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共产党不能领导民运

《曾慧燕：方励之遗孀专访：我们问心无愧》（2016年6 月9日 华新民）报道：

今年是1989年「六四」事件27周年，也是当年被中国当局视为八九天安门学运黑手的中国科技大学前副校长方励之80岁冥寿，《方励之纪念文集 — 人文卷》及其英文自传最近出版。「六四」事件后，外界对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一直有争议，并以「道德资源流失」的理由责备他，究竟他有没有后悔过进美国大使馆？为什么他不能成为「中国萨哈罗夫」？为什么他不愿意做海外民运领袖？

方励之遗孀、北京大学前物理系教授李淑娴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首次正面详述其看法，并澄清外界一些传言。她强调，她一生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六四后「拚死拚活」将方励之留在美使馆，为他争得20多年有意义的生命。

方励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如何评介？《方励之纪念文集·人文卷》及其英文自传最近出版，与2014年出版的《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及中文自传堪为姊妹篇，能够被世人横跨科技和人文两方面来铭记的人寥若晨星，非方励之莫属。

林培瑞问过余英时如何看待方励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身为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将方励之与五四胡适、罗隆基等人权先驱相提并论，他们不但推动了人权概念，同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提倡「民主」。到了20世纪中叶，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彻底中断中国向往民主人权的传统。因此，方励之在1980年代提出民主和人权，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继承了晚清到五四被中断的传统，只是方励之「后生可畏」，因为胡适、罗隆基是在较为自由的气氛中提出自己看法，方励之是顶着很大压力提出的。

林培瑞指出，今天「方励之」三个字仍不能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大部分年轻人也没听说过他。对这一点，余英时又一次把胡适跟方励之做对比。他说胡适的名字在五四时期广为人知，到了毛时代被彻底抹杀，但到世纪末又恢复了，现在知识界又享有特殊地位。方励之的名誉将来会不会跟胡适一样在公共舆论恢复？余英时认为有可能，林培瑞也认为很可能，因为方励之提出的概念是普世的，他们「相信将来的中国历史会承认这一点」。

方励之获得自由后，在亚利桑纳大学任物理系终身教授时遭遇两大厄运：一是他的爱子方哲在他们居住的亚利桑纳州遭遇车祸丧生，对他晚年是致命打击；一是他自身患了险死还生的「山谷热」，饱受病魔煎熬，一度生不如死。方哲英年早逝，对方励之夫妇是难以言喻的痛，过去不少朋友表示关心，但又怕触痛他们已经撕裂的伤口，「人文卷」内，对此也有第一手披露。

以下为访谈摘要：

记者问：《方励之纪念文集·人文卷》近日出版，请问此书跟 2014 年出版的《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有什么不同？另外美国也出版《方励之自传》的英文版《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 》，两书选择在目前出版有什么意义？

李淑娴答：励之倏然离去，我的生命几乎随他而去，我悲痛逾恒的心情不足为外人道。我还活着，就是为了完成他的未竟之业。在这巨大的悲痛中，我强撑精神整理了他的遗稿，台湾《远见》出版了《方励之自传》，很受欢迎。而他生前活动，不仅做科学，也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他去世后，大量纪念文章涌现，有科学界的，也有社会、人文各界的。这些文章写得动情而丰富，较全面客观描绘了励之的丰富生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素材。所以，我和励之的学生、朋友决意把这些纪念文章编辑出版，作为真实历史留存后世。

我们先编好《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由香港《明镜》出版，最近再出版《方励之纪念文集·人文卷》，也是《明镜》出版。

今年是励之80岁冥寿，在美国出版《 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 》，它就是《方励之自传》中纯粹自传部分的英文版。出版后，反响极好，引起更多人要了解方励之。因此，两本书的出版正应时而可贵，结成报导励之一个更有广度、相辅相成的篇章，希望对励之和那一段历史有更全面了解。

问：当局指责你们夫妇是八九学运的「幕后黑手」，1989 年6月12日发出对方励之、李淑娴的通缉令，您觉得你们当时对学运起了什么作用？有多大影响？

答：我想这要从这段历史的前奏说起，四人帮倒台之后的1978至1986年代，励之首先在学术思想，后推广到社会问题，并涉及对马列思想局限性的公开批判。在他担任科大副校长期间，致力改变高等学校中一些陈规陋习，获得很好效果，师生满意，校风清明，学校评价高。人民日报连发五文《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并传播到全国。

在他受邀到各处讲学时，这些影响不断扩大，这是一个启蒙过程，影响到全国，被当局认为是「危险人物」。校内有专人监视，出行有人追踪，即使没有后来的合肥学运，方励之被整肃是早晚的事，因为，方的办学思想触痛中共正统的办学原则——「为一党专政的工具论」。

我们到澳洲，在与学生座谈时，谈到北大学生墙报中提及，高干或家属在国外有银行账号。自此，我们在回国一路，感到特务紧逼。 这也导致我们回国后，邓小平要起诉方励之，更引起权贵们憎恨，我们被再次升级。1989年2月26日布什宴会事件，我们和当局之间的矛盾用赵紫阳的话来说，已「变了性质」。

关于后来爆发八九学运，学生的诉求，我们是同情、支持的，但我们自始至终不支持学生过激和伤害自身的绝食行为，偶有学生来我们家，我们都是力劝从广场撤离，他们一度被说服，但一回广场就身不由己。

5月18日，我代励之参加社科院组织的「文化知识界救援团」会议，我发言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明确劝学生撤出广场。当时也有多起海内外电话，或不断有人亲自登门要我们去广场劝学生撤离，被我们婉拒，因为考虑我们一到广场，恐反会给学生加温；只能私下一个个不厌其烦劝说。

事实上，自从励之被从科大副校长革职，并开除共产党籍后不久，我们已被严密监视，门、窗可见处都有小汽车（当年一般家庭没有私家车）。6月1日由当局组织郊区农民游行，烧方励之仿真像，他仍冷静面对，照常上班、写科学文章，和为将要出版的科学书写前言，直到6月4日，还在约研究生面谈。但不管我们怎样做，都已内定为首要被打击对象。

问：「六四」事件后，外界对于两位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的问题一直有争议，方励之先生有没有后悔过进美国大使馆？

答：六四凌晨开枪之后，多人或通过电话、或登门、或托人到我们家，劝我们尽快离家出走，有人主动愿意提供藏匿地点，都被我们婉拒。ABC的柯达德，VOA(美国之音)的潘海蒂等来电或登门，问：「要不要提供帮助？」我们一一婉拒。 Perry Link(林培瑞) 一天来了三次，他后来在文章中提到，方励之在频频被催走声中，却说：「这是我的家，我没做过坏事，为什么要离开？」（详情见「人文卷」林培瑞的纪念文章《方励之的八项美德》）

离开家后第一夜在香格里拉饭店，我建议第二天去大使馆要签证，励之说：「明天，李政道约我吃饭，所以我要回家。」他以为一夜过去，一切应当恢复正常。第二天一看满街仍然是持枪的军人，我说李政道一定走了，他才同意先去大使馆，暂时离开这「战乱」之地。

在大使馆，本意是拿到签证出去避一阵风头；或在使馆避几天，过了乱枪时间，就回家去，并要求若我们在大使馆一定要保密，担心影响广场学生（当时，广场实际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但显然他们做不了主。励之说：「我们走吧！」意思不愿求人。我要求留下护照，因为一时北京不可能安静，出去可以做点事。他同意了。在Perry Link 帮助下，住进建国饭店 Mathews 空着的房间，说好明天 Perry Link 帮我们一同去拿签好证的护照。

当夜，使馆先来电话，后派人来，一反下午的态度，要接我们进使馆，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布什总统的客人，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临行我再强调保密，进入使馆已是6月6日凌晨，这就是我们进入美国大使馆的过程。

说是「避难」，因为我们两种要求之一是：在使馆躲几天。说是「作为布什总统的客人，被请进使馆」，也是事实。总之，我们是在感到有生命威胁时，进了美国使馆。

6月7日，美国方面广播我们全家进了使馆，引起我们不满，认为他们没有按承诺保密，励之和我都觉得应当离开，他更坚决，不断打电话给代理大使（刚到新大使尚未上任），又打电话找 Perry Link，但都无果。接着，不断传来当局逮捕学生消息。这时，我改变了主意，觉得不应当出去，和励之展开争论。我认为，政府已大开杀戒，杀无辜的学生、平民，我不再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更没有必要引颈就戮，励之仍坚持他的看法，觉得自己没做任何犯法的事，可以坦然面对……一直到6月12日当局宣布对我俩的通缉令，他没话说了。

之后多年，虽有种种议论，面对有关提问，他从未说是我的决定，也没有和我再讨论此事。只在他重病中，他说：「进入大使馆后，你阻止我要出去，最后我听了你的，结果为我争得这20年时间。 这20年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培养多名博士；十几名博士后随我工作；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建立、组织多种国际合作。这20年生命是值得的，你的决定为我争得这20年有意义的生命。」

他是一个对自己生命意义极为严肃的人，时时拷问自己。他离开那片生养他的土地是如此不舍，对正义与邪恶也理得很清。尽管他对政权与国家早就厘清，但心底里对故土的那份情是铭刻于心、溶于血液的。

问：对你们进入使馆之举，外界一直有不少人质疑，并以「道德资源流失」的理由责备，觉得六四事件之后，你们不应该「躲入使馆」，应该和学生在一起，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何谓「道德资源流失」？什么是「道德」？难道浑浑噩噩，助纣为虐在历次运动中去整人是道德？不！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不顾忌自己会失去什么，我们只是对社会、尤其对青年做了思想启蒙，因此被当局视为「危险人物」。学生走上广场，市民争相协助，是现有社会存在的本身问题使然。启蒙使人们知道自己的价值、权利。杀人，是当权者举起屠刀杀人，不是「启蒙」杀人。我们不鼓励青年做不可能的梦，但要活得清醒；我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告诫过他们。难道说，在广场屠杀后去送死就是道德了？

有一种人的说法，因为参加了运动受到当局镇压或磨难，不去更清醒地认清独裁政权的丑恶和必然，反过来用「道德」来责备我们为什么不一同在广场受难。我们，失去两人一共74年的工作记录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但我们从不后悔。

中国在长期扭曲人性的「党的教育」下，会有人失去自我，任人摆布，也不尊重生命，会有「看热闹」的心态。既然反抗不过，但内心有不满、不平的，希望有英雄出现，哪怕英雄被砍头也是好戏，起码看见有人认认真真地反抗过了，过一个「看见反抗者被砍头」的瘾。这是「怯懦的英雄情结」。

我们问心无愧！启蒙，是为了中国人活为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人，使我们的国家成为文明的国家；避难，是不愿被屠杀，不愿当他们坚持极权统治的祭品。在1989年6月的黑夜，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隆的坦克碾过，成百也许上千的生命，流着热血死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打的旗号就是「保卫极权专制」，难道要再加一份我们的鲜血来祭，就是道德了吗？我们何罪之有？何来「道德的流失」？

问：你们在美国大使馆待了将近13个月，抵美后，外界尤其海外民运组织对方励之先生寄予厚望，希望他整合海外民运，重振旗鼓，但他选择去亚利桑纳大学任教，与政治保持距离，招致许多人批评。据了解您是支持他的选择的，能否谈谈您的想法？

答：励之的老本行是科学，他的专业是物理，一辈子献身科学。他对科学的态度或曰追求，也可说是以身相许。科学，是他「心之所向，魂之所牵，命之所寄」的终身事业。不少人，一旦有行政职务，就放弃、或减轻科研教学。在大陆，他曾任副校长，由于校长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他承担极重的事务，但教学、科研、带研究生照样进行，研究生们既怕又爱他，他的「天体组」科研成果在国内名列前茅。他并非政治人物，却不断卷入政治漩涡中，只不过因为他克尽言责而开罪权贵。

到了美国，他仍关心中国的命运，或曰关心政治，各人有各人的选择。他从来反对有太多的「职业政治家」，他自认不是那样的料。何况，在合肥他有这样的经历：1986年11月23日科大学生聚在在合肥市府广场静坐不去，他和管惟炎校长连夜去说服，学生安静地回校（有照片为证），可是，最后竟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他虽然没有应邀做专业民运人士、没有「吃民运饭」，但他出任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共同主席，后来退出，成立中国维权网，直到去世前一天，他发出的最后一封中文电邮就是约他们来土桑 (Tucson) 开会。至今，此网仍在运行。同时，他在科研方面建树颇多，这也是他为何对我说「这20年生命是值得的，你的决定为我争得这20年有意义的生命」的原因。不少随他工作的人，回国后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

问：方励之先生有「中国萨哈罗夫」之称，您能否谈一谈这个称誉对他是否名至实归？

答：他对国际媒体或友人响应过：「我就是方励之」。再说，我认为中国不可能有「萨哈罗夫现象」。中共模式是从苏联学来，但比苏联更残酷，极权掌握在低知识、充满封建意识的「山大王」手中。比如，苏联科学院可以不听上级安排，把党棍选掉；各类院士完全凭真学识；知名的顶尖科学家朗道有「反动思想」，派人记录他的言行，但保护他的一切科学活动；把卡皮查从英国骗回来，保证他的一切科学研究。这类例子很多。对萨哈罗夫本人也是如此，但他毕竟可以住在家里，发出自己声音。

方励之在1979至1989年间，在科学、教学、国际交流方面均作出骄人成绩，国内外瞩目，他在社会问题、在思想启蒙方面开罪了中共统治者，成为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在六四屠杀之际正是杀励之的「好」时机。不要以为，励之不进大使馆，就可以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这简直是做梦！他只有送死！ 其实大家应当看得到，在当时环境下，励之硬要做「中国的萨哈罗夫」，就只能当烈士。他的使馆日记提到，当时他已有意为民族献身、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或做好被长期监禁的准备，所以他也曾好几次要离开使馆。但我比他更清醒，所以才拚死拚活拉住他，尽管他心有不甘。

不管外界对此有什么议论，泼脏水也好，不真正理解方励之的人也好，犬儒化的人想看「英雄就义」的大戏也好。我认为，在我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把方励之留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使独裁统治者没有砍下这棵智能的头，使他的生命加上这20年所作所为给人类留下美丽的印迹。我以此为荣！

谢选骏指出：方励之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萨哈罗夫」？为什么不愿意做海外民运领袖？因为方励之还有自知之明——共产党不能领导民运。三四十年以来，海外民运之所以一事无成，就是由于“共产党领导民运”所致。因为六四前后叛离共产党、共青团的“民运分子”虽然遭到了共产党当权派的打击，但是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共产党身份、共青团身份——这些人领导民运，自然想尽办法一事无成。