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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日星期五

谢选骏:《易中天中华史》应该枪毙



《中国“易中天中华史”遭下架》(30/11/2023 小山)报道:


中国文化学者易中天撰写的“易中天中华史”套书在出版多年后突遭下架,出版社正在修订内容力图符合官方要求。知情人士指出,该书作者对历史的见解和评论是遭下架的原因。中共重视史观,历史书因此易成为敏感禁区。


“易中天中华史”的出版商果麦文化是上市公司,这套书出版后销量就很好。近日传出遭下架后,有投资人在平台上提出相关问题。根据新浪财经,果麦文化董秘今天回复称,公司已经于2022年自查召回了“易中天中华史”,目前在修订中。


不过,有知情的出版界人士告诉中央社,下架是因为收到主管单位要求下架的通知,并不是出版社主动作为。他说,易中天是文化名人,常就时事发言,所以其言行本就容易引起注意。此外,这套书里有易中天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见解,譬如涉及文明史长度是3000年还是5000年等问题,此外还有对很多史实的评论,“会让人有所联想”。知情人士表示,下架事件已经发生一年多,出版商还在争取能够让此书上架面市,一直和上级部门协商,作者也配合修改,书已被改得“面目模糊”。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报道称,中共重视史观,历史书因此易成为敏感禁区。


华裔学者张泰苏本月初引述可靠消息说,中国官方已经编写20年的清史最近没有通过政治审查,原因包括被批评“受国外新清史影响过大”;而“新清史”被认为对“大一统”、“中国认同”及“汉化”等既成观点构成挑战。


另一个例子是,出版了许多非传统中国史观读物的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李延贺),今年3月赴中国大陆被拘捕至今已经8个多月,中国官方说法是他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外界多认为,富察被捕可能与其在台出版的书籍内容有关。


此外,为避免引发“以古讽今”的联想,中国官方也会严审历史读物。中国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再版著作“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就因为书封评论“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让人联想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0月被全面下架。


谢选骏指出:《易中天中华史》应该枪毙——因为它竟把作者的名字放在了“中华”前面,比共产党还要忤逆,真是个京巴子。


《斗胆反讽习近平如袁绍? “易中天中华史”真的有价值?》(今涛拍暗 2023-11-30 )报道:


多家媒体日前都在书写《易中天中华史》被下架的故事,这里面有多大看点?这本书真的借古讽今,被习近平手下看中?

《易中天中华史》被下架的消息,先是有媒体提供线索,随后可在新浪财经上看到“果麦文化董秘”的一个回复称,公司已经于2022年自查召回了“易中天中华史”,目前在修订中。有报导指,下架是因为收到主管单位要求下架的通知,而下架的真实原因,在X平台上有两份“影印件”,其中一份是标准的公文“下架函”,函件发至“各渠道经销商”,下架函明确指出,这是因为“相应上级领导及浙江文艺出版社要求”,果麦文化(互联网驱动的新出版公司)需要对《易中天中华史》系列产品下架处理(涵括25个产品)。


下架函没有表示将如何处理,更没有说明还将上架以及可能上架时间等,最后倒有不痛不痒的道歉。


另一份“影印件”则是微博名为“影像诗人夏天”11月5日的一则微博贴文,但目前博主已经删除了该条微博。


易中天著作被下架,下架函表明是上级领导指示,上级讨好习近平?


该博主在这则博文中以分行排列的诗歌特征写下了六大方面“失”评语:


组织上失和


影人上失当


指挥上失误


战略上失策


道义上失理


贴文还张贴了《易中天品三国·论袁绍》中的一段话:这个人的特点野心大,智慧少,态度凶,胆子小,刻薄猜忌人缘不好,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指挥上就一误再误愚蠢透顶。这两个说法加在一起,显然就是当今党魁的“写真”。谁要对号入座,就只有习近平了。但习近平不会知道这么多,那么也就是谁谁的举报,以及网络舆情师在从莫须有中想办法欲加之罪。


不过,易中天在演讲中还曾说过袁绍,“他的愚蠢固执和狂妄,是三位一体的”,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说法,我们且不说恰不恰当,但后面易中天来了个循环往复的修辞手法来形容袁绍:他因为愚蠢而固执,因为固执而狂妄,又因为狂妄而愚蠢。他狂妄,所以他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他固执,因为他固执,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他愚蠢,因为他愚蠢,他不知道自己的分量。因此他狂妄。


这段话相当于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到吐葡萄皮。但“扔”给习近平还真的就名符其实,相当中肯。这些或许都是导致易中天被下架的原因,但中国人已经习惯了逆反,所以,坊间有些人说中共在焚书坑儒,又说赶紧收藏,中共害怕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俨然来了一个“梵高效应”。人还没死,就炒作起来。


不过,我还是要说几句题外话:从历史角度说,易中天对袁绍的评价有点走样。


袁绍是当时天象变化下的一个积极份子,在三国割据中举足轻重,他就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角同时又是一个陪衬。袁绍从战群雄,官至大将军,是为诸侯之强者。


但是,易中天对袁绍的评价,还是他一贯的手法,也就是打棍子,戴帽子毫不手软。易中天用了抨击一个人可以用到的一些形容词如刻薄猜忌人缘不好,短见,弱智,低能,这本身不切合实际。如果真的愚蠢透顶,袁绍在那段历史中甚至可能被漏记。


而实际上,袁绍被“各路诸侯推举为盟主”以及讨董卓等丰功伟绩,在易中天的不喜欢中都被打了下去。


说白了,这个人物是为了突出曹操的伟大才有的,所以如果一味贬损袁绍,反倒是降低了曹孟德的英雄风范。而袁绍从官渡到仓亭,屡败曹军,足见袁绍之劣,但更有曹操“量敌制胜,变化如神”的伟岸才至于此。可不是么?袁绍患疾而亡,曹操曾亲自到袁绍的墓祭奠这位“宿敌旧友”,且面坟涕泗流,有赞道:曹操“义”字当头,非为个人恩怨,乃顺天演义之使然也。因此,曹操破袁绍,天下莫敌,袁绍真的无能的话,曹操也就会被认为是捡了个便宜而已。


所以,我说,易中天在评价历史人物中的方式,没有超越党文化的范畴,也是成王败寇的逻辑思维方式。


就此一点,可见《易中天中华史》有无商榷之处?我想,这个名称其实有点过火,虽然其初衷不过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却有占领中华史权威解读高地的嫌疑。


我只能说,在中共鸡蛋里挑骨头审查的著述中,要找出良品几乎不可能。我们不去追究著述人的什么历史唯物观之类的哲学评断,就只说,站在现在的角度看待历史,用自己的观念解析历史,会给人怎样的教育或启迪?


这样说吧,声明自己“无党、无派、无信仰”的教授,非常肯定“中国人没信仰,我们信的是实用主义”,其实不但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也间接赞同了中共对宗教信仰的打压是合理的,更不用说他高叫“中国不需要信仰”,与中共的立场是不是太靠近了?中共能容忍易中天好多年,难道没原因?


所以,从这些角度说,易中天是躺枪的,而中共就是流氓,他们不但要杀戮对手,连与他们相仿的人也绝不放过,这个党有多邪恶,易中天可能会感受到。在文字狱的高压下,人们只能指桑骂槐,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再版著作“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出版者刻意题写了“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也被下架,但这本书也真的那么好看么,我们就不说了,举一反三吧。


同时,我也想说,如果你赞同我上面的说法,易中天的“中华史”恐怕就不是必读的书籍了,况且易中天其实并不承认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是5000年,却拿3000年说事,以及以史为茅,陷今之盾,也是如何不如何的。好在《易中天中华史》实际上已经下架一年多,“出版商还在争取能够让此书上架面市,一直和上级部门协商,作者也配合修改,书已被改得面目模糊。”——这就对了。


最后要说,如果深发这一问题就会发现,每一种事情都有其因缘关系,当我们需要真正的历史的时候,中国大陆解析的历史产品被下架,也就不偶然了,而真正的历史在古典文献中,还有海外视中共为邪教的专家学者,他们解析的历史,是真正的历史。是有营养的历史。


谢选骏指出:上文写的不无道理,但是显然,依旧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知《易中天中华史》冠自己的名字于中华之上,乃是党文化的极致,也是共产党中国的亡国之兆也。所以,《易中天中华史》应该枪毙,可能连同其作者,命不久矣。

谢选骏:中囶人已经忘记了共产党专政



《一个陷入结构性经济衰退的国家,要多久才能崛起?》(罗职 2023-12-01)报道:


现代经济塑造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幸福度,在某种意义上,也考验着它。


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了现代经济塑造的一切幸福生活方式,尽管你的压力和焦虑可能比以往更多,但你大概率也承认,今天的生活和娱乐方式,是远超过去的。


这也由此带来了一个更重要的话题,那就是由奢入俭难。


自引入市场经济四十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哪怕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普通人的感受也并不深刻。


到今天,一些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开始浮出水面;房地产、债务、老龄化危机等因素无一不影响着我们的未来,而今天的答案似乎也呼之欲出,当我们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阵痛,会对一个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当年轻人开始热衷于烧香拜佛甚至是躺平摆烂的时候,经济奇迹又该如何重塑?


带着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是怎么做的,以及日本社会的年轻人,又经历了哪些变革。


关于日本奇迹,保罗·约翰逊曾总结了若干个原因:各种发展要素很完美地结合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段里,它是我们审视现代日本的一个基础。


到1953年,日本完成战后重建,只比德国落后4年。然后便开始了一段20年的发展时期,在这20年时间里,日本平均年经济增速是9.7%,这几乎是战后时期任何重要工业国家发展速度的两倍。


而真正能够与日本相比的,只有美国经济1929年之前40年的辉煌增长。


日本经济奇迹是建立在汽车的基础之上,日本客车生产在1966-1972年那段高度紧张的时期以每年将近29%的惊人速度增长,日本汽车拥有量也每年增长三分之一。


日本的经济奇迹包括高比例的固定资本构成,其中很少非生产性的投资、适度的税收、很低的国防和行政支出、很高的个人储蓄率,并通过银行系统有效流进了工业。


在某种意义上,日本从近代以来就一直走在我们的“前面”,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标杆,最初是转型成功,接下来是制度优势,成为了“列强”的一员,几次战争之后,更戏剧性的是,日本明明是战败国,却在二战后的很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是我们)


日本的经济奇迹,也被我们的后来追赶而上,但在人均GDP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日本依然具备充足的优势。


而这些,确保了日本在陷入结构性经济衰退后,日本的年轻人还可以“低欲望”、躺平以及做一个“平成废宅”。


尽管今天的日本财富分化也相当严重,日本社会财富大多都藏在老年人手中,这也导致日本社会论资排辈十分严重,客观来说,这对日本年轻人不公。


但更多的,正是由于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奇迹,才能够让今天的日本年轻人过上了一段相对舒适安逸的生活,尽管他们在经济收入上达不到父辈的水准,但和发展中国家的上班族来说,日本的最低工资依然保障了他们的生活“衣食无忧”。


但这样的景象,在我们这里还能实现吗?


日本的经济奇迹,我们有了;日本所面临的结构性经济衰退,似乎我们也有类似的征兆,例如人口结构和人口红利问题、福利社会问题、就业分工问题、中产阶级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困扰着日本,也同样困扰着今时今日的我们。


尤其是涉及到人口领域,一个最悲观的答案可能是,大部分人口趋势都是不可逆的,生育是绝对的个人主观能力,强如日本每年在刺激生育上投入GDP的2%以上以鼓励日本年轻人生娃,但从这几年的效果来看,也不是很显著。


而更要命的是,我们的总和生育率早已经低于日本。


人是第一位的,生育是个人选择,日本可以鼓励生育,但也不可以强制生育;正如三十年前的计划生育那般,强制杜绝多生的代价,相信今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也多少看到了一些不那么好的后果。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结构性经济衰退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或者导致它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这都是一个正常社会,尤其是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人口红利消失的社会,所必然要面对的。


正如经济学家辜朝明所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让经济永远无休止的高速增长下去,所以我们才应该让经济还能高速增长的时候,全力拼经济、拼发展。


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旦错过了这个红利期,未来只会更难。


一个更恰当的例子可能是美国,如今美国人均GDP高达7万美元,但经济增速每年能够维持在2%,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


但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经济增速只有2%,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为衰退,但不可避免的,随着边际效益递减,我们的市场经济红利殆尽,市场饱和也会随之带来,届时,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们所要面对的生活和所经历的磨难,可能还会更多。


日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代际不均衡、年轻人缺少向上流通的空间,思想保守固化等等。


而老龄化社会意味着,财富集中在老年人手中,而整个社会的消费力就会减弱。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说,美国人之所以过了60岁还能够开心地出入单身酒吧,是因为不论男女,他们都有着旺盛的欲望,都想着再好好享受一下人生。而60岁的日本人在干什么呢?牵着比猫还小的狗在家附近散步,在阳台上养着兰花,这些朴素的兴趣就能让日本国民非常满足。


而我们其实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我们60岁的人在干什么呢?每天做饭带娃,早上起来练练太极,晚上又去跳跳广场舞,哪怕是出门旅游,这些人也会选择更为经济的跟团游,对我们来说,同样也很难想象一个60岁的男士或女士,穿着好看的衣服,化着精致的妆容,兴冲冲地去单身酒吧。


除此之外,我们和日本一样,还面临着当年高速发展中所产生的债务。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写道:日本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1300万亿日元的国家债务。若一直放任不管,不久的将来,日本很可能将面临偿还不了债务的困境,到那时候,受害的就是年轻一代。


但戏剧性的是,欠下债务的并不是年轻人,甚至年轻人还享受不到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红利,但年轻人却要承担一个增长疲软的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巨额国家债务。


按照大前研一的说法,日本老年人应该把财产的三分之二贡献给国家,将这些钱用于偿还国债,因为现在的日本老年人享受到的福利远远大于他们之前几十年缴纳的税金和社会保险费。


债务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今年我们的地方债务也被频频提及,这也是因为房地产疲软所带来的土地出让金的降低,这也让许多地方感受到了债务的压力,因为过去土地出让金,一直都是地方增加收入的一个大头。


那么债务最终会如何“分摊”到个体身上呢?


按照日本的经验来看,除了年轻人要承担这个债务之外,可能也找不到别的人去承担,当然老年人也算,理论上看,债务越多,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支出势必就会减少,这最终影响到的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


日本为此付出了三十年的代价。


很多人对三十年其实没有太多的概念,上图是日本1960-2022年的人均GDP走势图,如果我们从1995年开始算起,日本这失去的三十年左右时间,日本人均GDP有倒退也有增长,但总体来看依然起伏不大。


对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是出生于1995年的日本年轻人,今年29岁,那么很不幸的是,你出生的那一年,日本人均GDP是4.42万美元,我们假设这个阶段,日本工资大体在一万元左右,但很遗憾,因为你刚刚出生,根本享受不到这个工资。


差不多二十多年后,你步入社会就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如今的工资只有八千元,且这二十多年时间里,物价不断上涨,除此之外,你还面对的是一个论资排辈的职场,如果是你,你也很难不躺平。


失去的三十年,按照十年为一个代际来算,从90年代到今天,日本三代年轻人的梦破碎。


我们甚至还可以代入的更形象一点,90年代国内出生的90后到今天,过去月入上万很轻松,但今天你踏入社会发现自己拼死累活最多拿八千的收入,除此之外你还要养家照顾孩子等等,这种落差感,以及承受经济衰退的代价,几乎全部都由年轻人承担。


从电影《小偷家族》到许多日本电视剧,包括我们都熟知的《低欲望社会》、《下流社会》等等,从这些书籍以及影视作品,我们也完全能够透析日本社会的精神状况,那就是从上往下,慢慢的颓废和丧。


一个负能量的日本社会,对年轻人来说,几乎可以称之为绝望。


一代人经历衰退,一代人重拾希望。


已故史丹佛大学教授青木昌彦曾这样预言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走向,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我的判断是,过渡到新的制度体系需要一代人,也就是30年。


例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发生动摇,曾经发挥核心作用的四五十岁的人越来越固步自封,而下一代人则需要试验各种模式,经过不断积累,历经一代人的时间,制度才会逐渐发生变化。


青木昌彦把这一变化过程的起点设定为1993年,到今年正好30年。


似乎也印证了青木昌彦的预测,日本2023年的加薪率为过去30年来最高,股市上,日经平均指数一度回升到33年以来的最高点,这些似乎都在印证日本经济的崛起。


但在人口结构上,日本所面对的困难确也是无解的,日本本可以通过移民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在移民上也非常保守,更多的是接纳外国人打工,而不是发放永居签证。


更多的判断可能还在于,日本永远也不会回到之前的经济增长奇迹巅峰了,更多的,日本今天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依然是无解的,除非未来能够研制出机器生产婴儿,但也还需要解决道德伦理难题。


老龄化是所有类似于日本社会的重大难题之一,新生儿出生率降低,导致了老龄化,而现代人的娱乐和繁重的工作,也导致无法给过多的母爱分担给几个孩子。


今天我们可能陷入的结构性问题,人口、福利、工资、资源利用率等等,这些问题的解法不从一而终,哪怕是日本探索多年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但其后果,对社会里的所有人来说,可能都将是一场煎熬。


日本避不开,我们呢?


网民嚎叫:


FreeEnergy95 发表评论于 2023-12-01 12:32:22

自媒体的东西,东扯西扯,套名词,洋洋洒洒一大堆都在讲感觉

黑猫巡行 发表评论于 2023-12-01 11:28:12

走不了日本的路。当年日本已经进入发达国家水平,自主科技水平发达,社会保障系统健全。如今中国陷入中等国家陷阱,科技严重依赖他国,社会保障系统千孔百疮,上帝保佑别进入阿根廷境地就是上上大吉。

亮油 发表评论于 2023-12-01 10:47:04

走日本老路?想的美。制度上中国与世界格格不入,前30年的繁荣是建立在制度宽松之上。习在制度不会宽松,经济也就不会好。


谢选骏指出:从上文所言来看,中囶人好像已经忘记了中囶还有共产党专政的存在,动辄拿自己来跟日本和美国相提并论……却不知道,日本的高速发展,不过是原子弹轰炸的回响;正如中囶的高速发展,不过是共产大饥荒的反弹。


谢选骏:《纽约时报》误解了犬儒——伪君子基辛格坏过希特勒


《伪君子基辛格》(BEN RHODES 2023年12月1日)报道:


要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所讲的故事与其实际所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周三去世的亨利·基辛格堪称范例。时而机会主义,时而被动反应,他在外交政策上全情投入于权力的行使,对被其抛弃的人类漠不关心。正因为他塑造的美国并非经过粉饰的山巅之城,他从不觉得自己无足轻重:思想会盛行也会过时,但权力不会。

从1969年到1977年,基辛格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官僚之一。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是唯一一个兼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人,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位上,他既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虽然德国犹太血统和带有口音的英语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但对权力的运用自如还是使他成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权力体制的天然化身,这一机构在整个20世纪不断发展壮大,仿佛成了一个依靠自身扩张而生存的有机体。

在基辛格从公职退休进入舒适的私营部门30年后,我在后“冷战”和后9·11时代更为庞大的国家安全机器里服务了八年。作为副国家安全顾问,我的职责包括撰写演讲稿和事务通讯,我的工作往往更侧重于美国所讲的故事而非美国的所作所为。

在白宫工作意味着站在体制的顶端,而这个体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同时还掌握讲述一则激进故事的权利:“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但我始终面临着根植于美国领导层的矛盾,即明知道我们的政府武装了专制者,同时我们的言辞又在吸引异见者去试图推翻专制者。换言之,我们的国家推行规则(包括对战争行为、争端解决和商业往来),并在规则带来麻烦时坚称美国可以成为拒不遵守的例外。


对于这样的撕扯,基辛格并不纠结。在他看来,声望的根本在于作为而非主张,哪怕其作为已经彻底违背美国的人权理念和国际法。他帮助扩大了越南战争,让战火烧到了柬埔寨和老挝,美国在那里投下的炸弹比“二战”中投向德国和日本的还要多。那些轰炸——通常是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对于结束越战的谈判没有任何帮助,如果一定要说影响,那就是它表明了美国为了表达对战败的不满可以不择手段到何种地步。

讽刺的是,他的这种现实主义在“冷战”最激烈之时达到顶峰,而冷战是一场表面上关于意识形态的冲突。站在自由世界的一方,基辛格支持了巴基斯坦对孟加拉人和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在智利,他被指控帮助谋划了一场军事政变,导致民选的左翼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身亡,并开启了可怕的专制统治时代。在宽容的开脱之词中,基辛格代表了一种思潮,认为结果(苏联和革命共产主义的垮台)可以将手段正当化。但对全球无数民众而言,这种思维蕴含着一个残酷的、同时也是美国经常向其已经边缘化的国民传达的信息:我们只关心自己的民主,而不是他们的。基辛格曾在阿连德当选前不久说,“这些问题对于智利选民而言太过重要,以至于不能由他们自己来做决定。”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基辛格执着于声望,即美国必须让那些无视我们必须在未来影响他国决策的人付出代价。很难说在老挝的轰炸、智利的政变或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杀戮对“冷战”结果有何影响。但在全球事务上的冷血思维让基辛格在对与美国实力接近的专制国家打交道时取得了重大突破——对苏联的“缓和政策”给军备竞赛升级降温;对中国的开放则加剧了中苏矛盾,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入全球秩序,并开启让数亿人民摆脱贫困的改革。

这场改革的发起人正是下令镇压天安门抗议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这一事实本身也体现了基辛格遗产模糊黑白的本质。一方面,中美恢复邦交是“冷战”的决定因素之一,也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了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和全球政治的威权主义领头羊,将百万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并威胁入侵台湾,而台湾的地位之所以悬而未决,正是因为基辛格的政策。

基辛格的后半生都不在庙堂之上。他为两党开创了先河,让退休官员得以建立利润丰厚的咨询业务,并利用全球人脉做生意。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政治人士和商业大亨聚会竞相邀请的贵宾,或许是因为他总能拿出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人就是有权有势,而他们对权力的行使又为何是正当的。他著作等身,其中许多作品都提升了他作为全球事务先知的声誉。毕竟,历史正由基辛格这样的男性书写,而不是超级大国轰炸的受害者,比如仍在被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未爆炸弹杀害的老挝儿童。

你可以选择将那些未爆炸弹视为全球事务处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悲剧。站在战略的层面,基辛格当然知道身为超级大国,可以得到历史原谅的犯错空间是巨大的。就在越战结束的几十年后,我们轰炸过的那些国家都在寻求扩大与美国的贸易。孟加拉国和东帝汶现在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独立国家。智利的统治者是位80后社会主义者,他手下的国防部长正是阿连德的外孙女。超级大国的某些手段是必要的。历史的车轮是在转动的。一个人生活的时代和地点决定了他是被碾压还是被抬起。


但这种世界观误将犬儒主义——或是现实主义——当做了智慧。故事本身仍然很重要。说到底,柏林墙之所以倒塌,不是因为谁在大局上运筹帷幄,而是因为东德人想过上和西德人一样的生活。经济、流行文化和社会运动很重要。尽管缺陷无数,我们仍有更好的制度和故事。

讽刺的是,基辛格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的故事是独具美国特色的。他的家族侥幸躲过了历史车轮的碾压,就在希特勒刚开始将邪恶计划付诸实施时逃离了纳粹德国。后来,基辛格随美军重返德国并解放了一座集中营。这些经历令他对伴随国家权力而生的神圣观充满警惕。但这并没有让他对弱者产生多少同情,也没能促使他将美国战后的强权束缚在规范、法律和对特定价值观的忠诚之内,而那些价值观正是为防止另一场世界大战爆发而被写入由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中的。

毕竟,声誉不仅关乎一个国家能否杀鸡儆猴,也在于其是否表里如一。就像人际关系一样,谁也不期望国家事务的处理能尽善尽美。但美国已为其伪善付出了代价,尽管这代价比战争或谈判的结果更难衡量。几十年来,我们讲述的民主故事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已经变得空洞,他们可以指出我们的言而无信,而“民主”一词听起来就是美国利益的遮羞布。同样,我们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却被那些指点着美国的罪过来为自身辩护的强人所无视。

现在,历史已经重演。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了专制和种族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就是最大明证。在加沙,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军事行动杀害平民的速度再次向世界许多国家表明,我们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国内看到了大批共和党人如何将弄权凌驾于民主之上。这就是犬儒主义会导致的后果。因为在更崇高的抱负缺失之时,没有故事来为我们的行为赋予意义,政坛和地缘政治就会变成一场零和游戏。在那样的世界里,强权即公理。

这一切并不能归咎于亨利·基辛格一人。从很多方面看,他既是美国国家安全权力体制的缔造者,也是这一体制的产物。但他同样是一则警世故事。尽管如此不完美,但美国的存在离不开美国的故事,是它让美国成为了一个多种族民主国家,并与俄罗斯和中国泾渭分明。

这则故事始终相信,一名老挝幼童与我们的孩子在尊严和价值上是平等的,智利人民也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自决权。它必须属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若是忘记这一点,我们将自食其果。

Ben Rhodes是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也是《After the Fall: The Rise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World We’ve Made》一书的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误解了犬儒,胡说“犬儒主义是现实主义”;其实犬儒是蔑视权力的人——例如其代表人物第欧根尼就揭批伪善、蔑视权贵,“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社会讽刺和批判哲学”。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他和亚历山大大帝之间,亚历山大去看他,问他需要什么,他答:“请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感慨:“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愿意做第欧根尼。”而基辛格一家则是纳粹集中营的逃犯,因此学得了希特勒的真传。人说“伪君子基辛格”,我看“基辛格坏过希特勒”——因为希特勒是“说坏事干就干坏事”,基辛格却是实“说干好事却干坏事”——这个伪君子格因此坏过了真小人——基辛格坏过了希特勒,所以他死之前很久,就像龙虾驼背低头。


谢选骏:芒格死于“没有中国的内线消息”

《芒格去世,愿天堂没有阿里巴巴》(2023-11-30 讲古)报道:

 

最近,美国有两个名人去世,一个是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夫人罗莎琳.卡特,还有一个就是著名的投资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董事长查理.芒格。


卡特夫人的葬礼是昨天在亚特兰大Emory大学的一个教堂举行的,美国总统拜登和几个前任总统都来参加了,这个教堂离我之前住的地方特别近,走路大概十分钟左右。


但咱们今天不说卡特夫人,主要说说芒格。


芒格虽然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投资人,但他在中国的名气远远没有他曾经的老板巴菲特大。巴菲特号称股神,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甚至很多不搞投资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


巴菲特最著名的就是价值投资,大概意思就是找一个有潜力的公司,买了这种股票,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只要你能长期持有,就能获取巨大而稳定的收益。


芒格曾经给巴菲特当过参谋,就是提投资建议,他在大概总共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年薪只有十万美元。


这点钱在美国根本不算高薪,但是芒格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就厉害了,他的股票现在价值是20亿美元,妥妥的亿万富豪。


芒格的传奇故事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爆发股灾,巴菲特在股灾来临前清空所有股票,逃过一劫,而芒格竟然靠硬是不卖,最后居然也熬过了那次股灾。


芒格持有的股票于1973-1974年,连续两年出现近31%的巨亏,但终于在1975年迎来75%的盈利强势反弹。


后来,芒格与巴菲特成为公司合伙人,他们联手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从一家濒临倒闭的纺织厂打造成了美国的头号投资公司。


从1965年到2021年56年间,伯克希尔公司的平均年涨幅高达20.1%,涨幅几乎是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两倍。


芒格去世,愿天堂没有阿里巴巴


说到这,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我们的大A股。


前几天,澎湃新闻发了一篇文章,说A股就是一个诈骗市场,因为他统计了这几年的数据,从18年到23年,A股IPO融资了2.2万亿,定向增发了4.4万亿,


但是同期大股东减持套现了3万亿。说明啥?说明A股一半的资金被抽走了,所以他说A股是诈骗市场。


说实在,3万亿套现其实还少了,因为A股里有些股票是无法流通的,否则,可能还会更多。


但问题是,A股是个疑似的诈骗市场,买股票的人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吗?其实,他们都懂。只不过他们是认为自己在这个市场里能诈骗到别人而已。


而真正的傻子,就是那些相信自己自己可以像巴菲特那样搞价值投资的人。毕竟,人家巴菲特买的是可口可乐,苹果,你特么买的是恒大和康美药业,怎么比吗?


前段时间,深圳有个搞私募的关善祥,自称是中国巴菲特,买了很多恒大的股票,结果恒大暴雷之后,这个哥们就跳楼了。


另外,我还想和大家说,别说这些民间野生的巴菲特不好使,就是巴菲特本人来了,也不一定好使。


其实巴菲特和芒格都买过中国概念股,其中芒格在2020年的时候,就曾经大举买入中国股票阿里巴巴。


对,就是马云爸爸的那个阿里巴巴。


芒格很早以前就表示过看好马云的阿里巴巴,但由于其股价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没有下手。


2020年的时候,阿里巴巴的股价突然下跌,大家知道,阿里巴巴的股价下跌,一个是因为当时2020年的疫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马云本人。


当时,阿里巴巴的股价从最高时期的319美元跌到了240美元,芒格一看,机会来了,买,这一家伙就买了16.5万股。


没想到他刚买完,有关部门就启动了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结果,阿里巴巴的股价继续下跌。


但芒格还不死心,因为巴菲特不是有句名言吗: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一定要大胆!意思就是说股票跌的最厉害的时候,大家都害怕的时候,我就买。


于是,芒格在阿里巴巴继续下跌的时候,又买了40多万股。


反正这么说吧,从2020年到2021年芒格总共买了一亿多美元的阿里巴巴,当时账面就浮亏了大概3000多万美元。


按理说到这个份上了,您就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别买了,结果芒格就是不信邪。直到2022年的时候,他还力挺阿里巴巴呢,但是这阿里巴巴的股价他就是不争气啊,嗷嗷滴就是继续下跌。


后来,可能是有熟悉中国情况的人给他指点了,说芒大爷,你玩可口可乐和苹果的那个套路,在这可能是不灵了,要不咱撤吧?


这时候,芒格老师才真正展现出了投资大师的风采。


一个真正的投资大师,不仅是要会选股、挣钱,在赔钱的时候,及时止损割肉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于是,芒格就立马就割肉、斩仓了。他知道,再像1970年代的时候那样不卖,恐怕是过不去这一关了。


不得不说,作为一个投资大师,芒格在割肉时的这一刀切得还是相当有水准的,他在阿里巴巴股价120美元的时候割掉了50%的仓位,当时就亏损4500多万美元。


有人可能要说了,赔了这么多啊!老鱼您就别替他吹啦!


真不是我替芒格吹,因为就在他割肉之后,阿里巴巴的股价还继续下跌了好长一段时间,最低的时候跌到过58美元,现在的价格是74美元。


咱就是说,要是那个时候不割,现在是不是更完犊子?!


SO,芒格在240美元的时候买的阿里巴巴,在120美元的时候卖的,而现在阿里巴巴已经跌到74美元了,他算是被中国的股票狠狠滴给上了一课。


后来,芒格在开股东大会的时候,亲口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他在会上说:投资阿里巴巴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我本来以为他是个互联网公司,但其实他就是一个该死的零售商。


不过我觉得芒格这句话说得还不到位,因为阿里巴巴股价的下跌,其实和他是什么没关系,和别的事情有关系……


投资阿里巴巴的失败,对芒格的打击很大,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这次失败,老爷子可能不会走得这么早。


这应该是开玩笑的,毕竟芒格都99岁了。


昨天,我看见很多人在朋友圈里分享芒格的投资理念,他的投资理念是什么呢?


芒格自己说过:如果你真想从我身上学点什么,记住我的话:规矩,可靠。


所有这些传统美德会让人一生受用…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追悔过去,一旦吸取了教训,我就不会再陷在里面了…


想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上他。


看到这,我想起起我们楼下保安教育他们家孩子时候说的那句话:别傻了吧唧的,学聪明点!别太实在了,长点心眼吧!


在查理.芒格去世的日子里,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投资大师。


并说一句:一路走好!愿天堂里没有阿里巴巴!


谢选骏指出:芒格为何惨遭阿里巴巴割肉?因为他没有中国的内线消息!人说“芒格在2015年对听众们说,‘认为自己无知要好得多。’他还说,‘如果人们不经常犯错,我们就不会这么富有。’”——我看,人们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内线关系却去“投资”——这不是白白送死吗?因为查理·芒格是巴菲特内线交易的好搭档,却不是共产党的内线交易的好搭档。其结果,就是“芒格死于‘没有中国的内线消息’”!

谢选骏:习近平访美上课与老百姓走线润美——都是最后一代的见证



《习近平“上了一堂课” 他从这次访美学到了什么?》(自由亚洲 2023-11-26)报道:


习近平访美用的是APEC名义,却不参加峰会的首日议程,而是花了一天的时间与拜登会谈。


最近习近平访问美国,他用的是参加旧金山APEC领袖峰会的名义,却不参加这个峰会的首日议程,而是花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与拜登会谈。究竟中国今后会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影响到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向如何?世界各国都十分关心,而台湾正是拜登与习近平对话的焦点,当然台湾就要格外注意了。


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在野势力仍在互相蚕食中纠缠,而争执的焦点竟然是统计学教科书里的入门定义——“统计误差”的各自解读(即由抽样方式及样本大小所決定的固有误差),却不曾触及与国家安全攸关的重大政策话题,而选民的注意力也因此被转移了。


习近平这次访美,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美国的商界、特别是华尔街,再次向中国投入巨额资金,来拉动中国那个疲软不振的经济。而习近平归国那一天,《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送行文章,标题是《“不碰中国”的投资战略行之有效》。而习近平访美的第一天,事实上却到“拜登教室”里“上了一堂课”,“所学”内容事关重大。


一、习近平访美的背景:美中关系紧张


过去一年半以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和以色列加沙地区发生的冲突,吸引了各国媒体的目光。相比之下,中国空军和海军对台湾的骚扰,似乎被看作是印太地区以台湾为焦点的紧张局势之常态。


共机扰台从馬英九政府执政的2013年下半年开始,起初是试探性的“绕岛巡航”,2017年有3次,2018年6次,2019年2次。然后,2020年共机扰台次数突然暴增,当年有380架次进入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2021年增加到972架次;2022年扰台次数高达1,727架次,增加78%;到2023年到10月20日,共机扰台次数已近3千架次,再增加七成多。


中共如此对台湾施压,只是因为“台湾不听话”吗?当然不是。一直没有人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共是在2020年突然大量增加军机扰台的数量?因为,中共从2020年开始执行“攻台必攻美”的军事战略了。这个战略的目的是,以占领台湾为目标,威胁并阻止美军对台湾的支援。这样就能解释,中共为何一方面用军机扰台对台湾施压,另一方面扩大航母舰队的远海演练,到台湾东部去展示对美威胁。


从台湾的角度去观察,台湾的在野势力试图用和谈来缓和两岸关系,以为这样就能给台湾带来和平。然而,台海和平的破坏者不正是专制的中共政权吗?面对这样一个嚣张跋扈的专制者,用求和就能让它同意台湾继续维持现状吗?那么,谁才能真正按住中共试图夺取台湾之手?其实,在国家关系的现实格局中,只有美国才能做到;而且,在这次旧金山会谈中,至少让习近平表面上似乎表示了暂不攻台的态度。


那美国会因为遏制中共而造成台海局势紧张吗?这是台湾某些声音不断制造的“疑美论”之一。事实上,美国通过外交交涉所实现的目标,恰恰是缓解台海局势,为台湾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而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中共在2020年点燃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冷战之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而美国最后顺势利导,用军事实力和外交交涉双管齐下,从而迫使习近平承认,中共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不容许他在台海水域胡作非为。


二、中途岛中美海军对阵:中共亮出“攻台必攻美”军事战略


过去几年来,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被解读成经贸利益上的冲突所引发。其实,真正的紧张关系之根源,乃是军事领域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这一连串事件的开头,就是大多数国际观察家都不知道的中途岛对阵。2020年初中国的“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突然前往中太平洋海域,这支舰队由导弹驱逐舰呼和浩特号、综合补给舰查干湖号、导弹护卫舰咸宁号和电子侦察船天枢星号组成。这支编队进入了美国的军事要地中途岛海域,展开了针对美军的军事演习。


关于这一事件,我曾在台湾的《政经最前线》时事评论节目里讲过多次,因为时间有限,往往是点到为止;2020年2月28日我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海军剑指珍珠港,意欲何为?》,也指出了中国海军舰队突然挺进到美国海军太平洋防线的腹地,展开了威胁美国的演习。然而,当时我的思考还不够深入,此文并没点出中共海军这次演习真正意图之所在。


现在看来,中美海军突然在中途岛对阵,其实是中共执行“攻台必攻美”军事战略的开端,因此就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危机,也同时造成了比1996年飞弹危机更严重的台湾之重大国安问题。台湾很多关注两岸关系的人,并不了解这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及其意义,而台湾的媒体当时和事后也没报道过。


中途岛中美海军对阵这一与台湾的国家安全关系重大的国际事件,之所以台湾民众很陌生,是因为绝大多数国际媒体都没抓到这条新闻。只有中国国家安全部背景的《多维新闻》网站曾详加报道(此网站已关闭);而美国海军官网当时则有一条关于紧急出动航母编队、赶赴中途岛海域的相关报道,映证了中方的消息。


2020年2月22日中共官方的《多维新闻》网以《中国舰队挺进敏感海域》为题,报道了相关消息。此新闻写道,这次演习是“近年来首次以战斗姿态进入西半球,‘逼近’夏威夷”。其战略意图是,“与其在‘内线’(第一岛链)疲于奔命,不如在‘外线’(第二岛链)主动进攻,以攻为守”;“时下解放军‘军事斗争准备’的最核心问题是统一台湾,夺岛时要阻止‘蓝军’从海上驰援台湾”;即迂回至大洋纵深,保证台海战场不被外军介入”。


这个官方宣示表明,中共海军的作战战略有了重大转变,将从近海作战转向远海对美作战准备,也就是所谓的“攻台必攻美”。上述报道中提到的“蓝军”和“外军”,主要是指美军。因此,2020年开始,中共大量增加军机扰台的数量,以尝试孤立台湾、阻断美军对台湾的防务支援。


三、“攻台必攻美”:美国如何应对?


自从二战结束直到苏联解体,唯一曾与美国在军事上冷战对抗四十年的苏联海军,从未到过中途岛海域,美军在它的太平洋腹地中途岛的防御一直都是象征性的。美国显然没料到,2020年初中国海军会突然前进到美国太平洋舰队防守海域的腹地,以挑衅性的姿态展开演习,并搜集当地的防务资讯。当时美国海军从加州圣迭戈海军基地紧急出动一支由罗斯福号航母率领的舰队,赶赴中途岛海域,与展现威胁姿态的中国海军舰队对峙。


中国官方一直指责美国挑起新冷战,而各国媒体上不少不了解中途岛对阵的评论人和记者,往往也误以为,中美之间之所以出现了军事上的紧张关系,是美方挑起的。唯有了解了中途岛对阵这个事件,才能真正理解,最先发起军事威胁的,是中国海军的中途岛行动;而这个行动标志着,中国明确地表示出它试图改变太平洋海域的稳定与安全的战略企图。


台湾之所以成为国际关注的战略重心,其实就是从中美海军的中途岛对阵开始的。虽然中共海军的一支小舰队当时并不构成对美国海军太平洋防线的真正威胁,但这个行动充分展示了中共的对外军事战略企图,由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美国海军此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共威胁台湾、进而破坏第一岛链的安全和稳定的军事动态评估。而美国制定的印太战略,就是针锋相对地应对中共“攻台必攻美”战略的有力措施,其主要目标是尽量遏止中共的攻台企图。


然而,如果单纯把美国海军的备战,理解为传统的海上热战风险,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事实上,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不能爆发热战,而只能维持冷战。因此,应该讨论的问题,不只是如何防范热战爆发;更重要的问题是,双方的冷战格局怎样才能形成稳定状态。由于美苏冷战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很多人对核大国之间的冷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完全陌生了。


事实上,中共在差不多四年前点燃了又一场冷战。关于这场冷战,今年6月16日我在本台发表的《中美冷战格局固定化》一文,曾经初步分析过。自2020年以来,美中关系就进入了军事上的紧张状态。近四年来中国的海空军不断在南海、东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与美国试图维持东亚稳定的海军力量展开了反复较量;同时,中国迅速增加针对美国的核弹头洲际导弹部署,构成了对美国的新军事威胁。非常明显,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元凶和罪魁祸首,正是台湾某些政治人物对之点头哈腰的中共。


为什么说,中共的中途岛对阵行动点燃了新冷战?这要懂美苏冷战史才会明白。两个核大国之间,一旦进入潜在的军事对抗状态,就不能把眼光再放在传统热战的避免擦枪走火这个层面了。使用枪械的人,擦枪走火,最多是打死几个人;而核大国之间,擦枪走火意味着热战可能诱发核战,因为在热战中失利的一方可能动用核武器;而一方动用核武器,就是主动引发核战争,那被核武器攻击的一方,除了同样动用核武器来消灭对方的各种核武器发射平台,没有别的选择。


因此,冷战被点燃,就意味着双方的扩军备战不可能停步了;任何一方都不得不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也就是,备战才能止战。那处于冷战状态的两个核大国之间,从此它们的关系就被锁死在冷战状态中了。而这一关键就决定了,中美关系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


四、中共错判军事战略


最近一年来,习近平陷入了两个困境,一个是经济不断滑坡;而另一个困境是,中共在军事战略上犯了大错误。2020年在中途岛对阵事件中,中共喊出了“攻台必攻美”的战略,其实,那是无知导致昏庸,昏庸导致头大症。所谓的“无知导致昏庸”,是指中共在军事战略制定和海军战斗训练的组织方面犯下了重大错误。简单来讲,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中共海军选错了军事战略。以俄国黑海舰队旗舰被乌克兰用飞弹击沉为标志,航母舰队用舰载机决战的时代已经结束,最新的海战模式从此进入了飞弹决胜负的时代,航母会变成靶子和累赘。中共长期以为,有了航母,就可以控制制海权,其实,现在制海权落在飞弹占优势的国家手里,台湾虽小,不用航母也可以控制制海权。


第二,中共低估了海军装备的技术性能。海军现在必须要依赖高科技装备,而高科技装备需要运用到最先进的晶片和AI技术,中共目前还不具备这种作战能力。美国的晶片战,就是针对中共的这个弱项所采取的制裁措施,可以延缓中共高科技装备升级的速度。


第三,中共看轻了现代高科技海军的专业素质训练。中共现在的海军水兵主体依然是从农村召来的低文化程度士兵,而军官普遍不具备足够的技术素养。所以,就算中共海军研发了土法上马搞出来的舰用科技装备,官兵都用不好。而航母进入作战演训后才发现,从舰长开始,就没有合格的能懂航母作战并综合运用所有最先进高科技装备的指挥官。


这三个层面的重大错误迫使习近平回头重新考虑对外扩张战略的实施计划,也因此他在这次旧金山会谈中告诉拜登,他最近没有攻台计划。美军了解中共的这些弱点,并不担心中共航母的威胁性。但美军担心一件事,那就是,中共不懂冷战状态下如何控制军方的行动。经历过美苏冷战的美军知道,苏联当年一直与美国保持高层热线联系,特别是军方之间有热线可以随时沟通,双方都能做到,在重大事情上不互相欺骗、实话实说;而遇到任何突发事件,也能有效联络沟通,以便第一时间了解对方意图,避免误判。


也就是说,虽然共军现在完全不具备进攻台湾的真实能力,但对美国而言,除了继续提升军力,并帮助台湾不断改善防卫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即指导中共学会苏联在冷战中形成的决策模式。


五、拜习会谈的重点:防止共军行动失控


在冷战状态下,中共不会停止军事威胁行动,更不会停止扩军备战。而中共的各种军事挑衅行动经常在“打擦边球”,试图用高风险的对抗动作,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政治目的。这就是美国军方最担心的事,因为共军“打擦边球”的行动会造成双方军事对抗扩大化的高风险,这样的高风险本来是可以用外交协商来避免的。但过去几年来,中美紧张的军事关系也延伸到了外交活动方面,中国外交系统的高阶外交官与美国外交官会面时,中方官员连续采用“战狼”式外交手法。


中共的这种做法事实上关闭了中美之间的外交协商管道。以前,美中之间有八个层级的军事互动管道,但全都习近平被关闭了。所谓的外交协商管道,当然包括传统的外交沟通;而在冷战格局下,双方军方的互动管道,才是防范军事摩擦扩大化的最重要工具。


这次习近平访美,虽然他有自己的意图,但却是拜登主动安排并邀请他来的;而习近平也想借这个机会,为中共争取扩军备战的时间窗口以及挽救经济的必要机会。所以,10月中王毅便到美国先行铺路;而中国邀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访华时,习近平甚至对他说,“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这句话是习近平2017年到美国与川普总统会谈时讲的;然后,习近平用一条理由就把美中关系搞坏了,这一条理由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现在习近平又来了一个发夹弯大改变,他从此要当乖乖的“熊猫”、不当战狼了?他会停止威胁美国和印太地区的扩军备战吗?


拜登找习近平来美国,并不指望中共停止扩军备战,只是要说服习近平恢复军事热线,建立美苏冷战式的那种危机防范机制,那习近平也初步答应了。不过,中共现在只是恢复了过往军事热线中的几条管道而已。重点在于,习近平现在算是稍微懂了一点美方要教给他的事情。其中主要是两个部分:其一,核大国之间的常规军事威胁不能玩过头,要及时收敛;其二,双方之间必须建立互信机制,一方的欺骗行动会严重威胁到互信机制,导致风险防控机制破局。


这种美中之间防范冷战状态下的军事冲突风险机制,不会一夕之间就成功建立,但会在持续不断的摩擦中逐渐形成,当年苏联也是一步一步学会的。实际上,美国设法防范与中共的军事冲突危机,首先保护的就是台湾的安全。台湾现在能得到安全,不是因为台湾有政治人物对中共点头哈腰,言听计从,而是因为,美国按住了习近平的手,不让他武力攻台。


但是,习近平就算知道了危机防范机制的必要性,他仍然不会放弃他的扩张战略。他告诉拜登,一定要统一台湾,就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暗含的意思是,既然武攻台湾不行,那中共就会设法和平夺取台湾。所以,当前台湾的大选,是一场对台湾选民的政治智慧和国际眼光的巨大挑战。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扯“习近平访美上课”,是受到了儒家观点的毒害,以为自己有能力教化执政掌权的。但实际上,那不过是一种变相的逃难——


《“走线润美”:自南美入境美国的中国移民数量骤增》(EILEEN SULLIVAN 2023年11月27日)报道:


4月,得克萨斯州。来自中国的一家移民向边境巡逻队自首后被带走。


跨越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移民潮中,越来越多的人来自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中国。

尽管路途遥远,旅程艰难,但去年有超过2.4万名中国公民从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时被逮捕。政府数据显示,这一数字超过了此前10年的总和。

他们通常飞往厄瓜多尔,那里不需要签证。然后,像成千上万来自中南美洲和更遥远地区的其他移民一样,他们付钱给人蛇,让他们穿过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危险丛林前往美国。一旦到了那里,他们就会向边境官员自首,许多人会寻求庇护。

大多数人成功了,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多人进行尝试。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中国公民在移民法庭上申请庇护的成功率更高。而那些申请不成功的人最终还是会留下来,因为中国通常不会接纳他们。


在围绕移民问题展开的两极化辩论中,这个问题很少被提及:美国官员不能强迫其他国家接收自己的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是问题。但是有十几个国家并不十分合作,中国是其中最严重的。

一名因讨论内部数据而要求匿名的政府官员表示,在美国,有130万人最终被下令驱逐出境,其中约有10万人是中国人。

去年来到美国的大多数中国移民都是中产阶级成年人。

去年来到美国的大多数中国移民都是中产阶级成年人。 REUTERS

这些移民是大批外逃公民的一部分,新冠疫情相关的严厉限制措施和习近平威权政府的走向让他们感到失望。这一趋势被称为“润学”,人们纷纷逃往日本、欧洲和美国。

“对我来说,最大的原因是政治环境,”今年2月,35岁的中国中小学英语教师马克·徐(音)在哥伦比亚北部的海滨小镇内科克利等船时说。他还表示,中国太令人窒息了,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呼吸”。

他是那天早上出发的大约100名中国移民中的一员,他们开始穿越危险的达里姆峡谷,这是从南美到美国的唯一陆路。马克·徐说,他从YouTube和在谷歌上搜索诸如如何离开中国“和”如何逃离“,从而了解到这一跋涉路线。

在过去的两年里,该地区一直是大量北上移民艰险旅程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据巴拿马官员称,到目前为止,今年有48.1万人穿越丛林,去年为24.8万人。


其中大多数移民是委内瑞拉人、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他们都是为了逃离国内的危机,包括经济和安全问题。但今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了这条路。

中国公民已成为穿越丛林的第四大群体。

许多人先飞往土耳其,然后前往厄瓜多尔,再前往美国。

根据政府数据,在2023财年,这样来到美国的在2023财年有2.4万人。在过去10年里,只有不到1.5万名中国移民被抓到非法越过南部边境。

跨越南部边境的移民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是美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拜登总统面临着遏制移民流动的巨大压力;中国移民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过去一年来到美国的大多数人都是中产阶级成年人,他们获释后前往纽约。


纽约也是其他国家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尤其是委内瑞拉人,他们依赖这座城市的资源,包括庇护所。但很少有中国移民住在庇护所。相反,他们要去的是数代中国人前往的地方:皇后区的法拉盛。或者对一些人来说,那里是中国人的曼哈顿。

“纽约是个自成一体的华人移民社区,”该社区的信仰团体——基督教角声布道团的总监陈炽牧师表示。他还说,新移民不必会讲英语,因为这里许多人都会说普通话或粤语,这让他们也更容易找到工作。这样的社会网络可以帮助人们聘请移民律师、寻找住房和满足其他基本需求。

最近几批移民与以往移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是通过走线穿越南美丛林抵达法拉盛的。以往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庇护寻求者都持有签证,到了美国就马上提出申请。上一次中国移民如此大规模非法入境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海路抵达的。但眼下这一波的人数要多得多。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吗?”一名29岁的中国移民最近在法拉盛的一家台湾茶店外说道,他要求仅以姓氏昵称“小徐”(音)具名。小徐是一名跑腿,当时正在工作途中休息,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他要求不使用全名。

他说自己离开中国是为了找工作。“我对我生活的地方失去了希望,”他说,他描述了自己在湖北从事珠宝销售的工作,以及老板如何不再给他发工资。小徐从中国出发,于8月抵达法拉盛,在两个月的路途中,他曾在暴雨中徒步穿越丛林,鞋子都被雨水泡裂了。

在美国被最终驱逐出境的130万人中,约有10万人是中国人。


寻求庇护的移民必须在提交申请后等待大约六个月才能获得合法的工作许可。更近期抵达的移民更是要等待数年时间。

总体而言,中国的庇护寻求者在移民法庭上的胜诉率比大多数人都要高。雪城大学政府档案交流中心分析的数据显示,在2001年至2021年间,约有67%的中国申请者获得了庇护。


而那些被下了驱逐令的人也不太可能遭遣返。

无党派机构移民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穆扎法尔·奇什蒂表示,只要这种情况还在发生,移民潮就会继续下去。

“只要能抵达美国,你就很有可能留下来,”他说。“为此冒这个风险是绝对值得的。”

尽管如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中国事务高级研究员明克胜(Carl Minzner)表示,从长远来看,大批中国公民——特别是那些劳动适龄者——前往美国和其他国家还是会给中国带来挑战。

中国人口60年来首次出现萎缩,出生人数比死亡人数还少。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

如果他国拒绝接收被遣返公民,美国要么暂停资金援助,要么利用类似的手段取得合作。美国还有能力限制某些签证的核发,就像在2017年对柬埔寨、厄立特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政策一样。


但这对中国来说意义没那么大,因为中国很少获得美国援助。而且由于中美关系数年来不断恶化,这个问题似乎并非优先事项。

譬如上周拜登与习近平在旧金山的国际峰会期间会晤,移民就不在他们的讨论范围内。他们谈论的是芬太尼、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和出口管制等问题。

在过去,美国外交官曾寻求中国政府的合作,说服其在遣返本国公民的问题上进行协助。但他们得到的回应往往是相同的。

“他们会直接拒绝承认那个人是中国人,”曾负责这些问题的前助理国务卿米歇尔·托伦·庞德表示。

“像中国这种记录和监控公民如此严密的国家会没有掌握每位公民的照片,这是很不可信的,”庞德补充道。


谢选骏指出:这些走线润美的经济难民不惜铤而走险,因为他她们的内心,已经是“最后一代”了。他们极端自顾自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中国的孝道,例如对上违背了“父母在不远游”以及对下违背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她们这是在进行“红军长征”的历史补习,怀着最美的梦想,但却是在奔赴地狱!


《抵抗婚育,中国年轻女性对官方政策说不》(洪理达 2023年11月27日)报道:


结婚的压力是在艾米20岁出头的时候开始的。

25岁时,她的中国父母指责她给他们丢脸,因为她还没有结婚的计划。父亲警告她,女人到了快30岁的时候,对男人来说就不那么有价值了——根据中国政府的宣传,在这个时候,女人的生育高峰期已经过去。艾米29岁时,她的母亲威胁说,如果她找不到丈夫,自己就跳楼。

她告诉我,在春节这样的家庭聚会上,亲戚们缠着她,要她“让全家人能安下心来”;在工作中,她被迫参加公司组织的相亲,由几位同事陪同。这些都很“可怕”,她说。

艾米本人并不反对婚姻——为了避免因质疑政府政策而受到潜在影响,本文不公布她的全名。她只是在那个年纪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也不想为了取悦父母或急于提高出生率的政府而仓促结婚。如今,她仍然单身,在公关领域事业有成,终于享受到了一些安宁;她今年34岁,已经过了中国政府所说的女性生育黄金年龄,她的家人也不再给她施加压力。


我从中国各地的单身女性那里听到了类似的故事,在中国,性别歧视的国家宣传将27岁以上的单身职业女性称为“剩女”。2011年至2013年,我在中国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进行了实地考察,我与许多人交谈过,她们忍受自己不想要的关系,往往在个人、经济和职业上做出巨大的妥协。我想告诉她们,不要理会这一切。

如今,许多年轻的中国女性正是这样做的,她们推迟或回避结婚和生育,这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其他更富裕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经历如出一辙。作为个人,这些中国女性通常不愿挑战官方政策。但通过生育选择,她们共同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个激烈而复杂的问题。

面对人口减少和长期经济放缓,中共希望中国的女性温顺、生儿育女,成为社会、经济和人口稳定的保障者。然而,与共产主义早期相比,许多中国女性现在拥有更大的个人自由和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她们正在默默抵抗。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但这导致了出生率急剧下降、人口老龄化和性别失衡,因为传统上偏爱男性继承人,数以百万计的女性胎儿被流产。(截至2020年,中国20岁至40岁的男性仍比女性多1750万人,政府媒体警告称,这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出于担忧,政府从2016年开始放弃独生子女政策,允许所有已婚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在2021年将上限提高到三个。

但人们所希望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到2022年,结婚登记人数已经连续九年下降,降至自1986年政府开始发布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新生儿数量也在持续下降,去年出生的婴儿只有956万,是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最低记录。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萎缩,从而使印度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许多中国年轻男性也在回避婚姻。但是,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巨大变化似乎主要是由于女性越来越不愿意做出事业和生活方式上的必要牺牲,也不愿意承担不断上涨的子女教育费用。最近的调查显示,中国年轻女性对婚姻的负面看法明显多于男性。共青团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30.5%的18至26岁的城市青年表示“不相信婚姻”;其中73.4%是女性。


这是党最不想听到的。毛泽东有句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习近平主席则明确表示,管住女性对他的中国现代化计划至关重要。今年,政府开始推动鼓励女性结婚生子。在10月份的一次女性高层政治大会上,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婚育文化”,也就是说,党将努力影响中国年轻人生育。去年,中国共产党新一届政治局的24名成员自1997年以来首次没有一名女性。

但习近平的倒退政策与中国女性传统角色代表的严酷现实是相悖的。除了不得不放弃个人和事业自由之外,婚姻对中国女性来说可能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危险。许多人面临着家庭暴力和通过法庭寻求离婚的艰难斗争。2021年,政府为不和的夫妻强制规定了一段冷静期,加大了女性离婚的难度。

习近平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广泛的镇压,使公开的女权主义变得危险。知名女权活动人士、记者黄雪芹在2018年创建了一个举报性骚扰的社交媒体平台,帮助发起了中国的“#我也是”(#MeToo)运动。在被拘留两年之后,她于9月以模糊的颠覆罪名受审。目前还没有宣布判决结果。

一场关于生育控制的冲突正在逼近,这场冲突对女性权利和国家人口的未来有着重大影响。共产党坚持认为,西方女权主义是对其人口计划目标的威胁,是不爱国的,是敌对外国意识形态渗透的例证。网上对女权主义话题的审查加强了,厌恶女性的国家宣传也加强了。

但随着中国女性上大学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人们对女权主义问题和维护生育权利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女性继续在网上挑战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交流思想。在中国出版业受到严格审查的情况下,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等女权主义者的翻译作品在中国成了畅销书。

随着这场关于谁控制生育的斗争升级,政府可能会扩大财政或其他激励措施来鼓励生育。但以习近平的思维方式,政府同样有可能加大对女权主义和女性权利施加的压力。男性结扎手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进行。


但共产党的选择有限。它不能强迫女性结婚或怀孕,也不太可能放松其严格的移民政策来弥补劳动力的萎缩。对女性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或避孕等极端行为可能会使女性的态度变得强硬,甚至引发抗议。2022年底,在几个城市,年轻、受过教育的女性明显站在了抗议政府压制性疫情控制政策的前线。

在其几十年的统治中,共产党曾面对许多反对者和异见者,并很快将他们压制,令他们被人遗忘。如今,这个国家的年轻女性可能会令该党的男性领导人面对迄今为止最难化解的挑战者。


谢选骏指出:人说“共产党不能强迫女性结婚或怀孕”,我看并不一定,因为共产党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2023年11月30日星期四

谢选骏:查理·芒格是巴菲特内线交易的好搭档

 

《查理·芒格去世:巴菲特的好搭档,金句频出的亿万富翁》(ANDREW ROSS SORKIN, ROBERT D. HERSHEY Jr. 2023年11月29日)报道:


沃伦·巴菲特称他为公司投资方法的鼻祖:“忘掉你所知道的以极优的价格收购还不错的企业;相反,要以还不错的价格收购极优的企业。”


查理·芒格于周二在加州圣巴巴拉去世,享年99岁。他放弃了已功成名就的律师事业,成为沃伦·巴菲特的合伙人和金句频出的挚友,两人联手将一家江河日下的新英格兰纺织公司转型为无比成功的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宣布了他在医院去世的消息。他在洛杉矶有一处住所。

虽然被巴菲特的光芒所掩盖,芒格作为一个亿万富翁——福布斯今年将他的财富列为26亿美元——在伯克希尔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副董事长的头衔。

巴菲特称芒格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方法的鼻祖。“他给我的蓝图很简单:忘掉你所知道的‘以极优的价格收购还不错的企业’;相反,要以还不错的价格收购极优的企业,”巴菲特曾在一份年度报告中写道。


这一投资策略给了巴菲特极大启示,他在上世纪50年代曾以大幅折扣收购陷入困境的公司,从而一举成名。(他称这些公司为“雪茄烟蒂”,因为他说,投资它们就像“捡起还剩一口烟的雪茄烟蒂。”)

芒格建议巴菲特,如果他想建立一家规模庞大、可持续发展、业绩优于其他投资者的公司,他就应该购买可靠的名牌公司。“他是建筑师,我是包工头,”巴菲特谈到他们的关系时说。

他们在1959年偶然结识,很快开始几乎每天都要在电话里谈论几个小时的战略。


这一合作关系持续了50多年,造就了历史上最成功、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总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伯克希尔拥有保险巨头盖可(Geico)和伯灵顿北圣达菲铁路公司,并持有可口可乐、美国运通、IBM、富国银行和其他重量级企业的股份。到2022年,该公司拥有约37.2万名员工。

巴菲特和芒格每天都会在电话里聊上几个小时,巴菲特在奥马哈(他们共同的家乡)的办公室,芒格则在洛杉矶。

“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巴菲特说。他复述了芒格最喜欢的一句话,当两人确实有分歧时,芒格会说:“沃伦,仔细想想,你会同意我的观点,因为你很聪明,我是对的。”

巴菲特和芒格是伯克希尔在奥马哈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的标志性人物,该会议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他们会在上万名全神贯注的伯克希尔股东面前滔滔不绝,在长达六个小时的时间内回答问题,并传授他们的投资智慧。


“发表这些言论的麻烦在于,人们逐渐开始认为他们知道一些事情,”芒格在2015年对听众们说。“认为自己无知要好得多。”他还说,“如果人们不经常犯错,我们就不会这么富有。”

这些听众中有许多人通过跟随巴菲特和芒格投资而变得非常富有。1964年在伯克希尔的1000美元投资,如今价值超过1000万美元。

芒格经常被视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道德指南针,在人事问题和投资方面为巴菲特提供建议。他的招聘方针是:“信任第一,能力第二。”

2015年,在奥马哈举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芒格和巴菲特出现在大屏幕上。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查理·托马斯·芒格于1924年1月1日出生在奥马哈,父亲是律师阿尔弗雷德·凯斯·芒格,母亲是弗洛伦斯·(拉塞尔·)芒格。小时候,他周六在一家杂货店打工,这家店当时归巴菲特的祖父所有。(巴菲特本人也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两人直到很久以后才认识。)17岁时,查理进入密歇根大学学习数学,但在大二的时候发生了珍珠港事件,他加入了陆军航空队。

晋升为少尉后,他被派往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接受气象学培训。他在那里结识了当地一位鞋店老板的女儿南希·哈金斯,两人结婚时,他21岁,她19岁。他们后来养育了三个儿女。


他很快被派往阿拉斯加州诺姆,在那里开始显露一种日后让他受益匪浅的才能。

“在军队里和当小律师时的打牌经验锻炼了我的经商技巧,”芒格在珍妮特·洛尔于2000年出版的《巴菲特幕后智囊:查理·芒格传》(Damn Right! Behind the Scenes with Berkshire Hathaway Billionaire Charlie Munger)中说。

“你必须学会的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及早认输,而如果有大牌在手,就要下重注,因为你不常拿到大牌。机会出现,但不是经常的事,所以一旦它降临就要紧紧抓住。”

在1946年退伍之前,自称在脸皮厚这方面是黑带高手的芒格就已经申请了哈佛法学院——他的父亲是那里毕业的——尽管他作风散漫,并且没有本科学历。最后他靠着内布拉斯加老乡罗斯科·庞德——法学院退休院长,芒格家的朋友——出面干预才得以入学。

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芒格回到加州,开始从事法律工作。他最终自立门户,开办了芒格、托尔斯和奥尔森律师事务所。不过他的人生在这里出现波折:他和妻子离婚了;两人的唯一儿子泰迪在9岁时因白血病夭折;他的财务状况急转直下。

在基本上已经破产的时候,芒格的女儿莫莉向他抱怨那辆破破烂烂的黄色庞蒂亚克。“爸爸,这辆车太难看了,简直就是一团糟,”她说。“你为什么还要开它呢?”在洛尔的传记中,他回忆自己当时说,“为了劝退拜金女。”

为了东山再起,并利用自己在数学方面的过人才能(“我一向会选数学课,因为不用怎么费力就能拿到‘A’,”他说),他开始在业余时间投资股票、商业和房地产。


“我很快意识到,我还是宁愿成为我们的那些有钱且有趣的客户,而不是他们的律师。”他说。

他的投资给他带来了第一个百万美元。

芒格在1956年与南希·巴里·波特维克结婚,三年后偶然结识了巴菲特。当时芒格回到奥马哈筹办活动,纪念不久前去世的父亲,结果他收到了当地奥马哈俱乐部的午餐会邀请函。两人的共同朋友把巴菲特引荐给他。

那一周晚些时候,芒格出席了一场晚宴,巴菲特也受邀到场。两人一拍即合,整晚都在聊。巴菲特后来回忆说,“他会被自己的笑话逗得乐不可支,我心想,‘这跟我合得来。’我也是这样的。”


“对财富的渴望”


很快,两人开始几乎每天通电话谈投资策略。“沃伦的商业模型显然比我的强,”芒格这里指的是他以小时计费的法律服务。“他反复跟我说,我的谋生方式简直是发疯,他的方式更好,我应该效仿他。”


芒格被征服了。“和沃伦一样,我对财富有着相当强烈的渴望,”罗杰·洛温斯坦在他的《巴菲特传》(Buffet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Capitalist,1995年)中引用他的话说。“倒不是因为我想要法拉利——我想要独立。我不顾一切想要独立。我认为给别人发请款单是件屈辱的事。”

芒格开始和巴菲特联手投资魏斯可金融公司(Westco Financial)和时思糖果(See’s Candies)之类的企业,而后以副总裁的身份正式加入他的公司。他说入职第一年“我还是有一只脚踩在律所,以备万一资本家这条路走不下去”。

两人将伯克希尔经营成了一个逾5000亿美元的庞然大物,从1965年到2014年,其原始股平均每年的收益是21.6%,比标准普尔500的9.9%增幅高出一倍以上。(公司的名称来自巴菲特早期收购的一家每况愈下的马萨诸塞州纺织厂伯克希尔·哈撒韦。)

通过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合作创办的“捐赠誓言”组织,巴菲特一直热心于慈善事业,劝说亿万富翁们将其财富的至少一半捐赠出来。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芒格并没有参与。他说他倒不是不想立誓。他的妻子、于2010年去世的南希希望将她那一半遗产传给子孙,“所以我何止是没有立誓,”他说:“我觉得我去捐大笔钱是很虚伪的。我已经违背了这件事的根本精神。”

芒格身后留下了第一段婚姻养育的两个女儿温蒂和莫莉·芒格;第二段婚姻养育的女儿艾米莉·芒格·奥格登;以及三个儿子小查理、巴里和菲利普;两个继子威廉和戴维·波特维克;15个孙辈;七个曾孙辈。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1946年退伍之前,自称在脸皮厚这方面是黑带高手的芒格就已经申请了哈佛法学院——他的父亲是那里毕业的——尽管他作风散漫,并且没有本科学历。最后他靠着内布拉斯加老乡罗斯科·庞德——法学院退休院长,芒格家的朋友——出面干预才得以入学。”我看查理·芒格是“开后门”的惯犯。


人说“芒格在2015年对听众们说,‘认为自己无知要好得多。’他还说,‘如果人们不经常犯错,我们就不会这么富有。’”——我看,人们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内线关系却去“投资”——这不是白白送死吗?因为查理·芒格,就是巴菲特内线交易的好搭档。


谢选骏:基佬辛格——纳粹训练的犹太难民祸害美国


《政治艺术家基辛格的百年人生:从纳粹迫害的犹太裔到孤身一人的外交牛仔》(2023-11-30 北京市)报道: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基辛格是一位学者、政治家和著名外交家,在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执政期间,他对美国外交政策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此后数十年,作为顾问和作家,他提出的意见影响了全球政治和商业。


逃离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裔



少年时代的基辛格


基辛格原名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于1923年5月27日出生于德国菲尔特市。他的父母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父亲路易斯·基辛格是一名老师,母亲葆拉是全职家庭主妇,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沃尔特·基辛格,长大后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久居德国使基辛格一家自认为已经融入当地,直到希特勒登台后,他们才明白并非这样。基辛格小时候热爱足球,成绩优秀,但由于菲尔特的犹太人在德国生活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排斥,整个学生时代,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受到纳粹帮派的欺负。


1935年,德国颁布《纽伦堡法案》,剥夺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那时他才12岁。他的父亲失去了教书的工作。在纽约一位亲戚的资助下,基辛格一家草草收拾了仅有的几件行李,于1938年8月离开德国移居美国,次年9月,德国便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基辛格晚年称,这段经历没有在他心中留下永久的烙印,但《基辛格传》作者、美国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采访到的亲友却不这么认为。基辛格的一位密友说:“基辛格是个坚强的人,但纳粹却伤害了他的灵魂。”


艾萨克森在传记中写道,基辛格父亲受到的羞辱和他们所住社区的毁灭,“使他寻求秩序,使他渴望被接受,即使这意味着要努力取悦那些他认为智力低于他的人”。


移居美国后,基辛格一家定居在曼哈顿上西区的华盛顿高地,当时那里是犹太人聚居区。基辛格进入当地的公立高中乔治·华盛顿中学学习,在那里他很快掌握了英语,并在其他科目上表现出色。他在一家刨花刷厂打工赚外快,并在纽约城市学院学习会计课程。


还没来得及拿到学位,基辛格就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学习工程学。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战役刚过,他被分配到美军第84步兵师。他给另一位讲德语的士兵克雷默尔——后来被称为“发现基辛格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他的影响下被分配执行情报任务。


阿登战役(纳粹德国于二战末期在比利时的阿登地区发动的攻势)结束后,当美军第84师被派往德国时,基辛格发现自己成了几年前迫害他流亡国外的德国人的征服者。他获得了美国铜星勋章,并因组织地方政府和搜捕盖世太保成员的工作而晋升为中士。


在学术界迅速崛起


1947年,当基辛格重返平民生活时,美国的大学,甚至是最顶尖的大学,都在向年轻的退伍军人抛出橄榄枝。1950年,24岁的他以大二学生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开始了将他推向人生巅峰的学术生涯。


在哈佛大学,他回避学生社交生活,努力学习,获得世界级炸药专家乔治·基斯蒂亚科夫斯基和历史学家威廉·扬德尔·埃利奥特等哈佛大学实力派教师的青睐。


通过这些关系,他在研究生时期就创办了一份世界事务季刊《汇流》,吸引了后来担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的麦乔治·邦迪、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和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等名人投稿。年轻时,基辛格虽还默默无闻,但他已跻身于外交政策重量级人物的行列,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领头者。


他撰写博士论文时,美国正从朝鲜战争中脱身,与苏联冷战成了主导政策。为了寻找适用的经验教训,他分析了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梅特涅亲王和英国外务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如何在拿破仑战争后恢复欧洲秩序。


这篇论文名为《恢复的世界》,很快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它和另一篇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基辛格在该文中质疑核战争中大规模报复政策的价值——使他走上了“学术明星之路”。


1966年,基辛格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


之后,基辛格接受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工作,担任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专题组的参谋长。小组成员包括美国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勒、美国陆军中将詹姆斯·加文和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主任尼采等知名人士。


在31岁时,基辛格撰写了长达450页的巨著《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主张有限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大约在那个时候,基辛格遇到了大卫·洛克菲勒的弟弟纳尔逊·洛克菲勒,后者当时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纳尔逊·洛克菲勒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成为了基辛格的赞助人和他在共和党政坛的导师。


基辛格继续在哈佛大学任教并写作,直到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时,他希望能够真正在国际事务中掌握权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地方是华盛顿。于是,他开始担任肯尼迪的兼职顾问,后来又成了下一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兼职顾问。


1968年,美国共和党议员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基辛格接到了尼克松助手打来的工作邀请电话。尼克松和基辛格此前几乎互不相识,当时一位参议员力荐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为尼克松工作


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使得尼克松与基辛格之间亲密而又不安的关系变得紧张。


例如,1970年9月的一周之内就发生了:叙利亚入侵约旦;苏联向古巴派遣了一艘核潜艇和战舰;尼克松命令中央情报局阻止阿连德就任智利总统;与北越的巴黎秘密会谈在中断五个月后重启。


在这种时候,尼克松会彻夜不眠,不分昼夜地给基辛格和其他高级官员打电话,下达他们无法或不愿执行的命令,而基辛格也会随着紧张局势情绪波动。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基辛格当时正在莫斯科试图就1973年中东战争停火进行谈判,他接到尼克松的指示,要他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递交一封信,信中说美国希望与苏联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以在中东地区建立和平。


基辛格当时正为实现停火而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知道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丑闻正陷入危机,因此他不仅拒绝将这封信交给勃列日涅夫,还以“不可接受”为由拒绝了这一指示。


他给副手布伦特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对尼克松指示的语气、给勃列日涅夫信件中内容的错误判断以及没有提前通知就将发表新闻声明感到震惊”。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基辛格最不希望看到因为尼克松的失误指示而增强苏联的影响力。


1974年,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在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在这些紧张时刻,基辛格抽出时间与新闻媒体记者共进晚餐并长时间交谈,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重要媒体。在他权力最鼎盛时期,美国主流媒体对他的报道大多不乏溢美之词。有美国记者问他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国务卿先生”还是“基辛格博士”,他回答说:“阁下就可以了。”


1972年,意大利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采访基辛格时,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一名外交棋手,基辛格提出了一个比喻。


“就像一个牛仔,独自骑着马在马车队前面领头,独自骑着马走进小镇、村庄,”他说,“这个牛仔不需要勇气。他所需要的只是孤身一人,向别人展示他骑马进入小镇,独自完成一切。”


秘密外交推动中美破冰


基辛格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中美关系的破冰,便是他自己“孤身一人”打了头阵。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进行访问。在晚宴上,他装病躲过了同行记者团,秘密飞往北京。次日12时,基辛格抵达北京,11日12时离京,48小时内与周恩来总理开会时长超17小时。双方商定了尼克松访华、台湾问题、中国重返联合国等一系列问题。


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此行的成果之一是发表了《上海公报》,其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仍然是中美两国在该问题上的政策基础。


基辛格的另一项成就是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军备控制条约,当时两个核超级大国正处于冷战交战状态,并在全球各地的代理战争中相互对抗。条约限制了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进攻性导弹的部署,有效地使两国致力于缓和而非对抗。


“穿梭外交”


基辛格的第三项伟大成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穿梭外交”。这场冲突是在他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两周后爆发的,当时他在白宫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对于基辛格来说,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开始时的目标包括:确保以色列的生存,防止阿拉伯人在战争不利于他们的情况下再次遭受军事毁灭性打击,限制苏联利用危机的机会,以及在不损害尼克松权威的情况下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尽管很勉强,但基辛格在所有方面取得了成功。


第四次中东战争初期,以色列遭到挫败,寻求美国紧急空运武器和其他装备以支援自身。尼克松表示愿意,但基辛格担心美国此举会破坏与苏联来之不易的缓和关系,苏联正在为阿拉伯人提供补给。


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当苏联威胁要出兵支援埃及第三军免遭以色列的摧毁时,基辛格和时任白宫参谋长海格下令美国核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进入戒备状态——却没有通知尼克松,尼克松当时正被日益增长的弹劾威胁所困扰。


最终,战争的结果大多是积极的。当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同意与以色列人直接进行军事会谈时,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了。以色列幸存了下来,而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被以色列军事碾压而“破碎的荣誉”,也因此次中东战争初期埃及成功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进攻而得以恢复。


但在另一方面,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因美国向以色列提供补给而对美国实施禁运,造成了经济混乱。敌对双方的军队仍然沿着危险、不稳定的停火线对峙。


为了延长脆弱的停火协议,稳定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的关系,基辛格执行了一项成为他标志性使命的任务。从1974年1月开始,他11次前往中东,推动达成军事脱离接触协议,以促进和平谈判进入新时代。


在这些“穿梭外交”任务中,最著名的是那年春天为期34天的“马拉松式访问”,基辛格16次访问耶路撒冷,15次访问大马士革,同时他还出访了六个国家。这些“马拉松式访问”虽然并没有产生任何永久性的和平协议,但它们稳定了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破裂的美国与埃及之间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沙特同意结束石油禁运,同时为尼克松对该地区进行最后一次访问开辟了道路。


离开政府后的生活


在福特政府任期结束后,基辛格接受了利润丰厚的咨询职位,但他在最初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撰写他的大型回忆录的前两卷——近2700页,英国编辑哈罗德·埃文斯帮助他一同撰写。这两本书非常畅销。几年后,第三卷巨著问世。


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基辛格提供了教授职位。同时,他投身商界,为蓝筹企业客户提供国际政策咨询。他利用自己的名声、声望和人脉,为世界各地的银行、保险公司、制药商和汽车制造商解决问题并建立联系。


除了咨询工作外,基辛格还撰写有关国际事务的辛迪加专栏,并经常出现在“夜线”和其他电视新闻节目中。即使到了晚年,由于年事已高,他的行动越来越迟缓,旅行日程也越来越少,但他仍继续著书立说,他的人格和声望使他成为各种会议的重要参与者和宴会的贵宾。直到90多岁,他还为报纸撰写评论文章。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向他请教,他也是斯蒂芬·科尔伯特喜剧节目的常客。


2023年7月,100岁高龄的基辛格最后一次访问北京,被誉为美国无与伦比的政治家。


基辛格一生都在从哲学甚至存在主义的角度思考权力和战略问题,但他始终称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看到哪些风险值得冒。


“政策是一门权衡可能性的艺术;掌握政策在于把握各种可能性的细微差别,”他年轻时曾写道,“试图将政策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必然会导致僵化。因为只有风险是确定的,机会是猜测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基佬辛格“整个学生时代,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受到纳粹帮派的欺负。1935年,德国颁布《纽伦堡法案》,剥夺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那时他才12岁。他的父亲失去了教书的工作。在纽约一位亲戚的资助下,基辛格一家草草收拾了仅有的几件行李,于1938年8月离开德国移居美国,次年9月,德国便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我看基辛格具有变色基因,发展了三种角色——1、纳粹训练,2、犹太难民,3、祸害美国。综合地说,基辛格的一生,就是个“纳粹训练的犹太难民在祸害美国”——美国在他的毒害之下,迅速败落了——其转折就是绥靖共产党并且逃离了越南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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