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89论集──1988、1989年间在中国公开发表的论集（三）

《六大学演讲稿》



1988年9月—1989年3月





01，当代社会病（大学演讲稿）



02，中国的合法性危机（大学演讲稿）



03，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学演讲稿）



04，论“传统文化”已死（大学演讲稿）



05，中国文化的失轴状态（大学演讲稿）



06，反思与回归（大学演讲稿）





（选自《权威转移与法治国家》之第五、第六、第三、第二、第十等五章）







［47］





当代社会病（大学演讲稿）



一，独裁导致贪污腐败

二，中国内部的三个世界

三，社会信誉的丧失

四，社会组织的解体

五，贪污腐败的现代化

六，社会生态与人种退化





一，独裁导致贪污腐败



独裁导致贪污腐败，如修建领袖别墅，窃据国宝、善本书和珍稀文物。其徒子徒孙上行下效，到改革时代干脆私分国库，让自己的亲朋好友“先富起来”。这个先富阶层其实就是湖南富农路线的扩大。个人独裁操纵了“无产阶级专政”，全面控制中国，结果导致集团腐败、贪污盛行。



早在文革之前，这一操纵与控制的恶果，就无法掩盖，导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要知道，陆陆续续的“八百万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嗡拥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挥手时，不是来向党、军主席的毛致敬的，而是来感谢“主席毛”把他们从官僚、工作组的大规模迫害下解放出来。他们盼望毛《我的一张大字报》能使自己得以从一九五七年右派的类似厄运中解脱。难怪当时的官僚攻击学生造反，是“形左实右”，“类似于右派的向党进攻”。所以不难理解，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月“向党进攻”之前的六、七月间，流行的“破四旧”、痛打死老虎等迫害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暴行，则由党的腐干（腐败干部）子女带头干下的。这些虐待狂行为，和后来“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性质完全不同。因为“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向党进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刘少奇！”当学生们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七间年受到毛的愚弄而不明真相时，他们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情歌来表达忠心；但即使这时，他们的冲动也并不是冲着所谓“绝对服从”、“个人迷信”而发的，他们是在寻求自己心目中反抗强权的人民英雄的形象。



而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六年间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全不同。与上述“无产阶级理想”无缘，且与任何意义的人民愿望背道而驰。这些蝇营狗苟，只是在文革的群众运动遭到毛的出卖与镇压、毛的许诺已经完全破产后，所上演的一幕幕“动物园里闹剧”罢了。它可能拥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加深极权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首次出现的统治神经的瘫痪症。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可见：激起了弥漫中国并终将埋葬僭主专政的怀疑主义思潮。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思想解放”，不会有“自由化”，不会有未来的民主中国。





二，中国内部的三个世界



在很大程度上，从现在的青年可以看出未来的政治发展。



而所谓“文革一代人”已经开始在全面接管中国。“文革一代人”指文革当时（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在校的大中学生，其年龄层为一九四〇年代到一九五〇年代前期出生。他们现年在四五十岁，属于社会阶层的中坚。这个年龄层的成员既有尖锐的冲突，又有共同的背景，他们的无原则的特性，将改变中国未来社会政治的生态。



其影响将是多方面的，如：1，专横跋扈的纨绔子弟拥有未来政策的影响力；2，造反派与民主派对民间舆论和体制外政治运动的影响；3，文革的流氓精神遗产对现今中国人普遍行为方式的解构影响。



而所谓“改革一代人”，则构成当代中国生活的主流。“改革一代人”（一九七八──一九八八年）以恢复高考以后陆续进入大专院校的青年，其年龄层为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和一九六〇年代出生。现在他们是三四十岁，是中国社会最活跃的部分，以勇于尝试为其特点。这个年龄层间的彼此关系，不像文革那一代紧张，同质性因而更强。尽管他们也具有一些不同趋向，如：



1，反体制政治运动的两个趋向：和平主义与暴力革命；2，技术官僚对专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双重作用；3，文化精英的分化：政治化与商业化等等。



这种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畸形商业主义腐蚀，使这段时期成长壮大的年轻一代（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出生）受到以下力量的影响：



1，畸形消费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和扭曲；2，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对社会解体过程的离心作用；3，独生子女的反社会倾向对社会规范的破坏。



结果，把全体中国居民拦腰碾成了三截，形成了中国内部的三个世界：



第一个世界身着虎皮，威风凛凛，遣貌岸然，山大王的装束，令人肃然起敬，望而生畏。他们摆起统治者的架势，忘了自己的来历不过是一群乞丐。这些纨绔子弟，要社会拿出山珍海味来奉献奉献──单方面的“奉献”，成了忠诚与否的标志。不论是“第一种忠诚”，还是所谓“第二种忠诚”。



第二个世界身着狐皮，善于变幻，惯于钻营。他们自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活雷锋，其实不过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他们以舔舐虎皮们的残渣余孽为生，津津有味，甚至沾沾自喜，以此向“食草动物”，宣扬肉食者的开心，他们吹嘘狐皮给人类带来好处，可以缓冲虎皮的横暴。两面讨好，左右逢源，他们伪装自己的凶残，也掩饰自己的怯懦。



第三个世界身着羊皮，“披着羊度的狼”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智慧经典，并继续列在小学课本，羊皮既不威风，也不狡诈，但却是一切生态链的必要环节。他们的拿手好戏，是以温顺的外貌博得好感开取得施舍，以便必要时伸出专门残害同类的尖角，为了鸡毛蒜皮决一死战……他们格外残忍。以屈从为智慧，以羊皮为英雄，以病夫群体为正义之师。因为大多数厮杀，将在同类间进行。



在上述的社会分裂和解体过程中，中国还剩下多少“无辜的人”？难道他们的无辜，就是“充当消遥派”？就是被迫沉默或是被迫撒谎──以逍遥来奉承僭主的横暴，以沉默来美化僭主的谎言，也使自己猥亵的生存，变得合理？这不算“我出卖良心”，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来，上述三个世界，就在这“卑鄙和怯懦的交流道”上，会师了。





三，社会信誉的丧失



悉心研究中国社会现有的人际关系状态，可以证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信誉丧失，所导致的短期行为盛行。生态环境的险恶、管理制度的混乱，都在其次；不治之症在于“祸起萧墙”，人与人之间的怀疑、猜忌、钩心斗角、互相敌视，使得我们的社会关系，已经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试问，一个社会内部水火相煎时，不经相克如何相生？



现在我们特别能“理解”了，何以中国社会盛产汉奸，为什么一遇到外族入侵，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伟大的中国这么富有，涌现一批批“里通外国并卖国求荣的奸细”。因为我们社会的内部关系太紧张了，因为失去了祖先美德的中国人，身上流着被征服民族卑躬屈膝的血液，而丧失了祖先争当世界主人的气质，以致国难当头，许多人却渴望通过外敌的入侵，改变自己一家的厄运，否则，他们一己的正义便永无出头之日，他们远交近攻的算计就无法得逞。他们都善与外人合作而更惯于谋害自己的同胞，这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也是一种全民规模的“宰熟”。他们认为，为了透一口空气而把自己交在民族敌人的手里，是自己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甚至是“复仇者的正义”──他们比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早知道“工人无祖国”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种煽动对他们已不是思考的哲学，而是生存的本能和本能的冲动。



现在，中国居民之间的仇恨，远远超过中国人对最坏的洋鬼子的仇恨；所以，尽管他们以“西崽”、“洋奴”、“汉奸”、“卖国贼”甚至“爱国贼”互相咒骂，但心里却并不真的仇外。现在，本省人之间的怨愁，远远超过对“外乡佬”的排斥；所以，尽管他们标榜“自治”、“地方主义”、“联邦”、“邦联”，但那矛头却是对准了同乡和同胞。



现在，同一个城市或乡村内部的相互愤演，超过了不同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尽管，人们在体育比赛中是为本地区鼓掌。而最恶毒的仇恨却发生在“同一个工作单位内部”。一个工作单位，仿佛一个囚笼，甚至是一个坟墓──人们在此争夺，煎熬自己的精力、埋葬自己的一生。这是人们“情绪的地狱”──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全部控诉，都冲着共存共埋于同一座坟墓中的彼此而发。



现在，甚至连家庭也沦为钩心斗角舞台，古来有关“天伦之乐”的体验，日益被年轻的一代斥为“虚伪的说教”。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的地方，已极沟通于仇恨的渊教、罪恶的温床，所以离婚率几乎与通奸率一样高！这是当代中国“最富于创造性的现象”：一对夫妻，往往就是最经常的仇敌。无怪离婚成为一种时髦，而比离婚更时髦的是通奸：拥抱情人，然后欺诈甚至宰杀情人！他与她，也许才揭示了“最根本的人伦之本”──既有共同的需要，又有不同的利益；共同时互相满足，不同时互相欺骗，如果注定永不分离，无异囚在一起的无期刑徒。



我们的结论也许是令人震惊的，但却是真实的：当代中国人际关系中的“仇恨对象”及其“仇恨程度“──是与一切正常社会中的“亲密对象”及“亲密程度”一样的！亲密之乡，沦为战场。而较为疏远的关系，反倒因为距离而较少受到怨毒的污染。现代中国人，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已在“远交近攻”中百炼成钢，成为“骨子里的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历史终于在半个世纪的僭主专政中颠倒了过来。正常的成为反常的，反常的成为正常的。



我们的结论并不生动，也许有些枯燥乏味，但决非陈词滥调、空穴来风。它是从当代中国生活的骨髓中提取出来的，没有亲历者想象不出中国人际关系的恶化已达到一场社会生态灾难的地步。但亲历者会毫不迟疑地赞同，中国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人际关系的改变与整合，断不能实行政治的现代化！现有的切肤之痛，已经使得使整个社会陷入内耗以致瘫痪。



中国问题千头万绪，陷入莫名其妙的迷雾，《跟着感觉走》之所以成为当代最流行的歌曲，正是以中国的国情为背景的。跟着感觉走，报报相循，所以，中国往复循环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就地痉挛；左右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有时宿命地一边倒。世界上任何人力、神力，都不能请它遵循航道：替它指定的航道的设计师，还没有尚未诞生。





四，社会组织的解体



当前，中国的官场智慧，已公然把贪污视为“养廉”，它的意思是说，只有适当的贪污，才能使官吏们比较廉洁。由此可见，贪污腐败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劣习，而且已是僭主制度的有机部分。刁钻、劣习、制度的有机部分，造就了中国官僚的特殊传统。



在中国这样的“官本位社会”，官场的习性最后也会造就民族的习性──贪污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成了一种美德，一种特权，一种使人获得优越感的标志！



当今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像这些自称“先锋队”的钱串子如此精通贪污这门艺术的？要想在他们身上成就一点事情，不练就一身“含蓄”、“韬晦”的工夫是不行的，所以钻研如何让他们“捞”也就成了一套艺术，成了不战而胜的生存智慧。一套够不上贪污行为方式但却无孔不入地助长贪污的民族习惯，是一切“中国特色”的伴生物！“官场的贪污民间的捞”──到处都是略微乔装的腐败，这就是正直者们的真正敌对势力！



当今中国，已不是“难题成堆”，那倒不难“一举铲除”；而是“恶疾成环”──它像当代的三角债一样恶疾缠身、恶性循环。“捞世界”的风潮，对“自甘清白”的人们，不止是剥夺与诱惑，而且是揶揄与侮辱，等于指控你的无能，没有能力去贪污、去盗窃。你若拒绝贪赃枉法，先锋队的成员们就会掐住你的脖子。你不施展投机的潜能，亲属们会群起反对你，友人会背弃你，社会舆论蔑视你，经济的规律制裁你──党的机关也会下令把你当作疯子，关入精神病院里活活折磨致死。



先锋队是以“合群的动物”著称于世，他们以“法不治众”的蝇头，拒绝相信有一种剧毒，可以消灭自甘堕落的组织。许多党徒本非贪污之徒，但由于贪风横行，盘踞庙堂，若不及早“捞一把“，不啻“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不正应了毛泽东的预言──“这里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如果不想遭到屈辱，就得违法犯罪，“天理”于此昭昭然也。



──毛教导“造反有理”，原来底牌是在这里：贪污，已经和“增加工资”同等，成为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有效手段。它之不同于明火执仗的抢劫的唯一之处，仅仅因为它戴上了“领导”之面具，从而受到特权的掩护。行贿受贿，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群众运动，把中国投入一场新的翻身恶梦。当今中国，谁是“完全干净的”？谁就将吃糠咽菜直到咽气。“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要想不瘦，只有不教”──就是现在“脑体倒挂”的真实写照。现代中国这个脱离了古今中外一切道德规范之外的社会，完全没有信仰，连信念都没有，甚至没有最低的社会信誉。商品、政治、人格，全部如此无信。十亿中国人，被迫或主动地，沦入一座庞大的黑市，仿佛行将沉没的大西洲。这里横行的黑市拍卖，是拿脑袋、名誉和身家性命作为筹码和“硬通货”的。发国难财的人们，由此打着“改革”旗号，干尽力所不能及的坏事。



所有官民都在“被迫”做出亏心的事情。民免而无耻，只要不被大家看破，你我都算“一只雪白的波斯猫”……然而，这是一只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的波斯猫。你没有“主动害人”？那么，你在“被迫自卫”中，干了多少亏心事？──“你真纯洁，可是人们怀疑你怎么能够活到今天？”于是，你从此沦为全体先锋队的攻击目标。你不得不起劲地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比先锋队员还要卖力气。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社会组织的解体，无法逆转。当今海内外论中国大势者，多以“和平演变”一语况之，然而，照我们前述的探讨，此极不准确。盖和平演变，当指一种社会模型向另种社会模型的演化，但今日中国所发生的，并不是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演变，也不是人治向宪政的演变，更不是社会主义旧社会向资本主义新社会的演变；而只是公有制的解体、人治的解体、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因此可以预见的是，私有制、宪政、法治、资本主义这些东西，并不会从当前僭主政体的解构过程中直接演变出来，因此不存在“和平演变”，只存在“解体过程”。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下述解体过程：



一，社会经济制度的解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已经失灵，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无法建立，因为这牵涉到全面的法律问题和复杂的政治问题。



二，社会信誉和控制系统的解体：原先的社会控制系统是建立在人治（如单位、街道、人民公社所构成的僭主政体的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随着经济上的”搞活”，僭主人治的控制机制已经严重削弱，而宪政控制的机制（如立法和司法的独立）又无法建立，所以社会控制日益诉诸直接的武力。而武力的控制在控制系统的意义上显然已是社会已经解体到一定深度才会发生的现象。



三，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的解体：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趋于瓦解，但新的、资木主义的敬业精神并没有抬头，社会陷入沉渣泛起、巧取豪夺、假货充斥、骗子横行的无规范状态。



四，社会工程的解体：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水利体系的日益失修和日益废弛，在在表明所发生的是社会解体，而不是社会转型。



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须通过解体才能实现转型，那么，用“和平演变”一语来描述这个过程，显然不正确。支配当前中国僭主政体下社会解体进程的一个口号是“搞活”，这个口号极富象征意义：在社会系统的意义上，局部的“搞活”，也就是整体的解构。



五，贪污腐败的现代化



悲哉！整个中国都沦为商场，一个匮乏而混乱的商场！道德、廉耻、荣誉、贞操，变形为交易中的各色筹码。这些筹码的分量如此之轻，以致很少有人正视它们。人们像轮盘上的赌徒，红着眼睛，随意弃置而径行夺取更有利的筹码！赤裸裸的暴力革命，温情脉脉的商业欺诈，是以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在玩弄这些筹码。或者，出于礼仪的风度、道德的伪装，也需要拿几条筹码来修订门面。于是，五光十色的理论说词、广告商标的东方风味就开始闪耀了。要收恰这空前混乱肮脏的商场，是困难的。它不仅腐化过甚，而且大面积溃疡，万头攒动，法不治众。



古人云，“观民风则知止。”这是说，听到人民的呼声，执政者就知道该怎么做些什么了。这是在那没有宪政、代议制和新闻自由、民意测验的时代，获得民意的主要方法。那么，迄今还在僭主政体压制下的中国人民，有些什么想法？中国人民的要求并不高，一个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和他领导的依法行事的廉洁政府，足矣。所以中国民众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超过了对于僭主的憎恨；这是因为，对窃国者的憎恨，已经被对窃钩者的憎恨，掩盖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心，已经被自身前途的担心，掩盖了。



对贪官污吏的嫉妒、对奸臣酷吏的恐惧，成为中国百姓压倒一切的潜意识。在不断受害的平民看来，意识形态、国家体制、理论方针、施政重点……的区别，已经没有重要性；如果这些上层建筑纵容腐败，那么，再好的内容都不过是“官方走私贩毒犯罪团伙”所利用的手段、招牌、幌子罢了。“廉洁与否”，才是中国社会良心比较关注的衡量尺度；这种尺度，也成为政治的尺度。这样的政治就成为“好”的，相反的政治，则认为应该消除。



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但它表达了中国人的呼声。最好的政治原则是什么？是廉洁。只有廉洁，才能产生清醒的政治、高效的政治、无畏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并不是“世间最肮脏的行业”；这样的政治，不像僭主豢养的秀才所断言的，“必须靠贪污、贿赂、假公济私、裙带关系等润滑油，社会才能有效运转”。好的政治，把那些第五个现代化即贪污腐败的现代化所豢养的改革派，视为混进国家机器的砂砾，视为必须清除的败类。



什么是通向好政治的道路？廉洁的政治。什么是滑向坏政治的道路？徇私枉法的政治。对“廉洁政府”的希望，是自私自利的中国人民的共同话题、共同心愿。甚至自古以来的诗歌、传说、戏剧、政治理念，都贯穿同样的主题……中国人，很少可以成为无政府主义信徒，对共产主义也毫无兴趣……你怎能设想一个把家庭利益置于首位的民族，会真的接受“共产共妻”的学说？！他们当初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过是把它看作一种廉洁的政治，仅此而已，岂有它哉。后来他们发现，社会主义（不是纸上写的，而是手上做的），原来是腐败政治的遮羞布，于是就开始灰心丧气，政治铁打的江山就开始动摇了。



中国民众就是如此实际，不管别的民族在其它准则的支配下，如何判断万事万物，中国人内心并不会放弃自己的准则：廉洁与否是衡量好政治与坏政治的主要尺度。腐败的政治，不论用多么美丽的许诺例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均富等等包装起来，都是不可信赖的。腐败的政治，产生于腐败的执政组织，腐败的政治，只能导致民族的衰败。腐败的政治，作为“第五个现代化”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但却无法推动任何其他方面的现代化。



依靠腐败了的政治体制，对腐败的政治机构进行政革，其难度犹如以敝帚而扫顽石，岂能成功？──除非一开始就不想成功，否则决不要冀望于这种只能制造第五个现代化即贪污腐败的现代化的所谓“改革开放”！因为能够拯救中国的，必非贪污腐败的体制内改革，而是廉洁奉公的体制外革命。



我们知道，要衡量一个革命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它是否兑现了自己提出的理想、许诺（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更要看它是否创立了廉洁的、制度化的行政机构，新的机构什么时候腐化了，新的秩序什么时候就瓦解了──这个革命走向彻底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国民族事业的长远目标，是要廉洁的现代化，而不要腐败的现代化。如果被迫在“廉洁”和“现代化”之间作一个选择，那么我相信多数人民宁可选择廉洁而不选择腐败的现代化，因为后者对人民而言，不仅意味着饥饿，还意味着屈辱。贱民登上宝座、叫化子掌权，并不说明“革命已经成功”──因为这只是“换汤不换药”、“饿蚊子比饱蚊子更凶残”。例如现在的现在的“改革派”队伍里，正有不少这样的饿蚊子。



一个腐败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政治腐败与社会现代化，最终只能格格不入。退一步，现代化即使在社会腐败状态下实现了，其成果也与人民无缘，只能供给僭主党官挥霍享用，是其进一步敲骨吸髓的借口。伊朗巴利维王朝只顾推行经济发展、破坏社会正义的“白色革命”，结果在腐败中引起革命，用血腥清洗来达到政治廉洁的霍梅尼革命，其前提正是巴列维王朝这样的“腐败的现代化”。类似的事例，发生在每一个夭折了的新兴僭主国家即所谓“新权威主义的样板”，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智利。中国最终也不能例外。





六，社会生态与人种退化



中国人种退化的危机，是“中国”最大的生态危机，其病态由来已久。一般说，农业社会对生存竞争的人为限制，大于渔猎社会、游牧社会甚至工商业社会。因为农业社会的定居性强，因而行为保守，从而排斥竞争。但现代工商业社会还处在国际流动状态中，保守迹象还不明显，一旦工商业社会的定居化倾向完成，进入所谓“后现代化时期”，也就难免像那些古老的农业社会，陷入保守状态甚至人种退化。



中国三千年的农业社会，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的大一统，造就了长城时代的帝国，保守习气根深蒂固。百年来，农业社会的结构坍毁，但僭主制度依然人为地扼杀竞争，死死缠住民族前进的步伐──僭主制度除了标语口号，显然还是以中世纪的方式，去从事现代化的建设，结果形成人海战术的土法炼钢、盲目引进的胡乱投资。在历史上，农民习气给中国文明奠定过不可缺少的基础，但现在带来的则是软弱、涣散、内斗与灾祸。农民习气还伴随着“土八路进城”，升到了主席地位，尤其那位姓“毛”的主席完全不成体统，使得萌芽不久的新城市（如上海），重新退化，进入返乡过程。“毛”主席还迫使大批城里人下乡，推行不遗余力的野蛮化运动。此外，按家庭人头发给补助的政策，保证了中国人口素质的全面退化，最终形成了人数膨胀的恶性肿瘤。



草食动物生得最多，因为它既要为肉食动物提供食品，又要避免自身绝种。所以古今中外，只有奴隶国家大肆鼓励人口生育，等于是在繁殖牲口、“发展生产”──想不到的是，类似现象竟在现代社会中更大规模地重演。这就是苏联和中国“英雄母亲”的来历。



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就这样构成“中国社会生态的癌症”，它像白血病癌症一样具有多重特征：



一，不仅是人口“众多”而且是人口“增生”，即人口在社会组织的需要范围以外疯长。



二，这种增生人口低于正常水平，不仅构成社会负担，且严重破坏社会机能。



三，人口增生与人的素质的急剧下降，形成剪刀差，增生的结果是正常社会组织的瘫痪和秩序结构的胀裂、解体。



四，为了控制这种社会血癌而制定的许多“节育措施”，经过极其愚蠢的执行，结果成了扼杀民族精英的“错施”──为将就社会癌症的现实，而使中国被迫苟活，出卖女人的贞操、男人的荣誉，拍卖祖先的遗产。



今天，有太多的“国家行为”使人困惑、震惊；明天，还有更多的“民族抱负”会让世界愤怒、发狂。极权统治仿佛一把锈死的、开不了的锁，结果呢，只有一把不是钥匙的钥匙可以打开：人口压力，人口爆炸！



尤其考虑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一个有效的办事机构了，而始终如一地“推进改革的力量”，也已经被社会变革的洪流抛到九霄云外。“人的解决”已经失败，只有等待“天的解决”了。以人口压力为直接导火索的天解决，显示这场革命将是彻底的，彻底到釜底抽薪的地步。



猛涨不已的人口压力，势如咆哮不已的黄河水，一切缓阻它的势力，将首先被冲垮，阻挡得厉害，粉碎得厉害，抽刀断水的改革，宣泄不了它的积怨。“铲除多余者”，将是恶魔的号令……“听其自然”，将是极端手段的借口。人口压力──生态危机──深化革命，是比一切因为制度、文化的危机而触发的革命，具有更强的爆炸力与自然性。苏联、东欧的革命，主要是因为制度与文化失调造成的；他们没有生态问题。──这是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最大区别，因为中国革命的背景是巨大的生态灾难。



实际上，中国人在智商意义上并不是愚笨的民族，早在秦汉时代，先祖们就通晓了人口控制的理论和实践。由于“人头税”一类方法的应用，从秦到明的一千八百年间，中国人口仅仅增长了不到一倍，始终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徘徊（包括逃避统计的估计人数）。除运用避孕方法，必要时还使用溺婴等非常手段，最后，则通过王朝覆灭的“农民战争”（其实是“盲流暴动”），大量淘汰“增生的人”，以最原始的自然途径，实现“社会机能的还原运动”，其性质则犹如“社会规模的溺婴”。这显然违反现代的人道主义标准，因为古代低下的技术水平，还养活不了现代娇柔的人道精神。在技术限制下，过重的文明负担，就如是周期性地以野蛮方式解除社会负担，从而构成“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



中国人不该如此丧尽自决能力，仿佛不做欧美日俄的奴仆，就活不下去。



恰恰相反，中国的人口灾难、社会血癌，正是导源于“异族统治三要素”：



一，政治要素。满洲入主中国后，为麻醉中国人的反抗，不负责任取消了一千八百年间行之有效的人头税制度，导致中国人口恶性膨胀。



二，技术要素。西方人先给中国输入马铃薯，把它作为主食，既削弱中国人的体质、造成东亚病夫的悲惨事实；又虚胖了中国的人头数，造成尾大不掉的世界弱国，并趁机把中国变成倾销西方产品的蛮荒地带。



三，经济要素，“国际”步满洲人和西方殖民者等异族征服者的后尘，在中国收买内应，造成国人的依附与懒惰，步步沦为动物庄园里的忠顺臣民，以令俄国人瓜分宰割。所谓“世界革命”，最后达到了它最险恶的帝国主义目的：把中国打入一穷二白的停滞不前。



导致中国人口血癌的上述三要素，对于宰割中国的满洲野蛮人、欧洲殖民者、国际秘密组织是福；但对中国民族，却是地地道道的灾祸。



当今中国，尽可以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借口，来回避“光荣革命”的解决，但一个“人口压力”，就否定了一切“非革命的幻想”。只有那结束百年革命的最后革命，才能消除社会的血癌、推迟中国的老龄化、解开社会的死结。



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已经演变成为种族病症的社会病症就将继续恶化。中国将被恶性膨胀的人口血癌，拖向群体死亡的悬崖。社会衰落、文明硬化，与人种退化互为因果：人口的非组织化增生，制造了大量增生的人，增生的人危害社会机体的活力，反过来实行逆向淘汰、造成人种的实际退化。这样，人种退化就成为人口血癌和社会停滞的中介环节，这里的骈生联系显而易见。



人种退化又是由两大原因造成：



一，人种无度混合、混杂，从自然选择功效说，可推进变异、进化；但从社会资源的提供看，极易导致种族能力的紊乱、退化。所以，活力强的社会，是内部素质较纯粹的社会，这并不排斥它在历史过程中的一度驳杂；而民族素质的参差不齐、反差分歧，则从内部抵消了社会的行动力量。



二，由于亡国奴命运，带来染缸式的“长期和平”，其铁打的江山、不变的规矩，仅为维持自身而存在，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活力被严格禁止，亡国奴中盛行着平均主义，作为心理的代偿。



“传种接代的平等权利和同等机会”──受到征服者的鼓励，因为这可以煽动奴隶的内斗，挑动群众斗群众，便于分而治之。普遍的奴性和残废人广为繁殖，恶性循环。亡国奴社会盛行“倒金字塔”繁殖规律：素质越低的群落（如文盲及边疆），限制越少、繁殖得越多；素质越高的群落（如高等教育者和大都会），限制得越多、繁殖得越少。而最有献身精神的群落，事实上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育机会，变相阉割自己的生育能力。



这就造成了次劣基因的四处飞扬。──这样的“民族”，如何不退化？中国的人口问题，迄今为止只在一个方面即人口过剩的方面，受到了应有的关注；而更隐蔽与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人种退化，反被模糊了。因为僭主政体恰恰是利用退化的人来管制还没有完全退化的人的。现在，是提请人们注意僭主政体这种灭绝人性的“政策”的时刻了。人口过剩，不难在百年内解决；而僭主们利用退化的次品、“特殊的材料”来管制社会，这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种退化，势将窒息中国未来几百年的气运！同志们，为了子孙的健康、幸福，让我们齐心协力更正这理论的谬误与社会的陋习吧，结束中国的人种退化进程。



（1988年9月于北京大学）





［48］



中国的合法性危机（大学演讲稿）



一，亡国奴的传统

二，八旗子弟的传统

三、“光棍”与“边缘人集团”

四，僭主集团的统治危机

五，僭主集团的遗留问题

六，别了，僭主时代







一，亡国奴的传统



中国的秀才白领不同于“修道院里脱胎换骨一千年”的西方知识份子，“体制改革的秀才们”只是奏折专家──好一个西学为用的东施效颦、中学为体的邯郸学步：对香水、卷发、西服、电影、电脑、汽车、摩天大楼、飞机导弹……的典型的第三世界式的热情，只是某种动物本能，和“现代精神”并无联系。试问，这样的“追求”怎能不沦为无根的漂泊？中国人，因此正有变成犹太人的危险。中国，因此面临古代埃及那样种族灭亡、文化断绝的深渊。“东效颦改革”是东施效颦，他的第五个现代化，怎能不是典型的腐化堕落？这样的第五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民族生命的深渊，是与人的尊严背道而驰的。



现代化对亡国奴意识的先锋队们，只是向下堕落的欲望借口。那些土头土脑、贪得无厌的“干部”，昼夜以权谋私，惶惶不可终日。除了走私贩毒的买办、登堂入室的洋奴外，哪有一个正派的中国人喜欢如此放任官倒家族进行巧取豪夺的“改革开放”？完全没有人民授权的改革开放，无异于贪赃枉法，而朝令夕改、今是昨非，更加令人流离颠沛。甚至，就连暴发户和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们，也并不真的喜欢这种生活，他们不过是以此舔痔，弄假成真。这些洋奴只爱现代化的享受，不爱现代化的生产，所以中国盛产的是投机成性的风派倒爷，不是西方的浮士德式的企业家。



人是应该活得有尊严呢？还是一味信奉“西方的真理”，把自己拖入一轮轮的“改造”？劳动改造、思想改造、社会制度的改造，好像地狱轮回；家园破毁，亲人丧失，从祖先的光荣中堕落，被迫向“苏联老大哥”乞讨，老大哥死后，又向日本、美国、欧共体乞讨──洋人的内心，能够不因此充满对中国人民的蔑视？这样的乞讨意识主导下的“改革开放”，其实不过是亡国奴心态的投射、延伸、甚至放大。



在欧洲两千多年前的古典世界，“现代化”也曾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尽管它也不可抗拒地衰落、毁灭。它曾由希腊人带来，所以，半生番的马其顿人由之而兴，东向扩张，抵达印度边境。生番而善学的罗马人后起直追，建立“地中海世界帝国”。这些全生半生的蛮族，当然都“托了希腊化的福”。但当时就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历史”的埃及人，却因此大难临头；同时，拥有“独特文明又不肯同化”的犹太人，就要流离失所了。对埃及人与犹太人来说，希腊化即当时的现代化，正是一条自杀之路。埃及由于适应希腊化而灭亡，犹太由于拒绝适应希腊化而流亡──两千年后的中国人，面对相似的难题，该如何选择？





二，八旗子弟的传统





观察家们经常发现：当前中国的局势与清朝末年极为相似：腐干子弟就像八旗子弟一样游手好闲、玩世不恭、腐败丧德、祸国殃民。等而下之者，则为形形色色的官倒、买办、盗窃国库份子。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这批人手里，决不会有光明的前途，他们比他们推行阶级斗争、民族自残的父兄更加腐败，和清末垂死挣扎的“宗社党”如出一辙。



总结一下，依据僭主专政历史性失败的教训，新的政治力量须具备两个不同于僭主专政的特点才能解救中国的危机：一是专家治国，摈弃“外行领导内行”的恶习；二是政治民主，消解僭主专政的叫化子遗产。



土法炼钢使中国自绝于现代世界，不仅丧失主导世界潮流的机遇，而且破坏接轨国际规范的可能，至今，我们仍在品尝“外行领导内行”的大量苦果。这种“爱国”完全是以中国国运来祭祀僭主专政，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但说这位祸乱鲁国的庆父是“鲁国的爱国者”，正如说祸乱中国的党徒是“中国的爱国者”一样──无异于天方夜谭、黑色幽默。



在面对主义的彻底绝望中，官倒开始祭起了“新权威主义”的旗帜，企图配合虚假的爱国主义，在中国推行赤裸裸的军事统治。他们甚至以“新保守主义”的名义，公然否定辛亥革命，以便为私相授受的倒行逆施，制造理论依据。他们雇佣一批文人，有些伪装成“自由知识份子”，来极力鼓吹中国人民应该永远忍受奴役，不该反抗，不该着手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我们都知道，官倒专政的权威已经伴随它的社会信誉的完全破产而彻底烂悼，而官倒专政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完全失败，更表明官倒专政的权威根本不可能通过小修小补来重建，根据这种国情，在中国重建政治权威的前提，是必须清算官倒专政的政治遗产，是必须扫除官倒专政残余的政治影响，从而为新的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及其权威的出现，开辟道路……这才是健康的、唯一可行的“新权威主义”。



回顾近代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的全盘失轴状态，现在，重建中国社会轴心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从腐败的官倒身上，转移到了廉洁力量的肩上，中国人民需要张开自己的双臂，来迎接这样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实现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转移，缺乏铲除腐败势力的决心是根本不行的。中国近代史一再证明这一点。



把中国现代化历史和日本现代化历史作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在追踪现代化时，发生了越演越烈的社会紊乱、文化瘫痪，从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最终导向不断暴力斗争的道路。而日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相对稳定地保持了社会的向心力，主构没有解体，衬会变化而不紊乱，文化换血而不瘫痪。跟中国相比，日本获得了顺利发展的机会。中国问题，因此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经济制度失调的问题，而是一个业已触发了社会病态与精神病态的全盘问题。



许多人津津乐道：日本现代化靠明治维新为转机。但明治维新何以能完成这一转变？靠天皇制所提供的精神凝聚力、社会平衡力，综合为主轴性的力量。而中国革命则迄今没有完成类似的再生，没有实现任何一个主轴的革新转换，结果无以支撑社会的巨变。其结果导致伞柄脱落，伞架松散，伞面皱折、全盘解体。为重建主轴，中国步步走上“军国”（1949年以前）、“党国”（1949年以后）的新老军阀的“建国道路”，以军建国、以党建国，以极权组织作为建立民族国家的手段；结果却演为以组织为极权核心的僭主政治。党、政、军，成了自慰、自谋幸福的特权集团，把“江山”化做他们传子传孙的传家宝；结果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军阀党棍们大言不惭地宣称“是我们打下来的”，可以像私家车那样私相授受。其典型，就是“腐干子弟”现象。官倒的腐干子弟，已像清末八旗子弟一样腐化堕落；官倒的腐干子弟，已像清末的宗社党一样人人喊打。但无论清末的八旗子弟与宗社党，还是现今的腐干子弟与太子党如何垂死挣扎，都不能逃避日薄西山的命运，因为他们所依附的主轴（满清皇权）或主轴的代用品（僭主专政）已经完全朽烂，无从修复了。





三、“光棍”与“边缘人集团”



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轴瓦解，基于三个因素：



（一）对外战争屡遭失败，丧权辱国，从而丧失了统治的权威，权力中心发生动摇。在满清，对外战争主要体现为军事斗争；在现代，对外战争主要体现为经济斗争。官倒治国无方，连台湾也远远比不上，结果使得自己的政权完全缺乏说服力与合法性。



（二）西方的共和主义、民主思想对满清政权的渗透，以及人权保障、富裕生活对僭主政权的否定，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世界观，从而动摇了传统结构最隐蔽的心理基础。



（三）排满与非共的民族意识的兴起。在清末，这以华侨和租界为前锋；在现今，则以现代通讯与大量出入国人员为媒介，传播开来。我们知道，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动力作用，租界则有基地作用，因为它们接近西方共和主义的思想派，又能逃避满清专政力量的迫害。它们倾向于反对满鞑子政权，敢于怀疑中国的父辈传统并向之挑战。但辛亥革命提出的根本思想却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典型的中国思想而非西方思想。所以，要结束僭主专政，仅仅依靠民主思想、人权意识、富裕生活的召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民族尊严的支持，需要民族自豪感的鼓舞，并以之作为超越个人经验和社会得失的理想，才能走出僭主专政的黑暗时代。



反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社会转型之路，被一个壁垒即几百万人口的旗人集团和几千万人的集团所阻，他们分别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三。旗人集团并不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性部分，即，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发展到某一时刻就命定要遭异族统治。只是由于十七世纪中国社会形势和东北边陲局势的巧合，满洲军事蛮族的统治不幸笼罩中国，并延续了两个半世纪。这种统治违背中国人的意志，因此不能按照“现存的即合理的”说教，去推断是“中国人民选择了满清政府”。实际情况只是：满洲和官倒相似，具有较强的集团组织力和社会组织力，使它有可能利用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以各个击破中国人分散的集团性反抗。由于明末社会内耗的白热化，中国人终于没有形成统一的反抗，对满洲的战斗只是停留在集团性和地区性反抗的水平上。结果使得满洲蛮族以其策略性和暴力性，建立了一种不自然的、奴化的秩序。这个偶然的壁垒，后来就成为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了。在这一点上，官倒集团与满清集团太是相似了。



官倒也是一个类似边陲人集团的“边缘人集团”，这种“边缘人集团”在满洲大汗“雍正皇帝”的文字狱卷宗《大义觉迷录》里叫作“光棍”。“光棍”概念不是爱新觉罗雍正这个光棍自己发明的，而是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1629—1683年）那里剽窃来的。按照这个“光棍理论”，清潮以后历代政权的开创者都是“光棍”，这个“光棍”的意思不是没有老婆的意思，而且流氓无产阶级的意思。例如汉、唐、宋、元、明、清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不是流氓就是强盗出身。这些豪强，这些流氓地痞强盗恶棍，自称“打下了天下”，从此可以不受限制地为非作歹。这种豪强政治、光棍政权，是秦始皇的最大遗产，祸害中国两千多年。



《大义觉迷录》文字狱事起雍正六年秋，湖南文人曾静派出弟子张熙（化名张倬）赴西安向陕西总督岳钟琪投书策反。曾静称自己受到吕留良《吕晚村文集》中的反清排满言论影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他认为：“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这当然戳到了光棍们的同处，难怪雍正怒而发动文字狱。



光棍集团、游民集团本来不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部分，但是一到天下大乱的时候就会释放出来大量的游民、光棍──光棍集团在内忧外患中，凭借武力强加给人民而建立的一个僭主专政。随着官倒初期的极度社会动员能力的退化，官倒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包袱而不是资源了。以满八旗为主的旗人集团，在中国不仅是一个异源的暴力团，有其特殊的风俗习惯，且是一个极其无耻的政治特权集团。满洲国家不惜工本地豢养着它，以证明其野蛮政权的合法性。八旗子弟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优惠，这个“天生的统治阶级”凭借血统和生育的力量自我延续，他们是真正的剥削阶级──是丧失了生产能力的政治贩和寄生虫。他们的存在，显然并不与奉行了一千年之久的中国科举制度在结构上默契。也就是说，八旗子弟是一个打入了中国科举制度和官僚体制之间的楔子。它先是导致压制性的僵化，后是招致了开放性的腐化；在这两个阶段中，它的垄断性与排他性都比中国官僚体制本身更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同样，僭主集团，也是一个来自“国际”指令的一个异源集团，这个特权集团甚至也有其特殊的风俗习惯和内部纪律，是中国的国中之国，它强迫国家不惜工本地豢养它，党库通国库，腐干子弟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惠，它凭借“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论自我延续，是真正的黑夜吸血鬼。这个超经济的剥削阶级，是丧失了生产能力的政治贩子和社会寄生虫。他们的存在，同样要么导致压制与僵化，要么带来开放与腐化，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



显然，现代化要求机会均等，这样方能激活每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它废除身份特权，予平民以同样的竞争机会。没有这种政治革命，经济起飞是不可想象的。但作为人口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上的落后民族、军事上的野蛮民族、政治上的统治民族，满清八旗子弟与官倒腐干子弟却不愿打破种族与阶级界限，拒绝放弃特权，它害怕机会均等将取消其社会政治上的人造优势。在特权庇护下，他们不劳而获，倒买倒卖，性情越来越懒，能力日益退化，养花鸟、贩古玩、赌博吸毒。他们对自食其力的竞争，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民主改革对这些低能的家伙，意味着将在自由竞争的洪流中遭到淹没，所以他们就是入了外国国籍，也要千方百计回到中国，加入掠夺国库的光棍队伍。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中国境内最有组织性的集团，在过去就是几百万享有特权的旗人，现在则是几千万享有特权的党员，他们先后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壁垒。而从历史沿革上说，这个壁垒的合法存在，完全是因为满洲首领坐在中国帝位上；或因为官倒的“四个坚持”的符咒继续作法。只要满洲首领依然窃据帝位，只要官倒继续僭主专政，那么八旗子弟、腐干子弟这巨大的壁垒就难以排除。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如果成功，他们的特权就将被抹去。不论满清可汗和官倒僭主如何粉饰自己的不义起源，都无从改变这一事实：他们推行和维护的，是不自然的异源（异族或异文化，如满洲或苏俄）统治。这种“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专政，必定要依靠一个坚硬、残酷而严密的组织，来推行奴化，结果他们不得不反过来依赖这个组织。满清在改革过程中，不得不时刻照顾其组织利益，而一旦这特权组织与改革过程发生冲突，改革就必须让位、停滞。在这里，满清和官倒奉行的基本原则，同样是“组织”（“旗”或“党”）高于国家、政治特权优先于经济效率。这尤其表现在他们的欺骗性宣传和权术至上的性格中。所以，他们必定要借助文字狱党同伐异、剪除异己。



诚然，光绪皇帝和耀邦同志都有强烈的现代化决心，所以他们决心“逾越满汉藩篱”、“调整党群关系”，颇欲置八旗和腐干的特权于不顾，但结果如何？他们两位仁兄不仅未能打破这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消极反抗，反被决心固守特权与传统的满洲亲贵、官倒左王给监禁害死，而戊戌变法和政治改革的失败证明：日本举国一致的明治维新之路，断不能通行于中国。在日本，大名们可以奉还版籍、放弃传统的特权，因为他们和天皇一样，与被治阶级同属一个民族和意识形态（“神道”），他们并不害怕会被革新的潮流吞没掉。所以西乡隆盛领导的“萨摩藩起义”，不仅太晚了，也太孤立了。而在中国，即便对八旗与腐干最有号召力的满洲可汗、军阀僭主，也无法说服他们放弃特权，加入现代化的行列。那么，还有什么平民能够“以和平方式”做到这一点呢？显然，除了彻底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外，中国已经无路可走。



决心不惜代价也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人们，日益认识到：要取消八旗与腐干的反动特权，就不得不粉碎这特权的最后庇护──满洲可汗与僭主专政。因此，现代化要求先是和民族认同结合，如果不够，则继之以民主意识的结合──形成综合的变革力量。这股综合力量，既容纳关心民族事业的爱国志士，又鼓励热爱民主事业的自由党人。即便在革命党内部也同时包容这两股力量。变革力量的这种综合，也是中国局势特别复杂的根源。因为在上述两种思潮不同，只是迫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和大敌当前，并非出自民族志士与自由党人之间的认同。



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我们依然需要一位能够同时吸取两股合力、造就新国家的人物！对中国来说，主张废除专制政治的，并不是单纯的共和主义思想，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也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在对外斗争中的挫败，如土耳其的废除苏丹那样；中国废除专制政治的最直接的理由，是为社会发展扫除障碍：以便在政治特权与社会平权的矛盾中，开辟民族前进的道路。现代化的冲击力与八旗子弟（腐干子弟）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无法调和的。



中国形势，因八旗和腐干的特权，和同族或是同种意识形态统治的专制国家（如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相比，具有更大的爆炸性。中国人在此面临一个历史的抉择：要么被这顽固的壁垒阻隔在现代化之外，要么击溃这壁垒。





四，僭主集团的统治危机



中国的僭主统治缺乏法律基础，也不是建立在人民授权的普选或是任何宪政基础上的；中国的僭主统治是建立在枪杆子和笔杆子的联手作战之上。除了枪杆子暴力机器的强迫，僭主集团还擅长笔杆子进行宣传、洗脑，极端状态就是“理论教育”、“文化革命”、“政治运动”。其法宝，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是以十九世纪盛行于世界的欧洲中心论为前提，规定所有人类社会都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而经过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修正后，为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僭主独裁；又经过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修正，僭主独裁被延伸为漫长而无止境的甚至要长达一万年的“全面专政”。这种假定，为极权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就像“人民主权论”为宪政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一样。



按照此说，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由“阶级斗争”创造的并且持续推动的，其言下之意，一旦阶级斗争停止，人类文明必失去动力。所谓“不斗则退”、“不斗则垮”这类口号，确是点破了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的血腥本质。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如马克思主义者所组成的僭主集团通过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赋予僭主秩序“当然合法性”。这种当然合法性是和人民主权论的民选合法性完全不同的，不是建立在普选和宪政基础上的。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推论，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消灭了阶级差别之后，人类文明势必因为缺乏动力而自行中止。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结果：回到比蒙古人统治还要落后的原始社会。



在毛时代，社会就是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僭主政治成为一切社会生活的“统帅”。既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武装斗争尤其是内战，被看作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主要方式。“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因此被看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方式，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所包含的理解力，就是如此原始低下。它把社会生产等同于战时动员，把人的生命等同于生产工具，结果在中国大地全面恢复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制度，把工厂的工人也变作工奴，全国人民还要被迫充当僭主的“兵奴”（八亿人民八亿兵），一种毫无人格尊严的“螺丝钉”。这种围绕战时共产主义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系统，只有自相授受的合法性。从人民主权论的宪政角度看，这种先锋队实行独裁的僭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由于一直拒绝普选，所以没有合法性。



如果有人“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制度分歧”，同意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分析与判断，承认强化阶级斗争、武装夺权并进而建立强制性的僭主专政的政治结构，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强化社会积累──具有人为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奇效，也就具有一定合法性的话；如果有人认可“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模式和依附这种模式的生活方式（“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草菅人命的做法），也是以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超前性展望”为依据，因此虽然不合人性但毕竟因其“现存的就是合理的”而获得了某种合法性……



但是且慢，“改革”却无异宣判了这一本来就很可疑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僭主建立在五阶段论之上的全部理论与实践，已经逐渐退出“现存的”舞台。根据僭主的实用主义原则，这等于是退出了“合理的范围”。僭主通过改革而日益暴露其左右失据的非法性质，在此可说一目了然，笔杆子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



当然，中国现代史上有过民主运动，但还没有形成民主制度。民主社会的文化对中国来说，更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但这种现状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僭主依然合法，正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没有成功造就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所以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也就始终只能停留在蓝图里，所以更需要指出中国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合法性，不论是人民主权论的宪政合法，还是历史发展阶段论的僭主合法。



我们知道，经济现代化的社会前提是法律现代化，而不经历一场社会民主革命并建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导致信用瓦解、贪污盛行、治安恶化、道德沦丧。全面现代化没有成功的指望。而和平的民主变革在今日中国所遭遇的日益增大的困难则表明，改革的进程正日益逼近其核心障碍：是否放弃僭主专政。



要推进和平的民主变革的进程，就必须以民族利益为先，超越党派意识形态情结，但在中国，意识形态情结说到底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关系到社会权力建构的合法性依据。而在僭主专政国家实行政治改革，必定意味对党也就是僭主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力进行修改甚至让渡，其难度可想而知。



民主进程和自由表达意见是互为表里的，但在一个缺乏宪政传统的僭主专政的社会里，自由表达意见却是“不合法”的，要遭到严酷镇压的，而在僭主集团也就是党的语汇里，“镇压”往往是和“处决”、“枪毙”同义的。



没有民主进程甚至民主运动的支持，任何民主制度都无从形成。从总体看，民主制度所认可的大众参与，也是民主进程和民主运动最重要的特征与遗产。所以，如果大众不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则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无从确立，并缺乏支持。



如果承认建立在“五阶段论”、阶级斗争学说之上的政权合法性，那么，“经济改革”就完全没有合法性；反过来，如果确认人民主权论的宪政原则的合法性，则建立在阶级斗争创造历史之上的僭主党政权，从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性。显而易见，一个政权不可能拥有两套互相抵触的合法性，“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现代含义是：两套合法性无法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的机会主义谎言终将破产。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系列困难，本质上都是由于妾身未明、两种合法性的斗争，而造成了社会整体的非法性。



僭主曾经为中国实行彻底的社会动员，它作为无情的工具而登上历史舞台，六亲不认、远大理想、铁血意志、残忍心肠、狡猾策略、肮脏手段，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最原始的方法，实现了中国社会最初步的现代化动员。但是，绝对的权力导致他们绝对的腐化，物换星移，当今的僭主集团，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动员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成了中华民族崛起事业的最大公敌。中国要富强，必须新的动员，必须撇开僭主集团这个腐败的绊脚石。



在中国实现新的社会动员之前，只能作为西方世界的附庸，无法获得全球意义的地位，无法坐在世界的圆桌会议上。中国的太阳尚未兴起、发光，“中国”就依然还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甚至历史概念，而不是一个崭新的政治概念、经济概念、战略概念。





五，僭主集团的遗留问题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的良心来说，是场连续不断的恶梦。它以拳民暴动和八国联军的硝烟作为开幕式，继之以日寇的入侵和苏联的奴化，纷扰杀戮，迄今未已。“二十世纪的中国”，堪称“苦难”的代词，也是对中国爱国者的杀戮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磨练，并以革命和战争的巨额牺牲，列入世界之最。



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看，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个贫乏的、没有任何生育能力的家伙，而它造成的破坏却需要一两个世纪方能消除。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翻身运动”的野蛮化过程来说，在心理文化的彻底灭绝的意义上，二十世纪的惨剧向中国提供了某种“大规模建设前夕扫清场地的准备”，也就是说，它创造了某种“新的但是野蛮的国民”，至于是好是坏，见仁见智，众说纷坛，难以一概而论。



中国革命曾经是世界历史上最惨烈的革命，因为它是“迟到的革命”。迟到的革命越演越烈，致使中国文化遭到废弃、社会结构全面瓦解、人民生活彻底紊乱，在这影响深远的过程中，社会中坚与文化阶层完全雕零没落。



我们曾经做着一厢情愿的好梦，相信廉洁与效率会随着僭主专政而自动降临。但阴阳怪气的晴天霹雳，只是让亿万人民接受改造。命运注定我们还要承受苦难，用鲜红把荒无人烟的鱼肚白染成朝霞！──静默不语的人们！是被这伟大庄严的景色迷住了？还是被这深刻的恐怖吓傻了？是由于个人的感情而做逃兵：还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中国的革命故事已经够长够长的了。难道中国的古装戏演得还不够？难道化装舞会，开得还不够滥的？苍白的唯物主义逻辑、娓娓动听的“解放全人类”，带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布满血丝的眼晴、青筋暴起的手臂：冬天的，太冬天了！比文明比败了，中国只有比野蛮？比报酬比败了，中国只有比贡献！依照血淋淋的列强准则、马列主义看来，精魂的游离、结构的崩溃、生活的混乱、文化阶层的解体，不失为“千年一次的巨大机会”，可以根本再造一个理想的国度。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革命的惟一结果，即为国家权力的强化”，就丝毫也不会吃惊了。和野蛮主义互为表里的“革命运动”，无异于一架超级推土机──其使命是“扫平强国之路上的一切障碍”！惟其如此，我们才不致事后聪明地指责中国革命中疯狂的变态……真的，为了适应西方帝国对中国的打击，一切常规的努力先后失败了，除了“用野蛮来回答文明”，中国的其他选择几乎全是零分。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随着世界压力的增长，中国的内应力也要增强，否则“单方面维持和平”的愿望，是不能维持下去的。而内应力的增强，体现为个人自由、“非整体性权利”的剥夺。孙中山令人费解地大声疾呼：中国不是个人自由太少，而是个人自由太多！依靠自由散漫，是无法对抗专制独裁的？所以，如果人民缺乏“健康的自由必有的前提──自律”，那么就要对他们进行专政！中国如何走出这样的“孙中山循环”：在专制独裁和自由散漫间徘徊，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现代中国的一切，因此无不现出“过渡时期的匆忙”之特征；“一堆青黄不接的紊乱”就是一百年来中国的成就。多种不协调的杂质纷陈不已，纵火烧山，说是“开垦梯田”；污染河流，说是“工业建设”。中国与西方间的同化过程，虽然也是中国的自新过程，但它的功能除了无意义的杂交，还需要一个有意义的使命：那就是剔除中国在这杂交过程里产生的种种杂质，淘汰不利于中国文明发扬光大的因子，不惜以痛苦的方式，使得中国文明的转型成为可能，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百年革命的最终结束，犹如一场猛烈的锤击之于渴望成钢的废铁；犹如剧烈的抗生素之于败坏的血液！而结束中国百年革命的最后一场革命，就是结束僭主专政，在中国确立宪法统治。中国百年革命的最后阶段，不是反革命，而是以毒攻毒的“以革命结束革命”！这就仿佛，如果不能做完最后的缝合手术，病人只能流血不止，无法健康痊愈。不将革命的手术与康复的建树形成一个有机过程，就不能结束“中国革命”这个恶梦。



结束中国革命，需要消除两个互相对立的革命工具，为此，需要一场空前规模的社会调整与精神调整。手术、对劣败因子的淘汰，不得不通过冷静的铁腕来实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这样的手术和淘汰是宇宙道德的体现。这样的手术和淘汰才最符合古今中外一切道德的核心：让该死的死掉并埋葬，才能保全生命、净化生命。拣选是新生的开始，也是政治的开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书经·皋陶谟》）





六，别了，僭主时代



僭主铁蹄下的中国，没有思想的交流。流行的，只是互相欺骗，“用官方语言隐瞒真实的思想”──最多，是以官方的用语，来表达略微的讽刺、隐含的潜义而已。思想的“场”被炮火粉碎，四下飞扬的都是人心的隔膜！



中国似乎命中注定要走弯路：中国似乎注定了要以弯路为荣！中国一心一意只想走自己的路，忘了察看别人的眼色。这旷世孤独，仿佛已经成了中国与生俱来的性格与宿命！我们的性格就是我们的宿命。



于是，新的信念形成在我们的脑海：中国的弯路越长，中国人就能看见越多的奇观。中国的灾难越是历久弥新，那结束灾难的巨臂就博越是有力，经过漫长的冬眠与漫长的修炼，中华民族的生命力，终将指向全新的方向！他将不再忘怀世界，不再故步自封，不再苟且偷生。所以，我们祝福弯路，正如弯路已经祝福了我们：愿中国再走更多的弯路！愿大地吞下更多的硝烟！愿人民经受更多的考验！



愿我们亲眼日睹更伟大的拯救传奇：我们的祝福是基于这样清醒的理解：中国的出路，在于创造精神，不在模仿技能，这是具有独立起源的中国文明的命运与俄罗斯、日本甚至希腊与希伯莱系统等文明截然不同的一个要点。俄罗斯以前效法拜占庭，现在才能效法西欧；日本以前效法中国，现在才能效法美国。欧美效法希腊与希伯莱，希腊与希伯莱则分头效法埃及与巴比伦……对于这些文明及其人民，问题很简单，换一个效法的对象就行了。但中国却像巴比伦和埃及一样，以前效法过谁？现在又能效法谁？中国古代仅仅吸收过印度，正如近代吸收欧美，但吸收不是效法，吸收比之效法，需要的时间更长，过程更曲折，就象埃及吸收过巴比伦那样漫长曲折……因此我们不能逃避弯路，中国，不能成仁，就不能成功。



中国，达不到大西洋的深渊谷底，就抵达不了喜马拉雅山的雪巅。中国！亿兆或是无一，是你必不可免的博弈。对于你这硕果仅存的世界孤客，不去创造便无立锥之地。于是，中国表现为“缺乏虚心求教的能力”；并非“过于骄傲”、“过于老化”，而是不具备效法外国的性格模式，更难在亦步亦趋的效法中一贯到底。



今天，有谁能自豪地宣布：“我是一个中国公民”？现在，中国多么暗淡！中国腐朽了，再也无力抓住太阳！于是太阳飞驰而去，中国仿佛陷落于无边的黑暗，于是日本人夸下海口、散布无知：“东方的太阳在日本，中国仅仅属于过去！”但中国的思想，要在西方的夕阳中发现东方的朝阳。──西方的太阳将过去，东方的太阳将升起，圆周的光芒覆盖全球。东方人就要攫取自己的太阳，于是重新有了东方，有了东方的太阳：东方的美德、东方的人杰、东方的事业……熠熠生辉，当它破晓的时候，惨白的曙光令人诧异。长期的沉沦使人麻木，突然的苏醒带来震惊──但相信吧，新的太阳，已在地平线下面滚动着！为此，我们需要一位“忘我，并因忘我而不可一世的精神化身”──把命运的力量紧握在手，把中国拖出没顶的深渊。他不是苏联的跟屁虫，他不是斯大林的干儿子。他是独立自由的人──一个超道德者，而不是丧失道德者；一个忘我者，而不是自我中心者：他是中国的动力，他是未来中国的见证；他不要光复旧物，而要铸造未来；他结束贪污腐败的低效率，激励中国、动员中国。



他宣布：如果世上还有真理，那无非就是──中国民族若要自救，就必须抛弃“不奋斗也能苟活下去的最后希望”！别了，任人宰割的僭主时代。



（1988年10月于北京理工大学）





［49］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学演讲稿）



一，西方入侵前的中国社会

二，西方入侵中的中国社会

三，西方入侵下的社会主义

四，西方入侵与文化革命

五，与西方并存之道

六，中国如何学习西方







一，西方入侵前的中国社会



西元一七九二年，欧洲正当法国革命震动各国之际，英国派出特使马喀尔尼，到承德避暑山庄（当时号称“热河行宫”），晋见满洲大汗（对汉人则号称“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商谈开放中国市场的事宜，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没有达成协议。但马喀尔尼却趁机观察了中国社会，在他的《出使记》中写道：“这个国家极为松散，征服它，只要十万军队足够，但真正有效地统治它却很困难。”马喀尔尼的预言十分不幸地一语中的。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都不到十万，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他们火烧圆明园、劫掠北京的暴行，是否仅仅得力于船坚炮利？当然不是。要知道，满洲入主中国时，也不过军队十万，他们的军火可能还比不上当时的明军。无疑的，日本二十世纪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包括举世震惊的南京屠杀三十万人，不仅是受到西方真理和西方样板的鼓励，而且受到满洲和更早的蒙古、鲜卑、匈奴入主中国等成功霸业的血腥刺激。对此，我们中国人不该片面谴责侵略者的残暴、无情无义，而首先应该自省：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胆量抵御侵略，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侵略者的奴役下安安静静地吃草几百年？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文明乃至我们的良心早已麻木不仁了吗？



我们知道自己愧对祖先，甚至愧对后人：我们身上至今流淌的是被征服者的卑贱的血液。不甘屈服的英雄好汉都战死疆场，并被灭族，他们的事迹成为遥远的传说，成为剩余的“乞活”（这是蛮族入侵者对汉人大众的蔑称）们在酒后茶余的戏剧性的说书消遣。堂堂中国早已灭亡过多少次了？



一千年来，中国不断遭到凌辱、侵略，其中似乎仅有一次例外，是朱元璋驱逐蒙古军事统治，尽管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暴君，但仅仅因为这一点例外，我们至今应该感谢他，并理解他的一切暴行和黑暗政治，都是蒙古瘟疫的后遗症。在俄国，蒙古瘟疫也起了相似的作用，使得俄国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一千年来，我们不仅遭到蛮族的强迫混血，而且在强迫混血中学会了“忍辱负重”。例如，蒙古人就以“百户”的名义支配中国居民的生活，并大量强奸中国妇女；满洲人不仅屠城，而且圈地，虏掠中国人口，把怕死的汉人当作泄欲的母狗。日本人在“中日一体化”的过程中，重复了蒙古人和满洲人的所作所为；因此，我们不妨把中国现在的对日忍让政策，看作是日寇在沦陷区强迫混血的后果。更糟糕的是，如此苟活下来的中国人，已经丧尽廉耻，学会遗忘。甚至美化异族统治，说是“统一中国”。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以满鞑子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样板的。正如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政策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中世纪英国、法国和近代波兰、俄国的集体屠犹为样板的。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已经成为中国人苟且生活的指导方针！结果，不是难得糊涂，而是经常糊涂。亡国奴要是不糊涂健忘，如何厚颜无耻地苟活得下去？



中国地大物博，但结构松弛，人心涣散，这样的社会征服起来十分方便，当然会引诱侵略者前来。不仅因为“是块肥肉”，而且由于兄弟阋墙。由于同样的原因，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也就十分麻烦，足以消融蒙古、同化满洲，而且差一点就烂掉了日本。中国僭主以其起半边区半国际的“准蛮族背景”，也不过仅仅十万军队（1937年），就借助日本入侵横行中国。





二，西方入侵中的中国社会



在我们看来，中国地缘政治特点，使它古代遭到来自沙漠的攻击，近代又遭到来自海洋的攻击。这种艰辛的处境，促使它形成坚韧的宿命的乃至无奈的政治性格。近代中国的如此变化，多少也是由于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在西方列强的环伺下，中国由满洲统治的远东世界的中心，沦为西方中心的区域性国家，天朝因此沦为病夫，中华成了落伍的代词。



许多日本人询问：“为什么古代中国人这么伟大？”他们的潜台词其实是在询问：“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这么卑贱？”他们的提问太直接，但却说出了一个真相：因为地缘环境的变化，使得古今中国人几乎变成了两个品种！但是一般人被“中国人”、“汉人”的名字欺骗了，忘记古今中国人的区别，就像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一样大。面对这个同名而异实，不仅中国的现代思想家们困惑不解，日本人也莫名其妙。但这并不妨碍日本人采取分离式的态度：崇敬古代中国，蹂躏现代中国，并以断然的侵略来霸占未来中国。所以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用在现代中国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



中国与日本的分歧，并不是仅仅起源于现代。陈涉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语一出，“封建时代”终矣。反观日本，至明治维新，“种”的因素都是社会结构的“第一原理”，所以，日本吸收了秦以后帝国时代的全部文化，惟独没有吸取最重要的一项：科举制度。巧合的是，现代文明所源自的西欧，也是类似于日本的贵族社会，而不是中国帝国时代式的官僚社会，所以日本进入现代化过程，顺理成章；中国进入现代，则举步维艰。



回到中国近代史来观察西方的入侵，首先，它是以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形式，初潮在明代末年；后来，随着满清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这阵交流也就趋于没落了。到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的产业革命，西方的第二次入侵主要以军事和政治入侵的结构出现。这次攻势以鸦片战争而得手，并使中国社会进入迄今一百六十年的震荡和可能长达数百年之久的重新组合。迄今，我们还无法洞察这足以替代“两千年来中华一统天下（帝国时代）”的“新的民族国家模式（宪政时代）”究竟是什么并可能意味着什么。



但经过一百六十年来的社会试验，中国人毕竟开始明了：以前一系列社会运动毕竟只是中华世界改组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而不构成目的本身。不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后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些，都是中国对西方压力所作的反应。只是因为传统的反应方式业已失灵，东亚病夫所造就的官迷们不堪负担再造中国的使命，所以这些新兴的运动，表现形式便越来越“激进”──但其实际功能却异乎寻常一致：通过新的社会动员来达到“富国强兵健民”的文明更新。



我经常设想一个“历史演化的趣味数学题”：假如（尽管历史是不承认“假如”的）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提早两千多年而于战国末期或泰汉之际来临，或说中国十九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势，与秦汉之际是相同的话……那么中国社会适应西方挑战的能力，是否会强些？那样，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经过“帝国时代”而由“王国时代”直接进入“宪政时代”的话，中国是否会比较迅速地“现代化”？（例如日本和现代欧洲都是由封建制度直接进入现代，没有经过中国式的大一统时代。）



我们的答案倾向于肯定。



因为王国时代的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和与此相适应的民族性格，由于没有受到帝国时代两千年大一统时代的改造，距离近代前夕的欧洲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等封建社会形态，反而要近些。相反，秦至清两千年大一统的世界帝国结构，却像一切文化大一统的世界帝国一样，重农抑商、反对多元组合、消灭国际竞争，从而根本窒息了近代化的要素。





三，西方入侵下的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单纯使用帝国时代沿用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方法，完全无法应战“异类的西方”，因此为适应计，新的社会实验势在必行。以社会主义之名义实行高度极权，仿佛能帮助中国实现基层动员，这种前所末有的深度社会动员，是所有能够进入现代国际竞争的社会的必由之路。如英法百年战争、德法之间绵延三百年的两个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一九一四／一九四五年）……在欧洲，社会主义本是对民族主义的一个修正，它以世界趋同（“大同”）为使命为归宿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必须拒绝在中国劣势中接受世界趋同的现代压力，所以中国民族主义决定采用西方的社会主义，来实行东方的民族自救了。换言之，中国民族主义首先追求的是自强而非趋同；结果，趋同只是作为自强的工具即“道路”而被使用的──“社会主义救中国”。



历史业已表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正是在亡国压力的背景中被挤压而崛起的。显然，这样的社会主义，无法从秦至清之间的帝国时代传统社会中内主，而是从西方社会主义的传统直接引进、移植的。这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和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国的学说。



在初期，这种引进、移植采取中西合璧的形式，以博得国人的接受。此形式的典型，当推康有为的《大同书》。它具有两大特点；1，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有系统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2，此社会主义之表达，带有基本的中国色彩，从语汇、行文到思路、价值观，都借用大量的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产物，如对今文经学和公羊学说的利用，对《礼记·礼运》篇中大同观念的利用，以及大量中国佛教思想，享乐主义的世俗佛教，农民的平均主义梦想等等。因此《大同书》堪称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开山之作。但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帝国时代）总崩溃的过程中的四下传擂，其中明显的中国传统色彩也就越来越少。



其结果是，到社会主义思潮下一发展阶段的孙文三民主义，有关民生主义的论述，更多具有现代西方色彩，从语汇到哲学无不如此。但西化倾向却并未就此打住，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传至中国，陈独秀、李大钊的学说中，社会主义思潮获得了更多的西方色彩。这尤其体现在方法论的模仿上。这种西方影响，是透过俄国革命一手确立的僭主政体的实践来传播的，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获得的传播渠道已经不同，因而拥有更加强烈的暴力革命的性质。但其渊源，还是来自西方传统，可运溯到十九世纪以前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传统。如，从柏拉图到托马斯·莫尔。



由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前述发展趋向方面的差异，中国近代史与西方近代史形成了根本歧异，形成“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之间的对立，体现为西方文明大扩张、中国社会大萎缩。这日益加大的剪刀差，导演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全部悲喜剧。



在文化上，中国彻底殖民化了。我们被迫崇拜外国宗主，而阉割自己的大脑，甚至我们的文风语法都被改造得类似俄语。我们被训练得习惯处于国际劣势之中，我们以外国（甚至以俄国这样的恶劣国家）的事物为美，先是崇拜苏联，后是崇拜欧美，还必须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世代友好──现代华人被改造得活像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就痛哭流涕。“国产的”电影与音乐，要以领到国际奖金为价值标准。五六十年代领东方集团的奖，七八十年代领西方集团的奖。



而作为“国粹”的国画之优劣，甚至要拿到日本商人那里去定夺！中国在“英明领导”下，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形成世界文化的中心。甚至中国的画家、音乐家等民间艺人和电影、体育界的明星，都要流浪到海外去讨生活！文化发展不仅不够世界级别，而且丧失了独立意识与自主系统。流毒所及，造成深刻的民族自卑感甚至种族自卑感，中国女人要和洋人、半洋人、假洋人发生关系才觉得光荣。



正由于这一形势，我们必须进一步摈弃帝国时代传统中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实现彻底的社会动员和文化动员，以便轻装上阵，奠定新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就此而言，“官僚腐败”因其在社会动员中的“不彻底性”，被认识到并遭到声讨的。所以在尚未现代化的中国，官僚资本的阴影始终在徘徊。当今所谓“官倒”，实即官僚资本的变相复活，并以国际资本的洋奴性格为其背景。



我们强调中国的自救，不是为了自虐和自杀，不是为了拒绝外来的事物，只是为了在接受外来事物的过程中不失自己的判断力；是在进入现代化的同时，保障民族尊严；并用民族尊严来平衡现代化过程的动荡。中华的特性，使我们的现代化不是沦为西方、日本、俄国的附庸，而是开辟我们民族历史的新王国阶段！这种生生不已的命运，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依据地缘政治环境来不断生成与变化的。把中国的一切说成至善至美，是不负责任的，并将杜绝中国面对未来的自我更新之道；但把中国的传统说成万恶之源，如亲俄的僭主那样“奉命改造中国”，更是对民族命运毫无责任感的做法，其结果就是窒息了中国面对未来的创造能力。





四，西方入侵与文化革命



中国是带着两千年大一统的世界帝国传统（帝国时代）的巨大负担进入现代的。这一传统，是一种中国式的“后封建社会”，无怪即将进入他们自己的后现代发展的西方人，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帝国时代）产生了深刻兴趣。因此，帝国时代历史两千多年未有之变局，就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制度（如“国体”）与思想观念的（如“官学”）；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全部的社会习惯甚至人民的心理状态──最终，“国民性”成了革命的对象！“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成了黎民百姓必须用鲜血学习的日课！



中国民族在经历了长达百年的经济改革、政治革命、社会改组等一系列试验和失败之后，终于进入“文化革命”的领域，并把彻底的社会总动员总结为“不断革命”的理论。这并不仅仅是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显然也包括更广泛的含义：从1919年“五四”到1988年“改革”，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一场绵延七十年的全盘文化革命，它体现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和习惯（帝国时代）的全面批判。例如鲁迅在他的小说和政论中，发表的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论断，就以绝望的方式揭示了这场革命的实质所在：企图再造某种不同于“传统（帝国时代）中国人”的“新型（宪政时代）中国人”，中国问题才能从基础得到解决，东亚病夫才能得到根本的治愈。



通过满洲政权在甲午战争中的可耻战败，人们首先发现，洋务派所代表的教育、科学、技术救国，无法达到富国、健民、强兵的目的……然后，康梁维新派和孙文革命党分别用改良和革命手段，来推行政治的变革，但也未达目的，由此可见帝国时代的积弊太深。正是在此种经济、政治的双重失败下，不知帝国时代的病症已经深入骨髓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和绝望，结合外患的直接冲击（如《巴黎和约》中羞辱中国的条款），激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政治本质是反西方的，即反对那该死的、偏袒日本的列强所规定的“世界秩序”。但奇怪的是，新文化运动在文化上却趋于亲西方的极端：激烈反中国传统（帝国时代）。如时髦青年们批判的“孔家店”其实是秦始皇以后帝国时代的产物而非先秦王国时代的产物。五四运动憎恨帝国时代传统不能让现代中国称强于现代世界但不应该连先秦王国时代也一并否定掉。这样激烈的反传统不能持久，且对帝国时代的批判也只能是工具性的。



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知识份子，准备向西方学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同情协约国一边。但到头来，西方却纵容日本在华获取特殊利益，于是中国的绝望就迫使这样一个西方的好学生，陷入“想当也当不成”的两难之境。在此背景下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即是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是从“做人”意义的转变，来实行社会总动员的绝望运动。文化革命，也就是人的革命；下面将要谈到人的革命最后将导致种族革命，也就是从生物学上优化种族素质。



中国革命的总体进程揭示一个根本问题：由于大一统世界帝国模式的长期奴化，已经造就了一种病梅式的传统中国人，因此，重建中国的事业最终落实在一个焦点上──必须“改造人”，即重建中国的生物资源。即不仅要改造中国人身上两千多年帝国时期所形成的社会习惯和人格习惯（如缺乏公德、随地吐痰、赔礼不道歉、凡事不感恩等等），而且要在新的基础上造就新的民族。王国维在《人间词语》中悲叹“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中国的革命，最终要实行彻底的社会动员，彻底恢复善人的优越感，建立善人的社会影响力。



学习西方，必须深入到“做一个现代人”的地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看见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历程，核心就是力图改造人。“创造新人”，成了社会动员过程中的总路线。



一方面，趋向文化革命的冲动，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都有上述意义的文化革命倾向。康有为的《大同书》何尝不是倡导文革？尽管出于策略的考虑，他将《大同书》隐藏了很久秘而不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趋向文革的全方位性质。这种文革特质，在“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那里，是极为罕见的。克伦威尔不过是回到《新旧约全书》的传统美德去，而罗伯斯庇尔则是极力模仿雅典的民主、罗马的共和派而已。华盛顿仅仅是想自治，不受他人统治。这种中西差异强烈暗示，中国近代革命的非传统性、外生性和工具性。陈独秀的文革思想和毛泽东文革实践就更彻底了，众所周知。



另方面，他们的文革冲动，却受到中国社会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强烈阻滞。为减少阻力起见，他们不得不致力于“土法炼钢”，运用中国习惯来推进文革，结果使得革命变质，不同程度步上洪秀全的老路。洪秀全更土，传统成份更多，他分封列王和许多政治设置，大抵是从王国时代的经典如《周礼》中受到启发，但其措施确实来自帝国时代的暴政，而不是来自基督教。尽管洪秀全的思想旗帜，是来源于基督教的，和西方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们，不谋而合。洪秀全作为早期的文化革命音，被西方人认为是伪基督教，但他精神旗号是来自西方，这样便于他从事肆无忌惮的破坏工作。这一点使得他和他同时代的其他帮会运动如天地会、白莲教相比，颇得近代“偶像破坏运动”的风气之先。天地会、白莲教主要还从中国传统思想吸取精神力量。富于启示的是，那些从帝国时代的传统中吸取营养的帮会革命，大都形成不了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这样的气候，只有推行文革的拜上帝会等，几近成功。



这突出说明，帝国时代传统社会精神力量，已进入历史性的衰退，以致必须借用外来灵感和王国时代的资源，以充分动员本社会的应变潜力，其极端，就是毛的全面文革与“全面专政”。相比之下，洪秀全、孙中山等人的文革，就不是那么“全面”的。





五，与西方并存之道



中国的二十世纪，归根结底只做了一件事──由帝国时代型的统一帝国向民族型的区域国家的转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里的革命仅仅是建立“以僭主政权为先导的现代民族国家”；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却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努力、铲除僭主政权，完成中国的转型革命。这转型是不自然的，所以格外艰辛；这转型是民族的返老还童，所以，革命的中国人必先作为“反传统主义者”，后作为“复古主义者”，而登上历史舞台。同理，爱国的中国人必先作为“民族主义者”，后作为“全球主义者”，而登上世界舞台。



依据这样的分析，现代中国人，没有条件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主义者”，因为中国两千二百年来的历史走向，是与西欧甚至是与日本的封建社会完全背反的中国帝国的官僚社会，如果不掀掉这样的传统，中国的现代化是无望的。所以，我们必须拒绝直接进入现代主义的诱惑，方能深入现代主义的堂奥！我们的创造性将表现为：发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即复兴夏、商、周三代的古王国，以实现我们的新王国！这就仿佛欧洲的文艺复兴导致地理大发现，导致现代世界的曙光：“只有回到希腊方能进入现代”！只有回到三代方能进入现代！



回到三代，方能实现中国社会政治权威的历史转型，方能在具有贵族风尚的信义社会的基础上，开辟并建成现代中国的公民社会。相反，如果恪守两千二百年来帝国时代官僚社会的习惯，只能延长僭主政治而无法过渡到宪政时代！



捷径和讨巧，是无济于事的。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但同样的，弯路上自有弯路的收获与弯路的祝福。生存并兴旺于现代战国争霸的国际环境的权利，并不是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的、艰辛的努力赢得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断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如此返老还童，不付代价势将失败，血流成河的深度，与民族习惯的改变程度，似具“一分钱，一分货”的精确比例。中国民族，如果不能清除两千二百年的帝国时代传统在我们面前树立的栅栏，又怎能召唤夏商周三代的内在活力，以投入当代世界锱铢必较的春秋战国式的国际竞争呢？



面对这回避不了的结构改变、权威转移，我们的社会并没有退路，实际上也没有成路可循，所以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混乱的、手足无措的试验。从历史的宏观看，说到底这并非个人的错误、集团的罪恶、民族的病态，可以一手造成的灾难，这仅仅是，“为了以前的光荣，不得不付的代价。”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回答日本式的提问了：“中国帝国时代的传统曾经创造了伟大辉煌的东亚世界的统一帝国，但它所带来的惰性，则造成现代中国社会的尾大不掉、一盘散沙，加剧了传统中国转型为民族国家的混乱。中国革命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抽搐，是因为革命的过程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绵延的“民族自新的外科手术”。也就是说，历次革命所列举的“革命目标”，如，从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建立共和”；北伐革命的“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共产革命的“人民当家作主人”；文化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仅仅是作为招魂的幌子、斗牛的红布，是作为“激励人民英勇献身的咒语”而被使用甚至滥用的！而它们激发起来的那些社会动员的巨大能量，才是命运属意的“目的”所在。



这里发生的千万件惨绝人寰的悲剧，仿佛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门徒伯恩斯坦的哲学所反讽：“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的另一面相，就是太绝望的虚无主义。



东亚病夫的症结，早已超出了制度问题，更不是等而下之的经济问题、技术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权力的结构问题”──而是“全部的社会习惯都需要重新改组”！要解决这个近乎绝症的问题，除了“由表至里、由里至表、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反复进行的脱胎换骨式的、大扫荡式的社会动员”，早已一筹莫展了。而“由表至里、由里至表、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反复进行的脱胎换骨式的、大扫荡式的社会动员”，也就是我们业已熟悉的“不断革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经济建设救国等等自命英明实为昏庸的设计，没有一次不是被“社会习惯没有彻底改组”的瓶颈给活活卡死的！甚至所谓的“改革开放”，也是作为“由表至里、由里至表、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反复进行的脱胎换骨式的、大扫荡式的社会动员”之一环，而运行的。这样看来，中国的长期革命的发生、发展并日趋极端，似乎并不奇怪，如果它没有日趋极端，那倒是奇怪的了。如果是那样，中国民族反而不能在列强环伺的国际间世界上重新取得主动的位置，不可能逃脱亡文化、灭种族的“古埃及道路”。为摆脱一蹶不振的民族厄运，任何个人的、暂时的可怕代价，都将成为“可爱的”：



新的中国人，已经通过自身的惨痛经历知道了，我们并不是个人，而首先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如果我们不首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的成员，我们就会被一切现代社会驱逐，作为个人遭到活生生的淘汰！谁要知道二十世纪中国所面对的苦难和屈辱，谁要记得国际列强（先是“西方帝国主义，然后是“日本法西斯”最后则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对中国无耻轮暴，谁就能充分理解：中国在这个“不仁不义的全球战国时代”所能做出的惟一反应，就是不断地自新、不断地刻苦！为了抵制灭亡中国的国际主义阴谋，为了迎接民族复兴的日子，我们需要一切曲折与牺牲，需要使我们的百年苦难，最终获得投资回报的审美价值。



为了中国，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成为、且将继续成为──民族复兴祭坛上的牺牲品，随时听候命运的血腥安排！只有这样，我们的苦难才会减少，我们也才有步出沙漠、进入绿洲的一天。而从维新变法迄今为止，已经绵延了一百多年了。这就是现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并存之道！





六，中国如何学习西方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失去控制，西方社会的道德因此沦丧，其历历过程昭然若揭。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西方的有识之士如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业已在其《西方的没落》书中提出“西方没落”的历史总结。



然而，二次大战后，由于欧洲的西方社会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海外殖民地，反而由于收缩内敛而减缓了自身的衰落势头。尽管他们还保留着南北美洲、大洋洲、南非等处地盘，但即使这些地盘，也已经从欧洲的母体独立出来。西方文明就这样，还在持续的衰年中，闪动最后的动人之光……在某些方面，这些殖民地（如北美）甚至取得了比它们的原宗主国更大的发展，俨然变成了西方文明的中心，有如古代的马其顿取得了希腊世界的中心地位。西方的霸权地位虽然大不如前，但比之东方黎明前的黑暗，还是更能愉悦现代人的耳目……要是没有西方的过去，我们迄今还在帝国时代的衰颓中安之若素；要是没有西方的现在，我们又怎能理解西方的过去和它伟大的盛世呢？



要不是西方的侵略，中国也许还在满洲人的政治奴役和自己的文化傲慢中，醉生梦死呢，所以，清醒的中国人并不憎恨西方，并且从此不忘：中国，不能再度与世隔绝；中国事务，从今只是国际事务的一部分。而中国的转机，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世界形势所提供的机会。



西方文明尚未死亡。在未来的百年中，尽管它将在经济与政治上日益衰落，但在文化和思想上还将充满活力。不信请看，秦汉的关东六国和罗马帝国的希腊化东方，虽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文化优势始终不渝。在这意义上，像伊斯兰极端组织那样毁灭西方的企图，就像罗马人当年毁灭迦太基、科林斯等文明中心那样，是罪恶的。其恶劣程度，较之德国人企图毁灭波兰、俄罗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后者是打击野蛮的“文明开化活动”，就像欧洲人入侵美洲那样。而前者却是打击文明的“野蛮卷土重来”。



秦的经验从反面证明，世界统一的过程，决不仅仅是大量屠宰文明的有生力量的过程，否则哪里会有一个长治久安的世界呢？事实上，使秦与罗马得以统一当时世界的，是它们的“法”（秦的“变法之法”和罗马的“罗马法”之法）治，而不仅是它们的强大军团。事实上，他们的军团也正是高度宪政和法制的结晶。所以，无法无天的蒙古铁骑很快就瓦解了，而罗马与秦汉的统治却绵延不已。合理的统一，立足于经济的整合、文化的趋同，武力和政治压力不过是其剑与盾而已。如果只有剑与盾的杀戮，而没有经济整合与文化趋同的需要，那伟大的庖丁又如何解牛呢？



至于现在，仍然没有走出帝国时代阴影的中国人，还在邯郸学步、拙劣地“东施效颦”西方文明。东施效颦造就不了东方文明。因为东施不能真正把握西施的步态和风韵，正如现代中国人到现在依然无法理解西方的精神。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的心灵而不是大脑来说，还是没有根基的魔术，于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生搬硬套、强作解人，在华人社会里面蔚然成风。我们还不拥有北欧式的海盗精神，而没有这种穷凶极恶的精神，便无法理解基于这种精神的现代科学技术文明，因为正是这种精神发育了这种文明。所以我们还不具备北欧海盗的后裔们（如欧美人）的能力，无法企及新大陆的殖民者、俄国的哥萨克、美国的牛仔……于是，我们流浪到天涯海角，依然是不齿于人类的劣等民族，仅仅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得西方的海盗精神。



现代中国的领袖们，根本没有吃透这个起码的道理。他们总是企图用农民的乌龟精神，来驱动现代化的海盗机器；他们是想用现代技术的法宝，来点缀黄土高原上的梦魇。



未来中国的政治领袖，并不拒绝西方，而是敞开吸管从西方身上吸取可嘉的营养，正如西方强盗以及西方强盗的学生日本倭寇、俄国哥萨克等次等帝国主义，以前通过贸易榨取、战争赔款等吸管，从中国身上吸取了足够的营养。未来的中国民族因此并不闭关锁国，因为它渴望广大而丰饶的世界资源。尽管出于生长的需要，它必须学会拒绝西方的诱惑，在相对的独立中发展自己的生存之道，以自己的世界观去进入世界。



这样，有两条分歧的道路横在未来中国的面前：



一，全面接受现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并使自己的全部生存适应这一文明。进而，以整个民族的欲望和想象，贡献和扩展这一文明。这是俄罗斯和日本曾经走过的道路。



二，有选择地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仅仅保持“不被它完全甩出现代生活轨道”的发展速度。同时，保持相对的朴实，以待世界潮流的转向──那时，中国就以“得风气之先”的条件，领导世界新潮流。这是秦与罗马的道路。



不论中国未来选择哪一条道路，现在都必须铲除僭主政体。不论中国最终走上哪一条道路，都必须和划地为牢的自我满足，进行彻底决裂。不决裂旧我，就无法面对奇妙的新世界，不拥抱新我，就无从进行更深刻更广泛更持续的社会总动员！



（1988年11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50］



论“传统文化”已死（大学演讲稿）





一，“传统”的两大块、十层次

二，帝国时代政治文化的危机

三，城市·租界·革命

四，全面反传统主义的遗产

五，古典传统的结构已经死了





一，“传统”的两大块、十层次



西方入侵中国以来，国人面临灭顶之灾，故谈论“中学”、“传统”很多，但所谓“传统”到底是什么？



在试图逃避灭顶之灾的思想言论中，传统被搅成了一个“模糊问题”，因此有必要先“澄清传统问题”。



注意，现在人们谈论的中国传统政治，一般是指中国古典社会的政治形态，即被误称为“封建传统”的、秦至清的大一统官僚社会的历史现象。但实际上，这种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活中，已经死亡许久了。我们援引一个最权威的证据，在《毛主席语录》头版头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句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簇不平的政治生活的最高指示，证明那种古典政治传统，早就不再支配我们的社会生活。支配我们命运的，已是另外一种“传统”，即“革命传统”，而革命传统的极端，就是外国输入的共产主义传统，它是专门以反对中国古典传统为使命的。



这就构成影响我们命运的两大块：“古典的官府传统”和“现代的革命传统”。这两大块内部各自又有多层区分，如古典传统即在鸦片战争中国社会被迫接受西方准则前的那种政治传统，至少可分五个层次：



（一）氏族与家族传统的残余。文明社会从氏族社会发展来，有人称此为“原始公社制”。这是任何民族都经过的一个阶段，我们民族当然也有。由于中国文明史始终没有按西方中心论式样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而发展，所以氏族传统渐渐演化为家族传统，迄今渗透我们的生活。比如家族主义意识，应该比封建主义原始，在中国却绵延不绝。所以中国社会的政治行为多数围绕家族，而崇拜行为也人都与家族利益相关，超出这个范围，连皇帝也不受尊重。在面临外来入侵时，偶尔有一、两个超家族的英雄起来抵抗，成为传颂千古的民族英雄，但可惜这样的范例为数不多，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家族崇拜和家族利益优先。现在，身居领导地位的僭主家族，也沿袭这条死路，损害公众利益，破坏政府职能，全心全意为子女服务，就是这种传统的残余。



（二）地方割据传统的残余。殷周那种城邦制度和方国制度（先秦时代称城邦为“国”，与国对称的农村是“野”），以某城市为核心，然后辐射统治周边地区，到春秋时代发展成典型的封建模式。这种模式与欧洲第三等级革命前、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封建制度相似，这种封建的领主政治，国王封一批诸侯，诸侯封一批隋臣，低等级对高等级有义务，也有权利，高等级需要时，必须出力打仗；高等级对低等级有义务，和平时期须以领地报答下级，低等级在受到的领地上拥有自治权。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双向关系，是“封建制度”的核心精神，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中国周朝实行这种制度，其遗绪一直形成中国历史上“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只是到秦汉以后，中国才开始出现下面的第三层政治传统。



（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号称“郡县制”，持续不断维持到明清，形成两千年多的天下一统格局，但对中国现代化则是不利的障碍。欧洲和日本之所以很快现代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它们的前现代实行封建领主制而不是一统郡县官僚制。封建制多元化，各级领主、贵族在其领导地位上保留有很大的自治权，故能分头发展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尤其在欧洲这样多民族竞争的地区中，就更显著了。而在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官僚体制下，多元性不存在了；没有多样性，不会有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体制是金字塔结构，中央拒绝的事务，任何地方都办不成，结果窒息了地方的发展，扼杀了现代化的萌芽。



（四）地方主义与秘密社会的传统。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官僚制相对应的，是一种未经任何法律认可的地方保护主义状态。在战乱时期，其突出表现是军阀政治。军阀政治和“农民起义”、暴民政治，在秦以前的封建社会中，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封建领主和军阀官僚不同，具有高贵的出身，有传统支持，有文明教养，所以领主政治极其稳定；而军阀则出身卑微，无传统支持，无文明教养，所以军阀政治极不稳定。领主政治的扩大，导致社会的民主化、贵族化；军阀政治的扩大，导致社会的独裁化、贱民化。由于领主直接掌握地方军队，在他的封国中，当然不会出现土匪出身的军阀势力。从元朝的白莲教盛行到近代的青红帮，再从拜上帝会的太平天国到僭主的中国，这种以军阀政治为归宿的秘密会社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在现行法律之外活动，构成国中之国。它的基本原则是帮派至上，任人唯亲，对内部成员包庇纵容，触犯公法也不追究。对待犯人，只在其触犯帮规、危害帮派、党派利益时，方予制裁。这种帮派原则为求自身利益，对外团结一致，不惜破坏国家法律，其“党性原则”表现出十足的黑社会特性。这种传统深深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现代中国流行的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秘密帮派至上、党派意识强于国家意识等，是中国落伍于世界的重大因素！



（五）古典政治传统的最后一个影响，是西晋灭亡一千六百五十年来的中国对外来统治，常常逆来顺受，即使抵抗，也以消极抵抗为主流。这从五胡乱华与南北朝时代开始。而习惯于外来统治，则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以后，几乎成了中国社会习以为常的一种通病。这个糟糕的传统鼓励了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使之认为以小制人、征服中国，完全可能，所以日寇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们的理由，正是依据对中国历史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异族征服的周期性”。像满洲军人不过十万，就能征服上亿人口的明朝；蒙古人口甚至比中国的一个城市更少。日寇侵略中国的失败，主要肇因于他们的一个判断错误：他们忽略了一个变化，自中国和西方接触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也和日本人一样发生了激变，开始了民族主义时代，秦汉以后便中国渐渐丧失活力的天下主义（中国世界主义）的意识，逐渐退出现代中国的主流地位。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列强争霸的国际形势的鼓舞下，知道物竞天择，拒绝接受外来统治；相比之下，接触西方之前，天下主义使国人认为外来统治者只要奉行中国文化如满清者，就可接受。因此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国藩等人宁可选择汉化的满清也不选择洪秀全，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以“外来异端”为号召，尽管他在血统上是汉人。汉人可以接受异族统治下的世界主义秩序（满人已经学会伪装“尊儒”），这个传统深刻到这种地步，中国人宁受外族政权的统治，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文化习惯。



下面，我们看看导致僭主出现的“现代革命传统”，也可分为五个层面：



（一）洋务思想与局部的技术改良。中国开始接触西方时，应变改革活动并不是先从思想革命开始的，相反，那时不求根本的思想改变，只求局部的技术改良，比如洋务运动，即是在具体的经济、技术等问题上做文章。一如邓小平的十年改革（一九七九──一九八八年），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摸着石头过河”。企图回避意识形态、法律制度方面的社会转型而创造经济奇迹。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和邓小平的洋务运动，两点成一线，突出表明洋务思想与局部改良的传统，在中国牢固存在。只有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才会激发民族情绪甚至排外思想。洋务运动的失败经验等于告诉国人，引进外国物资甚至技术，并不能直接带给中国进步，反而容易激起内部混乱。所以，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不仅由甲午战败和康梁变法为标志，而是由清廷与义和团的合作为标志：清廷否定自己的改革。它从洋务运动的媚外，倒义和团的排外，所构成的圆周运动，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具有先导性的政治遗产。



（二）现代传统中的第二层，是变法改制、包治百病的“制度决定论”的思想与实践。从康梁变法到当前的“和平演变论者”，都试图以制度变革的尖兵来解决中国问题。尽管其宗旨是渐进的，其手段是和平的；但这条路在中国却很难走通。因为顽固派拥有惰性的社会习惯作为广泛的迟滞，在“和平变革”没有进入死胡同之前，仍能吸引“怕乱”而不想根本变革的社会人心。



（三）革命与反传统主义的传统。革命传统很典型地以孙中山为代表，而激进的宣传家邹容、陈天华们也都强调革命的万灵作用。反传统主义后来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要求完全彻底推翻传统，像吴虞等人提倡打倒“孔家店”便是。中国古典传统的最高理想，是仁义道德，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却称之为“吃人”。这是显然的全面反传统主义。类似的反传统主义，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困境中，也一度兴起。电视政论系列片《河殇》也被理解为“全面反传统主义”，但实际上，《河殇》对现代革命传统的批判，一点不比对古典官府传统的批判来得少。



（四）现代传统的第四层，是毛泽东提倡的“延安精神”。距今虽有四十年的历史，但死而不僵。它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意识形态、法律制度影响之深，不用赘言。不同于延安精神但体现类似的革命动向的力量，在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但也许到社会危机进一步深化后，会以不同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形式，爆发出来。



（五）现代传统的第五层，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提倡的“怀疑一切”与“造反精神”。其影响至深，以致到如今“走资派”、“还乡团”，对“文革”这词还很过敏。他们经常下达禁令，不准撰写和出版关于文革的书籍、文章。许多学者从事“文革研究”，去图书馆借阅有关文革资料，想要复印，但馆方告知需要请示上级，请示的结果不仅不可以复印，连在馆内查阅的权利也被取消了。后来，为避免麻烦，馆方索性把文革资料都给封存起来。“文革”为什么到现在还是禁区？这里面大有文章。美国哈佛大学可以开设“中国文化大革命专业课”，然而在文革的故乡中国，却不能研究，其原因在于文革中的许多人和事，牵扯现政权的内幕，直接的利害关系是不便深究的。





二，帝国时代政治文化的危机



自从戊戌变法以来，百年之间，中国面目全非，社会陷入巨大风暴、人心陷入强烈地震，从而丧失了中国的整体意识。这首先意味着中国精神纽带的解体，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国人虽然还说同种语言，写同种文字；但同胞间却“相见不相识”。人们不再耐烦进行互相理解，甚至不再屑于互相理解；人们渴望的是互相厮杀，在惨烈的阶级斗争中“比武见高低”。结果是同种民族语言分化为不同的阶级语言，同种文字分化为不同文字，正体、简体、广东字（仿佛越南的喃字，比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假名还要原始）。“决定胜负”等于“决定真理”，枪杆子登堂入室，成为野蛮透顶的裁决者。



在夷蛮猾夏的背景下，中国人已经分属不同的精神共同体：有俄国的，有美英的，有欧陆的，有日本的……而恰恰没有属于中国自己的！是的。“中国人民”，就像“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数典忘祖，崇拜洋鬼子甚至假洋鬼子，它的臣民甚至欣赏异常种族的身体发肤──中国人的沦丧，一至于斯！──这就是“中国的变”？以夷变夏。用“兄弟阋墙”一语，来比喻现代中国人之间的生死内斗，已不确切。实际上，“中国的内战”已像日俄战争和小毛子“一边倒向苏联（老毛子）”所显示的，是不同的种族与文明，在中国上演的系列血腥争夺战！它最终成为“利用中国材料，来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无怪乎现代中国人变得“内战内行，外城外行”──中国的内战，是不同的外国主子利用他们在中国马前卒，在中国内部进行得“平等厮杀”，故其得心也应手；而对外战争，反倒是不同派别的中国人，伙同他们的外国主子与主子的对手（另个外国）间的厮斗，怎能不外行？



这样的“中国人”，不仅决不自视一体，反而认定“最危险的敌人正是自己的同胞”！这种局势所加剧的厮杀，又反过来证明了上述看法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如此恶性循环，直到今天。“僭主镇压民主运动”一如满清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中国人”不仅在文化上早已不是中国人了，而且在种族上也出了问题。“中国人”甚至以此为荣，互相标榜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背叛、对外国的人与物的崇尚。虽然出于策略考虑，他们经常从反面来鼓吹“爱国主义”；实际上，整体的中国认同感，早已溃灭无遗。刻骨的彼此憎恨，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脊梁”（鲁迅就是一个典型）──这就是“中国的变”？



精神纽带的废驰，家园共同体的瓦解，使国家民族失去了心理根基，中国沦为一盘散沙，沦为废墟、渣滓，沦为使人嘲笑的典型。这个可耻的精神黑洞，作为一个借口，留给所谓“现代化”去填补。但“现代化”是什么？是目标？还是手段？当然，如果“现代化”本身竟成了一个民族的终极目标，那么说明这个民族的心已经死了。



现代世界瞬息万变，被人称为“现代化”的“世界大势”，也会转向的。物质文明的竞赛狂潮，也会退潮甚至衰歇的。那时，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那时，世界将变得难以辨认。那时，世界将需要什么？这也许很难预言，但强烈的预感说，那时，“世界将需要中国”！为了这个未来，中国现在需要拒绝“彻底的腐蚀”、“彻底的同化”。对于中国来说，百年不过一个瞬间，千年不过一个周期。它说：“‘直线性的浮士德精神’，即将寿终正寝；‘圆周性的伏羲──文王思想’，即将取而代之；鼠目寸光的劫夺者，要让位给世界的保障者。”



──是恢复成年人的恰当理智的时候了，它以耐力著称，以柔软的适应力，代替僵硬的方向感；它把原始村民的饱满意态，注入深刻骨髓的城市空虚感。它以神灵的德音，取代唯物主义解剖学。虽然这与中国的以往努力，不尽切合甚至互相牵制，因为中国的百年革命恰恰是在破除圆周性的伏羲──文王思想，而大力强化直线性的浮士德精神。



中国的未来道路在于，需要“复古的华衮”，精心“包装现代化冲动”，再以这奇妙的合金，登上历史的决战场──彻底结束中国的冬眠，并准备在一个阶段中，以圆周性的伏羲──文王思想，补救直线性的浮士德精神所招致的现代疾患。



有一天，当中国从二十世纪的废墟状态中重建，中国文明从历史荒野中再度生长──将设立一个良好风俗的礼治法庭，以改良日益败坏的风化。如果听任商业主义泛滥，文明大厦就会腐蚀掉根基。为避免这亡国灭种的危机，我们需要一个“贵人的中国”，而不是一个“贱民的中国”！而不仅仅像现代党同伐异的鼠辈们喋喋不休的那样，只是什么“建立自己的政权”或是相反的“祖国统一问题”，也不只是收复外蒙、西伯利亚的问题。为此，我们甚至需要召唤古代的中文，那是不折不扣的贵族语言，我们甚至需要摈弃现代的汉语，这不折不扣的贱民语言。



为此，需要树立中国的国本！中国的国本在于：精神强健的社会中坚。娇纵坏了的民众，还可以锻炼；放纵了的社会中坚，则不可救药。“刑不上大夫”的前提是：“大夫”需要自觉受到“礼”的约束！因为世界上没有比补救者失范、示范者堕落，更可怕的了。故，倘若逾越“礼”的规范，“大夫”的名分应遭褫夺；在这之后，“刑”的斧鉞当然要落到他们的头上……要使统治阶级不被权力腐蚀，也许根本不可能；但尽量延缓这解体过程，还是可能的。哪怕这人为的延缓需要十分自制的痛苦，但仅仅因为它能保持“优美的竞技状态”。就请我们谅解它的严酷吧！──这就是“中国的不变”！





三，城市·租界·革命



比较研究一下，中国和西欧的古代城市形态就很不一样，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权威形态、它们所发挥的聚合作用，十分不同。（参见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第八章）



中国的传统使城市发展不了自己的独立功能，城市因此沦为寄生型的，是供应商贾和官僚消费用的而不是生产型的；而西方的许多城市则设防并拥有自治权，可以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堡垒。所以中国的工业和商业在产量上可以十分丰富，但是从质量上看，还是自然经济的，因为它依附于土地、依附于村社、依附于官僚机构，而不是独立的工商业法人，不可能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据点。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法治”，而不是“有钱”。研读一下欧洲历史当不难明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在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而不是之后。在欧洲中世纪，许多城市就拥有了自治权，独立于贵族与国王，甚至独立于教会。



为什么欧洲的城市得以独立于贵族和国王？就政治上说，那时欧洲处于“分裂状态”，国王和贵族的势力半径都很小，无法包围城市，因而不能像中国的盲流起义和军阀势力那样攻破文明的堡垒。比如一个贵族，即使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但领土上的臣民可能还没有临近的城市人口多，如果想进攻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完全可以用钱收买另外一些贵族来反对它，那些受贿的领主就可能“背叛自己的阶级利益”来反对“天然盟友”，正是在这样多元的格局下，使得封建领主经常不去支持封建领主，反去支持资产阶级。因为封建与分裂的欧洲，不但不是“中国式的大一统”，也不是同于先秦王国时代的封建制度，欧洲在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有更多的空隙可钻，所以欧洲中世纪许多自治城市就钻了这种中国所没有的生存空间。因为中国的城市，始终处于政治的垄断和奴役之下。



西方的城市不但自我发展，最后还可以领导国家，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民族统一运动，英、法都是这样，法国尤为典型。而中国的城市不可能这样，一直是官僚的供养地、修养地、娱乐地，充满寄生性、依附性、腐朽性。这个区别就是中西社会结构形势的最大不同点，如果近代中国受到地方封建主义的支配，而不是中央官僚制的支配，商业城市反而比较容易发展起来。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就发展很快，春申君、孟尝君的堡垒都非常独立，毛泽东批判的“土围子”恰恰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所在，这是他这个急于进城谋生的民工无法理解的。所以说“王国时代”比之帝国时代更富于现代性，更富于社会的多元化状态。



为什么基于贵族主义主导的封建社会，在现代化面前的反应比较迅速？因为贵族主义不是大一统，而是多元化政治，它保留了许多区域性因素。例如在贵族主义的日本所发生的倒幕运动，根本不是由什么莫须有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是由一些反幕府的贵族和武士们领导的。想一想那时日本还没有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哪里来的什么资产阶级？如果说，一个还没有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却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不是很荒唐？但正是这种荒唐支配了僭主制度几十年来的教科书！



在接触西方社会以前，中国与日本的社会上只有一些富贾商人，但不构成一个近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资产阶级的自主意识，没有西方的企业精神，归根结底没有欧洲传统的宪政来保障它们的基本权益，因此不可能进一步去发动革命。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商人发动革命的先例，怎么会到现代突然有了？可见，这种说法完全是为了切合马列主义教条而篡改了历史。那么，日本的武士（贵族）阶级为什么要发动明治维新呢？



这种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对分析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却有启发性。例如，有人把中国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富有的个体户身上，就是昧于中国企业家完全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这一事实。



中国不同于日本欧洲的是它的大一统官僚体制，所以，像康、梁想通过军事政变来搞维新，不能成功。因为大一统官僚体制上行下效，为纵向统治；而独立性更强的贵族政治则是纵横交向的。在日本，幕府大将军也不过是一个大领主而已，他在法理与精神上，没有统治其他贵族的绝对权力，相反，法理与精神的统治权由天皇占有，尽管天皇没有实权，在实际政治上形同虚设，但精神统治权在历史转折时则起了和平演变的关键作用。由于日本的政治中有了这样一个权力真空，故有志者可以凭借天皇的精神权威，进行一次实际的政治革命，史称“明治维新”。但是在中国，皇帝在官僚机构的实际政治中却是枢纽，是握有最大实权的。皇帝在精神与政治两领域的独尊，堪称无孔不入，没有一点空隙留给和平演变或局部变革的可能。邹容、章太炎以及同盟会等推进反清活动，主要是躲在外国租界里搞的，所以，“没有租界就没有中国革命”。更进一步，辛亥革命的发动者们，很大一部分都是海外华侨，他们的活动基地之一在日本，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反清志士们常和日本浪人结合，潜回中国后，就在租界里制造炸弹，进行武装起义。武汉、广州、天津、上海的租界里，都有他们活动的据点：租界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就像二十世纪末叶的“海外敌对势力”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大后方。



此外，檀香山这块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夺取的殖民领地，也是孙文的发祥地。孙文还游说英美，使得西方国家多少同情这些革命者，因为这些革命者和西方人的意识形态相近，所以西人经常给予保护，除非是为了和满洲政权之间维持邦交利害关系的平衡，有时不得已引渡一下，一般情况下不理不睬，以便分而治之。满清政府也只好干瞪眼，眼看革命者在眼皮底下活动，却不能前去埔获，因为西方列强有治外法权。这“不平等待遇”，却催化了中国革命，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而在日本，却有比外国在华租界更好的革命摇篮，那就是贵族领地，这些独立王国招降纳叛，策动革命，推动了社会变革。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多元化是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必备条件。



有人说，中国的科举制很好，西方的文官制度据说就是参照中国的科举制发展而来的。科举制是选贤与能，比贵族的世袭制更现代化。比方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它学了中国文化与制度一千条、一万条，就是不学科举制。为什么？因为贵族主义的日本是不能选择平民做官的，只能是选贵族子弟来继承爵位与统治权，所以它学不了中国的建立在平民政治上的科举制。



科举制选贤与能，是为西方文官考核制度提供了原型，但它也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科举制说到底是为大一统的帝国时代服务的，而大一统迟早会导致社会僵化。例如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成为民主国家之后，文官制与官僚主义是一同兴起的。尤其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私人的进取精神即因此而衰退了。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开始时是私人殖民地，后来却被英国政府接管。所以十九世纪英国官僚体制的稳固与大英帝国的成熟和停滞几乎同步，这时它就自然地把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了。



事实上科举制只是一种技术系统，作为社会操纵系统，是任何一个大一统的官僚政府都可能创造来的。中国科举制的长处在于，采取了一种重视人文精神的立场，因为中国精神向来反对武人专政，是重文治而轻武功的。而在较为黩武的社会中，也有某种类似科举制的“武官制度”运用着，比如说士耳其的禁卫军制度即是这样。它的能力标谁是选择骁勇善战、武功超群的人做官，而不是选文官。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埃及的马姆留克奴隶王朝，统治阶级全由奴隶组成，在近代以前的人类史上实属罕见。它早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预言和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八百年，就奉行真正的无产阶级统治了。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政治实体规定，它的统治阶级成员不能结婚，不能有后裔；即使隐蔽地组织了家庭，有了私生子，也不被社会所承认，更不能获得继承权。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要补充自己的有生力量，就到市场上购买幼年小奴隶，进行训练，培养成为战士和政治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王朝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十三世纪时抵抗住了当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蒙古铁骑的大举进攻，使埃及人免遭北方蛮族铁蹄的蹂躏。从此以后，这个制度就仿佛获得了历史必然性的证明，一直保留了五百多年，直到十九世纪才被一个名叫阿里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给摧毁了。他的办法非常残忍，把所有的马姆留克全部杀光，大概只有几百人苟且偷生，逃出埃及，这个近代以前的无产阶级政权就这样灰溜溜地消灭了。



从阿里铲除无产阶级专政所使用的手段之暴烈残酷，也可以证明这个古代无产阶级政权的顽强性，所以，非此不足以克服它，而阿里之前一切想推翻它但方式比较温和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个军事的、奴隶的“科举制”的顽强生命力，即在于它非常遵守制度，决不假公济私，把政权交给自己的腐干子弟去把持玩弄，这就有效防止了腐败势力的渗透。正是这种“大公无私、胸怀全球”的风格，使无产阶级专政获得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生命力。





四，全面反传统主义的遗产



全面的反传统主义，造成了结构意义的社会沙漠。结果，无结构的政治、反文化的思想、丧失了主体性和主体感的文化，占据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给现代中国留下的最大遗产。全面的反传统主义，构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无法无天”的“小和尚传统”。它鼓吹斗争，反对和谐；它力行破而蔑视立；它主张无限制地动，反对稍微安静一下。这种社会文化的多动症，不仅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而且是幼稚的病态的狂躁不安──其人格代表就是毛泽东本人。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不断的运动构成了反传统的中国现代史。这其中有曲折，有变形，有回流，有穿插──但反传统的要义却“像红线一样”贯穿此间。



有人也许赞赏它执着不衰的持久热情；但实际上它一意孤行的偏执却使得生灵涂炭。其间在形式上充斥极端自相反对的事例……这些对立在“否定之否定”中展示了反传统革命的不断激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的对象还局限在中国的传统，“仁义道德吃人”、“打倒孔家店”是其宗旨；而无产文革则着手反对一切传统：这种变化显示了中国危机的深入，显示了反传统的目标越来越庞大，结果，所树之敌也越来越多。其症结在于，把“反传统”这一振兴中国的手段，错误地变成了目的本身。本来，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利用西方的新潮文化来攻击中国的父辈传统，以使中国走上文化更新、社会复兴、国富民强的道路。



为此，它利用了科学与民主的手段，把西方文明在几百年里发展起来的这两个果实，当作改造中国社会的急功近利的推土机来使用。这种大胆的“引进措施”，并未达到西方文明的建设，相反却阻止了中国传统转化为自行生长的系统，结果中国在经历了长期革命的反传统运动后，只拾得一大堆七零八落的文化碎屑。



引进西方政治的失败和改进中国传统的失败，相加起来，使现代中国丧失了文化的结构性。正是在这一时刻也仅仅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发现中国人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其实，这一盘散沙原来不散，他们曾在王权和官僚系统的粘附下各安其序、各守其位了两千年之久。尽管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意识，但毕竟还是作为社会文化结构的有机成份而存在的。只是在皇权溃灭、官僚系统失去了效忠对象，致使监守自盗之风日炽之后，原先依附于皇权之轴和官僚系统的中国民众，才变得散漫游离起来。这是文化结构的崩溃所导致的社会失范，是社会失范招致的无组织、非道德状态。这从此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革新过程的一个基本前提。而为了克服这非组织状态，就得诉诸人为的、强制性的组织压力，铁腕人物、个人崇拜、僭主政治也就应运而生。



西方的传统如科学、民主及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在现代中国既然是被当作意识形态工具使用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单维的反传统主义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发展到文革期间三维的反传统主义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以西方传统攻击中国传统，结果是破而不立。中西合璧的可能性，在全面反传统的冲击下被粉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于是沦为一部完全丧失了“体”的、盲目崇信斗争的大动乱史。



急功近利、打着“唯物主义”旗号的非道德主义与失范状态，使得一切“体”都溃灭无遗，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用”：于是，副统帅的次高指示就只能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文化结构、社会规范，都成权力的玩物。而残缺不全的马列主义之“体”，不过充当了社会破坏之“急用”的斗篷。正因为这样，即使那个文明要素原就稀薄的半欧洲传统即苏联模式，也并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真正确立起来。苏联模式在俄国当地毕竟造就了一个超级大国，而在中国大陆这里却草草了事。这也许对1980年代开始的反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倒是一大幸事，但体的溃灭必然造成了用的混乱，就使得“短期行为”成了时代精神。痞子精神愈演愈烈，毁灭了全部的社会信任，暴露了人的全部劣根性，也使我们认识到，清理这遗产的迫切性。





五，古典传统的结构已经死了



“传统”这两个汉字的本义是指继承“留传”下来的“结构”（“统”）。统，包括文化结构、思想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等。而古典传统在中国大陆的毁灭是相当彻底的，而不像许多党用文人指控的“封建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和中国大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为什么可以迅速发展现代化而独独大陆发展得慢？对此可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认为中国古典传统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所以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传统破坏得较少，反而进步得较快。而中国大陆在彻底破坏古典传统之后，马列主义也失败，未能建立新的代用品，于是成为社会灾难。这种观点对不对，可以有争议，但有一点却很难否认：中国大陆进行文化革命的幅度，远比台湾大。只消读读大陆三十年代的著作，小说也好，理论书也好，再读读大陆和台湾当代流行的小说、理论书，不难发现台湾和大陆三十年代的东西更近似，而大陆与三十年代的过去之间，却隔膜得多，很多语言变化得面目全非，这主要是受斯大林主义影响，受俄国翻译著作的影响，这一点熟悉情况的人都承认。我们的许多概念尤其是意识形态概念，与台湾流行的概念差别巨大。相反，台湾流行的概念以致习俗，跟中国古典传统倒更接近。据此，现在台湾提出口号，“不要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不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要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这大概也是统一战线法宝吧。台湾保留传统多一点，又没阻碍现代化，并不是仅仅在文化或语言层次上保留传统更多所致，而是在法律制度、社会工程上采取了西方作法。比如他们的政治理论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大框架。当年孙中山提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军政是以军事管制，推动革命，党军与军阀的区别在于，党军是党的军队，军阀则是私人的军队。但二者都不是国家的军队，中华民国时代，国民党军队自称“国军”，虽然“国军”被看作“国民党军”，但他还是给自己定位为国家军队。所以最后可以比较顺利地民主化。



第一个军政阶段是以党军管理国家，实行军事管制，强制人民服从，以便推行革命措施。第二阶段是训政，即把百姓当作政治上不成熟的阿斗来教导他们学习民主政治。宪政才是民主政治的成熟阶段，以还政于民。现在台湾开始进入宪政阶段，开始实行多党政治，取消戒严，在言论自由中还政于民……国民党的政治理论是允许走到这一步的，所以，他们的社会政治的发展才能一步步走到这里。但延安精神的政治理论却大不一样，没有宪政这一条，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军政、训政就有了质的区别，军政、训政是短暂的过渡，是权宜之计；而无产阶级专政却是漫无止境的，是永远要“进行到底”的，而不是进行到民智开发、人民都学会从事民主政治为止。专政以后的时代，预期的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实现？谁也不知道，也许一千年，也许一万年，但僭主说了，“一万年以后也有左、中、右”，看样子要永远斗争下去。



这种结构上的差别，不仅体现于思想观念、哲学理论以及平时倡导的口号上，更体现于政治环境和社会制度上，体现于人际关系上，而恰恰是在这些部份，台湾接近西方模式，经济上它是市场型的，政治上推行多党制。最主要的，还有法律保证的私有制，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健全的私有制，经济权力集中在国家机器或是官僚手中，如何进行多元化改革：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思想相对容易，但要改变社会环境，因为牵扯到许多人与事，所以很难。如果不改社会环境而只改思想，人们就会发现是用新语言在说旧事情、旧思想，“穿新鞋，走老路”。就像现在，如果政治制度不根本政革，社会思想从何改变？引进再多新的西方哲学观念，也理解不了。无非被旧的社会环境，同化了，变成和旧结构一致的死言语。



在这盘死棋下，资本主义传到中国，走样变味，正如西方式的国家形态传到阿拉伯，就引起战乱。中国人不能根据自己的肠胃来吸收西方的习俗，造成权利冲突、物欲泛滥，放弃了对应面的自治义务、制衡面的宗教献身等等，人格就会越来越贱、极端自私自利。尤其因为在中国的父辈传统中，已经遗忘了自治的义务、宗教的献身。由权力中心单方面规定并强抓给百姓的“义务”，不能习惯成自然；而大一统社会的宗教，是惯于“功利索取”而很少“终极的奉献”。在亡国奴的历史中，最后甚至连奉献本身，也沦为功利性的。这种恶劣习惯一旦与西方文化结合，其形成的“人欲痼疾”就演出了文化大崩溃、社会大混乱。不择手段地生存，使得社会风尚成为难民式的生存。



这因为中国古典传统的结构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活中死亡许久了，正因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不能推给“中国封建传统”如何如何，而要到自身的“现代传统内部”找原因！



（1988年12月于清华大学）





［51］



中国文化的失轴状态（大学演讲稿）



一，王：传统政治的轴心

二，失去轴心的后果

三，失轴的现代传统

四，无法无天的小和尚

五，古王国的宪政精神

六，缅怀王国时代风采

七，复兴祖辈传统的战略





一，王：传统政治的轴心



任何一部机器若要正常运转，必需一个稳定的中枢、主轴，以钮接整个网络。社会、政治、文化的机器，亦是如此。政治权威的轴心和文化模式之轴，原为一；也都是社会生活之轴。任何一部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都要仰仗一个制度化的主轴以协调社会关系的整个网络。而失此主轴，社会文化即在整体上陷入“失轴的涣散状态”。



这个主轴或是习惯法的，或是成文法的。例如，这个主轴在现代西方社会体现为成文的宪政，即由立法机关颁布的法令、由最高法院解释的宪法，由独立的司法系统执行的法律，由新闻媒介所代现的舆论，由代议制政体所保证的普选等合成的“法律的统治”。



再如，在许多尚未现代化的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主轴则涣散为干政的武装力量，或由武装力量的文职化而产生的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专政集团。这种武力形成的主轴具有强烈的僭主性质，个人意志代替法律统治，常常不得善始善终，更难以和平方式实现权力的世代交替，因而极不稳定。



在古典传统下的中国，这主轴则为皇权，以及围绕皇权建立起来的帝室—官僚制。帝制基于皇权，皇权则基于“王道”观念和支持这种观念的精神支柱，天人合一的文化座标和天子本位的价值观。尽管如前所述，古典的中国社会在“西周先秦的封建时代”与“秦至清的大一统时代”之间，发生了重大的社会革命，皇权帝制与王的历史，因此发生了重大变革，但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支撑力，其不绝如缕，殆可无疑。



中国有一个字，过去连不认识字的小孩子都认识，这就是些在老虎头上的“王”。人们之所以在诸如老虎形象的额头上，也画上了这个字，是为了表示最高的尊严。因为“王”，就是世间的“极尊”。在这传统下，中国的孩子们所学的第一个字，就是王权的象征。用双音词和多音词代替了单音词的现代汉语中，政权教给小孩子们学会的第一个词组是“毛主席万岁”，这是很多人都遭受过的洗脑，是不容易忘怀的。因为“毛主席”其实不是某个人，而是王权的替代品。因为“王”的作用在中国生活里，至关重要。



当然，替代品和真货是有区别的。君主（如“王”）可能是开明的，僭主（如“毛主席”）则不可能开明。因为君主的权力是天生合法的，无须以光辉业绩证明自己权力的合理，故可以下罪己沼，且得以兼听则明；僭主的权力则非法，故须党同伐异，且在错误的方向上坚持自己一贯正确，用“实事求是”的伪证，来证明自己确实英明伟大。因此，君主的宽恕被视为仁慈，僭主的宽恕被视为软弱；所以僭主的语录常常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非法的因而需要不断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的僭主，尤其不能被人联想到任何“罪”；故僭主必须残暴，才能瞒天过海，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君主必须仁慈，且行中庸之道，才能符合自己的象征。



“王”的构字法很有象征性：上面一横象征天，下面一横象征地，天地相加代表自然；中间一横则象征人的社会与文化。天、地、人，由王来协调并统一。这个协调并统一的象征就是王字中间的一竖。这竖，就是轴，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主轴。这轴，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与张力，他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至少已有三千年之久了。在周朝以前几百年，就产生了王的观念与制度。



王的社会功能很宽泛，在原始宗教中，他具有沟通人砷关系的神秘力量，后来就转化成为不可溯如的政治角色。在古代他是超级祭司，后来则为超级酋长。所以王既是中国的精神领袖又是中国的政治领袖，横跨神圣与世俗两个领域。这就使得王权对古典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比对其他民族的思想与政治，更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前提。这尤其因为，古典中国的官方宗教，始终没有独立地充分发展；而政治化、人伦化的信仰体系，代替了原始宗教向高级宗教的发展。在中国思想的这种背景下，王的“协和万邦”的协调作用与凝聚作用，被格外突出了。



横跨神圣与世俗两个领域，使得中国的王具有“天子”这位神人中介的身份，握有一种现世的神权也即“王道”。王道既代表上天的神秘，又有入世的政治性；用来协和天人关系并进而调理社会。天子因此在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轴的同时，也成为中国心灵思考问题时不言而喻的归宿。即使在最为超凡脱俗的《老子道德经》中，这类事例也比比皆是。这是就皇权的哲学层面即“王道”的意义而言。



换一个角度，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层面说，传统中国社会好比一把伞，这把伞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轴心部分的伞柄，第二部分是最外表的伞面，中间还有两个骨架部分，一是紧贴伞面的骨架，一是撑开伞面与伞柄的骨架。皇权好比轴心的伞柄，伞面则是社会表皮即广大群众，而贴近伞面的骨架部分则为“绅”，它“代表人民”。而负责撑开伞面的骨架、使得伞面具备伞的功能的，即是官僚体系。



中国近代发生的“推翻帝制”的革命，正好把轴心的伞柄给抽掉了，官僚机构骨架扭曲歪斜，绅士阶层骨架倒错凌乱，人民大众无所适从，整个社会结构趋于全盘的瓦解。因为中国的“推翻帝制”不是由内部力量的生长导致的，而是由外部思想的传播导致的，所以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力量可以取代王权，而成为社会的主导。由此，中国社会仿佛失去主心骨，只得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不停地战抖。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个歌词是中国处境很有象征性的解说。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其举止陷入前后矛盾，但实际上，这些貌似混乱的挣扎，十分顽强地指出了一个定同的努力──那就是，必须重建中国社会的结构。而要重建中国的结果，则必先寻求主轴并建立主轴。





二，失去轴心的后果



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辛亥革命失败了。”但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并在“破”和“立”的两个方面都完全达到了它的目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只是在寻找一个新的王权或是王权替代的方面，未有建树。不论后来的“建国大纲”还是“马列毛思想”所指示的方向，都无法解决这个致命的真空。正是这一致命的真空，引起了日本的侵略和僭主的专政。



这一致命的真空，不仅是辛亥革命所具有，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后来的北伐革命、僭主革命所承袭，至今十分奇特地贯穿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中国现代史中。即使所有企图超越僭主政治的新兴力量，也对这一真空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这一致命的真空，使得中国革命破坏了旧社会的传统，却无力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楷模，结果是旧轴废弃而新轴阀如，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政治、文化、道德、习俗，统统陷入青黄不继的混乱状态。“中国”终于成为“没有章法”、“一盘散沙”的代名词。



辛亥革命的当时人们想得好，认为满清“王朝”的逆胡统治一旦拔除，中国的现代化就指日可待；但后来发现情势远非如此简单。推翻满清二百六十七年的窃据中国，未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迅速现代化，反而使中国陷入更大的混乱，因为在推翻满清时也忘筌也一并废除了。王权废除后的中国，只有用军阀割据来“建国”；结果，把“好端端一个中国”搞得国已不国（著名的“二七大罢工”领袖林祥谦临刑前语）。“好端端一个中国”并不是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而是王权保护下的中国。王权是中国社会规范的总结。



致命的关键在于，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共和思想的渗透和亡国灭种的压力，使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皇权之轴成为不可能。袁世凯的野心与卖国求荣互为表里，他的皇权即便是打着“洪宪”旗帜的立宪许诺，也比满清的旧皇权更加缺乏理论支持。这也使得权威主义在此后若干年间的中国社会，变得声名狼藉。权威，几乎成了暴虐无道、腐败堕落的代名词。社会伞柄被抽掉，文化构架失去了支点，道德良知涣散了。中国社会的皇权之轴，跟随满清一起解体，婴儿和脏水一起被倒掉了，社会的基本秩序随之瓦解。



中国的社会中坚，尤其是官僚系统和它的后备军──广大读书人，从此失去了约束力，失去了效忠对象。没有人监督官僚系统，它也无从向任何规范效忠。因为“皇帝死了”带给中国社会的冲击比，比“上帝死了”带给西方社会的冲击，更为巨大深远；官僚和军人从此仅仅是“自己效忠自己”。而自我效忠肯定会导致贪污腐败弥漫、社会风气恶化。在古典时代，中国的皇权帝制当然属于“专制政治”，但它毕竟维护一个普遍的规范和秩序，这使皇帝像个独断专行的牧羊人，百姓在他的秩序下像一群羊；而传统的官僚阶层则像一群经过训练的牧羊犬。而辛亥革命、王权解体以后，不仅牧羊人倒台了，而且牧羊人的制度完全废弃，牧羊人与羊群之间、牧羊犬之间，缺乏行之有效的结构关系，结果，牧羊犬一起转而竞相吃羊。所以中国大地一时间几乎退回“狼＋羊关系”的野蛮社会，其间的混乱和残暴，比之古典时代王朝交替其间的军阀混战，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更是如此。因为传统的王权之轴，无法完全修复了；中国必须重建新型的政治轴心，在此之前，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都很困难，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只能是遥不可及的。



“人对人比狼对狼还要凶狠”的社会分裂、内战绵延，困扰中国。甚至在极端处形成了一种哲学，一种以“斗争”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哲学。原先，皇权不仅对官僚系统及其效率构成操作层面的监督者，且是官吏道德的支柱、精神理想的估价者。但随着这一效忠对象的消失，外在的监督没有了，内心的堤防也崩溃了。传统的王朝末路上的吏治败坏，顷刻间滑入民国初年特有的无所禁忌和无所皈依的社会虚无主义。几年以后（1919年），全面解构中国社会的“新文化运动”暴兴，再有几年（1927年），揭开全面内战序幕的“北伐战争”终于爆发。1949年以后流行的“解放”一词，则是全面颠覆、解构、破坏中国社会的时髦。



对于那些官吏们来说，“大总统”不过相当于帝制结构中的宰相即最高行政长官。因此，大总统不可能取代皇帝在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于是就在公众的良心、行为规范、社会网络、政治机器上，留下了巨大的裂垫甚至真空。因此，没有皇帝的现代中国，不仅不可能获得现代意识，而且比起拥有皇帝的传统中国来，无异于“一条被砍掉头脑的巨龙”，其垂死挣扎的惨状可想而知。知识份子对这种状态最为敏感，尽管这种无头状态时还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那种垂死的疯狂痉挛出现。无头状态其实就是无君世纪的真实写照，除了王权，中国社会迄今为止并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权力来源。



问题不仅出在官僚系统本身，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官僚系统和整个社会层面的脱节，使原先的社会政治纽带遭到彻底的颠覆、解构、破坏、“解放”。皇权思想和帝制设施，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纽带，是传统社会的生活赖以为继的轴，甚至是中国哲学赖以出发的前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这把伞，突然从中心一下抽去了伞柄，刹那间依附于伞柄的伞架失去顺序与支点，张开的伞面必定散落、萎缩，稍有风吹草打就零乱不堪了。



两千多年来的长城时代，中国大一统的郡县制的官僚社会内部，并非停滞不前或铁板一块的“超稳定结构”，而是经历了不同的周期，内部千变万化，虽然由于汉字的作用，这些变化相比于经历了文字变化的中东和欧洲社会，像是“结构内的变化”。这结构早在始作俑的秦始皇律令中就得以坦诚相告──“以吏为师”的圣旨，仿佛千年咒语，镇定了中国的活力。在以吏为师的教条中，知识份子相对的独立地位与自由人格，先从政治上被取消了，后在社会上被幽闲了，最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中也遭到褫夺。从此，知识份子被分为“在朝的官僚”和“在野的布衣”两个部分。就个体的参与状态而言，官吏和布衣间的关系尽管常常互置；但二者的社会的功能却截然不同，前者依存于官僚系统的结构内，后者却游离在官僚系统的边缘与外部。在经济上，前者享有国家颁给的俸禄，后者则自食其力。因此在古典社会中，布衣们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地位，只能在文化和经济上得到保证，而无法在政治和法律上得到保证。



没有多少汉人会真心拥戴晚清背景的异族皇帝，甚至曾国藩之类“俯首甘为孺子（异族皇帝同治、光绪之流）牛”的家伙，也是如此；甚至连最顽固的顽固派也是如此。但所有这些老支那人的故有生活与文化状态，却如此紧密地与皇权、帝制勾连着──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这里所触及的，还是一个民族传统里的中枢神经部分呢！



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常常延伸为文化上、经济上的被剥夺，尤其是在社会大变乱的情况下。而知识阶层经济和文化的独立性一旦取消，也难免陷入人身依附的奴性网络。这在蛮族统治时期，最为典型。“以吏为师”作为郡县制官僚主义传统的咒语，不仅笼罩中国的政治层面，且扩展到文化层面，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中，自然而然会左右摆布人们的效忠感。官僚对皇帝效忠，绅与民则受官僚的摆布。人民与皇帝虽无直接的社会联系，但却通过效法皇帝的代理人官僚，而单方面保持这种联系，可是在皇权与帝制崩溃后的现代中国，官僚系统却陷入失去对象的迷惘与混乱，“以吏为师”的大一统社会咒语，充分暴露出其缺乏封建性区域效忠的流弊──在大一统官僚社会的每个王朝末日，吏治败坏是普遍现象；吏治败坏也同样受到全民的仿效，从而导致全民道德解体。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晚期社会也同样很是明显。而在皇权与帝制本身也趋于瓦解的共和革命的现代，道德危机和行为失范的程度，远甚于以往王朝更迭时。现代中国政治权威所面临的任务，也就不仅是重建意义上的“复兴”，而是再生意义上的“创立”。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必须创造某种传统皇权和帝制的代用品，否则不能恢复基本秩序。



这种代用品，在我们看来就是“立宪君主”。君主立宪还须具有两个功能：1、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能团结各个社会阶层一同奋进。显然，如此复杂的综合性目标，不是任何一次革命能够迅速达到的。太阳落山了，世界沉入黑暗，人们陷入怀疑和恐怖的境地。事态的可把握性、过程的可预测性，越来越低。一切都显得难以捉摸。当此黄昏，中国人开始寻求自己的太阳了，不是为了追问终极的神秘，只是为了确立生存的秩序。这奄奄一息的余辉，鼓舞人们的想象，诱发最新的设计。





三，失轴的现代传统



如前所述，中国近百年来的长期革命，造成不同于中国古典传统的革命传统。这个革命传统具有全球社会最为强烈的反文化倾向，甚至远远高于其外部根源布尔什维克。有教养阶层在中国被有系统地毁灭掉，而残余的知识份子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有的作家称此为“最后的贵族”是不确切的，因为中国社会一千多年来除了蛮族之外并无贵族，充其量只有“有教养阶层”、“文化阶层”。



在红色中国，有教养阶层先是政治地位低落，后是经济地位低落，最后被消灭。剩余的“知识分子”也丧失了教养，变成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政策的土人。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表现好的还要通婚或献身。1980年代开始，在宣传上，土人化的知识份子其地位是提高了，但在讲求实惠的时代却沦入了货真价实的“脑体倒挂”，这不是如领导阶层所虚构的那样，是由“一时的社会分配失调”造成的，而是长期革命所形成的“解放”即反文化政策和反文化结构，必定会导致的。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知识份子阶层作为民族的脊梁，就无法健康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占领了波兰，他的长期目标是消灭和同化波兰民族，于是他采取系统消灭波兰教会组织和知识份子的办法。波兰天主教会具有强大而独立的社会影响力，消灭教会势力，再消灭知识份子，就等于消灭了民族的灵魂。我们并不是说知识份子个人很好，都是民族魂，都是民族的脊梁，但作为整体，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确实是通过它的知识份子而传递下来的。



我以前到少数民族地区，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数民族的反汉人意识甚至独立思想，据观察，是通过僭主在大学里培养的知识份子甚至是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们鼓动起来的。因为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远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少数民族文盲群众，要强烈得多。他们的汉语说得很好，也读过不少汉文书，对汉人的生活习惯也比一般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得多，但越是这样，他们的民族情绪才越是强烈。而少数民族文盲群众却只是觉得，汉人仅是些外来的陌生人而已，就像汉人彼此之间对“外地人”的观感差不多，稍有歧视但并无特殊的憎恶。而少数民族知识份子虽因为和汉人接触得多，反而激发了民族情绪，从而更深地强调了本民族的历史，并为此耿耿于怀。这和留学日本的很多成了“民族主义者”、留学美国的很多成了“新左派”，是一个道理。



比如在西藏组织抗议示威的，许多人都是喇嘛，因为他们对藏族历史了解得多，有些人又在汉地受过教育，反而强化了民族的独立意识。相反，如果某个民族完全忘了自己的历史，或是纯粹封闭在自己的社区，民族意识反而不容易醒觉，只觉得过去的好坏跟自己无关。这个民族已经无头了，生命已经完结了，这时只要异文化的载体、异种族的知识份子（如马克思）一来，传播一些异己学说，什么主义、什么文化思潮之类，这个无头的民族就没有抵抗力了，马上就跟着潮流走，甚至把自己的语言都丢弃掉。西藏人不同，他们还有头，所以它们的抵抗力量比无头的内蒙古人强得多。



在文化政策和知识份子的处境上，中国的“两大块传统”很不相同。现代的革命传统反文化，过去的古典传统则尊重文化。不仅尊重文化，而且尊重知识份子。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包括读书做官之类，都是给文化人以统治地位。但现代，流行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或是“知识越多越贬值”。“知识越多越反动”与“知识越多越贬值”政治倾向不同，社会作用相近，实际意思都是指出文化无价值。有一顺口溜是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要想不瘦，只有不教。”格外生动点出了“高级知识份子”一个月二百元工资、只够买二十公斤牛肉的狼狈处境，而且这只相当于一个合资企业工人的工资三分之一！



时至今日，这种“革命传统”虽然日渐淡化，但并没有根除，仍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极大阻力。它倡言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具有极大的社会破坏性，已经深入到中国人行为中，使得中国人被目为“喝狼奶长大的一群”。喝狼奶长大的人不把斗争作为达到社会和谐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生的最高乐趣和享受。一旦不斗了，就意味人生没有快乐，“这怎么得了”？不斗，不就等于放弃世界的至宝了！因为人活在世界上是为追求快乐而来，如果把斗争当作快乐，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不斗不行”。于是就得出定论，叫做“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如果从“喝狼奶的人的快乐”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个命题，“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就不再是伪命题了，因为八亿人民没有“快乐”不行。而这个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



但是如果把斗争当作快乐本身，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社会、文化的持续建设，也就误人歧途了。这使得社会比狼群还要危险。狼以凶残著称，但它们内部斗争却有限度，非常克制。当两只狼发生争斗时，都不咬脖子，以免致命。当一只狼斗败，就摆出肚子朝天的姿势，狼爪子像刀样锋利，肚子是要害部位，很脆弱，对方的爪子只要一抓就会破裂。承认失败的狼把肚子亮给胜利者，表示屈服，对方绝不会冲上去抓破肚皮，而是象征性的碰一碰、表示一下征服者的姿态就算了。而后，败者围着胜者摇头摆尾，表示臣服。狼与狼之间，正是通过这种斗争和妥协、征服和领导的关系，而达到互助，以形成秩序的阶梯。最后，在征服者的狼之间再进行竞争，决出头狼，便于狼群的领导秩序和整体生存。狼的限度是，绝不杀害别的狼，只有当猎人打倒了一只狼，其他饿极的狼才会扑上去将它吃掉。这样也有利于保持生态环境，消灭传染病温床。所以说，动物都知道互助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共存下去。



中国影片《末代皇帝》描写日本人毒死了溥仪的妃子，溥仪迫于日本人的压力说，“死了活该”。但日本人却说，“不对，应该对她进行嘉奖、表扬。”这就是人比狼的狡猾之处。人的文明是杀死同类后再去惺惺哀悼。但日本人一般对自己本民族的人不是这样凶残的，所以它们才有力量对外扩张。你想，如果一群狼仅仅因为饥饿就互相残杀，那它就不用再去追捕别的猎物了，互相吞食岂不就地取材？但这样做的结果，必定这群狼在地球上的消失。因为唯有对内合作的群体，奉行“种族利他主义”，才有机会保存下来。所以，在一个民族内部中提倡阶级斗争，提倡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是这个民族受到其他民族的欺骗，正在进行自相残杀，这样一意孤行，必定会因为某种难以克服的危机而走向自我毁灭。实际上中国现代的革命传统及其自杀高潮毛主义时代就是如此走向终结的。



而在中国古典传统中，虽也存在周期性的“大相砍”，像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等，但那基本上都是由于大饥荒和人口过剩造成的，并不是有计划地推行“解放”、“改造”等颠覆行为、破坏运动所造成的。所以古典传统在哲学上并不倡导这类颠覆行为、破坏运动，相反，它倡导的是“和为贵”，以中和人性的恶。甚至连酷刻寡恩的法家，都不倡导斗争，而标榜自己的宗旨在于消灭恃强凌弱的乱世现象、反对以多数的暴力奴役少数人。一个集体只有这样内部宽容以后，才可能去和其它集体相竞争。如果内部自相残杀，窝里斗盛行，内耗越演越烈，它就会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日益落伍，现代中国及其无头世纪正是如此。



僭主正是把这种“无限制的内部斗争”，当作几十年的信仰。应该承认，人比其它动物具有更强的斗争性，否则岂能征服其它动物而为世界霸主？用尼采的话说，在人的天性中有强烈的罪恶性、嗜血性，使人杀死了上帝。即，人破坏了各种东西后仍不满足，最后杀死了自己生命所寄的终极信仰。所以，现代社会成了冷血动物的世界，成了科学主义的世界。从达尔文主义的感染开始，中国的革命传统也带上了这种冷酷现代性。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人有嗜血性，所以格外应该以伦理道德控制它，应提倡仁爱、提倡克己。否则，如果雪上加霜、火上加油，鼓吹斗争之乐无穷，那后果不仅是灾难重重，而且是民族自杀。人家都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人能创造无缘无故的爱，使得人性中的日益恶化的倾向，得到缓和。如果借口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就把坏事做绝，那不过是一个坏人为非作歹的借口罢了。其结果不仅他自己一个人越来越冷酷、残忍，世界也会因为他的夺权成功而陷入灭顶之灾，只会变得越来越糟。在这个意义上，扬弃现代革命传统，铲除僭主的斗争哲学，成了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重大课题。不反掉这个血流成河、釜底抽薪的革命传统，就无法真正持久地“把经济搞上去”。



经济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就像一个人的力气绝不仅仅是个单纯的肌肉问题。如果得了肝炎、心脏病，这时庸医皆诉他“为什么得肝炎、心脏病？就是因为没好好锻炼身体，你现在就去练习举重、拳击。”结果病人不练还好，一练就会病情恶化，甚至一命呜呼。社会的经济问题也是这样，经济落后是个综合指标，说明社会病态已很严重。经济问题，不是病因，只是病症。若说中国人口问题严重，那日本人口密度要比中国大多了，人家怎么不一样？南朝鲜呢，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国小，怎么能搞好？台湾的事例更有说服力。所以中国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人口问题；而是使经济规律瘫痪和使人口反自然增长的“政策问题”导致的。而此政策，又是一连串历史事变促成的。不深挖此中缘故，一味摸着石头过河，能行吗？水将没顶，又如何摸着石头过？“邓小平改革”的实质，就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救社会主义的病“。药如果起作用，社会主义就强大了，可以再把资本主义的尾巴拿掉，继续干社会主义的专制；如果用药无效，当然更得扔掉资本主义、恢复左派统治！如此看来，社会主义的病始终无法根除的，所以不管资本主义这个药是救的好还是救不好社会主义的病，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社会主义……这样的改革能够挽救中国吗？当然不能。





四，无法无天的小和尚



在无头现实下，现代中国所说的“民主”是“独裁的民主”，“自由”是“奴役的自由”，不仅官方这样，民间也是如此。例如，你不能对一个民主主义者讨论民主问题，也不能和一个自由主义者讨论自由问题，除非你和他的意见完全一致，否则他就会给你扣上一顶“不民主”、“反自由”的帽子。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毛泽东这位“解放人民”的领袖，最后却变成了一个自称无法无天的癞和尚。所有希望继续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都被他用一个语义完全相反的“反革命”帽子扣上，尽管按照正常的语义，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就像1927年以后的蒋介石一样。



再看看“封建主义”的语义也同样遭到极度的扭曲和篡改。封建主义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僭主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我们把僭主的历史性失败所应负的责任一古脑推给封建主义，实为不妥。尽管旧风俗、旧习惯的渗透，确实阻碍了现代化进程也是没有疑问的。如裙带风、家族主义、任人唯亲、不重法律（以权代法），不尊重民意，以及会上唯唯诺诺、会后另有对策，也是一大病症。国家的重要事务很少在会议上形成决策，人多是会前、幕后的活动悄悄决定的，会议只不过是一个摆门面的仪式罢了。这种现象甚至和僭主的老祖宗苏联也不尽同，苏联在会议上的辩论往往是很激烈的，因为在那里，会议上还是多少可以解决些问题的。这跟汉人的民风有关系，但把民风的败坏硬套在“封建主义”头上，其实也很牵强，是无头世纪的一大特点。



其实，败坏的民风可以在任何时代存在，统治阶层腐化，就可以大搞幕后活动，何必非得封建主义不可？再如僭主的创举“脑体倒挂”，也不是所谓“封建主义的”。例如古典传统讲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但僭主却着手“消灭三大差别”、进而实行而脑体倒挂，这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但和中国历史上遭到的历次蛮族入侵倒是颇有相似之处。这就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果撇开蛮族入侵的传统不谈，僭主还是颇有成就的，确实创造了某些特殊的东西。比如这脑体倒挂，在人类“文明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不属封建主义体系，而是“左派幼稚病”的后遗症。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大力宣传过“痞子精神好得很”，从此无法无天的小和尚造反运动，被当作“革命的三纲”供奉了起来。所以僭主可以不讲法律，可以根据“领导意图”把人活活打死。一个人如果犯罪，应通过法庭审讯予以惩处，这是正常的，但是不经任何审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活活打死从未杀人的人，从而使自己的政权成为“杀人机器”。毛泽东的好学生、亲密战友、指定接班人林彪就根据毛思想发挥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他说不好普通话，在他的湖北方言中，“政”与“镇”都发因为“Zen2”。）就是这么紧跟，这个好学生、亲密战友、指定接班人，还是被毛泽东清洗了。与其说现代中国之弊在于“反封建不彻底”，勿宁说是贵族主义的过早消亡与两千年中央极权传统，再加上无法无天的小和尚革命传统，综合形成的民族的奴性、社会习惯的堕落。



习惯可怕，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民间的习惯而不是上层建筑。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少保留着这些习惯，而在更早的先秦时代，在那种更为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社会恶习就较易克服，因为在互相竞争中，恶习太多的“单位”极易被恶习较少的“单位”挤垮。多元竞争的社会中，就不会能让官僚机器“选”通出来的人去控制政治，因为这样的人经不起竞争的严酷考验。如果让他们垄断政治，社会就会僵化，如果让他们垄断经济，社会就会贫困。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可怕的遗产。而在地方自治传统更强的先秦社会，情况就不一样，各地区、各国家有各自的发展，一支力量新兴了，其他地区就要跟着走，不紧跟就会落伍。但在大一统下，一支力量兴起了，中央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这支力量消灭掉，使这地区和其它地方一样，以便“保持稳定”。



举个例子，国民党在1940年代的军事失败，有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其领袖集团大多出自江浙、两广等工商业发达地区，所以他们在国策上优先考虑这些地区的利益，急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结果加剧了内地和沿海、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冲突。这样导致大陆腹地的破产、半破产的农村，袭来一场革命，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局势，最终消灭了城市的抵抗。僭主吸取了这一教训，实行“全国一盘棋”，集中大一统力量的威力，这就是宁愿全局不发展，也不突出地区优势以便保持全局平衡的“国情”，构成了多元化社会无法想象的梦魇。



以前宣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影片《霓红灯下的哨兵》，里边就讲了一个典型的“用农村文化去改造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故事。说实在的，那里的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城市生活方式，但被这个山沟里的新政权禁止了，所以要用军队的传统去改造它。结果如何呢，上海在1980年代以前的四十年里一直没有什么像样的新建筑，市区的规模依然如故，但日益破烂。如果让上海从那时起就自主发展，到现在不知要比香港强多少。



本来上海号称是“东方的巴黎”，远在日本向美国打开门户以前，日本就知道上海的存在了，那时上海是远东最大的一个现代城市。但现在，上海要比香港落后几十年。但即便是这样，上海每年上缴国税还比整个广东省多二十倍，广东还是国内发达的地区。这就是抽肥补瘦，把发达地区的钱拿去救济贫困地区；但贫困地区所以贫困，是有历史原因的，所以资金流到那里以后，就像水流进沙子里，没有结果，反倒使人们又失去一次“穷则恩变”的机会。因此，应当倡导自治精神，穷困，就更应自强，一味依赖抽肥补瘦，越补助惰性越大，越补助越少脑筋。即使资源缺乏甚至没有资源，也可以发展智能、开发智能，抽肥补瘦，绝非长久之计。



对此，发达国家的办法是，听任可以发达的地区首先发达起来。如在德国，明显是鲁尔和萨尔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美国也是这样，先是东北海岸发达，后来才转移到西海岸和南方，中西部到现在还相对落后。英国也是先在东南海岸即伦敦附近发展起来的。一直到现在，这些发达国家还有部分地方很穷，工业化程度很低。但这种做法只能在富于自治传统的多元社会中行得通，在大一统之下是不行的。



专制政治一方面培养顺民，另方面也培养依赖性。在政治上顺从，在经济上则“不要选票，只要饭票”！中国如果推行破产法，将有三千万城市居民失业，再加上现有一亿的农村失业人口，将是爆炸性的社会压力！所以，破产法断不可在僭主体制下实行。





五，古王国的宪政精神



现代中国人是以缺乏政治能力著称的。我们不仅把祖国大地搞得一塌糊涂，听任各种激进派别胡作非为，把中国家园变成一个社会原子弹的试验场；而且在海外，炎黄子孙也以缺乏政治能力闻名世界。在马来西亚，华人虽占人口的将近半数，政治表现却力单势薄。东南亚各地也莫非如此。在欧美各国的唐人街，以脏、乱、差著名，作为少数民族，华人社区是最不团结、最少政治影响力的。但在祖辈的时代，中国人却完全不是这样，否则难以解释我们的祖先如何开疆拓士，创造并保持了世界历史上最长期和最广裹的政治实体。他们能完成这样的业绩，肯定有精神上的支持、行为上的操守。



什么是祖辈中国的精神？祖辈中国的精神，是以现世的人政治为归宿的精神，它以人为本，它的世界观是史官的而非巫觋的。从精神战略的角度讲，史官文化（中国精神）是“非宗教的宗教”。在近代以前，世界历史没有与之匹敌的政治哲学。它以立足于心理学的“中庸战略”为先导，懂得适度的自我压抑以永葆青春，避免两极之间的动荡摇摆。



广义说，“人生无往而不是政治。”狭义而言，“政治是一项职业。”但在祖辈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政治从来不是一种职业，而是近乎“道”的“使命感的搏动”，它负责协调人性与宇宙，是秩序的高尚活动。但所谓“东方政治”，无论如何也不像半开化的西方人黑格尔及其门徒所想象得那么严酷。 因为支配中国精神，不是机械主义的绝对论，性灵主义的相对论。祖辈中国的习惯法（“礼”）因而成为人的宇宙使命的时空形式，“礼制”，并不为现代人理解的“礼貌”、“礼节、”礼仪“等等所包容，而非常接近我们所说的“宪政”，是不可违反的社会政治习惯的惯例。所以在先秦，甚至连天子也不能不遵守礼，违礼、背礼的天子，将失去神格。



现代的政治必须合乎宪政，正如古代的政治必须合乎礼制；不以宪政和礼制为指归，政治将沦为克劳塞维茨式的普鲁士屠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绝对政治，这就是普鲁士—俄罗斯式的专制。



在现代欧洲的机械主义看来，政治仅仅是一项职业，就像工程技术人员那样，甚至像清道夫那样，不分贵贱的一项职业。因此，政治活动也仅仅是一项分配利益甚至直接牟取利益的操作，一项类似于股票买卖那样的生意和出卖。局部的完善不能改变现代政治的这种“生意性质”。于是，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业已证明此等生意经观念对于政治的破坏甚大。



还是让我们重温祖辈传统中的《国风》吧，里面的现世精神，可与《春秋左传》甚至《书经》中，阐说礼制与宪政的精采处嫂美，要比儒家学说更深扎根于中国国民性中，堪称一种“儒学的原型”。就此而言，新儒学的梦，也许还要到下层人民的习俗去圆；用一种时髦的说法，是要“到集体无意识中去寻根”。



在古代，先秦诸子的出现，乃是中国精神深入支配诸夏人民生活的直接证据。一种精神，不论其形式为“宪政”、“礼制”、“宗教”、“权威”、“学说”、“武装”、“财富”等等，一旦占据了支配地位，伴随其外部扩张而来的，是相应幅度的自我分化。外扩范围多大，内分程度就多深。如果它统治了世界，那么世界固有的全部敌视、对抗和分裂也就都同时进入它的内里。从此，一切争斗都将以此势力的“内战”形式展开。如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内战”罗马“统一地中海区”之后的“内战”等等，莫不如此。



这种贯穿祖辈中国之命运的精神，鼓舞中国数百年，创造迄今无法企及的先秦文明。即便现代，最狂妄的外来政权建立者，一在发动改造中国的文化革命，但他也不敢断言中国精神已被彻底摧毁了，反而忧心忡忡地日夜恐惧“复辟”发生；而今日其徒子徒孙们正企图剿窃先秦思想，来防守外来政权的残余地盘。



历史上有多少中国精神死灰复燃的故事！中国民族正苦苦期待命运将其再度赐予。──这并非一种奢望。我们已经听到，那祈求重建中国文明、中国内力、中国荣耀的呼声，多么浩大：古王国的中国精神，正在穿过时间的壁垒，照亮未来中国的道路。





六，缅怀王国时代风采



中国的祖辈传统可以从《春秋左传》所记载的史事看出端倪。那时的中国人，决不和现代中国人一样庸庸碌碌，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是现代中国人在血缘上的祖先。那时中国人的独立自治精神、人格尊严非常强盛，“宁愿站着死，不属跪着生”是普遍的人生观。这和社会的多元化格局有关。汉朝的司马迁曾专门探讨这种区别，他就说汉朝的游侠已经越来越蜕化了，游侠甚至即将绝种了。因为大一统的中央极权的进程，使得游侠无处可游，到最后，连敢于保护游侠的人民也消失了。从更深入的角度说，这样一代代下去，游侠的基因在遗传上都被淘汰干净！中国的英雄气质，在生物学上绝了种。这样的大一统，对民族的种族遗传是根本性的破坏，保留下来的人种日益窝囊，日益自私，只知苟且偷生。这种苟活的人，缺乏公益心，公共的东西不知爱护，而家之敝帚却享之千金，把自家的脏东西扫到大街上和甚至公共楼道里就完事大吉。笑人无，恨人有，红眼病蔚然成风，窝里斗横行无忌。



这种苟活“中国人行为”，在有自治传统的社会里就很罕见。所以仅仅通过“思想教育”，试图改变这种大一统社会的劣根性，是很难奏效的。一个有自治权的人，他不会允许别人把脏东西扔在公共的领地里；可是在没有自治权的社会中，甚至连官僚对此都不得不默认，因为做官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乌纱帽哲学。他想，“与其劳心劳力去管理，不如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笔糊涂账最好。得过且过，反正我当不了几年官，自己捞够就走，这地方又不是我的！”但自治的人（如古代的贵族或现代的公民）却不是这样，他世世代代在这里扎根，对这个地方有深厚的爱，有一种不可代替的占有欲，这与游食于政府的官僚，有根本区别。



贵族热爱自己的土地，官僚则不能。为适应大一统的秩序计，中国传统中的“轮换制”非常强，对此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只能做三年官，而且不能在本省做官，必须在外省，这样就免除了许多公私勾结、官商勾结的腐败，防止地方官员与土豪劣绅联合起来，鱼肉乡里。只当三年官，他还勾结不成一个很强的关系网，如果在一个地方当上十年甚至三十年官，那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即便是北方南下的老干部，经过三十年也与地方地头蛇们打成一片了。僭主因为自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需要这样违法乱纪的“特权”来巩固自己反民族的全面专政。所以他们纵容官僚在本省做官，在本乡本土作威作福；例如，有人是四川人，被派到西南大区当官；有人是广东人，被派到中南大区当官，有人是内蒙人，被派到内蒙地区当官，有人是广西人，被派到广西当官，有人是新疆人，被派到新疆当官……他们死了，儿子孙子还可以继续在那里当官，世世代代承袭下去，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这种现代僭主专政特有的结构性腐败，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官僚社会中没有先例。为什么僭主专政这样“党天下”，也未能培养起僭主专政下的官僚们的贵族气质和责任感？关键如前所述，是没有名分、理论脱离实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古典的官僚轮换制，当然要比现代一贯制、终身制要好，尽管还与自治社会的公民意识，不可同日而语；其流弊，导致古典中国的官与民缺乏公益心，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种习惯迄今不绝，大家都把那些为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的英雄，看做傻瓜和笨蛋。这是否可以归咎于中国老百姓的素质特别低劣呢？也不尽然。不能怪罪底层百姓，当然也不能单方面归罪于统治阶级的暴虐无道；这其实是由文明抛物线的下行发展所具有的“结构特征”给预定了的。甚至连僭主专政的一贯制、终身制、世袭制，都不能完全改变两千年来官僚形成互相推诿责任的劣根性。



甚至僭主专政的领袖本人，也是如此喜欢推诿责任的手下。僭主最恨谁？最恨那些敢于替人打抱不平的人，僭主的“统治艺术”就是铲除那些为民请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两个好朋友，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提意见说，某领导有问题，不给我分房子、不给我长工资，不给我解决两地分居的困难。另一个人则是为他人说话，只字不提个人的困难。后者的行为在贵族主义的侠义标准下是很高尚的，不是为自己的私欲向领导提意见，但偏偏却犯不大一统模式的大忌：帮别人说公道话会被目为“别有用心”、“搞阴谋”、“犯上作乱”；而为自己说话的则仅被视为“自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自私”、个人主义的惩罚，只要接受批判、思想改造就可以了；而帮别人说话却必须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长期体罚、劳动改造甚至处死，毫不留情。类似原因使得僭主大开杀戒，牺牲者数以百万。



这种“枪打出头乌”的现象后果严重，对整个民族精神和社会发展都是灾难。见义勇为、仗义执言和为公益事业谋求利益的人越来越少。在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里，包括苏联、东欧在内，都有这种通病。细心的观察者可以发现东欧人和中国人的表情举止有某种相似，那就是恐惧和奴性，在加上土、放肆、无教养，苏联人就更是如此了。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僭主专政的烙印，用烧红的铁烫在牲口身上的！



就拿“打扫卫生”来说吧，“上面”来通知说要检查，下面就停止其他工作倾巢而出“制造卫生假象”，上面的来人一走，卫生就没人管了，“脏、乱、差”依然如故。冉如，只要政治需要，人造的好人好事就成批涌现，但政治鼓励一松驰，社会风气随之败坏。这在具有自治传统的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为什么日本产品质量高，这是因为日本人习惯于自治、自我管理，把产品和人格等同看待：谁的产品不好，谁的人格低劣。日本人从小就被训练成自己背包，从来不要求大人代劳。所以，每个人拿出的产品、造成的后果，都被认为是代表其人格的，哪怕产品很小，也要做得精致。



在现代化过程中，奉行自治原则的贵族，逐渐影响到平民和资产阶级，结果普遍的社会风气的压力，使一个要显得自己的人格高贵，不得不自律，表现的谦让、自制、有礼貌。但在大一统模式的官僚体制的窒息下，政府的行为不负责任，人民的行为也就不可能负起责任来。



“责任内阁”这个词是由西方传过来的，一个政府做错了事，必须道歉，甚至下台以示向人民负责，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责任政府；而不负责如僭主专政，即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也从不向人民道歉，好像人民天生是贱骨头，该死；好像人民天生欠了它八百吊钱，应该任其宰割。僭主政权做错了事，只是当作“交一次学费”。只要宰相不谋反，对皇帝忠心耿耿，即便杀人放火也是“枝节问题”。僭主就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干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人，一定犯错误，所以你们要接着干，干得越离谱越好，只要不反对我就行。”相反，万一有位干部不识相，真正为民请命，干得很出色，关心人民疾苦，对社会发展很有贡献，僭主“倒要好好考察考察你是不是有巨大的野心，想要削弱我的威信、对我进行逼宫动作”。



这就是判断价值的不一样。在宪政社会，文官武将如果有个“桃色新闻”，就得道歉、辞职；而在僭主专政的社会这根本就不算一件事。为什么？因为人治的僭主大人看来，只要手下的奴才“政治上可靠”，能够与其集团利益同流合污就可以了。如果同属一个团伙，政治路线也就对了，政治上也就可靠了，那么一来，一切丑闻都只属于“枝节问题”，可以放过不问。或是，抓住后当作小辫子，以便换取政治上的屈从。所以僭主政治常常是越是犯了错误的人，提升得反而越快。但与宪政社会中的舆论是正好相反的，是认为这种丑事丢了整个阶层甚至整个国家的脸，责任者必须负责下台。否则这种渣滓不滚蛋，执政党这伙人都得完蛋了。这是“民族心态”上的不同吗？还是不同的社会结构逐步养成的？



中国人力资源世界第一，版图世界第三，为什么迄今如此贫弱？证明其发展指向有误。正因为不敢独立思考，又没有自治传统，总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由别人做决定，由别人来安排，自己无法担起责任来。这样，永远是由别人在那里打算盘，打来打去也总不对我们自己的需要，结果整个民族的发展延误了。



回归祖辈的文化，就是要求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并使开放的风气、多元的格局，获得民族力量的认可。这有待于“礼制的复兴”也就是“宪政的创立”。中国先秦的礼制，实际上就是一套当时行之有效的习惯法。在先秦自治社会中，没有人能高于这种法，甚至连国王也不能。用现代术语说，那就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契约化和文明化。现代人经常侈谈“多元化”，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多元化而无契约化，社会必乱；只有以约法和习惯法为基础、以宪法为裁判的宪政，才能贯彻政治多元化、保证社会多元化。而未来中国的宪政建设，才是我们回归祖辈社会多元化传统的关键保障。





七，复兴祖辈传统的战略



要复兴中国的祖辈传统，不仅需要宪政保障，还必须遵循正确的战略：通过反对父辈来继承祖辈，通过发扬祖辈来超越父辈。



父辈和祖辈是相对概念，那为什么要在父辈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就反而需要反对父辈传统？难道父辈没有继承祖辈吗？



在我们看来，反对父辈传统（如帝国时代的专制）的必要性在于：父辈距离我们太近、对我们的控制过于严密，且是习惯、体制层面的而不仅仅是文化、观念上的。所以，要革新前进，就必须跟它保持距离。另方面，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他必须寻求一种支援来完成对于父辈的超越。如“五四”时代需要反对父辈传统，却为此召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俄国的马列主义，尽管这些方式被历史证明先后失败，但对破除妨碍中国进步的秦至清两千年的大一统父辈传统，已经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是运用更直接的方式，即在自己的祖辈传统（如王国时代的礼制）中去开发资源的方式，来完成对父辈传统的超越。



这种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如日本明治维新，利用祖辈的古代天皇制反对父辈中古幕府制，最后实现了新的中和即近代天皇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利用古希腊罗马的祖辈传统去反对欧洲中世纪的父辈传统，最后完成了对中世纪的超越，形成近代欧洲的新文化。而在中国传统中，“托古改制”、“述而不作”，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战略。



要革新、要超越父辈传统，必须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资源，不动用祖辈的心理支援，单凭自己的和外来的力量，事实已经证明是不能胜任的。很明显，在社会变革中，进步的个人之间彼此要进行重新组合，借助共同的文化心理载体，才能服众。这种文化心理载体，只能在传统中存活，不可能现买现卖，否则缺乏感召力，难以得到认同，这就注定了，它要么是外来的要么是祖辈的。而现代中国，已经试用了几乎全部的外来思想资源，但在绵延百年革命中，这些试验却是屡战屡败，并未成功。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试试中国祖辈资源的时候了，如回归中国自己的礼制传统、创立现代的宪政。



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知识份子都必会明了：像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是不可能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奴性当作自己的归宿。中国，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必须到自己的命运中寻找立足点。这些立足点当然不同于父辈传统，因为父辈传统出了问题，才需要我们检讨改进，需要不断革新。所以，可以断言的是，我们在祖辈传统中寻求的东西，肯定是父辈传统中正好忽略和缺乏的。只因祖辈遗产与我们相隔遥远，实际联系已被父辈传统切断，所以当我们想象祖辈遗产如何理想，实际是一厢情愿，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更深刻的前进战略。我们把这种创造性的战略投射到祖辈传统身上，本质上却是一种新东西──至少是对古代精神与制度的绝妙新解吧！



这是一种“远交近攻”。远交近攻，是战国时期的一种著名的政治战略，就是通过交结远方的盟友，来攻击和兼并邻近的敌人。如前所述，这也是文明向前发展的不二法门。这体现在生物现象上，是所谓“隔代遗传”，如一个人发现自己某些方面跟爷爷、奶奶比较像，而跟父母倒不那么相像。这是因为遗传基因起了作用：据说每个人的遗传基因只有10%是被直接启用的，还有90％处于未被启用、专供遗传的库存状态中，这不被启用部分要在他的儿辈、孙辈身上逐步启用。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现象，也有类似机制。所以，传统的东西，隔了许多世代又仿佛复活，以某种新的形式、借助某个新的契机，突然苏醒。远交近攻是政治战略上的；回归祖辈传统是社会革新上的；隔代遗传则是生物现象上的。而思想史上的类似概念则是“抽象继承”，就是对古代学说做出时代的新解“凡此，都是以“回归”“复兴”为名的新生长。



原先，某种思想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的，具体而不抽象，如“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对我们非常具体，警棍、大盖帽、文攻武卫、群众斗争会等等。但再过一百年，这概念就可能不那么具体了，词变抽象了，这时也可能发生一些抽象继承，即只吸取它的精神，不照搬它所依附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消失，使抽象继承趋于完美。”



再拿“仁义道德”这概念来说吧，在鲁迅那时代它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仁义道德”也可以很坏，它要“吃人”。但在我们这时代，仁义道德就不会吃人了，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吃人；为什么？因为仁义道德已经失去原先的社会环境，而僭主专政的社会环境却是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贪污腐败、假公济私、不负责任、短期行为等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紧密相连的社会环境。所以，我们现在对仁义道德，又可以抽象继承了。



思想一旦和社会环境脱离，就可被抽象继承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现在可以说有了一种复兴中国先秦传统的条件和历史机会了。因为秦至清的传统，已经把先秦传统的社会环境连根截断，近百年来的不断斗争精神，一直是把现代化和传统对立，结果是两败俱伤。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这表明，解决中国历史难题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而我们除此之外，已别无选择：运用抽象继承法，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激活中国先秦传统，以背离父辈文化、回归祖辈文化的姿态，创造新一代的中国宪政社会。



埃及历史上，继古王国与中王国的衰败之后，在同化了异族的影响从而生成了新的埃及文化的新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王国的鼎盛之势。我们中国的文明，实际上也经历了古王国（殷周至东汉的本土文化）和中王国（魏晋至明清的佛教文化），现在已进入新王国的前夜，其特点是吸收并同化西方的影响。



我们有没有能力把中国的势运再度推向高峰？其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把传统与现代化巧妙地结合起来。而这取决于我们进入新王国的正确战略。



那个战略就是：拒绝父辈的野蛮、回归祖辈的文明！



（1989年1月于山西大学）





［52］



反思与回归（大学演讲稿）





一，主权与治权分离的原则

二，道德权威的重建

三，人治到宪政

四，宪政──新王国

五，哲学家──明王

六，走出沙漠的民族





一，主权与治权分离的原则



在中国帝国时代的君主制度中，主权的代表是皇帝，治权的代表是宰相及其文官系统。人民尤其是农民，在儒家学说中（如《孟子》）是“本”，但只是“本钱”的本，不是“本体”的“本”。



中国政治的“本”是“天”，君主是替天行道，故得以主权在握；而君主只有在替天行道的时候，才应该大权在握。主权与治权的相对分离，在太平盛世比在乱世草创时期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



这表明，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的原则，是作为政治的常数而不是变数出现在中国的，这在先秦的封建时代、王国时代，比在秦至清的官僚时代、帝国时代更为显著。而君主独裁如“开国皇帝”的胡作非为，开始时是乱世草创时期的变数，后来经过蒙古入主等野蛮化过程，才在明清之际反客为主，成为主流的统治模式。



而统权与治权的分离的常数，不仅具有现代宪政国家意义上的分权制衡、“彼此监督”的功能，而且可在治权发生政策误差以致削弱、动摇甚至丧失社会信誉的危机中，由治权代表下台谢罪，自身承担责任，而不必累及主权的稳定。如日本战败后，可由东条政府承担责任，而天皇本人和天皇制度却逃避了战犯审判。再如泰国常在发生社会政治危机时，以军事政变一了百了，国王出来追认、平衡或是谴责、挽救，屡屡弥补治权的缺失。



辛亥革命时的民权政治理论家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政府形式，毫不负责，完全违背“责任政府”的精神，因此主张推翻帝制，建立真正的责任政府即民主政体。清末志士的这种议论，是以近代西方政治的标准，衡量中国的传统政府，其结论是“不负责任”或“可以不负责任”。其论据为，西方意义的责任政府，是要向代议制选出的议会负责，向选民负责。这责任政府，必须严格在法律范围内行事，必要时刻还要服从司法当局的裁决。这就是西方式的主权（议会）与治权（行政当局）相分离的原则。这种分离由最高法院和经它解释的宪法来保证。



在近代西方社会中，相当于中国传统社会之皇权的“社会伞柄”的，是宪政，是那高于行政力量和社会阶层、政治集团利益的法理性权威。在那里，由各利益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社会均势，所达成的协议，形成了法理契约以代替君权神授，从而保障了主权与治权的制度化分离，避免了文化改组可能造成的社会解体。



但在另一方面，相对于失轴状态下的当代中国，中国传统的政府形式其实还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政府性质的，尤其是其治权部分。以宰相、六部或是军机处为代表的行政机构、官僚体系，虽然不对议会负责，毕竟还要向皇权负责；而皇权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尽量保护下层民众的。这并非出于皇家的道德感，而是出于“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政治计算。



中国古代有关君民关系的理论，曾不厌其烦地论证过皇权的这种“护民官”角色。皇家十分明晰，自己的利益在大多数民众的一边，而不在少数特权家族一边。换言之，如不能保证多数人的基本权益，皇权自身则无以立足，而官僚政治则是皇权与民众间的纽带。这种君──官──民的三角关系，说明在中国父辈传统的帝国政治结构中，官僚机构还是组成了某种责任政府，因为它需要向皇权负责，这种责任政府虽然无须履行社会契约的义务，向民权负责，但依然需要履行习惯法的义务。官僚政府的权力因而是受到限制的，要为自己的决策向皇帝负责，不可能发展成僭主式的无法无天的“全面专政”。而保证其负责的根本原则，就在于它是一种只有治权而没有主权的办事机构。



在这种分离状态下，治权的失误所造成的恶果，是有限的。而主权（皇权）的高高在上，正好规定了治权的界限。从社会全局着眼，这可以避免因政治失调而必须变换治权时，把主权也同时废掉；从而使得社会危机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从而比较容易获得缓和的余地。正是这种社会调节机制，在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的智慧中，使得一个王朝能够维持二三百年。



这并不是中国特色。在我看来，历史上许多富于政治经验与社会智慧的民族，都曾以各自的形态，创造过主权与权相分离的原则。历史表明，责任政府的前提，是治权与主权的分离。而主权对治权的授权和放权，还可以保证治权出现大规模更迭时的社会稳定。但在现代中国，传统皇权废除后，西方式的责任政府迟迟没有建立：相反，连中国式的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的原则即政府向皇帝负责的形态，也连同皇权一同被摈弃了。结果治权成了一元化的、不受控制的野蛮力量，它们或是显形为军阀的暴力，或是显形为党阀的专政。



以治权代替主权，并把治权等同于主权的做法，接近于古人所谓的“霸道”，它使治权成了一项不受监督的、无孔不入的绝对权力。而当其首领即自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僭主本人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逐渐腐化、老朽时，整个政权便同步丧失了自我调整力，并连带整个社会丧失了和平更迭治权的最后机会，最后连主权也不得不一同埋葬。这是从权力结构的角度讲。



从心理层面说，统治权合一造成了主权的消失，在僭主专政下，这表现为治权扩张到主权从而并吞了主权。这一野蛮做法也使得治权即官僚系统失去了效忠对象。而任何机构或集团，又是无法向自身效忠的，甚至连宪政国家的最高法院也无法向自身效忠，而只能向宪法效忠──所以，欲保证治权的纯粹性，必先保证其效忠对象（即主权）的存在。换一个角度，丧失了效忠对象的治权中心，必然沦为自谋出路的权力，沦为自私自利的权力狂，从牧羊犬变成了吃羊犬。那么，情况反过来呢？例如，让主权代替治权、从而默许主权吃掉治权，又会如何？结果将是相似的：主权沦为治权，即将沦为一种不受控制和监督的治权。主权，本是政治合法性的象征，精神凝聚力大于实际操作力，可以形成社会仲裁力、危机时期调节器。



如果主权过多涉大治权，就会败坏其功能，丧失其社会仲裁的能力，这将置主权与死地，使得社会成员与主权离心离德。主权干涉乃至并吞治权，将越姐代鹿地使自己化为专制力量。这无异取消了社会生活的裁判员，使社会规则在根本上丧失信誉，并停止政治运转。这不仅导致主权变质，也导致社会混乱。现代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两难之境：既废弃了皇权，又未皈依宪政，从而背离了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的原则。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政治模式赖以运转的主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基于公认的、遵循主权与治权相分离原则的“社会裁判制度”。它或是人格化的皇权，或是非人格化的宪政；但不论是否人格化，作为主轴，它必须使公正而无上的社会仲裁者。



一场足球赛、拳击赛或任何体育竞技，若无裁判便无法进行。仅仅拥有裁判员还是不能保证公平的竞赛，还必须确保裁判员们必须遵照规则进行裁决，不能偏袒更不能参与竞技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是为要则。



为了保证裁判的公正性，需要对裁判进行监督，需要公众舆论的中立与参与。同理，要确立社会裁判制度，要确保它的权威性并真正落实它，不仅要求社会仲裁者（或为非人格化的议会或法庭，或为人格化的君主）真正置身于社会冲突之上，还需要对社会裁判者进行监督，需要公众舆论的中立及参与（在古代叫做“清议”）。裁判者只有置身事外，方能有效作出裁决。──不是依据一时的好恶，而是依据恒定的契约。只有裁判身体力行社会公正，才能获得并保持无上的权威。



建立公正的社会裁判制，必须确立仲裁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权威，在宪政状态下，是依循主权与治权相分离原则的最高法院；在人治状态下，是依循主权与治权相分离原则的君主。这就是在建设一个民族的政治文明时，需要遵循的“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的社会准则。否则，仅有准则而无裁判者，法制徒有具文，无法保证准则的落实；只有依靠统治权分离的原则，尊重、完善并通过分离的原则去实践准则，社会复兴方能实现。



在中国这样具有大一统专制传统的社会中，一种健康的社会制衡局面，需要设立相对超越党派政治的社会仲裁音角色。因此，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内阁制比值之总统制，更能克制僭主倾向。中国现代史也表明，在这样国情下，主张总统制（或是“主席制”）的政治领袖，即企图集主权与治权于一身者，都有成为独裁者的嫌疑。为防止中国再度滑入僭主政治的游涡，必须倡导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的原则，反对总统制！为中国保留一位超然的社会仲裁者，使我们的精神得以回归祖辈的纯净！



否则，中国破碎的可能，和秦、隋那两个强悍而短命的古代王朝一样，不因时间的慢性消磨，而由于精力的过激消耗。官倒的军事集团和秦、隋的半开化军事集团相似，起源于“结束长期的社会改组”的需要，并同样受困于自己带来的文化动乱，而一蹶不振的理由，是在社会的改组已近完成时，中央的统合力量急速退化；但专制性的余威，又使得任何和平转换的力量聚合成为泡影，于是，中国这盘弥合未久的散沙再次迸裂，各奔东西南北。僭主政体虽然一度强大如秦、隋，但衰颓败落可能更加彻底。政权的断裂，本是中国历史的周期现象，故可重组。



未来的中国民族国家，必定成熟为宪政国家，只有宪政能挽救僭主专政造成的资源破坏、人口癌症。现在，唯有恢复中国的绿色和平、重建中国的生态和谐、平息“四海翻腾无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戾气，才能减轻中国的沙尘暴。这样，中国疟疾将发散完毕，不可控制的革命冲动将成为日益遥远的恶梦。极端痛苦的非理性将受到中和，宪政国家的制度将允许“合理的宣泄”：生命活力不再受到谴责，并被引导为创造性的文明。



为了中国的宪政国家，结束二十世纪的流血不止的长期革命势在必然，重返我们祖辈的家园！这运动有它粗犷的一面，仿佛一场鼓荡人的原始潜力的迎神赛会！但请记住，只有在这痛苦的迎神赛会之后，才会有神灵降临。只有在劫数之后，命运的赐福才能兑现。一切企图只要赐福而拒绝迎神的企图，一切不付代价就有收获的聪明，注定是要落空的。





二，道德权威的重建



一个社会实体、一种政治模式，无轴则无以运行。如其失轴状态，则不得不求诸人为的运动补救之。但这必须有个限度，任何社会运动，都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的，如果把救急不救穷的运动制度化，造成运动连绵，无异于运动成灾，破坏性极强。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僭主专政的代价太高。僭主专政所交付的“学费”与它的收益相比，昂贵得不成比例。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维持国家的日常运作，终非大计；只有建立“黄帝垂拱·无为而治”的宪政、只有回归祖辈精神并实现社会自治，方能彻底终结秦始皇政治，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我们的宪政国家。



这有待于道德权威的重建。这一重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道德权威的先行人格，导出新的行为规范并推进公民化过程。



二、通过中华民族的公民化，完成道德权威的重建；实现道德权威从人格化到法理化的转型。



三，道德权威的法理化，与宪政国家的建设同步。



在中国现有的社会资源库存中，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可供上述选择，因此，我们需要动员全民族的智慧，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参与，需要动员全民族的韧性，需要动员全民族的智慧──共同讨论与探索，合作行动与坚持，完成艰巨的历史任务，克服最大的挑战、揭开最大的悬念。



道德权威的这一重建就是确立中国社会之轴，这对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来说，是一项理性逻辑，但同时更是一项实践行为。仅仅合乎理性与常识，但不合运行的实践，是没有出路的。相反，脱离中国实情的理论也并不能逃避社会实践中的压力，反会在压力下扭曲自己、扭曲自己与实践的关系，沦为一种虚伪病态的僭主专政。要消除虚伪病态的僭主专政，必须立足于中国；民国初年照搬西方宪政，结果在中国碍难成行，反而引来日本入侵。



现在的中国，不仅偏僻的乡民不知“法”是何物，就连城市居民甚至高级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也不能完全领悟法的精神就在于严格遵循细微末节，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法律的力量不仅要在经济发达地区，而且要延伸到偏远地区去，最高法院的权威要覆盖整个社会，否则法制只是有名无实。但在中国可以预见的未来，说要维护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匪夷所思的。尤其考虑到，成熟的宪政状态甚至在其策源地欧洲，也是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发展起来的。甚至在欧洲有文字记载以前，在其史前时期就有了尊重法律的部落习惯，而且大体没有中断，例如最典型的日耳曼人就是如此。这种渊源关系，强力推动西方形成宪政传统，使之成长为持续有效的动力系统。



而现代中国，尽管其现代化过程是如此迫切需要社会发展并维持宪政状态，但宪政依然蹒跚不前──关键不是如党国僭主们所说的“中国不需要民主宪政”，而是因为中国缺乏推动宪政得以实现的那种直接的社会动力，尤其没有类似西方的那种稳定的社会动力系统，如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等等。所以，中国的宪政建设就出现一个破解不了的怪圈：没有西方式的动力系统，所以建立不了西方式的宪政体系；建立不了西方式的宪政体系，所以就推动不了现代化过程；实现不了现代化，就产生不了可以推动完善的宪政动力系统……因为现代化与宪政状态，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怪圈和死结。



要突破这个怪圈，只有依据中国现有条件，适当转化、灵活利用中国的某些资源，以为推动宪政状态的动力。例如，运用某种道德权威结合政治权威，以完成僭主政治向宪政状态的过渡。更具体一点，那就是在无规范的社会现实中，趁结束百年革命的“最后革命”也就是“城市革命”之势，运用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结合，进行宪政国家前夕最后一场社会运动，通过“全民总动员”的方式，以“公民化运动”为杠杆，以重建中华民族的行为规范。这种意义的公民化运动，就是要实现行为规范的再造，并借此完成由血缘主义向团体精神的历史性转型。



在上层建筑领域，要实现亲族的人情主义向民族的宪政精神的变质性飞跃，让中国人，从两千年来断断续续的亡国奴状态彻底解放，还我一个文武之道的纯净中华！纯净中华，不仅有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结合，而且有宪政状态，有礼制，礼治精神作为宪政设施的完善和巩固，再现礼仪之邦的仿佛天人！



中原国家为什么先亡于秦、董卓这样的虎狼之国、野蛮边民，后来亡于五胡、女真这样的半开化民族，最后亡于蒙古、满洲这样的野蛮民族？因为礼崩乐坏，社会之轴断裂了。



从理论上说，西方的宪政状态和祖辈中国的礼治状态，在相应的社会条件下都不失为有益的、有功能的社会之轴。但在实践上，现代中国却无法退回到周天子的礼治老路上去，也无法直接进入西方式的宪政构架中。在祖辈中国，礼治比刑律更基本，只有在礼治所不及之处，才动用刑律。在西方，宪政比民主更基本，民主是宪政在政治领域的推演。逾越了宪政的民主，无非是暴民政治。例如，要是没有法律那高于一切人与集团的利益之上的仲裁与统治，民主演化出来的暴民统治将比暴君专制更加糟糕。如果社会没有宪政而单向推行“政治民主”，正如社会上层不受没有礼治约束而仅仅懂得滥施刑律于社会的下层，中国就像大家都看见的，最终只不过是一匹被斩去了龙头的巨龙，它的躯干在世纪末里徒然挣扎，除了掀起的烟尘使得世界充满恐怖外，对人类进步毫无帮助。



公民化运动将在中国恢复社会秩序，并最终实行礼制，也就是礼治的制度──作为建立中国宪政国家的必要阶段。



公民化运动的逐步推广，把全体中国居民，变成合格的中华公民。其方式类似于欧洲古代历史上的罗马公民化运动：通过一套量化的指标，把合格的、可以吸收为罗马公民的国内居民，逐个的或是逐家族的，授予罗马公民权。其标准为：



1，对国家的页献。而不是对党派或是某家族的效忠。



2，受教育程度。在现代条件下，这首先体现为掌握标准国语，否则一切免谈。国家公务员甚至高级官员竟然说不好或是故意不说国语，这肯定被列为一个国耻。



3，保证不对社会构成财政负担的经济自理能力。



4，公益心和良好的社会行为。



公民化的进程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可能和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共产党的“学雷锋运动”的走过场相似，沦为华而不实、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



公民化运动不是要造成某种表面文章或是轰轰烈烈的风气；而是要扎根下去，要实现社会准则的优化和行为规范的标准化。不是凭借当权派的好恶来笼统认定，要是依靠法律的授权实行量化的裁定，就像美国的“考取执照”那样。公民化过程，就是要把宪政国家的理念，落实在每位居民──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落实一点，授权一点，落实一批，授权一批，不能落实，不能授权，完全依法推进。不求多，不贪快，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每一个中国居民就可以考取公民执照。而决不像“两个中国”的党国僭主那样，希求以三五年时间，来大功告成，结果过不了七八年又一次全部推倒重来。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作为，不能再尝试；君子的做法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



公民执照的考试、公民队伍的扩大、公民化过程的深入，与新文化阶层的重建过程，实际上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的公民化过程，也就是中国国家的宪政化过程、中国政治的文明化过程。这不是抽象的“道德化教育”，而是具体的“社会化训练”。不是奴化人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塑造人格的“习惯优化活动”。在这样的社会成员之间，陌生人不再受到排挤，因为熟悉人不再受到袒护；人们不再按照关系的亲疏来决定事情的结果，社会的运转不再因此阻碍重重，因为裙带关系不能再被参杂到公共事务中营私舞弊……这些，并不是由于人们“道德高尚”了，而是由于社会习俗变了。



建立在血缘主义、人情主义之上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终于让位给团体精神、宪政精神支配下的尊重地方自治的民族国家。中国人，将再度焕发祖辈的活力、保持祖辈的秩序、在自治中发出文明扩展的辐射。



不错，西方人打开了中国封闭千年的“魔瓶”；但这并不是出于中国人请求的“解放”，而始于西方人包括俄国人和日本人自身贪欲的“掘宝”。因此他们在中国掘地三尺的事业，注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现在这整个故事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远远没有接近尾声。百年来受害的是中国，但历史的报应将会落在谁的头上，现在只有天晓得。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宪政国家要收恰魔戒、抵御贪欲，带领中国走出历史的困境──作为应急反应西方入侵的僭主专政和党国政权，将和打开魔瓶的西方海盗一样遭到清算。中国将走出夹缝状态！这个夹缝状态的左边有一座大山马列主义的僭主政治，右边有一座高峰父辈传统紧紧依靠的皇权。推动中国走出夹缝状态的是一个新的轴心。



这一轴心在发展战略上适于现代压力，这一轴心在社会运作上符合中国习俗：只有这样两线作战的成功，所以，才能解救中国于绝境，超度中国于两座大山之间的死亡之谷。



就像“一九八八年中国国歌”《一无所有》所破题的那样，现代中国的处境是真正一无所有、一穷二白的。而且正如这首一度风靡的歌所表达的，一无所有之后还有更为绝望的无所归依。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问题所在，尽管花费了百年光阴。大家意识到问题需要破解，表明这问题迎刃而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道德权威的重建，在中国一无所有、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是走出绝境的主要凭借。道德权威的重建，是在中国无所归依的精神恍惚中，克服悲观情调、扩大民族张力的旗帜。和道德权威互为表里的是宪政权威，宪法权威没有道德权威的内在支持，是无法搬来就用的。唯有通过动员道德权威，通过“新的政治组合与固有资源间的充分整合”，新的宪政之轴，方能执中国之牛耳。



新的道德权威，是中和之轴：中和传统与现代化，中和东方与西方，为走出秦始皇政治的最后阴影党国僭主专政，寻求适当的立足点。为此，需要先行树立新的社会行为的习俗规范。



从帝国时代的绝对皇权的君主制，到宪政时代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制，也许需要僭主专政这一过渡形态，正如古代希腊史也提供了类似的例子；但克服僭主专政的最后残余，完成民主制的最后准备，显然还需要一个高于一切党国僭主的道德象征，一个中国宪政国家的先行人格。



他反对秦始皇政治，不是从较低的、传说中的孟姜女水平来反对，而是从更高的、宪政国家的先行人格水平来反对。他继承秦始皇政治，不是从较低的、光棍流氓的水平来继承，如张角、黄巢、李自成到洪秀全、毛泽东等只能夺取半壁江山的“盲流领袖”；而是从重建中国秩序、安定中国精神的水平，来继承。并以此，让中国的社会文化系统，从此有机协调、运行生长在整个世界历史的最高水平上。





三，人治到宪政



宪政国家仿佛黄帝垂拱、无为而治；而从人治权威过渡到宪政权威的前提，则是先行人格的功成身退。功成身退的新权威，他知道时代召唤：“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而要真正比肩秦皇，只有超越秦皇，彻底废弃秦始皇政治的遗绪，而不是像党国僭主那样狗尾续貂，继承皇帝制度最恶劣的政治遗产。”



在这样的历史激励下，创造者功成身退，因为“还政于民”是他成就“千秋功业”的必要环节。他像《老子道德经》所预言的圣人。



从人民的立场看，这也是新的中国理性所设计的“赎买”：用两千年一次的历史地位，赎买他手中握有的、临时约法的独裁权力：这就是让中国超越僭主专政历史阶段的宪政战略。



人治于此，转型为宪政，临时约法的独裁权，分化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立信、立法、立德，我们立足于先秦文明，立足于中华祖辈颠扑不破的礼治精神。宪政国家的先行人格，这样实现人治权威向宪政权威的转移：



一，先立信，仅仅仿照商鞅变法时“立木为信”的故事，是不够的，因为被党国僭主彻底破坏的社会信任，难以如此简单古朴的方法重新建立。也许李世民亲政的榜样更加好些：先从监狱里假释犯人回家团聚过年，等囚犯过年完毕主动返回牢狱，李世民宣布大赦天下，如此迈出社会互信的第一步。



二，宪政国家的先行人格，要接受一个合法的全民授权程序，如全国成年居民的信任投票，以授权他从事新的改革与立法，并以此使他今后的全部政治决定，变得有法可依。



三，政府各级官员，应该是通过公民合格考试的中华新公民，并且作为中国公民化过程的表率，参与各级社会生活。其次，他们必是守法、护法的模范。最后，他们必须做到行政中立，不卷入党派之争，不参与特权利益。



四，在历时三十年的公民化过程的初级阶段，开展广泛的、制度化的成人宪政教育，从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始，连续养成新的公民习惯。



五，配合公民化过程的推进，举行渐进性的地方民主选举，从乡──县──市──省，推向全国，与公民化过程的完成同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普选，宪政国家的先行人格，全面融入国家生活，于此化为宪政国家，中华新公民社会，立信、立法、立德──回归祖辈精神，立足于先秦文明。



──正如《周书·立政》篇所阐述的健康的国家主权，应该由常伯、常住、准人等“三宅”鼎助、制衡。常伯负责敦促礼治，类似现代的立法机构；常住负责国务管理，类似现代的行政机构；准人负责监察审判，类似现代的司法机构。中央政府三宅鼎足而立、分权制衡；再配合地方自治、公民自律，中华文明将再度焕发青春。



在精神意义上，《书经》提供了一整套翔实而完备的社会政治原则，既古老，又常新，在在切中人性要害。《书经》没有意识形态的鼓噪，富于经验的恳谈、道德的诫命，可谓纯净。显然，这是为治国者撰写的，所以极少宣传性。《书经》是提供指导原则的，和它相比，《礼记》是提供社会规范的，《仪礼》是提供社交规范的。《书经》是帝王读物，《礼记》是贵族读物，《仪礼》是士绅读物。



先秦中国，没有一部可供大众阅读的经书，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再难整合，这仿佛告诉我们：中国的困境不仅是政治与社会层面的，而且是精神层面的。中国需要一部《新旧约全书》那样的大众经典，以延续、发扬我们民族的心史与道统，并在中国确立“让规则无为而治”。



宪政中国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而不是像党国僭主那样赞颂秦始皇的末皇帝。他知道中国必须转变，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他知道，只有反对秦始皇政治，并把手中的独裁权力转变为国家法理，才能一举埋葬秦始皇到党国僭主的“两千年不灭的中王国阴魂”！那时，一个新型的中国国家，才能与第一期的古典中国文明、我们的祖辈精神，齐驱并驾。并超越第二期的传统中国文明，成为未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坚强堡垒。新文化将构筑；新民族将诞生。新的指向，以人格化形式达到法理化成果，通过“无我地体现了历史节奏的铁腕人物”，来实现。



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理解中国？在这高效忙极的信息时代，这“明足以察秋毫”的科学技术漩涡里──中国这“舆薪”却仿佛一切神秘事物的渊敦，断不能被那些滔滔者天下皆是的、谋财害命的智囊们所理解！



有一个秘密的中国……有一个中国的秘密……只有在我们的镜子里──它的轮廓才显示出来。如果我们死了，那镜子就破碎于无形……那时将不再有人看见中国的秘密和秘密的中国！那时中国甚至没有同情者。中国！你多么孤独！中国的镜子！你们多么悲苦！不再有人理解中国！不再有一面光明的镜子！我们的中国！梦之花！灵性的寄托！你怎能消失？



──世界，你多么空虚！如果没有中国。那时，你的宇宙将是虚空，你的美景犹如幻影。──世界，你多么伪善！如果你无视中国。你杀了中国，还装得一派若无其事。你把她抛尸荒郊，任凭那些德国狼狗恣意践踏、啮骨噬肉。它们为中国之死而高歌欢庆，因为这批现代匈奴、苏俄国际，又多了一顿美餐！──世界，你多么丑陋，如果没有中国，你的价值从此凋零，你的欢乐成为残忍，你的幸福沦为侮辱，你的旗帜是谎言的集大成！南美式的庸俗、肤浅、肉欲，将主宰一切。──世界，你奄奄一息、垂垂待毙，如果没有中国，让我们为你裹上纯白的尸布，冬天的骄子，该安息了。



现在，为什么，“中国”这字眼不如“美利坚”“德意志”“英格兰”“法兰西”甚至“日本”、“俄罗斯”……来得响亮？现在，为什么，“祖国”这招魂的法术，对中国心灵的感召力量，要比对别国人民逊色得多？为什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为什么，外国的溪流比中国的清？为什么，外国的空气比中国的鲜？为什么，外国的装束比中国的美？为什么，外国的人物比中国的帅？因为──替中国流出的鲜血还太少！它的味道也不够醇厚！因为──中国的牺牲，还没能感动历史那铁石心肠。所以，“中国”这符号的魔力，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命运“对中国一千年来的腐朽堕落所施行的天罚”，尚未结束，“历史的报应”对不肖子孙的轻蔑与愤怒，发泄未尽。中国的复兴，于是还需要最后一滴鲜血。



中国革命，正像西方工业需要储藏黑色石油一样，需要积累足量的红色石油！黑色石油的多少，决定了工业的活力；红色石油的多少，决定了社会的底气，是“足”还是“不足”！



中国革命，是一场高度消耗红色石油的民族再生！如果我们不在城市革命的道路上走到尽头，又如何转到新的方向？又怎能大言“复兴”二宇？为中国的复兴，竭尽全力，榨尽我们身上最后一滴红色石油吧！它将比黑色石油，蕴藏更大的能量！它的吨位，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航程到底多么远大。



只有这样──“中国”才会响亮，震彻云霄。只有这样──“中国”才山明水秀、楚楚动人。只有这样──“中国的一切”将再次散发惊人的活力！这样的“中国”是宪政的中国！这样的中国，是我们所相信！在这个相信面前，任何伟人都必须让路！任何伟人，如果不是宪政国家的先行人格，就是滥竽充数。





四，宪政──新王国



人们曾经深信：“中国人热爱和平。”因为那时的中国人信天，信命；而且是以最消极的方式来适应现实，结果流于奴隶的宿命论而不是英雄的宿命论。许多历史学者还公然附和这一点，用断烂无章的有关“本质”的胡说来宣扬，“我们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民族。”但是这种懦弱是永远不变的吗？有的政论作者甚至用“犬儒”一词来称呼自己的这种懦弱。不过请住口，不要望文生义。



犬儒主义（Cynicism）是古代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主张清心寡欲，力倡回归自然。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瓮里，像狗一样生活。“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他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追求真正的德行，重视从物欲下解放的心灵自由，他曾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今天，人们开始在贪生怕死、忍辱苟活的国民性格后面，看到某种积极的本能正在凝聚。──“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是其宣言。今天，在传统中国那老妇人般喋喋不休的“讲道理”的脂粉下面，一股青春的杀气正在腾起。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被中国的长城时代封为正统的温柔敦厚，正被打入价值观念的地狱。



我们把这场国民性的革命称为“中国的野蛮化”，这种破坏性极大的格局，如果不能“齐之以刑，导之以礼”，并以新的信仰树立新的民族规范，则民族的灾难如僭主统治就无法结束；民族的新局如新王国就无法开拓。



也许，为了摆脱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传统，近代中国的野蛮化过程，是一条“没有道路的道路”，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们已经揭示：它只能改良土壤，但不能生育万物。



促使一个昏迷不醒的民族进行野蛮抵抗的那种压力，一定很强，以致威胁他的苟延残喘，从而迫使它垂死挣扎，“长城时代的挽歌”《义勇军进行曲》呼吁说，“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说明只有被逼人死角，苟活的东西才肯起来反抗。──由于其主体的过于迟钝，这个觉醒过程，在外观上不能不表现为可怕的摧残过程。于是中国的野蛮精神，就以各种形式的过激主义武装起来了。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天国般的目的只是幌子，地狱般的锻炼才是目的。



动员──野蛮──再动员──再野蛮，直到更多的野蛮、更大的暴行……暴行几乎成了合理性的证明。几乎成了治疗帝国时代麻痹症的不二法门。帝国时代的麻痹症衍生出了僭主时代的一切灾难，但更多的野蛮毕竟不是解决办法，无法给我们一个健康、强大的家园。



彻底的失望，曾使中国的觉醒更加彻底；不公正的待遇，曾使中国觉醒后的超然态度烟消云散。无动于衷的教化，和两千年的催眠一起，被日益激化的好斗性，送入野蛮精神的焚尸炉。它披上正义的华衮及合理的铠甲，进军世界。它取代儒家精神，成为中国居民的新骨髓。它宣告，治疗中国的萎缩──瘫痪症，除了依靠神力，只能拜托超强的刺激！但这依然不是一个解决办法。无法给我们一个健康、强大的家园。



为了实现中国的爱，我们必须走出僭主时代的暴戾循环，建立宪政国家。宪政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宪政本身要排除人格化，是抽象的正义、客观的规则。它如何能满足人性的需求，从而维持人们的信赖之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遭受帝国时代的暴君和僭主时代的领袖的百般压榨的人民中，如何建立起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宪政的落实还必须通过具有信用的人格，正如巴比伦的“日神授予法律给汉谟拉比王”的法典纪念碑所示，宪政之上必须还需要天道的秩序和神明的安排，以作为宪政的终极支持。这是英雄的宿命论而不是奴隶的宿命论，它寻求扩张的适应性而不是萎缩的适应性。



中国家园的守护者说：中国！我们不仅热爱你的伟大，也热爱你的渺小；不仅热爱你的纯净，也热爱你的污秽；不仅热爱你的高尚，也热爱你的卑鄙；不仅热爱你的宽厚，也热爱你的刻毒；不仅热爱你的仁慈，也热爱你的残忍──不仅热爱你对我们的养育，也热爱你对我们的迫害！除非，除非我们的灵与肉全部死去。



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君主的责任是掌握世俗事务中的最高权力。但是享受上帝的快乐这一目的，只有神的统治而不是人的政权才能达到。这样的统治属于耶稣基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八十四至八十五页，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为什么只有神的统治而不是人的政权才有这样的功能？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满足那种存在于人类心中的欲望，并使人幸福。”（同上第五十一页）在现代宪政国家中，相对于阿奎那时代的君主的，是宪政；但同样的，公正的宪政像贤明的君主，只能安定社会，不能创造幸福。因为只有神的统治也就是精神家园的获得，才能给人带来上帝的快乐也就是终极的幸福。



1，法律之上还有正义。因为法律毕竟是抽象的，要依靠具体的人格（如法官的教养和良善）做出裁决，如果法官的良心败坏了，不受监督，贪赃枉法，互相包庇作恶，再好的法律也是具文，毫无用处。



2，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没有“天”在人心中的支配作用和最高权威，社会就只能有表面化的法制而不会有内在化的宪政。因此，为了实现宪政国家，必须树立更高的目标信仰。



3，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是人制定的，人的不完美性导致法律的不完美性。表现在具体事务上，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比比皆是。只有“天”是完美的，并引导人心与法律不断走向完美。



4，法律不是永恒的，按照程序，随时可以修改、损益。只有“天”是永恒的，并引导法律的修改和损益朝向进步而不是反动的方向。



在这个问题上，托马斯·阿奎那同样具有深入的见解，他说：“上帝通过他的先知答应他的人民，作为一个巨大的恩惠，他要把他们放在一人之下，只有一个君主来统治他们大众。……（同上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页）仅凭这段话，托马斯·阿奎那仿佛一位死心塌地的君主主义者，其实不然。注意，在他看来，人民并不因此而沦为君主的私产，因为他这里所说的人民，是上帝的人民，而不是君主的人民，君主只是实现天治的工具罢了。所以，“如果那个社会废黜它所选出的国王，或因他滥用权力行使暴政而限制他的权力，邢也是合乎正义的。“（第五十九页）



在天治面前，正义与否是最高的准则，在保证正义的前提下，政治形式反倒退居次要，例如，“在无道的政权下，它所凭借的统一的规模越大，就越是有害。所以，僭主政治比寡头政治有害，寡头政治又比民主政治有害，……政权无道因素是：统治者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损害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所受损害越大，政权就越加无道，暴君政治是最无道的政权形式。”这样看来，他仿佛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甚至民主主义者，其实也不然。因为“有道的政权最好由一人来掌握”（同上第四十九至五十一页），其要义在于：“有道政权一旦变为无道，那么有多数人掌权从而在内部磨擦下趋于衰弱，就比较好些。所以，在各种无道的政权的形式中，民主政治是最可容忍的，暴君政治是最坏的，必须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使统治者不致成为暴君。首先，在可能的候选人中，无论谁被宣布接任王位，都应该具有不成为暴君的德性；其次，君主制度应做出规定，使国王一旦当政，没有机会成为暴君。同时应该适当地限制王权，使他不能很容易地转到暴政方面去，……”（同上第五十七页）“最后，当没有希望依靠人的力量来反对暴政时，就必须求助于万王之王的上帝。”（同上第六十页）



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对于天、神、上帝的坚定信仰，可以限制世俗权力，避免他恶性发展为暴政。



宪政虽然比人治更少个人缺点，但毕竟也存在着时代的、尤其是人性方面的普遍局限。民主政治由于以多数人统治为原则，因而最接近宪政精神，但其代价也极为昂贵，因为它必须求助种种复杂的制度和程序，从外在来限制罪恶。尤其是代议民主制，更是民主制与寡头制的结合。相反，如果人们都在天意（神、上帝）的指引下，各从甚善，自觉自律，以行为符合完满的善作为为人生的最高目标，那么，社会只需要很少的法律。



人是某种对立力量的产物。在人类心灵的深处，矛盾的朝向不仅并存，而且相得益彰……不论是传统的暴君政治还是革命的僭主政治，不论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有互相转化的可能，甚至常在永恒的转化中。如，僭主时代的怯懦，正源于王国时代历史上的勇敢；僭主时代的自私，正源于王国时代历史上的公德；僭主时代的昏聩，正源于王国时代历史上的明智；僭主时代的散漫无效，正源于王国时代在历史上的韧性组织。同样，僭主时代的极端混乱，正源于帝国时代历史上的过度从命，正是后者培养了消极的适应性、奴隶的宿命论。但这并不等于说，一个社会没有信仰，没有关于命运的知识，依然能够存在下去。



以上所思是出于以下事实：任何历史中的事物，都是作为因果报应而登场的，这也就是所谓“挑战──应战”。例如在有史可考的范围内，任何“堕落”都是出自前次的“成功”；任何“侵略”都是针对前次国难国耻的“反击”；任何“创造”都是源于前次的饥饿体验。这行为动机，是人性的公开秘密。而人的历史、人的文明，也是作为人性的衍生物而存在、发展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变化就是如此这般地由“报应”和“反报应”的交叉作用环环体现的。



要把中国人最终训练成为国家──民族主义者也就是现代意义的公民，在事实上很难，在理论上危险，但值得一试，也必须努力去做，否则，中国就不能进入世界主流，中国人就只能永做世界贱民。



中国革命中，传统意识形态随着社会苦难的加深而逐渐崩溃。制度的失灵，消解了政治神话与政治理论；社区的瓦解，动摇了定见和成规。在破碎的万象后面，飘出了真正的本体：种族的存亡。于是，为了保全种族的生命，没有什么不能牺牲了。每当我们沉涧于悲痛的思绪，慨叹现代中国的衰落与破败，空旷超然的孤独感就油然兴起：也许苦难还是值得庆幸的，毕竟它开辟了新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多做一次选择。



谁像中国这样苦难？谁像中国的命运这样不可预测？因为我们还没有从亡国奴的痛史中完全苏醒过来！而我们若非生于如此黑暗的乱世，又怎能达到如此敏锐、如此透明的思想呢！



在精神领域，中国意识形态危机是中国社会甚至中国文明的总体危机的一部分。中国人因此意识形态失衡，进而精神分崩离析。所以近代中国社会失衡的同时，文明也就同时崩溃。要想全面评价乃至描述这历时百年的大革命悲剧，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所能作出的，不过是权威的裁决而已，而裁决本身所具有的权力感，也远远谈不上客观、公正。如果权威也失败了，只能留待天解诀的曙光。





五，哲学家──明王



中国，曾是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意识形态帝国”，结果伏尔泰那帮启蒙主义者甚至把满清政权也理解为“哲学帝国”。中国，这个由大大小小的政治板块、形形色色的政治动物组成的政治动物园，有它自己独特而奇妙的生物链。不论王国时代的诸侯国，还是帝国时代的郡县、土司、庄园、家族，士农工商等政治生物链的中心环节是传奇人物孔子。



上述是我们对王国时代与宪政时代之间可能的血肉联系的一点预见。即使就不可救药的帝国时代来看：这也是汉朝不同于罗马帝国的命运所在，由于政治制度（“元首制”）与意识形态（基督教）的冲突，罗马帝国不能长治久安，常为军事政变所苦。而皇帝制与儒教的紧密合作，则便汉朝获得相对的政治稳定。它的突出优点是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强人”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政治培养基。同时它也限制这位皇帝陛下的权力，否则，任由他从心理──生理──物理逐层深入，极尽调动、榨取之能事，利用国家结构，壮大自己，最后难免变成一只羽翼蔽目的超级乌鸦。



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限制，意识形态帝国就沦为僭主帝国，只有等这个强人死了，这个帝国才缓过一口气来。这个半死不活的怪物利维坦，经常一治一乱，随着一只只乌鸦的生老病死而轮回不已。这些乌鸦，是古代的皇帝，现代的僭主。这真是“中国的宿命”：善恶是非，自有千秋公论。



任何独裁的僭主，都只能垄断“当下舆论”而无法控制“历史公论”的。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本来就不能源于西方，而只能在“东方的智慧”中诞生！所以他一定要从埃及经验中汲取养料，完成“贵族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可以说，柏拉图本人正是“亚细亚方式”的忠实信徒。柏拉图比马克思聪明的地方，是这位希腊理性的嫡长子并不像那位犹太信仰的私生子那样奢望改变人的本性，而仅仅设想限制人的劣根罢了。



人是有尊严的生灵！理想的国家、哲学的明王──以其高贵性，宽容人民的尊严。这是他与僭主的完全不同之处。充满危机感与自卑感的僭主们，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损害公共利益来中饱私囊，所以特别缺乏宽容性，他们和贱民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特别不容人民保持尊严。这种宽容性并不像许多西崽所断言的，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要知道，早在柏拉图之前二三百年，我们的祖辈，墨翟、孔丘、老聃、庄周那帮人，就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永久性的政治理念了。他们的思想前提，都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宽容性。中国式的仁政，早在《周礼》中已有相当清晰的表述，而《仪礼》一书，比任何层面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更详尽地制定了做人的合理方式。



为什么中国思想定要横遭贬损，而红毛们的夸夸其谈却被封为治国的圭臬？这都是因为欧洲中心论的作祟，使洋奴思想在现代中国不幸扎了根，并使中华沦丧，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其实，即使“天下国家”（实际上等于消解了国家的世界大同，之类的观念，也更是“中国文化视野的保留节目”：古代中国人“世界大同”的思想，比之埃及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世界帝国”的思想，更为宽宏大量，因而更有文化的感召力、心理的凝聚力。因此是“更富于现代性”的，这当然更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的形成，产生重大意义。中国人，由于两千年父辈历史的陶冶，早已是世界主义者了；因此，对现代中国来说，不是世界主义太少，而是世界主义太多。对未来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走向世界”，而是“走向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开始“走向民族”，才能进入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程序！只有走向了民族的天性，恢复了自己的面目，世界才变得具有意义。



现在，还没有，中国的建筑、中国的音乐、中国的心灵……现在，还没有，中国的诗曲、中国的颂歌、中国的爱恋、中国的憎恨……现在，还没有，中国的精魂、中国的良知、中国的道德原则……现在，还没有，中国的意志、中国的世界──或毋宁说，中国走向自己民族然后走向世界的现代意志，还没有生长出来！所以中国的地士荒芜……中国的泉水干枯……中国的山岳颓废……中国的原始森林退化为低矮的灌木丛……中国的飞鸟落尽，中国的走兽死绝。这都是因为，还没有一颗中国的心──中国的万物之源，尚未再度兴起。



我们渴望心的种子萌芽，以其无声的生长，扫尽一百年的纷扰、无序，一千年的污秽、不义。新心──信心──新星，针砭中国的麻痹，注入欢腾的生命！中国走向自己民族然后走向世界现代的意志，将由此起。于是，有了建筑，有了音乐，有了心灵；有了诗曲，有了颂歌；有了爱恋，有了憎恨；精魂、良知、宽容、道德原则，破茧而出，汇聚今日的衰败中原。



中国的灾难啊，我深深祝福你！如果你真能收获如此的圣果，那你在二十世纪所蒙受的一切不白之冤，就变成值得称颂的！让我们含泪感谢这样的咒语，凭着果敢的自我牺牲，夺取命运之宰的青睐！



是的！中国必须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方能走向自己，方能真正得救！各色人等、各种人类物质，都在一种刻不容缓的陶冶中，一种严肃到严厉地步的重压下──拼命旋转……充分淘汰……重新凝聚……他们斩钉截铁地决断着……竭尽全力地奔忙着……默默无语地服从、毫无顾忌地创造……一切懒散惰怠之风、因循守旧之习，一扫而光。中国重新团结为一个抛弃虚文、抛弃鬼话、抛弃闲混、抛弃阳奉阴违的贵族国家！



多美！──一个紧张的中国！多美！──一个团结的中国！我们渴望，为你而忙碌，为你而忘掉一切，为你而大笑着，哪怕受苦。我们渴望，为你而死去，只愿你早日出头！



中国人！回到民族思想的原点！民族思想的原点，使我们得以超越一切英雄人格，实现完满的、非人格的王道。





六，走出沙漠的民族



当王国时代的高贵精神在我们身上流还，贵人的命运而不是亡国奴的命运，就会降临中国。当鲜血淋漓的跋涉，终于开辟了宪政时代的精神田园，中国才能走向世界，赢得世界的尊敬。



那一天，将有一个民族横越沙漠和海洋，高唱颂歌，迎接生命与死亡。他们像蚁群涌过火堆，欣然无畏，穿越民族的壁垒。一直禁锢他们强大精力的重重枷锁，终于被无情地粉碎。阻遏他们伸张正义的内忧外患，各个击破。



在这热血沸腾、兴奋不眠的历史时刻，人们被辽阔壮观的视野陶醉了。这个民族因而忘却了死亡、忘却了痛苦、忘却了罪恶、忘却了一切令人胆战心惊的东西：不是通过传统宗教的涤罪作用，而是通过新型哲学的饮酒功能。



他们的歌声，仿佛临终的安魂曲；他们的步伐，犹如自信的梦游者。他们以超然镇定，一一干完他们最勇敢的先行者不敢尝试的冒险、他们最富想象的先知者不曾设计的事业……



走出沙漠、越过大洋的民族，你们比摩西麾下的以色列人更艰辛！因为你们不是十二个部落，而是十二亿人！你们不是混沌初开的原始民族，而是腐败透顶的费拉民族；你们面对的不是没落的埃及法老，而是现代化地球的疯狂痉挛！



坚忍的民族！你们的苦难终于有了报偿。在渡过沙漠的旅程中，你们锤炼了自己的品质、提升了自己的品位、重塑了自己的品行、明确了自己的品性！那两百年间“死亡线上的挣扎抽疯”（一八四〇──二〇四〇年），所炼成的盖世三品，比我们祖先的五千年传统，具有决不逊色的内力。



是沙漠的艰辛，激起我们克服沙漠的勇气。是沙漠的绝境，逼使我们开辟绿洲的运动！我们知道，一切成功的“反抗侵略”的活动，必定导出“反侵略”的结果。秦人是这样反抗关东各国的；俄国人是这样反抗蒙古人的；日本人是这样反抗朝鲜人的；日耳曼人是这样反抗罗马人的；罗马人是这样反抗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的；希腊人是这样反抗波斯人的；甚至侵略成性、黩武为业的亚述帝国，也出于对巴比伦人数百年压力的总反击！



我们知道，现代世界各种族──各国家──各民族──各阶级的佼佼者们，梦寐以求的事业，只能由最善于承受艰辛的人们去完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刻，已经不远。不过，这并非“国际主义”促成，而是由秦人、罗马人这样的“被压迫民族”来实现，这，就是历史的报应。“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经·泰卦》）──信矣哉！欧洲古典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就是“罗马公民”，现代文明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将由谁来主导？



被压迫的民族啊，你们在绝望的沙漠中熬炼出来的结晶，不会白费。对沙漠的反应和回忆，是你们持久的激励。让我为你们衷心祝福！让我们为你们的行为扩张，辟开思想的角度！我们是为你们，而活着的。



那一天，将会有新的《雅》《颂》，从中国的大陆深部流出，文明的废墟，变成文化的绿洲。那一天，新的民族将说着新的语言。他们饶舌，仿佛在操练一种战略。人们也许知道他从哪里来，却不知晓他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的关怀，并不能使人们宽慰；因为他所开启的一切，过于巨大，以致托出无限的未知。



这基于某种宗教吗？或者，仅仅基于某种纯朴的感情。它是世界政治的陈旧总谱？或者，是某个民族的新兴意志。但无论如何，它不再是黄河流域几个小小部族的娱悦品，它的范围，也不再限于汉字文化圈──它不仅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还会改变地球的气候，过度的工业化也许缓和。它不像文中子的“雅颂摹本”那样湮灭无闻，消失在历史的湍流中；因为它不是临摹，不是发自个人的怀古幽情。它不是文字的工夫，甚至不是深厚的教养；而是某种原始的吼叫，一种孩提般的喧闹：仿佛一轮朝日，突然耀眼四方，仿佛雪巅崩溃时的隆隆巨响。



“教育”的压迫、“风度”的榨取、“学识”的奴役、“修养”的阻碍──都不足抵挡他的前进。他刺破历史的青天，舔舐清纯的眼泪，掠过稠密的鲜血。透明的精力、空灵的魔术，为他伴舞。新的光合过程将产生新的种族、新的文明！



新的《国风》和新的《雅颂》一同兴起──作为世界喜剧的开场白。它的《前言》说：“历史其实是喜剧。至于悲剧，只是喜剧的间隙。所以，视悲剧为恶兆的成见，将被歼灭。”新的《国风》是新民族破土而出的爆裂声。所以，它来自悲剧，但不固执于悲剧。



中国民族的天良、中国文化的冲动，呼吁我们：为结束近代中国的苦难、耻辱，一定要以新的体验，去开辟新的道路！为了不让重大的牺牲付诸东流，或者仅仅是为了“回报的必要性”，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大地在我们脚下，正展开多么新奇而辉煌的远景──让我们为了它，而忍受眼下的坎坷！让我们从悲剧的优美中，获得本体的安慰！



（1989年3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