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对习近平造成危险》（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BBC记者，发自北京2022年7月9日早上6点38分）报道：
6月，一列从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去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乘客最终没能抵达目的地。
列车前往首都的途中，被身穿防护服的官员截停。他们登上列车，用扩音器宣布，所有人必须下车，因为其中一名乘客与一个新冠感染群组有关联。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初期，中国民众在大多数时候都会听从这样的命令，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政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管理当局不能再将这种顺从视作理所当然。
旅客大声回应：“不！为什么要我们下车？你们是怎么让这个人上车的？”但是，他们很快就被送去几百公里以外的一个隔离中心。
这样的举措是中国坚定的“新冠清零”政策中的一部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反复警告，其他的路线都不可接受。
在疫情最初于武汉爆发之后，这个国家将自己封锁在一个巨大的新冠防疫泡泡内，令全民免受其他地方所经历的高死亡率，但是这却是有代价的——而且有越来越大的政治风险。
在中国，共产党对重大社会动荡的恐惧高于一切——而在今年稍后的党代表大会上进入历史性的第三任期之前，习近平不想看见这种事发生。
弥漫空中的不确定性
世界其他地方都在试着与新冠病毒共存之际，中国是唯一仍然将抗疫视为第一要务的重大经济体。
所谓的新冠“清零”措施包括大规模检测、追踪接触者和严格隔离等。只需少数几宗病例都能触发全城的封锁。
北京最近只有几宗感染，但是2100多万居民被要求每三天就排队进行核酸检测，才能进入公共大楼，甚至是街角小店。
当有一宗新冠病例确诊时，整个街区都可能被迅速封锁。这对于商家来说尤其苛刻——可以看到一些商店、酒吧和餐厅直接长期拉闸关门。
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确定性当中。做计划很难，而这会令人想知道，人们还会对此忍受多久。
由于出现新的感染群组，上海宣布新一轮大规模检测。
如果共产党还没有对这一切有所担心的话，它现在应该要担心了。假如居民再次被强制圈禁在家中，不难想象上海会出现的骚乱。
但是，中国没有显出改变其新冠防疫政策的迹象。全世界都在看着，并且都在问为什么。
简单来说，有两个原因：政治和疫苗。
中国的疫苗接种率仍然太低
目前并不清楚中国为什么会在疫苗接种率上掉链子，这个国家的接种率还没有到可以让它安全开放的程度。官员害怕大规模爆发可能会让医院不胜负荷，并造成大量死亡。
中国国家卫健委梁万年教授在3月份表示：“一些脆弱人群尚未完全接种两剂疫苗或加强针，因此我们不能就这样让步。”
当局有过一些迟来的措施试图提高疫苗接种率——根据官方数据，89%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但合资格的人士当中只有56%接种了加强针。
几个月前，这个状况要更糟糕得多。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长者。在香港，大部分死亡病例都是长者和未接种疫苗人士。
在4月上海爆发疫情时，市政官员表示，60岁以上人士只有38%接种了三剂疫苗，80岁以上只有15%接种了头两针。
在全国，80岁以上只有19.7%接种了加强针。
为什么不愿接种？对于中国的很多人来说，政府在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毒株出现之前对于新冠病毒的成功控制，好像降低了对接种疫苗的紧迫性。
官员一直将新冠疫情描述成一个国外的问题，归咎外国旅客将病毒带入中国，而这种观念扎下了根。
人们也向BBC表示，一些医生曾向那些患有基础病的人士警告疫苗的相关危险性——而不是警告不接种疫苗的危险，特别对于长者和高危人群的危险性。
BBC在北京一个公园里访问的一些退休人士表示，他们不是很担心病毒。“我不担心新冠。小心一点，戴口罩就是了，”一名85岁的女士告诉我们。她说，她和丈夫在那一天早上刚刚接种了一针。
旁边一个男人说：“北京的疫情管控很好。北京人，中国人，听政府的。跟外国那些人不一样，叫我们留在家，我们就留在家。”
不过，北京还没有像上海、武汉、西安、吉林等等地方一样经历过人们被限制在家中的全面封锁。
首都的人们常常将中国的经验与他们所认为的外国相比较。政府控制的媒体大量报道其他国家的新冠疫情，但是对于上海封锁令之下居民遭受粮食短缺的混乱和艰难状况，报道的准确程度却低得多。
于是，为什么习近平的政府没有更卖力推行疫苗接种？旅行须核酸检测——但为什么不要求疫苗接种纪录？中国的好几个国际企业组织均呼吁，将检测和隔离的大量资源分一些去更积极地推行长期疫苗计划。
本周，北京市政府宣布了一项变动：进入电影院、健身房、网吧、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娱乐场所须出示疫苗证明。但是，疫苗只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
“清零”变成了一项政治挑战
问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似乎是来自于官员对于党的宣传太有信心。
政府代表人员曾公开嘲笑其他国家放开封锁的举措。他们声称，中国不会这样做。
6月，习近平到访了武汉，全球大流行最先出现的地方。官方媒体称，他强调“动态清零”政策的价值，并要求当地人，政府会以人民的生命安全为优先。他还被引述说，如果中国转向“集体免疫”政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经显示了，这种病毒是如何不可阻挡，但是中国最高层所运用的话术仍然集中于“战胜”病毒和“打赢疫情防护保卫战”。
结果，这里的很多人都相信，只要够努力，病毒就能够被清除。
新冠清零成为习近平面对的一个政治难题。
假如这场危机距离开启习近平第三任期的下一届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有几年的话，气氛或许会不一样。但是，它距离现在只有几个月。
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启了两届任期之限，避免再次出现像毛泽东那样统治中国近三十年的人物。
但是，这个限制现在已经被取消了，以容许习近平继续掌权，要多久就多久。这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历史上，可算是一个不小的改变。
在权力高层当中，就算有人不想让习主席走毛主席的路，也没有太多办法，更没有太多机会阻止。
这需要些什么条件？
一个政治机制（比如党代表大会）
一次紧急事件（比如，一次重挫经济的疫情）
应对以上危机时失败
有足够的党内成员认定，继续让习近平掌权的风险大于反对他的风险
很难想象，这最后一个前提离现实有多远。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和他的盟友，总是会考虑最坏的情况，以确保它不会发生。
5月，据官方公布的要点，作为中国政治的最高决策层，七人组成的党内政治局常委强调，要“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如果关于“清零”政策的摇摆不存在，他们就不会讨论所谓的“怀疑”。它必然已经在相当高的层面上存在了。
无处不在的抗疫疲劳
要说权力高层当中没有人提出问题，将会很令人意外。好多个世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是最重要的优先项，而新冠正在破坏它。
经济学家在猜测，这个国家的数据被虚报，而掩盖病毒和防疫之战所造成的真正影响。
世界银行在6月的更新数据预测，中国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在2022年将减缓至4.3%，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密克戎爆发和长期的封锁。
但是，现在要在党代会之前放弃“清零”政策已经太晚了。习近平必须挺过去，并希望在他的新任期之前不再出现全市规模的封城。
在那些经历过多次或者长时间封锁的城市，新冠抗疫疲劳的迹象无数不在。
更多的社交媒体帖文在公开地开政府的玩笑。这在其他国家或许算不上稀奇——但在中国，它代表着一个实在的转变。在上海被封锁，食物不能进城的时候，人们开始发布电影《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的歌曲《你可听到人民在歌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这并非意味着要紧急建起围墙了，但却是打了政府的脸。它在新冠疫情防控上的名声从高度有效变成了拙劣和僵化。
上周，官媒引述北京市党委书记说，“清零”政策将至少再持续五年，在社交媒体上立即引发反响。
然后这很快被纠正了，似乎这当中有误会。
之后又有另一个消息，宣布国际旅客的隔离期将减少到七天酒店隔离后加三天居家。似乎这是安抚紧张情绪的一种方式，向民众显示，政府正在试图放宽限制。
但是很多人相信，中国只不过是在施缓兵之计——总有一天，它必须想办法向前走。
一个可能的台阶是，重新定义新冠“清零”，并找个方式宣布，已经取得了胜利。
在那之前，局部之火还是会不时烧起来的。共产党不会想让它失控。
谢选骏指出：费拉、、废垃也敢抗议一时，但却无法坚持一生——所以1989年也敢全民蜂起，但旋即做了鸟兽散至今。这不仅“让人真的看不起”，而且等于在鼓励暴力镇压！你们既然不敢坚持到底，为何当初要假装参与呢？这是因为，废垃也有做人的欲望，但却没有做人的决心、毅力、坚持到底的能量，所以他们就想法设法地生儿育女，想用这种“另类的做人”，把满足“做人的欲望”推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可是啊，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子孙怎么可能做到呢？自己都不想完成的任务，却要儿女去完成，这是不负责任的、极限自私的。结果呢？老鼠的儿子还是老鼠，韭菜繁衍出来的还是韭菜。费拉的命运还是废垃——因为我所创立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概念尚未普及展开。我所创立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概念一旦普及展开，费拉就有能力，把做人的欲望化为立即行动的能量——就像我十四岁的时候下定决心开始行动，从“努力背诵字典”到“撰写谢选骏全集300卷”——五十多年天天极尽全力地奋斗，以便完成常人一千年也无法完成的工作。这就打下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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