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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29日星期四

谢选骏:名校热潮为何带来了就业泡沫


《剑桥毕业生自述:毕业20年后,同学们都“混”成了这样…》(精英说 2024-02-15)报道:


上名校一定意味着一生的成功吗?下文的作者在20多年前就以国际生的身份考入剑桥,然而她也一度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如今,她遍观身边的剑桥校友,有了自己的答案……


在“全民名校”崇拜下,我们习惯乐此不疲地传播牛娃与学霸的事迹,庆贺与狂欢,但孩子们进入名校后呢?以及从名校毕业后呢?


学府的大门被关上,垒砌的城墙内外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希望知道。


机缘巧合之下,我们联系到安硕。开始,她身上有着太多“标签”吸引着我。安硕,有着多国求学经历,日本读小学,后来到英国读高中,于2004年考入剑桥大学,可以说是我国最早一波去英国留学的中国大陆学生。


我们访谈安硕,原本是希望她能跟我们聊聊她是如何申请英高以及考上剑桥的,以抹平信息差。但访谈结束后,我意识到比起如何进名校,名校毕业生的走向与心理状况问题可能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安硕告诉我,她的剑桥同学有被退学的,以及她的很多名校毕业的朋友,都成为了普通人。


二十年前,安硕靠“自鸡”考上剑桥;如今,她成为母亲,面对如今的“鸡娃浪潮”,她与之保持距离,拒绝被裹挟进去,她只希望女儿快乐与平安。


为了方便阅读,以下内容采用第一人称叙述。


剑桥毕业生自述:毕业20年后,同学们都“混”成了这样…


从人大附出走


我叫安硕,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关于北京的童年记忆,其实不是特别多,因为6岁时我就跟随父母去了日本。当时我的父亲任职于日本公司,拿的是日本工作签,这个签证允许携带家属。就这样,我在日本生活了6年,就读的是名古屋的某公立小学。


关于日本小学教育,相信很多人从大大小小的媒体与短视频里也刷到过不少,比如日本的食堂很干净,小朋友要值日做清洁,以及在体育课上,日本小朋友做着翻跟头这样的高难度动作……只能说这些都是真实的。


在学业这块,当时日本社会“鸡娃”的很少,现在回忆起来,在日本上学的6年充满了诸多美好的回忆。


但是我会存在身份认同问题。初来乍到时,我年纪还比较小,小朋友的语言习得能力很快,我是很自然就完成了语言切换。有一段时间我中文还没有日语讲得好,我就主动要求报班去学中文。


如果去日本读小学是被动安排,后来我回到北京读中学是我自己的主动要求与选择。


我记得很清楚,五年级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叫《大地之子》的电影,里面有句台词——“不了解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是可耻的”,这句听起来颇具教导味的台词,给当时的我极大的心理冲击。那时我就决定要回国读书。


比较幸运的是,回国后,我适应得还挺快,中考时还考上了人大附。其实我初中时成绩一般,当时要报考人大附时,我的班主任觉得我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大病,但我想着“试一试,万一呢”?结果还真考上了,算是擦分考上的。


来到人大附后,才真算是开了眼界,感受到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即使那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人大附,同学们就已经很“卷”了。大家不仅是成绩很好,其他方面也很优秀。特别是有些重点班的同学,会让你觉得遥不可及。


我隔壁班级,有一个同学国际象棋,在他那个年龄段全国排第一,上一届有一个同学舞蹈也拿过全国第一,而我在人大附就是平平无奇一普娃,可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有机会考上清北,后来却兜兜转转上了剑桥,我现在有时候都在感叹,大家都在说“弯道超车”,这就是说的我啊。


大家都说人大附很好,后来为什么要转学到国外读高中呢?这里其实有一个“较劲”的故事。


安硕大学毕业后,安硕的父母来英国看望女儿,安硕带领他们参观女校,安硕告诉我们中间牛津毕业的物理老师对她影响很大

安硕大学毕业后,安硕的父母来英国看望女儿,安硕带领他们参观女校,安硕告诉我们中间牛津毕业的物理老师对她影响很大


我的爸爸是北大毕业的,初二的时候,我们班开过一个班会,家长们被邀请到班会现场,给自己的孩子写一封信,送一个礼物,当时我爸把他的北大毕业证书送给了我,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希望我能“子承父业”。其实作为北大家属,我那时对北大还是有一些向往的。


转折点发生在高一,那时我去日本交换留学,身边很多日本朋友以东大为目标,我查了排名,咦,发现世界排名比北大还高,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那时就想着考东大;再后来,我又听到一个在人大当老师的亲戚讲,欧美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比日本留学回来的更受重视,我又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但因为啥都不懂,于是我就跟我爸妈去找留学中介,在咨询的时候,全程我爸妈基本上都没张嘴,就我跟顾问一直聊,聊完后,我便决定要去英国,而且我想考牛剑,当时人大附还没有国际部,中介告诉我,要想申请牛剑得先去英国读两年的A-Level。


于是,高二下学期,我只身来到了英国开始了低龄留学。


“我在英国读高中”


我在英国就读的高中,全名为Harrogate Ladies’ College,这是坐落于约克郡的一所私立寄宿女子高中。


实际上,我最开始要读的是另外一所英高A校。在来到约克郡后,我听从中介的安排,先是去了一所语言学校待了三个月,但在语言学校时,我从住宿家庭和老师那里了解到A校的真实情况,“又远又偏”,就没去A校。所以家长们在选择英高时,最好能实地考察,多做“背调”。


在放弃A校后,我自己DIY申请来到Harrogate Ladies’ College,这所学校在鼎盛时,排名能排到全英Top10,但现在排名不太稳定,各个机构提供的排名榜单也不一样。我们那一届学生大概有七八十人,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大概有6个左右。


当时学费加上生活费,两年差不多花了60-70万人民币,但这是20年前了,现在可以从官网上看到Harrogate Ladies’ College每学期收费14,410 英镑,英国高中一年是三个学期,这样算下来学费一年是43230英镑(折合人民币39万/年)。整体而言,现在英国私立高中学费大概都在4-6万/年英镑之间。


学校课程是走班制的,就像上大学一样,上什么课,就到什么教室。每天我们8点多上课,4点多就放学了,没课的时候,大家就自由安排。


我算是同学里比较“自卷”的类型,一般大家会修3门课,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会被允许修4门课,我修了6门(数学、高数、物理、地理、中文、General Studies),前面4门耗费的精力比较多,尤其是地理,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其实比较难。当然,我也选了在当地人看来比较水的课——General Studies,它类似于国内现在的道法课。


但在申请时,英国大学招生官可以从选课里面看出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选了地理+General Studies,他们能够感受到我是一个想积极了解英国文化、融入当地的外籍留学生。


最后很幸运,我拿到了6个全A(那时还没有A*),还上了当地报纸,因为当时我是整个约克郡分数最高的学生。我同时拿到剑桥和帝国理工的offer。


算下来,我们高中大概有六七人被牛剑录取,其中有一个是深圳来的同学考上了牛津,剩下全年级差不多二三十个去了英国前十的学校。


回忆起来,我能被剑桥(工程专业)录取其实不光是成绩上拿了6个A;在课外活动上,我做得比很多同学都要丰富,比如我到工厂、工地、律所等地方实习,也参加了Duke of Edingbrough’s Award Gold项目。为了给父母省钱,我尽量给自己找一些免费的项目。


这些活动对我后来申请剑桥帮助挺大的,申请剑桥需要提交Personal Statement(个人陈述)、笔试、面试,每一环都很重要,他们想要看到的是有趣的灵魂,而不是书呆子。


总结来说,我走英高这条路,肯定比国内走高考路线的人要轻松很多。因此,我也观察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中产父母为了所谓的“弯道超车”,不惜代价把孩子送来英国读高中,觉得读英高更有机会被牛剑录取。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置可否,相信各位教育专家们比我更有发言权。


“全民鸡娃”浪潮下,我更想探讨的是“名校崇拜陷阱”。孩子们为了进入名校,不管是“被鸡”还是“自鸡”付出了诸多代价,但是进入名校,然后呢?


剑桥毕业后,大家都是普通人


来到剑桥后,我了解到每年都有中国学生被退学了。


作为同是局内人的旁观者,我感慨很深。有些人,考上剑桥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他人生的最高光时刻。背后,为了这最高光时刻,他前面十多年的人生,可能都在卖力追赶,但目标一旦达成,他会陷入深深的空虚感与无力感。剑桥是一个很考验大家自律的学校,有些学生进来后,学习动力不足,考试挂科,最后被劝退。


那么,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呢?他们就收获了美满的人生吗?


我身边认识很多牛剑毕业的人,他们也没有因为名校背景而有着“三头六臂”。大家最后都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经历着生而为人的鸡飞蛋打、低潮与挫败,人生该面临的挑战一个都不会因此而减少。


不过,当一个普通人也挺好。


但是,我时刻能感受到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虽然,我有着多国学习与生活的经验,但遗憾的是,我并不是一个活得很松弛的人。


剑桥毕业后,我工作、创业,渴望世俗意义上的名利双收,马达不敢停歇下来。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东亚社会“望子成龙”这样的底层价值观给我留下的烙印,我仍是一个相对单一化“成功定义”下教育出来的产物。


回想在英国读高中时,我的很多英国同学学习各种东西,体育、乐器、戏剧、美术...…大家都是真心喜欢。我记得有一个本地姑娘,她的学习成绩很好,最后没有去大学,而是先去舞蹈学院实现舞蹈梦,后来听说过了4-5年,她才去重新申请大学。


我就读的女校,有很多老师都毕业于牛剑,他们觉得在一个中学当老师也挺好。


安硕与剑桥同学们在一起

安硕与剑桥同学们在一起


如今,我成为了一名母亲,有着一个7岁的女儿,她就读于东城区的一所公立小学。


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与空间,被“内卷”、“鸡娃”、名校萦绕,大家奋力托举孩子的未来,每个人都精疲力竭,但作为曾经名校的局内人,我想告诉各位家长,如果把名校作为培养孩子的目标,最后结果很可能会是失望的,考不上,是失望;考上了,然后呢?


我在剑桥见过太多茫然、没有目标的灵魂。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一边寻找,一边自愈;一边摸索,一边和解。


我回溯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其实挺希望我父母能教我松弛,培养我有更多的兴趣爱好去消磨时光,在平凡的生活里热爱周遭的一草一木,但我的父母何尝不是东亚社会“学而优则仕”这一套单一价值体系下的束缚者,他们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并不能怪他们。


我养育女儿,相当于把自己再养育一遍,成长的那些缺失和遗憾,我不希望在女儿身上上演。未来,我不执着于她非得上什么学校,她想学厨艺、园林都可以,我希望她快快乐乐,希望她能找到自己真正的热爱与内核力。


比起培养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培养一个拥有幸福能力的普通人才能发挥人生的“长尾效应”。


最近,我看到查理芒格说的一句话,我把他这句话献给后半生的自己,也献给大家。


“上天啊,请赐予我一颗平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请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请赐予我智慧,去辨别这两者的不同。”


网民嚎叫:


Sparkpool 发表评论于 2024-02-16 01:45:00

牛剑 藤校 除了个别顶级学霸,无一例外全是造假的成绩,钱多出来的竞赛获奖和代考的Alevel /AP 和SAT ACT,都是有钱人的游戏,普通人就别逼逼了,不过即使是有钱人,也有自己的烦恼,所以不同阶级的人心态要好,别比。

Sugar88 发表评论于 2024-02-15 21:20:15

不管是否名校毕业,最终还是看谁赚钱多,家庭幸福,身体健康,顺便炒点房炒点股,哈哈。

sf3649 发表评论于 2024-02-15 13:56:17

jiujiujiujiu 发表评论于 2024-02-15 08:28:19

这位本来就是普通人吧,不普通处只是在于家里稍有点钱而已。那年代小学高中一路在国外读还是很烧钱的。这位放在国内属于985都没戏那类,身边同学也很普通没啥意外的。


谢选骏指出:“剑桥毕业生自述:毕业20年后,同学们都混成了这样…”——我看这是名校热潮所带来的就业泡沫!为何名校热潮会带来就业泡沫呢?这是因为,“名校”本身就是一个生意,任何生意的热潮,不是都会带来泡沫的吗?


网文《长尾》报道:


长尾(英语:The Long Tail),或译长尾效应,最初由《连线》的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于2004年发表于自家的杂志中,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公司、Netflix和Real.com/Rhapsody之类的网站之商业和经济模式。是指那些原来不受到重视的销量小但种类多的产品或服务由于总量巨大,累积起来的总收益超过主流产品的现象。在互联网领域,长尾效应尤为显著。长尾这一术语也在统计学中被使用,通常应用在财产的分布和词汇。

简介

帕雷托法则向来被商业界视为铁律,其内涵认为企业界80%的业绩来自20%的产品。就此看法,商业经营看重的是销售曲线左端的少数畅销商品。曲线右端的多数冷门商品,被该定律定义为不具销售力且无法获利的区块。但长尾定论却认为互联网的崛起已打破这项铁律,广泛的销售层面让98%的产品都有机会销售,而不再只依赖20%的主力产品,而这些具有长尾特性商品将具有增长企业营利空间的价值,对大公司来说最明显的是客制化,其次对于中小企业还有独特的设计、风格、思路等零散的产品线等。不但如此,长尾商品的规模还大得惊人,其商品的总值甚至可与畅销商品抗衡。然而同样的也是相当高风险的,因为各产品的市场都很小,尽管总量很大但是不一定某产品能创造利润,成功产生的流行也会很快退去。


长尾理论在之前已有类似的学家提出研究,他们首先用指数曲线研究了亚马逊网站的书本销售量和销售排名的关系,并发现亚马逊40%的书本销售来自于本地书店里不卖的书本。音乐影视串流市场、智能手机应用市场、线上游戏市场陆续发生这种现象,网络选择客制化的兴起也让实体市场产品逐渐零碎化,例如名不见经传的餐厅在网络市场下爆红。


长尾理论的理论数学基础十分简单,就是将庞大的长尾利基商品量乘以相当小的单项长尾商品销售量,其获利仍极为可观。就其观察,除了举例用的亚马逊、Netflix及Real.com/Rhapsody的网络音乐服务外,Google引擎及eBay网络拍卖等网络型企业,甚至多售点多商品的便利超商也可依据其理论,在获利上有其一定程度的成长。

在统计图上,这样的部分长度(横坐标)长,高度(纵坐标)低,看上去就像长长的尾巴。如果想利用长尾效应取得显著效果,企业就必须积极注意那些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举例来说,亚马逊公司的图书销售和Google的广告投放都是运用长尾效应的代表。

在亚马逊这个案例上,可应用“长尾”概念解释:它一半左右的销售来自于比较热门的商品,而另一半却来自相对不那么热门的商品。这跟传统的“二八定律”完全相反,所以这个概念的提出在Web2.0的时代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图表分析

就长尾理论示意图来看,图表纵轴为“人气”,图表横轴为“产品”。该理论分析读出,商业经营者应该反向思考,不再只是集中精神于前百分之20的主要产品内容,而是应该注意百分之80的“长尾巴”。简言之,企业应思考怎样提供一个将不同种类商品集合成大市场的平台,而这解决方法最好方式就是提供Web2.0相关的网络平台。该分析也指出满足发展中国家与未开发国家众多人口的商品需求亦也可能创造巨大利润与商业规模,但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利用网络科技来营造几乎无库存成本的世界,否则实际执行仍有利基市场过小,商品过多种类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碎片化也有碎片化的好处——只是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说到了底,还是销售第一,我看剑桥毕业生还是丝毫未变啊。


谢选骏:共产主义幽灵又添亡魂

《中神经毒、窗户坠楼、被枪杀…普亭政敌「死因」五花八门》(编译卢炯燊/综合 2024-02-17)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亭的政敌,不少人都离奇死亡。纳瓦尼就曾被人将神经毒剂「诺维乔克」藏在内裤内受中毒。


俄罗斯总统普亭头号政敌纳瓦尼突然传出死讯,让人震惊之余也不感意外;一直以来,俄罗斯异见分子、叛徒、间谍及至传媒记者遭肉体消失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难以预料,例如喝了有毒的茶、接触神经毒剂、近距离枪杀、从窗户堕下等等,不一而足。


2018年,没有任何健康问题迹象,以反政府行为艺术闻名的韦尔齐洛夫(Pyotr Verzilov)突然病重昏迷,之后一个月靠呼吸机活下来,后来被送往德国治疗。虽然医生未发现他中毒迹象,但他确信自己中了毒。


2015年,反对派人物卡拉-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在莫斯科昏迷一周,出现脑水肿及肾衰竭症状,声称是遭人投毒。2017年再次被投毒并再次生还,但去年他被以叛国罪成判监25年。


叶尔钦时代的副总理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素来反对普亭,2015年2月的一个寒夜,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一座桥上与女友散步时被人枪杀,事件震惊全国。


相对于枪杀,投毒是较为常见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毒药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偏爱的手段;有叛逃者说,早在前苏联时期,已有秘密实验室研究无味无痕迹的毒药。


俄国使用的有毒物质包括放射性钋-210、重金属物质、罕见的喜马拉雅植物毒药「钩吻」(gelsemium);还有一触碰即致命的军用神经毒剂诺维乔克(Novichuk)。


投毒很简单且容易掩饰,混入饮料或食物即可,除直接杀死目标,也可令他长期患上难受的疾病而丧失行动能力。亲西方的乌克兰前总统尤申科(Viktor A. Yushchenko)就被认为遭俄国特工在食物投入工业污染物二恶英(Dioxin),脸容尽毁。


2006年,叛逃特工利特维年科(lexander Litvinenko)在伦敦喝了含有放射性钋210的茶后病重,三周后死亡;另一名前情报官员斯克里帕(Sergei Skripal)2018年与女儿在英国中毒,尽管幸存下来,但祸及英国一名无辜女子。他们都是被人投放诺维乔克。


除了异见分子、政敌、叛徒,也有不少批评俄罗斯当局的记者被杀或神秘死亡。2004年,反对派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在国内航班喝茶中毒,虽然活过来,但两年后在所住公寓电梯内被枪杀。


纳瓦尼2020年中毒事件发生后,德国的实验室从饭店房间的一瓶饮用水上发现了诺维乔克(毒剂)的痕迹,确定就是它毒害了纳瓦尼。


谢选骏指出:俄国是马列主义的策源地,流毒百年不息,可谓魔鬼之地,如今可见共产主义幽灵又添亡魂!


《在中国社媒上,普京政府成了纳瓦尔尼之死的受害者》(VOA美国之音 于 2024-02-16)报道:


在中国社媒上,普京政府成了纳瓦尔尼之死的受害者!


在俄罗斯宣布其被囚禁的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死亡后,美国等西方多国强烈谴责了莫斯科。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不少时评人和网民们却为俄罗斯打抱不平,甚至有人毫无根据地称美国才是纳尔瓦尼死亡的幕后黑手。


俄罗斯联邦监狱管理局星期五(2月16日)表示,纳瓦尔尼已经于当天在北极圈内的狱中去世,终年47岁。克里姆林宫表示,监狱管理局正对他的死因展开调查。纳瓦尔尼的团队表示尚无法证实他的死亡。


纳瓦尔尼以批判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俄罗斯贪腐现象著称。去年8月,他因为被控制造极端社区、向极端活动提供资助以及许多其他的罪名遭定罪后被判处19年有期徒刑。他之前因为诈欺的罪名已经被判11年半的有期徒刑。纳瓦尔尼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


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表示普京应当对此事负责。在星期五(2月16日)的一场讲话上,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说:“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毫无疑问,纳尔瓦尼的死是普京和他的暴徒所为的后果。”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也表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为自由和民主而战。他为自己的理想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欧盟要为他的不幸死亡追究俄罗斯当局的责任。”


相较于西方对俄罗斯的批评,北京尚未就此事表态。不过在中国审查严格的互联网上,不少评论人士和网民已经为普京叫不平,他们认为这是西方在刁难俄罗斯。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写道:“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在狱中突然死亡,这个突发事件肯定会让俄罗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中更加被动。大国不易,在国际舆论场上也特别容易是非多。”


一位名叫“淡然小司”的网络博主在中国的百度和网易等平台发文,暗示纳瓦尔尼的死其实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的。他表示,纳瓦尔尼死亡只会给俄罗斯造成混乱,因此普京“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会做出这种事。


“而对于美西方国家而言,他们肯定不愿意当下的俄总统继续当选,那么,分散俄罗斯选民的注意力,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如果能够嫁祸给俄罗斯总统,那么,作为俄罗斯最大反对派领导人之一的纳瓦尔尼的死亡,无疑将会给俄罗斯内部带来更多的猜忌,” 他的文章写道。


微博上的民族主义博主“唐哲同学”更是直接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幕后黑手。


“看过《碟中谍》的都知道,西方特工易容或者买通俄国看守,然后实施暗杀,目的就是让俄陷入舆论的漩涡,” 他写道。


自从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来,中国互联网上支持俄罗斯的声音一直占据主流,一些俄罗斯推广的针对西方的阴谋论也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不过,在纳瓦尔尼死亡的消息传出后,一些网民还是对他的死表示了哀悼。


一位微博博主翻译了俄罗斯独立媒体《美杜莎》(Meduza)对纳瓦尔尼去世撰写的悼词。“纳瓦尔尼死了。这是悲恸。但我们不会因此瘫痪。我们怒不可遏。我们将会记得这一天和它最琐碎的细节—为了不让这怒火离开我们,” 悼词的开头写道。


在这条微博下,一些愤怒的网民称,总有一天普京会为他的所作所为“上绞刑架”。


在其他有关纳瓦尔尼死亡的新闻下,也有网民调侃地说:“这回支持率超过100%了吧”。另一位网民则表示:“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网民嚎叫:


溪边木屋 发表评论于 2024-02-17 08:23:48

俄罗斯至少还有几个点缀的反对派,而“我裆中央”连个反对的都免了。

zhshqg 发表评论于 2024-02-17 06:58:24

指鹿为马黑白颠倒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作风。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4-02-17 06:17:55

也被暗杀的李克强可以瞑目了!


《纳瓦尼死了 普京和他的流氓们还活着》(法广  2024-02-16)报道:


普京的头号政敌,被关在北极监狱折磨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2月16日星期五在囚禁中猝逝,年仅47岁,死因不明。


国际社会普遍怀疑纳瓦尼之死与普京有极大的责任。2020年8月20日,在西伯利亚选举造势的纳瓦尼回返途中差点被“毒死”,普京难以摆脱干系。那次,纳瓦尼遭下毒的消息传到了全世界,他得以在昏迷中被送到德国抢救。纳瓦尼脱险后,不顾再遭普京政权陷害的危险,回国抗争,在进入俄罗斯海关时被带走。


纳瓦尼被再度判刑入狱,即使被关入一座莫斯科远郊一座出名的恐怖监狱,他仍然设法发声,揭露普京政权独裁腐败,支持反对派抗争。莫斯科当局最终以“极端罪”判纳瓦尼服刑19年,并把他流放到极其恶劣的北极监狱。纳瓦尼近日最后一次露面的视频,人显得消瘦,仍然保持着笑容,几天后,狱方宣告他突然死亡。


普京政权登台以来,屡屡发生采取下毒、坠机、暗杀等手段消灭反对派人士的事件,消灭敢于批评当局的记者,敢于竞选的反对派领袖,消灭前克格勃同僚,甚至消灭曾与普京亲如兄弟的瓦格纳民团头目普里戈津,这一切谋杀,背后都有普京政权,甚至普京本人直接操纵的影子。


2016年,俄罗斯名女记者安娜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其莫斯科住所为暴徒枪杀;同年,前克格勃利特维年科在英国被暗害;2009年,女记者阿纳斯塔西娅·巴布罗娃在莫斯科遭谋杀;同年,人权律师斯坦尼斯拉夫·马科洛夫在莫斯科遭枪杀;同年,女记者、人权活动家娜塔莉亚-埃斯特米罗娃在车臣附近被杀害;同年,税务会计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因从事反腐被警察拘禁期间死亡;2013年,记者米哈伊尔·别克托夫在莫斯科市中心被暗杀;2015年,曾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鲍里斯·涅姆佐夫在距克里姆林宫咫尺之遥的一座桥上被暗杀;2018年,前俄罗斯特工谢尔盖-斯克里帕尔 和他的女儿被发现在英国小镇索尔兹伯里路边长凳上中毒昏迷,后获救。


纳瓦尼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毫不犹豫地直至普京是“恶魔”,爱沙尼亚总理卡雅.卡拉斯谴责俄罗斯“流氓政权”应对纳瓦尼之死负责。美国总统拜登也有类似的表述:“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毫无疑问,这是普京和他的流氓团伙胡作非为造成的后果。”


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候选人妮基-黑利悲叹:“特朗普继续站在这个杀害其政治对手,把美国记者抓为人质,从不掩饰摧毁美国的普京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说,“显而易见,他是被普京杀害的,就像成千上万的人被这个怪兽折磨致死一样。只要他能保住大位,普京不在乎谁死。”


纳瓦尼对“普京和他的流氓们”暗害自己早有预感,2021年1月17日,他从“毒害”中脱险从德国返回莫斯科机场即被抓捕时,他在发出的题为『纳瓦尼』的记录片中公布了自己的遗嘱:“你们绝不能放弃!”


“你们绝不能放弃。如果他们决定杀了我,那就意味着我们非常强大,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种强大的力量!”


“你们绝不要放弃,要记住我们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强大,我们才困于这些卑鄙小人的重轭”。“邪恶的胜利只需要善良人们的无动于衷。因此,我们绝不能无动于衷。”


即使被囚禁,纳瓦尼都不放过任何一个出庭受审的机会去表达,去传达信息。2023年8月,他在法庭上痛斥侵乌战争:“这是21世纪最愚蠢与最荒诞不经的战争!”


他还在2023年6月写道:“我知道黑暗终将消失,我们终将获胜,俄罗斯终将成为一个和平、光明和幸福的国家”。


这样一位对光明充满期盼,希望把光明带给众人的人,就这样,在被虐待和摧残三年之后,在北极一个寒冷阴暗的角落,离开了人世。


纳瓦尼死了,普京政权严禁他的支持者上街示威,这应了纳瓦尼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只要你们发现自己强大,他们就会害怕。


流亡欧洲的俄罗斯知名作家阿库宁(Boris Akunin)表示:“独裁者已经无法再对纳瓦尼做什么。纳瓦尼已死,成为不朽。”


阿库宁又说:“我还认为,比起活著的纳瓦尔尼,遭到谋杀死亡的纳瓦尔尼对独裁者将构成更大威胁。”


普京和他的流氓们,这是一群懦夫!


网民嚎叫:


welgoindco 发表评论于 2024-02-17 18:30:59

鹅爹还是比干儿先进一些,起码还有个反对党搞个真假选举。毛毛国到这一个阶段还不知要等多久。

NICOLLEMENG 发表评论于 2024-02-17 15:13:45

普京這個下三濫,用“流氓”说他都污衊了“流氓”這個还算给人用的詞。普京有本事永生不死。不然早晚有一天等著身後的審判下地獄挨刀子吧

湾区范儿 发表评论于 2024-02-17 14:53:56

俄罗斯人有血性,这位纳瓦尔尼先生,真正做到了为理想建立民主社会赴汤蹈火,虽千万人,吾往矣。


谢选骏指出:法广哀鸣“纳瓦尼死了,普京和他的流氓们还活着”,却并不懂普京和他的流氓们早就是在“活受罪”了——你们没有看见普京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还有半点人形吗?真是生不如死,可是死又死不掉,就像美国的百岁人瑞卡特总统一样……奈何!共产主义幽灵又添亡魂——普京其实也算一个。

谢选骏:令人作呕的沃土

《又是一部注定无法在国内上映的电影》(奇遇电影 2024-02-17)报道:


《综艺》(Variety)在《沃土》即将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前夕,连续刊出了两篇文章,透露了王小帅这部新片不少惊人的信息。


一篇标题叫《王小帅冒着激怒中国的风险在柏林放映〈 沃土〉》,另一篇叫《王小帅:〈 沃土〉用童声诠释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是王小帅去柏林之前的专访。


2月1号,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公布官方片单,其中王小帅的《沃土》入围「新生代儿童单元」(Generation Kplus),这个单元连同Generation 14plus一起,都是面对年轻观众为主的竞赛单元。


在柏林官方的新闻稿中还特别提到:「王小帅最后一次参加柏林电影节竞赛是2019年的《地久天长》。在他这部最新电影中,从10岁的男孩沃土的角度,讲述了一个中国村庄及其居民的故事。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王小帅巧妙地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界限。」


柏林官网显示,《沃土》是中国和荷兰合拍的电影


2019年2月,王小帅正是凭着《地久天长》,让咏梅和王景春一起拿下了柏林影后、影帝的桂冠,堪称是疫情爆发迄今为止,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最后高光。


2019年2月,咏梅和王景春一起拿下了柏林影后、影帝的桂冠


而此后,接棒《地久天长》、被称为「家园三部曲」第二部的《沃土》却迟迟未有消息,一直只听楼梯响,甚至一度有传会去戛纳,最终也无下文。


今天《综艺》的两篇雄文,揭开了《沃土》消失之谜。


《沃土》柏林版海报


《综艺》说,《沃土》早于2022年10月就将样片提交审查,期间,王小帅也曾应审查机构要求,作出50多处的剪辑和删改,但经过15个月的不断沟通,仍未通过审查,整个项目陷于停滞。


最后,《沃土》是在没有获批「龙标」的情况下,前往参加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


这不仅意味着,《沃土》可能永远无法以正规的渠道在中国上映,更意味着,王小帅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最严重的后果是他再也无法以导演的身份在国内拍摄电影。


尽管柏林已经采取很低调的态度,据《综艺》报道,有关部门已经联系王小帅并要求他从电影节撤回,否则他和他的公司将面临严重后果。


但王小帅迄今为止并没有让步的意思,他对《综艺》说:「制作公司和我都面临压力,很大的压力。没有龙标的电影禁止在柏林放映。但柏林选择了它,我对此很感高兴。这就是我想拍的电影,关于中国,关于我们的生活,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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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不是王小帅第一次遭到有司的惩罚,1993年,王小帅拍摄他的长片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入围了柏林青年论坛单元,其后更具实验味道的《极度寒冷》等,这些电影都无法在国内上映,王小帅也因此被拉入禁止拍摄的黑名单。


即便是2001年「地下电影」味道几乎没有、「违规参赛」的《十七岁的单车》获得了柏林评审团大奖,电影局批示:「本片格调灰色,不宜公映。」


一直到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召集包括贾樟柯、王小帅在内的一批「问题」导演座谈沟通,他们始得「解冻」获准重新拍片,遂才有了次年王小帅第一部在国内公映的电影《青红》。


颇具戏剧性的是,将近30年后,王小帅又即将面临再次被封杀。


当年,2004年《青年时报》采访当时还在被封杀期的王小帅,问了他关于被封禁状态的所思所想:「那你希望你的电影出来重见天日么?」


王小帅答:「我觉得并不是我的电影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我有什么愤怒的情绪。问题是,不是我的电影重见天日的问题,现有的电影环境决定了,没有这样的渠道,没有这样的艺术院线,也没有培养出固定的观众群,它根本没办法重见天日。」


《青年时报》:「那你认为国家电影总局需要做什么样的改革呢?」


王小帅:「就是开放,就是彻底让它面对现在这个市场的竞争,面对正常的有生有灭的市场。」


其实早在2020年《沃土》立项之初,央视6频道的《中国电影报道》还专门报道了立项的消息。


《沃土》改编自李师江的短篇小说《爷爷的鬼把戏》,故事设定于2009年,影片以一位十几岁少年为主角,描述了2009年中国西北部一个贫困村庄中的一个家庭。当他们的邻居慢慢迁往城市时,少年的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挖掘,试图寻找家族留下来的财宝。通过与祖父的鬼魂交流,少年了解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时期的往事,以及那段灾难性的大跃进的历史。


「沃土」既是主角的名字,王小帅承认,这里颇具意味,《沃土》这个名字会让大家误以为这又是一部意识形态宣传片。


《沃土》剧照


在被问及是否怕被封杀,王小帅说:「我希望不是,没想到,在第一次被封杀的30年后,又回到了这种境地。」


但也许这一次,情况又有点不同。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国内放映甚至拍摄的机会。


早在疫情初年,王小帅和刘璇夫妇便收缩了他们的电影公司「冬春」的业务,并在禁足最为严峻的时期,搬到了清迈,并一直生活至今,甚至,他们将电影拍摄了搬到了异国。


2022年,王小帅以疫情爆发后被困在清迈的故事,执导了《旅馆》一片,并参加了巴塞罗那亚洲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这部电影并无「龙标」,甚至也完全放弃了国内放映。


《旅馆》,2022


去年黄骥和大冢龙治夫妇创作的某部已经在豆瓣消失的影片,获得了对岸的大奖,该电影虽然百分百以国内为故事,但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他们是以日本投资、以日片的身份报名参加。


似乎,越来越多创作者不再将审查、传播路径作为考虑,也不再以担心审查作为创作的顾虑之一。


正如王小帅说的:「审查制度带来的长期压抑,让人很难敞开心扉自由创作。当我有一个故事要讲时,我必须首先考虑审查制度,这扼杀了我自己的创造力和表达能力。」


这样不平凡的开年,这一年,注定不平凡。


谢选骏指出:“沃土”的名字比较中囶,为何遭到封杀?这都是因为它用了汉语拼音,成了“WO TU”——也就是成了“我吐”。这也许才是它的实际含义!“令人作呕的沃土”,能不遭到封杀吗?再改也是没用的啦。


谢选骏:共产党崇洋媚外、罪该万死

 

《外汇保佑我们一家没被赶出上海》(许佩兰)报道:


我的先生王铿,解放后在上海一所大学教授国际法。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担心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会牵连到他,于是在 1958 年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建议不要因两岸政治对立而株连家属。不料因此闯下大祸,被粗暴地认定为 “ 现行反革命 ” ,开除公职, 送到里弄接受监督劳动。我们一家就此断了经济来源。好在我先生的妹妹在美国,还有他的一位男性密友在香港,


每月从美国、香港汇寄美元和港元养活我们一家五口。多亏了他们的接济,我们才得以艰难地存活下来。


记得是 1967 年的夏天,文革正闹得轰轰烈烈,我家突然来了两位穿军服的人和一个里弄干部。那里弄干部介绍说,这是我们里弄的军代表。那军代表看着我先生,放高嗓门说: “ 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 ” 说完扬长而去。我先生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一家有可能要被赶出上海,去北大荒农村。因为里弄里已经有几个右派分子被赶到北大荒去了,也都是先来两个军人,查看一下家庭情况,然后是训斥几句,不出几天就通知他们离开上海。我们当时惶惶然不知所措。


过了几个星期,那个军代表又来了,看见我们就说: “ 你们准备好要离开上海,去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正在等待上级领导部门批准。 ”


一听这话,真如同晴天霹雳。我先生只是一个教书的,我们这一辈子连上海都没有跨出过,如果都要发配去北大荒,叫我们怎么活啊!极度惶恐之下,我们夫妻俩曾经有过寻死的念头,打算先把小孩送给别人,哪天要强迫我们上火车就哪天去死。


几个月过去了,那个军人从此没有再来过,去北大荒也没有人再提起。我们不清楚是何原因,只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去寻死。我先生还是天天过着扫地、扫公厕的生活。


然而在劫难逃,某天又来了一个什么干部,只是没有穿军装,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一开口就是 “ 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 云云。接着就说: “ 你们要准备好离开上海,因为上海不是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们还要占用我们的粮油、食糖、肥皂的配额。政府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是你们自己找个地方,但必须是农村,而且不能是江浙沪,可以选安徽、江西等地,另外一个就是


由政府分配,具体什么地方我们再去联系。 ” 说完也是扬长而去。


一番话,把我们已经平静的心情又搅乱了。我先生绝望地说: “ 看来离开上海去农村这事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不过比原先稍微好点,就是可以自己去农村找个落户之处,总比发配去北大荒要好。 ” 于是我就到处托人打听,哪里的农村可以容纳我们一家。事情总算有回复了,说是安徽淮北有个地方可以用钱买落户的权利,具体做法还待详细了解。我们觉得淮北总比北大荒好,于是就着手准备去淮北。


有一天,一位送外汇的工作人员将我先生的妹妹从美国寄来的外汇送到我家。在当时阶级警惕性很高的氛围下,周围邻居甚至以前的朋友都对我们一家避而远之,即便在路上遇见也装作不认识急速离开。而这位送外汇的干部,是唯一一个对我们讲话语气非常柔和的人。每次看见他将已经兑换好的人民币和侨汇券恭恭敬敬送到我们手上时,我心里非常感动。那人还时不时亲切地说: “ 写信请你的亲人、朋友多寄外汇来,为国家建设出力。 ” 然后微笑着离开。


当时汇到中国大陆的外汇,不可能直接到达接收者的手上,而是要由外汇管理局兑换成人民币,再送到接收者家里。因外汇紧缺,规定凡有外汇汇入,国家依据金额的多少配发侨汇券。这个侨汇券可是让无数人羡慕的宝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持侨汇券者可以进入上海华侨商店,购买市面上买不到的物品。


当那个送外汇人就要离开之际,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 谢谢您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每个月按时给我们送来救命钱。但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


那人不由得怔了一下,赶紧问: “ 你们要去哪里? ”


我回答: “ 安徽淮北,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我丈夫是现行反革命。 ” 他听了后,脸上表情由原先的微笑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问: “ 已经决定了吗?什么时候走? ”


我回答,肯定要走,只是还没有定时间。那人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连 “ 再会 ” 都没有说一声。


我们急切地等待淮北的回音,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买个落户的权利。然而也是始终没有答复。这样一拖又是几年过去了,此后再也没有谁上门来说要我们离开上海一事。


文革结束,大地回春,胡耀邦亲自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先生也终于获得平反,并重新走上大学讲台,后又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与市政府共同研究建设管理上海的规划。殊不知他在 30 年前,就是因为上书市委领导提出充满善意的建议,结果招来一顶 “ 反革命 ” 帽子的。


我们一家的生活恢复正常了,唯独当年被勒令离开上海却最终没有成行一事始终是个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一家没有被赶出这座大都市?


在某次政协会议上,我先生和另一位政协委员偶尔谈起此事,那位政协委员曾经是外汇管理局的高级干部。据他说,当时中国大陆十分贫穷,而且外汇紧缺,他们给送外汇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不管收外汇的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须好言相待,让他们叫外国亲友多寄些外汇进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够有外汇来的家庭都有海外或港台关系。此外,还给这些办事人定了指标,在他们负责送汇的范围内,一旦有外汇增加,领导会有所奖励。


话说到这儿,我先生就明白了:我们一家之所以最终没有被撵出上海,是那位送外汇的干部听到我们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后,赶紧向他们的领导作了汇报,然后由他们领导之间进行了协调,才使得那个 “ 赶走牛鬼蛇神 ” 的计划搁浅了。如果我们去了外地,这个外汇额度就要转到那里,这样上海的外汇收入就会有损失。


外汇啊外汇,你不仅让我们免于饥馁得以苟延残喘,还保障我们在动乱年代没有被赶出上海。


谜底终于揭晓。然而,这个谜底,令人喜还是令人悲?


谢选骏指出:人说“外汇保佑我们一家没被赶出上海”——我看共产党崇洋媚外、罪该万死。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闹剧,文革的时候也没有中断。

谢选骏:三星堆里的古史神话


《三星堆曾经的主人 后来去哪儿了》(2024-02-17 国家人文历史)报道:


本文介绍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青铜文化的独特面貌,探讨了古蜀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文章提到了蚕丛、柏灌、鱼凫等蜀王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以及他们在成都平原的活动和文化创造。同时,文章还讨论了三星堆文化的衰落和鱼凫氏的去向。


•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展示了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包括神秘的金面具、金权杖和与《山海经》中记载的“通天神树”相似的青铜树。


• 鱼凫氏是古蜀王国的创造者,他们以鸟为图腾,大量使用以鸟为图案的祭祀礼器,展现了古蜀文明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三星堆文化的衰落可能是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和社会动荡等原因,鱼凫王朝覆灭后,鱼凫族可能逃亡到金沙遗址或其他地方。


自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现后,两座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展示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让沉睡千年的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

令人们感兴趣的除了各种狮鼻阔口、大耳纵目、面貌奇特的人物造像,还有与《山海经》中记载的“通天神树”如出一辙的青铜树,以及各种神秘的金面具、金权杖等。


其中,鱼鸟纹饰和鸟身像的“出镜率”一点儿也不比人像低:三星堆金杖上的鸟、鱼花纹,大型神树上的青铜立鸟,长着纤长尾羽的鸟身人面像等文物引起我们的无限遐想: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他要大量使用以鸟为图腾的祭祀礼器?三星堆深埋地表之下数千年,它的主人去哪儿了?


一半历史,一半神话


一千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发出“蚕丛及鱼凫(fú),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感叹。古蜀历史因缺乏正史记载而显得虚无缥缈,尽管汉晋前后的书籍对古蜀的开国始祖有所提及,如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但都是只言片语,难窥全貌。


特别是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几代蜀王,如蚕神蚕丛、魂化杜鹃的杜宇(望帝)、死而复生的鳖灵(开明/从帝)等,更让古蜀的历史扑朔迷离。但古史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几代蜀王,在四川境内至今都还留存着与其相关的遗址遗迹,似乎告诉我们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据《蜀王本纪》记载可知,古蜀王国的开国始祖是黄帝的一支后裔——蚕从氏。蚕丛部族一开始的大本营在岷江上游山区,四川茂县的蚕陵关至今还有“蚕陵重镇”的石刻。后来,蚕从氏逐渐向成都平原迁徙,并与当地的土著居民逐渐融合,形成了蜀人最早的一部。


蚕从最大的功绩是教民众将野蚕驯养为家蚕,被后人尊奉为蚕桑纺织业的鼻祖之一。《华阳国志》称,蚕丛在蜀称王,去世以后以石头打造棺椁,后世百姓仿效这种做法,如今四川岷江地区的石棺葬就被认为是蚕丛时代葬俗的一种反映。


蚕丛是古蜀王中唯一一个被记载了外貌的,虽然仅有三个字——“其目纵”,却为我们探寻古蜀国那段失落的文明打开了一扇窗。纵目即眼球突出,而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面具、人像,无一不是长着又大又长的菱形眼睛,更有甚者还如螃蟹柄眼一般呈圆柱状往前伸出,这些文物证实了古籍中对于蚕丛外貌的记载。


难道蚕丛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主人,他以自己为原型打造了巨型青铜“手办”?


蚕从氏虽然“始称王”,但明显还不具备同时期夏、商等国家君主的性质,可能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酋长。史籍记载,蚕丛之后,蜀国还有柏灌、鱼凫两代早期蜀王。“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一个蜀王能活数百岁且神化不死的现实可能性较小,因此我们能推断出三代蚕丛、柏灌、鱼凫均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蜀王神化不死也是一种隐晦说法,极有可能是每一代蜀王失国后退居岷山,其民众自然是死的死、逃的逃,“随王化去”了。


第二代蜀王柏灌的族属、长相、来历等信息在史料中都无证可查,但第三代蜀王鱼凫无论是在传说还是在后世文物中都有丰富的遗存,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拼出当时的情形:


鱼凫这一代,时间跨度为距今四千年至三千二百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他们沿岷江向下游扩张,基本占领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实现了蜀国的统一。他们以瞿上(今成都市双流县境内)为中心,边打鱼边农耕,是为蜀族开垦成都平原之始。


何为“鱼凫”?《说文》将凫定义为一种善捕鱼的水鸟,鱼凫即俗称的鱼鹰;瞿上之“瞿”,意为“鹰隼之视”,正是鱼凫的象形。后来,鱼凫氏又开拓到更为富饶的广都之野——广汉。广汉古称“雒城”,雒是鸺鹠一类的猛禽,以双目鼓圆犀利为特征。可见,鱼凫氏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鸟”这一意象。


围绕着广汉的月亮湾,鱼凫氏修建起面积近四平方公里(约与同时期的商朝都城郑州大小相当)的城市宫殿,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划分了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等,城中有三座人工夯筑的土堆,很可能是蜀人修筑的祭祀台——这就是蜀国创造的称雄千载的三星堆文化。如今我们在祭祀坑中发掘的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稀世珍宝,都是鱼凫氏大型宗教活动的产物。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渠纵横,物产富饶,雄踞在此的鱼凫氏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特别是玉石加工、青铜冶炼铸造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蚕丛到鱼凫,古蜀之地经历了养蚕的新石器时代到渔猎的青铜时代的过渡。随着鱼凫王对该地区绝对统治权的提升,其文化便在各种器物中得以充分体现。


鱼凫王一方面打造纵目的神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古蜀遗民对先王蚕从氏的神祇崇拜;另一方面以捕鱼之鸟为宗族图腾,赋予宗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复合性的象征意义。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自然,也就出现在各种祭地、祭天的宗教仪式中了。


鱼凫图腾照亮古蜀文明


目前,考古学界已基本认同成都平原迄今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是由蜀王先祖蚕丛氏创造;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鱼凫氏蜀王;后来的杜宇、开明两代蜀王则是十二桥文化与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从秦统一到汉武帝前后,古蜀文化逐步融入汉文化之中。


在三星堆神秘梦幻、气势雄浑的青铜器群中,凝结着古蜀先民超凡的智慧和想象力,那被赋予了浓厚神话色彩的青铜器尤其让世界为之震撼。二号祭祀坑曾出土8棵大小各异、造型相近的青铜神树,最高大的神树通高3.95米,是三星堆最具历史、艺术、观赏价值的国宝文物。树分三层,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上有果叶和果实,每颗朝上的果实都站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全树共有九只造型相同的鸟。由于目前树顶残缺,尚不能确定树顶上是否还有一只鸟。


《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由于当时古人不理解太阳东升西落的自然规律,便给予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解释:是神鸟背着太阳在天上飞,送来了日夜轮转和冬夏交替。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鸟可以看作为太阳“轮流值班”的神鸟。万物生长靠太阳,而太阳是由鸟驮上天,可见鸟在古蜀人心目中被奉若神明。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以集群形式展现的动物造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鸟类一族了。三星堆出土的鸟文物,造型精美,千姿百态,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它们有的身体呈流线型,羽冠像一排迎风招展的旗帜,长长的、尖尖的直嘴最引人注目;有的背上竖着几根羽毛,形如跳动的火焰;有的似孔雀,轻盈灵动;有的从鸟头颈部飞出几根线条,让人莫辨是身体、翅膀还是尾翼。基本上每只鸟的底座都有小孔,可以推测它们大多是一些器物上的附件或装饰品。


这里最大的一件就是青铜大鸟头,高40多厘米,弯弯的勾喙和圆睁的双眼显得威武神圣,颇有“众鸟之王”的意味。这个大鸟头在出土时眼部和勾喙还涂有朱砂,应该是只漂亮的彩色鸟。它弯弯的嘴与鱼鹰的造型十分接近,从颈部的钻孔来看,可以固定在神庙建筑或其他大型物体上,作为蜀王鱼凫的象征和标志使用。


在各种器物中,鸟的形象也和蜀王结合在一起,成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例如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长142厘米的金杖,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表面镌刻着人、鱼、鸟相结合的纹饰图案。最下面刻着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与代表蜀王形象造型的青铜大立人相似;上面两组图案相同,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还被一根如长箭般的穗形叶柄贯穿。这一柄金杖,显示着王权、神权和财富权三种特权的合一,也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


其实不光三星堆有众多鸟的造型,比三星堆稍晚的金沙遗址中同样出土许多鸟的造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太阳神鸟”金箔饰片了。四只鸟围绕着太阳同一方向展翅飞翔,仿佛“守护”着太阳的运行。金箔完美的造型和高超的制作工艺,令今天的我们叹为观止,这一纹样也成为成都城市形象和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不难看出,鱼凫图腾在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神权古国的崩塌


三星堆文明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如今尚未有定论。在发掘了无数稀世文物的祭祀坑内,无论青铜神像还是神树等不可亵渎的宗教神物,都是呈砸碎或烧毁的状态埋葬下去的,而且埋葬顺序还挺有讲究:先以中小型青铜器“垫底”、再铺上大型青铜器的碎片,最后以象牙玉石等铺满“封顶”,层层叠叠,蔚为大观。因此也有人说,三星堆并非一个祭祀坑,而是一个“灭国坑”。或是由于洪水等天灾,或是出于战争内乱等人祸,有人(可能是三星堆人自己)亲手毁掉了三星堆人建起来的神庙,将所有礼器与信仰一起打碎埋葬。不过这当然是一种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遗址埋藏了鱼凫氏蜀国最盛大的辉煌。


盛极一时的青铜王国在一场填埋中落幕,那它的主人去了哪里呢?


《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都说,鱼凫王是在湔山打猎的时候,突然“仙化”了,连不少蜀人也跟着“化去”。“仙化”失踪实际上是鱼凫王战败,鱼凫王朝就此终结,古蜀国江山易主,而新的蜀王就是杜宇。


可是鱼凫氏蜀国经济发达,想来军队实力也不弱,怎么会轻易被新晋的首领打败呢?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经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缅甸等国辗转而来的海贝,还有各种需要消耗大量矿石原料的青铜尊、青铜面具、青铜饰品,这些都是为突显古国神权观念而营造的祭器,可想而知已远远超过了国家的财富消耗的承受能力。不发展经济、扩大实力,全靠狂热信仰维持的神权古国,越来越经不起社会的动荡。大约距今三千两百年,成都平原另一头杜宇所代表的十二桥文化通过“教民务农”等措施崛起,将鱼凫氏的三星堆文化取而代之。


或许,正是三星堆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宝器已经“失灵”,于是决定最后举行一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活动,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神器和祭器搬到城中广场,打碎焚烧后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将其送回天上神界和祖先之处,随后搬离了这个居住了数百年的家。


后世对于鱼凫氏“新家”地址猜测最多的,当属同在成都的金沙遗址。从地理区位来说,三星堆地处成都平原偏北,金沙处于成都平原的中心,二者相距不到40公里。金沙出土的金冠带,同样采用了人、鸟、鱼、箭的构图单元;金沙出土了小青铜立人,造型和神态与三星堆的大青铜立人相同;金沙文化以太阳神鸟为核心,与三星堆的鸟图腾文化一致……更有趣的是,通过对比二者的青铜人像,会发现三星堆中的人像明显分为辫发和笄发两个族群,而金沙遗址中的人像却只有辫发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三星堆内部曾经历过一次权力更迭,辫发一族胜于笄发一族,在金沙开启了新的统治。


也有证据表明,鱼凫王朝覆灭后,鱼凫族四散逃亡,有一部分鱼凫族人辗转北上,到达陕西宝鸡。宝鸡地区曾出土一批西周时期“弓鱼”(该字为当地青铜器上记载的造字)国的墓葬,以“弓鱼”为国号,将弓箭与鱼组合,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三星堆金杖上的图纹;“弓鱼”国出土的小型青铜人像,也有着和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如出一辙的、夸张的握成环形的巨大双手。


鱼凫氏覆灭后,三星堆文化究竟在何处落地生根,还需要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一步实证研究。对文明起源和发展轨迹的探索,是人类永恒的使命。古蜀文明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诸世,创造了璀璨的文明之光,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谜团。三星堆达地通天的神树、振翅高飞的鸟、神秘莫测的面具、威仪庄严的人像、人鸟合一的神祇……都是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这些巍然王都所造就的精美绝伦的文物,深藏着人们对天地神祇、自然万物的虔敬,展现了古蜀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参考资料:


[1]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 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 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5]汤莉,罗晓红,邹鹏,宋峻宇,邱学庆等:《解说三星堆》,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


[6]赵殿增:《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四川文物》,2019年。


[7]黄剑华:《古蜀时代的神话传说与史实探讨》,《神话研究集刊》,2019。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讲的,貌似古史,实为神话,但又不是原始神话,所以被我称为“古史神话”。古史神话是中国神话的一大特点,是原始神话经过了“历史化”的过程,所形成的英雄故事(类似于中囶的现在流行的“革命故事”、“抗日神剧”),把宗教仪式当作了真实历史。


谢选骏:吃奶的袁莉不知王炳章是中国的纳瓦尔尼

《从任志强到“李老师”,中国的纳瓦尔尼们》(袁莉 2024年2月29日)报道:


看过关于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纪录片《纳瓦尔尼》(Navalny)后,一位中国女商人给我发消息说,“任志强就是中国的纳瓦尔尼。”她说的是那位因批评领导人习近平而被判处18年徒刑的退休房地产大亨。

在纳瓦尔尼于本月不幸去世后,一位住在柏林的年轻异见人士在X上发帖称,“李老师是最接近中国纳瓦尔尼的人。”他指的是一位被称为“李老师”的反叛网络红人,他利用社交媒体分享有关中国抗议活动的信息,现在已经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还有其他人:2017年在政府看管下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因颠覆罪被判入狱14年、正在服刑的法律学者许志永。

可悲的事实是,中国并没有类似纳瓦尔尼的人,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因此也就没有反对派领袖。

并不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尝试。许多勇敢的中国人挺身而出,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威权政府。自2000年以来,非营利人道主义组织“对话”记录了中国48699名政治犯的案件,其中7371人目前在押。他们在中国公众中的知名度都不如纳瓦尔尼在俄罗斯的知名度。


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极度不容忍异见。普京把批评自己的人关进监狱,甚至追捕流亡人士。而在中国,像纳瓦尔尼这样的高知名度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早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他们就已经遭到封口和监禁。

“你能想象中国允许著名政治犯像纳瓦尔尼那样,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持续接触公众舆论吗?”已退休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在X上写道。


这就是中国异见者群体在悲痛和震惊中看到纳瓦尔尼去世消息时的想法。他的死亡是个悲剧,他的人生是英勇的。但令他们难以消化的是,纳瓦尔尼能在监狱里寄出数百封手写信件这件事。人们给他写信,只需每页支付40美分,还可以收到他回信的扫描件。网上还发布了他最后一次出庭时身在栅栏后面的视频。

“尽管条件越来越恶劣,包括多次遭到单独监禁,”我的同事安东·特罗亚诺夫斯基写道,“他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出现,而他流亡的团队成员继续发表对俄罗斯上层腐败的调查。”

这些在中国都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中国政治犯的名字在网上都受到审查。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有他们的消息。没有人可以去探望他们,只有直系亲属和律师除外,而他们的探访也得不到保证。中国的政治犯不能与外界联系,只能在狱中自生自灭,即使正面临健康问题的困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是在政府看管下因晚期肝癌逝世的。


有人把退休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称为“中国的纳瓦尔尼”。他可能一度是中国政治犯中最受公众关注的人物。他也曾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博主之一,拥有近3800万粉丝。2016年,在他批评习近平宣布中国所有新闻媒体都必须为党服务之后,他的微博账号被删除。

去年,当我向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提起他时,那个人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任志强被封口时,这个年轻人只有15岁,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我从2010年就认识任志强了。但自他于2020年3月被捕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同他直接联系。他的朋友们也没有。我们都对他的狱中生活缺乏第一手的了解。

就在被捕前几天,任志强告诉我,由于怀疑有前列腺癌,他已经定了要去做活检。几个月来,我从与他家人有联系的人那里听说,他的前列腺疾病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他每天晚上要起床十几次上厕所。我不能联系他的家人,因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高智晟是一名人权律师,在狱中被关押多年,遭受酷刑,随后在2017年失踪。从那以后,家人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如今,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他的名字。


“他们的失踪是一种常态,”2012年曾帮助律师陈光诚在美国寻求庇护的活动人士郭玉闪曾经写道。“(他们)被体制赶杀,被主流社会排斥与提防,被民间遗忘,”郭玉闪写道。“而且往往反抗越彻底,失踪地也越彻底。”

郭玉闪是在2013年,也就是习近平执政的第一年,为一个向政治犯家属提供经济援助的组织写下这些文字的。这样的项目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想象。郭玉闪本人在2015年被关押近一年后获释,自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这样一个受到严密控制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纳瓦尔尼那样的影响力。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可能挑战其统治的组织和个人。正因如此,它不喜欢宗教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它害怕那些它认为拥有对党构成威胁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家。

它扑灭任何可能发展为燎原之势的星火。


现在,它似乎又盯上了李老师,一个用猫做头像的网红。李颖是一名画家,在2022年将自己的Twitter账户变成了个人新闻中心,向中国公众通报他们从受到严格审查的媒体和互联网上得不到的新闻。本周,他敦促他在中国的关注者取消关注,因为警方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讯问。一天之内,他的关注者人数从160万减少到140万。

去年,住在米兰的李颖告诉我,他正在为自己可能被谋杀做心理准备。

俄罗斯一直在向中国学习如何在社交媒体时代对其人民施加控制。自两年前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封锁了除YouTube以外的大多数主要西方平台。最著名的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去世后,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可能很难像他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吸引追随者,他们大多流亡海外。

无论面对何种不同形式的威权主义,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犯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他们的国家并非注定如此,终会变得正常、民主和自由。

他们都是纳瓦尔尼。

纳瓦尔尼在明知会被捕的情况下仍选择返回俄罗斯。正在狱中服刑14年的法律学者许志永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2013年,他在文章中写道,在家庭和监狱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做出这个决定。他说,2017年出狱后,他准备再次回去。

“在想,很多年,在狱中和在外面,哪个对我的祖国更有价值,”他在2020年1月1日写道。

一个月后,他再次被捕。

袁莉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


谢选骏指出:不知道是因为年幼无知,还是因为故意隐瞒,这个袁莉的整篇文章没有提到一个基本史实——王炳章才是中国的纳瓦尔尼。不。应该说,纳瓦尔尼是中国的王炳章——王炳章2002年6月27日,中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年,就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之下,被从美国诱骗到越南,然后绑架回到中囶大陆……情节比纳瓦尔尼的故事精彩多了,判处无期徒刑之后,2024年即将年满22年了——如果那年生个孩子下来,现在都已大学毕业了!或许那年的袁莉,还在喝着大头娃娃的三鹿奶粉?不过上帝保佑,王炳章他还活着,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要给基督作见证。

谢选骏:生下了一个人就等于杀死了一个人


《死亡真相:“死亡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可怕”》(BBC 2019年4月10日 最近更新: 2021年4月30日)报道:


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未来几年全球将出现死亡高峰。


世卫组织2010年代晚期发出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死亡人数将从2015年的5600万人上升到7000万人。


出现死亡高峰主要有两个原因,死于心脏病以及癌症病人的增加;其次,人们寿命延长所带来的死亡推迟。


死是生的终点,人类最终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然而,长期以来,谈论死亡似乎总是令人忌讳的。 或是出于对死亡的担心和恐惧,或许出于宗教及文化等原因。


因为死亡的神秘、痛苦、幻灭与虚无。


死亡究竟是什么样?


但是,英国临终关怀医生凯瑟琳·曼尼克斯(Kathryn Mannix)认为应该打破围绕死亡的禁忌。让人们知道死亡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可怕。


英国也鼓励医生在面对时日不多的病人时,与他们展开关于死亡的坦诚对话。


曼尼克斯说:“很多时候人们不知道如何谈论死亡这个字眼,所以干脆缄口不言。结果大家在面对亲人死亡时往往不知所措。不知道死亡到底多近多远?”


“结果是一片悲伤、忧虑和绝望的景象,”她说。


凯瑟琳·曼尼克斯称死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


曼尼克斯表示,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死亡的真相,坦诚地探讨死亡。


那么,正常的死亡应该是什么样?是不是像电影、电视中所描绘的那样?


根据曼尼克斯的描述:“死亡就像出生一样其实就是一个过程。病人逐渐地变得更加疲倦。随着时间的推移,病人睡的时候多,醒的时候少…… 有时,病人在睡眠过程中处于昏迷状态。这一变化虽然微小但却非常重要。我们叫不醒他们。但当他们醒来时会说他们睡得很香。这时我们就知道这种昏迷对病人来说并不可怕……最终他们会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


她说,“病人此时此刻处于一种放松状态,他们呼吸时不会有意识地清理喉咙聚集的粘液和唾液。这时喉咙就会发出很响的声音。这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垂死挣扎’(death rattle),并认为这很恐怖。但其实,我由此会判断出我的病人处于深度放松和昏迷状态。当空气经过肺部呼出呼进时,穿过喉头粘液的气泡发出这种声响。他们自己并无知觉。在生命最后时光还会出现一段浅呼吸。最后是呼出一口气,不再有进气。有时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安静,家人都没有留意到。”


曼尼克斯说,正常的死亡过程是非常平和。我们可以感知到死亡,可以为之做准备。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安慰。


英国麦克米伦临终关怀护士(Macmillan palliative care nurses)送走过无数老人。


根据她们的经历,有些老人自己离世前会有预感。例如,有位老人告诉一位护士,“再过两个星期我就80岁了,我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之后我就可以走了”。两个星期后,果真这位老人就离世了。


还有些老人在半昏迷状态下表示,他们愿意死去。他们说自己已经看到天堂,那里非常美好。因此对死亡没有恐惧。


什么是“好死”?


在中国,人们有时会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什么样的死亡可以被界定为“好死”?


许多人都相信“好死”的说法


其实,好死(a good death)这个词不但中国文化中有,西方文化中也存在。


有调查显示,在家中离世,有家人亲友陪伴,安详地死去应该算是“好死”。


根据英国2010年代晚期的统计,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在家中辞世,然而现实生活中一半人死在医院里。英国2018年在家中去世的人不到四分之一。


许多病人临终前饱受疼痛煎熬,特别是癌症病人。因此,病人能够用上像吗啡等阿片类止痛药物(opioids)缓解疼痛至关重要。无痛死亡关系着病人最后时光的生命质量,也成为好死的一个关键因素。


多年前,被称为英国“杀人医生”的希普曼(Harold Shipman)利用止痛镇定药物在行医期间杀死了多达200多位病人,成为震惊英国全国的丑闻。


希普曼事件也让医生在给临终病人使用吗啡等镇痛药物方面带来顾忌。


现实中,医生们往往使用镇痛剂时为时过晚,或是药量太轻,使病人无法在临终前完全避免肉体病痛。


“我们应该谈论死亡”

今年88岁的BBC知名主持人琼·贝克维尔(Joan Bakewell)曾参与制作和主持了有关死亡的系列节目《我们应该谈论死亡》,探讨英国人对死亡的态度,试图揭开死亡的面纱。


贝克维尔在其死亡系列节目中针对亲人在家去世的家属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


听力是人临死前最后消失的一个感知功能。因此,给即将离世的亲人播放他们喜爱的音乐以及对他们耳语十分有意。


贝克维尔在她父亲弥留之际曾告诉他,“你可以放心地走了”。


如果人们经历亲属在家去世,他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后退一步,深呼吸放松。因为死者家属无疑经历了巨大的情感波澜。


他们经历亲人生离死别,但接下来可能还要面对如何保管遗体等一系列重要事宜。


例如,如果一旦死者出现僵尸现象(rigor motis)要如何处理。该节目建议,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家属不要惊怕。这时,只要用凡士林轻轻地按摩亡者的手指和四肢,僵尸现象就会慢慢消失。


同时在遗体运送到太平间之前,要尽量保持整个遗体低温,特别是腹部。


医疗介入是最好选择吗?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认同在生命晚期,毫无拯救希望时,尽量减少医疗干预,比如实施大手术、插管、进重症病房等。最好能让病人安度生命最后时光。


贝克维尔称,如果自己突遇车祸重伤,希望不要抢救她。她写好了自己的嘱托,并把它分成多份,交给自己家庭医生以及孩子来保管。


在中国,虽然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仍然占少数,但似乎有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和接受这一看法。


因为,过多的医疗介入不但无法令病人起死回生,同时还让家属经历一系列心理和情感折磨,甚至卖房子卖车,倾家荡产,最后仍然人去财空,受尽苦难。


人生憾事


一位临终老人对护士说,“生命太短暂,一定要做自己希望做的事,做使自己开心的事”。


护士说,人们临终前关于人生“后悔”谈得最多的是退休。“人们辛苦地工作,好不容易盼到了退休却发现身体不好了,不能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诺贝尔奖得主江崎玲於奈博士的一篇研究论文,谈及退休年龄与寿命之间的关系,引发热议。论文中曾提到,一个人55岁之后,每工作一年,平均寿命就会减少两年。


至于这种说法是否科学,是否太绝对,无从考证。因为毕竟每个人情况不同。寿命长短与退休年龄是否成正比,也不能一概而论。


但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有条件早退休,应该对人体健康和老年生活大有裨益。毕竟职场像“高压锅”,压力大,更适合年轻人打拼。退休后精神放松,可以任意支配自由时间,肯定不是坏事。


人到老年,关键是生活质量。联合国几年前就提出健康老年的理念,因为一旦人失去健康和独立,即使寿命再长可能也无法享受。


人类世世代代寻找生命的真谛,或许死亡正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正因为有一个终点,人们才会不懈努力在到达终点前完成自己人生目标。


没有人知道是否真有“来世”。但至少我们要善待现世的每一天光阴,保持开放的心态。


以下这些有关死亡的经典描述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和借鉴:


“我们知道,其实人活着,就是等待最后的死亡,但是结果,并不是活着的目的,我们最终在意的是过程,从生到死的距离,也许需要很长一段路,可是死亡,是永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因为我们会死很久很久。”


“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死亡时,我们已不存在了。”


“死亡,不过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的一次旅行。”


“所有的恐惧都将随着死亡消失,包括恐惧本身。”


谢选骏指出:人一受孕就只有两个结果——或是流产,或是出生;但是,生下了一个人也就等于杀死了一个人,因为人一生下来就要注定走向不可逆转的死亡了。要想避免死亡,唯一的方法就是避免出生。


谢选骏:作为第四权的新闻行业其实就是皮条客

《Politico:美国新闻业,正一步步走向衰亡》(旺报 2024-05-07)报道: 美国新闻业正走向衰亡,记者与编辑失去了昔日的自信和狂妄,过去美国新闻业向来以昂首阔步(swagger)著称,无视权威和习俗,完整地讲述真实的故事,但现在这种风格已被边缘化,从前文化的力量也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