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70年来杀了多少人？》（2019-09-26 林辉）报道：
当中共庆祝“十一”的焰火升起时，当中共军人蹬着皮靴迈着正步走过天安门时，中国人千万不要忘了当局打造的绚丽和威武背后，是由70多年来无数中国人的鲜血和屈辱铺就的。且不说中共自其成立之日起至1949年建政前的“红色血腥”，仅其建政70年来，就完全可以用嗜血成性、滥杀无辜、杀人如麻一以贯之，实在是罄竹难书。
研究表明，中共不仅屠戮了众多无辜的中国人，而且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受过其迫害。迄今为止，约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一方面，中共在国内、党内通过发动的各种运动，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另一方面，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和他国民众。
按比例杀人的“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建政初期，为了消灭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的土匪、特务，国民党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党团分子等，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1950年12月，刘少奇下达指示称：“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在毛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五亿五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二十七万五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至少二百万地主死于改造运动
为了巩固政权，中共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实行了“消灭”和改造政策，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场“改造运动”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并建立中共对农民的控制。
1950年2月24日，中共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同年6月28日，中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开始了土地改革。毛还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在中共高层的指令下，中共的干部们分成若干工作小组深入到全国各地农村。他们来到农村后，鼓动无田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全国至少二千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而且，每一地区有一些声望的地主，都被定为“霸”，还分为恶霸、善霸、不霸。被定为“霸”的地主都要被处死。
那么，究竟有多少地主被杀被镇压呢？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编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称：中共掌权初期，镇压地主富农，一百万到二百万。
而根据旅美当代历史学者辛灏年的研究，在中共中央“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下，中国大陆农村至少有三千万农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斗争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许多是家破人亡。特别是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接踵而至”时，中共以村对地主大开杀戒而建立新秩序的愿望遂迅速得以实现。比如土改后，甘肃省仅因几个农民打了一个乡干部，就全部被判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四人被处以死刑，三人被判重刑。
更可怕的是，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朝鲜战争近百万中国人丧命
解密文件显示，中共一直吹嘘的“抗美援朝”实际上是一场支持朝鲜邪恶政权的侵略战争。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四十四票赞成、七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当年5月18日，联合国还通过了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
在美国的领导下，联合国军将打过“三八线”的中共军队打了回去。斯大林死后，内外交困的中共同意签署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国会的授权下，发表了纪念文告，其中说道：“美军和我们的盟邦苦战数月，有攻有守，有得有失，但始终拒绝向敌人屈服。……最后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朝鲜退回三十八度线以北，大韩民国保住自由、民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各国组成的世界性组织出兵对抗侵略，并获得成功，当然这还得感谢将近两百万美国人的英勇。”
而在支持这场侵略战争中，究竟有多少中共军人战死、冻死、病死在朝鲜战场，迄今仍不是十分清楚。2010年10月2日，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在《十八万抗美援朝烈士寻踪近七成牺牲时不到三十岁》中透露了中共“志愿军”的死亡人数（包括病死）先后更正的三个数字：开始说是15.66万人，后来在多方质疑举证下改称是17.17万人，后又被迫承认有18.3万人。
另据近年曝光的一套《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中透露，入朝“志愿军”总减员达978,122人。如果这一数字准确，那么入朝的135万“志愿军”只有37.2万人返回。
而苏联官方解密文件显示，中共“志愿军”阵亡人数为100万。70年代中期，美国统计的数字是：“志愿军”阵亡908,447人，失踪4,471人。
为了支持侵略者，近百万中共军人丧命朝鲜，他们中一部分是国民党投降中共的部队，而毛泽东将这些“心腹之患”送到朝鲜战场当炮灰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清洗军队，清洗受到国民党影响的部队。毛和中共何时将人命当回事？
工商业改造运动有多少资本家跳楼？
中共建政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和镇反的同时，在城市中也开始了打着“五反”名义的消灭城乡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改造运动。1952年5月26日，中共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有着众多的资本家。
资本家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如大名鼎鼎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据说，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因为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为什么不选择其它的死法呢？原来如果去跳黄浦江，中共见不到尸体，就会说其去了香港，而继续逼迫家属，所以只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死了心。
靠着这种逼迫方法，在几年内，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可以说，“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
在“五反”运动中，上海到底有多少资本家成为“空降兵”恐怕至今仍是个谜。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三十二万三千一百多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真实的数字无法披露之前，这个大概只能仅供参考吧。
肃反运动的后果
1955年至1957年中共发动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肇始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其主要目的是肃清中共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根据毛划定的好人和坏人比例，各单位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
“肃反运动”结束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称：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反右运动中二百万知识分子消失
因恐惧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反抗在中国出现，1957年，中共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整风”是共产党的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毛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法，诱使党外人士给中共提意见。在天真的知识分子真诚地批评中共后，毛露出了魔鬼的真面目。
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反右运动”中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文革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档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资料还显示，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知识分子神秘消失。他们死在了哪里？
三年大饥荒饿死了至少四千万人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罕见的大饥荒。在城市，民众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这场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中共内部解密文件中透露：在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而且，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字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数字！
2007年，海外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指出大跃进一共造成了3,500万人到4,000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2009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四五千万人。2010年，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中认为，有4,500万人死于大饥荒。
显然，根据各方的研究，死于三年大饥荒的人数应该不低于4,000万。而导致这场骇人听闻的惨剧既不是因为中共所言的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也不是因为苏联逼债，根本原因是中共的体制问题。“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文革浩劫死二千万人？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间，由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浩劫。它不仅彻底摧毁了中华传统文化，毁坏了大量文物、古迹，而且戕害了无数中国人。
美国汉学界权威、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在专著《中国：新历史》里估计超过100万人被迫害致死。海外华裔学者丁抒教授则以史料分析推论的方法，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的结论。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穷十年之功，通过搜集中共公开出版县志中的死亡数字以及内部档案等，推断文革中的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这一受害者数还不包括主要城市。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认为，文革中丧生者大约为773万人。
中共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前总编杨继绳在题为《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提到，中共高官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换言之，中共承认文革中超过2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不过，在1997年出版的由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曾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蹊跷的是，叶剑英的此次讲话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文献收录，但却出现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选集》里，但具体数字消失。
而据《邓小平文选》记载，邓小平1980年8月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口中的“天文数字”难道是在暗示死亡人数不只两千万？
“六四”至少一万人被杀
1989年6月4日这一天，中共军队进入北京，屠杀“反腐败，要求民主”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究竟有多少人遇难，虽然中共官方的数字一直没有公布，但依据1996年3月初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前社会状况》研讨会上公布的一些内部档案材料，可知，全国共有931死亡，22,000余人受伤。
而“六四”前夕担任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鲍彤，2013年透过运出境外的一段视频指在“六四”事件中，首次透露当年红十字会曾经披露，在血腥镇压之下死亡的人数高达2,000多人。此外，2013年，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中称，六四大屠杀死伤3,000人。
如果说死亡几千人已经让世人感受到了中共的残暴，那么白宫披露出的档案则让人们更多的是恐惧：一个政府怎么能屠杀如此多手无寸铁的百姓？
另据2015年有媒体援引香港苹果日报旗下《壹周刊》于2014年“六四”25周年时刊发的报导，称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显示，六四死伤民众多达四万人，当中10,454人被杀。报导指，上述机密档案现保存在美国前总统布什的档案馆，关于“六四”大部分相关文件由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在北京撰写，部分来自时任驻港总领事安德逊（Donald M. Anderson）。
2017年，英国最新解密的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该数字由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Alan Donald）通过一名中国国务委员的朋友获得，之后通过一条秘密的外交电报传回英国。
然而，中共的杀戮并没有终止。
中共输出革命害死了多少人？
中共巩固政权后，仿照苏联也搞起了“支援世界革命”，可以说，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输出对象主要是亚非拉国家，特别是有着大量华侨的东南亚国家。这种输出在文革爆发后最为激烈。
其中，中共输出革命培养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尽管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波尔布特是毛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他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的教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照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还有印度以马祖达为首的印共，完全按照毛的暴力革命那一套，并模仿毛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印度一些地区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该运动被称为“那夏里特运动”，其主要战略是残杀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在内的乡村精英。在这种杀戮中，马祖达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它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那夏里特运动”还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尔各答的一些大学中，激进学生模仿中国的红卫兵，掀起了学生造反运动。
据印度内政部的统计，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制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此外，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年到1968年间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思想。回国后他成立了名为“光辉道路”的暴力组织。该组织不择手段，扰乱秘鲁社会近20年，杀人无数。被杀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职员，甚至有乡村教师。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也告一段落，然而，其遗祸却并未肃清。中共在戕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的利益的同时，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国人员以及海外人员的死亡，目前并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上述有限的数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万以上。
中共这样一个为祸中国、为祸世界、血腥的政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谢选骏指出：中共“建国七十年”武汉病毒爆炸全球，又杀死了一千多万人口，杀伤了数十亿人，堪称世界历史之最！
人说“胡力任一觉醒来发现魏京生推特账号把他拉黑了。魏京生‘毛泽东过失杀人’的此番脑残言论已经被无数推友驳斥。不过长期混迹于圈内的‘民运人士’们则静悄悄，他们都是关系高手，在他们眼中面子与关系远比正义是非重要的多，他们与共产党的两会委员们并无多大区别，这就是为何‘民运圈’常被人鄙视的重要原因。“
我看民运也分为“共产党民运”和“非共党民运”——根据参与者的政治身份。如果说“精神病人故意杀人不算故意杀人”，那么只要承认“共产党都是精神病人”，就可以认为“共产党都是精神病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所以镇反土改屠杀几百万也不算故意杀人”了。共产党愿意都进精神病院吗？那样，他她们就可以摆脱刑事责任了，因为精神病人故意杀人都不算故意杀人。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不是共产党的人，会容忍一群疯子的奴役？中国人真是废垃吗？难怪共产党员号召“全民共忏悔”，因为大家被迫参加了疯子的杀人，还说疯子“万岁万岁万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