，一种与传统汉学研究提供的知识迥然不同的新知识。费正清自觉地扩展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满足国家决策部门在东亚专业知识、东亚事务以及中国问题方面日益增长的新需要。

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七年退休这四十年间，费正清推动了数以百计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个人学术研究项目，使中国问题研究在哈佛和全美范围内获得广泛支持。来自波士顿、毕业于哈佛的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哈佛学者也走向华盛顿，进入白宫、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

⊙错觉、反省与宽宏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政权搞起又一场规模巨大的祸国殃民运动，即长达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地球另一端的东亚历史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为这场“文化革命”的出现而颇感惊诧，他对文革中出现的一系列既残酷又荒诞的事件深感困惑。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松政府特使基辛格（前哈佛大学教授）秘密访问北京，为总统访问作安排。从费正清的内心深处来说，他早就认为，改善美中关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早就应当实行的。因此，尼克松政府这一举动使他感到惊喜。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与中国人举行历史性会见之前阅读的二、三本书之一。

此后几年里，费正清关于当代中国的著述，显示出明朗色调。他似乎仍然童心未泯。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他致奥尔加巴塞诺夫：“尼克松先生访华向人们昭示，共产主义已经变好了，或变得中立了，我们完全丢弃了五十年代出现的所有令人惊异的东西。”透过这番话，人们可以看出，费正清对中国的看法为什么时常受到批评。一九七五年五月，他称赞毛泽东“始终是最伟大的解放者”。此话透露他对当代中国政治缺乏洞察力，对毛泽东性格亦缺乏真实了解。所以，后来有评论者指出费正清想对读者掩盖毛政权犯下的极权主义罪行，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这种批评，等于说他是毛泽东的辩护士。

鲍若望《毛的囚徒》一书，使费正清受到震动。此前，他虽然读过揭露毛氏政权残酷行为的书籍，却总对书中内容持怀疑态度。鲍氏依据自己在中国监狱七年经历，写成这本血泪之书。他揭露毛氏政权下的中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监狱制度的阴森可怕及其对无辜者的残酷迫害。费正清不能怀疑此书的真实性，他由此对中国的实情有了一点了解和正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他为此书写了一篇评论。这篇书评被彼岸的毛氏政权视为敌意行为而记录在案。后来，当他要求到中国去的时候，中国拒绝给他签证。这时他感到，要保持学者的诚实和正直，同时又按照北京的标准成为所谓“中国的朋友”，是一件很难的事。

此后有关文化革命十年的种种罪恶和灾难陆续揭露出来，费正清感到毛骨悚然。从一九六六年这场“文化革命”爆发开始，它的残酷暴行及其非人道和反人类性质就已经向自由世界不断显示出来。然而，对于像费正清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历史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居然需要十年后才感觉到这场“文化革命”的毛骨悚然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费正清思想上的不彻底，对当代中国问题缺乏洞察力，时常使他处于尴尬境地，或使他谬论迭出。是太深地沉浸于中国文化、使这位西方学者与中国人的思维不知不觉趋向同化了呢，还是他主动淡漠或放弃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抑或他自己的思想基础原本就不够坚实？

值得一谈的是，费正清性格中还有一种挺可爱而且很大气的东西。他常常以宽宏大量态度对待批评和攻击过他的人。他总是努力去消除或化解个人怨恨。例如对待饶大卫，他并不记恨，而是邀请饶氏到哈佛大学讲课。他对魏特夫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看法，但对他在学术上的“独特贡献”依然给以肯定，还为支持魏特夫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工作而推荐一笔基金。这些事例显示，费正清并不因为个人敌意或恶感而影响到他对对方的学术优点作出肯定，尽管他也曾动怒，以并不和善的态度对待伤害过他的肯尼斯科尔格雷夫。

他的学生佩克对他亦做过公开的激烈批评，费正清继续与这位学生通信，并且鼓励佩克完善自己的批评，同时希望他不要仅仅限于批评，要继续从事艰巨的研究工作，作出个样子来，以改变现状。还有很多学生亦对费正清激烈批评或驳辩，然后安然无事地来到他家里聊天，津津有味吃着费太太维尔玛做的小甜饼，这使费太太似乎略有不快。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终生不懈的热忱研究，对中国问题的真诚关切，是应当永远使我们尊敬的。没有他六十年来的辛勤推动，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英语世界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不会象今天这样如此兴盛和普及。这是没有疑问的。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显然是个狡诈的两面派、墙头草，具有厚颜无耻的特点。这可能和他的“学术乞讨”生涯很有关系。他自己也承认，他的“社会活动”损害了他的学术活动。因为这两者其实是不相容的。前者要求维持复杂的社会关系，后者要求坚持独立的个人品格。】

【【06、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

《“伟大的中国革命”之再认识——评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荣剑）报道：

导读：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对于中美两国的革命史叙事均有重大和深远影响，迄今为止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遭遇过严肃的批评。美国对中国的长期误判在一定程度上亦是来源于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叙事，在其主导下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庞大著述，几乎是每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必读的参考文献，由此形成的关于中国认识的连续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试图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探讨其问题所在，进而展开对中国革命的再认识。需要特别提醒读者的是，本文最后一个注释是说明费正清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修订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这是费氏唯一一本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著作），对中国革命有新的认识，由此体现出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本文是作者世纪批判三书之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先行发布，以飨读者。

费正清的历史性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曾被《时代》周刊誉为是“讲述中国革命的最佳著作”。(1) 鉴于作者在其一生中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化以及制度变迁进行了无与伦比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冲击—回应”等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他的任何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都是值得重视，都应成为一项新的研究的思想和知识前提。即使从批评性的立场出发，如柯文在他的著作中对他的老师费正清所主导的中国研究的三个思想框架——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认为这三个分析框架“都受同一弱点的制约：即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2)但是，这些理论性挑战——“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并非完全是否定性的，而毋宁如费正清所说，是站在前辈人的肩上，直面新的问题，深化对固有问题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本文在展开对中共革命与中国左翼运动的关系的研究时，不能不重新审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主流的中国革命叙事。

“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什么意义上呈现的？费正清有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西方世界的革命，一般说来，首先是政治变革，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变，这种变革有时也使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成为可能。但是，他非常怀疑：“当人们讲到中国的‘革命’时，是否忽视了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且确实在进行整个文化的转变。”(3)费正清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用“伟大的革命”来概括中国整个现代历史过程，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激动人心”的。(4)按照他的“冲击—回应”理论，中国在20世纪所发生的革命性变迁，产生于19世纪的灾难，根源却是在18世纪，为此他在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框架里（1800—1985年），将其间发生的五个重大变革视为是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组成部分：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5—1928年的国民革命，1945—1949年的国共内战，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依照费正清所描述的这个连续不断的革命进程，“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起始于18世纪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危机，在19世纪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巨大外部压力时爆发了，进而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失败之后，终于在国共内战中决出结果：“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5)由此可见，在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叙事中，中共成了中国漫长的革命进程的最后继承者和完成者，这套叙事显然与中国的左翼历史叙事和中共党史叙事达成了某种共识。

李剑农在1942年撰写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6)，被费正清评价为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对于西方的研究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纪事史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的价值。”(7)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建构的百年史观也是以革命为导向，把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现代进程描写为一个革命的连续剧，它的第一幕就是“洪杨革命时代”，即太平天国革命。虽然李剑农把历史已有共识的“洪杨叛乱”赋予革命的名义，但他还是精辟地指出了“洪杨革命”的实质，一是尊奉天主，二是排满，“概括地说，就是将神权主义与种族主义融合为一。”(8)因此，在李剑农看来：“太平天国在形式上对于中国的宗教、政治、经济，仿佛都是革命的，但在精神上，这种革命，实在不是合乎现代精神的革命。”(9)那么，什么才是“合乎现代精神”的革命？是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抑或是共产革命？在李剑农的著作中没有答案，他给读者呈现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由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所构成：戊戌维新变法，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满清政府的覆亡，中华民国的成立，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对抗，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护法战争，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国民党改组与国民革命，这些发生于1940年代以前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的确决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巨大变化，但它们是否就可以构成“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内容？应该打一个问号。按照费正清的说法：“从1800年以来，中国革命是一种打破旧枷锁的斗争。”(10)在作出这个判断时他是否意识到了，在每一次政治动荡以革命的名义打破了旧枷锁之后，新的统治者很快就为整个社会戴上了新枷锁？这可能是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叙事需要回答而没有回答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一个令人烦恼而被人忽略的问题：1800—1985年间的中国，在政治上（技术以及思想方向有很多现代化，姑且不论）究竟处在朝代循环的什么位置？”(11)是“它同元明两朝过渡时代的朝代‘循环圈’有着共鸣”？还是说“它同法国的、英国的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有着共鸣一样”？(12)中共革命的“创造性成就”是否真的如它的领导者所言打造出了一个新中国？对于这些问题，费正清还是保持着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特有冷静与敏感，他认为毛作为中共革命的主要领袖，“感染了皇朝创业者和革命者的致命通病——只顾向前快跑。他领导中共获得政权的那种战斗精力，变成了一种他用来破坏它的蛮劲。总之，他是属于王朝统一者式的伟大传统人物。”(13)这表明，费正清在设法调解他所定义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与革命的领袖以及革命后的统治者之间的深刻悖论时，并没有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他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究竟何在？漫长的连续不断的革命进程究竟为中国创造了什么？

在中共党史叙事中，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来源于“反帝”和“反封建”这两大历史诉求，它们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必然也要上溯到1840年英国对满清政府发动的鸦片战争，这与中国左翼史学和美国费正清史学在革命发生学上达成了一致，至少在时间上它们都共同认为，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真正源头必须在19世纪甚至在18世纪的国家危机中去寻找。胡绳的代表性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历史叙事方面与李剑农和费正清的史实陈述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他只是更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遇到的来自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巨大外部压力，同时将国内所有来自于底层的反抗——不管是太平天国起义还是义和团运动，都纳入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谱系中。胡绳认为：“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都含有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封建势力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确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14)这个“比较更完全的意义”是胡绳根据毛的指示对辛亥革命所做出的基本结论，毛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15)按此叙事逻辑，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则一定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完成了辛亥革命所没有完成的任务，毛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6)毛关于中共革命的这个基本判断，是否为费正清所阐释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革命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总体化进程，中共革命的自我定位是否也成为了费正清对中共革命的学术定位？

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叙事，实际上只是书写了中共革命的前史，辛亥革命的失败意味着其后的历史进程是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中共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代名词。(17)中共党史的另一个权威人物何干之在1956年主编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是中共革命史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导言明确断言：“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历史，是已经经历了四次革命战争时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正在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18)该书把中国“现代”起源的标志设定为五四运动，同时把五四运动直接视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起点，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视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也视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何干之和他的合作者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胜利，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的典型，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削弱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加剧了资本主义总危机，使世界两个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变化，极大地鼓舞了和援助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因此，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的。”(19)

费正清对以胡绳、何干之为代表的党史叙事的所有既定结论肯定会保持异议，他的中国革命叙事未必是中共党史的美国版，尽管他把文化革命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区别于英美革命的一个核心标准，但他还是毫不留情地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任何观点看，都是历史上最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一。”(20)他不能理解的是，这场有一亿人积极参加、影响到五亿人的超大规模的运动，是如何在初期由中央统一领导？或许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显而易见的灾难性后果，让他不得不谨慎地用“伟大的”这类修饰语来定义中共主导的革命进程，同时让他意识到了毛力图通过革命来实现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并不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尽管有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但仍然面对着社会革命的问题。”(21)如此看来，中国漫长的革命进程——从太平天国革命到中共革命，并没有如费正清所期望的那样，真正完成它应该完成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目标，并没有真正推动中国从王朝循环的轨道上摆脱出来而进入到现代化进程。

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认为“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22)这条定律用来解释中国因于外部的巨大压力而发生内部变革，至今仍然有着不竭的理论效力。不管中华帝国在19世纪初期已经显露出非常沉重的内部危机，如果没有来自于西方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持续不断的冲击，中国的内部动荡或变革是否会转化为一场革命并导致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犹未可知。但是，费正清基于“冲突—回应”的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性变迁，显然并没有清楚地界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尤其是过高地估计了中共革命的意义。李剑农的革命叙事至少是质疑了天平天国革命是一个缺少“现代精神”的革命，依据此逻辑实际上可以进一步追问其后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现代性”意义。如同美国学者沙培德在他的著作中所概述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三个不同看法：“（1）革命者的革命；（2）兴起中的资产阶级的革命；（3）城居士绅的革命（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场‘革命’）。”(23)这表明，中国革命的“革命性”和“现代性”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包括对中共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追问与审视。

现在有必要重新回顾历史上的一场重大争论。1960年，卡尔·魏特夫对本杰明·史华慈首创的“毛主义”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进而质疑康拉德·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共同编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对中共革命以及毛的思想的基本定位。史华慈在他的“老师和向导”费正清研究的基础上，创造了“毛主义”这一术语，以区别于斯大林主义，认为“毛泽东的独创性”在于，一是背离了莫斯科的教条和指挥，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偏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二是发现了农民的历史作用，“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费正清语），“农民本身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史华慈语）。对此，魏特夫针锋相对地指出，“毛主义”只是一个传说，“《历史文献》的作者在1951年至1952年创造了‘毛主义’的神话”，(24)即把“毛主义”塑造为一个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魏特夫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来证明他们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农民的历史作用，同时他用毛的话来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提出来的，”(25)包括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是来源于斯大林的指示和启示。魏特夫之所以在1960年质疑费正清和史华慈在1951年至1952年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就是因为在此时发生的中苏论战让许多美国学者偏向于站在中共一边，“毛主义”的神话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地缘政治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客观而论，魏特夫在学理上对费正清和史华慈的质疑未必都是合理的，中共革命在历史上独立于苏俄模式以及领导农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确是中共革命之所以成功的核心要素，在事实判断层面，可以说中共革命的胜利是对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一个“创新”，中共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道路的确与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起义为中心的夺权道路有着重大差异。魏特夫批判性视野的重要性在于，他提醒人们：“中国共产主义和它的苏联模式与对手一样，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别，“毛主义”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离经叛道”。在中苏两党严重对立之中，魏特夫关注的是“中国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与苏联的关系是什么？”以及“近来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的冲突又意味着什么？”在魏特夫看来，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探讨“极权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战略”，尤其是在美国流行的对中国J权主义革命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现在的形势需要纠正这种贫乏的状况，也需要一切善意的人们共同合作，不管他们以前有过什么分歧。”魏特夫特别强调：“昨天的错误可作为我们观察明天的借鉴。”(26) 

史华慈当然不会接受魏特夫把他发表于1951年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打入在“昨天的错误”的清单里，更不会承认他和费正清、布兰特共同犯下了一个“并非偶然”的错误——“它已给我们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恶果。”(27)史华慈认为，《历史文献》和他的书“一贯强调了中国共产主义中列宁主义的不变真理”，(28)他之所以提出“毛主义”这一概念，并赋予其和斯大林主义等量齐观的“语义学意义”，是因为“主义”不仅意味着这是毛和斯大林所阐述的战略和策略，也可以理解为是他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革新家”的主张，最后可能指同旧教义的真正背离。(29)史华慈在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时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是成功的，他没有否认而是认为“毛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永恒原理”的统一性，认可毛泽东曾经是一个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但是这些认知并没有妨碍他阐述这样的看法：

“列宁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其总的趋势是走向分裂，而不是像它的正统支持者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丰富’和‘深化’。由此，我们主张，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主义在行动上的异端意味着这个分类过程的另一个重大举措。然而，尽管这个趋势是朝向分裂，我们依然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完整生动的原理。”(30)

史华慈在1951年对中共革命和“毛主义”的研究反映了“费正清史学”对于中国问题的一般看法。费正清在回顾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对华政策时，首先提到的是“美国对于中国形势的严重无知”，尤其是对于中共方面的情况几乎完全是空白，除了那几个到过延安的观察家（包瑞德、谢伟思、卢登等），对于中共的乐观精神和决心有点感觉之外，美国整体上“表现出对中国实际完全没有理解”，“结果是中共的力量完全被低估了”。(31)除此之外，在费正清看来，美国先入为主的反共产主义的偏见以及对于极权主义的厌恶情绪让美国公众陷入在“稀里糊涂”的情势中，“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在过去历史中有深刻根基、并对未来起着旋转乾坤作用的革命。”(32)正是基于这两个基本判断，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叙事一方面是要填补美国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认识空白，另一方面是要向美国公众讲述一个“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33)费正清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几十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完成这两个基本的历史使命，始终把中国置于传统与变迁的关系之中来估量中国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如果说费正清是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奠基者，开拓的是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宏观的研究范围和长时段的历史进程，那么，史华慈则是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对中共革命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工作。柯文、梅谷（Merle Goldman）和麦克法夸尔公正地评价了史华慈关于中共革命研究的理论价值：“直至今日，《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不仅仅在共产主义运动比较研究领域，而且在政治史与思想史领域，也仍然是先驱性的研究。在特别复杂的政治、个人、国际语境之中，他分析了20年代早期几十年中发生的意识形态争论与思想争论。他是第一位通过数量巨大的文献，向人们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仅仅是斯大林与苏联的傀儡，而具有他们自己的办事主见。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随时都会与莫斯科决裂，只要它的秩序与他认为的中国实际发生碰撞。”(34)

对于费正清学术共同体所开创的美国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卓越研究成果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他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在以后时代不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不仅仅是柯文对“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问题”的质疑值得重视，(35)而且，对于魏特夫提出的中共统治模式与其斯大林主义母体之间的深刻而复杂关系的洞察同样值得重视。从费正清到史华慈，虽然他们对中共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提出过批判性的看法，尤其是对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予以否定，但他们显然过高地估计了中共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当然，也过高地估计了毛的“独创性”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离经叛道”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费正清认为“毛泽东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高度评价中共建政之后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36)这个判断显然和中国农民在持续经历从土改到合作化运动再到人民公社运动过程中所遭遇到巨大灾难相去甚远，尤其是和中国农民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史华慈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的伟大的政治领袖”，“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极大贡献的人”，“他的名字将流芳千古”，(37)这类充满感情色彩的评价和他对“毛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存在着很大距离。魏特夫为此指控费正清和史华慈在1952年创造了“毛主义”的神话，并非没有道理。时至今日，这个神话依然还没有完全被打破。

约瑟夫·列文森在他的《儒教中国及其历史命运》这本重要著作中认为：“培育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是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符合。”(38)这个批评是不是同样可以用来针对费正清学术共同体关于中国革命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理解：“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重头开始的科学。” (39)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包括“费正清史学”都需要重新开始？费正清直至生命的最后几天都在修订他的中国史——《中国：新历史》（China:A New History），并对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新见解，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行动，他不仅是在为自己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是在为后人搭建前进的桥梁。(40)国史已旧，其命维新，中国革命史是需要不断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的历史，本文首先从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叙事中那些需要被“超越”和“从头开始”问题出发，旨在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一个新问题：中共革命与中国左翼运动的关系，致力于探寻中国的左翼运动是如何在中共革命的光谱中日趋丧失了自己的本色，最后从革命的同盟者沦为了共产主义的附庸。这也算是对费正清史学“冲击”的一个建构性和反思性的“回应”。

本文注释：

(1)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扉页。(2)[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序言，第57页。黑体字系作者加注。(3)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49页。

(4)  同上书，第50页。

(5)同上书，第329页。

(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以近百年为范围，从鸦片战争时起至甲午战争时止，该书前身为《最近三十年政治史》，写于1930年，从戊戌变法述及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两书合印为一，出版于1942年。(7)  参阅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煤炭工业出版社，2018年，封四。(8)  同上书，第62页。

(9)  同上书，第63页。

(10)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438页。

(11)同上书，第433页。

(12)同上书，第434页。

(13)  同上书，第437页。

(1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05页。

(15)  转引自同上书，第905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667页。

(16)  同上书，第663页。

(17) 胡绳在1981年出版了他独立完成的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后大概20年，即在2001年，由他生前组织的一个课题组，出版了《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新的著作，该书显然力图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时间和思想上衔接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共革命的宏大叙事。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不是一本纪事体的历史著作，而更像是一本历史哲学的思考录，从出版记录来看，《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著作并未完成，这或许是因为胡绳于2000年去世的缘故，或许是因为胡绳晚年对中共革命有所反思，他对中共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路线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党内的民粹主义和“左派幼稚病”使党偏离了正确路线，从而犯下了极端冒进的错误。

(18)  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第1页。

(19)参阅同上书，第374-375页。

(20)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378页。

(21)同上书，第431页。(22)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张源、顾思兼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3页。(23) [美]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高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页。(24) [美]卡尔·魏特夫：《“毛主义”的传说》，陈葆华译，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传说”的传说》第四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

(25)  同上书，第245页。(26)参阅同上书，第248-249页。(27)[美]本杰明·史华慈：《“毛主义”传说的传说》，刘玉昕译，参阅同上书，第250页。(28)同上书，第250页，参阅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187页。(29)参阅同上书，第251-252页。(30)[美]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85页。

(31)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321页。(32)同上书，第321页。(33)同上书，第444页。(34)[美]柯文、梅谷、麦克法夸尔：《怀念史华慈》，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47页。(35)柯文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框架”的主要质疑是，他认为根本不存在着一个“整体的西方”，“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包括美国，亦是存在着文化内部的种种变异，所以，“‘作为整体的西方’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过任何冲击。”参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5页。(36)参阅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离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26-430页。(37)参阅萧延中等编著：《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38)[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家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5页。(3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40)  《中国：新历史》“新”在何处？费正清在自序中写道：“从换新的角度，以新的资讯为依据，来看中国悠久历史，看中国多管道的改革、动乱、革命，以及在近一百年中极大成功与惨败的记录，我们或许看得出将塑造中国未来并且影响吾人未来的长期趋势与现有条件。”余英时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认为：“他的书名叫做‘新史’，这个‘新’字恐怕在潜意识中含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别是有关中共政权的历史论断。我曾指出，他以前把中共的兴起定性为‘不可能被压制的’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它体现了‘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但在这本《新史》中，他已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版了。他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不是‘不可能被压制的’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余还提到，费正清曾经承认，西方汉学家们有一种职业病，大概出于“第二爱国”或“爱中国”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坏处。余为此引述了费正清在书的附注中特别加的一条“夫子自道”：“我在1972年十月号《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说：‘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余评论道：“这样公开的自责，确表现了学人的良知。”参阅费正清：《中国：新历史》，薛绚译，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费正清自序，余英时序。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他生于革命的年代也死于革命的年代——前者是共产党发动革命，后者是共产党镇压革命。但不论怎么说，革命总是需要结束的。中国不能永远流血。当然从外国或汉奸例如毛泽东的角度看，中国革命最好不要停止，中国的伤口永远流血，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07、“美共分子”费正清的中国研究】】

《“美共分子”费正清的中国研究靠谱吗？》（沙青青 2015-03-24）报道：

“如我这样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必须挖掘问题的各方各面。这就如同新闻记者要挖掘新闻故事的各方各面一样。正如记者，大学里的研究者必须拥有与任何人接触交谈的自由，哪怕他本人的观点与受访者截然不同。”——费正清接受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调查时的发言

冷战铁幕下的费正清：共产主义分子？

1951年9月21日，哈佛大学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报道了一位本校历史系教授遭到“诽谤”与“不公正对待”的新闻。这位倒霉的教授便是费正清，他原计划前往日本当一年访问学者。当时，仍在日本实施军管的美军拒绝了费正清的日本签证申请。面对费正清本人以及哈佛方面的质询，华盛顿的“有关部门”只回答：“根据目前政策与规定，所以拒绝费正清的访日申请”，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理由。 当然，无论是费正清本人还是舆论，都对真实原因心知肚明。

首先，他是“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成员。在“麦卡锡主义”如火如荼的政治背景下，全美多达110个各行各业的社团组织上了所谓“共产主义性质”的黑名单。自创立后，便具有浓厚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倾向的“太平洋问题学会”也位列其中，而其成员同样毫不意外地会被“打入另册”。不过，与学会有关联者众多，身为哈佛教授的费正清却似乎受到了当局“格外关照”，以至于被拒绝离境。美国当局的这份“特别关注”主要是源自当时已变节的苏联间谍 Elizabeth Bentley的指控——费正清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同情并协助共产党的活动。虽从未与费正清打过任何交道，但时常陷入歇斯底里状态且严重酗酒的Elizabeth Bentley则坚持声称曾在美共党内文件上看到费正清的大名，所以她认定他肯定也是美共分子。

尽管有了变节间谍言之凿凿的“爆料”，但美国情报部门却始终没有发现有关费正清是“共党”的实际证据。即便是在“麦卡锡主义”渐入高潮之时，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也只能暂且通过例如“限制出境”这样的方式来限制其行动。然而，“费正清教授涉嫌通谍！”之类的报道却早已见诸报端，从《波士顿邮报》（Boston Post）到哈佛校报都几乎在跟进事态的发展。当年大部分被Elizabeth Bentley指认是“共党分子”者都选择拒绝回应，受够了舆论骚扰的费正清则选择了主动予以回应。在访日申请遭拒后，费正清立即在马歇尔将军、国务卿艾奇逊以及参议院国内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麦卡伦的见证下发表了“本人非共党”的宣誓书。接着，他又主动致信要求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一次全面彻底审查并对外公布结果。

1952年3月，费正清被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传召，当着议员们的面再次宣誓：自己从未加入任何共产党组织，也未主动参与任何共产党的活动。一切关于他的诽谤中伤都是捏造的。折腾了大半年后，费正清终于以这种方式自证“清白”。在从“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漩涡全身而退后，费正清愈加感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对近代中国认知的缺乏。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所谓丢失中国问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责，因此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于是，费正清开始计划在哈佛大学筹建近代中国研究项目，之后便有了大名鼎鼎的“东亚研究中心”。

“遏制而非孤立”的对华理论提出者

1955年，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时，费正清成功游说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提供了近百万美元的资助。有了充足的经费保障，东亚研究中心首年招收的东亚研究专业博士生便多达26名。在费正清担任首任所长的18年间，先后培养了200余名学生与研究人员。至70年代，哈佛毕业的东亚研究学者几乎占据了全美七八十所主流大学的相关讲席，而所谓“哈佛学派”的名号也因此而传盛名于江湖。即便是在今天美国各大知名学府，要寻出一所没有费正清“徒子徒孙”的学校，着实不易。

如今从学术史角度来回顾，对费正清那代美国学者来说，他们最大贡献之一或许在于开拓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疆域”，以一种跨学科的方式来打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区隔，进而以一种“中国研究”（或东亚研究）的区域研究方式（Area Studies）来进行。当今仍活跃于欧美学界的中国研究专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就曾遭遇过上述尴尬。当时她就难以说服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同意将晚清农民起义及其与共产革命的联系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系主流看来这项的考察需要上溯至19世纪中期，而那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与之相较，费正清在创建东亚研究中心之初便意识到近代中国研究是一项需要跨学科推进的综合型工作。除了招纳历史学者，也邀请政治学、法学乃至经济学学者共同参与。20世纪60年代后，哈佛东亚历史中心以及费正清本人的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学界，而是开始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实际影响。此外，东亚研究中心兴起的另一个后果便是直接加速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终结。相较于“麦卡锡主义”的阴影，该学会的解散更多是由于学术上的缘由。因为哈佛东亚历史中心已经完全取代了学会之前在学术界的地位，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存续了。

1966年3月21日，此时的费正清已不再是所谓“疑似通共”的学者，而是作为“专家证人”再临参议院，为外交委员会的亚洲政策提供咨询。他明确提出“遏制而非孤立”的对华政策理论：美国理应扩大与中国大陆的接触，设法让北京领导层融入国际秩序，而非依照他们的革命理论破坏之。费正清的这番言论尚在美国政治高层流传发酵之时，倒是先激起了台湾当局的愤怒。早在抗战与内战期间，费正清便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多有批评。此时台湾当局自然也将其言论视为“亲共产中国”并出卖了“中华民国”利益。

4月，国民党中常会议定应对之策：“洽请我国著名学者，以个别撰文或联合声明等方式，不断在报章杂志发表声明”严于驳斥，并计划以“广告”形式在美国重要报纸上刊登。蒋介石随即批准该计划。之后，台湾当局的“体制内学者”胡秋原、徐高阮、郑学稼领衔在《纽约时报》以广告的形式刊登了《中华民国一千五百余学人及教授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台湾《中央日报》又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进行转载。公开信正式刊登前，台湾当局还曾要求台湾知名学者签名支持，凑足这“一千五百人”。有关方面甚至找过殷海光，结果殷海光却评价此信内容幼稚可笑，自然拒绝签字。此后，数年间台湾内部甚至掀起了一轮“揭批费正清亲共阴谋”的政治浪潮，各类指控骇人听闻。不少台湾学界人士因同情或不愿参与揭批运动的言行而被指为“费正清集团在台湾大阴谋“的一部分而受牵连，如殷海光便被迫辞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屡次被逼辞职、“中研究”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干脆挂冠赴美不归，而许倬云、胡佛、李亦园等“中研院”研究人员也都被打成“费正清的小特务”，甚至是“国际共产极权主义秘密体系”在台湾的重要角色。“中央研究院”则成了某些人口中“费正清倒台灭华的司令部”。有趣的是，这桩几十年前台湾当局对费正清开展污名化运动，却在今日又被国内某些人捡起“老调重弹”，倒是应了借殷海光当年的评价。

尽管当时台湾岛内闹的风起云涌，但费正清的对华观点却被美国决策层吸纳接受。尼克松与基辛格都将他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政治外交决策的思想资源。之后，尼克松政府透过不同渠道接触北京的外交策略实际上也是费正清理念在国家政治层面的事件。在1966年参议员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就主张美国应该采取迂回方式改善对华关系，先默许其他国家与中国交往，继而允许乃至吸纳中国参与各类国家组织乃至联合国，从而达到“让北京领导层融入国际秩序”之目的。回顾基辛格穿针引线的对华秘密外交之路以及中国正式获得联合国席位的过程，几乎皆与费正清此前提出的“路线图”契合。1968年在出任第83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讲上，他就强调“任何研究都应当有实际效用”。在费正清看来任何学术研究不应只是象牙塔里的“智慧游戏”，“学者的责任不仅是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影响政策”。

经典史学著作的意义：提供一种最具普遍性的意义解释

20世纪80年代后，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费正清及其同辈学者论著的意义则更多在于让读者能够暂时跳脱国共双方各自基于意识形态”党史叙述脉络“，从第三方的角度来重新认知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过程。无论是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又或是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等等都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近代中国的走向。尽管他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一直被诟病过于简单化，但却开启了中国区域研究之先河。最近二十余年来，随着宏大叙述在全世界史学界的没落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无论是在欧美还是中国国内，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放弃解读历史宏观问题的雄心，转而专精于各个细分领域的探究。

对于当下这种“术业有专攻”的碎片化倾向，裴宜理却有非常犀利的批判。在她看来，年轻一代学者尽管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政府解密档案，也可以随时进行各类口述访谈，但这些新近中国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领域研究的视野都无一例外的非常狭窄，以至于根本无法真正超越欧美老一辈研究者即费正清及其同辈学者的论著。细节之处的研究固然有价值，却也不过是为前人的宏观叙述来补充亦或修正历史细节而已。换而言之，如今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看似繁盛，但绝大部分研究只是对前人研究的“重复论证”。在裴宜理眼中，英语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时代最好的著作，依然是那些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而无法充分利用原始文献资料的“经典著作”，例如本杰明·史华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鲍大可《干部、官僚机构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权力》、李侃如《天津的革命和传统》以及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等。与某些人的认知恰恰相反，当下学者反而缺乏老一辈学者对所使用史料的高度警惕态度。由于缺乏这种警惕态度，便难以在看似丰富的史料中，挖掘出史料的独到之处。而由于处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如费正清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同样更在意比较中国与苏俄共产革命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之类的重大议题，而这却是如今年轻学者不愿轻易触碰的话题。

其实，费正清作为二战后美国第一代中国研究开创者的卓越贡献与“江湖地位”，学术界早有定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费正清关于中国研究的“经典论述”不容挑战或商榷。实际上，费正清本人对此也同样保持开放的态度，而所谓“哈佛学派”出身的学者也未必是费正清的“信徒”。1977年费正清从哈佛荣休后，接任讲座教授“宝座”的孔飞力（Philip Kuhn）早在哈佛读博士期间就曾因论文规划问题与他发生过分歧。虽贵为“学阀”，但费正清最终仍接受了孔飞力的意见并对他之后的研究表现出欣赏的态度。而费正清的学生柯文（Paul Cohen）日后也对老师主张的“冲击—回应”中国近代史诠释模式提出商榷，进而喊出了“中国中心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主张。然而，这同样不妨碍柯文承认费正清、史华兹的教诲让他终生受益受益匪浅。而这种教诲更多是一种历史学方法论意义的传承。

历史学绝非档案、口述等文献资料的复述，而是在仔细考辨的基础上，努力提供一种当下最合理且在方法论上最具普遍价值的解释方式。正如海登·怀特曾在《元史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的那样：“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在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领域，追求普遍性，或者让自己对个案、局部的解释具有某种意义上“普遍解释”的潜力理应是所有有志成为史学大家者的基本自我要求。若非如此，那么史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便无可能进步。就在不久之前，美国当今另一位中国史研究大家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教授在上海社科院的讲座上亦有类似感慨。他说：人老了，终于可以放手去做一个宏观的大题目了。而周锡瑞现在做的“大题目”还是回归了当年自己老师费正清所关注的中国近代的母题——或换言之：中共何以成功，国民党又因何失败；中国百年的革命道路又是如何一路走来的。

不过，这类学理的探究从来不会真正惹公众关注。

曾几何时，历史热从“百家讲坛”延烧到了“微博微信”。不过，宏观的历史叙述似乎天生与手机的小屏幕八字不合。若是抱持来读“揭秘史学”或者“故事会”的淳朴愿望，那么某些所谓的海外中国研究“经典”，确实不必多看。因为里面不会有跌宕起伏的内幕故事。然而，无论是想真正理解美国近代以来中国观的演变，还是希望理解前后不同时代中国历史叙述之间的关联性，那么如费正清及其那代西方学者的论著似乎又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

前些年，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沟口雄三曾出版一本中国近代史的评论集，取名《中国的冲击》。这个书名明显是对费正清当年“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学说的呼应。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沟口雄三便如此解释：“我在此使用中国的冲击这一标题，是因为我把鸦片战争以来的所谓西方的冲击作为一个潜在的问题”。

而提出这个至今仍在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叙述的潜在问题，不就已成为了所谓“经典”吗？

【谢选骏指出：如果费正清只是“美共”，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危害了。他更可能是苏共或是中共等合组的“共产国际间谍”，就像宋庆龄那样。】

【【08、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

《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侯且岸）报道：

一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当时，中国研究的中心仍然在欧洲，集中于传统汉学研究。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一般不研究现实问题，其研究视野受到传统框架的限制。这种状况同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强调研究的实用性的美国学术传统显然是不合拍的。因此，汉学研究很难在美国学术界扎根。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地区研究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近现代中国研究就隶属于东亚地区研究。这种研究从研究的目的到研究的内容和手段都与汉学研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费正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力，早在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就接受从英国来哈佛执教的查尔斯·韦勃斯特的建议，利用故宫所收藏的清季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历史。１９２９年秋，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得到了罗兹奖学金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伦敦期间，他结识了曾经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在马士的影响之下，他选择了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１９３２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１９３６年１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１８４２－１８５４）》为题，于１９５３年出版。费正清获得博士学位后，即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１９３９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１９４６年８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１９５５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出任主任，直至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７年，他从教职退休时该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述颇丰，其主要的著作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4th rev．edit．，1979；enlarged edit?，1983）、《近代中国：１８９８至１９３７年中国著述指南》（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ed．with Kwang-ching Lin，HUP．，1950）、《中国共产党文献史（１９２１－１９５０）》（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50，ed．with Courad Brandt and Benjamin Schwartz，HUP．，1952）、《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HUP．，1954）、《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ed．with Su-yu Teng and Others，HUP．，1954）、《东亚：近代的变革》（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With E．O．Reischauer and A．Craig，HUP．，1965）、《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ed．，HUP．，1974）、《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Harper and Row，New York，1986）、《观察中国》（China Watch，HUP．，1987）。他还与人合作主编了《剑桥中国史》、《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建立了近现代中国研究基本框架和模式。费正清学术的一个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与他接受汉学训练有关。虽然费正清主观上对理论抱有戒心，但他的研究在客观上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种特有的模式和框架，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冲击－－回应”模式，费氏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６０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充满西方人种族偏见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费正清对这一模式做了描述。他认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１）Ａ］

“冲击－－回应”模式不仅被应用于对１９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也被应用于对２０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中，费氏专门把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作为研究的重点问题。保罗·Ｈ·克莱德（Paul H．Clyda）与伯顿·Ｆ·比尔斯（Burtond F．Beers）在其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一书中则提出：“过去１５０年，东亚一直是一场革命的舞台，这场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它包括两个伟大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生气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的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这个运动从１９世纪初开始，通称‘西方之冲击’。到２０世纪初，就政治权力而言，它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不过此时这场革命的第二部分已经相当深入地展开。亚洲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开始是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是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到２０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东亚”。

“冲击－－回应”模式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在６０年代末期开始遭到学术界中年轻一代学者的责难。后来，保罗·柯文（Paul A．Cohen）推出其批判性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系统地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标志着这一盛行于５０－６０年代的史学研究模式受到了历史的检验。尽管如此，“冲击－－回应”模式还是影响着相当一批美国的中国学家。

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致力于中美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倡导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且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费正清的学术生涯中，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在他的著述当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重。费正清学术的这一特点使他的研究特别贴近现实。由于他比较公正地看待中国革命，力主中美关系正常化，因而受到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污蔑和攻击，甚至在麦卡锡时期遭到政治迫害。６０年代末以来，又连续受到台湾右翼势力的围攻。

费正清有关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主要著述专门汇集成论文集《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Alfred A．Knopf Inc．，New York，1974）。其他著作还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4th rev．edit．，1979；enlarged edit．，1983）、《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ed．and Contrib．，HUP．，1968）、《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Chinese-American Interactions：A Historical Summary，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5）、《中美关系展望》（Our China Prospects，ed．and Coutrib．，Philadelphia，1977．》。

处理对华关系的实践，以及他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对费正清形成关于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费正清在回忆录中曾经追求了自己在情报协调局任职期间两次来华的特殊经历和感受。他说：“这一段充满惊险事迹的插曲（从３４～３９岁），把我卷进了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并毋庸置疑地再造了我。就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从战争时的勤奋工作中得到的磨炼和成长，使我更清楚地懂得自己在想什么，自己怎样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战争从根本上提出了新的思想和组织问题，这些问题要求采取创造性的行动。”［（１）Ｂ］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费正清一直持有较为明智、公正的态度。早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就对中国战场上国民党政权的现状有较为清醒的认识。１９４３年８月，他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情绪：“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信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力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益之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它之所以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只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民众拿起武器反抗它”。［（１）Ｃ］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费正清时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１９４６年６月，他与妻子前往中共在华北的政治中心张家口访问。事后，他著文《一九四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全面地探讨了战时的美国对华关系，阐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后中国的政治现状给美国人制订对华政策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要不要做好迟早同中国共产主义妥协的准备？在中国，有哪些机会能使条件令人满意？在危机时代，中共会不会同俄国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清醒地和客观地估计我们的机会，必须懂得，极端的回答虽然来得痛快，却是于事无补。”［（２）Ｃ］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冷战的局面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美苏两大对立阵营格局已经初见端倪。西方分析家往往很轻率地做出结论，把中国共产党视为苏联的“工具”和“傀儡”。费正清对此是很有看法的。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只不过在主义和理论上同苏联有缘，在实际上和程序上却未必如此”。他们“亲近苏联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在改造落后的农业社会方面，同苏联有类似的实际问题和经历，而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相似之处”。再有，“中共政权显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它是由清一色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２０年来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对付中国的环境，历尽艰辛，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计划。华北不等于东欧”。他根据自己的认识做出了基本的结论：“同孤立或隔离政策完全相反，我们的最好机会在于充分发展和维持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

１９４９年夏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尽管蒋介石政权危在旦夕，人们对蒋介石统治已经完全丧失信心，国共两方的军事对比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仍然持怀疑态度，并且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清。费正清则公开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美国东亚政策学术讨论会上强调“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并且对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告诫他们，“如果拒绝正视现实，我们就可能再次掉进我们面临的估计过低的陷井”。［（３）Ｃ］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有意识地消灭地主与士绅阶级”，最大限度地发动农民，“提高他们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４）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奉行“遏制和孤立”的冷战政策，中美关系长期恶化。特别是５０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更加剧了这种敌对关系，中美关系成为一个无人敢问津的领域。在６０年代，又是费正清，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再次发出重新审查美国对华关系的呼吁。１９６６年，在美国参院举办的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费正清用提供证词的方式将自己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思考公布于世。他说：“１０多年来，我们一直避而不谈中国问题，希望它会自行消失。可是它仍然存在，等待人们正视它。但要了解中国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对我们自己以及中美关系做历史的考察。”费正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出发，主张美国政府应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为中国进入国际舞台打开方便之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费正清的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这一点，他遭到了台湾当局和台湾右翼文人的攻击和谩骂。费正清回忆道：“１９６６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对华听证会上，参议员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竭尽努力以使广大公众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应邀出席作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自行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且不会构成对美国的严重威胁”。“１９６６年参议院举行的这些对中国问题的听证会，一连９天在台北成了轰动性的新闻。尤其是我和多克·巴奈特（Daok Barnett），由于我们提出同北京接触的叛卖性主张而遭到台北公开的谴责”。［（１）Ｄ］在对费正清表示谴责的人中包括数百名学术界和各界的名流。１９６６年以来，台北相继出版了一批攻击费正清的书籍，其中包括再版麦卡锡事件中麦卡伦委员会关于太平洋关系协会听证会的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的１４本书，还有中文版的著作《太平洋关系协会与费正清集团》、《费正清集团在台湾的大阴谋》、《费正清和毛共》，等等。１９７１年，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随之台湾问题显得越发突出。费正清在是年８月１２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台北能与北京和平共处》一文，论证“北京统辖下的台北自治”的可行性，并且对于“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怀疑”。这样，又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反费舆论再起。１９７７年，中美关系进一步恢复，费正清在台湾所遭到的激烈攻击几乎达到了项点。在费正清访台期间，台北方面由立法委员胡秋原等出面组织了批判费正清的所谓“反对费正清出卖自由中国座谈会”。反共理论家郑学稼、任卓宣、侯立朝及国际共产党问题研究社社长周之鸣等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座谈会”上，“来宾”的发言充斥着污辱、漫骂的语言。与会者攻击最为集中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有人形容会议的“发言者个人激昂慷慨义愤填膺”，“为着黄帝子孙气节，中华民国生存，而竭诚愿意贡献一切，牺牲一切”。［（２）Ｄ］他们指责费正清是“出卖台湾的罪人”、“毛主义的文化特务”、“共党间谍”、“披着学者外衣的共党同路人”。当时对费正清的攻击也涉及到学术方面。相比之下，这方面的批判内容多少带有一点说理性。胡秋原、陈鼓应等学者主要从学术角度批判了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也同时批判了台湾内部拥护费正清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这部分学者主要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如殷海光、王世杰、李敖等人，他们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台湾当局的文化政策提出过批评意见，被认为是“西化派”、“自由派”）。他们认为，费正清“不学无术”、根本不了解中国。他在中国研究中制造出所谓“亚细亚社会停滞论”、“东方社会落后论”、“中国革命必然论”、“传统与革命联系论”，贬低东方文化，抬高西方文化，附和“毛主义理论”。因此要激发民众抵制“全盘西化”，反对“崇洋媚外”，唤起民族意识。对于这些攻击，费正清事后做了一些辩护和澄清，对所谓的污蔑不实之词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些“对我的谴责都是歪曲事实或凭空想象的。例如，他们指责我宣扬威特福格尔的中国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停滞不前的观点（这既不是他的观点，也非我观点）。批评家们大幅度地编造了他们的费正清模式”。“总的说来，我觉得在紧张的１９７７年夏末，台北反对接纳我是多年以前麦卡锡主义歇斯底里逻辑的必然延续”。［（３）Ｄ］

二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做出了贡献。首先，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创建了中国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早在１９４６年８月，费正清就在哈佛大学开始从事区域研究。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肆虐之后，中国研究已经完全成为一片“废墟”。恢复这一研究的工作异常艰难，而他认定，“对付麦卡锡主义的办法只能是办教育”。［（１）Ｅ］有赖于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一些私立大学着手筹划中国研究。费正清于１９５４年开始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１９５５年，首先建立了为期两年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班，每年约培养１４名研究生。１９５６年，招收了２６名攻读历史和东亚语言联合联博士学位的研究生。５０年代后期，研究中心逐渐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书籍。到６０年代，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并且进入了高潮。据费正清统计，“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成绩最为突出的两年中，我们总共出版４３卷书，几乎达到一个月出版两本书的程度”。这使我们“进入一个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短短几年我们已经超过了斯坦福、伯克利和其他学校”。［（２）Ｅ］

除了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之外，费正清还担任了许多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１９５９年，他担任了亚洲问题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１９６８年，他又出任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会长。鉴于麦卡锡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分裂，费正清做了很多工作促使对立的双方进行合作。

从实际的学术组织实践中，费正清深感在美国开展地区研究必须处理好政府、研究部门和基金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曾经举例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战时及战后，“华盛顿和各大学之间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央情报局和战略情报局早期的研究分析分局学术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同我一样重返大学工作；还有一些人则象伯顿·法赫斯一样仍在政府任职，法赫斯是国务院情报研究局（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东亚处的处长，他一直到５０年代才去职他就，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科部主任。这个事例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部门、政府和基金会三者之间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美国人能进退自如，比起英国人和日本人来方便得多”。［（３）Ｅ］事实上，费正清后来在区域研究中取得的成功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据统计，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０年期间，由私人基金会和政府有关部门所提供的基金达４０００多万美元。费正清在得到这部分基金后，很好地协调了各个方面的关系。

其次，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传统的汉学研究不同，汉学研究中心在欧洲，而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是美国，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开拓者，费正清一直崇尚“研究中国问题，要出去四处走走”的信条，“把中国问题研究看作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不断沟通自己和世界各地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联系，逐步加强与他们的合作。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６０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他回忆道：“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４年我们的两次环游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共走访２０多个国家。我对其中每个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的现状或不足之处都作了独立的评估。我参观了１５－２０个研究中心，这取决于你对研究中心这个词怎么理解，还作了上百次讲话，其中包括介绍、讨论、演讲等。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训练有素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并不多。我们的著述传播还不够广泛，但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而且，我们在哈佛有很多机会同世界其他地区志趣相投的研究人员进行交往。”［（１）Ｆ］

第三，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负责主编了六卷本的《剑桥中国史（１８００－１９８５）》。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１９６６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１２个国家的１００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尽管书中的很多观点还不可能完全被中国学者和读者所接受，一些美国学者对这套书的评价偏低。［（２）Ｆ］但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套书应该给予肯定，因为这部多卷本的专家论集满足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一般需要，起到了“为非专业人员提供一种有关某个重大主题的易读的历史纪事书”的作用。［（３）Ｆ］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他的研究集中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学者的批判。黄宗智认为，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常常有意无意地附和官方的立场和观点”。“费正清写的通俗性教科书《美国与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基本上否认帝国主义这个事实，企图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辩护。它把帝国主义视为‘现代文明’的使者，用‘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打开门户’来解释鸦片战争。在这本书中，帝国主义侵略成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主权的丧失被称为‘中西共治’。费正清一直到前年（１９７８）出版《剑桥中国史》第１０卷时才正式放弃了这些看法，并因此受到部分右派学者的攻击。以费正清为首的这种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学术，同中国的范文澜所领导的反帝国主义的近代史研究，是一个鲜明的对照”。［（４）Ｆ］正是由于费正清学术的这种局限性，阻碍了中国学的健康发展，从６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末期，他的观点受到美国学术界的普遍批评。还应该指出，费正清的理论素养与他在中国研究中所处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不相信理论，只信任模式。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后世的美国学者。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象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以至于谈到学术理论问题，人们发现他留给后世的就只剩下那孤零零的模式。尽管有的美国学者把这种对理论的不信任态度看作是费正清治学的优点，认为费正清在其学术生涯中“没有花时间去做宇宙观的思索”，“甚至在做最一般性的概括时，他也避免固定的、严密的概念化”，是为了“避免其学术陷入意识形态的陷井”。［（１）Ｈ］但在我看来，忽视理论思维的史家与没有理论支持的模式，必然使自己的研究难于长进。在费正清身上体现的这种缺憾影响了他的学生，也限制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深入发展。

如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费正清不仅是一位孜孜耕耘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费正清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这样，给人造成一种谁也无法理解他的印象，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也感到理解费正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保罗·埃文斯这样写道，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中心人物，却又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人物。他的著述颇丰，但其观点经常引起争议，他的著述中的隐喻所引起的分岐甚至更多。他没有系统的学术理论，因而无法了解他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他强调文化的价值，却又极力回避信仰和意识形态。很少能有人理解他的真实思想，以至于人们认为研究“真正的费正清”就如同研究“真正的中国”一样困难，到处充满着矛盾”。［（２）Ｈ］

这里还应当指出，在对费正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期，费正清和他的学术同时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和批判，而这些不同方面又都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意识形态背景和学术背景，费正清可谓“腹背受敌”。我们姑且将其称为“费正清现象”。

早在５０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加剧，美国极右势力制造反共舆论，导致麦卡锡掀起反共狂潮。在当时所谓的“忠诚审查”中，费正清被指控参与了“出卖中国的阴谋”，为“苏联和中共服务”，遭到极右势力的迫害，被排挤出中国研究领域。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史学界也在开展对费正清及其学术的大批判，将其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揭露他代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变本加厉地歪曲中国近代史”。６０年代以来，费正清和他的中国研究又受到前苏联汉学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攻击费正清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学者”，是“北京政权的工具”。费正清长期从事美中关系史研究，竭力主张中美两国消除敌对状态，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就使得台湾方面对他大为恼火，多次有组织地对费正清进行围攻、漫骂、甚至于进行恫吓。７０年代以来，在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批判费正清研究模式的批判思潮，矛头直接指向费正清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不能说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都是对费正清的恶意攻击，也不是说对费正清的学术思想不能批判，７０年代以来出现的对费正清的研究模式的批判就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费正清本人对这种批判也是持欢迎态度的。来自前苏联方面和台湾方面的攻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人们自然是一目了然。问题是来自中国学术界的批判就显得复杂化了。这里不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又不能完全归结于这种影响。我以为，这里还包含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影响。由于我们和美国学者处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不大了解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也不能体会在美国的学术文化背景和史境下美国学者的特殊感受。因此，产生某种误解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费正清本人又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

那么，对中国学者来说，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研究费正清及其学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却又是研究美国现代中国学无法避开的问题。

这里，我只谈一点很不成熟的看法，因为我的研究也处在起步阶段。我认为，对于费正清的研究要坚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对费正清做历史的和辩证的研究。所谓历史的研究，就是要以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为背景，把费正清和他的学术放到美国的史境上去认识。以此为基础，再回到中国的史境下认识他和他的学术。所谓辩证的研究，就是要从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待费正清。费氏的学术观点并非铁板一块，固定在特定的框架之下。尽管他没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论，但他确实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反思，修正自己的观点。对于费正清，还要考虑到他的经历、地位和个性等诸多因素。

三

每一位对历史负责的严肃学者都很重视对自己的学术历史进行反省和总结，费正清也是这样。在经历了６０年代的思想动荡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学术、政治活动进行深刻的反思。到８０年代初，他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从某种意义上讲，费正清的回忆录实际上是一部现代中国学的反思录。

费正清对中国学的反思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从研究史的发展过程着眼，分析了在中国学领域存在的“学术研究上的呆滞现象”的根本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冷战”。“冷战”把美中两国“弄得筋疲力尽”，它“使我们难以接受被我们感情用事地称之为把中国‘丢失’给共产主义这么一个现实，它使我们更加轻率地刺激中国介入１９５０年的朝鲜战争。接着这场中美朝鲜战争导致了我们与台湾结盟和对人民共和国实行一种希望它崩溃的‘遏制’政策，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拒不承认和长达２０年的禁运”。［（１）Ｉ］费正清很惋惜地看待这段历史。他说，其实“事情本来可以不必发展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大可不必那样义愤、激烈、费心竭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如果我们对这场革命了解得更多一点儿，对自己的恐惧感的认识能更客观一点儿的话，我们本来可以更好地应付这一形势”。［（１）Ｊ］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本来可以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比较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但麦卡锡主义破坏了学者与政府的正常关系，他们思想僵化，“在道义上拘泥于一种反共产主义立场而不愿思考”。［（２）Ｊ］费正清的思考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美国的中国研究并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尽管很多学者在向这个目标努力），它同美国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受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冷战政策”的支配，也受到美国的那些易于感情用事的政治家的影响。因此，处在学术与政治的边缘状态，在夹缝中生存的现代中国学步履维艰是必然的。

其次，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方法论也做了一些新的思索，并且自我纠正了“冲击－回应”模式的偏颇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费氏严谨的学风。说到方法论，的确是对费正清研究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他的浩繁的著述中，很少有专门谈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著作。他自诩讲实证，对任何理论都抱有戒心。因此，搜索其有关方法论的思索着实需要费一番苦心。

费氏晚年关于方法论的思索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费正清反对把中国研究整体化、概念化、简单化。他认为：“许多西方研究中国的人曾把‘中国’整个实体或‘中国文化’作为对象。对于世界上最大的人群，作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有几个来源：中国人对于帝国（至少是理想的）统一的传统观念以及同源于此的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观；耶稣教传教士们、欧洲的大师们和早期汉学家们对这种思想文化统一体的肯定认识；以及现代西方人对于那种文化体系的兴趣，以为中国的东西就是最特异的。从外观上或从初步而相当无知的比拟上看，那种长久向往的中国政治领域的统一，也可以认为同样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中（当作一种典型或者理想）。文明和文化的会合，一开始时，的确要求我们认识一些粗枝大叶的实体，如什么‘西方’啦，‘现代世界’啦，甚至于‘现代化’啦，‘帝国主义’啦，更不用说‘民族主义’等等”。［（３）Ｊ］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始终是从这些高水平的概括出发，“从宏观向微观推理，那么，我们在思想上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要相对地缺少特殊性”。［（４）Ｊ］如果我们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地理、人口因素，孤立地把中国“称为‘中国’小宇宙，然后再看看法国、德国、墨西哥以至美国，把这些都当做一个基督教区的各个部分，等量齐观地看作同等的实体。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头脑简单到何等地步”。［（５）Ｊ］

第二，费正清强调，对西方人来说，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不管是谁要试图了解中国革命而对中国的历史没有相当充分的知识，那就犯了在群山之间盲目飞行的错误”。为此，他从中西历史的差异性出发，批评了在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忽视中国历史特点的错误认识。他认为：“当代社会史学界流行一种风气，喜欢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怎样在一起生活。这当然是可欢迎的，对所有历史学者也是一种激励。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懂得中国历史事件，好像我们懂得欧洲和美洲历史事件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当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历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制度的历史，还懵然不知的时候，就让社会史吸引住我们的兴趣。这就好像拿法国同江苏的农民，或者拿荷兰和四川的商人做个比较。在他们的耕牛回到家里以前，你完全不会知道它们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把戏呢。一个人要了解普通人，不在事件和事件领导人的事实基础上去理解历史，是没有别的办法的。”［（１）Ｋ］

费正清的批评尽管是针对美国学术界的，但也应当引起我国学人的思考。我们同样存在着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史坛也掀起了一股社会史热，一时间社会史的著作骤增，这固然是对传统史学重政治史而轻社会史的传统观念的冲击，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是，社会史在史学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专门史的关系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社会史自身来说，它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２）Ｋ］怎样从史的角度描述普通人的生活？也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史研究模式的生命力就极为有限了。

第三，费正清对自己所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了反省。他认识到，要分析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要把外部影响同内部作用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他指出，“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在近代中国，“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一过程的考察，是经过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３）Ｋ］我认为，费正清的反省虽尚留有余地，没有达到他的学生们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的认识境界，也没有完全否定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４）Ｋ］但就他个人的认识而言还是迈出了新的一步。毕竟他承认要考察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注意到内部与外部两者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性。同时，他也承认，“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５）Ｋ］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心理影响要比经济影响大得多，它“虽然是缓慢地积累而成，却是灼然可见的”，它直接“诱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６）Ｋ］因此，在评价费正清的史学认识时，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他的变化。

与对自己所倡导的模式进行反省相联系，费正清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表现了极度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与美国学术界崇尚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学术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费正清最担心的是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中国。他指出，“现代化”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历史学家真要使用它们，就需要加以精确的界说和具体的例证。一般地说，帝国主义指外国的主动行动，现代化则是国内的进程”。［（１）Ｌ］即使如此，也还有很多问题，“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不一定适合中国。“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人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指用于中国－－引者注）却可能因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２）Ｌ］“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词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它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现时代的各方面都在普遍成长，给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领域带来了复杂性、变化和发展。但是，上述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要断定有一个单一原则全面地适用于每一个领域，这就是进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这样做在逻辑上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历史资料既然如此混乱，这就不易办到”。［（３）Ｌ］费正清甚至怀疑，“把形容词‘现代的’升级而成为‘现代化’这一抽象的统一体，真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吗”？他进而担心：现代化“这个术语有可能成为一只方便的蓝子，象‘生活’这个字眼那样，用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的东西、未经译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术语一样，这个术语一旦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４）Ｌ］从费正清对现代化模式的评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研究模式愈加谨慎，生怕由于模式的干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他对模式的警惕也反映了老一辈中国学家对待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基本看法。在美国学术界，尽管这种结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由于成功的研究范例并不多，所以对此抱怀疑态度的学者也是不少的。

费正清在反思中还对地区研究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思考。在“越战”中，美国对亚洲事务所表现的茫然无知及在外交上的迟钝，深深地触动了作为亚洲问题专家的费正清。在他看来，如果美国人真正懂得越南的历史，这场战争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当他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了题为“７０年代的任务”的演进，他提出，美国史学界７０年代的任务就是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及其所提出的问题。要以此为契机，推进东亚区域研究。他号召说，“我们历史学家必须给中国的兵家格言赋以新的意义，这条格言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５）Ｌ］费正清在这里的表述很明白，就是要求史学为现实服务，史学为地区研究服务。今天，当我们深入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时，我们不难发现，为现实服务已经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１）Ａ  John King Fairband，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I．

（１）Ｂ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１）Ｃ  同上，第２８５页。

（２）Ｃ  ＜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１７页。

（３）Ｃ  同上，第３２９，３３１页。

（４）Ｃ  同上。

（１）Ｄ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４８４－４８５页。

（２）Ｄ  参见周之鸣编：＜我们为什么反对费正清＞，国际共产党问题研究社印行，第６２页。

（３）Ｄ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５３２－５３４页。

（１）Ｅ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４３３，４３７页。

（２）Ｅ  同上。

（３）Ｅ  同上，第４８３－４８４页。

（１）Ｆ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４７６页。

（２）Ｆ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宗智认为，这本书“只能算是官方史的结晶品”，没有容纳新一代学者的成果，而且由于出自多人之手，“文字和内容上都不能前后连费”，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９期，第１３页。

（３）Ｆ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５５３页。

（４）Ｆ  参见＜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９期。

（１）Ｈ  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New York，Basil Blackwell Inc，1988，PP．5-7．

（２）Ｈ  同上。

（１）Ｉ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４８３页。

（１）Ｊ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４８３、４８７页，费正清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坚持公正的立场，他并不否认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根本的分歧，但他始终认为，要对这些差异和分歧采取妥协和容忍的态度。中美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通过相同的战略利益（象尼克松、基辛格所做的那样）。相反，是要通过文化差异的认同，接受这种差异，正象保罗·埃文斯所说，“费正清追求的是不同世界的缓和，而不是不同的世界力量的缓和，换句话说，未来的关键在于对差异的容忍。”这种认识对于今天建立新型的中美关系仍是有启迪意义的。

（２）Ｊ  同上。

（３）Ｊ ［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９页。

（４）Ｊ  同上，第９－１０页。

（５）Ｊ  同上，第９－１０页。

（１）Ｋ  ＜伟大的中国革命＞，第１１页。

（２）Ｋ  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内容问题，我国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学者针对社会史研究集中于社会生活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张静如认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我们“研究社会，必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社会史不是研究‘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剩余物’，而是研究社会的全部”。“完全脱离政治而写非政治性的群众生活，那是毫无意义的”。参见＜历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第９０－９１页。

（３）Ｋ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１８００－１９１１＞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导言第３页。

（４）Ｋ  费正清认为，帝国主义的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它被中国学者扩大了，几乎扩大到１９世纪以来的一切对外接触，在中国的旧秩序下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参见上书，第５－８页。

（５）Ｋ  同上。

（６）Ｋ  同上，下卷，第４页。

（１）Ｌ  同上，下卷，第５页。

（２）Ｌ  ＜剑桥中国晚清史１８００－１９１１＞下卷，第５页。

（３）Ｌ  同上，第６页。

（４）Ｌ  同上，第６页。

（５）Ｌ  ＜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集１９６１－１９８８＞，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５０页。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是一位“对历史负责的严肃学者”吗？显然不是。他更重视似乎是自己的地位和收益。他对自己的学术历史进行反省和总结，目的似乎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费正清永远没从他的早年困苦中摆脱出来。】

【【09、费正清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费正清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马勇 2015-12-21）报道：

随着近代中国在国际社会重新发声，占据越来越大的舞台，世界需要中国，更要了解中国，于是一门以中国为学问的“中国学”应运而生。中国学的起点说起来复杂且久远，但要说中国学影响最大的学者，不能不归属于美国学者费正清。他不仅培养了西方世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传人，而且深刻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甚至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

费正清是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泰山北斗，是头号中国通。费正清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办人，历任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毕生致力于中国研究，也曾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

如果从其生平简历说起，费正清1907年生于南达科他州，病逝于1991年。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的母亲是位女权主义活动家。费正清早年热衷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

1927年，费正清进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还有希腊语、历史、哲学、艺术等。那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有关东亚的课程，费正清个人更没有想到以后会从事东亚和中国研究。在哈佛两年后，费正清于1929年秋赴牛津大学，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对费正清来说，那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在牛津两年，费正清的研究有了相当进展，他利用自身优势，以中美外交和外交机构的历史作为突破口，充分利用了西文资料，对传统汉学是一个重大突破。

要想深入研究中国特别是近代中国，无疑必须掌握汉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必须到中国来。为此，费正清在牛津从事研究的时候，就想法申请了一笔奖学金，于1932年初来到中国，一方面进修汉语，一方面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主要讲授经济史，同时接受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指导，从事新的研究。

蒋廷黻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奠基者，在蒋廷黻指导下，费正清将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中国海关的起源》，后经过补充修改，于1954年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9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正式出版，此乃后话。

在中国，费正清由于在清华工作，由于与蒋廷黻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因而他在那些日子里和中国学者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由于费正清的新婚太太费慰梅也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专家，因而他们夫妇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成了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文名字其实就是梁思成这个时候替他起的。他的英文原名John King Fairbank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就叫“费正清”吧，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与清两个字的谐音与英文原因John King相近。这个名字就更像中国人了，与你的职业更相合。

1935年，费正清结束了在中国的研究工作返回美国。翌年秋，进入哈佛大学担任教职，与汉学家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开设东亚文明课程，并很快晋升教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费正清被征召至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翌年派驻重庆，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这次中国之行时，费正清负有考察了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使命，因而与在西南联大的一批老朋友如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陈福田等教授建立密切联系，了解战争状态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状态，以为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正在缓慢地陷入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尤其是生活上的艰辛可能会毁灭这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这种危机感和恻隐之心促使费正清从维护现代民主价值的立场上，建议美国政府向这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提供援助。又一年，返回华盛顿，调任陆军情报局远东部。

到了1945年，中日战争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要结束了，费正清有机会重回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在中国，费正清与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偏左的知识分子有广泛接触，对于即将发生的国共内战，费正清认为责任大约在国民党在蒋介石，他甚至在美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质疑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以为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其实就是支持了内战，不仅不合乎美国的利益，也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相背离。

1946年，费正清离开了美国外交岗位，重回哈佛大学课堂担任教授。此后，他一方面在哈佛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化，培养弟子，从事研究，另一方面就美国的中国政策发表意见，逐渐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中国问题权威，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过重大影响，成为政学两栖的重要人物。

随着费正清在政学两界影响逐步提升，他在1955年有机会获得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资助，主持创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任主任至1973年。1977年退休，先前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此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表彰费正清对东亚研究和对哈佛的贡献。

费正清对西方中国学的贡献，一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二是对中国学人才的培养，三是组织中国学学者进行项目合作，四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问题的政策咨询。费正清在这几个方面都成绩斐然，贡献良多。

就个人成就而言，费正清是西方汉学研究向现代中国研究转变的过渡人物，他从古典的汉学研究向现代中国研究转变，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重点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现代中国和东亚研究的开创者奠基者，费正清的个人成就非常突出，一生中独自撰写出版或合作编辑出版的著作多达六十种。

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9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是根据他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而改写的。这部著作详尽探究世界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开端，中国的贸易体制，以及中国在列强压力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奠定了中国海关制度机构史研究的基础。这部著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为费正清迅即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在从个人深度研究的同时，费正清特别注意中国学研究工具书的编纂，他与刘广京合作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与邓嗣禹等合作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以及《清代文献》等，都是西方世界中国学研究者最重要的入门书，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排比提要或注释，为初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如何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其实也是西方汉学家、中国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费正清在一生中一直比较关注且身体力行，他的《美国与中国》就是为西方世界一般公众而写作的有关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普及型作品。这部著作虽说是非专业的学术作品，但他确实是费正清多年来用力最多的一部著作，是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力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没有像一般的历史学著作去追求细节的翔实与曲折，而是以比较平实的笔调提纲挈领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有关过去，有关现在，从中也能感触到作者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殷切期待。

《美国与中国》初版问世于1948年，出版之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普遍欢迎，获得很高评价，被誉为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中美关系史的经典之作。此后，一版再版至五版，对于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了解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甚至是美国总统尼克松那次历史访问前的重要参考书之一。目前在中国读书界流行的是《美国与中国》第四版。

费正清的个人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而真正使他的这种领袖地位获得国际确认的还是那套皇皇巨著《剑桥中国史》系列。

《剑桥中国史》系列著作策划于1960年代初期，正式动手在196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跨国界的国际合作，据说参加撰稿的一百多位专家来自十几个国家或地区。按照规划，《剑桥中国史》全套十五卷，每卷都有该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其成。《剑桥中国史》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反应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有关中国研究的最高最新成果，费正清在规划中之所以刻意强调作者选择的重要性，其用意也就在于此。从后来的成书看，《剑桥中国史》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先秦至晚清至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这部书中即便有个别章节显得有点薄弱，但从总体而言，确实是到那时为止西方世界最好的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著作。

由于这部著作启动的时候，中国正处在高度封闭的文革时代，中国人的研究成果甚至大陆出版的资料，费正清和西方学者并不太容易得到，这是这部著作无法克服的历史性局限。同理，中国学者对这部著作在当时也几乎根本不知道，中外学术的交流在那个时代真的是彻底中断了。直至冷战结束，中美重建外交关系，中国学者渐渐知道有这套书，从1985年开始，中国学术界开始将这套书引进翻译过来。

最先引进中国翻译出版的是《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本《晚清史》巨著出版后给近代中国史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史学界以极大震动，使井底的中国学者知道历史还可以这样自由表达，并不都像苏联专家告诉的那样需要统一的说法官方定论，更不要完整体系整齐划一。于是在那之后，中国学者几度试图参照《剑桥中国史》的组织方式成书方式组织一套或几套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型著作，希望以此反应中国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上的成就，但都因种种原因而化为泡影。

《剑桥中国史》这套超级论文集的引进从1985年持续了二十多年时间，这套著作除了对中国学者发生极大震撼外，也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中国历史学界的历史表达演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与原来的苏联模式渐行渐远，使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多元化，表达方式多样化自由化，极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繁荣。

费正清组织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不仅在方法上组织形式上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新鲜的经验，而且当《剑桥中国晚清史》刚刚传入中国时，在理念上也曾给中国学者以极大震动，特别是这部晚清史及费正清在其他著作中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带给中国学者的就是一次巨大冲击。

“冲击-回应”模式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1950年代之后曾经长时期流行于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界，认同、坚持或者创造出这一历史观念的并不是费正清一个人，而毫无疑问费正清的影响最大，这个模型代表了费正清那一代和下一代西方中国学者的普遍看法，他们差不多都在用这个模型解释近代中国的变化。

按照“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长时期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所谓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并没有多大变化，在他们看来主要就是因为儒家传统。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工业革命使西方产能过剩，新航海的开辟使远洋东来成为现实，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找贸易机会，于是西方的思想文化西方的宗教意识等，都随着西方人的东来传入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

对于异样文明，按理说儒家文明并不持排斥的立场，但是由于中国社会长时期的停滞不前，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中国政府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选择了闭关选择了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于是，西方势力的东来和要打开中国大门的坚定信念，在费正清看来就对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理念乃至政治发展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巨大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按照费正清的解释，此后中国的重大变化，都可以从西方的影响这个刺激中寻找原因，中国的变化就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

“冲击-反应”确实在很长时期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因为毕竟近代中国的问题不是自生而是来自外部环境，中国或许能够像西方一样缓慢进入近代社会，但是如果没有西方的刺激，这个过程一定会非常漫长。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从这个视角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行重新研究，并由此衍生出一种“现代化模式”的解读框架，承认近代中国问题不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而是一种外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长时期影响西方影响中国的学术界，但这种模式过于强调中国问题的外部性，否定了中国问题内生的任何可能，未免有点极端，于是从1960年代晚期开始，在费正清弟子门徒中就酝酿着一种批判反思的思潮，以为“冲击-反应”过于机械，过于笼统，至科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慢慢成为诸多模式中的一种，即便还有人坚持，但总要开始考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原因和内部需求。

《剑桥中国史》系列和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都是中国历史方面的典范制作，在大陆有不少版本，很好找，也很好看，是值得向党政干部和一般读者推荐的中国历史读本，从这里可能看看西方是怎样看中国，怎样看待近代中国历史变化的。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应该改成“费正清与西方左派对中国的看法”。】

【【10、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

《试论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2011-01-17 人文与社会网站）报道：

罗（志田）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能够来到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和五四的圣地，来作学术报告，是我的梦想。现在梦想成为事实，我感到非常高兴，也感到十分荣幸。我要特别感谢各位教授为我提供这个完梦的机会，也感谢各位同学在开学的忙碌中抽空前来捧场。

今天我的讲题是，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成败得失。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来同各位分享并请教，一是因为这个题目我比较熟悉，其次是想引起大家反思一个迫切的问题：一个国际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心，竟然座落在外国，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应当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端正这个在我国漫长的国史中一个极其不正常甚至迹近荒谬的学术现象。（1）

哈佛学派是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在1950年代初期一手开创的中国学流派，取代欧美早期以英法学者为主导的汉学(sinology)，独领风骚数十年，对当代西方和世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了主导作用，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发挥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哈佛学派的应时而兴，主要是国际的客观形势促成的；二战後，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盟主，建立了势力遍及全球的、甚至超越十九世纪大英殖民帝国的民主大帝国。（2）同时，中国人站起来了，新中国在东方屹立并日益茁壮强大，首次在朝鲜战场同不可一世的美国较量，打成平手，从而对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构成不容忽视的挑战。

这种崭新的严峻国际形势为哈佛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客观背景。时势造英雄，费正清正是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在他任教的哈佛大学锐意改造西方的传统汉学，开创现代的中国学Chinese study，为美国霸权事业的世界战略和激烈的美苏冷战斗争而服务。所以，美国中国学的兴起一开始就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记，因而其研究成果先天就带有学术上的功利性、实用性和局限性，而埋下了衰微的伏因。所以，可以说其成也美国霸业，其败也美国霸业。

开创一个学派，除了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外，还需要相应的师资、人才、经费、图书，哈佛大学都得天独厚，是美国其他一流大学无法比拟的：师资，有治思想史的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治经济史和精于考据的杨联升，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清华大学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郁郁乎盛哉的气象；人才，有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精英，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经费，除了充裕的哈佛燕京学社之外还有各种基金会的来源；图书，有藏书量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加上费正清本人，适值盛年，精力过人，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学养渊博深厚，治学谨严；又富于领导艺术，精于行政组织，善于周旋交际。真是多才多艺，集众美于一身。所以可以说兼具独力将哈佛大学建立为西方中国近现代研究重镇的一切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但是开创新学派是一个漫长的艰辛过程。首先他必须革新欧美以往的汉学，因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研究，仅被视为西方特别是法国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分支或点缀。当时的哈佛东方学系的老学究们认为，东方历史随着乾隆朝1799年的结束而结束。当时的哈佛燕京社社长Seri Eli－sseeff (日名英利世夫)公开宣称，1799年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范畴，只能归属于新闻范畴。（3）

所以，费正清年轻时代也即30年代的美国汉学、中国研究，暮气沉沉。这时在中国学习中文的一批年轻的美国留学生，例如费正清、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errlee Creel、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戴德华 George Taylor、韦慕庭Martin Wilbur等，都为学成回国後的饭碗问题犯愁。而这时因缘巧合，中国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西化自由主义学者，如胡适、蒋廷黻、洪煨莲、丁文江等。这批心怀大志的美国未来的中国学者就拜在他们的门下，或作为合作伙伴，成为中美近现代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美谈佳话。50年代之后，这些人都在美国的各个重点大学，例如哈佛、康乃尔、哥伦比亚、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肩负了开拓、开创中国学的重任并充作先锋。费正清就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和公认的领军人物。

谈到哈佛学派，这个费正清只手建立的学术王国，（4）其核心还是它的学术事业。费正清的性向，或者是源于英美民族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不喜欢像德意志民族的学者一样，构建抽象的大理论、大体系，也没有建立系统的方法学。但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学派显然具有明确的学则或模式、框架，或者说是做学问的一套清规戒律吧，作为他教授学生、指导论文，撰写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论著的指导思想和准则。

这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个是他治中国史的心法： 强调知己知彼和实用，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所以他的言论和著作带有浓厚的美国式的官方色彩，万变不离其宗，总是为西方的优势文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外交政策出谋划策或辩护。

一个是他治史的方法学，他虽然没有刻意构建系统的方法学，但他借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5）设定并构建了一些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框架、模式或理论：他采用了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柏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现代化理论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这个理论下，他派生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还有就是借鉴汤恩培 Arnold Toynbee，1852-1975的文明的挑战－回应challenge-response模式，衍生出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的模式。按此基本模式，中国现代化之所以迟缓和一再失败，归根结蒂，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或儒教，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例如科学、民主、人权等。所以他的大弟子之一的莱文森Joseph Levenson就写了《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书，深入阐述此理念，因而深受费正清赞赏。

为了替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辩护，费正清构思了满蒙汉共治，然后是华洋共治synarchy的观念，他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海关交由洋人来管理，例如英国的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提出了依据国际法的条约秩序或体制treaty system，以取代中华帝国传统的朝贡秩序，为不平等条约和欧美在中国的特权辩护。他的例子就是五口通商和和广州的公行体制，证明清朝以天朝自居，不以平等地位对待来华的西方外交官和商人，所以爆发了鸦片战争和以后的历次侵略战争。还为西方传教士在华的非法传教活动辩护，强调传教士的慈善活动，例如办学校，设医院等，以缓和淡化传教士在华的大量劣迹恶行。

总之，他选取有利于他主张的事实来论证，西方势力在中国造成的悲剧性冲突，归根结蒂是由于异质的中国儒教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根本不同，水火不容造成的；进而论断，这是人类历史上高度文明向低度文明传播的必然现象，也是低度文明发展进步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上面只是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而已。

不过，费正清对于冷战时期中苏共的关系和国共的斗争的认识和论断，倒是非常深刻，颇有预见性。他同他的学生，也是我的指导教授史华兹，都一致认为，中共不是苏联的傀儡，两者不是铁板一块。对于国共之争，他同史华兹也都明智和敏锐地认识到，胜负取决于谁能驾驭中国社会革命这匹野马；由于中共致力于真正的而非口惠而实不至的形式上的大规模土改，赢得了中国广大农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6）所以他断定毛必胜，蒋必败。但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必然反共；后来又由于他的研究心得和亲眼目睹，所以基于长远的美国利益的考量，力主弃蒋拥毛，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致被国民党斥为中共的同路人，而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他终生的遗憾之一，可能是没有像哈佛的日本史大家，他的亲密合作伙伴，芮孝和（E. O. Reischauer）教授当了驻日大使一样，也出任美国第一任的驻华大使。以他的学术地位和资望，他的政学两栖的性格，如果时来运到，也的确非他莫属，而他也是会当仁不让的。

虽然他的言论和著作，带有浓厚的美国式的官方御用色彩，但毕竟是位宗师级的大学者，所以在治学上，自有一套门径和清规戒律。为了知己知彼，了解中美两国、中西两大文明的异同，两者的内心世界，他治中国近现代史循序而进，先是外交贸易史，其次是制度史，进而是传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以致功力深厚，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少有其匹。

其次是非常重视历史学的基本功：就是档案、语文和跨学科的现代研究法，也即将中国学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说它是史学方法的革命，也不为过。

关于构成史学基础的档案，费正清以前的西方汉学，认为掌握了西方学说和西方资料就足够了，压根就不相信中文资料，认为不可靠。这种优越的心态，长期主导汉学、中国学的研究。30年代以前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大半出自传教士之手，例如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恒安石Arthur W. Hummel等。专家虽然也有几个，但也不懂汉语，所以根本不能利用档案。

欧美汉学家这种孤芳自赏、闭门造车的落伍的沙文主义现象，现在被英国牛津大学训练出来的美国的后起之秀费正清打破了；他转而大量利用中文的原始资料，官方档案、笔记、文集等，这是一次相当于革命性的改变。中国明清社会史大家何炳棣教授充分利用地方志，写了明清的社会流动和人口问题大著，就是这种方法应用的典范。

1960 年代初我在读台湾大学的历史研究所时曾经找了份兼职工作，同李敖、张俊宏、陆宝千等一道担任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的编辑，参加编辑《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的工作，在这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对清史档案下了很深的功夫。费正清向我打开哈佛大学的窄门，恐怕同我这一段的档案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吧。

关于史学研究的另一个基本工具，语文，除了上述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优越心态之外，欧美汉学日趋落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难以过语文关，学中文谈何容易。所以在寄居西方的华裔文史学者，都成了美国权威中国学者如费正清、史华兹等随时可以求教的活字典，如杨联升、余英时等，何炳棣是个例外。所以，大部分所谓的美国中国通，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精通中文；这样又怎么能期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也即中国人的内在世界(mental world)。

针对这个问题，费正清特别开设清代文献研讨班（Q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 Seminar）,研究生必修，其目的在训练研究生也就是未来的学者能够进入以深奥的古文撰写的文献，作为理解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基本资料来源。所以让学生到台港学习中文，叫做实地研习field study,以便让美国学生能讲能读中文。如果不能读懂档案文献，不能与一般中国人和学者沟通，要做到知己知彼，只能是流于空谈的高调。

纵令如此，即使到现在为止，中文包括阅读撰写，仍然是美国的中国学者难以跨越的一道难以过硬的关卡。

关于跨学科或多学科，50年代后期，费正清将中国学的视野从外交的研究扩大至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并调整研究取向，主张深入开展对人口、社会流动、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的探讨研究。著名的华裔中国近现代学者徐中约（Immanuel C.Y. Hsu）认为，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中国学研究，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并使研究结果更为确切可靠。利用这种锐利的新方法建立了新汉学、中国学，同以前欧美传教士主导的重视语言学、文化学的传统史学，截然不同。

这样，费正清从理论到方法，革新深化、扩大充实了新汉学、新中国学，将哈佛学派的中国学置于多档案、多语种、多学科的稳固基础之上，奠定了他作为哈佛学派掌门人的地位和在国际上公认的中国学泰斗的崇高地位。

但是，哈佛学派既然为美国的世界战略和美国的利益服务，当它所依附的国际大格局发生不利于美国霸权的重大变化和调整时，它内在的假定、理论和研究成果，不论多么严密精确，其根本的致命弱点也将随之暴露无遗。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的越战时期，正是这样的历史时刻。

当时哈佛大学的左翼反战研究生将越战归咎于费正清的哈佛学派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定之上，误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致使美国在越南的大泥沼中越陷越深。其中的一个领军人物就是我的哈佛同学，社会学系的詹姆士·佩克James Peck。他敏锐地揭示哈佛学派的盲点和误区：美国一向自认为她是亚洲国家独立的保护人，总是善意地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帮助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这些国家在独立运动或现代化运动中碰到的障碍和挫折，决不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或美国所支持的国际秩序造成的，而是它们本身的传统社会和文化难以适应"建立在科学技术、现代组织手段以及高效的政府管理程序的理性标准之上的普世文化。" 但是，佩克针锋相对地抨击和雄辩地论证说，哈佛学派利用现代化理论，非常卖力地为美国政府战后在亚洲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不义的侵略政策和行为作辩护。（7）

换言之，现代化理论的要害在于它本身自以为是，假定美国天生就具有以非暴力方式，促进社会进步的能力，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所以佩克认为只有通过反躬自省，才可以准确地、公正地理解和同情中国的革命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解放运动。所以，他们当时深深地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体系所吸引。我就是在他们的感召影响下走上了同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左翼的不归路。

为了系统地阐述这个大胆的新思路，佩克邀约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撰写一本旨在系统批判哈佛学派的大书。我是唯一有幸地被邀参加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中国学生，负责撰写中国近现代自 1840以来直到1969年历次思想界的革命性巨变，强调中国历史本身具有强力回应外来压力的内在动力。费正清的另外一个学生柯保安Paul Cohen沿着同我一样的思路，也写了一本书，系统地批判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的西方中心说的模式，代之以中国中心说。（8）佩克和柯保安这两位费正清的高足对老师的严厉和深刻的批判，在当时的美国中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反响，敲响了哈佛学派走向衰微没落的警钟。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成也美国霸权，败也美国霸权」的原因。

费正清在学生的批判下却展现了一代宗师的大家风范，作了认真的反思，修改了

他过去的冲击－回应的模式，认为他过去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忽视内部因素，现在认为外因和内因是个交相作用的互动过程；认为他过于自以为是，错误地过分美化民主理想和制度，现在发现原来民主的美国，就像古代民主的希腊一样，也会在印度支那和越南干下那样的蠢事。他对学生的批判采取了一种谦逊包容的态度，他说：「我赞成学生们提出的不同意见，因为顺从一种愚蠢的政策而受到自己学生们的公开指责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又说「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对美国人那种严重的自大狂好好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也就是在他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时刻，他也宽恕了我这个同情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学生的反叛行为，让我通过了论文，完成了我在哈佛的学业。佩克则选择了放弃哈佛学位，到纽约著名的蓝登出版社担任编辑。

最後简要地谈一下费正清的历史定位，也可以算是盖棺论定吧。作为一个学者，不论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费正清无疑都是位宗师级的学术巨人，他的巨人脚步横跨中西文化、旧汉学与新中国学、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美国与东亚（中、日、韩、越）、中国与美国、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巨大鸿沟。

具体而言，费正清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学者，至少作出了三大贡献和留下了丰富的学术和精神遗产：一是奠定开拓了新的中国学，使中国和东亚研究成为哈佛大学精神生活中的正统、受尊敬的显学，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哈佛学术殿堂中处于备受冷落的小媳妇地位；二是利用哈佛这块基地，培养成千上百的专家学者，然后输送到美国的政、学、商贸、传播媒体等部门，占据要津，并且弟子遍天下，通过师生关系网，构建了庞大的费正清王国；三是他自始至终，将探索对中国的理解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和事业，一项集体的事业和一项世界性的事业，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中国学的研究和提升，使中国的历史文化不但为美国人所理解，还为世界各国所理解。（9）

最後并且为这个伟大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虽然住院治疗，但仍然不停地修改他的绝笔之作《中国新史》。1991年9月12日上午，终于在与死神的竞赛中，赶完了新史，把打印稿送到哈佛出版社。几小时後心脏病再次发作，两天後便与世长辞。他的死亡，就像一个老兵、战士，倒在他奉献一生的史学沙场之上。

美国中国学的一代宗师走了，斯人已逝，留下的是个支离破碎、过时的哈佛学派，以及那笔在他名下的珍贵而丰富的美国中国学遗产。

作为他的一个离经叛道的学生，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华裔学者，我的寄语和期盼是：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能允许国际的中国近现代史学中心在外国安家落户，费正清和哈佛学派是个特殊的欧风美雨时代下的异数，中国学最终必须回到它的故乡，回到北京，回到北大历史系！费正清是世界中国学里的一座高山，但却是可以超越的，而且必须要超越！

这也就是拙文〈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历史的解释权〉的主旨，也是我今天报告的精神和愿景！愿与同道和后进共勉！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还是让在座的我们年轻的一代，在未来的岁月里，用你们的智慧和辛勤耕耘的汗水来回答吧！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注释（演讲中的插曲和补充）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除了中医之外，几乎所有学问都要从外国引进来，竟然连研究中国自家历史的学问也要到国外去取经，拜洋人为师，而国人也视为理所当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真是旷古所未有的怪现象。当我在1966年拿到哈佛奖学金时，我的大伯父问我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学中国史，我无言以对，只好答以「跟风麽」聊以自解，甚至觉得他是孤陋寡闻，多此一问。

（2）古代的希腊就曾经建立过民主帝国，虽然为时短暂。所以把二战结束後的美国，称之为民主帝国，实在是名副其实，甚至有的美国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3）Theodore H. White, O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May 13, 1967；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4）有人戏称之为费正清帝国，费正清的名字中有个 king，就是王者，事实上也确有王者的胆识、胸襟、气度、功业。

（5）他甚至还写了一篇历史社会学的文章，可见他对将社会科学应用于历史研究之重视。

（6）他在重庆担任美国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办事处主任时，同周总理领导下的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团时有接触，印象很好，特别是对龚澎的清新形象印象深刻。所以有一次在课堂上他开玩笑地问我同龚澎有没有关系，我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作为回答。史华兹也在他的晚清思想史的讨论班上，也曾开玩笑地问我同清代中叶的思想家龚自珍有没有关系时，我也作同样的回答。于此可见，我可能享受到龚家的余荫而不自知。

（7）费正清答辩的要点如下：对国家的忠诚要求我们为之战斗时，我们不能拒绝；帝国主义中的文化和精神因素，多于物质贪欲，战略上的考虑压倒经济的利益；当代物质的进步，伴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建设、国家政权和军事力量的发展，造成饥荒、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问题，从而导致许多国家内部的革命和国际间的武装冲突。

（8）柯保安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1984)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

费正清夫子自道说，他的成功，在于有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哈佛大学，并且在晚年（1977年）退休接受哈佛荣誉博士学位时戏称，他的哈佛荣誉博士学位应与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分享。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费正清的学术研究，似乎是为他的社会活动提供掩护的——在学术上他可以是个民主派，但是在政治上，他却与毛泽东集团发生了特殊的狼狈为奸的关系。】

【11、费正清中心的使命】

《宋怡明：历史，中美关系以及费正清中心的使命》（陈语暄 汤杰 2020-09-28）报道：

问：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核心使命是什么？中美关系已跌入谷底，这是否将挑战或改变这一核心使命？

宋怡明：在费正清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60余年，其核心使命从未改变过。那就是，志于提升哈佛乃至全美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研究水准。我不认为这一核心使命将改变，但是确实会受到挑战。

现实是，尽管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使命一如既往，但是中心不得不回应时代的变化，中心已经完成了多次转型。费正清研究中心，当时被称为东亚研究中心，成立于冷战时期，用跨学科的视角，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视角，去探索当代中国。为何中国的政治变革会引起美国人民的不适，这是中心的核心关切。我经常和中国的读者开玩笑称，费正清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有一个隐晦的目标，那就是研究中国是如何被解放的，以确保“解放”这件事不会再发生。我是说，中心的部分任务就是，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以阻遏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很明显，我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我们早已告别了冷战时期的样子。但这也意味着，对于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者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这微妙与艰难的中美关系了。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恶化，这使得我们的工作也变得更麻烦、更容易引起怀疑，不再受欢迎。但是，提升美国学界乃至全美对中国的理解这一核心使命，没有丝毫改变。

我们承诺与中国同行合作，这也是坚定不移的。在当下的疫情和中美关系态势中，尽管这一承诺也受到了巨大挑战，但是我们会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此。我们会继续与中国的学生和同行紧密合作，在放眼可见的未来，这一点不会改变。

问：在您2018年出版的《中国问题：对崛起大国的批判洞察》（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一书中，您提到，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不足。类似地，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人对美国也有很多误读。双方如何减少对彼此的误解与误会？

宋怡明：我的第一个回答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可以购买并阅读我们的书，也可以是我同事们撰写的其他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问题并不在于双方对彼此的知识在“数量”上有多么大的积累。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承认双方社会的复杂性。有一些论述，试图将这一复杂的多彩画卷缩减为单调的黑白图像，对于这类概括性的一般陈述，我们要学会保持警惕。事实是，像中美这样大体量的国家，哪怕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解读，都能在其中找到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撑。

我的第二个回答是，我们要承认，现在关于中美的很多论述都被政治化了。当你听到了关于彼方的一个一般性概述，你应当问上一句，这段概述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目的。

此外，应当认识到，一方对另一方的态度可能是复杂和微妙的。例如，我极为珍视我与中国朋友和同事的友谊，我甚至尊重CCP在过去70余年的成就，然而，我仍旧会对中国和CCP的一些政策和实践表示强烈的谴责。

尤其是对政策制定者来说，理解这一点尤为重要。须知，这世上从来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政策（one-size-fits-all policy）。一个恰当的对华政策，应当细致入微（nuanced），因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微妙的。无论你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competitor）也好，是敌手（rival）也罢，都不应当使两国走向全面的敌对状态。在各方面都将对方视为敌人，这无疑是在自掘坟墓，这势必会将双边关系推向深渊。当然，美国也是如此。

更深入的理解并不必然意味着双方将走向和谐。总有人对这个世界持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看法。即使中美两国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不会和睦如友，但是若想两国关系更平稳，就应当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这里，我要提一下近来美国这边的一些情况。近来发生的事情不仅对消除误会无济于事，反倒激化了矛盾。富布赖特项目被叫停了（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将美国学者和学生派往中国），在美国的孔子学院也岌岌可危。尽管我也认为，关闭大学校园内的孔子学院是一件好事。然而，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减少来自孔子学院资助的同时，增加国内对中国研究的资助。这样一来一去，并不会减少研究中国的美国学生的人数。

我们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想少了解中国，还是想多了解中国。对我来讲，即使两国关系恶化，我们也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同样，我们想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美国。现行的政策，将阻断中国学子赴美，其负面效应是，中国学生对美国的了解减少了，从这点上来说这些政策是不明智的。担心在STEM领域存在间谍，或许情有可原。但是在美的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对中美关系是绝对有益的。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出台一些政策以应对国家安全的关切，但是不要树立藩篱以阻遏教育和交流。

问：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像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这些项目意在输出中国价值观，同时获得经济利益。在历史语境下，在您看来，这些倡议和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有何可比之处？

宋怡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必须先指出，中国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尤其是在区域内的拓展，只是回归了历史的常态罢了。纵贯整个有记载的历史，中国在东亚乃至更大范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占全世界GDP的40%左右。在经历了过去200年的相对下降之后，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回归其历史的正常水准。

回到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目前无法很彻底、很具体地知晓“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中国咬定“一带一路”没有任何价值观输出的因素，但很多美国人却认为不是如此。对于这两种观点，可等量齐观。你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一带一路”是中国意欲统治世界的阴谋；你也可以从其他一些证据中发现，“一带一路”是对全球共同体无私的奉献。我们并不确切地了解这一项目的范围和规模，也因此我们无法对其做出一个确凿的判断。

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如果我能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是如何获得其合法地位的。提及郑和以及明代的远航，有着一种神话的象征意味，意在从观念上支撑“一带一路”。主要是为了论证，中国15世纪的扩张不同于欧洲的殖民主义。在此论述中，郑和的行动表明，中国是和平地走向世界，而不是通过征服、奴役或殖民的方式。尽管郑和下西洋确实没有殖民，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论述是不正确的。有一次航行郑和团队有27000名士兵，我们很难想象一次和平的航行需要如此多的士兵。在郑和的七次远航中，有三次郑和的部队与它国发生了战争，有一次还推翻了当地的统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更正确的论述是，我们应当把郑和下西洋视为一次中国力量的远洋投射，是500年前中国在东南亚建立国际秩序的一次尝试。

我要强调的是，同一个历史叙事，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历史可以为一个政策正名，也可以挑战这一政策的合法性。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领悟一些东西。用郑和下西洋与当下的中国行动做比附，想暗示中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影响力的扩大是非扩张主义、非霸权的。但是，这一类比也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即这些行动也可被视为一种霸凌的姿态。当我们仔细拆解这一类比之后，会令人心生不安。我热衷于和学生们以这种方式重新思考这些历史类比，我认为这样做是富有成效的。

问：一些观察家认为，当下的中国和晚清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就是，中国必须同时面对来自多个国家的挑战。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您认为中国当下的外交处境和晚清有可比之处吗？如果有的话，中国能从那段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

宋怡明：中国在19世纪末，是危机重重的。那时，中国感到威胁，威胁也确实存在。但是，晚清时期，中国创造性地回应了外部的挑战，设立了像总理衙门这样的新机构，这可是中国本土上的第一个外事机构，培养了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由于清王朝的覆灭，这一创举被遗忘了。

从根本上来说，这两个时期是不同的。在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外国的实力都强过中国，都试图利用中国，甚至于肢解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在晚清，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内部动荡。今天的中国，内部相对平稳。

我认为，如果要做比较的话，应当拿现在与20世纪末的中国来对比。1980年到2008年那段时间，中国成功地管控了来自外部的挑战。边境的和平，大概是中国繁荣最重要的保证。在一定的程度上，20世纪末和平的外部环境得益于美国的军事存在。我承认，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感到困扰。但（中国）也要考虑到，美国的军事存在对中国头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无疑对中国是有利的。在对越战争之后，中国基本上不再有边境冲突。东亚的整体环境是和平的。如果中国的决策者想知道，中国的成功有赖于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我会敦促他们不担考虑19世纪末的情况，也该去看看20世纪末的情况。

问：现在普遍认为，中美关系陷入了自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一些人认为，我们进入了新冷战。您是否认同用“冷战”来形容现在的中美关系？

宋怡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回答。首先，我们要检视，使用这个词是否恰当。美苏间的冷战，是否与当下中美关系的处境相同？其次，中美关系是否能从美苏关系中吸取一些教训？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不恰当。冷战有其独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当下的中美冲突中是看不到的。在冷战中，美苏视彼此为生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不认为中美对彼此构成了这种程度的威胁。冷战中，美苏间关系渠道是很有限的，而当下中美之间有交织缠绕的贸易往来、科技和思想等等方面的互动。冷战时期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核武器边缘政策（nuclear brinkmanship），而现在的美中间的敌意还远远没有走到那样的程度。冷战中存在代理人战争，而当下这些都没有发生。事实上，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没有哪个第三国希望被迫选边，而冷战中很多国家都是身不由己。最后，冷战这一词本身就是一种误用，因为“冷”战只存在于欧洲地区，而其他地区可是发生了不少“热”战。

所以，基于史实来看，我不认为“冷战”是一个恰当的词。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借此对政策制定有所启发。所以，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些新思维。敌意，会塑造双方的政策思维底层。就此而言，确实存在冷战的风险。如果我们认为双边关系是零和的，我们将走向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对两国双方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糟糕的结果。因此，对于新冷战卓有成效的思考应当是：如果我们不去主动规避它，那么它终将到来。哪怕你认为美中关系将注定走向敌对，也不妨去思考，如何将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问：如果拜登赢得了选举，在您看来，美国对华政策基调会否转变？

宋怡明：在我看来，制定一个更好的对华政策不是什么难事。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措施可供新一届政府选择，比如重新开放学术交流、制定清晰的国家安全政策、在不分裂互联网的同时进行技术竞争、用一连串的制裁措施敦促中国改变其新疆政策和其他人权问题。有没有办法，可以让美中关系走向和睦？我觉得没有。解决之道，绝非易事。在华盛顿，两党有一个共识：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个威胁。这一挑战不会那么容易被消解。总统候选人会对中国疾言厉色，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典型模式。在当选后，他们会放低一些姿态。今年的选举有些不同。如果拜登当选，我不认为他会像过去历任总统那样去缓和对华关系。我认为，在对华政策方面，他的智囊团会提供很多好建议，但是，我们再也不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中美关系了。

问：人们常说：“不吸取教训，就会重蹈覆辙”。作为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的学生，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目前，疫情肆虐，中美关系紧张，对于当下的世界局势来说，过去的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宋怡明：我在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同事们，致力于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助益当下的政策制定。如果历史只是简单的自我重复，那么以史为鉴就容易多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华志坚（Jeff Wasserstrom）近来提点我，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历史，或许有踪迹可寻，但是历史从来都是时异事迁。

我的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写了一本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著作，很有影响力。在书中，他追溯历史，发现大量实例表明，霸权国会被崛起国挑战，往往会引发战争。我告诉过格雷厄姆，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嘛。但是，他和他的研究团队，试图从历史中总结规律，提炼政策工具，以期有益于当下。这是值得称赞的。

当人们思考世界的时候，事实和叙事并重。有时，叙事甚至比事实更重要。中美两国，都有着关于自身强有力的叙事。好的政策应当承认这些叙事，去思考如何在不挑战彼此叙事的前提下实现目标。以史为鉴是有帮助的。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应用史学（applied history）。

也有相反的观点称，当今的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今天的问题与过去完全不同。这种观点也有合理之处。对于中美关系，我从根本上是乐观的，因为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诸如气候变暖和全球卫生等问题）的时候，需要两国携手共进。

我在那些跨国际的学生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美国，抑或其他地方。我能给这些学生最好的建议就是：不要对当下的处境心灰意冷，无论政治领域发生了什么，都要记住，在多种文化中浸润，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也能创造职业机遇。双边关系的恶化有一个隐性的负面结果：人们的思想会变得偏狭。我希望学生们不要堕入这等思境。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没有什么比接触中国更激动人心的了。我大半辈子的兴趣都在它身上。在与中国的接触中，我的人生得以极大地充实。我不能保证每一位学生都像我一样在接触其他社会中受益，但是，我仍强烈建议他们如此行事。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当坚守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核心使命。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中心的使命”这个概念说明三个问题——第一，这是一个私人性质的机构；第二，这不是一个学术团体；第三，这是一个具有社会使命的活动中心。】

【【12、“举全台之力”猛攻费正清】】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蒋氏父子“举全台之力”猛攻费正清》（汪幸福2018-07-17）报道：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导演下，台湾岛内演出了一幕大反国际知名学者、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费正清的闹剧，而且将这场闹剧演到了美国，并引起海内外舆论的讥笑。

美国听证会上的真话

费正清1907年出生在美国，早年曾在美国驻华机构任过职，此后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并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及中国文化区域(包括越南、朝鲜、日本)。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影响巨大，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中国通”和研究中国的权威专家。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来自密苏里州的颇有影响的美国资深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对新中国有较为客观的看法，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及各项建设很有成就，美国应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全面接触。

1966年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对华政策听证会上，费正清、鲍大可等一批对中国和东南亚问题有较深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首次受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之邀，到美国参议院作证。费正清着重就美国的对华政策讲了一些真话。他说：1949年10月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各方面有了很大变化，在世界的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能够自行解决一些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美国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没有起什么作用，应该主动与新中国进行接触。美国与新中国进行接触，甚至建立外交关系。

费正清没有想到，他这次一字未提台湾的作证，竟惹恼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并使蒋氏父子坐立不安。他们担心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使台湾失去大靠山，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费尽心思的“公开信”

蒋介石仔细看了外电关于费正清在美国参议院作证的报道及情报分析后，立即令儿子蒋经国和主管宣传的国民党中常委陶希圣商讨应对措施。蒋经国在自己掌控的“国防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此事由“国防部”负责政战工作的曹敏出面找“立法委员”胡秋原和郑学稼、徐高阮具体商议，由胡秋原起草公开信。然后，由台湾的知名人士及所有高级知识分子在信上面签名。

《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攻击费正清说：正当美国人民以血汗与金钱来保卫自由世界在亚洲的最后堡垒——东南亚的时候，费正清、鲍大可以‘中国专家’之名，在美国发动有组织的宣传，主张承认反中国人民的中共政权。而实际就是鼓励它对中国人民及美国做更大胆的犯罪。费正清、鲍大可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张，从前题到结论，都乏根据。他们对中国及共产主义并不理解。他们只是做一亲共与反反共的宣传，愚弄世人。这不仅损害中国，而且损害美国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不但不能避免中共与美国的战争，而且可能促成这一战争的爆发，且将使美国不光荣的失败。

与此同时，蒋氏父子一面指示“新闻局”派人到美国，与《纽约时报》洽谈发表公开信的事宜，一面下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警备总司令部组织全岛高级知识分子在此信上签名。

据1966年5月16日台湾《民族晚报》中的新闻《学术界致美公开信，草拟数月颇多曲折》报道，这封公开信从草拟到1600人(实际只有1400余人)的签名完成，历经数月时间，几乎包括了全岛的所有教授和学者。此新闻还说，1000多位学者和教授因散布在全岛，找他们签名颇为费力。这封公开信，可称得上是台湾学术上的一件集体创作，因为其中包括了国际问题专家、“匪情”专家，以及对费正清、巴奈特等人思想、政治背景的深切了解等。

据说，此公开信每到一地一个学校，均由国民党党工和特务上门找人签字，不签字的就进行恐吓、威胁。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知道此信的背景和来头后，害怕惹麻烦和丢饭碗，多匆匆在上面签字了事，有的是叫人代签的，还有的是盗用他人名字签的，仅重复签名的，就多达6人。

不过，蒋介石当局无论是用什么手段叫人签字，有一点他们却特别看重，那就是极力动员认识费正清或与费正清是朋友关系的人签名，他们认为有这样的人参与谴责，产生的影响会更大。尽管官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与费正清有过交往的教授、学者，仍有两人未签名，而且是拒不签名。其中最重要的一人，就是台湾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

殷海光与费正清关系甚好，在国民党高官正式找他之前，当局就已托殷的熟人、好友上门做了疏通、劝说工作，并暗示公开信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拟写，帮助蒋介石当局巩固与美国的邦交。殷海光明确表示不会签名。后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又指使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高官和台大党部的党工两次上门逼迫殷海光在公开信上签名，遭到殷的坚决拒绝。为此，蒋氏父子对殷海光恨得咬牙切齿，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打击报复，直至将殷整死。

蒋介石当局搞完签名活动后，又决定采取两项措施：第一，立即在台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此信;第二，由新闻局局长沈剑虹火速组织专人将公开信翻译成英文，并马上派人去美国，与发行量最大的《纽约时报》洽谈购买版面刊登此信。他们认为，这样既可拆穿费正清的“阴谋”，又可使美国约翰逊政府不会轻易改变对华政策。1966年5月16日，台湾《中央日报》《联合报》《新生报》等大报均奉命同时刊登了公开信。

无休止的声讨活动

为了把费正清的名声搞臭，蒋氏父子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在台湾组织专人连篇累牍地写批判费正清的文章，如《为什么只有知识浅薄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中国历史的歪曲者》《揭穿费正清在台湾的大阴谋》等。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在全岛的机关、学校举行谴责费正清的各种声讨会。

对台湾当局开展的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的反费正清的运动，费正清起先感到不可思议，也很荒唐，没有怎么理会。后来实在难以忍受，才于1966年底给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馆”递交了一封抗议信，强烈抗议蒋介石当局在海内外开展的攻击、丑化他的运动，并要求蒋介石当局立即停止这种不光彩的、又很无聊的做法。

过了些时候，美国官方和民间知名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向蒋氏父子施压、疏通，并告诉蒋介石，美国是个多元社会，学者、政府官员对国际政治及国内的政策有不同看法、意见是很正常的现象，台湾当局用不着那么害怕、紧张，更不应在全岛开展反对、批判费正清的运动，这样做愚不可及，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会引起美国人的反感。到这时，蒋介石才认识到此事做得不怎么好，起的作用也不是那么大，而且对费正清在美国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私毫无损，便悄悄停止了反费正清运动。

1966年7月3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行抵台访问，并与蒋介石举行了长时间会谈。他还用恳切的语气告诉蒋介石，费正清、富布赖特等人虽然主张与大陆共产党政府接触，那是少数学者的想法，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更不代表美国政府。他和国务院的其他官员、约翰逊总统及白宫重要幕僚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考虑，现在和将来美台关系不会有任何变化。台湾方面的忧虑、担心完全没有必要。腊斯克的这次表态较硬，蒋介石与参与会谈的其他国民党高官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原以为，他们在海内外搞了一场甚大的反对费正清运动，又持续不断地做了巴结美国主要政客及巩固台美关系的工作，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轻易改变了。哪里料到，只过了五六年时间，美国的亚洲及对华政策就发生了大逆转，蒋介石当局既被联合国驱逐，又被美国政府无情地抛弃了，蒋介石曾经抱有诸多幻想、愿望的越南战争，也以美国的大溃退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结束。他们费尽心机开展多时的“反费运动”，如同老鼠咬钢铁——白费劲。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可能是个“五毛特务”，也可能是个“自干五”，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义务宣传员”。但是，蒋氏父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都和共产党过从甚密——至于帮助他们一起反费的闲杂人等，也都“不是五毛就是自干五”，一概脱不了党派色彩也。】

【【13、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网易 2020-10-30）报道：

1966年，费正清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召集的对华政策听证会上陈述其中国观点。费正清提出，一直以来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即德治的神话”。费正清认为“中国是被孔子的一个伟大创作所控制，他就是德治的神话。依照这个神话，一个超人的本于正当行为树立一个楷模……那些愚昧的人，如不能为皇帝的楷模所感召，则就以刑赏去对付”。

费正清的言论引起台湾的轩然大波，《中央日报》等台湾报纸刊出由胡秋原、郑学稼和徐高阮发起，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一千多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公开谴责费正清“以‘中国专家’之名，在美国发动有组织的宣传，主张承认……”。

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专门写了篇《孔子德治思想发微》批判费正清的观点。徐复观最不能容忍的是“费氏把反对孔子最彻底的毛泽东，说成是继承孔子的传统”，“这是费氏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巧妙策略的运用”。徐复观指出，陈立夫氏以教育部长的地位，说提倡孔学，但费正清氏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几日提向美国驻华大使的节略中，认为陈氏提倡孔学，“为了美华文化关系，我们（美国）必须反对，原因是孔学含有侵略性质”。

费正清，是著名的汉学家，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开创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费正清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和西方的中国史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费正清认为，中国人口密集的社会和生活的长期经验产生了套“公认的准则”，中国人因此而成为最有社会观念的人。他们时刻意识到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以及周围的社会习俗。这一切的最终体现与集大成就是“儒家文化”,包括它的思想、价值观、行为准则和文化制度，其中儒家的思想是这一文化的中心

费正清对儒学的批判集中在《美国与中国》著作里。费正清将儒家思想看作一种人生哲学，“它的尊老抑幼、崇古贬今、重视现有权威而轻视革新，事实上就已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的问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历史答案。它是所有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中最为成功的一个”。

费正清把中国没有产生独立资本主义的原因部分地归结为，“因为皇帝和他的官吏们，是在伦理的而不是法治的基础上，在个人关系的而不是法律手续的基础上来按照孔子圣训治理国事的。”

费正清还把现科学在中国未能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指出儒学的中心问题是人类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人怎样征服自然。

费正清别出心裁，认为孔子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差别虽大，类似之处也很多。这是新儒家们最难以接受的。

费正清发现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异端思想很难对整个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正统思想构成威胁。儒家思想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正统性导致了对于思想个性的压抑，个性化思想被视为正统思想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异端。儒家定于一尊，很难容忍个性思想。

费正清特别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的思想都是和宗教的权威联系起来的，而中国的儒家思想更多是给政治统治提供一种理性和伦理上的依据，这种思想体系是和官僚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费正清认为，这是中国在政治上的一大发明。

费正清做出历史推论，一直以来，主导中国的是“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即德治的神话”。

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中写道，“对于一个德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来说，主要祸患是随之而来的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

费正清的德治神话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不谋而合，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和反对他的人都不懂，德治的来源不是孔子，而是《书经》。黄仁宇也不懂，这不是一个“两千年的传统”，而是西周以来的三千年的传统了——贯穿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

【【14、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

《费正清和他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2015年5月30日 马钊、麦哲维于圣路易斯拱门）报道：

1929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随后获得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的资助前往牛津大学。费正清到英国后不久，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学术引路人的马士。马士是1874年的哈佛大学毕业生，曾在中国海关任职高级官员多年。马士离任后转入学术生涯，著有三卷本的经典巨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在马士的指导下，费正清在牛津大学写作有关中国海关的博士论文。费正清获得两年的罗兹奖学金之后，又被罗兹基金会获准支持他第三年前往中国，一方面扩展他的中国历史知识，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有关中国海关的论文研究。他在中国的4年时间里继续学习汉语和研读中国历史，尤其关注于海关问题。费正清埋头于文献档案，拓展了他的知识与视野，他不仅仅限于搜集海关资料的具体工作，而且涉及中国的对外关系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费正清持续致力于海关研究，最终在1953年他46岁时出版了《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此书甫经出版，立即得到广泛的认可，被视为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贡献。费正清曾经说过，每一代学者必须完成他那一代人的创造性工作，然而直到两代人之后，2014年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才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同过去决裂：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WTBX〗Breaking with the past：The Mar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书中修正了费正清的部分结论。

在中国待了4年之后，费正清于193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的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在那里接触到周恩来、乔冠华等人。1946年，费正清返回哈佛大学，准备着手于美国中国学的创建工作。与许多其他二战期间服务于美国政府的知识分子一样，费正清相信美国正成为全球性大国，应该承担更多新的责任，这需要更深、更广地去理解他国文化。中国作为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势必会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它。战后费正清返回哈佛大学之前，一些学者已经在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和古代历史。费正清想把中国研究引入到学术界的主流，在大学的主要院系开设相关课程，包括历史系、政治科学系、经济系、社会学系以及人类学系等。

哈佛大学的教授队伍中，就创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言，几乎没人能够和费正清相提并论。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者和教师身份，但最为人铭记的是他作为一个研究机构的创立者。他与同事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一位研究日本与早期中国史的历史学家，共同为本科生开设了一门东亚历史的通识课程，东亚史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稻田”文明。不过，这是一门针对普通学生的课程，修课的学生对东亚文明感兴趣，但无意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除此之外，费正清还开设了一门培养研究生有兴趣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基础课程——清代文献学。

20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学生具备用中文从事研究的语言基础，因此，费正清在东亚研究方向设立了硕士学位。攻读硕士的学生用中文从事进一步的研究，但他们还要上不同学科的各种课程。这些学生也参加讨论班，讨论班上要写论文。如果他们写出质量上乘的论文，显示出具备继续深造的潜质，费正清会录取他们进入博士课程。当优秀的学子完成他的博士课程之后，费正清帮他获得为期一年的博士后奖学金，有时间充实论文资料，并得到编辑的帮助，为出版成书做好准备，这似乎又回到了费正清刚起步时所做的一切。费正清开辟了两个研究系列，一个是面向大众读者的研究著作，即东亚丛书；另一个系列则是东亚专题研究丛书。

费正清的“推销工作”非常成功，游说基金会与慷慨捐赠者出资，支持建立、发展中国研究事业。在其他学科筹款设立专门研究中国教职方面，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的帮助下，创设了众多新的职位，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政府系，珀金斯（Dwight Perkins）在经济系，我则在社会学系。他也积极促进法学院设立中国法律研究的教授职位，由孔杰荣（Jerome Cohen）充任。我们依次在各自的学科里培养出中国学知识的专家。

为了推进研究，费正清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不仅包括中国研究，还包含中华文化领域的其他地区（使用中文书写，拥有包括儒家思想的共同文化遗产），特别是日本、朝鲜和越南（曾为中国的藩属）。除了费正清自己的学生可获得一年的博士后资助，将论文完善成书，他也延请其他国家的杰出学者在此度过一年时间，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变为著作。后来，随着日本方面的资金捐助，研究日本的学者从东亚研究中心分离出来，成立了赖肖尔中心（Reischauer Center），研究朝鲜的专家同样成立了韩国研究所（Korea Institute）。东亚研究中心保持了中国研究的核心地位，1991年费正清去世后，改名为“费正清中心”。

我在费正清领导下曾做了几年东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1973年他退休后我接替了他的主任职位。费正清在他的时代将哈佛大学变成培养中国问题专家和推进中国研究的卓越中心。这个中心成为其他大学竞相效仿的模式，它创造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事研究的架构，而这一切主要借鉴了费正清在写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范例。

最初的受众与初衷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势必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一部以编年体形式写成的著作被翻译给另一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阅读时，他们将有怎样的回应？我们在解释费正清这项精彩绝伦的研究——《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为何会吸引21世纪中国读者的原因之前，重要的事情在于 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毕竟它是写给20世纪中叶美国读者的作品。

这部著作出版于1953年，而最初的想法源于20多年前，当时的费正清还只是哈佛大学一名本科生。1936年，这个想法发展成一篇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该论文集中探讨了1854年海关税务司的创立。费正清最初接触这一题目源于那些从海关税务司离职的“中国通”们的建议，尤其是马士。一篇本科论文利用西文史料足以写成，接下来的几年，费正清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跟随蒋廷黻学习受益良多，更有机会吸收已出版的清代档案资料。直到1936年的博士论文完善成1953年的著作时，作者的目标变得更为宏大，超出了海关税务司的创建，尽管其仍是本书最重要的核心内容，进而去探讨更广阔的那些塑造中国近代史的制度因素。

1936至1953年间所发生的一切，也促使费正清试图用他关于海关税务司创设的研究回应新的问题，当时他新的职位是哈佛大学教授，而不是牛津大学的学生，需要他用著作去影响美国读者。当我们60多年之后重读这些重要著作时，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研究以及关于那个时代的研究。《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亦不例外。费正清以1943年通商口岸的终结作为该书开篇，指出当前恰是评估百余年来通商口岸体制的绝佳时机。这本书另一同样重要的时间点是1949年。费正清希望通过他的通商口岸和海关税务司研究为20世纪中叶的美国人提供当时中西关系的历史情境。费正清尤其希望解释令多数美国人困惑的问题——为何中国拒绝了“西方”，选择了共产主义。

为了弄清中国对西方的“排斥”，费正清超越了外交史与制度史的探寻，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因素。他发现，在清朝与英帝国的互动中，双方的冲突在于彼此的世界秩序观念完全不同：一个是普世的道德政治秩序，另一个是民族国家体系。在费正清看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完全体现于朝贡体系的制度之中。中国和西方政治秩序愿景的冲突亦体现在双方经济理念上的差异，中国宣称无所不有，抑制商人，而英国则促进自由贸易。费正清研究的时段，从1842年第一批通商口岸开埠，到1854年海关税务司设立，标志着“两个单边体系——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格局经历了变迁”。费正清描述了同西方接触之前中国社会相当稳定的政治秩序，认为这种政治秩序在1842至1854年间的过渡时期开始崩溃。他断言，“如此超稳定的社会如果不从整体结构上完全摧毁，并加以重新建设，想重塑它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实现。”

为进一步理解中国的观念与制度，费正清极力纠正他所发现的关于中国的根本误解，这些误解往往发生在那些没有受过中国语言和文化训练的美国学者身上，特别针对将中国设定为与其他民族国家并无差别从而进行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费正清着重强调中国儒家君主制的独特性。费正清鄙视这些自封为“远东专家”的学者，认为他们和19世纪中期目光短浅的中国“夷狄专家”别无二致。

因此，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着手培养新一代的汉学家，他们懂得中国语言，理解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念，后又在其他论文和著作中进一步条理化，并渐趋流行，成为影响美国学界数十年研究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权威框架。20世纪80年代，柯文（Paul Cohen）将费正清的视角概括为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模式。换言之，费正清研究时段内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推进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重要动力。在费正清的时代，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无力”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中，无论主动还是不自觉，通常把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而后者通过迅速而剧烈的工业化以及接纳西方制度有力回应了西方。不过，站在当代的立场审视这段历史，中国的回应似乎完全不同。今天，历史学家们需要去寻找中国成功的线索，而不是失败的祸根。

探讨后世学者对费正清观点的批判之前，这本译著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费正清的观点与同时代中国同行的看法不谋而合。费正清有关朝廷和精英联合对付民众的描述已被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接受。他刻画的吴健彰是某类寄生性的商人官员，这与当时中国批判清朝官场和通商口岸腐败的观点一致。同样，费正清认为1860年之后“以英国为首的缔约国千方百计延续北京在国内的完整主权统治”，其目的在于保障他们通过条约所获得的特权，这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前一年出版的胡绳的著作立论相同。

后世批评

若论在美国学界对中国历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形成过程中的影响，费正清之外无出其右，他在这一领域的影响长期存在。如今北美学界正在探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正是源于费正清在60多年前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变化通常发展更为缓慢，而费正清的观念或者其观念的缩影，仍然是广为接受的中国历史观。

作为本能反应，许多受多元文化熏陶的现代美国学者，对费正清某些总体论述中所批判的观点持有天然的反感。几乎没有学者愿意承认中国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中国社会中的发明家、企业主以及法治程度都还没有进入全盛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学界受众往往会发现费正清那些令人不安的论调，而当代中国的作者却乐于提供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无力应对西方冲击的辛辣批评。

就学术研究而论，第一波对费正清的攻击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些攻击的背景是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当时批评美国的言论甚嚣尘上，随之波及到对19世纪侵略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最尖锐的批评来自周锡瑞（Joseph Esherick），他将矛头指向认定费正清回避了西方帝国主义削弱19世纪中国的事实。恰恰相反，费正清认为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本土社会提供了潜在的刺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费正清发现中国出现了联合统治的局面，并不是全部由西方帝国主义所独霸。费正清把这种“满—汉—西方”的联合统治称为“共治”，并认为海关总税务司的“共治”已经制度化。尽管费正清与现代中国学界的历史解释存在一些共同点，但他还是旗帜鲜明地寻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不同的另一种解释。针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对费正清的批评，他本人拒绝强调帝国主义弱化影响的不合理性。

第二波对费正清的修正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将矛头指向他提出的朝贡制度的性质。费正清在某种程度上高度强调中国与“内亚”互动经验的重要性，认为朝贡制度主要适用于中国的“内亚”邻邦，而当这种制度需要适应东南沿海的英国侵略者时，它阻碍了创造性回应新挑战的所有努力。不过新一代的学者，包括米华健（James AMillward）指出，费正清忽略了中国及其“内亚”邻邦之间互动的方式，这些方式并未受到朝贡制度的制约。这些学者认为，清朝继承的“内亚”遗产要多于汉族遗产，更关注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政策方针以及不能归为汉族中心主义或以朝贡制度为基础的实践活动，如《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清朝宫廷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清朝的平准战争，等等。

全新旨趣

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阐释集中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以及其他著作之中，可能不会再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占据美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不过，他远远超过20世纪中叶同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事实，或许使我们有机会从全新视角走进费正清的这部杰作，反而可得到新的见解。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书中探讨的一些小问题和细枝末节至今仍未过时。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其他令他们产生共鸣的内容，但我们认为下列几点与近现代的学术研究联系最为紧密。

首先，最近关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比较研究更加细化了帝国主义的理论视角。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库珀（Frederick Cooper）认为“帝国中间人”在帝国的建构与维护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都市”里薄弱的帝国官员群体只能通过吸纳当地精英统治辖区人口。因此，新近的研究在不否认帝国主义高压方面的同时，也关注一些地方层面的协商机制。正如费正清乐于强调的那样，来自“内亚”的征服王朝一再地在中国掌权，却从未破坏先前的政治结构。帝国主义在某些方面究竟如何运作，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与费正清的“共治”概念有相通之处，尤其通商口岸时期中西“共治”概念并不纯然是西方的创造。事实上，最近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对中国海关进行了全面研究，他赞同费正清的说法，即海关是清朝政府实践的基础，包括对强权局外人的委任，认为“费正清分析的某些因素依然具有生命力”。因此，费正清将海关税务司视为中英共创机构的定位与最近关于帝国主义如何运作的研究不谋而合。

其次，尽管费正清基本上以两个截然对立世界的秩序冲突为前提，但他对于19世纪中期通商口岸生活的生动描述却显示出文化的让步、协商与杂糅。他刻画了中英双方在语言、文化上的误解以及彼此创造性的适应。他写道：“典型的上海人是真正的混血儿，既非东方亦非西方是他们的标准特征。”这些旁白式的描述经常在文中出现，使枯燥的外交史变得生动活泼。但费正清也想说明，1842至1854年间国际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清朝模式，也并非英国模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彼此适应。如果费正清这本书写于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他或许会把文化混杂作为叙述的中心焦点。事实上，虽然费正清没有明确提出文化混杂和创造性适应，但他的描述与怀特（Richard White）的“中间地带”概念不谋而合。怀特使用这一概念描述了处于同一物理和时间空间内两种政治—文化实体在边界相遇，却没有任何一方有足够的力量去支配彼此的互动。这正是费正清所描绘的1842至1854年间中国通商口岸的情形。

第三，费正清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在东南亚的扩张是对朝贡体系的第一次打击，预言了日后中国侨民研究（或称海外华人研究）成为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研究进展最快、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费正清在此处着墨不多，只是强调1500年以前中国的贸易扩张，反而最近的研究开始关注1500年之后的海外中国商人以及他们在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东南亚地区变得日益重要。某种程度而言，费正清并不能继续深化他的观点，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要被迫放弃朝贡制度是中国与邻邦之间互动的根本形式这一论断。事实上，数十万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不会把自己想象成朝贡制度的参与者。最后，我们希望21世纪的中国读者在阅读这部费正清的精深著作时至少从两个方面有所获益。

费正清从多元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写作历史的模式。《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部传统的外交史著作，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尽力站在中英双方的立场，以便读者对此能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费正清突破了传统外交史的藩篱，试图从一方的角度解读另一方的文化语境。作者通过深入钻研多种语言的档案才能写出这样的历史著作，能够在迥然不同的官僚体制下审视同一事件。对现代中国的读者而言，这本书的最大用处在于揭示了英国方面的情况，尽管它也提供了一种至少尝试写作中立历史的模式；无论我们怎么认为费正清在这方面的失败，他毕竟做出了真诚的努力。此外，他让读者了解到双方各自的看法和动机。通过利用书中传主的详尽资料，费正清提醒我们，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都不是统一的整体，英国外交官有的直接来自伦敦，有的则出生和成长于印度；清朝的外交官员有的是满洲亲王，有的则是广东商人。

现代的中国读者亦可通过阅读此书了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诸多情况。正是这个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但当冷战帷幕拉开，它却饱受空前的焦虑困扰。这个国家只有极少数人——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学者具有在中国生活的丰富经验，而绝大多数人几乎对中国一无所知。1945年，中国是美国的坚定盟友；4年之后，它却莫名其妙地成为“排斥”美国的危险敌人。《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出版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1953年。在这种情况下，费正清解释了莫名其妙的原因，帮助美国读者了解为何中国“排斥”美国而选择了共产主义。这部中文译本的问世，中国读者可以借助费正清了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状况及其焦虑的问题。

是为序。（资料来源：《史学理论研究》199502）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说，因为中国并未“排斥”美国而选择了共产主义，相反，是中国惨遭苏联红军奸淫掳掠，被共产主义蹂躏彻底了。根据类似的历史经验，不会有人说“中国选择了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古人和满清人的入侵”，除非，是汉奸卖国贼才会这样说。】

【【15、费正清理解的明朝朝贡体系】】

《明朝的朝贡体系，看费正清的理解，那些你不知道的事！》（2019-05-20 快资讯）报道：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传统中国朝贡关系的研究著作，这在国际学术界中逐渐奠定了费正清模式的朝贡体系研究框架，也形成了用“朝贡体系”一词来明确界定中国世界秩序的学术规范。费正清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当中，归纳起来，他的朝贡体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认为中国推行朝贡体系的思想根源是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意识，即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这种世界秩序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正是由于中国的自我中心意识和思维才导致了中国难以适应民族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中国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等级制的和反平等主义的”。基于这种认识，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在 19 世纪和 20世纪难以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部分是由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个重要传统造成的”。他还认为“天子全智全能的榜样和德行所具有的神秘影响力，不仅遍及中国本土，而且可以超越中国疆界，普及全人力，给予他们和平与秩序。尽管这种影响力已逐渐衰微，但仍然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度的组成部分”。

其二，费正清同样强调贸易在朝贡中具有重大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和蛮夷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商业性的关系与朝贡密切相关”，在中国与外邦交往过程中，相比于中国统治者的行为动机而言，蛮夷国家更加看重这种经济利益。

例如：费正清在《论清朝的朝贡体系》一文中，曾明确指出“贸易和朝贡是中国对外关系体系的两个方面，中国统治者更加看重朝贡的道德价值，而四夷则更看重朝贡的物质价值，双方的利益满足了各自的需求，因此朝贡体系能够持续运行”。“外国必须把与中国的贸易视为皇帝给予他国统治者的一种恩赐，外国统治者必须遣使进京，举行朝贡礼仪。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式认可”。

其三，在费正清论述的中国世界秩序中，他尤为强调中国皇帝的德智、传统文化、礼仪在这种政治依附关系中的重要性。在朝贡体系的等级制社会秩序的维持和运行之中，皇帝的德行尤为重要，正当的礼仪会使他人在内心中确认统治者的权威，而参与中国世界秩序的异族统治者都必须遵守适当的礼仪，所有这些礼仪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朝贡制度。

纵观费正清的一系列著作，可以发现费正清对于朝贡体系的研究几乎大都以讨论清朝的朝贡体系为主。这也许恰恰是费正清看到了清朝朝贡体系内部运行的独特性，所以，他以清朝的朝贡体系为突破口逐步剖析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但是，由于费正清开拓和奠基了朝贡体系的研究方向，使得学术界在研究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和古代东亚国际政治中长期奉费氏研究路径为圭臬，这就导致了朝贡体系的学术研究迟滞不前的局面。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反思和批判费正清的朝贡体系研究模型，比较突出的是最近清华大学的张峰在《解构朝贡体系》一文中对费氏朝贡体系框架的批判。由于朝贡体系在帝制中国不同王朝推行的背景、目的、方法、形式以及功能和作用的不尽相同，这使得仅仅是用朝贡体系的单一宏观的历史叙述来描述和解释不同时期朝贡体系的纷繁复杂形态难免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与其说是费正清等人奠定的经典传统导致了这一局面，还不如说是因为后来的研究者找不到另外一种比朝贡体系更能描述传统中国世界秩序的研究路径造成了这一局面。

应该承认，费正清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并非就是如同一些学者所说的“是一个静态的框架，缺乏变化的意识，反映的主要是中国朝廷希望看到的世界秩序”。至少在张峰对费正清的批判中忽视了费正清的两个潜在的有可能开拓出新的研究路径的重大贡献，其一，就是费正清曾强调在朝贡制度掩盖下的朝贡贸易蓬勃发展的事实，以及最终朝贡贸易相对于朝贡制度的胜利，这其实为滨下武志研究朝贡贸易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研究基础，而就在上世纪 90 年代，滨下武志已经较为成功的从朝贡贸易的研究路径中开拓了朝贡体系研究的新方向，并且在目前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研究路径；其二，费正清也看到了朝贡体系具有防御性的功能，只是相对于朝贡的防御性质而言，他更为强调的是朝贡的礼仪文化作用和华夏中心主义的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张峰对费正清的批判不乏有“为批判费正清而批判”之嫌。

所以，费正清的朝贡体系研究观点虽然主要集中于对传统中国华夏中心主义的历史阐释，但也包含了许多值得我们后人继续为之利用和探索的学术宝藏。从这点来说，费正清的朝贡体系研究虽然在学术界处于主流研究地位，有垄断学术研究话语的色彩，但是只要我们全面的系统梳理和归纳费正清有关朝贡体系的所有思想和观点，在解构费正清的朝贡体系之前充分利用和吸收他的研究思想。那么，我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去深刻认识朝贡体系的历史原貌。

【谢选骏指出：朝贡体系并非某种思想观点，而是“中国秩序”——是“中央国家对于四夷辐射的同心圆”。】

【【16、1946年对国共两党命运如何分析】】

《1946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对国共两党命运如何分析》（2011年04月07日  国际在线）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费正清（1907-1991）曾研究中国问题60余年，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有影响的著作。1946年10月27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来自中国心脏的挑战》，是为当时在美国影响很大的《中国惊雷》一书写的书评。该书同年1月由美国斯隆出版社出版，主要反映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作者是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驻中国的两位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笔者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找到了这篇书评的原稿以及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发表的其他有关中国革命的论述，并作了一些对比分析。同费正清同期其他学术著作相比，这篇书评集中反映了他在4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是这一时期他有关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比较充分的一次论述。

一、认为国民党“必将失去政权”

20世纪30年代初，当费正清旅居中国时，就曾分别同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和伊罗生等人讨论过当时中国的形势，并一同外出考察。40年代费正清两次来中国，任职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美国驻华使馆。他曾经认为，国民党势力强大，能够消灭共产党，但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专制腐败后，认识开始发生变化。

费正清1943年8月所写的笔记表明，他已认识到国民党已经丧失人心，看到了中国民心的向背。他写道：“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在希望，因为从感情上，它已失去广大人民的信任，而且也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政权已经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并且没有足够的有识之士来挽救残局，因此，它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在为《中国惊雷》所写的书评中，费正清尖锐地指出了国民党当局的专制腐败。“从前对国民党政府的揭露都不彻底”，该书“真正揭开了盖子。美国公众可以看到他们以民主的名义支持的是多么专制独裁的政府”。《中国惊雷》犀利地批判国民党说：“领导层腐败透顶，秘密警察制度残忍，蒙蔽群众，不管人民死活。”费正清和国民党当局上层人物交往较多，了解其腐败内情，他评论说：“这些记述非常生动。”

关于国民党当局的前途，费正清在书评中说，因为国民党依赖地主，而地主又依靠农民供养，在中国农民运动的问题上，国民党陷入困境，不能动员民众抗击外敌，“必将失去政权”。

二、认为中国最终会选择“毛泽东的民主”

20世纪30年代初，费正清已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他是不相信共产党的。1934年10月，他在写给史沫特莱的信中说：“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因为，这里没有人能够实践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也不行。”1942年10月，费正清到了重庆，他对当时局势变化的预测仍然是“共产党很可能为国民党所摧毁”。然而过了一年后，他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新的认识。1943年底，费正清从中国回到华盛顿，作出了“中国革命是内生的”这一政治判断。他的意思是中共不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傀儡，中国革命有着自己传统的和现实的基础，“绝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的高压政治所能绞杀的”。

在这篇书评中，费正清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有吸引力。他比较分析了国民党的所谓民主和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认为“共产主义宣传更受欢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比国民党的民主更有吸引力”。他还认识到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存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法宝--群众路线。“共产党人以史为鉴，与农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难以想象的。”

费正清对白修德和贾安娜看好共产党表示认同。在《中国惊雷》一书中，白修德记述了考察延安的感受：“国民党声称延安搞专制主义，有秘密警察，有集中营。这些东西国民党自己有，却矢口否认。我在延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我在那里几个星期，但在那里几个月的美国人也没有发现像重庆国民党那样的专制机构。”白修德和贾安娜还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实践者。”费正清认为他们认识到了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兴起。

费正清看到了中共领导的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历史趋势。他在20世纪40年代就同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有过接触，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也日渐加深。当然，从他的思想深处来说，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不认同和不支持的，曾坦言：“在我们中间，谁也不想支持共产主义。我们所希望的仅仅是容许反对党在正常情况下存在，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在书评中，费正清亦强调了这一点：“蒋介石的民主不是我们所要的，毛泽东的民主也不是我们所要的”，但是，他已意识到“中国最终会选择后者，尽管我们支持前者”。

三、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场悲剧”

经过对中国革命的考察，费正清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从而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怀疑。“我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再也不是抽象的了。我了解了具体的人，认识了当时的局势。这使我对美国的政策产生疑问。”1946年11月1日，费正清写信给贝克曼，提出“不应再将支持蒋介石作为团结的基础，相反支持他会使团结的基础动摇”，“我们都有义务使得美国公众明白这一点”。

在书评中，费正清批评了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他认为，美国援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是自毁形象。其使用美国制造的飞机、培训的飞行员、制造的燃料，“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场悲剧”，因为“东方人会从美国在中国支持谁判断美国人的道德、意图、信仰”。他用嘲讽的语气说，美国人很聪明，能够制造飞机大炮，但搞政治时很愚蠢。“先进的中国人看到美国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交给反民主的势力滥用，非常痛心。”在书评的原稿中，费正清还认为美国人如果意识到自己“未能分清是支持多数人还是支持当权的既得利益者时也会非常痛心”。他赞同《中国惊雷》一书分析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严重后果，并强调这是“灾难性”的。他还批评了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认为其所作所为“给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工作带来了后遗症”。在1947年7月2日的《远东观察》上，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亚洲抵制共产主义，其实质是美国人在和亚洲人民作对”，正是美国人自己丧失了和共产党友好的机会，把中国人推向苏联一边。

四、认为“美国的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已开始意识到解决中国问题不能用美国模式。他在书评中指出：“美国的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他看来，“认为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推行西方的民主模式是非常愚蠢的”。在1947年7月2日的《远东观察》上，费正清进一步提出：“在亚洲推行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不符合亚洲原有的传统，超出当地的条件。”

费正清还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是“美国化”。1946年2月11日，他在美国驻华新闻工作的几点指导意见中说：“现代化，而不要美国化。我们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事物未必也对中国有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应当是：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应用于中国大众的生活。”

在书评中，费正清认为，美国人在中国的失败“首先是对中国的认识错误”。他认为自己要做的就是“帮助美国人接受中国生活的事实”。他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自传中说：“在过去50年里，一直致力于理解中国”，“共产主义在美国是邪恶的，而在中国却是有益的，我对这一结论的真实性深信不疑。这导致我提出了另一看法，即中国和美国是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国家--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费正清对中国革命形势所作的比较冷静、客观的分析，出发点仍是为美国对华政策和“自由主义理想”服务的。比如1951年5月，他在《哈佛校友通讯》上发表的《反思亚洲政策》一文中就说：“我们的基本目标是支持全世界范围内有法治保障的个人自由和体现我们的信仰的社会发展。”尽管如此，他在这篇书评中所表达的见解，对国共两党历史命运的分析和看法，是在1949年国民党败逃和美国承认对华政策失败的两年前，相对于当时的美国政府，应该说费正清还是有他的预见之明的。〔作者路克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1〕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猪一样滴愚蠢，以为中国会有美国式的选举。殊不知“中国式的选举”就是“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你可以叫它“大陆会议颁布独立宣言”，但那绝不是十三州代表的投票决定的，而是来自一个武装集团的号令。】

【【17、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不是中国在呼唤我，而是我在呼唤中国——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李小丢 2013-10-09）报道：

费正清是何许人也？在维基百科费正清词条下面第一行居然是大大的提示：“本条目的主题不是费玉清”，令人不禁莞尔。作为头号“中国通”的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本人就和他的大历史观点一样，常常被人误解。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费正清频繁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板砖：在美国，麦卡锡主义者指责他是“丢失中国”的人之一；台湾学者胡秋原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攻击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苏联说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大陆方面则批判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然而费正清却把这些批判当成是赞誉，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历史学家，他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和复合多维的学术观点注定不可能被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所接受。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史学家的存在不是为了讨任何人的喜欢，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史者，宇宙公器也。”他只需要做好秉笔直书的本分，其他的自会有历史来定夺。

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亲历者和观察者，费正清不仅在记录历史，同时也在思考着未来中国的走向。我们常常被他精准的预见性所折服，例如1949年建国之后，他曾经对共产党执政将遇到的问题作出预测，分别是：人口问题、官僚腐败的问题和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当然费正清并不是天生的预言家，他也有漫长的围着中国古老的城墙打转，而不得其门而入的时期。到北京的第一年（1932年），他和妻子费慰梅积极地学习中文，享受着异国生活的快乐，尽管已经有种种明显的迹象，但他们只是到了事件发生之后，才慢慢意识到日本侵略和社会革命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猝不及防地爆发。

在这部1982年出版的唯一的自传中，费正清摒弃了《剑桥中国史》等学术著作中官方和正统的史学观，而经由深刻的历史解析和微妙的私人情感的结合，更多的体现了他个人的观点。这不仅是一段五十年的回忆，更是费正清对于自己学术体系形成的一次系统梳理：他是如何从懵懵懂懂跟在历史车轮后面的记录者，成为建立在精通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之上的观察者的。在跟随他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阅读历程中，读者也仿佛拿到了一把通往现代中国的钥匙。

费正清能够快速、准确地接近现代中国的本质，源于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入交流。在与蒋廷黻、胡适、梁思成夫妇、费孝通、金岳霖等人的交往中，他逐渐摆脱了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影响，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深刻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得失的观念体系。余英时评价说：“这种历史观念贯穿了费正清的一生，也影响了他的学术事业——东亚研究中心和他在中美关系中所持的立场。”

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始终建立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上，而费正清毕生所致力于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看待中国的方式，他说：“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正如青年费正清对中国的心声：“不是中国在呼唤我，而是我在呼唤中国。”我们不再对立，我们彼此相溶。（刊于9.28 《周末画报》771期）

【谢选骏指出：不是中国在呼唤我，而是我在呼唤中国——这多像毛泽东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啊。可见在那个时代，是条狗都在狂吠、想要蹂躏中国。】

【【18、海外汉学家见知录】】

《美国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海外汉学家见知录之八》（陈友冰）报道：

费正清（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KingFairbank1907——1991)，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博士，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美国的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被誉为“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从他进入牛津大学直到1991年去世，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代表性论著有《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清代文献》、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与邓嗣禹等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美国与中国》、《剑桥中国晚清史》、《观察中国》等。其中《美国与中国》、《剑桥中国史》、《观察中国》等著作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看法。其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者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他创立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更是中国访问学者的摇篮。

一、终生致力于“中国学”的人生道路

1907年5月24日，费正清生于南得克萨斯州胡龙镇，父亲亚瑟·波·费是位牧师，母亲罗莱娜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学，最后又回到故乡任市镇律师。费正清是他俩的独生子。母亲罗莱娜对费正清的成长影响很大。她是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成员，随后任该协会一分支机构主席。罗莱娜毕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参加妇女选举权的游行和示威活动，组织各种集会，是位政治上相当活跃的人物，费正清后来的从政志向都与其母亲的引导有关。

费正清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工作，1925进威斯康星大学，1927转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1929年秋，费正清获得罗兹奖学金，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他的专业方向改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于是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1932年2月，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考察中国海关贸易。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威尔玛·D·坎农（Wilma Denio Cannon，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从1933年到1935年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费正清和他夫人费慰梅的中文名字皆是是梁思成所取。1935年圣诞节，费正清夫妇离开中国返美。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于是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此时，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美国战略情报局前身)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该中心在1977年费正清退休时，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后来还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于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资纪念。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的，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自1949年后首次重访中国，是新中国首次接待的美国学者。1991年9月1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在临终前两天将《China: A New History》交付出版。

二、“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与贡献

费正清是研究近代中国“中美关系”的巨擘：谈中美关系，不能不谈费正清；在美国研究中美关系，不能不读费正清的书。在美国目前最为活跃的“中国通”中，有不少都是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这些人已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坚力量。他的著作近年来几乎被全部译为中文，影响越来越大。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自其门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亦始于费正清。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论著大致可分四类：

第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其代表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这一两卷本的重要专著，是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论述了1842年至1854年间外国列强在中国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

第二类是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如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书目介绍；《清代文献》是有关中国历史文献注释与译文的教学参考资料，是特别有助于研究生的参考书；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也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

第三类是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从篇幅上说，第三类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

第四类是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等，其他著作还有：《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等。

下面撮其要者略加简述：

1、《美国与中国》（第五版）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年版。

这是费正清的第一本“中国学”专著，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引篇”：中国景观；第一篇：旧秩序（中国社会的本质，孔孟之道，异族统治与朝代的更迭，政治传统）；第二编：革命过程（西方的侵入，叛乱与复辟，维新与革命，国民党的兴起，南京政府，共产党的兴起）；第三编：美国与人民共和国（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秩序力，求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第二次革命，前景：中国和我们自己）。

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本书第一版于1948年问世，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获得较高评价，被称为经典著作。

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后来尼克松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

费正清随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思考研究中国社会，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修正、丰富《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内容。在此后的几次再版过程中，费正清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考察。《美国与中国》研究的是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中美关系。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介绍、分析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从而消除中美两国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改善中美关系。

2、《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

本书《剑桥中国史》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内容为：第一章导言：旧秩序（历史和中国的革命、旧社会、行政、对外关系）；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清帝国在亚洲腹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嘉庆的改革、危机的征兆：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叛乱的根源、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经学研究的范例、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第四章：广州贸易和雅片战争（广州贸易的特点、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英—中垄断商人、垄断制的告终、鸦片贸易、律劳卑事件、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广州查封鸦片、走向战争、战争的第一阶段、赎回广州、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国战败：南京条约）；第五章：条约制度的形成（条约制度的透视、1842-1844年条约的缔结、条约口岸的开放）；第六章太平军叛乱；第七章中俄关系1800——1862年；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第九章清代的中兴；第十章自强运动：寻找西方的技术；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费正清不仅是《剑桥中国晚清史》撰稿人，也是这套15卷本的《剑桥中国史》策划人和主编之一。（另一位是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字“杜希德”）。《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参加撰稿的为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3、《中国：传统与变革》（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美）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著，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版。

内容包括：作者前言；第一章：中国概况；第二章：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第三章：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第四章：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国；第五章：帝国的再生；第六章：晚唐与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第七章：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第八章：明代的国家和社会；第九章：清-传统中国发展的高峰；第十章：中国在19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第十一章：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第十二章：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第十三章：从君主专制到军阀混战；第十四章：中华民国兴衰；第十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译后记。

全书从上古秦汉一直叙述到20世纪70年代末。从比较史学角度探索了中国文化的源流，特别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演变，近代西方势力渗入后传统社会的变革等。

4、《观察中国》傅光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出版。

《观察中国》是一本论文集，包括作者中国研究的二十六篇论文。其中大部分是书评，多数刊登在《纽约书评》上面。但是，费正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书评合集成册，而是重新编辑、删减、修改，将零散的片断加以重新组织，于是，这些书评就被分成不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五大历史主题：1、新帝国主义观；2、毛的中国之内幕；3、正常化之路；4、文化大革命；5、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内容涉及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革命领袖与其人民的关系，二十年的敌对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来一些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尝试，其价值远非单纯的论文集可比。

三、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

1、学术思想

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人们无法理解，像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费正清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在费正清的一生中，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证明，欲了解今日的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的过去。费正清认为，那种以为中国的原始资料不可靠、甚至中国人的视野也不必要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西方人那种仅仅依靠英国、法国和美国档案史料来写中国学著作的做法，已经风光不再，对西方原始资料的依赖，反映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他竭力推动新的研究，主张深入发掘中国的史料，开展对人口问题、社会流动问题、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等问题的系列调查研究。

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是费正清所提倡的，费正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论文主要却是在中国完成的，他把发掘中国档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1932年他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费正清成为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者。1933年他利用清廷大内档案用中英两文写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费正清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步。费正清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更是依据了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的。这部专著也许因为太专，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规范。在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无不如此。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依据。费正清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还引导、帮助和要求学生也这样做。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须像学世界史一样研究这段历史，而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这一倾向。费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但在研究立场上，费正清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和研究东方的。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观念。在他的学术专著中，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都始终持此观点。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观点在美国和西方学者中相当流行，这实际上是“欧洲文明至上”观的反映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观念提出质疑。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2、学术活动

费正清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就是创建在哈佛大学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有人戏称费正清是“学术企业家”)。费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为其坚实后盾，费正清所有的规划和设想，都通过这一中心操作、实施，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东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同时研究日本、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各国与地区，中心搜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注重搜集中国近代、现代史方面的资料。搜集的资料中包括重大史实、人物传记和思想制度。这些资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档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研究中心还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图书140种。1970和1971两年就出版了43种，差不多每月出版两种，数量很可观，主要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更是中国访问学者的摇篮。

费正清另一个学术活动就是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费正清的学术主张反映了他关于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观点。由于他本人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崇高地位，因此，他的呼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曾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美国学术界和公众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

费正清学术活动第三个令人瞩目贡献就是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1953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四、学术贡献与评价

1、学术贡献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费正清作为一位史学家，还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他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教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一百多人。

费正清也极力推泛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

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

费正清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

费正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理解费正清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批判。费正清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其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联系。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老了，不能与时俱进了，难免遭到主子的弃养了——他最后亲自把稿子送到出版社，上午送走了稿子，下午就送走了自己——进了最后的动物收容站。】

【【19、费正清和冲击-回应理论】】

《美国汉学界如何理解近代中国：费正清和冲击-回应理论》（王杉杉 经济观察报·书评）报道：

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者，几乎无法避开费正清。作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费正清在20世纪下半叶的学术轨道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他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影响深远，一度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的公式之一。新近出版的《冲击与回应》，即是费正清与其学生邓嗣禹在1950年代基于此框架编纂的两部史料工具书之一（另一本为《<冲击与回应>研究指南》。在海外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已成显学的今日，此书中文版与中国读者的见面，可以说姗姗来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藉由此书重回1950年代，以此来回顾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如何提出“冲击-回应”模式，以及他们身处的历史现场。

费正清，1907年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休伦湖，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哈佛大学念书，1929年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以中英关系为研究题目，开始了对中国研究。1931年，费正清首次来到中国进行调查研究，并在中国结婚。1935年，费正清离开中国，在取得博士学位后，1936年前往哈佛历史系任教。二战期间，费正清在美国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处工作，并被委任为驻华首席代表，1945年又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1946年，费正清离开中国，并回到哈佛任教。1950年代，费正清获得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后改为东亚研究中心）。在费正清主持中心的18年里，培养了200余名学生与研究人员，这些学生毕业后几乎都在美国知名大学找到教职，有些如周锡瑞、易劳逸、史华慈等人还成为新一代知名的汉学家，占据了东亚研究领域的主流地位。1949年后，费正清极力主张美国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冷战背景下，费正清遭到美国麦卡锡等右派议员的攻击，指责其应该为美国失掉中国（lost China）负责。此后，费正清仍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1960年代其所主持编纂的《剑桥中国史》成为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历史书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费正清受周恩来邀请再次访问中国。1991年，在完成最后一部书稿《中国新史》之后，费正清因心脏病复发离世。

回顾费正清的学术及生命史，他不仅是一个历史学者，同时也是深度参与政治的亲历者。而费正清的研究之路，正是源于二战后的中国局势。

“伟大的中国革命”与费正清的研究之路

正如本书在序言中所言，“我们必须研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及其应对方法，但这只是近代中国伟大革命的线索之一 ”。在费正清眼中，近代中国的变局，促使中国士大夫阶层开展对西方文明的探索和学习，并以此作为在世界舞台打交道的手段，仅仅是中国激烈革命的前奏。费正清所亲历并真正关心的，是他来到中国后眼见为实的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战争中塑造的局势。

彼时，费正清曾作为政治官员参与对华政策，正是美国开始关心中国事务的关键几年。这期间，斯诺发表了《红星照耀中国》，正面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及根据地的面貌，在美国出版后影响巨大；费正清的学生白修德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报道，亦使国民党执政能力饱受质疑；1944年美国“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以及美国中国战场指挥官史迪威与蒋介石不可调和的矛盾，都使美国政学界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以致在内战爆发初期拒绝为国民党提供帮助。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是个历史小人，因此才说“伟大的中国革命”，他哪里见过中国革命的全貌呢？因为中国革命迄今为止尚未结束，甚至走了还不到一半也说不一定。也就是说，可能还需要一百年，中国革命才能伤口愈合、停止流血。】

【【20、我與中國異議人士拜訪哈佛費正清教授】】

《40年前，我與中國異議人士拜訪哈佛費正清教授》（亚洲周刊十八卷四十二期，2004-10-17）报道：

我好奇的想，如果林女士還活在今天的中國，她是否仍會發揮當年那「求真」的精神，去追究這一塲災難的前因後果，以避免同樣的錯誤再度發生？

序言：林澤民

這篇文章是我台大電機系好友蔡毅成兄近作。費正清是哈佛大學中國研究名教授，因其親中立場，素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所不喜。林希翎則是中國大陸早期異議人士，活躍於1950年代，後因支持胡風、批評官僚主義，被劉少奇定為極右份子。

1959年，林希翎以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一直到1973年才獲毛澤東開釋。1983年，林希翎流亡法國，迄2009年死於巴黎，享年74歲。其間兩度赴台，因其言論，為國民黨、民進黨所不喜。

我大學時期涉獵中國大陸問題，久聞林希翎女士大名，知其為一介諤諤之士，奈何一士之諤諤，不如千人之諾諾。近年已經淡忘她了。

沒想到毅成兄忽然寄來此文，並謂：

「我寫的事發生在將近40年前：我默默做我該做的事，很少跟別人提起過。倒是這次因武漢肺炎（按：COVID-19，全名為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簡稱武漢肺炎））困居在家有感而發。我開始意識到，待這災疫過後，這世界的局勢將會有很巨大的改變。這過程需要一些有智慧的人去引領這國家轉向民主自由文明的制度，以避免更大的毀滅性的災難。兄也許在我這短文多少體會到我這方面的用意吧？」

與毅成兄相識50年，當年彼此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後來各奔前程，素少會面。熟料50年後世變益烈，感慨遂深。兄初心尚在，蒙賜此文，不勝感佩。

《哈佛費正清教授訪問記》（蔡毅成）报道：

我於80年代初在麻州的王安電腦公司工作，家住波士頓的北郊。記得有一年的春夏之交，受朋友之託要我帶一名法國來的、叫林希翎的女士，去拜訪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並充當他們的中英文翻譯。

費正清先生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那時他住在哈佛大學附近的一幢破舊公寓的二樓，家中陳設十分簡陋。他的夫人親切招待我們享用她自己親手做的精美點心。

初次見面費正清先生給我的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和藹可親，溫文儒雅，且生活十分簡樸。這也令林希翎女士深受感動，讚嘆不已。費正清先生當時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的創辦人。該研究中心一向是美國的中國研究重鎮，集結了不少智庫型學者，並出版了大量重要的中國研究學術文獻。

費正清的大半生與近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他先後求學於哈佛及英國牛津等名校，主要研究19世紀中英關係。為了撰寫博士論文，他曾經遠赴中國調查考察並學習中文，受教於清華大學的蔣廷黻教授。他也曾短期兼職清華大學經濟史講師。其間結識了北大校長胡適、建築學家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哲學家金岳霖等民國精英。

他於1932年取得牛津博士學位，1936年回哈佛歷史系任教。由於他是當時著名的中國通，自40年代初即接受美國政府的委派，先後出任情報局駐華代表，駐華大使特別助理，及新聞署駐華分署主管等職。我們拜訪他時因為年事已高，中文聽講能力已經大不如前，但仍然耳聰目明且反應敏捷。

林希翎女士於國共內戰末期加入共軍，是解放軍的文工團團員。復員後保送入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據說她是當年「大鳴大放」時的活躍人物，常常在北京各高校演講批評中共的政策。但隨之而来的反右運動中，她即遭到各方面的無情攻擊。毛澤東親自在《人民日報》上點名批判，將她歸類為所謂的「學生右派」。從此年紀輕輕的她便受到無止境的羞辱及牢獄之災，甚至連累到她自己的家人。

多年後，林女士接受一個法國學術單位的邀請，去協助整理一些有關中共早期政治運動的歷史資料。此後林女士便一直居留於法國。但一個言語不通且沒有一技之長的外國人，在法國謀生確實不易。因此她非常希望有機會移民美國。

那一年林女士在訪美期間，會晤了波士頓地區的一些中國大陸流亡人士，經他們的牽線安排去拜訪費正清先生。也許她希望費正清能夠協助打通移民來美的管道吧。這是我幫忙傳譯他們的談話時留下的印象。

在費正清與林女士的談話中，我注意到費正清先生花很多時間，去詢問共產黨當政後中國大陸不同時期的政治運動，及老百姓生活狀況。據我瞭解費正清先生那時與不少中國大陸流亡人士有密切的聯繫，並資助他們參與一些哈佛大學的中國研究項目。會談中我也會在適當時機，談談我自己的經歷及一些對中國大陸問題的看法。

費正清先生的桌子上，凌亂的堆滿一些中國問題研究的寫作草稿。他對我們王安電腦公司的產品也很有興趣，並笑談我們的大老闆，也是他哈佛校友的王安博士的一些趣聞。王安先生曾是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熱心贊助者。

會面結束後，接著又送林女士去中國城，與一些華僑及中國大陸流亡人士聚餐。在這短短的大半天的匆忙活動中，我並沒有跟林女士有太多深談。但卻有機會近距離的觀察這曾經的知名人物，注意到她的確有一些與眾不同的性格特徵及行為模式。也許我們自小生長在中國大陸，耳濡目染，對這些也早已習慣了。

費正清在中美近代史上，曾經扮演過很關鍵的角色。至於他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則是眾說紛紜。

國民政府遷台後檢討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特別指控費正清等左派學者長期散播不利國民黨的言論，貶損國民政府的信譽。他們直接、間接的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轉而偏向於中共，最終造成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全面潰敗。

但在中共眼中，他無疑是統一戰線的好朋友，也是很好利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美國政府內部多年來也一直有強烈的聲音，批評費正清等「中國通」出賣友邦中華民國，造成如今世界嚴重分裂對立的局面。

但很諷刺的是，幾十年後費正清先生卻要透過林女士等眾多中國大陸流亡人士，去了解中共自建政以來連年不斷的自我毀滅式的政治運動。不知他老人家對他曾經同情並幫助過的那些「民族主義」革命家們有何感想？但我還是寧願相信他是一個能夠自我反省，且有同情心的理想主義者吧。

林希翎女士的一生經歷，無疑是一齣值得同情的悲劇。她自己曾經是追隨中共打天下的既得利益者，也是中共內部幫派傾軋內鬥的犧牲品。她之所以會陷入這種悲慘的命運，我想一方面固然是外在險惡的大環境，那是沒有人可以逃避的；另外也可能是她那種不屈不撓「求真相」的個性，觸犯了當權者的大忌吧。

可見當時已經有大學生逐漸意識到，一個國家要文明進步，人民必須要有獨立思考和說話的自由。但他們也很快的理解到現實是十分冷酷無情的。我們大多數國人不是都聰明的學會了如何忍讓過日子，委屈求生存嗎？是的，我們這些人好歹都還「活著」，而很多勇於追求言論自由的人卻都犧牲了生命！

與林女士分手後，我再也沒聽到過她的消息，相信她也不會記得我這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但我還是會偶爾的想起她。尤其是在國內遇到一些非常時期的非常事件，如目前嚴重殃及全世界的武漢肺炎（COVID-19）。

我好奇的想，如果林女士還活在今天的中國，她是否仍會發揮當年那「求真」的精神，去追究這一塲災難的前因後果，以避免同樣的錯誤再度發生？

往事不堪回首，據我後來了解，林女士最終還是未能如願移民來美。多年後費正清先生終於放下他熱愛的中國學術研究工作，於1991年病逝於波士頓。而林希翎女士則繼續在陌生的異域掙扎求生存，直至2009年終老後，家人將她的骨灰運回故郷安葬。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不会帮助林希翎，因为从这个被毛泽东弄疯了的女人身上，实在捞不到什么油水了。】

【【21、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

《吴晓波：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DoNews 2018-07-11）报道：

“我带着新娘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吃西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办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

1932年，写下这段文字的费正清，时年25岁。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他乘汽轮到了上海吴淞口码头，谁知道一周后日本军队就攻陷了上海，他和新婚妻子费慰梅仓皇逃到北京。1948年，费正清出版《美国与中国》，这是第一本把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专著。

跟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一样，费正清在东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对比中，去寻找答案。他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即中国社会接受着来自西方政治经济变革模式的冲击，并且不断对此作出反应，以推动自身社会轮轴的运转，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次长期响应。

费正清提出过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在抗战的相当长时间里，费正清主持美国国务院的北京新闻处工作，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中国动态并提出建议。通过近距离的接触，费正清一直在梳理和迭代着自己对中国的观察。

一开始，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课题。几年后，他意识到科学与民主的推广似乎更为迫切，当他接触到一些左翼人士后，他又认为那些能够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是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这都是一些交错在一起的问题，它们从上世纪初就开始呈现在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人的眼前，近百年来，交织往返、缠缠绵绵，从来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

费正清后来回到哈佛大学，创办东亚研究中心，主编《剑桥中国史》，终其一生，专注于中国问题，而中美比较一直是他学术创见的方法论。晚年的费正清坚信，“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不过，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又存有着历史学家的特有谨慎，在1987年出版的《观察中国》一书，他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费正清没有具体解释，他之所以说更“窄”，而不是说“更多”或“更广”，是基于怎样的可能性考量。

1972年，49岁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的公文包里只带了一本书，就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曾回忆说，“1967年或1968年的某一天，我在从纽约到波士顿的东行列车上偶遇基辛格，我们谈论了如何恢复美中关系。”基辛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承认，“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

基辛格是一个苏秦、张仪式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他看来，“国际环境之所以混乱无序，是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确保世界安全的世界政府”。据此，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论点：“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作为美国政治家，他对中国的友好及好奇，完全的出于美国称霸战略的思考。1972年的访华及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更多的出于遏制苏联的冷战需要，而之后的推动美国公司的对华投资，则是制造业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他对中国式的统治的观察，与费正清十分相近，他写道，“中国以允许通商为诱饵，加上高超的政治手腕，笼络邻国人民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准则，同时制造一种皇帝威严的印象，以抑制潜在的入侵者试探中国的实力。”

基辛格的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16年的12月，他已经94岁，是第八十四次踏足北京，这恐怕是一个很难被超越的记录了。中国的几位最高领导人分别与他进行了交流。王岐山跟他会见时，特意拿过一只丝绣的靠垫，希望他在坚硬的中式沙发上坐得舒服一些。

李克强总理在会面时讲的一段话，浓缩了过往数十年的中美交往：“基辛格博士45年前访华时，中美贸易几乎为零。45年后的今天，中美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量的五分之一，中美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我们的贸易和投资量如此之大，自然难免有分歧摩擦，但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误解和分歧。”

就在基辛格访华前，他出版于2011年的《论中国》中文版发行。在这部厚厚的著作中，基辛格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进行了微妙的修正，他提出了“例外论”。

基辛格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来自中国文明，来自中国文明中心论，并且始终受其支配和型塑，从未断绝。因此在他看来，一百年前美国的崛起对于大英帝国而言，是一次例外，而本次的中国崛起，对于美国而言，也是一次例外。

事实上，这种新的“例外论”并不仅仅出现于政治家的观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也明确地认为，中国近数十年的经济崛起运动，超出了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是一次“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例外，不仅意味着理论和价值观上的陌生，更带有强烈的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当这种“例外”催生出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出观察者们的不安。

在基辛格的著作中，读得出他既为自己的过往努力而骄傲，同时也有着美国式的深深担忧：“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

2017年8月，史蒂夫·班农离开白宫，辞掉了总统首席战略官的职务，他决定“回到民间”，继续支持特朗普的右翼强硬立场，推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运动。

在9月，他两次与基辛格单独交谈。在接受“新闻60分”采访时，他谈及了交流的细节，“我虽然敬重基辛格，并已阅读其所有著作，但仍倾向与中国对抗。”

1953年出生的班农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典型蓝领家庭，当过海军，读过哈佛大学的MBA，在高盛做过投资银行家，办过“布莱特巴特新闻网”。2016年，在特朗普选情最危急的时候，加入竞选团队，82天后助特朗普入主白宫。

作为电话接线员的儿子，班农从来认为自己是美国蓝领阶级的代言人，他甚至反感别人称他为“阁下”。他没有踏足过中国大陆——只在香港做过一次演讲，但他是当今美国最坚定的反华派政治领袖。

2017年12月17日，班农在日本东京发表了一次长篇演讲，主题就是中美关系以及他的战略对策。过往半年所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可以说是这次演讲的现实演绎版。

他的核心观点有三个：

其一，这次民粹主义大规模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全球阶段，就是中国的崛起；

其二，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七十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经济得到发展后，就会成为我们想象中的模样，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

其三，中国摘走了民主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那就是我们的创新。特朗普总统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

在演讲中，班农具体谈到了对中国进行经济遏制的五大战略性领域：“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5G、金融技术和人民币国际化。

与基辛格的石油、粮食和美元“三大件”相比，班农勾勒出了未来大国竞争的新战场。在他看来，中国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上的能力已经构成对美国的致命性威胁，“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5G网络的新发布，将让中国再一次在科技上占主导地位。而金融技术的先进性，将可能使人民币成为汽油和所有石油产品的兑换货币，进而让美元失去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班农说，“现在，这个世界正处于刀刃之上。”

从费正清、基辛格到班农，出版于1948年的《美国与中国》，仅仅完成了上卷，中卷到了动笔总结的时刻，而下卷才刚刚开篇。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以及其间发生的制度创新和人的现代性，有自己的解读，更有着切身的焦虑。而透过那几双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眼睛，又可以从一个十分陌生的视角进行反馈式的思考。

你很难用善意或恶意去揣测那些观点，它们都是出于各自的价值、知识体系，并烙有强烈的历史当下性和国家利益诉求。在风云激荡的2018年，我们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

—— 我们想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当代中国来自于历史，融入于全球化，它的变化既非完全发生于内循环，又不可能是一次全部的外来文明植入，那么，它到底拥有怎样的“顶层设计”、抱负和愿景？

—— 我们怎样继续推动自己的进步?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一个可行性大于合理性的现实主义进程，它的不均衡特征，不仅出现在经济领域，同时更广泛地发生在制度和文化层面，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公平和合理？

—— 我们应该如何与世界共处？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经济大国，与美国的贸易对抗，并非完全来自意识形态，而是带有国际关系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如果基辛格年轻三十岁，也可能是另外一个班农。

中国正步入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阶段。没有什么是一定会发生的，也没有什么是一定不会发生的。

“唯自强者不辱”，是一个永恒的竞合真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未来中国变革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耐心和心理、制度和技术上的准备，必须保持积极的自我革新的决心。

1973年，年轻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尔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他把书稿在第一时间投寄给费正清，希望得到这位当世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指教。在一次交流中，费正清谈到了很多年前他去黄河岸边时看到的景象：

“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

【谢选骏指出：以前我相信“英雄史观”，看了上面的说法，我快要认同马列主义主张的“奴隶史观”了——原来历史就是由“费正清、基辛格、班农”这些小奴隶渣创造出来的吗？】

【【22、这是一个只有费正清没有麦卡锡的年代】】

《这是一个只有费正清没有麦卡锡的年代》（2021-03-12  夏言）报道：

从澳洲政府推动立法试图阻止红色势力渗透各领域开始，围绕澳洲华人的话题，有两个论调一直被刻意炒作，一个是“种族歧视”，另一个就是“麦卡锡主义”。

尤其在去年10月的一次听证会上，自由党参议员Eric Abetz公开询问3名华裔澳洲公民“是否愿意无条件谴责中共专制？”结果引起一场没完没了的风波，三位被询问者不但拒绝回答，更认为这样的问题涉嫌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是“麦卡锡主义”在澳洲的翻版，他们的回应得到了一些左派人士的支持，舆论跟着沸沸扬扬。

澳洲曾经有着臭名昭著的“白澳主义”历史，华人经常搬出“种族歧视”作警告也无可厚非，但对“麦卡锡主义”的指控仅出现在最近几年，主要出自几位澳洲前政要之口。

2016年，工党参议员Sam Dastyari卷入黄向墨红色政治献金的丑闻案，结果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对此，前澳洲外交部长，时任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的卜卡（Bob Carr）公开批评澳洲媒体的批共言论，称是“麦卡锡主义”复活。

随着澳中之间的战略紧张局势加剧，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也多次公开批评自由党政府正在以“麦卡锡主义”应对中国。他曾强烈抨击自由党议员Andrew Hastie对中共恶行的指控，称澳大利亚可能会陷入麦卡锡时代。

有意思的是，当澳洲学者或前政要以反“麦卡锡主义”为由打击批评中共的声音时，新华社等党媒都会力捧，并作广泛传播。

媒体对“麦卡锡主义”的描述几乎都是结论性的，含糊不清。那么，“麦卡锡主义”究竟是怎样的“魔鬼”呢？

要了解那段历史，就要追溯到中国国共内战的年代了。

日本投降后，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中共发起内战意图推翻美国的盟友国民党政府。人们一直以为，那时的美国杜鲁门左翼政府是站在国民政府一边的，其实并非如此。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误判，对中共的崛起掉以轻心，更给予某种幻想，使得美国政府各机构以及美国驻华军队在国共内战中保持着观望状态，对国民政府的求援基本都是阳奉阴违，结果中国变色了。

中共夺得政权后，立即爆发朝鲜战争，美国不得不与中共政权作战，付出昂贵的代价。美国政府这才意识到苏共与中共的间谍在美国的活动非常频繁，几乎影响着政府的判断力。

这时候，一位叫做乔·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横空出世，在1950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麦卡锡以掌握大量证据为由，严厉批评共产主义分子对美国各个领域的渗透与破坏，尤其是对美国国务院与军队的渗透，他指责美国当局漠视共产间谍的危害性，使得美国“失去中国”，最终与中国作战。

麦卡锡更将矛头指向四位直接影响美国当局决策的“中国通”，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领袖人物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麦卡锡称他们是“四个该为输掉中国负责的约翰”（四人英文名都为约翰John）。把对共产间谍的指控上升到美国的重量级人物，是麦卡锡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麦卡锡对政府的批评获得全美上下的极大关注，并使得他成为美国最知名的政治人物，他的呼吁让许多美国人觉醒，看清了共产主义的邪恶；也让无数盘踞在各个领域内的共产党人无地自容，人人自危，当然也激怒了美国的左派势力与亲共人士，以及美国军队的高层。

由于大量的亲共人员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或共产间谍，以致他们被社会唾弃，有的失去了工作，一些左派组织也遭调查。于是，美国强大的左派势力以及军队高层认为反共浪潮扩大化了，指责麦卡锡的证据不但“无中生有”，还制造了“人权危机”与“社会动荡”，并将此现象称为极右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进行批判。

1953年，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后，麦卡锡与美国军队的矛盾白热化，最终，麦卡锡关于“共产党大规模渗透美国”的指控遭到美国参议院的正式否认并加以谴责。

从此之后，“为什么输掉中国？”这种让美国政府丢尽脸面的争论不再进行，打击“麦卡锡主义”成为了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正确。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还是“亡羊补牢”似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法案以削弱共产党对美国的渗透与影响力。

不过，对于麦卡锡本人，社会至今无法盖棺定论。据一些报告称，在苏联的档案解密后，人们发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苏联间谍的确在美国大肆活动，超过许多学者的预想。麦卡锡当年所认定的共产党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很精确的。

虽然一直以来有很多人为费正清辩护平反，费正清的门生也遍布各界依然发挥着影响力，但许多研究学者根据费正清的文献依然得出以下结论：“散播不利国民党的谣言，打击国民政府信誉，促成美国政策有利中共，影响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他在中共眼中，无疑是个英雄。”

由此可见，“麦卡锡主义”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麦卡锡本人在美国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也只能见仁见智了。但遭受打击的费正清之流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功臣却无可非议。

2月底，我借参加一个论坛会的机会，咨询了几位澳洲学者与议员，尽管他们对“麦卡锡主义”的评论有差异，但共同点都认为澳洲根本不存在“麦卡锡主义”，并称那些叫嚷警惕“麦卡锡主义”的人无非就是为了压制人们对中共的批评。

澳洲知名左翼学者Clive Hamilton认为，历史对“麦卡锡主义”的指控是不准确的，“麦卡锡主义”是希望将共产主义者从美国国会、好莱坞、工会等各种机构中排除出去，结果却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巫婆”。

澳洲众议院自由党右翼议员George Christensen表示，过去批判“麦卡锡主义”，是因为那个时代出现打击臆想敌人，缺少依据。但在澳洲，中共影响及破坏澳洲价值观是事实，警方一旦锁定目标，那都是国家安全局或情报机构确认的。

研究中国历史的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认为，虽然“麦卡锡主义”有不尽人意的缺陷，但当年麦卡锡发出的警告是很有价值的，他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如何提防共产势力。他说，当今澳洲有些人心怀叵测，刻意维持着60多年前的思维，认为调查中共的代言人是违反人权的。

对此，本人认为，不负责任的舆论往往会误导社会，其实麦卡锡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而是当年少有的觉醒者之一，当今澳洲现状与“麦卡锡主义”完全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澳洲拥有健全的法制与成功的多元文化建设，即使当今中共势力对澳洲的渗透力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美国，却依然没有出现麦卡锡，更何况“麦卡锡主义”了，反之，费正清一类的人物倒是层出不穷。

【谢选骏指出：费正清和麦卡锡差异很大，但都是美国社会的产物，在利用民意兴风作浪上面，出奇的一致。这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作为社会活动家再是机灵，也不得不遵从选民的意愿——而民意如流水，奈何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另起一页）

（另起一页）

书名

《中国新史》批判

Criticism of "New History of China"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0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02

费正清《中国新史》批判 21

 

【【第二十一章 邓小平的改革（一九七八——一九八八）】】

平反与重建

我们若要观察十亿以上中国人在“四个现代化”的标题下的十二年的活动（一九七九，一九九一），只能从浮面看一个梗概，否则不易看出所以然来。实在说，我们无从讨论中国人民在做什么，只能谈淡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行事。我们可以研究骑马的人，却难以研究马。马的力量是骑士无法匹敌的。马往始料未及的方向冲的时候，骑士但求在马背上坐稳就得花费很大气力了，几乎不可能将马勒止。简言之，重要的不是今天的中共政府是否太强大，而是它面对现代化要求时是否够强大。十亿人往工业化“起飞”的时候，其经济成长是政府阻止不了的。统治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政治系统上达成相搭配的成长．

八〇年代初的改革期间，中共试图从毛泽东当政末年的最低点恢复元气，在党的人事、农村生产、工业管理、外贸与外资、科技各方面都努力加强。首先要打理的是领导班子。

由于“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已经把船撞上岩礁，中央委员会必须以集体领导重振共党统治的合法性。一九七八年以后，邓小平虽然已被尊为“最高领导人”，表面上他仍只担任副总理的正式职务。不过，他的谦逊倒也允许他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阶级斗争的风气让位给经济改革与发展，毛的口号“政治挂帅”和“红胜专”也被古来的治世名言“实事求是”取而代之。意识形态的地位大贬。

新时代的来临是由外交政策宣布的。中共面转向外，欢迎对外接触。一九七二年开始的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圆满达成。邓副总理游访美国各地，让美国人明白，能够熬过文革的人不会把美国政治的这些老套把戏放在眼里。不久就有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和科技专家到美国来深造了，十万名美国观光客也带着美元跑到中国去。从某些方面看，双方是重修旧好了。

邓的“开放”政策承认，中国经济要进步，非得有更多科技与资本注入，这两者都要自国外取得。科技转移于是成为重大目标。与外国公司的安装新机器或工厂、建观光饭店、开采煤或石油的合约，都同时引入了资本和技术。不幸的是，工业发展也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虽然有管制污染的法律，执行起来却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不够彻底。

四个现代化涵盖的是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者都没有政治改革的指望。但是任何社会科学家都会预期它跟着经济改变一起来。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按中共一向先发制人的谈判作风把政改排除在考虑之外，发布了“四大坚持”，即是坚持：（1）社会主义路线，（2）无产阶级专政，（3）共党领导，（4）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可以指望的是，自选自任的共党专制政府和以前历代的王朝一样，要继续垄断手中的权力。

邓的政权的第一要务是，先承认以前犯的错，以重新确立其统治权。政府检讨并修正以前对好几类人士的错误批判，对象包括五〇年代初上百万的地主和富农，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五十万人，六〇年代初被指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乡村人民，以及文革时期被冤枉的三百多万干部和被诬判的三十万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被平反的人总共可能达到一亿之谱。其中有许多人——如一九六九年默默去世的刘少奇——是死后才获平反的。平反运动的规模大得惊人；进行了大约五年。

毛泽东本人是个问题。他既是中国的列宁兼中国的斯大林，不可能只谴责他而无拆毁共产主义殿堂之虞。解决之道是，把毛的早期好记录和晚期的坏记录分开。算出来的结果是七成好三成坏，很巧，毛泽东评定斯大林的功过也是这个比例。毛泽东思想——早期的——仍可以做为中国未来走向的指导原则，尤其是经过辩证能手巧妙阐释过的部分。一九八一年六月共党中央委员会的“党史问题”决议，也承认中委会对于集体领导之解体“应负部分责任”。这与古时皇帝下“罪己诏”是异曲同工的，皇帝对祸事或灾难认错，表示他没有规避职责。为加强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提出晚清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且颂扬孙中山的言行，因为这两个人都曾强调外国科技与机械的重要。

为了赢回人民的信心，党员必须经过筛选以提高素质。总数四千万的党员之中，估计只有百分之四有大学学历，仅百分之十四是高中程度。四千万人之中有一半是文革期间入党的，这些人的专业水准低，甚至连识字也不多，倒是毛式的群众运动意识形态依然很浓。毕竟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都是批斗当权派。党实在不能倚重这些人，必须先确立党的纪律，一定要党员先能服从党的指示。但是党的改革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事。

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十二届党大会中宣布进行全面的整风运动，但这一次只限于党内，并没有对群众意见大张旗鼓。同时进行的，是吸收知识分子与技术专才为党员。党的这次整风效率欠佳，虽然有数千人被开除党籍或受处罚，但是对这么大的党而言，受处罚的党员才占百分之一点一，丧失党员资格的只占百分之零点四。至一九八五年为止的五年间，有一百万名以上的资深干部领了退职金走路。一九八五年九月间，一百三十一名高干卸职了。他们一般都以党新组的“中央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身分领取外快，这个咨询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曾任职《人民日报》的刘宾雁（1990），在八〇年代调查发现，贪污保守都可归因于文革期间爬到高位而且还坐在位子上的那些党员。显然他们要死而后已。

军方系统的删减虽然进行得很慢，到一九八五年，预算与人员都大幅下降了。参谋部有四十名军官退伍，军官团的百分之十也跟着退了。一九八五年六月间，解放军原来的十一个军区减为七个，高级军官减了一半。此外，军方在中委会里也不再居优势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趋势。专业性是军方的主要目标，新兵中都市青年多于农村青年。主力部队仍由中央严密控制，其中以陆军为主，海空军为副。外国武器购入后，提高解放军的战力。此外，军方一般都避免涉入政治。

农业发展

二十年来，农业生产的成长一直赶不上期望的目标。由于农地改为建设用地，使可耕种土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十一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间的五亿八千六百万人口，一九五七年增加至大约六亿三千万，一九七〇年是八亿二千万，一九七四年八亿八千万，八〇年代初超过了十亿，一九八九年增为十二亿。这样的人口成长，吃掉了“绿色”农业革命的增产，而且使空间资源、住屋、公共设施都不敷所需。再者，这些过度充裕的男女人力欠缺训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或更多是不识字的。政策上的强调重工业、消除乡村副业，导致农村有大约四至九千万人失业，城市失业人门也在一至三千万之间。即便有（也许正是因为有）大量资金投入工业，乡村的低生活水平毫无改善。

中共最初的农业发展策略，是假定中国的劳动力可以供应灌溉、道路、田地等基本设施之需，如果这个劳动力能够动起来的话。五〇年代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公社，确实曾经汇集了大量未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当时用在挑运土石上的大量人力虽然十分浪费，但是按理论，从此以后生产量和生产力都会增加。不幸的是，这种农业自给自足策略——也是开发中国家普遍鼓吹的，很少有成功的例于。按德魏特·柏金斯与沙希·尤苏夫（Dwight H.Perking ＆ Shahid Yusuf,1984）的结论，合作社与公社动员的劳动力，整体而言，未必改进了生产。

汤玛士·劳斯基（1979）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农业，虽然投资的人力和收获产品都有增加，事实上每个工作小时的生产力却下降了。黄宗智（1991）进而犀利地指出，毛时代的整整三十年年农业管理，不过是保持了经济成长上的复旧。在人口成长的压力下，农民不断增加壳类出产量，却也不断递减其每个工作小时的报酬率。他们得以更快的速度跑，才能在原位站稳。黄认为，这种大不幸的导因是，毛时代胡乱接受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假说，而这种假说并不适合劳力供给丰富过剩的中国。复旧倒退的死胡同——产品增加而无个人生产力之改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阻挡中国农人前进，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八年间依然阻挡如故。

城市与乡下的收入均等化，也无甚成效可言。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的资源不同，改善的能力也不同。贫脊、多山、灌溉系统不足的地区，农民若不接受外地的施舍，就注定要困苦一生。江南水稻灌溉区的农民却一直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另一个阻碍均等化的因素是，严禁农村人口移入城市。所以，城市劳动力较能被充分利用，城市人的生活景况也就比较好。城市生活的改善可以扩及四周附近的乡下，却扩不到太远的地方。

处理一九七八年农业改革的时候，计划者认识到以前农村管理的错误，尤其要修正的是对农民的动机刺激。最先是由赵紫阳在四川试行改革，同时也在安徽展开。全国各地的改革形式与进行时间都不一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鼓励农家从事谷物生产以外的副业。农民的副产品可以拿到地方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收入便可提高。

主要的改革是“生产责任系统”。其中包含六、七种不同方式，但都是以契约为基础。经过不同的试验阶段后，通常由生产小队和各个农产协议契约。生产小队的管理人员（干部）拟好全面的计画，再和各农户商定各家使用那些田地的契约。契约载明出产作物的数量目标，以及农家可领取的补偿。其结果是，记帐的工作从以前的生产大队转回来给生产小队——每小队包含二十五至四十户不等。

把责任放给各个农户，是很强的刺激力。因为，农家愈辛勤工作，替自己生产的就愈多，并不是眼看着自己的生产成果往上缴了。土地不可以买卖，但可以按契约加以利用。农家不再只求达到地主政府征粮谷的标准，现在只要从自己耕的地上收成里取某个定量交给小队就成了。这种“包干”制度，几乎成为全国通行的方式。文革早期以道德训诫为刺激力，要求只生产谷类，给农家副业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都是凭空画的意识形态蓝图罢了。

制度改变的影响非常大。现在的地方主管不必只顾向农民征收规定数额的粮谷了，农民也不必为了生活而非从事业猪养鸡的副业不可。现在整个小区可以联合计昼如何提高生产增加收入了，结果则是两者都大量增加。八〇年代的农村生产成长了大约两倍半，远超过人口成长。这乃是邓小平改革的大成就。

如果有人说，中国农业找到出路而愿意向美国农业看齐就是走向“资本主义”，他可是大错特错了。农业的契约制乃是治国之术的最新风貌。自有历史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就想着如何把人民组织起来，藉以改进人民福利强化国本。现在他们却发现，在半商业化的农业社会中，立契约可以激励动机，从而提高生产。就是这么简单。古代的权谋之士看到这些安顿农村大众于田地的新方法，必然会点头称许。

毛泽东政策的目标是要各地区“自力更生”，造成公社的蜂窝结构，要求各公社将彼此的依赖降至最低，而且是反对商业行为的。这种政策徒然阻碍农村的发展。有许多计划虽然达成了，但毛的农村自筹资金的工业化全面失败，许多干部遭到冷落，接着就是某种程度的消除集体化。在邓小平的改革之下，新兴的地方菁英阶层——比地方干部技术能力高且眼光远，朝着地方贸易与多样化等新目标推进。

共党革命究竟为农家做了些什么呢？在八〇年代，人口与土地稀少的压力比以往一向更大了，烹煮与取暖用燃料的需求增加，大大加速了树林滥伐。工作的负荷量根本未减少，地主阶级由政府取而代之。真正不同的是农民的心态、行为、机会。毛泽东时代已经打开了初级教育、公共卫生、较好技术的大门。人人平等的信条让农民对自己、对自我潜能有了新的看法。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在邓的时代变成创业者，不再参加以前那种由委员会管理的集体业务，转而做起各种各样的事业。大型国营工厂的共党职工却反对这些小创业者，利用党的筹资能力扶助合作事业，以减少个体户的数目。这些党工们一心一意要维持住大型的国营工厂，以表现赋与他们地方权威的“社会主义”是多么优秀。

工业发展

邓小平经济政策的最突出的转向即是开放外国的贸易、科技、投资。从一八〇〇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看，这算得上是剧变。一八四〇与五〇年代的不平等条约未出现之前，清朝的政策明显不注重外贸与对外接触。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自给自足最初乃是战时经济的信条之一。一九四九年以后，闭关自守不依赖进口的政策（仅对苏联集团除外），表达了很浓的反帝国主义情绪，而且以苏联的自给自足式工业发展为仿效的榜样。

迟至七〇年代末，中共的投资政策仍旧一昧模仿苏联。作为其依据的基本假设是：第一，资本与产量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投资年年增加的话，产量也会年年增加。第二，外贸是不重要的，因此，生产消费商品以取得外资不在计划之列。基于这些理由，工业化的上策就是尽量多投资，尽量减少消费。换句话说，重工业可建设光明前途，消费商品却会妨碍前途。因此，中共在六〇、七〇年代把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国民所得投进工业化。打着闭关自足主意的中共，故意避开了外资输入可以带来的好机会。

渐渐地，资本对产量的比例变了。也就是说，同样数额的产量所需的投资量愈来愈大了。国民所得成长率下降，投资率却继续上升，留给消费率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资金转投入国防、工作动机低落、铁路建设遭遇地形困难等等因素，都妨碍了生产。此外，中共的工业设备老旧，大约六成需要换新。至于管理方面的问题，中央计划与强调产量实际数额的规定太严苛，导致有货无市，也就出现净亏。一九七六年以后，苏联式的工业策略仍持续了好几年。资历最优的工业策划人才之中，有一部分于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间被赶下台。经过文革以后，原来的三百多位高级经济官员被整肃掉一百多人，保住职位的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

按高度中央集权的苏联式管理经济，省级和以下的生产单位的一切作业，都隶属直通到北京相关部门的垂直结构之内，由某一位副总理监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想要达到迅速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原则应是农业集体化、中央计划地方管理、加强第三前线或其它便于防御的内地省分的重工业。到了七〇年代，重工业、内地省分、北京官僚这三个既得利益者主宰了经济政策，不过，中央控制式经济难免的生产短缺、不顾及消费者需求等等特征都已存在了。一九七八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令人想起孙中山的铁路发展蓝图，只顾理论而不务实际。例如，东北的大清油田是重要生产中心，计划中就拟定要再开发十个类似的油田，根本不考虑有没有这样的油田可以开发。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计划策略才有了根本上的转变，改为侧重农业与销往国外的消费商品。至于重工业，因为能源较不足，总得抑制了。同时，轻工业应借助外资。

这些工业改革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复兴，因为一切还是由党和政府发号施令，而且还是以集体主义——即“社会主义”——为中心目标。不过，在工业的责任制度下，权威现在交给管理人员的比交给党委的多了。国营企业不再把收益（与亏损）全部报缴政府，现在是自行管帐，按收益缴的所得税虽然高，其余却可以用于再投资厂房机械或员工福利设施。企业本身的较多自主权，市场较开放，都大大增加了生产激励。乡间建立起富农经济之际，工业发展也稳健地前进。

为了促进采矿、电子通讯等低利润工业的生业，中央计划部门定下“重点计划”制度，可以为完成某指定成果特地动员政府机构的力量。这个新制度把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许多建设腹案挪走，转交到地方政府机构手里。大家都发现，建厂不宜从中央遥控。以前，建设公司只管领取中央的拨款，也不管工厂能不能建成。现在却不同了，建设公司必须参加投标，而且要保证取得到必需的建材。

于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中央地方均势回到：（1）开放外贸与外资，（2）建设以前外贸兴盛的沿海城市，（3）着重消费品生产与地方主动，不再全由中央控制。但是，新策略不久就遇到难题。地方政府虽然迅速办起生产因应市场需求的消费品生产轻工业，物价结构却依旧取决于中央，并不随市场力量起伏。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扩张了轻工业，但也引来许多不良的副作用：基本开支短绌、劳工成本哄抬、阻止一地的产品到另一地出售。同时，中央政府在交通、水力发电、开矿等基本设施方面需用的经费也缩减了。整体而言，工业扩张似乎带动官僚的大量参与——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但是这些并不一定能提高成本效益和劳工生产力。

七八年以后的改革给了私人企业和市场力量较大活动范围，连带使贷款需求扩大，导致银行系统从中央向下疏散。中国人民银行于是变成中央决策单位，监督专门办理工商、外汇、国际投资、农业、保险、建筑等事务的其它银行。人民银行与其从属机构，藉贷款——而非拨予补助——制定了利率，从而鼓励了成本效益。其结果是要把任用职员与作决定的权力从地方政治势力手中抓过来。拥有三千处支行和总共三十万职员的工商银行，不但贷营运资本给工商企业，而且鼓励工厂设备更新，以提高产量与效率。工业融资也借助于债券发行，这暗示着股市将要出现了。

外贸与外资

一九七八年的开放外贸，也包括外国投资，特别是外国公司与中共政府机构的合资企业。由于中共承诺供给的土地、铁公路、水电等基本设施，超出了负担能力，早期与日、美合作的野心勃勃的大计划不得不削减下来。

广东是外贸活动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也是受香港影响最深的一省，中共便在这儿示范了给予“更多响应其本身需求的自主权”。广东的国营贸易公司分公司可以独立作业，获准与香港和澳门进行贸易，而且可以保留大额利润。这些分公司在投资、控制原料、制定工资方面也有更多自由。省里每年只需要按其收入缴一定限额给中央，或是缴固定金额即可。诸如此类的改制都刺激了贸易，并且给其它地区立下榜样。

在禁止随便出入的地方建设的三个“经济特区”——深圳即是第一个，专供外国公司建工厂与职工宿舍之用。到一九八四年间，华东沿海共有十四个港市开放给外贸与外资，这些大多是昔时的通商门岸，但如今主权都归中共了。合资企业数以百计地增加，但多半遇上以下的问题：劳工较便宜，却经常有技术不足的情形；必须办理的清结手续太繁多；再就是，外国投资人难以将其盈利运出。

契约法是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外商贸争执发生时，也需要中国律师。会计、契约、诉讼都成为国营企业营运中免不了的事务。为此，新法律发布了，律师培训的课程也加强了。

为了制定比行政命令更稳妥的规章，立法是必需的。一九八二年实行的国家法明定，全国人大应该是主持立法推行法律实施的组织。一九五九年废除的司法部于一九七九年再度设立，到一九八四年间，共有四等级的一万五千个法庭与裁决所，任用法官大约七万人。人民代理（诉）人与职业律师的职务也都恢复了，两者都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不过，被控告的人在未证明无罪之前是不可以假定无辜的。司法也不能脱离党而独立。

科学与工技

中科院与科技委员会都恢复了积极运作，后者的职权是横向切入政府各不同部门的垂直结构之中的。跨越各部门界限——尤其是军方——的合作沟通有困难，因此又于一九八三年成立直属国务院的“科技领导小组”。中共从苏联那儿学来的垂直分门别部制度，必须改革成为比较整合的共同体。这包括破除欧洲式的学界障碍，不再是研究工作全归研究院所，教学只归大学了。

更迫切需要的是研究与生产的衔接。按汤尼·赛克（1989）在一九八四年做的调查，全国三千五百个研究机构的“科学上的成就”应用到生产方面的不到百分之十。一九八五年间，赵紫阳曾经指示研究与生产部门之间应有“无数有机性的联系”。以前研究机构竞相挖角、彼此抄袭他人已经做过了的研究，这些旧作风现在都遭到研究机构的期刊与会议的严厉抵制。

科技涵广的范围很广大，除了一百三十八个专业研究院所之外，中央各部与各省所属的研究单位就有将近五千个，大学院校的还不包括在内。中央的领导控制根本忙不过来，经费来源也要靠研究机构和企业单位的合约帮忙，利用市场来促成“直向组织之间的交叉联系”。这种策略也有助于偏远地区加入科技领域的活动。

将科技应用到公共卫生上，是中共的一大成就。据约翰·艾文思（John R．Evans，见Bowers等，1988）的研究，一九八四年的“主要都市及乡下地区的疾病数据图表与一般工业化国家大致相同”。预期寿命从一九六〇年的四十一岁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十七岁。一至四岁婴幼儿每一千名的死亡率，从一九六〇年的二十六人降至一九八一年的七人。

一九四九年间，中国总共有五十六所医学院，包括教会的、外资的、省立的、国立的。经过文革以后的恢复期，一九八二年间已有一百一十六所医学院，每年入学新生数目约三万人。一百万名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医疗人才之外，还有两百万受过中、初级医护训练的人员。医学教育的问题不外以下几个：每个班级人数太多、课程和设备不足、教科书太死板、以结业考试为重。

党与民众

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改革，旨在使党的专政效果改进，包括设法缩小行政结构、提高干部素质等。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的三年中，党的调查委员会处理了七百七十万封人民诉怨信函，接见了二百六十名诉怨者。这至少是一种表态。另一方面党也整顿工作单位与居住单位的选举制度，以正式选出的干部在国营工厂、工会、城乡住宅区的党委会中服务。

另一个受关注的对象是新闻业，因为共党是利用传播媒体维持民众对专政之默许的。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改革开始之时，中共的宣传效能就大不如前了。事实上，毛泽东中意的两个第二号人物先后被指为叛徒（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人们已经不知什么话是可信的了。传媒的新一代读者通常都很冷淡，有很多人是怀着讥诮态度的。因此故，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改革者指责四人帮的弄权、放宽出版物的范围，并且重新确立新闻的事实可信度。

对共党而言，传媒有三种功用。第一是把党的政策传达给人民，第二是让官员们从新闻报导中获得有关大众心态与民众生活实况的有用情报。这两种功用合力按照某种群众路线维持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第三种功用，按安德鲁·纳森（1985）指出，是“协助领导人与人民一同监督官僚系统”。其协助监督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利用各式各样的批评或自我批评，另一个是发布调查性的报导或读者致主编的来函。

报社派出的记者——尤其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有类似官方的身分，可以进入工作单位采访并查阅档案。找到了什么营私舞弊或失职行为，便可以发表。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刘宾雁于八〇年代初揭发的贪污舞弊案。

此外，各报社于文革期间被关闭的“群众工作”部门，现在又重新开放，每天要处理上百件民众发牢骚告状的来函。有的是私人困难，有的是打官员行事不当的报告，其中不乏可以纠正弥补的事例。这令人想起古时候的御史，其任务便是揭发官员渎职，为的是要保住皇帝的天命。美国的社会工作机构和国会办公处也有类似的功能。但是，以中国人之重视名誉、害怕恶名变成白纸黑字，报纸揭发却有特别强的威力。

增加了收音机和电视广播以后，政府与人民的往来管道更多了，但其背景却是与美国全然迥异的。中国的舆情和舆论倾向采取道德姿态。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表面上看来做了坏事的人很可能毁于不利的名声。发布报导的新闻大多是好事，不像在美国，坏事才会成为新闻。值得一提的是以外国电讯社及新闻报导译文编成的《参考新闻》，这分营销量九百万分的日报抵消了经常见诸报端的乐观繁荣宣传。

另一个激发拥护政府的民心的方法，是重新恢复运作的地方选举制度。选举分为四级——五万个乡镇（毛泽东时代的公社）、二七五〇个县（或市）、二十九省，以及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全国人大。文革以前（文革时的一切选举都暂停）的”选举），是极权国家式的，乃是只有单一候选人的群众投票仪式。这种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是连选票都不必看的，只要把它投进投票箱即可。一九七九年的选举法往前进了一步，安排了比应选名额略多的候选人。县里分区选出县议会的代表，每个县议会平均有大约三百名议员。全国人口都登记为选民，凭选举证集会而参加提名，成为“国家的主人”。党监督下的选举委员会将各集会提出的名单筛选后，选民们可以在为期五天的竞选活动中认识一下这些获得提名的候选人。

投票日如同过节一般，一九八九年的全国总投票率是百分之九十六点五六。县议会代表任期三年。整体而言，邓小平政府可以说是在教导人民如何进行选举，类似孙中山与国民党所说的“训政”。但涉及政策与政权的时候极少。

老一辈的党领导人对于改革的一些势态深感不安，尤其是外面世界通俗大众文化的影响，如服装头发的式样、爵士摇滚音乐、随便的性关系、色情、颠覆性的写作等。这一切都可能导向道德的败坏。因此，保守人士策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起）以及反对“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的运动，针对学生、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与生活方式进行攻击。

环保运动是社会的先锋。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间，文艺界与科学界人士曾抗议修筑三峡大坝的计划，随后又有其它人附和。这个水坝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古代的明君雄主多有足资纪念其丰功伟业的大建设；毛泽东的纪念物即是三峡大坝。毛的后继者虽然受到一些反对意见的影响，似乎仍倾向于按原计划进行。

民主运动

八〇年代的经济改革与成长愈来愈使政治改革的话题超越了“四个坚持”的界限。邓小平于一九七九年提出的四个坚持旨在保持共产党的控制不衰，但“开放”以后，涌人中国的民主观念使政治改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东欧共产制度于一九八九年崩溃，也让世人看见，列宁主义集体化控制经济下的工业化已经欲振乏力。然而，市场经济也隐含着思想观念的自由交流，中共很难只接受其一而排拒其二。

民主运动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讨论政治的大字报在北京出现的时候开始。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这个冬季，“民主墙”上每天都有各方人士发表的大字报，有些学界人士表达的意见还被外国记者抄译，这些都是共产党不能忽视的不满意见。一九七九年四月间，曾主张民主为“第五个现代化”的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被捕了，随后便依不足信的罪名受审，判处了十五年徒刑，算是对其它人发出的警告。民主墙的活动也由是停止了。

这次民运背后一项普遍存在的事实是，许多人——不只是学生——理念上已经与党疏离了。列宁主义者利用马克思主义为指标而进行的共党专政革命，已经被二十世纪的各式各样变化成长淘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生活在电子时代的国际世界之中，延安时代的刻苦简朴虽然仍是邓小平和元老一代共党珍视的记忆，却不再能解决中共的问题。

但是，社会各层面一直特别注重的还是教育问题。文革期间荒废了高等教育，全国大学入学考试恢复后，一九七七与一九七八年的考生资格从一向的二十一岁放宽到三十岁。一九七七年一共二十七万八千个录取名额，报考人数却高达五百七十万。一九七八年的三十万个录取名额，共有六百万人报考争取。到了一九八〇年，六百七十五所大学院校共招生一百四十万人。这一小撮将掌理中国未来的菁英，分量不及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潜力却与稀少的数量成反比例。

正规大学教育之外，还有工厂与政府部门设置的工技学校，以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教学节日，这些教学管道影响深远，使数百万城乡人民虽没有令人羡慕的大学毕业学历，却能当上兼职的学生。

中国共产党怎会让这些举足轻重的菁英与党疏离了？答案仍是有历史性的。国民政府试图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扬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并未成功。以西方思想为取向的开明教育，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在五〇年代初未能将他的政治化思想灌输给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一九五七至一九

五八年的整肃右派运动中压制住他们。以后就靠受过部分教育的党干部把中国带人现代化生活，但是党干部并未把这件事办成功。如今，获得平反的知识分子又带领学生们背叛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了。

天安门大屠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中国的独裁政体从列宁主义借得威力，但总能保持不引人注目。如国府军队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至三月间以几天时间屠杀了尚难确知的在台北示威的台籍人，当时并没有多少美国人在场，也就未将此事宣告世人。中共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间为巩固势力处决了上百万的人，都是零星逐步进行，未被外界新闻报导。要等到四十年后，电子时代才追上中国统治者这种过了时的“不听话就杀头”的作风。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的事传出去后，震撼了全世界。

立场强硬的爱国主义者虽然口口声声说，中国内部发生的事与外人无干，这种民族主义信条却已丧失其效力了。八〇年代末的情况是，电视靠着人造卫星接力而环绕住整个地球村，培养了空前广大的电视新闻观众群。正好苏联共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当年五月间到北京来参加高峰会议，世界各国电视台的主播及其新闻工作小组都来到北京报导此事。

这些人却发现，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成了彩色绩纷的露营区。数千名学生和其它和平示威者，为争取政治改革与人民参政权的民主运动，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上扎营。有些时日中，响应活动的人将近百万。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有二、三千名学生开始绝食抗议。但是年老的共党领导人不为所动，不但拒绝与示威者谈判，反而召来了解放军。军队迟疑了许久，终于在六月四日开火，打死的无武装示威者——按官方统计——有二百人，也许不止于此，打伤了上千的人。

此一举，恰如一九〇五年俄国罗曼诺夫沙皇的“血腥星期五”屠杀无武装示威者，使主政者丧失了城市民心与知识分子菁英的支持。不过，中共领导人对乡下的人民却很有把握。共党领导人先痛斥民运是企图制造混乱、毁灭共产党的颠覆阴谋，继而开始追捕所有与六四事件有关联的人。结果是审讯、学生下狱、工人领袖被处决、学界遭受低程度的恐怖主义对待。共党的专制政体觉得受到要求决策多元化的威胁，为了自救，便牺牲了想要参与政治的那些人。再一次地，中国抵挡不住落后的旧风。随后两年中的压制行动，使公开的异议归于沉寂。怎会如此呢？

第一个因素是，潜在的异议分子欠缺私产、合法人权、独立地位。人们以前取自家庭的支持、必需品、居住空间、人的接触、出游许可，现在全靠工作单位给予。学生争取到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后，仍是党国机器的所属物，必须靠服从的表现与关系开展前途。他们根深蒂固的顺从权威的心理，即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所在。

第二个因素是他们的思想之中固有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的经典教育就培养了对于纯粹大公无私原则的信仰，丝毫不容私人利益的妥协余地。墨子刻（1988）曾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些“崇高目标”概述如下：“一个没有任何不公平、自私的谋财的经济体系，一个重要领导决策不受私利影响的政治体制，一个与两大超强国同等的国际地位，一个没有众说纷纭、一切道德与现实真理都汇于一统的知识生活，一个没有压迫、虚假、自私的文明，一个人人各得其所的社会。”

天安门事件的观察者评论学生们的私人需求与其公开声明之间的差距，也是以这种崇高理念为依据。学生们需要的是好一点的衣食、大一点的居住空间、多一些可读的书、多一点以口与笔表达意见的机会。但是这些是自私的需求，如果公然提出来，会显得可耻而不识大体。因此，他们公开的声明都只涉及抽象意念——民主、自由、道德（反贪污）、公正（反偏私）、国家荣誉（反对外国侮辱）。学生们若是实话直说，是得不到知识上的认可的。甚至到了实际谈判的时候，他们也提不出具体的要求。

相反的，如艾士里克和杰弗瑞。瓦瑟史托隆（Jeffey N.Wasserstrom）指出（见Wasserstrom ＆ Perry,1992），要理解天安门示威运动，最好能从中国传统仪式与戏剧表演的观点来看。示威者在大庭广众的面前结队而行、举标语、喊口号、团结一致，宣告了他们表达不满的决心，同时却重申对现行政府的忠诚。事实上，他们是在利用街头剧场向当局陈情请愿，没有要质疑其权威的意思。

然而，示威的行动却做得矛盾含糊。习惯搞官方运动的学生们，照例挑起大众情绪来攻击指定为目标的恶行。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行动表现的是彻底的无私，示威的人打算为公众利益而殉身。在年老的共党领导人看来，此种争民主的运动却是在抨击统治者垄断权力。因此必须先发制人摧毁民运，以免自己被民运摧毁。其权威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我们从这儿看见的是理学名教遗留传统的破产。儒家的自制自律也许继续造就可从事公职公务的上选人才，同时却抑止有关独裁权威原由与合法性的政治推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的一点适度的多元性，虽然已是伸手可及了，却被人避之唯恐不及。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小人一个，毛泽东的打手出身，想让他带领中国大陆走出野蛮时代，无异于缘木求鱼也。但是邓小平为了摘掉自己的“和继母通奸”的帽子，确实为“地富反坏右”等贱民也摘了帽子，开始了一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二次解放”。可是这绝非其小人所愿，所以，他到头来还是用天安门的万人坑，为自己盖棺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