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的文化哲学02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三、历史多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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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混乱局势下，当人们谈到“历史”时，概念往往是含混不清的。有时，历史与“过去的实况”而不是作为命运的见证和存在之王的历史……等同起来；有时，与“文化的记录”而不是作为精神之花和观照之镜的“历史”……等同起来。这含混造成许多混乱。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在使用“历史”一词时，有时取其前义，有时取其后义。这在诡辩论者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肆无忌惮地“玩弄历史”，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正是利用了“历史”这一名词的双重性乃至多重性。



但是，我们要求对“历史”的概念作内在一贯的理解！历史，不是作为精神之花的“观照镜”，不是图文并茂的学术；同样，历史也不是“过去生活的实况”或“已经逝去的一切”，它甚至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发展过程”。在我们单纯的理解中，历史，是充满了生机的有机过程。它历经盛衰兴亡、度过自己的春夏秋冬（春，兴；夏，盛；秋，衰；冬，亡。）……在我们单纯的理解中──历史，是神秘而圆满的自我实现过程。它既不受一个外在的至高者的操纵，也不是（作为表象的）人的观念。它的自在独立于庸庸碌碌之辈的是是非非之外。



历史，不是浅薄狭隘的线索；而是波澜起伏的巨流。历史，甚至不是雄浑的长河；而是万珍俱备、泥沙俱下的无边汪洋。在它无生命的汪洋中，暗藏生命、含蕴生命，汩动生命的活泉、泛起生命的色泽。



如果把“历史”与“过去的一切”等同起来，那“历史”沉浊、混乱的本相将表露无遗，因为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得足以选择精华和裁汰废物。



而我们对历史的单纯理解则告诉世界：“历史”，是“淘去了一切渣滓之后剩下的‘过去的一切’”。什么是“渣滓”？什么又是“淘去了一切渣滓之后剩下的”？──这些并不在人的视野之内，不是人的感性甚至理性所能判断的。人所擅长的只是接受既成的事实，并聪明地适应它。在我们的身后，不是无根的虚无，而是一片〇的苍天；不是黑色的死亡，而是无色的来世。这来世，集一切生命的精华，奉持“太上无情”的光。



这光，漾溢在历史之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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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时间！你是一只无情的手。你毁灭一切。随着你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运动──美的成为丑的，善的成为恶的，真的成为假的。一切都在消失，一切又貌似重来但终不重来……



然而，时间还有另一功德：在使真、善、美，成为假、恶、丑的同时，也令假、恶、丑，产生新的真、善、美！时间不但毁灭一切美好的，也医治一切损伤！时间令一切重来，还令大道永远轮转。



是的！心头的创伤，还有什么比时间这万能医师更善医治？没有！时间的医治没有后遗症，创伤愈多，在它面前愈坚强。即使短暂的幸福，也比永恒的苦难动人。“永生”本身并不可贵，除非，它含有为所欲为的快乐。人之追求新事物、创造新生活，出于对旧事物、旧生活的厌倦不满。世俗所谓“幸福美满的日子”，是新生活可怕的腐蚀剂，是幸福的迷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陷入此中，便难以自拔，世俗心目中的“苦难”总是比“幸福”，更接近生命的活泉。苦难深，则开辟新生活的雄厚资本。



只有苦难、孤独、劳顿、痉挛、绝望──得以成就伟大的人格。相反，世俗心目中的“幸福美满的日子”，却只能毁灭有价值的人格。因为，只有越过时间的无形壁垒，人格真伪才能被鉴别；因为，只有时间才能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人们长恨生命短促，不能及时行乐。对饱经苦难的勇敢者，永生才是莫大的苦役。对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躯体，长生不老是无止息的刑罚！“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由于人性，常开的，就不是好花；常在的，就不是好景。关于“好”的论断，无不极残酷的是以时间为标准的。



时间是无情的手，它剥去一切伪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走着瞧。”这就是指，时间无情的剥蚀，足以使万般本象，尽情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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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的哲学是必要的！人并非单靠智慧长得壮大。人并非单靠智慧去博取高超的战略、攫取世俗的胜利。人，是靠神奇的怪质，走完他的征程、鉴定他的命运、试练他的力度。



智慧只是这怪质的表现，有时仅仅是调料装潢而已。恰如在一位身段优美、擅长歌舞的绝代佳人身上，著上一款新颖的装束。但归根到底，“佳人”的身体和她那炽热的本能，才是真正的怪质。又如一匹千里之骑，鞍辔金玉相辉，然而，是它的驰骋能力，使那装潢引人注目。而劣马的金玉其辔，不过是幽默与讽刺的写照。



《阅微草堂笔记》（清·纪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449页）云：“盖愚者恒为智者败，而物及必反，亦往往于所备之外，有智出其上者，使起而胜之。无往不复，天之道也。使智者终不败，则天地间惟智者存、愚者断绝矣：有是理哉？！”在现代世界绝对主义的苦海里，古代的真知向我们透露：智慧不能救人，强健不能救人，惟有不可思议的命运，始能宰制人、左右人，决定人的命运的，并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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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往不复”的观念，古老而生命力旺盛。天道轮回，人道亦然，历史上有无数事例。在历史中，万物并无优劣。胜利者，惟有“幸运”二字可写其德。此理昭然若揭。“社会的不幸者”，常常成为“历史的幸运者”。一些“愚人”凭强健的本能和完美的天性，尽性而为，拒绝听从智者的劝告。他们认为那劝告里有陈年的酒糟，当心酒精中毒！在一篇叫做《死亡腺之谜》的文章中谈到“DECO激素”，并称为“死亡激素”（谢谢命运，这个理论毕竟还知道“人体是复杂”的）。如果把它切断，足以替人们增加寿命若干。文章还举了“八腕章鱼”为例来说明。我并不像该文作者那么乐观。人类延长自己寿命的一切努力，终将招致无情的报应，可能得不偿失。至于切断“DECO”而无严重的副作用，更是匪夷所思，否则人类及各类动物的进化，为什么没有将这种自生的“死亡激素”淘汰掉呢？



这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必有其人功用，不然，人体以及一切动物体的“经济原则”早就把它排斥掉了！这种分析，并非“事后聪明”，从最浅处说，这种激素，虽对个体可能不利，但对种族的代谢必有极高的价值。任何物种限于生物链的束缚，只被允许定量的个体生存世上。超过这一数量，首先是饥饿的火神来“替天行道”。在生物链的外在制约下，若无“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作为生命的内在制约，怎能保持种族的青春并借以保持种族在生物链中的优势呢？导致“死亡与衰老的激素”，其实是对个体而言。如对种族，则适得其反，是使得种族再生的必要杠杆！它避免将整个种族的生存优势，押在一场危险的赌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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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批判北宋象数学家邵雍，在其巨著《皇极经世》中，宣布了一种“退化史观”。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历史，乃是一个生命力不断退化、越来越失去道德的过程。他临终大书《病亟吟》，很能说明他的历史预感：“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他反复强调的太平世，已经所余不多了。在达尔文主义尚未式微的现代中国，邵雍的观念自然成为各种互相对立的官方学者们（如极左派与自由派）交相诟病的口实。但是，只要我们敢于深入这一历史观念的底里去探其究竟，就能发现它十分有趣、并且不无道理。



用现代人的观点看，邵雍的错误，不在于他指出了历史过程的退化性质；而在于他的这一论断建立在含混不清的道德基础上了。也就是说，《皇极经世》过于倚重《春秋经》的精神，却未按照编年史行事，架构上属于历史神话。可使是上，历史根本不按任何意义的道德来发展，是人的智力和诡诈，在历史的力量对比中，发现了道德的轨迹，并奉为至尊。因此，把道德作为历史评判的尺度，是事后的聪明。而所谓理想，则是复杂的历史力量借以实现其构图的心理工具，而不是历史的指导力量。毛泽东语录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他的谦虚或推卸责任。理想哪里可能是什么归宿或主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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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历史在退化中”的理解，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宇宙爆炸”的事实，驱使玉碎为瓦，再驱使瓦碎为土，从核心到劫灰，怎能不是退化呢。历史也因此陷入无限的沉沦之中。仅就历史截断面而言，历史似乎是“进化”的。但这促使它进化的力量，是什么呢？是反压抑力。历史作为压抑作用与沉沦过程的派生物，是人的归宿，但只是神的表象。──这难道不是彻底的退化吗？



文明历史，是反压抑、抗沉沦的摩天宝鉴，但即使在它的深部与核心，也正遭受沉沦的剥削之苦！潜藏在文明历史内部的“沉沦”，是堕落中的，它不得不显形为“历史因素的不断沉淀”。我们因此看见，文明历史总的趋向是，越来越丧失其天真自然的情趣。形形色色的繁杂而惰性日强、烦琐而含义日少的“历史纤维素”，像梦魇一样侵凌健全的人生。它们以传统和文化的名义，不断奴化我们的意识、戕害我们的发现。我们看见，历史越悠久的民族及其文化，就越容易受到这类“历史纤维素”的捆缚。困在这纤维素之捆绑内的居民们的生活，也就越变态、越不自然。这样看来，一个创造了某种文化的民族，比一个未曾创造（而只是借用）某种文化的民族，更易受到这种不利影响（如中国比日本）；而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越伟大、创造的时间越接近现代，则其也就越容易背上这该死的包袱。



这就是“成功的悲哀”。相形之下，“失败”也许倒更有益，失败可以帮助人们去掉包袱、轻装前进。失败者总是能比成功者学得更多的东西。而半开化民族的活力，也总是比文明民族更强大。例如历史记录表明，在文明门槛边上的野蛮人，是最富于“侵略性”和集体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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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身在沉沦之中。但处在历史之流星的人，还会时常升起某种上升升腾的感觉。这无非因为，人的努力和奋斗，可以推使历史暂时对抗沉沦的厄运。正因为这些优秀的个人，感到历史沉沦的压抑之苦，所以他便起而反抗这暗淡无望的既定命运。从终极意义而言，人的反抗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却创造了光怪陆离的痉挛！──文明的动力，使得活在其中的人信心倍增。这些激情相信宇宙的根本命运，可以上升；人类历史的趋势，可以进步。



如果相反，则文明历史将沉沦，其标志是：在历史纤维素的层层重围、不断困扰下，反压抑力越来越弱，抗沉沦的意志越来越淡。如果，我们只愿以古人那样的态度和力量去生活，便根本不配生活下去。如果，我们只付得起古人那样的努力与代价，我们的生活就注定要失败。要知道，现代人所面对的历史之流，要比我们的祖先所曾经面对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暗礁和压力。活着的人，必须付出日益大的牺牲，方能抵消加速度的沉沦！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四、王阳明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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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发表的议论，表明他并不领悟历史的残酷性格。如果历史的每况愈下，真的像这位官员学者表明的那样，只是人心日非及功利之心日炽所致的错误，而不是历史演变、文明沉沦所致的宿命，我们岂不是可以通过教化和修养，来扭转乾坤？那样，宇宙的主宰，我们的造物主，将成为我们在治理社会时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了。



虽然我们无法反对王阳明贬功利而崇王道的精神，不过也想指出，所谓王道，无非是世界意义上的“盖世功利”罢了。此义与利之关系，《孟子》早有论及。阳明先生为了教化而解释历史，结果使历史的轮廓更为模糊，不亦陋乎！难道那些伟大的帝国，真的像卡尔·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年）等犹太人所说，除了大规模屠杀与国际无耻外，别无一物吗？难道犹太人自己，不也是梦寐以求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大卫王朝吗？其实，卡尔波普的宣传与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样，以是犹太人的国际流浪经历为蓝本而制作出来的。犹太人试图以经济决定论，来掩饰他们特殊的“上层建筑──民族性”，也就是那种对金钱的不择手段地执迷不悟地贪婪。如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甚至信仰上帝之后，还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妻子，使犹太人的老祖母永世蒙羞。



难道早期文明与自由时代，真的那么辉煌吗？既然辉煌，为什么还是不免要沦落到屠杀与无耻的境地呢？还是让我们原谅五百多年前的阳明先生吧。原谅他不能摆脱时代的偏见，正如我们这时代也有我们自己的偏见。当然，有些人想“复活阳明学说”，更有人想发展他的学说作为治世工具，就另当别论了！习惯和权威的奴仆啊，难道没有勇气用自己的嘴来说话？还是自己不会操练一种语言？阳明与千万哲人一样，时至今日，列入哲学史，我们从他们那儿能得到什么呢？除了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之外？



而所谓“抽象继承”，则是为了欺世盗名而篡改历史，每个权势集团己经这样做了，够了！我们拒绝这样。我们的思想斗争，是要澄清，而不是加剧混乱。天之明命的体现者，并不害怕澄清一切。他不讳言一切的暂时，正如相信惟有如此才是“圣之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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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命运是奇特的（我不用“悲惨”这个词，因为真理必将得胜，变成统治的思想，然后又将再被新兴的“真理”所粉碎，沦为废墟和垃圾）：



一种真理在诞生之初，如不遭到整个社会公理的逼迫，也就算不得“真理”了。这才是“福音”的命运。福音是这样，天命也是这样：它必遭苦难波折，然后才被接受：而取得统治地位，就意味它衰颓的开始。伟大天才，不经搏斗，哪可取而代之。这是文明的惰性、生物的惯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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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略“人是生物”这一事实。尽管，人自诩为拥有自觉意识的生物，但仍然是一种生物。生物性不仅没有被人放弃，反而被作成人性及文明社会的根基。而遗传性──传统，惯性──惰性，因循──保守（三对的前者为生物性，后者为社会性），才是生物赖以生存和节能的特殊技巧！



换一个角度：为什么伟大的先知、真正的圣徒，作为上帝的仆人，却落得极悲惨的下场？正因为他们是创造者最可靠的仆人，才落得如此下场；正因为他们落得如此下场，才是创造者最可靠的仆人。



命运用他们的血，觉醒世人？或者，只有把流血侍奉上帝看成无上荣耀的人，才可能具备先知与圣徒的职分。他们不仅拒不媚俗，而且不可能拥有听众，因为他们带来天启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被世界懂得。在政治、思想、艺术方面，亦莫不如此。这是生物界的惯例（所谓“规律”），而人又是这样一种生物──等到伟大的政治、思想、艺术以及人格已经确立的时候，世人是只会拿它再来阻碍新政治、新思想、新艺术、新人格的兴起，专从败坏伟大的婴孩入手，使举世荣耀归于朽灭。



就“日新其德”、“不凝滞于物”而言，古人做得很好，但伟大的明君久离中国了，使人民对明君的信念已经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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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规律历史是什么？历史有“规律”吗，是必然的吗？或者，历史有“生命”吗？历史是偶然的吗？



最好的答案，是否定上述一切提问；像禅宗那样没有答案的应对，当然容易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中纷坛繁复的现象，往往以其重复或是偶然，体现出某种“规则”。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不同的观察眼光下，同样的历史现象可以用来证明不同的规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必然性”。好像是演员，完全可以适应完全不同的客人的特殊爱好。所以，用所谓“阶级观点”、“利欲熏心”，完全不足以解释它们的复杂性。



由人观之，历史是盲目的。由具有某种坚定立场的人观之，历史是可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人的情感无济于天地之事，尽管人事需要情感的润滑。历史在可恶之余，还有可爱之处，因为一切都可以反转过来。有时，历史也会顺着人们的心意发展，但不会持久。历史，背叛一切、出卖一切；历史不是人手中的如意，历史把人作为如意，玩弄于股掌之上。谁能“持盈保泰”？而苦难也会开花……中国的智慧就此评论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几十年的事情，都没有定论，何况百年之后、千年之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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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象纷坛杂沓，就人的局限性，不具一定眼光和观念，便无法透视历史和领悟历史。可是，具有眼光者，则为眼光所累；观念反而成为进入实况的障碍。真正的洞彻，也只是瞬息的事：既难于保留又极易忘记。直觉与顿悟的局限即在于，既难传递更难存诸来世。这些特性，使越好的天品也就越是缺乏世俗的价值。



有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眼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眼光。有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眼光。有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眼光。更有文化论、人本论、宗教决定论或情欲决定论的历史眼光。以及数不清的、无以名之的、难以归类的历史眼光。



但“史实”却只有一个，同样的史实，可以被不同的眼光所引用。而且说到底：“史实本身就是矛盾的、暖昧不清的、难以把握的、无法归类的。”不妨把人的文化史，与社会和生物的“进化史”加以比较学意义的研究（但这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人的社会组织，虽带很大的有机性质（毕竟，它是由“有机体”而非由“无机体”组成的），但到底不同生物。社会不是个体，而是一个集体：它建立在超个体、超生物的基础上。因此，把二者比较研究，只是人为的“方法”，并非可靠的“真相”（流俗喜欢误用“真理”一词。其实真相不是评价，而是事实；真理则是一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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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思想的一大迷误，在于常把暂时有用的“方法”统统贴上“真理”的标签。其实这些真理不过是主义，是医治柄钛惪药方。滥用真理，其结果对未来的人们，贻害无穷。历史，怎能用眼光或观念来加以“科学地分析”呢。历史不是一块柔软的生日蛋糕。它是无休无止、超善超恶、既无永恒方向又无肯定目标的运化流荡。在历史面前，一切“历史时期的划分”多么可笑；一切褒此贬彼的“评判”、一切预定未来的人们应当如何生活的蓝图、一切断言宇宙结局的弥天大谎……是多么庄严而又多么滑稽啊！



人应当保持清醒，应当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当前的任务，因此要认清观念的工具性，要还原眼光的功能性。眼光不是真理，观念不是真理，人不要为其迷误，奉之为不可动摇的偶象……一切历史的纤维素，皆对历史进程有影响。至于其具体方式、比例及影响的量，那不是人的智力可以弄清的。人们根据需要作出了自己的理解，现代的历史学就像远古的神话与近古的宗教一样，成了“心战”的战略角斗场。“忘掉不利于你的九九；牢记有利于你的一分”──这是历史武士的剑上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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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永恒的运动”。



对于生命中并不包含“永恒”的谈论者，经验的历史不能冠诸“永恒”的名字，否则就太亵渎神圣了。“永恒者”是超验者的封号，是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文学上的夸张、哲学上的欺人，使我们一度相信“历史必然性”的信念，但现在我们知道：短暂的“历史趋势”可以基于观察的经验，而持久的“历史必然性”则变动不居，甚至逆转直下：使得迷信经验的人们，沦入迷惑绝望的苦境。



至于对超验者的信念，则无法证伪。无法证明为迷信的思想，就可以成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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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生学”，是一项探讨文明论意义的“历史”何以发生的学术。文明论意义的“历史”，仿佛液态的变化。就此言，原始社会没有“历史意识”。迄今几千年，才有人生活在“历史意识”中；而今，几乎所有的人类集群，都生活在文明论意义的“历史意识”中。如果有一天，人类重行退化到未经分化或人为抑制了分化进程、人为地消除了社会分化现象的社会形态，正如社会民主主义乌托邦理论家拼命鼓吹的那样，甚至被制成合乎人权理想的社会标本：那时的人们，将重行脱离“历史意识”的液态变化，成为文明论意义的“化石存在”。



乌托邦理论认为：“世界处于绝对的运动中，‘停滞’只是想象的观念。所以，人将不可能脱离液态的变化。”但“化石文明”毕竟是存在的，化石可以被理解成本体论意义的液态，但在文明论上，化石毕竟区别于液态。人创造化石观念，就是为了描绘心中的静止状态。因为即使在冰封的大河、厚实的岩层下，也有潜流的移动！即便一潭死水，也暗暗沸腾着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甚至生命运动。但化石毕竟是存在的。难道用生命哲学的眼光打量世界，“死”就不存在？“死总是继之以生；灭总是继之以兴：死生兴灭，循环往复，互为契机；而且，此一结构的死，总是彼一结构的生，人体的死亡，演化为微生物世界的复兴”……即使如此，生死毕竟是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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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阶段”，由于人的鼻子上有眼光，头脑里有观念，即便面对“历史”的整体、不间歇的“流”，也能看出“有阶段”。历史，因此处在”不断发生”的状态里。有变化才构成“历史”，而“变化”就意味并要求新的因素不断“发生”。新因素以各种面目，通过各种渠道，注入实存，迫使新的历史发生。一段“历史”，就是一个“历史发生的契机”；一个历史发生的契机就是一颗种子，化育出流线型的绵延：根──茎──花──果。可是，人的生命经验却不同意理想化的生命哲学。死，于是被确认了“它不再被新的生命所抵消，它也不见得就等于新生命的前奏，灭种的悲喜剧是生物史的日课”。



“历史”一词的本义，就不是静态，而只是动态的；它是依赖新的东西而被称颂，在人们的心灵中激起感应、想象以至创造。而感应、想象、创造，正是文明诞生的三部曲：它来自动态的生活，“按规定办事”的生活，不是肥沃的；秩序要是过于严酷，就会失去它原先的保护作用，而退化成为生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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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舞：历史是这样奇特的“舞蹈”，如何描述、分析、留驻甚至如何“再来一次”？历史的舞蹈，是世俗意义的盲目舞蹈，尽管它的动力来自不可测度的宇宙深处，茫然而不知底细的深处。一种不衰的“阳”，莫名其妙地鼓动它。历史中前进不息的力量！驱逐渣滓，甚至面对渣滓出于自保而苦苦哀求历史停滞不前的惨状，它也无动于衷。



历史舞，既没有“主要因素”，也没有“次要因素”：因素就是因素。“主要”、“次要”，只是某些观众对它的观感。把这些飘忽不定的观念，粘到作为实存的因素上面去，就犯了逻辑上的根本错误。他们就这样把“客观”与“主观”语无伦次地结合了起来。既然是因素，就可以改变：增强或减弱，显扬或压制；但同样既然是因素，就难以真正消除。一切“被克服的因素”实际上只是不自觉地转入了地下状态，潜伏着，悄然等待重新萌动的机会。



对“历史”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历史的可塑性。而且，正在变。再僵化的头脑都无法否认这一现象。至于它怎样变，那只有天或正确领悟天意的心灵，才知道。历史的唯一含意（如果承认这含意的存在的话），就是“变”，不仅仅是变动，不仅仅是变法，而且是一切的一切的变质。“变质”，就构成“历史”：历史就是变质；反对“变质”的，就是反对历史，就是历史的敌人。消极于“变质”的，就是历史的渣滓。这就是历史的舞蹈，这就是历史的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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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民族性的反省，逼迫我们思考：是否我们的历史太长，是否我们的习惯积层太厚，结果我们的惰性才这样强，使我们的刨造力遭到无情的扼杀：悲哀的现实，几乎迫使我们承认民族生命的尽头已经在望，但我们的良知却拼命反对。要知道，人的生命力和人的智慧有时是互相对立的：生命力以简单而明确的线条伸展；智慧则向公认的传统宣战。



为什么老人的思想易于“僵化”？除了生物性的因素如脑力衰退、感觉迟钝之外，心理上“历史纤维素”的严重沉积，是最大的成因。历史上还没有过、很可能将来也不会有，一种永葆自我调节能力、因而也永葆青春生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正因为如此，倡导一种不凝滞于物境、更不疑滞于教条的新哲学，从而恢复最宝贵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新其德并自强不息的青年精神──就成为哲学革命的第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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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类的历史视野来说，没有“必然”的东西；正如没有“不可能”的东西。人的经验与眼光还太局促，难以逆料“命运的意志”。历史的原野迄今还是懵懵懂懂的！天色刚刚微明……亲爱的人们，一切还有待于我们去拨云见日。而对那尚未被利剑劈开的浑沌，请“存而不论”吧。不要结茧自缚，空谈“必然”……与“不可能”……是多么愚蠢！是灼热的灵感，逼迫人的大脑暂时遗忘那些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东西！时过境迁，当新的需要来临之后，它又迫使人的大脑重新回味，想象它、甚至夸张它。个人生活这样，民族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健康的历史感还指示我们：社会与民族的历史越长、包袱尽管越重，但由于含量的空前巨大，潜能也格外丰富。丰富的历史之海，可以提供较多的培养基，新生活和新历史的潜在力量，因而大大增强。这无奇不有的历史之海，既成为新文化的灵感资源。只要创世者善用，就会献出无限情义！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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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存在”的发展史，都有就其本身而言的“黄金时代”──会在特定的时刻呈现较有韧性、较有力量、发展趋势较豁达的样态。而在各个实体之间，又是无法比较其“黄金时代”的，不同的案例之间，毫无共同规律可循。一个五岁夭折的儿童，其生活史中的黄金时代，当然不会近似于凯撒。而耶稣的黄金时代更是旷古未有：活活钉死在十字架，受到全世界的嘲弄，因为他的事业是在他死后（复活）展开的。



“黄金时代”，也和一切历史分期，始终并且将继续是仅仅属于个体的（某个人、某家庭、某社会、某民族、某国家……等个位），其间哪有普遍的范型、肯定的样式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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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的答案，不能到所谓客观领域去寻求。因为说到底，“客观”仅仅是那些拥有强大影响之个体的狂妄虚拟，它的背景性质是“强大的主观”──这当然要比“小人物的思念”拥有决定性，但在性质上却依然不脱为主观之物。



这主观的特征是：当此个体面对存在的压力并进行最大抵抗时，体内的反压制和抗沉沦的力量，上升到最大限度，它的黄金时代就来临了。然后，它把这一内省体验，幻化成某灿烂的客体，“光荣归于造物主”──当然，这一幻化的能力始终只在极少数人身上。



极少数人的特性，只对产生出它们的某个体才是真正亲切并不可舍弃的。因为特性，既非浮面的装饰，更非赏心的玩物，它与某个体的内在生命的结构紧密相联。一个被迫取消特性的个体，其内在力量必遭同时的戕害、损毁。自由人与奴隶相比，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战斗力，是因为他的内在力量还保持完好。而奴隶们为了适应征服者的要求，已被迫或自动（这是“改宗者”的嘴脸）放弃了自己的固有特性，从而将自己力量的基础，破坏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亡国之后，其军事力量也就在本质上遭到削弱，汉人已经沦为一打就垮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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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哲学上还是生活上，特性都是最高贵的天赋。特性是存在的生命线。丧失了特性，也就沦落到非人，沦为无边浑沌的一颗微生物质。与一切流行的见解截然相反，人的特性决不是某种可以随意搬弄的“物质”。从学理化和最通达的意义说，它的性质该是有机的生命，且是不可移植的。如果强行移植特性，其结果，不是毁悼了这些特性，就是使它们蜕化了。移植的结果，除了生出面目全非的杂种，冒出梦想不到的幽灵，还能有什么？就增进世界的丰富性而言，这兴许不是坏事。但与移植者纯洁美好而自私自利的初衷，却相去太远了。



现代教育系统，最能展示这一悲剧的真正悲剧性。其中，尤以大众传播媒介或宣传运动。它们的发起人，按照自己的特性中派生出来的“客观规律”匆忙行事，结果造成一个个己所不料的“悲惨世界”。消灭弭祸的愿望，反而加剧了险情。



他们渴望按照一种理想的标谁来“造就人材”，完全抹煞了“天性的差异”这自然的成命。结果，他们造出一批“莫洛博士岛”里半人半兽的怪物。他们渴望成批量生产“精神产品”，他们根本不懂得“精神产品”这个可笑的名词就暗藏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全部荒唐，而精神的价值，正在于它的特性不可重复。工业生产的“规律”，怎么会是精神创造的“捷径”？精神创造怎会受到“规律”的束缚？



“效率”在它面前，是苍白无力的。要知道，任什么清之规、戒之律，都只能堕胎而不能助产，在成批量炮制精神产品的忤逆中，精神已经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心灵的惨白、文化的沙漠。我们必须反对非人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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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反教育”可以有双重含义：



A，“反对教育”；



B，作为现代教育的对立面的“反向教育”。



这双重语义的统一：“反教育”不是为了回到纯野蛮状态，即卢梭之流所谓的“返回自然”；“反教育”的意义，在于革新腐败的现代教育，代之以充满活力的“反教育”──为形成新型的教育系统与教育精神准备道路……



为什么要“反对教育”？现代教育的目的，在于批量生产作为工具的人，这是就教育的社会功用而言；同时，也在锻炼谋生的手段，这是就教育对个人的价值而言。教育的本质因此是被动的，不论“教育”一词本身作为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使用着，它的所指大致都是被动的。



“他教育别人”与“他受教于人”这两种说法，尽管在语态上看，有主动与被动之分，然而在所指的性质上却郡属被动，为什么？因为不论“教育别人”还是“受教育于人”──都是以某个现成的教育模式去塑造人。



语法上的主语虽然都是“他”──可是语义上的“主语”却是“教育的模式”。上述两种表达的核心词，都不是“他”，而是“教育”。



这样，一切“教育”（“现代教育”更突出）都不得不体现这种病态：不是按照天性来发育人，以主角（受教育者）的需要来决定配角（教育模式）的应用；而是反常地以配角（或是社会需要的压力）来规定主角的发展：由配角来规定主角的发育，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的病态颠乱吗？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因为，历来的教育都没有办法把“人“（受教育者）自身的发展作为目标，它甚至无法知道“人”自身应该如何发展，更无力知道“人“的理想状态应该如何；（如何不是作为社会工具的话）其结果，只能把社会对“人”的需要作为目标，这种“教育“在人类的漫长经历中，按下了抹不掉的长长阴影。这也许不值得惊奇，值得惊奇的倒是：我们对此为什么很少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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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任何社会，之所以建立教育事业，乃是由于它需要维持并推进社会生活的工具，需要各种型号的、足够数量的社会配件，而不在于它需要“人”自身作为优秀个体的发展！教育，因此是用来巩固社会秩序的。而社会，也正如一切存在物一样，一旦诞生便即刻产生强大的自保力；最终，它也像任何实体一样，自保的倾向变成目标。因此，社会并不真的关心受教育者，更不在乎教育事业本身的命运，它只关心自己怎样更有效地利用它们。



在这种阴影下，教育事业的参与者：教师与学生双方也并不在乎如何发育天性并获得幸福。教育，成了是他们路身社会的阶梯，而不是达到快乐的目的本身。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教育”的两大特性：



A，教育是使人陷入被动状态的行为，且在“人”的意义上被动到病态地步：主角受到配角的宰制。



B，教育使人成为社会工具，除了在那些成功地反抗了教育从而成功地发展了自己天性的极少数例外，教育本身（而不是教育系统）也并不受到尊重。



请不要争辩，“教育的被动性，系于它的工具性。为了更有效地达成工具性，教育必须基本被动，我们并不否定其有限的主动性，即主动地实现并强化其被动性：但仅仅是作为工具，否则，将有害其作为社会工具的使命。”



为此，我们不妨先放下教育那近乎病态的被动性不谈，来看看它的工具性究竟又是怎样。首先，假定这前提：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福利，促进人们的福利总量；而不是为了发展更高级的人，不是为了创造更高形态的文化。至于这个假定的前提能否成立，暂且不去讨论，因为这牵涉哲学上的人问题，在较细小的藩篱尚未清扫之前，不宜触及这一问题，免得劳而无功，陷于混乱。那么，教育能否促进社会的福利呢？无疑，社会的福利系于许多社会事业的存在。若是没有医院，病人的福利将怎样维持？若是没有饭店，客人的福利怎样维持？若是没有工矿企业，居民的衣食住行怎样维持？这里的社会福利并非一个抽象的宣传术语，而是具体的社会事业所发挥的具体的社会效用。社会福利的总量，即指“社会事业所发挥的效用总量”。



那么，社会事业的维系又依赖什么？无疑，首先依赖“习惯”。习惯，引导最低级的动植物直到人类的命脉。动植物的习惯更多依赖本能，而人类的习惯则依赖教育。如果人们一旦失去祖辈相传并在一生中不断强化的种种习惯，世界体系即将崩溃。人类社会与其说建在理性与智慧上，不如说建在本能与习惯上。



而最重要的，社会事业的维系依赖于教育。如果没有教育，社会无法向各类事业输送可用的人体工具，所有社会事业难免陷于衰境。事实上，教育的起源正是由于社会这需要的压力：这就是教育的工具性质之所在，也是它的极度被动性质的原因所在。



进一步的探求可以发现，所谓教育，正在于培植牢固的社会习惯。教育系统，也就是社会习惯赖以延续的遗传工程。教育的过程，无非就是用强制或半强制的手段，诱骗或半诱骗的劝说（这并不带贬意）来使“受教育者”，被迫或被诱接受社会的习惯，通过形形色色的“训练”。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但人人却是如此习惯这样的训练。最初（原始社会），是关于劳动、纪律、服从、风俗、传说、禁忌、战争、掠夺、偷盗等方面的训练；以后（文明社会）的发展又逐步增添了有关艺术、文字、宗教、学术、政治、哲学、道德、技艺等方面的；而进入现代则偏重思想方法与实用技术的训练。



说穿了，这些“习惯的训练”就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上述名目也就是人的教育扩展的名目。教育也者，就是文化样式的习惯训练；一切习惯都是由各种“教育”促成的；不论多么无意识的教育或非正式的教育。在“习惯”之中，确实含有众多的“非系统教育”的因素，且由于系统教育的反作用，易于养成“非教育”乃至“反教育”因素的习惯。



而教育之作为社会习惯的有系统的遗传工程，必定具有极大的保守性。这不是巧合，是由教育的本性注定的。教育的本牲是社会习惯的有系统的遗传，而不是社会习惯的革命性的创造，所以我们看到，教育的势力构成社会上最保守的势力，尽管这种保守有时是以激进的、甚至革命的面目出现的。教育界的主导势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社会反动势力结盟的。当然，我们不会把所有的“学生运动”一概归诸“教育界的主导势力”。我们还可以看到，任何社会革命的风暴，其最初预兆虽是在天才的预言中崭露头角的，却结束在，对于教育系统的革命性改造中。因为教育的改革常常滞后于社会的变革。被革命风暴冲刷过的社会，其首要目标在于培养新人，作为巩固革命成果的有效手段，而要达此战略目标，就必须改组教育系统并刷新教育精神，所以任何革命的最后任务，就是建立一套适应自身需要的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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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不断变化，使各种势力、各种冲突在调整与角力中……社会的需要、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福利的动向消长起伏，这一切都如风中狼烟，永无定时，只有“教育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中，而当一个社会的教育系统也发生崩溃时，此社会的全面解体已经不可避免。这也无可非议：教育界有如社会的压舱石，教育界的更新，涉及社会再生的大问题，人们本能地要求持重，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注定了教育界要把革新势力与新兴思潮，从自己的领地中驱赶出去，而当教育界终于被改造而成为新权力的仆从，革新势力已经坐上新保守势力的轮椅了。至于学潮，并不能算做教育界崩溃的征兆，因为学潮是激于政治的因素而不意味新的教育精神、教育系统的出现。



这样看来，当问到教育能否促进社会福利时，我们将回答：有时能，有时则不能。这要看当时社会处于何种时期，社会越旧，教育界就越不利于社会福利；社会越新，教育界就越有利于社会福利。现代的教育界虽然分裂，但名异实同，都不代表明天的革新势力。也就是说，革新势力，还没有进入这些“神圣的庙堂”。现代教育界，从不同方面反抗革新，或采取行动使革新流产，或败坏革新势力的声誉，制造反革新的社会暗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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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的危害还在于，它以降低质量来扩充数量，用机械的训练和不知其所以然的模仿，来代替真正的敏悟；它以大量的“学位人”充斥市场，这些“学位人”具符合“扼杀天才”的标准，所以，随着学位的泛滥，现代社会的的天才日益稀有。学位人的主要长处，就在于他可以大批生产。现在看得很清楚，学位人的浪潮，结果把文化的良田变为技术的堡垒，从而达到精神的避孕、文化的不孕、灵魂的绝育。



现代教育不仅是孽因，也是苦果：教育成了文化走向衰落、僵化、腐败、毁灭之途的前奏曲。所以想拯救文明的人们，不妨像老加图在罗马元老院每次演说结束时高呼“必须毁灭迦太基”那样高呼“必须毁灭学位教育”！──这是创立新文化的第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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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看，教育对“维持现状”（包括“在现有模式、现存结构下有所发展”）来说，起有益的作用。但是，若以根本革新生活来看，它就成为社会惰性的渊薮，成了反动势力的存在基础。人生的目的，不是维持现状。不论是否把人生看做一场实验，是否故步自封以至于沦亡还是不断革新以求自存，毫无疑义，应屏弃维持而采取攻势。



如果我们的勇敢足以驱走诡辩与宣传造成的困惑，我们就能公开出来“反教育”。教育，并不是像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和蛊惑人心的诡辩家们宣称的，足以消除社会的罪恶和个人的不幸；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现代的一切罪恶、不幸、紊乱都或多或少导源于现代教育的失败：因为学院教育甚至已经不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够质量的配件了，这在所谓发达国家已经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论现代教育背后的驱力，何等复杂与强大；不论人们对这些驱力的描述如何千差万别，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教育已经日益成为这些力量的不称职的傀儡；现代教育也加强了这些矛盾力量的旋涡般的冲击波。现代教育的深刻危机，决不是现有结构下的“教育革命”可以解决的。现代教育的危机，早已演变成无可挽回之癌症：若非脱胎换骨，一切无从谈起。──而“反教育”，就是对此处置方案的最好解说。“只有反教育，才能挽救教育”：这是我们送给酷爱教育者们的最好箴言。“只有反教育，才能拯救文明”：这是我们送给文明卫士们的最好箴言。“只有反教育，才能消灭社会罪恶”：这是我们送给致力于改革的人们的最好箴言。“只有反教育，才能获得安全”：这是我们送给广大沉默的群众的最好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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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育”是驯化，教育是磨灭人的野性的系统方法。它不仅用来使人“文明化”，而且更多用来瓦解人的生命力，教育，对极少数人也许不失为兴奋剂，但对人多数人却具有十足的麻醉性。



B，由于人性，由于建立文化体系的需要，对人进行驯化是不可避免的。狗不驯化，则不能猎物；马不驯化，则不堪拉车；大不驯化，不能组成社会及其文化。然而，“教育──驯化”毕竟也如一切人间事物，是双刃剑。人间事物莫不打上悲剧性的烙印，因为人性的双刃剑，使许多人间事物，也成为双刃之剑：用得不当，对文化的作用将是害多于利：它好象人造的消毒剂，不仅杀死病毒，也杀死生命本身。“教育──驯化”这毒剑往往不仅杀死文化的灰尘，也要杀死文化的精魂，把它寄生的社会投在僵化而缺乏生气的阴影中……



C，人的能力多数不是通过教育得到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口号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因为它暗含的意思是，知识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而根本的知识与能力，并非后天习得，而是先天遗传。教育虽可加强能力．增进知识，但经常的，它加强多少也抵消了多少，增进多少也就瓦解了多少……人们所能做的，是以商业价值当作评判的唯一标准。于是教育也是被当作赢利和争夺权力的工具来使用的。



D，当“教育──驯化”被作为破坏工具来使用时，它反而具有更多的“历史进步性”。一旦“教育──驯化”为建设的工作效劳时，它反而成为阻滞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压制力量。我并不否认压抑的重要及必要，而只是强调“教育──驯化”对文化的影响，这影响具有窒息创造性文化的危险！也许窒息本身是文化复兴的绝佳休息，但毕竟是窒息。相反，当“教育──驯化”作为破坏性工具而出现，倒能加速冻土地带的瓦解，推动新种子的萌芽扩张。所以，为建设目的而设置的“教育──驯化”反而是消极的；为破坏目的而设置的“教育──驯化”反而是积极的。



E，而这种意义的积极的“教育──驯化”过程，应该是“反教育”，“反教育”，是为了社会破坏的工作而施行的教育，这种破坏当然是为了建设新文化。“反教育”的核心，是“反动的教育”。反动的教育，是为解救这个世界的深刻病态而施行的……这种意义的反动，也就是“反对流行”。



F，在这种意义上，因受教育而致无能者，乃是得了正当的报应。因为越出了上天的划定的界限而招致惩罚，正像夏娃偷食智慧果而招致堕落一样。现代教育及其造成的大脑僵化和道德堕落，必将导致社会的僵化与堕落。这刺激新的社会力量，冲天而起的烈焰，震撼大地，照亮天庭。



而要想在历史的原野上，获取珍贵的自由，以作为上升天宇的不可缺少的氢气──就必须从“历史因素”的捆缚下解放。这解放的前提，是对“传统”和“流俗”保持距离。例如，我们不妨用“距离感”来理解有关“中庸”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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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产自殷周文化夹缝中的孔子，决非偶然。孔子，殷人的后裔，对征服者周人，深怀贰心。但这位“圣之时者”，深知周文化的力量，于是他拒绝了徒劳无益的“颠之倒之”，而是巧妙地“述而不作”，以重新理解的方式，建立他文化再征服的战略。孔子为什么“梦见周公”、又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宣告，来抑制自己的反周情绪！（而对于周人，这些口号却是多余的；结果，这种自白反倒令人理解孔子对周的根本贰心。）因为，他对殷、周都保持了适度因而是健康的距离感，于是，“中庸”的思想发明了。当其时也，周文化的力量强大而富于生长的力量，单纯反对已无济于事，必须有取代的东西才行。周文化形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为结构即使过时，但许多精采的片断依然因其地缘政治条件，拥有不死的生命。孔子最伟大的艺术就是：以新的凝聚力，把这些片断重组为一个前途无量的新结构。历史上其他的创教者，也都是这么干的。



历史，就是上述意义的“真实的艺术”。而其他一切艺术，都是符号的夸张。并因其夸张性，而被分析家称为“谎言”、“骗术”。于是，艺术活动就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有益身心健康的、有时甚至是崇高而壮丽的撒谎：这是由艺术的本性决定的。因为人生的暗淡，实在需要艺术的狂飙予以驱散；生活的贫乏，实在需要艺术的灵思予以开荒。这是明白宣告的欺诈，它说：真实若不以虚伪为背景，又何以见得？



历史则不然。历史是“真实的艺术”，它的夸张与虚饰，是潜在的，它自以为真实，它不仅自诩为真实，还要强制人们认为它真实，否则，它就不是“历史”了。与此同时，历史无论作为文明人对自己活动的总结，还是作为这种活动本身，都与人的身心特点结缘。没有谁会怀疑：作为总结的历史，是人的创造，例如“宇宙史”、“地质史”、“生命进化史”、“人类史”……都是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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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人的观照、反思，哪能有什么自然史呢？又哪能可能出现什么文明的历史：第一方面，作为“记载”的历史；第二方面，作为“现实”的历史。但对于这两方面而言，都需要感情的真切移入、做出选择的决断力量，否则，历史就将充满混乱，没有任何条理。



历史仿佛马基雅维里的权术：“统治者不可相信宗教，但必须使人民相信他是虔诚的。”历史的真实性也是如此：它不可能是真的，但必须让人们觉得它是真的。这是它与艺术区别之处。作为“真实的艺术”，它不是已经造就的固体，而是永远等待我们去无畏塑造的液态。它永远处在生动的气氛中。再者，人们为什么注重“结局”？不仅出于功利的本性，还有一种亟待证明的好奇心的热望潜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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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渴望知道：自己对“前兆”的敏感和对“趋向”的判断，是否正确？人们希望自己正确，而这只有“结局”可以“证明”。尽管这“证明”也还需要未来的历史不断证明。人心对于“预兆”有歇斯底里的感应。“预兆”比“结局”更能激起希望或恐惧。预兆的魔力在于：一旦应验，它造成的心理压力反倒减缓了。结局的恐怖，即使比预兆所显示的更加厉害，但对人心的压力反而为低。这是因为，未知的东西已不存在；而只有未知的，才是真正恐怖的。另方面，尽管“预兆”比“结局”更有力；但“预兆”的意义必须到“结局”中去寻找。是结局，赋予预兆真实的力量。



“事后聪明”一语，不是对某些人的讽刺：而是对整个人类和全部文明的揭露！从结局逆推开初，这是人性的一大特点，也是所谓“经验”的主要来源。为什么？因为人们习惯从“结局”反观、追溯“前兆”和“全部历程”的特点，赋之以本无的含义。著名的“意识流”理论，曾从心理学角度对此作过说明。而这一现象在历史观念的领域出现，则意味历史永远处于“有待创造”和“有待证明”的“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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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为“记载”的历史来说，“历史永远被重写着。”后代的理解、甚至的描述方式和书写形式，都赋予“过去的史实”以崭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些“新的意义”。哪怕仅仅是“新的意义”，也会派生“新事实”、“新现象”。后人，总在历史记载中增添他们视为当然的“新发现”。每一次“新发现”总是伴随着一阵河伯的狂喜──这是“创造的激情”和“艺术的冲动”……



作为“现实”的历史，其变易性更浅显。它在创造历史的人手中，宛如一块柔软的胶泥。这是一块不会干化的胶泥，它永远保持再变性和湿润性。对创造者以外的人们而言，历史是坚硬而冷酷的。“历史因素”的作用，便它日益僵硬死板、日益缺乏活性和可变性。但这危机对于创造者并不存在，他在粘滞而沉沦的历史浊流里，正发挥日益大的反抗力。



这样的历史，难道不是宏大的史诗吗？这样的史诗，难道不是真实的艺术吗？这样的历史，不是科学。“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只有当它们已成为上述意义的艺术时，才获得应有的价值和尊重。除此之外的“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



这样的历史，不受人造规律的制约。相反，“天才创造规律。”历史规律，是众学者从旷世天才的胡作非为所制造的奇峰异岭等怪诞地貌中，归纳出来的。规律，哪里是像现代人假设的那样，是什么本质或本体之类的客体？恰相反，规律的假象仅仅是作为“人的表象”而飘浮无定的零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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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律全能的迷信、对科学全知的幻想，早就应当废弃了。“按照科学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过。这无非因为，创造历史的人，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科学的主人、科学的发明者（而不是什么“科学的发现者”），并不是科学的仆役、科学的遵循者（这只又一个胆大包天的假设）。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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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观念，要“等万物”。即，对历史之天的事事物物，一视同仁。从终极意义说，一切历史运动都是“善”的。它们事出有因，构成了历史之链的众环节，尽管有时并非赏心悦目的环节。没有那些“坏”的环节，则“好”的环节不会兴起；正如没有死亡，便不会有新生。



历史是“矛盾”的。这并不可恶；也完全不必为之悲观。新一代的人们！不应奢望历史会顺从你的意愿，而应学会：它没有矛盾，正在于它充满矛盾、并在矛盾的漩涡里，才涌现出可惊可叹的力量。杀害与生殖同样伟大，破坏的功德并不低于创建，暴力的蛮横，有时比灵性的光芒更优越──因为在那时，只有前者（杀害、破坏、暴力）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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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意义的“历史”，是中国思想的根本归宿、人间万条江河所汇集的汪洋。《庄子·秋水》中河伯的欣喜，被一切翱翔在历史之天的心灵所体验。一切善恶是非，只有放在历史之镜的显影中，才昭彰起来。后世的评价，永远改变前代事物的含义与价值。



在严冬，苔藓比牡丹更善更美，因为它更真。那时，牡丹毫无生气。不是博物院中的标本，就是温室里的弱者。在浊水中，泥锹比金鱼更善更美，因为它更真。那时，金鱼是奄奄待毙的可怜虫，泥鳅却以充沛的生命力闪烁骄傲。中国思想参透此中奥妙最深。它拒绝接受那些违背生命直义的信条。而生命的真又是新陈代谢，抛弃陈旧、酝酿新颖，化腐臭为神奇。《周易》对“时义”的注重，有力揭示了中国精神的这一特征。



历史的全部特性就在于“变”。追求新颖，不仅是艺术的第一要义，也是生活的第一原则。新颖激发想象力；想象唤醒创造力。这良性循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因此成为生命的“德”，而不是什么人性上的弱点。作为文明的源泉，它当然是“原罪”，但在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运化中，生命之水才不变质。这浅显的道理，却被那些闭门造车的幕僚们拒绝了，因为他们偏爱死水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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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把意志、心灵、思想的记录，当作本体来崇拜。我们不相信某种信念、情感、智慧，能够独立改变历史的容颜。它们虽替不断沉沦的历史添上有声有色的磊磊丹青，但却无力挽回日益严峻的堕落，无法根本消除历史内在的紧张。人们，只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反抗性，不停提炼自己的精粹，方能应付“进退维谷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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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末叶的绝望中，我们望见了历史的神：人的文明史，就是人不断寻觅、追踪、乃至创造“神”的历史。神不是偶像；而是精神的向往。有各种各样的神──有宗教的神，有宗教以外的神；有仁爱的神，也有邪恶的神；有和平的神，也有战神；有神论的神和无神论的神……



偶像不变，神却与时偕行；偶像风化，神则万古常春。神的价值，不在它的独立（这对人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神的价值，只被“天人合一”意境的领悟者领悟。神是“人的最高精神状态”──人把自己最灿烂、最神秘、最有力、最纯粹的精神，投注于“神”，以安慰自己的脆弱。



“神的状态”生动、不断流易，它开启人的想象之翼，却又不疑滞于物：它因此不是偶像；是处于生命和超生命的临界点的某种综合。人的文明，并不是背叛神的历程，而是在对神的渴求和对现行生活的厌倦中，创造出来的。厌倦生活，则趋近于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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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把群众改造成为“受启示者”呢？群众只能适应受启示者，并成为其追随者……人的最高的德，就是创造新生活也就是受到启示。除此之外的伊甸园和乌托邦，是乱世或无政府状态的梦想，因此只能是僵死不变的──作为乱世之弊的病态反应。创造新生活者则完全相反，他的存在是动态的，是对僵化的社会作出反击。永恒的青年精神也就是永恒的生命精神，也就是永恒者的流露。而不变的伊甸园和乌托邦，则是衰老民族渴望休息的心理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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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之所以体现出“方向性”，并非形而上的“超自然力”或形而下的“经济力量”使之然；而是由于人性的努力驱使它这样。从表象上看，是为了应付某些亘古不变的需要；但在实际上，还受到积累中的“历史因素”的压力，即前人为了满足上述需要而应用的手段本身所产生的负作用、负压力。



历史所呈现的节奏、周期、反复、规则等等，都可以归结到人性中的“动静”这一旗帜下，是阴阳的消长，决定一切的节律与周期，而具体的分析则可以没完没了。动、静，阴、阳，各有各的胜利时刻表；但却没有“最后的胜利”。因为这不是对立的“斗争”，而是无对立的“调和”，阳从阴中来，阴又阻滞阳的冲动，阴阳的搏战与动静调和，永远持续，万物化生。



在其中，“目的”，只是人的观念，并非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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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这只是人的最高精神状态的外在形式，是符合真相的。宇宙若有真理，那肯定是唯一的，但这真理只能是神即人类最高精神状态。世俗所谓形形色色的真理，只是它的分化形式，包括背反形式。因此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人只能是历史的盲目奴隶！在历史的运动中，一切人的作为，岂不都是历史使之然的？



英雄创造了历史？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是历史需要、历史趋势、历史命运、历史精神的体现者；而历史的以上四种形态（需要、趋势、命运、精神）的造势者，则是英雄的主人！实用主义的缺陷在于：它仅仅鼓吹实用主义的原则，而不是说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人们，都是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原则在“生活”，也就是在“蝇营狗苟”……这哪里还用得着谁去鼓吹？因为这些受到遵循的“务实原则”像是病毒一样，是生命的低级本能，是不需要鼓吹而只需要抑制的。



现代实用主义者为了鼓吹自己的理论，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这是他们理论方式的缺陷。根本原因在于：地道的实用主义者都是受到商业主义支配的！孔方兄的经济决定论迷住了他们的眼晴，这是所谓的“犹太人性格”。实用主义没能摆脱商业主义的性格，习惯用些假惺惺的词句来建立论证。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理论也放在号称公正的唯物主义称盘上称一称？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地诡辩？还怪别人误解了自己！实用主义因此变得不那么“实用”了。一切带上了“主义”的东西，就变得虚伪起来──要做诚实的人，请先摈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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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抽象的思辨，空洞追寻“永恒真理”。因为世界，已不再是创业者的世界了，虽然中国正面临历史的三岔路口，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不需要乌托邦，需要的只是动员、动员、再动员！我们不是哥伦布，不需要谈论东方的神话，我们是麦哲伦，只要沿着已知的的方向前进，仅仅需要探知一条新的航道。



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都在演戏。并把人生看作“精采的表演”。这是时髦的。这是文明的。这是罪恶的。这是要遭到报应的。人的历史表明，历史过程是多数人模仿少数人的过程，甚至连姓、氏的起源也是这样：起先，只是贵族才有姓氏，后来人民模仿之。如果少数历史人物都是在无耻地演戏，那么多数人民将如何堕落！所以结束戏子统治的时代，必有革命。革命，就是用来自人民和底层的少数佼佼者，作为新的生物贵族，来代替已经腐败的社会贵族。只有这样用生命来更新社会的方法，方能使得革命修成正果。



建立一个新事物，比破坏一个旧事物，艰巨得多，同时，也有趣得多。当然，建设的影响，比破坏的影响，也要持久得多。请看赢政的血腥建设与文革的始作俑者的一事无成的破坏性！其间的区别，在于道德观念。嬴政好歹算个贵族出身（尽管有人怀疑他是个私生子），而文革的始作俑者不过出身于小经营者（还有回忆录说其父是个高利贷业者，其子最后大量发行不能兑换的印子钱，号称“人民币”，把全体大陆人民都变成了高利贷的借贷者）。而我们知道，出身贫贱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慈善家的；而盘剥高利贷的积习，更会让革命事业完全变质。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七、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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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首“人类历史”的时候，不禁要用一种轻蔑的眼光来斜视之！一万年的历史，不过建立了一堆貌似成就的废墟！且是日暮途穷的废墟！──谁来充任新一届救主？谁能完成“新一轮拯救的使命”？

──“人类根本无法救药。”答曰。



“人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一群动物、一群比爬虫更为贪婪的欲火之载体。



在超越人类的眼光看来，也许，人的文明如荒漠。那么，有什么可以叫做光明或“希望”的东西？



尽管我们也象多数人一样学会了自欺，为自己建造了可使自己鼓足勇气活下去的思想或是海市蜃楼；然而海市蜃楼烟云消散、思想的幻象尽失后，留下的岂只是更为彻骨的虚空？



这个真相似毒鸩，使我坐立不安、恍然若失──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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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以为发现了“真理”，其实不过是用来填充欲壑的新废品：人们自以为是“善”的，不过是巧取豪夺的辅助手段──假冒为善的人群啊！甚至就连这种对人类的重新发现，也只能是动物的呼号与另一种欲念。我们于是不得不与别人一起蠕动、爬行、生活（尽其可能饰以美味的桂冠，是为了继续蠕动、爬生活！）──却要自视高贵：自视杰出，甚至是最超拨的一个，多么虚伪的人！



人类除非让位给更特别的物种，否则仅凭自己的能力，是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而人类的梦想深度，适足以从反面证明其灾难深度。人类的无梦想状态，又足以证明其僵化及近乎朽灭的停滞状态。是青年的血，使我们渴望创造，这渴望使新文化的曙光，成为可能。我们正在干着自己有时都会对之哑然失笑的“事业”。这事业也许提供人们新的感觉，然而却不能对人性也就是人的文明的基础，作出什么彻底的改变。如此看来，即使为了自己，人也需要把世界的王位让给更完善的生命。



只有遵循这命运，人才能融化于自然，从而获得永恒的生命。天才的踪迹将成为“人的象征”，因为他们代表了人对新的生命类型的过渡。尽管他们的数量诚如沙中之金，但却是“金沙”。命运珍视“人”，因为金在“沙”中，沙中有金……多数人是沙，少数人是金。对沙的关切超过了金？那是因为，一颗金就可以使一片沙成为金沙，而一片沙却不能使一颗金成为金矿。金，类似于人的完成状态；沙，类似人的未完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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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金的七段铭文：



A，人生来去匆匆！一切都川流不息，瞬间万变。没有长驻不移的元首，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长青不老的丽人。以“美”而论（撇开其观念性，就算它“是客观存在”）──任何被我们评判为“美的”，都不可能是某一事物，而只是这一事物的瞬间。这是因为，万物都靠着自我否定，才能继续生存。“她浑身都是宝。”这个命题的意思只是说，“她对我而言，现在浑身都是宝。”在这条命运线索上，不可能每一点都美！任何线条都是曲线，而曲线的许多截面，又是十分丑陋的。它们倏忽、飘忽、恍忽──甚至很难被我们的感觉捕捉到，更难刺激起我们神经的兴奋。



B，只有当我们被幻象困住了（尽管并不觉得困扰），并被笼罩在感觉的世界里，从而认定幻觉即为世界的真相时；我们才会看出世界的固定性、确实性甚至永恒性。所谓“幻灭”究竟指什么呢？是指一个人曾经沉浸、陶醉在自己之中，然而自己的破灭，岂能不使附庸之上的固定性、确实性、永恒性，也烟消云散了吗。面对这令人怅惘并深感孤独的景象，绝望感就沛然而生了。这绝望感就是“幻灭”。幻灭，就是从自己之中走了出来。



C，人在“幻灭”中感受的，更接近世界的本相。如，人在幻灭时感到孤独、冷漠，而人生正好孤独、冷漠。幻灭的虚无感，比之实在主义，更接近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及其变化莫测的经验。尽管天才的幻灭，并非绝望的产物，而是透视的结果。天才的眼目如此神奇，什么障眼法都蒙蔽不了他，在非人的意景中，他看透一切，看透底蕴，万象在他面前灰飞烟火。



D，现代是一个概念游戏的时代。实证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概念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但只有原始人才会相信概念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对事实的把握”──而今，概念游戏的奴隶和耽欲者，是“夏日原野上，一朵最后的玫瑰”。



E，现代科学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游戏的庞然体系。现代科学的各类细目的诞生、扩张，可谓雨后春笋，生机勃然；又如百花争妍，使观者称羡不已……可是这一切的结局与收获呢？学科分立的倾向终将走到尽头，那时，各门学科将发现各自的内容都互相沟通，各自的界限将被打破……甚至分立数千年的“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鸿沟，也会在一天早上突然弥合：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万种学科又将归一，一门系统学问。



F，这大学问以天子为归宿。世间的万象，最后无不涌聚天子之庭，以沟通天、地、人之间的固有隔阂，而且他的神（“功能”）就是万物的宗主。任何学术如不上溯天子，就难称完全；天子，于是成为人的性命之核。他来临，一切变质，学术又岂能独外？天子作为基因，必化合几百年间学术的有机结构，不明白这至贵情理者，又何足以谈人生的境界？



G，中国的精神内含这至贵要素。为什么中国的文化灰尘已经积累到如此腐败的地步，而中国仍能延续下来？因为中国还有天子的激励。天子是永久有效的复活剂，也是周期性勃发的生命力。以此，未来统一世界的权能，将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体：它的头脑及中枢神经类似中国的天子，它的身躯及应用系统类似是西方的文明。



222



现代社会的紊乱、骚动、文化失调及种种刺耳的叫嚣，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及源远流长的曲线。正如生命，社会与文化也有一定的“年龄征候”，不同年龄会有不同的征候。尽管，由于迄今为止的文明还十分稚弱，所以我们还不具备充分的经验来鉴别社会、文化的“年轮”……毫无疑问，现代的世界的千奇百怪，只是某种“年轮”的体现，而不可能是不变的终局。所以，现在流行的代议制民主必衰，楚楚动人的西方思想文化必亡──剩下的，只不过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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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来源迄今为止仍是神秘的，但凡千万年的演变，使得人们占有权力、支配他人的冲动，已经成为生存发展的基本模式。这不断的转换，形成历史生活的基本旋律。而过度膨胀的权力感，则是现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要消除现代灾难，唯一的药方就是降低权力感在全文化中的比重。而实现此一救赎的唯一道路，是一个空前有力的全球世界权力核心的兴起，它以其全球性使命，消除权力感造成的世界性紧张状态。



在现代世界的普遍混乱中，将产生吞没一切的漩涡（此谓“否极”），它不负荷阿提拉、成吉思汗、列宁同志的“无情破坏”，而是秘藏秦始皇、凯撒、阿育王、穆罕默德同志的“重新组合”。一切主权国家的“私权”，将付之一炬，超级权力中心，将带来强制性的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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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古老的预言再次应验！它的现代文本说，“强者，莫不由舍命夺权的冲动而臻至其强；弱者，莫不由享受权力的奢侈而沉沦于弱……权力的罪恶性质，即在于“享受”，而不在于“争夺”。



在上述意义看，“进步”又何尝不是“衰落”？人们常常指着这个说“这是进步”。时而又指着那个说，“这是进步”。他们说错了没有？往往没有，他们的这类说法往往是其来有自的。只是他们太拘泥自己的经验，过分囿于当世之人所共有的某些感受，以致把这些感受当作客观的事实。“衰落”，也是如此。“进步”与“衰落”不仅格格不入，也是互相通融的。它们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而相辅相成！



透视一下历史过程，就可以明白：在“衰落”过程中，往往拥塞着许多“进步”，而“进步”的大量涌现，却也不能阻止“衰落”进程。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的话，正是某些“进步”加剧并深化了整体的“衰落”！充满恐怖色彩的真相，使现代人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的人主张，为减缓衰落的过程而取消关于进步的幻想，这是保守主义者；另一阵营的人主张，为进步的实惠而置衰落于不顾，他们称有关衰落的论述，为最大的思想骗局，这是自由主义者……在这场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厮杀中，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边，因为中国现有的条件，还轮不到对此作出选择。



但有一点是异常清晰的：“进步”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东西。它是一座冰山，有一天洋洋自得的“占领者”将突然发现，这冰山正在足下消融，从而使一切建树的基础宣告崩溃时，他们该多么惊惶！而如果事前看清“进步”的冰山性质，并在心理上做好应变的准备，就不会被恐惧和绝望所击溃？还是相反被恐惧压迫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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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既是不可避免的宿命，那我们为何要悲观绝望？要知道，衰落之后，将继之以复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衰落有衰落的趣味，这是生活在盛世的人们，体会不到的。对他们来说，足下的土地多么实在，而望洋兴叹是空洞的。



“进步”何尝不是“衰落”？“衰落”何尝不是“进步”？只要“衰落”在深化，我们就可以说，“瞧！进步并未停止！”──这无异说，在进步中，既有吉，也有凶；进步者，既是善果，也是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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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为因果的意义上，人类可以被区分为“幻想的人”与“生活的人”。而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对立，则是永恒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幻想者，是阳的化身；生活者，是阴的形骸。所以，在他们之间永久的对垒与战争中，也有着永久的交媾与调和！幻想者，多是处在主动的、攻击性的、支配性的地方；生活者，多是被动的、接受挑战的、最终要遭到支配的……



幻想者是精神人物，是创造世界的工匠；生活着是两足动物，是创造世界的材料。工匠，并不是耽于梦想而拒绝行动的懒蛋，他的幻想是在求得生命的更高值。



幻想者，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观念的制造者”，一是“运动的推动者”。前者是哲学家、思想家、诗人、音乐家，不是讨好观众的要饭坯，不是欺世盗名的大祭司；而是驱使生活者投入运动的精神奴隶主。后者是政治、军事、世界战略上的征服者。他们的征服，服从于更高的目的：将生活者淹没在新精神、新天命的役使。所以，他们的肉体征服是实现精神征服的步骤。



幻想者的两大类型，统一为拓荒者与收获者的兼容并蓄于一身。幻想者并不是生活者所臆想的那样，是苍白无力的、缺乏生活能力的。恰恰相反，幻想者比生活着更重视力度，更珍爱力量，更懂得施展力度、力量于世界的要害，更注重提升生命的能力。



生活者，是生命的消费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本身，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他们对生命的功能，是纯然消极的。幻想者，是生命的培殖者，他们的根性把生命的再生，置于首位；他们恶狠狠地对待自己和他者，仿佛乐于践踏生命，并以生命的敌视者与毁坏者而自豪……但实际上，他们才算理解了生命，并把生命的火焰刺激得发狂。生活者，在物质上延续种族。



幻想者，在精神上发育种族。生活者，在物质上繁荣社会。幻想者，在文化上支配社会。二者都是不可偏废的。幻想者不事生产，因为他们是文化的灵魂、社会的中枢；“劳心者”、“劳力者”──这也是古人对幻想者与生活者的某种阶级化的因而是不太确切的称呼。我们的幻想者还包括柏拉图所谓的“卫国者”，哲学王则是他们的天然首领。无疑，精神上的创制，要比肉体的寻欢作乐，更能满足幻想者。因为他容易受到观念的激励；不易感到官能的诱惑。他们的想象力太丰富、感受力过强，官能的快乐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是徒然使他们感到人生的空虚。于是，他们便起来创造，起来征服，起来创造性地征服，起来征服性地创造……



这样的天才，必然会创造新生活；如此天才的活动，就是向善的运动。所谓天才，也就是那些在其基因中即已蕴藏了逼使他创新的人。能否表现为成功的天才？当然需要得力于他与环境的互动，但先天的因素却是第一位的。如其命运不佳，失败必矣，默默死去而不为后人后世所知，尽管如此，天才的基因也无法因环境不利而改变，因为“天才”的含义与“变色龙”是正好相反的。他的本能冲动，就是对环境的厌恶，并耍自己创造新环境；他的本能冲动追求崇高、不朽，无法满足于平凡的生存，对超越物质形式的生活，才感兴趣。这种本能冲动及其意向如此强烈，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抵抗生命本身！他的全部生存史，可以归结为，“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就是不断的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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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伯兰特·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年）说，“建立一种哲学，能应付那些陶醉于权能几乎无限度这个前景的人，同时也能应付无权者的心灰意懒，是当代最迫切的任务。”其实，这样的任务基督教神学早就完成了；但当代世界真的需要这样的哲学吗？当代人需要的是官能的刺激和疯狂的自恋癖，就像罗素本人一样！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所描述的那种既承认“神”的最高主宰地位，又予人类行动以积极肯定的哲学，已经被西方社会给唾弃了。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是言不由衷的，是虚伪透顶的。



伦理与政治并不同一。为什么？伦理，是教化，施之于民者也；政治，是心术，存之于治人者也。这两者并非无所间隔，而治人者受统治欲所驱又岂能遵循伦理？至于小民，则不得不成为伦理的恭顺仆人！否则，他们就将作为社会的垃圾，就像遭到遗弃的美国黑人那样。小民的伦理与治人的政治，都只是那个政治（即“社会的治理”）的一部分，小民的伦理，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治人的政治。



现代僭主政治（其中尤以托洛斯基主义在亚洲的变种最明显──文革的“继续革命”），由于其理论脱离实际的虚伪性，在治国方面无所措手足，结果，只能经常抓住一个外部的假设敌人为对象，来加强内部压力。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没有抛弃中国；而是借用来自西方的残酷活力（“西方的真理”），把中国人从一千年的腐败堕落中抽打出来。因为中国缺失了欧洲的中世纪一千年的所谓黑暗！新一代中国革命的再出发者们──将为中国的复兴，培植无情的但负责的伦理观。惟其无情，方能负责；惟其负责，方能无情。



中国为适应现代秩序，已经付出极为可观的代价，在世界史上都堪称空前。这种绝境下的努力，将化为中国民族再进军的强劲动力，只有再出发、再进军，方能把中国的命运，推上一条新路。让我们抛弃过去的美德，让我们面对凶恶的海洋，中国革命，不仅要承受过去的“罪”──也会化育未来的“孽”！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八、天神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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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预先培育“善”，以便为“恶”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否则，“恶”会因为受不了饥饿的困扰，而趋于消亡了？既然是天神，就不会这么不仁慈的；天神既需要善，也需要恶：以作为世界的两极。



天神，既“造善”又“作恶”：他为作恶而造善，又为表彰善而纵容恶……这就是“正义”的原始含义？



人们都称颂“爱”的伟大（因为它激发了人们的生活本能和生活热情）；但似乎忘了“恨”比“爱”更有力。“爱”固可充实生活，使生命盎然、饱满。但唯独“恨”，才赋予生活以意志的坚韧。“爱”给生活以轻柔的玫瑰色和梦一般迷人的幻觉，“恨”却使生活变成庄严弥撒。



“爱”不需要连贯，可以不要因果性，结果沦为杂乱无章的“意识流”：“恨”却具史诗般的结构，具有雄浑的气息、夸父式的献身精神。所以“复仇”成为人类情感中最强力的一种。正是它，促使许多民族从极度衰弱中奋然崛起。而“爱”呢？只不过使一个民族走向孱弱。或说，是一个民族在走向孱弱的过程中，必定要表现出来的心理病症。



若是失了“恨”，生活将成为没有盐的空虚。──这是悲观主义者的真理。是“恨”，使他们对人性的痛苦有了推卸的去处。他们把属于人性的苦难，归在他们“恨的事物”上，就像命运把世界的罪，都归在救世主身上。对乐观主义者，“爱”的作用也是一样。他若失去了他的“爱”，等于走向毁灭，所以他极力制作有关“爱”的幻梦。



悲观主义者，若失去顽冥不化的“恨”，就临到虚无的深渊，并开始下滑进入自杀的山麓……为了活得有力，无论如何也要学会“恨”！为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无论如何也要能够找到足够“恨”上一辈子的对象！使自己的一生不要迷失方向！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惜人们对此殊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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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切道德信条都异口同声地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哪一位道学先生敢于否定“复仇”的神圣性？没有。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而复仇，就是最正当的防卫！因为“复仇”（它的底里就是那普遍的“恨”；“复仇”不过是“恨”的合理乔饰。一切“恨”都以“复仇”为借口，以强化自己、软化敌人）是深入人心的本能。只有佛陀、耶稣等伟大超人才具有否定它的资格。但耶稣献身十字架本身，不也是对法利赛人的末世统治所进行的强烈抗议吗？这抗议中有刻骨的憎恨，尽管他出于“神子”的口，而讲了一些相反的充满怜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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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人的爱和对异己者的恨，这两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答案，何须统一。



“爱意味着平等。”但是，平等却不能等于爱。爱的基础是互补，而不是平等。尽管世界上有两种爱，但它们都与“平等”无缘：



第一种是向下的、俯视的。它开始于同情、怜悯；诗人叫它“怜爱”。



第二种是向上的、仰视的。它开始于尊重、崇拜；诗人叫它“敬爱”。



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压迫感的变形。



压迫者、充满自傲和扩张感的心灵，易于产生第一种爱，即俯视的怜爱。它给人宁谧的享受，使人变得深沉起来。它有助于证明优越感。它在冷静中倾向于自制，对他人的施舍肯定了自己的价值。要知道，无论怎样充满自信的心灵，总有空虚衰弱、自我怀疑的时刻！所以任何心灵都需要不断的自我肯定。这是“政治家的爱”，是需要巩固新近胜利的爱。



受压迫者、受到自卑感控制的心灵，易于产生第二种爱，即仰视的敬爱。它给人升华的感觉，使人进入想象的幻境，将事物没有的丽质奉献给它，又反过来希望受到它的保佑。要知道，这有关解放的幻想多么刺眼！对它的憧憬，是人的头等动力。这是“艺术家的爱”，是一切自觉缺陷者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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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论处在何种“制度”、“意识形态”、“道德系统”、“文化色彩”、“时代风尚”的笼罩下，总是“充满罪恶”。至少，从布道家和纯洁派的观点来看，只能如此。否则，还有什么“社会生活”之可言呢？



于是，请把一切个人的哀愁、血泪、愤恨、心绞、肠断之类，都抛到一过去！只有当你投入一个更大更持久的存在中，你，才可能纯洁起来。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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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从西方升起”？是的！总有一天，太阳会从西方冉冉升起，以其独特的形态、奇异的光芒、神秘的微笑、盖世的功德，临在世界！



否则，这句盖世咒语，岂不成了一句谎言？因为人们所赌咒的“除非太阳从西方升起”时发誓不干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都被许许多多的家伙毫不犹豫地一一做下了。所以，必定有一天，新的太阳将以出人意表的姿态、惊世骇俗的形势，显现天罚，引世界进入全新的纪元──它将不偏不倚正好从西方升起，作为对世人玩世不恭行为的回答。这残酷无情的报复，是“历史的报应”！是“在循环中求得巨大无匹的新生”。



作为秘密的坚信者，我们期待一切都会获得公正的报复。直接的没有，间接的也会有。即刻的没有，明天也会有。此地没有，他处也会有。这种角度的没有，别种角度的也会有！难道命运会让它一再应许的事物，没有一显身手的机会就付诸东流吗？大约不会吧？难道命运会扼杀天子吗？大概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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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无声，但并不因此就失去血泪的功能。



无政府状态，也未尝不是有益的，特别是在文明初生而尚未普及广大的旷野时，无政府状态，会给冒险家提供天然的刺激，然后有利文明的普及；只是在世界普遍文明化以后，随着生存空间的争夺战日益严酷，无政府状态就成了万恶之源，它只能带来自杀性的破坏，因为破坏的对象已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内部的同质量者。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应以断然无情的手段，结束无政府状态。以便在整个文明世界，建立统一有效的秩序。



如此看来，进入历史之天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无我。只有达到无我之境，才能透过尘世的迷离，看到真灼的太极，感悟相对的恩泽。人们蔽于我而不知天，把主观的臆想予以客观化；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了。这就造成人间如许的“不义”与“痛苦”。因为我们深信，只有相对的信徒，方能消灭不义，消除不可忍耐的痛苦。要达到纯粹的、绝对的无我，可能吗？除非那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结束？可是我们知道什么？为达到“无我”而自取灭亡？不论这崇高的理想在表面看来如何美丽（因为世间缺少它），实际上仍是“我”的冲动与体现啊！我们要求的仅是精神上的无我？这种无我必会高出凡类、达到“灵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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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无我的精神，连对历史的评价也流于虚伪不真。历史作为后世的评价，又怎能免其孤陋？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比人略高一畴的生物，看待人类岂不像是人类看待恐龙？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评价──尽管是可怜的评价。这种生物性的评价，除了对其自身的生活有所助益外，基本上是虚伪不真的。而为了维护自身的生物性需要而动员起来的虚伪，为什么不能成为真理？人类所谓的真理，由全能全知的天神视之，岂能不是拙劣的赝品？



历史的评价也是这样。成败不足以论英雄。难道历史的“定评”就足以论英雄吗？历史虽然由胜利者撰写，然而一切定评，仅仅适合于写作它们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又只是注定要朽灭的泡沫。



宇宙寂灭了，世界空虚了。只有尽头的黑暗与不停息的风……命运啊，你在哪里？一切的一切，都在这终极的、必然的善面前，静默融合，并获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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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与历史，其实际达到的目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伦理学预先规定的那个目的！



人生有目的吗？答案似乎只能是：深不可测。



A，人人各有其生活目标，歧异状况令人困惑，所以说“人类要有共同的目的”，那才是天方夜谭。“我要生存”这个目的，并不能团结人类，只能使人们自相残杀。



B，每个人的生活目标，随其死亡终不免落空。即使一度达到，最终也是徒劳。



综合上述两点，可以说“人生没有目的，只有一厢情愿”。至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生目的”──那该是“神的工作”，并永远包藏在天神的秘密中。



在宇宙尽头没有来到之前，人生的目的难以显明；结果，人只能以自己臆度的理由，强行理解无人知晓的“命运”。这更确凿证实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人生的目的及人生的去向，除非他说的只是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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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远观：“背景”就是一切。“来历”几乎决定一切。对个人而言，有两种“来历”：生物遗传的来历与社会环境、机遇、条件、时代等等的来历。



对民族来说，也有两种“来历”：种族的来历（生物物种意义上的分化）和地理（自然地理和社会地理；社会地理又包括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如，与某几个文化实体过从甚密）的来历。



这些“大背景”决定了一切、垄断了一切，其余都不过是它的偶尔表现或注定了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的决定论”？由此观之，改造，有时比创造更难……它受到的掣肘与限制，何其多哉！所以，改革比革命，成功的概率更加微小。因为“改造”，意味必须遵循或至少承认某些业已僵死的前提。这些前提此刻已经豪无价值可言，完全堕落成生命的敌人。作为创造者，可以完全不顾它们，完全撇开它们去铺开自己的世界……但对改造者这却不行，他不得不在它们构成的狭窄圈子中活动。他的这些改造活动，从根本上说不会有长远的功效……于是他不得不陷在两面受气和两线作战的“进退维谷”之中。



“我宁愿献身给一个强人；不愿接受一个弱者的献身。我宁愿革命也不愿改革。”──但愿这成为新的中国民族的最高伦理！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一、人的三重天

二、佛教狂

三、人性论

四、奴性与英雄

五、意识形态伪装

六、自寻烦恼的权力

七、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八、权力论

九、略论弱者的美德

十、底层的活力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一、人的三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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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第一重天是“动物”，第二重天是“人”，第三重天是“思想者”（而不是亵渎者所说的“神”）。第三重天，是从第一重天和第二重天的演进而来……因此，人甚至在思想上也喜爱使用官能的解脱手段。只有当官能不幸被阻甚且招致灾难时，人才会转而采取心理的解脱。



心理的解脱比官能的解脱较为空灵，因而较少招致物议或抵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仅仅“属于自我”的。有趣的是，这种“自我色彩”极浓厚的心理解脱，反而传布极广，其影响经常超过了官能的解脱。特别是当它采用宗教或艺术的表现形式，有时，它甚至很深地支配着官能的解脱，虽然它无法取代后者，但也可以改变后者的形式、色彩、方向等等。



心理上的解脱，受到社会压制的限制。生物上的解脱，受到物理压制的限制。社会上的解脱，受到生物压制的限制。即使有更高的解脱，就还有更根本意义的压制，在等着它！这就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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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拜物教，信仰万物有灵，它认为人是靠着图腾动物的力量活着的，它把人的存在全然客观化了，并追溯到一些强大、朦胧、神秘的客体上。



现代的拜物教，也产生了类似的幻觉。尽管它放弃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但却捡起了“物质万灵”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压抑下，人成了某种异己力量的附属物，生存的条件成为生存的主宰。其实，人并不是那种可传而不可受，可思而不可即的“物质”，从根本上说，人生也并不依赖“物质”。对人的生活而言，实在的、有意义的、可感觉的物质──是神授的、不需要自己努力获得的。而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的东西，却无一是必须的！所以，世界上并不存在“人是否依赖物质”这个荒诞的、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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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会死的！”这是多么令人震骇的事实。



尽管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事实，并以各种态度接受并至少默认了这事实。



但当我们沉静下来凝思默想，这事实就会激发一阵阴霾似的观念，令人窒息。当你感受并认识到这一点时，“英雄时代”就开始了，心理上的恐慌反应发生了。仿佛一只野猫在心目中乱抓乱挠，它把剧烈的震颤、极度的绝望，扩散到每一根神经和每一条血管、使人脸色惨白、眼目失神。这不就是屈原所谓的“肠一日而九回”？但要比那更深刻，因为这不是由于人间事务的压力，因而无法排遣！一切可见的东西都不能救你！一切人间势力都不能救你！一切人都不能救你！甚至连天神也不会来救你！生命的动机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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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原始冲动本来只有一种：占有。创造的冲动，是在占有的冲动受阻以后，才开始发生的。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说明，何以在秩序和法律的镇压下，人们的占有冲动受阻之后，文化作为创造冲动的产品，才成为可能。新文化的行动者，应该迫使人们的占有冲动，转化为创造冲动。



在当前礼崩乐坏、秩序解体的社会现实中，占有冲动已经畅通无阻，这当然削弱创造冲动，且互相冲突的占有冲动将破坏许多人间事物。我们称这种社会态势为“灾难临头”。只有新国家的“议礼、制度、考文”，即建立强力的新秩序，人群的占有冲动才能被有效地转化为创造。与生俱来的占有冲动不是被消灭，而是转变发泄方向。新的历史进程，占有冲动合理化，即按某种规则（体力的、智力的竞技规则……）来平分秋色。如此看来，占有冲动大致两种去向：



A，尽量发泄从而互相抵消；



B，被法律或强力所扼止，转向创造冲动。



我们发现，人的创造冲动及其文化，起源于占有冲动以及为了规范它而设立的法治（或曰国家）。国家的发育是一轮一轮的，其中相隔不断爆发的占有疯狂；文化的发育也是一轮一轮，文化创造期即将由于缺乏占有的刺激而逐渐虚脱……以致它的文化成品（作为占有冲动的变形），被新的占有冲动的疯狂冲毁。所以文化的发育只能一轮一轮，而无法不断发展。



人的文化之所以给人以“不断发展”的印象，是由于它的继承性；但并不能由此印象得出“不断”的结论。对原始人，文化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目的，尽管到了今天，文化已成为我们生活的有机部分。创造性的方向性，使其在表现形式方面，似乎富于变化。任何创造性，都为某种需要而发，为弥补某种缺憾……而无目的性及方向性（因而不可能有“用途”）的创造，则无法体现“建设性”。创造行动必有“动”的性质，所以，缺乏建设性（目的性及方向性的创造行动，必有强烈的破坏性。而在任何创造中，其建设性与破坏性的比例又互相消长：建设性强则破坏性弱，破坏性强则建设性弱；其根本的制动机枢，全在这创造性的方向性如何。任何创造行为，只要它的方向性鲜明，不论它所造成的后果如何惨烈，都可以视为长期建设。反之亦然。



我们在此，不过是陈述了一件“冷酷的生命事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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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能有两种：个体的生存与种族的延续。如求生与繁殖，自保与扩张……前者属于纯生物界，后者则导致观念界的诞生……在许多情境下，这两种本能相通，但更多的情境下，这两者区别：“求维持”及“求发展”。“求维持”较单纯，“求发展”较复杂。生命的发展不仅呈现在空间，还呈现在时间；不仅体现物质的因素，还体现精神的因素。



“求维持”支配所有的物种，从蚂蚁到人，没有根本的差别；所有的动物为维持生命，采取的步骤也呈现惊人的一致，它们都能在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下坚忍地苟延残喘，以惰性或者冲动，分别像狗熊或者英雄一样活着。



“求发展”则在各物种之间体现不同：愈低等的动物，它们身上的这种特性愈弱，许多昆虫综其一生，似乎都是为了准备在临死前，进行一次绝望的播种，这种描述特别适应那些不能越冬的植物和动物，它们的生殖活动大都属于被动的。相反，愈高等的动物，其生活中这类垂死挣扎式的交配就愈不重要，它的身上，扩张中的本能如此强大，因此获得各种形式的体现，其绚烂的状态，足以使它的生活变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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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高等、低等之分，其生殖量及生殖的频率显然可作为一个可靠的标准：其繁殖量（生殖量加生殖频率）与其等级之高低，成反比，繁殖量愈大的，等级愈低，因为低等动物为保持自身的种族延续，就必须用数量弥补质量的不足，尽可能大地占领自然提供的任何一点生存空间，以扩大种族延续的机会。而高等动物（尤其是哺乳类中的肉食动物）则没有此种被淘汰的恐惧，而过多的繁殖量反倒使它们因为“人口爆炸”而失去数量平衡，导致种族内部的危机。所以不难看出，越高等的动物，其用于直接生殖方面及生殖准备活动方面的精力，就越少。这并不说明高等动物“求维持”的本能弱，只说明它“求发展”的本能强。高等动物的“性欲分化”使它得以实现某种社会群体的文化形态。人作为高级动物、两脚兽、无翅禽，性欲分化得最严重，求占有的欲望，求创造的欲望（包括“求美欲”及其外延“求知欲”）作为间接的情欲，使人的性活动有强烈的返祖现象，即向低等动物特征的退化，甚至，比低等动物为性生活做准备的时间更长。因为人的性活动之无时限，虽然类似鼠类，但是其频率，却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仅就人的某一文化集团（如民族等）内部而言，显然还是“性欲分化越大的”，即平常用于性交的精力愈少，其能力与智慧才是越高。如贤明的君主，很少淫欲无度的，因为他的性欲已经深入分化了，分化为形形色色的欲望。而只有出身卑贱的乱世僭主，才由于缺乏分化的低级状态，而饥不择食。



在人类中，“求发展”本能更强的人，当然达不到性交的高记录，而且可能记录很低，这是由于他的性本能已经得到充分的分化。而性本能愈强者，性功能在他身上分化的程度也可能愈深。人的性生活，就如此不同于动物的性活动，因为其主要目的已经不在生殖，而在文化。人就是这样，把许多文化特产，附加在性的活动上，使之欣心悦目，直到把性的活动变为文化活动。所以，人的性活动中的心理因素，经常强过生理因素。性本能更强烈的人，其心理因素也就远胜于生理因素。这种人的性本能要求，难以用动物式的交配来满足。否则，他的身体又如何满足他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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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明的积累，总趋势是，人用于谋生与生殖方面的精力，日益减少。其余的精力日益转向文化性的性活动方面。而性本能的分化得最显著的人们，以发展精神为更高的职志，不像是群众那样消极地享有文化，仿佛动物们享有食物。例如，群众无法从事任何创造工作，甚至连创造性地理解也不会，因为一切真正的理解与欣赏，都必然是刨造性的，尽管不一定都是独创性的。所以，群众以他们的方式，“正确地”称文化为“精神食粮”，而不视将为伟大的诱饵、探险的奖赏……



毫无疑问的是，越伟大的创造性天才，其精力耗费在“间接性欲”上的越多。所以，他能创造经久不息的事业。耗费在“直接性欲”和动物生存方面的精力越少，他就越显得古怪并不近人情。可笑的是，正是这批人创造了人的文明。多数人于是用矛盾的心情看他们，既恨他们与自己不同（这多是从近处），又爱他们带来的兴奋剂（这多是从远处）。所以，他们活着时，多数人迫害他们，他们死后才受到多数人的顶礼膜拜如天神。



伟人预示着人类的未来？若然，则人的未来，性本能将进一步分化。甚至连人民群众的性欲分化也会出现，不再像是二十世纪的人类，在西方裸体文明的利欲熏心下，所发生的返祖趋向。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二、佛教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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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要比人的肉体具有更大的适应力、更大的可塑性。我们的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崇拜强权、仰慕成功、追求实力（在自由社会即商业社会，这主要体现为财富）……它锱铢必较地渴慕形形色色的“现实”。精神的活力，与它的可塑性成正比。



为什么许多文明民族的精神，都失去了光泽；而一些半开化民族的精神却大放异彩？因为后者还没有被驯化，且很少系统地“调教”过，所以没有机会失去它的活泼与好奇；而前者，却已经受到文明习惯的强奸，被弄得心身交瘁、死气沉沉。光有精神的可塑性还不够，可塑性还只是一种被动的能力。想象之翼，才是进一步的精神活力。想象力，是飞腾在“现实”前面的精灵，而不是紧随在“现实”后面的仆役。



对精神人物，安贪乐道并不意味牺牲或自我放逐；相反，是占有，是放肆的劫夺，因为，“安贫”虽被目为牺牲与自我放逐，但“乐道”却是占有，是放肆的劫夺。只是，乐道者的劫夺对象已经不再是人或自然；而是“命运”、是宇宙的本质。乐道者的劫夺方式，是皈依、顺服。乐道者以无比的虔诚，潜入宇宙的本质、绝对的精神、无边的智慧海──以实施其占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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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文主义的解释，吃了禁果就犯了大罪：因为劫夺了上帝的财富。对强盗，命运肯予宽恕，对天才，反而毫不容情。所以命运借用罗马总督和犹太人民的手，放走了强盗巴巴拉，却活活钉死了人类的救主。在但丁的《神曲》中，古代的圣哲，会受到比耶稣更大的刑罚，和更难理解的事后审判。在我们看来，安贫乐道者并非和平的鸽子；安贫乐道者把战场移位了，通过变换自己的战争对象、战争方式：安贫乐道者们的欲望矛头，从空间的征服，转向时间的征服。



由此不难对权力感作出以下几个分析：



A，人的潜在精力之得以发挥强度，与他感受到的权力感的强度，有天然的正比例，所以越是自觉成功的人，就越有干劲。而激发权力感的那个实际诱惑，对不同的个体甚至对同一个体的不同时刻，却又是不尽一致的。例如，你要“检验”一个人的权力感（其大小多少与雅俗高低）吗？试看他的精力去向，试看他对自身精力去向的满意度。



B，责任感，是反抗压制的扩张形式。也就是说，是扩张的冲动，把被压迫者的反抗压制，变成提供社会保护的统治形式。这统治形式，就是责任感。



C，天意，是少数人感到的命运，所以天意只向这些负责推动历史的少数人，才显露出来。而这些少数人的精华又往往凝聚在一个人身上，天意选择他做中介，由他负责天意与少数人之间的联络工作。于是他知道了天意，但必须保持缄默，背负这令人激动的负荷。如果他过早泄露了，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在行动领域的失败。但有人却命中注定要付这个代价，以便为后来的行动家们提供指南。于是，历史之轮依靠他的润滑又缓缓前移了。



D，只有海浪之巅，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线。使高水浪向低水浪看齐，绝不可能拔高那低水浪。因为高者，只能是极少数，而低者却无数。所以，只有堕落的、趋向死亡的社会，才鼓吹平等。而伴随平等社会出现的，除了巨大的萧条，还能有什么！人造的平等，不过是强权的结果罢了。中国历史证明，皇权越是专断强大，万民在皇权下就越平等，社会也就越僵化，越充满死灰，文化创造力也就越趋于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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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号称思想家的家伙，要怀着对于社会苦难的深深畏惧？



我再次阅读康南海的《大同书》（第一次看它的节录，是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更加发现这种畏惧已经构成此书的基调。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这位琐屑无聊的“佛教共产主义传教士”，不惮其烦地说了些毫无创意的炉边夜话，催眠大众的梦呓。结果，他比欧洲的共产主义使徒们还要“好”，南海老人变成伊然是个“佛教─婆罗门教的人道主义者，甚至兽道主义、鸟道主义者”！但这位鸟道主义者的历史理想却是萎缩的；而他的欲念也完全是物质的、现世的。难怪他的隔夜子弟，竟然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康有为所谓的“大同”包括两个内容，一为博爱、一为极乐。他的博爱是空洞消极的，他的极乐是腐化堕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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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人类”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是一群群的人，除非“当全人类面临一个共同的生存威胁时”，“人类”的概念才有实际意义。而这个时辰，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个时辰一旦出现，全球性世界国家的影子，就将成为现实。南海老人的全部骗术，就明显地建立在关于“人类幸福”的虚幻的沙滩上。他哪里拥有生物学的眼光，他的观念完全无助于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生态危机。



当代“兵由此起”的危机，是由于各种族、各民族国家、各利益集团之间疯狂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所激发──故偃兵世界者，天子之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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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造就必须有所牺牲。“人的权利”在“全球需要”面前是多么苍白啊。正如“鸟兽的权利”、“昆虫的权利”、“植物的权利”，只是某种“社会心情的投射”，或是作为争取自身权利的口实。



人生是为什么？是为了谋取更大利益而作出的某种牺牲。既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么圣人的命运，就是勇敢地承认“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叔本华这位“欧洲最早的佛教徒”，视人生为逃避：所谓在环形跑道上从一个清凉地点到另一个清凉地点的亡命。但这个虚伪的家伙却不能首尾一贯地解释，人何以不能停留在某一个清凉地点上，享受人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他那样充满内心焦虑的。相反，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的最大多数人，都是以享受清凉地点上的清福为自己堕落的起点的。人们把“稳定的职业”、“稳定的生活”当作“幸福”的别名。这也突出地表明，英国人边沁所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与历史的发展（在环形跑道上勇往直前）毫无关系的清凉地点上的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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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极少数负责推动历史的人来说，人生当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环境”、“条件”的，而给予他们最大压力的，并不是环形跑道上的炎热，而是迫使自己不断向前（常常是对自己的幸福绝对不利的向前）的自身机能。是他灸热的机能把自己从这里驱赶到那里：“我被命运从一个港口扔到另一个港口，就像你被命运从一个女人的床上扔到另一个女人的床上”……这是因为，基于生理机能的欲望，是有限的、周期的，所以人生的跑道，才成为环形的！



因为“意志”本身是受机能牵引的傀儡，所以意志无法指挥意志，除非它通过机能的中介，即通过制造一种外部形势的方法，来说服内部的不同意见。



如此看来，人人都是身体机能的仆役。伟大者与渺小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具有不同的机能。而身体机能本身，又是天赐的遗传、无法选择的环境。人在特定环境下，最能发挥自身机能（而非他人愿望）的选择，往往就只有这一种。既然上如此非此莫属的选择，那还算什么选择？！如果你的“选择”失败了，那么说明你命该如此，“天仁我，非战之罪也。”（项羽的遗嘱）而前此的形势，甚至禁止了你的“改宗”！“如果我们战败了，愿上帝能饶恕我们。”──当英国一九三九年向德国宣战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的二号首领戈林这样说。但命运不会饶恕他们，因为命运需要残酷的惩罚，来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如此看来，人所能做到的，横竖只是发扬自己的机能，或是扬长或是避短，以成全自己的机能。这就是叔本华这位佛教狂所要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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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认为“生活意志”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个是生存，一个是生殖。



生存的较高形式，是争取权力；生殖的较高形式，是爱情的专一、对异性的独占。而按照尼采的理解，权力要求与独占追求的最高形式则是“献身”，是俯视，这体现对世界的终极征服。



“意志是对身体的先天认识，身体是对意志的后天认识。”这句话的通读，花费我整整两个钟头，尽管在此之前的两年就已经读过，但一直无法理解。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浅一些的一层，不妨说成：“意志对身体的认识，是先天的；所以意志状态是对身体状态的适应。身体对意志的认识，是后天的；所以身体状态是对意志状态的延伸。”而这两种认识都是基于内在关联，即在自我范围内达成认识。对外物，包括对别人甚至对最亲密的友人，主体也无法通过自己的意志直接认识，即使身体借助于理智，也无法认识他人的意志。意志对身体的认识，不必借助于理智（理智只能用于外观即对外物的考察），而是通过体验；因为体验是“内线作战”，而理智分析下的意志对身体的认识，只能是“外线作战”。意志对身体的先天认识，并不能支配身体。



身体对意志的认识，则是后天的，其表现为：



A，身体是借助理智，才发现了意志本身；否则，它会听凭意志摆布而不知所以然。



B，身体是借助理智，才发现意志对身体的认识（即意志对身体的天然适应）是与生俱来，因而是先天的。如果身体不是借助理智发现了意志的奥妙，那么意志对身体的先天认识和与生俱来的支配，就无法被身体发现。



以上为其浅层含义。



那深一层的意思则表现在语法上：



意志是什么？是理智对身体的一种认识。换言之，意志不能直接认识与支配外物，而必须透过身体。这也表明意志对身体的依赖。



身体是什么？不过是意志的一种延伸罢了。所以，可以通过对身体的打击来砥砺意志、加强意志，潜移默化以改变意志。



另方面，生命（即人或别的身体）的一生，就是不断在对意志的认识过程中。人的一生，是不断为认识（最终的认识就是“行”）意志，或者叫做顺从意志、满足意志，即达到意志的目标，而奋斗的过程。身体对意志的此种认识表现为：一，为“生存的欲望”（叔本华氏称之为“意志”）而刻苦谋生；二，为“争权的意志”而顽强奋斗，其顽强的程度常常危害到自身的福利；三，为实现“献身的精神”（这是最顽强也即最变态的权力意志），甚至慷慨赴死，其激发生命可以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身体是对意志的后天认识”，身体可以抽象为：一种不断实践的对于意志的认识，在此意义上，人不能一分一秒没有意志，旧的意志消失，新的意志起来；旧意志的抛弃，是由于新的认识，而不是旧意志本身的自我扬弃。如果有一天，某人决定放弃旧的意志，那就是他在此之前，已经产生了一个新意志，诚如叔本华所说，“只有支配行为的意志，而没有支配意志的意志。”尽管在许多时候，这位法兰克福的伪君子经常不能自圆其说，矛盾百出。可以说，叔本华的意志论是贝克莱的感觉论的另一种发展。叔本华的意志论之所以比贝克莱的感觉更加投合现代人的口味，是因为其学说精华的伦理学成份十分浓重，“世界之为意志的表象”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深厚的伦理学色彩而非纯粹的认识论。所以他的结论归向佛陀主义，因为二者同样具有深厚的伦理学基础。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三、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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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三种心的本能：欲望、意志、精神。



欲望以其动物性追求外物，意志以其人性追求理念，精神以其神性追求梦想。



寻常的人有植物性神经与动物性神经，伟大的人难道就没有人性砷经与神性神经：寻常的人受植物神经与动物神经的支配，伟大的人受人性神经与神性神经的支配。而所谓灵魂，就是“神性神经的产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灵魂的？没有神性神经，没有灵魂，谈不上有精神生活，灵魂所居之位置，多数人不是空白，就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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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又是什么？你说一个人脑子里有不良思想，他还能忍受，但当你说他灵魂肮脏时，他就不免勃然大怒了。灵魂是比大脑更高级、更抽象、更纯粹的所在，现代解剖学还不能发现它。灵魂不是感觉，是接近神的心理状态，非物质的，像真空那样不可感触。它不是希腊哲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团火，而是文天祥所谓的“正气”，正气是灵魂的外延，灵魂是人内心的神。



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灵魂以及灵魂中隐藏的神性，才能发现真理、激荡正气。神秘感认为：知觉随着生命的死亡而消灭，灵魂却不会，它代代相传，长江后浪推前浪，直达遥远的天际。灵魂的不朽在于，它超越现象世界，它反抗物质而亲近精神。俗人没有灵魂可以消灭，超人的灵魂却永远不灭？如果真的如此，则历史发展的杠杆，不再是“争权的意志”，而是“奉献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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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谋求生存的欲望”不足以概括“争夺权力的意志”，那么，“精神献身的灵魂”又是如何呢？



“权力意志”若不升华为“献身精神”，则不可能获得更广大的征服力、更持久的同化力。“献身精神”若不以“命运的诰命”为归宿，则不可能万古常春。献身精神的人形载体，爱那“神雾朦胧的世界”，但是他依然立足于这个世界……难道他就是救世主？



争夺权力的意志，起源于“雄性嫉妒”，所以，女性是没有权力意志的，她们从来没有努力推进历史，个别的例外，大概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即由于她们缺乏女性特质，以致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那拥有马阴的武则天……但即使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也是寻找驴胎，而不是创造历史。尽管坚持那争夺权力的意志也是如此难得，它毕竟还是人心的第二层次，而不是最高层次。最高的灵魂层次，不仅女性不屑一顾，以致终生隔膜，而且绝大多数男性也望尘莫及，所以拥有灵魂的人，是希世珍品，同时也是“令人讨厌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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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梦”，这句话的哲学意义在于：生活也像梦境一样，是人心的一种活动！实际上，梦境对人生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大。由于人性的这个特点，在德国，宗教哲学革命要先于社会与政治的革命。十九世纪德国在社会政治上的无能状态，提供精神革命的沃壤。因为在政治大一统时代里，官方的镇压会使一切非官方的宗教哲学的革命，化为乌有。中国先秦的王国时代，学术昌明，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当分治的政治世界一旦统一，它的精神爆发力量就会空前强大。这样看来，德国和日本的所谓军国主义，早就埋藏在它们的宗教哲学中了。而日本比起德国来，还不肯认罪，这都是因为，日本的宗教相当低级，缺乏罪恶意识，不知罪恶为何物，当然无从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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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麻烦的就是人！



人，既娇气又贪婪（这些名贵的品质，如“娇”、“婪”，不知为什么都被古代智慧的化身──造字者们，加上了“女”旁），他嗜欲无穷、不厌其烦。



温饱、爱情，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欲望的两个追求（如两个犹太思想家马克思与佛洛伊德斯设想的那样），人们的行为，还受制于虚荣、青春、气恼、发奋、嫉妒以及倾慕（非性的）。那时侯，曲折的心理的内素，要比单纯的生理因素，起着更关键的作用。



人，一方面隶属于“集体”（种族、国家、民族、社区、家庭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集团”──阶级、组织、俱乐部、朋友圈子），另方面仅仅属于自己……而在新柏拉图份子和基督教使徒看来──这两种“归属”又都是靠不住的表象、一种偶然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真正的所有权只属于那“永恒而深不可测的虚无”，或者叫做“命运”……



这三种所有制（“集体”所有、“个体”所有、“命运”所有）互相龃龉、彼此争夺，有时甚至兴师动众、舞其干戈。使人不禁疑问：在它们后面，究竟隐匿着怎样的人性？其实，它们都各有“有道理”，因为它们各自代表了文明的三个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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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童年，在集体意识下生活。自我对他而言只是生理上的自卫武器，却不是心理上的扩张工具。对原始社会中的野蛮民族、半野蛮民族，乃至对文明社会中的新野蛮民族（以重新原始化重获生机）的考察，使我们相信，它们都奉行一种真诚的集体精神。



文明的成长伴随着自我意识的成长。文明以致某系统的文化也是如此。当它进入盛年，经历某种类似个人经历中的“青春觉醒”或“自我意识觉醒”的骚动，伟大文化的种子，在此孕育并绽开初次的倍蕾一一春秋时代的中国便是如此。这时，自我保存就从被动抵抗的生理体制，变为主动进攻的心理体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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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并不是一种“坏”的东西。它，只是盛年的意识。同样，集体主义也非人人叫好，它只对那些急于保护臣民的僭主而言，才具有超常的价值，地地道道的宣传价值……当一个社会体制、文化结构度过了自己的盛年，耗尽了最后的精力，某种有毒的怀疑主义便会刻入骨髓：“我们以前信奉的目的论，靠得住吗？”其起因在于，这时的社会体制与文化结构日益感到自身的虚弱与匮乏……更糟糕的是，它已经无法通过寻常的调整以补充自己。某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生命元素活活失去了；而某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反元素”死死地沾染上了。怎么办？



往日的年华，犹如泡影，犹如嘲弄你的梦魇……尽管呼天抢地，却无回声，可怕的沉寂已经逼近了，虽然还没有最后笼罩在头上，但已经包围了、困住了、只等最终的一击……个人的自我意识因此而日渐稀薄，它知道了，它日甚一日地知道了：个人无力回天，自我太有限仿佛一个可怜无助、行将遗弃的孤儿。宿命论兴起了。独行回天，力挽狂澜，那只是青春时代的幻想、癫狂。在宿命论的时代，它成了可笑的谵妄，虽具审美的价值，却无生活的意义。它于是成了某种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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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一度相信自己可以通神，文明人一度相信自己可以征服宇宙。但衰老的文化、被迫再度落入野蛮化的社会，最终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出路在于“回归”，回归得更接近本原。这不是向前的“信仰”，而是无可奈何的顺服。



老年的神话和童年的童话是不同的。前者较关注自己的“归宿”，后者较关注自己的根源。童年对世界的好奇，发自面对根源的兴趣，而老年对往事的眷恋，却发自面对归宿的震惧。他们用这些阳春时节的熙暖，来驱散那他们既想回归（以摆脱辛劳和病痛）的永恒、本原，又对之充满无名戒惧的空、无、黑暗。──四大（酒色财气），不就是生命的代词吗？四大皆空，不就是死亡？



只有盛年之美，以其阳春时节的喜悦、仲夏之梦的骄矜，踌躇满志，独奉“我既一切”的个体化原则。仅就此言，个体化的原则无可厚非。因为，生命初开的形态是种族，其盛开的形态却是个体，只是当落幕的时候才又回归到种族的摇篮──命运。由此可见，种族是文明的根基，而（文明的）鲜花与硕果则是由个性迸发出来。而命运，则是种族与文明的收获者。创造者们，前进吧，你们是真正的献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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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学上说，越低级、自卫能力越差劲的物种，其繁殖的数量就越庞大，以“量”的富裕来抵偿“质”的欠缺，保证种族绵延，不致断绝。这可名之曰“均衡的自然法则”。据此法则，是否可以认为，越孱弱的个体，才越需要仰赖种族的势力，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保？而越强人的个体，反而越容易感到来自种族本身的压力；种族要求他循规蹈矩，不越种族法律的雷池。这些限制，本为保护种族成员；现在却反过来压迫其中的饺饺者……



在克服这些限制、压力的艰辛中，最奇特的个体又从种族困境中生长起来，他无可争辩地高于种族水平，然后把推进种族生命、承担种族疾病，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这样，种族困境未能绞杀的佼佼者，成为种族的代表，君临天下。



他说：“生命的完美形态，不可能出现在体族整体的生存状态中，而只能通过佼佼者超越生存的形态来体现。他的完美不可能永恒，甚至不可能持久，所以他必须汇入种族，生命发展的奇妙结晶，仅仅一瞬就足以更新种族的命运！”



从这意义言，我们还要感谢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它打着“集体主义”的幌子，结果实行的是专制暴戾的个人独裁，似乎表明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还没有走向最后的黄昏……如若没落的的社会表里如一地推行“集体意志”（而不是由暴君制造的集体意志的假象）──那么，命运的天国、世界的末日，可能就来临得更快了。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四、奴性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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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生来是敌人”？不但在同性间是如此，在异性间也如此。人与人，之所以结成友谊，成为互相需要的伴侣，主要是由于他们面对着更大的敌人、更大的共同危险。这样，社会的制度、文化的教养，促成敌人的和解、友人的结盟。人与人之间，一旦拥有朋友的关系，这“朋友集团”则将内部排挤出来的仇恨，全数甚且加倍地转移到它与另个“朋友集团”之间的关系上去，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根本没有消除，而且也没有减少：它只是被转移，而且是加倍地转移。说来可悲，迄今为止人类的仇恨，似乎还没有转移到人间以外，因此承受仇恨怨毒及惨祸的，还是人们自己。



人之所以充满仇恨，因为他本质上是个受害者，所以他需要仇恨来减轻他的受害感所造成的重压，来放松过于紧张的神经。在仇恨中，人可以感受到超常的力量，如愤怒时，人的激素和体力都会陡然上升，野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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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既然生活在一起，并在日益狭小的空间中求生存，就得互相妨害、互相构成压制（谁叫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呢）。这就是人间的一切仇恨故事的起源。仇恨未尝不是好事，强烈的仇恨造成强烈的力量，有多大仇恨就有多大力量，而人又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力量。唯一的问题是：仇恨所带来的力量，往往是破坏的力量；而迄今为止的人类也并没有形成“人类共同的仇恨”──结果，各种仇恨的结果，只是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的个别的仇恨，所以分散的仇恨造成了的只是个人或是群落之间的残杀。



人们渴望和平，这正说明历史永远处于战乱中。如果“真正的和平”来临了，人们说不定会厌恶透了它，因为和平违反人们好斗的本性，而压制这好斗的本性，难免招致更大规模的报应，带来不可挽回的腐化堕落，以及一切健康力量釜底抽薪式的消灭。



这样的“和平”与全面专政下的“平等”一样，只有通过消灭人的创造精神、毁灭高等生物的的个性，方能达到。元明清三朝的黑暗历史，就是“和平与平等”的历史……这样违反人性的政治杰作，是通过普遍的社会疲惫，通过严酷的极权压制，才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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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明清黑暗政治延续而来的当代中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是现代人十分关注的题目。本来，个人利益加在一起才是集体的利益，而集体利益必将分散为个人利益。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利益”是明晰的、清楚的。我们可以很真切地看到它，不会对“个人利益”一词发生疑问。例如，这个人想吃饱穿暖，那个人想获得荣誉，第三个人则想受人爱恋──这些都作为“个人利益”的经常内容，跃入观察家的视野。但是，作为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各种集团利益和政党帮派的利益等等，则经常是模糊的、笼统的、含混的。因为它们很难和（控制这些集体的“龙头老大”的）个人意志分别开来。



“某某阶级的利益”到底指的是什么？“国家利益”指的又是什么？某某政党、某某帮派团伙的利益，究竟何所系之？……



这些“问题”往往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人各一词”的状态，结果使得答案的真实性，变得十分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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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个人利益“，哪里看得见什么“集体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帮派利益，如果离开了“个人利益”，则不仅空谈无益，且在事实上没有可能。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成了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的幌子”。而“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则通过对所谓“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们个人的利益所进行的有系统的损害”，终于促进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攸关的大人物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就是这么一个可言而不可见、可传而不可受的无形妖怪！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促进个人利益！也就无形中促进了真正的集体利益。”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可以操作的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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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健康，难道要以个体的病态为代价？它在现代社会的表现，主要是要求个体实现所谓的“部件化”。即，把本来“五脏俱全”的人，强行阉割为执行某种单调任务的工具。这在所有“自由世界”、“民主社会”，表现得也相当彻底，而且理比所谓“极权社会”还要无孔不入……因为它动员的是“经济细胞”，并动员社会部件们主动参与，以“自我实现”？即，为了异化者的利益而“自我实现”！这也就傅斯年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中所赞扬的西方人和西方狗。



在极权社会，这一“强行”经常以“威胁”的形式出现，有时辅之“感化、诱导”──但性质上都要求其工作对象的最后屈服！否则，就将其作为“反社会份子”立即逮捕法办，予以消灭。在民主社会，这一“强行”更经常地是以“利诱”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辅助手段则以“失业、流落街头”──极权社会残忍（“热情得可怕”），民主社会冷酷（“自由得恐慌”），这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在这些地方，社会的健康，甚至要以牺牲个体价值、毁灭个体存在，来维持。也许有些不错的折，也许有些调和的努力，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完全协同，说到底是个梦；社会利益的借口，流于极小一部份人的变相利益，大多数人总是被轻蔑地抛在一旁。至于说到“社会需要”与“个人兴趣”的正好一致，那真是偶然中的偶然、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即使可能出现，也只昙花一现，岂能长驻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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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牺牲实实在在的个体健康，去饲养空洞不真的“社会需要”（如前所述，它始终只是某些个人意志的变形），也许说不上是“罪恶的”，但又岂能名之为“神圣的”？除非，各人根据自己的处境（“阶级地位”），分别称之为罪恶的或神圣的！以贯彻社会的分裂。贯彻这一切“蔽于现实的渐进而不知历史的绝情”的荒唐闹剧。



如此看来，个人的兴趣与社会的需要，尽管并不协调，却同样重要。如无个人的广泛兴趣，只有社会的刻板需要，历史会停滞不前，人就会沦为一堆无生气的活化石。而过度追求个人兴趣，不顾社会需要（即胜利者的意志）──人间秩序也会解体，陷于无序的骚乱，成为可怕的屠场。



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对富有集体感的个体来说，独善其身，难。因为他怀有的的作为个体的解脱，是需要到集体解脱的洪流中方能获得的。他的这个倾向实际包含两个极端：“奴隶性格”和“英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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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奴隶性格”，是把自己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集体的解脱（由自己领导或由他者所代表的集体解脱）上；所谓“英雄精神”，则是在促使集体解放的奋斗中，加剧实现自己的解脱。英雄，也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因为“独善其身”是与“英雄”的定义互相矛盾的。



有感宫的解脱手段，也有心理的解脱手段……



上藤架抢摘葡萄──这便是感官的解脱手段。



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这便是心理的解脱手段。



而后者在现代心理学中，被“科学地”表述为“心理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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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的解脱手段”并不仅仅意味着“行动”。因为有人说了，“思想也是一种行动。”当然，那感官的解脱手段则必定诉诸行动。而且是看得见、有成效、具有实际后果（即物理后果或生理后果）的行动。而如，“尽管失败了，却引起人们的景仰并激发了后世的灵感”……则不在此列，除非，失败的震撼冲击了人们的神经，达到举世颠狂的地步，从而直接转折了历史。



集体性解脱与个体性解脱，尽管都是个人所需要的，但在形式与表现上，则大相径庭！现代的群众心理学，对此作过深入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但并未达到问题的核心。例如，从集体意识的观点看，宗教和革命，是最明显的集体解脱的运动；而处在宗教大潮和革命运动中的群众，是恢复了他们内驱力的人，这时，他们摆脱了平时那种习惯的奴仆的身份，至少在自我意识中，不再麻木不仁。而集体性的解脱行为，并非人类仅有。在许多群居的哺乳类动物的生活史上，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关于鲸群和老鼠集体自杀的报道、研究（《新约福音书》上还有关于猪群集体自杀行为的记载），生动揭示了一个动物集体的所有成员，是多么团结一致地奔向它们的共同死亡。虽然，这可能是共同受制于压力（如疾病或是饥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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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共同感到的紧张气氛中，也许有一个敏感者突然改变了自己惯常的行为方式，成为“首义者”。于是，一个群体性的运动突然随之兴起。反对者称此为“脆弱”，而支持者赞许为“坚强”（中立地说，“坚强”也可以做“迟钝”解）的首义者，其反常行为或许是突然发生的，或许是久已潜伏；但只是基于那共同感到的强大压力，他所处身的那个集体，才会普遍接受其“示范作用”（这往往出于无意识，并使群众自认为共同参与了那个创造，从而得到傻瓜般的自我满足）──因而，在这特定的时空里，也仅仅在这特定的时空里，它才可能具有集体解脱的功能。



由此凸现了人生的三境界──



１，道德情操，是作为权力意志的升华，而展现并扩张；



２，求权意志，又是作为生存欲望的升华，而存在并扩张的；



３，争取权力的冲动，可以在必要时压倒对生命的渴求，求权意志这样运行，不是背叛生命，反而是发扬生命；寻求道德的冲动，在必要时可以压倒对权力的渴求，道德情操这样运行，不是背叛权力，反而是发扬权力。



道德情操是“恶之尤”？是的。虽然从表面视之，权力意志有时会压制生存的欲望（反抗舒适、厌恶满足），道德情操有时也会压制求权的意志（反抗占有、厌恶荣华）。这样看来，生存欲望＋权力意志＋道德情操──只是一条线索上的不同环节！它们之间，有时也发生互相排斥的现象，但是出于某种“向上的力”之错综复杂的作用，这种“力”把人不断推向他的宿命，甚至令遥远的星空也横生波折！所以，道德情操也就是“生存欲望＋权力意志”的综合的更高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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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权力的意志，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指向主要还是目的物之占有（而正如犹太人斯宾诺莎说过的：一切支配，都是消极的。）。而道德情操才更积极，因为它的指向已经是目的物之创造。道德情操的拥有者，是通过创造来实现其自我牺牲，通过自我牺牲来完成其最终创造。也许在他的自我牺牲与舍己创造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但《老子》的“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的箴言，已经划出了求权意志与道德情操之间的界限。



“道德情操的化身”──就是所谓“精神化身”、“理念人物”。



为了他们的“道德”，他们是可以放弃生存欲望、甚至放弃权力意志的。



在他们看来：视生存高于权力者，即那些脱离了求取权力的活动仍可苟活下去的人，只能算作“生存者”而不能算作完整的人；视权力高于道德者，即那些脱离了道德追求仍可洋洋自得的人，只能算做“权能者”而不能算作完美的人；只有那些视道德高于一切，并不惜为之舍命、为之弃利者，才是完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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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权意志，是生存欲望向道德情操过渡的中介。要达到道德情操的圣境，必须经过求权意志的熏陶，否则这道德情操必是伪幻的。然而首义的天子，不会让自己长久滞留在求权意志的尘埃中，“帝，出乎震”，他将继续升至道德情操之孤岭。不论那境域多么寒冷，他却以其不想的创造之火，点燃这里澄彻的天。这里的空气新鲜，这里的阳光刺眼，这里的风说着命运的语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世界历史可以被理解成：“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恺撒与命运之争！这是耶稣基督的命题。而哲学家们则称为“恺撒与耶稣之争”为“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权力是一种道德──在世俗的恺撒的意义上。道德是一种权力──在神圣的耶稣的意义上。在欧洲蛮族的历史上，“皇帝属下的权力的道德”与“教宗属下的道德的权力”之分，时有争斗。在中国费拉的历史上，儒家正统也以其“道德的权力”向流氓皇帝们“权力的道德”断然宣战：名份战争、明君昏君之争、正邪之争，说到底是“道德的权力”与“权力的道德”之战。这战争的原动力，被那宁死不屈的文天祥（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他迄今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人格极限，他的光辉完全超出凡人能够想象的亮度），称作“正气”。由于这位孤独的中国费拉被成群结队的蒙古蛮族所激怒──不免产生了这种偏向：“正气”的矛头所向，不是没落的皇帝，而是新兴的皇帝，也就是，是指向那些更加流氓无产阶级化的皇帝。



在“正气”的熏陶下，强暴的权力，总会蜕化为平稳的道德；而沉默的道德，也有一天会张开血盆大口，喷出强权的火焰，作为对那冷酷世界的热爱。这是易经式的、历史的阴阳交替：权力（阳）向道德（阴）的演变，是衰落、沉寂；道德（阴）向权力（阳）的演变，是复炽、重新升起。──这就是奴性与英雄的双重变奏！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五、意识形态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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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虎相较，必有一伤”──这古老的成语，实际上说明了生动的人际关系：两位“个人主义者”相遇，必有一位受伤、被迫转化成“集体主义者”……其实，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成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只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堪称例外。



在人的心理深处，在人的文化生活的内里，以及在人际关系的历史上和现状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存在着的”（而非“经典化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个人主义，是公然的、扬帆的权力意志；集体主义，是荫蔽的、潜航的权力意志。二者兴许殊途同归：是为了自我的伸张而巧立名目。



每一个和睦的家庭中，都有它的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每一个运转着的事业，都依靠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的“通力合作”，来达到它的尽善尽美。我们对“存在着的个人主义者”的理解就是我们对“存在着的集体主义者”的理解──就是一个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家伙！一个乐意（或被迫）接受他人意志的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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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德论者不是古代的道学先生，对于任何类型的道德规范及其说教，他从根本上是当作神话来看待的。从语义学的角度说，他不欣赏一切道德，因为他从它们独断的绝对论中，除了偏执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他愿意遵循一切道德，既不是因为道学家们的打动，也不是希望求得好名声；他对道德的喜爱，源于克己的要求，而他的克己要求，则濒于祝福：祝福自己保持强大、发扬强大。



他深信，恪守道德，可以使人克己（否则就很难做到克己），而克己，则使人强大（克己将节省许多精力──他只承认这种意义上的克己，对损害自己的克己他并不赞同）：所以，他的道德不是别的，乃是一种更高的“卫生”。



正是把道德作为心理的卫生的手段时，他才愿意恪守一切道德──只要它富于卫生性──并不辞辛苦地默守那清规戒律。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没有足够的压抑（心理上的，或终于转化为心理上的），伟大事业所需耗费的庞大精力，是积攒不起来的。所以，即便不为了其它任何目的，“仅仅看在命运的份上”，就必须实行一整套严酷的自我压制！这是“个人意义的道德”，也是通向伟大胜利的崎岖小路，打下的第一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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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完成，不同于自我表现：不是主观的努力，而是客观的命运。它像是苏格拉底内心的呼唤：是不得不予以实现的“神的命令”。



从较深的意义上看，一切外向的努力．一切要求索取外物的呼声，岂不都是自我完成的形态？自我完成因此可以理解为：自我潜能的完成式展现。它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极限，其余的一切，甚至包括人体及其官能的欲望：都是自我完成的附庸与手段……



自我完成的终极──就是民族文化的自我完成、世界历史的自我完成。在这神秘的定数中，实在蕴藏文明人类的全部骄傲。其余的一切，作为自我完成过程的附庸与材料，哪怕是“天神的命令”！至于别的，我们并不真的知道；我们就是拼了吃奶的力气想弄明白，又能知道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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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所依据者，不是文化的精魂，而是文化的灰尘。残骇及余烬，成就了人们所说的“真、善、美”。真善美的本相，即是不可捉摸范围，神秘无度而又壮阔无涯的“超一切理”，而人民生活所依附的，却是死板僵硬无生气、平庸中正徒具表的“习惯”。习惯的结构，看起来生气勃勃，弹性十足；转瞬就成昨日黄花，哪里抵得住时间的冲刷？任何结构，只要形成，就日趋僵化，可选择性日小，“它的道路愈走愈窄”，直至墓地。任何结构，都无中兴的希望。自我调节的再生能力，对一切结构而言，都是高昂而不可企望的奢侈品。人民生活所依附的，竟是如此危险的海市蜃楼！



生活之流是庞杂的、壮观的──它几乎就是一切。但它却还不是一切，它还够不上一切。它还缺乏某种生活以外的凝聚剂、一股团结的力量、那条使它免遭支离破碎、随风飘零之厄运的“道统”。也许，动物的知觉不需要道统；植物的感受不需要道统；无机世界的宇宙情感与此更是大相径庭……但允许我忠告一句，作为良知未泯的人，他的知觉、感受和基本的情感，却是“只能如此”的──没有“道统”，他怎么能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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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怎样？未来应怎样？



──这当然无人知晓。如强为之解，大肆宣传应当如何所以如何，不过是平添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暗示。也许有效，特别是对那些或脆弱或愚钝的心灵……但神志清醒如我们，真的需要它们吗？悲哉，甚至连希腊意义的天神也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这就是“现代人的答案”？虽然高超的本能指引一条战无不胜的征途，也就是说，引向历史的归宿，不论什么归宿，都是好的！而一切好的道路，都是通向生存斗争的。



世界上何种斗争最重要？不同的结论当然大异其趣。以生物言之，则生存斗争至为重要。以个人言之，此斗争则为社会之竞争。一切伟大的天才，都与潮流对立并战而胜之。而进一步，若以社会间的斗争言，则文化斗争最重要。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种族斗争、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必以文化斗争为背景。何况人世间一切斗争，其结果之持久无右于文化的斗争。文化斗争的结果，影响、主宰人类长时期之命运。而相形之下，政治、军事、经济诸斗争之结果都不甚久远，最长也不过百年。文化斗争的结果，则深深影响数千年。



如此看来，中国的革命，实在需要置文化的革命高于一切──不是文革那样以文化革命为幌子的政治斗争，而是以政治斗争为方法的文化革命！这样，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将是建立新文明。《礼记》上说：“王者之业，议礼、制度、考文。”议礼、制度，要以考文为归。只有新文化的确立，方能巩固新制度、新秩序（新礼）。《礼记》的潜在结论因此是：对文化斗争的重视，应远在诸斗争之上。新文化的建立，应远在其他建设之上。新文化的建立，将使政治清明，社会理顺，百业俱兴。反之，舍本求末之途，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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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中国文明，必定是“独立的文明”、“自由的文明”。所谓自由，即是摆脱奴役状态，在哲学意义上，尤指摆脱自我奴役状态。因此新的中国文明在逻辑上必定独立于西方的、异己的文明，它也因此而是自由的文明；而不仅仅指它可以独立于感觉的世界、以自由的心灵即不依赖外物的人去创造文明。



古代的文明起源于奴隶制。试想，没有大批奴隶来进行专业化劳役，以便让主人榨取剩余价值，以供生活所需，高级文明的出现是否可能？幻想仅仅通过理论、学说或教义之类的东西，来加速历史进程，甚至通过精神与哲学的活动来逆转真正倔强的现实，其社会后果无疑是徒劳并适得其反。想想看，从老子到韩非只差一步！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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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文明都起源于自愿服役甚至是自愿的奴工──以苦为乐甚至“以工作为消费”的精神。这就是使得种族与文明再度纯洁起来的关键秘密。



我给纯洁的定义是，“涤除了罪恶”。所谓罪恶，原指有害的因素。因此，没有“天生的纯洁”，只有经过痛苦的洗涤与化合而后获得的纯洁。否则，天生的纯洁，岂不与“无知”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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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宇宙论”应该服从“伦理学”。这该比“科学是神学的婢女”更婉转一些。这也是宇宙论不同于科学的模糊之处：因为一切宇宙论总不免猜测的成分，而善的猜测，总比恶的猜测要好。伦理学的需要，也是为新文明的生长提供保护，新的文明，是人的理性所能认识的最高需要。精神的贵族，就在于指示这个需要并导向这个需要，以完成历史的成长。



在生长的意义上，只要恰当运用生物性，就能消除“二律背反”这因偷食智慧果而堕落的人所产生的心智迷误。所谓矛盾其实产生于心的“二律背反”，除此之外世间万物的摩擦激荡只是“冲突”而并非“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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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意义上，可以集中注意力，去理解“公理”和“正义”：只有当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达到了均衡，从而消除了独霸与独霸的威胁，公理、正义，才能作为经过多数人同意的“道德观念”而宣告成立。人的历史的既在不断发展中，绝对均衡当不会有，所以，只有永远的波动、不断的调整甚至出尔反尔的消长，才是“公义的”。而在这样的回合与循环中，“强权即公理”、“胜利即正义”，就不是偶或的而是经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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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变易，没有长久不变的心与物。只有人类以外的神，没有客观的善恶。新的生命仅仅注重──“保持自我调节能力并抗拒历史因素的腐蚀。”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守旧，是衰退的表征，是死亡的印记，在不断变化的挑战前，不开创新的道路，与死何异？所以，彻底的破坏要比彻底的僵化好，盲目的革命甚至要比理性的反动好。认清天命，顺服天命，以创造新生活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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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过天命的奴役”，如何成长为一个“不受诱惑的自由人”？自由人之所以自由，正在于摆脱了奴役状态，而不在于他从来没有受过奴役！



天生的自由状态，其实是个子虚乌有的谎言。没有固结的善恶，只有生成中的善恶。换言之，得当者，恶成为善；失当者，善成为恶。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六、自寻烦恼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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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越伟大，他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也就越剧烈……伟大的天才都是些“自寻烦恼”的怪物，他们把许多莫名其妙和奇形怪状的压制，强加在自己身上，从而背负了过多的、似乎非份的东西。



这样，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便有了一场空前酷烈的消耗和折磨，在精神的意义上，这要比世界大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心理革命及其酝酿的新道德原则，缔造了一副全新的表现形式。这表现形式，古人虔诚地称之为“其德配天的人”，甚至自吹“是命运在这尘世的代表”。



由此看来，世界帝国并不发自某个妄想狂或独裁者的奇怪意念，而是一个普遍的和长期的社会运动的结果……甜的，酸的，辣的，涩的，苦的，但必定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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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事业，不是发自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1389─1402年在位）的壮举，而是土耳其民兵（加齐“贵族”及其武士们）首启其端。而罗马帝国也非凯撒的杰作，那是罗马贵族和罗马平民在实现了内部和平之后，协同攫取的世界成果。大英帝国，与英王的意志也毫不相干，那要归功于东印度公司的流氓商人、逃命的清教徒、以及罗德西之类的探险骗子的组织家才干。即如日本德川幕府的“岛国世界”，也是倭国南北朝浪人武士们的血汗播种的，和那纤弱的“天皇家族”何干？



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弗利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犯了一切理想家、乌托邦份子、教条主义书记们常常犯下的老毛病──把“教育”和训练等机械习惯的重要性，提高到首位，企图以非人的物质力量，制约人的生命及其内在世界。



当然，这对于一个社会运动的成功来说，也许是重要的甚至必要的，但想以人为努力战胜自然法则的努力，终究要失败的。这与他的一贯思想不无矛盾，因此只能解释为“组织力量对精神力量的再度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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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什么？权力，应该是轮廓分明的反压制力。



有各种各样的权力：有宇宙的权力，有地球的权力，还有生命的权力和人类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等等。例如耶稣就把权力粗略地分为“上帝的”与“凯撒的”，尽管这种权力的划分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亵渎上帝，因为按照《旧约》的记载，天上地下的权柄无不归于上帝……



而中国人古来的偏见与现代的迷误，却在于把“权力”观念全盘政治化了，似乎权力只是政治活动的附庸。其实呢？政治不过是权力活动的特定社会形式。权力活动还有远为丰富多彩的精神形式，如宗教（埃及），艺术（两河），科学（希腊）等等……都是高度发达的。只是由于政治权力的轮廓分明、坦然赤裸，我们中国人便简约地称它为“权力”，仿佛其他的权力都是虚无。而面对其他轮廓较为模糊的权力，人们便也模糊地称为“生命力”。其实，影响力、同化力、再生力……尽管披上了乔饰，又如何是生命力而不是权力？从这意义言，甚至连情感也是一种权力，幻想也是一种权力，救助也是一种权力，献身也是一种权力。



人生的权力，产自其争取解脱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争取解脱的活动，就形成什么样的权力；多大程度的争取解脱的活动，便造就多大程度的权力。这里，有着最丝毫不爽的报应在；这里，闪耀着灿烂而孤独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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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腾于历史之天的渴望，常常借助权力之翼。这权力并不消极，不是占有性的，而是再生性的。例如，历史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它终于破除了沉沦式的“幸福状态”，是因为它继起反抗“顺水推舟”这无机世界的宿命。



历史利用了参与历史的人们对权力的向心力，利用“权力”的抗拒沉沦的天然倾向，来增进自己的高度：对一种权力的离心力起源于对另一种权力的向心力，而不是相反；因为人永远都需要某个权力。



历史，宗教史，艺术史，政治史，科学史，本由权力促成。权力，还将改铸历史。而限制权力、追求平衡的理想，根本上是“反历史”的，除非它实际上推进了另一种更大规模的权力集中，除非它仅仅意在换取一个喘息，以便为更大的权力和更高创造，铺平道路。否则，平衡一旦确立，权力一旦消解，历史之天反倒混浊不堪了──历史之天的这一脾性，与老子倡导的“水”性，是正好相反的。仿佛历史借以确保自身清澄的那些巨大压力一旦不复存在，清澄的历史之天就会被再临的浑沌状态覆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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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欲创造历史的人们！必须注意自己的权力。必须注意不断保持自己权力的健康状态。消费的并因消费而变得病态的权力，将毒化历史，从而导致消费性的社会和病态的历史。而所谓“病态的权力”，就是以自身为最终的目的，以占有和享有为最终的目的。这样的权力是狭隘的玩物，是堕落的权势者们所能理解的唯一权力。而恢复权力的健康本性，就是还权力以工具性质，用权力来增进权力，用权力来推进历史，用历史来“实现命运的意志”。而不是用权力来腐化社会，用权力来糟蹋历史。只有“命运的意志”，才是最根本的权力意志。只有恢复了对于这样健康权力的向往，权力才充满反抗精神而非浸透压迫性格，才能抵抗历史的沉沦，把历史变成天路历程！而保证历史之天的澄彻空明，就要把一切无关宏旨的东西，作为史的渣滓、道的尿溺，逐出天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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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败坏，源于权力的误解。社会的糜烂，来自权势者的滥用力量：既来自被治阶级对罪恶的趋附，也来自知识份子对暴力的阿谀。社会也是权力的外壳与形式。有怎样的权力，就有怎样的社会。静观社会之流从我们的身旁潺潺流过……体察社会之流在我们身上汩汩翻腾，就不难领悟，社会，仅仅是各种力量的会演、撞击、相摩相生、你争我夺，所形成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外观。



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怎样的“权力记录”，而历史，就是权力形态的变迁移易。宇宙史，就是宇宙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地质史，就是地质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人类史，就是人类权力的变迁移易的记录：文化史、民族史、国家史、区域史、家族史、个人史……亦然。



在那些对于历史和权力持有上述理解的心灵中，“权力”已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权力已从世俗的、狭隘的人生之谷的谷底，升起，阴沉地翱翔在寥廓苍茫的历史之天。权力，从此已不再是勾心斗角的等义词，而成为一种永恒力量的代号，所以，这样的悲剧应该可以避免：一个握有权势的人不幸犯了错误，于是他自我解救的方式就是去犯一个更大的错误。“错误坚持到底，就是绝对正确。”这种无耻的权力要求，必须铲除！



而越是模模糊糊的权力要求，往往包含越是可怕的含义。明确而直捷了当的权力要求，虽然容易遭人反感，但毕竟是有限度的，它的明确牲就规定了它的有限性。模模糊糊的权力要求，和朦朦胧胧的希望一样──则隐藏着无边无际的野心和幻想。它们的贪欲是很难满足的。它们的逐步明确，会使它们的劫掠对象，感到日益深刻的惊恐不安。如果一个人说，“我要一、二、三、四、五……”──即使胃口大到千万亿万，也是不难予以满足。因为他既然开得出口，多少带有相当的“合理性”──否则，他岂不是拿自己开玩笑了。但是一个人如果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求正义、公平……”──试问，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你知道他的胃口到底有多大？这是十分危急的信号。有时，整个世界都填不满它！因为他得寸进尺，巴蛇吞象。



而作为其贪欲对象的人们，这时往往不是昏头昏脑地上了当，就是在这虚声恫吓前屈服让步了。所以我们说，越是“道德化了的权力要求”，就越是富于上述侵略性。道德性和正义感──为权力要求所内藏的炸药，提供了坚强的弹壳；从而使得这种权力要求，对现存的力量平衡，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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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功能的道德准则，往往是有意模糊了其内含的权力要求。其实道德要求，往往是更难填平的权力要求：它不是直接的，因而更不明确，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说，这是更加巧妙的“间接路线”。



“我无限爱你”和“领袖爱人民”一样都极其无耻、有力、胆大妄为的权力要求，它体现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高级动物的全部情感的登峰造极：完全彻底的占有。



对食物的爱如狼对羊的爱、对异性的爱即“色狼”对“色羊”的爱、对同类即“一丘之貉”的爱以及对自己领地（“祖国”、“故乡”甚至“第二故乡”）的爱，表明所谓理想也是“权力的呼声”……而道德不过是克敌制胜的权力要求的伪装，一种变态的戏剧表演。例如政治骗子宣布了他模模糊糊的、甚至南辕北辙的权力要求，叫做“不断革命”。据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富首创精神”的，其权力要求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要求“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所以从那时以来好几十年，就一直造成思想规范和社会行为骚动不安。这个以“西方真理”包装起来的“底层革命宣言”，说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的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演出了权力要求的一个双向的极端形式。这种双重社会瘟疫的传播，使得“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成为受害者要求报复的途径，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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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的一切形态和一切漩涡里──都有着权力，都充斥了权力的要求。从这意义说，可把权力解为压抑或反压抑，即宇宙的根本动力。这样的权力，是不仅仅局限于生命及其属性的。这样的权力，超越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这样的权力，超越市民哲学和急功近利。



对权力的世俗理解，源于人对生活的肤浅感受。这些感受给人的错觉，使人觉得权力是人生的特产，而权力在政治事务和社会活动中，表现又最为显著。但实际上，权力在人生活中的表现，有力渗透一切人间事务并起决策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切生存活动无不汇归权力，并据此揭开一切生命秘密的最终谜底。



权力，还不仅是“归宿”和“谜底”，简直就是生活本身。人们在追求生活的同时，也就在追求权力。人们在追求金钱、势力、爱情、他人仰慕、后代称颂的同时，也就在追求权力。权力是生活本身？不，权力且大于生活。尽管权力造成生活，但权力毕竟是隐藏在生活的背面。



生活作为权力的表现形式，是实现权力、体现权力的运动。



生活和权力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活是有形式的，权力则无固定形式可言。权力不断借用其它有形的事物，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自然、社会、人、文化、政治、爱情、灵感等等都是这类“事物”。权力支配一切而不出头露面：人们看到的只是生活，人们追逐的只是有形之物；但权力支配生活、宰制有形之物。这就是权力的狡诈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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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的杠杆说，有其合理之处：追求权力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充当仆人的意志，也派生出寻求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食欲。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需要和地缘政治的野心，促成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因为它是反抗沉沦的向上的冲动。它和人的血肉之躯有密切联系，它也支配人和动物的感情。尽管夺权意志并非“本体”，尽管针对从它派生出的社会、文化、政治、爱情、经济结构、生产方式而言──它具有根本性，但它却是服从于更高的道德，这道德可以被命名为“天神”或“宇宙之主”。如此看来，“夺权意志”的学说，却是基于极大的误解，它把人的反压制的力力量给绝对化了，甚至予以“庸俗地客观化了”（这在叔本华那里尤其显著），从而极为荒谬地“使世界变成意志的表象”。因为说到底，夺权意志应该只是生物现象，用它解释整个宇宙生活，那是把“马尔萨斯──达尔文主义”推向极致的结果，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异曲同工（难怪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成为绝对权力的并蒂莲）。因为，这权力意志的主人，毕竟不是那用语言创造万物的至上主宰。如果，“世界是命运意志的表象”，那么你又如何避免你所说的“命运”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呢？有关这一点，《以西结书》说得十分明白。实际上，当叔本华和尼采等佛教徒把夺权意志本体化绝对化成为偶像的时候的，也正是他们宣称“上帝已死”的时候，然而，以“夺权意志”并不能填补“上帝”留下的真空。



291



就我们所见，“权力的奥秘”仅仅在于：



“没有人来压迫你，你就浑身不自在了。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适用于人类中的一些“贱骨头”，而且适用于全人类，适用于整个生命界。而对特别具有冲击力的人，尤其如此适用。生命的全部功能，在于抵抗压力，当人和各种各样的压力形态竭尽全力周旋的时候，他的生命力被调动得最大最美。一旦压力失去，人的全部功能系统将陷入空前的衰退甚至紊乱。因为生命的源泉──压力没有了，生命的节律也就随之减弱乃至消失了，生命实体因此面临空前危机。为了寻求自身的平衡，生命需要追逐压力（而不是什么权力）！四面树敌、到处冒险的生活，可以“帮助胜利者重新站立起来”（而不是躺在地上纵情声色）。



由此可见：



A，欲追求权力必先反抗权力。不从旧有权力的逼迫下解放，就不可能实现新的权力集中的优势。而若不实现新的权力集中，便不能有效地粉碎旧有权力。



B，因此，权力和反抗是一对永远处于“反馈状态”的孪生子。而反抗权力的行为，若不发展为争取权力的斗争──则始终停留在低级的、破坏性的水平上。



C，权力，这也是一个“圆”：反抗旧权力，是开端的“半圆”；争取并建立新的权力，是完成的“半圆”。二者合璧，权力的太阳方能升起。否则，留下的只是并不完满的“残月”──那又如何照亮人生的谷底和历史的天空？



D，追求权力与反抗权力，是对一个过程的两段描述。两段，构成一个过程。其实又何止两段！权力的阳光，可被分析为无数截面、无数光谱；但无数截面、无数光谱，也并不能拼凑成一个圆满的太阳。这从相反方向，充分显示出人的理性的狭隘与片面。



E，“维护权力”是腐朽的。其腐朽性在于：它阻滞权力的更新，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生命之流，遭到暗暗毒化。因为流水，方能不腐，流动的水，要比人为的消毒，更好──它不截断生物的链，而是成全生物的链，使得一切造化各得其所、各安其序、各取其乐。这样的造化，就是天国的影子？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七、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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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学者喜谈“禁欲”与“纵欲”的问题。为此，他们写出了一本本有关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的洋洋大作，这些著作说到底是纵欲主义的产物而非禁欲主义的产物：没有欲望的人是不会写作的。而在我们看起来，这些著作不是多余的，就是过于冗长。



简捷说来，“禁欲”并非无欲，而是某种较复杂、较间接的欲望的表现：这些表现往往还被抹上了非生物的以至文化的色彩。所以，纵欲主义冲动下完成的书，往往是被当作禁欲主义的楷模供奉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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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欲”，意味着“精神形式的生活”已经对人体的权力分配学提出了强劲的要求，并最终在实际分配的程序中得到了远较“感官形式的生活”为大的份额。如此看来，“纵欲”，则意味着“感官形式”在生活中占有了压倒性优势。所以，“禁欲”并不崇高，“纵欲”也不卑劣；二者只是生活的形式，之间并无严格的分际、性质的异样，不同的仅是表现形式和风格布局。



决定性的事实在于，人的状况表明，精神形式的生活对感官形式的生活，有日益大的影响力。而感官形式的生活，尽管在人体上仍是根本的归宿，但却深深受制于精神形式的生活的变迁及其影响。如，一个在文化上、精神上被彻底击败的民族或个人，就很难取得物质上、人体上的优势。另一方面，而物质、人体领域的兴衰，往往先在文化、精神领域获得鲜明的预兆。正因如此，也仅仅因为如此，“禁欲”才受到人们的景仰，而“纵欲”却遭到唾弃；尽管人们生来就爱慕后者而戒惧前者。这足以表明，为什么正是在“禁欲”与“纵欲”的激烈搏斗中，民族文化的命运始能获得强劲的动力。如果一直“守中”，一直奉行儒家式的“节欲原则”，文化进展的势头反倒孱弱了。如果那样，人们的苦痛程度或许有所降低，但文化也将一筹莫展、萎弱不堪。这种因果仿佛是在说，必须为文化的存活，付出艰辛的代价；否则，将没有文化。文化之果，正是硕硕于灾难之丛而非流蜜流奶之地；文化之花，从来绽开在蛮荒的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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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类型与感官类型的生活也是这样，它们尽管外貌对立，却在事实上暗自沟通。而“此种生活类型”的根本败坏，足以导致“彼种生活类型”的萎缩以至瓦解。一方面用力过度，不但致疾于自己，而且传染瘟疫。



例如，要考察精神生活类型的健全程度，请到它对感官生活类型的作用及影响上去探究！要考察感官生活类型的健全程度，请看看它究竟是使精神类型的生活变得更有力还是更软弱？



“穷奢极欲”之所以不足称道，仅仅因为它是软弱之源。穷奢极欲，乃是对可贵的反压抑力量的无谓毁灭，所以是令人厌恶的“增熵行为”。这类增熵行为，由于和生命的“凝聚”之精义背道而驰，而沦为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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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意味着：它并不创造什么，而只是一种容易陷入的因而是低级的消耗。而反压抑力、抗沉沦力的艰难的因而是崇高形式是：新的宗教、新的艺术、新的科学、新的政治。



其“中庸形式”是：入不敷出的生活，坚守世俗的善而远离世俗的恶。而这两等级间的媒介，就是“禁欲”。通过这媒介，后者得以朝拜前者，前者得以支配后者。尽管这两等级间的差异是难以混同的。它们可以互通，但本质特征不会泯灭，它们之间的权力的争夺战永远不会平息：这是不同的生活式样对同一能源提出的权力要求。“能源分配”成为一切斗争的焦点。



然而，从来就没有“公正的分配”。一切“现行的分配样式”，总在不断强迫人们承认它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所以，“能源分配”的斗争不会停止。于是，人们竞相确立自己（尽管伪装以复数的形式）在感官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优势，“分配能源的特权”中的谈判和休战，只是备战并使战争升级最终达到征服的某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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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权力，是一切简单的、直接的生物欲望的对象。在世俗的权力中，储藏着简单的生物欲望得以宣泄的可能性。精神的权力则反之。它与世俗的权力有共同的背景和渊源；也有不同形式和不同要求──它们驶向不同岛屿的航船，尽管出自“同个造船厂”。



权力意味占有，权力导致占有──这是由人性中的惰性和物欲肉欲决定的。劣根性驱使人类，仿佛不实行占有，权力就是未成的乐章、不完美的风景画。这样的权力，与“反压抑力的不断增长”势同水火。如此堕落的权力，与反压制的使命成为敌对势力。结果，原来反压制的权力，现在却无谓消耗，直接导致权力的没落。



这就凸现了权力的罪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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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钟为谁而鸣？”为占有权力的人们而鸣。



“丧钟为谁而鸣？”



为那些踌躇满志心宽体胖的家伙而鸣。



──虔诚的人们！永远不要“寄望权力”！更不要寄望于任何社会结构的核心！他们只会用你的虔诚做成可口的佳肴，用以款待他们肮脏的同伙！



──虔诚的人们！你们明白，在权力辉煌灿烂的背面，是那永远朽败的虫蠹。不要对虫蠹抱奢望。他们不能挽救你们。他们，只懂得以善良的无力者为食，甚至干脆以食尸者的技能来互相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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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罪恶性，还在于它的消极性而非它的积极性。



权力的罪孽不在于它制造的暴行，而在于它导致的软弱。所谓“权力”，就是通过大量的、使人感觉良好的消耗，来使原来的强盛力量逐渐虚弱、虚脱，进而走向彻底的衰落和毁灭。



而堕落的权力也就意味着“压迫”：压迫它物、压迫异己势力。而被这样的权力压迫，则是一切向上的生长中权力之起源。各种升华和净化，都是以堕落者的迫害作为自己的助产婆的。因为说到底，升华和净化，就是把堕落者的攻击，当作自己的养料，从而完成新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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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就这样，与“罪恶”结下不解之缘。罪恶，就是无谓消耗反压制力量，向沉沦的趋势步步退让。



下面，也让我们略论“罪恶所拥有的价值”：



罪恶所拥有的价值，是终于激起了反抗，从而迫令“为罪恶付款”，包括“付出生命的和灵魂的款项”。这就是何以人的本性中有罪恶因子、但人又不甘心于罪恶的基本来由。一切罪恶，说到底无非是由于它们导致了或加剧了软弱状态因而才成为罪恶的……而“付款”是要从外部进一步加深其软弱状态。“报复”的理由是基于，人的本性不喜软弱而好刚劲，为了这个也仅仅为了这个，人开始学会，恨罪恶而慕圣洁。他从本能知道了，圣洁是刚健的前提，圣洁能“蒙神的宠爱”。



人性中这些深刻的矛盾，是基于“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于是“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的两面性，于是，圣洁与罪恶、反抗与顺服、解脱与压制、以及权力与创造──成为不可拆散的同体姊妹……



而所谓权威，又是权力的人格化。在没有权力的地方，决不会产生权威。因为权威是人格化的权力。权力的人格化，有时落实并体现在某个人（或某群人）的身上；有时则不然。在后类情况下，它可以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甚至是军事机器或国家机器的力量的人格化。结果造成自然崇拜、社会崇拜、文化崇拜乃至、军事机器及国家机器的崇拜。这些崇拜也是基于对宇宙根本力量的忽视和背离，是“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偶像崇拜，也是会削弱人的内部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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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所说的“权力”，主要是就权力的狭隘的、表面的形态意义而言（即权力的社会形态）；而实际上的权力，则是无所不包的，如自然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甚至精神的权力等等。



无所不包的权力，真实而完满，他不是生命活动的附庸，而是超越生死、支配宇宙的能力。它既是爱又是恨，它既崇高又卑鄙，它时而波澜壮阔时而涓涓细流：它跃出作为生物的人们的思想、语言，它的作用，使自以为超越了生命及其派生物的人们，瞠目结舌。在实证主义者密密麻麻的近视眼看来：如此广泛而脱俗的权力，怎么可能存在呢？这样超凡的权力，如何“用生活和实践”的鼠目寸光来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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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者，尤其是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者，只有能力承认使人感到痛苦和不适的社会权力。因为社会权力是人造物，是人的理性可以完全理解的。实证主义者只会承认经过习俗或法律认可的权力，然后再以阿谀奉承的态度，视伸缩的演化的力量，为“直至万世”、不应更改、不该变化的天经地义。



实证主义者的权力狂哪里知道，历史之天，乃是无经无义，无道无德，无恒常无定性的永久混乱？永远迁化、永不凝固的混乱！蠢蠢欲动、生机盎然的混乱！在这绝对的混乱、相对的秩序中，没有什么固定的对象可以依靠──除了那充满悲剧性的怀疑精神，而“上帝则是最根本的怀疑精神和创造精神”！这一点只要看看《约伯记》中上帝在旋风中的出现就一目了然了。所以耶稣要对门徒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背上十字架，也就是把自己托付给神，坦然面对彻底的不可知性。“背上他（自己）的十字架”而不是背上耶稣的十字架一语，已经否定了传统教父学强加给“十字架”的僵硬意涵。

十字架，也许是宇宙生命那无限但并不确定性的隐喻和象征？所以，十字架能驱魔。因为机遇的威力，在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畏惧，如果我奉不确定性为宗主，从此何惧之有？而实证主义者们根本不能理解：除了荣耀和升华之外，痛苦和不适当然也是权力的有机部份，也是来自权力的运用。除了值得称许的荣耀与升华、痛苦与不适，微不足道的生活、平淡寻常的事务，也一一来自权力，来自对权力的运用和抵抗。



这里只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区别，而没有“存在”或“不存在”的区别。这就是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八、权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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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迷惘”。例如，一个人在目标明确、信心坚定时，可以忍受大量的痛楚、非常的折磨，而不以为苦。甚至一个摇摇欲坠的病躯，也可以在此等意志状态的驱使下，焕发可惊可泣的光辉力量。但“迷惘”却足以使一个健壮的躯体，弱不禁风，并使幸福平和的生活暗淡失色、满目尘埃。



“迷惘”起源于归属感的失落。比如，在许多亡了国的遗民中，就普遍弥漫迷惘的情绪。在某些社会性或国际性的巨乱（比如世界大战和革命浪潮）使原先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时──迷惘的情绪也会起而主宰人心。这仅仅因为：原先牢固的归属意识，这时全然崩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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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一切动物，事实上都有极强的归属感，这往往现形为故乡的眷恋。从渊源说，这是从植物对土壤的依附发展而来的。人和植物甚至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除了眷恋物质环境外，还依恋文化形态和精神事务。对此，自杀前夕的诗人屈原一语双关地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对动物来说，这只是一种本能；而对人来说，除了本能还有意识的作用。这样一来，生活的需要，就上升为精神的需要。这就更加使得社会性的归属，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了！“精神上的故乡”和归化的第二故乡，往往比事实上的故乡更加可爱。非可爱也，乃是文化上的故乡，较之生物上的故乡，能够激起更强的归属意识。



这是为什么？这仅仅因为，“上层建筑”比“经济基础”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而人们，不论奉行怎样的教义，总是倾向于崇拜更大的权威。即使从事实上说，经济的活动影响了心理的活动，但在人而言，经济的存在却是模糊的、间接的、它只通过心理状态和意识形态去影响人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为理论脱离实际”（“他说的话，自己都不相信。”）的虚伪性而感到“迷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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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上宣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抄手们，当他们讨论世界历史的演变（“社会发展史”）时，却十分奇怪地不以经济形态的变化来划分他们的“新纪元”，而是坚定不移地以某个政治制度或政治事变的开端，作为他们的“历史分水岭”，如“奴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等。他们甚至把最大的热情，倾注于某个政变（如十月革命）的讴歌上，这时，“经济基础”的神话，已被贬为可以由政治力量任意改造的丫鬟了。到底是政治决定经济还是经济决定政治？个人崇拜随之兴起，而且成为压倒一切的“历史任务”。



这突出说明，权威是生活不可缺少的参与者和主宰者。尽管，有自然的权威，有社会的权威；有世俗生活的权威，有精神生活的权威。但是什么样的权威，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生活：无机世界的生活，有机世界的生活，社会世界的生活，心理世界的生活……就是分别来自星系的权威，地球的权威，他人的权威，自己的权威……地球的主人，还要服从星系的权威。



人，终究还是要通过人格权威，去认识无人格的权力的。人，只能这样发现并理解人格化的权力。所以，即使我们不妄谈所谓的“因果关系”，我们仍能发见，权威，在人生和历史的进程里，拥有决定性。权威，就是作用于人生与历史、社会与文化的那种权力。如权威之支配历史，是在潜移默化中，重塑历史。于是，所谓历史，就是从这个权威过渡到那个权威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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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时期”的划分，实际上都以某一权威的崛起或陨落，为其标志。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无论哪个学派，无论它如何宣称与此相反的“平民化原则”（如高唱“奴隶创造历史”、“人民革命万岁”），其实余与专制暴君只有一墙之隔。人们实际上都亦步亦趋、像走狗一样遵循着对于更高权威的承认、叹服和阿谀奉承。例如，是秦始皇的出现，而非什么新经济结构或新生产技术的出现，一举结束了战国、开辟了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同样，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而不是透视法，给予近代油画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因为透视法早在几万年前的洞窟壁画时代就产生了。但洞窟壁画时代没有达·芬奇、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年）、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年）。而正是这等“权威人物”的来到，才有力支配历史的发展，岂是简单的宣告或是“标志”而已？



“历史的发展”，就是通过此权威对彼权威的“取而代之”，而实现、展开的。在两个权威之间的空旷地带，历史的清晨显得多么荒凉。在项羽的言行所显示的项羽意志中，“取而代之”的躁动及其塑造历史的奇妙功能，充分而鲜明地呈现出来！取代里，有承继，正如破坏中，有建设。但取代仍使人耳目一新，犹如破坏将顽固的障碍一扫而光。人们是通过取代，来理解历史，并把握历史的。犹如通过对原始土壤的打破和耕耘，建立自己的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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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此是从彼权威到此权威的纽带。权威，就是历史盘根错结的中枢。历史的乱麻，只有到权威的底里去探究，方能理清。历史之谜的获解，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人格权威的心理学”和“权威势力的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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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多少“权威”？以其对世界“历史时期”的划分，宰割了我们对历史的完整理解？因为这样的宰割，可以证明他们的趁乱夺权的趁火打劫的“造反有理”？新权威的光临，有时把历史一截两段，有时却要接续断烂的历史。人们习惯于称前者为“破坏”，而称后者为“创造”。尽管在事实上，这两种作用是彼此渗透、互为表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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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段历史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只是某个权威的黄金时代！这权威被后人奉为公认的鼻祖。



某段历史的“黑暗时代”，也是就某类权威而言的黑暗时代。



没有普遍的黄金时代，正如没有普遍的黑暗时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他们”的黄金时代，正好是“我们”的黑暗时代；于是“我们”的黄金时代，也就意味“他们”的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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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权威必不可少──他是一切生活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润滑油，他是一切生活的指导者而不仅仅是宣传家，有了各种各样的权威，才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权威，有什么生活，就有什么权威；有什么权威，就有什么世界。欲摧毁一种生活，先摧毁其权威；欲建立一种生活，先建立其权威。权威后于生活，权威先于生活：权威是两种生活之间的媒体！



权威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件事实。羊群有自己的首领，狼群也有自己的首领；凡有群体的地方，就有自然形式的权威。这不是灰色的理论家们可以一笔勾销的。



权威之所以经常流为僵硬而殊少活力的偶像，权威之所以经常成为扼杀新事物新人物的卑鄙杀手，是因为权威一旦形成，他的主要职能便是自保，拼命压制他认为对自己的权威性构成挑战的新权力。我毫不怀疑，如果耶稣今日重临世界，还是会被正统教会的权威宣布逐出教门，并被信仰基督教的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的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宣布驱逐出境，最后依然还会遭到死刑判决。区别只在，这次不是钉十架，而是坐电椅！杀害的手段文明了，这就是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这样不断宣布革命者死刑的权威，第一要义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在事实上已经成熟到腐败的程度。成熟，并不像功利主义者们所断定的那么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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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熟到腐败，仅有一步之遥，而且这一步是必不可免要迈出去的。



“熟透了的权威”，比之熟透了的文明，更是历史发展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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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威领域内，“扬长避短”是不可能的。权威和万物一样、且比万物更甚，携带可怕的惰性。这惰性使权威变得格外有害，越伟大的权威也就越有害，报应丝毫不爽。要想从这命运下逃脱，只能求助于奇迹；而自以为是的补救方法，也是毫无用处的。历史的风暴之所以令人感到清新爽快，无非因为它扫荡了熟透了的权威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霉气，和使人发憷的温热。



如此看来，唯一的希望在于新权威的继起！他打破古旧权威与成熟权威的垄断，犹如厚厚的乌云，闪现一道湛蓝的天。尽管新权威也会成熟、腐败的，但他现在毕竟尚未成熟与腐败，他还满含活泼的生机，他还没有学会矜持和官腔，他尚未颟顸蹒跚──他正专心致志反抗使人窒息的一切，义无反顾，使人感动的一切，就会来自他的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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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威的滥用并非强大的标志，而是腐败之尤。这不是“激愤之辞”。因为，每当不顾场合与时机而滥用权威的力量时，就说明权威的内在力量已经结束了。这时，起作用的不是权威的实际功能，而是他的形式本身。他利用多数人们对其形式上和习惯性的服从，来横征暴敛，而再也吸引不了明敏者的注意，无从激励他们的首创精神。如此，权威的灵魂已经瓦解了！



这样的权威决不是什么万妙灵丹。权威原是有所为而发的，任何权威都有其特殊的功能，为解决某种危机而来到世间……当一种权威被“普遍运用”时，可悲的暴戾时代就降临了。权威的内在空虚，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整个社会和全盘文化，染上不可医治的虚胖症。当代历史中的实况，有力地论证了我们的思想：某个权威的“大器”及其影响，并不是什么客观事实，而仅在他似乎满足了人们的权威感！天神、国王、英雄们内在力量的度数，取决于它所唤起的权威感。所以，某某形式的天神、国王、英雄都难免衰微，但天神、国王、英雄后面的“那力量”永不衰颓。形式在变，但内含的力量常在。人的权威感于是出之以不同的假面，借用任何光灿夺目、喧宾（形式）夺主（内在力量）的时髦装束……但权威感本身，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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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感背后的“那力量”，反压制、抗沉沦，鼓舞我们，创造了有关“天神”的种种灵魂学说。人为了更有力地活下去，必须凝聚更大的力量，必须把自己与某种更大的势力（如“宇宙的主宰”），结合起来。



这一结合可以出之各种形态。它可以是“正”（投效形式），也可以是“负”（反抗形式）──还可以是其它形式（“合”）。但人却无法真正“中立”，他必须对此做出某些“抉择”。他必须以某种形式，与上述势力结合。否则，环境的压力将使他粉碎，便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孤独、沮丧、颓唐、崩溃……这就是“权威感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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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渴望权威。不是渴望自己成为权威，就是渴望寻求并归属于一个权威──以满足自己的“权威感”。



天神、国王、英雄──就是“人的权威感所造就的光辉形象”。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喧宾夺主的工具。并不是有形有性的天神创造了世界！也不是人的幻想创造了天神！而是创造了人的权威感的那种力量：塑造了命运观念的千奇百态。形形色色的神王或霸主、古代英雄和现代领袖──在那深而又深、玄而又玄的力量看来，只是些飘浮不定的影子、人的权威感的影子。



由此看来，特别强大的权力来自三方面的综合：



A，尽天性而有逢其时──来自天；



B，内部的协调一致又不扼杀创造潜力──来自人；



C，对外关系中的为而不有──来自地。



这样的权力论，是古老的而不是新颖的。这样的权力，更加腐蚀人，而不能使人强健。如此系统的权力，在中国生活中已经成为扼杀灵感的一个借口，因其披上了“理性与科学加命运的面具”──而变得格外有害了。而真正的自由，倒是死亡的儿子（而不是权威的儿子）。哪里有了死亡的影子，哪里才会升起自由的曙光……一切自由，归根结蒂都是生命的自由。不但是人的自由，而且是“动物的自由”、“植物的自由”、“原生物的自由”甚至是“众神的自由”。那渴望摆脱命运的努力，那充满狂喜精神的斗争……自觉不自由的人类，才欢呼那致人死地的斗争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为了这样的斗争，“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已经奉为金科玉律；而对于自觉自由的亡国奴，如此奢侈的自由，是不可理解的，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汉奸思想的表达。在腐败的权力论熏陶下，亡国奴个个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1236—1283年）理论，但个个躬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张弘范（1238—1280年）“实践”，形成“国军来了迎国军，皇军来了迎皇军，共军来了迎共军”的千古奇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亡国奴的理论历来如此。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九、略论弱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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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这一题目，首先需要定义这里使用的两个基本概念：“弱者”与“美德”。



“弱者”，顾名思义是指躯体力量尤其是精神力量薄弱的人。



体现在人类身上（尤其具作为“社会人”的力量，有各类名目繁多的分化形式。如，权力（即支配别人的力量）、服从力；体力、意志力；想象力、一般的智力；对其余人类的诱惑力（包括对同性及异性）、对其余人类的反抗力；交际能力、战斗能力；道德力量、反道德力量；情绪的冲力、克制情绪的自制力；忘我的能力、唯我的能力；适应力、固执力、探索力、忍耐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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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由于是各种形态的人们组成了社会，并试图发展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所谓“合群性”的自然结果），于是人们身上的许多个性受到了阻遏，有时爆发为公然的反社会倾向。合群性使个人的力量很难不体现在他和别人、他和社会的关系中，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处境，往往反映了他具有的力量状态。又由于没有两个人的力量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各人在近似环境中的具体处境实际上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在上面列举的生存力量的分化形式，因而也是相应的。人类心灵深处的利害观念（它派生为：美丑、真伪、善恶、阴阳等等），都正好与对立的分化形式合拍。



最有趣的是，在一个人身上，这些互相对立的力量往往是并存的。这些并存的对立力量还会抵消，有时也会互为助长，例如，一个人力量的总和，并不是各类对立的力量分化形式之间，绝对值的相减，而是各类绝对值的相加。也就是说，体现在人身上的力量，尽管可以人为地分为若干对立形式，但它们本身却是生存力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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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就是指在上述力量上绝对值上较小的人。一般说，人格及人性上的弱势，总要体现在其社会关系中，并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如，世袭因素、帮派关系、意外的幸运等等）。“弱者”一般有其软弱而难以平衡的弱点，以致他的强点不足以弥补；而他的强点与他人相比，又可能还是太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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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美德”？如果不带任何成见，就应该承认美德就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发展的那些特点与品性。真正的美德不能通过训练来获得，最深刻的美德，在最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不失其真的美德，不是由于“群众心理”的作用，而是来自人心深处，仿佛受到神的感召而突然说出许多方言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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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有什么“美德”？



据上述定义，“弱者”比之“强者”，本无所谓“美德”可言，就力量的角度说，“弱者”原先只配被视为“恶德”的人格化。那我们的用意是否权在搜求“弱者“的残余美德以供世俗的观瞻呢？是否仅为证明弱者也有强者的特长（即“美德”）呢？



不是这样。需要证明的恰恰相反：在弱者身上才蕴藏真正的美德，是因为弱者比强者更有成长的希望：弱者的希望在于未来。凡体现为“弱”的人，是正走向“强”的人；凡体现为“强”人，是正走向“弱”的人。现在的弱，为前此之强的报应：由于表现为“强”而消耗过多，未来只能逐渐弱下来。反之，现在的强则为前此之弱的回报──由于他一直表现为“弱”而有所积蓄，现在才可能逐渐走向强大……



其实，这种理解并非自我而始，在耶稣纪元前五百年出现的《老子》中，早就如此闪烁着如此智慧的光芒了：“强弱相形，高下相倾。”《老子》揭示了，在人的生命中，“不幸的创造“对决“幸福的中庸”的。尽管这个权谋专家是谴责创造而赞美中庸的。（在这一点上，老子和儒家沆瀣一气，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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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本质是什么？是节欲。



所谓“中”，就是处乎禁欲与纵欲之间，不是作为瞬息即逝的过渡（从禁欲之寂静向纵欲之喧闹的偶尔经过），而是作为长久、稳定的驻屯。



能守“中”者，方能致“庸”。庸者，常也，用也，平安也。所以，“中”是道路，是方法；而“庸”是目的，是归宿。



“中庸不可能也”（《中庸》语）里的“中庸”一辞，是指绝对的中庸，也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由于恰到好处的节欲得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理想状态。这理想，是在激于苦难而动摇不定的战国时代而兴起的一种理想（不仅是古代的战国，而且是当今的全球化），所以根本“不可能也”去付诸实践。



还有另一种可能实践的“中庸”，不是上述绝对的理想中庸，而是相对的实践中庸：此种作为生存技巧的中庸不仅可能，且早就被人广泛采用为生活的原则。生存技巧的中庸原则，不仅适用人类社会，且被整个动物界乃至整个生命的适应性普遍采纳和施行──人的理性正是受到这现实的启发，才发明诸如此类的“老子理论”（其要义也如官方的“理论原则”，归根结蒂无非是“谋生的原则”）……在这意义上，“中庸”就是平衡，“中庸”的实践可以帮助达到社会的和谐。



那么，“创造”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是反抗“压抑”，是打破平衡，是“改变结构”──凭空的创造、精神的弥漫等等，并不存在，除非是作为庸人们自欺欺人的白日梦。而有依据的“创造”，则是生命的现象，是有机体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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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是主动改变自己以迎合环境，但不被动等待环境来碾碎自己。照此看来，两性繁殖及奇妙的基因配备，实为一切“创造”中最大的“创造”。所以周易颂扬阴阳调和的夫妇时义。说出生命世界中一切可以想象的创造的源泉。



这样一来，争夺基因的传布几率，便成为生物界一切战争的焦点。这也是一切“精神创造”的焦点，且扩大为人间一切痛苦与不和的原由所在。改变结构（生理结构或心理结构；组织结构或认知结构）的目的，原不在于“纯粹意义的创造”（这本来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而在于争取自己基因传布的各种机会！在许多场合下，这要通过改变各类基质的原有结构及序列而实现。随文明的进展，基因也已经不再是指“生理──繁殖系统”的本义而言，而更多是指“心理──交感系统”的衍义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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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与“创造”的对决性在于：中庸致力于维护现存的结构，创造致力于改变现存的结构。中庸与创造因此水火不容：在中庸失败的地方，创造力才有用武之地；创造力已经枯竭，中庸的敷衍才开始……



中庸的成功，体现为现世的、物欲的成功、中庸的成功，壅塞了创造之途。对创造者而言，“罪莫大于中庸”，不失为绝顶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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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成功，体现为艺术的、精神的成功；创造的成功，是对中庸的无情诋毁。中庸是生命的普遍原则，中庸，就是“走最小抵抗的路”，但更多是流于所谓“水向低处流”的生物惰性。对中庸者而言，“罪莫大于创造”也是必然的，因为创造行为必使中庸力图保持的平衡归于解体，正如中庸抽掉了创造的底薪。



大凡创造者，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一般都是作为失败者至少是失意者，而登场的！也许只是为了挽救原先的失败，为了弥补内心的失意，他们才致力于创造。世界给他们太多的苦恼、太毒的剧痛，他们才在创造中找到安慰和乐趣。他们的创世记，起先是逃避、游戏，而后经历多次的重复，才形成牢固的习惯、“天生的冲动”。他们用创造慰借自尊，并获得复仇的力量，酝酿卷土重来的意志。复仇，这是多么优美的创造借口？



而中庸者却与此相反：这些今世之子，不是趾高气畅、心满意足的主人，就是心甘情愿、低声下气的奴仆；他们从中得到同样的满足，感觉同样的生活乐趣。所以，他们对维持现存结构，要比改变现存结构，具有远为巨大的热情。如果说他们也知“热情”为何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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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礼记·中庸》篇所表述的那种理想的、绝对的“中庸”，是生于乱世之极的思想创造！而不是生物的真实实践原则。《礼记·中庸》表述了“中国文化的精魂”，但是它的中庸论述何尝不是“披着中庸外衣的创造阴谋”？如此这般的“中庸之谋”，当然应该排除在我们的上述谴责之外。



“中庸”是阴，“创造”是阳，阴阳对立又互渗；中庸与创造，实为历史的两仪。中庸与创造，本无善恶与优劣之可言，唯其“适时与否”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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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越是稀少的时代，则创造者的价值越高。



这时，中庸是体，创造是魄。这时，创造与“生命的歉意”相连，中庸则以“生命的满足”自诩……是啊。“慕虚名而处实祸，君子不为。”曹操的这句名言，宁愿摒弃生命的满足而趋向生命的歉意？于是，他便以血腥的创造来回答内心的歉意？──这就是弱者的美德？这就是曹操家族这个托庇于宦官和阉逆的“新兴篡权者系统”得以臻于强盛的秘诀？





第四章弱者的力量





十、底层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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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的新生力量常常来自底层？“压制”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为什么佼佼者常常出身穷乡僻壤或远边小镇？因为那里的人们尚未彻底分化。那里的人们和他们的子孙，血液里还蕴藏着神秘、原始的蛮劲。



“无产阶级”之所以比“资产阶级”更有前途，不仅因为他们处于压制状态，因而得以凝聚内在力量；而且由于他们属于未经彻底分化、多少“浑浑噩噩”的一群。浑浑噩噩，也许是“蒙昧”的同义语；但现代人或许忘了或许不敢承认：这，才是远大前途的真正保证。随着现代产业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也要日益分化，那时，情况就会发生很多变化……



生活在“社会核心”的人们，在分化已到尽头的现行框架里，仿佛还能应付裕如、出人头地。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过度分化的灵与肉，就难以临机制变、起而创造了。那些没有负担的“乡下人”或“野蛮人”，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无知是他们的应变能力的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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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蒸蒸日上的文化天地的人们，才是“万物之灵”。他们精神饱满，目光熠熠；他们胸中满注灵感，行路时脚下生风。这是一群多么健康、完全、无拘无束的动物啊。而没落文明中的居民呢？不过是一群奄奄一息的行尸，一堆等待拍卖的处理品。他们哪里是什么“万物之灵”，他们是一切生命类型中至低至劣的“药渣”。……最高级的药渣，还比不上最低贱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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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观念的淡薄、距离感的瓦解，是剧烈的社会疾患就要疯狂并发的前兆？它会使一个好的集体（从抽象的“人类”到具体的“社区”），逐渐式微、失去优势；也会使一个坏的集团，不堪一击、迅速消解。这是心理病毒的滋生与蔓延的结果，而且往往是从“上流阶级”开始的。而这种开始本身，也正是上流社会业已腐化堕落的证据之一。



纳妾、尤其是在下等社会拈花惹草，然后将其列为自己继承人的母亲，就是这心理病毒的强烈发作之一，也是心理病毒的扩散最容易借助的社会生物的表现形式。而在妓院里穷凶极恶地搜寻花柳，与之相比之下倒成为无伤大雅的闹剧了。因为这对社会距离感的破坏程度，毕竟要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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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文化的精品，只能在闲暇中、有距离的闲暇中产生，决非碌碌谋生者的“产品”（如某些外行领导内行的政客大言不惭的“精神产品”）。它们的作者，多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幸被抛入闲暇深渊中的人们。像现代阶级论的口头禅说的，他们要么是“奴隶主”、“剥削者”；要么是“自由职业者”、或“流氓无产者”甚至“残疾者”。例如在文化意义的中东地区（在地理意义上是从北非、中东到印度甚至马来群岛链的那些“伊斯兰教”部分），古来就一直有许多人士自愿加入上述行列中，他们采用出家的托钵僧形式，在宗教全盛时期的“两端世界”（即上述文化中的西方如希腊、罗马、西欧及东方如中国文化圈里的华、日、韩、越等）──这类自愿弃家出走变成“无业游民”的运动，也曾给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和战争以深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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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比劳作更痛苦，犹如疾病比健康更痛苦，因为闲暇与疾病，是动物生活中的变态：动物本来该是忙碌而健康地劳作着的。这劳作有时表现为“劳动”──有时表现为战争，有时表现为游戏与消遣，等等。



人们所以共认“老、病”为人生之大不幸，正是因为在风烛残年与病弱衰竭中，人们亲口尝到闲暇的真正苦果。闲暇于是成为不可排遣、难以缓解的慢性绞杀。而在其它人生情境中，闲暇之苦至少是可以排遣、转移的；相对的派遣、有限的转移，无形中就使闲暇的苦痛得到了某种缓解，尽管并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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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自闲暇”，这就是说，正是对闲暇之苦的反抗，催发文化的萌芽，如果正视被称为“历史”的那些经验，我们就会明白，高级文化不同于工艺美术和科学技术之类的应用性文化（在古代文学上，高级文化被称为“文”；应用性文化被称为“笔”）：它的功用在使人“忘忧”。欣赏它并陶醉其中，固然是“忘忧”的一重天；而开创它、为它狂喜，则登上“聊以忘忧”的九重天。无论宗教、艺术、哲学甚至某种战争和“大政治”，都是这“忘忧世界”的使者，它们都是“非应用性”的，和现代的经济动物的意识大相径庭……所以，它们都被现代的经济动物诋毁为“前现代化时代的遗迹”。



例如“礼”，是社会行为的规范，它的心理形式被宋儒表述为“理”（或“天理”）。礼与理，在生活意义和精神意义上，为人的精力之外向的放射，规划出无形的方向感。这，乃是一切高级文化的基础，也体现了默默无闻的代价。



再如说某某精神人物如何圣洁，其含义无非是指：他用明确的自律，代替了”普遍信仰“的抑制及防腐作用，从而造就了一个慎独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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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越独特，行为越不凡，则越有价值，于是也就越是难以推广。有价值的事物，是推不广的；推广了就乏味了，推广了就变质了，推广了就完蛋了。能够推广的事物，先天就缺乏真正的特异；否则，它独力对抗外部世界的强压，岂不将使所谓的“推广”成为水月镜花。



还有，哲学的黄金时代，社会是呈现开放状态的。这时，哲学生活与社会生活，浑融一体。如希腊古典时代、欧洲近代以来……中国春秋战国、唐宋时代。哲学的衰落时代，逐渐退居于书屋。这是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时代……中国两汉．明清时代。



罗马国教时代、西欧的中世纪，中国秦代、隋代以及现代中国，则是哲学消解的时代，哲学的残余活动和最后闪光，被迫陷于“地下状态”。新的生命，就是这样从地下状态开始出发的。早期基督教的地下礼拜堂，就是一个著名的事例。来自底层的活力，终将冲毁地表的陈腐，形成蔚为壮观的异象。──这就是“弱者的力量”，来自底层的活力。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一、权力意志说的低级

二、多数人的纵欲

三、被压制者的美德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五、野蛮与贤明

六、怪诞的认识论

七、把握与理解

八、超级诈骗犯

九、争雄与守雌



一、权力意志说的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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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力在三大领域中的体现：



A，对自然界争取平衡的也即对“非人势力”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各样平衡自然压力的防御手段，时常，这种防卫以进攻的架势装潢着……打卦占卜、命理八字、风水堪舆、星象学、骨相学、手相学，也属这种“权力”。这些，大体属于“生存欲望”的领域。



B，对人世间获得优势的也即对所谓“同类”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军事征服、政治奴役、经济剥削，其比较现代化的、文雅虚伪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表达方式为“统帅”、“领导”、“企业管理”以及“公共关系”；“互助合作”、“献身赎罪”等等，也是相似的意思。这种权力的形式，更为复杂，即使恋爱、婚姻、家庭甚至偷情、通奸、私生子，也在它的控制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意味着权力的运用。所以，性欲比其它欲望更危险，因其对象不是物而是人，是具有欲望和意志的另一个活物。这一方面使得性欲变得更有挑战性，另方面也使它更为捉摸不定：从而成为社会权力的焦点。而秦始皇式的“四个伟大”，则是社会权力的登峰造极。而所谓社会，是以权力为纽带，并进一步以谋求权力为目的。社会压抑，反而膨胀了权力、权力感、权力欲，从而也产生了权力的腐蚀作用，即无情消耗了反压抑的升华力量。这些，大体属于“权力意志”的领域。



C，对自我进行限制的也即所谓“返身”或“修身”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为：神话、哲学、宗教。我们今天已能确认：人仍然是动物，人这物种与其它动物的最大相似，是同样摆脱不了欲望的奴役。而欲望作为本能的反压制力量，来是维护生命并扩持续张的工具；可是，人的权力过度加强，却适得其反。这是因为权力的增长，意味压制的减轻，结果，人不仅没有解放，反而用腾出来的手反对自己、作贱自己，用自杀的方式进行“高尚消费”。人间的所谓“权力”，原是改善人们生存状态的手段，这时却恶化了人的生存状态。其罪恶的黑色魅力在于，诱使人自已扰乱自己并瓦解“人向高处走的创造途径“。越是庞大的权力，就越给人生涂上虚假的色彩。这色彩可能是血腥的，也可能是桃、红的；可能灿烂，也可能阴惨──但总不免虚假之一途。以纵欲代替创造、以占有代替革新，就使得生命流为形式，使得生命得以兴起的根本要素，被严重削弱，甚至暂时消失了。生命的基础抽空，生命的灵魂蛀空。这时，神话、哲学、宗教等人对自己的权力，代替了人对自然和人对社会的权力，成为“唯一的救赎”。这时，人的良心开始拒绝把“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的启示──作为宣道和诈财的幌子。这些，大体属于“道德情操”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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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操的载体说：“有一天，我将被人们庸俗化。”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即使十字架上的苦难也不过如此？除非，我们理解了上述过程的循环性，并把“压迫与反抗的哲学”视为道成肉身者的道路。



一种作为压迫结果而出现的反抗哲学，这哲学又将以新的压迫及新的反抗──激活世界史的阴沉……世界历史浩浩荡荡的挣扎，最后不过凝练为几个字样。



压迫是消极的，是阴的状态。但它引起的结果却积极，是阳的状态。



反抗是积极的，是阳的状态。但它引起的结果却消极，是阴的状态。



此谓阴阳调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反压制对压制的抗争，造成生命状态的高涨。正如一个人如果处于完全被保护状态，日久天长必丧失生命的精华。这就是为什么当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的特权地位一经巩固，其命运立即开始走向衰弱的原因。统治者凭借世俗权威而不可避免地自我放纵，可是他究竟是否知道：他维持权力及享受权力，在在都耗费其精力，直到他重新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酒囊饭袋。



尽管这对一个阶级或集团来说，不是几年的进程，而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进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同样，一个较和平、较幸福的时代，其人民的精力也较为衰弱；因为享受和平就意味着丧失精力，这其中“一进一出”的差距之大，触目惊心，崛起与没落之间的剪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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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一生，既无苦难来积存精力，还要通过幸福来耗尽精力──我们的子孙怎能不孱弱呢？



在积累精力的意义上，“社会奴役”有其积极意义：它提供新的生长所必须的新的压力，并为新的积蓄提供必要的监狱般的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治世”、“盛世”、“黄金时代”，大都是风行中庸思想的时代。历史过程其实不讲中庸，所以理论上风行中庸的时代，实际上只是维持现状的过渡时代：从严酷的压迫走向普遍解放的过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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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普遍的解放，即接近社会的普遍解体──这是与更严重的社会衰落为伍，从而为新的转机、新的压制准备了土壤。这过程对个人也许太漫长，但它的起伏线索在历史学的透视下十分清晰，没有某种形式的“奴役制度”，文明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无法诞生也无法长大；所以在奴役现象削弱之后，文明会因为釜底抽薪而濒临覆灭。消灭奴役，就是颠覆文化，只能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变态反应”，因为差别待遇是任何结构的前提与基础，结构中这部分对那部分的奴役，合乎自然法则。尽管一切制度都必衰落，但制度的衰落毕竟是漫长的过程；黄金时代甚短，而且常常处于制度的半衰期：文化大炽，是制度这种社会监狱和社会压制的“半衰期所特有现象”……因为衰落是个完美的休息！



当然，从烧火到开水，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历程，所以，文化鼎盛的时代（相当于水开的时代），不是最严酷的奴役时代（相当于烧火最旺的时代），所以文明的鼎盛时代要稍居于严酷的奴役时代，并体现为奴役状态的不断缓和；因为自由的创造，实际上是释放那严酷的奴役时代大量积蓄下来的社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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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奴役的来临，将构成（继当今的自由放纵而后的）“下一回合的世界历史”，世界将体现为“全面的衰落”。不过没有惊慌的理由，这不仅是迟早要来临的，而且也是过去数百年繁荣的事后“代价”，更是数百年后重新繁荣的预先“投资”。不理解这一点的人，怎么能说自己“懂得历史”呢？



今天，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伦理意义上吹嘘社会奴役的无量功德，而是从历史功能来说明“奴役对文明的保姆作用”。过去的评论家仅仅注意：社会奴役提供了文化的物质基础，并使精神贵族从贱民社会的埋没中颖脱而出，并通过社会分化（这必导致并强化社会奴役状态）来实现文明的崛起；而我们今天要特别指出：社会奴役状态不仅提供了物质的文化准备（剩余价值和社会距离）；它的最大贡献还在于造成了心理上的革命：封闭一切可以“正常发泄情欲”的孔道，从而开辟了“社会精力的金库──银行”。



而天下最大的社会奴役状态，莫过于普遍信仰对人心的桎梏。普遍信仰的时代实际上构成文明社会的休耕，一个重新野蛮化的时代。普遍信仰可使文明、堕落的人们恢复其野蛮本性，在身心两方面重获生机，聚集再出发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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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治世、盛世、黄金时代，其社会权力依然不是把人导向生命的积累，而是把人导向生命的消耗。本来作为生命的工具而出现的东西（如欲望、快乐等），现在篡位为生命的主人。乱臣贼子，统治天下，杀手成了大救星。



对人而言，大多数压制都是自己有意无意为自己寻找，并心甘情愿加诸自己身上的。其情其景，甚象“自鞭教徒”的盛大游行。



人为什么自寻压制？



尽管这自寻压制的倾向，不容易被人察觉，也不容易自觉。但确是真实的。因为人类和一切动物相似，天生需要压力，没有压力，他就活不成。人比一切动物更甚，为了在压力的世界里活下去，并发展生而具有的强大反压制力，他必须沿着“生存欲望”──“权力意志”甚至“道德情操”前进。因此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的欲望受到环境的严酷限制，所以，内在的反压力（欲望、意志等）与外在压力之间，达成平衡，互相抵消。动物们，既不会因为内在压力过强，而焦虑、自杀；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过强而窒息。相反，人尤其是文明社会的居民，尤其是文明社会中的富人和闲人，其内外力量对比，就因内压过强而丧失平衡。为什么人们说“文明的发展使人的道德败坏”？不能不联系到这一点来看！“富贵思淫欲”，许多荒淫行为，就起源于丧失身心平衡及内外平衡，而这在动物世界中就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人的内在反压力，已经借助文明手段而远远超过了外在压力。所以人们要求过量发泄以致达到病态程度，且永无餍足的一天。这种失衡，构成人的“自我毁灭”。



但人控制环境的力量，又比动物更大，他学得“以夷制夷”的法术，来左右外界。所以，相对说来，外压对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压难以驾驭：他的身体欲望、野心冲动等等，才是他的主要杀手；不像困扰野生动物的，主要是饥饿及不安全感。所以，人比其它动物更需要神话、哲学、宗教，以便在控制了环境以后，再度实现自我控制──免得因为控制环境之后而变得多余了的内在压力，反过来伤害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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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人，也就是“不愿如此伤害人自身的人”看见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也许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意识，于是开始行动。可以采取的步骤有二：一是禁欲或至少节欲，以抵消控制环境后变得无拘无束的欲望、意志；二是自觉自愿寻求某些外在压力（如“自鞭教徒“那样行动）以求平衡，以求解脱，以便从内在的骄奢淫逸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挣扎出来……这就是外在压制的巨大功德！



禁欲主义，就是人类如此发明的、具有社会形式的外在压抑。只是当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全社会已然失却这内外平衡（“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强制的压抑降临，扑灭行将淹没社会的人欲滔天：“天国“（即压抑）近了！没有解脱、没有超渡的一劳永逸的可能！一切都注定了，一切都无从改变，一切只有“唯一可能性”即等于没有可能性。而唯一可称为“主观解脱”的方式，就是学会欣赏自己的苦难！同时学会欣赏自己的创造，来排遣苦难激发起来的抑郁。这也就是艺术的起源和精神的滥觞？与此相比，吃饭的“经济”需要，哪里会是文明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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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不是本原，既不是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本原，也不是我们生命活动的终极本原。如果说，人的活动是为满足权力意志的渴求（据说犹太人医生弗洛伊德找到了这权力意志的基础，就是淫欲；或是犹太人政论家马克思找到的经济基础也就是食欲）那么，这样的“权力意志”当然只是一个影子，而不是本体。所以要把权力意志看做影子，而否认它的本体性，拒绝承认它的自在性及独立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的：权力意志不论对人生、历史，都只是一个工具或是催化剂，所以它只是“杠杆”而不是“目的”。



表面看来，人生、历史的具体内容，都在权力意志的推动下展开，似乎最大希望和最亮火炬，向“权力意志”蔓延，并以“权力意志”为归。



但我们若有反思的能力，就不免想到，“权力意志”作为心理属性，至多是生命界属性罢了，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的本原呢？除非，仅仅把权力意志作为“我们所感知的世界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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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学证实，人的心理并非“生来如此”，而是在与环境的往复反馈中形成，并变化。现代生物学对物种演变史的揭示表明：人体也非“生来如此”，不但人造物在演变，就连人本身也是“流”，永远在易化的潮汐中飘浮。人的“权力意志”又何尝不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何尝不是种族历史的产物？犹如那一天，还没有生命，没有人，没有“权力意志”──权力意志也是从无中生出，又回到无中去的。



权力意志是一个引信一根导索，它不是炸药本身，也不是爆炸活动，但它引起爆炸。权力意志其实只是人的生理功能，尽管居各功能之首，却也并非其它功能的“奴隶主”，而只是其它功能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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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种族历史的演化中，主动性日强，选择的机会日多，命运反倒日益飘忽不定，对未来日益丧失把握的力量。因为人的智慧硕果，也就是人的智慧负担。没有智慧的物种，依其本能行事，却对命运放心，对环境似有把握。拥有智慧的人，反倒看穿这主观意象的虚幻性；而人的智慧又不足使他把握未来、洞察命运：从此，人陷于进退两难的人生之谷。正是在这关头，权力意志的黄金时代才来到了。



是争取权力的意志，使人在迷乱的世界中找到方向，并划出无形的生命路线：尽管它“非理性”，但往往“超理性”。权力意志，是压制的苦果，是在宇宙间普遍压制的无孔不入的重压之下，逐渐形成并不断易化：不但是普遍压抑的一时结果，也是普遍压制的持久结果。这能证明，一旦压抑消失，权力意志亦将随之削弱。所以人们说痛苦是巨大的资源，是因作为内外压制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调，痛苦激起强烈的情愫，得以重建此项平衡。人们说磨难与阻遏，是升华的关键，因为升华乃是内压对外压的“棋高一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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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意志与普遍压制的关系上，还有一个“零点”存在。正于此零点，则压力越大，权力意志越高涨，越旺盛；负于此零点，压力越大，权力意志越萎缩，越孱弱，以至消失殆尽──生命也就随之寂灭了。



这零点因人而异，并无统一标准，所以，没有人能够度量天下的权力意志。人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不同的人对各类问题的反应能力，来判断其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与普遍压制“关系上的零点”──有如人类活动中的“最适点”，既是转折点、分水岭，也是事后的聪明与假定，对此，其实，没有人能够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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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是人的内在压力，亦即“反压力”的派生。反压力不仅分化为权力意志，还分化为各种意念及生理功能，用以抵御外来的压抑。而“内在压抑”又是普遍压抑的分化，普遍压力作用于人，分化为“我的”和“世界的”。所以，“权力意志”作为普遍压制的影子，一个投石入井时的反响声──这就是权力意志的别名。



权力意志对个人，不失为定数。你的命运寓于你的权力意志中！从这意义看，权力意志说，是一种宗教。但恕我打破庸人们甜美的梦！权力意志的崇拜，是迷途，因为只有投影为权力意志的那实体，才是永恒的谜。



那永恒的谜，是我们的智力永远也无法解开的，我们只能凭借内在的体验、本能的直觉去感受一二！我们是被限于上天为动物划定的天牢中，最伟大的新发现，只能通向“天人合一”。而进入“神国”一切生命种类，也将继续承担那自然界残酷无情实验下的牺牲！人类又岂能独逃乎此？作为生命自体，由于上苍赋予的本能，它们觉得自己的生存是头等大事，甚至决定了世界的命运。但对可能的客观观察者，也就是与观察对象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的中立观察家来说，“觉得自己的生存甚至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只是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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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关于天然公园的纪录片，其中的弱肉强食的过程，生动体现了人在宇宙中的处境，留给我印象，经久不忘：追捕者全力出击，竭尽智慧设计圈套，用尽浑身解数，搬运猎获物；逃命者拼了最后一点力量在飞奔，分秒不舍地竖耳谛听，以绝望无益的垂死挣扎，试图摆脱宿命……它们各自受到求生欲望的“欺榨”（欺骗、压榨），努力奋斗，获得掳物的胜利者，自以为凭自已的力量赢得一切，确实的，要是它稍慢一步，猎物就可能轻轻滑走了！而牺牲者在“濒死感的电影”中，可能播放了自己的某项疏忽、某次失足。──这两方面都没有意识到，在它们背后，还有一个无比冷静的“最高指挥者”、“客观观察家”的存在，这冷静者不但存在，还通过各种极复杂、极隐秘的牵线，在决定这一切进程。



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生死荣辱，除了提供给这位冷静者以“实验数据”外，还能有什么意义！人能认识他，是因为人不幸有了反思的能力。尽管，这种意识到超我力量之存在，又自觉极端无能为力的悲切，可能就是宗教的起源。



当我看到那血腥而优美的场景：鲜红的血，洁白的筋肉，绿色的草地、黑黝黝的树木，映着那些湛蓝的天空、朵朵悠闲的浮云，还有金色的阳光……一切都显得幽静、亮丽……仅仅除开被食者的感受。这时，我会想，这一切，不都是宿命吗？不都是被他那无形手，一举策划的吗？对人而言，只能这么拟人化地理解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天天的常规：肉食者天天要食，草食者天天被食。问题不在相遇的机会、不在捕食者与被食者各自的暂时力量对比；问题的要害在于，那无比冷静的客观观察家需要这样，需要这种必然的秩序，需要这有声有色的戏剧，又哪里顾及当事者由于自已的幸运或不幸，而产生的不同的感受呢！



这些必然的秩序、热闹非凡的连台大戏能够证明：生命的各种品类，只是自然那无形的手中一团团柔软而随意搓捏的蜡丸……各类生命，既是冷静者的产品，又是冷静者的牺牲品；总而言之，是冷静者手中的实验品。生命之作为实验品，永远都只是不完满的实验品，并永远以其不完满为由，被冷静者一再陷入“再实验”的厄运──人类亦为一种生命，与无机的实验品的不同处，是以伸缩的“反压力”对环境进行适应，表现为反抗环境。适应是消极的反抗，反抗是积极的适应：但在质地上，人还是诚如一团滚热的蜡那么柔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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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权力意志说”很糟糕：它唤起的不是超人，而是一群乱党；它预言超人及新秩序，掀起的却是社会渣滓连根拔起的大翻身……关键在于：虔诚者的宗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鸦片”！适度的麻痹，比过份的刺激更为重要！英雄不会被鸦片的麻痹所征服，而“宗教的精神鸦片”也可以镇定骚动的群众。显然，尼采没有机会读过《老子》，所以他不懂得“过份刺激”的危害性。世界上有那么一批人，适当的刺激可以使他们的野性苏醒过来，投入振奋的活动。这种苏醒、振奋的因素，不仅来自内心的天良，而且来自环境的遭遇。对那些受到天良感召的人们，这批人就成了“破坏力量”。“超人学说”，就这样成为“破坏者的工具”，从此堕落为“群众性的宣传”。



尼采的自我表现经常过度，结果直接侵害了他自己的学说。很显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能够医治尼采病的药方：那就是中国思想。从中国思想的角度看待“权力意志说”，当不难发现：



如果权力意志真是人与世界的本原，也就是说权力意志以自身为目的，那么这样的本原不就是“上帝”的另一种名称？否则请问，权力存在的依据为何？权力的占有又是为何？如果权力意志既不是上帝又不是被造物，那么就只是过度受到压制的心理变态者。



“权力”本身就能给人带来直接快感？如果说，一个人除了从“权力”得到纯精神的满足而一无所求，那他的“权力意志”岂不成了过度压制下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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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看来，“权力意志”不是本体，而只是手段。权力意志作为手段，来满足身体欲望及心理欲望！尤其因为，中国神话就缺乏创世观念。中国思想可以理解创造欲、游戏欲作为心理欲望的最高境界，但不能理解作为创世过程的日程程序。否则，“权力意志”就一定不是日常语言意义上的。游戏欲不仅是作为“消化的功能”而被发扬着，也作为一种“实战的演习”而操练着。一切游戏，不仅发泄了被压制的愿望，也为将来实现这愿望在预演、打基础……只是在缺乏游戏的快感者哪里，游戏，包括形式各异的艺术与创造，才变质为谋生的手段。但这一情况却不足以抹煞游戏的固有功能，而把它简单归结为权力意志。



中国思想所理解的、日常语言的“权力意志”，是那种用来满足“广泛的游戏欲”的消费手段：而这种高尚的游戏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简单归结为“性欲”的。在中国之道看来，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徒们，是些性欲受到过度压抑的犹太传统派的性变态者。而权力意志说的宣传家，是些无权无势或是失权失势的东欧流氓无产阶级。正如经济决定论者，多是刚刚破产的叫花子。



在中国之道看来，哲学意义的性欲是从属于游戏欲的；而不是相反。



从中国之道的角度判断，性欲要比游戏欲更低级。如果让性欲来“领导”游戏欲，正如让外行领导内行──只是小贱人的脾性。而且，即使连小贱人，情绪低落、心理抑郁的时候，也是性欲减退的时候，因为这时的游戏心情荡然无存了。中国之道相信，许多哺乳类动物的性欲，都与游戏欲密不可分，而不仅仅是人。所以，对高等生命而言，性欲实在是游戏欲在生殖问题上的体现，而不能反过来说游戏欲是性欲在非生殖行为上的体现。文化是游戏欲的产物，而不是性欲食欲权力欲的产物。对于心理重心落在灵魂的游戏欲（而不是作为生理器官的食欲、性欲，也不是作为食欲前言、性欲后跋的权力欲）上的人，“游戏人生”可以化解（即重新解释）一切苦难，并以黑色幽默的自我嘲讽，来看待自己对死亡的畏惧！面对死亡这连宇宙众神也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你必须嘲讽！因为你掌握不了世界，只能自己游戏。因为你战胜不了死亡，只能嘲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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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者、唯理念者甚至唯事业者，实际上都是各种版本的游戏论者。



游戏，不仅是新生活的渴望，还是新文明的预习，是精力的无情消费，也是无偿的体育锻炼……不仅是为了健康，而且是为了享受！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二、多数人的纵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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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压制减弱到相当程度，多数人统治所开放的人欲横流、天理丧尽，就会成为时尚。原先的创造力，这时堕落为纵欲，果子开始熟透，文化开始腐化，有形式的创造成为无目标的发泄……这时所谓“天理”，就是全社会规模的精神压制。



A，“多数物质人”的纵欲，即构成对“少数精神人”的压制；B，“少数人”要成功地反抗这压制，必转向创造世界的活动。唯经由创造的途径所实行的反击，才具有持久的抵抗效果；C，此种创造性的反击，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形成对“多数人”的新压制；D，此种新压制，对“多数人”纵欲后的虚脱状态，是休息和补药；E，随着“少数人”的新压制而来的，是“多数人”的休耕及复原；F，新压制的创造性，在多数人的休耕和复原中一旦变成“人人都可从事的工作”，就逐渐转为多数人的纵欲；G，新压制在发挥其权力的过程中，从多数人的纵欲一开始还打着创造的旗号，逐渐走向多数人统治；这时就抛弃创造的旗号而以维持秩序的名义压制新的创造；同时也就走向衰落，这是由“权力的罪恶性质”决定的；H，新压制的这一衰落，导致“多数人”中的佼佼者起而创造，他们在使自己升为“少数人”的同时，也使新的压制沦为旧的压制。I，多数人的纵欲是与败德相连的，所谓败德，就是败坏了少数人的首创精神；所谓败德，也就是德败，即旧的压制开始崩溃；J，新的轮转就这样开始：多数人纵欲──少数人反抗──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创造──多数人堕落──少数人革命──多数人顺服──少数人骄傲并成为多数人的代表──新的多数人重新纵欲──新的少数人开始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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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所谓“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民主社会”，是商业主义横行无忌、肉体崇拜到处泛滥的时代：这历史的定数，不是几个精神豪杰就能驱散的……



“少数人创造的新压制”开始获得优势的时代，是所谓“贵族社会”，也就是神权主义笼罩世界、责任和克己开始获得优势的时代：这历史的气候，不是几个精神豪杰就能开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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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潮流，都是各种可说或不可说、可见或不可见的力量，在互相搏击、抵消、妥协、融合中的“战史”。从根本说，历史的法则是力学的法则。社会的力学，文化的力学，心灵的力学，还有“超验与无言的力学奥秘”……在等待我们发现。



这样的“历史”，决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或摄在胶片上的图象，可以一目了然的。读这种历史的人，应有“力透纸背”的眼力，以穿透学术权威们所散布的自命为“真相”的谎言与自命为“真理”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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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在权力的框架下重新评骘优劣、再度颠倒历史的；我们只是点破人类命运中被权力垄断的上述黑幕，并揭示其循环过程。



这样的历史还有相对的黄金时代吗？当然。



历史的黄金时代，既不是“多数人的纵欲期”（民主时代），也不是“少数人建立新压制的时期”（君主时代）；真正的黄金时代乃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时代：从奴役走向自由，或从自由走向奴役！因为多数人的纵欲，破坏创造力；而少数人的新压制则是文明的完成状态，完成了就开始没落了。正如果子，熟透了就开始烂了。



我们给予黄金时代的特征是：多数人尚未从旧压制的梦魇中解放出来，少数人已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进军。这种“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乃是一切社会革命、文化更新、生命创造的活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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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历史是什么？答：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永恒战争。问：什么是“反历史”？答：多数人在无情压制少数人的创造活动。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反抗，就叫做升华、进步、兴盛；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就叫做颓废、堕落、衰亡。



文明的第一个火花，闪击在少数人求新的意志；蒙昧的最后一颗晨星，消失在多数人守旧的尸骨。



少数人的新意是怪物，它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它是命运赐予人类的生命契机；它出尔反尔，是难以捉摸、不可把握的永恒动态。



只有一点堪称定数：少数人的意志百折不挠，具有野草般的生长强度、扩张能量、改变世界的潜力。他们的创造模式和意志趋向，可以改变也经常改变，但其强度、能量、潜力，“永远如新”。



少数人的意志在其受挫、败北之后，也会转向，却不会减弱，更不会消失。他们的金言是：“可以消沉的意志，不是一个可靠的意志；除非它在酝酿一个新的转向，除非它本来就是死的或反借能源的月亮。月有圆缺，而太阳则在周流中圆满，在圆满中周流。”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三、被压制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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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制者的美德”这个命题，立论在这一前提之上：只有在遭到压制的、不自由的心灵中，人的美德才可能产生。所以，“奴隶道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只有奴隶才有道德──“美德”，属于被压制者。压制有各种形式。许多压制既非来自社会关系、也非来自物质的缺乏；但只要它构成压力，形成遏制，造成强使，就产生了导致美德分泌的机制。



原来，美德是作为自卫武器而制造出来的，美德是反压制力已经凝集的表现形式。人类，由于“天性如此”，当他不再感到内外交困时，当他感到已经自由，已经获得主宰能力时，他的美德就会逐渐丧失。丧失的过程越迅速，其后果也就越是灾难性的：故“暴发户”对邻人最危险。暴发户的内外平衡改变得太迅速，谁知道他会在暴发之后，要干些什么“自由自在”的罪恶勾当？往往还是变本加厉的变态勾当！



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压制，美的、善良的、崇高的、纯洁的感受，才会油然兴起，作为对苦难生活的解毒剂，作为反抗不义、建立公平的动机。所以，“受压制的人们有福了”，决非妄语；“压制，乃是上天赐给你的至福”，也不是说给倒霉蛋听的镇静剂，而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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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制者，身在重压下，如果放弃了升华的道路，就意味断绝了一切希望，这当然不行。于是，只有那些敢于面对压制、敢于嘲笑压制，同时还敢于忍受压制（以之作为锻炼自己身心强健的有力工具）的“威武不能屈的上等人”、“富贵不能淫的大贵族”、“贫贱不能移的真君子”，人生的圆满的至福，才呈现出来。



美德好像碧血，是从伤口中分泌出来的！一般说来，伤口越深重，分泌的血液也就越多；心理上的压制越残酷，则激发的美德也就越是光辉动人。我们应当用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来欣赏悲惨世界中不断涌溢的美德。这悲惨世界，是命运对天才最高的赏赐，而悲剧鉴赏家的眼光及口味，体现了命运对注定朽灭之物的爱！



因此我们称“奴隶道德”为美德。因为我们看到：即将来临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奴隶社会──它并不类似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而类似奥斯曼帝国、满洲帝国那样的蛮族入主的奴隶社会。它们其中的一个，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罗马帝国（拜占庭），一个再度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中华帝国（秦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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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看到：唯有美德即被压迫者的反抗形式、防卫方法，才能为新文化的发轫，积聚必要的能源、培育不知畏惧为何物的年轻一代。在这个议题方面，传道人的儿子尼采或因为无知或因为病态，或二者兼而有之，犯了一个绝顶的错误：基督教并不是单方面地使人驯化并弱化了人的健康本能，基督教岂不也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多少恶棍借用基督之名，犯下了比之异教世界远为血腥的暴行。这些超级恶棍往往就潜伏在教会之中，打着上帝的旗号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尽管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使弱者更加俯首帖耳。这两极分化的含义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奴隶道德”到底是强化了历史还是弱化了历史？到底还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滞了历史？答案显然是强化了和推动了而不是弱化了和阻滞了历史──为此，也仅仅为此，让我们欢呼奴隶道德的胜利！奴隶道德，虽然助长了恶行，却从反面即纵容的意义上强化了历史的邪恶动力，并推动了历史“冲浪过程”。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被压制者的不幸处境，乃是源于自己（或其祖先）的某种“罪恶”。历史证明，今日之被压制者，乃是昨日之压制者，也是明日之可能的再度压制者。而今日的压制者之所以能肆行权力，乃是得力于其昨日之被压制。同样，也要在其明天为其今日之压制，付出再度受到压制的代价，从而再度转为“被压制者”。虽然历史的线索有时并不像我这里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但我们具有历史直觉的透视已经表明：也许个体可以逃出这一报应的循环，但种类却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你就是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里的尼姑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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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被压制者，乃是历史哲学意义的“伤兵”──他们曾经惨败在人生的角斗场上。他们在前一回合的放肆活动，遭到挫折，于是沦为“伤兵”。然而，通过被压制状态而实现了休息的人，有福了；正如通过静静养伤而实现了自身复原的伤兵，重新有力了──他卷土重来，扬起烟尘。这样的人不因受伤而懊丧，或从精神上解除武装；他也不因养伤的寂寞而发狂。他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他知道报应的时刻即将来到，知道新的报应将回馈今日的无聊！



“伟大的伤兵”！──这决不是一个讽刺或亵渎的名号称呼，这是一个献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者的颂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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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握有社会权力的人往往罪恶昭彰？因为占有权力，就意味着行使权力。权力，也如同一切工具一样，只有当它使用时，它才存在；搁置不用，怎能避免朽坏？争夺权力，则也必消耗反压制的力。而行使权力所具有的消极性，要远远大于其积极性：这是由人贪得无厌的劣根性造成的。人的本性，逼迫人以权力来填充欲壑，这种本性远远大于人以权力来创造文化的可能，正所谓“水往低处流”。事实上，文化上的创造者，多数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反抗，而不是出于对社会权力的顺从……



“含而不露”、“为而不有”，只是一种永葆青春的希望。而人的不安份的本性迟早将打破这种死寂，并以狂欢节的方式奔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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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的“慎独”与小人的“无忌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君子以强力的内在控制，填补了外在压抑遭到削弱后所留下的真空。而小人，则由于这暂时的真空状态，而情不能自禁，下流地消耗了他的内在压力：于是当新的压制来临时，他就因为失去备战的抵抗力，而被内外交困活活绞死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人可百般，唯不可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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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状态不是被压制（就更高意义说，被压制只是一种生命的准备状态），而是以被压制者之心，处压制者之势，即拥有压制力而拒不施行压制职能。理想的状态，像一张巨大的神弓，引而不发，长葆其盛。



我知道！这些只是年轻的梦想，仅仅现在，三十岁前夕，生命还有最后余辉在闪烁，我临照这变幻无定的世界，面对一切川流不息，心也升沉不已！我知道，一切力避衰落的希望，也许无益有害：它们只不过加速了衰落进程。老子倡言无为，因为他看到这世界背后的真情！伟大的心灵，追逐伟大的事业，他企图切割、役使、控制现实世界；以及探索、塑造、主宰精神世界等等，最终产生对他人身体和心理的支配并造成巨大压制，或帮助他人从压制下解放，以进入另一更为强力的压制状态──这无限优良的麻醉剂，达到一箭双雕的功能。



其一雕，使心灵摆脱日常生活的困扰和琐屑事物的纠缠，摈弃杂务充塞他生命空间的杂念──这些杂念以猥琐的希望、刻骨的嫉妒、无孔不入的欲念、自惭形秽的冲动以及羞耻怨艾、悔恨失意等等一切可以想见的形式，侵害他、腐蚀他、咬啮他，终于会蛀空了他！



其二雕，使心灵被空前博大精深、使人陶醉、令人神驰的精神高涨，紧紧攫住，开创有价值的也就是能令人振奋的活动──归根结蒂，追求伟大和不朽只是解脱的一种形式，是心理的平衡机能。这种形式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基于它被超乎寻常的痛苦所充满。他像基督走向十字架的光辉，本身就是深切苦痛的永恒象征，作为人生的“无从医治而只能麻醉”的伴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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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空虚得可怕。”──但正是这强力恐惧以及为弥补这因空虚而产生的强力恐惧，而强行分泌出来的上述麻醉剂，成就了文明社会的思想家们所高谈阔论的“历史”！历史，步步是这样刻骨铭心的血印。在这类心灵的深处，也曾激荡过五光十色的媚俗波澜，但最后都归于死寂，无声无息。因为命运给各类心灵以不同的启示，首先给他们更大的差别，这个基本的生物和心理的事实，不禁一记耳光，打在那伪善的社会平等学说的脸上！仿佛狗血淋头的“治疗”，无情破毁了社会平等的诸多魔咒。缺乏权力，就缺乏活力；权力过少，活力也少。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跳梁小丑一旦登上国家元首的位置，马上显得容光焕发，气指颐使起来。虽然，过多的个体权力对一个结构来说可能意味罪恶与堕落；但毫无疑问，过少的个体权力就像贫穷一样，使得生命本身的机能遭到扼杀。



各类生物都需要它们的势力范围，由此出发都不得不创造它们的权力形态。



每个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权力形态，由此出发都不得不调试他们迈向权力的脚步。



──依靠本能冲动的方向、原始力量的度数、再加上外力或反作用力，造就了个体的权力形态，这就是他人的感觉能够确认的“存在”。人们在此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只有那些最幸运的物种及个体，才拥有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而弱势集团、弱势个体则一概阙如，但实际上，势力范围和权力形态乃是任何物种、集团、个体必不可缺的，不同的只是势力范围的大小、权力形态的形式。



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长此安宁；不恰当的势力范围，使心灵充满嚣腾。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甜甜蜜蜜；不合法的权力形态，使心灵充满苦涩──这里有什么平等之可言？有什么互相认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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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公道”就在于“区别对待”！它逼使那些认定自己所得份额为不恰当、不合适的人，去反抗、侵夺、扩张、转形。人间的斗争，就起源于上述不同的心灵感受──以致一颗有活力的心灵，宁愿毁灭也不愿默受。“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因此并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秽行，而是在光天化日下普遍风行的准则。而“损人利己”，不仅是一个争夺资源的明显需要，也是一种取得心理优越的隐秘渴求！



从心理上说，“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是不存在的。对优越感的隐秘渴求来说，损人就是利己！打击别人就是抬高自己！而我们传统的道德箴言簿之所以告诫要避免损人而不利己──恰恰说明这样“幸灾乐祸”的行径乃是生命的常情。而箴言的实际含义是，不要让心理优越感的隐秘渴求发展得太员，以致干扰了资源争夺方面的明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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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心灵，是由于极端的优越感（“拒绝媚俗的超俗感”）而不是由于恪守道德箴言簿，才不屑于追逐这一类的幸福（１，损人而不利己的疯狂游戏；２，损人利己的赢利，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不等于说，他没有追求这类幸福的倾向。事实上，他只不过给予这种追求以更辉煌、更博大的形式；并在这种形式的陶醉中，走向更高级的生活。伟大的心灵因此显得仁慈、博爱，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得残酷和仇恨的必要性，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陷入残酷和仇恨中，他便被降低到群众的水平。他怎么能与小民争利呢？他怎么能去正法一个普通的罪人呢？所以伟大的心灵可以发动世界大战，但对讨厌的邻人却不得不礼让三分；他们流血漂杵，但脸上却是肃穆的，心里则带着谦卑的微笑。按照同样的道理，他面对群众的崇拜，也感到由衷的厌恶，尽管他呼应这种热情，但他清楚，群众哪里懂得敬畏他的价值？群众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狂欢，就像是幼童的“过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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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禀赋”、“本能”、“内在压力的生来度数”、“隐秘渴求的基本方向”等方面的不同──每物种、每个体都有其扩张的领域，尽管具体的领域对每物种、每个体都极为不同、五光十色，而且不同的物种与不同的个体，渴望不同的标尺。



A，如果达不到他的领域之极（包括空间的深度、时间的绵延两方面），他就会感到压抑、欠缺，就会不由得兴起强烈的愤懑、毁灭的热情。B，而如果达到了他的领域之极，他也会感到满足甚至幸福的。他就以充满和谐的情调去遐想潮潮，如庄子之乌何有之乡、柏拉图之理想国、但丁之天堂，以及许许多多的乌托邦（这是人的内在和谐精神的外延？）……C，而如果超过了他的领域之极，他就会感到放纵与放纵后的虚脱，然后被烦躁、懊恼、悔恨甚至虚无精神，给吞噬掉。



“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人啊，你们差一口就饿，多一口就饱的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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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是消极的权力；权力是积极的权利。



社会权力，是持有者的毒药。它的消极后果导致软弱、腐化；因为耗能过多，因为主体最终无力抵抗诱惑，因为人的欲望是满足不了的，一个欲望的满足，引起新一轮的欲望，而且更大、更强、更野。这些欲望是生活的泡沫，不是生活的先导，它们并不足以改造生活、革新生活，只在旧生活的死水上投入臭气翻腾的浮光掠影。



一个欲望、思想，若不化为一种冲动、一种改变生活的行为，并不是真的。一个欲望、思想，达不到“实现不了就宁愿灭亡（毁灭对手或自我毁灭）”的强烈程度，就不是真的。除非你一旦抽去了它，生活就沦为无聊的杂凑、低劣的演技，人就变成了行尸走肉、毫无内容的空洞形式，你才能宣布，“我是真的”──只有到了这种时刻，打开那未来大门的金钥匙，才向我们显现出来。



达到你的扩张领域之极吧，避免自己的活力被暗暗戕害──这是一切生活理想的终极秘密？不论这些生活理想具体表现为多么大公无私，误解和悲剧的关键，不在于各种扩张的冲动彼此冲突，而在于伪装的保护色，给扩张的冲动，所投下的虚假阴影。外来的压力使主体改变了他的天然状态，并逼使他在不自然的状态中行走，从而造成深刻的病态。这灾祸的根源如此隐秘，以致很少有人看穿它。



一个心灵要能不受外力的逼迫而改变自己的天然倾向，是有福的。即使死在征程的半途，也还胜似那在别人的路上，走到尽头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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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种族特征”：其高级形态不是指物种的、群落规模上的肉体官能方面的特征。个体的“精神类型”、“意志力度”、“欲念倾向”等等；不也是“种族特征”吗？甚且是更深刻、更本在的种族特征？正如“强有力者”，也是一个广泛的甚至有些含混的概念，它决不等于身强力壮、筋肉发达，也不等于性欲亢进、食欲旺盛，甚至也不等于心地冷酷、手段残忍，或精明强干、厚颜无耻等等。虽然一般人认为，“强有力者”应该具备上述特征。



真正的“强有力者”，是能创造出别人力不能及的“始作俑者”。体力、意志力、想象力、行动力的王冠，都是他的，而这些气数是无法在他的体貌上预先推算、未卜先知的。“强有力者”的名号，是由结果追认的；除非命运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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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人意：能够满怀同情的理解去体会别人的意思；善于倾听、吸收不同的意见，能对别人的境遇作出设身处地的感受……这些，诚然不失为美德，是合群的人类品种的优良特征，但是，这却与能够创造历史的品种特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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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历史：这是多么可怕的压力。这有时体现为外压：环境要求他这样做，否则便不让他活下去。但更多体现为内压，苏格拉底式的“内心的呼唤”，如果拒绝这呼唤，人就会因空虚、惶惑、内疚甚至精神崩溃，而悲惨死去，为了顺从这内心的声音，除了动员主观感受、在空前的磨难下坚持明确的方向感，别无办法。



这种主观的感受，经常体现为“拒绝”，唯有拒绝外压的气势，才能获得创造的喜悦。“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大都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吓死的。”



直截了当的“拒绝”，使主体孤独，使客体感到突兀、费解、隔阂以致愤怒。“拒绝”将招致“拒绝”，如此循环往复、日甚一日。这使得世界分裂了，社会分化了，文明分叉了，而分裂却正是历史运化的基本形式。所以创造历史的人们，往往表现出某种生硬的狂态，作为社会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程，促成整体的优美。不信，要是缺了不和谐音程，整部交响乐反而会流于平板、单调以致庸俗，使人发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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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被压制者，将是明天的世界主宰；本来的世界主宰，常在后天沦为仆役，往往是最卑贱的仆役。”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恒理。所谓“被压制者”，不是社会学术语，而是心理学概念。现代西方的荒淫哲学，把人视为物质，一笔勾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视人与人之间的组合为机器的构造。这是源于十八世纪、风行十九世纪、统治或半统治着二十世纪的西欧海盗后裔的大众舆论。然而，这并不是什么真实的景况。真实的景况是：人是心理动物。他所谓被压制，不是一种外在客观的、齐一的标准可以度量出来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种标准），而是基于不同人的主观感受。据此，所谓被压制者，就是强烈感受到压制感的人；被压制感越强烈，则其受压制程度也越深，其反应的度数也就越高。



所以我发现了这个现象：被压制者的感觉，远比缺乏受压制感的人们，敏锐得多。也可以说，感觉敏锐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同时，被压制者的情感，要远比缺乏压制感的人们，纯洁得多。也可以说，情感纯洁的人，较易成为心理上的被压制者。综合起来，被压制者由于其敏感及纯洁，较之缺乏压制感的人，更容易为某种感情而献身。比如，一个处于逆境［请注意，“逆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感受的表述。］的人，必定是感受很大压力的被压制者，这种人很容易被别人的善意表示，所打动。一个绝望的人，有时会变得异常轻信，他会把他在正常状态中决不会相信的东西，当作救命稻草一样全盘接受下来。甚至一个贵人在落难时，也很容易爱上一个贫贱的女人，这类贱货他在平时连看上一眼都不屑。凡此种种，又与“饥不择食”相关。因为饿汉比饱汉更机敏、更警觉，同时他们的情感也较单一，较能摈弃习惯看法，等等。



如果需要为这类现象提供理论的证明，则不妨说，被压制状态有助于排泄情感的杂质，犹如一定的压力会挤出脓疮中的液体。而在境况危险或面临死亡时，许多人便会拼命地交配，像昆虫那样完成最后的生存斗争。这样，为抵抗压制，使自已能在巨大的压力下继续存在或幻想可以继续存在，生存者必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击，这种“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使他在情感上变得纯一，在感觉上变得敏锐。与此配套，生存者除集中精力，还要排斥内在杂质，如果他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会削弱信心、稳定、抵抗力等等；并丧失方向感。



压制是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这样看来，压制虽被一切生命所厌恶并躲开，但压制却有助提高生命的各种能力。且不说“生命起源于压抑”的原理，我们称压制为提升生命力的不二秘方，还因为压制具有提升被压制者的道德力量、情感力量和行动力量的功能。



终于，人们多少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被压制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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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被压制者能负荷如此重大的使命？他来到这世界上，带来了一个空前的预言：世界将永远成为被压制者的世界；世界是命运为被压制者预备的一份礼物。



命运之所以把这礼物，赐给最深度的被压制者，不为报答或慰借他，不是要他放纵一番、发泄一场──而是要有秘密的事业在他手中完成：命运把这礼物交在他手里，是因为知道他是最负责任的保管者：命运让他用自己的性命，重塑这礼物，以完成愉悦命运、震惊世界的创造性工作。他是命运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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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这潜隐在最深度的被压制者，却是《福音书，登山宝训》中所说的“清心的人”，所以上帝才让他接管世界。诚如异教罗马的元首马克思·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年）在《沉思录》中所说：“只有当不想统治的人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可惜的是，罗马的多神宗教只能给人带来伪善。奥勒留元首装出一副对于权力清心寡欲的样子，其实却死抱住权力到另一个世界，还把权力传给自己的低能儿子。



［回归一下历史也许是必要的：公元161年，罗马元首安东尼逝世。奥勒留和维鲁斯两人共同继承元首职位。169年，维鲁斯病死。180年，奥勒留病逝。这两人执政时期，多瑙河的日耳曼部族多次南下，奥勒留去世时，边境形势更为紧张。但奥勒留却把继承权留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康茂德，康茂德是一位放荡轻浮、优柔寡断的人物，他即位后，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签订了不利于帝国的边境条约，躲在罗马过起了奢侈的生活，还大肆屠杀对立的贵族，引起了臣民的不满。禁卫军官发动政变，杀死康茂德，安东尼王朝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奥勒留的前任们有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那些确有统治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继任。但是，奥勒留这个伪善的“哲学家帝王”却让亲生儿子康茂德作了继承人。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依靠血缘法则而不是能力法则上台的康茂德，无视自己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康茂德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禁卫军训练有素、报酬优厚，但这以后已经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权。另外一个说明奥勒留这位哲学家帝王真实面目的身教典范是：他死后仅仅两年，他的女儿魯琪拉竟然阴谋暗杀小她十岁康茂德，事情败露后遭到康茂德的监禁和杀害。这种家庭内讧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帝王、“虔诚的佛教皇帝”梁武帝。］



而“清心的人”则不同于伪善的哲学家帝王，他将接管的世界，既非彼岸，也不在天上；他不坐以待毙地等候主人，也不行法利赛人的祭祀，他拒绝售卖罗马的赎罪券，也不以布施的名义欺财诈色。如果命运悦纳的话，他就借力使力地接管，他也不推辞千古恶谥。他知道，今日的被压制者，可能被明天的权力所腐蚀，并淘空其内在精髓。这命运的路线是：久经压制──获得力量──反抗压制──掌握权力──实行压制──自我放纵──腐化堕落。



而天命之子是稀有的。且即便天子也难免一死，精神总会委顿，肉体总有靡烂的时候。于是上述的路线，成为人类的命运。牧师的儿子尼采所夸张的“主人道德”，其实反倒是贫弱无力的病态标志。那些作威作福的老爷和横着走路的暴发户，比年轻的强盗更加可恶。理想的人，应是命运的工具，而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表和打手。因为一旦成为统治阶级，没有不腐化堕落到底的，他们握有的权力，使他们不再创造奇迹，而是在消费生命！而我们的被压制者，则不是劣质阶层，而是传达天意的被压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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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权力是毒药。因为权力与“被压制”是相反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在尘世间，越有权力者，越容易堕落；越无耻的人，越容易发迹。卑鄙不一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无耻一定是无耻者的旅行证。人的罪恶程度，是与他获得成功并掌握权力的程度，成正比的。权力越大，罪恶越大；罪恶最大，权力最大。由于活着本身，就意味多少拥有一点权力，所以，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真正触及到了人性的要害。不仅人有原罪，万物都因其自保倾向──即使那位“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天子。



另方面，唯有权力能解除压抑，没有权力就只能受到压制。然而遗忘了天子的现代人众，却无法运用权力的压制来增进自己的生长能量，反而附庸权力的压制来消费自己的生命能量，结果使得权力的病态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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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只注意权力，而不注意德行；只注意外部物质，不注意内部精神，可谓舍本逐末之至矣。因为权力毕竟是毒药，权力不能医治现代人的病态，反将毒杀千万亿病人。



权力之成为毒药，因为它不提升生命，反退化生命。握世俗权力者，鲜有不堕落的。“权力的作用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只有一句话：浪费生命。”世俗权力都导向罪恶，导向放纵，导向反压制的生命力量的消退。故一切伟人，莫不因压制感而奋起；一切大业，莫不起源于绝望中的反抗。



这绝望亦为主观感受。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有什么难过的？他们过得比我们好多了！”可见，绝望者，起自伟大心灵的天生不平，这不平注定要改变世界均势和历史定局，打出新天新地来。而世俗权力呢？使人的生命流为形式，徒具其表，蛀空性情；它只会带来舒适、享受一类的清福，这仅仅便利生命的消耗；很少人会“放着权力不用”──他们的贪婪，终于使权力成为一切毒药中最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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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权力的人（即握有高于常人之权力的人），要想不因权力而自我毁灭，必有超强的道德情操，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所谓“自制力”，这才是《老子》所谓的“自胜者强”。自胜者，必以道德情操来凌驾生存欲望、权力意志。所谓道德情操，当然不是被动状态的自限，而是主动状态的热忱。一个真有道德情操的人，其最高座右铭必非“我不应该……”，而是“我一定要……”。



是的，正是他那不可摧毁的“一定要……”的固执，为他树立起千百个“不应该……”的戒律。只有在这意义上，戒律才是必要的。戒律的压制，酝酿、激起的反作用力量，使得创造的甘泉勃发。甘泉的勃发与荒漠的压制之间的关系，可与飞奔者与影子的关系作比：奔跑者为摆脱无处不在的阴影，为实现“脱离阴影的那种解放、透明的自由感”，竭尽全力地飞奔！甚至当他颓然倒下时，也本能摆脱阴影，但他却在这运动中，跑出辉煌的成绩。像流星发出触目的光，他的格言是：宁可短点也要亮点！命运作证，如果他不是怀着如此美妙的希望，是决然拿不出如许的精力来的！这叫“夸父般的疲劳而死”。如果不是疲劳地死去，他也会老死在床上或“死于安乐”。牛栓在桩子上也不免一死！创造者与压迫力的关系也是如此。创造，是受思想的驱使，渴望摆脱压抑的窒息。否则，即使死亡也不能帮助你摆脱那普遍压制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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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无论庄子的坐忘还是印度的瑜珈，都是渴望摆脱压力的努力，是以彻底的放松来对付无孔不入的压制。它们通过制造“内在的吗啡因”，通过做个“活死人”，把力量集中运到特定的方向。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这甚至可以使死，成为复活的中继站、再生的渡口：从一种被压迫状态转移到另种被压制状态；从一个地狱摆渡到另一个地狱。正如犯人在押解途中，不免设想新监狱的种种令人振奋。……并怀着期待的欣喜，来迎接可能是更坏的苦难……美哉！神啊！这就是你的救赎？这就是你对人类的最高的爱。



由于兼容了神性，那“道德情操的载体”天生就不属于这个“现存的世界”，这“可感的世界”，这“人类意义的宇宙”。所以他绝然超越这世界，他与这世界之间无牵无挂，可以一刀斩断似乎斩不断的流水，更何况离愁乱麻之类的干系！正因此，他无从滥用他的权力，即令这权力此刻体现为世俗的权力；唯有他可以免受“权力的毒害“？正如鲨鱼感染不了人类的许多疾病？这是由精神类型的异常，预先决定的！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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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的巨灵凝聚起来，一个革命的朝阳就升腾而起。它消解晨露，杀害夜梦，超拔多人于陷溺之中。



“历史的悲剧”仅仅在于：最大的敌对、最激烈的斗争，往往是在极优秀的少数人之间，展开。他们在这热烈的厮杀中，耗尽大部分精力，而多数人却以他们的腐败，来坐山观虎斗，等定局之后，再把自己的惰性，注入少数人的创造成果，使之害病，使之变形，使之腐烂。少数人之间的斗争，是通过无情的厮杀，为明日灿烂的文化，预行选种，孕育浩大的文化精魂。而多数人的趋附和秧歌欢迎，却是以阳奉阴违的方式，实现“好事变坏事”的雌性谋略。



只有当少数人联合在一个旗帜下，以同化与歼灭的双管齐下，把受到旧习惯捆缚而举步维艰的多数人，从游离的散沙状态，催化为有机的生长结构。这样，文化精魂的构建告一段落，明澈的哲人政治就来临。如是，历史悲剧，应视作历史喜剧，因为历史是只要“结构的更新”而不问“细胞的代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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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之间的无情厮杀，为他们之间的重新组合提供了前提。这不仅是政治结构的，也是高级文化的基础，是走向哲人统治的必经道路。



一切胜利了的革命，都是上述意义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光辉胜利”，是极为残酷的征服和践踏。一切革命的失败，都是多数人的惰性成功地阻遏了少数人的锐进精神，从而继续保持社会的腐败和懒散状态。因此，一切客观意义的“专政”，都先天带有“革命”的血腥性质：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强制、鞭策等等，其功能是实现某种社会振兴与文化复兴。



如果这些少数人成功了，就被后人叫做“周武王”、“唐太宗”，受到万世景仰；如果他们失败了，则只配当上“陈后主”、“隋炀帝”，受到千古诋毁和唾骂。其实在私人意义上，这两造也许并没有什么差别，如唐太宗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同样都是杀害父兄的邪恶之徒，但前者却被定义为明君，后者则被定义为昏君，岂不谬哉！其实呢，是上述的历史机制定夺了这一切。因为只有卓有成效的专政，才够得上“文武之治”的雅号：因为这是历史的改轨，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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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就其最深刻的意义而言，并非历史波澜的变态，而是其有机构造。而革命力量得以崭露头角的背景，倒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社会病态。所以，应该受到谴责的，不该是造成破坏的革命者，而是制造了革命者的那些社会，是使革命成为正义化身的社会习惯。在顽固地拒绝革新、拒绝勤勉地努力、拒绝不断微调地积累与进步的民族中，革命的道路，成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变态法宝，成为“逼使懒猪出圈”的极端手段，成为“起死回生的毒药”。



革命的专政，专政的革命──此刻成为“继绝世”的文化肇因；最野蛮的革命于是成为创造最文明的社会的主要动力、唯一杠杆、无比丰饶也就是无比血腥的培养基。这一点古代神话早由预示，所以那里的众神都爱好血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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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两大形态：荫蔽的与公开的。



荫蔽的、和平的、没有硝烟的革命和征服；公开的、铁血的、杀气腾腾的征服和革命。



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是前者；民族战争、国际战争，是后者：但这两者都是更新文明、代谢社会的垂死挣扎。而公开的、铁血的、杀气腾腾的征服和革命，则是“到了最危险时刻”的发出的“最后的吼声”，因此理所当然也是被长期的旧习惯宠坏了的懒蛋们，在迷梦中醒来突然面对一群国际野兽之际“被迫着发出”的。这是历史意义的还债，是对懒蛋们以往惰性习惯的严厉惩罚，是他们仅剩的活路。历史的幸运在于：少数人反抗多数人的惰性与“暴政”，则可以采取“不流血的革命”、“没有硝烟的战争”的道路。历史的不幸在于：和平的革命与征服失败了，社会被迫进入那流血漂杵、硝烟弥漫的战地。



所谓宗教，其实也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所进行的一种“隐蔽的战争”；而新宗教的胜利，则是少数人的灵性对多数人的动物性的暂时征服。而多数人对一个新宗教的投诚、皈依等等，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仅仅是多数人的动物性对少数人的灵性，即将发动侵入、腐蚀、败坏的前奏。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颂歌，是荫蔽的“哀的米敦书”（最后通牒），是来宣告那曲解、附会、存其身而亡其政的“人民战争”，业已爆发。



只有遍布炮灰的“人民战争”，而没有自觉自愿的“人民革命”，因为多数人不会自觉革命；只有少数人才会阴谋造反。历史上虽然有的是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但领头的永远是少数人的狼性而非多数人的羊性。动物性只能充当动力（如“马力”），而不能把动力引导到建设的方向。成功的革命，必有灵性引导；而灵性对畜力的驾驭、成功的革命对群众运动的充分利用，虽是采取了“人民战争”的形式，并非获得了“人民革命”的实质；也就是说，其性质是“运动群众”而非“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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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规模宏大、形势混乱的内部革命或战争中（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堪称在全球历史的规模上，提供了这方面的最大范例）──敌对营垒实际上应当这样划分：



A，具有王者气质的首领及其具有灵性的助手。



B，交战各方中不成气候的首领、他们的部众以及王者之师的部众。



这种划分，不是出自无聊可笑的阶级归类法，而是出自“少数人──多数人互为因果；多数人──少数人交替作用”的新历史观。



少数人的灵性，是要以自己的趋向也即“命运要他们这样坚持意志”来做成历史；多数人的动物性，是要以自己的惰性也即“机遇要他们这样玩弄诡计”来涂改历史的帐本。少数人的对手，不仅在公开战争的敌方营垒，也在荫蔽战争的己方营垒。这两造乃是多数人惰性的联合阵线，它构成两线作战的严峻局势，贯穿并推动整个历史，而不止息于正朔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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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王者气质的各派首领及其助手，虽然互相残杀，却是真正的“同志”：他们都固执自己的灵性而极力排他，多数人的动物性作为促成他们意志的动力，则是服役的刍狗。这些灵性互相角逐又互相钦佩，公开厮杀又私底下敬重，虽然怯懦的刘邦只敢要项羽的尸体而不敢面见他的灵性。



灵性交锋的结果是历史的报应：多数人死伤狼藉、社会更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率、主宰、养育、抚爱──是隐蔽战争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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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与被治者间的共同利益，仅仅在于他们之间的生态关系：宛如狼与羊，仿佛乌鸦与狐狸。只有当统治者的灵性已经趋于黄昏，他的灵性沦为多数人动物性的代表，而被治者中尚未涌现出新的少数者灵性的那一个空当，这种生态关系才体现为头羊与羊群、老乌鸦与小乌鸦、老狐狸与小狐狸之间的“同志式关系”。这类似于庄子的“相濡以沫”，是平等的、动物性的废墟，而不是玄峻的、灵性的建构。



只有社会衰落的时分，这两造才有短暂的休战。这时，双方都精疲力竭，势均力敌。这种“可耻的休战”，被利益相反的各种官方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叫做“黄金时代”、“太平盛世”。所以一切黄金时代、太平盛世，并无转型意义的文化创造、社会更新。相反，历史是在这里逐渐停滞、无形变质、有形蠹败。于是新的少数人又乘势崛起，大张旗鼓奏起狂热、虔诚的进行曲……或隐蔽或公开，新一轮的和平与战争，又爆发、轰响，以虎狼之势突击霉烂的平原──开辟高山，制造峡谷，万里江河切开峡谷，奔腾的分化世纪，在此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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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的动物性存在本身，对于少数人的性灵已经构成一种压抑，特别是在这人口过剩的、蜂窝般的“文明末日的社会”中。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的蜂窝（罗马帝国）里，少数人的反抗，采取了新宗教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等等）。在太平洋岸边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的蜂窝（秦汉帝国）里，少数人的反抗，形诸于新宗教的宝卷（释迦牟尼的开悟等等）。各种“高级宗教”，都是作为少数人的叛乱宣誓，出现在历史的绝望中。尽管这种宣誓，经常采取出世的或来世的形式。



少数人的初级反抗形式，叫做“犯罪”。所以，精神上的创新无不被列为重大犯罪，故历来的先知先觉，“都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尽管多数人的动物性，才是对历史的真正犯罪，但他们却反过来把少数人的灵性，列为犯罪。罪魁这样，耶稣和悉坛多──分别以“救主”和“佛陀”的身份闯入历史，代人受过，以其时间性征服空间性，完成空间的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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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真正对手，不是他的故国，不是那横遭其军团蹂躏、毁灭的异文明；他的真正对手乃是以其部众为最典型代表的多数人动物性；那异文明的复杂份子，当然也属于这个范畴。



A，蒙古各部先后对成吉思的兴起所施加的压制、迫害，刺激了他的锐迸、崛起。



B，成吉思对文明各国的征服过程，实际上包含了对其部众的“隐蔽屠杀”即“借刀杀人”的含义。



C，成吉思汗如此一箭双雕，如果不是出自阳谋远虑，就显然出于无意识的引导，也就是所谓的“代表天意”了。



D，成吉思对被征服各国表现的蔑视及仇恨，是对那些从小就迫害其家族的众多恶邻、叛徒以及蒙古各部的是嗜血成性的敌对势力的“移情作用”。



E，由于这种移情作用，成吉思对恶邻、叛徒、蒙古各部的战争，成为隐蔽型的，而其公开的战争则成为国际范围的征服。



F，情绪的普遍化、齐一化和情绪的哲学化身之关系。



“决定历史命运的鞭子”如成吉思这样的屠夫，要感谢多数人对他的压制。故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陈词滥调是安慰“天意的仆役”，是“对自己也并不怀有善意的”那种。如此一意孤行者，方可以当得起“文明史的精子”，而把多数人所构成的社会列为被动的腹腔与子宫：精子突入，阴阳交感，历史生焉。



全世界的少数人联合起来（而不是全世界无产者无赖者联合起来），全世界各种族各文明各国家各阶层的少数创造者联合起来，种族、文明、国家、阶层的藩篱与隔绝，打破团结在天子旗下，联手创造全球的未来！排除你们之间的纷争，全面突击多数人惰性的腹腔：以此判决历史，也判决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你们不是代表自己实行终极审判：而是代表命运实行过程的判决。为此，也仅仅为此，你们才拒绝自相残杀，因为你们是党同伐异的世界精英。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五、野蛮与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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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这小厮的鞑靼姓名“金玄烨”倒经常被人遗忘），常被前清的遗老遗少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贤明的一个统治者。当然，这也是在亿万亡国奴匍匐在地的衬托之下的时候。



而这恰和他的蛮族背景有点关系。近亲交配向来只是产生弱种？而远方的杂交却能获得意外的生命力？唐太宗、周武王，其实也是如此的半开化者。至于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秦始皇，就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来路不明者了。正因为他们生在边缘地带，所以获得杂交的优势。而中国近代史上的湖南，其实也是因为在汉族内部的这种边区性质，因为苗瑶的混血，而得以在日益萎靡的汉人中间称王称霸的。



统治者的政治命运，常也与这一生物学现象暗合。特别当一个文化实体的内力已经十分衰弱、颓废之际，外来的侵略，也可能起到类似杂交与嫁接的作用，从而唤醒其内在的某些生命力；反过来，也可以本地的特性，使侵略者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至于针对文化实体所进行的具体创造，这种分析尤为切合。基于社会文化的相似而在和平礼貌中进行的近亲交配，要么不能生育，要么先天不足；而由侵略的强暴为后盾的杂交、嫁接，却能基于受体的极端痛苦，而开辟新的生命道路。历史上还有许多所谓的文化大师，是作为外来者，以“客卿”而显身扬名的。这一点并不是我们的发现，所以每个够格的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理解，列出一张极长的人名目录来……强暴和卖身，在历史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被我们的观察力一直大大低估了。



是“侵略”，通过播种、催化、刺激、杂交，传播并创造了一切号称为“文明”的残忍东西。没有侵略动机和侵略行径，哪里会有文化上的创举、精神上的升华？而最辉煌的文化之果，往往正是侵略之果（或对侵略的有效反抗）。所谓有效反抗，即“实现反侵略的鸿图”。“反侵略不是什么“反对侵略”，而是“反向侵略”！如俄国人向亚洲的扩张，就是出于反向侵略蒙古帝国和中国；而西方世界向全球的扩张，是出于反向侵略回教帝国，结果使得中国人的亲兄弟印第安人遭到池鱼之殃，亡国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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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被侵略者，不是消极地停留在反对侵略的初级阶段，而终于深入到“反向侵略”的高级阶段！反向侵略，在道义上是对侵略的复仇，在生命上则是纯粹的自我伸张，是以“反侵略”为号召而进行的侵略扩张。根据这些事实，可以说，被侵略者（而不是侵略者），才是下一个历史周期的最大受益者！



这样看来，“反侵略”（反抗侵略和反向侵略的各种形态：反军事侵略，反政治侵略，反文化侵略，反经济侵略，以及最终意义的反人种侵略……）──作为生命的高贵本能诚然可歌可泣；但“侵略”作为更基本更强大的本能，就更加必不可少！



“反侵略”的伟大斗争，诚然具有高尚的道义性和宣传价值，并因其道义性和宣传上的激励价值，而格外成为文化的酵母、精神的动力；但我们不要忘了，“侵略”才是“反侵略”之父……侵略因而是人类行为的循环链条中，高于一切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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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欠下的债，必须由子孙来偿还”──这是困扰现代中国的宿命式咒语。我们的一生，都在祖宗欠下的、积重难返而无清偿之望的债务之海中，被煎熬着。这冷酷的定律（除了“命运”，我们不知道它是由“谁制定的”），以其在我们身上种下的古老荣誉、顽固习惯、没落贵族的心思，把我们的生活逼人绝境，令我们的灵魂窒息，并毁掉一切希望，同时点燃众多无谓的疯狂：也许命中注定，这无谓的疯狂，竟然能化为新生的希望？



我们所继承的债务，无比沉重，浩如烟海：它并不体现在可敬的祖宗们，曾经的伟大光荣及其导致的妄自尊大、麻木不仁上，而是体现在我们今日的行为特征上。



文化分析学者（民族的文化分析学者，犹如个体的精神分析学者），把这些特点归结为“支那人的劣根性”，因此毋宁说，我们最可怕的债务就是我们自己！而所谓“我们”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可敬的祖先们，在他们的幸福生活里种下的孽种罢了？我们，是作为龙种的子孙而孵出的跳蚤！因此，我们必须受到惩罚，被龙种的梦想和感觉，与跳蚤的处境和能力之间的巨大剪刀差，活活剪成碎片！尽管我们自己仿佛并未作恶，甚至未能分享罪恶的利润，但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的利润啊！所以，我们必须为祖宗负责，必须承受他们行为的全部后果！这就是“乱世的真理”：它既然如此冷酷，又怎能不是真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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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应！报应！！我们无法躲避报应的阴影！！！



报应无情，尽管从个人的、时代的断面看，它不公正，甚至盲目、专横、强暴、蛮不讲理。它是如此缺乏我们的头脑所说的“理性“，这说明，我们通常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相应的感情，是虚幻的、有害的、应予废除的。报应，仅仅是报应，在强力推动历史剧目，我们因此只能承认它的大德，并顺从它的蛮横，如此方能“顺应历史的潮流”（“顺帝之则”）！否则你的“生存权利”即刻剥夺！须知一切“理”都是报应的造物，并是为证明报应的合理而存在的。



佩带髑髅的历史女神，以其特有的冷酷微笑，使现代支那人沦为债务奴隶。最惊人的事实，并不是我们必须清偿的超巨额债务──最惊人的事实，是我们命中注定“没有借贷就负债累累”，“没有作恶就陷入奴隶地位”。面对嗜血的历史女神，不满足她荒淫无耻的要求，我们甚至会失去“被奴役生活”的最后指望。如果谁敢揭示这破天荒的秘密，就将因此受到全方位的无情放逐。所以我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世界各国的驱逐，从一个港口被扔到另一个港口。这样的奴役状态和奴隶身份，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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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敬的祖宗们，为对应当时的挑战，而形成他们的行为方式。但他们的有效努力，并没有随着他们的退出而烟消云散，这些行为方式的模型，因其过时而具有毒素：我们所面对的，是与古代的统一天朝截然不同的战国世界，结果古代的营养物质成为现代的毒素，象死神的影子一样紧迫我们，丝毫不舍；像基因一样深入我们的骨髓，支配我们一切的言谈举止！是的，古代行为方式对今日的生存斗争的巨大的、阴影般的笼罩，乃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陷井。能否实现新生，能否清偿债务以摆脱奴隶地位，取决于我们自己；能否超越陷井，而超越的程度，决定了新生的程度！



如此，我们所经历的，为什么都是悲惨世界，就一目了然了。因为我们“生而负债”，如不努力奋斗，债务还会刊上滚利，越来越重，直到我们把子孙万代拍卖干净……这巨大的恐怖，震慑并抑制了我们追求幸福的全部冲动，所以，我们焦虑，无法解除彻骨的威胁。我们知道一切努力毫无成效，尽管我们虔诚，试图建立新的信仰……但我们知道我们会被击败，我们的还债行为，将制造新的债务。这恶性循环，贯穿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骨髓，深不可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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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把“报仇雪恨”之类的概念，定义为“人为的有意识的报应”，因为，是自然的规则、天神的意志，使人间的报复成为永恒的报应！面对酷烈而骇人听闻的复仇，我们非但不应谴责，反视为高贵行为。复仇不仅是“结账”，还是清洁的工作，因而有助于卫生。最有生命力的人，必体现最炽烈的复仇、最微不足道的顾虑。请欢呼一场彻底的复仇！它为历史演化，提供最强的催化剂。他倾慕亚历山大宝刀──一刀斩断祖传的死结。



“人人都生而有罪”──这不仅仅是基督教的理论，而且是生命的真实。稍加变通，也许有助于我们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我们必须为我们未曾参与的事件，承担后果；我们只是无穷的“因果之链”上的小小一环！生于报应，死于报应：报应是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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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于“抵抗”：投降固然灭亡，无敌又何尝不是灭亡！打遍天下无敌手？是“独步古今”的公鸡式幻觉，它作为灭亡的前兆，早在两千年前就俘虏了中国的心，使之麻痹。人作为生物，也像其它生物，需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不变性，需要适度的僵化、偏见、谬误、武断，才能集中力量、以一当百。作为“生命的局限”，它当然算是提供了必要的保护线。然而，局限也得有一个限度。“过犹不及”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日益增强的局限，已经造成“尾大不掉”的危机，使我们的巨龙奄奄待毙。



“停下来”是美丽诱人的，然而也是腐朽的伊始。许多未亡的支那人，像八旗子弟般，他们的终极理想就是，在冬日的炕上，抱着一个小老婆，并由小老婆替自己点燃鸦片烟枪。这是最极端、最过瘾、最支那式的“停下来休息”。即使暴发户也像心满意足的破落贵族那样停下来休息，却完全不懂得：停下来之所以是美丽的唯一理由，无非因为一切美丽的东西，只有当观赏者“停下来”之后，才有充分欣赏的可能。若不停下来，即便连最美的视觉对象，在观者的视网膜上，也只是一片浮光掠影而已。哪有丝毫的“美”的影子！所以停下来时为了欣赏美，而不是为了抱住小老婆抽大烟！



“美”这感觉如果真是独特的“美”，那就真的不得不是感觉、彻底的感觉也就是幻觉──是必须求助于某种程度的静态的。即便常人所谓“动态的美”，若无静态为其辅佐，何以捕捉？“停下来”之所以诱人，还因为“停下来”就是惰性与舒适的最终胜利。一切运动着的个体，终将“停下来”，并接受惰性的拥抱、舒适的奴役──这也是生命界线之一，是动物世界的普遍规律。因为对惰性的任何抵抗，都以青春为背景，而且也以青春为代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春有限，惰性无限。所以青春终是惰性的俘虏，“停下来”的麻木，才是生命忠实而形影不离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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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人，在冥想死亡时，感到恐怖的痛苦；而惰性的人真的面对死亡时，却恬静，因为停下来的麻木已经攫住了他！因为旺盛的生命力及其抵抗力，早已消失了。“停下来”因此成为宜人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它虽意味生命过程的衰落，但也包含着痛感的减弱！无怪乎，尽管公众恐惧生命的衰落，却愿意在减弱痛感的条件下走向生命的尽头！而公众对生命衰落的恐惧，也是基于对痛感的恐惧；哪里是出于对“停下来”、对“生命衰落”之抽象的恐惧！



衰落本身，其实也不像强盛者想象的那么痛苦，强盛者由于精力旺盛，由于敏感的洞察，而夸大了衰落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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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记忆是苦恼的根源”。这话语的真实性通过以下事实而证明了：任何衰落者，不论其为何种等级，都必经历其强盛期，而他们在衰落期中的痛感，更多是来自他们对强盛期的片面记忆。尤其是，大自然为了欺骗人们继续勇敢地活下去，使时间美化了过去的一切，因此任何记忆都带有极大的省略性。更尤其，人得到某物的快乐，远远不及失去那物的痛苦大；而人又很容易习惯快乐、不习惯痛苦，所以人永远，容易痛苦而不容易快乐。这样，人对强盛时的强盛与衰落时的衰落的鲜明对比，并而完全来自衰落当时的感受，也来自他对强盛期的省略记忆和特别美化！这使得衰落期的感觉，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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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兴起”过，更谈不上“强盛”，由于这样的人对痛苦过份趋避，因而总是“停下来”。这种人的一生，是不断衰竭的一生，这衰竭从他们发育成熟之日就开始了。他们的生存，实在有违“人”的定义！其实，“停下来”并非衰落、腐朽的肇因；“停下来”只是衰落、腐朽的预兆罢了。至于这种惰性的原因，迄今笼罩在生命的神秘之中。生命的定数，使得那一天，“停下来”的愿望，成为不可抗拒的诱惑：升腾的、光荣的帷幕，冉冉落下了！



如前所述，“美”，总是和某种程度的“停下来”，同一步骤的。因此“美”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某种的腐朽。我们大可不必为了女性化的现代社会的习惯而讳称这一点，毕竟，即使连最伟大的英雄，也是由女人抚育而成的！“美”的称号，就如此意味着某种女性化的陶醉，某种阴性的沉缅，某种充满表现欲的凝固：“停下来”，像模特儿一样展示……



尽管如此堕落，但诸如“美”、“和谐”这类精美的玩艺儿，却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道具呢。人需要休息，需要调剂……即使最顽固、最勇敢、最伟大的战士，即使“天神之子”，只要他是由人投胎的（“太子”），就不能幸免于难。如此一来，“美”与“和谐”这类的儿童玩具，就成为人生不可或少的调味品、装饰物，甚至“理想”了！



究其实际，“美”造成的舒适感，与创造力勃起时的兴奋感相比之下，就只是被动的感觉了，它较多取决于对象，而很少取决于自己──这是与创造力的唯我独尊，正好相反的。“美”只是丑恶之链的较为可爱的一环，“女性的美”是需要不断勃起的创造力，来予以鉴赏的。



日本俗语：“英雄和油画一样，要从远处观赏。”这岂不是说，“女性的美”也与英雄的本质，根本对立呢。所以，为了得到“英雄”的本质，就必须舍弃近处的“美色”。而所谓“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的那类英雄，也必须首先经历舍弃美色的考验，否则，他从哪里获得英雄本质呢？一方面，邻家姑娘、唾手可得，并不能满足英雄的想象；“美”包含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判断。另方面，距离及其造成的模糊，有助于“记忆的省略”；而“惊鸿一瞥”、“记忆省略”，则是飞升到“美”的双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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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秘密在于“抵抗”。投降固然灭亡，“无敌”也是灭亡。因为无敌，作为“独步古今”的公鸡式幻觉，会削弱抵抗的力量，所以是灭亡的前兆。



人，作为生物，有一点也像它种生物，须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不变性，生活才能延续不断。也就是说，某种程度的僵化和谬误、偏见和武断，就这样成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不足为奇。既然是生命，哪里能缺少“生命的局限性”？然而，这得有个限度。“过犹不及”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随历史发展，历史因素日积月累，人的局限不断强化；人的文明，由于“尾大不掉”而遇到越来越大的危机。过度的局限就像没有局限一样成为生命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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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自我限制”的民族。因为中国是一个早已“停下来”的民族。如果我们不能重新起动，命运一定不会饶恕我们。只要重新起动（哪怕是以极端手段起动的，哪怕是以疯狂方式起动的），命运必能赦免我们的衰颓、消除我们的疯狂、中和我们的极端，然后饶恕我们，赐予新的创造力，使我们得救。那时，一种伟大而酷烈报应即将在中国显灵。伟大得酷烈，酷烈得伟大，让我们为之肃穆而不是为之发抖！



是的，我们在肃穆中祝福，祝福这报应的彻底而完美：中国所负的债，可能一了百了？阴性的沉重历史，可能被勃起的创造力逼向颠狂的极端？新的生生不已，洞开了；坦途中，奔跑出快乐的婴儿。如果我们发抖，那么只能在发抖中灭亡？为此，我们需要回到野蛮，并奉野蛮如康熙者，为贤明。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六、怪诞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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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癖的最大危险，是冲淡了神圣事物的圆满内涵？从更深刻的意义说，则破坏了伟大事物的完整性？



神圣事物的神圣，并非就人的卫生功能而言；伟大事物的伟大，并不以其是否合乎某类道德准则而移易……



囿于一己观念的洁净，而驱使观念的宿主，远离伟大与神圣，固然是危险的；但若以人的寻常观念，来分析神圣、宰割伟大，甚至以“消毒”为借口来侮辱生命，则是亵渎的……如此岂能称为“科学”的呢。



神圣、伟大的事物，往往独立于我们这些瞬息即逝的动物所具有的道德之外。越是神圣伟大的事物，它们的内涵越是复杂，但也越是需要受到完整、有机地对待，而不可随意扬弃。妄图“扬弃”较自己为巨大和复杂的存在的人们，自己反倒会被判入扬弃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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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运浩荡圆融的运化”中，一切“恶”，不复存在；因为一切“恶”只有当它们对人们构成危害时，才是恶。在超越了我们渺小存在的“运化”之中，一切“恶”，无不回归为“善”，因为易化才是“终极的善”。这不是乔装生活的罪过，不是把衡量“善恶”的标准暗地更换，不是以“无标准”代替了善恶标准，所以不是将“恶”粉饰为“善”。我们称此为“易化”。



让我们做一个譬喻：世界上最有用的和最有害的，都是有机物；而人视为污秽的腐尸、粪溺之类的不堪入目的事物，正是一度作为美人食物被人极力追求的东西。是“易化”的决定作用，使它们分解变质，并继续分解为不再令人厌恶的元素。人的判断和价值标准未变，但它评价的对象本身却改变了。改变的关键是，没有什么事物是可以“被终止”的，万物将永恒运化绵延，化易变形，直到重新转化海阔天空，一片原始纯粹的美……



对人的历史行为言，这也同样适用。“历史行为”，是对历史发展的形态具有影响的行为，历史行为不会由于它“已经发生了”这一事实，就在实际上“已经终结”的；换言之，一切历史行为在它们已经发生并产生影响后，并不“到此为止”，而是通过“死亡──再生”等变形、化易，在人们难以察觉但毕竟可以察觉的的形态下，继续发展，充分展示其影响力。所以人们说，评价越是重大的历史问题，所需要等待的时间越是漫长，因为要看清其主要影响是困难的。而实际上，许多历史行为的全部影响要完全展现出来所需要的时间之长，已经超出人们的耐受力，所以人们迫不及待地做出自己所需要的错误结论。可以想象，如此短促的人生，要弄清历史行为的性质和影响，是近乎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只有易化的完整过程，才有足够的长度可以衡量天才的作为，而真正天才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完全不顾大众的评价，一意孤行在命运指引的道路上。因为他是人中的较高者，一切低下者的认识，完全不应干扰他。只有那凭其智慧即“命运的恩赐”而洞察天意者，即一个新的天才，才可以恰当评价他。



善恶问题也是如此吗？一切恶是暂时的，可以被易化为善。这并非由于判断标准的改变，而是由于易化的过程长度，足够将恶转化为善。社会的“恶”，对易化所起的催化作用，往往要大于自然的“善”；因而越是邪恶的，也就能成为越是善良的：“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种牢骚也从另面说明：越是后来投入革命的，对革命的贡献也就越是新近，越是有力。晚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都还可以再被革命所利用，而已经被革命所用过的，却无从再被革命利用了。在这里，“绝对值”的概念，不妨成为衡量历史行为的一个工具，而不必把革命当作封官鬻爵的“道德判断”。在易化那崇高而无偏袒的裁判中，“正”与“负”，“早”与“迟”，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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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化对“恶”的转化功能，不是通过物理学意义的分解功能而实现，而是通过历史学意义的综合功能，而实现的。所谓综合功能，也就是“历史行为的性质，受到完整展现的功能”，尽管物理学的分解功能和历史学的综合功能，都落实在它们的“回归”功能上。《老子》云，“归根曰静。”这回归的功能，是在宁静中净化，净化中宁静，从而揭示世界的本谛。



所谓“回归的功能’就是：”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的文雅说法。也就是“回到事物的本来状态去”，而不是囿于一时一境的偶然，以致弃本。而所谓“恶”，就是以偶然、弃本的现象，抽离易化之渊；而只要易化继续潮涌，一切恶，无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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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纯宗教天地，却没有纯道德天地和纯艺术天地。这是为什么？因为宗教是道德与艺术的妥协。宗教，和道德与艺术于一璧，熔禁忌与图腾在一炉。人世间，没有另外一个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充满惊人的自我矛盾、自相冲突。人世间，没有另外一种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满足形形色色、互相反对的人性要求。人世间，没有另外一种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在光怪陆离中还能保持内在的完整与形式的纯一，还能通过某种神秘的恐怖，涌现高雅脱俗的风格。



纯道德的天地，失之枯燥；纯艺术的天地，失之放纵；所以碍难形成圆满的天地──以俘获各色人等的灵魂、肉体。主观的天神（如大乘佛教徒所崇拜的观音）或是“善”的，或是“恶”的（如中国民间所崇拜的魔怪）；客观的天神（如殷代《卜辞》或周代《大雅》中所崇拜的天神）则无善无恶。主观的天神，具有人性或人性的升华，如爱、慈悲、救苦救难等等。客观的天神则没有人性，更为远离希腊──日尔曼──印度等“雅利安神话”中诸神的荒诞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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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对一个事物（无论客体存在还是主观感觉）有所“认识”，必先要那事物对人已经构成某种压迫：也就是说，人们实际上没有能力去“认识”并不压迫自己或并不吸引自己的事物。在这种意义上，“吸引”也是一种压迫，甚至是更大的“压迫”。所谓“渴望”，不是出自认识，而是出自本能！但“渴望利用某物”，却是一种认识的结果。“渴望利用某物”的动机，还进一步推动了认识的发展。尽管它的原动力仅仅是，“对来自某物的压力感到烦恼、愤怒、敌视等等，进而需要把这些有害的情绪转换成为有益于卫生的反应，以便因势利导、控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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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的对象，构成物理意义上的压迫。艺术认识的对象，构成心理意义上的压迫。对物理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科学家；对心理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艺术家。政治认识的对象构成社会意义上的压迫。宗教认识的对象，构成精神意义上的压迫。对社会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政治家；对精神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宗教家！余可类推……总之，没有压迫，就不会有对应于压迫的认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认识”；有什么样的压迫，就有什么样的认识。



──认识的形色纷纭、时装各异，但，都是针对压迫而发的“某种反抗形式”。没有“客观的认识”，因为没有“客观的压迫”；在这种意义上，压迫，若不能化为“压迫感”，就是毫无用处的。因为那对“认识”的萌发与演化，可谓并无裨益。



──欲“提高认识”，必先“深化压迫”！



请听这首“哀兵之歌”：



为什么“哀兵必胜”？因为他们尚未被权力腐蚀！哀兵的元气郁积于衷、没有外泄──他们因此还能“惟精惟一”、竭尽全力。这样一来，胜利不用“夺取”，而是自动落入哀兵的掌中。



有朝一日哀兵们“胜利”了，伟大的哀戚和可贵的警醒，就削弱了──权力的毒素从此乘虚而入……真正的胜利反而变得再度遥远了。因为在这世界上，真正的胜利和最后的胜利，并不存在。所谓“胜利”，无非是一个漫无止境的进程，而非一个断然的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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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的一生，就该忍气吞声？难道我们的生命仅仅朝拜别人的利益和别人的目的，而不是朝拜比人崇高、比人经久的存在？该是结束那些诱使我们火中取栗的荒唐说教与恶毒阴谋的时候了！那样，只有当我们朝向自由的象征，并激活不断的灵感，我们才拥有力量。但愿这就是我们的见异思迁、朝秦暮楚！



当我们朝向自由之敌，但以奴役集团为主人，生命的灵感会窒息，冲击的力量会递减，谁能谴责我们的由衷的厌恶！这时，我们希望走向旷野、到无人之境，去追踪落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主人是尘世的代表。所以，我们不仅仅对主人，而且对尘世间一切事物亦复如此：你是自由的象征还是奴役的工具？你是激发灵感者还是扼杀灵感者？──这是我们判断取舍之的基准。尽管永恒不变的普遍尺度，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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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永远在那里……“她”永远焕发青春的活力……“她”永远在激励你每一条神经……企图诱使你脱离轨道、背弃命运。“她”扰乱你的平衡、使你陷在矛盾的苦淖中。“她”要你。“她”要你去屈从“她”的一切奢求。从最细微到最根本的……“她”什么都要。“她”有她的世界；“她”和你不属一个天地。但“她”要你屈从、要你投降、要你变成“她”的仆从！神秘而却浅薄、动人而却危险的“她”……仿佛永远闲散，逍遥在那儿──对精神的探险者，构成致命的诱惑。



她们都酷爱暴露自己的肉体……用最精心的或伪装成最漫不经心的方式。最细腻的煽动和最高傲的冷漠，作为诱饵……最自相矛盾的举措和最言不由衷的语汇，以扰乱情欲猎物的心──尤如一条善解人意的野狐狸。她甚至用最复杂的迂回倒退，来摆脱坚韧不拔的猎人或使之落入死亡的陷阱……但对落入罗网的猎物，狐狸们却又是毫不留情的。她们都喜爱乔装自己的感情，用最相反的言辞，倾诉最使人陶醉的“蒙汉药”。这群历史的奴隶，不知反抗为何物，却要装作高傲的主人。但命运却给她们最奇特的随遇而安之能耐！以此，逼使那屈从她们的人，也沦为历史的奴隶。女人，就这样成了创造者的试金石。甚至连一个无畏的海盗，一旦被这些貌似主人实为奴隶的尤物羁縻住，也将立取败亡、死在断头台。所以使那位“英雄竞折腰者”，并不是分外娇娆的江山，而是上海滩头的娼妓（或用现代语言说，是演员）。难怪许多亡命天涯的汪洋大盗，为明哲保身起见，反都避女色唯恐不及。



她们是文化周折里的浮渣。浮了上来，引人注目；但却身不由己，听候摆布。作为明星，她们并不真的参与任何文化，因为她们脱离创造的意识和自觉的历史。尽管诗人们阿谀说，“她们才是创造之源。”是，她们挑起战争，如在特洛伊城；但并不参与战争，置身在史诗英雄的行列之外。她们激发荣誉感，但距离荣誉则遥不可及；她们刺激文化，但自身却并不包含任何文化的要素。



她们都喜爱暴露自己的肉体！因为这已是文明的末世。但逼使她们戴面纱、穿长袍、立牌坊、成“沙蒂”的时代，已经遥远但又已经不远……历史的钟摆又将摇向另一极端。因为在人类心灵的深处，总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倾向在高喊“自由”……一道新自由的曙光，也就是恪守道德乃至恪守禁欲生活的曙光，已在地平线上跃跃欲试了？尽管那样带来的，依然不过是新一轮的无聊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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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过一种养精蓄锐的生活、一种促进升华及生命转机的生活。有道德的、禁欲的生活，因此不是“消极的”，而是一切胜利者借以吐故纳新的，是他自己笃实力行的。如借用理论家的话，那是一种远离“畜群的”生活。



这样的胜利者欲使自己长寿，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不是集权主义的“集体”；而是文化集团和生命种族。人类欲使自己不朽，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久的存在。融于彼而不丧我，并以自己的特色去丰富那伟大集体和久远存在──这是文明意义的“长寿艺术”。



人类也罢，文化也罢，民族也罢，欲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超越自己的能力，它需要懂得，与久远存在（如自然界）协调的生命艺术。既然决心融于这大的存在，就需要适度放弃自己的利害和自己的是非，而直趋这存在，并以其节律为自己的归宿。个人的归宿，是集体和种族；集体和种族的归宿，是文明和生命，而文明、生命的归宿，则为自然或曰命运。自然与命运的归宿，是“终极的善”。我们也许无法用经验证实终极善的实在性，因为我们的经验太肤浅、太局限也太短暂了；但是我们经历中的浮光掠影，却可以证实终极善的或然性。既然没有人怀疑自身的“实在性”，那么为什么要怀疑自身实在性之上的终极善呢？即便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下，缄默了。既然“我在”，那必定有高于“我在”的终极：无论如何，“我”总有一个渊源，一个来处和一个去处吧？没有人会愚昧得认为人生可以永恒。既然人生不能永恒，那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既有来处又有去处的过渡状态。这来处与去处，这大于我们、久于我们的，可以证实终极的或然性。“吾身”的存在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之前之后的链条。谁否认这链条的存在，无异否定其自身、否定其祖先、否定其后代；既否定了种族的归属，又否定了文明的归属。即便这样绝对的否定者可以存活下去，他内心仍有最深的疑虑。因为他的否定只是愤世嫉俗的表现，他的本能和常识，并不支持这无端的、过激的否定。除非他是神经缺损的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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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的或然性无始无终。而世间的存在若有始终，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这更大的存在，若有始终，也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如此追溯，无有穷期；而在其尽头，横亘那真正的终极性。只是在这终极性的无穷运化及其形成的“易化”中──一切存在，尽都泯灭、消融，无形在它不朽的化易中。在易化的巨大游荡中，在永不回头、永不忏悔、永不犹豫的游荡下──人间的苦难、幸福，刻骨的抱怨、冲天的希望，誓不两立的善恶，不可调合的利害……尽都移易、消亡，没有印迹……在它们的墓碑上，闪出了终极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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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不用“自然界”一词，来表述终极性；最好用“太极”一词，来表达终极性的“非客观性”──为的是驱逐从古至今的综合混乱。智者的投机，群众的迷惘，盖源于此，对“自然界”可通过经验作局部的考察，而对于“太极”，即超验于概括之外的神秘，人的经验，如何把握？即使天才也只能透过自己的本能、透过对内在世界的反省，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太极在”的思想结论。



我们的“自然界”，并不是“客观的存在”。因为人在使用“自然界”这概念时，无不包含浸透了各人的主观。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段，所理解的“自然界”也不一样……“客观的存在”呢？没有！如此，人对“假定的客观存在”的主观感受，才占有主流地位。而“客观存在”这一必然的假定，其实是从自身存在的偶然中，推论出来的。最重要的，不是世俗的“善”，而是易化的“时”。合时，就是善。



合市井之时，是市井的善；合天运之时，是天运的善。合超级存在的节律，它的春、夏、秋、冬，是伟大天才的善。──春行春事，夏作夏功，秋获秋实，冬尽冬藏。节令上的春夏秋冬，是地球北温带居民的感受──但还有一种文明的“春夏秋冬”在那里，它向我们秘密传达宇宙深处的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