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的文化哲学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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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办法是区分科学与文化这两个单元。以科学从事分析，以社会主义从事整合；而不是将两者混合起来，自相矛盾。



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迫使人们习惯于：用“物质”取代了“上帝”的本体地位，同时，用“科学性”取代了“神圣性”的统治地位，用难以理解的“规律”取代了同样难以理解的“天意”。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混同，虽然杀死了高级精神，但并不等于精神历史的终结，历史，这是一幕不会有结局的连台大戏；一场不会有最高法官嘭嘭敲着定板的审判程序……往往复复，颠颠倒倒，反是历史运化的常态──明敏者对此不会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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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漩涡里，有着名词和范畴的改变，但都同样缺乏生气，缺乏真正的科学赖以发展的活力。它们是多么相似啊！尽管他们曾经敌对、厮杀；现在它们却出人意外地和解了──后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和前者的永恒夙愿！这一永恒夙愿的真正内容、实际意图，就是对新事物、新理解、新创造的扼杀。对人性智慧的压制、遮蔽、讨伐……



这种悲喜轮回演出，不纯是人类理解力的贫弱所致。在更多情境中，它更与个人的、集团的既得利益和所谓党性原则纠缠到一起了。人们为了眼前的利害所蔽，而忘了自己的初衷（庄子所谓“蔽于人而不知天”）。对此劣行进行的掩饰与辩解，反倒加深了混乱。语言文字也因此从人类交往的工具，变成“另有一类假象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有学问的人们在某些某物中所惯用以防护自己的定义或注解，也丝毫不能把事情纠正。而文字仍公然强制和统辖着理解力，弄得一切混乱，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新工具》第一卷43节）



正是在思想混乱的漩涡中，科学的名号下已充入日益增多的非科学之物。例如，科学的世界观，就与实验科学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整合的世界观是无法在分解的实验中得到验证的。但人类意识的统一压力，实需要一种整合的力量与之应对──科学无法做到的事，应让渡给文化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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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仅仅理解了他们社会政治上的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互相均衡的要义；却茫然不见在精神领域也应这样：技术科学和精神文化应有各自的生存空间，艺术与宗教也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从而使得人类精神获得多维的天足……这也许恰是中国思想可以给西方真理的一点教益？





六，学者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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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官方学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现代精神文化急剧没落的背景下，恢复文化生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归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大道”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真是个莫大的误会，甚至是有意用鱼目来混珠。要知道，科学至上的迷信心理，根本上是信奉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者申说，是为了人的幸福，才去叩开科学的城门，深入科学的洞府……我们并不怀疑说话者的诚意。但是，科学至上了，人的幸福与自由怎能不完结呢？因为手段成了目的，所以“保卫者”必定再次成为“胁迫者”。



“弑父”的悲剧又在上演……其关键无非在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要知道人的内心需要，是很难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也难以用物质手段彻底满足他。在很大程度上──人，并不确知自己“是什么”并“到底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又如何能著手满足他？而我们一再发现的事实，却与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大不吻合。──人，是需要压制的。当物质意义上的压制解除了，他便本能地感到精神上的压制。当精神上的压制也解除了（尽管这是很难的，比前一种解除尤其难）──他便感到空虚、绝望，甚至不惜去寻觅压制、寻觅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苦行僧团，就是这么形成的。



科学，无非是遂行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要害不是科学至上，而是那投身于“魔鬼怀抱”的浮士德式的狂热，和把自己典当给“有奶之娘”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像日耳曼神话中的皮尔·金特和浮士德，就是这类人本主义的典范。正如一次大战后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迅速冒头的独裁者，也是以“现世幸福”如四个五个现代化之类的糖衣炮弹去蛊惑群众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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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万能和科学至上的迷信，一笔抹煞了人想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的内在需要，它全然不顾人的多重性和人的多种需要。在这现代迷信的“主义阴影”下，人成了可能而且必须予以标准化的躯壳。人的灵魂和对“灵魂不朽”的优美期望，被凶恶的手一起给倒掉了，如同婴儿与脏水一起被泼掉了……电视、广告、思想教育、道德训诫──甚至美容杂志、时装杂志、健康杂志、食谱杂志等等：一天到晚、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做人”……好像学会了“如何做人”的范式，就能大大提高自己的社会价值，就能从中生出新一代的生命！



然而，人的生活方式却只能是天然需要的不可阻遏的流露：它是不教而能的，它不需要现代法利赛人和大祭司团的这些凶手制定的种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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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是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的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所以古人说：“一将成名万骨枯。”



而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才是宇宙间最细腻、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未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一种青春再来广泛思潮──迅速传遍了人间……



为了提高自己而献身的人们：你们知道，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来吧，唯物主义的末日。





七，中庸精神的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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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夭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带来伟大的压力。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而投机取巧、选取捷径、不择手段、寡廉鲜耻──从绝对值的角度去看，竟也一变为成功的前提。因为它们最无顾忌地发挥了生命的内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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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义、中庸之道、中国式的“做人”──是生活波澜之敌，它力图使河水变为井水；再使井水变成淤泥。使流动于两端的生命之水变成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样板，它是老化者的理想之石？但却压得青年透不过气来。青年还有着很强很强的反压制活力：这是生物的年龄特性决定的：个体在早期的发展，有助于整个物种的自保、适应与发展──他们还没有衰落到甘于“持平”的地步。因为丧失了冲力的“持平之‘平’”，不利于他们的长期发展，只对行将就木的朽败者有利。精神上的青年，渴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天平和法码，也渴望那种能够保障自己生长的和平，从速降临。为了新的平衡，他们也许首先需要攘扰和骚动；为了新的和平，他们也许先要诉诸战争。这战争之无法回避──尤如新陈代谢之轮的不可逆转，尤如长江后浪之击碎前浪……



诚然，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穿上了小鞋，甚至不惜为此涂上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从而用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方式，把科学和人道主义推到了“对人进行异化”的深渊边缘。而在小心翼翼的仰视者看来，这深渊却是一座神圣的悬崖──灿灿夺目、高不可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就是如此仰视悬崖的庸俗透顶的功利者──以便吸取创造力的一部分结果（同时排出“多余”的即“超出一时之需以外”的），以养活自己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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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总能力是有恒量的。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化的表现，对其他方面的表现则潜隐着牵制甚至是抵消的作用。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有人讥讽运动员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批评了一桩十分自然的事：精力都流淌到肢体上去了，批发给头脑的也就所剩无几了。



同样的道理，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从相异而相近的另一现象看，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领域内失落感特强的时期，也正孕育着新王国新秩序的悄悄临近。失落感，多少实体从中奔涌出来！





八，在对救世主和上帝的本能直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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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救世主和上帝的本能直观中，高级宗教比起原始宗教来反而大大退化了──主要指其超验性而言。不错，神或半神被赋予人形、人性，好像发生了文明的进步；星罗棋布、形态怪诞的动物神祗，被几大类型的人化神取代了，神和半神的神秘性和超验性，也被削弱了。这种质的流失，使人把神日益道德化、社会化；而忘了神具有更广泛的宇宙使命和生物使命。在唯物主义统治下，几十年来，各种高级宗教就是沿着这条沉沦的线索直接下降的。现在，当这几行字写下的时候，世界文化史的新页正在掀开：人们将看到，随着文化全方位的推进，人对宇宙有机活动的根本认识（宗教）正酝酿第二次重大变革：几近人形、人性的神秘象征（神及半神）将被具有更广泛生命意味的、不限于人格化的“另外象征”所取代。这将是自青铜器时代以来，最要质的精神变迁之一。──正如新石器时代以降，神祗观念中的非人成份曾经受到日渐强烈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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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宇宙有机活动的根本认识，有活力的、开放的宗教（如当代的天主教、新教就不是如此。而正统的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就更不用说了），始终吸取当时的经验科学的结果，因此，新一代的宗教体系，大都形成于科学之后，而不像人们现在认为的那样，是在此之前。



欧洲中世纪教会对科学的压制，本是两种文化（希腊罗马希伯莱等古典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间的斗争，而不是一个文化传统内部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压制哥白尼学说的并非教会（哥白尼本人就是一个教士），而是托勒密的科学。宗教从科学所获良多的例子，早在石器时代的原始宗教由原始科学（巫术）汲取养料时，就发生了。众所周知，基督教神学得益于新旧柏拉图主义和托勒密天文学；而基督教会的教阶制，则得益于罗马文官制度；至于它的宗教会议与宗教立法传统，全不见于其他文化圈中的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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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观念，方法及技术手段所提供的“基因”，兴许正是生成又一座宗教文化殿堂的原始胚胎？



现在我们可以感受并想象一下，神祗变迁的“三段论”：



一、动物神和以半神半兽、半人半兽、半爬虫为象征的神（过去的原始形态）。



二、以人体、人性、人格主导的神祗（现代的人文形态）。



三、以基因或某种动力生成的永恒者为象征的超级载体（未来的科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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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神话所追求的力量与完善，在科学之光的透视、分解之下，周期性地转移、寄寓于不同的载体（象征）之中。因此，未来形态的永恒者，展示了不同的精神世界的可能性。



作为永恒者的神，是由双向的“阴阳互构”的运动产生的：一些人由于其内在力量的过剩而渴望出击：可是身受束缚，不得自由，他们就把自己的热望寄托在“神”的身上，让神代行已意。另些人由于其内在力量的贫弱，无力抗衡生活的磨难；就需要一个心理上的“父亲”，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屏障。



神，不是被后一类人创造的，却是被后一类拜神者接纳并凝成一项固定的信仰。至于前一类造神者，却并不一定需要对神进行仪式化的崇奉，他们的生命力太旺盛了，以致来不及停下来好好欣赏自己的作品，更无暇使之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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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神论的角度看，在人生千奇百怪的纠葛中，理性扮演着一个调和者的角色，它奉持着类似于“中庸”、批判的神牌──到处充当至高的裁判。它说它调和“爱”与“恨”；它说它消弭极端倾向；它说它的最高宗旨那不可言喻的“仁”之圣境……其实，它不过是取长补短──牺牲智慧去为愚蠢镀金。在轮到对理性作出理性评判的时候了。



理性的两面性在于：一方面它道貌岸然地俯视着某一类情感与意志；另方面它却无微不至地为另一类情感与意志作辩解、找开脱。它是在充当一个自命清高但却无所不为的心理掮客。它忙忙碌碌，把一些心理力量（如感情）卖出，又买入另一些心理力量（如意志），并为之乔装打扮。理性的这种天性，曾使许多古代思想家感到骇然。庄子在他极为渊博的著作中，就曾反复指出过这一点。



理性好像经常谴责情感与意志的极端状态，因为，它的偶像毕竟树在“中庸”与批判的神位上。但它的谴责越激烈，它的辩护士也就越热忱──谴责情感与意志的这种极端状态，等于为那种极端状态作粉饰。绝对的持平是不起作用的（无助于消弭极端倾向），因此，理性只有陷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困境中。



理性的两面性还在于：它既压制又反抗。例如，对心灵内部的情感与意志，以及各种向往冒险的冲动──它压制它们；而对外部的环境、异已者、一切隐隐威胁的暖昧之物──它反抗它们。人类的理性──是集压制功能与反抗压制于一身的法官与律师，无怪它自命“智慧”，是为身心之间的大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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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充斥着神异气氛的宗教团体的生活中，“说理”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压力手段。至于各种世俗的社会生活，仰仗“说理”武器的地方就更多了。即使是强盗集团也须有抢劫、分赃的一整套的理论依据。“强盗逻辑”一词表明，强盗也是充满理性的──至少当他们“说话”而不是当他们“行动”的时候。



其实，理性主义也是人身上潜伏的一种原始力量（存在的、反抗的本能）的表现，即比较弱的、尚可为习俗所容纳的力量，采取了合乎规范（理性）的形式。如果力量太强大、大直率、难以揿入习俗的现成框架，它就被带上“非理性”的标签。再如果，原始力量已经大到无法与习俗规范互相妥协共存的地步，就成为“反理性”的──这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哲学判断力的潜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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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主义的荒谬感与他的实存地位，交识成一幅发人深省的怪诞画面。荒谬的东西为什么存在？显然，这说明实存之物（现象）有相当部分是在我们的理性视线之外，是在我们的理性所能正及的视界之外。超出人类寻常理性之解的东西，即为荒谬。实存的世界，宛如一座巨大的海上冰山，它的六分之一在那文明的波涛之上，六分之五却隐伏在波涛的底里。波涛之上的可以进入理解与语言的领域；波涛之下的则不可进入。而全方位的认识，有待于识别波涛之下的巨冰世界，有待于破开遮蔽智慧之光的理性屏障。



“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这类称呼，名不符实。什么是“主义”？这个当代生活中受到过度使用的词汇，因其负荷过重而早已疲惫不堪、甚至面目模糊了。有必要指出的还有“实用主义”一词。实用的立场与主义的系统，不也恰恰是矛盾的一对？“实用主义”作为一件论战时的讽刺语也许不失尖刻；但想更恰当地道出其内涵，非得另辟蹊径不可。宇宙之洋，意识之海，与线型的“理论与主张”之间的关系恰巧是方枘圆凿的，这种现况不应再被忽略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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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视海洋的存在，还是修改我们那些触须式的“主义”名字？已经到了对我们现代汉语的外来语汇，作一番澄清的历史时刻了。否则，我们将被夹在两种文化语言的缝隙中，进退维谷，粉身碎骨。



类与类之间的幽闭，曾是个体之间幽闭的延伸与扩大。因为“类”，不过是个体差异的典型化与夸张而已。在一片无法弥合的分裂中，一片日益分化的灌木丛中，现代世界的瓦砾场（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废墟中你可以看见它的物质外观）──给人心投下了多少阴影！分类的幽闭终非静态的完成，它是方成与方生、方生与方成之际的动态。因为力量的增长，迫使心灵去寻求同道，迫使心灵去创立同道──把自己的力量投射给对方，使力量在心理生物的品类内部实现流通。在压力下，在各个文化圈子的空旷中，迟早会升起一枚“通天下之志”的灵魂。他的风度生气勃勃，在千年酣睡中恢复了元气，修炼了金丹──游龙潜隐在死水至深处。









九，“相反即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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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杀人”、“仁义道德吃人”，是各种文明无不引以为自豪的成就；但是在中国，它发育得更充分。弗洛依德这个性意识过敏的犹太人，离开可卡因就活得很是艰辛，他于是从性的角度发现了社会与文明对人的迫害。作为一种不流血的宰杀或腌制，其实，人类文明的其它方域又何尝不是如此？与理学、礼教并驾齐驱在其他人类时空中的其他统治思想、文明绳索、社会规范等等──也都以自己刻意独创的或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的方程式，精心构撰着它们各自的杀人计划，并以全力以赴的热情去建立自己的集中营和焚尸炉。



然而，理学能杀人、道德要吃人，却也无法更不能杀掉人类、吞灭人类。相反，它们最后还能从整合的角度去超渡那为整体的“人类”！吃人、杀人，是以“救助人类”为其潜在目标的！这是多么神圣啊。这才是一种新时代特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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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社会的磨擦，如是生发出文明曲回的主旋律。



提倡艰苦奋斗的人们，把“骄娇”二字所概括的那类心理和行为特征，指责为一种不幸的弱点。但人类的生活史表明，这一弱点几乎是一切身处顺境者的“通病”。因此说它是“不幸的表征”，远不如说它是“幸运儿的行为特征”来得贴切。对艰苦奋斗等行为模式的理想化，是逆境中刺激、培养起来的定向发展。身处逆境而不由自己的人们，最终甚至能得出这怪诞的结论：“人生在世，大约总是不免要受苦的，因此，唯有奋斗才是出路”。战争与革命，虽然充斥一部人类史，但以战争与革命为主潮的时代，比之以和平共处为主潮的时代，毕竟稍短。于是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两种时代的人们，实际上互相间很难理解的。战争之子视和平之子为懦弱、腐朽；和平之子视战争之子为野蛮、粗鄙：文弱与粗野之间的互相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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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弱骄娇，不完全是文明与顺境惯坏了的结果。人的骄傲与娇弱，与那些截然相反的气质（如冷静、坚忍、耐劳、牺牲精神等等）之间的两极分叉、分化，是使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重大标志。──两种极端的品质，是在人的意志，信念、价值判断的驱动下，心力两极分化的结果。



没有种种罪恶的社会是无法存在，更无以发展的。现在的（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说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多方面的优越性；但在某些具体方面，这一论断则未必适用──优越的社会主义，所产生的杰出人物，不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就都远远不及受人诟病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理论家”，也都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这样的荒唐也许可以解释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孕育了“共产主义的圣洁”，难道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以来的思想痉挛史，就只是提供了这样的货色？他们解答不了的是：共产主义的圣洁，孕育出来的又将是什么？是完全碾碎包括大救星在内的一切个体？生活，道真像他们的教义灌输到愚民头脑里的那样──仅仅是在为死亡、为来世、为“另一种生活”作准备？恐怕这过于没落了吧。这种趋于荒芜的无产阶级信念及其反自然的实践，会导致“人人都一样”的假象──标准化带来的极权主义是造成这一假象的动力。这假象很快会剥蚀掉；而标准化的极权压力会日益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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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毕竟不可能是“一样”的。而为了推行这人造的“一样”，就需要采用精神输液和肉体整形的矫情方法。这在犹太教及其众多变种的世俗历史上，已成为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其最终结果，是把人类物质化了，把文化经济化了，把道德政治化了，把生活必然化了，把生命唯物主义化了，其目的，要将人纳入一个变了味的“组织至上”的套子之中，使之成为“套中人”。



在排斥了有机发展的、颂扬业已僵硬了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各种乌托邦中，鱼目与珍珠被混为一谈……人参与芥根一锅烹煮。在这临近文化命运的“末日审判”的绝境时刻，可能产生真实的和平吗？可能有和平状态下的生命成长吗？它的“和平”，是虚幻的，是一幅日渐沉重的帷幕：最优秀的生灵，遭受着清醒冷静而有计划指导的剿灭。各种设施的建设，到头来却是为破坏与屠杀的目标服务的，“为人民服务”。



于是，从“民族的活力”这一特殊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中国两千年间的大一统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沉沦──挣扎──再沉沦──再挣扎──直到外族入侵、诸夏凌夷”的退化过程。专制极权变得无孔不入，并日益制度化，其压力最终渗入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中。与此同步，群众心理中的“平等精神”却十分奇怪地增长起来，几乎成了一种固执的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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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精神无用了，退藏于秘，只要杰出的个性不肯就范于一套又一套压制性规范，社会的或文化的，硬件的或软件的陈规，他就无法发挥能力，遑论出人头地、显现自我？而当他甘心就范、恭顺驯服之后，自己已经成为结构的奴隶。人性终于消隐于结构之中，“出人头地”的代价是预先自我阉割，表率式的淹没。



群众则被迫徘徊在两条路上──做奴隶或做暴民，有勇气的选择了后者，无勇气的选择了前者，区别仅此而已。但两种反应都无法改变业已成为化石的结构本身，因为有序的竞争之路淤塞不通了，秩序成了僵化的代词；“东方式的嫉妒”即平等精神，成了唯一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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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一统的郡县制度，对内弱化民族话力，对外“以夷制夷”，以求内外力量对比的一时平衡（他们把这听做“和谐”！）──这样的和谐，给中国文化有机体带来的是稍稍延迟的但却更大的灾祸。外部压力的洪水魔高一丈，内部的力量反差却道消一尺，文化系统的有机调节力横遭毁损，它的崩溃岂能幸免？──这就是近现代投射到世人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



如此封闭的世界观，把“国泰民安”看做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而把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看作衡量此社会生命力量的尺度──这自我孤立的没落心理，与现代战国并出、列强竞争的国际压力，实在太不相称了。以“人类的”即多元的竞争去透视任何一种社会价值，将发现，社会机器的顺利运转，并不等同于社会的福音。效率与稳定，是衡量社会内力的一个重要尺度，但不是唯一尺度。效率与稳定，不能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福祉。例如，人们为了效率而交付出多样化的生活与思想；为了稳定，人们有义务放弃自己的爱与恨。然而，这些价值若被牺牲了，生活的动力岂不也就枯竭了？这时的效率与稳定，已不再是集约地使用力量，反是吞噬生命价值的超级饕餮和“伟大领袖”。他甚至劫持数十亿人口的生命，作为自己的抵押品。



嗜杀成性的宿命？如此往复扫荡的“政治运动”暗示着，中国社会已经遭到不断自我毁灭的厄运所裹胁，一成一毁之间的膨胀与收缩，支配了所有个人的小命运。这种大张大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一生中，被他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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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渴望幸福，但有几人获得了幸福？人人都渴望解放，但有几人获得了解放？大多数人希望社会变得好一点，但这希望常常悬著。



事实上，对国人处境的清醒判断，难免忤于多人的奢望并打击了人们的幻想；但是，仅仅因为感情受到了伤害就拒绝事实，便成全了悲剧风格的崇高？



文天祥因为拒绝接受多数国人“选择”的蒙古征服（按照时下的“人民选择了比较专制的政府”这一“理论”），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生存处境业已改变了的后代人，却又反过来认为这一拒绝是正确的，并极力颂扬他的坚贞，尽管在当时文天祥曾经被他们的祖先讥为“不识时务”──颂扬他的人们，就这样批判了自己的祖先不是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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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凝固的、人造的意识形态，去抵挡流动的生活、变易的精神，会使民族的生机在不知不觉中横遭腌制。这一深重的“革命化”灾难，是民族浩劫的祸根。而外来的侵略与压迫，也是基于这一前提──反压制力量的板结与衰落──才得以发生作用。所以，不能把一个民族或一批民族如今日之“不发达世界”所遭遇到的不幸，全部推卸到那些更强大更有活力的民族如所谓发达国家的头上。这种推卸，并无振兴民族之效，反使民族更深地陷入虚假的道德“是非”的谬想之中，从而使这一民族在“偶像崇拜”和没落之途上滑得更远、陷得更深。



崇拜外在事物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奴性群落。惟有反躬自省、准备以赎罪行动实行自我更新，才是一条接近“本质力量”和大地母亲的出路。





十，要歧路，不要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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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耶稣说。“以暴易暴兮，曷有其极？”伯夷悲歌。但宇宙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被卷入了一场以暴易暴的革命（压制──反压制──再压制）。对此感到震惊的人们称之为“恶性循环”，但对更为坦荡宁静的灵魂，那恶性循环就是塑造了我们心灵中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万般存在的“永恒者”。



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人们追求井，而后又厌弃它；人们梦想井，而后又惧拍它；人们跳进去，而后又跳出来……



有时候，爱是一个陷井；有时候，恨是一个陷井；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这井，就入那井；不做井蛙，就批评井蛙。再没有一个其他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在井边表达得那么充分、流露得那么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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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是是非非，是随着饥肠辘辘的转换而涌现出来的，各色需要与时推移，理论本身，作为“对世界的概括”，是被正在策划行动、正在采取行动的人们不断捏造与变幻着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在为行动或行为计划制造烟幕的。就此言，“指南”和宪法，不过是些印刷出来的烟幕罢了。



死人的阴魂，就这样无孔不入地透进活人的意识，无处不在地纠缠活人的生涯，亡灵那深刻入骨的眼睛──不断地从画像框中、照片集里，从固定的雕塑、从忽闪忽闪的想象中：紧紧盯视着活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关怀”我们每一个微笑、每一滴眼泪：他们挑唆每一个爱情、每一个仇杀！真是令任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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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意识曾把人的世界一分为二：活人的世界和死人的世界，这很有道理。但一分为二还远远不够，事实上，死人的世界老在干涉活人的世界，活人的行为老是被困扰在死亡要素的阴影中。亡灵们，通过别有用心的活人和利益攸关的半活人，大肆渲染他们的余威：一遍遍举起那僵硬的手指，无言斥责胆敢冲撞历史神话（“光荣传统”）的创造者们。



“传统”，这是寄生在活人身上的一群霉菌，它的肆虐，与其说是古人的余威，不如说是今人病态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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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间美化了逝去的一切！并给灰飞烟灭的往昔镀上了一层人造的金色。于是，在个人生活中，形成了对童年和往日的“甜蜜回忆”，形成了恋旧癖的痼疾。而在民族生活中，则形成了被尊为“传统”的种种情结。据我们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一个实存之物，而是某种恶劣的习惯，如随地吐痰之类。被奉为“传统”以诱骗后代子孙的那套大大小小的磁铁，并非原先就是铁打江山，而是被后人的幻觉与吹嘘给夸张起来的！我们那些“美好的童年”其实并未实际存在过，而是饥饿与恐怖的混合体。只是我们回忆的幻觉，美化了饥饿与恐怖的岁月，并创作了那些由之生出的意象。啊，童年，那么阴暗的生活，都能够令人留连！



尤其考虑到，能够掌握政权的往往是些低能的白痴，他们在创造者生前盘剥之，榨取之，等创造者死后，还要嘬其骨而寝其皮。尤其在盘剥成性的极权社会里，许多冠以“文化人”或“社会名流”的大虫，其实就在这些白痴的手下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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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德程式去分解历史，当然应该指斥这些害虫。但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巧取豪夺，才使创造性的文化得以流通，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硬通货。若是失去了他们的挤压作用，创造者的内在动力，也许还难以恰到好处地发挥到那些令人愉悦的外在层面上，难以取得如此纯净的形式，尽管其内里包含着过多的辛酸……压制和剥削，把创造者的坦荡灵魂──劈、剁、雕琢成了可以实用的佩饰，它们变得小巧玲珑，散入寻常人家。原先巨大刺耳的天才之声，弱化为精细悦耳叮咚声。“过度活跃”的创新精神──被纳入习惯、传统的轨道……这岂不令人扫兴？但舍此途径，白痴又如何得以滋润，得以进化？



和白痴相映成趣的，有一种能量更大的啄食文化创造者及其产品的令人作呕的动物──那些黑翅足以蔽日的“超级兀鹰”。他们酷爱把文化的精品当作果腹的美味佳肴去吞食、销毁。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空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肯定有生命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在人类文化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身披人皮，却行使着兀鹰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方法──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辟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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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结构的坍毁，与文化精品的裹入腹中──同步而行，以实现能量的宏观转换。当此之际，创造文化的人，变得渺小；铲除文化的人，变得高大。“铲除一切高于我们的东西”、“实行三同”、“革命化”──成为一种精神的时尚。这大恐怖之所以得以出现，推其主因，实埋于以往传统的过分堆积，久已压制创造的本意；结果弊端丛生、活力日减。这终使铲除文明的行动披上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革命衣冠，衣冠禽兽令人耳目一新、心情一振，成为针对文明的绝命报应。不幸的是，在血腥盲动中，也含有自杀的危险：蛮横的压力，代替了灵巧的反应，而压力本身又会遭到成比例的反抗。于是，新一轮的“阶级报复”运动，重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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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信仰破灭时代”如我们这个时代，“神圣的偶像”和“世俗的偶像”全都死且破碎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本能的偶像”──人们竞相把生活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官能上。在上述三个偶像中，人不可能一个也不要，但又只能选取一种。



由上述三个偶像可以区分两种宗教与信仰：



一，行使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是精神世界已经成熟透顶并且趋向没落的东西。



二，行使反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才代表了一个精神世界的巨大复苏。



上述两者即使同寓在一个名号的蝉壳如“儒教”、“基督教”之下，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实。再举一个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有其行使压制功能和行使反压制功能的两段历史，而列宁主义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则只有行使压制功能的历史，而没有行使反压制功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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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不在于“是什么宗教”或“是什么信仰”；而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否堕落到了掌握政权的地步？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强健得足以反抗压仰，还是衰老到了必须压制他者以维持自己的地步？



把握这一分际，我们就找到了启开蒙昧之门、通向历史之路、登上精神堂奥的金钥匙。



上述所言，当然是严肃的历史研究的一个使命。不是掌权者们豢养的那些哗众取宠、淆乱名实的理论分析家们，可以明白的。被豢养者们，只习惯于服从权势，所以只能从一个宗教的自我意识、一个信仰的自我宣言去解说它──而全然不能顾及其文化功能，不能顾及其功能不断转换着这一文化实体的内质这一事实。



其实，学说、理论，不过是一层皮，要害不在皮，甚至不在骨骼不在内脏，而在隐于皮层与骨骼之间的“腺体”，在其具体的“内分泌功能”──这就是“压制与反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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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控制着各个社会的各种权势者，本能地利用各种社会规范去拓展自身的权益，并巧妙使用公认的准则去限制权势圈外的生活天地：以此炫耀自己的优越与他人的卑贱。他们因此得以“从心所欲”但并不“逾矩”，因为规范这东西从来就不是普遍的、无碍的，它永远是“片面”而富于特限、特许精神的。庸碌之众被慑服了，势孤力单者被折服了。但是，即使在最为恶劣的社会气候的压力下，也还是有一小批个性突出的人，毅然走出自己荒漠，不论那在无意识中是否一度认可过并蛰居其间。他们要在规范的废墟中，辟开自己的路。他们的道路，成为新文明的典范与象征。拿破仑的名言是：“天才创造规律”──这论断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并不适用；但在对人文领域和艺术洞天，则能说明问题；至于社会规范与价值准则等领域，就更完全如此了。历史表明，以辟开自己的路，而去创造了社会规律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在“无意之间”为未来世界可能拥有、普及的新范型，提供了“样品”。



如此看来，“歧路亡羊”对现代意识的巨大启示即在于此：只有“歧路”还是实存，至于“羊”，则早已消亡了。因此对当代渴望洞悉宇宙本原的灵魂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去追觅那已然虚无飘渺、难以复得的已亡之“羊”，而在于，在众多的歧路中选择一条较有魅力的“路”，复归“太初之道”。这条路，虽不能指向业已消亡的“羊”，却能给行走其上的人类，提供新的归属感。尽管，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心灵而言，更能带来快乐与安慰的具象之“路”，是各相歧异的，甚至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它们的功能却有惊人的一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周易·系辞》）





第六章尽性论





一，大自然的指令与“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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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天性！这是大自然的指令，是“神的要求“。



尽天性，并不是精神流域中所谓的“充分实现自我“。因为也许，这被尽的天性恰恰是“充分压制自我“的。尽天性，也不是欲望之王所谓的“你想赶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也许，你现在想干的恰恰是违背你的天性的，尤其是在如此深沉的压制扭曲窒息之后，“尽天性“决不是如此廉价的一面纵欲之帜。尽天性，只是“发掘你的潜能”，探求那“埋在你的本能深处的人性矿床”！



尽你的天性，将使你升入你的天堂！这天堂不属于他人，也不与他人共享，而仅属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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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概有两类天性，它们偶由大自然先天根植人心之中：一种是人身上的天性，一种是人身外的天性即“自然规律”。这两类天性趋向于人，汇归于人，并在和谐与争斗的交替中，给人以更高的和谐。于是，只要人们愿意和谐，和谐就和欲望一样垂手而得。只是人们不要和谐，而想从破坏和谐的“斗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所谓“天性”，不是粗糙的本能、欲望本身，而是由本能、欲望产生出来的、不可遏止的“言行特征和本能趋向”，因而可以把宗教、艺术和科学都归结为“人类天性的体现”。个人的天性，有时体现为神秘的灵感，有时体现为激情与热忱的如献身精神，有时体现为老成持重的诡诈与阴险。但无论如何，天性在根本上是反抗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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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大自然早就把第一类天性（人身上的天性）的良种，播撒给我们了，只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分歧不定，种子迄今发育不良。有朝一日我们除去了文明的伪善和野蛮的陋习，伟大的发育就能兑现。不信吗？试看第二类天性（人身外的天性即“自然规律”），大自然的有条不紊，不急不躁，显示了多么强健的天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多少圣哲从中取法，返思，并获启示，因而恢复了被日常的经营所遮蔽的天性。大自然，不论是阳春明媚、仲秋清新，还是疾风暴雨、闪电雷鸣，都不失其有条不紊，不过给人的印象、好恶各有不同罢了……谁若不能体会这和谐而目之为“错乱”，那就说明其自身的生存状态陷入错乱罢了。这正如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反以为世界是分裂了……错乱者不认识自己身上的第一类天性，甚而曲解、蔑视那支配了万事万物的第二类天性即“自然规律”。生存的压力、生存的私欲，蒙住了人的眼晴，使人们看不见天性的黎明，反把人造的黑暗当作自己的文明。仿佛黑暗更能荫蔽自己的罪恶？这与天性顽抗的文明，令人心硬、愚昧，于是在者沉溺于人造的赝品，仿佛坚强、自足，几乎无所不能。然而如此，则“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况且，“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老子·四三章》）。例如，道德律的基础，是确保生民之利益，后来，人们把道德的教条神化了，道德因而僵化了。其实，道德的框架该是随时迁化，以期映合各群落、各风情的生存之流。世界在变，有活力的道德亦随之而变，并不坚硬。世界的本体静而不变，道德的不变本体即是维护人的天性，不受物欲的戕害。清除多余的纷争，协调分歧的利益──时而以和平，时而以战争。



道德的天性之存于人心其实是同等的，在这意义上，不妨说“人确有同质性”。尽管人们善于造作道德说辞以证明一己的私利，致使各种道德横生抵触，但人们的自我防卫机制由何尝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极为自爱，更重要的，每个人都“以恻隐之心来保卫自己的安全边界”。所以，哪怕天性中深受颂扬的恻隐之心，也是永远指向“利之所在”。天良，不是对贪欲的否定，而是对贪欲的牵制、肯定以及更根本的成全……因为只有适度的克己，才能常胜；由于长期的利益所在，才形成了习惯与情感。而权威与圣者的光彩，也无不源于情感、习惯、利益。结果造成了“道德的起源”──也就是说，道德源于天性中的贪欲。也就是说，由于违离了自己的天性而趋于极端，造成一边倒的贪欲，结果，贪欲堵塞了贪欲，造成痛切的反思、刻苦的用功，形成了限制贪欲的贪欲──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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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天良未泯，尚易恢复，还有人则永动不复，极少“生而知之“的先知不失其天性，所以他们无须苦修。所谓后知后知即困而后学者，则是因为苦以复天性。比他们更麻木的即是占有人类多数芸芸众生，他们的天性被惰性遮蔽，堕落在低级的动物本能中，永动不复。恢复天性对多数人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与不可思议的奇迹。丧尽天良的众人，只能等待地狱的恐吓。所谓芸芸众生，作为惰性的多数，不是以“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修养”衡量出来的，而是特指天性上可以觉悟的程度极低。所以，在贫困、卑贱、粗鲁的人中却不乏先知、圣人，而在荣华富贵的群体中却多丧尽天良的丑类。



天性之复，决非“返回简单的自然状态”，因为苦修所得者，必非原始，而是“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虞书·尧典》）的奇迹。“钦明文，思安安”──由动而静；“允恭克让，光被四表”──由动而静；“格于上下”──动而静又静而动。此之谓，文明之盛，复天性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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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尽其天性，会演出社会的剧烈争斗？不会的，这不会构成社会凋弊的根源的。相反，社会的高度繁荣与力量的高度提炼，皆从“格于上下”的文明之盛、天性之极来。



在相近的天性所趋向的相似目标上，将有着最大的竞争、最大的力量之提炼，以及最为戏剧性的场景。而被刚烈的天性们所冷落的地方，则可供孱弱的天性驻留、休憩，仿佛青草地的田园诗。



──在上述过程中，我看见了自然的布局。





二，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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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整个大地在我脚下崩陷，整个气围在我周遭凝固，整个天空无光无色、无风无色；全部历史像爆竹一样炸裂、迸碎，整个世界变得陌生、遥远，整个身心都悬浮在游尘中──这时，你仍然可以是快乐的？因为，这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啊，这种惨状已经构成你再也摆脱不了的“命运”！所以它能不是善意的吗？你能不因此而快乐吗？如果面对元穷尽的善意而不感到由衷的喜乐，你能不是个疯子吗？难怪专制国家已经把疯人院当作囚禁政敌的世外桃源！



你必须相信，这就是你的乐土！你必须断绝期待，对那些别人告诉你的有关理想社会的传说和共产主义的谣言！



新时代的受难者，你的乐土就在你的脚下！就在你脚下正在崩溃成为深渊的龟裂了的大地上！受难者，你期待的目光，不应再投向天那边的国度，而只应集中在这片眼下的废墟上！否则，你将更快地湮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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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裂之地”，这是一个多么富于象征意味的名字！龟，长寿而极富耐力的象征。像龟壳般干裂的大地？不仅干旱之极，而且顽冥之极。被群龟所分裂的中国大地，不仅古老之极，而且贪乱之极！于是受难者只能走在这块“龟裂”的大地上，并以此作为你的阳关大道，甚至是你的天国！从今以后，你必须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也就是“改变世界观”──彻底改变有关“天国”的观念！“新观念”将告诉你──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啊。



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里举步维艰？……然而，这岂不恰巧给了我们的天性以纵横施展的良田？所以，我们不再乞求屠刀的宽恕与犹太的拯救，我们要求“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以便我们类似波兰人的亡国生涯里，脱颖而出崭新的天性！



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下，甜蜜的谎言比苦涩的实话，具有更大的危险。苦涩的实话使我们拒绝了甜蜜的祈祷，“大命运”不会尽如你的意志，所以请不要奢望世界有一天会变成你所臆想的“天堂”。还是让我们变换自己的世界观吧，让自己的心态“顺天而流”！还是让亡国奴的欲望，沿着自然配给的实况犹如专制政权配给的粮食定量去胡乱推演吧！以便人人都获得这样一个复苏的机会：从过度的自我中心造成的患得患失中超拔出来──朝向大自然的沧桑，恢复你内在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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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天性和水的天性正好是相反的！所以，“人往高处走”，而水却往低处流。追寻容易的道路，是“水性”；追寻艰辛的道路，则为“人性”。但人，并不能总是尽其天性的，所以他也有被水性支配的时候，甚至经常。例如水性的人，就是庸众，就是下坡路的文明。



水性，正可谓中国两千年大一统长城帝国时代的品性。《老子》作为水的颂歌，其实正是预言了这一民族规模的沉沦过程的开始。谢选骏在《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第137条称此为“精神疲惫”和“老年的智慧”，正是指出《老子》在本质上的衰颓。当然，这还是哲理上的，而非广泛的文化象征意味。作为象征，“水”一定还有更多的内涵可以发掘，更何况，中国文明自始就与水源关系密切。在古代，谁控制了水，谁就控制了中国。也许未来的世界也将重演一遍这剧文明大戏？现代世界性的“水资源匮乏”，也许就是其先声。到了那时，世界的文明也会充斥了一种寡廉鲜耻的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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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水性、倡导人性的意义上，我们的“零点哲学”对未来中华精神复国的启示作用，一目了然──那是新的“复性论”、“尽性论”，是文天祥一样的“正气歌”。



汉初，继战国的屠杀、秦朝的虐政、汉初的大乱之后，疲惫的世界终于找到了精神上的安息域──这就是黄老式清静无为的水性。清静无为，犹如懒汉沉眠于日午，一种通达放任，一种达到自然治疗的途径……顺其自然，放纵人的天性，借助宇宙自然和人类本能中的平衡机能，来消解时代的焦虑、愈合社会的疮痍。“清静”，就是排除社会的杂，文化的干扰；“无为”，就是让自然施其所为！清静无为，就是基于生命潜能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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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的态度不是纵欲的态度。放任是放开自然的力量，纵欲则是放开人为的力量。放任顺乎自然，纵欲则反自然：用反自然的纵欲，去回应、补偿反自然的纵欲所积累下来的病。



以严肃的态度去实行放任，就实现了它可能拥有的自由的高度。西汉的文景之治，正是汉初社会放任政策的“巨大收获”。汉武帝凭藉放任人类天性中的平衡机能而得到的收获，结束了放任的宽容，推行独尊儒术的虚文，结果呢，在这位雄才大略的小人之身后，留下的是空虚的国库、专横黑暗的政治、凋弊的民生、暴乱的星火。……这是结束放任之旅、开张专制之网的代价。



对内的放任与对外的开放，其实是并性不悖、相辅相成的。不可能设想我们当代的这样的封闭社会，能够对内采取建设性的放任态度。同样不可能设想，一个专制社会真能实行“对外开放”。──不是作为一时的手腕，而是作为既定的国策。从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以严肃态度实行的放任，是建设性的放任，它与“自由之以不损害他人的权利为前提”的含意，甚为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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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崇尚无为、热爱自由、倡言放任、反对纵欲的时代，正以其全方位的文化潜能，向我们微笑，并愿赐活力予中华精神复国的千年盛事，谁又能拒绝她呢？



充分放任的态度，自然平衡的机制，奖掖创造的法律，制约极端行为和极端势力的多层次交叉，这就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希望。



对中国文明再生的盛事而言，其生长过程，将伴随着亡国时代入侵的异体蛋白的不断淘汰，而分泌出自己的精髓。苦恼和快乐、悲哀和欢喜、沉寂和骚动、崇高的幻灭和碌碌的营作……都从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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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时代的“历史因素”如异体蛋白，宛如植物生命中的纤维素，对未来的发展而言，确非福音，而是老化、僵化的表现，它确实大大压制并弱化了国人的天性。结果，前人的生活和往日的遗迹不再作为灵感与智慧的激励，而作为“样板”和“主义”被供奉在广场和岗楼（也叫“城楼”）上，作为军阀统治的点缀，从此，我们被迫陷入泯灭自己天性的险恶泥沼！



在这种意义上，“无为”的思想当然有助于削弱“已成的历史因素对人自然天性的压制”！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与“尽其天性”也就有了深层的沟通。



“无为”与“尽其天性”的生活，应当是无动于衷的，恬静的，可无不可的──因为这就是“听从自然的号令”。随遇而安、听天由命，同时又积极进取、锱铢必较──就是最好的应战的形态。也就是说，“尽人事、听天命”。也就是说，“在战略上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在战术上锱铢必较、积极进取。”也就是说，“听天由命”仅仅是作为失败时的慰藉而被使用的！在这点上，有许多“低级动物”都是人的楷模──它们比人接近自然，因而更顽强也更灵巧。





三，“历史经验”对人的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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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对人的稗益，应该仅仅是启迪性的，而不该是什么“样板式”的。要想靠着“样板”来模仿他人、外人和古人的行事而发迹的东施们，最后总不免弄巧成拙。无论他意欲“效颦”的对象曾是或现在仍然多么显赫、时髦、取得多么引人注目的轰动效果……“效颦”都不失为“刻舟求剑”。



从事“效颦工作”的刻舟求剑的学崽们似乎忘了──历史并不是一面光鉴四表的明镜，而只是一片茫无边际、吞陷生机的泥沼。许多勤工俭学的“效颦”不明此理，结果步入浩翰的资本论──被资本所陷，再也走不出来了。许多豪迈当年的勇士，则在他们的“效颦”与追随中粉身碎骨，化为无声无臭的烟尘。其闹剧的关键在于，他们只知道查阅文化的历史，而忘了自然的历史──例如自己的天性──就在自己身上，是更为珍贵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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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年轻就越富于自我调节力以适应环境，越年轻生命的可塑性就越大。所以，创造新我的，不是买办走狗的国际支部，而是像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汉化了的鲜单人这些半野蛮民族，才能执那些衰颓了的文明世界之牛耳。但是，这些半生番，只是用文明传统中那些被粉碎了的碎片来武装自己，以便更顺利地走向他们自己的劫掠目标。生番可以吃人毁域，来一个天地翻覆，颠倒历史，但却无力创建新文化、缔造有机的文化新秩序。所以成吉思汗们的帝国尽管奄有四海，终于一朝而灭，不留痕迹。因为他们缺乏“遂行中庸”的“另一半能力”。



这另一半能力就是对文化“生吞活剥的恭敬”！结果，他们“质胜文”，和文明体系中过度陷溺的“文胜质”的人们相似──统统缺乏“君子气度”。而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鲜卑人却对他们攻占了的文明心向往之，于是，他们开辟了“希腊化时代”、“罗马的和平”、“秦汉帝国”、“孔雀王朝”、“北魏风骨”与“隋唐盛世”！



这无异告诉欲创造历史的人们：只在你们的意念和欲望里──“历史”才存在！当你们任性驰骋时，“历史”才存在！这时，“历史”作为一个有机而能动的画卷展开在你们脚下并活跃起来。因为只有在你们的思想天地中，世界才变得如此这般，世界才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多多少少人格化了的对象投射到宇宙背景上！



你们的天性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之宝！一切伟大持久的东西都是你们的天性的产品，根本上都是出自你们的工作。若是没有你们颠扑不破的天性作为凝聚剂，世界只是一个琐屑的垃圾箱，最多是充满了旋生旋灭之事的“万花筒”，作为死气沉沉和零乱不堪的“物质”，历史沦为一派荒唐的胡搅蛮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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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复性论者，是一个知天命、尽天性的人。他摈弃一切虚荣、一切浮华，抵制“他人目光”的诱惑与压迫，他有能力冲淡和松动习俗与传统的板结，展开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去思想，去实现天性中蕴藏的宝物。现在，这种可贵的生活已被压制摧残到这种地步，以致我们的天性已被矫形、已被污染、已被窒息了……因此简单地“复性”只能激起扭曲之性、浊恶之性、死亡之性……要真的恢复人的天良，只有借助于“中华精神复国运动”，借助于一个“新的英雄时代”，借助于“生命与自由的还原“！这就要求人们从修身养性的斋室中走出来，走到旷野中，走到荒漠中。为此，需要一个心理支点，需要一股前进的勇气来复性！需要对一切污染我们天性的外国思想进行反击。以便为尽性创造一种社会的、文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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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的欲望冲动，甚至更高级的美感要求，所隐藏的“实体”只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命力！在这里，生命力是作为反压制力量的闪电，破雾而出、照亮万有的。于是，有多强的下生命力便有多强的权欲和多亮的理念；于是，最优雅的诗情画意和最粗暴的欲望冲动，就获得了同一！



可见，人及其文明真正前途，并非取决于如何发达、如何分化的“智慧的头脑”；而是取决于本能深处本经分化的“适应能力”，这种尚未充分开发的“良知良能”，有一天会把人带入“超越头脑的智慧”的发展阶段……那时，人终于渡过“文明的灾厄”和”不够文明的灾厄”以及夹在这两种灾厄之间的鸿沟。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学会尊重这无法代替的资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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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中的幻灭、流血中的受难、罪孽中的堕落、遗憾中的悔恨──这些人为的历史常备军，仿佛是在嘲弄人的命运与人的努力，然而，只要你是在遵循自己天性的引导，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压制与反压制、沉沦与升华的洞彻……正是如此击打着也抚慰着我们民族良心中的良知良能：一切杂交的混乱与异种的罪恶，都将在某个命定的日子里枯萎，中国会再度开出期望已久的花……从最终的善果反观回来──亡国时代的痛苦与悔恨，不过是历史节律的又一回声而已，局部看来的不幸，何尝不是宇宙整体之福的要素？



民族的花季，当然不同于舶来的乌托邦，那烩不可能的美好事物于一锅的“幻想波尔卡”，是建立在恐惧与逃避的沙滩上，舶来的乌托邦，其基础并非信用的磐石，而是谎言的集大成，它的使命是粉碎良好的天性，它捏造的“理想世界”是粉饰的坟墓，是保守的、令人窒息的、流淌着虚伪的死水，其“繁琐的善意”，则如最为炽热的红太阳，是人类皮肤病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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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乌托邦，即便理论上允许发展创造精神，但这“发展”也是被钉在一个桎梏人性的“蓝图”之中的。它许可的所谓“首创精神”，终究只能是对“大前提”、“大原则”唯命是从的奴仆！然而，它的“大前提”、“大原则”又是什么呢？是奴隶主义，是对沐猴而冠者的三跪九叩和用青年的精血对朽骨进行的献祭！



这样的乌托邦，比夜半行走的僵尸还要令人作呕。它所谓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是基于混乱时代的恐怖主义。文革的口号是“红色恐怖万岁！”它的前提是对人性的错误估计，它的功能是使愚人”病急乱投医”……除非那病无法医治了，对死者临死前作一点虚假的医疗安慰──否则，理想社会是毫无用处的！它们的炮制者毫无人性，有意抹煞人性。它们，因为害怕紧张而热烈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的天然产物，而视人的天性为“恶”，并希望用“理论”之毒来杀死天性，也就是枪杀生活本身。“伟大的导师”就这样宰割活人的生活，把人心目中最后的“善”变性变种，无限膨胀为极度的邪恶。他滥施化学药剂，“这不是无知，这是怯懦！”“这不是愚钝，这是欺诈！”



──这老东西竟然妄图消灭生命力，这就注定了他自身的衰亡！



但愿一切“理想”的宗教、哲学、道德训示以及艺术或科学的终极真理的价值，仅仅在其超越性而已。





四，“顺乎天性”与“顺乎本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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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觉的精神引导下的“顺乎天性”，与动物本能放纵下的“顺乎天性”根本不同，因为前者具有意识形态的指导力，因而是自如的、有弹性的、可以进化的。对自己的升华，是它的日课；对他人的净化，是它的功德。而后者的蒙昧无知也同样可贵，让我们不要一味污蔑它，因为它毕竟可以让人”独善其身”，它毕竟没有像西方真理的买办那样徒劳地枪杀民族的的天性，没有肢解良心、破毁自然的圆融。



只有违拗自己天性的人最可怜。他们欲进不能，欲罢不得，完全是进退维谷、骑虎难下。这样的人活着不如死了，他们自怨自艾、痛苦难熬，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思想改造中吃着后悔药，背天命、逆天性，终于招致了“史无前例的天罚”。



为了报应西方真理的买办对民族天性的背叛，命运使他抱恨终天。因为只有顺着自己的天性去生活，才是获得了命运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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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许令人震惊：在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方面，优秀的人比庸众要更为突出，文雅的人比之原始的人更为鲜明。因为，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才是买办们热衷贩卖的！创建了大雅之堂的煌煌构造，原来是饥饿的白骨！



我们相信的来世，不是当作买办们的上层建筑，或是作为推理娱乐中的一个玩物，不是埃及王、殷王、印加王、日本王们这些“太阳化身”翻拍现实生活的来世，而是奉为自我拯救的最后桥梁。



它不是来抹煞个性的，而是在最高意义上重新确认了个性的尊贵。它也许没有激动人心的幻想色彩，但却体现了“时间的伟大慈悲”。在它的慈悲下，时间之磨不仅是破坏之王，也是再生之父……我们的来世，就是“对遗传基因的认识”：不是宗教的转世轮回，而是生命的重组与绵延。个体死了。但基因并不消亡。它只是重新开始其行踪无定的漂流罢了。它在永恒的重新组合与重新尝试中，自然而然再现其纯朴如初的原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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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变了。生物学家把形式的改变叫做“进化”。形式换了。生物学家们把形式的替换叫做“生与死”，叫做“新陈代谢”，或进一步叫做“遗传密码的展现”。但那原始存在却依然故我，它不申张，它不收缩，它不昂扬，它不颓唐……永远潜隐在“中庸”的宁静中。《周易》之《乾卦辞》曾感叹这无边的宁静为“潜龙之德”（初九）。它明确指出，“亢龙有悔”（上九）……但是，“见龙在田”（九二）、“终日乾乾”（九三）、“或越在渊（九四）”、“飞龙在天”（九五）的系列形迹，却显示原始存在，终奖发育为文明大业的圆规，命定要给这疲惫的世界以旺盛的活性。



《周易》十分恰当地把这“原始存在”称为“乾元”。康德却用另一套概念称它为“物自体”。叔本华管他叫“意志”而这两个德国人的老师，那个雅典的柏拉图，例用“理念”之名叫唤它！古今中外，杂沓纷陈，其实则一。这里的“进步”仅仅在于“学术重心领域”的转移。宗教（神道设教的《周易》乾元）──哲学（柏拉图的“理念”）──物理学（康德的“物自体”）──心理学（叔本华的“意志”）。而这些领域，当其时代都是思想界的巨子，是精神的重心。这里展示了宗教思想到心理学术的全副演变图，所差的只是最后一个“生物的环节”了，这个即将完成的“理解之圆”的最后环节，就是被生物学的光给发现的那个“原始存在”！对这一存在，人们目前的认识不过只抵达“基因”的阶段。





五，一切“本体论”无论其披上了多么完美无缝的“客观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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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本体论”无论其披上了多么完美无缝的“客观天衣”；不论它用“逻辑”和“科学”装饰得多么光滑柔润──都只是从基因产生出来的生物人的“宇宙体验”。这一体验的基础是生命形态的感觉系统，因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祛除不了的生命色彩。从更深的层次开掘，则可以发现任何本体论所谈论的对象，都是以“人对自身基因的朦胧感受”为依据的！人们的“宇宙秘密”实际上是有关基因的秘密！人的哲学，永远是以自己的基因作为轴心而运转的！柏格森的勇敢之处，就在于他公开宣布了这一点，他不怕沾染上“对宇宙进行生命化”的嫌疑，他不假装出一副“无我的清高”、“客观的正经”，尽管他不能免除“生命的神学化”这一欠缺，但他毕竟向着诚实承认“生命是一切认知之本”的正确方位，迈进了一步！于是，只要除掉他那“大生命”所含有的一元性神学色彩，将之分散到无数的个体纯粹，就接近我们的“原始存在─基因”了。这相当于《周易》的“乾元”，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叔本华的“意志”……



“原始存在─基因”，意味着现代人终于扔掉十九世纪那顶发出霉味的“犹太哲学礼帽”。我们的基因，使得我们得以看见、得以理解宇宙的核心，我们就是这样“反观”了周遭的一切。



这普遍的“原始存在─基因”不像从柏拉图到柏格森的欧洲思想家们“冒昧的一元”，倒有些近似犹太人斯宾诺莎“泛神的世界”。因为生命的普遍存在，已向我们地球上人的视野揭示：既然认识者无一不是有生命的生物，那么原始存在潜伏在一切有生命并且有认识的地方，就毫无奇怪之处了！



周敦颐之辈用生命以外的“太极”来概括这一“原始存在”，显然错了，但他关于“太极无极也”的论断，却道出了一线希望之光，这是泛神论的世界之光，这是对普遍的原始存在的赞歌。周敦颐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都是异态文化交融如佛道儒三教文化的交融，或基督教、犹太教的交融之际特盛的“多元论”，是怀疑者的世界观。



这无异在说，生命，不需要主宰也无法主宰，尤其无法归于无生命非生命的主宰？这无异是在说，生命的原始存在，生命自身的最高主宰──他是自为而不利人利物的？正因为他的这种超然风度，所以被他支配的思想家们便竟相以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的唯一真主宰就是它！他们称之为“意志”或“生命力”苛刻的批评家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从“乾元”、“理念”到“物自体”，其是从“意志”、“生命之流”到“原始存在”，这代表了一个“下行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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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我意识仿佛走完了他孤清高傲的雪颠境界，而开始归返春机盎然的生物激流的尘嚣。但是，我们的批评家啊，你是否留意过，在“乾元”与“原始存在”之间明显具有的相关性，已使这“下行的运动”形成了一个圆弧？！其哲学含义是，斗争和厮杀让位给和谐与宁静。张得太紧的“生存竞争”，让位给宿命的“生物链”。生物链，作为形成零点哲学的经纬、圆弧意识的名义，将受到未来思想风起云涌的追随。



基因、染色体迄今多少还有点神秘色彩的过程和作用，使得现代人还乏力一一揭开其底蕴。正因为“乏力”，所以预感其“还有”。有一天，人们的知识扩大之后，我们将对它知道得更多。这种“有生命的原子观”，使得现代人对基因的理解，多少还停留在德谟克里特一类的希腊人对“原子”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水平上：一批特定的基因组合构成特殊的个体，打散这批基因结构，个体也就完结了。如果有一天，人的技术发展到足以重组这批基因的地步，那么个体的复活和种族的不朽，也就可以成为现实了。古人的梦想成为后人的现实，神秘的侍咒到科学的程序只有一步之遥。符咒力图唤醒死去的原始存在，程序力图重构溃散的原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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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一种有机结构的生命形态，其“宇宙体验”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只能是生物性的“基因—原始存在”这一事实，难道还不是十分醒目的自明之理吗？



“拔高人”的举动，其实是“拔苗助长”，经此一拔，人没有不死的……这对生命包含极大的危险，人和草的相近处，在于二者对“土壤”的共同依赖。“人”的土壤，就是弥漫着生物色彩并回响着生物节律的社会与自然的环境，“思考者”的土壤是其有血有肉有情有信的生物存在。脱离这存在，比“脱离了社会”更易形成庞大的哲学背谬！更易滑入“心死之境”。



上述意义的“来世”，就是人的基因传递，以及在基因传递过程中实现的生命复制与再现。“我”虽死了，“基因”却留下；基因是“我的核心”、“我的主宰”──他支配了我的一切思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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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来世──不是“我的来世”，不是“灵魂的来世”，而是“基因的来世”。基因不毁于时间之磨，基因在宇宙中螺旋形式地轮回，在重组与拼接中易化自己，更新生命！因此，它摈弃了印度动物杂种式的灵魂转世的异种轮回，它摈弃了埃及灵界鬼物式的灵魂回归的同体复活，而是中国式的乾元移位？



“我”，作为一个“感觉体”，一个“反压制力的有限容器”──随着机体的衰竭、死亡，而破碎、飘零了。



“我”，像落花败叶似地逝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时间带走了一切，像山溪卷走了一切凋残的碎片。“我”的碎片四散迸裂，不知去向。但创造了我的那些“基因”并未消失，而生龙活虎地参与另一些“崭新的组合”，他扩张，他膨胀，他攻入各个堡垒内部，化敌为友──渗透到我们今日还不能知晓的事事物物之中去，造就新天新地新文化运动……



基因，因此成为“来世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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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重新来临──古话叫做“转世轮回”──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曾经存在过，他在忘川中，“失落了自己的前身”！作为同样的或相似的生物主体，他这时触碰的是一些不同的个体，他面对不同的形态的外在压制，他便生出了迥然相异的内在反抗形式……他甚至不知道这就是过去的那个“我”──他自以为是一个“全新的人”！



如此基因，是矫健的豪迈的忘怀者，他因而得以用全副热情投入并不新鲜的生活之流中去。“每天的太阳都不是新的，但对于他，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这些生涯已被人不知重复过多少万遍了，但对此时此地的他，却依然新润无比……是遗忘的能力，造就了趣味横生的观瞻！



啊，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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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重组拼接的基因配置运动，生活岂不成了无尽头的苦役，世界岂不就是现成的地狱？



“基因配置运动”是自然生命更新的捷径。尤如“中华精神复国运动”是社会生命更新的捷径。如果人们只是用药物和法术去延长病人和老人的寿命，而不去播下新生命的种子，如果人们只是用改良和协商去延长旧秩序，而把“遗忘”这个伟大的机能给毁坏了，若是老耄未曾死去或原封不动地转世轮回，世界将是怎样？彻底的裂痕，普遍的颓废。



生物学意义的“重组拼接的基因配置运动”，相当于哲学意义的“乾元的移位”──都是对于人类命运的描述。它的选择，无规范，无始终，无情义，无道德……人在其中或喘息屈服或优哉游哉，或以为幸福或以为不幸。人尽可以生出各色感受和无尽遐想，但却无法脱却这一宿命的运行！于是，最佳的生活态度与思考方式只能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辞》）新生活的诞生是乾元移位的结果，它通过基因配置而实现，──这是一切“人的革命”中最深刻最有决定性的革命！



新文化的诞生正是乾元移位的结果！它通过观念的分裂与重组和拼接而实现！乾元的移位是中国思想中的的轮回！我们热爱这命运？因为我们终于看清了，轮回有各级水平，但都不失拥有特质的乾元移位！



我们的身体在动物世界的绵绵之链中行经着？



我们的魂魄在社会世界的五色变幻中搏击着？



我们的灵魂在历史世界冬去春来中潮起潮落？



甚至我们的骸骨也在无机世界的无限冷漠中飘浮着？



我们整体存在的每一部分不都在无声地听从它所归属的那部分世界的“内在规律”吗？周而复始、物欲翻新的乾元移位！



自由和创造，在乾元移位的意义上永远是“被限定了的人”。



啊，来世！





六，有“天性”，有“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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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性”，有“天价”。天性是个性的质地及其趋向，天性与境遇混成人格与行为方式。



天价则是个体内部限度及其限定了的能力与命运，“运气”也是一种天价。



以自觉来导航精神生活的人顺着天性，守住天价，就无往不胜。你的胜，就是你的命之展现。你的往，就是前去展现你的命。



顺着天性，这叫“发掘自己的潜能”。守住天价，这叫“扬长避短，不干自己不能的事”。我们知道了人性的秘密，对人的宿命及最终失败洞若观火……但还是坚持奋斗，这只是因为，不能甘于即刻沉沦，尽管最终的沉沦是免不了的。终局早已注定，悲剧的序幕早为我们揭开……但我们总是要让自己身上的各种力量统统奔涌出来，宣泄干净，然后再死！再来一次壮大的会演，哪怕仅仅一次也是好的！以此，我们证明了”我的生命力”，以此将”我的灵感”传布于世，使之鼎沸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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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像无字天书一样无人能解的奥秘……甚至天才的顿悟者，也得透过物象去感受天启。难道不是吗？是，这才是天性的呼声！我们必须奋斗？只有通过奋斗，方能解开自己身上的压制力！也许我们的奋斗并不自然，得来殊艰，然而，这正是自然力量的曲折表现。甚至连我的丑陋，也是宇宙的壮丽所发出的一个隐喻！这就是天性的呼声。



世事沧桑……当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时，尽管心有悸痛，也会倾向于日渐认可并且接受它，甚至为它费劲找出了“可取之处”。对结局的理解，其实决定或说是体现了自己的斗志。例如，你认为战斗已告结束，而我却认为一个新的会合正在开始……你和我，被各自的道理驱使着。你的观点注重阶段，我的观点则着眼于连续感。客观地说，结局是没有的。所以，许多历史性的人物尽管濒临灭亡，仍然拒不承认失败──他们对继起者的胜利怀有坚韧不拔的信念，这使他们的失败成为胜利的先驱。而这种信念，无一例外会在未来得到世事验证的，因为历史这场连绵不断“否定的运动”最终将推翻一切胜利者的王位，并斩断诸神的头颅！否定的否定，近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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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局”的理解，还预示着我们生命力所冲击的极限处，如把个体的死亡确认为最后的结局，则其生命力的界域当以其肉体的死亡为限；相反，与整个宇宙同呼吸共命运的灵魂，却不知不觉以宇宙的疆界为归宿了。坚强的人不承认失败，这不仅由于自尊心之强使其不肯服输，更因为他的生命力已经远远冲出其动物生存的界域，而漫漫于思想的未来了。在未来，现在被判决为失败的一切，总有一天会重新凯旋回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家伙匍匐在地，平凡可耻错误的家伙却陡然上升；丽质涂炭、死灰复燃……到底谁的结局才是胜利的标志？耶稣在福音中一再预言圣殿的毁灭，他说对了。



我们相信终极是善的，因为这种信仰能赐予我们以力量，鼓起生存的勇气，添补生存的空虚。如果有人不幸被一股强大的兽性势力击败了，那么，最聪明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放弃“徒劳的抵抗”──相信自己的征服者是“善”，相信充满兽性的家伙是”宿命的代表”──而不是相信他们的“善良”，相信他们合乎既定的模式，相信他们可能善待你，而是相信“只能如此”，相信“这就是结局和归宿”。──这就是奴性向主子的归顺，是懦夫向野兽投诚，如沦陷区的人民向日寇屈服。



然而，这中样屈服不也是一种尽性的呼声吗？尽管是”尽其奴性”而已。笃信终极之善，可以是达士的洞彻，而不必是庸人的自慰。如果人能掳弃一己之曲见，为什么不能以无私的精神烛照天地呢？因为即使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熄灭一支蜡烛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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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终极之善，不会使奋斗者止息不前，终极之善更使他感到自己身上暗藏的历史之力就是那一支蜡烛，终极之善是那么迫切需要这蜡烛的呼应。蜡烛的自信在于，一切神迹，一切力量，都是被他照亮的，他的光徐徐融入终极的神秘，这烛光的自觉，使绝望的奋斗，充满傲慢的意义。这彻底的尽性，使荒漠成为良田，使人间成为天堂，就是一支最后的蜡烛。



他并不奢望尽性运动的持续性。他自己就是永恒。而所谓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也并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人这种灵性动物的生理标志，它根植于潜意识的幽深谷地，意识形态不过是它的伪装……深入的体验将发现，造就了乐观者与悲观者之区别的，生活经历上的因素要比生理遗传的因素浅得多，更何况生活上的痛快与不快状态，还是取决生理心理的因素。



这些“生理—心理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



1，天性与器官的生理特征（解剖的和机能的）及对心理的同化作用；



2，有疾病或无疾病、有缺憾或无缺憾所造就的不同心情。



不理解这些，何足以与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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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豢养的学者们却离开了个体独特性去空谈历史；离开了人的生存状况去分析其社会背景──世界上哪里还有比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更为荒唐的事？因为只有具体的个人是历史的有机构件；而生理特征才是思想特征的真正内涵。即便是广大的“人民”也犹如荒野，是在星星点点的个人生存状态之上组织起来的一个概念！即便是普遍的“思想潮流”，也是由许多独特而具体的生理─心理发出的声嘶力竭……



再多的书卷宝符，也不足以否证天性的存在，人的天性决定了，善恶之战是永恒的！这意味着，善既胜不了恶，胜利了的恶成为善──所以善恶轮回，永无尽头。人的天性决定了，有暂时的善恶范畴，也有永恒的善恶范畴，暂时的善恶是人为的，它受到时代的礼俗，社会的习惯之规约；永恒的善则是“向上的、艰难的路”，永恒的恶则是“向下的、容易的路”，后者使人回到平庸的甚至放纵情欲的动物状态，人的天性决定了，“自胜者强。”──自胜最难！人的天性决定了：强者就是善人，强者并不顺流向下，强者拒绝了容易、坠落的道路，强者干出别人无法代替的事情，顺从他自己的星辰！





七，什么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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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罪恶”？罪恶仅仅是一种评价！这评价意味着贬义，因此在不同的心灵中，拥有不同的罪恶！



文明进程的“向上性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决定了“罪恶”在人生诸选择中，是较容易的一种！而对善于自治的人而言，过于自制则也是一种罪恶。──上述说法不是“中庸之道”的表达与注解，而是“生命与自由的还原”，是“尽其天性”，是“归属天命”。



一切文明社会都制定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并似乎使之有效。而各种不同的游戏规则的共同性质则在于，规定竞争者不得随意采取简单的办法如阴谋和暴力手段去击败对手……从而迫使竞争者双方走上一条“同上的”、艰难的竞争之路。这路被目为“高尚的”：遵守游戏规则，社会之大福，破坏游戏规则，社会之大贼。所谓“盗亦有道”的那个“道”，即在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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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的评价中，“罪恶”是在人际关系的特定圈子中（如家庭、邻里、团体、社会、民族、国家甚至“人类”中），损害他者。如果超出这特定范围去肆行无忌，即便犯不了滔天大罪，也会被漠视甚至赞许，甚至视之为“爱心”。例如，对敌国犯下的战争罪，可被视为”爱国行动”；对敌党干下的邪恶勾当，则是“党性强的表现”；对仇家的报复行为，则被赞美成“有血性的男子汉”。





但即便在最世俗最狭义的评价中，“罪恶”也是和损害他人的破坏行为相联系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有创造性的新思想、新事物，也常因其损害了旧秩序下的人和事，而被说成是千夫所指的罪恶。只要是当权者不喜闻乐见的，创造性行为与堕落性行为同样被戴上“坏分子”。早在以色列先知时代，《以赛亚书》就这样评价了，”他虽然末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耶稣也是这样，与巴巴拉同钉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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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是两个强盗，一个悔改，一个不悔改，区别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什么是“肉体上的”，什么是“精神上的”？就人的天性来看，一个最简便的测定法就是，仅仅一时的遗憾、可以通过下一次满足而弥补的，就是“肉体方面的”；相反，不可弥补的持久牲（“永久”是太夸张了）的遗憾，大多可算“精神方面”的。如此看来，人生的精神性其实是太少了──一醉解千愁，说明那些愁多是肉体方面的。



或许，一个灵感的失落，一段情爱的幻灭，一次功败垂成的体验，一片孤零零茫茫然的感觉──这些都属于精神上的遗憾。而一笔财产的失去，一段艳遇的打消，一时性遭到挫败，与亲朋的暂时别离──这些都可算作是肉体方面的。



好像凡是引起心理波折的事件，并不能自动升格为“精神上的”……这样看来，人世间属肉体的事件太多太多，属灵性的事件则太少太少了，甚至根本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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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攀登一生，终于爬到了绞刑架上。这时他举目四望，发现自己是多么孤高！一种胜利的喜悦和悲凉在心中鼎沸不已，他的肉体即将承受极刑，他的精神将饱经款待──命运赐予他的一切，都应悦纳！



──他的天性，就是神的号令。──他的欲望，就是神的力量。──他的意念，就是神的赐福！──他的苦难，就是神的化身！否则，“这一切又是什么呢？”



希特勒的元帅戈林面对英国的最后通牒时说道，“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愿上帝能饶恕我们！”──错了。实际上，是命运拣选了你，来作一位警醒世人的败者。如果你不迎战，就不会有二次大战以后各个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如果你输了，你不该心情沉痛，而应心满意足地登上你的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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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灾难，无法忧虑，因为一切都是前定的，甚至是我们奋不顾身的斗争，就其终极意义而也是被更强大的力量给“决定了的”！我们各种疯疯癫癫的“主观努力”，也是不得不这样的，是”受到召唤的”，是别无选择的。──在你的天性中，就决定了你是逃避还是进取。在你的天性中，已经预先秘藏着某种消息，或者你能成功，或者你必失败，或者你……。只是你无法预知罢了。就此而言，没有预知能力的心反而是幸福、安稳的。他不因失败的宿命而沮丧，也不因胜券稳操而无聊。他只是有声有色地挣扎着，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因为他还不知道那底牌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知道了，就看穿了，也就完结了。



我们是多么爱戴自己所不知道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畏惧它，也是因为我们总是把它想象得比它可能的更为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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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好汉并不厌恶自己的天性，也不背弃自己的命运，他不试图逃避正在到来的灾难，他不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不会沦为受人怜悯因而受人耻笑的人。别人为什么会怜悯他？因为看不起他。别人为什么耻笑他？因为自己也被被人蔑视，所以想通过耻笑他，来治疗自己的隐隐作痛。



那么背弃与忏悔呢？也是够不上“重新选择”的雅号的！它们不是主动的行动，甚至不是战术上被迫的撤离，而是走投无路的绝望挣扎。这使它们在敌对者的心目中显得没有价值，又使同情者感到气馁：人们因为自己的支持“被出卖了”而感到气愤。



理解了上述天性在人们命运中的关键位置，就不难发现，哲学的作用不是“造就人的天性”而是“启发人的天性”。既然人不可能比自然更强大，所以哲学的功能因此不在于“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而在于“启迪人性”。





八，哲学，不是用来诱导人的行为远离他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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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是用来诱导人的行为远离他的天性；相反，是用来拂去遮蔽住人的天性的社会尘埃。像一切精神化的存在一样──哲学本身既不能产生什么也不能毁灭什么；它只是起一种催化或抑制的临时作用。所以清醒的头脑决不对哲学尤其对从属于某种哲学的“教化”寄于过人的奢望。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依靠哲学改造世界的愿望正在明显落空……因为它已经在血红的革命现实面前碾为齑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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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的人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的鼠目寸光永远只是在哲学中摘取有利于自己的一点点利润，而将其余的或曲解或忘怀或抛弃。其实，那些聪明的、能对历史巧取豪夺的强盗们，根本不会被任何哲学真正迷住！他们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用来夺取别人口袋里的东西的”武器”，他们自己是不会被这些胡言乱语的说辞给弄得神魂颠倒的……否则，他怎能立于战无不胜、不败之地呢？



聪明的人愚弄哲学，不聪明的人被哲学愚弄。这一切都是由他们各自的天性注定了的；而不聪明的人永远占据“多数的统治底部”（“多数统治”的愚弄性即在于此，因为多数永远被统治而不会统治）──所以，上当受骗就成为今日中国生活不可豁免之日课了。哲学的积极功用，在于它终能启迪某些人潜隐着的天性，通过阅读与思考，而激起天性之火。这火远非外来之火种所能播下的，哪怕那播火者是神──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神。这样看来，哲学的消极作用也并非是什么“鸦片烟”之类的并不可笑的犹太笑话，而不过是和许多人开了一个智力玩笑，诱使他们离开了原本是神形统一的天性状态，而堕落为一群“身首异处”的妖怪，用自己的言辞，解释不了自己的行为，于是就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的诡辩论来弥合；而他们的贪图蝇头微利的所作所为，又与他们自己震耳欲聋的夸夸其谈的说辞，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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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败德的生活”，是我们这时代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病变。



这种人格分裂使得人们落入了一个悲惨境地，却突然发现这一悲惨也有了一种内在之美！当人们饱尝了苦难折磨，却具备了一种品出悲苦之中甘甜的能力！悲惨事件之所以优美，苦难滋味之所以甘甜──不仅由于它与人的生活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你的生存状态的一个有机部分了，求生的本能促使人们美化这些不幸，找出它们的可取之处，以自我安慰，自我镇定……而且由于，优美与甘甜原是你的天性之中物，它们不论落到什么境地，都能美化这些境地的，它们无论渗入什么滋味，都使之清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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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之间有着太多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这样的人”，被理解为“那样的人”，那样的人又被目为这样的人。这是因为人的天性在互相调剂！



不同的人结为亲密的朋友，相似的人反而怒目相向。在自认是同一集团的人们中，有着一切复杂的类型。在势不两立的势力之间也有惊人的雷同。说辞和保护色的不同，不足以掩饰功能和性质的近似！这在两支军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身着不同军服、甚至操着不同语言、为着不同集团的利益而厮杀，但在长官的指挥驱使下，勇往直前、奋不顾身、扑同死亡这点上却是相同的。于是军人在互相残杀中使自己堕落为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难怪即使对垒的两军也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所以，在战地的森严命令中有一条最森严的命令就是：严禁与敌军和平接触。如果这道禁令一旦松驰，军心士气也就瓦解了。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统帅部忽略了这个问题，所以协约国军队乘机发起宣传攻势，把德军统帅推上了心理被告席，随着军心的动摇，战争也就不战而宣告结束了──精锐的德军反而成为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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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自我高贵”──这并不是说作为胜利属性的“自我意识”有什么确立无疑的高贵之处。这只是说，自我意识作为天性的见证，已经成为一切真理的基础！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天性”呢，则是来自至高者的超凡安排，人理解不了它，只是被它诱使或迫使去完成它自己的旅程。天性是一切自我的活源，天性是高贵的，所以我是高贵的。但不明世理的人却把这一事实颠倒了过来──他们目“自我”（也可叫做“欲望”或“意志”）为第一，而视“天性”为助欲的工具！结果，无非是为了欲望而损伤了天性，为了虚荣而陷入灾祸而奔波和苟且──“慕虚名而处实祸”，困扰人的一生，此之谓乎。可是在大自然的安排中，自我的欲望，本来仅仅是激励人去发扬自己天性的一只马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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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件横遭谴责的事不是人干出来的。但没有一件横遭谴责的事，是人仅凭自己的力量可以干出来的。天性之力，是人不由自主之力，也是根本主宰人的力量。谴责天性，就等于是谴责自然、辱骂上帝。若论作恶，还有比这样的谴责更大的吗？对那些干了了可怕可鄙之事的人，我们是该憎恨他们，还是该怜悯他们？难道他们不是自己天性的奴隶？人们的憎恨情绪的背后是一种恐惧（怕被其伤害）甚至是嫉妒（没有轮到自己去伤害他人）的混合体。怜悯情绪的背后是一种恐惧（意识到生命之可畏）和厌恶（因自己免除了这可畏之事而产生了优越感，从而垂怜他人）的混合体。不论憎恨还是怜悯，从更远的视野看，又岂不是一种“自然的感情”？



人们能够违反社会律，并肆无忌惮地践踏它；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能耐可以违反自然律。人们只是以各自的方式在自然律面前俯首称臣并发展它的某一侧翼罢了：有的方式自我克制，有的方式自我膨胀。



人们常常违反“道德的法则”，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践踏“自然的指令”。事实上，绝大多数反道德的行为，正是遵照自然的指令干下来的……人们对这一陷阱般的处境怀着莫大的疑惧，所以战战兢兢地给自然的指令设下许多人为的限制，称之为“道德法则”，而由此出发去斥责此限之外的自然指令为“魔鬼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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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偏执狂其实不过是吉凶的趋避者罢了，他把自然“一分为二”，断裂为“上帝”和“恶魔”二元。殊不知在这两大本体之后，真宰正混一地运行着──厌世者和爱世者，悲观者与乐观者，禁欲者与纵欲者……也许是有不同的天性；但也常是由于近似的天性遭遇到不同的事变和经历，而曲折成这样的。所以，相似的行为常常掩盖着不同的天性；相似的天性常常发生不同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环境的作用”。这种现象，使我们隐约发现了比天性更根本的力量：天命。



天性只是天命的个体化形式，而天命还有更普遍的形式，如人的共性，共通之天性。天命还有比人性更深更广的形式，如世界、物件、环境及其与人性发生作用后所造成的“人的具体处境”。人的具体处境渐渐显影了人的天性，一如个人的特殊处境强化他的个性。天命的两个基本形式──即天性和环境，加起来就成了人的处境，像老虎钳的双翼一样夹击人，他哪有挣扎的余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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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天性，因此成为人所能走的“阻力最小的唯一道路”。尽天性，就是遵从天命，“按照我的意志去做，意即按照上天吩咐我的意思去做。”──以此实现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协调，在斗争中创造自己的处境。对自己的处境安之若素，敬之若命，这庶几近乎“知天命”。知天命的结果，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毫不承担个人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的契合点，同样体现了“人在天命前的瘫痪状态”。



儒家形式的瘫痪是“积极的入世”，道家形式的瘫痪是“消极的出世”；但它们两者都已意识到，在内心深处，放弃个人的责任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在乱世中唯一行之有效的行为哲学。



──这就是我们对“天命观”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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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天命是强磁，天性是弱磁，强的吸引弱的，弱的皈依强的。天命吸引天性，宛如磁铁吸附铁屑，又如磁场把磁性传递给铁屑……天命证实天性的合理，天性印合天命的存在。天性对天命的“认识”，不失为”天性自身的创造”；但天性受到天命的吸附，却也是不由天性自主的，是天命本身的辐射。──天命堪称天性之“体”，天性堪称天命之“用”。



如此看来，天命就不仅是古经上告诉我们的那般堂而皇之的。天命实际上有其非常残忍、暴戾、可怕可厌、使人恶心甚至敬而远之的本质，然而你虽恨之却又不能须臾离之的！



天命，不仅是抽象而普遍的，天命，也是具体而独特的，它注入个体，化为他的癖好……一切个性无论善恶，都是某种天命的产物。不论我们欢迎它还是厌恶它，我们都无法改变它──因为它产生于一种远比我们强大的力量，某种我们迄今不能把握、甚至尚未“认识”的力量！……



天性的顽固存在，使人不可能受到任意的改造，除非这种改造仅仅是虐待狂的变态行为的借口。我们不妨认为，一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肯定是一位还没有子嗣的人或是抛弃了自己孩子的人。如果他（或她）真的有了孩子而没有改变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那么他（或她）一定是没有亲手抚养过孩子，因而仍然不具有对于原始人性（未经社会化压制的人之天性）的直接经验。否则，他还怎能相信人生来宛如一张白纸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机械人性论呢？否则，他还怎样坚持对人的无限改造和“思想教育万灵论”的超自然信仰呢！



共产主义者们，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吧！





九，试图改变普遍人性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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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改变普遍人性的挣扎，以期其契合于某种乌托邦模式，固然是一项时代的错误。但试图“改造某人”以期其变宗离性，又何尝不是一项亘古的大谬？



改造人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这是因为改造这们再强有力，也无法驾驶那种远远高于他的天命之力。实际上，一切试图改造人的狂徒，不过是想用他自己的区区天性，去扭曲其他人的天性，这其实和试图强奸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个人格强奸犯应该知道，他所面对的并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乖戾，甚至不是人类全体的惰性，而是高居于他们之上的无形主宰者──自然或是上帝，那位试图改造人的狂徒，哪有什么获胜的指望，他尸骨未寒，家族就覆灭了。由此可见改造论确实是自大狂的癫痫发作，是被冲昏了的头脑所做出的最离谱的奇思怪想！



与此形成对照的，还是较不自信、较为亲近自然的古人具有更清晰的头脑！他们知道，“江山易政，本性难移。”因为是循环而不是进化，才是这个世界的最终使命，只是为了更有效、更有节律的循环，各种新奇的事物才涌现或被发明出来。特别是对人类这一探索欲极强的物种，没有新奇，世界就无法循环！但人们想过没有：即便“进化”、“创造”这些有力辞藻掩饰下的宇宙真相，依然是循环！──生与死的循环，新与旧的循环，兴与衰的循环，善与恶的循环，彼与此的循环，荣与辱的循环，等等。所谓“历史的进展”，仅仅意味着轮回的新圆，又开始了，惰性的克服体现了一种更大的不知名之惰性。这血泪斑驳的记录没有尽头，它说，人的文明史，不是生物的套语，只是生物的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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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脱却不了轮回的阴影和乾元移位的光明！即便最伟大的天才，也是这一循环的仆人！我只不过是寻到了一个必要的尺度：越高级的生灵，他的轮回周期也就越短促；突破轮回之圆的努力、成全另一个轮回的努力，也就越频繁，成功的概率也就越高。他善于为生活捕获新的内容，他难于稳定在陈旧的平衡木上。新的反压制呼声，在他内心深处涌起。



我们的轮回一如我们的创造，何尝不是对于局促的命运所作出的一项最富建设性的反抗？轮回，是对“轮回之苦”所作出的“最富于艺术性”的击破！创造性天才的秘密在于：他渴望尽快地摆脱现有的状态，他希冀尽早变化的生涯。这种捕风捉影虽如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徒劳无益，但在紧张的奋斗中，他却以超音速、超光速完成了每一个轮回，从而望见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宇宙奇观。



如果他不把大自然寓藏在自己身上的潜能、原始存在和一切最高贵最粗鄙最冷最热的东西一概发泄完毕，他能不觉得愧对自然与自己？他真的不觉得白活了一辈子？所谓“虚度年华”的现代含义就是，你虽有你的形，却没有你的神，你的形骸结果是为他人的神气而奔忙！你的天性，终于像废弃了的材料一样，被丢弃在文明的废墟中。这是多么彻底的出卖，多么彻底的自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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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上看，如果一个人干了了偷窃、斗殴、诈骗乃至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令人发指的罪行，这并不是他个人的过失，在法律上，社会当然可以而且必须判处他极刑，但社会却无法在哲学上谴责这个牺牲品──难道他能对自己的天性和处境“真正负起可怕的责任”吗？



他如何负得起这个责来？！他又能拿出什么来做抵押呢！因为这一切无论是前定的或后发的，说到底都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刺激、反应，反应的强度及其形式……这些主要属于“生物存在”的特征。因此，这些特征是不由“你的意志”自主的，即使其中有些社会教养的成分是后天习得，但那又何尝不是生物存在与环境际遇的相乘之后所得的复杂之积？它貌似自主，但支配的“自主权”仍然掌握在那难以控制甚至未被认识的生物因素里！──这就是天性对你构成的囚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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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惰性又是谈何容易！惰性其实是被人们尊敬的，因为惰性与“生命的节能原则”结下了不解之缘。墨守成规虽然令人窒息，但却换来了常人所祈求的安适与平和，所以只有世俗生活里的被放逐者，再也无法在旧有的框架里活下去了，他才意识到“惰性的害处”。这就像人类的祖先是作为动物世界的放逐者，才跨过了文明的门槛……



而任何“消极心理”的产生，都是“积极心理”遭到挫折的结果！任何消极、颓废，其实先天地包含着积极与进取！──人的天性处在消极与积极这两极之间，永远是不偏不倚的，以求得最佳的平衡！任何自然的天性，就像盲人骑着一匹目光似箭的天马，天马会给人引路，不论骑者是否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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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和弱者称强者的天性为“邪恶的欲望”。他们把生龙活虎的存在，叫做“挑衅性行为”。他们说，精力充沛的人，是不安定的危险力量；才华横溢的人，是心怀叵测的诡秘者；爱好发明的人，是好逸恶劳的懒汉……对一切生命的表现，他们就是这样仇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力已经衰退！沉思冥想的人，是不能自理生活的书呆子？而不负责任的态度，仅仅是因为丧失了主人感？新的哲学并不要解释“世界为何如此这般”；而只是来宣布“世界只能如此这殷”。作为公开的宣言，里面隐伏着一个重大的征候：不可知加上充满信赖之情的天性论，能够催生改变历史的强大磁场。新的观念，视天性为天命的布告栏，即使上面列满了鲜红鲜红的死刑判决。否则，──天命何在？天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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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隐伏在多人的天性所织成的“关系网”与“弹性结构中？如此，则连最卑微、最恶劣的天性，也构成了天意的一个部分；即人们不愿意加以肯定的那些部分……



不要唯物主义的变戏法（辩证法），而要永远神秘的希望。不要把世界的现状视为永恒形态，再去费尽心神地加以辩护；而应该期待世界即将到来的变迁！不要再寄居学院的碌碌，而要以广袤无垠的旷野作为背景──你，如此投身于祭祀未来的血之洗礼！



这样的洗礼使人认识到世界之悲苦，世界也就不再能苦恼人了！在这里，“理解”成为“消解”的决定要素。理解了，就完了；理解了悲苦，也就消解了多半悲苦！生活者，战斗者，幻想者和创造者──能在悲苦的环境中，品出无上的天味，这是由他天性中的“超级味觉系统”创造性地感生出来的！而唯物论的反映论者们，是做梦也梦不到如此瑰丽神妙的境界的。因为正是人天性中的贵气，使人或多或少地据有了这一由苦及乐的品质。这种化腐朽为鲜丽，化平庸为神奇的“自以为是”，可使朝菌知晦朔，使蟪蛄知春秋！



这不是谬误，这是“生命力的外溢”。人的贵气不仅美化了悲苦，更主要是的是助人渡过沟壑，俯仰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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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所谓“是”，是仅存乎人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市井田庄的腐学，在它面前现出猥琐的原形。





十，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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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而且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原创论！



虚无主义说，“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



零点哲学说，“‘一切都是假的’与‘一切都是真的’同样可疑！真假相对：‘一切皆假’，无异于‘一切皆真’的新表述。什么都可以做吗？不。人实际上只是做他的天性许可的事。‘什么都可以做’的信条的唯一价值及唯一的真实性，仅在它破除了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对天性所施加的魔法与诅咒……但零点哲学决不停留在这虚无主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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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舞台上尽情表演的多种形象，其实是被许多有形无形的“线”给牵制的一些傀儡罢了，尽管是些自动的、有意识的傀儡。他们与木制的傀偏的不同之处在于：



1，受到多条交叉的外部之线的牵引；此外，还受内在之线的牵制与支配。这些线，有尚未被察觉的，有永远不会被发现的，有被人故意涂上了臆想彩色的。人们多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傀儡半傀儡处境，从而急于摆脱这不自由的感觉──但摆脱的努力，反而进一步证明了“线的存在”，挣脱的行动，也会进一步抽紧“线”对人的控制。这一切有机性质是如此富于人性！因为这一切都是人的天性的产儿！



2，离开了尽性原则的生命，是没有自由的，也是没有价值的。动物的生命，首先意味着迁徙的自由，觅食的自由，传种的自由。对于人，还要加上思想的自由与创作的自由。思想的与创作的自由，尤为人的标志。一个人，如果已被剥夺了行动自由，但只要保持着精神的自由，就还算保留着人性，如果精神也受到了支配，人的天性也就泯灭了。



裴多芬为了自由可以牺牲爱情与生命的提法，并不是诗人的肆意夸张。──失去了自由的人，是根本得不到完整的爱情的，所以他也就更无从具有“完整的生命”──“传种的权利”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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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哲学反对市场价格来代替生命的价值！若是失却生命的支持，前者市场的价格又从何谈起？近代中国苦难的预知者龚自珍，如此表达了人人尽其天性的期待：“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不拘一格的人材，是正反两个方面的人才，是杰出的强盗与残忍的警察之间的对垒，是优秀的破坏者与建设者之间的完美结合──而如此宏伟的史诗般场景，显系“人尽其性”的自然结果。



“尽性”需要力量。“尽性”需要反抗。“尽性”是对沉沦的抵制，所以它并不是“水往低处流”；而是意味着“人向高处走”……“尽性”的和谐，是需要搏斗的撕裂来予以成全的，因为它立足于抗衡整个环境。大自然把灵魂射入人的躯体中，然而又授予非人的环境以截然相反的东西──为的是洗炼人的毅力，为的是等着观赏，那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对垒、风起云涌的抗衡……



“尽性”须有“权力”，权力因此成为外在的至善。“止于至善”──因此成了“唯利是图”！谁能提出“权力滥用的批判声明”？卡尔马克思以犹太人特有的方式赞赏伊壁鸠鲁式的快乐主义，尽管那是尽性意义上的罪大恶极，因为这样的快乐显然不利于”强力的凝集”。“权力的善意”，决不在“快乐”上；正如感官的善用，不在于使自己沦为玩具。而伊壁鸠鲁与弗洛姆之辈的享乐姿态，恰恰是发挥了权力的恶。这终致疲软的哲学，把人生当作冶游场，而把人的尊严贬到了玩具的地步。声色犬马之徒，孜孜谋利之辈，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天生的犹太人（甚至像某些作者所说的是“东方犹太人”、“黄种犹太人”），就是如此以经纪人的眼光，误解了人生和人体，结果把人体的一种功能冒充为全部的功能，以人生的一项美德遮盖了所有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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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绝对的解脱则意味着游漾在感觉、观念、符号之外，因而这是“不可能的”。无匹的鲲鹏也有无匹的悲哀，太小，受制于外物；太大，受制于自己。太大的“自己”已然是内化了的“外物”……所以只有把尽性当作解脱之径者，才不迷惑。我们达不到，但永远朝向它……尽性的世界，是真和谐的世界，是现实的理想国，是唯一能物化的乐土──不仅作为心灵的安慰，且是事实的“畅行无碍”──捧来圆满的生命之光，它照亮爬行者的脑部，它剥离负重者的驮子，它处决伟大的导师，它宣告一切伟大的灵魂，都是尽性的灵魂，它以天性之笔，描绘“如何驾御物质存在”的胜利喜悦。



毫无权力的尽性，是不可能的，毫无尽性的权力，是无意义的。尽性不仅是“纵欲”，尽性也是纵情地反对纵欲！因为纵欲，只是一种“性”，并非一切“性”。“性”不是“欲”，更不是现代意义的所谓“性欲”。纵欲是一种尽性，但不是一切尽性──有的尽性导致纵欲，有的尽性却导致禁欲，有的尽性导致兼爱，有的尽性却导致屠杀并对不限于人体的万事万物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整合”。



尽性者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无与伦比的精神护符告诉他：“天绝人”的时刻也会降临──那时意识成为废物，而过期的符号作为垃圾，功能尽失，将被逐出语言的王国。不。它是根本未来进入王国的城府。于是，“天无绝人之路”，又将是永远活生生的。被天所绝之人，将不再是人；被天所弃之性，将不再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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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神。有的贵，有的贱，有的顽强，有的脆弱；有的仁厚，有的刻薄；有的笑，有的哭。但每一个人体垃圾也都有自己的命星，与自己的守护神？



“如果上帝抛弃了你，不要害怕孤独；恶魔一定会接纳你，成为你忠实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他的星辰。他的星辰与他的天性是如此对应，配合默契──当宇宙的玄机斡旋起来，光明充溢每一个瞬间，无数的天性，对着无数的星辰，爆发出痛快的笑声！他们的呐喊响彻诸天。众星座因这个宇宙的音乐欢欣地颤抖……诸天、众星座、每一个天性……于此都捐弃前嫌，在玄机的强磁下，斡旋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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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堂，“现在”就是天堂；有地狱，“现在”就是地狱！其余一切，都是想象、希望，可能是美好的导索，也可能是灾难的蓓蕾。天堂和地狱，是同一的！──它不仅就在你脚下，而且永驻你胸间，在你最精细的感觉中。



“不假外求”，说出天堂与地狱的最大秘密！“外”，不仅指“外物”，也指“现在”、“当下”以外的一切“过去”、“未来”诸相！“不假外求”之所以深刻，是在于“外”的虚幻性若不借助于你内在的感受性与想象力，是完全无法转化为世界的实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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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曾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哲学史编撰者们（如侯外庐等人）说成是“廉价的许诺”。这是因为，唯物史编辑们几乎像老牌的佛教徒一样深信，屠刀与成佛是对立的，不能统一。禅宗认为，屠刀与成佛间转化的契机，可以是十分短暂而便捷的，对此，注重阶级斗争和社会成分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了他们应有的愤怒。



可是在零点哲学看来，即使禅宗佛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也只是道路和方法上的：他们信仰的人本主义逻辑，却是何其相似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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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刀与成佛之间的对立？在零点哲学看来，这一对立上并需要转化也不存在。即，可以有一位持刀的佛，临在这个充满武装力量的混乱时世。在佛的无穷业绩里，为什么不能允许其中有小小的一项是挥舞刀剑呢？哪怕是为了让人也成佛的良好意愿？换言之，在佛的无穷业绩里，为什么不能允许其中有小小的一项是斩除佛头呢？如果佛头能够作为救世的药引？



不错，佛是绝对禁止杀生的，不论为了什么崇高而辉煌的理由。但佛教的净土和天国并不是非得强令众生接受的（如马列主义那样），所以最广义的“佛”即人生各种净土和天国的各种主人，是不必受到佛教教义的规约的。更何况还有萨倕太子以身饲虎的典范在先呢。



例如，零点世界的主人，相信“现在就是天国”、“你站立的地方就是圣地、净土”的思想。在他看来，人只要虔诚就好。只要虔诚，不论你干的事是什么，那事就必是善的，那业必是乐的，那时就属于永恒。



天国就在你脚下，而且根本无须迈出一步！



只要你虔诚，坚信你的极限使你不可能企及虚无的天国而只能脚踏实在的大地──这大地能不是你的归宿与天国？



从今以后，你要干什么，就请去放开手脚地干吧！从今以后，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去体验一下那样的生活吧！──再也没有道学先生来诅咒你！只要你确确实实储存了大自然赋于你的那份天性！



试一试自己的命运，让自己的天性显影吧……



祝你成功！但愿不要还未动手，这种言语就从你的嘴角斜淌下来：“我，不是那种材料……”





第七章简单的感情



一，孤独的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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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索居，是人生的第一自在！



独自缅于幻思，脱离世俗的干扰，超凡人圣、继往开来。



索居，使人获得悠久、俯仰天地的机会，获得“人生的旁观者立场”。



在索居中，神灵会像长风与闪电一样，不时掀开心扉，会像针与灸一样鞭挞并医治心灵的创痛──从而把丰富的感应、纯净的意象，奉献。



索居把人推进到一个新的星际！那里光怪陆离、五色缤纷，未来世界的象征对你洞开无遗……是人在宇宙中的孤独处境使他的文化产生了孤独感？还是人这一有机系统的自我孤立倾向创造了文化孤独？抑或是人的孤独感令人觉察到宇宙的冷漠，从而加深了他的孤立与文化孤独？人是复杂多面的──比任何机器都更复杂、比任何物质都更多棱。因此，他才可能意识到“永恒”，即意识到与自己的全部存在截然相反的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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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封闭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人的本能之深化，我们不妨碍称之为“文化的本能”。相对的隔离、相对的寂静──这是各种精神文化得以产生、滋长的大地之母。就个体来说，“自我放逐”相对于群体的文化孤独，是识破了群体生存的幻相之后，转去寻求“永恒”的心理动向所造就的。有一次我与一个友人谈起，人为什么会趋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放逐，如隐居、旁观、不参与等等。他认为，人的自我放逐形同动物个体的被驱逐──是因为在性格上与“群体的意志”格格不入，导致某种“行为不端”，而后遭到冷落、排挤，只得离去。我反问道，人难道不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来适应社会吗？比如屈膝、投降、变色、出卖良心。



事实上，大多数人正是这么兢兢业业地苟且偷生。他们接受了社会压制规范的，奉之如金科玉律，然后又把社会压制投向他者──人们自我压制，又彼此压制，甚至具有天生犯罪倾向而行为极端不轨的“变态人格者”，也并不都是心理上的自我放逐者。有的人，越是遭到身体上的放逐甚而禁锢，越是不甘寂寞，渴望回到群体中去──哪怕不是为了忏悔，而是为了继续犯罪，他们怎能算作真正的自我放逐者呢？



名实相符的自我放逐者，必有某个强烈信念支撑他，鼓励他背离熟悉、走向陌生，背离迷人的暂时、走向虚静的永久。这正是被放逐与自我放逐、动物的离群索居和人的离群索居之间的分际。心灵的隐居，也许因其幽闭了肉体而令人痛苦……然而，若有痛苦，何生未来？



孤独的索居，我向你致意！你的父亲，是我的命运；我的思想，是你的儿子，索居是命运与思想之间纽带，使得这三位一体不分彼此，你成全了命运与思想，它们也赐你以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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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二十一岁，踽踽独行在民族的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心里沉思着庄子哲学的精义，藉以安慰受到幻灭袭击的心，再望一望这眼前展现的世界吧，众多的疑问跌宕而出：既然最终都将澌灭，又何必虚化出如此大千世界？



那时，只有一个影子追随着我，还有那广漠普照的星光未曾弃我而去……啊，还有民族最后的一个灵感。它是我最忠实的朋友，因为即使在世界死去的零点时分，它也不会弃我而去，并以不断摇撼我的腑脏为乐事，我倒要锲而不舍地领教你的威仪！以至今天，我已分不出你和我自己了。在适应阴暗生活的漫长过程中，你的浪潮激荡我，你的激荡慰藉我，你既有金色的梦想，又有永远失去的光芒……你使我流泪，这泪闪现了未来世界的光辉，于是你使我狂喜，这欣喜又使世界战栗，在形同监禁的斗室中，驾着超然的遐想，灵魂已经出窍，我，超越了可悲的时间，超越了肮脏的空间，向着尚未显明的意境的飞腾！这可是建立在尸骨堆上的生命纪念塔！这是远远超出了帖木儿胜利纪念碑式的人类价值之外的宇宙塔！只有先知能领教，只有先知敢享有，生命从此吸入新的气息，生命之风从此吹拂着它去点燃新的火炬，并使世界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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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卑之地，南通，你埋葬着强者的青春，可是他并不留念你、也不留念已被葬送的青春，青春对他而言只是一片灵感与几页故纸，以及感官的虚空和茫然……使他背离你，不掉一滴泪，收拾断裂的记忆默然离去。



藏污纳垢之地！我多么奇怪你的秽物怎能成为我的养料？你的冷峻怎能使我的灵感膨胀、申张？你发疯式的超强压力，纵使千番爆炸，怎么无损于我？是不是因为我对你一往情深？还是因为往昔的梦血与幻思的不可名状的复杂混合物，使你在最后一寸的进击中望而却步？



时间逝流、万物推移，一切都被残忍地消化分解掉，这使我对你的情感也终究隐没在记忆的汪洋中，像魔鬼岛屿般不再浮现……然而你的影响却也恒在，你的痕迹镌刻在时空的旷野之外。



定数的日子到来，当那位世界征服者驾驶着战车辗过你的躯体，你将兴奋起来，满怀狂热洗涤你的卑污，他的天马嘶鸣不已，他的车身闪闪发光，一切时髦的交通玩具（现代的交通工具越来越玩具化）──都被这战车的闪电，甩到遥远的世界之角！这时，有多少超脱了今日环境的灵感之力，会使世界之心发生震荡！它的力量不附属于这个处境，因为它不是肉体的力量──这力量是永动的希望，使人升腾，抵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高度、感到了诸天猛烈而宁静的呼吸……OM──AMEN！





二，我们忠实的朋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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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忠实的朋友──灵感曾经给我们带来大大小小的苦难，既不见容于世俗、在平常的日子里到处碰壁，又使我们为幻象而悲悼而忧戚而哀思不绝如缕……可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感谢你！感谢你的厚礼：痛苦和幸福的交织──忧愁和洞察、暗淡和光芒、死亡与不朽……



你为形影不离的朋友而生，他就学会了为你而死。你不背弃他，他就不会感到密布的空虚。在这崎岖的民族之路上，唯一的光线，就是你那诚挚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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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的悠然来临，心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暴风雨奔涌前夕的深海，又何尝不是这样？它像在等待剧烈的运化，并为之积蓄力量……黑夜不仅是索居者的良师，诤友，黑暗还把一种白昼不可能产生的心思输送到你战栗的手，把你掀入一个没顶的深刻状态──越来越深，仿佛天地意境的倒转！黑夜，夜，世界的黑夜，



良心的黑夜，众神的黑夜！──只有经过你的煎熬，人方能成为命运女神所青睐的天子？灿烂的日轮给人的感官以强力的刺激，但人们的心扉反倒因之闭锁了！心的灵苗也因而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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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午把种种现象当作“真实”来扰乱人的灵明，结果徒然令污浊、杂音，遮蔽了灵气，群居的生活也是这般无奈，它败坏了思想的胃口，腐蚀了他的神，软化了他的骨，淡化了他的气！



孤独的索居所创下的丰收因而令俗人恐怖？那里的遐想之果，该比世界的千奇百怪还要不可胜数？它以一个梦者所有的谦逊说：“我经历的幻思该是超出了历史的边缘地带，现实与之相形之下不过是个苍白的影子！”



感人至深的意境该如何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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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历史上，幻思一直是生活的向导──这至理名言说，”谁没有过幻思，也就无法获得独特的生活。”这是索居者的话。



世俗的乖戾在你的面前悄然隐退，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但你神奇的慧眼还是看到了它仓惶的逃遁！你看到大地的尽头矗立着一座通天的墓碑，上面镂刻这样的铭文：



“这儿埋葬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它已慷慨捐躯给沉默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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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被饥渴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旅人，在酷热之沙中喘息……突然，他的眼前仿佛展现了绿洲的──丰饶的水果、润泽的凉风、宜人的秀色、隐没的禽兽……都在召唤他。新的力量在他身上奋力前进、从危亡中拔出了自己的生机！可是当他爬到近旁，发现那不过是又一个新的沙丘，炎热的黄尘，已使他无泪可流！



大绝望抓住他停顿的心，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宇宙顿时成了一片弥天大谎。以前的生活仿佛一个个梦影，前来和他握别……卑鄙而漫长的欺骗……



幻灭！你的出现警醒世人！你向知觉能力重新旺盛起来的心灵，闪现了一道刺破黑天的光明──一切现象都是飘移不定的内心力量的投影！你使人心中仿佛不可动摇的信念坍毁，就这样忍痛把把真理从人心的迷妄中拔了出来，使之不倚于冰山、而立于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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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灿灿阳光没于深渊，这一天就用万劫不复的残光向你宣告自己的死亡……大地陷入黑暗，仿佛绝对──你能脱出世界的空虚？生命的脆弱，压倒一切。“惨淡”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一个瞽者唱起了悲歌，以其弥漫哀沉的乐音撕裂人心，无血的撕裂好像比带血的粉碎更能象征“毁灭”的含义。听！这音响像闪电一般分裂夜空，击打落寞的宇宙、鞭挞最后的良心，它秘密地流逝了，没有痕迹也不见去处……好像被一个巨嘴吞噬了，一百年后，在另一个世界，发出变形的炮声。



啊！瞽者已经死了！可是她的歌声仍未息灭，她从另一个世界流转，再次建立魔术的霸业，于是阴森的曲调再次笼罩这世界，它使世界中风、麻痹、瘫痪，它给世界带来的幸福多么剧烈……暴风雨的痉挛过后，世界美好……





三，真理是不能引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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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不能引伸的，所以，“正确和谬误一步之遥。”（拿破仑语）正如“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的天机当被扭断；故泄露天机者必遭惩罚，说出天意者，常常被杀。这代价不仅是说者之灾，且是“真理之死”──说出来的真理，就像是已经冻僵的毒蛇，一下子就变得可疑了！



──那位和修女私奔的神甫、伟大真理的无耻化身马丁路德说：“谁若不爱美酒，女人和歌，谁就终生是个傻瓜！”显然，此人这时已经完全忘记并彻底背叛他向圣母作出的出家保证了，并无耻宣称一切誓言都应该废除。



让我们终生做一个无耻的马丁路德所嘲弄的终生傻瓜吧！因为我们是如此厌恶真理的化身！人说出的能是真理吗？狗嘴里吐得出象牙吗？那不过是一面从背面映现的真理之的语境──此语一出，那张伪善的阴阳脸就道破了：一面反对教廷的腐败，另面却更公开地卷入了酒色财气。这匹德意志种马比那些意大利杂种更贪得无厌，也更暴戾邪恶。在这一点上，他真不愧是德国出品的雅利安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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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神秘的，除神、灵界、灵性以外的被造的世界里，除“我”以外一切都只是“物”？“我以外”，这就是“物”的最新定义，除了我以外的一切！而“我”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我”的感觉和意识流，还活动着。“意识存在的时候，只是意识活动的时候。”现在，这种认识不仅是一种哲学，也成了一种堕落的并流行的生活态度！这都是由马丁路德门徒的好儿子引起的。



除去“我”以外的一切，都只是我的环境，或仅仅是环境的一部分。它们，只是作为“我”这个感觉体、意识流的外部刺激而存在的！这种刺激只可能是“物性”的，只是由于“我的怪僻”才会把其中某些刺激判断为“精神性的”，因为这些刺激“激发了我的幻想”，亦即“引起了我的肉欲以外的冲动”，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刺激本身有什么抽像的“精神性”！



以信仰为例，来观察“我”的顽固性，就会发现我之所以具有崇拜神的能力，并不因为神是一种“不朽的精神”，而只是因为不可理解的事情、一些颖异的形象、圣洁的色彩、离奇的情节激发了“我”内心的冲动，也就是说，“我具有对神的感知力”。反过来看，毫无信仰的无神论者也并不只是心肠冷酷，而更多是由于他们缺乏这种对于神秘的感知力，或是被另一些更物欲的东西给征服了。



我之所以爱美，并不因为美代表了一种“精神的感召”，而只是因为一些适当的“物之刺激”刚才冲击了我的感觉、浸入了我的意识流，并使“我”感到振奋、激动。



“我”之所以有历史感，并感到自己与宇宙共命运──并非由于历史家们的记述所包含的感慨和“精神”击中了我的心思穴位，而只不过是因为那些符号、遗迹、以及诸如此类的“物”触动了我的感官，激发思想之电，还使这电流膨胀不已，造成“我”与历史、宇宙融为一体的共振。这难道是一些什么“精神”在感召“我”吗？多么迷人的神话！好像一位豆寇年华的少女在向你初吐“真情”与芳蕊时的美妙与甜蜜那样？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神话而已。不由自主的神话。那样的真情，难道不是由芳蕊分泌出来的迷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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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原了本象，你也有能力去发现：连串的物质之刺激，必定会触动“我的精神反响”，但这并不等于什么“精神──物质──精神”的线型传递！事实上，只有“我”的感觉体、意识流在那里孤军奋斗，而没有别的什么“精神”在感召我！精神的抽思（屈原的用语），除了只是“对我的物质刺激”外，空无余物！这就是今日的知识，所能告诉我们的“科学证据”！



父母对我的“爱”是一种“精神”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种温柔而深沉的目光、一阵亲切而细密的音响以及类似对我的官能所引起的舒适感觉……人们便说“这是爱了”──但我怎么也无法把“爱”这观念等同于轻柔的刺激！在我知道“爱”的观念以前，我就领略过“抚”之神韵了！尽管我们反对枯燥的物质主义，但却不无悲哀地发现，在世上除了我之外就剩下物了！我孤零零、赤裸裸地面对庞大的宇宙！这个孤独而飘泊的游魂，悲哀地看着这个彻底的没有精神的世界！反思昼夜不断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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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主义者以其商业社会的市民气横行天下而无忌惮。所以，“物质崇拜”所能给予“我”的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更彻底的孤独……也就是说，泛滥的物剥夺了我最后的独立感……这已不是积极的刺激，而是消极的反讽了。为了反其道而活之，“我”只有陶醉于一个孤僻者的幻思，造出种种“精神”以便引为同调，以便安慰这难以忍耐的时代孤独。难道精神只是使得困难的处境赖以豁达的兴奋剂？名之为“鸦片”可以，名之为“鸦片”不亦陋乎！“我的精神”不是被什么历史上“伟人天才的薪传”所触发的！──我的精神只不过以此为口实，来证明自己的合法牲罢了。“我的精神”实由我的遗传与环境所中和、所滋长，它为应付一种处境而孤傲，而寻思，而寻求“历史上的同调”，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因为我知道，只有“我的精神”才能应付“我的处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仅此而已。天，就是自然的遗传；地，就是文化的环境；而“中和”，就是“处境中的孤军奋战”。



零点哲学就是这样“处境中的孤军奋战”，它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不像唯物主义那样把“最”看做环境的裁决，而是把“最”看做环境的敌人──不与环境做寇仇，则无以尽人事。侈谈征服环境固然是唯物主义的愚蠢，但在敌对关系中寻求更高的妥协，却是可能的。正是人与环境之间的这种互相让步，赐人以生存之道！这就是所谓的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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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哲学的沉思，这种“心理学的透视”可以赐你“雪巅上的高傲”，它有雪巅上的孤危与凄凉，和些许的胜利感与空虚感──如果你已认清了现象后面的本体，达到了思想的巅顶，使灵魂获得了不朽，日常生活对你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否需要来一点可卡因？如果你的神经不够坚强？一位强人，并不会因为零点哲学的透彻，而疯狂的。所以他并不需要唯物主义的致幻剂，无论那是机械唯物主义牌号的，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牌号的。







四，一缕晨光破晓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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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晨光破晓而出，仿佛给阴沉的零点世界射入了一线希望，希望之后是失望、绝望、新的希望，正如休息之后的劳顿、厌倦、新的休息……索居的幻思带给世界的礼物也正是这样：



它把受难叫做“赐福的时刻”（救世主受难的时候就是他取得伟大胜利时候），它把鞭挞叫做“解闷的活动”（希腊哲学家认为一个人在受到拷打的时候仍然可能是幸福的），它把心灵的绞痛叫做“隐伏着无限的生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动心任性，增益其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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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夕阳的沉沦，我的心思却可以与之背驰。血色的宏大笼罩全地，仿佛世界的余烬映红众天。夕阳！你是零点哲学之轮。你的深沉，富有多情，给即便最阴惨脆弱的人心，也镀上了一层透骨的金！哪有一个心灵不因这博大精微的宇宙图像，而收缩而颤抖呢。



“人在宇宙中的孤独”──是人在第一世界（自然界）中的孤独。



“人类彼此间的隔离”──是人在第二世界（社会文化界）中的孤独。



“沟通与理解的困难”──是第一世界（如遗传）和第二世界（如教养）所造就的多样化的“第三世界”（人的主观世界）。



从上述三个世界的交汇点产生了第四世界，“未来”──不是想象中的、仅属现在时态的第三世界；而是播种于现在时态的上述三个世界但却尚未显明的新世界整体，这是我们的“第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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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不可解，由于第二世界的歧异；文化的可解，基于第一世界的生物性及第二世界所受之训练；但第四世界的基础却在于第三世界。这就使第四世界的形态变得特别捉摸不定。



1，第一个世界的表达：神话和其它集体表象的意识流变，其象征是客观（第一世界）与主观（第二世界）的交融，尤如儿童纯真，不辨物我，这是一个万物有灵、物我一体的时代。



第一世界的表达，认为原始的创造万物的“物”既创造一切，也因自身的命运和力量而毁灭一切。而这一切又都是同时发生在人本身的。



2，第二世界的表达：哲学和理性批判的系统，它开始学会区别两个世界，并把第二世界置于高于第一世界的位置上，所谓“理论先于实践、指导实践”。理性、文化被目为源于世界又高于世界的东西，如在柏拉图那里，已开始认为存在一个比现象世界（即第一世界）更高的本体世界，其实，哲学家的本体无非是文化观念的投射，而高级宗教更是明确自觉到第二世界的存在，所以产生了乐园与天堂观念，这也是高级宗教与万物有灵、物我一体的原始宗教的主要区别。



第二世界的表达，追求真理与力量、完满与正义。它是意志至上论者，试图“改造世界”、“愚公移山”。



3，第三个世界的表达，实验科学和逻辑分析的系统。在传统的二分法上，发现了文化的积累这一“隐蔽的经验世界”。它对一切神话和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要否证它们和要证明它们同样困难，而“批判”那立于神话的意识形态又太严肃，太方枘圆凿了，除非对一切哲学分析和理性批判本身，再度分析和批判。



第三个世界的表达，进入了反表达的新阶段。它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它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理解”，取决于隐于理解背后的“功能”──接受者从自己的需要和条件出发，去接触第三世界的表达。如果不是人们积极参与了各种理解与交流活动──第三世界将不再存在。



4，第四个世界，是革新与创造的体系，而不仅仅是“生活”或实践的体系。前面三个世界荟萃于此，汇归于此，仿佛核聚变式的连锁反应



第四世界形成了：



外部条件（自然、社会等“客观世界”）空间条件内部条件（种族、个体的“主观世界”



时间性条件文化（传统即影响我们环境和思想的历史因素）



据此可知，文化传统对第四世界的形成以及对新文明成长过程的渗透，是“无法回避的条件”。这种渗透，即使以反对的形式体现出来，也是一种更深意义的赞同，甚至是更深刻的赞同！



第四个世界的表达，是预言，是先知书，是一切使人神魂颠倒的启示录。它来自这种生存要求：反抗上述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综合而成的压制。



它将把这种要求作成某种“简单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预言、先知书、启示录中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简单的感情不是智性活动中的化约主义，因为它不是方法论的，而是本体论的！



第四个世界的存在原则：



a，世界：我们的生存体系。未来的第一世界。b，文化：我们的理解系统。未来的第二世界。c，科学：我们的需要体系。同上。d，精神：我们的生存触鬃。未来的第三世界。e，真理：就在我们的脚下。同上。f，所以，我们的追求，即正义。g，所以，凡属第四世界的，即善。即将到来的一切，都应受到热诚的欢迎。多么深刻宿命论。h，新的，即好的；青年，就是真理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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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哉。我们二十世纪的“支那人”，一种“失去了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支那人丧失了作为第一世界的、现象世界中的祖国。祖国不再，文明也丧失了保护人、哺育人的功能。人们变得手足无措、玩世不恭、开始转而弃绝作为第二世界的、文化世界中的祖国，即“精神故乡”，因为古老的幻梦已经破裂，新的外来的曙光却又是那样刺眼、令人不安。



现在，我们正在作为第三世界的、个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祖国里，进行长途跋涉，以便从一切种类的古老梦魔中解放出来！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征服东方，也征服西方──以便开辟“又一段情”，欢迎第四世界的、未来的世界，向我们奔驰。



我们怎么能做无文化的“支那人”呢？我们怎能不做新文明的中国人，“汉官威仪，仿佛天人”──老的中国已经死去，现在，让我们造就一个新型的中国！



我们的心中，没有了祖国、故乡。原先存放它们的角落，现在已膨胀为无边的虚空……这使我们不得不行动起来──刨造作为我们第四世界的故乡，并使情感的故乡升格为文化的祖国。



伏尔泰说过：“要是没有上帝，我们便去创造一个……”同样的道理，丧失了第一、二、三世界意义上的祖国与故乡的“盲流民族”，现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去开辟自己第四个世界中的祖国与故乡？从而使自己还原为一个文化民族！



无论它以前怎样，无论它今后怎样，这样的开辟都将胜似第一世界的消逝了的实体、第二世界的流逝了的印象、第三世界的虚假的理解与共鸣──你能未来的第四世界的中国，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正果，能不是至善？



为此至善，我们写下了“第四世界的启示录”，回归于第一世界的开辟神话：“新的世界的创造为母题”──中华精神复国。



啊，中国文化，文化中国！我们的神往。这就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五，我们，不是智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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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智慧海



只是百川中的一川



冰山间的荒凉河流



欲滴末滴的一灵泉。



无数个我们交汇冲撞



下一个世界的智慧海。



中国人的精神祖国在哪里？



我们还是不是古代中国人的真的后裔？



尚未复国的我们，还能不能被称做“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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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危机”，已从我们的生活态度蔓延到我们的文化特性了。现在，又从文化特性扩散到了全部的社会存在！现有的意识形态如阶级分析、社会发展阶段之类的梦呓，完全无力对此作出回答。



封闭的大陆内部的中国人正在寻找自己的精神故乡，尤如海岸线外的中国人正在寻找家系意义上的故乡。



寻找精神故乡，表明了存在着心理上的亡国状态，因为所有“精神故乡”在各种历史背景或社会背景中，都是祖国的代表！它不仅代表“未来”，也代表“过去”，代表“子孙”也代表“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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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状态造就了无归宿感！这种悲哀已经成为现时代现社会的最大流行病了。其病乱不仅在于我们的文化之根，已被当作垃圾彻底拨掉，且在于我们重新培植文化之根的努力，被视同犯罪行为而受到打击和摧毁。没有根，便要寻根；禁止寻根，便要复国！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之根又被迫吞咽他者的文化之根，便会产生无归宿感，产生虚无主义。──这就是我们诊断出的“现代中国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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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祖国”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是“同后回转”而是“向前挺进”的阶梯！它以“回归”，为前进的号角。



1，“中国的过去”不是中国人的精神故乡。不论这“过去”曾经多么灿烂。不论其为秦汉成为庸宋，甚至更渺远的“成康之治”，或最晚近的“驱逐鞑虏”。



2，外国的精神，也不可能构成中国人对之膜拜作态的精神故乡。不论它们的吓人真理一度激起多么强烈的海啸。佛教不是，天主教不是，进化论和以之为基础的各种十九世纪的空想也根本不是；代议制的民主不是，苏联式的样板更不是。外国的东西再好，也不是我们的。外国的景观再美，对于中国人毕竟是靠不住的。因为二者的根系是那样互相离谱。所以，一百五十年来的中国经验已证明：“外国的好思想、好东西一传入中国，就变形变质。变得不那么美好，甚至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好的思想与实践，只能由自己创造，并在创造中不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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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产生了新的觉悟：



中国人的精神故乡就在，我们的脚下！哪怕我们脚下踩踏的是荒原，只要你在不断跋涉，这荒原必定成长为民族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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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心”在哪里？它就在，我们的胸膛里跳动。哪怕这心的体积如此微不足道，这心却必定铸成未来千万年的历史。



当中国人重建了自尊自信，就会毫不踌躇地大声喊出：“我们所抱的希望，就是中国历史的苦难之果。我们所行的路──就是通向中华精神复国的精神故乡。”这声音，将让死去的祖先睡得更安宁。“从我们的心胸，将跳出一颗包容中国的心，照亮世界的中央一如照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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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指二十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中国人的地土上也许还会响起“世界文化万岁”的呼声。但更大的可能却是，在世界主义的呼声后面，却埋伏着另一个坚执的趋向：中国人正以形形色色的目光，搜寻自己的“精神故乡”，那充满活力与珍奇的内心世界。中国的居民也许麻木不仁，但中国的良心并未泯灭。中国的良心只是在冬眠中，迄今低估了中国复国力量的人们须要警惕，中国的灵魂、“强有力者的感情”，一旦苏醒并汇集了足够的豪杰之士，就能促使中国的居民革面洗心，风下之草即将远征！一条令人惊讶的新路，将使穿新鞋走老路的套数，变为穿旧鞋走新路的魔法。



也许西方精神可以为中国的符号注入活力；但救中国者，必定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洗练的符号。挽回中国颓势的，必非西方的施舍。



西方的符号与制度，在其本土，也许是健康的；然而，做了中国的主人，却不仅自己变质还让中国染病。中国人的心肠，如何消化吸收西式的糕点、大菜？至于那些名为“中国化了的”西式糕点、大菜，实为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它又岂能“有生命”、“有效率”？最终只扰乱了国人的肠胃甚至心思。食谱如此，难道更高级的符号与制度，能不如此吗？当我们粮荒饥饿之际，需要引进食物；但当灾年过去，必定还得回复自己的食谱。这就是精神故乡的真实含义，这就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理由。



到那时，一切拂拂扬扬、熙熙攘攘的洋径滨，终将飘逝。显露在中国的意识面前的将只有一个消息：“我们”不是“他们”，我们的精神不是他们的精神。西方的真理，不过是中国的毒药。



这消息，将荡平中国的思想泥泞。熙熙攘攘拂拂扬扬的泥泞，终将杳否无踪影。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凄凉浅滩上，一块顽石再度凸起：



“百王之无变，可以为道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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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中国。我们怎能不是一个义无反顾的爱国者！





六，“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同样值得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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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同样值得反对！同样可以受到新的批判之光的透视，以便我们更健康、更自主，更顺利地走上民族的创业路，实现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千年大计！



我们不是来“复兴东方文明”的。我们生来是要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并为之搜寻一串新的目标！我们并不把道路贬作工具，我们也不把目标升格为目的──恰恰相反，新的目标只是作为新的道路的里程碑，而使用的，是为我们欣赏新路上的风光，而制定的标识。



如果我们举起了“复兴”的旗帜，那么请原谅我们──那只是为了创新的气象而开展的一项便民措施罢了！志士仁人，谁会为了传统的阴魂而牺牲新人的未来？他们的降生，是要把历史推向前去，而不是把当下拉回到古昔。“复兴的形式”下，必定有一颗炽热的创新之心！它发自对当下的不满，而非对远古的“祖辈文化”的原始依恋……否则，它岂能赢得新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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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新的全球文明，从形式、色彩和技术上说，也必定是多方融汇的。但它需要一个新颖的灵魂，这个灵魂现在就在我们的梦中。……我用灵眼看见它了，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不是欧洲、美洲、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更不是“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的──而是需要趁热打铁、重新锻铸的。



全球文明发自我们的丹田，而非取材于尘封的历史符号和博物馆里的展品，历史、传统，是一些象征，是一些被精华人物有意识运用的障眼法，被群众无意识接受的唤魂术。



东方的文明已被西方的体制给冲毁了，复原它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西方的精神已因西方的扩张而衰颓了，它因此越来越容忍、越来越热情地吸纳东方的精神……如此看来，对西方期待过高，也是注定要落空的。新的全球居民，将凭借自身的天性，在东方树立一种新体制，在西方树立一种精神，然后融会贯通，济渡苍生。



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东方和西方的需要因而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恰恰相反的！这“相反”，决定了两股潮流最终可以在世界史的洪水中，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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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西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东方的精神”；反对东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西方的体制”。这两者并不需要重新制作。但是，可以取代它们的新的全球文明，却需要新的灵感予以滋润！



对于把中国的命运牢记于心的精神化身而言，他将摈弃或儒或道的或释的传统，而以双重身份同时投入一场两线的战争：



1，在国内战线，批判西方真理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思想，并抑制所谓种族自卑倾向的无度滋长。为此目的假复古之名以行革新之实，实在必要，其途径是“回归祖辈的文化”！既反抗父辈文化的专横，又反抗外来文化的放荡。



2，在国际战线，批判欧洲“传统文化”即“西方现代文明”，同时肯定西方精神与技术中有价值的部分。为此目的，需要掌握住东、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的真正分野，并善用之。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不是在亢奋与不慎中，陷入这危险的两线作战的，而是以“对世界史的正确理解”而有意深入这充满奇幻的暗礁地带！他以对传统的亲和力，深入反传统的事业；他以反西方的名义，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他不是低俗的反共主义，而是热爱精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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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充满了类似于“既济──未济”的情调，所以，被“推翻”的东西、被“打入地狱”的恶魔──总有一天又会以崭新的形式、辉煌而飞驰的姿态，克服了往昔的敌人，重新君临天下，并引导人们继续前进──而不是继续革命，因为继续前进有时表现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那时，垃圾成为宝卷，黄金沦为尘土。这，就是我们所见所思的“自然”！



为历史而保持你高贵的思想能力，为验证你的思想而去创造历史吧！从你的冰封中，将开出春花，从你的晦暗中，将升起秋月。在“中国文化”已经涂炭的地方，“文化中国”将会兴起。





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易”，是“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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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易”，而德化则是易的体现与杠杆。



“易”是方向，“德化”则是道路，然后才派生出种种措施、技术以及方法论，绵延出文化生命的历史。德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文化创造的最高形式，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无非是“德化的象征”而已。我们并不认识创造者──除非我们首先淋浴在其日新之德的化育中……那德就是他的天性、他纯朴的感情，他神奇的能量，他不渝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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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德化史”。中，德也；国，化也，不理解德化，就不理解中国，这是一部尽管不无瑕疵但却辉煌异常的历史，这是一部尽管充满挫折但却万国咸宁的心路历程。然后，外化为绵延不断的政治实体，它有艺术记录，也有道德记录，这里既有人性最深刻的表现，也有非人性最充分的流露，我们怎能像时髦的大学生那样去批评它们“总是压抑着血性”呢？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血性最为放肆的地方。



在现代法治观念的比照下，“德化”也许具有时代的局限，任何伟大的“德”，一旦社会化，就免不了染上了当下的惰性。这是人的历史难以祛除的阴影？可是，德若不予以当下化，又如何施展其历史功用、圆满其文化功德？让我们原谅这“可以饶恕的惰性”吧！而集中火力于那种“不可饶恕的惰性”：屈从外来统治的，蔽于人而不知天，蔽于象而不知德。──以此，让我们以欢呼新德，拥戴新德的宗主：他驱逐俄虏，恢复中华。恢复中华，不仅收复北部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失地，而且要驱逐俄国在中国的恶劣影响的遗迹，就像中国以前驱逐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的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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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的消极性，是由于人被现象所迷惑。和平时期的繁荣与软弱，使败德之德成为流行病。德化的积极牲，则是脱离现象，进入功能。无德，便是丧失功能。无德者，天命则无从显现？



没有德的引导，民族历史的接续和再生、中华精神的复国与更新，都是不可想象的。



1，作为伟大个人的“德”。不论你把“德的根源”定义为什么，不论你的经验告诉你“德”的形式、样态、色彩、方向如何如何──它都首先体现于某个伟大的人格。这等于是说，“德”永远是发韧于伟大的心灵，它，只有藉助某个人的诞生、成形，然后发挥其社会的功能。



脱离活生生的人格，“德”无法存在！从来就无所谓“客观的德”之可言；一切德所可能具有的“客观性”，仅仅在于“它当下的社会性”，在于它击中人心的辐射力。



这就是“文化本体论”的基础。



2，作为社会规范的“德”。



不是“私德”，而是“公德”！只有“公德”才可能先有社会意义，后有历史价值；这样，并不客观的“德”，就自然而然有了某种“客观性”。它从寄寓的人格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超越个人、独立于宿主的存在。德从心灵流溢，凝为社会的规范，百姓万众得以“序”，这就是“文化道德论”的基础。



3，作为圣者“化己化人化世”之圣功的“德”。



“德”，从伟大人格流出，凝为超人的规范和晶体，它不仅化人化世，也在不期然中规约那颗分泌了它的心，它催化文明，催化历史，催化了高级政治中的万事万物，“德化”的主要作用，不在个体的解脱，而在普世的济渡，这济渡的最强最实的形式就是“大政治”，这就是“文化政治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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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的最大功能，在沟通与同化。“德”生于天性，但它的普遍含义却不囿于个性，所以，德化学说并不导致现代意义的独裁政治（相当于古希腊的“僭主政治”），因为“德”不是绝对的，它要受到“化”的规约，以考验其成效。一种“德”，若不能“化天下”，以达到“化”的至德之境，便了无意义甚至无以自存了。



中国之“化”，并非地中海式的契约之“约”（早在《旧约》、《新约》的神论之前，就萌芽在巴比伦了）之可比，但已有化者与被化者之间对话的含义。“化”是涉及双方的运动，“化者的德”完全不顾及“被化者的性”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德”与“性”（即被化者的德）在后世融为一个概念，称为“德性”，是很有意思的。



“德”与“化”因此具有了互相补益的对话关系。“德”是因，“化”是缘。因赐缘以新的形态，缘则还因新的意义。而没有创造者的“生生之德”，诚然不会有世界的化与历史的业，但若无业，化则乌有，一如无化，德无以现。在“化”的过程中，“德”自身不断迁易。在天命之德化成天下之业的过程中，德自身日新了。



天命之德──易运之化──天下之业。德，构成世界历史的枢机，仿佛一个“奇妙的变电装置”。从“德”与“德化”的流程可看出，“天命”溢出的“天性”，是“德”与“德化”的内核，天性的贵重，由此可见。





八，一切自“我”而始，一切以“我”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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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自“我”而始，一切以“我”而终：“我”不仅创造了一个圆周，“我”本身就是一个圆周。



“我”：有各种等级的“我”，有各种等量级“我”，有各种成色各种品格的“我”，有各色质地、各个规模、各类领域、包容着不同宇宙、不同灵性、直到完全没有灵性──禅宗的“人人都有佛性”只是一种过于廉价的反寺院宣传──的“我”！但，这些都可以是“我”，都是不再复活，“无法涉足同一条川流”的我！



“我”只是一滴旋生旋灭的水珠？不错。



“我”还是一个用不毁灭的宇宙？不错。



“我”以前的一切都已结束？不错。



“我”以后的历史尚待展开？不错。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枪怆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真的不错。



古人的诗，已经成为今人的哲学？古代那偶或的悲怆，已成为现代生活牢不可破的日课。古代人向左的运动，已过了子午线而向右滑行，以便前来成就一个不可免宿命之“〇”！时候已经逼近……“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新约·约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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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灾祸频仍，成了伟大与强盛的前提？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可以提升民族的精神，否则中国不能恢复意气风发的旺盛状态。一个民族的生活之所以不可能连续盘踞世界的先进行列，是因为这种高昂状态是需要低潮来激励的，也需要衰弱的时辰来酝酿和催化。只有强盛，就不会再有强盛；只有光荣，就不会再有光荣，这就仿佛春夏秋冬的循环。一个民族的命运，也像一个人的命运，不可能连续保持旺盛状态，它有盛，则有衰，它此起，则彼伏；它的外表光亮，则内里晦暗；它横遭屈辱，却正走向复兴……



归根到底，“国家”不是装饰品，不是玲珑透剔的玩物；一切国家，在本性上莫非“针对问题而发”。有怎样的问题便有怎样的国家，问题出现的方式，预示了国家出现的方式，而问题消失了，国家便也衰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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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的问题，只构成困难，威胁生存的问题，则构成灾难。所以，“多难兴邦”不仅是一条适用国家气运、社会命运的格言，也是一条适用于国家兴起与种族发展的谶语。面对社会性的大灾大难，我们为什么不能欢欣？“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运吗？”──这飘零的标语是不甘于失败的战败者言。是的。弱小的大卫王，就是这样打败了常胜者歌利亚。



国家衰落的根本的导因，是由于人们采取了逃避现实的鸵鸟态度。他幻想可由“洁身自好”或“争取来世”以应对社会的弊病。结果，弊端日滋，国民弥贫。物资的贫困是由精神的贫困、尤其是德的贫困造成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古代“有道则显，无道则隐”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学说，显系文化精神开始衰颓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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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环境如社会组织系统之间的复杂制衡，横遭破坏，是中国一百年来不幸的根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古训不再灵验了。因为劳心者已丧失了劳心的能力，劳力者就失去了劳力的耐心。结果，随着“颠倒历史”之名，社会颠乱之实也就落在了国人的头上。不重建中国社会生态系统，不恢复其自然的有机活动──国民的生存都困难，何“现代化”之有？



而重建社会生态系统的全面平衡，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尽天性”。大家首先“回到自然状态”，由人所组成的社会，才可能回到它最自然的平衡──这其间的混乱并不会有事前的想象那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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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追求真理与真知，只不过是个幌子与伪装；借此以追求他自己的天性，才是真的。这就是所谓的“借假修真”吧！但那些老谋深算的民主党棍看穿了他的把戏，于是以正义之名把他处决。这些希腊人中的佼佼者，不愧是现代社会主义者的先行者！伪善，装腔作势，为了博得畜群的掌蹄声而不择手段。哲人的死，并不是由于雅典人特别愚昧，要知道，他那时代的雅典人，还算古今最为开明的呢！苏格拉底的死因，是追求天性的率真，而这，恰恰是不能见容于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人头一多，矫饰性情，也就难免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风尚了。



还是老北平的俗话说得有趣：“林子一大，什么样的鸟都有。”或曰，“池子一挤，王八们都急了眼，变了性。”所以，竹林七贤不得不饮酒非礼，不得不佯狂逃世？





九，人众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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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众所追求的，说到底只是自己的一时感觉，“跟着感觉走”一曲，不就成了世纪末的红区国歌？



艺术家追求“体验”，为了“体验生活”不惜剽剥自性之天，哲学家追求“理性”，为了“理性生活”不惜冰封万古之水……凡此种种，说到底都是有害于天性的“悖逆之举”。



在苏格拉底倒下的地方，我们应该站起来！他寻求“真理”，我们寻求“谬论”；他注意知识的“不确定”，我们注意信念的“确定性”；他推崇知识，我们推崇行动──仅仅是为了行动的有效性，我们才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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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力充沛，却无所投其手足；而当我们目标明确，命运之神又突如其来剥夺了我们的能力。这就演出了一幕现代式的闹剧：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和我们想说的、想做的，相距是那么遥远！仿佛隔着遥远的星际，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和我们想说的、想做的，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我们在空间里向往光明的世界，我们的时间却陷于黑暗的王国。寻求光明的结果，是使自己变得更黑暗，只有当我们感到绝望而安于黑暗的时候，才又受到一线微光的诱惑，即而在意想不到中，跌落进一片光海中……这光的爆炸，不仅炸碎了光明本身，也炸碎了我们，即所谓“主体”！这不禁使我想起，人们实际上并不真的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正在干什么！但人们却被行动的、不得不动的意欲推动着，不可避免地“说是”并“去干”。这场现代化过程中的大闹剧，是一出迫使我们丧失理智的文明戏。由于规划和预测的功能，理智本是人类高于万物的标志，此刻，反倒成了人太偏狭的明证。是理智把万物割裂开来，又把自身与碎裂了的万物对立起来。



我们追求智慧。但追求智慧的现代含义却成了“追逐并占有智者，通过分析、控制、贬损和享用，把他变成一个傻瓜”。完成了这个程序，也就是“实现了智慧”！于是，智慧的实现，在现代文明的所谓信息社会中，是同智慧的消解一同来到的，正如黄色画报是和普及国民教育一同来到的。商业主义的铁血巨臂，张开了一个新的精神黑暗时代的序幕。



──怎么办？



430



巴斯卡写道，“人类今日的情状虽然同于动物，他却曾从一个更高的本性堕落，那曾经是他的本来面日。”（《思想录》第一卷第268条）



这样的结论虽然和进化论所说的正好相反，但我们却宁愿这是真的。美哉斯言！信哉斯言！然而，这个本性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本性正是我们称之为“简单的情感”的那一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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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感情，已被人的命运证明为，是人的真正上帝与真正幸福──如果说世界上真有这两样存在的话──之惟一居所！



世界是混乱的，所以人类需要特别“简单的感情”，为自己在宇宙中建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所谓“宇宙的秩序”、“自然的法则”，在非人的意义上本属子虚！这就是康德的苦恼：你尽可博览飘泊不定的万象，却窥探不到可以依托的真如本体。这种形而上学的难题，靠概念和逻辑是不得破解的，但在生活之海里这困扰却顷刻烟消：人人都可以在混乱的星空中，看到一种“秩序”；人人都能在四季更迭与风雨的循环中，感到一派节律；人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承认超人势力之在！──或名之曰“神”，或名之曰“宇宙的秩序”、“自然法则”。生活之海的这一福泽，实得力于我们拥有了这一天性的宝物：简化的能力。而这简化的能力显然起源于这一天性的珍品：简单的感情！



正是简单的感情，衍化出“天人感应”的多种奇观。天人感应因此不是任何意义的玄学，更不是“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是人对宇宙进行的适应！即：



1，人是混乱偶然的世界之产儿；



2，人不得不巧妙地适应了世界的混乱、解释了世界的偶然；



3，人把自身的生命节律投影宇宙；



4，人从此发现了宇宙的秩序与自然的法则；



5，人最终抵达了天人合一的圣境；即，“简单的感情”被客体化──这常被命名为“主客体的和谐一致”。



总之，是习惯产生了世俗的秩序感！甚至产生了灵魂的秩序！这与顿悟中升起的神圣的秩序感，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又是互为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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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杰出的生存本能之一，就是对自己习惯的事物，作出合理化的说明。其前提，是对熟悉事物的条理化观察及其形成的“看法”。这种“世界条理化”也许并非事物本身，而是“简单的感情”所创造的宇宙奇迹！



简单的感情，就是如此，是对世界的混乱性所做出的答复。





十，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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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否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怀疑论（或曰虚无主义），折衷的答复形式是为“科学和理性的批判”。如果说，世界的混乱构成了对人的一种“压制”，而人又生而无力消除这一压力──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



前面所说的“简单的感情”，正是在此不得解脱的困境中，升起的一颗心星：一种是“并非答复的答复”，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的对策。于是，人的全部文化与观念系统从中派生，智能复杂的“百巧拼图”，竟然源于如此“原始的动机”。简单的感情，不是简单的头脑──头脑要复杂，心却要简单，这就可以治愈现代的病。现代的病症在于，人的头脑越来越机械化，但感情却充满冲突，疤痕累累或曰“矛盾重重”。难怪现代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现代的最大难题，正是“难题在自我繁殖中”这一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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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感情，不仅仅是“力求简化的意志”，也非这意志的演化，它比这意志更原始，因而更坚执、更广泛──也就是说，更为“无意识”，更接近人的生理性而非所谓理性！是从简单的感情中，派生出力求简化的意志的。



亲爱的人们，永远也不要迷失在细节之中。细节，以及对细节的过份奢求，这是一切高级文化的致命伤，尤其对于原创性的文化，这更是“堡垒内部的最危险的敌人”。在这一点上，禅宗尤其是惠能为祖师的南派禅宗，曾是较好的阐释者──但愿不要因此把他们沦为“楷模”和“典范”。他们的阐释，使人的天性可以从文明与魔障这二重表里的黑暗中苏醒过来。



永远不要结茧自缚。永远不要固执于自己的工具与道路。相反，请怀着“爱顿悟”胜于“爱习惯”的心！一颗“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心，它一定能助中华精神复国运动渡过危机，完成星际之旅！



饥渴的中国人！成就伟业的时辰就要来到！正像《孟子》所断言的，因为受苦受难而臻于强盛的日子，就要来到，因为饥渴状态，激发了热烈的渴望！前来解渴这热望的，是“简单的感情”──是受苦受难者的德音！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伟业必不同于佛教两千年来所传扬的非业之教！因为中国血液中奔流的天性，与热带丛林里的印度人是那样不同。中国的使命必不同于寒带的俄罗斯人和其他争雄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小邦，因为中国曾经超越民族的发展阶段，胸间有一颗属于天下的心。



简单的感情和简单的生活！──以便把更多的精力抽炼出来，供奉给智慧的“王者之业”的神坛，这是被一切挺进中的生活，一再证明了的：智慧越丰富越好，感情越简单越好，事业越是热气腾腾，生活方式就越简化……这样才是健康的平衡。智慧中的感情线索越是单纯，事业里的繁文缛节越是简洁，人的天性奏鸣就越是能轰动宇宙，照耀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千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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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一层──智慧应当成为一种排除了情绪干扰的纯粹，一种“不枯燥的理性之光”。事业的神坛呢？则在抗拒繁文缛节与过多装饰的坚持中，走向真正的生命纪念碑。



对一个混乱时代的灵魂修士来说，他仿佛在为“复国”的来世锻铸灵魂，不是个人生命的来世，而是“民族生命的来世”，历史的来世。他的感情是一种智慧，他的生活则是一个碑记。



这就是他的“生存状态”，只有“把革命当作一种生存状态的人”，才算“真正的革命者”。正如只有“把行善当作生存状态的人”，才算“真正的善人”。真正的诗人、学者、武士、企业家、工程师也都是如此，“把事业当作生存状态，把生活当作事业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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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简单的感情！”这是衰世的呼声。这是渴求中华精神复国的嘶鸣，这是“满蘸着返朴归真情意”的号角。……



文明的衰颓，来自情绪的日趋复杂，巧颜令色日甚一日；飘浮无定，泛滥失节，以致终于无所归属，因而流入虚伪不真了。感情的泛滥有如感情的枯竭，是同一事体的两面相……看起来泛滥在前，枯竭随后，实际上，枯竭的虚脱恰恰隐藏在泛滥的狂热中。泛滥与枯竭，并非“因果”，而是并蒂莲。



民族的衰败，来自对文化积尘的过度尊崇。把文化的服饰偶像化，其患无穷。对社会习惯和文化成规的战战兢兢地恪守，这是一切人为灾祸的因。理论家们喋喋不休的“主义”和“情欲”，是以颠倒的方程式，解释了文明衰亡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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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人欲导致衰亡。”其实，简单的人欲并非衰落之因，而是兴起之兆。导致国家灭亡的，是那种追求新奇主义的复杂感情，是那些分化得过于细腻的口味和偏颇得奇离的嗜好，它们自相冲突，乱成一团，致使国民的生存险象环生。



“天理”太复杂，却不够真纯。“人欲”太平庸，却不够精采……我们要的是“那道混成天理和人欲的算式”──这就是“简单的感情”。它既不像人欲那样分歧，又不像天理那样呆板，它向着一个目标，却又调动各种力量，消泯乱世乱象，呈现鹤发童颜的微笑。



简单的感情，诞生在心灵的隐居中，在这个数典忘祖甚至崇洋忘我的劣等殖民地，号称独立自主而实极自主仰人鼻息的国度世界上，难道就没有国魂的一席之地吗？“不”。他说，“我还会回来的。我总是会回来，以便促成那生命之圆。”他好像北魏的巨型石刻与细微雕像，饱经风霜，铮铮铁骨；又像踢腾的婴孩千骄百态，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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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这是一个富于当前中国象征性的文化之婴，上承秦汉，下启隋唐，而自身却是荒凉的。也许，中国二十世纪史的命运早就注定了，北魏的多重特征的再现，所以“新文化”的生长速度，竟然是要取决于“对知识分子的歼灭幅度”！也许早在战国末年，中国就曾面临这一困境了，所以，韩非书写了他的《五蠹》。晚至南北朝，中国又再度进入此境，所以有“六镇的起义”，反对当时的现代化即汉化，仿佛惟有历经此劫，文化的步履才可能再度前行。于是新的隋唐士人，终于再执中国的权柄，激励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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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当今全球整体秩序的形成，毫无疑问地正从中国的世界智慧中吸取灵感。随着统一趋势的增压，这种吸取必将变得更为猛烈，甚至会应用某些重要的中国政治原则，以培育一大批俯首帖耳、机灵聪颖的政治动物。但是我预感到，推动这一历史运动的主角，必非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充分吸取了中国《书经》以来思想精华的一群非传统主义者。他们是文化上的尤其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野性的人”，故出污泥而不染，排除亡国奴性，从而具有充分的政治能力以致整合能力，能把中国业已浑浊不堪的内陆河流，开拓为一片蔚蓝色的世界之海。



正是这一“逻辑上的矛盾”，给予中华精神复国的创造潜能以更为充分的余地，也许我们永久地失去了祖国，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中国！正是这一逻辑上的矛盾，包含一种广阔的、来自相反维度的力量，这种复杂处境确它能化解当今不可能化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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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命运的折磨中，有一种“精神上的无业游民”逐渐渗入有机的社会生活。我们无以名之，只好暂且这么称呼他：“文化盲流”。他们，已经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特殊景色，而且，越来越茂盛，越来越怪诞，越来越远离生活的常规。他们日夜游遁在功利性的、“必不可少的社会结构”之外……中国如何消化他们？如果有人问他们，“你的职业是什么？”他将如是答道，“妇女所不能从事的活动。”妇女不能从事的活动？女人有什么不能干的呢？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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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人类一万年的文明史上，竟没有一个女人是思想家，是精神世界的开拓者？哪怕这思想是诉之于音乐、绘画、文学甚至情诗等一系列女性颇为擅长的文化形式……难道，思想和首创精神真是某种激素的特产？比如说雄性激素？然而为什么绝大多数男人也终生没有这种激素呢？看来，用“激素”之类的物质主义概念，去解释人类命运中最奇特的谜──创造性那不可思议地诞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尤其，当这“激素”是作为一个生理学的概念被理解时。如果我们充分扬弃了“激素”的现有涵义，而从它确实资助过创造力这一点着眼（如男人确比女人更有爆发力，有些男子则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则发现它的这一特性与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的“乾元”极为相似（见《易经》的《彖辞传》和《系辞传》）。可以这样说：乾元是宇宙的激素，激素是人类的乾元。──这是就“激素”概念的非物质主义层面而言的。



真的，未来的世界，将由今日的思想孵化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一天──灵光，又会重新环绕在中国，迷惘的心灵沙漠，变为丰产的文明温床，甚至是世界秩序的策源地──而不再是我们当代的“瘟床”：像蒙古铁蹄和苏联坦克那样，把文明贬为老九”……



那一天，灵光初透：文化的中国，复活的中国，我们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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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〇”。一个本体。一个世界之雄所生的蛋。



中国人的精神故乡，这片简单的感情。





第八章“〇”的故事



一，“〇”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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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〇”是我们最大的绝望。



让我们把希望之火变成绝望之灰，再从绝望的死灰中出生希望的树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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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



1，“〇”在《诗经》上的古义是“暴风雨来了的小雨滴”和“暴风雨过后留在物体上的球状雨滴”。



2，古代结绳记数是对“有”的记录。“〇”在对“有”的否定中必然出现。本意是“没有”。



3，早在1700多年以前，魏晋数学家刘徽注《九章算术》，把“〇”作为数宇写得很清楚。古历中有以“初”（起初）、“端”（开端）、“本”（本末）表示“〇”的惯例。筹算有“凡算之法，先识其位”的说法，珠算空档，是筹算空位作“〇”的痕迹，古书里缺宇都用“口”表示，后来，文字记“〇”也用它来代替了。至于由“口”变为“〇”，这是因为我国用毛笔画方时，一块变成按照顺时针向画“〇”。“〇”叫金元数字，含有“珍贵”之意。



4，古代印度在《太阳手册》里用“·”表示空位。直到十六世纪，欧洲才逐渐取逆时针方向画“〇”即“〇”。



但上述这一切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的“〇”，是一面心境！





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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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整体性是自然界中固有的、强大的自我创造原则，它使事物在组织、复杂性和一体化方面达到更高水平。



只有把事物理解为富有活力的、不断发展的、创造性的整体，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世界。在这种意义上，事物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要比事物的各个部分自身更为重要。科学家已经证实了，自然界这种凝聚各种因素和创造意义不断扩大的结构的性质。



他终于不再愿意看到他田地里的情景：土地板结，难以耕种；而且，只有更多施加昂贵的农药和化肥，才能保住收成不减。于是，他用混合肥料和豆料科植物代替了化肥。为了控制虫害和杂草，他开始对庄稼实行轮作，采用更新的耕种技术，并着手于机械除草。



像他这样主张所谓“另一种耕作法”的农民，曾经被认为是古怪的人，但他们的队伍在壮大，而且产生了政治影响。替代传统的耕作方法开始受到广泛的支持，对食品安全的关心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关心他们的健康，关心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和土地的长期生产能力，因此，他们在寻找另外的选择。与此同时，传统耕作方式造成的水污染、土壤侵蚀及其它环境损害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由于一些害虫产生了抗药性，化学农药对他们已经无济于事。此外，灌溉使得一些蓄水层枯竭并造成一些地区土壤中含盐量增加。精耕细作、风和水每年要侵蚀掉惊人多的表土，这样的损失和浪费的代价高得惊人。昆虫学家估计，因为实行传统耕作法而付出的代价，包括对健康的影响、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难以估算。



一心一意推行“另一种耕作法”运动的人特别喜欢用“持久”这个词，因为他们主张采取不会拼尽资源或损害环境的耕作方式。他们希望采用的技术不需要那么多矿燃料之类的非再生资源，不污染环境或使环境退化，不那么依赖日益昂贵的技术，而且将使农村经济得以繁荣。他们认为，“今后，农业必将是在经济上可行的并对环境没有损害的。现行的传统耕作法是不能持久的。”



“另一作耕作法”需要利用农田里自然的生态关系。提倡者说：“我们正在设法改变环境，使之不利于害虫的生长但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土壤。”实行“另一种耕作法”的农民采用多种作物轮作的方法，而不是年复一年地在大面积土地上只种植玉米或小麦之类少数作物。家畜和豆科植物成为肥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诸如作垄耕作之类的特殊栽种技术和机械除草也得到普遍应用。实施作垄耕作，不会将前一年种植的作物的一些根茎犁出来。在结合采用这些做法之后，可以少用农药和减少侵蚀百分之五十以上。



上述农业革新为什么不能推广在人自身的社会与文化发展中？并对人自身实施一种“人的自然耕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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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链，也是一个〇。一个圆（“〇”）。一条无始无终、藏头隐尾的天龙。他没于无始无终的神烟秘雾中，但却是一切运行和一切循环的无上象征，也是一切循环和一切运行的最高主宰！



神秘的“〇”！──他，即使在操纵着最大规模的屠杀与生育、指使着最为彻底的毁灭与建设时，仍然以虚、以静、以无、以圆的心情去。他还把这一心境，化为一个圆满慈悲的战略！这战略以无为本，以虚为治，以仁（圆形的同化功能）为本，以义（方形的向化态度）为治。他虚怀若谷、君临天下。



448



零点。世界已是一片废墟和无际荒原。零点。历史还是一片空的和无层的迷雾。零点。文化刚刚伊始。零点。人类方才诞生。零点──永恒者。



“如果把永恒理解为‘不是无限的时间的持续，而是无时间性’，那么，现在活着的人，就永恒地活着。”──这话说得多好啊。让我们把“无时间性”即“对时间的解脱”作为生存的唯一指归吧？



零点的钟声起来──永恒者来了……



〇，该是永恒者身分的天然标志。



〇，该是永恒者神格的崇高象征。



〇，该是永恒者人格的奇妙隐渝。



〇＝永恒。所以不能以“认识”来剥宰他。所以人们只能用零式的期待来赞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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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曾用“道”表述它。可又嫌“道”不够明确（“非常道”），于是，又用“无”来形容它。



周敦颐，他在宋明诸子中的地位，一如老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地位。其作用甚至风格都与老子颇为近似，他则用“无极”表述“道”，可又嫌“无极”不够有力──作为有限存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玄之又玄的“无极”──于是，再用“诚”来将之人格化，以便世俗的耳朵可以消受这至深德育……



只是，这些概念似太陈旧了，仿佛不足以激发现代人对那新鲜润泽、活蹦乱跳的“零的世界的想象”。于是，我们对那个硕大无朋、自在自满的本体世界──用“〇”表述。





三，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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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在“〇”中互相抵消了，形成一个不偏不倚的零。罪孽与神圣的互相抵消。



“零”是虚无的象征。──它表示“没有”。要么是尚未诞生；要么是自己已经毁灭？──这就是“没有”的具体含义？



不，零要比没有还要过之而无不及：“毁灭”从来都不意味“零”；而仅意味着“废墟”（“墟”有“零”的意思，指土木建筑的形式已被破坏；但“废”则意味着曾经“有”过：虽废犹存）。而“诞生”，在现代人的理解中，不过是意味着能量的“转化”而已，并非无中生有，所以，“零”是表示远比废墟与毁灭更深状态的“没有”。



然而，一切“有”都从这“没有”中产生出来，有，以没有为出发点和存在的依据，有以没有为其存在的边界。



“一切”可以被分别理解为“正有”和“负有”。“正有”是现在的实存；“负有”是过去的或尚未来临的实存。“正有”是确实的有，“负有”是可能的有（已经消失的和必定来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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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上用“正数”和“负数”来表述“正有”和“负有”。“正数”和“负数”的边界则是“零”点，以它为存在与反存在的依据。对正数来说──零点，低谷中的低谷；谦卑，灾难中的灾难：以至于“没有”，《老子》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



对负数来说──零是天外天、楼外楼，是巅顶，是狂傲中的狂傲──以至于“没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权贵们所谓的“否定之否定”，而是“正有”和“负有”之间的永恒运动，这运动不断自我推进，自我更新，以至于零。“负有”驱逐“正有”的运动锐进不已──以至于零。



在零之前，是一个逐渐变得陈腐不堪、恶臭四溢的旧有；在零之后，是一个逐渐变得新艳可人，祥光普照的新有。而“零”呢？零，这是一片未经开凿的非物质，反物质，既非存在，又非反存在……一片永远自我否定的虚无，是超越了虚无观念与虚无主义的全然虚无，宛如超神之神，游漾在神秘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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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是一个“数”吗？



“永恒者”是一个“存在”吗？



零不是一个数。但却是一切正数的出发点和临界线。从这意义说。“零”不失为一个最最重要的数学观念。



零的出现表明了的智慧之清晨，业已伊始。没有零，便没有完整的数学系统。



永恒者不是一个存在。但却是历史和反历史的双向护育者，是文化和反文化的双向裁判者，物质和反物质的双向显示者，精神和反精神的双向晓谕者……是一切纷坛之象的根本分界和重新出发。在这意义看，永恒者是一切历史界、一切文化界、一切物质界、一切精神界之一切坐标系统的最重要的原点……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滴泪。一个零。一个“〇”，一个世界，一粒种子，一匹精华，他使大地受孕，他令百代生辉。





四，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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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在我们的后面，是一片废墟，在我们的周围，只有鲜血、脑浆、泪水和精液混成的生命遗物……血是身体的泪，是人体的精华。脑浆是思想的血、泪是信息的精髓。泪是心灵的血，是表达爱与恨的精液，而精液则是种族之血，爱情之泪，是创造新思想的精髓！唉，爱哭的孩子！孤独的心灵！种族命运的承载者！你完全无依无靠，只能靠你的孤独，或是，上帝。



“〇”，这是一个大圈的结束，又是一个大圈的启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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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零”开始，一切到“零”结束。“零”，是最根本的，是“第一性”的；其他一切的数、物、象、人，总和起来才构成区区“第二性”。



在零的世界里，没有恶，只有善；没有善，只有纯净；没有纯净，只有虚空；没有虚空，只有命运；没有命运，只有超神之神。



一切卑鄙龌龊的恶，一切琐屑无聊的善，都化在圣洁浩渺的纯净中。



但在零的世界里，又潜隐着丰富的存在。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抵消；相依为命，柏扑为乐……她们在互相消灭的邪恶忌妒中，达到生生不已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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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的世界里，“恶”并不存在。它，只是“恶之人”或“人之恶”的表象，和幻想，是一种作为“恶之花”的顽强冒尖的“恶意”，而并不像古来的宗教家和近来的理论家们所宣称或所痛斥的那样是什么“实在世界的本质”。



“零的世界”──既没有恶也没有善。如果强为之说，那就算只有善而没有恶吧！这是一个大善的世界，一个洋溢着“一切皆善”的世界，一个不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世界，而且“存在的就是善”的世界！当然，那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善，也因此而成了不合理的、邪恶的，甚至充满罪孽的。



如果撇开上述必要的前提，说“世界只是充满罪恶”──那岂不只是恶意者的诽谤？这是一种藉以为自己的不得意的生存状态进行肆意辩解的毁谤之辞。所以一切无产阶级暴发户全都乐意如是说，如果暴发户成了老迈的权势者，则渐渐有了一些善意，或曰“是经过伪装的更大恶意”──称道世界的完全合理性。



但这些蛆虫般的阶级斗争，这些你死我活的粪土战士，这些具体的善意与具体的恶意，岂不都是执一不化？它们仍在零的世界之无限海中，自怨自艾，自得自喜，星星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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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零”，不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把倚天而立的标尺或“无形之剑”……零已经构成了超越神明的实有之源！它从此成为先于“物质”、先于“精神”、先于“反物质”、先于“力”──压制力与反压制力──的超生命实有。正因为他等同整个生态，所以他终于超然于生物的可能性，而作为生物的人便消失了──形成一个非此非彼的“零”。爱和恨抵消了，欲求与忏悔抵消了，进取与隐遁抵消了，“发现”与“反省”抵消了，创造与毁灭抵消了，“这一切”和“那一切”抵消了──得出灿然硕果，不是古代哲人津津乐道的“太一”，而是一个圆圆的“零”。



德国乐师贝多芬，凭其天才的直觉就发现了这一实存之母。在《第九交响乐》中，通过受难、净扎、彷徨、反思、斗争、升华等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生物性活动及其仪式，最后迸发出了自我否定的“欢乐之颂”！



RIGHT！



这是超神性的大彻大悟。难怪贝多芬写的弥撒那么不成功。他著名的《mass in D major,OP123》和莫扎特的弥撒简直没法比，支离破碎，勉强成篇，毫无气韵。所以贝多芬再是拼了老命也要让弥撒进入交响乐，终于挣扎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第九交响乐》，勉强和莫扎特的《安魂曲》一争高下。



然而，贝多芬的“欢乐”，不过是件欧洲式的异教化外套。在“一切人类成兄弟”的文雅说辞下，流涌是的原始、纯朴并略带一点“日耳曼蛮族气息”的对于“〇”的礼赞。和欢乐女神相比，我更喜欢意大利作者Pergolesi（1710-1736年）《圣母悼歌》（Stabat Mater），那是短命的天才死前两天写完的，所以充满了对于死亡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对于生命欢乐的徒劳无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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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的蛮族，汪达尔人的后裔，站在罗马城外，所发出的对于“零的世界”的期盼和衷心礼赞，是什么？是老伽图“必须毁灭迦太基”的吼声，终于被”必须蹂躏罗马城”的冲动，淹没了。“为了基督的缘故，永恒的城市必须灭亡！”生命是从死亡开始的！



一切分歧与斗争，苦难与升华──在“零的边疆”，在毁灭和缔造的分水岭上，得出了它们最后结果。



宇宙。历史。文化结构。以及一切人间事物。──不断的增熵趋势。“历史因素”的不断积淀、增益，使一切创造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日益高昂，对创造者的报应也越来越惨烈。然而，还是要反抗。反抗是特大福音！这福音不仅体现了不甘沉沦、泯灭的超然英雄气，而且本身就是在安然忍受一切苦难的高贵宿命！所以，一位个体的伟大程度，即他的绝对值，是以他反抗增熵也即加剧增熵的量，来计度的。





五，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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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〇是生命蛋，又是休止符。



这个神奇的蛋，这个咒语的休止符，象征以下两种状态：



1、一次劫灰之后，不再生出新的结构与秩序。



2、某种结构及其秩序强大到了完善的程度，从而阻碍了新的生成与活动。



这两种状态都意味末日式的黑幕。前一种状态被叫做“毁灭”，后一种状态叫做“乌托邦”。



它们的共性在于，前此的状态带来过量的力与惰性，故一经改道便无以为继了。道是要改的！“不变”的神话，不过是未经改道之前的一厢情愿罢了。



459



人的生机，其实潜伏在上述两种状态之间的一阴一阳、一成一毁中。



有两种希望。一种是希望之火，一种是希望之木。当你说“我对中国的命运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是希望之火；当你说“中国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希望之木。



作为妓女和演员的希望之火是常有的、人性的一部分；作为婴孩的希望之木则不常有，因为它不属于人性，而是神的作为。



从希望之木到希望之火，是从诞生到死亡的道路；从希望之火到希望之木，是从死亡之境到再生之境的“灵魂转世”──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〇……美丽纯净的劫灰……



460



〇不是一个简单的“既济──未济”。〇是对一切“既济──未济”的千万相的描述。



“既济──未济”的可能的危险在于：它的每一个轮，可能加重增熵的每一个级，而增熵到了极限，就会打破并从根本上毁掉“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的秩序，永劫不复的无底黑洞于是敞开了。所谓“混乱”、“无秩序”甚至“毁灭”等等，无非是阴阳互致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的组成。”阴阳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本身也包含着最终的非秩序，包含着“以反秩序为形式的新秩序”，它因此可以被称作：“历史”，即，以不同形式重复着的过程。听！如此这般的不断增熵，在伴奏中掀起雅颂风格的圣乐之潮。这样“既济──未济”中因此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回合，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乐章。





六，增熵趋势的加强



461



增熵趋势的加强……伴随每一轮混乱的间歇时期而来临的，只是更大的压制，个体自由度或许进一步萎缩。混乱、偶然与自由，仿佛是为新的奴役状态作准备，甚至，大能者对于增熵趋势的反制，也不过是开启了新形式增熵运动的又一个源头？他伟大到什么地步，就只能把历史折磨到什么地步。



新的潮汐，情绪的高涨与低落，智慧的丰满与亏损，意志的坚挺与疲软──这一切都中和在一条若隐若现、飘移无定的水平线上。



心智以外的“中和之纪”也并非超自然的、神秘的，“中和之纪”生成于“万象澄明”间，是在万物的消息盈亏里，被认识的。中和，就是零。中和了，“〇”就形成了。



462



“〇”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件实存。到处都是“〇”，但到处都看不到“〇”。世界并不是受到“〇”的规范的；但是，要是没有了“〇”，世界将是一堆无法识别的模糊。



焦虑，是破毁“〇”之心境的一大狂魔？心境破坏之后，“〇”的生态环境亦遭横祸，现代社会的生态灾难、环境污染，皆由此焦虑起。



由于这些运动造成了心灵的苦恼和生存的动荡，所以反倒产生了对“〇”的精神需要。“〇”──不仅是安慰者，而且是平衡者、中和者、再生者。



463



每一座天体，都是“〇”形的。每一个人心，都是“〇”形的。人心就是生命的天体，天体就是宇宙的人心。



宇宙的本原是这笼罩一切、侵吞一切的大圆？它既可被古来的圣贤表述为“元”，也可由现代的数学表述为“〇”。



“元”就是“零”（〇）；“零”就是“元”（〇）──周敦颐似乎有点领悟了这个道理，正是基于这小小的、常遭忽略的基本事实而不是“基本教义”，他赫然宣布，“太极本无极也。”



宇宙的本原是“零”，零是起点也是终点。对正数，零是起点；对负数，零是终点。对正在统治的“正有”，它是下葬的丧钟；对未受承认的“负有”，它是诞生的礼炮。



“零”表现为数字观念上的“无”。



464



“永恒者”表现为一切世俗意义（社会学和历史学）和群众意义（包括它们的哲学、宗教）上的“无”。



“永恒者的虚无”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这虚无之君是一切物、一切理、一切存在与非存在的所赖与所依，是它们的永久活源。





七，“永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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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者”，既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与归宿，又是一切存在的消解，他的徽号因而是那无始无终、无来龙亦去脉的“〇”。



“〇”的启迪是万物有灵，或万物无灵？但人的有灵恰是足以表明万物的有灵？世上的万事万物，均有自己的意志？哪怕是无意识的意志？哪怕是寓藏在身体内底的意志？协调与妥协，因此成为宇宙的第一要义。



如果不是“万物有灵”──那么整个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天然性的超智状态，该如何解释？



生态环境的超智状态及其不可超越性，仿佛为古老的“万物有灵观”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注解。



466



文明的悖论也许难免，哲学与生态的悖论亦然？因为人生的基本旋律“生──死”，岂不就是一切心智都无法消解、难以回避的悖论？



一，归宿感仿佛是心的陷阱，它在你虚弱之际悄然滑到你的足下，等待你自动投入：



1，归宿感是这样一种“欲望”：满足它，使人安祥、麻木、幸福；不满足它，则令人空虚得几乎飘离起来，身心分裂了一般。



2，满足归宿感的努力，可以令人奋不顾身，而不计代价地行动，就构成了归宿感的首要价值。



二，归宿感的功能是：



1，获得归宿感的心灵，可以容忍最难耐的困境。



2，未获归宿感的心灵，对哪怕“有魅力”的生活也会失去热情。



三，归宿感是创造力的休止符：



1，它对末达目标的人是有害的。公子重耳尚未返国称霸，是不该陷入归宿感的。



2，它对已达目标的人是镇静剂，免得他徒劳无益地奔波。对毫无创造力的人，归宿感并无害处，甚至有其必要的，他们若无归宿感，反倒缺乏良好的工作状态。



四、归宿感的使命指出了归宿本身的虚幻性，因为归宿感的意义仅仅在于提供了心的庇护，和继续行动的支持力量，因此它对疲倦者有益。



五，在疲倦者看来──归宿即天堂，无归宿即炼狱；但精力充沛者则反之而视，他不知责任为何物，“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〇”──压制与反压制的平衡。



“〇”──濒于虚无，终于实体世界之间的平衡。不是虎头蛇尾，而是善始善终：是以蛇尾始，是以虎头终，他显示风暴式的巨大涵养，他预示宁静中的无边生机。



“〇”──是心力与物力的平衡，是物力与心力的消解。





八，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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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因此，飓风的中心仿佛一点风声都没有……风力的核心部分往往是风力的虚无？但是且慢，那只是“好像没有”，实际上还是有的，不仅有，且是“大有”（参见《周易·大有卦》），且是双边意义的大有。



所谓双边的有──即不仅在“有”的意义上有，且在“无”的意义上有，在“零”的意义上有，因此双边的有反倒与“无”在表象上非常近似。双边的有，是生生不息、日新不已的有，是“〇”。



“〇”──是心力意义的自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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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是心灵的宁静，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出发与归宿，也许它产生过风暴，也许它正在积累岩浆、酝酿地震，但就此时此地的它而言，确是被那称之为各种力量之均势的“〇”，包揽无遗了。



存在，并非可以被那空空如也的“有”字，一举概括的。存在，是压制力与反压制力的交媾之果。因此，存在就是“〇”，“〇”因此是存在的终极象征：



首先有了存在（生），然后才有了负存在（死），最后，“〇”作为二者的一个中介面产生。



生活就是〇的进程，作为存在与负存在的中介，生活并不是存在与负存在的逆心扩张，而只是存在和负存在的向心延伸，亦是其观念之光环。这环及其向心运动，这向心运动及其环，恰是“中段的象征”。人，正是宇宙的中段──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中介，宇宙之环的生命焦点。



这样的“〇”──不是禅宗的神秘的果子。这样的“〇”──是晚期工业时代的垂死之光，是后期现代化的文化陷阱，人们走了一圈……疲惫了，厌倦了，但还是走回来了。除了一些印象与体验──这是无法被他者拿来“客观地验证”的──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来，然则，人们也并没有失去什么，他毕竟“完整地归来了”，也许还带回来一些断残的印象、感受和一个新的心境？有幅题为《浪子回头》的油画，就恰到好处地再现了这一场景？



“〇”──没有那种肤浅而固定的方向性，零点哲学，没有那种充满了青春时代之盲动、鲁莽与转瞬即逝的方向感。



“〇”与“零点哲学”──因此是全方位的，它们被来自宇宙深处的旋风鼓舞着，宛如生命之帆饱满在现象之海上。



它们，是晚期文明的标志，它们，是暮秋的宁静的风暴之轮。





九，“零点哲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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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哲学”，亦即“永恒者所思”，其研究对象，不是“实存”，而是作为一切实存之命脉及现象之出发的“永恒者诞生的宇宙机理”。



从这种意义上说──“零点哲学”体现了不失为“超级的虚无主义”，正因为这是对“超级虚无主义的所说和赞美”，所以，零点哲学反对虚无主义。



“一切从零开始”──并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希望或犹太巫师的咒语，它不是一缕主观的愿望，而是一座客观的事实。不是谁在强求“从零开始”，而是自然过程必定会“从零开始”。历史在“循环”中，“既济──未济”。有“螺旋”现象，不过，用“螺旋”来描述“上升”却只是哲学科的精神病人藉以自慰的一厢相情愿。既然螺旋，为什么不是“下降”呢？螺旋者，其下降的可能当然远远大于上升，或干脆既不是上升也不是下降，只是平行变化而已，所以“既济──未济”才是不偏不倚的描述罢。



例如我们最为常见四季节律，就既不是螺旋的下降，也不是螺旋的上升，而只是平行变化而已，是在“既济──未济”中。



一个循环，一个“既济──未济”，也就是一个“从零开始”，一个从四季开始的轮回──就是任何一点都可冠以“从零开始”的神秘之圆……“既济──未济”。



470



什么是“革命”？革命不是野心夺权的暴乱；不是阶级仇杀的造反；也不仅仅是一些小老婆养的多余人男女的互相发泄、痉挛和屠宰。革命是轮回的萌动，革命是四季分明的曝光，革命是循环过程的较激烈的阶段，革命就是“从零开始”……是“既济──未济”。



革命宣告了以往许多价值和许多机体的死刑判决，尽管历史上没有一场革命是完全彻底的──但历史进程已经藉助于革命的突变重又开始了自己的循环，重又铺陈了自己的四季，这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对世界的命运抱有其它什么奢望呢？



──一切又重新“从零开始”，“既济──未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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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开始”，并非那个老去的世界对这个年轻世界的诅咒，或是这个年轻的世界被禁止从那个老死的世界借取甚至“偷盗”某些东西，尤如普罗米修斯之盗火、鲧之盗窃息石息壤、撒旦诱惑人类等等而言；此刻的“从零开始”，是就这年轻世界所意欲创造的广大无垠之境而言、也是就它自身斗志昂扬、目空一切的饱满状态而言。



“零”，是正负绝对值的批判者。因而，“零”反倒成为绝对值之无限性的唯一座标？就这样，我们的哲学之核，只是一个无意义的“〇”？



这个空无一物的圆，闪耀着无法形容的光，因为它不企图教导人们去怎样生活，它根本不为生活下定义，因此，它的人民才可能是自由的，要知道，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灌输的，因为人不是家畜，人的生活不习而能、不教先知，人们的天性中含有生活的种子，并不等待专政机器的铁血师表，全面专政的军阀不可能是一位慈善家，他的怜悯只是伪装，从未兑现过“根本改善人民生活”的弥天大谎。这足以解释，为什么一切理论骗子们的粉饰坟墓全都败露，原来到头来，并不是人民的生活属从于他们的坟墓，而是他们的狂吠被淹没在人欲之中。





十，深沉的“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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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的“〇”！你是一面玲珑巨大的明镜？辉映出现代工奴的破碎心境。在你什么也没有的光里，“既济──未济”的寻梦才成为可能！



你弥合了工农兵奴隶的灵魂分裂？你抚慰了知识分子横遭摧残的精神，你圈走了盲目流浪的自我意识，使改革开放中的野人自觉进入“跟着感觉走”的沉沦。人们欢呼即将到来的颠乱，为你的零点式的降临，喜悦、颤栗！





你不是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也不是禅宗乞丐们的明镜，那些激动人心的天人之语，曾以《新约》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在陈腐的犹太世界……你要映照的，不是哲学的宁静世界；而是全面专政下亿万绝望的工农兵学商的阴影世界。这是没有了悲剧气氛的、死一般寂静的凄惨世界……



但愿你，博大的“〇”，能起死回生，零，你才是精神的太阳！昂然升起在全面专政过后的一片人类废墟上！晚期工业造就的一片灰暗而阴沉的天际，这才是二十世纪的精神污染，比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更加有害！在精神毒气的四溢之下，互相残杀的人民被迫萎缩成一点可怜的“物质”。兵营的头目很懂得这一点艺术，他们用人皮造出了漂亮的灯罩。这才是讲求世纪的实干家！这些以科学社会主义解剖人体专家学者们。从这里看，他们并非“要强迫人们回到中世纪”，而是真正掌握了辨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视人命如草芥。但还有比他们更清醒也更持久的屠夫，这些黑─马主义专家的唯一专业是腌制人类的活精神、活思想，他们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活思想”一露头，即遭立刻扑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一切居民沦为人质，并被彻底编成机器唯物主义的小小配件，他们已经完成了庞然大物的历史使命。精神屠夫们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开始了前无古人的毒化工作，太多的精神毒气窒息了一代又一代的身体标本，还有精心烤制的许多心灵标本。──悬挂在半希腊式半墓穴式的半大屋顶的殿里。



然而“〇”的澄明，责无旁贷地来了──精神的太阳！用零式，穿透了这些精神与社会的迷嶂，使其剽剥人性的绞肉机，在晨曦中，露出青面獠牙。



精神的太阳！终于刺破了败落中的“新社会”，在什么也没有说的无聊中，好像又告诉某些平凡的道理，使得“新社会”的牺牲品们，得以较为镇静地面对无法脱逃的厄运。



473



只有“〇”，可以拯救失去了上帝的灵与肉。



“〇”是最富有的！



“〇”代表一切方向与一切形式。“〇”没有负担与拖累，“〇”还没有学会掩饰、疲塌和拒绝。



“〇”还没有确凿的方向，“〇“甚至连具体的方位的暗示也不存在，在“〇”的深圆中没有突兀，也没有开凿的迹象，“〇”把那些受人赞美的强力表现，看作衰败的印记。





a、“〇”不表示“毫无可能性”，相反，“〇”包含着一切可能性。



b、〇度不是没有温度，相反，〇是一个中庸的温度，一个无所不在的临界线。



c、〇不是毁灭，而是浑圆；不是废墟，而是生命之卵。



d、〇是终结，但更是启始。



e、〇代表宇宙宇宙间最基本的节律。



f、〇代表虚无，〇不是实存；〇是虚无之君，也是实存之敌。



g、“〇”是“句号”──但句号并不否定以往，只是结束以往，开始下一个句子。





474



“〇”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大通”状态。同于大通，则可以忘却存在（庄子的说法）。因为同于大通，意味消解了观念；而存在却总是受缚于观念（这是我们的理解）。



在上述境界里，追思与展望是并行不悖的，且融为一体。向前与向后、向左与向右，在大通之境，具有等量齐观的同一性──这是对执行者而言。而对思想者来说，向生和向死、向善与向恶──又何尝不有这同一性呢！



“〇”，是全方位的生命形态，它并不先期划定一个规范，所以它没有羁绊，它能把阻力转化成助力。



475



“我唾弃了一切。我跺下脚上的尘土。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挂念，更无分秒的眷恋，我走了，但我还会归来的！驾驶凯旋的战车，进入一片预期的新状态。”“〇”说。



“虽然时光隧道绵长，仿佛只是一个开端，但毕竟我比他们整整多体验了一个时代的开端，因此，我已经知道来世的故事。”〇说。





白日下昆仑

发光如舒丝

徒照葵藿心

不照游子悲

折折黄河曲

日从中央转

汤谷耳曾闻

若木眼不见

奈尔铄石

胡为销人

羿弯弓属矢

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

诅教晨光夕昏



（李贺诗）



“〇”不仅是天体（日、月、星辰），且是天体所表象的“圆形自然”。圆形的自然命中注定要显现巨大的轮转。在这轮转面前，人显得可怜，畏惧、无奈和顺从，是其常情。



诗人的特质在这里也像在一切地方一样，不是违拗常情，而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常情！太阳在黄河的环曲中旋转──多么惊心动魄的宇宙之图！而“令久不得奔，记讵教晨光夕昏”的梦，正是窥见了此图之秘的诗人，面对宇宙之图发出的浩叹。这浩叹无异最深刻意义的祈祷，堪称人与自然乃至超自然之间，轻快的乃至沉痛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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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圆形的──〇！



如果说，作为一点个人或作为一线的“人类”无法追踪、体认那“作为整圆的无边时光”，那么，时间毕竟还是向智人，显形为──圆的轮转：〇。



这个巨大魔盘──〇，万珍俱备，但仅瞬息而过；它创造万物，又销毁万物。





第九章虚无之君颂





一，在世界的边缘

二，天设之，地造之

三，伟大的虚无之君

四，哀哉！他将没有子嗣

五，他是无罪而遭罚的

六，佛陀的“得大自在”

七，他就是一个宇宙──黑洞

八，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

九，在他的荒漠底里

十、《零点哲学》后记







第九章虚无之君颂



一，在世界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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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边缘，驻跸虚无之君。他伫立在零点，他凝思在零点，他息食在零点，他运行在零点……他使零受孕──他使零成为任何可能最大的数。



零是最丰富的数，零是最本根的存在。



虚无，数之母，存在之父。



虚无之君是虚无的主宰，他主宰虚无，因而填充了虚无！他游漾虚无，因而破除了虚无！



虚无之君，是一股魔力，这魔力富于弹性和渗透的功能，是那“宇宙以我为中心”、“天地自我而剖始”、“万物因我而分类”的伟大汇聚点。就这样，他是──空间的座标，时间的基准，万物的造名者。



他说──我是神秘的。我是天机永泄的。我是圆（〇）。对正数，我是期待的始点；对负数，我是可敬的终点。我是正数世界里的低谷中的低谷，以至于无；我是负数世界里的天外之天、峰上之峰，以至于无。世界上还有比“无”更富有的吗？



478



对于焦虑而有所求的人，我代表宁静的虚空，对于灰心而无所求的人，我代表炽热的冲动。对四大皆空者，我是酒、色、财、气；对于征服者，我是一个耻辱、一个失败的记录；对羡慕朴真的人，我是一个图腾、一个启示──对有者我是无，对无者我是有。有者厌惧我，无者爱悦我。



479



伟大的虚无之君这样说──



我不“参与有”，故对“有”我只是“无”。加、减、乘、除；世间一切的准则、方式、规律、本质──对我的作用何在？在我面前，它们成为幻影，成为伪善的把戏，不复“存在”。



伟大的虚无之君这样说────



我是无父而生，也将无子而亡，我的悲哀将和宇宙相始终，我就是始终，我就是五德，我就是万象，我就是八卦，我是时间之父、空间之主，我是那永不熄灭、永不溃散的孤魂，悲哉，我的灵魂将弥漫宇宙。



这是在生命的彼岸所能发出的最大最惨的呼号？即令是草木，是鱼虫，是禽兽，是王化未及的倭寇凶徒、教化未浸的日耳曼蛮族！



凡有血气者莫不如是悲叹！自我而后，将不再有这一类型，这一崭现，将不再有这一汩汩而动的形态！



啊！是无父的孤儿，没有渊源，无所师承，得不到大树的荫庇，也无山麓可以凭靠，没有上流的汇集也没有天雨的资助，风华影响将消匿在沙漠的酷热中，但愿它能滋润一代沃土，天成之子。





二，天设之，地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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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设之，地造之；他先天地而在。他正是如此（此时、此地、此情、此义）被派到他的陨命之所和殉难之地──那极高、孤清的人迹罕至之处，那耸峙在祥云之上的山巅祭坛。他和他的仆人们，将是新型的“山顶洞人”，日耳曼蛮子红胡子菲特烈及其随从一样，长眠在他们的堡垒中？等候复苏之机？



谁是不假人为的天成之子？他无需“教育”、“熏陶”这类专给五好战士和半开化部落看着玩的“文明棍”，猴戏只是要给猴子们看的，怎能在大尊面前舞文弄墨？



“教育”、“熏陶”如此，更遑论种种所谓“现代化的训练”？训练的活动，也许可以炼得一群优良的仆人，但决不可能得出一个未来潮流驱使者者。本末不能倒置，所以“训练”只能维持和发扬，不能扭转和开创？所以，天成者虽然需要工具，但他却不是任何意义的工具，“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不论是普鲁士式黑格尔的、日本式的军部野兽，犹太式的马克思、贝督因式的游击劫匪、婆罗门式的土地主，都是器，都无法创造太一，生生不息的创造之心。惟有天成者，拒绝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他是一片空白、一片沙漠。这荒漠之底汩动着灌溉整个历史、滋润全部文明的浑浊之泉！



这空白不是真的空白，他只是否定以往的传统和习俗，他的颜色与生俱来，且永远如此，是自然的季节所依赖的凭据，他降临了，预示历史季节的推移。





三，伟大的虚无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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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虚无之君！



你只是凭着你的天性与天启以行事。天性与天启，是你全部的意义和依据。你的乐趣、你的节奏，自你“天性”中大成，涌溢而出，永远“不假外求”。你的希世珍宝对以往的历史和传统是清算，是“零”；而以往的传统和文化对于你又何尝不是一个“零”？在这里，你与以往的历史、传统平分秋色了！



你注入历史，使之有活性；传统环绕你，使你有荣耀。你与彼，如此依存，绵延不息。



啊，你的内在节奏与宇宙的节律、世界历史的节律、民族命运的节律、文化消长的节律，传奇式地合符，构成雄浑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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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水暖鸭先知”，虚无之君如宇宙的感应，以空无，应答世界的万有实存，处万变而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因为在他的身上，潜伏着秘不示人的宇宙消息，这就是他作为“零”的真相。



即使是残废的人，即使是卑劣的人，只要拥有此伏彼起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意志，使这世界彻底臣服的心，终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483



伟大的虚无之君，你是多么孤独，你是多么充实，尽管，没有人能看见你，没有人能倾听你，没有人能思虑你，没有人能谈论你，你仍是孤独而充实的。



伟大的虚无之君，你来无踪，去无影──这不仅是神奇，且是命运献给你的苦涩，它使你不得与人为伍，它使你永远浪迹在无形的夜郎之邦。



你没有渊源。你没有师承。你没有任何楷模。你最多最多只是有一点点前兆而已。你因此遭到空前的排斥和歇斯底里的毁折，毫不奇怪，他们说你是“野狐禅”，他们嫉恨你的狂草，害怕你掀起的“人性革命”，将注入历史以一泓新鲜的空气，文化的新血成为你的宿命。





四，哀哉！他将没有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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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哉！他将没有子嗣。他将没有后代。他将没有继承人。项羽、亚历山大、凯撒、丰臣秀吉、拿破仑、希特勒……都没有子嗣，或是早夭而绝种。后裔绝无者即从来没有的，如项羽、凯撒、希特勒，比之后裔仅有者即有过却没有传下来的，如亚历山大、拿破仑、丰臣秀吉，更深刻地体现了生命的精髓与绝望。上述仅有者的后裔，结果是供人耍乐和杀戮的，亚历山大、拿破仑、丰臣秀吉的儿子，不就是这样的可怜虫吗？如果这些可怜虫竟然没有死掉，还活了下来，那还不如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是笑料，是小丑，是流放北大荒配于军人为妻的奴婢，难怪明代末帝崇祯要亲手杀掉自己的爱女，不让她配种给准备爬上小姐牙床的无产阶级。





485



虚无之君的命运之链，既不像哈里发的权能转移那样安稳，又不像活佛灵魂转世那样偶然，没有一部人间的法典、一套神圣的习惯，足以使他的心灵方向得以延续，更遑言“发扬光大”了！他那难以捉摸的思绪与业绩，像是行云流水倾泻，又像无字天书费人猜疑。



他将无子而亡！不会留下遗言、不会留下遗迹、不会留下供人凭吊的遗址。看起来，生命界最阴郁的命运就要笼罩在他的头上……他为何依然欣喜若狂？看植物们竞相开花结实，把种子播扬到远方的山麓和肥沃的芳甸……动物们穷精竭力、追逐异性，把基因射入未来时间之海……人们汲汲于利禄、显身扬名，把“意志的渣滓”如地位、财货、名声、权势……统统填鸭在子孙的心魄中，使心僵死……只有虚无者在虚无中自在，销魂在沉默间，不为世人所知，不被历史──那是他的作品所累？



486



伟大的虚无之君！从零中来，又回到零中去──他如是走完一个奇妙的圆。



伟大的虚无之君！从无中来，又回到无中去──在这里，他是生命界的终极象征，是无尽时光的永恒见证，和全部缩影。他既不为“没有父亲”而羞惭，也不为“没有儿子”而哀伤……因为他既是“父亲”又是“儿子”，他既是“过去”又是“未来”──他既已经圆满，何必他求？



在他空无一物的身上，业已预示了一切物、一切事、一切人、一切文。一切时间性，在他的圆寂中均告消解。所以，将有许多盗贼前来剽窃他，希图割取他的一块心灵甚至一片血肉，他们没有捞到，他空灵的玄妙、日新的盛德、升华的潜能，岂是他们可以追踪？最终，他们的窃取无非是传播了那永恒的光辉。





五，他是无罪而遭罚的



487



他是无罪而遭罚的！因此，他命中注定要使这个无情无义的世界连降整整一个世代的六月雪。



他被视同虚无，比浮云和雾气还要空虚的虚无，被世界遗忘，不再有一双人类的眼晴能够看见他，不再有一颗人性的心灵能够容纳他，不再有人的步履能够追踪他……不再有一束思想能够击中他。他浪迹在比天涯还远的荒原上，无名的天命与他为伍，星辰的冷光为他伴奏，与他相应成趣。这个世界无情无义，他的使命就是复仇，为一切值得复仇的记忆而流血。从他的宇宙悲哀，涌出泪血，泪滴是圆的，像天体闪闪发光，这光无色，无味，纯净得使人发憷，仿佛宇宙的胚胎。



──没有爆竹声声作为粉碎性的力量，新的一年将一筹莫展？虚无！零！圆！空灵圣境！自在的球形大地！





六，佛陀的“得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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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得大自在”，湿婆教的“大自在天”，康德哲学的“自在之物”──都是你的垃圾。你是不自在中的自在，是使奴役变成自由的真宰。你的自在自由，使人忘却你的本相，从此，人称你为虚无之君。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然而运动又是什么呢？运动只是过程，只是形迹，只是轮廓，只是弃置了运动体的无穷之“道”的过程和“道”的瞬间轨迹，有什么呢？恍兮惚兮的名目，姑且称之为“虚无”……称之为“虚无之君”。



无上的虚无！让我们重新学会顺从！



我们是新一代的、恢复了原始天性的中国人？而你，势将兴起为，中国的新魂。只有像你那般虚怀若谷，方能复兴如此凋敝的造物。



489



你不是实存。你是那广大无垠的虚空。但你包含着实存，孕育一切，分化实存。你不是古代诗人所说的空灵之境，无穷的实存、迷离的体相，飘逸的声色、奔驰的犬马，是从你也只有从你才流溢出来！人们的一切欢乐和悲哀，其实都是以你为前提的！



你，什么也不“是”！还没有一种可羡慕的范畴足以囊括你，还没有一个可尊敬的名号足以冠冕你。正如零，什么也不是。还没有一种雄奇的巨量足以填补零，使零充实起来。



哪里是你的储秀宫？





七，他就是一个宇宙──黑洞



490



他就是一个宇宙，他就是一个天地，一个洞天和黑洞的交融，深藏无尽的珍宝，密储无尽的的神符。



从“零”开始──这是命运。从“虚无之君”开始──是对命运的认识。对命运的认识，比命运本身──有着更多的宿命性。



491



“太不值得”，曾经是虚无之君赠给这个世界的绰号，也是他赐予万千生活的封爵。小小的悲伤、小小的愉快，琐屑的成就、琐屑的失败……身受世界的围困和生活在陷溺之中的虚无之君，若不化育健全一套双重的生活态度，又岂能在物我之间存活下去？



他一面对这世界怀着淡泊、无动于心；一面却倾洒热忱和大力于他所击中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他的事业”。他击中的世界有无穷的珍异和瑰宝，且只在虚无中自生自灭、孤自幽赏，只为他的心眼所窥见、只为他的脉息而愉悦……



虚无之君并不无畏地浪散心智和情感于世界的虚无之中，他不惰怠其锐气、降格其高贵，和光同尘是他的座右铭？他出污泥而不染，行凶恶而至善，不以“玩世不恭的态度”驱遣寂寞，而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来应付生活，以把自己的大能与真相，深藏在乌有之乡的梦中。他的大梦，将化出明天的世界。为此，他等待他所等待的信号，静候他所静候的日子。他是为此而表里不一、判若无壤？



492



在那粗鄙的掩护下，有一股沛然的生机崛起了……苛刻的批评家们说对了：他正是虚无本身，这虚无是带有惊叹号的一个劫数，在时辰未到时，看不见、听不见、触摸不着，他脱出我们今日最大最野蛮最放肆无忌的幻想之外。然而，一旦“应时”、“奉天”、“承运”──他就闪电般地君临到每一个活人的头上并刺入每一颗亡灵的心脏：成为令人生畏的零。这命定的数只能用布满恐怖意味的“〇”来表示。〇──就是劫数。







八，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



493



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又是一个沛然的开启！它是关键、它是锁钥、它是命运的枢纽，它是悬于混沌之上的宇宙纪念品。



494



虚无之君对世界既不爱也不恨，他仅只超然而已。他的内心深海，与一切俗缘，业已尽行绝缘？他自成一体（“〇”），自给自足（“〇”），他自我完善（“〇”）──他的“内无”与“外在”，分属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世纪，但却共同构成他的完美。



有些人眼看不清，所以说有渠道沟连着内无与外在，使之通体豁然，仿佛秘密的信息是由此播送的，因而不是“缘”，因而不是平行的、对等的关系。



其实，那不是人凭己智可以弄清的。尤其因为，虚无之君没有成见，没有习惯，不信规律，也不遵循人类意义的语法，所以他的语言是启示。他是文盲，是天真末凿的奇玉，因此成为一切形色都可以藉以自我展现的巨大空白……他为我们牺牲，于是他的肢体化生出了人、万物、宇宙。他是“永恒的零”，是一切数与方程都可以藉之运转的轴心。



495



这永恒的零之所以永恒，在于他永远不会失去，无所畏惧、无所挂牵，因为他从无任何既得利益。这永恒的零，因此不可毁灭，无法阉割，无法曲解，转世轮回，往复君临，在救苦救难中创造了新的苦难、新的传奇。



一团神奇的雾──〇



一团微笑的雾──〇



他是轮廓清切的空灵之境──〇



496



人们可在其里邀游飞翔，却无从占有或固持他，他能启迪人的天性，却不会倾注人所阙如的点滴清泉，请改变一下老人的恶习吧，不要向他祈求什么，而要向他献出所有，这样，人将从很穷很穷变得很富很富，这样，人不会因为奉献自己的天性而枯竭而虚脱的，而只会因不断地“受启──奉献──再受启发──再度的奉献”而荣获丰盈裕如、长青不衰的幸运，因为他是绝对的零，他既能赐人以深刻的负数，也能赐人以高耸的正数，但人不要期待正数，而专注于负数的迷人，就会变得格外强大。



但愿这泊无准则、无拘束的精神──〇，仅仅执“一”而变易，并用变易来增殖内在的野心──〇。





九，在他的荒漠底里



497



在他的荒漠底里，蕴藏着黄金与石油。他在世俗生活中形同荒漠，但这个世界的一切动力和能源，正隐藏在他的荒漠之下──〇



“〇”──应当成为虚无之君的徽号，因为，作为他无上盛德的最佳象征，万物之始与万象之终的〇，是当之无愧地合二为一的！他因此从不渴求占有，在这世上，他无意于永占一席之地，一如无意于永保身外之物。虽然，这些劣根性也正是一切生命的特点之所在，既是优点也是弱点。如植物之占有阳光、土壤、水份；动物之保有天空、地盘、食物、异性；人之对待财产、家园、理想和优越的感觉等等……但他，摒弃了生命的这些顽冥的特性，甚至，到了无意“维持”他孑然一身的地步！



──他的命运就是孤独的别名？他的命运，在凝寂中独悬于宇宙的深处……上不接天、下不著地，他的命运，像是一个圆满的星球。



498



“〇”──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界限，又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超限。



在零里面，有一个世界；在零外面，有一个世界──尽管零也像一切界限那样是可以渗透的，他向外输送光辉刺目的反压制力，他默默承受了滞重阴郁的压制力量……他因此象征拒绝，作为“不承认主义者”，他拒绝“正有”，从而为“负有”的来临奠定基始，他不承认“正有世界”的模式与风俗，向“有之世界”宣战。



他又象征肯定，在适当的时刻适当地固执某种东西，即使这东西是一片虚空也罢，依傍空灵而陶醉，就像踩踏着实在的世界，他以毫无保留的热忱，悄悄祝福尚未来临的世界。



499



〇──中央民族的新的图腾。中央民族幸而尚未诞生，得免于空前可恶的现代文明的侵蚀污染！这样的〇，不是万物有灵式的动物图腾甚至植物图腾，而是几何形式的现代图腾的典范。现代各小邦，即使连美、苏这等超级大国，在全球政治的洞彻下，也终究不过某种未来意义的小邦而已，这些小邦的国旗与国徽，多是这类几何形式的图腾，如美国的白色五角星，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红色五角星。其实，这类图腾的最早样板，在易卦图象中就有了。



而“〇”，就是最富永恒性的易卦图腾，太极与无极的征象。混一宇内，融通宇外，让这浩大的无言之征，成为未来的中央民族的最高誓言！



让这无限之无，成为中央民族的八达之路！让我们心怀这民族的精神家园，皈依其道！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悲哉！他甚至来不及停顿一下，略略玩味自己的创造。他的艺术不为自己赏心悦目而发。他不孤芳自娱，也无人能够参透他。于是，他没有读者、听众和观客，他像是一部无字天书，无人问津，不为世知。他沉潜幽深奇特的洞府，原始自然地封存着……以待来世。岁月匆匆、一切都不常驻……辽阔的悲哀此起彼伏、浩荡不已，幻化出世界史的景致。宇宙的无言之歌，就这样为他吟唱。





十、《零点哲学》后记



500



我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写完了以上所有。



这并不只是个人的倾吐，而是代表了中国现代生存状态下必定会涌起的精神潮涌。



它澎湃，它迟滞，它周流，它也会凝固下来。这时，一种多么强烈的空虚感袭击了我此刻的心境！



我终于意识到，我这就不得不和八年以来陪伴我的旅程的这些“思想纸牌”握别了！



不是因为我放弃了它们，而是因为我修订了它们从而完成了它们！



写完了，“作品”就不属于你了，而成了你的身外之物。



有的人写书，只写结论，只写那些为使读者接受其结论而操纵的论证过程；有的人则把整个思考过程向读者也向自己呈现出来。前者显得光滑而后者似乎矛盾；前者凝重而后者富于动态；前者是“说完了”，而后者是一种探索。



──愿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我想把读者当作活人，而不仅仅当作对象。



思想其实是不可凝固的。写在纸上的思想恰如刻在碑上的铭文一样──都不再是思想，而是遗烬。



写完一本书，尤如关悼一座大厅的灯。以后，游览者就得用自己的心灯去照亮这厅里的展品了。



1990年初黑沉沉的除夕夜，零点时分





五色海第四卷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1982─1990年）

（结束）





五色海第五卷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1986─1995年）



目录



开篇

第一章 思想的性格

第二章 英雄时代

第三章 文化运动

第四章 理解与对话

第五章 拷问《传道书》

第六章 生命与自由的还原

第七章 梦想与现实的妥协

第八章 天人之际的气韵

第九章 太极之神

后记





＊＊＊＊＊＊＊＊＊＊＊＊＊



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



——Francis of Assissi



这是圣徒法兰西斯的话，大意是：



整个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毁灭一支蜡烛的光辉。



而《庄子》笔下的圣王却不懂这一点，这大约体现了东西方精神的差异：《逍遥游》说“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中国人的精神注重“天下”，欧洲人的精神注重“灵魂”——此东西方精神差异之源？







开篇





一，生命之谷



01



生命之谷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祭坛，每个人各用不同的名号，去称呼它，每个人沿着不同的幽径，去逼近它。现代中国的名号是是：只有豪门而没有贵族的荒场，只有装璜而没有气质的祭坛，只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们。



02



对他者来说，你永远都只是你在他那里的价值、功能、用途、吸引力而已。当然，这也包括相反的函数。在他者那里，你的整体、本体，全都消解了，更不用说你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了。他尊重你的极限程度，一如尊重他自已的某一个器官；他仇恨你的极限程度，一如仇恨一个谋财害命的鬼魅。他爱你，是因为他自己的某种感觉，而你恰巧来到这里并激醒了他的这一感觉！这个生命的世界，垂涎三尺的现象遮蔽了一切。



03



生命的世界，发出三种震波：音乐、语言、动物的吼声。人在最情急的时候，是以动物的嘶鸣来表达；人在最优雅的时候，是以音乐──“天上的声音”──来絮叨；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说话。所以，最好的书籍（指文字写成的）是音乐式的，最差的书籍是标语口号式的，只有一般化的书籍，才以语言的方式在认真说话。如果真有天堂、地府的话，我想，天庭一定是以音乐说话，而地府肯定充满了撕心裂腑的嚎叫？──就像是现代音乐那样。



04



电影是有音乐的，生活却没有乐曲的伴奏。音乐堪称“生命的本质”，因为它是直捷提供感觉的一种艺术；而生命在性质上只是一种感觉体、甚且只是一种感觉而已。音乐把生命的神韵给抽象出来了，电影则把生命的神韵镀抹在生活那枯燥的骨骸上，使无聊的过程本身成了一种娱悦。要是人们将音乐射入生活，从而以一种观赏电影的心情来品味自己的“日子”，该有多好啊！──那么平庸刻板，那么毫无新意地重复了亿万次的灰烬，也能生出光辉来。



05



性格决定反应的模式，关系决定反应的强度，而环境因素则限制反应或鼓励反应，除此之外，大约人人都太相似了！真不愧为是在千万年的进化中陶冶并淘汰下来同一个物种！“不要苛求并谴责别人，先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观念、信仰，习惯、琐事，伴侣、打岔，以及熟悉的环境等等，冲淡了人的孤独感，替人的深壑搭上了条条彩虹……“多美丽神奇”，诗人说。“这是通向天堂的路”，武士说。庸众则认为那是雌雄蛇神在交配。可是谁要是真地“实践”上去了，他跌下来的时候一定更是晚景凄凉。



06



幸福，就是一种被麻痹状态，那时，你暂时遗忘了生命的重负，甚至忘记了自己！一心朝向太阳，是向日葵的陶醉，这既给了我烧灼痛苦，又给了我流淌的灵感，我是该远离你，还是该亲近你？该敌视，还是该仰慕？生活在主流还是生活在支流更能麻醉自己？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唯有理想主义的激励，才能拯救我们不断下坠的灵魂。如果我们扼杀了自己的灵魂，就能活得轻松愉快一些，那么，会有百分之几的人愿意以幸福的名义，让灵魂死去？什么？百分之百！







二，论本体



08



“本能”与“我们论述的本体”，是一回事？我们作为生命形式，论述的本体只能是“我们的感想”。这感想的唯一真实性，仅在于它发自我们的真诚，对自然的归化。这就落入庄子与禅宗的窠臼中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尼采的那些思想，庄子、禅宗、陆象山──曾以中国方式表述过。这算是一个危机吗？社会性的哲学表述，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常识，则变为难解的天书。尤其对于“可能的新哲学”而言，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证，只会使人莫名其妙？



我想采取这样一种构造：先用各种常识来说明“我们对本体的感想”。然后，再推翻这些说明，公开宣布就连“我们的本体”、“我们对本体的感想”也是不可能完善起来的表述……从而，使所有的“论证”和“说明”──统统变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想，对于处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夹缝之中苟延残喘的现代中国人──上述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的路？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文化是生成中的、因而是“反逻辑”的；只有文献才是相对静止的、“合乎逻辑”的。



09



历史是无善恶的。



善恶是人生之谷里的一种选择。在狭窄的人生之谷里，只有进与退的抉择，没有旁鹜的自由。一些人把前进视为罪恶而称颂后退或停留；一些人把前进视为善德而攻击后退与停留的企图。但在那寥廓无际、圆融一体的历名之天上，却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则。历史之天，那是被没有法则的法则、被创造法则的动态，所鼓荡着的“更大宇宙”。



10



对世界难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可以根据宇宙的阴阳关系作出解答了：当然是先有鸡后有蛋的！因为蛋的“鸡”蛋性质（这应不言而喻），已决定了蛋只能由鸡生出。否则，那就不是鸡的蛋，而是别的蛋，是那些尚非是鸡的禽类所生之蛋。根据进化论的假设也可以得出似的结论：鸡类是从别的鸟类的蛋中突变、孵化出来的怪胎发展过来的。而宇宙之易也恰恰是：阴生阳，阳生于阴。



011



人真是孤独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了掩饰这灾份尴尬，为了慰抚这份酸楚，他发明了友谊（不同于互相利用的经济关系）与爱情（不同于专门交配的性欲关系），以资排遗寂寞。他是多么迫切地渴望幻觉，为此，他常认真地炮制假象。“观念的奴隶”──这就是“人”的别名？







三，论圣人



012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奈，人生最大的骄傲亦莫过于无奈。历史上一切具有震憾力的圣人（中国模式）、先知（希伯莱模式）、哲学家（希腊模式）──都是如此悲哀和这般骄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精神人物”简称为“无奈者”。



人之至境，既不是来自悲哀，也不是来自骄傲；而是得自悲哀与骄傲的交合：悲哀中的骄傲；骄傲中的悲哀！这就是“无为”的古意？



013



支持文天祥的肯定是一种童年时代被植入的道义性，所谓“深刻”，不妨理解为“生命早期的刻入”。以文天祥的聪颖、明智及其生存状态上的放达，本该明了“死去原知万事空”，既然如此又何必执著，以生命代价去博得一点死后的虚名呢？何不学习百万汉奸、亿万顺民，一起走下首阳山，用“皇军万岁”的夹道欢迎，热烈迎接忽必烈的人民军队呢？那么，该如何解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

我以为，那种道义性与牺牲精神，是文天祥之“晚年的理性”为“早年的非理性”所作的诠释，是“早期深刻的道义性”在为自己没落的黄昏所寻求的一种支援意识；而不是类似“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们为自己计算好的“故名钓誉的行为”。



014



亚当·斯密说：“科学是对狂言最好的解毒剂”。但他没有说，科学的狂热和科学的狂言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被评价为恶德的那些玩艺儿，诸如忘恩负义、得寸进尺、喜新厌旧、投机背叛、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实际上在人的文明甚至人类本身诞生之前就存在了。这种生物世界的奥秘，看来不是人和文明所能消灭的。正如枝叶对根部是无能为力的，根部对土壤也是如此。



人越老，体验到的恐怖和绝望乃致濒死的感觉也就越多。人因而变得更胆怯、更明智、更富于自制力。除非，这位老人是怀有某种深刻信念的人，如文天祥或基督教的使徒保罗，他们不再回顾失败，而是一心仰望胜利，所以变得更勇毅。



015



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并不具有民主主义的暴民所具有的那种蛮勇，而更多自保性与散漫性。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就作鸟兽散了。他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责任感，这种牺牲精神原是尼采所谓“主人道德”、“贵族牲征”的标志。



016



人是一种经常会“心痛”或是“心痒”的生灵。所以，各色人等、各位个性的人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自己的麻醉剂”，以便止疼，以便在“过度的醒觉”面前后退。对饥饿的人来说，食物是一种麻醉剂。对情种或色狼而言，性伴侣就是麻醉剂；而贫贱之人则视金钱、权位为人生最大的慰藉（还是麻药！）。对复杂的头脑，穷凶极恶的高智能活动是何等快乐呀。而诗人的痛苦，则须定作来镇定。



有不同的人，所以便需要不同的麻醉剂，传教士追求上帝与天国，嬉皮士追求流浪与海洛因。而在不同的空气（“文化”）中，同一种麻药的效力也会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麻药。信仰是救治“心痛”或是“心痒” 的良药。



017



绝大多数的欲望，都附属于一个器官。如食欲附属于胃，性欲附属于生殖系统。温暖欲附属于皮肤，安全欲附属于眼睛和耳朵。追求声誉的欲望附属于脑部。只有占有欲是不属于肉体的，它完全是一种心性之欲。占有欲的这一抽象特性，决定了它既是最高贵的，也注定了它是最为自我折磨的──因为它的走向是没有边界的；这种不断破坏领地现状的领地意志，不是一种自我折磨又是什么？它的最大愿望，就是攫取那攫取不到的对象，从而陷入超脱不了的“魔道”。





018



不论是《旧约》中的先知还是《新约》中的使徒，为了信守他们与上帝达成的协约，为了在精神世界中采取主动的攻势，就不期而同地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了被动的守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真是“不像一个男子”！仿佛是些第三性的、无性的人物。这正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所分析的那种“僧侣型人格”。他们与顶天立地男子汉式的“贵族型人格”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恰是世俗生活的宠儿和征服者……贵族是女性世界的征服者，僧侣是女性世界所拒绝的。所以，管理世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贵族型人格的身上，但指导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任务，却得由僧侣型人格来负荷。



先知啊，你的含义是孤独，所以你必须学会孤独。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为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奇迹，为了一个民族的生死，你必须安贫乐道，信守你早已立下的誓言。



019



女性世界，这是与精神世界对立的世俗生活世界，尽管女子中也不乏颇富才具的“才女”，但任何才女都不可能像男子那样，懂得“摒绝爱情”这一至要性。多数女子从未有过这一经历：为了信念而拒绝世俗生活的诱惑。因为信念乃是“领地意识”的产物；而领地意识则是雄性的特点。





四，真的作者



020



没有受到“诱惑”并被震憾得失去常态，就不必硬作文章。因为无诱惑的境界，同样令人羡慕！甚至是更加令人羡慕。无诱惑而硬作文章，不仅拙劣，且过程痛苦。惟有诱惑，才是美妙的，听从诱惑，才是大手笔。这样的诱惑，当然包括宗教的诱惑、得救的诱惑、天国乐土的诱惑。



真的作者，意即受到诱惑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些变相的心理自述。因此，这些作品实际上构成一种回忆和自我安慰。若说他们作品的客观效果“可以欺人”的话──那么它们首先是一种“成功的自欺”？自欺方能更好地欺人。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真的作家”们的作品──对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才能获得一种准确无误的透视感，一种月色澄明般的普照感。



一个真的作者也就是以写作为乐而不是为生的人，他的作品首先是写给自已心理历程的一束鲜花、写给自己生命征途的一块碑记。因此，他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往往是自觉缺乏的，他用此法来实现心灵的自我克服。



“和为贵”的宣扬者往往在流离颠沛的倾轧中渡过了一生。而“无为”的鼓吹者如老子最后却“不知所终”。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当然，我们必须把那些为了市场需要而写作的“伪作家”、“以写作为生的爬虫”排除于此列之外……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写心情而是写肠胃。



真的作者渴望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对人世无所留恋的心理状态，一只看破红尘的智慧眼。一种“不顾后果”的亡命精神，赌徒般最后一博的热忱。



021



“海明威式的人物”和“海明威式的精神”，实在是神经衰弱的症状。人生的诸多磨难，无法通过“海明威式”的疯狂与痉挛来解决，除非那是把猎枪塞入自己的口腔，然后──扣动扳机！



022







一个“人类学家”而不是一个“人学专家”，那么他的工作领域似乎应该包括：



（1）研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人的处境；



（2）当代世界文明的景观以及中国的命运；



（3）我们在这一片乱麻之中最好扮演什么角色。





五，当代游魂



023



谁只配做一个隐士？谁受不了世俗的剌激，结果对世俗生活种种罪恶的“反击”，反倒形成了“特殊的罪恶”。难道这种作为“罪恶之果”的“超级新罪”可以当作一种荣耀？或是一个高贵的标志？



归隐乎！归隐乎！！我终于在现代做成了一个古代的隐士。这是我十七岁时的梦想。那时我还想出家做一个小和尚，在撞钟之余，可以猛啃经书。这样就可以逃避世俗生活，可以逃避政治学习。



024



谁确实感到自己的脆弱？谁希望自己变得更坚强一些，更麻木一些，更亡命一些：那么，就请变成一只书虫，而不要变成一个自作多情的诗人。



025



旅游的最大收获并非游乐，而是在与陌生环境的接触中，“体味自由精神”。这时，你特别能感受到“人”是一种多么高贵的生灵，因为在旅行中你仿佛可以支配自已的命运！所以，最能收效的旅行当然只能是“孤游”！谢朓就很懂此中的真味，他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一诗中写道：“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这说明他是真正领会了旅游的神髓。



但当代人却完全误用了旅行。他们把旅行变成了一种购物消费甚至娱乐炫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感到的精神负担甚至比日常的闭锁生涯中更为沉重了！在炫耀中，自由的、独与天地往来的精神，终被窒息！



026



在房间里散步，是完全起不到散步作用的。因为散步的功能本不在那周而复始的腿部机械动作，而在于消除焦虑。而室内散步，却充满讽刺意味地向你宣示：这房间是根本走不出去的，你的焦虑是无法消除而只能加剧的。



文明就是一间房。它是人走不出去的一间房。人只能在房间这头走到房间那头，靠那头的希望来在想象中消除这头的焦虑。但这只对笨人有用。对聪明的人而言，他还没有走到那头，就知道那头本和这头一样，代替焦虑的还是焦虑！所以，他只有尝试用“分析焦虑”来消解焦虑，也就是说，用思想的散步代替行动的散步，用脑的散步代替腿的散步。这种尴尬的“进化”很能说明，为什么随着文明（而不是“文化”）的发展，“分析”之风日炽。因为此时此刻的“分析”，已经成了天资聪颖的人们唯一能进行的挣扎了。而等待着愚笨的人们的，这时就只剩下沉沦。



沉沦就是大众化，就是放弃判断和人性。像团体旅行那样，以异乎寻常的步调一致奔赴沟壑，仿佛沟壑里有着永生！这是产生“救世主态度”的时代，正是在这精神的感召下，旅客们以快乐的心情走向车毁人亡。你能说他们可怜吗！



027



啊，体育！你的目的就是把人变成做一架超级机器？如果灵巧只是用于用作观赏的目的，你说这到底是灵巧，还是呆板？



“散仙”是中国体育的精髓性观念。它是与欧洲体育的群体性、机械性、训练性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它注重的是个体性、灵异性、气质性。仿佛它知道他人的目光，使你的灵巧变成带着镣铐的舞蹈。



028



人生是具体的，具体到了无法解脱的地步，于是“宇宙的永恒压制”被发现出来。用来对抗“宇宙的永恒压制”的，是“零点式的态度”：



真正的坚忍，彻底的无所谓，十分的麻木，以及勇敢的出击，亡命的冲锋等等，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日程生活。难怪现代人对毒品的需要如此强烈！





六，论梦想



029



在各种题材中，最难描写的大约就是梦了。而在一切描写梦的艺术形式中，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大约最为得心应手。但是，再杰出的电影高手也只能表现梦的心境所涌现的情节，却难于表达些情节、景观所据以生成的那个精髓：梦者的心境。这种极度欢快的眼泪，极度压制的沮丧，极度开郎的傻气，极度睿智的雄思，都是电影艺术永远无法问津的。导演先生，你只善写作，何能传神？



030



“我不是喜欢你写的东西，而是喜欢看你写东西时的神态；我不是喜欢你的谈话，而是喜欢听你说话时的声音”。



“难道真是如此吗？如果那些东西和谈话真的对你一点吸引力没有甚至招你反感的话，你会喜欢炮制它的神态与传达它的声音吗？”



“当然不会的。但我更喜欢那神态与声音。”



“哦，我明白了。你是害怕那些东西和谈话了，害怕自已的浅陋与不解被它们给揭露出来，像小溪害怕进入湍流因而完全淹没自已，你也对真正进入这些东西与谈话的主题怀有一种被淹没的恐惧，一种歇斯底里。所以，你便十分狡猾地把有关智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关爱情的问题……这就是女性的知智慧？”



上面是我假设的“萧伯纳和女演员的通信”。而真实的通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女演员给萧伯纳写信求婚，说如果能生出“一个头脑像你而面容像我的孩子”将多么好。萧伯纳回信说，但是如果不幸生出一个面容像我而头脑像你的孩子，那该怎么办呢？



031



“别人”是作为“外物”而被认识的。尽管，这是些会说话的、甚至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外物。──正如古希腊人把奴隶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现代人批判了奴隶制度，从此出发，他把“会说话的工具”升格为“会说话的股份”。



032



人在悲剧中，方能体味悲剧的真韵。否则，人就只能欣赏悲剧而成为观众；而无法体验悲剧而进入角色。



033



运用“对于一种欲望的极力渴求”──来冲淡“另一种欲望对于我的压迫”，这是意志力的辉煌业绩之一。但这并不构成“解脱”，这，只是反压制力形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但它并不能总是成功。因为欲望既然存在，就不可能毫无表现。即使欲望的大部分能量被转移了，但它的残余却仍然发挥着与它的“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甚至剧烈作用。



反压制力的这种形式向那种形式的过渡与转换──需要一门精深高妙的“艺术”来予以完成。只有大艺术家甚至天生的大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具体的艺人──“文艺工作者”──才能成全它。





七，论爱情



034



互置一下：当你对某人在某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深感不满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处境与他的处境互置之后，你是否依然对那一角色不满？如果是的，那一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否则，就是可以原谅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考虑到，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实际上是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的。例如，有人拿丈夫（或妻子）和情夫（或情妇）作比，就会发生人性剖断上的严重失误。补救的办法是，你把这两个人格所处的角色互置一下，然后再进行比较。于是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事：有人费尽心机和原配仳离而与情人情妇结成婚约，结果发现，后任比前任更加难缠；这并不是“有意的欺骗”，而是“处境的改变”使之然也。



035



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落入情网。而“原发性的恋爱”与“原发性的脆弱”相加，是最为灾难性的。



男子可以在任何年龄爱上一个有过任何经历的女人，并达到迷狂的程度。女人则不然，她只在内心深处委身给她偶然碰上的第一个男子。不论是爱与恨，或是淡然，这男子便成了她终身的创伤、终身的偶象。



036



有的尚不能保持，失去的又怎能追而复得？从这种意义说，“失恋”是不可弥补的永久性创伤。失恋不仅指男女恋性的中断，且可以泛指一切“无奈的失去”之情。真正的失恋之后，人只能在新的情境下，寻求代偿性的麻痹，以求忘却旧情罢了。



“与妓女交往没意思，与贞女交往太沉重，与半贞半假的良家妇女交往又觉得太是繁琐。”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在1989年的广州监狱中对我如是说。然而要是反过来，妓女、贞女、良家妇女，又会怎样看待他呢？



037



那种固执，那般专注，那种对死亡的迷恋和震惧，那般无遮无拦的联想，那般无以名状的淡淡哀愁，还有那刻骨铭心的神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的躯体内部都藏有大剂量的人性秘密。这些“内涵”生带来，死带去，很少有幸运的人能将自己的秘密实现出来，更少有人能在实现之后再开掘出来，来一番“自我发现”，并通过符号垂诸未来。因为这些潜能是紧紧闭锁着的，是需要另一个人用他的潜能为钥匙，来激活并打开的。没有那样的一个人，没有那样一串复杂得如同密码的钥匙，你的秘密只能永锁胸间。



不同的人，打开不同的潜能，有如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而你的一生能碰上一些怎样的人以及在什么时候碰上什么样的人，这可真是偶然中的偶然、巧得不能再巧的“缘份”了啊！所以，你的有些潜能是永远无从发掘、显现的，而有些呢，却由于过度的诱惑而被夸张得变了形。



038



人类的明智和坚忍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终于确立了婚姻制度。可卡因的沉迷者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压抑”，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正如为了安全，人类的集团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如果人的性禁忌真的像犹太人渴望在异族社会里推行的性解放那样完全解除了一切顾忌，甚至一如小赫胥在他的《奇妙的新世界》中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彻底的共产共妻，那么，“新世界”就是文明遭到肢解、彻底颓废僵化的样板戏。不信，我们就看一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停滞与黑暗的吧！



039



《蝴蝶梦》（利百加，Rebekah）的主题是在说：纯洁而没有堕落之“烙印”的女子，才能拯救一个男子的灵魂？



040



选择强健富有的配种，是生物择偶的第一准则。而人类的爱情有时却睽离这一法则，追求弱种甚至追求病态，这是为什么？这可能出于以下原因：



（1）受到社会的规约，守着自己的份；



（2）人的心气易受摧折，从而背离自己的原始之爱；



（3）人的自尊使他产生了自欺倾向，“葡萄是酸的！”



这说明人完全是个“活在感觉中的生命”，只有“当感觉凝滞的时候”，才能“感觉到永恒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瞬间，才会诞生思想、理性、哲学甚至诗、音乐！



041



从一个老人的嘴里吐出来的“爱情”，是令人恶心的；一个垂死的专制暴政所施行出来的仁政，亦然。





八，论翻译



042



任何评价都不是“客观的”，都不是独立于评价者的。相反，任何评价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它都着着实实地反映了评价者是如何估价自己与被评价者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但这起码体现为一种力量对比。



043



五段日常批语的翻译：



“他是个恶棍”──（他比我厉害，我又拿他毫无办法。）



“她是个荡妇”（──她已和（或许可能和许多人乱来，但却没和我乱来过。）



“他是个小人、十分庸俗”──（他办得到许多不无益处的小事，可我却办不到。）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做到此事，不过……（“这有什么了不起”一语后面，往往紧跟着“不过”）



“我年轻时也有过理想”──（我并不一直都是个毫无念头的低级动物；更非生来如此的贱货！虽然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头彻底的牲口。）



当人们说“他有野心”，也就是说“他”对现有处境并不满意并丞欲改变。也就是说“他”尚未彻底承认自已的臣属地位并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不幸遭遇……



044



中国人的崇德思想与日本人的效忠思想不可同日而语。崇德是抽象的，效忠是具体的。效忠的对象可以是错误的，但是那效忠还是对的。崇德则不然，它否定错误的效忠，使得一个错误的民族无所适从。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商人的效忠，而不同于武士的效忠。中国人的理想与其说是秦始皇还不如说是吕不韦，那位商人政治家。他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还是“造王者”，不仅精神造王，还肉体造王，虽然按照太史公的说法他是用了偷梁换柱的窃贼手段，但后来两千年间却成为所有“中华英才”的师法对象！如此个人至上的做法，最后很难不演变为互相出卖的民情风俗。老实的人对此叹惜说“人生来就是要被出卖的？为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各种各样的理由”……于是逃兵在中国成为“机灵”的代词，汉奸成为“识时务”的冠冕，而“荣誉感”则成了一种挖苦！



045



书，是载体──超越了时空与自我。一本好的书，采纳中外、贯通古今，它的风度诱使人的精神日新不已，步出一己的封闭，通往无垠世界的讯息库──读书，从此成了进入智慧海的不二法门。



在古代圣典中，上帝对虔诚的信徒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再过七天，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洪水，是人类面对的多重挑战；方舟，是人类超越洪火的载体。人生旅途上的书籍，尤如洪水中的方舟，──它与世浮沉、与时推移，但却矢志不渝地指认着自己文化的、超渡的使命。



在经验的世界中，令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正是凭藉了书舟的超渡力。



一本书，堪称一座小小的方舟，一个助人跋涉于艰难时世的精神飞行器；它又沟连多人的心思，作成群体的纽带。



一套丛书，就是一连串精神方舟的系列；它透视现心灵的漩涡，脱开紧闭的茅塞，是个无形的共济场。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认为，读书者对书的态度应该是：“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其“深思”的目的，在书籍本文的意蕴；“慎取”则在于求索主体的需要。二者不可偏废。弗兰西斯·培根则更在《新工具》中，以近代化的思索点破了人与书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人类智慧所构成的“洞窟作用”。即，当人们失慎于书时，它就难免对人构成可能的危害。史称梁元帝“读书亡国”，是为如此这般史鉴，是为迷于书海无穷而忘却书舟颠覆的超越者鉴。



书的功用，不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模式，而在展示了幅幅动态的流图。一本书的论证方式可以因时间的流易而变得陌生，其结论也可以渐渐化为陈腐，但它所呈现的精神活性及其流线，却同样可以是常新的：活力比结晶更长久。



动态化的书籍观，以强健的时代感获得了明晰的方向，它无意去退藏于密、膜拜坚硬不变的真理，而是前来与读者们同解生机盎然的文化之谜。



就我们的“文化哲学丛书”而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朝向同一的方位。这，就是通过精神领域的运动、转形与升化，去实现复兴中国的梦想。这三个“面向”的主体，并非他人的文化结晶，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需要。这需要召唤已被大一统体制抑制已久的民族活力，催促坚韧的中国民族再度觉醒，抵达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一百五十年以来，那些在苟活中担荷苦难与再生的“中国的脊梁们”，不正是如此努力的？通过对现代知识和民族精神的双向性认同，通过把握开放与自强间的最佳交叉点──中国民族正在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抚今追昔，不难发现，在古代中国的灵性洞天中，就曾以易形无穷而永葆其神的鲲鹏，去象征中国的心，去象征中国精神那勤于探索、不知疲倦的活力：“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正是这主体的活力，才使我们在面对浩瀚无已的新潮文化时，不知惶惑、不知退缩。中国的心，在东亚舞台上曾经“水激三千里”，取得过“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煌煌成就，可惜一统的沉寂窒息了百年激荡，惟有奇迹可使鲲鹏再度复活，把巨大无匹脉息，投射到我们的丛书中──“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046



真神只有一位，所以德国妖人音乐家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中的女声独唱与合唱──就宛如女妖之声，毫无我们理解之中的“神”的气息……





九，论革命



047



“那次革命事件毁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全部生活，扭捩了我的全部命运。”老人说。“那怎么可能呢！毁掉了的再建起来不就得了吗！”少年说。“毁掉的心境是再也建立不起来的。那革命事件的冲击波揭开了被遮覆的真相，宣告了你苦心经营的生活是多么脆弱、无聊且虚幻啊！从此，你的命运不得不改道而行──你怎么能走在一座已经跨掉的桥上呢！而世界上任何桥梁又都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垮掉的”老人说。



要是没有其他时空中传来的乐音，我们这个时代就会像月亮上那样荒凉了，根本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人可以谈话，没有同路人，没有引导者，没有一个可以寄托相思的对象……然而幸哉！这种荒凉状态也是人类文明史以来不常有的“异象”。如果说物以稀为贵的话，那么，这种“贵相“又将播下什么样的龙种呢？



荒凉的时代，荒芜的人群，荒废的情思。在这些大荒之中，会生出反抗荒凉的生命？就像沙漠植物，出于干旱，反抗干旱。



048



人的“中期目标”常常是以牺牲短期目标并改变长期目标为代价。结果会发生两种情况：



（1）中期目标支配了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人异化为目标的奴隶；



（2）中期目标偷偷被提升为长期目标（特别当你力量所限，一再推延中期目标的达成），结果使人“玩物丧志”，把手段变成了目的。



人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灵，所以，他不仅能为自己的处境镀金，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人生来注定就是要流血的：红的或黑的，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以这种藉口或以那种藉口。



049



在革命中，好多原先互不相识、飘零四方的游民走到一起来了。在这聚合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净化并完成了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又一座人体的金字塔诞生了。接着他们堕落了，露出了饿蚊子的疯狂来……这帮风花雪月之徒！这伙“随欲主义者”！他们玩玩这个，逛逛那个，一切神秘感都破毁了。他们谈谈这个，说说那个，一切价值感都尽行涂炭。他们的力量，在于成帮结伙，但这也注定是他们的致命伤，所以他们永远不能长久地共事，稍有起色，就内讧开来。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压制源及其发出的无孔不入之压制力──作用于“历史气候的调整者”身上，就会化为巨大的反压制力。这些反作用力，及其夺人心魄、乱人眼目的表现形式──正是发自他们特有的心理海洋。这些海洋，映现着、改造着无机世界、有机世界、乃至社会世界的洋洋大观。这一“打破”这一肃清，就意味着更加深入的革命。



050



革命，是反压制力量最激烈的表现。革命，是反压制力量喷发的最高巅极。革命，不仅要打破有形的既定压制，也要打破心理上的悟性压制。



革命是壮烈的。它是悲剧的最高潮，它作为悲剧的结束者和句号来到世间。



革命，决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政治运动的术语。也不仅是描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军事运动，以及人间可能出现的剧烈运动的区区术语。



051



有文明的类型这一意义上的革命。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



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现代人喜欢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这种革命，说它是“生物物种进化的一个个里程碑”…至于真实与否，只有他们晓得了。



就“现代科学”的视野而言：还有生命起源意义上的革命。而不是“物种起源”──“生命起源”必将成为生物学倾注最大关心的最大谜底……地质变动的革命。陆海升沉的冲天骚动……地球起源、形成；是星系诞生、澌灭──这又是何等壮观的革命！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伟大交替更迭！──那里有着最新艳、最剌目的朝阳冉冉升起……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现代智人的视野所窥见的“革命”……他确实不同于“猿人社会”！



即以“人民革命”为例。人民革命其实就是“人海战术”，是强大的反压制力量。但它一旦爆发出来，马上就成为压制性力量。反压制要求某种形式的压制来补充自己！革命的历程越长，革命所容纳的杂质越多──它的压制倾向就越明显，它的惰性就越重，它的污秽就越是沉浊。朝气蓬勃的时候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新公式化、模型化、老公猩猩化……年轻的弹性消失殆尽。反压制力变成压制力。



新的转机又开始酝酿；新的力量又开始消长。新的努力骚动了。革命，又是普遍的。《周易》曾赞叹说：“革而信之，文明以悦。”明确指出革命是文明的刷新者。“革而当，其悔乃亡”，明确指出恰当的革命乃是涤除不祥的有力手段。革命，不仅是一个西洋输入的概念，中国人，对它有最古老而又最深刻的论述。《周易》集中表述了这一理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因为革命，乃是来自宇宙的某种节奏。在它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运动中──流露出宇宙的最高情感。



不只是社会界，不只是心理界，不只是生物界──而是遍及宇宙每一个物理角落：都闪烁着革命的奇辉。没有革命，便没有明天的生活；没有革命，“存在”，就成为不可理喻又难以摆脱的超级暴君了。革命，都是好的。变化，都是可喜的。不论革命与变化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它毕竟在荆棘丛生的“存在”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没有革命，宇宙将沦为永久的黑暗。在这种意义上，创世的上帝，乃是最大和最初的革命者！



052



革命，还是沟通并转换有形的社会压制和心理的社会压制的唯一手段。



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净化”与“正义”，都应受到解咒，因为它们不同于革命，而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诅咒。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有形诸笔墨的“规律”、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束缚生命力的“原则”、“理想”。“束缚生命力”，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生命力量的伸张。在我看来，只有生命力量的伸张才是正义，只有生命力量的扩张才是净化。除此之外的“净化”与“正义”，都意味着对生命的病态限制，都意味着这些年轻时代恶棍，到了晚年却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阻止年轻人像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鬼混。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精神衰落，已经成为社会的梦魇。



053



正确的东西，只能诉之于正确的人格。高贵的东西，只能诉诸高贵的人格。而“规律”、“原则”、“理想”……若想成为有价值的──势必依附于某一有价值的、有具体生动内容的人格。否则，它们就流于空洞面虚妄了。



没有“客观上的净化”；正如没有客观的正义一样。们都是某种伟大人格或超群神格的鸡毛蒜皮！



054



在模仿西方生活和引进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俄国人比日本人显得从容不迫，他们因而造出了一大批文化上的副产品：什么普希金、莱蒙托夫，格林卡和穆索尔斯基，陀斯陀也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



日本人，则显得匆匆忙忙。因而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造就值得“炫耀”。他们的文化副产品，就其创意而言最多只是二、三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即使其始作俑者也是意不在此的。



至于中国人，则是惊惶失措、乱做一团……因此，在中国变革的中国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没有文化上的创造可以言得；反倒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真正的民间艺术。“民族的”的一词，在中国已经堕落为权势者们的梨园儿女了！ 　　　　





第一章 思想的性格

　　



001



一个新的思想洞天、一个艰难的世界景观（德国人恰如其分地称为 “世界观”）──就要诞生了。







002



“只要有十二个人理解我的作品，我这一生就不算白活。”我的词语激发他们身上的魔力。他们是这思想洞天和那生活世界的中介。他们人数稀少，却力量惊人。他们能把思想的力注入生活的田。



他们在生活之流上筑起新的民族家园。他们的家园反对一切形式的乌托邦。家园！多么亲切、多么温馨，流连缱绻。



生活的家园！精神的国家！没有精神的依恋，生活将是浮沙，家园将是废墟！



家园！家园！！家园！！！为了寻求你，我们才满怀忧患，背井离乡。家园！家园！



你出生在我们的希望之野上，是任何外来力量也摧毁不了的！家园！我们建造一座心碑，一座超神的即超越一切信仰系统的神殿──庙宇，把全部的虔诚与祝福，寄托在这里。







003



有精神而后才有行动；有行动而后才有事业；有事业而后才有成功。成功的日子当然是“黄金时刻”（尤其对具有神秘意识的创新者而言）。最后的成功，早在行动之先，甚至在那精神开始萌动之前就注定了。对那些有能力感悟到定数的心灵来说，精神之所以能降临世界本身就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是至净关的业绩。它若能掳获世俗的青睐（社会承认），当更切入急功近利者的脾性，如若不然，则“金泥泰山顶”亦可垂范万世之功。──这也许才是更为持久的。为了行动，先创造你的精神！为了成功，先铸下你的失败！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只是一种精巧的形式。除了象征性的、“挑逗想象力的”作用之外──它几乎什么也不是。这些记录思想的符号，除了激发那些善于倾听它的心灵秘笈之外，并不表述什么。视思想具有某某实在的内容──只是出于以下的谬误：



1、认为思想藉以建立的那些背景性构件是实体。



2、认为思想本身和思想符号具有某种独立于人的理解之外的客观性。



3、认为思想的基本价值不在于它的“挑逗”（启发与激发）作用；而在于它表述了某种“普遍的真理”。其实，在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灵丹──除非它只是某种差强人意与自以为是。



思想的性质在于：它是实体（人）与实体（他人或外物）之间关系的中介。有了思想，才有了关系转变的可能；故欲变革实体关系，必先变革思想。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思想是什么。



对变革的受者（即思想的接受者）而言，一种思想的表述比一种“思想的实质”更为重要。因为，传播中的思想本身只是一个“形式”。除此之外，它并无先验的、确定不变的“内涵”。它是以其新颖、活泼、独特、玲珑剔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激起深深感动的！除此之外，它并未永久性地、超时空地“说明”什么。



当然，对创作者来说，过程可能是相反的：先有冲动及观念，然后才有漂亮妥当的表达。但是，即便在思想的产生中，思想也是依循某些先前的形式而运动的，例如语言、类型、观念的联络等等。以前，我也试图以寻常的、规范化的时代风格，来阐述我的所思，但在付诸实践时，我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怎样的运思，决定了怎样的形式。否则将把文思拧成乱麻，不伦不类。





004



一个思想冲动，也就是“一种不可祛除的欲望”、“一种急迫的向往”、“深深的期待”、甚至是“日益逼近的魔影”──它能越来越紧地攫住了其宿主，反客为主，使主人为它服务！这是何等的奇能！



我的思想，你终于悄悄告诉我了：不仅要否定西方的思想、废弃西方的标准：不论是其古典形态的还是其现代主义牌号的；不论是天主教新教的西欧，还是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东欧──我都看到了它们的一贯之处，那就是和中亚细亚和新疆的共同的民间音乐，以及骑马和握手的礼节。这是和黄种人的亚洲绝不相同的一种生活类型，如果不说是绝不相容的，因为其背后是绝不相同的生命类型。因此，为了自己生命的健康，我们不仅要摆脱印欧精神奴役──而且要反抗它们的方法信仰、“道路宗教”！尽管纳粹称之为“高贵的雅利安”，其实只是充满贱人的烦琐和沉闷。西方宗教的特点是不负责的许诺与荒诞的科学说教的混合！西方的政治压迫者经常以救星身分来到中国，其实连西方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由来自东方的三个博士预言的。我们更要从西方世俗主义的拜物教之下，解放中国的良心。







005



艺术化的点染法比之科学化的描述法，更适合中国人的脾性。一切理解和醒悟都必须藉助于特定个体的特定想象力、记忆力、理解力等等──点染与描述相比，更精神、更能促进思想的发展，它不禁闭你的想象，也可使听者所听获得比言者所言更多更深的东西……我们需要来自本能的启示，而不要紧紧归纳经验的推理与灌输。经验的基础，不过是经验者的特定癖性；作为其“上层建筑和“某种感应”的经验（更何况先验的和超验的感应），较之本能即刻板又菲薄──宛如随季脱落的蛇皮、衣服。初生时也鲜艳无比、光泽鉴人；转瞬则豁然失色、悄然龟裂。经验只是人生的皮相；癖性才是人生的本体。所以许多改宗者语言系统换了，但价值标准不换──依然追逐酒色财气！



要保持某项经验的优越地位，只要禁闭癖性的自然发泄就行了。犹如要维护与逆转蛇皮的蜕落、时装的更替──只有制止蛇体和人体的发育生成。……老人就比较不喜欢更换新衣。



鉴于经验的这种主观性质，严重依赖受教育者个体感受性的理性灌输，就陷入了深刻的二律背反。理性的灌输是方程的、线型的，而感受的体验却是圆形的、渗透的。以理性格去说感受，以灌输而传达体验，无异于方枘圆凿，不能取得优异的效果。尽管圣哲的体验，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作用于群众！



另一方面，由感受和体验不仅可以生出理性来（由圆而成方），还能生出异于理性的“启示”。启示的神秘性和它的再生是一致的：它是现成的语言不可尽说的，因而能够不断突破语言的樊篱，从而更新语言。神秘的启示不必局限于宗教领域。它可以设计人生，于文化的所有领域。它的传播媒介不是文字的定义，而是一种符咒式的力量。只有获得某种机缘，才看得懂、理会得明白，这不是通过“教育”能够达到的。启示和足以激发启示的那种领导品质和教父能量，可以激活具有不同“癖性倾向”和“本能结构”的各色人等，给以完全异样的暗示，发生普遍疯狂的共鸣。



这还是仅就刻板的传播过程而言。若以更难分析的创造过程为例，则不难发现“理性判断”在其中所起的原推动作用，几乎等于零。



据文化和哲学的全部创造和大部分传播过程，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文化的感悟式的心灵直觉，而不要文明的铁石式的心肠分析。文明的心肠及其被食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性欲哲学（精神分析学派），是被两位变种的、不再信教的犹太人给系统化理论化了的“经济决定论”、精神分析学派以及“逻辑实证论”的种种“分析手段”──只适于人在技术领域的生存、发展，却完全不适于人在人的领域中的健康存在。在更大程度上它该是只属于日益衰竭的西方世界的；而神秘的、正在步上复兴之途的东方并不真的需要它，即不需要以它为生计！



最值得令人回味的是，这一由技术领域进入人文领域的蛮族入侵，尽管冠以“科学”之冕，毕竟还是先从精神领域和“哲学理论”甚至“宗教系统”等高级文化开始的，而不是像通常设想的那样，是从现代式的物质生产的领域开始的。因此我们看到，早在工业文明开始之前许久，西方人的分析精神和工具论就兴起了！──这就突出说明，是文化的模式决定了技术的形态、社会的结构，而不是相反。







006



不要宏篇巨制及其头头是道；而要一针见血与精辟独到。与其要山积的语法教科书；不如是一首诗的残章断简。是好诗创造了层出不穷的“语法规律”；而砸破一千部语法汇编也无法挤出一个新颖的佳句！与其要样样万言然则空洞无物的“学习材料”或平庸枯燥的“通史”、老套迂腐的“某某研究”、充彻陈词滥调的“精神文明”，或穿新鞋走老路的“某某文库”；毋宁要一篇简洁得足以照耀百代的奇言。与其要堆满一仓库的“通俗读物”，不如要菲薄几页“通灵文字”……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知识爆炸”、“信息爆炸”时代的回答！



“信息爆炸”的虚幻性在于：它讲述了太多的雷同之梦！这些梦，相似背景、相似欲求、相似的矫揉造作。所有的“增殖”都是完全一样（简直达到了机械般精确程度）地炮制出来，只是文化系统内部琐屑的喋喋不休！换了些术语，变了些形式，施了点儿障眼法而已。总之，演变了，但角色如一。



上面都是狂言？但却发自肺腑。──凝炼着一颗心灵仅有的几滴鲜血，它指向通往未来的幽径。



请相信“少”的启迪力和陶铸力，胜于“多”。







007



一种新哲学，席卷着它的新表述方式而来。它忽地鼓起内外如一的新风格，也许吹起一阵世界性风潮。



“理性的井水”和“智慧的河水”，虽然彼此不相侵犯，但在意识表面的底下极深处，还是经常互相沟通的。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纪，由于过度工业化的压力，文化环境也被连串地震如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等兽行给彻底毁坏了，于是，有理性的人丧失了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则丧失了理性。这是社会的真正危兆。



如果“理性”靠着压制生命的活力、损害生活的冲动，便从根子上诋毁生命才得以“实现”──就让它见祖先去吧！生命的意义无论如何不该抹煞。“理性”这层菲薄的纸无论如何包不住生命的火！连街头群众都知道的这一道理，而欧美的大师家们却不知道？现代世界──已被工业文明及其唯物主义压榨得疮痍满目、令人不忍卒读！新世界的诞生有待于向过度工业化的恶势力挑战，有待于外科手术：向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陈腐风习。虽然我们眼前还是看不到一点曙光；即便是以“反理性”自诩的西方新思潮──骨子里仍然是以理性主义为标尺。它们还是用精镂雕虫的“分析方法”和不厌其烦的逻辑推论为武器，其实，这些过去文化的末日象征，早就该扫出未来文明的堂奥之外了。







008



一言足以丧邦。



一言足以兴邦。



语言的暗示作用与默化力量，无与伦比。能扭转历史方向的人，记取”慎言”的至理吧。



慎言不是“理性”的代词。时人常以“理性”与“克制”、“和平主义”、“要文斗不要武斗”划上等号。这不仅是对“理性”的糟蹋，而且是对“慎言”的根本误会。仿佛“理性”只是赌场上的筹码、博弈时的技巧！慎言的依据恰恰在于，“言”的暗示作用完全是基于非理性的动物本能，而决非基于莫须有的理性分析。







009



有两种知识：符号知识与感官知识。思想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两种知识整合为一。符号知识，就是“学问”；感官知识，就是“体验”；二者缺一，无以完成思想的使命。



思想家不同于学者。他不是研讨世界曾经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等等。──那是学者们的事。相反，思想家是着重思考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他希望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再加上如何促进这一世界变革的实现，等等。简单说，学问家的思考方向是指向过去的，思想家的思考更像是指向未来的。以此而言，现代的思想家，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古代的先知和预言者。还有一种以学者面目出现的思想家──他藉着“对过去的理解”以寄托他对未来的希望。他在历史研究中注入了未来学的期盼。一旦剥去了他们论证严谨的学者面具──原来那还是个内心激动的思想家。



老实的学者、奇异的思想家以及学者面目的思想家都有各自的用途。他们分头作用于治世、乱世和过渡时期；而真正的思想家──显然是激烈的革命时代的珍品！他是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年）的卢梭，是鞑靼人乌里扬诺夫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有独创力的思想家将其个人的印记深深打在他的时代和他的人民中。他的思想和言论形成新的风潮。他的风格又是时代与人民紧紧地互为表里、相与生成。这风格是个人的，而且仅仅属于他人。所以，任何一个色彩浓厚的思想家必定有其不可磨灭、一望即知的个性，这个性亦即时代性。



他的风格“落实”在其著述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思想家与其他一切人类的分水岭；风格，可谓“思想家的试金石”：庸众甚至杰出的学者都可以没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思想家却不可缺如。没有风格，便没有独创的思想。万年之久的文明史，难道还有无人说过的语句？



学者们则反之，要求把个人色彩降至最低限度。它追求一种无人格性的“科学性”──即使仅仅是一层欺世盗名（就这词的最无贬义的意义而言）的伪装也罢。思想家则不然──他的出现预示着强烈的方向性。这方向性必定要求一股带有相应动力的风格。他不以客观性与科学性自诩，激动他的，似乎是那超乎主客观分野之上的“使命感”：“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论语）至于司马迁引为同调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不也是对这“动力风格”的传神点染？要求从商纣帝辛的“宗教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大方向，决定了中国此后哲学历程的“人文性质”。







010



学问与思想，也和战争、爱情一样，是人类力量的一种较量。正确与错误，并不在它的樊篱之内，而是在它视界之外。







011



静，也是一种动。因为在这动荡喧腾不已的尘世中，要保持相对稳定的“静”态，也必须出之以动态中的平衡。这意味着必须以“动”去抗衡“动”、以便达到以动制动从而抵消动、平衡动的──相对稳定。然后才能得到“X-X=0”的至高静态。这是唯一可行的尘世之“静”。在一切“静”的底里，无不蕴藏着深而激烈的“动”。它是“势力均衡”的动，它是所谓“相对的静”──若不从此着眼，将使人误解为“绝对的静”。变化的可能及潜力──决不等同于“动”。佐证了“静”的相对性，说明它只是“动”的别一种形态。



无论自然界、社会界以及心理界的伟大风暴兴起前夕，总有一种同等量伟大的宁静乃至于“沉寂”，统治、弥漫着……这是因为脆弱的平衡，以其死期将近，而变得格外执拗，格外冥顽不灵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均衡的进一步倾斜，终致破裂，形式急转直下……“X-X=0”一变为“X-X=X”。就这样，寻常之数的金科玉律突然失效；代之而起的将是“革命的定律”，即大动干戈的定律。在这里面，有多少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事态啊！







012



不能（或是“难以”）被语言表述的思想，即成为“神秘的”。所以，神秘的不是存在，神秘的只是观念。它，只能知觉，难以解释。有关“顿悟结果”的信息，是不能用语言的线索，清晰传递的。它只能保留在心灵里──直到像是自生那样自灭。这就是神秘！神秘感，永远只属于一个人。



能够传达的，即使可以被夸耀地叫做“神秘”，那也是一种退化了的神秘形式。







013



董仲舒的唯理主义是神秘的，它是先秦理智主义（“诸子百家”）向东汉神秘主义（“谶纬之学”）的过渡，因而充满了内在的紧张，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另方面，先秦的世俗化多元思想，到了董仲舒手中，已经整合为宇宙秩序的系统一元论。“罢黜百家”实即“融汇百家”，“独尊儒术”实即“剽剥儒学”──思想运动就以此双向交叉，而成独一圣果。在内在的不调，则使此圣果产生了裂痕。董仲舒之学，与罗马帝国的万神殿运动相似，而与基督教运动相远，所以，它不能导致一个新文化模型的诞生，而只是走向旧文化的整合。这一事例表明，用世俗多元化的唯理主义的方法，去阐明宇宙一元论的神秘主义指归──这从来都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再生之路。



要拜物主义还是要人本主义？唯理之路和唯情之路孰更通达？这一决择也许是解决未来世界难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注重思想应当让给注重行动；重视分析应当让位给重视直觉；科学将让位给技术；理论将让位给宗教；商业主义要让位给神权政治；势力均衡要让位给宇宙秩序。







014



对于本书而言，西方式的论证要让位给东方的断言。细细论证，必须在相近似的文化圈子和共同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功效。宛如咀嚼只在食物与肠胃配套时才有功效。对于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来说，他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必须创造新的食谱以适合新的胃口。细细咀嚼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呢。因为这时即使有了论证也无人能够领略它，更无人愿意接受它。论证的说服力远远不及胜利造成的新适应力来得有效……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没有必要的闲暇来安排自己的论证程序，好在今后的千年历史将产生足够的学者来为他完成论证并为他制作论据。



论证和论据具有这样一种独占性和排他性：



只有在排斥了异己分子的圈子里，在广泛同意的基础上立起的“沙龙”中──论证才具有压倒一切的份量。因为在这里，对“论证”已不再需要作出进一步、进两步的深入论证了！因为被文化所隔阂的人群之间，人们是既不会去听也断然听不懂一个“异己分子”所运用新的象征及其种种论证的。现在，只因全球文化界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沙龙”，所以也就越来越不能接收新的信息──局限于旧方法的论证，对新事物几乎是多余的。只有新的文化所培养的新的感觉，才能发见新论证之合理？







015



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当说陈述比论证更实在也更迫在眉睫。对于能够理解将来未来之际的巨大风潮的人们而言──现在陈述一个新思想本身就是雄辩与论证了！而旧文化模型所谓的“论证”──却往往是建立在一些拙劣的、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迷信之上的？



何必要力求“自圆其说”──以博得更大的欺世盗名之功呢？！这也许是出自日常需要的考虑吧！尽管世界并不是绝对圆的；地球也不是绝对圆的，但有些理论体系却很圆很圆，以至到了“天衣无缝”的绝对程度？老天，这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啊！



在我看来，一种好的理论并不诩为真实表述了甚至“再现了客观世界的实况”，从而抵达了足以宣布一种“客观真理”的圣地。相反，它只谦逊地承认自己表现了人的心理气候的一种变迁，如此而已。而这心理气候是注定了要改变未来世界的全貌的。



思想和学说应该是社会行动的前兆。它本身不应是孤立的，到此为止的。孤立的思想若不化为连续性的行动──就只能悄然退化、默然枯死、被人遗忘……思想本身就应该是一次特殊的行动！一种有待深化并且具体化的行动。这变化即使不由思想者自己来促成；也应该由别的受到感召的人们来完成！



思想不仅判断世界，更是投入生活的态度，甚至一个行动的前提。



赵括的悲剧是理论兵家一旦执刀兵时经常遭遇的。政治理论家韩非不也是这样死在秦王和李斯这对狼狈为奸的政治双簧的政治阴谋中的吗？柏拉图为试验他的贤人政治梦想，虽未丧命丢脑袋，但也被贩卖为奴，甚为酸楚！这种悲剧大多发生在文化周期的末了，这往往是一个思想与行动全然脱节的时节！就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言，各种哲学及其语言概念逻辑所表达的思想，其实是相近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处境，在有关永恒的问题上，实际是相近的。无论是痛苦、是骄傲，是神秘、是明晰，是感情、是逻辑，是时间的迷惑还是空间盘旋……我们都是“太子”，都在神与兽之间流浪。等到人类统统成了超人，超人也就沦落为凡胎了。你无法把最伟大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类别上！



从这种意义说，哲学不过是一种呼吁，不是真理；只是生命力的演绎，不是本真。当然，呼吁又何尝不是真理？生命力又何尝不是本真。──但只有哲学家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说得究竟对不对时，他的哲学才是可爱的。







016



这是“思想家的哀歌”：



人的行为是哺乳动物的本能，也深刻地支配着人，支配着人的思想和命运。



人若试图脱离甚或减弱这些本能──就难以生活下去。所谓“动物性”──对于人的健康生存来讲，不仅必需而且有益。没有刺激，生活成赘疣，思想成为无益的装饰。



人的机体功能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而只是为了复制自己、发展本能、延续生命。总而言之，是为了活而活。所谓“高级生活”不也是一种生活吗？尽管采取了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即升华的方式。思想是要用的：“伟大的思想不同凡响”，但并不在于它的装饰性，仿佛工艺美术商店里的玩具；而在于它的辅助性，仿佛锅碗瓢勺。



即便是“对世界的发现”，归根结蒂不还是对人本身的一种自我发现？这不是功利之徒的花言巧语，而是历史的基本事实：不作用于社会，思想，难以成为伟大的。退一步──即使有一个奇异的头脑可以酿造这样的思想，它既不能被人理解，也就缺失了存留、发扬的条件。



思想也不是避难所。勇敢的人们，应从思想的潜伏中断然挣脱，出袭世界，驶入历史的蔚蓝色的甚至是污黑色的汪洋。







017



他不沉湎于思想中，以致于死。



思想应成为这样一种优美的祭品，它是献在王者足下的一朵鲜花，新鲜、清香、湿润、色泽沁人、含蕊初放……它不是储藏遗体的一段梓木，哪怕它储藏的是秦始皇的尸体。



生活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充满了使人困惑的矛盾和令人诧异的混乱──所以，某种理论、学说如果十分成功地排斥了生活本身的这一特性，从而变得非常圆满、谐调，不再有任何自相矛盾或略带模糊的中间地带，它倒流为虚伪浅薄的矫情了。它的魔力随着圆满而消失了。



历史仿佛说，只有包涵某种矛盾与混乱，并勇敢而公开地承认这些矛盾与混乱才是生命的特性，才不失为博大。



解决了一切矛盾的理论，除了修茸其自身之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消除了一切混乱的、“不规则的”、“意外的”等现象的学说，除了润滑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消除。──这是多少大学者都该重温的小学课程啊！



对于此起彼伏的大千世界来说──关键处不在某个头脑和灵魂中酝酿了什么不同凡响的尤物；而在于这些个人思绪何以推演而成惊天动地的时代思潮。







018



“写上一万字的得意文章──其快感相当于寻常生活中的一年！”



真正的书写者即以写作本身为使命而不是以写作为名利工具的写作者，如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就是这样一些怪物。他之所以勤于笔耕──是因为他必需倾吐块垒，否则便会抑郁而死！



请原谅他写得不甚妥当的一切吧，因为那是他生存状态的一种折射！



如果谁能理解“历史力学”话，也就能体味到，即令在一切“疯狂”后面，都有着它的一切理由。著作、笔记、书信……这些都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死亡的记录”。尽管它们被崇拜者誉为或被作者誉为“生命的路标”，但路标的箭头指向哪里，却是不言而喻的。写了，也就死了。



（一）活生生的东西是写不出来的；



（二）一旦写出了什么──产出它的本源也就迅即枯涸了，即从意识中被排挤出去了。所以，一个安慰人的想法是：还是慢点写吧。这等于是慢跑着接近死亡。







019



有些对象（“存在”、“客体”……）是不能加以客观性的研究的：或因其神圣，或因其猥亵。──这就是“崇拜”与“唾弃”的功能。有些事物（“关系”、“过程”……）是不能谈论的：或因其邪恶，或因其恐怖──避邪和忌讳就这样产生了！历史上的禁忌多是由于特定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如现当代的“法律”一样。这都是迷信、非理甚至崇拜暴力、崇拜“恶势力”的结果。



如果任何对象都被等同对待，不分档次地拿来观赏、研究、分析、摆弄──那无异使人生丧失了一切秩序与准则──神圣与卑贱一同倒在尘埃之中……比如“爱情”（这也是准宗教情感，它要求西方式的献身──“为了基督”；而不是中国式的占有──“我佛保佑”。）我总觉不宜以理性态度、功利心肠去追索、分析。艺术的表达与夸张也许是免不了的通病，但是，盘根究底的讨论却万万要不得！讨论爱情、研究灵性的人，多是冷血动物、利禄之徒。人生许多的事，都是如此“不便说明的”。不少标签自己通晓一切神秘真理的传道人，因此沦为“售卖上帝的人”，甚至沦为“出卖基督的人”。







020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战败者的学问”，而诗则是“战败者的歌”。密支凯维茨写道：“不。我要和暴风比一比力量，把最后的力量交给战斗，我不愿爬上荒凉的海岸，悲哀地计算着身上的伤口。”但是，他若不爬上海岸，又如何成为一位大诗人呢？如果柏拉图的叙拉古革命竟然成功了的话，那也就不会有什么《理想国》与《法律》诸篇了。马基雅维利也是如此。这正为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主旨所破：“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似乎已构成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一种“模式”。



当然，也有大量的哲学和诗是为胜利者写的。如被尊为官方思想的一论和供在庙堂里的颂诗。其中也不乏伟大的作品，如《颂》和《伊尼特》，托马斯．阿奎那和董仲舒之类。但这种东西大多是“集大成式”的，而非首创性的。首例的狂喜，多是来自被放逐的苦难。而而陷于顺境的人，更多是朝泄欲的方向去用力。（就这词的最深刻的、陷入本能之网的意义而言。）



现代的“学术”已沦落为什么？──斟酌各种说法而已。现今的“文章”已被蹂躏倒何等田地？斟酌词句段落而已。这是没落时期下学术、枯死时节的文章。



让我们在现代文明所造就的如此这般的无名荒漠中痛哭吧！



这时真理的亮光也许才透露出来：



纷繁生动的时节万象，一旦被条理化，就成了一挂整齐然而干巴的拖把布了。这就是“分析”的苦果？而人的“理智”，除了“分析”、“判断”以便“归类”、“收藏”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呢？它怀着满腔的“科学热情”（这本身就是一矛盾的连体），利用观念的裂变性，把世界撕成一条条的“理”“念”。然后再大言不惭地称此为“事实”、“因子”、“存在”……这就是我们“文明人的骄傲”？



以语言为基础进行的交往是皮相的。语言不能沟通两个隔绝的心灵。最传神的倒是那无言之境，某种基于生物场“电”──“磁”的感应！这默契包含的微妙信息，可以在神奇的“一瞥”中接通了、传递了！批判的分析能力是可怕的！像是福尔马林窒息了一切生命活动似地杀死并肢解了一切“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感受的意义，在批判之光的高强辐射下，人生一切价值赖以存在的神秘感与可靠性，荡然无存了，一切魅力也在根子上被窒息了。社会生活的过强压力，使得批判能力恶性膨胀起来……而这一压力本身，又源于社会的危机状态。危机产生了批判，正如醒觉产生了意识。但社会的繁荣，却需要某种坚实的、不经理性批判的信念为基石的。这种“迷惘”──一旦被澄清了，理解的批判之光一旦升起，社会的固有秩序也就土崩瓦解了。



具有经久价值的思想无一不是“发展中的思想”。因为思想作为人生的一种分泌物也像人生一样，扩张感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唯有扩张的事物，才真的可贵。这样看来，思想价值的前提并非思想的条理性；条理与“逻辑”只是思想用以说服听众的有效形式罢了。圆满的思想无懈可击，像是一件可爱的、把玩的艺术品，雕琢它的功夫远比做成它的功夫多得多，决不是新文化的前兆。作为新文化前兆，深思熟虑并不需要“条理”、“逻辑”来规矩自己。因为他的深处已有自我怀疑、自我证伪、自我更新的因子。有一天这因子发育了，自然铸成一个死亡与一个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