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的文化哲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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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在许多情形下，一种思想的值，是与这种思想的“内在矛盾”成正比的！思想越深刻、越有独创牲，矛盾也就越丰富、越不屑以巧辩来弥合它。因为，世界本身就是这样充满矛盾的啊。



思想的社会值当然还得取决于它的表达方式。表达得越精巧，越可以流行一时。表达得越朴拙，越可以垂诸长久。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同一形式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啊。于是，表达精巧的表达对当世固说服力，但对文化隔阂了的后世，却是障碍。“晦涩的表达”以其朦胧有时反倒更有生命力：这是因为，它的“模棱两可”增大了它得到理解的范围，更有力唤醒了后世文化的想象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求：用艺术创作的方式来从事思想的研究。



认为论证一种思想比产生一种思想更为重要，认为思想的重要性仅仅系于它的表达──就等于说一个人的服饰比这个人本身还重要。这种看法验证于社会值上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的服饰标志着他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因此服饰对于他人来说确实比这人的肉身还要重要──还可以得到异性的利用……但却不是“普遍有效”的。



思想著作──极像高级艺术品：主要着眼于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以便读者可据以独立构造一个预计的“精神世界”，并体现强烈的方向感；而不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些百科全书式的东西。追求知识，并不是思想著作的主要任务，一如那也不是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当然，思想与艺术也并不排斥知识及知识的传授，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则是用一团“无名之火”──照亮每个人心底里的黑暗角落，唤醒他对生活、对一切值得为之献身的对象的“投注热情”：投注，从此成了他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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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们当其年轻时，精进勇为、爱慕西方事物；当其耄老时，日趋保守甚至越超保守、重新回味国粹？



（一）是受限于生命的潜力──故青春时代充满扩张精神；衰落时代则退缩畏避，回恋故旧。



（二）是震慑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剧变和文化革命的深化，转求一种较稳定的压舱石。



（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神奇的勉力──像陈年老酒般对老人充满强烈的引力。



（四）是中国的土地具有阴险的魔力──使人们的心灵在“狐死必首丘”之际，拜倒在祖宗们的阴影下？



我的研究表明，这四种因素同样并存，或多或少、参差不齐地支配着人们的“世界观转变” ──以致七十年历史悠久的共产教徒，竟十分奇特地转变成了孔门弟子和基督传人！



这也许并不由于“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而只是一种“对历史尘埃的痴迷”？



我们知道，任何文化模式，只有当它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代的主要问题时，──它真正的力才会透现出来。在受到多方尊荣之后，它情不自禁地意欲成为一把打开一切未来之门的万能钥匙！──这是一种文化模式，如果在其黄金时代也仅能解决社会问题、仅能减缓危机的次要方面，则不足以形成支配的影响力。



这些思想家们在其老年时倾心于传统文化──确实由于中国文化曾在历史上取得过 “解决了当时代主要问题”的成就。但是，何以他们在年轻时却并不如此痴迷呢？──这只能解释为，老年人特有的衰退与保守。老了，风烛残年、奄奄待灭。这时，“谨小慎微”成为人们的金玉良言。人们更多关心的是保住已有的，而非开拓未知的。人们更多注目于已逝的往昔，而非展望未来的可能。



这时，一种奇异的现象发生了，正像植物的枝叶，年轻时充满热情地向上伸展，带着无穷的好奇心探索新的领域……而一旦衰年将至，就无力地垂下了一度骄傲的枝头、收敛了凝视的心灵──他准备“落叶归根”。于是他就归返“传统文化之根”，以便为自己觅得一个已知的、可靠的、安全系数较大的“心理墓穴”。



原来这种“文化现象”是种“生理现象”！尽管这生理现象披上了一层文化的甚至卫道士的菲薄面纱──但仍然是“生理现象”。只是“经过无意的乔饰抑或有意的伪装的生理现象”。──这就是对老祖宗的思想、艺术、玩物以及泛泛的精神的爱？这样看来，“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不是别的，只是屈原的意象“狐死必首丘”中的那个“丘”。这丘是“落叶之狐”渴望回归的根穴！但愿它不仅仅是所谓“垂死者的永恒同在”！



思想家们的思想，常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存在辩护”。他们的创造性思想，就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创造性存在进行的独特的辩护”。所以，我们看到先有创造性的生活，而后才有独创的思想。



谢谢命运──这“存在”决非那僵硬的、非人的“社会存在”；它是一种难以动摇，多变而又终其一生保持着内在一致性的“生理存在”！──人的自然本来就如此丰富多彩地矛盾着的。因此，体现其节律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有待人们去“创造”──而是一种真实的“天性的流露”。这是我们最根本意义“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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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莱特在《哲学天才──维特根斯坦》中写道，“世界各地对他的思想与作品的讨论，他并没有参加。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常被误解，甚至被那些自认为是他的弟子的人所曲解。他怀疑将来是否更易于被人了解。他有次说，他觉得仿佛是为那些愿意用一种与现今的人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想、来呼吸不同生命空气的人而著作。仿佛为一种不同文化的人而写。所以，他拒不印行他的后期著作。由于他的思想深度和原创力，要了解他的观念是很难的。若要把他的思想融合为一个自己的思想则更为困难。同时，他的个性与风度，又是最有诱惑力和引导力的。学维特根斯坦而不接受他的表达方式与用字甚至不模仿他的声调、他的风采与表情，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伟人在历史上的意义，并不表现在他们的子弟身上，而是经过一种更间接、微妙、通常是料想不到的某种影响表现出来。”



不过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这位银行家的孙子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他具有极其杰出投资天赋，十分懂得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金融帝国之外再征服一个哲学帝国自我解嘲！——谢选骏）（逃避检验！——谢选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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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括弧里的话──故弄玄虚！自我解嘲！逃避检验！──都是我要加上的评论。要知道，我并不神化伟人，在我看来，伟人不过是些纪念品，一些标本，一些历史的遗物。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知道，并不是真理塑造了人的心灵，而是人的心灵创造了真理。公平、正义，只不过是人的理想，决非宇宙的法则。人与人的宇宙是共生的，在这种意义上，人并非宇宙的被动产儿。在这种意义上，人的理想（往往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理想，被伪装成宇宙的法则）。没有了人，便没有我们看见的这个宇宙（决不仅仅是“地球”或地球上的文明区域），便没有了我们生息繁衍于其间的“世界”、“气候”、“文化”、“时令”……只是在这种意义上，伟人才是人类历史持久的和值得骄傲的遗产。这就像是历史的一些纪念品，一些标本，一些玩具。



我们要想学习一个伟人的思想？那么，请先要学习他的生活。不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当然明白不了他的思想。如果一个圣洁的人竟然过着淫乱的生活，他的圣洁令人作呕。当然，人评判事物要以自己的生活和经验为准的。这是生物的本性。思想家作为一头活生生的动物，也是这样。所以，离开了“处境”即具体的背景，无所谓“思想”。剥离了思想家们所思的时之背景，思想就沦为教条。人们想劫获思想家的精华，才把具体的时空之血肉剥离开来，把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割裂开， 使之升格为普遍有效的东西，如此，“普遍的真理”被建立起来。但这样处置之后，普遍的真理是否真的建立起来了呢？当然没有，只有被伪造的历史。



出现这种始料不及的怪剧之关键，在于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有其不容忽视的代表性，因为他们的天性本身就有强烈的代表性！



天性产生奇特的生活，奇特的生活产生奇特的思想，奇特的天性于是一跃而为“时代的脉搏”……其实，所有这些全是骗人的意象，是想象出来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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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生活与真理的冲突。



有人为生活牺牲真理。有人为真理牺牲生活。既有人过于执地在生活和真理之间划上等号，又有人过于执地视二者为不可调和的死敌。各种极端主义份子就是这样，其或为纵欲者，或为禁欲者，或为经验论者，或为教条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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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实实”享受生活快乐的人是不需要思想的，所以他们是线条的人，而不是圆满的人。圆满的人，是经历圆周并懂得圆周的人，是那种从生活的轨道上被剥离开的人。但他们并不止于被剥离状态，于是便经历了英雄觅宝式的自我膨胀，把整个地球沦为一个不成规矩的跑道。唯独那失去了线条式的感官快乐的人，才可能拥戴甜酸苦辣的思想之圆。



历史上那些身后令人惊羡的伟大思想家与伟大艺术家，生前却怀着这样的苦恼：“我能干些什么呢？什么都不行，我被人群排挤，显得笨拙而贫穷。人们都厌弃我，仿佛我的相貌丑陋，仿佛我居心险恶…… 一切社会都对我砰然关上漂亮的人门，连狗行旁门也冷眼看我。”



于是我知道了，根本就没有“开放社会“，因为社会就是封闭的同一语！“开放社会”是个矛盾的虚妄！是丧家犬的哀鸣。是犹太人流浪世界时刻的谵语。我踽踽街头，独行荒原……于是我向另一个世界寻觅知音与对话者，历史的世界或是属灵的世界……耗尽了如许年华，煞白了如许青丝──可是就连我的精神结晶，我唯一的儿子，也是不走红的！没有一个行尸走肉知道它，我好像活在真空中。呜呼！



他们告诉我，“文如其人……”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人死去了，书却留下；人遭辱没，而后思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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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化，他们是文明；文化创造了“核”，文明创造了“质”。核是“非系统化”，一个核就是一系统；质是“系统化”的，一套质才是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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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核，要在中国复兴“语录体的时代”！这是春秋与北宋；这也是诸子与禅机的“死灰复燃”。本来的人类，将以自己的全部知识来诠释这些谶语式的神机；将以自己平庸祥和的质，来充溢这异峰突起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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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他在阅读古书时灌注了自己的幻想。是他的生机，使古书生气盎然，使之展现一个妙不可言的新天地。这是他的新的生命体验，他使古书复活，让绝路在陡然间活了。是他，使业已逝去的古昔重又归来。他，于此施展了高超的唤魂之术。



可是他现在失望了。也许他再也不会满怀生命的充沛希望了。褪色的古书再也激不起他的感应了，甚至反应也没有了。



他终于确切地知道，那是一堆并无生命的符号，不过是些往日生活的残迹而已。那里没有神灵？甚至没有心灵！！真的神灵和心灵，只是在他自己身上──时而潜伏，时而出击，时而哀愁，时而高亢——而且，永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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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只是载体与象征，文明的或是文化的。但是却没有一部书真能够“指导”人类去怎样生活。透过想象力的望远镜──也许有一部书在无限遥远的未来能够荣获这一精神垄断企业的神位，并被永久地供奉在祭坛之上…… 但也许，这部奇书迄今尚未笔诸文字……



有的书适于这些人，有的书又适于那些人，但是却没有一本适于所有人的书。不同的生活需要阅读不同的书。如果所有的人被迫都读同一本书──像过去的欧洲蛮子和现在阿拉伯蛮子读他们的牧羊犬强加给他们的什么《经》──那么，不同的生活者，所读出的也将是不同的段落、不同的神启。



──要知道，是人的内力，把书同化为自己生命电流的导体！尽管这导体要诉诸“非人格化的灵媒”，但是其本质依然是生命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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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读书大概是一种最廉价的消遣了。这种由于印刷和造纸术带来的“文化革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含义，上层社会（有权人）和中层社会（有钱人）因其娱乐所需耗费的时间，而使自己所握有的知识日少；而下层社会（穷苦人）反因无聊和生活压力的双重魔力而越多跻身于文化之原。



这种逆流而上的状态，使现代文明的内部的不稳定性日益剧增。“不满”越来越成为符号知识领域内的一个普遍特征。因为，“不满”是由那些被迫钻在书本里的无权者们创造并传播的。



这样，在我们看来，不消除这种“结构性的紧张因素”──现代文明一手制造的这种背逆与不满，终将毁掉社会的精神支柱。因为观念的世界是与实存的世界共生但又骈拇的，仿佛渗透又独立的一个领地。它既可帮助实存世界的放逐者免除孤寂之苦，又可弥合生活世界的非连续性──把一大堆茫无头绪的琐事，凝成一座充满意义甚至价值连城的堡垒。



当大师们说，“甲是甲又不是甲；乙是乙又不是乙，好事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坏事既是坏事也是好事”时，我们应该从古老的迷梦中，醒来了！从压抑了我们几十年的浓雾中挣脱出来；向谎言与诡辩的文明宣战！



──我们禁不住泪流满面：“大师们啊，在你的伪善中包含了对我们的多少轻蔑？”仿佛我们是些可以被信口雌黄的语言游戏给牢牢锁住的狒狒。



当大师们这样振振有辞的念经时，他们的咒语是显然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这两甲两乙、两好、两坏并不不表达同一概念！他们用词的偷梁换柱，粉饰了人世间的沟壑！以期达到愚民之效。他们就是如此“明明德”的吗？



他们的把戏是这样进行的：第一组的甲、乙、好事、坏事，指代的是一种存在；而第二组的甲、乙、好事、坏事，却权指代关于存在的某种评价或称谓。显然，正因为有关的存在也可以获得其它的评价或称谓，所以“甲（存在）是甲（称谓）又不是（称谓）”便也算经得起经验的验证。“好事（存在）是好事 （称谓）又不是好事（称谓）”，也显得通情达理──但谁曾想到这里埋藏着智性的诡诈呢？这不仅是偷漏概念的诡辩，还有搅混听众心中之水的榨取！在这种榨取中，利用存在与称谓之间必定有的那间距，取得了辩证逻辑！这辩证是一个超级的攻击武器，可以毁灭任何有价值的筑造，只是它本身却经不起思想者的检验与攻击？



在这座大师臆造的虚妄堡垒中，是非没有，黑白颠倒，阴阳混淆，人的思绪仿佛在太空中游荡、飘渺。于是，各种精神病毒，便乘虚以入。



揭示这命题的虚妄性，是奠定当代精神病学的基础。还原其病态，我们发现，它要说的不过是，“甲不是甲又不是甲，乙不是乙又不是乙，好事不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坏事不是坏事又不是坏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有效的语言表达和“智力训练”吗？



这群号称“大师”的思辨之驴、理论之马，所转嫁给我们的历史重负，该是到了被清除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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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出发点与最后抵达的思想目标之间的距离是无比遥远的。把他们精神上的初衷与其实际发生的历史影响作一对比是有趣的、也是惊人的。这一现象在艺术家那里更得到了体现：作者的灵感与其成品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其成品与接受者收到的意象之间则更有突变的、革命式的差距。但这一切，似乎又遵循着某种规划或“节律”，而不是“无缘无故的”。例如，原始出发点和最后抵达的思想目标之间，距离再远，仍有其内在一致性可寻。同样，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尽管有一条沟壑，但毕竟可以有所沟通。其间的缘由很难缕清，但确有一连串微妙的心理现象，贯连之。在交流的神韵中，一切虽不是按人们日用的逻辑来进行，而是以迄今无法明确解释的身心机制来互渗、推助的；但实际上正应了某位疯子的一句话，“伟大思想， 要靠其被误解的程度成其伟大。”也许这正道出了人的正常命运。但误解毕竟不仅仅是一种错误，它还是一种深化。即，按照思想本身（而不是思想家本人的原始意图）的道路继续前进，以致达到与其原来的结论完全不同的思想星座结论，甚至是方向背反的星座！



类似现象在大思想家之间更是彼此彼此的，从而形成了思想发展的奇特史：例如，伟大的精神常以反对来缝承，以否定来拓展；而固守教旨却意味着背弃先行者们的精髓。



我相信，一切伟大思想家若是转生再世，都定会成为自己先前形象的背叛者、反抗者。因为处境变了，易化方能通达。而转世轮回若干次之后，处境才又变得再度相似，思想也就再度不谋而合了。



这与《周易》最本质的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一切伟大的成功，不过是“适时”而已。



是随着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思想的相似性才又回转过来。所以最好的处世之法无非是“审时度势”、“安时处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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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伟大思想家最好的崇拜仪式，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其美丽的人格，剔除他过时的装束，以新的表达，更新其思想。思想家（“教主”也是这样）本人活着时，可以“自新”；但他死后就只有出类拔萃的、以反对者面目出现的继承者，得以用《周易》所说的“反复其道”来为之“刷新”了……这种永久性的易化（“反复其道”），构成了人类思想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史！激起我们的生命力“力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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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的生命力“力比多” ，“幻化了”生活、世界。否则，生活就再无整体感，变得支离破碎。世界也是如此。对于一个热爱自己（他们把这叫做“生命”）的人，缺乏整体感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使创造了有关生活和世界的完整图像，以便安慰自己的思念！因此，他使赋予这完整图像以确定的意义，以便安慰自己的思念！剥开了这层面纱，便不难发现：生活与世界，哪里有意义？ 只是我们的生命力不甘心失败，于是渴望一个肯定性的答案。因此，哪怕可能的答案是如此荒谬与虚假，我们还是不断追寻、甚至满怀自信地接受它，甚至置它于一种不容攻击甚至不准察看（这被时髦的术语叫做“检验真理”）的“至圣所”。这就是“世界观”的真象！



中国的寺院和祠堂里，因此供奉了太多的生气索然、毫无个性的偶像……而且重重复重重，新旧交杂。有谁将生命的清泉，注入他们死寂的躯壳？



也许，当中国寺庙里的偶像都活动了起来，中国群众惯于宁静的神经系统，会发生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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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理论能圆满地解释世界，更没有一种理论能把世界的实况纳入自己的胴体。有些理论长于解释这些现象，有些理论乐于说明那些问题──但没有一种理论面面俱到、样样擅长。



理论家要把自己的学说目为“真理”──就陷入了最深切的二律背反？



就我们所知，没有一种学说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一如没有一种办法（理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没有真理，只有因情设施的文化现象！这犹如作为自然现象的春夏秋冬──各有其时，各显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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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学说是“没有道理”的。但也没有一种学说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如果从心眼里把各色哲学、理论、思想、学说──都看成“应时而发”的大脑痉挛与精神之花甚至是艺术品的话，而不再拘泥它们的概念之网罩，也不再从终极性的、固定不变的定义去“僵化它们”──我们的认识功能，方才解脱了死一样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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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真理不再是枷锁，但愿是人去创造（而不再是卑躬屈膝地“发现”）真理；而非真理 （上帝、物质、自然规律、三纲五常……）来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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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神话，在我们手里破产。



未来的牧师，不再谴责我们的破坏性。



我们的扫荡，是为了你们的新生。











　　



第二章：英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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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乐园”的主题，对人的灵魂具有极大的“引力”。你看它，从古代巴比伦世界的神话，一直变奏到现代世界的文学、艺术、哲学、科学──不绝如缕。它如泣如诉、似怨似慕──歌咏某个盛世的一去不返，悲悼人的永劫不复。真的有过一个天上的“乐园”或地上的“黄金时代”吗？



确实，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都有过“乐园”。希伯莱人说，他们的祖先住在一个名叫“伊甸”的乐园里，在上帝的保护下，无忧无虑，过着幸福的生活。希腊人说，他们的祖先住在“黄金时代”里，那时“没有压迫、没有法律，却自动地保持着信义和正道”。没有战争和武士，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四季常春，土地不需耕耘就有丰饶的收获。溪中流着乳汁，山树中滴淌下蜂蜜……中国人说，曾有一个美满和谐的“五帝时代”。人们“鼓腹而歌”，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生活……



但幸福的幻影破灭了，只留下残破的记忆碎片。人与大自然（在《旧约》中被描绘为“上帝”）的和谐关系，被一种不和谐的、摆脱单调状态的力量一举击破。《旧约．创世纪》，把这力量描绘为“蛇”、“恶魔”、“撒旦”。上帝创造的女人夏娃（原义为“生命”）受了好奇心的驱使，偷偷采摘了“智慧之果”，与男人亚当（原义为“人类”）一同食用。违反了上帝的禁忌，被逐出乐园。开始了艰辛的、自已创造文化的历程。人的文化出现在历史的晨曦之中。



神话的寓意，透露了这一古老的信息：人的苦难，来自他（与她。尤其是“她”，这一点对以后的历程至关重要）的好奇心。来自人的知识。人的知识和文化，是从对上帝的离弃中，是从对原始禁忌的破坏中产生的。这是否意味着：要结束人的苦难，也要从他“吐出”智慧之果、重新学会“泯灭善恶”、摒弃知识与文化而着手？这并非奇想，要知道，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理想国”、“乌托邦”──正以此种动机为其内核，企图以人为的力量，来重新返回浑浑噩噩的“乐园”！不错，那里没有苦难了，但也没有文明，没有不断变化的生活。这正是一切乌托邦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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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认为，以色列位处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神庙的基石代表世界的创立。该基石深深扎根达到地下水体（Tehom），这泓地下水与巴比伦神话中的“apsu”同义，为“创世之前的水”，是最初的宇宙。可笑吗？



密教著作家因陀罗菩提说，“同样的行为可以使有的人在地狱中被业火焚数千年，而有的修瑜伽者则可得永久的解脱”。（《智成就经》[jnanasiddhi]第15页）



至于伟大的菩萨，在世俗面前却如此矛盾：“已达涅槃，但仍示现世间；已知无生，但仍求渡众生；确住清静，仍不弃欲乐。菩萨虽乐法喜，身边常有妇人，歌舞嬉戏。”（实叉难陀[siksananda]汉译本《华严经》）



在《吠陀》中，火神阿耆尼（Agni）存于水中，而苏摩汁尽管源于天界，却被宣布为生命的“种子”、不朽的“关键”。人与动物的种子因而是“火一样的和水一样的”。



在古代波斯宗教中，使琐罗亚斯德和他的母亲通体光明、烛照村舍的“斯瓦列纳”，正是类似的“神圣而富于生殖力的、火一样的明亮的液体”。



在后起的摩尼教义中，性交特别是生殖被目为邪恶，因为它助长了“被俘获的光在子孙们肉体中的囚禁时间”。完美的生命在于不断净化行为，使光（灵魂与种子）与物质分离──这就是“救赎”的根本意义，救赎与世界本身的终结是一致的。



在琐罗亚斯教义中，牺牲献祭（yasna）的根本目的即在于结束生命的“混合状态”而促进救世的上述“分离”。如仪礼正当，行祭者可以收获“玛伽”──一种“积极的出神”，行祭者因此得到魔力和超常的视觉，以达肉眼不可企及的直觉。



玛伽状态还是“纯洁状态”，它赐人以“支配权”。通过“变身”，从受命运支配的肉体状态，进入灵魂状态。



这是一种多么不同于西方式自由意志说的自由意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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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塞利格曼（C.G.Seligman）在《非洲的种族》一书（伦敦1930年版）中曾讨论过类似“玛伽”的“巴拉卡”现象。巴拉卡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字义为“赐福”，但在北非的含米特人那里引伸为“从神那里得来的美德”。因此，用该词指一个高浓度的巴拉卡的人时，可译为“圣人”。按照回教定义，没有任何人比先知穆罕默德具有更多的巴拉卡，可惜他只能将一部分巴拉卡传给了舒赖法（shurifa，单数形式是sherif[舍里夫]），即他的女儿法蒂玛所生的按男系计算的后裔。除了舒赖法以外，具有巴拉卡的人大都是为伊斯兰教作战而牺牲的英雄和地方上的圣人。可见具有巴拉卡的人，或是由于他们的血统，或是他们在生前作出了奇迹而出了名。摩洛哥当时苏丹的巴拉卡据说同时具备了这两种神圣的因素；他不但属于舍里夫家族并是其族长因而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他是苏丹，即“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因而又是神圣的。根据回教神话，每天早晨有四十名圣人从他头上越过，因此他的神圣性质可以不断得到更新。



国家的幸福有赖于苏丹的巴拉卡；他的巴拉卡若强，谷物就丰收，妇女就生产健壮的婴儿，国家就繁荣昌盛；一九零八年沙丁鱼获得大丰收，就归功于一位巴拉卡特别旺盛的苏丹在不久之前继承了王位。其他具有较多巴拉卡的人，地位虽然比舍里夫低，却形成了一种宗教贵族，称为马拉布廷（马拉比特或姆拉比特），法语将它误为马拉博特，因此马拉博特一词在北非各地便是用来指一位圣人。



巴拉卡基本上是一种可以传递的法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圣人往任何一个愿意受惠的人的嘴里吐一口唾液，或这两个人在分别之前一起吃东西也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圣人必须作一次传统的祷告。



关于巴拉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最令人惊愕的莫过于圣人的神龛所具有的庇护力。有一种说法是，不但在神龛周围的院墙之内，而且在附近许多用作路标的圆锥形石堆的地方，只要在石堆上能看见神龛，这一整块地区也都具有庇护力。任何人到达能见到一个圣人的清真寺塔的距离之内，就受到他的保护，不会遭到任何形式的迫害。这些神龛常有墓地因而更加神圣，在其上所发的誓言约束力特别大，那是由于其圣人的巴拉卡的缘故。（这个巴拉卡，与某些新兴宗教所谓积德标志的“白色物质”，是多么相象啊。2001年附注。）



在圣人的神龛里发生的奇迹多得不胜枚举。圣人们大多强烈反对基督教徒或犹太人。例如韦斯特马克教授──本章有关巴拉卡的叙述系摘自他的著作──曾被禁止走近一所特别著名的神龛。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是北摩洛哥的大西洋岸边有一个小镇，由于它的圣人加以反对，早已没有基督教徒居住了，因为凡是企图在那里居住的人都病倒了，不得不离开。特别要加以强调的是，巴拉卡对外界的影响极为敏感，它会因此被玷污，效力降低。人们深有自信地说，穆莱·阿卜迪阿齐兹苏丹之所以失去了他的巴拉卡，原因之一是基督教徒经常出入他的宫廷；还有，某些偏僻地区的理发师说，他们在丹吉尔的同行们的剃刀上没有巴拉卡，因为那是基督教徒磨的剃刀。在犹太人或基督教徒的房屋里做的祷告是无效的。此外，犹太人不可在打谷场上走，不可进入粮仓，也不可走近蜂窝，否则蜜蜂将不能自制地乱飞开去。



在“半含米特人”（如下面将涉及的希卢克人国王）那里，类似的神力则具有一种较不普遍的即“特定的”形式及其神话。希卢克人的国王把自己的家宅建在一座引人注目的人工砌造的土墩上面，这就是关于他的权力的最雄辩的证明。要了解国王的这种“神一般的性质”就必须说到希卢克王国的起源。这起源可回溯到一个名叫尼阿坎的人，尼阿坎同他的随从们脱离了祖先的群体，后来住在东加扎勒的部分地区，他们继续流浪，一面走一面进行征服，后来变得很强大以至建立起王朝和国家。



尼阿坎是希卢克人真正的文化英雄，应当被看成是历史上的人物，大概生活在十七世纪初期。但是他和许多伟人一样，不是死去的，而是消失在一阵大风之中。自从他消失以后，人们就对他产生了那种对待半神的乃至对待真神的崇拜：人们认为他的灵魂存在于每个国王身上，这种内在性就是国王特权的起因和原因。因为体现了尼阿坎的灵魂，所以国王被认为最终应为其国家和人民的繁荣负责；而为使尼阿坎的灵魂能栖存于一个十分健康的躯体之中，希卢克人的习惯做法是，在国王表现出健康不佳，或因无法满足他的众多妻子的性要求而被证明为逐渐衰老时，就立即被人杀死。因为人们认为，如果神的灵魂栖存于一个精力不是很旺盛的躯体中的话，那么精力的缺乏就会影响到灵魂本身的存在，而由于国王的生命力衰退，牲畜就会生病，不会繁殖，庄稼会烂在地里，人们会生疾病，会有愈来愈多的人死亡。我们在讨论国王的死和新国王就位之前必须指出：尼阿坎的灵魂在新王就位时，才进入他的身躯，不存在什么天生的国王。







042



人类学家发现，智人出现之前的古猿，就已经具有私有财产。争夺原始财产，是各种野兽的目标。雌虎和她的窝穴、狼群与它们的领地、老公猩猩与它的众多“妻妾”和“子女”之间──都有牢固的占有权关系。原始人类也同样如此。阿连金森在他的《原始法律》一书中指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家族部落中的“长老”们，毫无例外地“占有他的妻子们和女儿们”，牢牢控制他的原始工具和领地。谁要不慎闯入他的“禁脔”，他就与之战斗──只要可能就杀死他！



在这种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年轻人毫无权利。甚至被逐出部落群体──如果他们想分享长老的一点权利的话。因此部落及其文化的发展极为迟缓。渐渐地，长老们开始“容忍年轻人的存在”：允许他们拥有从其他部落掠夺来的女子，承认他们对自已制作的工具和装饰品，并对他们自己猎获的动物拥有所有权。这种“让步”的动因是，在对抗其他部落的战争中，有必要加强自己部落内部的团结与实力。奴隶制度，实际上是对原始所有权的扩大。它承认同一部落（或部落联盟）内部的成员（“自由民”），有同等的权利去占有自己的战利品。



封建制的所有权，又是对奴隶制所有权的扩大──它承认在原先通行部落内部的权利，扩大到整个国家内部。只是，这一扩大还是受到等级制的人为限制。



尽管迂回曲折，但历史的线条显示：人类集体的成长，是和领袖人物的个人独占的程度成反比的。







043



耶稣意欲革新犹太人的宗教观念，结果被大祭司交到罗马总督彼拉多手里，判处死刑。他被带到“髑髅地”，钉在十字架上。……“中午的时候，黑暗笼罩大地，约有三个小时之久。到了下午三点左右，耶稣大声呼喊：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



伟大的基督，人类的救主（基督意为救主），自视为上帝的儿子──他不畏艰险、力斥群言，为完成救赎人类的使命，甘心奔赴耶路撒冷，为上帝而殉难……但他弥留之际，为什么却开始了对上帝的怀疑？耶稣临死的呼喊，激起了一系列巨大而持久的谜团──它绕在人们的记忆中，困扰着两千年来基督徒的心。人们问道：“耶稣为什么这么说？”于是，许多神学理论缘此而发。但滔滔的雄辩，并不能使人释然。



在基督徒式的正统疑问后面，有一个历史学式的疑问：《新约》的编纂几经周折，大量的经书遭到裁汰，为什么这段充满怀疑主义精神的呼喊，竟能奇迹般地流传下来，回荡千古？



在我们看来，其原因不是“疏漏”所致，而在于人对上帝的深刻怀疑。以致，最虔诚的基督徒也缺乏抹去这段宝贵记录的真正勇气。在宗教活动中举足轻重的幻觉作用，直接导致对感性世界的怀疑，但不直接导致对上帝的信仰。“上帝是人创造的”──这是说，人类对上帝的信念，经历了漫长而充满痛苦探索的发展。这，就是虔诚者所说的“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上，充满了“魔鬼的诱惑”：其根本魔因恰恰深植在人性之中：人对上帝的态度充满矛盾：他本能地怀疑上帝；但为了克服这一本能，获得生活的确定性，又不得不信从上帝。以致，用严格的教议和硬性的教条，规定出种种违反本能的信仰。



这一矛盾，存在于各种宗教、信仰的灵魂深处──而在耶稣基督的旷野呼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谁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本能，去删除它呢？人类在本能上相信上帝，但在经验上却怀疑上帝，是因为上帝确实经常“离弃”人类。也许，在原始人类受到幻觉（而非“幻想”）支配的感性世界里，确实有过上帝、“众神”的存在。但他们随着人类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的加强，众神终于消隐在人的视野之外──人们看不见他们了，只能“凭着心眼”去体验。当人从自然状态里初次分离出来，他就与上帝分手告别了。是文明人驱逐了上帝（然后再在信仰中接他回来，使之“复活”），还是上帝驱逐了文明人？不论如何，人神之间就这样彼此离弃了！



按照自然主义的创世观念，上帝和人，原从同一片“混沌”中分化出来──“山有多高，海有多深”；上帝的崇高，反衬着人的卑下……





044



对于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因，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流行的社会学观点，把人看成一种经济动物，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吃饭”二字。因此，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应该归结到求食的活动。历此，人类文化的内核，与鸟兽生活的内核，几近一致。决定人的命运的要素，是同于其它动物的食物生存的经济环境。



有一种一度流行的心理学观点，则认定人的各种社会动机，都受到性行为或性表现的制约。这当然是种极端的观念。但是，把饥饿、干渴、求暖、性欲等生物学上的内驱力，以及回避痛苦、追求快乐等条件的内驱力──视作人类行为的至上动力。它片面地认为，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只是以上述生物性和条件的内驱力为基础的。这种结论，事实上把人降到了一般动物的水平。即，抹杀了人之作为人的最根本的特质。那么，人的最根本的特质是什么呢？首先，是他超动物水平的能力，如语言的思维能力和操作的劳动能力，以及精细的记忆力（这有赖语言能力的发展）和杰出的想象力、创造力（这有赖操作能力的发展）。但仅有能力而无动机，是产生不了任何行动的。正如只有燃料而无火星，是生发不了熊熊大火的──不论燃料如何充足。



人类最强烈的、最能区别于一般动物的行为动机，是他广泛的好奇。



儿童很早就开始探查他们周围的世界，他们被新颖的视象和奇异的声音所激动。他们不停地摆弄玩具，并考察一切可以接触的感觉对象。儿童对环境中的新奇事物特别敏感，如把环境中的刺激作用予以剥夺，则将阻碍儿童的发展。剥夺的程度，决定阻碍的程度。实验表明，儿童的这种行为表现，用生物性的和（如求食求性）回避痛苦的内驱力，难以解释。更合理的原因，在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理。



好奇，不仅决定着儿童的许多行为，还影响着不少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方式。如猴子相当一部分的日常行为，显由好奇心的推动。美国心理学家R.A.巴特勒在其《猴子的好奇心》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的报告和分析。他发现，猴子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坚持不懈工作的时间，竟远远超过它们为了获得食物奖赏而进行的工作。他的结论认为，探索一切事物与情景的强烈倾向，为熟悉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用的机理。幼童和幼猴，比之成人和成熟的猴子，具有更强的探索未知事物的热情，这表明，早期的、大量的学习，多半得自这种好奇的动机。而生命早期的大量学习，是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生存发展的主因。可见，好奇心对人类文化的继承、发展，比之各种动物共有的基本内驱力，有更大的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被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称为“性欲”的那种内驱力，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变相的好奇心。弗洛伊德认为，随着文明社会约束力的强化，人的爱欲对象，受到两层限制：一、必须在成年异性中寻找爱的对象；二、这种先择还需受到风俗道德和法律的限制，被婚姻关系固定下来。因此，人的爱欲，受到了沉重的压抑。



但这种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作为生理现象的爱欲、性欲，从性生理满足的角度看，并不需要广泛的、毫无限制的“对象”。从生理满足的角度看，只需要“一个”、至多“若干对象”，他（和她）就不再会产生“压抑”之感。因为，受到文明社会压抑的，并不是性欲本身，而是一种特殊的好奇──性好奇。这种性好奇猜测每个性对象都不相同，都值得一一探索；从生理上推断，这一好奇是从性欲派生的，但从心理上考察，则是人的广泛好奇的一个分支。



性的好奇，有两种形式：



一、性的窥探与想象。



二、性的涉猎与犯罪。



这两者都不是生理机制的产物。而是心理机制的产物。即，好奇心在性的方面的活跃。



同理，人的经济活动，并不局限在“吃饭”，或仅仅占有保障生存所需要的物资等方面。经济活动大多以占有欲为最终目的，但其基本动机，也与好奇心理有关。这里，想象力起着决定作用。



牧师的儿子、叛教者尼采有句名言：



想象着获得财富，比真的获得了财富，更使人陶醉、激动，因而想象更能激发更大的行动力量。想象着荣誉、地位、及美好的一切，比真的拥有了这一切，更能激发起的那种力量是好奇的力量──是猎人的本能。行动者渴望满足自已的好奇心，去体验一下“成功后的快乐”。但真一旦的“达到了目的”，往往反倒顿觉空虚了，因为，最本质、最隐秘的动机──好奇与探索──已经实现，到达目的就感到厌倦了。



即以最生物性的活动──吃饭而言。人要求经常变化“口味”。这固有营养学上的需要，也有摆脱单调的食品环境的冲动；但人还常常“尝新”，常去采食不曾食用过的动植物。其结果，是人类的食谱不断扩充──有着生命界最广泛的食品范围。但其原动力，却并不是“饥饿”，而是对食物品种的求新好奇，所以人们把同一种质地的食物，做成不同色、香、味、式的品类，以满足食用心理而非生理上的需要。



要去满足好奇心这一心理需要，外化为种种有关食物、居室、性活动等层面的文化需求。然后，人的各种文化样式应运而生，以满足这些变相变色了的需要。







045



宇宙是冷酷的。即使它炙热，也使人感到它冷峻，因为这是种无生命的温度。真正不冷酷的只是人的某种热情。但热情也终会熄灭的；无论谁都不应寄希望于一种永恒的、不衰变的热情。而热情，往往也包含着冷酷的决心，并会开出一片意想不到的冷酷之花。



人生像一枝忽忽的蜡烛，但是它仅仅燃烧自己。它照亮什么了？它仅仅照亮自己，和自己周围十分有限的一点点空间。它照亮的时间是短促的。只有它自己才觉得自己有其漫长的一面，因为这是它的世界图象的自我反照和自我想象，尤其是后者，使它觉得自己断非一般，而是空前绝后──不仅聊以自慰，也是一种真心诚意的“认识”。直到它的火快熄灭了、光快暗了、热情逐渐冷却凝固──那无边的黑暗又悄悄逼近并默默包围时：它对着自己再也振作不起来的残火，无奈地发现了这一点、悲哀地承认了这一点。



这一枝蜡烛烧净了。因为它照不见自已了。至于照见宇宙──那是从来没有的事，也永远不会有的。尽管整个宇宙的黑暗也无法消灭一支蜡烛的光辉！（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Francis of Assissi）问题只是，被照见的那个自己常常不同罢了。进化论肯定了这一点，至于宇宙问题、至于能否照见宇宙的问题──那是进化论无力解答的。



古来的“神秘主义”号召“到内心去寻求上帝”──正是出自对人生这种状况的深刻直觉。而所谓“上帝”正如“宇宙”的通常用意──那是“我化”了的东西，正如自我往往在事实上而非在想象中要“被异化”一样。



要是没有了饥饿、恐惧、寒冷、失意、危险、耻辱、敌视、困苦──“生活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要是人的一切愿望都得到了不言而喻的满足──生命就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空壳……成了最简单的能量的循环式。所以人们充实生活，经常发动无谓的冒险。







046



“祸水”的观念，在各民族古老的神话传说到现代的民俗心理中，都强弱不等地存在。它的内核是“女人祸世”，即人类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幸，是由某些坏女人的作用所致。这些人怀着恶毒的阴谋，施展种种手段，终于毁掉了人的幸福与平静。



“祸水”观念，有时甚至影响了社会政治的进程，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二十世纪俄国革命（“二月革命”）的前夕，群众对奥地利籍的法国王后和德国籍的俄国皇后，都充满不信任的情绪。人们认为“罪恶”主要来自这些坏女人及其阴谋。中国的例子更有名：传说中的夏代亡国之君夏桀的宠妃妹喜，她喜欢听撕裂绢缎的响声，因而君王为她毁去无数的财富。商代的亡国之君商纣的宠妃是妲已，暴君为了满足她的好奇竟命人把冬日渡河的群众抓来，砍断胫骨、察看骨髓是否充实，她的科学精神真是用的不是地方。至于毛泽东的”宠妃“江青，也是众所周知地祸国殃民。“坏女人”通过害人来获得快乐故事，似乎证明了“祸水”的实在性。西周末王（幽王）的王后褒姒，也是个怪异的女子。她生来从未笑过一次，厉王深感遗憾。为博得“美人一笑”，他竟举起烽火，诱骗诸侯“救援”。结果瓦解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周武王对“祸水”的评价，三千年来一直统治着中国人的心。他认为，商的灭亡是妲已的罪恶所致。所以，他斩下妲已的头颅，悬在“小白旗”上，以儆尤天下人心。（见《列女传》）



这种态度，与罗马独裁者屋大维对待著名的埃及女王克娄奥佩特拉处置，在政治用心上有其一贯之处。埃及女王先是迷惑了伟大的凯撒，后又控制了一代名将安东尼。从而在罗马的舆论中名声狼籍。屋大维认识到“祸水”对他的危险，毅然拒绝了她的诱惑，而终成王霸之业。



有一种普通的看法，认为“祸水”观念的本质，是父权意识。即，在男子中心的文明社会里，常把危机的发生责任，推诿到“弱者”──妇女──身上，以摆脱男子自已应负的主要责任。……这个看法，有部分的正确：“祸水”这一评价，确实含有推卸责任、转嫁危机的倾向。但是，许多“女人祸世”的故事，却在评价之外提示了一个事实：在历史转折的某些关头，妇女确曾起过先驱式的作用。而这作用，是由她们较为敏感的精神倾向，更富好奇的心理特点促成的。



人类是如何从自然状态“堕落”的？是从女人的好奇与尝试开始的──夏娃偷吃禁果，破坏了神圣的自然律。文明社会，为什么充满了动荡和不安？是从女人的好奇与尝试开始的──潘多拉打开了天神所赐的匣子，放出了瘟疫、罪恶和欲望。只保留了一点可怜的“希望”……



女子比男子更聪慧。她的心灵飘逸着不可名状的好奇。任何高级文化，尽管在表面上都逼使女性退居次要地位，但却离不开女性的才智（或为视线之下的“基础”，或为对既成的文化发出疑问的新“出发点”）。法国贵族妇女的“沙龙”，就曾在欧洲文化史上起过温床般的催化作用。根由在于：女子有更强的直觉力，更敏锐的感受力、更迅即的模仿力。



谁都知道，女子的语言能力远远超过男子。人们常常发现，同时移居它地的成年男女，女的学会新语言，比男子较易。女子对事物的理解，比男子有更近乎本能的洞察，男子则更多依赖推理等抽象智力活动。另方面，女性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摆布。比起男子来，她坚持自己意志的力量显得薄弱一些。这些特点使她面对新生事物的态度变得矛盾：既爱新奇，但受到压力时又易于退避以至根本放弃。



各种“祸水”故事，讲述的实际上是个好奇心的问题。妹喜特别爱听撕裂绢缎的声音，是因为这声音在生活中太稀罕了。她的“罪恶”，只是不受节制的好奇。妲已的“罪恶”亦属此类。她的直觉断定：年长者在冬日涉过溪流时之所以惧寒，是因为骨髓空虚的结果；而青年人的骨髓充实，故祛寒力强。为了“验证”这一猜想，她唆使商纣王当场断下涉川者的胫骨，进行“活体解剖”──造成常识不能接受的惨剧。



人的许多“罪恶”，都是过度使用好奇心的结果。



基督教说人类的苦难和文化来自“原罪”。细细考察一下，不难发现苦难和文化这二者本来就是同源并同步发展的。一则韵味无穷的寓言说，“原罪”就是女人经不起“诱惑”，背弃了神的诫命。剥去其神学外衣，发现原罪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神的诫命”，只是那必然要被人的探索精神摧垮的自然奥秘。而所谓“诱惑”，也并不仅仅来自“狡猾的蛇”与“恶魔”，或任何外在的“客体”──诱惑，只是人类无穷无尽的好奇心理、求新意志的外化投影。







047



伏尔泰说：“要是没有上帝，我们也会制造一个上帝。”反过来说──“要是没有诱惑，人的求新意志、好奇倾向，也会生出自己的诱惑！”这，就是“原罪”在文化学上的真实含义。文明是“原罪”的产物！原罪，则在文明之光的催化下分化为形形色色的“罪恶”。尚未心力交瘁、疲惫厌倦的文明人类，将闪射着兴奋、激动的眼光，投注在“原罪”上。只是等到人们在文明的崎岖之路上劳累不堪时，才会回首企盼没有原罪但也没有文明的“黄金时代”，产生种种关于乌托邦的幻想。看一看各种乌托邦图景创作、流传的日志──便不难发见：它们都涌现汹涌于社会衰落、文明停滞、精神疲惫、信仰崩溃的时代。



凡是“有活力的”东西──就是“好的”。愈富于活力的东西，就愈生动、愈新颖；它的形式极其不固定，的“性质”也日日更新。它不断地涌聚起来、增长起来、在广袤的大地上四下里扩张、骚动──任什么也挡不住它的热情之奔放。它也不断地消散、心灰意懒、穷极无聊、独蹙于阴郁的一角──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悲天悯人、沉思泪彻了它的洞天……



人们说它是“恶之花”。是世界罪恶的私生子。它没有足够的道德掩护去继承世界罪恶的王位──因为它不太投合俗人的胃口、不太有着伪善的面目和卑劣的决心。但它却象一个孤独的隐士──永远创造着世界文化的天地。不论这天这地是绿的，是红的，还是黑的，或蓝的……



它弥漫着自身。所以它需要扩展、要“伸个懒腰”、要创造某种不属于自已的东西、某个“精神上的儿子”。是“第三世界”的源头。“第三世界”被一种神奇的魔力和怪诞的倾向一旦创造了出来就狠狠支配着──要向它的“精神之父”，它的源头，创造者敲榨勒索：直到他们穷精竭虑、半死不活而后已。要延续自已的愿望支配着第三世界；要完成自已的愿望催促着第三世界……



除了“第三世界”──还有一个“第四世界”，一个人类行为的“第四世界”。当然只能是某一部分人类。一切“有活力的东西”总要超出自己去实现某种不同种属的表现──溢出自体，第三世界就这样支配着第四世界。







048



文明与原罪，是可喜可叹的孪生之子。



如果人类不曾受到强烈的诱惑，如果人类不曾对上帝的自然法则犯下“破戒”的罪行──他诚然不失动物式的“幸福”，但却产生不了人类特有的“光荣”。这光荣，体现在这一曲折的形式上：“受了诱惑──认识诱惑──再用理性的力量去净化诱惑，以创造更高的文明”。



“克己复礼”，是文明衰落、社会危机时的理想。它有弥合社会分裂的心理效果。但它的出现，并非向上精神的征兆。只是希望向下滑动的速度放慢一些，藉以减轻社会冲突的危险度。它的具体消极性表现在：如若人人果真成功地克制了自已，文明的持续增长所需要的“燃料”──“诱惑”、“欲望”、“罪恶”──也就无形消失了。“克已复礼”的抽象价值在于，正因为它实现不了，反倒有助于缓和文明的紧张程度。正如“和谐”的理想，也与文明的本质相冲突，但却能为过于炽热的文明进程，提供一帖爽人的清凉剂。犹如绿色和平运动在地区暖化的危机中，异军突起。







049



文明，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具体的文化发展，可能甚或必然趋于衰落、消亡──以便为新的文化、新的星辰提供空间──但却不可能逆转。“复辟”现象，只能是局部的、形式的。因为“全面复辟”的设想，违背大宇宙也违背小宇宙（文化世界）的定律。文明意味着：我们被一种自己正在参与、但却是自己控制不了的进程主宰着。我们身在其中、心摇其间，能动、能变，却不能不动、不变。







050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一百二十年。'



那时侯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旧约·创世记·第六章》）



世界是广大的，又是狭小的。世界，并不是独立于“人”这一主体之外的某个纯粹客体。恰恰相反，人们历来所谓的“世界”仅仅是：受到人的精神之光辐射、被宇宙的神秘所透视的某个低下的空间及其显示的时间变化──世界，是被人的心灵之眼洞察到的宇宙之角；进一步说，作为人的身体属性的生存空间即是“世界”！在“人”这一主体的身心整合作用之下，物我成为同一的。



对不同的身体，“世界”因此是不同的。正如对不同的心灵，“宇宙”是不同的。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就是“四海之内”──而中原的“诸夏”国家，位于世界的中心。古代希腊人认为，“世界”的中心是他们海上活动的基地──爱琴海。爱琴海的西部陆地据此被命名为“欧罗巴”，东部则命名为“亚细亚”。



著名的世界征服者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从希腊一直掳掠到印度河流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以及他那时代的一切希腊、波斯的有识之士）认为，印度已是世界的东方尽头。他们不知有中国，更不知中国之东的万里之遥，还横卧着一片比当时已知的全部世界还大的“美洲”！同时代的中国人，好不到哪里去，也正忙于自己的“战国争雄”，对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



人心目中的“世界”，是如此逐渐广延、深化的；但人对世界的认识，就构成人心目中的“世界本身”。这是多么富于戏剧性啊。



人类越原始，他的光所能照亮的世界就越狭小。而没有从宇宙的神秘折射而来的心灵之光──人是看不见世界的。他无从形成关于世界的任何观念，哪怕最粗浅、最狭小的观念。原始人类的活动空间局促，他们的生存之角十分狭小──因此，“狭小的世界”对他们便成了“广大的世界”。每个群落，都被自己的圈所囿，他们只能以类似神话的形式去设想自己圈子外的事态；再以此回过来解释自己圈子内的种种现象。



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知疲倦、满足的拓展，其“扩张精神”达到无限贪婪的地步。他总渴望获得新的质料（物质生活的光与热）、新的信息（精神生活光与热）。他总是渴望到现有的生存之角、宇宙之角外，寻求更新更神秘的实体。这实体被想象的魔力挑逗，又以确定性使人神往。于是，矛盾的双重（想象性与确定性）凝成巨大的引力──把人牵出那因熟悉而变得温暖，但又因熟悉而变得乏味的窝。这时，他面对更广大的、更让他激动的“新世界”。



世界并不新，但它超出了旧心灵的观测范围，故有新奇之感。







051



一切英雄，都是扩张精神高涨的时代。英雄时代，并不是一去不返的考古学上的遗物，而是永远潜伏在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机遇，因此英雄时代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把人的命运重行推向更心的奇峰，即便在最平庸最压抑最堕落最灰心的年代（如当今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每一个正从旧文化的模式、旧眼光的局促、旧生存空间的牢笼中挣脱出来的时代，都是一个英雄时代。我们就身处一个英雄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人民都曾有过自己的英雄时代：



十字军东证，是中世纪欧洲的英雄时代；



地理大发现，是近代欧洲人的英雄时代。



特洛伊战争是古希腊人的英雄时代。



十八到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是现代产业体制的英雄时代。



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是共产国际的英雄时代。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就是二十一世纪某种进程的英雄时代？



──正如青铜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英雄时代；国家的起源则标志着人类面对秩序与良心的巨人冲突而作出痛苦抉择的英雄时代……







052



英雄时代伴随着文明的生长而循环反复地有节律出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此可能成为一个英雄。每一个英雄时代，都伴随着一个事实上的文化革命运动。后人正是透过这一运动的若干文化沉淀（“结晶”），去体察这些英雄时代的存在。真正的英雄时代，是有生育力和繁殖力的，它是新文化的被裸。英雄并不是一个溢美的封号，不是力士与忠仆，而是文化的教父──“绝后的英雄时代”即等于虚无。







053



各个英雄时代有个共同的业绩：突破隔离。



军事征服是突破隔离的一种方式；文化革命则是突破隔离的另一方式。



它们面临着的共同挑战就是：如何突破隔离？至于它们的应战方式则各各不同。



有的文化机体如犹太社会的英雄时代，是从宗教信仰下手去突破它的局促状态，从而完成了一神教革命。



有的则从军事征服下手，如亚述人的英雄时代，从而完成了世界帝国的建立。



有的从经济贸易下手，如古典希腊和近代欧洲的英雄时代，从而完成了产业革命和技术革新。



有的则把政治地理、文化表象生活领域整合为一，如秦汉中国的英雄时代（殷末周初）；从而形成世界史上最庞大、绵延最长的政治文化的共同体。



在世纪生成过程中，各文化共同体又面临能走多远、能克服隔离多久的问题。英雄时代终会逝去，扩张的精神趋于衰退。它的突破隔离的效率，总会慢下来，它的“新边疆”形成新的隔离之势。



这时，英雄时代无上自信的热情。会让渡给审慎、冷静的务实态度；以信仰为基础的勇往直前，会让渡给策略性地试探发展。同时，英雄时代最宝贵的品质、它的原创牲，则被“后英雄时代”模式与走势取而代之。







054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圈中。生活圈、文化圈以及精神注意力的圈。如，汉字的发明者们是多么智慧啊，他们把圈子的圈和猪圈的圈作了同样的文字处理。人的圈子，又何尝不是一个“人圈”，仿佛无形的、联系密切的牢狱。 不是“烟火圈”的圈，大约只是人生的一瞬之间。



人圈不仅使居住其中的你我他具有排他性，而且遮蔽了你我他本应具有的丰富感觉。人为兽做圈，是要取其奶、肉与劳力；人我自己做圈，为的是相通以息。这似乎体用不同，但“信息时代”的真理不是在说，“信息是财富”、“信息是粮食”吗？灵与肉，因此合一。每个人都仿佛在自己的梦中，每一种生活都类似于井蛙的生涯。一只笼，就是一个圈（生活圈、文化圈）；一口井，就是一个零（“〇”──自我封闭，自相消抵的体系）。它的性质上是很少依赖外界供养的，尽管它像细胞那样与外部进行微循环式的交易。







055



原始时代，入被严酷的自然环境制约着。文明时代，入从自然状态中相对独立出来，但又被自己的文化环境进一步隔离起来，成了人造系统的奴隶。



“野蛮”的猎人所居住的环境，在许多方面与其它动物的环境并无任何不同。虽然人的环境己被语言及文化中一大套其它人工器物的使用所扩大（相对于动物的环境），而文明人，则居住在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环境之中。文明，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环境。他制作了这个环境，以把自己与那原始的自然环境隔离开来。”（柯林·伦福儒［Andrew Colin Renfrew，1937］：《文明的起源》，1972年伦敦版）



其实，早期的文明居民把自己与自然状态相隔离的“创建”，也同时在人的群落之间造起了一道无形的黑幕。而造成这些壁垒黑幕的诸种要素中，人的分群愿望和地缘的因素，首先起了作用。



地缘因素是造成早期文明相互隔离的主要因素。它限制了人际交往，使各种人文现象只能“依山傍水”、仰赖环境地分道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点，构成各种文明的人文要素获得了鲜明的区域特性。隔离人类的地缘因素，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来自陆地的障碍。



陆地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同时，它拥有对人类活动最使人感觉不便的障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



A，山脉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崇峻的山脉曾给人的心灵留下深刻严峻的印象。许多山岭被原始的心灵被原始精神认为是“众神所居”。如古代中国人心目里的昆仑山脉、引渡人心目中的喜马拉雅山、欧洲人的阿尔卑斯山．印加人的安第斯山、日本的富士山、古希腊人的奥林匹斯山等等。而这类“神居”受到神化、人格化崇拜的根本原因，是它们有力地阻碍了人类的交往，严格限制了人类的活动半径。这激起他们渴求见到“大山那边的土地”的欲望和想象。但跨越这些山岭，往往使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不去跨越它，似乎又不甘心。



《愚公移山》的故事，正是以幻想的乐观主义，表达了一种在大山压顶下无可奈何的心绪。



山脉，古今往来都是作为大的文化圈和民族文化、地区文化单元的分水岭──屹立世间。它是自然现象（山脉）与人文现象之间关系的一个活的、但沉默的象征。喜马拉雅山山脉，是印度文化圈与“远东文化圈”──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高加索种系和蒙古神系的隔离者。高加索山脉、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则是切割欧洲文化内部区域的巨刃。



就中国境内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区域而言，山脉的切割作用依然显见，昆仑山脉隔开了西藏民族文化单位与新疆的中亚文化圈；横断山脉隔开了西藏与云贵文化区域；南岭山脉的存在给岭南地区文化特异色彩的形成打上难以磨灭的印记。而长白山脉和十万大山的存在，使中原文化的传播起了某种质的改变，促成了至少两种新的民族文化的定型。山脉，既是一种文化势向前跨越的障碍，也是它免遭外来文化过度压力的屏障。



B，沙漠



沙漠和它那变幻无情的生构成了吞噬一切“翰海”。它是前进中的人类必须渡超的陷阱。不但在古代而且在现代，它都作为人类的畏途。诱惑、威胁着环居在它周围的人民。绕过它是太遥远、也太渺茫了，穿过它则是神秘而危险的。累累白骨，是大沙漠特有的点缀之一。大沙漠因而成为各个民族文化的边界。更令人侧目的，它作为大文化圈的起点和终点──矗立于世界文化潮夕的消长之中。它的隔离作用，迄今未衰。即便现代科学技术的“魔法”和力量，也只能部分地达其超越的功能。非洲著名的撒哈拉大沙漠，从史前直到今日都是北非文化圈与中非文化圈之间明明白白的界线。这种歧异甚至体现在人种方面，沙漠以北“北非”居住着高加索种族的含族分支，沙漠以南的“中非”，则为尼格罗族和尼格罗种与含族这两个种族的混血类型。



大沙漠如此，中等规模的沙漠亦然。在古代埃及史上，西奈沙漠的存在，是埃及文化圈与近东（巴比伦、叙利亚、希伯莱等）文化圈之间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天然边界”。两种文化势力，及其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你争我夺，但没有一方能够获得永久性的推进。同样，印度河流域旁遮普地区的沙漠，曾长期受来自中亚分直接统治，至少，曾弱化过这一统治。使之终于本地化。



我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沙漠，其东缘已渐入中原文化圈的势力范围。而其本身及其以西，由于人文历史原因和自然地理原因，受中亚游牧生活的影响，强于受中原农耕生活分熏陶，表现出显著的中亚文化特征文化的划分法，一般将之归于中亚文化圈。与此相应，沙漠两边，在人种方面也有差异，属于伊斯兰教中亚文化的民族，多属于中亚种族（高加素与蒙古种的混血），属于大乘佛教（汉族和喇嘛教藏、蒙等族）东亚文化的民族，多属于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



蒙古大沙漠，也起了这种分离作用。自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它就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圈，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圈之间的分界线。由于它便于游牧族骑兵的突袭，而难以被农耕居民所防守，自从史记载以来，它一再被大沙漠以北、以东、以西的游牧集群利用──成为南下侵夺中原农耕地带的军事“跳板”。但这块军事上的“跳板”，在文化上依然发挥着普遍的隔离作用──它对长城内外的两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的分化、定型和发展，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C，水域的障碍



水，是人的生命、生活所仰赖的必须品。但广袤的水域，却不利于原始人的交通。中国古代神奇、深刻的“天书”──《易经》中有不少的爻辞，上面布满了“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一类象征性的文句……它表明“涉川”这种古老的渡河交通，给古人的生活造成多大的不便，以及这种不便对他们心理的压力有多么巨大。这些，很自然地体现到他们卜算问卦、预测未来的观念系统中来了。



其实，迄今古代，即便现代，大片水域的存在，都对文化势力的流布发挥微妙的作用。对善于利用者，它是“通道”，对不善利用者，它是“天堑”。水域，含有巨大的能量。因此，古今的民间信仰，无一例外地认为“水中有巨怪”。这些巨怪对人并不友好。



水域阻碍作用可分两类，一是“陆地水域”。如海峡、湖伯、河流；一是“海上水域”，如大洋。湖泊江河的阻碍作用，体现在两岸人民的文化差别上。例如中国长江南北，历史上（尤其是唐代以前）曾分属文化上相隔、相异的两个系统。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伏尔加河同具这种作用。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格兰德河、五大湖在北美历史上，也发挥过关功能。



江河因其漫长之故，对地域的切割作用比湖泊更大，因此，隔离作用也就更大。海峡、海湾在地质上属于海洋水域，但在文化上，它们与湖泊、河流的功能却十分近似。



对于创建了伟大文明系统的人群来说，必须把湖泊江河等内陆水域变为交通的要道、文化的纽带。如尼罗河、两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在历史上都发挥了“善用”的功能。湖泊亦然，如“五大湖”现已成为北美人陆内地水路交通的枢纽。黑海、里海、以至地中海，中国的洞庭湖等内陆大片水域，这种勾联的功能十分显见。



但内陆水域的这种益处，是丈明手段不断强化的结果。它不是自然而然来到人类手中的。对水域的双重作用，必须“历史地看待”──技术力量越低下、文化圈就越狭窄──这时，内陆水域的隔离作用就会人于沟通作用。只有当一个文化共同体已成功地跨越水域两岸时，“天堑”才一变而成为“通途”。如长江，已从过去的“天堑”因素为主的状况，变为今天“通途”因素更多的格局。也许到了未来的某个日子，它又会再度成为天堑？而且是更可怕的天堑？事实上，内陆水域的这两种功能，是交织的、而非依照“阻隔──沟通”的模式直线发展。如长江中下游的巨大水域，在先秦时代有效地隔离了中国的南、北文化。但秦汉统一运动的高涨中，这一自然的鸿沟被克服了。但随着文化统一力量的衰弱，它到三国、南北朝时代，再次发挥了有效的隔离功能。到了隋唐时代，随着分裂的弥合，经济的恢复甚至发展、文化圈也趋于“复原”和扩张。再加上大运河的贯通，使长江的沟通作用突然增长，它一变而为南北水路交通的要冲。



历史的潮涌就是这样。它有进，也有退；有退，也有进。再次有效显示了阻隔的能力。北宋末年、南宋一代，它的分离作用依然“一如既往”……甚至在中国现代史上，长江仍是南北势力对峙的标志，甚至是分庭抗礼的界线。



可见，地缘因素的隔离作用，可能弱化。但不会消失。



“海上水域”在扮演阻隔和沟通这种双重角色的方面，可以说是内陆湖泊河流的扩大，往往还可以说是一种由水构成的“草原”。船，在海上的用途，相当于马在草原上、骆驼在沙漠里的作用。古代中国人把戈壁滩和蒙古草原叫做“瀚海”，正是基于对沙漠、草原与海洋之间的这一相似性而作出的称谓、理解：缺乏适当技术手段，它们就是绝境；而对善于驾驭它们的人，则是无所不达、胜人一筹的通途。



对擅长骑术的游牧民族，草原是独往独来的广阔天地；对娴熟舟楫的航海民族，大海是他人难以问津的势力范围。蒙古人曾广泛活动于大戈壁四周；贝督因人终于占据了阿拉伯沙漠外围的所有区域，并侵吞了北非、中东；希腊人、罗马人把爱琴海、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与文化纽带；俄国哥萨克把欧亚大草原变成了向东亚扩张的长长跳板，侵吞了鲜卑利亚（西伯利亚）和部分蒙古、黑龙江流域；近代西方文明则利用海上优势，在大西洋两岸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文化圈。



海洋对种族、文化的隔离作用，小于巨型的山脉。如喜马拉雅山几千公里的浩瀚水面。但与平原相比（即便平面上遍布着山岗与河流），海洋的间隔，无疑会导致分离倾向──对照一下跨海（大西洋）西进的英格兰人和越陆（鲜卑利亚）东进的俄罗斯人，就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北美殖民者不但获得了社会政治上的独立，而且文化上也显示出巨大的变异；而即使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现实中的鲜卑利亚殖民者两方面对其宗主国俄国的依附程度都远过于当年北美人对其宗主国英格兰的依附程度。



我们看到，今天，“欧洲列强”的一切“海外领地”都独立了。但被陆地联成一体的殖民领地（如苏联的亚洲部分、美国的中西部），则无此幸运。这表明，陆地的隔离作用实际上较海洋为小。



D，其它因素



封闭人类活动的范围是多种多样的。茫茫的林海、静静的沼泽、甚至普通的荒野和草原──都横亘在人类群落之间。许多威胁人类生命的生物群落──如猛兽、毒蛇、甚至是昆虫群和微生物的侵袭如传染病等──也曾履行它们隔离古代人类的“天职”。人们无法超越它。



这些复杂而有机地交织一体的生态系统，构成了犬牙交错的生命界内部的“鸿沟”──它在无机世界的切割之外，又加上有机世界的阻碍。人类，面对着如此重重的隔离。



然而，不论是来自无机世界的阻隔，还是来自有机世界的阻隔──其核心都是个“距离”问题。换言之，使这些阻碍因素充分发挥了隔离人类的作用的，是默默支持它们的“距离”。



除去山脉、沙漠、水域的障碍，陆地哪怕是平坦安全的陆地本身──也是一种障碍。平原，作为人类活动的主演场所，也就拥有最不易为人察觉的一个障碍──距离。



距离貌似普普通通，其实是个“神秘的要素”。它既以无形的阻隔──绵延不已──分离人类，却又激起他们要求克服这一阻隔的想象力与实干精神。许多物质文明，都是为了“克服距离”而设置的，舟、车等交通工具；以及投石、弓箭等武器。物质文明，实为克服空间距离而设。



许多精神文化，则为克服时间距离而设。如神话、传说、文字、书籍，以及其中包含的一切观念、价值与“精神”。



距离，沉默的空间，近乎无限的绵延……是可怕的。当瑞典国王、拿破仑一世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将士们，踏上入侵俄国的不祥之途时，使他们沮丧以至最后绝望，不是俄罗斯人的抵抗，而是东欧人平原那无边无际的“距离”。即使阿道夫是狼也无济于事。这平原以千篇一律无变化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使这“距离”变得难以忍受。于是，单单俄国人的“撤退”就足以瓦解侵略者的力量，最终，摧毁了他们的士气。距离，除非有更卓越的工具以缩短，否则，任何进攻都会被距离淹没。尤其俄国，是只能从东面予以征服而无法从西部予以征服的！



更深入一层，诸如山脉、沙漠、水域等障碍，其要质也是个“距离”问题。如果山脉很短，即便再高再险──像富士山宛如一座天然的纪念碑──又有何妨？如果沙漠、水域面积很小，即便再枯燥、再深沉──又岂能断绝人类的跋涉？一切地缘上的交通问题，都可归结为──“如何克服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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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代以前的记述能力，即便没有山脉、沙漠一类的“天险”，仅仅是遥远的距离这一项，已足以使文化圈的形成受到根本局限。现代技术，能较有力地解决距离问题。但即使它也无法消除距离问题。飞速的交通工具和迅捷的通讯设备──减轻了距离因素，减轻了人类及其文化的沉重负担。但它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如极频繁的交通事故、通讯设施常遭窃听与破坏等等。



所以，距离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人类必须永远面对的问题。今天，人类已能飞往太空。于是，“距离”这一古老的问题，又有了全新的含义……对这一切，人和人的文化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而在我们的文化史上，面对遥远的距离所造成的难题，任何不断扩大着的文化圈，无一例外地经历着两种变异：



A，分裂； B，寻求更集中的权力以克服分裂。



分裂，这是生命世界自我延续、自我扩充的基本途径。从最原始简单的真菌到最复杂精巧的人类──离开了“分裂”就无以为生。人的种族演化，伴随着分裂现象；人的语言演化，同样是分裂之果。作为人的属性与表象的文化，不也遵循这生命界最顽强的分化定律么？



文化的诞生，或从“自然状态”或从它种文化分裂而出，在发展中，有的分支淘汰了，有的幸运，长得蔚为壮观，不经历充满撕裂感的分化（其中既有痛苦，又有欣喜）──文化不可能长成参天之势。



但文化不同于一般生命现象。它是超越体能的，因而更自由、更富于自主性。各个文化有机体，一路按“分裂的必然”顺势发展；一路则抵抗分裂，以内在凝聚向“自决”前进。它势必在“分裂”和“统一”之间选择一个“中庸”：太统一了，缺乏活力、缺乏生命。分裂过甚，则危及有机体的内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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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定的文化圈而言，它在地缘意义上的分裂与统一，也是与“距离”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活在东欧大平原上的古代斯拉夫人，并无峻高的山脉、浩瀚的沙漠以及难以逾越的水域等自然阻隔的作用，最后却也分裂为三大群落：南斯拉夫、东斯拉夫、西斯拉夫。每个群落还包括若干个民族集团。从文化发展看，斯拉夫人缺乏自己的统一性，它们分属罗马天主教（以西斯拉夫的波兰、捷克、克罗地亚为主）、希腊正教（以东斯拉夫的大、小、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斯落伐克等为主）、伊斯兰教（南斯拉夫若干民族）。



这种分化，和东欧广袤的空间、漫无边际的“距离”不无关系。相形之下，欧洲另外两大语言集团──拉丁人与条顿人，则大体分属罗马天主教（拉丁）与宗教背离运动后的新教（条顿）。因为西欧、中欧的空间比东欧紧凑得多──它面临的“距离”的挑战，也就相对不那么严重。



生活在印度平原上的古代雅利安人集群，曾以古梵语为其共同语。并留下大量梵文经典。但他们终于同样未能克服遥远的距离所造成的离心作用。最后，分裂为若干不同的民族。仅粗略的统计，就有以下十三种民族语言，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蒂语、信德语、古吉拉特语、奥里亚语、阿萨姆语、克什米尔语、尼泊尔语、以及著名的吉普赛语──原来纳粹德国所歧视的贱民吉普赛人，倒真是地地道道的“雅利安人”！



文化分裂较语言更甚。操雅利安语的居民分属五花十色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他们的观念体系的分歧委实惊人。大宗教有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等区别，小的宗教不计其数。



与“分裂”的趋向相抗衡，是寻求更集中的权力以克服“距离”──发展、扩张内在的文化实力。为了克服距离的阻隔（离心）作用而追求更大的能量，是一切文化的实际倾向。各种文化的不同，只是它们成功的程度、采取的形态（形式、“手段”）、以及被它们克服了的“距离”（空间距离与时间距离）──不同。权能的形态，有军事、宗教、政治、经济、艺术、哲学等等。在多数场景中，它们是兼容并蓄、广采博纳的──每一种统治文化都动员了自己可以动员的各种力量遏止分裂、谋求统一。只是，不同场景（时代、社会等时空形式）的文化条件，其主导力量不断移易、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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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统一、遏制分裂方面最成功的文化事例，是近代以前的“郡县制的中国”。



现代流行的理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广义的文化结构当然包括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是封建主义的。但是，这却是一种大大不同于欧洲中世纪或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日本的分封型封建制度（类似中国西周时代盛行一时的分封制度）的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封建主义”。它的特点是依靠乡绅阶层“间接统治”农民大众的前提下，不断强化官僚统治的中央集权。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生产力下，这个主要依靠靠收取地租和征发劳力而存在的文化结构，却取得了当时（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世界上最集中的文化统一、最持久的政治统一。



作为远东文化圈的主体，“传统中国”文化的丰富性──无论在人文学术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宗教上，都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不少要素远未退化为“遗产”，至今仍是活的，仍有功用价值。与此同时，它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合一性，甚至体现为某种“政治的艺术”（权谋诈术），比较引人注目。其实际功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方面：



（一）阶级统治的方面。即皇室贵戚、官僚名士等超经济的政治特权阶级，对经济阶级（农民、商人、工业劳动者）的一整套统治系统。它发展得相当完备、成熟。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堪称一绝，它具有体制意义上的极大稳定性，但对文化的多元发展──“分裂式的生长”，却极为不利。



（二）稳定文化圈、凝聚文化共同体、扩大民族文化势力的方面。它表现为：成功地克服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与巨幅版图之间离心倾向。成功地沟通了地方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使之不致发展、分裂到有害于文化──政治的实体统一的地步。对中国民族文化和远东文明的发展而言，这却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当然也不会忘记，公元三世至六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内乱，和文化──政治实体的分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头发展，也起过推动作用。南北朝短短两百多年间文化──政治的世纪分裂状态（地域上的相互隔离），对造就南朝、北朝文化的各自特色，并最终融为一个更有活力的隋唐新文化──有根本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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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有的文化──政治实体，是一个保全民族文化和发展远东文明的必要。



浏览世界历史，还没有其它一个文化有机体在克服空间和时间等距离的压力方面，取得过同等份量的成就。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致稳定了两千年的版图，在工业时代之前，只有蒙古人帝国可与此相作，但蒙古帝国是昙花一现，缺乏内在的统一，根本不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至于早期的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主要是商业匪徒四处流窜的“势力范围”，并未形成文化──政治的有机实体。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的成就，是对空间距离的胜利。三千年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只有印度可以与之相比，但印度却经常陷于社会政治的分裂状态，最终使文化圈内部形成严重的相互隔离状态。不但种姓隔离，而且教派林立、民族对立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构成。这表明，作为一个文化圈和文化实体，印度次大陆在克服时间距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远逊于中国。



中国的特殊性，使它成为孤独的。它的命运，既不同于日本、印度、伊斯兰，又不同于西欧、东欧，美国的文化也不适于它。







060



人的孤独在于幽闭：他既脱离了动物的伙伴，普遍水平，但又不见容于“上帝”，从而始终企及不了新的确定性。他上不接天、下不着地，游移着。文化既是人的屏障又是人的牢狱。







061



昆虫和鱼类通过传播化学物质以传递信息。蜜蜂和鸟类则运用精巧的身体语言如“求偶舞”等等来表达愿望。而各种高级的灵长目动物，能发出复杂的声音甚至能够做出“挥手欢迎”的动物！但只有人类，能够掌握有复杂结构的语言，并滔滔不绝地说，甚至记录下来。



人的思维因此和语言密不可分。小说家常常描写过那种“四目相交”，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式的交往方式。但这种情形在高级生活中却太少太少了，且误会的成份更多更多。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彼此用极其复杂的话言，尚且难以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四目相交”式传递信息的方式，如果没有大量预先的默契、约定为基础，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它更多可能发生在两性之间，即“爱情的王国”里。或者，发生在其它动物色彩十分浓厚的行动中，如争食、自卫、乞求、交易、哀悼、骄傲……因为这是些“本能的活动”而不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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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论者把火的发现、使用，看作人类文化的第一道闪光。但考古学已能证明，前石器时代的猿人已经用火。因此，火的发现是前文化阶段产物。火只是自然力与文化力的中介，而非文化力本身。同样，“手”的作用也被夸大了。手工操作，并不是人的创举。不少灵长目动物，完全有能力折断树枝、指手划脚，从铁笼的缝隙拨弄笼外的物体。但它们并不是人，也没有指望“进化为人”。由此可见，人比较独特的是语言的系统能力。人的语言，已不再像乌兽的确鸣那样，仅仅表达情绪和本能。它已能表现推理与判断，表现出对于事物的归纳能力、对“类”甄别、认识。



使人从他的动物界同行的根基中，分离而出的第一要素，是他的语言能力。语言密切了人际关系，强化了人的群体合作。更重要的，语言的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了人的思维、细腻了人的心理。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的发展，都是语言的结果。在语言的刺激下，人自身的蒙昧状态首先瓦解。在语言的冲击下，宇宙的混沌状态接着破裂。从蒙昧、混沌的“弹壳”中，迸裂出一个活脱脱的精灵，这就是“英雄时代的精神”。是挣脱了各种习惯之“神”的超神的神秘。超神之神的第一个“神”，是静态，是观念、偶像、习惯；超神之神的第二个“神”，是动态，是思想、启示、宇宙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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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英雄时代的人类，是充满动态的，因此也是神奇的。



“那时，有些超人（神子）看见人类下女子美丽，就随自己的喜好娶她们为妻。从那以后，地上有巨人出现。他们是，超人，跟人类的女子所传下的后代；他们是古代的英雄和名人。”（《旧约·创世纪·第6章》）



这样的“巨人”，没有留下他们的“化石”。因此，地质学、考古学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他们是当时的心灵与环境的产物，他们曾经生成在人的文化（而非自然环境）中。在人文主义看来，“巨人”就是掌握了语言的奥秘，从而能结成强有力的、相对巨大的群体的人。巨人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英雄时代开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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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谷”对人的命运充满象征意味。



世界上有著名的“四大死亡谷”。它们错落分布在即度尼西亚、苏联、意人利、英国。印尼爪哇岛上的死亡谷，共有六大山洞。它们象神话中的“妖魔洞府”，贪婪地吸吮世界的精华。每当人或动物行经洞口。就会身不由己，被一股神奇的引力吸入洞内。幽深的洞里，因此布满了人与兽的白骨……这些大自然的牺牲品，是死于中毒还是饥寒交迫？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还不能对此交出明确的、齐一的答案。



在苏联勘察加半岛的克罗诺基山区里，有个更大的陷阱。它宽有二、三百米，长达两公里！那里的地势崎岖不平，天然硫磺狰狞嶙峋地呲出地表，到处可见动物的尸体。据新近统计，又有三十余人误入这死亡的国度，做了冥府之宾。科学家们曾多次来此探险，试图破谜底，但迄今为止，他们的意见仍是支离破碎的。



意大利的那布不勒斯城和瓦维诺尔湖附近，有一个对人类特别优惠的死亡谷。它只歼灭入侵的飞禽走兽，但却丝毫不妨碍人的行动自由。人可以在这宁静的“动物坟墓”里消遥漫步，思考宇宙的广大与玄秘，赞叹造化的不可测度。但这无言的墓地，却活在人的身边，每年悄然吞噬掉三千六百余头茫然无知的动物。



和意大利死亡谷交相辉映的是美国的死亡大峡谷。它潜伏在加利福尼亚与内华达州相邻的群山之中。这是地球最大的“死神之口”。它的宽度在六至二十六公里之间，长度竟达一千四百多平方公里。峡谷两侧悬崖高耸。1949年，一支寻找金矿的探险队，因迷路而误入其中的一段，全部队员除数人侥幸爬出，其余统统葬身其中。最难解的是，幸存者不久也一一不名原因地死去……此后，多批探险队员前去调查，但大多也一去不回。



大概是什么“有毒无知”侵害了人的机体？可是，这个死亡大峡谷却并不伤害动物：那里繁衍着二百多种鸟类、一千五百头野驴、以及无数的蛇与蜥蜴……邻近地区的人把这个“人类的坟墓──动物的乐园”成为“鬼谷”。当地的白种人只能据以推论说，是印第安人的大巫师在此施下了“魔法”，以报复色目人对他们的侵略……因为，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个“鬼谷”独独对人如此凶狠，而对动物却仁慈宽容？



从地质学上看，各个死亡之合可算“例外”。但从人类的命运上深思一下，死亡谷却是自然严酷的一个缩影。人类的文化，正是从类似严酷实为星幸运的些微“裂缝”中顽强滋生出来的……



死亡谷，象征那惯于“以万物为刍狗”的宇宙（《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即宇宙与政治的牺牲品、祭祀）的无限冷漠。宇宙有自己的意志而不顾念于万物的存在。有时，二者碰巧相合，于是人们便很幸福；但更多的相背处境却使他陷入“悲剧”，并且命中注定不能消除“悲剧”：因此，他比动物更不幸。唯独在死亡面前，不仅人人平等，而且“众生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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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会死的！”这是一个令人震骇的事实。



当人的灵魂意识到自己亲人、朋友、情侣甚至自己（！）以及周围熟悉的、令人留恋的一切──都是终将破灭的泡影时，英雄行为就获得了持续的动力，于是个人英雄的人生阶段就开始了！英雄时代，是人寻求自己的精神故乡和精神归宿的时代，不论是民族的、小集团的、还是家族的与个人的；因此英雄时代的前提就是一个缺乏归宿感的时代。







066



人们出于生物的经验，造就知道有“死”这一现象。原始人类以“死”为灵魂的转化。当人们的推理能力已理解“死”是全然的毁灭、彻底的“永劫不复”时，“死”，能激起一阵阴霾似的观念，这阵阴霾式的观念的潮涌，使人窒息，激起尘世的绝望、挣扎、英雄行为等等系列反应。



它引起生理──心理的强烈冲突。人称这种反应为焦虑、恐慌。有什么巨臂能超拔人类于死亡的境地呢？



没有。任何人。任何可见的力量、一切给人生命和维持生命、发展生命的外物与精神──都不能让人摆脱死的魔爪和梦魇。于是，人便乞灵于自己的思路，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



乞求的结果却无一例外地只能满足于一时不能满足于长久，是绝望，使得英雄精神得以崛起。它用狂热的奔跑，甩掉死的阴影。用奋斗的光，驱散弥漫宇宙的彻底的冷漠暗淡！







067



死后有“灵魂”吗？──这是无数人问了无数遍的古老疑问。在“有”或“无”的答案后面，人们用自己的希望织就形形色色的“新解”。它们有长长的论证以支撑自己，以免仆倒──因为宇宙的压抑、生存的艰辛，激起了痛苦绝望的“灵魂问题”。人渴望用自己的答案或是无答案，来平衡内心的不安、抵制那只若隐若现的、日益逼近的黑手。



生与死──以及作为二者中介的性爱、生育──的“问题集丛”，由此成为：梦幻和艺术的永恒沃土、宗教和哲学的不朽活泉；以及，一切“精神文化”的隐秘核心。它凝聚着多少“问题”？它闭锁了多少问题！







068



世界上有两种胜利，老虎的胜利与老鼠的胜利。老虎的胜利是强者的胜利，老鼠的胜利是弱者的胜利。



世界上老虎的胜利少而珍贵，老鼠的胜利多而泛滥。现代文明破坏了老虎的生存处境，珍贵的虎丘临灭绝的边缘！同样是这个受人美誉的现代文明却大大拓展了鼠类的生存空间、悄悄杀害屠戮了鼠辈的天敌──四处钻营的鼠辈，正迎来繁荣昌盛的新世纪！这是一个以耗子的品德为美的时代，他们称这品德为“企业家精神”、“自我推销”，他们称这种鼠辈之美为“庶民的胜利”。被人藐视的鼠辈还以廉价劳工的形式漫游世界，号称“世界大盲流”。受人白眼的鼠辈正在登堂入室，成为一代代著名宗师。老鼠的胜利，正在淹没老虎的胜利，成为世界性商业文明的特征。然而，在鼠辈的狂欢中，却流露出最大的残忍和贪婪。许多人宁愿死于虎之爪，而不愿死于鼠之齿。谁曾见过，还有比这更令人恶心和震惊的事：一个人被一群鼠活活咬死！







069



如果在动物世界进行普选的话，老鼠获得的选票肯定大大于老虎。投票结果：



1，或是老虎被放逐、监禁、酷刑、改造思想（比“洗脑”更彻底）、肉体消灭；



2，或是老虎被拔去爪牙，以便被差遣去“为鼠群服务”。



因为鼠辈的数量是如此众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理应这么消灭老虎，为鼠辈服务。如果普选突破哺类的范围而扩大到整个动物圈，那么，毫无疑问的仅仅是，虫子的选票将大大超过老鼠，蚊子、苍蝇和各种寄生虫甚至微生物将通过选举而获得它们的“动物权利”，进而获得统治的权柄。



我的这种描述不是简单的讽刺，而是指出了现代文明处境下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远景。越是民主社会，其文化就越是低俗恶劣；而大民主的社会，就大大低俗恶劣。







070



以人的数量来决定输赢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高唱“人的因素是决定一切的”之滥调，忽略并有意抹煞人的质量，因此决非真正的“科学政治”。民主政治并不像有些幼稚的附庸自由的宣传家所描述的那样，具有什么“科学性”。恰恰相反，“选票下的自由”，是种混淆类别的混沌。是在同一辞藻下，掩埋不同含义的语言游戏。这种变相的暴君统治掩盖了，在貌似的行为形式下，所具有的动机差别。







071



当嬴政诞生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王子。那时，在今日被称为“中国”的这块地方，这样的王子何止千百？在世界的其它更不开化的角落，其数目可能更多。后来，嬴政长大了，继承了大统，然后得以亲政。再后来，他四出征伐了，平灭了六国，征服了世界（而不是像今人误会的那样，是理顺成章地“统一中国”）。最后，他老了，并且死去，他完成了自身的还原之后，王业崩夷，新雄代立。



秦皇啊，你终于走完了自己的圆。你走得何其雄劲，你伟大；你何其壮观，你光荣；何其耐人寻味，你正确。在长河中似乎很少存在过你这样一块顽石，所以人们用称颂神灵的话语来赞美你。然而，你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忘了自己是谁，你被自己的宣传给淹没了。



“德兼三皇，功盖五帝”，是出于宇宙的神灵，追求万世一系、永不变色……这样，他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位置上了。如果这青年的英雄、晚年的狂人退而求其次呢？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注定要朽灭的过客？那样，他反倒是位值得钦佩的“创造历史的艺术家”了。不幸的是，历史的主人于此沦为历史的奴隶。这是再现了一个英雄过早的心灵死亡。







072



在不同命运里，英雄的兴起、来临，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时刻表。不存在齐一的节律。



不同民族的英雄文化，从原始精神的中破雾而出的时间各异。催发了这一文化革命英雄精神，“苏醒”自有先后之分。比如同年进入生理青春的少男少女，其初恋萌动的年岁，也是各各不同。英雄时代的节律，难以用考古学上的“证据”予以推定。英雄精神，是民族内心的最大秘密，尤如个人生活生活中的“初恋”一样，它有时外露，以其灿烂的光华照临人间，有时则内含，以其深沉的冲动波荡灵魂……它有时和经济活动的高涨、军事力量的推进，一同兴起，有时则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凋敝、亡国灭种的不幸遭遇而悄悄降临……



因此，无法用物的遗迹来判断它。尤如仅仅依据“情简”这一物的遗迹，匆匆判断某人情爱的深度、纯度、内在强度，是过于冒险的。







073



英雄精神的形态，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它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最大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再度倔起、再度落空……在这无止境的“轮回”中，人改造了他的文化，改造了他自己以前设计的世界。



英雄精神源于不满与反沉，所以任何处境中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的、不可复现的；后人追寻不到它，只能凭吊它的遗迹。英雄时代披荆斩棘。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一、抽象、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恬，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体现民族的精神、情趣、历史、想象等特质的各种传说，以及信息化（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而传递）了的种种知识、观念、学说。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二、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神、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工的自然”。以及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表达感情的方式”等等）在内的整个外部生活方式。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合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但它们对我们的实际含义却大为不同，对前者，可以“抽象继承法”处理。即，用当代人全新的理解去注释它、分解它、吸收它。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态度去对待“前人的遗产”的。但对后者，对实体化的遗产，对那些至今深刻制约着我们一举一动、牢牢固定着我们的处境、弥漫在我们思维、言论的“社会圈”，却无法“抽象继承”。这是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







074



英雄时代常是“野蛮的”。但它又质朴得惊人。它常以儿童般的敏感，迅即抓住了未来方向；以惊人的执著，全部身心投入梦想。英雄时代，包含着未来整个文化大厦的各色萌芽，它的精神足以孵化所有的文化分支；但在“文明时代”即“后英雄时代”里，我们却失去了英雄时代的意志，行动的意志。那些尚未被人造物所渗透、规范、僵硬的心灵，死了。这心灵，原是像未被纳入河床的山洪，那样充满力量的。







075



可以说，集团化乃是异化之源。







076



我们可以拿文身为例，做一个深入的剖析。



文身，可以说是人类原始精神世界的一种突出现象，它已成为现代文化大类学日益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正象人类原始精神世界中的其它现象一样，文身起源于原始文化，但并未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而销声匿迹。相反，它源远流长的存在，向人们显示了一部活史，一部活在人类肉体上的造型史，一部镌刻着痛苦与意志的精神现象学。文身的世界，还显示了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间奇异的不平衡性──文化常能超越产生了它的社会母胎，而获得程度不等、形态各异的“永恒性”它像一个载体，超渡精神于物质的引力场。



具象地说，文身还是什么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释文身为：“在人体上绘成或刺成带颜色的花纹或图形”──这仅及文身的现象层次而未人其功能层次，可谓粗浮不精；但却也在不经意间反映了社会上对文身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了解状况。



从文明人的立场看，文身带有某种自戕的意味。这种有计划地刺伤皮肤以至使之发炎、变色的原始艺术和原始巫术的混合体，展现了人类精神现象学和人类精神史中的复杂内涵。



现象与功能不同，前者是一种存在，后者则是对存在的解释。在读者就要接触的这本小书中，作者除去向人们展示了文身世界的种种现象之外，还介绍了对文县功能的五种解释：美饰说、尊荣说、吸引说、巫术说、标志说。标志说是较为后起的一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前面的几种解释。本书作者也是人体赞同此种解释的。泛泛地说标志，则标志仍是现象层次中的存在物；只有揭示了（即解释了）文身标志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才能进而确认它的社会和心理功能。因此，关键不在于文身是一种标志，而在于文具是什么标志？──通过对各种文身现象的综合分析，我们将看到，文身是生活信念的标志。



在原始民族物我浑一的图腾制中，在文化民族区别等级身份和社会集团（如许秘密会社）的智性努力中，以及在费拉民族亚文化的职业群体和个人爱好中──无不贯穿着一根谱线：它向人倾诉着文身者形形色色的生活信念。倾诉了文身者为体现这种信念而忍受的巨大痛苦──这种忍受痛苦的能力本身也就是一种信念使然。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信念，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曾在岳飞的背部刺下了“精忠报国”四字，勉励他从事以身许国的卫国战争。这是一项典型的中国式文身。岳母采取刺字的方式而不是文化人惯用的题赠方式，当然和岳飞母子出身于社会下层有关；但也表明，直接刺刻在人体上的符合比之印在身外之物上的符号（如写在纸上的墨迹），对当事人具有远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力。岳飞母子的文身活动，揭示了文身现象确实具有的普遍功能：社会的与心理的“言志”功能。以此，文身成为生活信念的自白。



通过文身，人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符号。通过约定的含义，他被附加了一种象征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象征力量是通过其内在力量的节流而获得的。而内在力量的节流，是通过英雄考验式的磨难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艾身活动在古代往往也是和成年仪式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以之为轴心的。它从童年开始，在青年时代达到高潮，贯穿人的整个前半生，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奇异的人体符合系统。应该说，在任何一种文县样式及其具体解释下（美饰的、尊荣的、吸引的、巫术的……），都展开了同一个现实：作为文身者的当事人，受到了某种外来力量的干涉，并在此力量的控制下心甘情愿地、身不由已地驯服于归化的精神。对归化精神的不同类型，人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作出多重的、甚至是相互交叉的解释。



我个人的解释是，即便是那些显得毫无生活信念，完全以娱乐为目的的现代文身者，也还是通过文身活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尽管你不妨把这种信念叫做“追求感官刺激的”。否则，你就很难设想他会忍受巨大的痛苦以换得文身之美，更难设想他仅仅是为了单纯的自虐而施行文身。为了“好玩”而进行文身，则他的生活信念则是追求“好玩”；这也许可以被斥为玩世不恭，但你却不能否定这也是一种生活信念。作为一种直接铭刻在身体上的符号，文身沟通了人的灵与肉。通过文身，人们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生活信念，还显示了社会归属的趋向。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曾经指出，在世界历史上缺乏任何联系的不同地区和民族中，在他们各自文刺身体时所运用的纯粹的装饰画和线条画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形成。（《艺术心理学》第二卷）对此，可以提出两类解释：



一，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即人类文化是由一个源头散布开的，所以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民族文化（文身是其一种表现）之间，必有相似。人类学家索勒斯（William Johnson Sollas，1849—1936年）在《古代的猎手及其现代的代表》（1924年）一书中就是这么主张的。



二，人类生理心理的相似性，即认为基本的装饰图案在感觉原理上是以本能为基础的。艺术理论家巴恩斯（Albert Barnes，1798； died in Philadelphia, 1798—1870年）在《绘画的艺术》中就此写道：“这种装饰美之所以有感染力，大概因为它能满足我们自由而愉快的感知活动的一般要求。我们的感官需要适当的刺激，什么刺激都无妨，……装饰就能迎合并满足运用官能以寻愉悦的需要。”（第29页）



无疑，这两种穷本追源的解释，都不失为十分深刻并且富于哲理意味的。我们希望，人类知识有一天能进展到足以验证上述两项假设的程度。但如果我们后退一步，也许现在对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这就是，暂且搁置一下虚无飘渺的发生学或起源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即便是纯粹装饰性的线条画，其相似性的基础，依然是社会集团的划分！艺术史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尽可以找到看起来互无交通的地区间的“相似形式”，但常识却告诉人：这些“相似形式”毕竟只是问题的一面，不足以抹煞区域与民族间精神表象相异的另面。相异，就是集团化的直接结果；而文身的一大功能，恰恰是区别人类集团──就像是现代人的制服和标志一样：而这一区分的功能，也正是支持人们去施行文身的强烈动机之一。集团化的生活，构成了人类意志的一项动力。至少是为人的意志，提供了一个有形的规范。



人体，尽管对自我而言高于一切，对他者而言则不过是一个符号的体系。所以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可以在《存在与虚无》中断言，“他人”只不过是“我的地狱”。人体不仅是创造符号的物理媒介，而且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身体语言，如发情，手势，舞蹈，自古以来就渗入入的生活，影响人际关系，迄今不衰。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入际关系的物化程度已经多么深刻。美国学者苏珊·朗格（Susan Knauth Langer，1895—1985年）在《情感与形式》中写道，“现实生活中，姿势是表达我们各种愿望、意图、期待、要求和情感的信号和征兆。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意地控制因此可以像声音那样被精心编入一套确定的和紧密相联的符合体系中，这是一种真正的推论式语言。语言互不相通的人们，往往凭借这种简捷的交流方式，表达他们的主张，问题和判断。“因为，姿势（即身体语言）已构成生活行为的一部分，对他者而言，“它是一种可见的运动，但不是一种物体的运动，不是周围的滑动、波动、旋转，而是被当作生命运动看到和了解的。”（以上见该书第11章：《虚幻的力》）



身体语言比起声音语言来，在阐述理性方面虽有不及，但在传达意志上，却有过之。因为人的视觉比所学更发达，诉诸视觉的形象语言当然就更接近本能的层次。



也许由于职业眼光的定格作用，符号学家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人是符号的生物”，因为很显然，人的思想（这体现为人的语言，包括直观的、造型的语言），是通过符号即对世界进行符号化，去认识世界（包括自思和自我观照照中的自我）的。于是，人的创造物在这里获得了较人为高的本体性。人反而沦为此等本体的附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在说它自己。”透现在文身活动中，人称施行了文身术的人们为“文身者”即“文身的人”，于是，“文身”也就成了他的本质。



人到底是不是“符号的生物”？



我们说，不是；因为其他生物也有自己的符号。从直接意义上，人仅只握有符号而已，但他并未变成符号。但从间接意义上，握有符号本身，也使人自身多少有些符号化了。这就是“异化”，是人的符号化，是在使用工具的同时自身的工具化。而文身，则是符号化、工具化的具象体现，一种不乏美感的体现。



人原非隶属于符号的生物，但由于文明，由于集团化，由于经济的压力──他所行、所思甚至所欲、所惧的一切，都与符号结了缘。这比文身运动更为广泛，但又不乏有趣的相似性。当人们看见一个妇人长得很顺眼，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她具有某种美好的性格；而当嫫母被纳入符号化了的视觉模式，人们就会想到这是资质平庸的形象化。其实，这两项判断或解释，常被经验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生活是无法遵循任何一种形式逻辑的。符号化的视觉模式，近乎“成见”。在这里，姣好的或丑陋的面容，不同的身体与风度，都被理解成了一种符号，成了推理程序中的数据，成了类似文身图样的那种据以判断入的外在依据。



身体语言是一项形象语言，而如文身或服饰之类则是附着于人体的另一类形象语言，是固定于活动着的人体而本身却相对稳定的形象语言。但文身的、服饰的语言，毕竟以其不断更迭的丰富性，构成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符号系统。



1000年之后，当人们回顾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将会为服饰时尚的迅速变幻而感到眼花缭乱。时装变化双轨交错：一是不同文化集团的服饰在空间上呈现的变化；一是同一文化集团在时间上呈现的变化；最后则是两种变化的大规模交汇。这些变化是如此迅速，结果，撇开质地与裁剪的水平不谈，现代服饰在样式与颜色上已超越一切阶级与集团甚至民族与国家的分野。嬉皮士、雅皮士、牛仔裤，代表的只是一种文化的倾向，却不仅仅是集团化的社会势力。这就是现代文化的奇特性，这就是现代文化语言的结构化。



服饰本无意义，但习俗给服饰以意义，这意义对人生作出了规定。人通过服饰使自身的意义明显起来。服饰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礼记·王制》篇说，天子的使命之一是“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给服饰以国家典礼、历法、法律、礼乐制度同等的位置，可见重视程度。《王制》篇还把改革制度和服饰的尝试，看作叛逆一种行为。（“革制度、衣服为畔，畔者君讨。”）《礼记·月令》篇记载，天子的服色还必须与季节的变化相一致：春季着青衣，夏季着朱衣，秋季着白衣，冬季着黑衣，而黄衣则是常服。显然，天子服色的规定，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示范的功能上，而是扩及与宇宙节律的终极协调。这种神秘观念，赋予服饰以宇宙法则的言语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天子用服饰的语言，对自然说话。



与文身相比，文明社会中服饰的社会规范性更强，因为它在公众生活中更为可见，意义遂更明显。随着文明化，文身越来越成为一项私人的“言志”象征或小集团的归化标志。原始社会（图腾制）中的文身功能，让渡给了封建社会（等级制）中的服饰功能。“正服色”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的重要方面。这也正是改朝换代社会政治变动，必与“易服色”的文化改革相联系的心理基础。



例如，随着大一统长城时代的衰落、解体，中国服饰的意义也起了变化：审美内容被突出了，并被逐步推向首位。我们不再因为不肯穿满人的服装就被杀头了，这就是“时装运动”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也是以“好玩”为动机去实行文身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例如，我们注意到，在西欧社会的传统时装中心巴黎，时装大潮的争奇斗妍，是在反等级制的人权大革命之后开始高涨的；而法国革命前流行于贵族小圈子以内的时装竞赛，也对封建制度的瓦解给予了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封建贵族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是身不由已地加入这一历史的行列的。



人权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分权的基础而非政治专利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大变革不可能不影响人的服饰观。所以，现代社会的来到，也就表现为服饰制度的解体，表现为时装热潮滚滚而来。



两个社会两种服饰观，表明服饰确如文身一样，是人的语言。可以脱下的服饰表达了各种的文化精神，正如不可脱下的文身图式同样表达了多重的文化精神。文身世界，悄然广延在身体与服饰的语言之间。与身体符号和服饰符号所拥有的功能相比，文身这个符号体系及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多少有些秘而不宣的味道。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退化中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被服饰取代了的世界。但即便如此，文身活动毕竟还是凝缩着人的生活信念，这使文身世界从时间的意义说构成了一部“信念的活史”。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文身活动，诉说着各自的生活信念，飘载着各自的生活形态。只要你深入到文身世界中去，就会发现那些图样和装饰决不是缺乏意义的。最起码，这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勇毅和悠久的传统。而经过恰当的转化（解释），它就能变为另一种动力。



文身活动不是突发的或一蹴而就的心血来潮。尤其是全身型的文身，它必须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仅从毅力的角度看，它毕竟不失为惊人之举。它不仅是艺术，不仅需要技术，而且还需要稳定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这一工作。不论你怎样评价文身这一现象本身，你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有计划刺伤人体的原始艺术，对人的意志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没有信念，谁能忍受一种长期的、周而复始的痛苦？像是文身那样？



这是从积极方面去看待文身。



若从消极方面分析方向的功能，则发现“异化”的悲喜剧，早在史前时代就开始了。文身，不就是人的非人化象征吗？刺上龙纹，不就是祈求人为龙子吗？刻上凤凰，不就是念祷己为禽王吗？文身所造就的，正是一种原始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人”。



“符号人”可以有两解，一是“对人进行符号化”，一是“符号化了的人”──这分头体现了“符号”一词的动词性和名词性。前者具体落实为文明的进程、节律；后者则为文明的结果。因为这种因果联系，这两种状况都可以构成理性批判的对象。因为主要产生于文明社会的理性批判的锋芒，向来都是指向文明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恶果（它并不是简单指向原始的淳朴或“野蛮”），仿佛一种自体免疫系统，以此抵消或平衡自体的弊端。



但现在发现，“符号化”的意向早在文明社会诞生之前就有了。这将为现代思想家们提供一些什么启发？



分析一下文身现象和造成它的心理基础吧，“把人变成符号”、“符号化了人”的根源，并不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压力下，不在文明社会分工的细密化进程中；而在原始人类的集团化的压力下，在神话与巫术意识的古老躁动中。神话与巫术的意识，渴望无止境地地提升入，从而把入提升为超人即非人。这就是原始文化中的异化冲动，是古代一切宗教的基本冲动。



现代文明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外表，与神话、巫术和宗教是大不相同的；但在要求无止境地提升人并把人集团化即把人类区别为分割为对立的集团方面，则有着精神上的一致，它同样在不顾一切地渴望提升人的活动中，把人改造（而不再仅仅是“幻想”）为超人即非人。



这就是现代文明中的异化冲动，是各种冒充科学的非理性狂热，各种披上了学理外衣的妖术。──它的历史性进化，是从观念的幻想世界跃变到了实存的改造涡流。道路与方法变了，目标与真理则一。



对文身这个奇特的世界，你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它就展现在那里，说着无声的故事。这些故事，对现代人类的求知欲是既感遥远又很切近的。在古代神话里，有一种灵活的人可以懂得鸟语兽言；而现在，通过努力，你即将通晓文身的图案与形象所包含的讯息，并理解它。







077



为了报──即使不为了更多的报，也为了同等的、或自甘于心的接近同等的报。这不恰恰近似一个心理上的“储存”吗？一旦提取不到──就会大骂“银行”（即以前的受施者）失信、形同盗贼了……可是当时──他却自称是“给予”，而非“借贷”，更非“高利贷”的！



只有征服者的“施”不是为着“报”──因为他得来全不费功夫，取走的更多如牛毛：些微的回报对他又算什么呢？他感觉匮乏时只需伸手掠取，何必希求些许“报答”呢？于是他唱起一首凯旋的圣歌，这圣歌闪耀着惊人的道德光辉！它的歌辞自称是个天下的施主而死不希求回报……（完）



单枪匹马干掉了林肯的那个人，也许比发动南北战争、指挥千军万马的林肯，需要更大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当一个人面对着永恒的时候，比面对着暂时需要更大的支持。冷漠、孤独，给人以沉沦之感。















第三章 文化运动

　　





078



挪亚的方舟也是隐喻了人与文明的载体（方舟）。



集团化的压力在文明与野蛮交界之际就造成了人的异化，从此，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某种异己的力量。这是就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言。若就人与自己的创造物的关系来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合构而成的生存工具（也是“依据”）越发达，人的本能力量就不免越是弱化，人对自己创造物的依赖就越深；人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和他所创造的文明环境融为一体，正如没有马，牧马人就寸步难行。这也是一种异化──人被自己的创造活动给对象化了。



在工业文明中，人的这一宿命越来越显明起来；但这一宿命绝不是自现代文明始，而是在最古老的神话就得到了最深刻的隐喻。《旧约·创世记》：“上帝对挪亚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灭绝地上的一切。……你，要选用上好材料为自己造一条船。”



──这船就是“方舟”，这方舟救助了人类，随后又禁锢了人类。



人们的身体虽然离开了方舟，但他们在文化上、心理上再也离不开方舟，离不开这个避难所而兼囚牢的奇妙圣地。于是，他便发明了各种替代物以弥补挪亚的方舟遗留下的真空，这就是被称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人类创造物。在这种意义上，人已“异化”为“方舟中的旅客”。



挪亚和方舟──人类和他的文化。



“上帝对挪亚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灭绝地上的一切。……你，选用上好木材，为自己造一条船……”──《旧约全书·创世记》



挪亚的神话表明，人类文化有两种功能，一是用来应付自然，改善物质生存的环境；一是用来联络人类，通过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增强人的能力。前一种功能被人叫做“自然科学”；后一种功能被称为“人文科学”，或“艺术”、“宗教”、“哲学”……



这个古老的事实，早在《圣经》时代（公元前十至前七世纪）就被发现了。著名的洪水神话挪业的故事，就用神话的语言，概述了人类对文化双重功能的朦胧理解。



挪亚是个神话形象，是人类文化之创造者的象征。《创世记》上写道，他是古代地中海东区三大种族──闪族、含族和雅利安族──的共祖。



这个神话有历史的影子：三个种族在古代和现代都有密切交往，埃及科普特人、北非柏柏尔人同为含族后裔，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为闪族后裔，而欧洲人、波斯人、印度人，则被视为古雅利安族的分支。而他们之间不论友好往来，还是互见兵戎──都促进了地中海区文化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只是“高加索人种的故事”，言不及义（不及其他人种）……



传说，“上帝”对人类违背他的意志（神话语言称之为“罪恶”）感到震怒，下决心发动大洪水以毁灭整个人类。但挪亚是个好人，于是心情矛盾的上帝启示挪亚造一条巨船（方舟）以自救。获准与挪亚一起登舟的还有他的整个家族（他的儿子闪、含、雅利安等族的祖先）。挪亚在“上帝”的启示下，为逃避大洪水的灾顶之灾，造了一只133公尺长、22公尺宽、13公尺高的“方舟”，装载着他的一家人以及世界上的各种生命。持续一年的大洪水，毁灭了方舟以外的一切生灵……在希伯莱话中，“挪亚”的意思是“安慰”。他是文化的创始者（亚当则是人类种族的始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创造者群像的缩影和代表。文化助人抵御自然，故团结众志并创造文化的人，即为人类的“安慰者”。



洪水，是凶暴无情的自然力的化身，它恣意侵吞缺乏文化准备的原始人类。“方舟”是文化的象征，人类除非获得文化，否则只有毁灭。在“方舟”里渡过了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的各种生灵，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人类文化的洗礼，它们不再是大自然的纯粹产儿。大洪水退后，上帝与人类和万物“订立契约”……从此不再毁灭人类，而世上的万物都要“惧怕人类”，“归人类管理”。人类文化史的晨暖就这样出现了。







079



洪水与方舟──文化的第一功能。



现代学术界在研究文化现象时，常以“文明”与“文化”两词并举。前者多指物质文明、社会制度或应用性的科学技术知识；后者多指精神文化、社会心理或价值性的世界与艺术活动。前者重在满足人的身体、物质需要；后者重在满足人的心理、精神向往。二者的功用有所不同。



我们发现，“方舟”的第一功能接近“文明”：它标志着人类与自然界关键的成就。它旨在保障人的物质存在，增进人的身体幸福。这种成就的结晶，即为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一切可见的、实在的人造事物。



“方舟“在挪亚故事里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文化的第一功能是帮助人类抵御自然力的侵袭，人们需要方舟。人们制作方舟的原始动机，既不是艺术的冲动和宗教的热情，也非来自科学的研究和哲学的思索。方舟对于人们，首先是一个身体的（而非心理的）避难所，一个抵达物理彼岸的载体。



在根本意义上，火也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原始的方舟。使用火，即人类最原始的物质文明。火，被原始人理解为某种生灵，是令人敬畏的人类之友……人类用它烧烤食物、驱赶野兽。人，靠着篝火渡过洪水般黑漫漫的长夜，靠着火围在一起，形成最原始的群体。



渐渐地，石制的用器出现了。人们靠它缩短狞猎的距离，弥补爪牙的不足，撕裂坚韧的皮革……这何尝不是飞越空间的原始“方舟”？



早期人类居住在洞穴里，至今世界各地都有楚楚动人的洞穴壁画的发现。它是人的见证，它诉说沉默的远古，那时人们以洞穴为陆上的方舟，以躲避风雨雷雪、猛兽龙蛇。



每个国家也是一个方舟，人们同舟共济，以实现共同的理想目标。



每个学派，机构、社会团体，都像是方舟上的各个房间，以组建有序的国家生活。



现代被称为“物质文明”的一切，哪一样不在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方舟作用？航天飞机、火箭导弹──这是飞向未来的方舟。



摩天的大楼，深遂的钻井，甚至电报、电话、电视、电影技术……它们都是人类再造自然的方舟。



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它们改善人在自然界中的境遇，强化人在自然中的地位。



它们是“物质文明”的智慧之光，它们的功能，是制作方舟的功能，也是方舟本身的第一种功能。







080



方舟与共济者们──文化的第二功能。



在挪亚的方舟里，汇集着各种身份的乘客，还有各类生命物种。因而方舟既是对抗洪水等外部自然力的“避难所”，也构成一个万物俱备的生态社会。在神话中，“上帝”要求挪亚将方舟内部“一间一间的分开”，并“要分成上、中、下三层”，这固然反映了传说时代造船工艺水平之高，但也同时表现了“同舟共济者”内部的秩序关系已经形成。



对这些身份复杂的共济者而言，方舟虽是共有、共享的，但每个人在方舟中的位置却不同。方舟，因而成了共济者之间互相、共存关系的纽带。



“方舟”的第二功能近乎“文化”：作为人际关系的纽带，为人际交往提供了场所。它能激发共济者们的优越感，打破可怕的孤寂，增进他们的精神幸福。文化的这一功能，广布在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爱情……之中。



文化的事象，为人际交往、心灵沟通，提供了一个个无形的场所和切不断的纽带。它常常具有“遥感”的性能，即构成一个个超越时空限定、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的媒介场所。试以艺术为例，超越时间的艺术有绘画、雕塑、建筑、摄影、文字、文学等“空间艺术”（也叫“视觉艺术”），超越空间的有音乐、朗诵、讲述等“时间艺术”（也叫“听觉艺术”）而舞蹈、戏剧、电影则兼具双重特点，介乎二者之间。



上述三类艺术的任何一种，都起源、发展于人际交往的内在需要，它们联络着人们思想感情的交流。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使艺术有横向的流变（跨空间），也有纵向的传播（跨时间）；因而造就一个无形的、但无所不在的“场所”。此外，对这些艺术门类的各种欣赏活动，还可以起到把各种欣赏者吸引到同一个空间的效果，为人际直接交往（不仅是思想感情的交流）准备了条件。每个剧场或音乐厅，都是一个有形的方舟。它上演的剧目或音乐，则是一些可以相对超越时空牢笼的文化方舟。它们聚合人类，使各色观众、听众心心相印、充满情谊……尽管各人的“理解”并不相同，但相处在共同的方舟中这一事实已表明，他们都需要它。因此，急需的不是力求理解一致，而是对“理解”活动本身作出恰当的理解：理解是一种满足精神需要的活动，是带有主体色彩的外向精神活动；因此，不同形式的理解，却可以达到同一的功能（即满足）。



为什么同一民族的人民有一种亲近感？这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同一语言的方舟里”；他们是这语言方舟里的共济群体。他们可以有分歧，他们的生活不乏彼此冲突，但是他们都有生活在这个共同体内的需要，这需要是同一的。这共同点，使他们拒绝外来势力的过度干涉。“乡音”使人着迷的根本缘由，在于它打破了孤独感！



每一本著作也都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方舟”。它可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人们传诵。它既是作者向读者表达思想感情的场；也把各个读者的心理在无形中聚合的场，它在无形中打破了各个读者的心理隔阂。最后，它还可以把读者的反应反馈到作者那里去。对已经逝去的作者，读者还可以单向地“反馈”──即创造性的理解。因此，好书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因为所谓好书，就是那能够让不同的人读，就能够读出不同的结果的书。



每种本体论、价值观、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也是方舟。它把散居在各种时空中的人类份子，聚合在共同的渡过人生之海的安全岛上──不仅提供安定感和方向感，还能凝聚真正的实力。这无形的方舟，不论我们对其本身价值如何评判，它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发挥着沟通心灵、密切人类关系、摆脱孤独感等实际功效。



方舟的第二功能，不同于第一功能。试以人类的婚姻为例来区别二者，爱情属于心理的、交感的文化产物（联络彼此情感的纽带），家庭则为物质的、实在的文明产物（抵御自然的生产单位）；单纯的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则不涉及文化或文明，而属于人类的自然生物性质。







081



共济者群体与诺亚、上帝──古老的文化哲学。



在挪亚与方舟神话里，“上帝”的性质复杂而矛盾。通常，人们只当他是自然力的抽象化身，是直接自然力──洪水的发动者。但这不全面。事实上，正是“上帝”指示挪亚建造方舟，逃过大洪水，从而再度延续了人类的命脉。他甚至还与人类及受人管制的万物“订立契约”……在这些扑朔迷离的神话语言中，包含着怎样的哲理？



挪亚神话里上帝性格的两重性表明：



一，他不是如机械唯物论者认为的直接自然力──洪水的化身。



二，他不是如神学家或唯心论者认为的直接创造力──“造物主”或“英雄”的化身。



三，他是两种力量的结合或中介，是可以造福人类的抽象自然力或宇宙定律；又是启迪人类的神秘创造力或文化动力。



上帝的性格，既含有人类的原始恐惧，又含有人类的文化希望。他，是一个“两面的神”是原始人类孤立无援地面对茫茫宇宙时困惑心情的产物。



创造方舟的思想、行为，发韧于挪亚的个性因素。他借助于自然质料（“上好的木料”）、文化积存（选用木料和造船工艺），完成了自救救人的伟业。这，是他与“上帝”之间不断反馈的结果。上帝并非自然的实有，而是挪亚的个性（“义”）感受到的神秘力量。它既是自然力──发动洪水；又是文化力──建造方舟；双重的力，合成一种“神秘的启示力量”。







082



西亚《创世纪》中的“挪亚─上帝”关系，与东亚的《庄子》所阐述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异语同义：他们讲述的都是“天人合一”式的启示活动，这是古人对高级精神反馈过程的一种概括即神秘的概括，它是个性所捕捉到的“自然之音”与自然所培育的个性之间的高级反馈──构成古今文化创造活动的普遍原型。



方舟里的共济者身份复杂：有“挪亚”（文化创造者的象征）；有他的“家族”（享有文化的人类社会的象征），有“万物”（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界，即“第二自然”的象征）……但作为“方舟”即人类文化的乘客，却是同一的。



共济者群体，与“上帝”无缘，也没有参与方舟的设计；但若没有它，“方舟”再雄伟壮观、坚实耐用，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挪亚一人渡过洪灾，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挪亚一人渡过洪灾，也无法摆脱孤寂、获取衣食、繁衍后代……在洪荒一片中，他如何避免毁灭的厄运？



在我们看来，方舟上的共济者群体，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生物圈”，它是“上帝”获得祭品的来源、实现意志的质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土壤，还是挪亚施展自己才能的对象，是创造性文化的最终归宿。



挪亚──以及他的上帝：“上帝”只对他一人说话──预感洪水即将滔天，他建造了功能卓著的方舟；他的方舟是自救的，也是普渡众生的。他与共济者群体之间的这一关系，即各种文化发生、传播机制，没有个体如挪亚的创造性文化──方舟，共济者们如何渡过洪灾？但没有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压力，没有其他共济者的社会文化需要，挪亚辛辛苦苦造出的方舟，则无用武之地，没人来看它一眼，它将遗弃在渺无人烟的荒郊……



正如毁人的上帝是自然力的抽象，救人的上帝实为挪亚的神化──至少中国思想会这样理解的。──“挪亚是神的代言人”，被我们理解为，圣人神道设教；是人类向自然学习、从自然获得灵感。



其实挪业的故事，却展示了一幅更为古老的文化哲学景观，其中已具备各种要素：



一、客体和自然力的象征──洪水；



二、主体和创造力的象征──挪亚；



三、主客体的统一、自然力和创造力的中介、洪水与诺亚之间的纽带──“上帝”；



四、主体的文化结晶──方舟；



五、受主体（人类）文化影响的客体──共济于方舟中的“万物”（神话物活意识下的生物世界，也同时隐喻了全部物理世界）即“第二自然”。



上述五个要素，已按神话特有的表达方式（“传说故事”），安排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从而在原始神话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高级的体系神话）。



这些要素的联结，采用了典型的“神话式倒叙”。即推认上帝是第一动因，挪亚为第二动因，共济的群体则全然被动。而实际的机制呢，可能恰恰相反：共济的群体才是第一性的。从群体生活的需要中，才产生了对这一需要的认识（“上帝的启示”）。尔后才有人（“挪亚”）出来创制文化（方舟）以满足群体的需要（躲避洪水）。最后，创造者把自己的灵感神化为“上帝”，并宣布“上帝与人类订立了永恒的契约”。──“神的契约”，也许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文化的特殊模式。







083



群体生活是文化的本质。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方舟”。它帮助人类渡过大洪水的灾厄，是人类利用自然力的见证，也是抵御自然力的工具。



文化与人类的关系怎样？文化，是人造体。方舟的目的在于抵御洪水，渡过灾厄，保存与发展人类的群体。因此，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不是主供娱乐和审美；而是沟通心灵，联络人类工具。



文化的“功”与“过”何在？



当大洪水临近，方舟（文化的象征）应运而生，大洪水退后，生命“成群的下了船”──方舟即被弃置。



文化的方舟，是人造的，而非神启的。是人为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压力，为联络、调整彼此关系而发明的。但这一结论却又包含着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无奇不有的生物世界里，独独是人创造文化的方舟，而不是其他生命形式？如果只从纯生物学角度予以解答，人要比其他生物更具智慧。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完满。



据研究，人类的体质结构五万年来没有发生革命性的突变，但人类文明突飞猛晋，却并不发生在五万年前，而只是近几千年间的事。



纯生物学的观点，不能解释人类的文明。甚至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依然可能退化得十分原始，乃至丧失语言的能力。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落在南洋丛林中的日本十兵，十几年后连母语都忘却了，心理也退化到自然的、生物人的水平。可见，智慧的潜力并不直接产生文明，文明的进化，方舟的建造，自有更要紧的条件。



那么，人类文化的发生、滋长、日新月异的更为关键的条件又是什么？事实表明，是群居的生活。



人在自然状态里，比一切其他动物更为软弱：他没有毛皮御寒，没有利爪自卫──因此，他们只有组织起来，形成原始的群落，保护自己，以求生存。



不论是物质文明（“第一功能”），还是精神文化（“第二功能”）都是自我保护第一的群体生活的产物，都为巩固、发展群体生活应运而生。



可见，群居的社团生活，这是自然的生物人，转化成社会的文化人的一个关键：



一、物质文明的积累与发展，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没有众多个体的齐心协力和前赴后继，工具的改迸、机器的发明是不可想象的。而技术经验的传播和科学系统的建立，更有赖于群体的、互助的生活。



二、精神文化，可以娱悦或陶冶人的心灵。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推进群体化的生活。诸如社会、组织、制度、风俗、道德、法律，当然完全是为群体生活而设计的。



即令艺术、宗教、哲学也是群体生活的产物──没有频繁的人际交往，心灵的沟通，艺术、宗教、哲学将无从产生或全然枯死。反过来，它们为群体生活注入彻人肺腑的兴奋剂、沁人心脾的凝聚剂。



即使“单纯的娱乐”，也是在悄悄巩固群体的意识。孤立的娱乐是不存在的。有的娱乐（如孤游山水）表现为全然避世？但那只是对群体生活的现有形式表示不满，而非对群体生活本身的彻底厌弃。一切孤独者和“隐士”，迟早都会重返人间（“复出”），否则，在文化史上就不能形成意义。庄周、陶渊明等人也并未“弃世”──而是以自己的“精神”重返人间、激起深入的反响。



同样，普通的娱乐具有克服疲劳的奇效，其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谊，造成刺激，以转移兴奋点，借以消解单调工作引起的紧张、焦虑。因此，越能打破孤独感的娱乐，消除疲劳的效果就越好。而冷漠地旁观娱乐或与他人保持距离感的娱乐，既然不能“融洽”，就往往难以达到忘我和放松的目的。



因此，各种群体都重视教育工作。教育的形式和准则可以各异，但教育的目的则一：为群体培训各种“构件”。广义的教育不限于学校，是群体生活的基础。它传递知识，这被称为“智育”；但更重要的，是强化群体意识，这被称为“德育”。任何社会，都有它的“德育”准则，都把“德育”看得更重要。目的都在于加强个人行为的规范化程度，以适应群体生活的整体需要。



只有互助共存的群体生活，是否足以产生文化？不。否则，蜜蜂、蚂蚁、狼群、马群何以产生不了创造性的文化？文化发生与传播、变异及创新的秘密在于：它并蓄了个性因素与“集群作用”的双向原则，激发了小我、大我之间的良性反馈。







084



从宏观俯瞰，文化是人类群体共同创造的。从微观探察，构成文化星空的点点具象，却由个人率先创制。为什么大家都看见苹果落地，而只有牛顿举一反三，发现万有引力？在文化创造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个性因素。



文化史上的事例很多。耐久的艺术作品，如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尽管体现了深刻的社会性，但若脱离了作者的个性，那是不可想象的。



音乐绘画等等艺术，也离不开个性的滋养。而哲学论著、科学发现，也与个性的努力有关。当某一时代总的文化条件业已成熟，总有某些杰出个人首先“跳出来”，不仅形成，而且不断地拓展星空──他们是耶稣、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



文化发生的机制是这样的：



一、遗传基因的先天差异和生活环境的后天区别，构成不同的生存状态。它所培植的不同个性，在同一时代对类似的事物却有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感应，进而得出迥异的结论。



二、个人的世界观──观点、感应、结论等等，行为方式──反应、抉择的总汇等等，大相径庭。这样，当不同的个性面临相同的挑战时，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产生各自的行为方式。



三、这样，各人根据自身生存状态所创造的不同文化，一齐投放到社会需要的市场上、论坛上、议政厅里，有的被忘却了，有些被驱除掉，有些被容忍，有些被接受或申发、变异、弘扬……



上述机制表明，文化得以发生的关键，首先在于那些富于鲜明特征的个性。任何人都无法超越自身生存状态，去观察、体验、总结、对付他所属时代和环境中的问题。因而，他的文化带有不乏争议的个性印记是不足为奇的，它好像初生的牛犊，有生气，也有不周。因为它还没有退化到彻底社会化、习惯化的程度；还没有成为机械化生活的一环。



它是一个新的破晓，其价值即在于此。



有人会说，个人如果离开了集体，就难以有所创造。这话当然不错。因为，文明发展到今天，如果创造者脱离了丰厚的文化积层，当然难以超越前人的成就。因此，社会的习惯性文化，是个人的创造性文化的基础、养料。不过，群体在个人创作中的作用，只是文化传播对文化发生的反作用：即，已有的文化积累，对文化创造的渗透。



文化传播的集群性质，否定不了一个浅显的事实：新的创造首先发自特异的个性，然后才传播开来（“先知觉后知”）。即使社会性、习惯性的大众文化，也是个性与群体不断反馈的遗物，而且它也在反馈过程中不断变异。



在传统的价值判断中，常有忽视文化发生过程中个性因素的倾向，这使走向未来的步伐受到了羁绊。



没有必要害怕不合陈规和典范的新动向。



事实上，不合乎社会需要和历史趋势的存在创造物，最终是不会被“集群作用”所接受的。传播不了的文化无论怎样伟大，实际作用应该等于零。而被“人民的意志”和集群作用所认可、容纳甚至发扬光大的粪土，也即将是“文化新事象”──即构成价值，构成一个新的方舟，一个新的洞天。







085



文化传播的机制。



在文化的传播中，“集群作用”，即社会群体的需要对众多个性的文化创造所进行的理解、选择、淘汰、规范、发展──占有主导地位。艺术、哲学、宗教乃至科学的历史表明，个人的大量创作，只有为数不多者存留下来；而发挥重大影响者，更是寥若晨星。这，显然是“集群作用”，对个性因素的粪土进行了制约、裁汰、规范，以便根据需要来重新理解、甚至重新塑造……



超越了个人创作原意的重新理解活动，往往发展为脱离其固有范畴体系，而重新塑造──这并不是文化传播过程的罕见现象。相反，它大量存在，以至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机制。这种基于“误解”的运作，是文化史发展的天才杠杆。不同个体理解同一文化，得到的体验与结论却不尽一致。事实上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由主体（读者）来重新塑造（“理解”）文化客体（作品）！这样种精神再创作，造成对象同一而理解各异的奇观。这表明，历史上同一的自然、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解之所以多样，是因为各人的生存状态（生物状态和文化状态）互有不同，因而发展出各自的理解模式；理解的过程，实为创造行为发生的过程。对既有文化的理解，不乏主观性的塑造，是隐藏的、间接的创造──理解即创造。文化传播机制如此，决定了个人创造的文化不可能被全社会忠实地、原封不动地、按其固有范畴及体系来理解──而只能根据当代社会的文化需要来取舍、损益、或熟视无睹或申发弘扬。总之，是“着眼、理解、吸收与自己有用的一点，而忽视、省略、排斥与已无用的九十九”……



集群作用对文化创造的规范极严，没有多少“商榷”的余地。社会性、习惯性的文化，有自己的模式，它变化极慢，十分稳定。它分解、吸收个性的、创造性文化，纳入自己的框架，对脱出本系统的新要素，往往感觉迟钝而态度顽冥。一切都照群体的清单按步就班地循环，最终不能导入习惯性的流行文化的，即无价值可言。



而时过境迁、已失效用的文化，即应弃置──如共济者们登陆之后，方舟就遭到遗弃……



一时性的社会需要，施加在创造性文化者身上的各类规范，未必合乎社会的久远需要和根本利益。但许多可贵的萌芽，毕竟萌芽状态就被鼠目与利齿在啃噬一光了。披阅文化史，人们会不胜感慨，许多闪光的真理竟要过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才被重新发现和社会承认；而横遭彻底埋没之厄运的，就为数更多。



迄今为止，人类文化进展的路线，并不是按照“最合理的路线”发展的，它像长江大河一样曲曲折折，周流往复，不知走了多少弯路。许多深远的预见、合理的建议、高效的措施、创造性的思想，总不能沿着较佳的路线前进以缩短方舟上的孤苦时日，而被僵化定势的习惯思维白白牺牲了。于是，文明被一再延迟，文化以爬行速度积累。



这样看来，大众的口味、社会的需要，也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坐标；如果这个坐标锈蚀而不能随文化发展而变更，则文化的创造之源，就有被壅堵而枯竭的危险。所以，改变大众的口味，提高文化的层次，更新社会的需要，就是经常的挑战。







086



文化的“功”与“过”。



人的生物弱点，即他的文化优点：他只有互助，结为群体，才能共存。但历史上的互助现象极为复杂。仅把它理解为“互相帮助”、“平等互惠”，不合乎史实。艾明史显示，除这最“常态”即较中庸层次的“互助”，还有其他层次的“互助”，不，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叫做“对立统一”、“矛盾的相互依存”。例如，在等级社会中，群体的“互助”关系还体现为奴役和被奴役（奴隶社会）、统治被统治（封建社会）、剥削和被剥削（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于被决定（社会主义）甚至于占领与被占领（战争期间）、侵略和被侵略（殖民主义行动）等一系列的具体形式。这些，可以说是“变态的即极端层次的相互关系”，如果简单叫做“互助”，人们似乎是难于接受的。另方面，互助关系还有更崇高的表现形式，如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地为人民服务等等。



正因为互助形式不断变异，因此，理解和评价也随之而异。



文化，常根据不同社会的群体需要，相应分解为“精华”或“糟粕”。对文化“功”与“过”的这类评价，严格地讲，只是传播过程、理解过程中的选择活动。只代表接触者、理解者、评价者自身的态度，与文化现象本身不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实际上，每个人、每一个社会、每一群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观点不断地注视着、选择着、理解着，即评价着。



每个时代、每一社会都有自己对既有文化的“功”与“过”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其结论虽则各异，但原则都是：根据被评价的文化能否有效发挥它的纽带作用，即“集体的各成员”（“方舟上的共济者”）提供一个无形的、遥感的心灵交际的场所。而且，这个场所还是超越时限的──我读了新人的著作，看到古人的书画，听古曲或站在古代的遗址面前时……我就与已经死去的他们，发生了一种文化的“互助关系”──我从他们那儿获得了知识、灵感和力量；他们则从我这儿获得了一个欣赏他们、理解他们、吸收他们思想、弘扬他们精神的后继者。



精神！──不就是人身上的神，不就是化为人精的神？



每个人都需要理解别人和被别人理解，通过无形的、心理的“互助”以获得“精──神──力──量”。



而文化，既是方舟式的纽带，也是获得启示力的渠道。



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是普遍存在的、人人都经历过的；但又是特殊的，各人的理解结果全不尽一致。每个参与理解活动的主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被理解的“客体”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成份。这些需要有生理性的，也有心理上的；有公开直接的，也有隐蔽曲折的。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态，不同角度的需要；故有层次不同，形态各异，角度新颖的“理解”……



理解了，就意味着“满足”了。



各类互助形式，有相应的精神文化（包括艺术、宗教以至科学观念等）为之作出理论说明或综合表现，以便强化它。互相理解，即互相联系，互相吸取力量。



人渴望理解，渴望理解他人，也渴望被人理解。不被理解的感觉，会导致精神的苦闷，严重时会发展到对世界、对社会、对生活、对他人的极端不信任。因为，从本质上说，人的社会，人的文化以至人类共同的心理特征──都是哺乳动物的群居生活的产物。群居生活，既是互助的生活，又是激励文化的生活。文化是互助关系的纽带，也是互助关系的产物，是我们渡过大洪水抵达新大陆的方舟。──如手势、舞蹈、语言、歌唱、仪式、风俗等等，从远古就是人际交往的媒介。一方面，文化的纽带能提高互助行为的效率；另方面，互助行为又是各种文化发生的契机和传播的基础。



但每代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因为需要变了。即使同时代的不同人等之间的理解也互有出入，因为各自的需要南辕北辙，不尽一致。这样，如何沟通各种理解，如何求大同，存小异──就是一项艰难的艺术了。



远古方舟，虽然不再能够帮助我们远渡重洋，探险新地，但可以置放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研究、思考……以获得创造新文化的灵感。自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以来，帆船地位日益衰微。但近来的“石油危机”使一种新式帆船创制而出：它既有内燃机，又可以在顺风时借助现代化的风帆──破浪前进。在号称“风车之乡”的荷兰，陈旧的风车却启迪了一种利用风力发电的新灵感，它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什么宝贵的能源吗。谁能说古代的帆船、风车，已是纯粹遗物而毫无活的价值呢？



挪业的“方舟”──其形制和效率当然不再适应现代的需要，但关于它的神秘语话，不是至今还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087



有各种各样的“场”：有物理的无机场，有生命的有机场，有社会的文化场，有心理的灵魂场。







088



每个场，都是一个特殊的圈，是个相对的封闭体系，一个囿于己而不知他的宇宙；只有超越者能在各个支离破碎的场之间，一以贯之。







089



世界历史上曾经生生灭灭过多少文化场？没有人知道。当然，由一个强力中心（古代的成邦和现代的大都会），把文化的内核辐射开去，形成一团“沸腾着文化热能的文化圈”。



文化运动所创造的文化圈，大都经历过“隔离──扩张──统一──解体”这样一个“文明三部曲”。文明实体因此也像人的生命一样，跋涉在宇宙中，时而喜悦，时而焦虑，时而傲慢，时而自卑──走完自己的行程。







090



吸引我们此时此地的注意力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在各文化场趋于统一的节律中，直接的杠杆并非文化的内在向心力，而是政治军事的处在强制力。五千年前古代埃及文化场的统一，两千年前的中国、希腊、印度诸文化场的大统一（分别形成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孔雀王朝帝国等三大政治实体）──无不伴随着剧烈的兼并战争、空前浩大的文化毁荡。如果说，统一确有利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有其建设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些当时最文明的人类没有坐到谈判桌上，去商讨一个更富于合理性的统一呢？



其实，类似的“共商国是”或是“讨论人类前途”的创举，不是没有进行过，而是先后都宣告失败了！



在山西候马大量出土的诸侯“盟书”，和鼓噪一时的六国连横，都表明了这种通过谈判以促进政治联合的诚意。但为什么都失败了？（但愿欧盟可以获得前无古人的成功！）



诚意不足以消除人间的隔阂；由此陈旧的历史赫然可见。



联合国靠论坛形式协调人类政治行为的状态，眼见得破碎飘零了。“欧洲共同体”有幸靠关税同盟而改变历史的宿命吗？我很怀疑。欧洲议会与美国议会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缺乏强制力量；因为美国的强制力量是通过血流成河的南北战争建立的，而欧盟甚至连独立战争都还不具备！有一天，历史将证明，人类还是得“穿新鞋走老路”──仰仗强秦和罗马的“赐福”，要依靠“全球范围的南北战争”来实现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是需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需要必要的斧钺以为支持。







091



仅用“追求权能的意志”（权能意志）去解释文化场不得不仰仗“必要的恶──暴力”来统一的事实，似乎有欠完善。与权能意志（它表现为独立意识、自由意志、不思合并、不愿屈服）同等起作用的，还有各个地方亚文化势力所传播的排他性。各种亚文化的传统必定会抗拒新的统一，因此，不使用大规模的暴力，很难击溃它们的顽强抵抗。不论那些即使是十分文明的人类是否意识到了文化的这一特性，他们的行为恰恰证明了文化的这一特性。



各区域亚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甚至在表层的政治大统一实现后，仍然顽强发挥它的离心影响，并一再左右整个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这表明，“文化孤独”的倾向，对文化的宏观发展和微观分化，握有极大的发言权。文化孤独的倾向，是文化主体（人）的一项本能，它拒绝向文化实行全面的、平等的开放；它仅仅愿意把开放作为强化自己、弱化对手的一个战略来使用。所以，强磁的文化往往呈开放的形态，弱磁的文化往往取封闭的形态──这里仅有“攻势”与“守势”之别，并不是相反的因果关系，所谓“开放导致强大，封闭导致衰落”……







092



文化的发展有缓进期与急进期。



急进期文化构成“文化运动”。



文化运动，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本来走向。



文化运动中的个性因素，被目为“偶然性”。



文化运动中的集体神话，被目为“必然性”。



集体神话是经不起“科学分析”的，但作为“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认同，却对文化运动提供了前提。







093



一切文化运动，都是藉助于个性因素对意识形态神话进行的攻击。



社会的变化，文明进展──是靠文化运动来实现的。可是，现代人对文化运动的理解却过于狭隘和静态了。运动，不同于“移动”，它不是蜗牛前进或行星旋转式的恒定运动，而是热情和冲力的突发性运动，甚至是痉挛。







094



突发运动并不是没有节奏，而是夹杂着动荡的痛苦和跃进的喜悦的大变革周期。



人类的精神和个人的心理发展，都这样被各自形式的文化运动所支配。“进步”也许经历了亿万年的蕴酿，但它的来到却总是突然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进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幸福字眼。相反，它的来到总伴随着苦涩甚至血泪。它意味着大量的新生和大量的毁灭。许多陈腐的美好事物毁灭了，一些刺眼的、楞头楞脑的“怪物”崛起了。







095



文化衰退的机制：



a，时过境迁，人们的需要、心境变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b，前人的文化（作品、形式）因此不再为后人“理解”。即已难以继续激起人们的兴趣和感应。（“歧路亡羊”的例子就表明了这种不解与隔膜，早在两千年前已如何强烈）



c，文化潮流的转向，还会使人们对这些已然的文化形式采取批判态度。这时，“非理性的态度”跃居主导。（“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d，否定到极点之后，才可能反过来重取比较“客观”即比较宽容的态度。中和、以致“复兴”的假象才发生了。（“七日来复，天之道也。”）







096



文化再生的机制。



a，文化从高潮转向90度时，文化“衰退”。



转向180度时，文化变迁、否定、“革命”。



转向270度时，文化趋于“重新理解”，即萌芽状态的独立创造。



转向360度时，（对于已故文化形态而言）──文化“再生”。



b，再生了的文化，“精神”即方同感根本变异。但仍能再度感受到若干“前期”文化的要质。



c，新文化结构已变，但重取许多要素（前提：“重新理解时代”的再吸收）。







097



就社会或是种族而言，“人的创造力”在生理上是永远不会衰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表现这种创造力的形式本身的转换。形式的剧变，即构成“文化运动”。而创造的内力即便在文化缓进期也同剂量地存在着。文化急进期，不过是纵任内力去改变形式罢了。把这种表现形式奉为创造力的高贵结晶，而把那种表现形式定为低劣的渣滓──这是可爱的偏见，有趣的误解……是难以维持长久的迷雾。形式之臧否，只有时效的区别，没有千古定规。一种形式之为进化还是退化，只有放在宇宙背景的川流中，才能看清。



有春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春天的“芽”。



有夏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夏天的“花”。



有秋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秋天的“果”。



有冬天的创造力。于是就有了冬天的“实”。



“芽”，就是经；“花”，就是史，就是传；“果”，就是子，就是疏；“实”，就是集，就是笺。







098



人，不是寻常的动物。更不是落叶纷纷的植物。



人的身体不需冬眠。甚至人的创造力也不会在文化的冬天里冬眠。归根到底，即便文化上的秋冬剧变──也还是通过人的形式化的努力去促成实现的。



人，这时为创造所需的精神气氛和生活形态，自行规范创造力，形成文化的死结！而此文化的死结，恰为下一轮文化运动的风气之蜂起，提出了一个必要的对象和“参照系”。







099



每一个文化运动，就是解开一个文化的死结，其或通过超级智巧（这很少很少），或通过暴力冲突（这很多很多）。亚历山大之宝剑，不是例外，而是通义。







100



文化的形式是重要的、决定命运的。尤其，对于特定的文化体系的自身命运和应用价值来说，它的形式力量往往比它的“价值内涵”更有决定性。灵魂尽管是相通的，有时也还得以反对者的面日出现──因为形式不同，因为所受到的“压抑形态”不同；因此，兴起的反应形态（文化形式），也就不可能相同。



慎重地选用你们的文化形式吧！扬弃旧的，开掘新的，有时，还得为了它而献身！命运是需要祭祀的。在此，文化的象征性大于它的应用性，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更是如此，历史──正如常人──是被文化形式所拥有的那种性格极其新颖的能量（而不是其“文化”本身），震撼得变了形……



为什么“精神”的强度与烈度，似乎能感人至深？有时，你并不同意某种“精神”的内涵或其方向；但仍被它的表现形式深深打动了──这又是为什么？



很显然，这里的“精神”无非是一道生命之光。它的强度与烈度是代表了那个把它投射出来的生命本体的强度与烈度。而不论这生命本体“究竟是什么”。人凭着自己的本能力量，便很容易感受并捕捉到他人的生命之光，并誉之为“精神”。这精神虽不为哲学的逻辑程序所限，但确有其渗透力。透过它，人们终于靠着直觉──掌握了比“科学”所能给予更多的消息。这消息是“感官的知识”！而不仅仅是“符号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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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出席一位演说家的现场讲演会，他的观点你并不同意，他援引的事例你闻所未闻、不予置信。可是你却欣赏他的气度、赞叹他的威仪、羡慕他的词锋、投入他的热情……于是不知不觉地同情他、以至到了可以容忍他的胡说八道并沉迷于他所讲述的弥天大谎的地步──尽管你的理性知道他在巧言令色鲜矣仁。试问，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周遭乃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难道少见吗？



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谎言重复二十遍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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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生命之光是互相吸引的，正如生命互相吸引。有时，这种吸引表现为排斥、拒绝、甚至厮杀。人们厮杀，是因为他们彼此需要。因为爱是厮杀的前奏曲；而厮杀又是更高的爱即征服并同化之的前奏曲。



由排斥而接纳，由接纳而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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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寂寞暗淡的宇宙里，“生命之光”在根本上是互相吸引的。它们都要求扩充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已的声势、满足自己的虚荣──因而到处寻求着同类、并因着同类而光大自己（所以“传导”和“敛财”是同等重要的本能活动）。



我们的“精神”并不与动物本能相拒斥；相反是其最高表现！



“生命之光”的原始使命，本不是洞彻黑穹（那怎么可能呢）；而是“照亮捕食之路”、并把光明投射到自己的猎获对象上……这就是“精神”的妙用。所以，形式比内涵，更直接、更有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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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文化媒介（即各种符号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及定义一直引人注目也引人争议。简要探讨一下，确实不无裨益。



何为“形式”？接受者的感觉所及的表象，即为形式。



何为“内容”？接受者的理解所及的想象，即为内容。



从输送者（作者）方面看，意欲倾吐、表现的，即为内容。



而内容对接受者（读者）所呈现的表象，即为形式。



因此，从一个超出接受者立场（视角）也同样超出输送者立场（视角）的中立者看：接受者和输送者双方共伺有（因而发挥媒介作用）的那一“形式”──是接受者的感觉所及的表象；也是输送、倾吐、表现出来的想象。



“形式”只对输送者有意义：



“内容”只对输送者有意义：



接受者方面的“内容”实为（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想象：



输送者方面的“形式”实为（表现过程中发生的）“内容”本身。



对于表现者，与理解者共有的“形式”并不存在。



对于理解者，与表现者共亨通的“内容”亦不存在。



不借用物质手段或“文明成就”，精神文化就因缺乏媒介而无法传播内容。……因为在接受者心中，“形式先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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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的即发展的角度看，文化──或作为高级的思维形式和结晶，或作为一般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或作为制度与战争──都是生成之中的活体，而非已成定形的标本。这就赋予文化运动以特殊的、枢纽般的位置。



文化本身的新陈代谢及自我净化，促成文化表象世界波澜万状的运动奇观，而各种文化现象均在这宏大背景下“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它们的永恒动荡，交织成“人间天文”的洪流，可以至今使我们惊叹不已。以致我们甚至崇拜死人，把灰飞烟灭的行尸走肉，置为偶像！



即便我们能够把文化的活体抓住而后杀死（用静态的眼光把握它的某个瞬间，并以此“概括”整个流变过程），阉割而后解剖（用概念之刀“分析”它〕，搅拌而后烹调（根据自己的生存需要，“归纳”、“综合”的处理之后，重新构筑起来的历史观念）一番，自以为实现了一个战功赫赫的“元凶之梦”？但文化乃是活生生的。它活在我们每个有幸窥探其隐秘的观者的心中。



不同的观众，对同一文化事象的反应千差万别，而纯粹认知意义上的“反映”也悬殊之至。生理层次的“感觉”、心理层次的“体验”和意志层次的“反应”是如此不同，足以使“同一事象”在不同的心境里分化出超越“恒定值”的千奇百怪来。人们谈起古埃及肃穆沉寂的金字塔，或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中狂热阴惨的种族厮杀……但所有这一切，“反应”在各个独立思考者的心境中，并不构成统一型号的固定图景，而是不断生成变异着。在生成中变异，在变异中生成。业已消逝的文化现象，就这样“活”着。业已解体、遗弃、孤立甚至腐烂的文化，就这样与整个可见的宇宙文化，亦即与观者思者创造者的整个心灵，浑然一体共振着……构成一无边无底的喧闹，多彩、周流的动态……



你能说这不是最广义的文化运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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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或在生、成、坏、毁中，或在流、变、创、新中自我净化。或在形形色色“反映”与“反应”的图解中或在委屈求全的意志发展中自我净化──这都是“流”。既是浑然一体与宇宙同其呼吸的流，又是千差万别与人类共命运的流。急流是一种运动，缓流则是另一种？



（关于“净化”，我们也应在道学局限之外去理解：文化与时俱化。使文化不失效用的唯一出路，即淘汰、损失不必要的成份，增益、创制有必要的成份。文化有机体这一新陈代谢，即文化作为“人类之友”的自我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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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可用“适应”与“征服”（即“改造”）这“双轨交叉”的描述。即人一面“适应环境”，另面又“征服或改造环境”……



但是，以上这流俗的见解，是未能深入体察中华天朝语言文字的精奥所致？



中文之“适应”原有两重含义：



“适”为相合、顺从，“应”是相对、反应，因此，“适应”中已含有“征服”、“改造”等主动反应。



消极适应，是屈从；积极适应，是斗争。妥协，只是斗争过程中的策略；放弃斗争的妥协才是投降。而适应，则是宇宙的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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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文化的自身发展（这首先表现为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而非符号体系──的省察），还是对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构图（体察──描述──体察，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都受到某种趋向的制约，如个人的思想受到“社会的思潮”的制约。而这些方向，又大多是在事后的“总结”中被找出来的，因此“预测”往往失灵。这些方向又是多元的、互相牵制的，因而是“临时的”、随机的、难以规范的──要么意识的丰富程度比不上自然，要么二者的特点不尽相同。而迄今为止的一切乐天派或悲天派预言家，却是忽略了文化方向（如“思潮”）在不断移位这一简单的事实！而我们设身处地的方向的移位，使一切依既定方向进行的预测，成为徒劳的。



文化越是在其生命高峰期，就越是充满敏感的颤动、奇妙的弹性，就越是富于自行抉择的新方向……和潜力。当此青春良辰，她也就越多变，越富于神秘感。忽略此“生命根性”的预言家们，却把文化发展的现有方向、现有速度、现有特征、现有冲突方式──当作不变的前提；并从这武断的定格出发，去判断其前程──这能不犯下致命的错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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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预测家断言，二十一世纪末，世界人口将突破二百亿大关；其实，还等不到那个宏伟的时刻，潮流早就移位了。“人口爆炸”也就在无须强制节育的状态下，自行消除了——因为没有一个潮流，是不会改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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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潮流的方向发生巨大转折的运动期，是其新陈代谢、自我净化的再生时代。它不以复兴者自命，而以再生者自居。它为此后的渐进期设计轨道、提供典范，为再后的停滞期孕育基本的模式并分泌出有效的精神凝聚剂。生为死，作准备。研究再生时代的文化，因此有助于破解整个文化系统的内核。而再生时代的文化诞生与滋长的杠杆，则是文化运动，是运动！研究文化运动，也就是理解决定人类命运的方向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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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运动，当有其特殊的作为心理出发点的神话意识。它从这意识出发，去观察世界，并以这意识为隐蔽的心灵归宿。在通俗著作中，人们常把这类意识叫做“信仰”。其实，信仰有明确的信条甚至教义，而神话的意识则是不自觉的：它有丰美的内质，但无明晰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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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运动的兴起，不仅有类似社会运动的心理近因，还有文化系统自身的远因。它不仅要满足社会心理上的需要，还要解答文化史上的疑难。这些疑难症结，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社会心理需要未能及时满足而歉下的长期债务。因此，仅仅实现了社会使命的奥古斯都文化，未能解决希腊文化的疑难，这就为基督的文化运动，准备了生辰所需的墟围──废墟是生长的前提。



文化运动因此多有下述三个特征：



a，对传统的反叛，对前人文化的批判。这种反叛与批判有时采取了追怀远古（或为唐宋八大家的“文必三代”，或为文艺复兴时代对古稀腊的仰慕，或为十九世纪的德国对原始文化的缅怀）的形式，但骨子里这是再生。这被我们称作：以反叛父辈文化为道路，回归祖辈的文化！反叛和回归，是新文化的必备阶段。它以此自立，而后兴旺发达。



b，形成一种超越功利目的的世界观。其意识目的，在于寻求永恒的、理想的秩序，即“真善美”的绝境，即是绝顶之境界，也是绝路。其执着程度，几乎达到了目的论（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工具论”）的喜马拉雅山（群神岭）。c，文化运动的所望见的社会和自然蓝图，不是依据冷静客观的科学研究制定的，也不是理性观照的纯粹产物（尽管它用科学结论来自我证明，或诉诸理性的解释表明自己天经地义……）。它只是在社会需要的压力下奔涌而出的直觉，是由于满足了社会的饥渴、解答了文明的疑难，而风行天下。



综上三点，文化的发生虽是“合理”的，但其发展却多“非理”、“超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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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史考虑一番就不难得知，“进步”固是其主要轴线，但历史中也常会发生某种“倒退”现象。尽管这只是一些“支流”，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却是严重的。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倒退”现象的发生，过不了几百年时间，在文化的废墟上，又会重新结出新文明之果，也许还更美丽、灿烂。（起码就我们眼界所及仿佛是这样的。）



“倒退”现象的原因极为复杂。有的由于“蛮族入侵”（如周人入侵殷地、鲜卑─蒙古─满清─日本入侵中原；亚该亚人入侵迈锡尼、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以及回教徒占领东罗马帝国等等）；有的由于社会内部的动乱（如秦初、汉魏之际和南朝梁代末年的动乱使文化遗存遭到浩劫），有的则是内忧外患齐下。



值得庆幸的是：经历过文明浸润而后陷入“倒退”的人民，与从未经受过文明的人民是不同的。



《老子》八十一章所描写的“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属于后者；而陶潜在著名的《桃花源记》中描绘的，则是一幅前者生活的画卷，当然是理想化了的画卷。



“倒退”出文明的社会生活，事实上不可能像《桃花源记》那么优美。它是以压迫为基调的，如日本、满洲、蒙古、鲜卑对中国的征服。对这种生活，我们称之为“野蛮”，而对于未经文明熏染的生活，我们称之为“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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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生活与野蛮生活不同。原始生活特指物质生活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与落后，而野蛮生活除了物质生活方面倒退于相对原始的状态外，还在精神生活的空虚贫乏中，弥漫着崇尚迷信气氛。“野蛮”是“原始”对“文明”的反攻倒算，所以“原始”更多复仇性和残忍性。“反文化”是一种后文明的野蛮，而不是前文明的原始。



野蛮生活的本质是一种充满恐惧、耽于乌托邦幻想、用迷信的黑暗代替生活光明的全社会的蒙昧。



如果有人认为，“野蛮生活”仅仅是“原始生活”代名词，那就过于乐观了。野蛮之所以野蛮，是因为它用人类的现实生活作为牺牲品，来向古的或新的偶像献祭，以求博得这些虚无之物的假想欢心。它把巫术误作万能的灵丹，把神学教义当作解脱苦难的坦途。这就是“黑暗时代”的特征。野蛮是一种文化上的巨大运动，它把精力投于繁琐的观念丛中和幻想田（“试验田”）里，其必然结果是闭锁了生命的精华于伪造的金字塔中。它在社会表现方面的倒行逆施，堪称超级的守旧派，它纵任人的本能去歼灭文化的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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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曾经创造文明社会而后倒退于野蛮状态的民族叫做“野蛮民族”； 把从未创造过文明社会的民族叫做“原始民族”。



原始民族是初生的现象，野蛮民族是倒退现象。野蛮民族所开出的文明系统，属于“复兴式”的“第二代（或第三、四代）文明”，如古代巴比伦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五胡乱华以后中国文明等。



由原始民族创造的文明系统，属于“自发式”（并不排除种种来自外部的“诱因”）的“第一代文明”。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先秦文明、古印度文明等等。



在倒退现象造成的文化废墟上“复兴”起来的、由野蛮民族创造的“第二（三、四）代文明”，往往会结出较之“第一代文明”更美丽、更灿烂的文化硕果。道理显然，不论“野蛮状态”（文明状态的“再度原始化”）多么猖獗、盛行一时，毕竟不可能把已然的文明影响一笔勾销。说穿了，文明不是一件偶发的、断裂的事故，文明是人类历史的联锁反应。所以它可能一时衰竭、甚至中断，但不会不留形迹地消失掉。它的结构可能被“蛮族入侵”或社会动乱毁掉，但它的“建筑材料”作为“文化遗产”会流传下去（通过口头传习、文字记载的形式或经由建筑遗迹、生产工具等多种符号），并被后人（同族的甚至异族的）从新的角度予以消化，再度放出光彩。成为在新结构中重获生命的古建筑材料……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区分“第一代文明”或“非第一代文明”是重要的。前者较后者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和自发性；而后者较前者显得更成熟并包含较多的继承性。第一代文明可能借鉴并嫁接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但是它的基本文化是出于自己的创造，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中十分明显。有的学者怀疑六十进位制的干支记数来自巴比伦，有的学者认为早期中国文字与巴比伦文字有些瓜葛，并在中原铜器与北部中国或西部中国铜器的特点之间寻寻觅觅。有人认为甲骨文、金文和殷商青铜器是得自对某个先进文化的仿效。而这种语言文字方面与器物制作上的继承性特点，在希腊文化与更早的米诺斯──迈锡尼文化之间，则是更为鲜明的。正因为希腊文化和周的文化都不是第一代文明，所以它们的继承性特点较强。希腊不但有米诺斯──迈锡尼的渊源，而且广泛吸取了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希腊雇佣兵在埃及的活动是著名的，他们把埃及丰富的神话传统和古老的宗教观念“顺便”带回自己的祖国；就像后来的十字军把近东的物产与文化带回了西欧。而人们总还记得，希腊的诗史与相当一部分神话传说，如觅取“金羊毛”的故事等──正是发源于小亚细亚，而公元前八、九世纪的小亚细亚，正是由于亚述帝国的大扩张，才使得两河流域文化（“巴比伦文化”）也成了它的统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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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世界文化”，从来都不可能起源于“世界主义的文化”，而只是来自“世界帝国的文化”。马其顿帝国造就了“希腊时期文化”。秦汉帝国造就了“中国文化”、孔雀帝国造就了“印度文化”。哈里发帝国造就了“阿拉伯文化”。相较之下，基督与佛的“工人无祖国”文化，最后形成的只是观念与教派的分裂，而不是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体系。



每一种世界文化，都是一次剧烈而残忍的文化兼并运动的果实；而不是单纯的宽容态度一蹴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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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大陆──苍穹：各种文化体系或各文化圈的历史，大都经历着三种阶段：“海洋时期”、“大陆时期”、“苍穹时期”。这正如生命：起源于海洋，发迹于陆地，翱翔于苍穹。



a，海洋时期是一个充满动态、活力和神秘感的时代。大地上只有日落日出，海洋还有潮汐的壮观和永久的黑暗。海洋时期文化，受两种对立原则的交织影响，强大的外在压力以及为抵抗这压力而产生的内在力量的稳步（因而是定向的）增长。在各种文化和各个文化圈的生命伊始，都充满了内在的好奇（它能更有兴趣地抵抗外在压力）和热切的无目的感：这推动它去创造目的。它自以为全部的运动正导致一个终极目标的来临（或接近）。全部精力，被设想为正在奠定某种永恒的东西。这是“航程上的文化”。它陷在险恶（因而充满机会）的、无依无靠（因而也更自由）的原始海洋里，但向往着“彼岸”。海洋时期文化犹如挪亚的方舟──它包含一切种子，洋溢在原始水中，驶向遥远的、也许是“命定的”星座。为什么古老的天文学，总把人的命运和星相联结起来？很可能它被目的论的热忱鼓励着？自以为正在接近永恒的实体。



b，大陆时期是一个趋于稳定、功利和形式化的时代。当遥远无期的折腾，似乎得到一个明确结果（“世俗成就”），人们以为抵达新界。盲目的乐观成为各种流行思潮的基调。这时，动态让位给静态，在大陆文化中，自性质已占上风，传统变得日益重要，人们越来越务实，成为经济动物。从海洋时期的“本能的人”（或曰“意志的人”）演化为纵情享乐的“感官的人”──确定性成了大陆时期的重要标志。文化的相对性被忽视，一切色彩都要被调和在一个盘子里。它的热情衰退，它把好奇变为贪婪的占有。它不再寻求永恒的星座，而是埋头于即刻的气氛。大陆文化把海洋文化的种子发育成株，但它自己却无所创制，它成了固定的育儿器。



c，苍穹时期是一个空灵的、超脱得近似乎透明的时代。这是宗教衰颓和怀疑情绪、虚无主义盛行的文化季节。海洋时期有宗教情感，大陆时期有宗教组织，苍穹时期的宗教流于仪式。但这又是一个以金碧辉煌来掩饰其内在贪弱虚脱的时代，万神之殿精心树立起来，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苍穹时代没有生殖力，人口出生率下降。它的哲学理性得近乎残忍，它的诗歌充满铜臭，它的人民以玩世不恭来自相标榜。



海洋文化是基因库。大陆文化是育儿器。苍穹文化是金字塔。



我们播种，你们耕耘，他们收获。这就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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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我们只能在社会关系和文化框架以内跳跃、飞翔。有时，偶尔能突破这些限制，但难以摆脱这些限制。这使人们能够集中力量，又使人们难以尽情施展。它使人强大，又使人软弱。社会文化背景的休戚与共，使人们产生了“共同的语言”，但共同的语言是否等于真的理解？共同的语言，既能沟通人类，但又以其特有的“误解”性质，隔离了人类。人与人之间，可以达到最深刻的感情交流，但真能求得感情的一致，却比“登天”还难。──它的“难”，使它变得神妙。要是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感应一致的情境，那就是人间的天堂──它对现代日趋孤独、冷漠的文明人类，兴许要比物质利益的一致，具有更为神奇的吸引力。



在社会文化的表层上求得一致并不难，难的是使深入的分化趋于一致。在表层的一致下面，实际隐藏的正是越来越精细的分歧。这决定了文化运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节律。表层越是人为地强求一致，内在的分歧越趋深刻的对立；因为文化的命脉在于它的分歧，而不在它的一致！“求异”，是文化生长的可靠标志，也是一切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奏。



“我们曾经是朋友，但彼此成了陌生；对此无需隐瞒、掩饰，因为这不会使我们羞耻。我们是两条海船，每条船有其目的、与其航程。我们现在海上相遇，共同庆祝我们的会见。──于是，猛健的船都停泊在同一港口，淋浴在同一的阳光中，好像它们已达到目的，好像它们确实以此为最终的目的。然而，我们命运中的巨大力量，却又将我们驱散开来，使我们分驶于不同的洋面与地域……也许我们永不相逢，也许我们仍然重逢，但彼此已不相识了！不同的海洋和日照，把我们改变了！”（弗·尼采《快乐的智慧》279条）尼采这位被顽冥的德国人整疯了的波兰混血儿，说的多么“深有感触”啊！难道，尼采这位牧师的儿子说的真是文化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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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机体也是个“两面之神”：



一，作为社会组织结构的静态一面，它的最高理想是“善”。即对“秩序”和“稳定”的高度抽象。它的支柱是“习惯”。它的特点是克制，外在的强制与内在的克己。它的基础是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即最基本的生物生存的需要。



二，作为文化精力释放的动态一面，它的最高理想是“美”，即对“新颖”和“变化”的神秘（而非“科学”）的概括。它的支柱是“欲望”，它的特点是冲动：创造新事物的冲动、接触新对象的欣喜。



它的基础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即从生存的需要派生出来的追求自我意识和自我肯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最极端的表现，是对“永存”和“不朽”的渴望。满足这种渴望，就成了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内在出发点。不错，它都在“解释世界”并全力以赴地描绘自我意识观照之下的“世界”──但它们实际上是在“改造世界”：改变“客观世界”以塑造一个“主观世界”，从而填充那些满布在灵魂中的疑窦，以获得确定性和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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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有机体都被迫直面的一个永恒之谜──



社会结构对其内部文化的多元分化这个生长的标志，到底具有多大的耐受力？



如果文化的发展势头所带来的冲击力，超过了现有社会结构的承受力，则整个文化有机体面临两种选择：



a，牺牲发展以维持已有结构。



b，调整社会结构以适应新的发展。



第二条道路更痛苦，但接近生命；第一条道路更简单，但接近死亡。



如果社会结构的压力大于文化发展的冲力，则整个文化有机体也面临两种选择：



a，继续高压使有机体日趋僵化。



b，为刺激有机体的活力而减弱压力。



第二条道路多动荡，但前程远大；第一条道路很稳定，但日益狭窄。



事实表明，“存在”与“生长”之间、结构的“秩序”与释放的“冲力”之间（也可以说在“善”与“美”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文化运动依赖于“不平衡”，而不平衡则违背“善”。



人们常说，年轻人理解不了老人——因其经历稀薄，体验肤浅，所阅不深，心理过于稚嫩……这固然不错。但反过来，健忘的老人又何尝理解年轻人呢？仅仅靠着回亿自己年轻时的体验和阅历、思想与感受？且不说记忆是多不可靠，随着岁月的沉淀而来的附加层足以扭曲记忆中的体验，加上当年的处境与现今面对问题如此迥异──他又何从理解分属不同时空的年轻一代？



成人与儿童的关系，程度不同地也存在这一问题：儿童固然理解不了成人；可成人又怎样理解孩子？于是，新文化的发展难免被代沟所切断，文化运动的非理性质日益增长，语言的对话被拳脚棍棒刀枪的教训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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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声音对他说：“千百万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千百万年都是这样熬过来的！”另一个声音对他说，“正因为千百万人都这样生活，正因为千百万年都这样熬过，所以我们决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传统没有死。尤其是中国的传统还活着：既没有像巴比伦那样溃灭，没有像埃及那样成为活化石；也没有像希腊那样不可逆转的异族化，没有像印度那样四分五裂，甚至没有像犹太那样全民族流离失所。尽管，中国已在较小的深度和规模开始了上述综合症，但毕竟还没有陷入不可挽回的死亡。中国或许还将长久地作为一个巨大的共同体，苟活下去。只要这个前提不改变，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就注定要发生“震动全球的伟大事件”。让我们为此祈祷，但愿它不要充溢过度邪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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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异于禽兽几希。”这个“希”，正是被古典文化所褒扬、崇仰；被现代文化所轻蔑、鄙夷的。当然，现代文化所谓“唤起本能力量”的倾向，也并非是向禽兽的简单回归，而可以看作是在新的文化动机之下动员禽兽般动力的努力。这努力甚至能够奇妙地转为文化运动的冲力。这就是无数好事之徒所渴望的“现代化”。







　　　　　　　　



第四章：理解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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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乐园”的主题，从古代巴比伦文明的神话、宗教一直变奏现代世界的艺术与哲学。不绝如缕的旋律与和声，诉说了人惶惑也倾吐了人的向往。在各个原始民族的神话里，都有一个普遍的主题──讲到人类本有一个“黄金时代”（中国古史传说认为那是美满和谐的“三皇五帝时代”），与大自然浑然一体，过着“鼓腹而歌”的幸福生活：



舟张辟雍，（仓鸟）（仓鸟）相从；



大风回回，凤皇喈喈。



（《大唐歌》）



卿云烂今，虬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卿云歌》



但幸福并不长久。后来，人与自然（或“上帝”）的关系宣告破裂了。失去了“乐园”，不复依赖自然状态或“上帝”，开始了自己创造文化的艰辛生活。“文化”现象，就在失乐园的压力下，逐渐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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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什么？



本来，凡属人类创造的一切，都可算做文化。从哲学、艺术到衣、食、住、行，可以无所不包，这是广义的。狭义的文化只包括世界观（哲学的、宗教的、科学假设的；总之是“思想”而非“知识”）与艺术。这也正是本书想说明的。为什么这样区分呢？



广义的文化可初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前者的功能是满足人的身体需要，后者的功能是满足人的心理需要。前者是可见的；后者本身是不可见的，通过前者体现出来。比如，书籍这一物体是物质文明的产物，但其内容属于精神文化：后者通过前者体现出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有亲缘关系，二者往往互补。在物质文明的荒原上，难以冒出精神之花。而无精神的先导，一切物质文明的构造，也不可能诞生。至于精神文化本身，还包含两个层次：〇科学、技术等应用性的知识；〇世界观、艺术等价值性的判断。二者之间常有互渗关系，但并不同质。这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一，科学、技术等应用性知识，可以用实验的方法验证，并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求得公认的完善。评价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自有公论”。但世界观、艺术等价值性的判断，却无法在实验室中验证。即便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也很难取得众口一辞的评价。这表明，前者的可沟通性远远大于后者；而后者，除了一般的理智作用，还有许多主观色彩和情感成份混杂在一起。



二，科学、技术的知识，目的在于应用，在于转化成物质文明，因此，这些知识的产生与传播，要求克服或降低人的主观色彩，尽量接近客观规律，否则，只有失败。但艺术与世界观却不是这样，它允许并要求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支配着文化两个层次的，并不是同一个规律。两个层次的精神，外化为“科学与艺术”。自古以来，智者们就已体察到二者的区分。艺术与世界观意义上的（狭义）文化，正是本书探讨的着眼点。



世界观、艺术的价值判断，不是直接应用于人的身体需要。而人的心理需要则是多方面的、形形色色的、难以预测的。因此，这种文化的孕育、产生与传播，不仅不要求克服、降低人的主观色彩，反依赖于弘扬人的主观因素，使之达到创造的意境。主观因素越丰富，产生这种文化的潜力也就越大。



正如王国维所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人间词话·六十》）入乎其内，是体验；出乎其外，是创造。二者都离不开作为“诗人”的艺术、世界观创造者的主观因素。根据对文化史的综合考察，可以这样说：在这文化孕育、产生、传播的过程中，非物质的、非应用的、以及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文化的这种心理背景，深深植根于人类本能生活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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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并不是一面机械反映外在世界的镜子，不是一部按照逻辑程序去生活的机器。电脑比人脑按照程序工作的效率更高，但它却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它能诊断疾病，但创作不了有个性的艺术，它擅长管理，却产生不了价值判断。总之，人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电脑却只有知识的积累，没有文化的生成。文化的内核是价值标准，它是一系列情结的错综复杂的产物，表现为对某种特定价值的认可。这种价值观念能够满足人类心理生活的需要。从各种特定的价值坐标系中，产生出各民族文化的系统。而当特定的文化系统不能继续有效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和行为需要时，这一文化就趋于衰落，它的传统价值准则（文化的核）就会受到怀疑与批判。文化的这些特性，使它既不同于可见的物质文明手段，也不同于应用性的科学、技术层次而自成一体。借用传统术语我们不妨说，文化是“体”；物质文明与科学技艺等应用性知识，则是“用”。



一种体用相违的文化，无疑是患上了病症。但文化的体用相违所孕含的危机与失衡，却也不失为一股意外的动力。它冲击心灵，迫使心灵对文化的体用形态及其关系，作出反思。这反思也许有些苦涩，但对调整过时的文化行为，则有裨益。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年）曾写过两个史诗《失乐园》与《复乐园》。文学史家公认《失乐园》的成就远在《复乐园》之上。为什么？因为“失乐园”是实存的折射，而“复乐园”却因纯属幻念而贫血失色。



──失乐园的主题比复乐园更有力，它激起了对于生命的神秘感；而真正的失而复得，相形之下却反倒显得平庸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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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大地上的一切奋斗，人类飞升寰宇的超级冲动，以及人类的一切牺牲与悲戚、快乐与沉思，都是缘此永恒的文化主题而发：失乐园。啊，失乐园！你给人类带来的孤独，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从天庭被逐出的男男女女。啊，失乐园！你又像熄灭了的明灯、破碎了的明镜那样，吸引着人、并照见了他的文化形态的本原。你似乎启示着，人类尽管有其生而软弱与不幸的一面，但毕竟能够凭藉坚忍的跋涉去超越自然的局限。尽管人类已失去了“神”所允诺的乐土，但从他曾经企及过幸福的彼岸这一事实去揣测，他也许终能再获超度。



啊，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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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宇宙中的孤独──人们常常引证的格言中，有一段出自法国著名数学家兼思想家布雷兹·巴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之手：



人类只是一棵芦苇，原是世间最脆弱的东西；但那是一棵有思想的芦苇。用不着全宇宙武装起来把人类轧碎；一股气流，一滴流水，足以灭亡他。然而，即使宇宙轧碎他，他也比灭亡他的宇宙更其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亡，知道宇宙的优势，而宇宙却什么也不知道。（巴斯卡《思想录》第1卷264条。）



作者称人类的思想为“人类伟大的标志”，历来的引证者也藉此说明“人”在宇宙中值得骄傲的存在。但是，这从另一方面也正生动地道出了人类的孤独：宇宙“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人却“知道自己的灭亡”，知道这个并不知道他的宇宙。



人类，因而与整个宇宙处于某种对等的地位。宇宙是一边，人类的自我意识是另一边。宇宙产生人类，并迫使人类服从自己；人类知道这一点，但宇宙却是“麻木”的。人类在宇宙的包围中，没有朋友，没有可以互相观照的对象，没有能够对等地理解他甚至“知道”他的“对话者”。



人类明确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孤独，是文化状态的结果，是自我意识高度发达的标志。进入了文化状态的民族，充分发展了的个性，才意识到自己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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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时代的人类，尚未自觉意识到“孤独”。他们在本能的漩涡中，在生活和意识的发展历程中，无疑感受到了日益深切的困惑与孤独。但末达到意识的、反省的高度。



原始的恐怖，正是这种不自觉的孤独感的表现。为了平衡这种恐怖感，他需要一个“活的宇宙”（柏格森称之为“生命之流”），作为自己的旅伴和想象中的“对话者”。



在“万物有灵”观念的透视之下，整个宇宙都与活着的人类同呼吸、共命运。古代的泛神论、星相学、“天人感应”思想都从这原始观念汲取了养料。“万物有灵”观的影响力，在于它悄悄满足了人类切望摆脱孤独、在新的水平上和自然重新协调无间的原始愿望。因此，人类为自己塑造了许多理想的“对话者”。在远古的神话里，他凭借自己的潜意识和梦境体验，造出了一批批巨人、天神或英雄来陪伴自己，打破人类在宇宙中的孤独。古代神话的秘密引力在于，它是人类渴望摆脱双重孤独（事实的与心理的）状态的原始精神，是一种最早说出的诗化哲学的纯粹语言神秘而炽热的超渡人类被隔离状态的希望。在现代的科学实践中，他意识明确地活动着：不惜破费重金，上天入海去寻觅“智能动物”，即现代人类理解的“对话者”。他要靠科学力量的奇迹去实现那古昔的神话之梦……但永恒的对话者在哪里呢？这正是文化的“斯芬克斯之谜”。



人类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渴望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打破自己在宇宙中的孤独处境。巴斯卡说，人类“知道自己的死亡”是“高贵”的表现。然而，这也正是“人类孤独”的文化源泉。在生命行进的路上，只有人类意识到“死亡”。只有人类把“死亡”纳入了自己的反思领域。这种高级思维，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深了他的孤独状态。没有人情愿毫无意义地死去，但每个人都不免一死。死亡，因此震撼人心；它激发人类去思想、去奋斗、去极力粉碎包围着自己的宇宙和孤独感。一切宗教和许多哲学、艺术──都在探讨“生命的意义”，这正是对死亡这一悲郁归宿的思考和反应：人们渴望寻找生命的意义，并对死亡作出合理化的说明。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也许创造了比自己的生命更“高贵“的东西（生命毕竟不免一死），但仍然不免一死，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对话者。



人类，尚未打破自己在失去梦境乐园、落入宇宙激流之后的孤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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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身的孤独所造成的多重隔离，是个他自己未必意识到的事实。



人类的孤独既来自他在宇宙中的处境，也来自彼此之间的隔离状态。这使得人类的孤独具有双重内容：



1，来自宇宙的孤独，使他成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人类”；



2，来自彼此隔离状态的孤独，使他成为各个特定的集群（氏族、部落、行业、阶层、民族等“社会业力”）。



在沉默的宇宙面前，人类是一个观念类别上的整体。但在人类内部，彼此又各自为政，在隔离状态里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生息繁衍。人类的隔离造成历史、文化发展的种种样式。迄今，人类在文化上远非统一的。那么，隔离的状态及其肇因有些什么含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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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中的生长：人是一个有机系统。



从这意义说，一个人就是一个完备的小宇宙。他与同类交往、从外界吸取各种能量（从“物质”到“精神”），增强自己的内力，发展自己的存在。



人的群体也是一个有机体。它以协调内部成员为起点，与其他群体发生联系。但在本能上，它却是自立的。群体之间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只是“互利”。利他行为，在个体之间尚可见到，在群体之间较为鲜见，因此可见，群体的自我封闭倾向，较个体尤甚。



在动物世界中，人的圈子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人与其他生物的“交流”，只是为了把它们贬作自己的养料或观赏对象，而不是为了和它们对话。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侵略”、“奴役”行为中，也体现了这一倾向。对人的这种行为倾向，是无法取缔的。尽管佛教徒的一大创造就是对此进行了有限度的谴责。如禁食动物等，因为在生命世界，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理解，是以自己的爱好、需要、“胃口”为前提的。



对宇宙而言，生命的世界本身，又是一大封闭系统。它利用世界、适应环境，又变换环境去促进自己的兴旺发达。变换有两层：动物式的选择，和人类特别发展了的“改造”。而对于植物而言，选择的余地更狭小，改造的希望更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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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的封闭系统，普遍具有排它性。但是，这种封闭，是种族存在、延续的前提；也是个体发展、转化的条件。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个排它的大小宇宙，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圈子，一个个你要么被同化（以便换取一张入场券）、要么被排斥（自由的代价是孤独，的“场”。生物圈、文化圈在功能上都是一个“场”，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杠杆，是近乎力学原则的那种“吸引”、“排斥”；近乎生物学的“同化”、“异化”；近乎文化学的“融和”、“消解”……



本能上的封闭和行为上的开放；原则上的利己和策略上的利他──是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安身立命、寻求前途的两面相。为了促进本位的壮大，不仅需要移动和交流，以便和宇宙能源进行交换；还需要适度的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这是被人类升入反思领域的大智慧。移动、交流，被叫做“自由”；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被视为“独立”。人们把自由和独立并列，并不是出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由于人在本能上酝需这双面的本能。



追求自由的冲动和热爱独立的意向，在生命的总体运动中交互地推向高潮。生物场和文化场的开放与封闭，因此构成人在宇宙中的行为交响乐的两个基本的主题变奏。而自由的基础则是独立，是自己存在。死亡者固然与自由绝缘，依附者也只能仰望自由的星空，尽管有人谬把死亡与解脱、自由等同了起来。生命，是在隔离中生长起来的，文化亦然。──“隔离中的生长”这一命运，是与“有机系统”这一存在始终伴随着的。隔离中的生长，具有多种形式：如地理性的，超地理性的，时间意义上的。“人类”受到多层的分割，彼此孤独。但是这却在不意之间为文化的多元发展，为文化的丰富性，提供了最大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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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性的隔离：



早在史前期的野蛮生活中，人类就彼此隔绝。其遗产种族与语言不仅深刻左右了人类的文化史，并存留至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文化在今后的发展历程。



种族──



世界的种族至少可以分成三大类：黄肤的蒙古种，白肤的高加索种，黑肤的尼格罗种。每大类又可以初步分成几个类：



蒙古种：北方型，南方型（马来型），印第安型。



高加索种：北欧型，南欧（地中海）型，虾夷型。



尼格罗种：非洲型，达罗毗茶型，塔斯马尼亚型，皮格迈型（矮黑人）等。



再往下还可不断细分。



人类多种族的显著存在，表明从人种形成的时代，直至现代，人类还被强有力地隔离着。遗传学的研究表明，各种族的生理状况，既有其共性也有其显著的特性。这些特性在文化发生、发展过程中并非毫无意义。频繁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也未能根本打破、消除各种族之间的珍域。



语言──



语言作为人类隔离生活的产物，它比种族分化得更细致，比种族的品类更多、更复杂。据不完全统计，世界的语言，大的语系（如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二十来种，外加几十种小语系和“独立的”（即难以归入语系）语种。其中“美洲印第安”这个大语系，下分近一千五百种语言，仅北美印第安语，就包括五十多个小语系。世界各民族语言还包括若干方言，例如，汉语粗分之下就有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湘方言、吴越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等几大类。



人类语言的这种现状，暗示了人类互相隔离的历史。有时，他们突破了这种隔离，造成语言的融合：旧语言的消失和新语言的形成。但语种的存在，表明语言所象征人类的隔离（类似种族的存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要“如实地”翻译不同的语言，十分困难。语法结构和语义之间的深刻差别，难以逾越。这些差别，对塑造不同的思维方式、观念形态和文化系统起了直接的作用。



种族和语言的多样化现实，证明人类过去与现在彼此之间隔离的广度、深度；这一现实还在发挥着隔离人类的作用。这一现实对文化圈的形成一直是很重要的。



种族气质和语言形态的差异，不仅对文化的发生、发展有影响；也使分属不同种族集团的语言集团的人类，互相之间的精神沟通，变得格外困难起来。《左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就是对这一困难的原始总结。



此外，同一种语言本身还具有隔离作用，《庄子》对此已有发现。所以他大声疾呼：“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他想找到一个打破了语言的隔离的对话着，向往不用语言就能沟通思想的理想境界，尽管他知道这一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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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语言、文化诸层次隔离的促成因素，首先是地理上的障碍。在人类活动的早期，还无力克服诸如山脉、江河、沙漠、海洋、以及遥远的距离等因素，或克服不力这些障碍便隔绝了各地的人类。使之形成不同的族类、语言、文化传统。等到种族、语言、文化传统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加深了人类彼此间的隔离，致使人们虽有机会接触，却无力打破已然的隔离。



地理性的空间隔离，在文化上的产物是地理文化圈。其或为地方文化，或为民族文化，或为大的区域性文化（如远东、欧美等等）。这是形态较为原始的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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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确认：世界各大区域的原始文化具有不同的起源；它们是在彼此隔离（有交流，因而不是“隔绝”）的状态里各自发展起来的。



原始人是孤独的，他们生活在氏族的狭小圈子内。原始的群落是孤独的，它们彼此通过原始的交换与战争，也有接触，但那并不能打破横亘于它们之间基本的隔离状态。《老子》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谈的虽是他的“理想国”（“小国寡民”），但描绘的却是古代生活的隔离情景。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多取材埃及、斯巴达的现实生活。考古学还确认，古代世界的文明社会，同样在彼此不相知的状况里发展起来，后来通过帝国时代的军事扩张，才开始互相接触。原先具有不同的起源。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简史》认为，独立兴起的文明社会计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米诺斯、中国、印度、南俄、玛雅、奥尔密克、查文等九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认为有二十二个“文明”，包括若干个“子文明”。现代世界，仍然划分为若干个大的地理文化圈，如远东世界、欧美世界、伊斯兰世界、东欧、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非洲（北非除外）等等。当今现代文化风靡全球，但传统的文化圈并未消失，而是在各自的基础上趋向现代化。即：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现代文化。忽视这一点将是危险的，当代西亚和南亚的军事纠纷事例充分表明了传统文化圈在现代世界的含义。 这展示了文化隔离状态的广度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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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地理的隔离──



地理文化圈的疆域，和种族的尤其是和语言的疆域相一致，其最显见的形式，是民族文化。但是，在深入考察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后，就会发现，还有一种文化圈超越了地理因素，它同样起着隔离人类的作用（可以称之为“超地理的空间隔离”）。这种隔离大多采取了宗教的或世俗信仰的形式。



先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例。它主要分布在北非、西亚一带，似乎连成一片。但到了东南欧、南亚和远东，情况则骤变：伊斯兰文化在这些地区与基督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佛教和儒家文化并存着，即生活在同一地域之中，但却彼此隔离着。各教人士可以同处一地，甚至共居一室，说着同一种“民族语言”，但缺乏共同的文化语言，因为他们各自的信仰背景各自不同。



再以基督教文化为例。在现代欧洲（除东南一角）和整个美洲，它都拥有大势力。但在菲律宾、非洲、中东地区则同样与其它文化杂处，具有典型的超地理色彩。



至于这一文化特征最为鲜明的犹太教，其教徒散居世界各地，在许多地区与周围同地域的文化相隔离（“犹太区”），发展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模式。超地理的隔离同样是超民族的。



中东地区最为明显。在中东的现实生活中，各个教派生活与组织既超越民族又超越现代国家。毋宁说，教派才是中东地区真正的权力中心。如果一国家由一个主要教派和许多次要教派组成，次要教派诚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排挤，但国家的安定还有保障：那个主要教派即等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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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城时代的集权国家中，儒、佛、道诸教之间，佛教诸宗派之间，道教各门派之间，也都受到各自文化背景的相对隔离，特别在它们的鼎盛时期。基于互不理解的彼此攻击，充斥一部文化史。宋元以降，诸教趋于衰落，故有混同之势。



超地理的文化隔离还采取了学派的形式──不同的学派与不同的行业、阶层一样，具有一套特殊的言语系统（“行话”、“术语”）。表面看，它属于某种民族语言，但学派却赋予它细微而重要的差别。因此，在不同学派间，往往因“缺乏共同的语言”而无法“对话”。更普遍的，是虽有对话却“各执一端”，无法达到沟通思想、融汇精神的目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价值标准即文化的内核不同，从而，使得思想交流或成为“多余的”，或成为“误解的”。其结果，只有论战，而缺乏彼此的理解（彼此隔离）。对话流为一种斗争形式。



学派与教派的差别在于，它只是一个思想或世界观的圈子，一般没有仪礼或行为的禁忌。



当一个学派不仅是一个思想圈子，而且构成一个生活圈子，它就是一个教派了。但，当一个团体只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作为价值体系的世界观），而没有共同的生活规范和固定的行为准则，它就只是一个学派。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最古老的例子，它甚至还是一个信仰团体。中国先秦时代的墨家学派，也既是学派又是宗教团体（教派）：它约束成员的生活方式。上述两个文化圈子兼有学派和教派的特点，而终于成为教派，因为它们除了思想基础，还有生活规范与行为准则作为联系纽带。



当共同的思想基础与生活规范、行为准则一起模糊之后，超地理的“高级文化圈”的约束力也就随之消失了。例如，某个教徒既不信奉教义，又退出教区生活，甚至还食用教义所禁止的食品，与异教徒通婚──他就不属于该教文化圈了。类似的例子文化史上多有。



而在此之外，还有帮会的存在，他们之间流行的是“黑话”与“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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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和相对的时间隔离──人类被死亡隔成无数个世代，不得往来，这是绝对的时间隔离造成的一种孤独状态。



每个时代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化的创造者，内心深处都激荡着类似初唐诗人陈子昂登上“古幽州台”时的心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了解身不由己的时间隔离；更可贵的，在于他具有历史感，知道自己尽管处境孤独却并不精神孤立他可以仰慕古人、想象来者。他受到生命的局限，打不破时间隔离的侄桔，只能“独怆然而涕下”。但在他的凄楚中，却涌起了用精神上的创造去打破隔离、消解孤独的意念。



沟通不同时代人类的，于是只有想象的翅翼；或者，借助于想象之翼的“理解”。陈子昂理解了“古人”了吗？没有，他只是想象了他们──用自己的情绪和经验。“恨不相见”的惆怅，发自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寻求对话者（古人称为“知音”）的需要，其条件是需要者自己的想象。“古人”仅仅作了他的抒情对象；“古代”就是他的想象力驰骋所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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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仅被死亡隔断，还被生辰隔离。这是相对的时间隔离造成的又一种孤独状态。幸而能够“相见”的人们，却因为生年的早晚而彼此陌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代沟”。对于人类，尤其对于有文化的人类，时间并不抽象，时间由社会和文化演变的节奏体现出来。生年不同，经历的社会与文化状态不同；心理随之不同，语言和行为也就不同。



他们见面了，但却常常跨越不了横亘其间的时间隔离。他们熟悉对方的生活与音容笑貌，但在心理上却是陌生的。同时代人之间“应有的”互相理解、沟通，却往往被彼此间的隔阂、误解、争吵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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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民族文化系统之间，也有“代沟”横亘着──这同样是相对的时间隔离的文化投影。



公元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们登上西印度群岛，他们逐渐“发现”了与自己的种族、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类。他们与这些人类，分属不同的社会（包括文化与心理）发展阶段；因而，在身体上同属“公元十五世纪”，在文化心理上却相隔许多世代……这种民族文化的代沟，使他们互不理解。印第安人看到技术先进的“白人”从“东方的大海”飘然而至。竟视之为“天神”；而西班牙殖民者因自己的发展阶段较高，竟把“土著”视同禽兽──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可以在身体上互相接触，甚至生儿育女，但在心灵上、文化上却不在一起，难以沟通。



印第安人的文化隔离，被欧洲人的技术优势打破了。其结果，是土著文化作为一种有机系统的全面崩溃。今天，你可以在美洲文化和美洲种族上，找到印第安文化与种族的诸多因子，但作为有机系统，它早已不复存在。其主因，在于美洲的土著文化，未能在欧洲的冲击面前，有效地维护自己文化的系统封闭性（不排除对文化因子的开放、拿来、吸收）。而在维持本文化系统的存在方面，旧大陆上的诸文化场，如远东（中国文化）、南亚（印度文化）、中东（阿拉伯、穆斯林文化）──都比印第安人成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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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孤独的主因──



世界历史上曾经生生灭灭过众多的文化场。由一个强力中心（古代的城邦和现代的大都会）把文化核辐射开去，形成一团沸腾着文化热能的“文化圈”。它们都经历过隔离──统一──解体这样一个“文明三部曲”，像人的生命一样，跋涉在宇宙中，时而喜悦，时而焦虑，时而傲慢，时而自卑──走完自己的行程。吸引我们此时此地注意力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在各文化场趋于统一的节律中，直接的杠杆并非文化的内在向心力，而是政治军事的外在强制力。



五千年前古代埃及文化场的统一，四千年前两河文明的统一，两千年前的中国、希腊、印度诸文化场的分别大一统（分别形成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孔雀王朝帝国等三大政治实体）──无不伴随着剧烈的兼并战争、空前浩大的文化毁荡。如果说，统一确有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有其建设意义；那么，为什么这些当时最文明的人类没有坐到谈判桌上，去商讨较为合乎理性的统一大业呢？其实，类似的“共商国事”的创举不是没有进行过，但先后都因为尔虞我诈而宣告失败了。在山西侯马大量出土的春秋诸侯的“盟书”，和鼓噪一时的战国合纵连横，都表明了通过谈判促进政治联合的诚意。但为什么都失败了？诚意不足以消除人间的隔阂；由此陈旧的历史也还是赫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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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追求权力的意志”（“强力意志”）去解释文化场须靠暴力统一的事实，是欠完善的。与求权意志（它表现为独立意识、不思合并）同等起作用的，还有各个地方亚文化势力的传统排他性。传统抗拒新事象，因此，不使用大规模的暴力，则很难击溃它的顽强抵抗。不论那些当时十分文明的人类是否意识到了文化的这一特性，但他们的行为却恰恰证明了文化的这一特性。各区域亚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甚至在表层的政治大一统实现后，仍然顽强发挥它的离心影响，并一再左右整个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这表明，“文化孤独”的倾向，对文化的宏观发展和微观分化，握有极大的发言权。文化孤独的倾向，是文化主体的一项本能：它拒绝向导文化实行全面的、平等的开放；它只把开放作为强化自己、弱化对手的一个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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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在宇宙中的孤独处境使他的文化产生了孤独感？还是人这一有机系统的自我孤立倾向创造了文化孤独？抑或，是人的孤独感令人觉察到宇宙的冷漠，从而加深了他的自我孤立与文化孤独？人是复杂多面的──比任何机器都更复杂、比任何物质都更多面。因此，他才可能意识到“永恒”，即意识到与自己的全部存在截然相反的东西。



自我封闭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人的本能深化，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的本能”。相对的隔离、相对的寂静──这是各种精神文化得以产生、滋长的大地。就个体育，“自我放逐”（相对于群体的文化孤独，是识破了群体生存的诸幻相而后，转去寻求“永恒”的心理动向。有一次，我与一个友人谈起人为什么会趋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放逐，如隐居、旁观、不参与等等，他认为，人的自我放逐形同动物个体的被驱逐──是因为在性格上与“群体的意志”格格不入，导致某种“行为不端”，而后遭到冷落、排挤，只得离去。我反问道，人难道不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吗？



事实上，大多数人正是这么“适应”、兢兢业业地生活着，他们接受了社会压抑的规范，奉之为金科玉律，然后又把社会压抑投向他者──人们自我压抑，又彼此压抑。甚至具有天生犯罪倾向而行为极端不轨的“变态人格”，也并不都是心理上的自我放逐者。有的人，越是遭到身体上的放逐甚而禁锢，越是不甘寂寞，渴望回到群体中去──哪怕不是为了忏悔，而是为了继续犯罪。他们怎能算做真正的自我放逐者呢？



名实相符的自我放逐者，必有某个强烈的信念在支撑着他，鼓励他背离熟悉、走向陌生，背离迷人的暂时、走向虚静的永久。这正是被放逐与自我放逐、动物的离群索居与人的离群索居的分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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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不被家乡悦纳”──有个著名的《圣经》故事：起初天下只有一种语言，人们使用一种话。他们在东方一带流浪的时候来到巴比伦平原，在那里定居。他们彼此商量：“来吧！我们来做砖头，把砖头烧硬。”于是他们用砖头来建造，又用柏油砌砖。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城里有塔，高入云霄，好显我们自己的名，避免分散到各地去。”



于是上帝下来，要看看这群人建造的城和塔。他说：“他们联合成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话；但这不过是他们计划做事的开始。以后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来吧！我们下去打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彼此传达意思。”于是上帝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他们就停止造城的工程。



（《旧约·创世记》十一章）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奉行愚民政策”的上帝，他打乱人们的语言，以防止他们互相理解，联合起来。他注意到不同的语言可以隔离人类，却忘记了“同一种话”同样也可以隔离，因此他干了一件多余的事。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一个教派、学派内部的心理隔阂，并不少于民族、教派、学派之间的心理隔阂。



基督教的创始者、拿撒勒的耶稣，在传教活动中，一度回到家乡弘扬己道，但并不能获得同乡的理解。他叹息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耶稣不仅在家乡遭到冷落，而且经由犹太正统人士的胁迫，被罗马总督彼拉多在首都耶路撒冷的郊区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仅死于本地人之手，他的教义最后也在本地人中淹没无闻。基督教后来传遍了欧洲、北非、西亚，今天更传遍了世界，但只有犹太人死不悔改，拒不接受福音。



相似的事件还发生在印度。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虽未惨遭耶稣基督横死、苏格拉底的暴卒，且他的教义还广布整个东亚，但佛教却在发祥地印度次大陆趋于衰亡，佛教信徒迄今还不到印度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



伊斯兰教创始者，阿拉伯商人穆罕默德似乎是个例外，他的本族人接受了他的思想与教义，并用阿拉伯语将之远播到西北非和东南亚。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也是被他的“祖国”——他所在的城邦麦加拒斥、迫害的，而被敌对国家麦地那“发现”和拥戴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孔子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叹；老聃终于“西出函谷关”去了；苏格拉底在故乡雅典被杀；摩尼在祖国波斯遇害。耶稣基督的《登山训众》，在犹太的旷野里激不起持久的回响；释迦牟尼的甘泉，终于消失在印度干旱的土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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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的上帝，为了适应《旧约》时代的人们，说了他们的智能可以理解的话，这并非他的智慧比不上“后来居上”的耶稣。这就像幼儿园老师和小孩子说小孩子话，并非因为幼儿园老师都是小孩子。耶稣时代（公元一世纪）的人类智慧已经看到：“讲同一种话”的“一个民族”，也并不能“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古今有过多少强盛的民族。它们的实力比起《旧约》上“大洪水”刚刚退去时开始筑塔的原始人类，不知强过几倍；但是，没有一个能凭借“同一种话”建造一座通天之塔。



文化的孤独，遍布了整个文化场。文化的隔离与文化的孤独如此普遍，其原因是什么？



“自我”是文化隔离与文化孤独的主因同属一个种族、一个语言（或方言）集团（地理性的原始文化圈）甚至一个教派或学派圈子（超地理的高级文化圈）的人们，彼此之间也不能心心柏印、息息相通，从而打破文化、心理上的隔离。这表明隔离与孤独的主因，无所不在。



有一句古希腊的格言揭示了这个谜底：“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格言的字面意义是，“人类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衡量世界万物”，除了这个通常理解外，还有一层更隐蔽的含义：“‘自我’是衡量、理解‘他人’的尺度。”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人们很难全然脱离自身状况去理解他人的文化。“客观地理解”是一种追求真实的愿望，但在理解过程中要洗净主观色彩，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来自互不理解的孤独，使人类的成员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孤零零个体的存在，使他开始成为单个的人，即“自我”。黑格尔弥留之际曾说过：“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他很快又说：“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是临死者的暗淡心情使然吗？非也。只要看看他的哲学后来分裂成多少流派，就明白这并非虚言。



如果基督教徒都“正确理解”了耶稣的教义，那怎会产生如许的教派呢？佛教的情形更典型：释迦一死，门徒立时分成若干“部派”。后来，“部派佛教”又被“小乘佛教”取代了。再往后，“大乘佛教”青出于蓝，势压“小乘”。中国特色的禅宗更是异军突起，以鲜明的民族性格独树一帜……最后，喇嘛教兴起，占据了蒙藏等广大区域，至今声势浩大。



“哪一宗派对“佛祖”的理解，更加接近其原意呢？



中国先秦“显学”的命运亦复如此。儒学到了秦汉之际，已形成孟学和荀学两大宗。“孔学”早已非复昔日。以致谭嗣同在《仁学》中攻击秦汉以降的孔学实为“荀学”，为“乡愿”的乔装。“孔学”的分裂，早自“孔子获麟”就已开始；仅据《韩非子·显学》篇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已有子张、子思、颜氏、孟氏、孙氏、漆雕氏、仲良氏、乐正氏等八大宗派。墨学自墨子死后，分为三大宗：相里氏，相夫氏，邓里氏。据《庄子·天下》篇，还有“苦获”、“己齿”诸宗，俱以正宗自居，互以“别墨”相贬。



这诸多的宗派代表诸多的“理解”，但谁是“正解”，谁又是“误解”？根据客观论，“正解”最多只有一种，而“误解”显然居多。故《庄子·天下》篇惊呼“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杨朱则因为“歧路亡羊”（比喻“理解”多歧，而终失本义）“戚然变容”，陷入迷惘的心境。（见《列子·说符》）



貌似理解的并不理解，不仅发生在异时代的“继承”上，也发生在同时代的同路人之间：“人或传其（韩非）书至秦，秦王（始皇）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等这个“雄才大略”见到韩非，却不肯“信用”；后来，竟听信谗言，“下吏治（韩）非”，使之冤死狱中。不过我这始终怀疑，秦始皇不会如此如此忍气吞声、受到李斯摆布；实际情况更可能是他主谋杀害了韩非，却要李斯这个庙堂里的伙计替他背上黑锅。



西方文化名人的例子亦复不少。英国的休谟与法国的卢梭彼此仰慕，自以为理解对方；但接触以后却性格不合，意见分歧，关系终于破裂。这是异邦思想家之间的“理解”。歌德与贝多芬，同为德国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文化巨星”，互相钦佩已久，但相见之下，却各自感到格格不入，十分失望。思想家柏拉图颇想一试他的“理想国”方案，三次应当时的“无产阶级领袖”、叙拉古僭主之邀，前往叙拉古城邦从事“改革社会”；三次的结果都很富于戏剧性──或驱逐或下狱或赎卖为奴。



虽然，他们都突破了横亘其间多种形态的空间隔离与时间隔离，但却终末消除彼此之间的不理解，反倒暴露出更多的隔阂，以致终于分道扬镳。──文化的孤独多么深刻！



关键在于，人只能从自身状态出发，去理解他人的心理及其文化。当其未曾谋面之际，还可以“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用自已的想象去弥合实存的歧异、填平实存的沟壑；但亲身接触之后，创造性想象的余地被堵塞了，以前披挂的“理解”外衣悄然滑落，“自我”与“自我”之间固有的差异，由于失去了一个缓冲地带，于是“互相倾慕”一变为“互相冲突”、“互相厌恶”甚至“互相仇杀厮杀”。



本来，突破文化孤独的希望就已十分渺茫；现在，由于再次失去想象的“对话者”，就更渺茫了。 至于“知音”，就更加谈不上了。







145



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举足轻重。价值判断的结果（价值标准），是各种文化的核。价值标准是可以用逻辑论证的形式（“充足理由律”）加以说明的，但它的诞生却不经由这些逻辑的、推理的程序：它更多是根据利害抉择，根据“体验”、“感情”、“意志”、“希望”或“恐惧”创造出范型，而后形成内核。这些文化核或寄寓在世界观（宗教、哲学、科学假设等等）的形式中，或寄寓在艺术的躯体里──但本质上却是复杂情绪的文化装束。



世界观（宗教、哲学、科学假设……）和艺术的创造构成。当然包含着人类文明社会普遍承认的理智规范，但更大程度上却与个人或群体的知觉、体验、情绪、感情、利害抉择、价值判断，以至意志、“理想”等等结伴而行。这些复杂的心理因素并不根据冷静、客观的观察、分析、归纳、推理、反思、总结等“科学程序”制作出来。因此严格说来，属于非理性范畴，但它们在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艺术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纯粹的理性。



平心静气地观察，无偏见地搜集资料，逻辑的推理，审慎的反思，勇敢的自我检验等重要的活动，更多是作为论证结论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创造文化的工具使用的……。这正是文化与科学技术等应用性的知识范畴和实体的“物质文明”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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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非理性性质，除在产生过程中，还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正如柏拉图在《饮宴》篇中所说，要是诗人听见评论家们正头头是道地分析他的作品，一定会感到忍俊不已，甚至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评论家的理解，远离了作者的原意，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创造。这种“强作解人”的现象，真是屡见不鲜。



非理性的因素在文化传播（“被理解”）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总是无意的误解，还有故意的运用。正如一位欧洲基督教的著名信徒在谈到基督教教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段话道破了非理性因素（“荒谬”）对文化发展的另一面相。



人的社会处境、阶级地位、性格特征、个人遭遇……也不可能对他所参与的文化活动影响不大。那个基督徒为什么去“相信荒谬”？显然，这有助他的心理平衡，有助于他摆脱深刻的孤独状态。而他，之所以需要这种违背自己理性意识的文化法码，去维持平衡，正表明他在社会处境、阶级地位、性格特征、精神遭遇诸方面的平衡，业已遭到严重破坏。求诸理性（或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求诸“荒谬的文化”（宗教信仰或是文学艺术）。







147



文化的出发点，并非理性的或智性的理解，同样，文化的目的也不在于追求客观与“真实的认识”。这些理解或认识的意向也许是有的，但往往只是文化的论形式或一纸“使用说明书”。正如人生在世的第一要务并非追求“客观的知识”、“理性的觉醒”，而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基于这一需要的欲望冲动。正如科学，只是人生的手段，而非目的；“发现”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创造了一种能够满足心理需要的方法。其结晶，或宗教，或艺术，或哲学，或科学假设；或为幻梦，或为爱情。人类以此──突破然后陷入──陷入然后突破：文化的孤独！



人类是孤独的，但并不孤立。他有智慧，他努力使自己与环境协调起来，协调的结果即为文化的创造。文化的创造，令物我古今交融于己，交融的结果即为“我们时代的理解与继承”。尽管这些继承有时体现为撕裂与革命。



文化，因此成为人类在孤独中适应环境（同时又改变环境）的产物。







148



“林中路”的抉择：



“理解”是一种创造行为！



“诗无达诂”这个成语意在说明，对诗歌作品很难形成公认的一致理解。其实，不仅诗无达诂，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也没有精确的“达诂”。是人的语言还不够复杂吗？不是。是因为“诗”（文化现象）和“诂”（理解活动的产物），分属不同的领域。以诂解诗，无异方枘圆凿，自然格格不入。



面对这个理智所不能解开的文化之谜，怎么办呢？唯一可能的出路，似在动员自己的心理体验去印合它。但是，当理解者运用自己已然的意志、情感、生理因素构成的复杂情结，试图接近其原意时，差别往往更大了。因为各人的体验是如此的不同，再加上自己社会环境和文化素养等特殊条件，企图理解得“更深”时，这种差别，就会变成深渊，其相去不啻天壤。



客观的、还原式的理解，是认识意义上的“足赤之金”，但却极其稀有。因为实现它，就先得消灭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它，就得先行破坏理解者的主观世界：使之与对象在生理、语言、文化、心理、时间、环境、利益、情感、意志、偶然机遇诸方面完全一致起来。而这种巧合，千万年也未必能碰上一次。



这样，人类益发“孤独”起来。人类是被多重障碍隔离着的，人与人之间想要达成客观的、还原式的理解，实在是太难太难了。难道说，人生因此就只是一片孤独、隔离、互不理解的“荒漠”？



是的。从理性、客观、科学等绝对语言去说，人生是一片荒漠。但是，这片荒漠里有甘泉。这甘泉，就是作为生活者、行动者的人所具有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有个动人的神话说到，神能用金杖在酷热的沙漠里点出一道清冽的甘泉。其实，文化的“甘泉”不在人生的“沙漠”之中，而在“神的金杖”里面——这神，就是人的想象力；这金杖，就是人的创造力。它，能点化出新的文化甘泉──变隔离的荒漠为丰产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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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弄清理解对象本来样态的各个方面，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理解”吗？我们认为，完全可能。



历史上对同一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理解之所以多种多样，是因为人类想象力和理解力的类型多种多样，因而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创造结晶：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创造行为发生的过程。对既有文化的新的理解，是一种隐蔽的创造，理解即创造。



为什么基督教与佛教在本地、本族中或连根拔除，或奄奄一息──缺乏足够的理解者与继承人？而在辽远的异邦，却赢得了教派群多的信徒，拥有浩大持久的声势？显然，不是由于异邦人对这两个宗教的教义和文化，有更忠实、更地道、更透彻的理解；而是由于，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不断的再创造。是丰富的想象而不是刻板的理解，是活跃的创造而不是忠实的继承──使文化得以更新，避免沉沦的厄运。总之，是从金杖点出了甘泉；而荒漠不过是甘泉藉以喷薄而出的一个背景、一个反作用力罢了。



龚自珍的理想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甘泉也是这样，它不拘一格。甘泉的性质，使不同的理解“殊途而同归”。







150



“误解”的价值在于──



理解不同于“描述”。我们可以描述历史，得到一套又一套的知识。但，这并不等于按其本来样态地“理解”了历史。对同一事物有许多不同的描述，这些描述视角不同、视距不等、视点各异──但都可以是合理的。但对同一个事物，却很难并存多种按其本来样态的理解。客观、科学的“正确理解”，只能基于对事物本来样态客观、准确、历史地把握，而不是含有主观因素的猜测、推论。



对各文化圈及其文化发展的宏观，作一鸟瞰，就不难发现，在对许多重要对象的理解、认识方面，历史上不少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总之，是“理解者”）——都“各执一端，从其所善”，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他们只是有魅力地描述了世界，但并未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在对同一现象的多种理解中，主观因素支配、指导下的误解的数量，远在正解也就是所谓的足赤之金之上──这是否说明了人类智慧的低下？并不。



认识上的正解，既针对自然现象和“客观事物”，也针对主体创造的思想、文化——这只是可想象、但却提炼不出的“足赤之金”。而实践意义上可能产生的误解，却经常作为“有效的创造之举”，凸现出巨大的力量。它后来变成“正确”，是因为它能满足社会心理的普遍需要。



反而观之，误解具有并不低于一时公认的正牌的价值。在艺术作品的欣赏与理解活动中，经常存在一种“共鸣”现象，即同一作品同时打动了不同的人物。细细分析下来，各人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及其感动的原因并不一致。而一部作品的魅力，正取决于它同时打动不同人物的广泛程度。越能激发人们各式理解，越能击中人们各种惰结的作品，即被视为越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人类生活”的作品；越能有效激发各理解者的想象力与共鸣作用的作品──也就获得了越为持久的生命力，因为它有启发后人灵感的力。这种种的理解，和基于这些理解的种种感动并不一定“准确”但它们有其独立的价值。一切甘泉式的文化作品，或为世界观的，或为艺术的甚至是科学的，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力量。这来自其巧夺天工、击中人心的形式，所透露的某种新“精神”，以及，这新精神带来的清新、高爽的信息──有力地刺激起他者的创造热情。



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巴赫的音乐作品，惠能的宗教观念，屈原的断魂之章，都是甘泉式的、具有启示力量的文化作品。它们的价值，不在于本身的“真理性”或结构优越，而在于激起后人“误解”的广度与深度。



南唐后主李煜那些动人的词作，曾打动过不同阶层人们的种种感情。但感动者未必具有亡国之君的生活经历和心理体验。受他“亡国之哀”感动的平民百姓，在科学的认识上无疑犯了“误解”之病，但“受感动”这一事件，却是自己想象力广泛活跃的结果。作品本身只起了启发、暗示的作用。







151



在“读书”即理解他人文化的方面，“误解”的后果异常鲜明。



许多情况下，读者自以为透彻理解了书中的含义，其实不然。对同一著作，甚至对其中的同一片断、同一语句，往往并存迥异的“理解”，这些理解可以并存而无法取代。这些闪烁着理解者智慧之光的不同思想，最多只有一种接近原作者的思想，但所有的理解者，都能为自己的“阐释”找到充足的论据，从逻辑上予以严密的论证。在这里，理性、科学、逻辑化的论证，是为非理性、非科学、非逻辑化的理解服务的。这些理解、论据、验证、逻辑、论证──尽管背离了“真实”的束缚，但却开辟了文化发展的新洞天。



一切在文化史上留下重要足迹的人，都不是按本来样态去善解人意的诠释家，而是独树一帜的创造者。有时，他们也以继承者的身份出现，但那只是自我意识或社会习惯方面的“裁定”。



他们对前人文化的“创造”行为与当代生活的关系，较之与前人文化的继承关系，选为密切、直接；正因如此，才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过程中发生重大作用。如孟子者，正因为他的独创性，一变而为孔子的“私淑弟子”，成为中国儒学的第二祖师。



在文化世界的群星之中，不乏许多“误解的天才”。这些甘泉之花有鲜明的风格、充沛的创造力；但其基础却是某种主观性、片面性，是基于对社会、历史、人性和他人文化的“误解”。对于他们，误解与创造性常是一对孪生子。而他们的误解，对点化人类的文化甘泉，开拓后人的精神视野，有金杖的奇效。我们至今还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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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路”的启示是这样的──



继承，也存在人性范围之内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



理解与继承，是参与者的想象与创造。拘于形迹的理解、生搬硬套的继承，即从学理上讲，也不可能透彻而心心相印，忠实而不走样。对于文化所归的人类生活，更是无所裨益。人类文化中的理解与继承，事实上永无一定之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不也模仿《庄子》的歧路亡羊，鹦鹉学舌地说：



“林，是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林中路。每个人各奔前路，但都在此林中。看来他们彼此的情形仿佛相似，但只仿佛如此而已。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误入歧途。”（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



当然，马丁·海德格尔的原创性大大低于庄子，所以他自以为是，或是欺骗性地鼓吹“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其实呢，这些专家和我们一样不懂；有时比我们更加无知和僭妄──因为灵性的理解之路，并不是物性的公路小路康庄大道。所以，这位德国学舌者的话仅仅讲对了一半：“林”（文化）中有许多“路”（理解、继承的方式──想象、创造的途径），每个行动者都各奔自己的前路（进行自己的想象、创造）。他们的命运是不同的……然而，在人生创造甘泉与寻觅“林中路”的史诗场景中，却没有一个超然无我的“森林管理者”（类似管理宇宙的“上帝”），也没有能够超越时间、空间、语言、文化的绝对预测者（他“懂得什么叫做误入歧途”）。人类，是反复用荒漠里的痛苦，换来甘泉阵阵的喜悦。──喜悦不在抵达终极目标（这是不可能的）时的欣悦；喜悦只在想着终极的幻丽，只在路途上的艰辛、休息及其刻骨铭心的节奏感！



路，也是一个目的，也许是一个更实在、更有趣的目的！在不同的路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观、体验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景观与生活本身，各有无法代替的本然价值。



马丁·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还有一段话是说得比较好的：“技术的本质只是慢慢地进入白昼。这个白昼就是变成了只是技术的白昼的世界黑夜。这个白昼是最短的白昼。一个唯一的没有尽头的冬天，就用这个白昼来进行着威胁。现在不仅人失却保护，而且整个在者处在黑暗中。美妙事物脱身而去。世界变为不美妙了。这样一来，不仅神圣的东西作为通向神性的足迹仍隐蔽着；而且甚至连通向神圣的东西的足迹，即美妙事物；也似乎灭绝了。除非芸芸众生中还有些人能够看到不妙事物作为不妙事物正进行威胁。他们极需看清是什么样的危险正落到人身上。这个危险就是此种威胁：是在人对在本身的关系中威胁着人的本质，而不是在偶然的危难中威胁着人的本质。这种危险才确是危险。这种危险对一切在者都是危险而隐藏在深渊中。”



海德格尔的这位历经了战败之苦的德国佬之震惧，出于对原子阴影迅速降临的猝不及防以及由此产生的困窘心理？作为对那个抽疯时代的哲学反思，也许有些特别的纪念价值。但是，对于产生在广义文化转换关头的这一变态思想所进行的理解，不宜拘泥于字面。



人类经历过无数的危险，经历过比原子弹更大的危险。



人类进行过无数的冒险，经历过比现代的机器文明更大的冒险。



但人的文明没有在危险中仆地不起，人的文明没有在冒险生涯中失去什么，也不可能再失去什么。人所失去的，最多也只是人所创造的；至于人自身，因为并非来源于人自己，所以也不是人自己得以毁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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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演化的每一个关键性节奏，也许都充满了它所特有的危机气氛。但那只是当代人的感受、体验而已。如果升得略高一点，对当代生活保持一个适度的距离，以便更清晰地去遥观它、俯视它──则发现危机本身恰是生存之本、发展之道。



按照习惯的看法，“误入歧途”缺乏正面价值，它最多只为后人提供某一时代文化、思想、认识发展的轨迹。然而从人类思维的创造性所包含的实践价值（“甘泉作用”）着眼，误解的价值不亚于“正解”。正解是一种得到公认的见解或行为方式，但正解的获得与固定，却意味着精神节奏的停顿、精神运动的板滞。而主观性特强的误解，却以多方的热情，和并不“中肯”、“客观”的方向感──这是文化细腻分化必需的动力──为文化中风格与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余地。



人类思想中的“上帝”，只知道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互相理解，可能对他的神权构成挑战；却不知道，人的想象与创造的力量同样对静态的平衡构成破坏。这种人自己杜撰出来的“上帝”，只看见人类对外部世界显示的反抗力，却未看到人类内在的凝聚力。荒漠是单调的，但人类的甘泉却丰美而各显神通。荒漠因而成为可爱的。──它激发了甘泉的奔涌……要是人类生活在一片郁郁葱葱、肥沃温馨的绿洲里（如“伊甸园”之类），将反而不见一滴文明的甘泉！那是动物世界的浑浑噩噩。虽然“和谐”，却缺乏高度分化的力量。缺乏波澜壮阔的雄浑动态，缺乏创造“林中路”的能力及乐趣。



《圣经》时代“上帝”的精神迷误或者类似的精神迷误，在强调绝对目的论的时候十分轻蔑地把道路本身的价值泯灭了。正如“上帝”为人类规定了目的，然后就堵塞了人类的建塔之路。而世俗政治的绝对目的论崇拜，则比“上帝的暴戾”更为可怕：



到最后竟会十分奇怪地把某条近乎偶然的道路本身目的化了，以致达到崇奉某一道路而排斥其他道路的偏执地步。可以医治这一偏执的，还是那句古老的箴言──“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意味着“路必定被人自己杜绝”；退一步说，也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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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与传统──一种文化系统衰落、消解之后，有无复兴、重建的可能？中国政治家历来喜欢鼓吹“中兴”；英国学者阿诺尔德·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也研究了文化史上的种种“复兴”现象，以说明“母文化”与“子文化”间的继承关系。



然而，文化史显示，任何文化系统的“复兴”，都是程度不同的假象。意大利十五──十六世纪的文化，并非古希腊文化的复活；就像中古波斯萨珊王朝的文化，并非古波斯帝国文化的翻版；中国盛唐的文化，并非两汉文化的再现：“复兴”背后隐藏的是“再生”。它远离埃及神话中木乃伊的复活，也不同于印度神话中的“灵魂转世”。



文化的再生，并非简单的“新瓶装旧酒”，即新内容直接寄托于某个旧形式。所谓新酒，是纳入了许多新产生的、非“母体”的、或外来的文化要素，否则，就不能适应业已改变了的社会心理需要，也就无从立足、广为传布……从系统上看，它更是新颖的、独创的。



我们只要看看，在融汇了印度文化和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后，新形成的隋唐文化，与旧有的秦汉文化之间的差异，就不难发现：“复兴”即“再生”。唐宋哲学家（佛学、道教与理学的），和先秦诸子的思想距离显示：唐宋时代的灿灿文化，其实质本非春秋战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根据旧有材料进行的新型创造。十五世纪意大利文化和中古波斯的萨珊文化，甚至古希腊文明对克里特岛屿文明的关系，也莫不如此。



描述文化的再生，用“复兴”的概念极不确切。



再生了的文化，不论看来与旧的“母体文化”有多少相似，都是新一代人的活力与创造精神的产物，而不再是老祖宗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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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始终只是基于自身状况的推想，即所谓“以己度人”。这种社会交往中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交流、沟通或理解中。纯粹的、脱离了当代自身（或为个人或为文化体）状况呐理解，不可能产生，即便产生了也毫无当代的社会用途，难免被“历史的承认”淘汰掉。



在不同文化的交锋与合流过程中，情况也大体相似：客观的、不偏颇的融汇贯通并不存在。对社会，融汇贯通出自普遍的心理需要；对个体创造者，则源于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一切“借鉴”、“吸收”都极其有限──它们的前提，不是对方的文化这一客体，而是自身的文化需要这一主体。



有些住在欧美的犹太人（如卡尔·波普）常常夸耀现代主义体系是一种“开放系统”。这表明，他们要么尚未理解，要么有意隐瞒了文化本身的隔离与孤独。无祖国的犹太人是需要鼓吹开放与撤防的；以便与其他民族共同实现“亡国的平等”。但在我们看来，文化本身的隔离与孤独，使任何文化的有机系统都深深烙下了它的印记。没有一种文化，能够脱却已然的色彩、视角，去客观、全面地与其它文化展开“交流”。吸收、融汇，除了源于对异文化的我方社会心理的需要，还能源于什么？文化的重组与再生，除了来自创造者已然的生理状态（先天）和文化状态（后天），还能源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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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隔离性质，与文化有机体本身结下了不解之缘。任何文化系统，都不是一些偶然的文化成份的堆积，而具有内在一致性。各文化系统的结构各异、形态特殊，对它文化的吸收、消化，必须合乎自己结构、形态的特点。



因此，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虽能互相渗透，交流种种文化因素，却不能做到全然的心心相印。表面近似的文化成份，在不同的系统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文化开放，作为吸收者与被吸收者的文化人类，分别扮演着“胃”的角色和“食物”的角色。被吸收、同化了的文化因素，往往就这样“变质”了。



任何有文化的民族，因此都面临着文化的传统与现实的抉择之间的冲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传统和现实彼此挑战应战，或斗争或妥协，而后消融入文化史的洪流。任何过去之象，都是“传统的”如果一千年以前的文化是“传统文化”，那么，十年前的文化为什么不是一种“传统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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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问题，是一个如何立足于现在的投影式问题。



对那意欲在世界文化史的苍茫天地中一显身手的民族，“传统”不是一个“有利无弊”的因素。跃跃欲试的创造者们，先得正视有关“传统”的一系列问题。



“传统”的因素，不论被有志者们判断为“积极的精华”或“消极的糟粕”，其背景都是旧的经验，其渊源皆为历史的陈川，有着我们并不理解的性质、并不了解的侧影。“恪守传统”的倾向，说到底只是当代生活的产物；而并非真正理解或“遵循传统”的结果。此外，被尊崇、恪守的文化传统，与当初创造出来的文化尽管相似，但社会功能却并不相同，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因为人与文化的关系已经变了，当年活生生的、审时度势的创造精神，已被而今墨守思想、文化之成规的心理所取代。就这种意义言，先秦儒学和清末的儒学，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孔家店并不是孔庙文章。因为先秦孔子周游列国的进取精神，已被清末官僚死守书屋、古训的僵化态度取代了。把二者相提并论，是“五四运动”六十年来的一个巨大的文化误解。更深一层看，是一个现代文化的投影现象。



文化传统坚固而影响持久，表明它取得过相应的成功，曾被相应地证明为有效。它凭这建立起优势，博得了信任和顺从。中国“大一统长城时代”（秦至清代）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典型：它在过去两千年中历经外族入侵、佛教文化的冲击，几经浮沉，被证明为卓有成效。因此，近代史上对它进行变革的呼声尽管很高，但阻力也大。传统的价值，正如它的形成史一样，证明这些传统在过去（两千年也罢，二十年也罢），有过相当的价值与功能；却不能凭此推论它们在现在及未来的价值不减当年。



传统，既是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又有稳定群体，增进集体自信心的凝聚作用，这使它受到人们的敬重或尊崇。但是，沉缅于传统主义的自我陶醉却是危险的。它会扰乱人们真切注视当代生活的目光，会分散我们应付现代生活种种挑战的精力。







158



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名句，对于陷在传统泥沼中的怀旧者，别具一番意味。怀旧者，会对某些“畸形”的传统即失去现实价值的文化遗存（甚至是有害的“糟粕”），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而对突破这种传统的努力，反会感到惊讶、困惑。这种习惯势力，往往不自觉地成为文化上创造的阻碍。



在各民族的文化史上，一再可以发现，传统一经形成，就好象有了独立的生命和不受控制的意志。它们逐渐变成一种“非人”的力量，不再听命于人类发展自己生活的要求，反要摆布人类的生活……



好些民族直到灾难临头，都不肯放弃或改变自己珍爱但已失效的传统。他们不是把传统当作“灵感的源泉”，而是作为“效法的样板”，终致悲剧上演。古希腊城邦在波斯与马其顿的威胁面前，终究未能团结起来；只因古老的城邦制度和狭隘的城邦意识，缚住了他们创造新格局的手脚。尤其严重的，是限制了追求全民族统一的热情。他们终于屈服在外来暴力的干涉下，先是马其顿，后来是罗马。



这并不神秘。这表明，作为偶像受到崇拜、恪守的传统，离开当年创造者们的初衷已很遥远，原创者的文化是以经世致用为归宿的。效颦者仅仅是习惯的延续，是精神的板滞。至于“泥古不化”，这是文化的末路。







159



传统的价值究竟何在？我们认为，传统本身无所谓好与坏，精华与糟粕，关键在于它对当代的意义。即在于，继承者与传统的关系。同一个传统，可因继承者“态度”的不同而不同：好的继承者可使坏的传统变为精华；坏的继承者常令好的传统流弊无穷……客观的、超时空的标尺是没有的。对盼望解决当代新问题、建立自己新生活的民族，只能把传统的文化因素当作一些激。发自己创造性思维的未然（尚未定型）材料，而不能奉之为已然（已经定型）的圭臬（理想化的结构）。



“传统”这一客体的价值，全然系乎“当代生活”这一主体。只要当代人富于想象力和创造精神（正确即有效地重新理解传统文化的能力），在他们的面前，就没有坏的、消极的文化传统，就无所谓糟粕──他们的智慧，能化糟粕为“精华”，变天堑为通衢：古老的荒漠里已经奔涌出清新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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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文化的精神状态（狭义文化的核心：世界观与艺术所体现的价值标准），深刻影响了他们各自知识结构的状态，影响了他们科学技术与哲学思辨等方面的创造活动，也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造成持久而微妙的逆作用（反向渗透）。对狭义文化的性质作实事求是地了解，对它产生与传布的特征作审慎地思考，有助于一个古老的文化民族轻装上阵。



文化及其传统，说到底并非外在的，外于人的。它产生于文化有机系统在历史上摆脱孤独景况的努力。文化力图塑造的根本对象（理想中的“偶象”），是一个当时人类的“对话者”和超渡者。“他”有时采取了人格形式，成为古代的神与英雄；有时采取了半人格或非人格的形式，成为各式理想。各时代的对话者，是那时代人类想象中的朋友，因而既闪烁着那时代的光芒，又带上了那时代的阴霾。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创造性地理解了它，它才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



“打碎偶像”，曾是一个文化革新的口号。问题在于，打碎之后怎么办？是将偶像的碎片“置之若敝屣”，还是拿来充作一种新的建筑材料或是精神路标？



在不远的将来，这个问题即将引起国人广泛的关切。两种态度之间，将会展开争论，甚至是角逐与厮杀……争论、角逐、厮杀的结论和结局──对新一代中国文明的形成，将有重大影响。







第五章 拷问《传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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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就是用“道”去征服比自己更优越更年轻更美丽更聪明更富有的人。在这一点上，只有耶稣基督是个例外。



《传道书》是《旧约全书》中一部特殊的经典。《传道书》给这部以虔诚著称的“人与上帝的契约”，注入了一股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世俗性智慧。若是没有了它，《旧约全书》反而会失去许多有智和爱智的读者。



《传道书》可以使《旧约》升格。从大众的粗鄙的信仰，变为少数精华的哲学。与《诗篇》、《箴言》、《雅歌》一起，《传道书》构成了《旧约》中的“智慧文学”。是“史记”（从《摩西五经》到《历代志》）到“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之间的桥梁。这四部经典所代表的，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彷徨无定。



如果说，《诗篇》（大卫向上帝的祈祷）；是神圣庄严的《雅歌》（相传是所罗门的情诗）；而《雅歌》则是世俗快乐的《诗篇》的话，那么也可以说，《箴言》是一篇充满了道德肯定的《传道书》；而《传道书》则是怀疑成癖的睿智《箴言》。《箴言》是写给大众看的，《传道书》则是精神奢侈品。《箴言》中的布道能使人驾驶生活的骇浪，而多吃了《传道书》中的箴言，则会败坏你的生活欲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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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的作者起来，宣布他所体验的真理时，以色列人的命运已呈衰兆了。一个机能旺盛的民族，是体会不出《传道书》那么透辟的周流中旋还不已的人生奥义的。精妙的思想涡流，永在键全的生活磐石之外。繁荣昌盛的社会，或是忙碌的，或是快乐的，或是兼而有之，但偏偏不会是善思的、自制的。《传道书》的犹太，正如柏拉图的雅典、孔墨的中国、《奥义书》的印度、艾赫那顿的埃及、泥版图书馆时代的巴比伦──亚述、琐罗亚斯德的波斯、《可兰经》定版时期的阿拉伯、金字塔铭文时代的玛雅……那样一个“过了临界线而趋向分水岭另边”的半瘫痪者。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成熟的思想消解了有力的行动，雅致的装潢窒息了原始的活力──神秘的宇宙被抽象进而被肢解成串串观念和篇篇言辞，然后悄悄纳入凡人的絮语中。这是多么残酷的屠杀啊。但它却不能像创世神话中的大屠戮大肢解那样，化生一个新的宇宙。因为它虽勇于思虑，毕竟是怯于行动的？



正如“〇”对世界的不可理喻性进行了空前成功的免疫性处理（这正解答了《传道书》第八章中提出的那个问题：“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它解释了世界的不可解释，以此，它既保持了世界的荒诞性使其免遭人类理解活动的攻击和破坏；又保护了人的理智，使其免于在荒诞的存在压力下趋于崩溃。



──“〇”是调解世界与人间致命关系（一如在当代世界文化中所示）的一大救方。归顺“〇”，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反叛“〇”，难免进退失据的困境。“〇”，从此成了解脱灵魂的“超神之神”！



超神之神，超神的上帝，也就是超越了一切现有宗教和可能信仰的终极奥秘！超神的奥秘，也许是现形为“〇”的上帝，这并不是对每一个入都可以显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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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读书多，容易疲倦；著书多，没有穷尽”的《传道书》名言，是出自一位饱读诗书的人？因为对人而言，最可怕的处境就是精力过剩而无从宣泄。在现代，最廉价的宣泄方式就是“读与写”，它比饮酒、吸毒、赌博、游乐，都要便宜百倍。所以，被生活抛弃的人，回到你的内心世界中去！回到读与写之中！这既可使你的存在状态断然有别于一只动物，同时，又消解了你在重压下的愤懑与无奈。



让我们来拷问《传道书》吧！不是出于鄙视，而是出于尊敬──尊敬可使暴行变得温和、节制，甚至成了侠义之举。



让我们来拷问《传道书》吧！清理它最后的功利主义残余，透视它反世俗的偏颇之辞，乃是超神之神的启示。它的反世俗，是立足于功利主义残余之上的，所以它称人生是无益的、徒劳的，它说日光下的一切都是“捕风”，但它并未赋予“捕风”以积极的意义。“捕风”在功利上虽是徒劳，却有锻炼人体的功效。“捕风”虽不指向任何目标，却包含着丰富的过程意义！这就是“捕风”的可嘉之处？



谁能认识这一点，谁就算参透了终极之圆──这虚无的却又无所不包的捕风之神，用以狩猎宇宙万物的巨型围场！



让我们拷问《传道书》！拷问它的一切真诚和一切虚伪，拷问它隐伏在冰冷智慧后面的生命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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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的作者不知是否意识到，他的道是可传而不可受的，是多数人无力消化的？



他的道，是一种内心智慧的袒露，而不是用来欺世盗名的。所以，他的书只能私人收藏而难以成为公众的教条。但《传道书》竟也列在《旧约》之中，真令人惊叹不已：超神之神确实是不可规范的。在中国的经典中，也有一部类似的智者书，《庄子》。



这表明不同文明的内心，其实相差不多──都悄悄地渴望某种怀疑论。同时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正统思想（四书五经）比犹太人的诫命（旧约全书），似乎更少兼容性！传道者，这是你的幸运呢还是你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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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畏空虚，不顾一切地追求实在。生命的本质在于感觉，“空虚”之所以可怕，即在于它是“丧失了感觉”。世界的真理是：唯有实在，方能激发感觉。……但是我要告诉人们：是最大的虚空，生成了最大的实在；是最大的实在，生成了最大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固是不错，但虚空又何尝不是凡事（之一）呢？其他的虚空还有忙碌、混事、欺世盗名……



没有不散的宴席？然而，散了不要紧，“曾经有过”也许更加使人动心。



在一切最激烈的否定中，首先包含的恰恰是无意识的肯定与最诚挚祝福。



人的一切劳碌，他在日光下的所有作为和“事业”，到底有没有“益处”？若有，这益处究竟何在？



西方来的福音教士说：没有，因为一切都不过在循环、重复而已。但中国的新的德音已经鸣响：这益处是自足的而不是寄生的；它就在劳碌之中，而不在劳碌之后的报酬；它就在行为和事业本身，而不在目标和彼岸。外来的和尚也许会念经，但那是建立在我们的无知上面的；其实呢，比念经更重要的是目标与彼岸！也就是我们的劳碌！



获得的报酬终究会落空；任什么也是“金玉满堂，莫能葆之”，谁能抵挡时间的流失、生命的流失呢。



而目标与彼岸，却成为一副引导你生命热情的诱饵，激励你生气勃勃。但谁又能说诱饵比生命更贵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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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哲学，是反对虚无主义的零点哲学。虚无主义说，什么也没有了，世界是一片虚空，人生是一片荒漠……“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这日光下的劳作，有什么意义呢？”虚无主义，像《传道书》上犹太晚期文明的智者一样，向我们喋喋不休地传“道”。



零点哲学起而反驳：“与其说‘什么也没有了’，不如说'什么都已经完满'。”贪心，这是现代危机的全部症结。而自以为“什么都有”的精神症状，倒是十分类似于“什么也没有了”的处境。例如，最具“现代无产者心理”的人们，往往反倒是那些令人侧目的豪富──常人不理解这一点，才说这些豪富“精神空虚”。其实，精神空虚正是物质充实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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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是一片虚空，而是过于庞杂，过于自相矛盾了。这已不是荒漠，而是荆棘丛生。过犹不及……因为过份的东西已经相互抵消了；正值变成负值，幸运化为灾难。于是“冲突”才成了规定当代世界生活日常运转的“规律”。



日光下的劳作，意义在于维系我们的生机。是我们使这世界生辉，是我们使生活充满情趣、充满意义。说劳作毫无意义，无异于自我否定。而即便最彻底的自我否定论者，也该是为自己的存在留下一席价值与辩护之地。所以，还是趁早收起你言不由衷的“无意义”论吧。



虚无主义说：“到处都是阴沉沉的天。没有希望之火。没有确定的明天。我们创造不了什么──正如我们也毁灭不了什么。我们保留不了什么──正如我们也开辟不了什么。”



零点哲学说，“历史之天正如自然之天，有晴有阴，有暗有明。问题不在于天空和海洋是什么色彩、有多大亮度等等──而在于我们如何感受它。问题不在于大地和山岳有多少曲折和多少险阻──而在于我们怎样行走，怎样飞驰。”



希望之火永远潜伏在人的生命力之中。即使我们真的创造不了什么，我们也还是创造了自己。创造了我们独特的天地。更何况，不创造，也许正是大创造的流程。



日常的营生，是迫于无奈。而在自然的骚乱和自然的和谐面前──尤如爝火之于日月。为什么要刻意制作？刻意制作的小家子气，岂不是贫乏的标志？以“零点”为象征的“历史之圆”，并不需要这小贵族的家徽！



我们看到含而不露的“天然之流露”，在“未经乔饰的素朴”中，在其自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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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想终究还是重复的，因为人们的生物基础相似：



认识到“一切都在循环”，是人类思想最沉重的精神遗产。“安分守己地过一辈子，这是令人绝望的”──这种厌恶循环的思想，不是产生于物性的倦怠，而是产生于心性的疑惧。



这种恐惧源于人类命运的“反思”，源于深刻的记忆，所以，治疗厌世症的最佳方案，就是让患者“健忘”。



失去了记忆力，也就重获了新奇感！──最玩世不恭的人，都是记忆力天生贫弱的人。而安眠药的镇定作用，不仅在化解了焦急，且在模糊了往日印象的清晰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意识异常清晰的西方，麻醉毒品的泛滥已变得不可收拾：人们需要从往事的重压下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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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记住了，便想说。记得太深，便有满腹的心思意欲倾诉。如果不记也不说，万事就无从厌烦，如果忘掉了你在循环（你被掀入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进程，且是这进程的儿子与祭品），你的厌烦就会突变为创造的喜悦。如女人与孩子的关系，就是这样。被强暴的女人如果保留了她的孩子，也就饶恕甚至爱上了施暴者──这就是人心！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这正是被精神遗产之重负给压垮了的精神，发出的吱哑声。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要别人来纪念么？这样，就太沉重太异化了。人活着仅仅是因为他活着，所以才变着法子活下去，于是活得不那么难受，成了生活的第一要义。而纪念，则是那种很少有人能从容消费的奢侈品；所以它不该也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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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之主并不用“智慧”来考究一切世事，他只不过依其天赋高贵的本能去行事罢了。盛世之王也不承认世人之所经历的，不过是了无意义“极重的劳苦”。他还有余力去玩味人生的风波，并在其中发明乐趣；他还没有被末世之轮给磨毁──他在整人的意义中殖入了一颗喜悦的心。



耶路撒冷的王啊，你祖先的粗旷，在你手中已过于柔弱、细腻了；你祖先的本能，已由你淘空、断送。所以，你才从贵族退化成僧侣，从武士退化成诗人，从征服者退化成思想者！你难道没有看见，还有多少土地等待你去探险、征服？还有多少强敌正环伺在旁，静候你的疏忽？你不明白？“彼岸”是为了“此世”的更舒坦更自然而被发现的？你不明白，“目标”是为了“过程”而创设的？你还不明白，一切外物，都是为激活你的潜能和欲念而存在？



弯曲的为什么要变直？缺少的为什么要足数？自然有它的本性，甚至“〇”也有它的价值！弯曲的，自有弯曲之美，弯曲之用以及弯曲的必要和它的不得不弯曲。如果世界的弧度都变直了，那世界成了什么？如果万物的曲线都变直了，那生命和多样性又何在呢！尽直，不如无直。尽直，就是死亡，是坍毁，是沙漠。可是，甚至连沙漠也有它的弯曲度呢！而沙漠之美很大程度上正来自它的曲线，它的反复无常所显示的神秘。



正因为世界的秘密在于弯曲，人心才产生了“直”的概念。所以，完美的直，不论在自然、在文化、还是在人性中都不存在。“直”的价值仅仅在于，它表达了一种非存在，一种虚无，一种对现象世界的反叛。而《传道书》却据“直”以谴责“弯曲”，这无异于，据虚无以谴责世界的本性、生命的特征、人文世界的中庸之道。这谴责道出了多么沉重而无奈的精神晚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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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缺少”？什么叫“足数”？人心没有餍足的时候，哪怕他得了消化不良症，也还是意欲着摄取；只要他还剩有一丝可以从事意欲的力量（哪怕早已没有付诸实行的能力了）！所以连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想娶一个年方二八的小伙子！老太太觉得自己还和年轻时相差无几，所以她渴望小伙子，来唤醒她沉睡的本能。因此追求足数的、制造更多的缺少。正如知识越多，发现的无知就越多。如果人心足数了，就会生出新的不满；如果世界足数了，就会走向衰颓、崩解。──足数之后，将是浩劫。



世界与人心，正在这永不止息的运动中，日新不已。犹太人也许不解此中智慧，他们不能理解，甚至连“风”也是一种实在！“捕风”有什么滑稽呢？有什么徒劳呢？捕风为何该予谴责呢？人生本来不就是一场捕风运动？世界本来不就是一阵风吗──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年轻的，衰老的，上升的，沉沦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没有意义。因为人生正如宇宙，是一个“〇”。



而“〇”的意义就在于：它除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有表达。



〇不求全责备，也不追寻完满；因为〇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完满的封闭的超然的系统！



〇，超神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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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的骄傲一定要在于你的智慧之声远播天涯，超过你同时代的全部噪音？不是这样的。要知智慧是不可比的。正如生命不可比。世界、时代、社会、文化也不可比（个性就更是如此不可比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幸运的个性”和“不幸的个性”，而无法说“好的个性”与“坏的个性”）──区别只是状态不同。状态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因为不同的状态本不在一条轴线上！



一切智慧的价值可以相互补充，却实无必要相互否定（除非是从否定形式出现的补充）。事实上，也无从真的否定，人的文化与智慧注定要由单一走向繁多，由片面整合全面。一切智慧，正象酝酿了它的那些生命一样，是独特的，是在独特中互为显映的。让我们祈求“更多的智慧”，而不是“更高的智慧”！



“多有智慧的，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此中智慧与知识，是中智、中知，而非大智、大知，所以俗话有云“深刻如同面临深渊”。大智大知则常出以破坏增期的形式，所谓“人智若愚”、“大知闷闷”是已。这是一个零点，一个“难得糊涂”，一个相克相生。而中智中期招来的愁烦与忧伤，不也与它所携来的颖倍透彻得失相抵、互相平衡吗？



为什么怕见烦愁？烦愁实生于莫大的智慧！为什么要惧闻忧伤？忧伤实是一种透辟的知识！没有心乱如麻的烦愁，智慧之门，从何启迪？而五内烦愁，知识与忧伤──这也合成了一个零，一个意味深长的循环，一个自始至终而周而复始的圆。这圆，包含了心路和履历的酸甜苦辣辛。







173 世俗快乐的另一种功能：全力以赴的喜乐、嬉笑，用酒使肉体舒畅，既是一种享福、狂妄，也是一种沉沦。但它并不品无意义的。沉沦陷身心于必要的麻痹与彻底的休息，尤如动物的冬眠；而狂妄则强化自信、美化感觉“饮酒以致酗酒，不仅是某类人物的生理所需，甚至还有娱神献祭的动用！只要全力以赴的事，就值得嘉奖！



这一点道理，《列子·杨朱篇》在有关郑子产兄弟分别勤政、纵酒、缅色的寓言中说得再透辟不过了。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肆无忌惮地纵欲不失为良方，它为下一步英雄行为提供了义无反顾的动力。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少年时代放荡不羁的文文山，到了壮年竟有那般壮烈坚忍的牺牲。



大兴土木、修造园林、奴婢成群，牛马满山、积蓄财宝、女乐嫔妃──这不仅为古代人喜爱，同样也是现代人汲汲求索的。不仅“喜爱”、“求索”，而且达到执迷、疯狂之境、“鸟为食亡，人为财死”，此之谓乎。《传道书》以其犹太式的智慧扫荡了这些心上的红尘，诚然廓清了这一成见，所有犹太人都是吝啬到了财迷心窍的程度。犹太的智慧当然要比没有智慧好上百倍。这些原始人和文明人共同欲求的目标，在经历过、体验过、占有过的人看来，当然是“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但对未曾“尝过”的人，却是比生命还贵重，似乎很值得以生命为代价去进行一番拼搏、交易。所以，世界上便有了那么多的骚动和叛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尽管持有各种堂皇的藉口以为烟幕弹，目的无非是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或为重新分配，准备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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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式的唾弃尘世，虚无党人的天翻地覆，似乎与此世俗的期盼毫无瓜葛，然而那又何尝不是以此为基础、出发点？人啊人，你几曾“超越过”？不是在内心的分秒顿悟，而是在你一生的行事中！庄子超越了吗？超越了，他又何必写书。写书这一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他的哲学！佛陀超越了吗？超越了，他怎会普渡众生。普渡这一行为本身，就反叛了涅盘的理想。



但这些毕竟不是“虚空”。这是人在尘世中的挣扎。尽管这挣扎并不能带来挣扎以外的更多收益，但毕竟可让人多喘一口气，多体味点生命的韵，多一点希望的温暖──这世界毕竟太荒凉了。当一个溺水者死死抓住手边最后一根稻草时，你是谴责他，还是怜悯他？无论如何，你这时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讥笑他，除非你自己先跃入水中救起了他！当然，我也知道智慧者的难处：可以救人脱离深渊，却无法救人脱离人生；甚至“救”得了别人，救不了自己。──因为人类命运中生与死这一对死扣，早已注定人生的根本荒谬，这个奇异得百思不解的“矛盾”！所以，还是去尽力抓住那抓不住的、四下里飞扬着的红尘吧。抓住“〇”，总比两手空空要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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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认为烦恼。”海德格尔等战败者们大肆鼓噪的“烦”，在“圣经”时代就已死死缠住犹太人的死魂灵了。但细细想来，你的烦恼又何尝不是一个“〇”？



智者和愚公的差别，是作为“人”的差别。等他们一死，就都被永远踢出人境之外，成为没有归宿的野鬼（原先负有收容审查他们使命的上帝与诸神，已被现代科学精“神”给肢解了）。这时，作为人的差别，自然消亡。智慧者的智慧只在生命之内，不在生命之外。生命完了，智慧也就完了。如果此一智慧想超越此一生命，也必得借助另一生命以为媒体。智慧并不能无限延伸探求，它不是线型的，而是圆形的，是自足的。它的传播与启池也只能借助另一图形，另一自足。在这里，《庄子·养生主》上关于“以薪传火”的隐喻，当比基督教关于灵魂脱离肉体之说，更易为现代的肠胃所消解。智慧者以此而珍重生命，哪怕不是为了生命，而仅为了智慧。──“〇”框架一切烦恼，消解一切烦恼，因为在它透视之下，烦恼本不存在，本来就是杞人之忧。



“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为分。”──看来，生物世界的“食物链”，在人的社会文化中也同样有力地绵延、活跃着。有创业者，就有败家子；有劳动者，就有剥削者；正如有宿主，就会有寄生虫一样。谁好谁坏呢？谁是必要的谁又是多余的呢？纳粹领导人希姆莱曾经指着犹太人说：“这些人只配死！”但要是犹太人都死光了，你们希姆莱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事业又何所依托了呢？唉，日耳曼的智慧看来并不高于犹太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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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由系列庞大复杂的食物链组合：“仁义道德吃人”固是不错，但不要忘了，人也偷偷咬食仁义道德以便活得更洒脱呢。有权者剥吃无权者的血肉固是不错，但无权者也变着法子反击他们呢。创业者的辛苦，到了末代子孙那里成了催腐的培养基，这仿佛是“可悲的”，但不要忘了，即便是狮子口中的食物，也常常被食腐动物所掠！笨蛋多有继承遗产、承接关系网的福气，而其先辈的勤勉，就成了这等低能者的乐土。老前辈们殚精竭虑所获得的掳物就被这样“糟蹋”了吗？不。且听我说，这也是“一绝”：疯狂的积攒、搜刮，和疯狂的挥霍、浪费：相加！这种鲜明的反差，比温吞吞日子显然更多浓情密意的生活气息。



说起“浪费”，则人生何往而不是浪费？“浪费”这以功利目的为准则的概念，在生活之流的苍茫无涯中业已丧失了应有的方向。谈恋爱、生孩子不是一种浪费？那爱情总会颓败的、那孩子终会死去的。建功立德不是浪费？那功德迟早如荒芜如尘土，哪怕秦汉帝国的辉煌到头来也不过荒冢累累！至于“金玉满堂”更是“莫之能葆”了。所以商纣临死，以那么完满的哲学家分风度焚毁了他的鹿台！他的金玉被“浪费”了，还是被“超级消费”了？他的“俱焚”是私欲的恶性膨胀，还是一个庞大野心的最后一次搏动？



当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的解说者声称，公羊、公牛、公鹿之间的性决斗“既热火朝天又荒唐可笑”时，他想到过自己吗？他想到过人间盛行类似的动机和略为矫饰的举措吗？这种迟早落空的种族还债，真是一阵可笑的痉挛吗？据说，德国蠢材康德这样向学生谈起自己的初夜：“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动作。”其实，这些“可笑行为”的意义，正在它本身体现了生命可能的力量，并宣泄了生命曾经拥有的热情。舍此而求他，才是奢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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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说家弗·斯各特·菲茨基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年）在其《崩溃》中写道，“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他的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其处世行事。”



你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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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的报应：生孩子的目的，其实并不在于这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座价值连城的伟人，就像比维多利亚女王的印度更有价值的莎士比亚那样。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以对自己孩子毫无根据的期盼甚至“肯定”，来安慰自己扶养孩子的辛苦罢了。越辛苦，期盼就越高。所以我们看到，寡妇（和现代特多的“单身母亲”）对孩子也就特别苛求（特别是对男孩，这还与“性感”有关呢！）。而多年不孕的妇女，一旦怀胎之后就忘乎所以，她的狂热把她的孩子夸张为一个神童──即使这神童是个侏儒。好多父母，其实是想在孩子身上兑现自己的末了之梦。所以他们向孩子施加了与自己的能力并不相称的压力。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简直荒唐！如果“种”不行，那孩子再努力又焉能创造奇迹？更何况，他有没有后劲去“努力”不也是一个种属特征吗！



生孩子的目的，仅仅在于生孩子，完成一桩（作为有生殖力的人最容易、最自然能完成的）自我实现。正如，养育孩子的正当（即永远不会落空的）目的，在于体验养育孩子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趣味和新奇──而决不在于希求“回报”。因为回报是无从把握的，而要求回报则得付出新的辛劳、争执、别扭；只有现在的乐趣，才是无从剥夺的！你的努力的意义，只在于你，而不在于“他”。



聪明的创业者的遗产和愚笨的继承人的挥霍，其中的奥妙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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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者不仅仅是“追求功利的人”，而且“把功利价值当作唯一的标准”。他是功利目的之信仰者，是商人，他可以出卖一切。特别像犹太人这样精于计算的民族，当他反问人生的劳心以致“夜间也不能安眠”到底“得着什么”时，就冒出了冲天的傻气。若问人生究竟得到了什么，那是复杂得难以回答的。人生劳碌累心只是得到劳碌累心，有人评断这为苦，有人在其中发现乐。其实，你的劳累只是得到了疲累之后的歇息！以及你在过程中获得了打岔、宣泄、运动，获得了“给人生充气”的途径。正如英国小说家毛姆所说，如果作者把稿酬当作写作目的，他一定得不偿失，世间挣钱（意同于“获得快乐”）的办法有的是，何必出此下策？──在毛姆看来，写作的最大报酬，就是作者从写作过程本身所获得的那份快乐。那种无奈的（因为它只能是间接的！）宣泄，那种煞有介事的打岔（仿佛它自身已成了某种圣不可侵犯的目的似的）、那份充溢和那份狂喜──都是无以复加的！



这确是接近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后的新思维”（“新教”其实是“基督教向犹太教的退却”！）中，确立起莱的那种神赐的犒赏！──除了在过程中获得的舒畅和发泄之外，这个世界是很少向你提供终极报偿的。否则，你就难免沦入叔本华式的佛教：在人生炽热烫足的环形跑道上拼命奔跑，想找个清凉的乐土，但可惜那片片凉点（这对普遍冷感症的当代人──因而倾心“热点”──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太狭小，还不容惯性前冲的人生竞技者收脚，已被逾越……而为了捕捉下一个歇息之地，竞争者们又得以加速度继续狂奔……好一幅荒诞之图，可悲可叹的顾此失彼，或是为了竞争而牺牲休息，或有为了休息而被击败。而人，总是要休息的；而心，总是想竞争。要摆脱叔本华式的魔道（同时也就摒弃了他所张扬的涅盘之帜）只有在过程的劳累中找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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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而这运动，到头来只是环形的、是自相否定的、是只为自身颤栗与快乐而不需任何其他理由的，是一个永远高悬的明镜、一个零。



这个世界所行的报应，超出了人的理解力。一切哲学、道德和宗教，都那么勉强吃力地论证着它的报应观；但他们繁锁的宝库在生命的湍流中很快就被冲走了。诺斯替派所发现的那位终极之神，是以践踏人间律法、善恶之界为最大乐事的？他当也蔑视以神的名义所营建的法老巨陵。科隆大教堂，圣彼得的广场，在他看来与林中的蚁冢和蚁穴间的空地，差别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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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以它的宿命论指出了二十八种“定时”、“定期”：仿佛天地是为人生而设，世界在为神的宠儿效劳。其实，这种充实感正是大自然在引诱人们进行“种族还债行为”的诱饵！它是人的罗网，是心的机关，是生命的陷阱。我们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犹如一滩稀泥。瘫软的人们啊，但你们是否就因此灰心绝望？“进一步，世界很窄很窄；退一步，世界很宽、很宽。”“出门即有碍”──那是因为你的心气太高，不肯俯就万物啊。高贵者解不开的难题，谦卑者却应付自如；因为他无耻，而世界喜欢卑下之物。正是顺从、瘫软和无能为，才孕育了持久的生机。生命正遵循此道而渡过天涯冰期，一睹艳阳的风采……为此，世界需要一种“爱的哲学”，在你真心相爱的人面前，你不常常顺从、常常瘫软、常常无能为力吗？！这种无能，恰为接续另一种能力，一种抗拒时间之磨的韧性，人们在异性的隐秘处发现的，正是这种力量的交合。人们在孩子身上倾注的，正是这种顺从。



无奈中的从命，比无奈中的抗命，更能赢得时间之神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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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神思想有助于人开脱他为自己设置困境：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理。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在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好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好恶。……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一样。……都是出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否入地呢？



自视高贵的人，为自己设置了一座搬不动的道义之债台！



如果人敢于退一步，而把自己与万物等量齐观，确认“自己”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零（就像自己眼中的“万物”那样），那么，他过于膨胀沉甸的忧患之驮，就会悠然轻松了。难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已被前人和禽兽重复过亿万次了，我们就放弃生活吗？难道我们的语言毫无创新之处，我们就缄默不语吗？这也许聪明，但这份聪明我们却无福消受得起……如果这样，婴孩无从出生，少男少女的造爱尤如腐尸亲吻，而成年人也失却了渡过余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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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明之征！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只有你独自在荒原中跋涉。所以你大可不必怆然涕下。泪，本是希望之水。人们以泪宣泄、送走绝望之情，每一滴泪，都埋伏着一个新生。既无古人亦无来者的孤客！你的哭涕是多余的，你的泪是一种浪费。你既已丧失一切希望，你的绝望也无所依附了。



前无古人，亦无来者，旷无回响，何必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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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压和被欺压，只是“恶事”么？它难道不也是一种力的交流、势的回环么？未曾出生的，真是至福者么？难道天日与大海就那等邪恶么？有幸目睹罪孽的，总比盲日不见的要好；有幸经受苦难的，总比麻木无知要好──因为人降生在世，总不能自走一遭；最终总会安息的一日，何必不在有生之年饱经忧患与喜悦呢？北极光的神秘，热带雨林的危险，会令陌路人感受恐怖，但充满恐怖地活着还是强如早已死去的人。无力承载磨难的人啊，你总有一天会死而安息的，何必现在就这样急于归西呢？



欺压者和被欺者，都有平起平坐的一天，这一天且不会十分遥远──那时，力的交流、势的回环趋于了结，万种风情终归于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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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感和嫉妒心，一个折磨人，一个被折磨。每个人都有优越感，每个人都有嫉妒心。每个人都有折磨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被人折磨的时候。可是，恰恰极少有人终其一生都能保持心境年宁谣，既不折磨人也不受人折磨。──如此唾手可得的幸福，竟被人们轻易地甚至嫌恶地遗弃了。这真是天下第一大怪事。人们都不满足。嫉妒者不满。优越者更不满──因为，“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还有强中手。”优越感一旦碰上更优越的对象，马上就粉碎了，而且化为嫉妒的青烟！而人的优越又实在没有固定的准则，有时还会相互冲突的：如财富与智慧，爱情与权利，青春和知识，高贵与大能──都如此抵触、不合。要寻觅一种完满的优越，比九星会聚还难。所以，平衡优越与嫉妒，将之持平为一种罕见的“零度”，是心境艺术的最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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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处境，被现代哲学目为完美人性的出发点；但在古代的犹太智慧看来，却是“极重的劳苦”，是使人“容易折断”的祸根。无疑，两者所指不尽相同：前者说心路历程，后者言社会关系；二者亦相沟连。在社会关系上一帆风顺的人，很难认识生活的真面（如晋惠帝、李后主、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等“昏君”，皆属此类），更别说问鼎思想圣殿了。而一位圣人若无“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的祸患，又从何涉其伟业呢。



即便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成帮结伙也不比独往独来更占绝对上风。谁会忘掉“祸起萧墙”的往事？谁不曾读过《庄子》关于“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水句）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大宗师》）的教训？然而，成群结队有成群结队的好处，拉帮结派有拉帮结派的难处，那就是“一根绳栓着两只蚂蚱”。“党锢之祸”在中国史上几乎成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传统，一个心气的死结，一切清浊都被一锅端掉的大倾覆。波兰杂种尼采说得真是不对，他竟认为“波斯人曾是最早对历史有广泛深入之理解的民族。”他不会想到一个中国思想家读到这席高论将会泛起多么洒脱的嘻笑！早在居鲁士大帝之先五百年（这年限正是中国意识中的“王者纪”[《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有别于西方世界[《波斯到基督教世界的“千福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就盖过了宗教意识，而铸成了国家哲学之冕（如《洪范》与《周易》所示）。正是如此觉醒的中国思想，指出了事物的两重性，不是波斯和基督教式的善恶之战，而是纯粹中国式的阴阳化合、吉凶相倚。所以，孤独的处境，既不如现代哲学颂扬的那样美，也不如犹太智慧拒斥的那么苦。



孤独，使人得以成为个人，无助然而却清醒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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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谅下愚味王。……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话太，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然而）在他（指少年人──引者）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



犹太人的智慧已触及现代人称之为“代沟”的那种社会现象，但他的“取消主义结论”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为什么行动者大都跟从少年，尽管他贫穷卑微？显然，这些是他的同龄人，同龄人之间有种自然的默契。而王之所以愚昧，是因为他过于耄老，业已脱离时代的主流，与大多数社会成员格格不入了。他的同龄人、当年的随从，业已凋亡殆尽了。这就在金字塔尖与广大的基座间，造成了深深的裂痕，这足以分崩社会，粉碎一切信赖之心。



时过境迁，代代轮转。当新兴的少年人也不后来者喜悦时，并不说明虚空真是笼罩了万国，而仅表明少年人已老了。权利腐蚀了他，高位眩惑他，奉承的言语使他迷失了方向，忘了自己的真实份量。于是，他变得和昏庸年迈的老王一样，成就又一代历史祭坛的大年。这怎是虚空可以概括的呢？怎是捕风呢！如果他不再昏庸，他的事业就不是捕风。如果他不再年迈，他的心就不是虚空。但代沟之势却长存，不仅是代文化的底蕴，而且深植在整个动物世界的命运中。在猿类的群体中，不也有着老一代公猿与年轻一代的较量吗？在狮群和许多动物社会中，这样的戏目也被一代又一代地上演着。这不是无聊，这是生命的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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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新意识的徽号是，〇！



这孤明之徽的含义，已由不断激励二十世纪中国人的那句谶语点破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从宇宙学、生物学、人类学的观点看，这句谶语好像具有梦魇般的永久魔力。它预示中国的运祚将以出人意外的异蜂，迭起。实际上，此语的源渊或可追溯到《易经》的行列中：“既济”之后仍是“未济”。宇宙之运如是展开，生物之命如是绵延，人类之性如是生生不息。这与《传道书》所表达的，原始宗教衰微而高级宗教未立之际的矛盾心境，都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的彷徨呻吟。你看它，还是对神殿施行原始的虔诚注目礼，要人们蹑手蹑脚地前往参拜；它又在敬神的语言上（如许愿与祈祷）比在祭神的贡品上，投入更大的价值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耶和华喜爱虔诚胜于喜爱贡品……）所以，喜爱《传道书》的人，就需要拷问《传道书》，以便把其中的沉渣挤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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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语言要寡少。”──这种典型的原始宗教把势位看得高于一切，而高级宗教却总是申明，“神在你心里”。既然神在你心里，可以支配你的意志，那为什么就不能支配你的语言？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有的天才（这是希腊的观念。用犹太人的观念说是“先知”。中国人则称之为“圣人”。）确是灵媒，神借他的口，向人间传递消息。这样的语言岂能寡少？果不其然，《传道书》结束了整整一个文化时代：在它之前，是《史记》时代；在它之后，是《先知书》时代。继寡言少语的传道书而起的，是滔滔不绝的先知以赛亚。明智与审慎，让位给狂热地宣示神谕。



空虚的澄明让位给大地的丰盛。事务多，就会令人作梦；言语多，就显示出愚昧。……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历史表明在两种宗教转型之间的文化缝隙中，常常生长着一种理智主义、实证主义、分析精神。战国时代、希腊化时代以及《传道书》时代，都是如此。这种精神把梦幻简化为一种谵妄，对诗的语言进行无情地审讯和拷打，迫其理性化。战国时的惠施、公孙龙们，干的就是这个行当。但是，神却不会因为人传达了他的声音而发怒。神以先知为赎罪祭；貌似残忍（《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其实是一种眷顾。先知的语言像瀑布般倾泻，不是愚昧，而是扫荡。显现在先知梦中的异象，扭转世界历史的航向。



“人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的日光下有什么事呢？



让我来回答这切近终极性的问题吧！其实，对你来说，你身后日光之下的事，远远不及你身后在黑暗中可能遇到的事，也不及后者更能吸引你的心！因它更难测度，无从想象；因它关系到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或是毁尸灭迹永归于无。这样它揪你心的程度要胜过一切世间的灾祸苦难……至于你死后的世事，那倒不难测知，人性不变，世界犹在，世事又能变到哪里去呢？人人都在代代循环中过活──“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下并无新事。”《传道书》开篇处已经说得如此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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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儿”一词真生动！想不到犹太的斯多噶还颇得柏拉图理念观的神韵呢！“影儿”刻出了人在世间的真实景况，甚至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之盛况，到头来也与一枕黄梁何异！时间会飘走一切的，旧貌换新颜，新颜旋又沦为尘土。“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卧春风”。──其实桃花也要凋零，甚至比人面更易摧颓！一切都是影子。看得见，摸不着，摸得着，抓不住。即使连最实在的东西，也会像水一样从你的指缝中流走。一切都是“写在水上的”。济慈真真写出了人之眼目中流淌着的世界。



犹太的斯多噶啊！你即然通晓了“影儿”就是这世界的本性，知道人生无论如何打发，终究只能是一种“虚度”，你又何以令人不解地叩问“益处”？益处，不也是一个影子？饱揽益处难道就能逃脱终将虚度的命运？犹太的斯多噶呀，你的思虑到底还是缺了一块！缺了一点庄周式的通达。庄子笔下的智者，甚至放弃哲学的洞天，去回家为老婆煮饭抱孩子──因为他悟通了这两者的同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