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曾经的主人 后来去哪儿了》（2024-02-17 国家人文历史）报道：
本文介绍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青铜文化的独特面貌，探讨了古蜀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文章提到了蚕丛、柏灌、鱼凫等蜀王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以及他们在成都平原的活动和文化创造。同时，文章还讨论了三星堆文化的衰落和鱼凫氏的去向。
•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展示了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包括神秘的金面具、金权杖和与《山海经》中记载的“通天神树”相似的青铜树。
• 鱼凫氏是古蜀王国的创造者，他们以鸟为图腾，大量使用以鸟为图案的祭祀礼器，展现了古蜀文明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三星堆文化的衰落可能是由于经济负担过重和社会动荡等原因，鱼凫王朝覆灭后，鱼凫族可能逃亡到金沙遗址或其他地方。
自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现后，两座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展示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让沉睡千年的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
令人们感兴趣的除了各种狮鼻阔口、大耳纵目、面貌奇特的人物造像，还有与《山海经》中记载的“通天神树”如出一辙的青铜树，以及各种神秘的金面具、金权杖等。
其中，鱼鸟纹饰和鸟身像的“出镜率”一点儿也不比人像低：三星堆金杖上的鸟、鱼花纹，大型神树上的青铜立鸟，长着纤长尾羽的鸟身人面像等文物引起我们的无限遐想：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他要大量使用以鸟为图腾的祭祀礼器？三星堆深埋地表之下数千年，它的主人去哪儿了？
一半历史，一半神话
一千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发出“蚕丛及鱼凫（fú），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感叹。古蜀历史因缺乏正史记载而显得虚无缥缈，尽管汉晋前后的书籍对古蜀的开国始祖有所提及，如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但都是只言片语，难窥全貌。
特别是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几代蜀王，如蚕神蚕丛、魂化杜鹃的杜宇（望帝）、死而复生的鳖灵（开明/从帝）等，更让古蜀的历史扑朔迷离。但古史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几代蜀王，在四川境内至今都还留存着与其相关的遗址遗迹，似乎告诉我们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据《蜀王本纪》记载可知，古蜀王国的开国始祖是黄帝的一支后裔——蚕从氏。蚕丛部族一开始的大本营在岷江上游山区，四川茂县的蚕陵关至今还有“蚕陵重镇”的石刻。后来，蚕从氏逐渐向成都平原迁徙，并与当地的土著居民逐渐融合，形成了蜀人最早的一部。
蚕从最大的功绩是教民众将野蚕驯养为家蚕，被后人尊奉为蚕桑纺织业的鼻祖之一。《华阳国志》称，蚕丛在蜀称王，去世以后以石头打造棺椁，后世百姓仿效这种做法，如今四川岷江地区的石棺葬就被认为是蚕丛时代葬俗的一种反映。
蚕丛是古蜀王中唯一一个被记载了外貌的，虽然仅有三个字——“其目纵”，却为我们探寻古蜀国那段失落的文明打开了一扇窗。纵目即眼球突出，而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面具、人像，无一不是长着又大又长的菱形眼睛，更有甚者还如螃蟹柄眼一般呈圆柱状往前伸出，这些文物证实了古籍中对于蚕丛外貌的记载。
难道蚕丛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主人，他以自己为原型打造了巨型青铜“手办”？
蚕从氏虽然“始称王”，但明显还不具备同时期夏、商等国家君主的性质，可能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酋长。史籍记载，蚕丛之后，蜀国还有柏灌、鱼凫两代早期蜀王。“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一个蜀王能活数百岁且神化不死的现实可能性较小，因此我们能推断出三代蚕丛、柏灌、鱼凫均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蜀王神化不死也是一种隐晦说法，极有可能是每一代蜀王失国后退居岷山，其民众自然是死的死、逃的逃，“随王化去”了。
第二代蜀王柏灌的族属、长相、来历等信息在史料中都无证可查，但第三代蜀王鱼凫无论是在传说还是在后世文物中都有丰富的遗存，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拼出当时的情形：
鱼凫这一代，时间跨度为距今四千年至三千二百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他们沿岷江向下游扩张，基本占领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实现了蜀国的统一。他们以瞿上（今成都市双流县境内）为中心，边打鱼边农耕，是为蜀族开垦成都平原之始。
何为“鱼凫”？《说文》将凫定义为一种善捕鱼的水鸟，鱼凫即俗称的鱼鹰；瞿上之“瞿”，意为“鹰隼之视”，正是鱼凫的象形。后来，鱼凫氏又开拓到更为富饶的广都之野——广汉。广汉古称“雒城”，雒是鸺鹠一类的猛禽，以双目鼓圆犀利为特征。可见，鱼凫氏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鸟”这一意象。
围绕着广汉的月亮湾，鱼凫氏修建起面积近四平方公里（约与同时期的商朝都城郑州大小相当）的城市宫殿，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划分了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等，城中有三座人工夯筑的土堆，很可能是蜀人修筑的祭祀台——这就是蜀国创造的称雄千载的三星堆文化。如今我们在祭祀坑中发掘的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稀世珍宝，都是鱼凫氏大型宗教活动的产物。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渠纵横，物产富饶，雄踞在此的鱼凫氏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特别是玉石加工、青铜冶炼铸造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蚕丛到鱼凫，古蜀之地经历了养蚕的新石器时代到渔猎的青铜时代的过渡。随着鱼凫王对该地区绝对统治权的提升，其文化便在各种器物中得以充分体现。
鱼凫王一方面打造纵目的神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古蜀遗民对先王蚕从氏的神祇崇拜；另一方面以捕鱼之鸟为宗族图腾，赋予宗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复合性的象征意义。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自然，也就出现在各种祭地、祭天的宗教仪式中了。
鱼凫图腾照亮古蜀文明
目前，考古学界已基本认同成都平原迄今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是由蜀王先祖蚕丛氏创造；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鱼凫氏蜀王；后来的杜宇、开明两代蜀王则是十二桥文化与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从秦统一到汉武帝前后，古蜀文化逐步融入汉文化之中。
在三星堆神秘梦幻、气势雄浑的青铜器群中，凝结着古蜀先民超凡的智慧和想象力，那被赋予了浓厚神话色彩的青铜器尤其让世界为之震撼。二号祭祀坑曾出土8棵大小各异、造型相近的青铜神树，最高大的神树通高3.95米，是三星堆最具历史、艺术、观赏价值的国宝文物。树分三层，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上有果叶和果实，每颗朝上的果实都站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全树共有九只造型相同的鸟。由于目前树顶残缺，尚不能确定树顶上是否还有一只鸟。
《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由于当时古人不理解太阳东升西落的自然规律，便给予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解释：是神鸟背着太阳在天上飞，送来了日夜轮转和冬夏交替。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鸟可以看作为太阳“轮流值班”的神鸟。万物生长靠太阳，而太阳是由鸟驮上天，可见鸟在古蜀人心目中被奉若神明。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以集群形式展现的动物造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鸟类一族了。三星堆出土的鸟文物，造型精美，千姿百态，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它们有的身体呈流线型，羽冠像一排迎风招展的旗帜，长长的、尖尖的直嘴最引人注目；有的背上竖着几根羽毛，形如跳动的火焰；有的似孔雀，轻盈灵动；有的从鸟头颈部飞出几根线条，让人莫辨是身体、翅膀还是尾翼。基本上每只鸟的底座都有小孔，可以推测它们大多是一些器物上的附件或装饰品。
这里最大的一件就是青铜大鸟头，高40多厘米，弯弯的勾喙和圆睁的双眼显得威武神圣，颇有“众鸟之王”的意味。这个大鸟头在出土时眼部和勾喙还涂有朱砂，应该是只漂亮的彩色鸟。它弯弯的嘴与鱼鹰的造型十分接近，从颈部的钻孔来看，可以固定在神庙建筑或其他大型物体上，作为蜀王鱼凫的象征和标志使用。
在各种器物中，鸟的形象也和蜀王结合在一起，成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例如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长142厘米的金杖，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表面镌刻着人、鱼、鸟相结合的纹饰图案。最下面刻着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与代表蜀王形象造型的青铜大立人相似；上面两组图案相同，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还被一根如长箭般的穗形叶柄贯穿。这一柄金杖，显示着王权、神权和财富权三种特权的合一，也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
其实不光三星堆有众多鸟的造型，比三星堆稍晚的金沙遗址中同样出土许多鸟的造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太阳神鸟”金箔饰片了。四只鸟围绕着太阳同一方向展翅飞翔，仿佛“守护”着太阳的运行。金箔完美的造型和高超的制作工艺，令今天的我们叹为观止，这一纹样也成为成都城市形象和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不难看出，鱼凫图腾在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神权古国的崩塌
三星堆文明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如今尚未有定论。在发掘了无数稀世文物的祭祀坑内，无论青铜神像还是神树等不可亵渎的宗教神物，都是呈砸碎或烧毁的状态埋葬下去的，而且埋葬顺序还挺有讲究：先以中小型青铜器“垫底”、再铺上大型青铜器的碎片，最后以象牙玉石等铺满“封顶”，层层叠叠，蔚为大观。因此也有人说，三星堆并非一个祭祀坑，而是一个“灭国坑”。或是由于洪水等天灾，或是出于战争内乱等人祸，有人（可能是三星堆人自己）亲手毁掉了三星堆人建起来的神庙，将所有礼器与信仰一起打碎埋葬。不过这当然是一种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遗址埋藏了鱼凫氏蜀国最盛大的辉煌。
盛极一时的青铜王国在一场填埋中落幕，那它的主人去了哪里呢？
《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都说，鱼凫王是在湔山打猎的时候，突然“仙化”了，连不少蜀人也跟着“化去”。“仙化”失踪实际上是鱼凫王战败，鱼凫王朝就此终结，古蜀国江山易主，而新的蜀王就是杜宇。
可是鱼凫氏蜀国经济发达，想来军队实力也不弱，怎么会轻易被新晋的首领打败呢？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经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缅甸等国辗转而来的海贝，还有各种需要消耗大量矿石原料的青铜尊、青铜面具、青铜饰品，这些都是为突显古国神权观念而营造的祭器，可想而知已远远超过了国家的财富消耗的承受能力。不发展经济、扩大实力，全靠狂热信仰维持的神权古国，越来越经不起社会的动荡。大约距今三千两百年，成都平原另一头杜宇所代表的十二桥文化通过“教民务农”等措施崛起，将鱼凫氏的三星堆文化取而代之。
或许，正是三星堆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宝器已经“失灵”，于是决定最后举行一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活动，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神器和祭器搬到城中广场，打碎焚烧后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将其送回天上神界和祖先之处，随后搬离了这个居住了数百年的家。
后世对于鱼凫氏“新家”地址猜测最多的，当属同在成都的金沙遗址。从地理区位来说，三星堆地处成都平原偏北，金沙处于成都平原的中心，二者相距不到40公里。金沙出土的金冠带，同样采用了人、鸟、鱼、箭的构图单元；金沙出土了小青铜立人，造型和神态与三星堆的大青铜立人相同；金沙文化以太阳神鸟为核心，与三星堆的鸟图腾文化一致……更有趣的是，通过对比二者的青铜人像，会发现三星堆中的人像明显分为辫发和笄发两个族群，而金沙遗址中的人像却只有辫发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三星堆内部曾经历过一次权力更迭，辫发一族胜于笄发一族，在金沙开启了新的统治。
也有证据表明，鱼凫王朝覆灭后，鱼凫族四散逃亡，有一部分鱼凫族人辗转北上，到达陕西宝鸡。宝鸡地区曾出土一批西周时期“弓鱼”（该字为当地青铜器上记载的造字）国的墓葬，以“弓鱼”为国号，将弓箭与鱼组合，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三星堆金杖上的图纹；“弓鱼”国出土的小型青铜人像，也有着和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如出一辙的、夸张的握成环形的巨大双手。
鱼凫氏覆灭后，三星堆文化究竟在何处落地生根，还需要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一步实证研究。对文明起源和发展轨迹的探索，是人类永恒的使命。古蜀文明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诸世，创造了璀璨的文明之光，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谜团。三星堆达地通天的神树、振翅高飞的鸟、神秘莫测的面具、威仪庄严的人像、人鸟合一的神祇……都是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这些巍然王都所造就的精美绝伦的文物，深藏着人们对天地神祇、自然万物的虔敬，展现了古蜀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参考资料：
[1]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 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 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5]汤莉，罗晓红，邹鹏，宋峻宇，邱学庆等：《解说三星堆》，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
[6]赵殿增：《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四川文物》，2019年。
[7]黄剑华：《古蜀时代的神话传说与史实探讨》，《神话研究集刊》，2019。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讲的，貌似古史，实为神话，但又不是原始神话，所以被我称为“古史神话”。古史神话是中国神话的一大特点，是原始神话经过了“历史化”的过程，所形成的英雄故事（类似于中囶的现在流行的“革命故事”、“抗日神剧”），把宗教仪式当作了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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